伊斯兰恐惧症
极右翼为什么热衷伊斯兰恐惧症？反穆斯林政治动员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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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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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本文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2019年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年鉴》。
•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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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锡克教徒和其他“看起来”像穆斯林的少数群体也可能成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 同样，这种行为针对受害者是因为他们被认为与伊斯兰教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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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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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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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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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戈尔山，“2014年史蒂夫·班农阐述了他的世界观。今年，他协助制定了一项符合该世界观的签证禁令”，2017年1月31日，摘自Vox网站：https://www.vox.com/policy-and ... a-ban（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0日）。
• 史蒂文·萨莱塔，《美国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其根源及对当今政治的意义》（安娜堡：冥王星出版社，2006年）。
• 同上。
• 关于此主题的详细讨论，请参阅：阿伦·昆德纳尼所著的《穆斯林来了》（2014年），以及哈立德·贝敦所著的《美国伊斯兰恐惧症》（2018年）。
• 布劳泽克，“识别欧洲新极端主义运动中共同的话语和策略模式”。
• 斯蒂芬·希希，《伊斯兰恐惧症：针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运动》（亚特兰大：清晰出版社，2011年）。
为什么总问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西方暴力与替罪羊机制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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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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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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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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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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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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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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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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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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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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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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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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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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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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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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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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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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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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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根源一文读懂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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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像许多移民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 我们信仰美国民主——相信通过辛勤工作和这个国家的善良，我们可以分享并贡献于它的福祉。 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抚养我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我们环顾四周，心想，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过得很安稳。 我们的清真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正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孩子，并送他们去穆斯林学校上学。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了。 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为更广泛的社会做过什么。 我们享受着这个国家的慷慨，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回馈社会。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卓越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好公民。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或“运作”，即它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者通过我称之为“质询”或“呼唤”的精确操作，将个体“转化”为主体。这种操作可以想象成最常见的日常警察呼唤：“嘿，你那边的那个人！”…… 被呼唤的个体将会转过身来。 仅仅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身体转向，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体。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那声呼唤“确实”是在对他说话，并且“确实是他本人被呼唤”（而不是别人）。 经验表明，呼唤的实际传播效果是，它们几乎从不落空：无论是言语呼喊还是吹哨，被呼唤者总是能意识到那确实是在呼唤他本人。 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有许多人“良心不安”，但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负罪感”来解释。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看，是个黑鬼！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心中充满了寻找事物意义的意愿，我的精神渴望探寻世界的本源，然而我却发现自己成了万物之中的一个客体。 被禁锢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客体化状态中，我恳求地转向他人。 他们的关注曾是一种解脱，掠过我那因虚无而备受磨损的身体……但就在我触及彼岸时，我踉跄了一下，他人的动作、态度和目光将我固定在那里，就像化学溶液被染料固定住一样。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犹太人是前现代欧洲早期的“局外人”。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人与穆斯林一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随着后来帝国列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巩固为民族国家，以及帝国野心的萌芽，一系列的驱逐行动将幸存者赶出了大部分地区。 成立于1229年的宗教裁判所，到了十六世纪，随着对改宗者（conversos）或新基督徒（novos cristoes）迫害的重燃，已然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种族主义反犹色彩。 此时，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不再是犹太人的信仰，而是正如“血统纯洁”（limpieza de sangre）教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他们的本质；因此，即使是改宗也不被接受：通常只有驱逐或根除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美洲穆斯林反抗奴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22年，当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开始十二年后，来自沃洛夫族的被奴役穆斯林在圣多明各发动了起义。 三个世纪后，巴西巴伊亚州的被奴役穆斯林组织了一场起义，这成为了巴西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奴隶叛乱。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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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珍娜·约翰逊（Jenna Johnson）与阿比盖尔·豪斯洛纳（Abigail Hauslohner），《“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一个用于归类那些认为白人在本质上优于所有其他种族背景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术语。 白人至上主义既可以以公开的形式出现——例如三K党或新纳粹运动等仇恨团体——也可以以更隐蔽或系统性的方式出现，例如维持种族不平等或赋予白人特权的政策、制度或文化规范。
• 布斯·冈特（Booth Gunter）与瑞安·伦茨（Ryan Lenz），《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前100天》，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7年4月27日，https://www.splcenter.org/2017 ... erica。
• 格哈德·彼得斯（Gerhard Peters）与约翰·T·伍利（John T. Woolley），《唐纳德·J·特朗普（第一任期），唐纳德·J·特朗普关于阻止穆斯林移民的声明》，《美国总统项目》，2015年12月7日，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14221；《用户剪辑：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C-SPAN，2015年12月7日，https://www.c-span.org/clip/ca ... 37466；杰西卡·泰勒（Jessica Taylor），《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NPR，2015年12月7日，https://www.npr.org/2015/12/07 ... g-u-s。
• 安东尼·祖彻（Anthony Zurcher），《特朗普团队对伊斯兰教的看法》，2017年2月7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886496。
• 布什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立即发表的演讲。查看完整文字记录：《总统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白宫（乔治·W·布什总统），2001年9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奥巴马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接受CNN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采访。查看完整文字记录：《奥巴马总统在法里德·扎卡里亚GPS节目中》，CNN，2015年2月1日，https://cnnpressroom.blogs.cnn ... sive/。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Three Leaves Press出版社，2004年）。
• 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9/11事件后的媒体中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后种族”时代的代表性策略》，载于《美国季刊》第65卷，第1期（2013年），第161–169页。
• 一个例子是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是一位在9/11事件后离开伊斯兰教的索马里女性。 希尔西·阿里写过许多书，包括《异教徒：我的人生》（Infidel: My Life），她在书中主张伊斯兰教本质上与自由和民主不相容。 希尔西·阿里受邀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发言，她作为前穆斯林女性的“内部人士身份”为其叙事增添了可信度，即伊斯兰教对女性是暴力的。 希尔西·阿里的成功指出了企业媒体如何专门利用穆斯林女性来推广“好穆斯林”的形象。
• “全文：希兹尔·汗（Khizr Khan）在20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2016年8月1日，https://abcnews.go.com/Politic ... 43609。
• 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在恐怖主义十年中（重新）界定伊斯兰慈善捐赠》，载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斯兰与近东法律杂志》第10卷，第1期（2011年）：第35–64页。
•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称：恐怖主义融资法破坏了美国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09年6月16日，https://www.aclu.org/news/terr ... -aclu。
• 豪威尔，《在恐怖主义十年中（重新）界定伊斯兰慈善捐赠》。
• 马姆达尼（Mamdani），《好穆斯林，坏穆斯林》（Good Muslim, Bad Muslim）。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载于《大西洋月刊》，1990年9月，https://www.theatlantic.com/ma ... 4643/。
• 刘易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载于《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第22–49页。
• 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雅金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20年6月23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tity。
• 刘易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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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穆斯塔法·巴尤米，“数十年的监视与镇压：美国伊斯兰恐惧症的反巴勒斯坦根源”，《卫报》，2024年5月2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 ... story 。
•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称为一种话语。 他写道：“我发现在这里运用福柯关于话语的概念很有用，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那样，以此来界定东方主义。” 我的观点是，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审视，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在启蒙运动后时期，是如何通过一套极其系统的学科体系，在政治、社会学、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想象层面管理——甚至塑造——东方的。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主义》（万神殿图书，1978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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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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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谢尔曼·杰克逊，《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13卷，第1期（2011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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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娜（Rana），《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伊斯兰恐惧症与多起暴力事件有着直接关联，仅举几例：2017年加拿大魁北克市清真寺6名穆斯林遇害；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51名穆斯林遇害；2021年加拿大伦敦市一个家庭的4名成员遇害；2023年美国芝加哥一名6岁男孩遇害；以及2025年法国拉格朗孔布（La Grand-Combe）一座清真寺的一名礼拜者遇害。引用资源：乔纳森·蒙佩蒂特（Jonathan Montpetit），《魁北克市清真寺枪击案》，《加拿大百科全书》，2019年4月25日，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 ... oting ；《执行摘要》，《关于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清真寺恐怖袭击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2020年11月26日，https://christchurchattack.roy ... mmary ；《关于伦敦家庭遇袭三周年的声明》，加拿大政府，2024年6月6日，https://www.canada.ca/en/canad ... .html ；玛琳·伦唐（Marlene Lenthang）、凯拉尼·柯尼格（Kailani Koenig）、萨米拉·普斯卡（Samira Puskar）和科基·西马什科（Corky Siemaszko），《检察官称，杀害6岁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的嫌疑人沉迷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NBC新闻》，2023年10月16日，https://www.nbcnews.com/news/u ... 20589 ；安吉丽克·克里萨菲斯（Angelique Chrisafis），《法国穆斯林谴责宗教仇恨，清真寺刺伤案嫌疑人被捕》，《卫报》，2025年4月28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 ... italy ；塞戈琳·勒·斯特拉迪克（Ségolène Le Stradic），《清真寺杀人案使法国对穆斯林的看法受到审视》，《纽约时报》，2025年4月2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5/0 ... .html 。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像许多移民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 我们信仰美国民主——相信通过辛勤工作和这个国家的善良，我们可以分享并贡献于它的福祉。 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抚养我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我们环顾四周，心想，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过得很安稳。 我们的清真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正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孩子，并送他们去穆斯林学校上学。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了。 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为更广泛的社会做过什么。 我们享受着这个国家的慷慨，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回馈社会。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卓越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好公民。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或“运作”，即它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者通过我称之为“质询”或“呼唤”的精确操作，将个体“转化”为主体。这种操作可以想象成最常见的日常警察呼唤：“嘿，你那边的那个人！”…… 被呼唤的个体将会转过身来。 仅仅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身体转向，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体。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那声呼唤“确实”是在对他说话，并且“确实是他本人被呼唤”（而不是别人）。 经验表明，呼唤的实际传播效果是，它们几乎从不落空：无论是言语呼喊还是吹哨，被呼唤者总是能意识到那确实是在呼唤他本人。 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有许多人“良心不安”，但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负罪感”来解释。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看，是个黑鬼！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心中充满了寻找事物意义的意愿，我的精神渴望探寻世界的本源，然而我却发现自己成了万物之中的一个客体。 被禁锢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客体化状态中，我恳求地转向他人。 他们的关注曾是一种解脱，掠过我那因虚无而备受磨损的身体……但就在我触及彼岸时，我踉跄了一下，他人的动作、态度和目光将我固定在那里，就像化学溶液被染料固定住一样。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犹太人是前现代欧洲早期的“局外人”。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人与穆斯林一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随着后来帝国列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巩固为民族国家，以及帝国野心的萌芽，一系列的驱逐行动将幸存者赶出了大部分地区。 成立于1229年的宗教裁判所，到了十六世纪，随着对改宗者（conversos）或新基督徒（novos cristoes）迫害的重燃，已然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种族主义反犹色彩。 此时，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不再是犹太人的信仰，而是正如“血统纯洁”（limpieza de sangre）教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他们的本质；因此，即使是改宗也不被接受：通常只有驱逐或根除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美洲穆斯林反抗奴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22年，当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开始十二年后，来自沃洛夫族的被奴役穆斯林在圣多明各发动了起义。 三个世纪后，巴西巴伊亚州的被奴役穆斯林组织了一场起义，这成为了巴西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奴隶叛乱。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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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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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娜（Rana），《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伊斯兰恐惧症与多起暴力事件有着直接关联，仅举几例：2017年加拿大魁北克市清真寺6名穆斯林遇害；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51名穆斯林遇害；2021年加拿大伦敦市一个家庭的4名成员遇害；2023年美国芝加哥一名6岁男孩遇害；以及2025年法国拉格朗孔布（La Grand-Combe）一座清真寺的一名礼拜者遇害。引用资源：乔纳森·蒙佩蒂特（Jonathan Montpetit），《魁北克市清真寺枪击案》，《加拿大百科全书》，2019年4月25日，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 ... oting ；《执行摘要》，《关于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清真寺恐怖袭击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2020年11月26日，https://christchurchattack.roy ... mmary ；《关于伦敦家庭遇袭三周年的声明》，加拿大政府，2024年6月6日，https://www.canada.ca/en/canad ... .html ；玛琳·伦唐（Marlene Lenthang）、凯拉尼·柯尼格（Kailani Koenig）、萨米拉·普斯卡（Samira Puskar）和科基·西马什科（Corky Siemaszko），《检察官称，杀害6岁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的嫌疑人沉迷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NBC新闻》，2023年10月16日，https://www.nbcnews.com/news/u ... 20589 ；安吉丽克·克里萨菲斯（Angelique Chrisafis），《法国穆斯林谴责宗教仇恨，清真寺刺伤案嫌疑人被捕》，《卫报》，2025年4月28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 ... italy ；塞戈琳·勒·斯特拉迪克（Ségolène Le Stradic），《清真寺杀人案使法国对穆斯林的看法受到审视》，《纽约时报》，2025年4月2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5/0 ... .html 。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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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珍娜·约翰逊（Jenna Johnson）与阿比盖尔·豪斯洛纳（Abigail Hauslohner），《“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一个用于归类那些认为白人在本质上优于所有其他种族背景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术语。 白人至上主义既可以以公开的形式出现——例如三K党或新纳粹运动等仇恨团体——也可以以更隐蔽或系统性的方式出现，例如维持种族不平等或赋予白人特权的政策、制度或文化规范。
• 布斯·冈特（Booth Gunter）与瑞安·伦茨（Ryan Lenz），《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前100天》，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7年4月27日，https://www.splcenter.org/2017 ... erica。
• 格哈德·彼得斯（Gerhard Peters）与约翰·T·伍利（John T. Woolley），《唐纳德·J·特朗普（第一任期），唐纳德·J·特朗普关于阻止穆斯林移民的声明》，《美国总统项目》，2015年12月7日，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14221；《用户剪辑：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C-SPAN，2015年12月7日，https://www.c-span.org/clip/ca ... 37466；杰西卡·泰勒（Jessica Taylor），《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NPR，2015年12月7日，https://www.npr.org/2015/12/07 ... g-u-s。
• 安东尼·祖彻（Anthony Zurcher），《特朗普团队对伊斯兰教的看法》，2017年2月7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886496。
• 布什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立即发表的演讲。查看完整文字记录：《总统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白宫（乔治·W·布什总统），2001年9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奥巴马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接受CNN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采访。查看完整文字记录：《奥巴马总统在法里德·扎卡里亚GPS节目中》，CNN，2015年2月1日，https://cnnpressroom.blogs.cnn ... sive/。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Three Leaves Press出版社，2004年）。
• 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9/11事件后的媒体中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后种族”时代的代表性策略》，载于《美国季刊》第65卷，第1期（2013年），第161–169页。
• 一个例子是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是一位在9/11事件后离开伊斯兰教的索马里女性。 希尔西·阿里写过许多书，包括《异教徒：我的人生》（Infidel: My Life），她在书中主张伊斯兰教本质上与自由和民主不相容。 希尔西·阿里受邀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发言，她作为前穆斯林女性的“内部人士身份”为其叙事增添了可信度，即伊斯兰教对女性是暴力的。 希尔西·阿里的成功指出了企业媒体如何专门利用穆斯林女性来推广“好穆斯林”的形象。
• “全文：希兹尔·汗（Khizr Khan）在20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2016年8月1日，https://abcnews.go.com/Politic ... 43609。
• 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在恐怖主义十年中（重新）界定伊斯兰慈善捐赠》，载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斯兰与近东法律杂志》第10卷，第1期（2011年）：第35–64页。
•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称：恐怖主义融资法破坏了美国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09年6月16日，https://www.aclu.org/news/terr ... -aclu。
• 豪威尔，《在恐怖主义十年中（重新）界定伊斯兰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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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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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蒂·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评论》第49卷（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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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齐兹·胡克，“对米切尔·D·西尔伯与阿尔文·巴特所著《纽约警察局：西方的激进主义——本土威胁》（2007年8月）的关切”，布伦南司法中心，2007年8月30日，https://www.brennancenter.org/ ... D.pdf 。
• 萨尼亚·曼苏尔，“10月7日以来美国反穆斯林仇恨情绪上升，但倡导者称赞社区的韧性”，《卫报》，2024年10月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obia 。
• 参见：穆斯塔法·巴尤米，“数十年的监视与镇压：美国伊斯兰恐惧症的反巴勒斯坦根源”，《卫报》，2024年5月2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 ... story 。
•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称为一种话语。 他写道：“我发现在这里运用福柯关于话语的概念很有用，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那样，以此来界定东方主义。” 我的观点是，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审视，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在启蒙运动后时期，是如何通过一套极其系统的学科体系，在政治、社会学、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想象层面管理——甚至塑造——东方的。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主义》（万神殿图书，1978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调查笔记）（1970年）》，载于伊姆雷·塞曼和蒂莫西·卡波西编辑的《文化理论：选集》（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10年），第204–222页。
• 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冥王星出版社，2008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 法伊扎·帕特尔和梅根·库希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布伦南司法中心，2017年3月16日，https://www.brennancenter.org/ ... emism 。
• 娜丁·纳伯，《“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 9/11事件后的文化种族主义、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以及压迫的交叉性》，载于阿曼尼·贾马尔和娜丁·纳伯编辑的《9/11前后的种族与阿拉伯裔美国人：从隐形公民到可见主体》（雪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304页。
• 纳伯，《“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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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奈德·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灵魂》第9卷，第2期（2007年）：第148–161页。
• 塔拉勒·阿萨德，《宗教的谱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中的纪律与权力理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霍华德·威南特，《世界是一个贫民窟：二战以来的种族与民主》（基础图书，2002年），第41页。
•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谢尔曼·杰克逊，《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13卷，第1期（2011年）：第1–17页。
• 玛格丽塔·罗莎（Margarita Rosa），《被奴役者的祈祷：巴西巴伊亚州的马莱奴隶起义》，《加勒比穆斯林》，2018年2月4日，https://www.caribbeanmuslims.c ... razil 。
• 拉娜（Rana），《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伊斯兰恐惧症与多起暴力事件有着直接关联，仅举几例：2017年加拿大魁北克市清真寺6名穆斯林遇害；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51名穆斯林遇害；2021年加拿大伦敦市一个家庭的4名成员遇害；2023年美国芝加哥一名6岁男孩遇害；以及2025年法国拉格朗孔布（La Grand-Combe）一座清真寺的一名礼拜者遇害。引用资源：乔纳森·蒙佩蒂特（Jonathan Montpetit），《魁北克市清真寺枪击案》，《加拿大百科全书》，2019年4月25日，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 ... oting ；《执行摘要》，《关于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清真寺恐怖袭击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2020年11月26日，https://christchurchattack.roy ... mmary ；《关于伦敦家庭遇袭三周年的声明》，加拿大政府，2024年6月6日，https://www.canada.ca/en/canad ... .html ；玛琳·伦唐（Marlene Lenthang）、凯拉尼·柯尼格（Kailani Koenig）、萨米拉·普斯卡（Samira Puskar）和科基·西马什科（Corky Siemaszko），《检察官称，杀害6岁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的嫌疑人沉迷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NBC新闻》，2023年10月16日，https://www.nbcnews.com/news/u ... 20589 ；安吉丽克·克里萨菲斯（Angelique Chrisafis），《法国穆斯林谴责宗教仇恨，清真寺刺伤案嫌疑人被捕》，《卫报》，2025年4月28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 ... italy ；塞戈琳·勒·斯特拉迪克（Ségolène Le Stradic），《清真寺杀人案使法国对穆斯林的看法受到审视》，《纽约时报》，2025年4月2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5/0 ... .html 。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像许多移民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 我们信仰美国民主——相信通过辛勤工作和这个国家的善良，我们可以分享并贡献于它的福祉。 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抚养我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我们环顾四周，心想，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过得很安稳。 我们的清真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正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孩子，并送他们去穆斯林学校上学。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了。 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为更广泛的社会做过什么。 我们享受着这个国家的慷慨，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回馈社会。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卓越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好公民。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或“运作”，即它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者通过我称之为“质询”或“呼唤”的精确操作，将个体“转化”为主体。这种操作可以想象成最常见的日常警察呼唤：“嘿，你那边的那个人！”…… 被呼唤的个体将会转过身来。 仅仅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身体转向，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体。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那声呼唤“确实”是在对他说话，并且“确实是他本人被呼唤”（而不是别人）。 经验表明，呼唤的实际传播效果是，它们几乎从不落空：无论是言语呼喊还是吹哨，被呼唤者总是能意识到那确实是在呼唤他本人。 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有许多人“良心不安”，但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负罪感”来解释。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看，是个黑鬼！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心中充满了寻找事物意义的意愿，我的精神渴望探寻世界的本源，然而我却发现自己成了万物之中的一个客体。 被禁锢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客体化状态中，我恳求地转向他人。 他们的关注曾是一种解脱，掠过我那因虚无而备受磨损的身体……但就在我触及彼岸时，我踉跄了一下，他人的动作、态度和目光将我固定在那里，就像化学溶液被染料固定住一样。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犹太人是前现代欧洲早期的“局外人”。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人与穆斯林一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随着后来帝国列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巩固为民族国家，以及帝国野心的萌芽，一系列的驱逐行动将幸存者赶出了大部分地区。 成立于1229年的宗教裁判所，到了十六世纪，随着对改宗者（conversos）或新基督徒（novos cristoes）迫害的重燃，已然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种族主义反犹色彩。 此时，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不再是犹太人的信仰，而是正如“血统纯洁”（limpieza de sangre）教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他们的本质；因此，即使是改宗也不被接受：通常只有驱逐或根除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美洲穆斯林反抗奴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22年，当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开始十二年后，来自沃洛夫族的被奴役穆斯林在圣多明各发动了起义。 三个世纪后，巴西巴伊亚州的被奴役穆斯林组织了一场起义，这成为了巴西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奴隶叛乱。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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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完整解读：文化政治如何塑造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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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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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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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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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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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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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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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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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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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 莫里（Morey, P.）与亚金（Yaqin, A.） (2011年)。 《构建穆斯林：9/11事件后的刻板印象与呈现》。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79页。
•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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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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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 莫里（Morey, P.）与亚金（Yaqin, A.） (2011年)。 《构建穆斯林：9/11事件后的刻板印象与呈现》。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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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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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运作？文化、政治与反穆斯林偏见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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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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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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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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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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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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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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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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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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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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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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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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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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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是什么？法律、政策与反穆斯林歧视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加强国家的监视和拘留权力；对移民和难民政策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审查（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在境内），并强化驱逐出境的权力；承诺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反恐战争，特别是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各种情报、安全和军事联盟。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拘留并驱逐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公民。 在签发证明之前，被拘留者没有机会进行申辩。联邦法院指定的法官会在秘密听证会上审查政府针对被拘留者的大部分指控，而在此期间，被拘留者及其律师均不得在场。 被拘留者只能收到一份针对其指控的摘要。 非永久居民必须被强制拘留……除非当事人离开加拿大、证明被撤销，或者在120天后仍未被驱逐出境，否则没有获释的可能。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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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加强国家的监视和拘留权力；对移民和难民政策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审查（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在境内），并强化驱逐出境的权力；承诺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反恐战争，特别是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各种情报、安全和军事联盟。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拘留并驱逐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公民。 在签发证明之前，被拘留者没有机会进行申辩。联邦法院指定的法官会在秘密听证会上审查政府针对被拘留者的大部分指控，而在此期间，被拘留者及其律师均不得在场。 被拘留者只能收到一份针对其指控的摘要。 非永久居民必须被强制拘留……除非当事人离开加拿大、证明被撤销，或者在120天后仍未被驱逐出境，否则没有获释的可能。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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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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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加强国家的监视和拘留权力；对移民和难民政策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审查（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在境内），并强化驱逐出境的权力；承诺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反恐战争，特别是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各种情报、安全和军事联盟。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拘留并驱逐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公民。 在签发证明之前，被拘留者没有机会进行申辩。联邦法院指定的法官会在秘密听证会上审查政府针对被拘留者的大部分指控，而在此期间，被拘留者及其律师均不得在场。 被拘留者只能收到一份针对其指控的摘要。 非永久居民必须被强制拘留……除非当事人离开加拿大、证明被撤销，或者在120天后仍未被驱逐出境，否则没有获释的可能。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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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信号显示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影响：美国穆斯林安全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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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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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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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0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介绍
伊斯兰恐惧症被广泛理解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见或仇恨，已成为一种重大的全球现象，对全世界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它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简短的文献综述简要综合了有关伊斯兰恐惧症的现有研究，提出了突出的探索主题：其定义、历史根源、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对穆斯林心理、身体和精神福祉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几个关键的研究差距，并提出了未来探索的潜在途径，这与 Yaqeen 研究所致力于制作信仰建设内容的重点相一致。
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许多研究侧重于定义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因为该术语本身一直存在争论和争论（Sayyid，2014；Beydoun，2016；Mondon 和 Winter，2017）。虽然广泛接受、普遍适用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但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包含一系列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消极态度、偏见和歧视做法（Jaber，2022；Shufaq，2023）。这些可能表现为与伊斯兰和穆斯林相关的恐惧或威胁感知、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Kathawalla 等，2017）。，2024）。一些研究人员强调刻板印象和误解在塑造仇视伊斯兰情绪中的作用（Shufaq，2023），而其他研究人员则强调仇视伊斯兰的交叉性质，认识到它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的偏见的联系（Sayyid，2014；Lauwers，2019）。将伊斯兰恐惧症概念化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Lauwers，2019），因此它通常被称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Elahi 和 Khan，1997）。此外，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个人偏见的问题，而且根植于制度结构和政治进程中（Bazian，2018；Husain，2020；Runnymede Trust，2024）。缺乏单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凸显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和澄清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界限。
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对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的巨大负面影响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全面战略来解决伊斯兰恐惧症和促进社会正义（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充分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长期后果，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轻其有害影响。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信仰的形成
人们很少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如何影响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发展。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穆斯林将仇视伊斯兰的比喻内在化的影响。出现的问题包括宗教解释的转变（更加自信或防御性）、穆斯林身份感减弱、信仰怀疑以及社区内部冲突（Suleiman，2017；Gil-Benumeya，2023；Merchant，2016）。持续不断的负面刻板印象和表征可能会培养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个人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Suleiman，2017）。这种现象在年轻穆斯林中尤为严重（Suleiman，2017；Shufaq，2023），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和同伴影响。持续接触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可能会导致羞耻感、内疚感和对其宗教身份的怀疑（Suleiman，2017）。这种宗教信心的侵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减少、与信仰社区的联系减弱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Shufaq，2023）。此外，仇视伊斯兰叙事的内化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孤立个人并阻碍他们的精神成长。
然而，矛盾的是，歧视的经历也可能强化宗教认同，在穆斯林社区内培养集体团结感和复原力（Barkdull 等人，2017）。, 2016;阿里，2021）。这种反应性的身份形成，即个人在逆境中重申自己的信念，是对边缘化的复杂且往往强有力的反应。因此，在仇视伊斯兰的背景下，对宗教身份形成（特别是复原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机会，因为需要对这些多方面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应有细致入微的理解。
Yaqeen 如何做出贡献？
尽管在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多方面性质、其历史根源、当代表现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深远影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研究空白。特别是，与亚琴的目标相关的是，缺乏以信仰为驱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和信仰发展的交叉点，而且在此过程中以伊斯兰伦理、神学和法律框架为中心。
亚琴谈到了许多可以广泛应用于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领域，包括解决对伊斯兰暴力和战争的疑虑的论文，以及那些加强对安拉的保护和指导的信念的论文。然而，我们目前通过古兰经和先知智慧的视角直接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资源数量有限。
我们当前的出版物反映了许多现有文献，并且主要局限于寻求解释和识别社会现象的诊断方法，重点关注社会和政治定义及其后果。我们寻求填补这一空白，提供借鉴《古兰经》、圣训和丰富的伊斯兰学术历史的新颖研究，以加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信仰和信念。
想为 Yaqeen 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吗？查看我们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论文征集。有关此主题的更多 Yaqeen 资源，请单击此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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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介绍
伊斯兰恐惧症被广泛理解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见或仇恨，已成为一种重大的全球现象，对全世界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它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简短的文献综述简要综合了有关伊斯兰恐惧症的现有研究，提出了突出的探索主题：其定义、历史根源、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对穆斯林心理、身体和精神福祉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几个关键的研究差距，并提出了未来探索的潜在途径，这与 Yaqeen 研究所致力于制作信仰建设内容的重点相一致。
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许多研究侧重于定义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因为该术语本身一直存在争论和争论（Sayyid，2014；Beydoun，2016；Mondon 和 Winter，2017）。虽然广泛接受、普遍适用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但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包含一系列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消极态度、偏见和歧视做法（Jaber，2022；Shufaq，2023）。这些可能表现为与伊斯兰和穆斯林相关的恐惧或威胁感知、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Kathawalla 等，2017）。，2024）。一些研究人员强调刻板印象和误解在塑造仇视伊斯兰情绪中的作用（Shufaq，2023），而其他研究人员则强调仇视伊斯兰的交叉性质，认识到它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的偏见的联系（Sayyid，2014；Lauwers，2019）。将伊斯兰恐惧症概念化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Lauwers，2019），因此它通常被称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Elahi 和 Khan，1997）。此外，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个人偏见的问题，而且根植于制度结构和政治进程中（Bazian，2018；Husain，2020；Runnymede Trust，2024）。缺乏单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凸显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和澄清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界限。
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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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尼斯、塔里克. 穆斯林、国家和思想：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心理学。Sage 出版有限公司，2022 年。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介绍
伊斯兰恐惧症被广泛理解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见或仇恨，已成为一种重大的全球现象，对全世界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它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简短的文献综述简要综合了有关伊斯兰恐惧症的现有研究，提出了突出的探索主题：其定义、历史根源、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对穆斯林心理、身体和精神福祉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几个关键的研究差距，并提出了未来探索的潜在途径，这与 Yaqeen 研究所致力于制作信仰建设内容的重点相一致。
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许多研究侧重于定义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因为该术语本身一直存在争论和争论（Sayyid，2014；Beydoun，2016；Mondon 和 Winter，2017）。虽然广泛接受、普遍适用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但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包含一系列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消极态度、偏见和歧视做法（Jaber，2022；Shufaq，2023）。这些可能表现为与伊斯兰和穆斯林相关的恐惧或威胁感知、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Kathawalla 等，2017）。，2024）。一些研究人员强调刻板印象和误解在塑造仇视伊斯兰情绪中的作用（Shufaq，2023），而其他研究人员则强调仇视伊斯兰的交叉性质，认识到它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的偏见的联系（Sayyid，2014；Lauwers，2019）。将伊斯兰恐惧症概念化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Lauwers，2019），因此它通常被称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Elahi 和 Khan，1997）。此外，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个人偏见的问题，而且根植于制度结构和政治进程中（Bazian，2018；Husain，2020；Runnymede Trust，2024）。缺乏单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凸显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和澄清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界限。
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对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的巨大负面影响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全面战略来解决伊斯兰恐惧症和促进社会正义（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充分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长期后果，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轻其有害影响。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信仰的形成
人们很少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如何影响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发展。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穆斯林将仇视伊斯兰的比喻内在化的影响。出现的问题包括宗教解释的转变（更加自信或防御性）、穆斯林身份感减弱、信仰怀疑以及社区内部冲突（Suleiman，2017；Gil-Benumeya，2023；Merchant，2016）。持续不断的负面刻板印象和表征可能会培养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个人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Suleiman，2017）。这种现象在年轻穆斯林中尤为严重（Suleiman，2017；Shufaq，2023），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和同伴影响。持续接触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可能会导致羞耻感、内疚感和对其宗教身份的怀疑（Suleiman，2017）。这种宗教信心的侵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减少、与信仰社区的联系减弱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Shufaq，2023）。此外，仇视伊斯兰叙事的内化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孤立个人并阻碍他们的精神成长。
然而，矛盾的是，歧视的经历也可能强化宗教认同，在穆斯林社区内培养集体团结感和复原力（Barkdull 等人，2017）。, 2016;阿里，2021）。这种反应性的身份形成，即个人在逆境中重申自己的信念，是对边缘化的复杂且往往强有力的反应。因此，在仇视伊斯兰的背景下，对宗教身份形成（特别是复原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机会，因为需要对这些多方面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应有细致入微的理解。
Yaqeen 如何做出贡献？
尽管在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多方面性质、其历史根源、当代表现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深远影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研究空白。特别是，与亚琴的目标相关的是，缺乏以信仰为驱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和信仰发展的交叉点，而且在此过程中以伊斯兰伦理、神学和法律框架为中心。
亚琴谈到了许多可以广泛应用于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领域，包括解决对伊斯兰暴力和战争的疑虑的论文，以及那些加强对安拉的保护和指导的信念的论文。然而，我们目前通过古兰经和先知智慧的视角直接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资源数量有限。
我们当前的出版物反映了许多现有文献，并且主要局限于寻求解释和识别社会现象的诊断方法，重点关注社会和政治定义及其后果。我们寻求填补这一空白，提供借鉴《古兰经》、圣训和丰富的伊斯兰学术历史的新颖研究，以加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信仰和信念。
想为 Yaqeen 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吗？查看我们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论文征集。有关此主题的更多 Yaqeen 资源，请单击此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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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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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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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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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对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的巨大负面影响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全面战略来解决伊斯兰恐惧症和促进社会正义（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充分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长期后果，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轻其有害影响。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信仰的形成
人们很少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如何影响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发展。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穆斯林将仇视伊斯兰的比喻内在化的影响。出现的问题包括宗教解释的转变（更加自信或防御性）、穆斯林身份感减弱、信仰怀疑以及社区内部冲突（Suleiman，2017；Gil-Benumeya，2023；Merchant，2016）。持续不断的负面刻板印象和表征可能会培养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个人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Suleiman，2017）。这种现象在年轻穆斯林中尤为严重（Suleiman，2017；Shufaq，2023），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和同伴影响。持续接触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可能会导致羞耻感、内疚感和对其宗教身份的怀疑（Suleiman，2017）。这种宗教信心的侵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减少、与信仰社区的联系减弱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Shufaq，2023）。此外，仇视伊斯兰叙事的内化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孤立个人并阻碍他们的精神成长。
然而，矛盾的是，歧视的经历也可能强化宗教认同，在穆斯林社区内培养集体团结感和复原力（Barkdull 等人，2017）。, 2016;阿里，2021）。这种反应性的身份形成，即个人在逆境中重申自己的信念，是对边缘化的复杂且往往强有力的反应。因此，在仇视伊斯兰的背景下，对宗教身份形成（特别是复原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机会，因为需要对这些多方面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应有细致入微的理解。
Yaqeen 如何做出贡献？
尽管在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多方面性质、其历史根源、当代表现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深远影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研究空白。特别是，与亚琴的目标相关的是，缺乏以信仰为驱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和信仰发展的交叉点，而且在此过程中以伊斯兰伦理、神学和法律框架为中心。
亚琴谈到了许多可以广泛应用于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领域，包括解决对伊斯兰暴力和战争的疑虑的论文，以及那些加强对安拉的保护和指导的信念的论文。然而，我们目前通过古兰经和先知智慧的视角直接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资源数量有限。
我们当前的出版物反映了许多现有文献，并且主要局限于寻求解释和识别社会现象的诊断方法，重点关注社会和政治定义及其后果。我们寻求填补这一空白，提供借鉴《古兰经》、圣训和丰富的伊斯兰学术历史的新颖研究，以加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信仰和信念。
想为 Yaqeen 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吗？查看我们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论文征集。有关此主题的更多 Yaqeen 资源，请单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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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评论 • Hassan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2 次浏览 • 2026-05-12 05:04
转载翻译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许多有色人种女性... 她们承受着贫困、照顾孩子的责任和缺乏工作技能的负担。 这些负担主要是性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而有色人种女性经常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就业和住房做法又加剧了这些负担。 有色人种妇女也承受着有色人种中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的负担，这使得受虐待的有色人种妇女不太能够依靠朋友和亲戚的支持来获得临时庇护。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努尔：他们有时会侮辱你，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之类的话。 就像，我本可以回答，我在我的国家，但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但这并不好。 我不喜欢坐地铁，但我以前一直坐地铁。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Naved：所以在你居住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对穆斯林有某种负面印象？
努尔：是的，是的，当然。 有一次，有人开始从公寓楼的窗户向我扔鸡蛋。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它]是一个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地方，是一个由一群公民共同创造和永久复制的地方，他们集体想象自己拥有深厚的、横向的亲缘关系……公民之间集体想象的归属感—以及相应想象的与国界之外的人（以及境内的局外人）的分离，“我们”与“他们”的永远吸引人的概念维持着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你知道，当你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你。 你知道，这里那里发生了一些随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觉得我必须成为世界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这一事实。 就像每次课堂上发生辩论时，每个人都会看着我，而我当时 14 岁，我应该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我在高中时并没有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经历，但当我在中学二年级开始戴头巾后，大多数人仍然很尊重，但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惊……他们会问我很多关于我们宗教中所有那些刻板印象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澄清。 即使现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我想当时有些学生会打电话给我—只是为了取笑我……这实际上很粗鲁，他们会叫我萨达姆。 如此愚蠢的事情，比如卡扎菲，如此愚蠢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笑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个女孩，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过去常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几乎就在[9/11袭击]后的第二天，她就完全不再和我说话了。 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储物柜里贴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贬义内容，一位老师因此斥责了她，并让她将其删除。 9/11 事件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往返学校，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年级里唯一戴头巾的人，也是除我之外唯一的阿拉伯人，所以人们开始围着她。 他们并不是想欺负她，但他们只是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看到了她的人民—她是黎巴嫩人—但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头巾，他们说，你知道，你们的人民干了9/11吗？ 她说，那些不是阿拉伯人，那些是阿富汗人。 她当时七年级，所以她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新闻所说的内容，但她喜欢小心翼翼地把它指向阿富汗人。 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事情。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我有一个朋友，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因为当她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时，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于是她停了下来。 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停了下来。 但因为他们不想摘下头巾，所以他们就呆在家里。 9/11 事件发生后，我的父母告诉我要摘掉头巾，但我一走出家门，我就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戴上头巾。 所以我确实穿着它去学校，但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Naved：所以对于安全有很多担忧？
努尔：是的，父母，大多数父母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害怕。 你确实听说过地铁里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的头巾被其他人摘掉了，诸如此类。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这是年轻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事情；电视、电影，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看的东西。 尤其是像电影一样，你知道，很多孩子都会花很多额外的空闲时间看电影，他们的想法确实来自这种媒体。 这不仅仅是他们读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视觉剪辑。 这是穆斯林的一个缩影。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它们几乎都是类型化的（即：媒体中的穆斯林）。 除了恐怖阴谋或有关恐怖主义的电影等内容外，我在美国媒体上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们。 所以它们的表现非常一维。 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见过穆斯林家庭去上学或类似的事情。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我在孩子们的学校过祖父母节。 那时我们会邀请学校里孩子们的所有祖父母来他们孙子的学校体验一天。 孩子们进行了表演和表演。 我在音乐室，我们正在举办一个书展。 所有的祖父母都在和孙子们一起排队等待去书展给他们买书。 人很多，门外排着长队，大约有100人。 其中一位男性祖父母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走过来对我说：“你那东西下面有头发吗？” 我微笑着说：“是的，我愿意。” 于是他把手伸到我身后，抓住我的围巾和马尾辫，猛地一拉。 他说：“哦，是的，我能感觉到后面的马尾辫。” 然后他转向他的妻子说：“哦，是的，她下面有头发。”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脱掉呢？”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脱掉呢？”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有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走过来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 那时，他让我做一些我不想重复的事情。 这是一种性行为。 这是露骨的性行为。 他当着老师的面说这句话，而老师却什么也没做。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穆斯林女性非常性感。 由于媒体的影响，人们认为穆斯林妇女受到压迫而没有人帮助她们。 与此同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过于性感化。 骚扰我的男孩们实际上就是依靠这两种刻板印象。 他们对我进行了很多谩骂，比如“b*****”、“妓女”之类的词语；她有一颗炸弹；她是一名恐怖分子。 有一天，当我走在走廊上时……男孩们把腿伸过走廊。 我通常穿裙子和连衣裙，里面搭配牛仔裤；其中一个男孩躺在走廊对面，试图查看我的裙子。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在欧洲人身上也有一种侵略性的结晶，一种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暴力压力。 揭开这个女人的面纱，就是展示她的美丽；它揭露了她的秘密，打破了她的抵抗，让她可以冒险…… 欧洲人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体验着他与阿尔及利亚女人的高度复杂的关系。 他有一种想要把这个女人带到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让她成为可能占有的对象的意愿。 这个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女人让殖民者感到沮丧。 没有互惠。 她不屈服自己，不奉献自己。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观察家认为穆斯林的谦逊在性方面是不正常的，他们谴责它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度的，甚至是反常的…… 人们所评论的并不是性欲的缺失，而是性欲的存在—女孩们拒绝参与与异性成员的“正常”互动协议，凸显了性欲的存在。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 查看全部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许多有色人种女性... 她们承受着贫困、照顾孩子的责任和缺乏工作技能的负担。 这些负担主要是性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而有色人种女性经常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就业和住房做法又加剧了这些负担。 有色人种妇女也承受着有色人种中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的负担，这使得受虐待的有色人种妇女不太能够依靠朋友和亲戚的支持来获得临时庇护。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努尔：他们有时会侮辱你，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之类的话。 就像，我本可以回答，我在我的国家，但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但这并不好。 我不喜欢坐地铁，但我以前一直坐地铁。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Naved：所以在你居住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对穆斯林有某种负面印象？
努尔：是的，是的，当然。 有一次，有人开始从公寓楼的窗户向我扔鸡蛋。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它]是一个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地方，是一个由一群公民共同创造和永久复制的地方，他们集体想象自己拥有深厚的、横向的亲缘关系……公民之间集体想象的归属感—以及相应想象的与国界之外的人（以及境内的局外人）的分离，“我们”与“他们”的永远吸引人的概念维持着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你知道，当你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你。 你知道，这里那里发生了一些随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觉得我必须成为世界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这一事实。 就像每次课堂上发生辩论时，每个人都会看着我，而我当时 14 岁，我应该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我在高中时并没有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经历，但当我在中学二年级开始戴头巾后，大多数人仍然很尊重，但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惊……他们会问我很多关于我们宗教中所有那些刻板印象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澄清。 即使现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我想当时有些学生会打电话给我—只是为了取笑我……这实际上很粗鲁，他们会叫我萨达姆。 如此愚蠢的事情，比如卡扎菲，如此愚蠢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笑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个女孩，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过去常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几乎就在[9/11袭击]后的第二天，她就完全不再和我说话了。 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储物柜里贴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贬义内容，一位老师因此斥责了她，并让她将其删除。 9/11 事件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往返学校，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年级里唯一戴头巾的人，也是除我之外唯一的阿拉伯人，所以人们开始围着她。 他们并不是想欺负她，但他们只是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看到了她的人民—她是黎巴嫩人—但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头巾，他们说，你知道，你们的人民干了9/11吗？ 她说，那些不是阿拉伯人，那些是阿富汗人。 她当时七年级，所以她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新闻所说的内容，但她喜欢小心翼翼地把它指向阿富汗人。 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事情。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我有一个朋友，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因为当她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时，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于是她停了下来。 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停了下来。 但因为他们不想摘下头巾，所以他们就呆在家里。 9/11 事件发生后，我的父母告诉我要摘掉头巾，但我一走出家门，我就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戴上头巾。 所以我确实穿着它去学校，但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Naved：所以对于安全有很多担忧？
努尔：是的，父母，大多数父母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害怕。 你确实听说过地铁里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的头巾被其他人摘掉了，诸如此类。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这是年轻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事情；电视、电影，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看的东西。 尤其是像电影一样，你知道，很多孩子都会花很多额外的空闲时间看电影，他们的想法确实来自这种媒体。 这不仅仅是他们读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视觉剪辑。 这是穆斯林的一个缩影。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它们几乎都是类型化的（即：媒体中的穆斯林）。 除了恐怖阴谋或有关恐怖主义的电影等内容外，我在美国媒体上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们。 所以它们的表现非常一维。 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见过穆斯林家庭去上学或类似的事情。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我在孩子们的学校过祖父母节。 那时我们会邀请学校里孩子们的所有祖父母来他们孙子的学校体验一天。 孩子们进行了表演和表演。 我在音乐室，我们正在举办一个书展。 所有的祖父母都在和孙子们一起排队等待去书展给他们买书。 人很多，门外排着长队，大约有100人。 其中一位男性祖父母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走过来对我说：“你那东西下面有头发吗？” 我微笑着说：“是的，我愿意。” 于是他把手伸到我身后，抓住我的围巾和马尾辫，猛地一拉。 他说：“哦，是的，我能感觉到后面的马尾辫。” 然后他转向他的妻子说：“哦，是的，她下面有头发。”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脱掉呢？”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脱掉呢？”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有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走过来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 那时，他让我做一些我不想重复的事情。 这是一种性行为。 这是露骨的性行为。 他当着老师的面说这句话，而老师却什么也没做。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穆斯林女性非常性感。 由于媒体的影响，人们认为穆斯林妇女受到压迫而没有人帮助她们。 与此同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过于性感化。 骚扰我的男孩们实际上就是依靠这两种刻板印象。 他们对我进行了很多谩骂，比如“b*****”、“妓女”之类的词语；她有一颗炸弹；她是一名恐怖分子。 有一天，当我走在走廊上时……男孩们把腿伸过走廊。 我通常穿裙子和连衣裙，里面搭配牛仔裤；其中一个男孩躺在走廊对面，试图查看我的裙子。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在欧洲人身上也有一种侵略性的结晶，一种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暴力压力。 揭开这个女人的面纱，就是展示她的美丽；它揭露了她的秘密，打破了她的抵抗，让她可以冒险…… 欧洲人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体验着他与阿尔及利亚女人的高度复杂的关系。 他有一种想要把这个女人带到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让她成为可能占有的对象的意愿。 这个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女人让殖民者感到沮丧。 没有互惠。 她不屈服自己，不奉献自己。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观察家认为穆斯林的谦逊在性方面是不正常的，他们谴责它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度的，甚至是反常的…… 人们所评论的并不是性欲的缺失，而是性欲的存在—女孩们拒绝参与与异性成员的“正常”互动协议，凸显了性欲的存在。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许多有色人种女性... 她们承受着贫困、照顾孩子的责任和缺乏工作技能的负担。 这些负担主要是性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而有色人种女性经常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就业和住房做法又加剧了这些负担。 有色人种妇女也承受着有色人种中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的负担，这使得受虐待的有色人种妇女不太能够依靠朋友和亲戚的支持来获得临时庇护。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努尔：他们有时会侮辱你，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之类的话。 就像，我本可以回答，我在我的国家，但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但这并不好。 我不喜欢坐地铁，但我以前一直坐地铁。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Naved：所以在你居住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对穆斯林有某种负面印象？
努尔：是的，是的，当然。 有一次，有人开始从公寓楼的窗户向我扔鸡蛋。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它]是一个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地方，是一个由一群公民共同创造和永久复制的地方，他们集体想象自己拥有深厚的、横向的亲缘关系……公民之间集体想象的归属感—以及相应想象的与国界之外的人（以及境内的局外人）的分离，“我们”与“他们”的永远吸引人的概念维持着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你知道，当你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你。 你知道，这里那里发生了一些随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觉得我必须成为世界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这一事实。 就像每次课堂上发生辩论时，每个人都会看着我，而我当时 14 岁，我应该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我在高中时并没有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经历，但当我在中学二年级开始戴头巾后，大多数人仍然很尊重，但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惊……他们会问我很多关于我们宗教中所有那些刻板印象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澄清。 即使现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我想当时有些学生会打电话给我—只是为了取笑我……这实际上很粗鲁，他们会叫我萨达姆。 如此愚蠢的事情，比如卡扎菲，如此愚蠢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笑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个女孩，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过去常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几乎就在[9/11袭击]后的第二天，她就完全不再和我说话了。 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储物柜里贴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贬义内容，一位老师因此斥责了她，并让她将其删除。 9/11 事件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往返学校，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年级里唯一戴头巾的人，也是除我之外唯一的阿拉伯人，所以人们开始围着她。 他们并不是想欺负她，但他们只是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看到了她的人民—她是黎巴嫩人—但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头巾，他们说，你知道，你们的人民干了9/11吗？ 她说，那些不是阿拉伯人，那些是阿富汗人。 她当时七年级，所以她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新闻所说的内容，但她喜欢小心翼翼地把它指向阿富汗人。 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事情。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我有一个朋友，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因为当她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时，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于是她停了下来。 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停了下来。 但因为他们不想摘下头巾，所以他们就呆在家里。 9/11 事件发生后，我的父母告诉我要摘掉头巾，但我一走出家门，我就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戴上头巾。 所以我确实穿着它去学校，但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Naved：所以对于安全有很多担忧？
努尔：是的，父母，大多数父母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害怕。 你确实听说过地铁里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的头巾被其他人摘掉了，诸如此类。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这是年轻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事情；电视、电影，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看的东西。 尤其是像电影一样，你知道，很多孩子都会花很多额外的空闲时间看电影，他们的想法确实来自这种媒体。 这不仅仅是他们读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视觉剪辑。 这是穆斯林的一个缩影。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它们几乎都是类型化的（即：媒体中的穆斯林）。 除了恐怖阴谋或有关恐怖主义的电影等内容外，我在美国媒体上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们。 所以它们的表现非常一维。 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见过穆斯林家庭去上学或类似的事情。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我在孩子们的学校过祖父母节。 那时我们会邀请学校里孩子们的所有祖父母来他们孙子的学校体验一天。 孩子们进行了表演和表演。 我在音乐室，我们正在举办一个书展。 所有的祖父母都在和孙子们一起排队等待去书展给他们买书。 人很多，门外排着长队，大约有100人。 其中一位男性祖父母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走过来对我说：“你那东西下面有头发吗？” 我微笑着说：“是的，我愿意。” 于是他把手伸到我身后，抓住我的围巾和马尾辫，猛地一拉。 他说：“哦，是的，我能感觉到后面的马尾辫。” 然后他转向他的妻子说：“哦，是的，她下面有头发。”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脱掉呢？”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脱掉呢？”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有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走过来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 那时，他让我做一些我不想重复的事情。 这是一种性行为。 这是露骨的性行为。 他当着老师的面说这句话，而老师却什么也没做。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穆斯林女性非常性感。 由于媒体的影响，人们认为穆斯林妇女受到压迫而没有人帮助她们。 与此同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过于性感化。 骚扰我的男孩们实际上就是依靠这两种刻板印象。 他们对我进行了很多谩骂，比如“b*****”、“妓女”之类的词语；她有一颗炸弹；她是一名恐怖分子。 有一天，当我走在走廊上时……男孩们把腿伸过走廊。 我通常穿裙子和连衣裙，里面搭配牛仔裤；其中一个男孩躺在走廊对面，试图查看我的裙子。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在欧洲人身上也有一种侵略性的结晶，一种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暴力压力。 揭开这个女人的面纱，就是展示她的美丽；它揭露了她的秘密，打破了她的抵抗，让她可以冒险…… 欧洲人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体验着他与阿尔及利亚女人的高度复杂的关系。 他有一种想要把这个女人带到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让她成为可能占有的对象的意愿。 这个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女人让殖民者感到沮丧。 没有互惠。 她不屈服自己，不奉献自己。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观察家认为穆斯林的谦逊在性方面是不正常的，他们谴责它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度的，甚至是反常的…… 人们所评论的并不是性欲的缺失，而是性欲的存在—女孩们拒绝参与与异性成员的“正常”互动协议，凸显了性欲的存在。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
极右翼为什么热衷伊斯兰恐惧症？反穆斯林政治动员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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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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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戈尔山，“2014年史蒂夫·班农阐述了他的世界观。今年，他协助制定了一项符合该世界观的签证禁令”，2017年1月31日，摘自Vox网站：https://www.vox.com/policy-and ... a-ban（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0日）。
• 史蒂文·萨莱塔，《美国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其根源及对当今政治的意义》（安娜堡：冥王星出版社，2006年）。
• 同上。
• 关于此主题的详细讨论，请参阅：阿伦·昆德纳尼所著的《穆斯林来了》（2014年），以及哈立德·贝敦所著的《美国伊斯兰恐惧症》（2018年）。
• 布劳泽克，“识别欧洲新极端主义运动中共同的话语和策略模式”。
• 斯蒂芬·希希，《伊斯兰恐惧症：针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运动》（亚特兰大：清晰出版社，2011年）。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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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本文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2019年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年鉴》。
•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9年）。
• 迪帕·库马尔，《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出版社，2012年）。
• 克里斯·艾伦，《伊斯兰恐惧症》（萨里：Ashgate Publishing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
• 阿伦·昆德纳尼，《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纽约：Verso出版社，2014年）。
• 值得注意的是，锡克教徒和其他“看起来”像穆斯林的少数群体也可能成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 同样，这种行为针对受害者是因为他们被认为与伊斯兰教有关联。
• 马特·戈尔德，“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政治学年度评论》，第19卷，2016年，第477-497页。
• 戈尔德，“欧洲的极右翼政党”，第477-497页。
• 卡斯·穆德，“民粹主义时代精神”，《政府与反对派》，第39卷，2004年，第541-563页。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思考》（伦敦：Verso出版社，1991年）。
• 戈尔德，“欧洲的极右翼政党”，第477-497页。
• 卡斯·穆德，《欧洲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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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德·格林，《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 Press出版社，2015年）。
• 萨特南·维尔迪与布伦丹·麦吉弗，“种族主义、危机、英国脱欧”，《种族与民族研究》，第41卷，第10期，2018年，第1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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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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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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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问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西方暴力与替罪羊机制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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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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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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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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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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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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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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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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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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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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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根源一文读懂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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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像许多移民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 我们信仰美国民主——相信通过辛勤工作和这个国家的善良，我们可以分享并贡献于它的福祉。 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抚养我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我们环顾四周，心想，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过得很安稳。 我们的清真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正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孩子，并送他们去穆斯林学校上学。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了。 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为更广泛的社会做过什么。 我们享受着这个国家的慷慨，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回馈社会。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卓越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好公民。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或“运作”，即它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者通过我称之为“质询”或“呼唤”的精确操作，将个体“转化”为主体。这种操作可以想象成最常见的日常警察呼唤：“嘿，你那边的那个人！”…… 被呼唤的个体将会转过身来。 仅仅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身体转向，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体。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那声呼唤“确实”是在对他说话，并且“确实是他本人被呼唤”（而不是别人）。 经验表明，呼唤的实际传播效果是，它们几乎从不落空：无论是言语呼喊还是吹哨，被呼唤者总是能意识到那确实是在呼唤他本人。 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有许多人“良心不安”，但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负罪感”来解释。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看，是个黑鬼！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心中充满了寻找事物意义的意愿，我的精神渴望探寻世界的本源，然而我却发现自己成了万物之中的一个客体。 被禁锢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客体化状态中，我恳求地转向他人。 他们的关注曾是一种解脱，掠过我那因虚无而备受磨损的身体……但就在我触及彼岸时，我踉跄了一下，他人的动作、态度和目光将我固定在那里，就像化学溶液被染料固定住一样。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犹太人是前现代欧洲早期的“局外人”。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人与穆斯林一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随着后来帝国列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巩固为民族国家，以及帝国野心的萌芽，一系列的驱逐行动将幸存者赶出了大部分地区。 成立于1229年的宗教裁判所，到了十六世纪，随着对改宗者（conversos）或新基督徒（novos cristoes）迫害的重燃，已然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种族主义反犹色彩。 此时，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不再是犹太人的信仰，而是正如“血统纯洁”（limpieza de sangre）教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他们的本质；因此，即使是改宗也不被接受：通常只有驱逐或根除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美洲穆斯林反抗奴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22年，当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开始十二年后，来自沃洛夫族的被奴役穆斯林在圣多明各发动了起义。 三个世纪后，巴西巴伊亚州的被奴役穆斯林组织了一场起义，这成为了巴西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奴隶叛乱。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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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珍娜·约翰逊（Jenna Johnson）与阿比盖尔·豪斯洛纳（Abigail Hauslohner），《“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一个用于归类那些认为白人在本质上优于所有其他种族背景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术语。 白人至上主义既可以以公开的形式出现——例如三K党或新纳粹运动等仇恨团体——也可以以更隐蔽或系统性的方式出现，例如维持种族不平等或赋予白人特权的政策、制度或文化规范。
• 布斯·冈特（Booth Gunter）与瑞安·伦茨（Ryan Lenz），《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前100天》，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7年4月27日，https://www.splcenter.org/2017 ... erica。
• 格哈德·彼得斯（Gerhard Peters）与约翰·T·伍利（John T. Woolley），《唐纳德·J·特朗普（第一任期），唐纳德·J·特朗普关于阻止穆斯林移民的声明》，《美国总统项目》，2015年12月7日，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14221；《用户剪辑：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C-SPAN，2015年12月7日，https://www.c-span.org/clip/ca ... 37466；杰西卡·泰勒（Jessica Taylor），《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NPR，2015年12月7日，https://www.npr.org/2015/12/07 ... g-u-s。
• 安东尼·祖彻（Anthony Zurcher），《特朗普团队对伊斯兰教的看法》，2017年2月7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886496。
• 布什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立即发表的演讲。查看完整文字记录：《总统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白宫（乔治·W·布什总统），2001年9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奥巴马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接受CNN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采访。查看完整文字记录：《奥巴马总统在法里德·扎卡里亚GPS节目中》，CNN，2015年2月1日，https://cnnpressroom.blogs.cnn ... sive/。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Three Leaves Press出版社，2004年）。
• 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9/11事件后的媒体中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后种族”时代的代表性策略》，载于《美国季刊》第65卷，第1期（2013年），第161–169页。
• 一个例子是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是一位在9/11事件后离开伊斯兰教的索马里女性。 希尔西·阿里写过许多书，包括《异教徒：我的人生》（Infidel: My Life），她在书中主张伊斯兰教本质上与自由和民主不相容。 希尔西·阿里受邀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发言，她作为前穆斯林女性的“内部人士身份”为其叙事增添了可信度，即伊斯兰教对女性是暴力的。 希尔西·阿里的成功指出了企业媒体如何专门利用穆斯林女性来推广“好穆斯林”的形象。
• “全文：希兹尔·汗（Khizr Khan）在20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2016年8月1日，https://abcnews.go.com/Politic ... 43609。
• 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在恐怖主义十年中（重新）界定伊斯兰慈善捐赠》，载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斯兰与近东法律杂志》第10卷，第1期（2011年）：第35–64页。
•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称：恐怖主义融资法破坏了美国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09年6月16日，https://www.aclu.org/news/terr ... -aclu。
• 豪威尔，《在恐怖主义十年中（重新）界定伊斯兰慈善捐赠》。
• 马姆达尼（Mamdani），《好穆斯林，坏穆斯林》（Good Muslim, Bad Muslim）。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载于《大西洋月刊》，1990年9月，https://www.theatlantic.com/ma ... 4643/。
• 刘易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载于《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第22–49页。
• 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雅金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20年6月23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tity。
• 刘易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 “美国国会议员第四次试图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中东观察》，2021年11月5日，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 ... roup/ 。
• 恩吉·阿卜杜勒卡德尔，“将穆斯林兄弟会定罪有助于独裁者，却伤害了美国人”，《赫芬顿邮报》，2017年5月19日，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 ... icans _us_58dbfe84e4b0cb23e65dc488 。
• 西拉杰·瓦哈卜，“特朗普准备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阿拉伯新闻》，2019年4月30日，https://www.arabnews.com/node/1490321/middle-east ；布莱克·洪谢尔与纳哈尔·图西，“中情局备忘录：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可能会‘助长极端主义’”，《政治报》，2017年2月8日，https://www.politico.com/magaz ... 4757/ 。
• 莱蒂·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评论》第49卷（2002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 阿齐兹·胡克，“对米切尔·D·西尔伯与阿尔文·巴特所著《纽约警察局：西方的激进主义——本土威胁》（2007年8月）的关切”，布伦南司法中心，2007年8月30日，https://www.brennancenter.org/ ... D.pdf 。
• 萨尼亚·曼苏尔，“10月7日以来美国反穆斯林仇恨情绪上升，但倡导者称赞社区的韧性”，《卫报》，2024年10月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obia 。
• 参见：穆斯塔法·巴尤米，“数十年的监视与镇压：美国伊斯兰恐惧症的反巴勒斯坦根源”，《卫报》，2024年5月2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 ... story 。
•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称为一种话语。 他写道：“我发现在这里运用福柯关于话语的概念很有用，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那样，以此来界定东方主义。” 我的观点是，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审视，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在启蒙运动后时期，是如何通过一套极其系统的学科体系，在政治、社会学、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想象层面管理——甚至塑造——东方的。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主义》（万神殿图书，1978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调查笔记）（1970年）》，载于伊姆雷·塞曼和蒂莫西·卡波西编辑的《文化理论：选集》（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10年），第204–222页。
• 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冥王星出版社，2008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 法伊扎·帕特尔和梅根·库希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布伦南司法中心，2017年3月16日，https://www.brennancenter.org/ ... emism 。
• 娜丁·纳伯，《“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 9/11事件后的文化种族主义、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以及压迫的交叉性》，载于阿曼尼·贾马尔和娜丁·纳伯编辑的《9/11前后的种族与阿拉伯裔美国人：从隐形公民到可见主体》（雪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304页。
• 纳伯，《“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
• 《枪手在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行凶，造成包括其本人在内七人死亡》，CNN，2012年8月5日，https://edition.cnn.com/2012/0 ... hp_t1 。
• 朱奈德·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灵魂》第9卷，第2期（2007年）：第148–161页。
• 塔拉勒·阿萨德，《宗教的谱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中的纪律与权力理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霍华德·威南特，《世界是一个贫民窟：二战以来的种族与民主》（基础图书，2002年），第41页。
• 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谢尔曼·杰克逊，《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13卷，第1期（2011年）：第1–17页。
• 玛格丽塔·罗莎（Margarita Rosa），《被奴役者的祈祷：巴西巴伊亚州的马莱奴隶起义》，《加勒比穆斯林》，2018年2月4日，https://www.caribbeanmuslims.c ... razil 。
• 拉娜（Rana），《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伊斯兰恐惧症与多起暴力事件有着直接关联，仅举几例：2017年加拿大魁北克市清真寺6名穆斯林遇害；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51名穆斯林遇害；2021年加拿大伦敦市一个家庭的4名成员遇害；2023年美国芝加哥一名6岁男孩遇害；以及2025年法国拉格朗孔布（La Grand-Combe）一座清真寺的一名礼拜者遇害。引用资源：乔纳森·蒙佩蒂特（Jonathan Montpetit），《魁北克市清真寺枪击案》，《加拿大百科全书》，2019年4月25日，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 ... oting ；《执行摘要》，《关于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清真寺恐怖袭击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2020年11月26日，https://christchurchattack.roy ... mmary ；《关于伦敦家庭遇袭三周年的声明》，加拿大政府，2024年6月6日，https://www.canada.ca/en/canad ... .html ；玛琳·伦唐（Marlene Lenthang）、凯拉尼·柯尼格（Kailani Koenig）、萨米拉·普斯卡（Samira Puskar）和科基·西马什科（Corky Siemaszko），《检察官称，杀害6岁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的嫌疑人沉迷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NBC新闻》，2023年10月16日，https://www.nbcnews.com/news/u ... 20589 ；安吉丽克·克里萨菲斯（Angelique Chrisafis），《法国穆斯林谴责宗教仇恨，清真寺刺伤案嫌疑人被捕》，《卫报》，2025年4月28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 ... italy ；塞戈琳·勒·斯特拉迪克（Ségolène Le Stradic），《清真寺杀人案使法国对穆斯林的看法受到审视》，《纽约时报》，2025年4月2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5/0 ... .html 。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像许多移民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 我们信仰美国民主——相信通过辛勤工作和这个国家的善良，我们可以分享并贡献于它的福祉。 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抚养我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我们环顾四周，心想，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过得很安稳。 我们的清真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正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孩子，并送他们去穆斯林学校上学。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了。 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为更广泛的社会做过什么。 我们享受着这个国家的慷慨，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回馈社会。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卓越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好公民。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或“运作”，即它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者通过我称之为“质询”或“呼唤”的精确操作，将个体“转化”为主体。这种操作可以想象成最常见的日常警察呼唤：“嘿，你那边的那个人！”…… 被呼唤的个体将会转过身来。 仅仅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身体转向，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体。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那声呼唤“确实”是在对他说话，并且“确实是他本人被呼唤”（而不是别人）。 经验表明，呼唤的实际传播效果是，它们几乎从不落空：无论是言语呼喊还是吹哨，被呼唤者总是能意识到那确实是在呼唤他本人。 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有许多人“良心不安”，但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负罪感”来解释。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看，是个黑鬼！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心中充满了寻找事物意义的意愿，我的精神渴望探寻世界的本源，然而我却发现自己成了万物之中的一个客体。 被禁锢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客体化状态中，我恳求地转向他人。 他们的关注曾是一种解脱，掠过我那因虚无而备受磨损的身体……但就在我触及彼岸时，我踉跄了一下，他人的动作、态度和目光将我固定在那里，就像化学溶液被染料固定住一样。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犹太人是前现代欧洲早期的“局外人”。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人与穆斯林一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随着后来帝国列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巩固为民族国家，以及帝国野心的萌芽，一系列的驱逐行动将幸存者赶出了大部分地区。 成立于1229年的宗教裁判所，到了十六世纪，随着对改宗者（conversos）或新基督徒（novos cristoes）迫害的重燃，已然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种族主义反犹色彩。 此时，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不再是犹太人的信仰，而是正如“血统纯洁”（limpieza de sangre）教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他们的本质；因此，即使是改宗也不被接受：通常只有驱逐或根除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美洲穆斯林反抗奴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22年，当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开始十二年后，来自沃洛夫族的被奴役穆斯林在圣多明各发动了起义。 三个世纪后，巴西巴伊亚州的被奴役穆斯林组织了一场起义，这成为了巴西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奴隶叛乱。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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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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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娜（Rana），《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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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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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珍娜·约翰逊（Jenna Johnson）与阿比盖尔·豪斯洛纳（Abigail Hauslohner），《“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一个用于归类那些认为白人在本质上优于所有其他种族背景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术语。 白人至上主义既可以以公开的形式出现——例如三K党或新纳粹运动等仇恨团体——也可以以更隐蔽或系统性的方式出现，例如维持种族不平等或赋予白人特权的政策、制度或文化规范。
• 布斯·冈特（Booth Gunter）与瑞安·伦茨（Ryan Lenz），《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前100天》，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7年4月27日，https://www.splcenter.org/2017 ... erica。
• 格哈德·彼得斯（Gerhard Peters）与约翰·T·伍利（John T. Woolley），《唐纳德·J·特朗普（第一任期），唐纳德·J·特朗普关于阻止穆斯林移民的声明》，《美国总统项目》，2015年12月7日，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14221；《用户剪辑：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C-SPAN，2015年12月7日，https://www.c-span.org/clip/ca ... 37466；杰西卡·泰勒（Jessica Taylor），《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NPR，2015年12月7日，https://www.npr.org/2015/12/07 ... g-u-s。
• 安东尼·祖彻（Anthony Zurcher），《特朗普团队对伊斯兰教的看法》，2017年2月7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886496。
• 布什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立即发表的演讲。查看完整文字记录：《总统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白宫（乔治·W·布什总统），2001年9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奥巴马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接受CNN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采访。查看完整文字记录：《奥巴马总统在法里德·扎卡里亚GPS节目中》，CNN，2015年2月1日，https://cnnpressroom.blogs.cnn ... 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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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例子是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是一位在9/11事件后离开伊斯兰教的索马里女性。 希尔西·阿里写过许多书，包括《异教徒：我的人生》（Infidel: My Life），她在书中主张伊斯兰教本质上与自由和民主不相容。 希尔西·阿里受邀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发言，她作为前穆斯林女性的“内部人士身份”为其叙事增添了可信度，即伊斯兰教对女性是暴力的。 希尔西·阿里的成功指出了企业媒体如何专门利用穆斯林女性来推广“好穆斯林”的形象。
• “全文：希兹尔·汗（Khizr Khan）在20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2016年8月1日，https://abcnews.go.com/Politic ... 4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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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蒂·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评论》第49卷（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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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齐兹·胡克，“对米切尔·D·西尔伯与阿尔文·巴特所著《纽约警察局：西方的激进主义——本土威胁》（2007年8月）的关切”，布伦南司法中心，2007年8月30日，https://www.brennancenter.org/ ... D.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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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穆斯塔法·巴尤米，“数十年的监视与镇压：美国伊斯兰恐惧症的反巴勒斯坦根源”，《卫报》，2024年5月2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 ... story 。
•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称为一种话语。 他写道：“我发现在这里运用福柯关于话语的概念很有用，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那样，以此来界定东方主义。” 我的观点是，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审视，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在启蒙运动后时期，是如何通过一套极其系统的学科体系，在政治、社会学、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想象层面管理——甚至塑造——东方的。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主义》（万神殿图书，1978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调查笔记）（1970年）》，载于伊姆雷·塞曼和蒂莫西·卡波西编辑的《文化理论：选集》（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10年），第204–222页。
• 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冥王星出版社，2008年）。
• 沃尔普，《公民与恐怖分子》。
• 法伊扎·帕特尔和梅根·库希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布伦南司法中心，2017年3月16日，https://www.brennancenter.org/ ... emism 。
• 娜丁·纳伯，《“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 9/11事件后的文化种族主义、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以及压迫的交叉性》，载于阿曼尼·贾马尔和娜丁·纳伯编辑的《9/11前后的种族与阿拉伯裔美国人：从隐形公民到可见主体》（雪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304页。
• 纳伯，《“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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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奈德·拉纳，《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灵魂》第9卷，第2期（2007年）：第148–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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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华德·威南特，《世界是一个贫民窟：二战以来的种族与民主》（基础图书，2002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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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曼·杰克逊，《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13卷，第1期（2011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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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娜（Rana），《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
• 伊斯兰恐惧症与多起暴力事件有着直接关联，仅举几例：2017年加拿大魁北克市清真寺6名穆斯林遇害；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51名穆斯林遇害；2021年加拿大伦敦市一个家庭的4名成员遇害；2023年美国芝加哥一名6岁男孩遇害；以及2025年法国拉格朗孔布（La Grand-Combe）一座清真寺的一名礼拜者遇害。引用资源：乔纳森·蒙佩蒂特（Jonathan Montpetit），《魁北克市清真寺枪击案》，《加拿大百科全书》，2019年4月25日，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 ... oting ；《执行摘要》，《关于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清真寺恐怖袭击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2020年11月26日，https://christchurchattack.roy ... mmary ；《关于伦敦家庭遇袭三周年的声明》，加拿大政府，2024年6月6日，https://www.canada.ca/en/canad ... .html ；玛琳·伦唐（Marlene Lenthang）、凯拉尼·柯尼格（Kailani Koenig）、萨米拉·普斯卡（Samira Puskar）和科基·西马什科（Corky Siemaszko），《检察官称，杀害6岁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的嫌疑人沉迷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NBC新闻》，2023年10月16日，https://www.nbcnews.com/news/u ... 20589 ；安吉丽克·克里萨菲斯（Angelique Chrisafis），《法国穆斯林谴责宗教仇恨，清真寺刺伤案嫌疑人被捕》，《卫报》，2025年4月28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 ... italy ；塞戈琳·勒·斯特拉迪克（Ségolène Le Stradic），《清真寺杀人案使法国对穆斯林的看法受到审视》，《纽约时报》，2025年4月2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5/0 ... .html 。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at-is-islamophobia-race-power-and-the-roots-of-anti-muslim-discrimination
原文标题：What is Islamophobia? Race, Power, and the Roots of Anti-Muslim Discrimination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深度解读：为什么它不只是个人偏见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历史根源和权力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仅是对宗教的误解，也与种族化、殖民历史、国家权力、媒体叙事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图：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 种族、权力与反穆斯林歧视的根源
引言
随着美国和欧洲反穆斯林情绪的日益高涨，关于如何定义这一现象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教并非一个种族，一些人认为它不能被称为“种族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视为穆斯林的有色人种，因此它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 还有人认为，基于言论和表达自由，对宗教进行批评不应被视为歧视。 在这些讨论进行的同时，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反穆斯林立法相继出台，而媒体关于穆斯林的叙事依然沿用着陈旧的伊斯兰刻板印象。 所有这些现象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贴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
本文旨在通过该领域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理解这一术语的入门指南。 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人际间的——这些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和话语中已变得常态化，并能将这些表现形式与其历史根源联系起来。 本文探讨了理解伊斯兰恐惧症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三个视角：文化论述、穆斯林主体化以及种族。 这三个视角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
文化论述：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2016年3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市政厅竞选活动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CNN记者安德森·库珀问及：“你信任美国的穆斯林吗？” 特朗普回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是信任的……” “但我想，有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表现得非常政治正确，但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场战争。”
特朗普代表了一场迅速壮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社会政治运动，随着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犯罪与袭击事件增加，以及欧洲和北美对极右翼政客支持率的上升，再加上英国脱欧和“穆斯林禁令”等孤立主义政策趋势，这一运动正变得愈发显眼。 然而，在涉及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上，除了夸张的语调外，特朗普实际上与他之前的许多人并无二致。 无论是持续监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还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通过旅行禁令“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认为穆斯林群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这些叙事和政策在关键节点被更强烈地激活，但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反映在由政治演讲、国家政策和媒体叙事构成的主流话语中，即全球穆斯林群体内部存在分裂：暴力与非暴力的穆斯林、文明且具有公民意识与缺乏这些特质的穆斯林、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说：“我们面临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希望它在伊斯兰教内部只是极少数；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同这种暴力的圣战主义方式。”他的话呼应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言论，布什曾宣称：“恐怖主义的面孔并非伊斯兰教的真实信仰。” 那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我们来说，与那99.9%追求与我们相同目标——即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穆斯林站在一起非常重要。” 这些国际权力持有者反复重申的世界观，是将穆斯林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逻辑。 一方面，是以ISIS及其恐怖主义衍生组织为代表的穆斯林。 这个群体的界限不断变化，因为谁被归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公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反复无常。 另一方面，还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即那些勤劳且热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迈向现代性的人。 奥巴马的最后这番话象征着美国政策中这种“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二元对立的含义：正如他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民族国家的代表们已将自己置于“好穆斯林”盟友的位置，共同对抗那些“坏穆斯林”。
但我们在此所说的“主流话语”并不局限于政客的言论及其政策。 企业媒体在延续这种关于穆斯林的叙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尔塔尼（Evelyn Alsultany）所写：“9/11事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电视上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同情性刻画有所增加。” 如果一部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描绘成恐怖分子，那么剧情通常会包含一个‘正面’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以抵消负面描述。” 阿尔苏尔塔尼称之为“简化的复杂表征”，即在表面上，媒体叙事似乎通过将穆斯林描绘成多元而非单一的群体，来创造一种细致入微的形象。 然而，通过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暴力和恐怖主义持续挂钩，通过利用“本土线人”（即那些离开伊斯兰教并成为其野蛮行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通过对背景的选择性解释，娱乐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助长了“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表征。
然而，这些流行的叙事不仅仅来自外部。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穆斯林自身内化并复制，存在于美国穆斯林身份和社区的复杂结构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希兹尔·汗（Khizr Khan），他是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汗（Humayun Khan）的巴基斯坦裔美国父亲，胡马云·汗于2004年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 2016年8月，希兹尔和他的妻子加扎拉（Ghazala）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他当时说道：
像许多移民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 我们信仰美国民主——相信通过辛勤工作和这个国家的善良，我们可以分享并贡献于它的福祉。 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抚养我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希兹尔（Khizr）的话代表了许多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 他表达了对美国价值观的赞赏，包括勤奋工作、白手起家和民主精神；简而言之，他讲述了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家庭的成功故事。 他们融入社会的证明就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事实上，汗（Khan）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在研究“9·11”后穆斯林慈善捐赠趋势的一篇文章中，萨莉·豪威尔（Sally Howell）指出，许多穆斯林在面对社区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开始强化这种“回馈社会”的叙事。 在底特律，一家名为“胡达诊所”（Huda Clinic）的新慈善机构创始人描述了他们转变传统捐赠模式（包括向海外捐赠）背后的思考过程：
我们环顾四周，心想，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过得很安稳。 我们的清真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正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孩子，并送他们去穆斯林学校上学。 我们已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了。 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为更广泛的社会做过什么。 我们享受着这个国家的慷慨，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回馈社会。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卓越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好公民。
然而，就在他们尽力成为卓越公民的同时，美国穆斯林也经历了联邦探员的盘问。探员们询问捐赠者：他们的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捐赠、钱是如何使用的、是否在进行国际捐赠、以及他们是否了解他们的伊玛目是在哪里受训的、受训方式如何。 这种审讯氛围对美国穆斯林的活动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安全”的国内慈善事业和项目，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
那么，当我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时，该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表述和叙事呢？ 它们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他的论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关于文化与恐怖主义的政治视角》中首次提出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一概念。 他在文中指出：“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必须被隔离，并通过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将魔鬼从其中驱逐出去。” 马姆达尼所说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是指这样一种假设，即“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定义其自身的具体本质，而[文化谈话]随后将政治解释为该本质的结果”。 “文化谈话”将伊斯兰文化的本质定义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以此解释“9·11”事件以及所有由穆斯林实施的类似暴力袭击等恐怖行径。 此类袭击不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更反映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核心的恐怖主义价值观、对生命缺乏尊重，以及一种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格格不入的特质。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例子来思考马姆达尼的论点，就会发现这些对穆斯林的描绘——无论是自我呈现还是被强加的形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积极、“安全”的穆斯林方式，以及另一种无法解释的暴力版本。 这里的重点在于价值观——通过宣誓效忠于美国性，穆斯林可以摆脱伊斯兰教中任何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那些通过服兵役为国家做出终极生命牺牲的穆斯林，也无法完全被美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所接纳，我们将在关于主体化的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然而，那种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有害的根本信念，正是系统性针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针对穆斯林的广泛社会偏见的基础和推动力。
这种文化论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位作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 1990年，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评论文章。 在文中，刘易斯首先将教会、国家及其分离的原则描述为根本上的基督教思想，然后将伊斯兰教置于与这些原则对立和竞争的位置。 他写道：“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之间的斗争，至今已持续了约十四个世纪。” “这场斗争始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并几乎一直持续到今天。” 刘易斯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优势”，导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经历了多波损失：“在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导权；由于外国思想、法律、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定居者的入侵，以及本土非穆斯林群体的获得公民权，穆斯林在自己国家内的权威受到了削弱。”
刘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亨廷顿三年后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诱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 亨廷顿将刘易斯的理论推向了极端。 他写道：“文明认同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八个主要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 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将这些文明彼此隔开的文化断层线上。”
刘易斯和亨廷顿概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在“西方”与“伊斯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廷顿的观点更为极端，他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西方处于永久冲突之中：作为伊斯兰教的“绿色威胁”，其地位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 但刘易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唯一的伊斯兰传统……还有其他的传统……在这一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 与近期的政治话语非常相似，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需要支持“好”穆斯林，反对“坏”穆斯林。
穆斯林的主体化
2015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了《穆斯林兄弟会恐怖主义认定法案》。 克鲁兹强调需要“直呼敌人的名字”，这呼应了更大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呼声。 在该法案未能通过后，克鲁兹又分别在2017年、2020年和2021年三次尝试重新提出该法案，但均未成功。美国穆斯林分析人士、倡导者和活动家认为，“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犯罪，被广泛视为关闭美国穆斯林社会的一种手段。”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的组织，它与美国一些重要的穆斯林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北美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学生协会等。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麦考写道：“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网络及其政治盟友正在推动这一认定，旨在开启一个宗教麦卡锡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仅仅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或者作为一个反击反穆斯林言论的倡导组织，就足以让你失去参与公民活动的资格。”
这一充满争议的恐怖主义认定案例，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在运作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外国组织与美国穆斯林之间的关联，即将国外的“敌人”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体挂钩。 第二种机制是关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的公共叙事，被用来强化和确立公共政策，反之亦然。 最后，被针对的穆斯林身份的界限是灵活的——为了达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这些界限会被不断扩大或缩小。 通过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理解穆斯林形象是如何被主体化的。
莱蒂·沃尔普在“9·11”事件发生仅一年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袭击发生后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这可以通过将那些看起来像“中东人或穆斯林”的人种族化为“恐怖分子”，并将其从“公民”范畴中剔除来解释。 据沃尔普所言，这种种族化发生在多个层面。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增加导致了超过1200名非公民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捕；事实上，这些被捕者中没有一人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他们仍然被拘留，且在许多情况下被驱逐出境。 移民政策研究所报告称：“媒体报道和证据强烈表明，绝大多数逮捕行动都是由基于种族和/或民族刻板印象的匿名举报所驱动的。” 因此，人际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种族定性，共同塑造了阿拉伯穆斯林群体“嫌疑人”和“罪犯”的刻板形象。
“可疑活动报告”经常被用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促使普通公民相互举报，从而助长了隐性偏见。 通过“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其他反激进化政策，社区中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被要求识别“可疑”行为并向执法部门举报。 问题在于，执法部门所描述的潜在可疑行为，包括留胡须、戴头巾、穿传统服饰等外在特征，以及政治上直言不讳、支持巴勒斯坦、去清真寺礼拜和/或阅读圣经等活动。 通过社区合作，国家随后培训普通民众，将这些特征与潜在的极端主义或暴力倾向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外貌特征被犯罪化了，这使得仅仅作为一名穆斯林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伊斯兰恐惧症往往呈现周期性，随着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而再次抬头。 同样，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后的头三个月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记录的伊斯兰恐惧症投诉增加了180%，其中包括反巴勒斯坦审查、人肉搜索和歧视案件。 一种合理的论点认为，虽然反穆斯林歧视和反巴勒斯坦歧视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前者其实源于后者。
沃尔普（Volpp）分析的第二层涉及马姆达尼（Mamdani）的“文化谈话”（Culture Talk）概念，并借鉴了东方主义比喻在西方话语中的普遍影响。 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欧洲文明的主导话语，它构建并极化了东方与西方……（并且）不仅用于定义那些被东方主义目光审视的对象，也定义了西方自身，因为西方正是通过与东方的对立来确立其身份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潜在的差异理论创造并将穆斯林定位为“他者”。 她分析的最后一个层面涉及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包容或排斥的工具进行操纵。 在这里，“公民身份”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公民身份。 相反，它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正式法律地位、权利、政治活动和身份认同。 作为身份认同的公民身份代表了包容与排斥的理想，或者说是公民之间形成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成员网络纽带。 从理论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理应也能保障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归化入籍或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们就应该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相同的保护，并受到同等对待。 然而，问题在于学者们所称的“质询”（interpellation）这一干预机制。
“质询”这一概念最初由路易·阿尔都塞提出。 阿尔都塞在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社会主体时写道：
……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或“运作”，即它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者通过我称之为“质询”或“呼唤”的精确操作，将个体“转化”为主体。这种操作可以想象成最常见的日常警察呼唤：“嘿，你那边的那个人！”…… 被呼唤的个体将会转过身来。 仅仅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身体转向，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体。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那声呼唤“确实”是在对他说话，并且“确实是他本人被呼唤”（而不是别人）。 经验表明，呼唤的实际传播效果是，它们几乎从不落空：无论是言语呼喊还是吹哨，被呼唤者总是能意识到那确实是在呼唤他本人。 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有许多人“良心不安”，但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负罪感”来解释。
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也从一个被种族化的黑人视角描述了这种质询过程：
看，是个黑鬼！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心中充满了寻找事物意义的意愿，我的精神渴望探寻世界的本源，然而我却发现自己成了万物之中的一个客体。 被禁锢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客体化状态中，我恳求地转向他人。 他们的关注曾是一种解脱，掠过我那因虚无而备受磨损的身体……但就在我触及彼岸时，我踉跄了一下，他人的动作、态度和目光将我固定在那里，就像化学溶液被染料固定住一样。
质询过程始于国家权力通过侧写识别出穆斯林并对他进行“呼唤”之时。 随后，他便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这里，即通过排斥来巡视边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 结果，穆斯林主体被排除在作为国家认同的“美国性”范畴之外，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公民身份其他维度的保护，包括权利和安全。
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穆斯林的公民自由为何以及如何受到威胁。 尽管倡导者们认为，诸如“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诱捕、社交媒体监控、移民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侧写等措施违宪，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基于一个前提，即穆斯林不属于“公民”这一范畴。
娜丁·纳贝尔在她的文章《看，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来了》中写道，9/11事件后，主流伊斯兰话语——由联邦政府政策、企业媒体和智库构成的话语——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将她所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中东人”构建为居住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敌人。 与这一被构建的类别相挂钩的，是姓名、肤色、服饰和原籍国等身体或外在特征。 Naber认为，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体现在政府政策、媒体叙事和人际暴力中——不仅仅如Mamdani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从文化视角对穆斯林进行“他者化”的结果。 相反，这是“两种种族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种族主义和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
文化种族主义与Huntington和Lewis的观点一致：它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穆斯林文化被视为既一成不变又落后倒退的。 Naber引用了Minoo Moallem的话：“（在这里）宗教被视为种族劣等性话语中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正是宗教本身使得伊斯兰文化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及其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还是想象中的边界）紧密相连。 通过基于国家的种族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那些被归入“穆斯林”范畴的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境之外——是如何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反恐战争最直接和长期的后果都与国家安全关切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国内穆斯林社区的“安全化”就是两个例子。
尽管这种“敌对主体”的身份认同最明显地表现为针对9/11后受到监视、拘留和驱逐的穆斯林阿拉伯裔男性，但这一范畴本身的边界是灵活的，在实践中，它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倡导者、阿拉伯基督徒、伊朗犹太人、拉丁裔、女性等等。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或者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来说，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谁才算“穆斯林”呢？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许多锡克教裔美国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暴力的目标——正如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寺庙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样。 阿拉伯人，或者那些被认为像阿拉伯人的人，即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会面临种族歧视的辱骂和被要求“滚回你的国家”。 通过这种方式，“潜在恐怖分子”的主体身份是武断的，它将多种不同的身份合并在了一起。
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
撇开“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近代史不谈，我们有必要审视反穆斯林情绪的历史根源，以及将穆斯林身份构建为“他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始于9/11事件之后，也不是在此之前不久，甚至不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发生的。 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解构伊斯兰教被“他者化”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机制。 在关于伊斯兰恐惧症与种族的最后讨论中，我们将探究这一现象更深层的历史根源，以理解穆斯林这一形象是如何随着帝国的扩张而被种族化的。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在其文章《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中，使伊斯兰恐惧症及其与宗教仇恨的关联变得复杂化，旨在将这一概念也置于种族历史的范畴内。 “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歧视被定义为仇外心理和偏见；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重要性。”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宗教的歧视是否与种族存在重叠，以及它是如何重叠的。 事实上，围绕“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术语的许多定义和讨论并未包含种族或种族主义，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文化偏见。 在前两节中，我们从两个维度定义了伊斯兰恐惧症：首先，我们讨论了文化歧视的维度，其中包括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其次，我们讨论了制造敌对主体的维度，这与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关。 现在，我们将增加种族这一维度。
理解穆斯林种族化的一大障碍在于穆斯林群体在国籍、语言、民族、文化和服饰方面的巨大多样性。 正因如此，穆斯林无法被归入单一的种族类别，而种族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类别进行持续迫害的。 穆斯林群体包括黑人、阿拉伯人、东南亚人、白人等，而传统上种族问题往往被讨论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 与此同时，那些对穆斯林进行种族定性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穆斯林的种族形象？ 此外，我们该如何从宗教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转向种族意义上的穆斯林形象？ 如果我们仅从宗教角度来看，穆斯林就是践行伊斯兰教的人。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权力的因素时，穆斯林的形象便存在于多个维度之中。 传统的欧洲宗教观念将其归类为本质的、有界的、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普遍存在的——即永恒不变的。 按照这种观点，宗教与其他系统和动态是分离的；它被局限在精神领域。 然而，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论文《宗教的谱系》（Genealogies of Relig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并与它所处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 因此，由于宗教概念可以也应该通过构建它的特定历史框架来研究，它也可以被视为与种族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揭示宗教可以被介入种族历史的缺口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所知的种族概念直到“欧洲崛起以及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后才出现……即使是基督教欧洲对其非基督教群体（穆斯林和犹太人）所持有的敌意和怀疑，也是种族形成的预演，因为这些对抗在当时是被宗教化解读的。” 尽管这种排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主义相似，但在当时，种族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范畴。
种族作为一个范畴的发展与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扩张紧密相关。 当欧洲人航行到新大陆时，他们“发现”了当地原住民，这些人不仅崇拜方式不同，而且外貌和行为也与众不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什么是“人类大家庭”——谁属于这个家庭，谁又不属于。 任何处于这个由白人欧洲人划定界限的“大家庭”之外的人，都可以被奴役并用于获取经济利益。 有趣的是，欧洲探险家所依赖的这些差异观念，其根源在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歧视。 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同样，“种族主义的早期来源源于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帝国计划。” 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这些伊斯兰对手被塑造成了宗教上的“他者”。
反犹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种族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霍华德·威南特写道：
犹太人是前现代欧洲早期的“局外人”。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人与穆斯林一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随着后来帝国列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巩固为民族国家，以及帝国野心的萌芽，一系列的驱逐行动将幸存者赶出了大部分地区。 成立于1229年的宗教裁判所，到了十六世纪，随着对改宗者（conversos）或新基督徒（novos cristoes）迫害的重燃，已然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种族主义反犹色彩。 此时，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不再是犹太人的信仰，而是正如“血统纯洁”（limpieza de sangre）教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他们的本质；因此，即使是改宗也不被接受：通常只有驱逐或根除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所经历的情况。 即使在改宗之后，那些决定改宗者在社会中地位的法律，依然极度强调血统的纯洁性。 在西班牙，“血统纯洁的概念重塑了一种种姓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宣称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优于混血或受污染的血统——这通常与肤色和外貌特征有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且显然与宗教差异有关。”
在讨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族化时，必须花时间探讨黑人穆斯林这一群体，他们处于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双重种族主义反复叠加的交叉点上。 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教显然在黑人身份认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另一方面，黑人的经历也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社会政治现实。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关于“伊斯兰教、穆斯林与美国种族认知障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种族主义的作用实际上必须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要素，并应将其纳入美国的 wāqiʿ（即现实）中进行考量。 他批评了那些引用传统文献，认为“伊斯兰教根本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的观点，并反驳称，如果不考虑种族因素，就无法有效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
在帝国主义背景下，北非穆斯林被视为白人基督教世界的敌对异类，这种将穆斯林视为威胁的陈词滥调被殖民地的奴隶主所沿用，他们将穆斯林奴隶视为一场更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代表。 事实上，非洲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这把他们比作欧洲的阿拉伯穆斯林敌人。 由于许多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受过教育，奴隶主特别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动员奴隶进行反抗。 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穆斯林奴隶在美洲各地领导了起义。
美洲穆斯林反抗奴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22年，当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开始十二年后，来自沃洛夫族的被奴役穆斯林在圣多明各发动了起义。 三个世纪后，巴西巴伊亚州的被奴役穆斯林组织了一场起义，这成为了巴西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奴隶叛乱。
通过黑人穆斯林身份进行种族化的轨迹仍在延续。 快进到20世纪初，黑人穆斯林身份通过诺布尔·德鲁·阿里和美国摩尔科学神庙的教义继续演变。 阿里指导他的追随者以“摩尔裔美国人”自居，试图通过认同一种他们因宗教而感到亲近的族群类别，来使他们摆脱美国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仅没能逃脱种族主义，也无法打破美国白人至上的藩篱，而且摩尔科学神庙还是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进行制度化侧写（profiling）的首批目标之一。
黑人穆斯林身份不断演变，将宗教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同时也遭受了种族和宗教侧写的反噬。 通过伊斯兰民族组织，以利亚·穆罕默德宣扬伊斯兰教是黑人身份的核心。 马尔科姆·X也将他所在社区作为黑人的经历与作为穆斯林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美国种族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涉及反黑人种族主义时，宗教因素并未被纳入考量。 事实上，“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曾作为联邦调查局（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一部分受到严密调查，同时受到调查的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其他被视为颠覆性的黑人组织机构。 黑人身份、穆斯林身份，以及“伊斯兰民族”及其同时代组织所提出的反帝国主义方案，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了该组织被列为打击目标。 正如拉纳（Rana）所写：“伊斯兰教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大迁徙’和‘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流离失所，以及结构性障碍有关，这些障碍阻碍了他们从基督教（即白人）教会和工会等组织获取资源。” 对于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差异和多种族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了摆脱种族束缚的解放途径。”
结论
随着极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占据权力殿堂，关于西方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其根源以及如何遏制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撰写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人际间的；这种在两个维度之间循环往复的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已将穆斯林塑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的双重敌人。 其影响远不止于理论层面；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见证的那样，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通过“文化谈话”（Culture Talk）、主体化和种族视角来理解伊斯兰恐惧症，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三种话语在当前美国社会针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中是如何运作的。 “穆斯林”这一范畴是由权力关系定义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涵盖了移民、恐怖分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更多群体。 与此同时，拉丁裔被贴上罪犯的标签，非裔美国人被称作暴徒，而移民则被视为不诚实且可疑的。 这些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刻板印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见、所闻、所读以及所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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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完整解读：文化政治如何塑造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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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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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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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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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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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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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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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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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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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 莫里（Morey, P.）与亚金（Yaqin, A.） (2011年)。 《构建穆斯林：9/11事件后的刻板印象与呈现》。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79页。
•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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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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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 莫里（Morey, P.）与亚金（Yaqin, A.） (2011年)。 《构建穆斯林：9/11事件后的刻板印象与呈现》。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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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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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运作？文化、政治与反穆斯林偏见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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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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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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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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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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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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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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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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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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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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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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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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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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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是什么？法律、政策与反穆斯林歧视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加强国家的监视和拘留权力；对移民和难民政策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审查（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在境内），并强化驱逐出境的权力；承诺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反恐战争，特别是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各种情报、安全和军事联盟。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拘留并驱逐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公民。 在签发证明之前，被拘留者没有机会进行申辩。联邦法院指定的法官会在秘密听证会上审查政府针对被拘留者的大部分指控，而在此期间，被拘留者及其律师均不得在场。 被拘留者只能收到一份针对其指控的摘要。 非永久居民必须被强制拘留……除非当事人离开加拿大、证明被撤销，或者在120天后仍未被驱逐出境，否则没有获释的可能。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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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加强国家的监视和拘留权力；对移民和难民政策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审查（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在境内），并强化驱逐出境的权力；承诺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反恐战争，特别是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各种情报、安全和军事联盟。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拘留并驱逐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公民。 在签发证明之前，被拘留者没有机会进行申辩。联邦法院指定的法官会在秘密听证会上审查政府针对被拘留者的大部分指控，而在此期间，被拘留者及其律师均不得在场。 被拘留者只能收到一份针对其指控的摘要。 非永久居民必须被强制拘留……除非当事人离开加拿大、证明被撤销，或者在120天后仍未被驱逐出境，否则没有获释的可能。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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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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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and-the-law-unpacking-structural-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and the Law: Unpacking Structural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穆斯林社区有什么影响？从个案偏见到制度性伤害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进入法律、政策和制度结构。作者说明，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人偏见，也可能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移民政策、监控、法院和公共制度持续影响穆斯林社区。
图：伊斯兰恐惧症与法律：剖析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当我们想到伊斯兰恐惧症时，大多数人会想到身体骚扰、言语辱骂、仇恨言论，甚至在较轻的程度上，想到鄙夷的目光和麻木不仁的随口评论。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所经历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是真实的、具体的，且直接摆在面前。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往往会引起我们的情绪反应，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被体验到的，等同于对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和本质的攻击。 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效果，即把我们简化为单一“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身，这根本无法代表我们的信仰、信念，也无法代表我们作为由多种身份、从属关系和观点组成的复杂多面个体的交叉性。 然而，还存在着更微妙、更隐蔽的伊斯兰恐惧症形式，这对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 这些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本质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贝敦（Beydoun）所描述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
正如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由私人主体实施的。 这些主体可能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团体，例如“英国保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和其他街头抗议运动，也可能是邻居或街上的陌生人等个人。 另一方面，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则由国家授权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偏见构成。 在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中，国家权力被用于制定政策和规划，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阶层，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植根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一概念使穆斯林主体的安全化合法化并合理化。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之所以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机遇到的其他形式更具问题，是因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使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了。 换句话说，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律制定相关法规，仅仅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针对并边缘化他们。 这会对年轻穆斯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他们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本文探讨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在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日益变得普遍。
欧洲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大多数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在公共领域限制和控制“穆斯林特征”的视觉符号。 穆斯林女性往往是此类伊斯兰恐惧症的目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禁止面纱和头巾，以此限制“穆斯林特征”和伊斯兰教的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以一般性条款制定，以安全为由禁止遮盖面部的服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则毫不掩饰其立场，专门针对伊斯兰面部遮盖物。 2011年，比利时成为首批实施面部遮盖禁令的欧洲国家之一。 比利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止全身遮盖服装的禁令，包括布卡（burqas）和尼卡布（niqabs）。 这项法律曾因侵犯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而受到质疑；然而，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该禁令“并未违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宗教自由权或反歧视法”。 2016年，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效仿并实施了类似的面部遮盖禁令。 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都实施了禁止面纱的法律。 在保加利亚，佩戴面纱者最高可面临660英镑的罚款；而在拉脱维亚，尽管全国仅有三例已知的佩戴此类服装的记录，该法律依然被制定出来。 2017年，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在公共场所禁止面部遮盖服装的法案。 这项法律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实施的。 佩戴尼卡布等面纱的个人会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 同样，丹麦在2018年也通过了一项禁止面纱的法律。 违反此禁令的人将被处以115英镑的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十倍于此的罚款。 荷兰也在2018年通过了面纱禁令。 根据该法律，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面纱；但在公共街道上仍被允许。 面纱并不是唯一被禁止的“穆斯林身份”视觉标志。 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也施加了限制。 例如，2009年，瑞士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旨在禁止在清真寺上建造宣礼塔。 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中包含了来自右翼政党的煽动性言论，他们声称宣礼塔是瑞士即将伊斯兰化的象征，尽管在公投时全国仅有四座宣礼塔。 在上述所有例子中，这些法律和禁令都是在这些国家掌权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下实施的。 然而，并非所有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案例都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造成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世俗主义的概念被用来推进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论述和立法。
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领域对穆斯林女性着装实施正式限制的欧洲国家。 早在2004年，法国就以倡导国家中立和世俗主义理想为幌子，在公立学校实施了宗教服饰禁令。 虽然这项禁令影响了多个宗教少数群体，但穆斯林女性是该法律的主要针对对象，因为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它经常被称为“面纱法”。 此后，法国在2010年通过尼卡布（面纱）禁令禁止了伊斯兰面纱，甚至在2016年试图在多个法国市镇禁止布基尼（一种由部分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 随着近期关于体育零售商销售运动头巾的争议，法国在公共和私人层面监管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2019年2月，欧洲最大的运动配件供应商迪卡侬决定不再销售运动头巾，原因是法国政界对这类服饰的批评和审查日益增多。 这种在法国文化和社会中对“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的排斥，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弗朗茨·法农在其批判性文章《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中，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者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穆斯林头巾的计划。 法农认为，殖民者将头巾视为一种文化标识。 他们相信，通过消除头巾，他们就能向摧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文化迈进一步。 瓦解阿尔及利亚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殖民者将自己视为与被殖民者截然对立的存在。 阿尔-萨吉认为：“殖民主义的表征机制不仅构建了‘土著’的形象，还将这一形象置于殖民社会自我认知及其内部性别规范化的对立面。” 正是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审视，一个文明的“自我”在与野蛮的“他者”对比中显现出来。 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将穆斯林面纱构建为法国社会的异类，因此被视为不可接受。 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历史遗产，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能够以威胁法国文化和身份为由，制定针对少数群体的法律。 除了管控穆斯林女性的着装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不成比例地针对穆斯林男性的立法表现出来。 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体现在旨在遏制和预防个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反恐法律和项目中。
英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方面，最受广泛批评的举措之一就是“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 “预防”战略构成了英国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渠道”（Channel）。 “预防”计划（Prevent）始于21世纪00年代中期，旨在识别那些可能正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并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进行预防。 2015年，该计划被纳入法定基础。 这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报告他们怀疑容易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人。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面临机构层面的惩处。 “预防”战略声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族裔或宗教群体；然而在实践中，该战略不公平地、压倒性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 根据英国政府2018年收集的数据，“伊斯兰极端分子”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可能性，是参与“极右翼”极端活动者的17倍。 尽管穆斯林仅占英国人口的5%，且仅占全国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约5%，但他们占了“预防”计划转介总数的65%。 此外，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海峡”（Channel）干预。 换句话说，95%被转介至“预防”计划的穆斯林是被错误识别的，他们对英国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 穆斯林被转介至“预防”战略的可能性是非穆斯林的40到50倍，其中四分之一的转介对象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显然，“预防”战略不成比例地针对了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并因此对这些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英国穆斯林因为该计划撒下的“大网”而感到被污名化。 穆斯林父母不得不三思如何向孩子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甚至可能鼓励孩子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因该计划而被标记。 这些担忧是非常真实且合理的，因为甚至有年仅四岁的穆斯林儿童被该计划错误识别。 在北美，通过立法管制“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以及通过国家监控和安全化项目，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进程。
北美语境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
在加拿大，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均有体现。 一些加拿大省份通过了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对加拿大穆斯林产生负面影响的全国性政策。 关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地域性表现，魁北克省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在省内某些公共场所穿戴宗教服饰，包括希贾布（头巾）。 随着右翼本土主义政府“魁北克未来联盟”（CAQ）近期上台，他们在赢得多数席位后，得以强行通过了第21号法案。 第21号法案以在公共领域推行国家世俗化为幌子，禁止教师、警察、法官等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佩戴宗教符号。 许多宗教少数群体受到了这项禁令的影响，因为它禁止公共部门员工佩戴锡克教头巾、犹太小圆帽以及希贾布。 然而，正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这项禁令对穆斯林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该省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女性员工佩戴希贾布。 这并非魁北克省首次通过歧视性法律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
21世纪初中期，该省围绕“合理便利”这一概念引发了轩然大波，即是否允许宗教少数群体在公共空间坚持其宗教习俗。 这些担忧是由一系列广受关注的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一名锡克教男孩想佩戴基尔潘（短剑）上学、一名11岁穆斯林女孩因佩戴希贾布被裁判禁止参加足球比赛，以及一家犹太会堂要求邻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将窗户磨砂化，以免会众看到穿着紧身衣的女性。 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例如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裁定当地一所法语大学——高等技术学院（ETS）必须为在校的穆斯林学生提供祈祷空间，以及魁北克医院中关于穆斯林孕妇要求由女性医生接诊的争议案例。 最终，这促使魁北克政府针对“合理便利”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负责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发现，魁北克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在这些公开辩论之后，魁北克各地的市政当局制定了极其无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地区几乎没有移民人口。 这些移民准则禁止了诸如石刑、基于荣誉的暴力以及其他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本已属于非法。 显然，这些市政当局发表的许多声明，旨在禁止那些通常被认为与“穆斯林野蛮行径”相关的做法。 这些声明毫不掩饰地对穆斯林移民社区的落后与不文明做出了某种预设，并公然宣称他们与魁北克社会及文化不相容。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层面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安全化实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中。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和加拿大的《反恐怖主义法》。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出台的一项立法，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中的措施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因为它引入了广泛的手段来构建一个过度安全化的国家，从而损害了基本人权。 该法案中的条款允许国家无限期拘留涉嫌恐怖主义的非公民；在不准许被告查阅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秘密证据；监控宗教和族裔群体；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窃听和搜查；以及许多其他等同于先发制人惩罚的滥用权力行为——即在人们尚未犯下任何罪行或过错之前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加拿大，类似的法律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和2015年）和《移民与难民保护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2001年）中的措施包括：
加强国家的监视和拘留权力；对移民和难民政策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审查（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在境内），并强化驱逐出境的权力；承诺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反恐战争，特别是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各种情报、安全和军事联盟。
尽管在加拿大受该法律影响的穆斯林人数不如美国多，但仍有一些人遭受了种族定性，受到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恐吓，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中的条款导致了2002年叙利亚裔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Maher Arar）被非法拘留、非常规引渡和折磨。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授权公民及移民部长会同总检察长签发安全证书。 与上述条款一样，安全证书暂停了居住在加拿大的非公民的权利和正当程序。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大多数安全证书针对的是中东裔的穆斯林男性。 安全证书允许：
拘留并驱逐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公民。 在签发证明之前，被拘留者没有机会进行申辩。联邦法院指定的法官会在秘密听证会上审查政府针对被拘留者的大部分指控，而在此期间，被拘留者及其律师均不得在场。 被拘留者只能收到一份针对其指控的摘要。 非永久居民必须被强制拘留……除非当事人离开加拿大、证明被撤销，或者在120天后仍未被驱逐出境，否则没有获释的可能。
此外，因安全证明而被驱逐回原籍国的被拘留者，在那里还面临着遭受酷刑的可能性。 这些条款剥夺了基本且根本的人权。 在“9·11”事件后，因安全证明而被拘留的穆斯林包括哈桑·阿尔姆雷（Hassan Almrei）、穆罕默德·马哈朱布（Mohammed Mahjoub）、穆罕默德·贾巴拉（Mohammed Jaballah）、穆罕默德·哈卡特（Mohamed Harkat）和阿迪尔·查尔考伊（Adil Charkaoui）。 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监狱中煎熬了三到七年，并经历了不同时间的单独监禁。 这五个人都曾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被软禁；其中一些人认为软禁条件过于屈辱和艰难，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监狱。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安全机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挑衅特工的使用。
在美国和加拿大，曾多次出现雇佣挑衅特工试图诱捕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情况。 纽约大学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针对与诱捕》（Targeted and Entrapped，2011年）的报告发现，政府经常通过向线人提供减轻刑事指控或改变移民身份的条件，诉诸于“一种危险的激励结构”。 报告进一步提到，“政府的线人引入并积极推行关于暴力圣战的思想，此外，实际上还鼓励被告相信，对美国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义务。” 许多线人和挑衅特工的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纽堡四人案”中的沙赫德·侯赛因（Shahed Hussain）；为联邦调查局潜入南加州一所清真寺的克雷格·蒙泰伊（Craig Monteilh）；每月从纽约警察局领取1000美元报酬，以“诱导”穆斯林发表自证其罪言论的沙米尔·拉赫曼（Shamiur Rahman）；以及在“多伦多18人案”中提供枪支和三吨硝酸铵，并分别获得3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报酬的线人穆宾·谢赫（Mubin Sheikh）和沙赫尔·埃尔索赫米（Shaher Elsohemy）。 这种先发制人的惩罚手段和对挑衅特工的使用，表明了北美社会的穆斯林是如何长期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也展示了穆斯林在“9·11”事件后是如何经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 欧洲和北美背景下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也对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苏莱曼（Suleiman）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穆斯林青年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必须证明自己“美国性”的需求感到十分愤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身份认同并非理所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美国穆斯林青年觉得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资历”，因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可能会让人们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当国家通过立法将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莱曼的研究还指出，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使得美国年轻穆斯林女性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展示“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 苏莱曼描述道，在他研究中采访的绝大多数佩戴头巾的年轻女性，都曾因恐惧而考虑过摘下头巾。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感到受到威胁，她们确实在某些场合摘下了头巾。 不可否认，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穆斯林青年群体中。 当“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越来越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且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针对性法律又在压倒性地监控穆斯林时，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在社会中是“他者”的观念。 因此，穆斯林可能会在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感到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觉得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由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美国人身份之间存在不协调，从而认为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因此，像伊斯兰恐惧症这类结构性种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穆斯林青年贬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性影响。
结论
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国家变得日益普遍。 它经常表现为管制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立法，以及推行安全化实践和针对性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政策。 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更大，因为它使反穆斯林偏见合法化了。 旨在规范公共领域中“穆斯林特征”视觉符号（如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法律，通常被包装为促进国家安全或国家中立的措施，但同时又将此类服饰视为对国家价值观、文化和理想的冒犯。 那些推动对穆斯林主体进行安全化、监视和管制的法律，也被标榜为中立的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比个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要阴险得多，因为它更加隐蔽和间接。 此外，它还会对穆斯林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有害影响，因为许多年轻穆斯林已经通过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造成的“他者化”内化了这种恐惧。 这种“他者化”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身为穆斯林与身为西方人是互不兼容的。 伊斯兰恐惧症相关的立法通常以中立的措辞制定，并未明确指出任何特定群体。 但是，当这些法律绝大多数都针对特定群体时，它们又有多中立呢？
这些法律被包装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措施。 以限制“穆斯林身份”视觉符号的法律为例，可以说个人自我认同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价值观，往往被国家安全或该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所压制。 但这类措施在多少情况下真正促进了国家安全呢？ 难道万圣节就不允许孩子们戴面具了吗？ 难道人们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遮住脸和头吗？ 是否有人穿着尼卡布（面纱）或布卡（全身罩袍）犯下罪行，并利用这些服饰来隐藏身份？ 此外，通过辩称这些视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价值观、文化和身份相抵触，这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中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 这难道不与西方所倡导的包容与多元化理想相矛盾吗？ 那些通过安全化手段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在当前环境下也被描述为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例外状态”。 因此，针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定性与安全化措施已变得根深蒂固，而其他不符合“穆斯林特征”的群体或个人往往能逃过监管。
引入被定义为“例外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外状态一旦常态化，就会根植于法律和社会之中。 尽管这些做法最初可能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辞来粉饰，但这些例外状态的最终结果是，某些群体在法律上被无限期地排斥在社会之外。 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来说，理解并抵制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针对性的法律和做法面前保持沉默，正威胁着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生存。 此外，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与助长，不仅壮大了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胆量，还迎合了那些宣扬“文明冲突”论的仇恨团体，他们声称穆斯林不属于这些国家。 归根结底，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只会为民间的伊斯兰恐惧症火上浇油。 这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创造了日益严峻的生活条件，并可能使他们对自己在这些社会中的归属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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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信号显示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影响：美国穆斯林安全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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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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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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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0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介绍
伊斯兰恐惧症被广泛理解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见或仇恨，已成为一种重大的全球现象，对全世界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它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简短的文献综述简要综合了有关伊斯兰恐惧症的现有研究，提出了突出的探索主题：其定义、历史根源、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对穆斯林心理、身体和精神福祉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几个关键的研究差距，并提出了未来探索的潜在途径，这与 Yaqeen 研究所致力于制作信仰建设内容的重点相一致。
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许多研究侧重于定义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因为该术语本身一直存在争论和争论（Sayyid，2014；Beydoun，2016；Mondon 和 Winter，2017）。虽然广泛接受、普遍适用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但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包含一系列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消极态度、偏见和歧视做法（Jaber，2022；Shufaq，2023）。这些可能表现为与伊斯兰和穆斯林相关的恐惧或威胁感知、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Kathawalla 等，2017）。，2024）。一些研究人员强调刻板印象和误解在塑造仇视伊斯兰情绪中的作用（Shufaq，2023），而其他研究人员则强调仇视伊斯兰的交叉性质，认识到它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的偏见的联系（Sayyid，2014；Lauwers，2019）。将伊斯兰恐惧症概念化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Lauwers，2019），因此它通常被称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Elahi 和 Khan，1997）。此外，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个人偏见的问题，而且根植于制度结构和政治进程中（Bazian，2018；Husain，2020；Runnymede Trust，2024）。缺乏单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凸显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和澄清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界限。
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对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的巨大负面影响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全面战略来解决伊斯兰恐惧症和促进社会正义（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充分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长期后果，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轻其有害影响。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信仰的形成
人们很少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如何影响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发展。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穆斯林将仇视伊斯兰的比喻内在化的影响。出现的问题包括宗教解释的转变（更加自信或防御性）、穆斯林身份感减弱、信仰怀疑以及社区内部冲突（Suleiman，2017；Gil-Benumeya，2023；Merchant，2016）。持续不断的负面刻板印象和表征可能会培养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个人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Suleiman，2017）。这种现象在年轻穆斯林中尤为严重（Suleiman，2017；Shufaq，2023），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和同伴影响。持续接触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可能会导致羞耻感、内疚感和对其宗教身份的怀疑（Suleiman，2017）。这种宗教信心的侵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减少、与信仰社区的联系减弱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Shufaq，2023）。此外，仇视伊斯兰叙事的内化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孤立个人并阻碍他们的精神成长。
然而，矛盾的是，歧视的经历也可能强化宗教认同，在穆斯林社区内培养集体团结感和复原力（Barkdull 等人，2017）。, 2016;阿里，2021）。这种反应性的身份形成，即个人在逆境中重申自己的信念，是对边缘化的复杂且往往强有力的反应。因此，在仇视伊斯兰的背景下，对宗教身份形成（特别是复原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机会，因为需要对这些多方面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应有细致入微的理解。
Yaqeen 如何做出贡献？
尽管在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多方面性质、其历史根源、当代表现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深远影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研究空白。特别是，与亚琴的目标相关的是，缺乏以信仰为驱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和信仰发展的交叉点，而且在此过程中以伊斯兰伦理、神学和法律框架为中心。
亚琴谈到了许多可以广泛应用于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领域，包括解决对伊斯兰暴力和战争的疑虑的论文，以及那些加强对安拉的保护和指导的信念的论文。然而，我们目前通过古兰经和先知智慧的视角直接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资源数量有限。
我们当前的出版物反映了许多现有文献，并且主要局限于寻求解释和识别社会现象的诊断方法，重点关注社会和政治定义及其后果。我们寻求填补这一空白，提供借鉴《古兰经》、圣训和丰富的伊斯兰学术历史的新颖研究，以加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信仰和信念。
想为 Yaqeen 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吗？查看我们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论文征集。有关此主题的更多 Yaqeen 资源，请单击此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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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介绍
伊斯兰恐惧症被广泛理解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见或仇恨，已成为一种重大的全球现象，对全世界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它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简短的文献综述简要综合了有关伊斯兰恐惧症的现有研究，提出了突出的探索主题：其定义、历史根源、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对穆斯林心理、身体和精神福祉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几个关键的研究差距，并提出了未来探索的潜在途径，这与 Yaqeen 研究所致力于制作信仰建设内容的重点相一致。
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许多研究侧重于定义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因为该术语本身一直存在争论和争论（Sayyid，2014；Beydoun，2016；Mondon 和 Winter，2017）。虽然广泛接受、普遍适用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但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包含一系列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消极态度、偏见和歧视做法（Jaber，2022；Shufaq，2023）。这些可能表现为与伊斯兰和穆斯林相关的恐惧或威胁感知、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Kathawalla 等，2017）。，2024）。一些研究人员强调刻板印象和误解在塑造仇视伊斯兰情绪中的作用（Shufaq，2023），而其他研究人员则强调仇视伊斯兰的交叉性质，认识到它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的偏见的联系（Sayyid，2014；Lauwers，2019）。将伊斯兰恐惧症概念化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Lauwers，2019），因此它通常被称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Elahi 和 Khan，1997）。此外，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个人偏见的问题，而且根植于制度结构和政治进程中（Bazian，2018；Husain，2020；Runnymede Trust，2024）。缺乏单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凸显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和澄清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界限。
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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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尼斯、塔里克. 穆斯林、国家和思想：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心理学。Sage 出版有限公司，2022 年。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给出的关键图景
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介绍
伊斯兰恐惧症被广泛理解为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偏见或仇恨，已成为一种重大的全球现象，对全世界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它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简短的文献综述简要综合了有关伊斯兰恐惧症的现有研究，提出了突出的探索主题：其定义、历史根源、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对穆斯林心理、身体和精神福祉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几个关键的研究差距，并提出了未来探索的潜在途径，这与 Yaqeen 研究所致力于制作信仰建设内容的重点相一致。
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许多研究侧重于定义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因为该术语本身一直存在争论和争论（Sayyid，2014；Beydoun，2016；Mondon 和 Winter，2017）。虽然广泛接受、普遍适用的定义仍然难以捉摸，但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包含一系列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消极态度、偏见和歧视做法（Jaber，2022；Shufaq，2023）。这些可能表现为与伊斯兰和穆斯林相关的恐惧或威胁感知、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Kathawalla 等，2017）。，2024）。一些研究人员强调刻板印象和误解在塑造仇视伊斯兰情绪中的作用（Shufaq，2023），而其他研究人员则强调仇视伊斯兰的交叉性质，认识到它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的偏见的联系（Sayyid，2014；Lauwers，2019）。将伊斯兰恐惧症概念化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Lauwers，2019），因此它通常被称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Elahi 和 Khan，1997）。此外，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个人偏见的问题，而且根植于制度结构和政治进程中（Bazian，2018；Husain，2020；Runnymede Trust，2024）。缺乏单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凸显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和澄清伊斯兰恐惧症的概念界限。
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对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的巨大负面影响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全面战略来解决伊斯兰恐惧症和促进社会正义（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充分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长期后果，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轻其有害影响。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信仰的形成
人们很少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如何影响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发展。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穆斯林将仇视伊斯兰的比喻内在化的影响。出现的问题包括宗教解释的转变（更加自信或防御性）、穆斯林身份感减弱、信仰怀疑以及社区内部冲突（Suleiman，2017；Gil-Benumeya，2023；Merchant，2016）。持续不断的负面刻板印象和表征可能会培养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个人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Suleiman，2017）。这种现象在年轻穆斯林中尤为严重（Suleiman，2017；Shufaq，2023），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和同伴影响。持续接触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可能会导致羞耻感、内疚感和对其宗教身份的怀疑（Suleiman，2017）。这种宗教信心的侵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减少、与信仰社区的联系减弱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Shufaq，2023）。此外，仇视伊斯兰叙事的内化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孤立个人并阻碍他们的精神成长。
然而，矛盾的是，歧视的经历也可能强化宗教认同，在穆斯林社区内培养集体团结感和复原力（Barkdull 等人，2017）。, 2016;阿里，2021）。这种反应性的身份形成，即个人在逆境中重申自己的信念，是对边缘化的复杂且往往强有力的反应。因此，在仇视伊斯兰的背景下，对宗教身份形成（特别是复原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机会，因为需要对这些多方面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应有细致入微的理解。
Yaqeen 如何做出贡献？
尽管在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多方面性质、其历史根源、当代表现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深远影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研究空白。特别是，与亚琴的目标相关的是，缺乏以信仰为驱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和信仰发展的交叉点，而且在此过程中以伊斯兰伦理、神学和法律框架为中心。
亚琴谈到了许多可以广泛应用于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领域，包括解决对伊斯兰暴力和战争的疑虑的论文，以及那些加强对安拉的保护和指导的信念的论文。然而，我们目前通过古兰经和先知智慧的视角直接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资源数量有限。
我们当前的出版物反映了许多现有文献，并且主要局限于寻求解释和识别社会现象的诊断方法，重点关注社会和政治定义及其后果。我们寻求填补这一空白，提供借鉴《古兰经》、圣训和丰富的伊斯兰学术历史的新颖研究，以加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信仰和信念。
想为 Yaqeen 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吗？查看我们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论文征集。有关此主题的更多 Yaqeen 资源，请单击此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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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exploring-islamophobia-a-snapshot-of-current-research-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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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探索伊斯兰恐惧症：当前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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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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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穆斯林研究人员强调过度关注伊斯兰恐惧症这一概念的定义、含义和有效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指出语义偏离穆斯林生活现实是主要的陷阱。关于其定义和参数的抽象争论往往会分散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即穆斯林经常根据对其信仰、行为和政治的假设进行评判，其中许多假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和有害的后果（Runnymede Trust，2024）。这凸显了一个可能饱和的领域，以及需要将研究重新转向减轻仇视伊斯兰对穆斯林社区，特别是他们的信仰的实际影响。尽管在定义这一现象方面存在挑战，但研究人员的压倒性共识是，伊斯兰恐惧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歧视形式，对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一点。
历史根源和当代表现
另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根源，强调其复杂性以及与更广泛的历史权力动态的深刻交织（Shufaq，2023）。东方主义话语将“东方”描述为异国情调、落后且本质上对“西方”构成威胁，在塑造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负面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enlahcene，2021；Thompson，2013）。殖民时期的遭遇进一步助长了这些偏见，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并创造了新的刻板印象（Benlahcene，2021；Hunter，2022）。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全球仇视伊斯兰情绪显着升级（Samari 等人，2001 年）。, 2018;巴赞，2018）。随后的“反恐战争”和相关安全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的污名化和反穆斯林歧视的兴起（Ali 和 Whitham，2020；Khan 等人，2020）。, 2024;阿特纳舍夫，201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 9/11 后的现象（Lopez，2011；Hunter，2022）；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是由宗教、政治和文化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的（Benlahcene，2021；Lean，2017）。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表现，揭示了其多样性，包括仇恨言论、仇恨犯罪、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以及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视（Jaber，2022；Khan 等人，2022）。,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阿特金斯，2024；赛义德，2016）。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为穆斯林社区营造了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Jaber，2022）。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的安全化，研究伊斯兰信仰、实践和穆斯林社区如何在政治话语和政策中日益被视为安全威胁（Eroukhmanoff，2019；Hussain 和 Bagguley，2012）。这一过程在 9/11 后地缘政治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将伊斯兰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将穆斯林描绘成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Moulin，2017；Fekete，2004）。学者们认为，这种安全化导致了穆斯林身份的边缘化和犯罪化，强化了仇视伊斯兰的陈规定型观念，并为歧视性做法辩护（Abbas，2021）。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了安全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对穆斯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交叉点，强调需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叙述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和政策。其他研究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理论化时，着手探索社会结构中的世俗主义与种族之间的关系（Sadequee，2025）。
该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非殖民视角，试图揭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机会主义在助长反穆斯林情绪方面的作用（Benlahcene，2021；Hunter，2022；Runnymede Trust，2024）。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领域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依赖和实施，以及它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特定背景下的伊斯兰恐惧症
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存在很大差异（Coyne，2017；Shukri 和 Farhana，2018）。研究调查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Jaber，2022；Samari 等人，2022）。, 2018;爱，2009；萨达，2024；汗等人。,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 Lean，2017），重点关注媒体代表的角色（Khan 等，2017）。, 2024;诺维亚蒂等人。, 2024;科克班，2020；Lean，2017）、政府政策（Ali 和 Whitham，2020）以及社会态度（Coyne，2017；Lean，2017）。美国的研究强调了种族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交叉性（Love，2009；Considine，2017），探讨种族偏见如何加剧反穆斯林歧视（Love，2009）。在欧洲，研究分析了极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全措施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Atnashev，2016），甚至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心理学科政治（Younis，2022）。比较研究还考察了加拿大不同地区仇视伊斯兰的表现方式的差异（Coyne，2017），揭示了省级政治文化对反穆斯林偏见表达的影响（Coyne，2017）。
在非西方背景下的研究，例如中国（Stroup，2023）、印度尼西亚（Shukri 和 Farhana，2018）和印度（Khan 等人，2018）。，2024）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不局限于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政治两极分化等内部因素可能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上升（Shukri 和 Farhana，2018；Khan 等人，2024）。，2024）。这些比较分析揭示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复杂性和特定背景的本质，强调了在研究和解决这一现象时考虑当地因素的重要性（Shukri 和 Farhana，2018）。伊斯兰恐惧症表现出来的背景的多样性凸显了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措施要考虑到每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政治动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
伊斯兰恐惧症的后果是深远的，影响穆斯林个人和社区的身心健康（Samari 等，2017）。, 2018;萨达，2024；阿布·哈拉夫等人。, 2022;阿特金斯，2024）。研究记录了歧视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伊斯兰恐惧症还通过促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疏远来破坏社会凝聚力（Husain，2020；Lean，2017）。遭受歧视的经历可能导致社交退缩、公民参与减少和被排斥感（Saada，2024；Abu Khalaf 等，2022；Atkins，2024）。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常见主张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结构和制度上根深蒂固，导致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多方面社会排斥（Kozarik，2022）。此外，仇视伊斯兰可能会限制政治参与，阻止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并倡导他们的权利（Husain，2020）。这些影响的累积效应可能会对穆斯林社区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Jaber，2022）。
对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参与的巨大负面影响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全面战略来解决伊斯兰恐惧症和促进社会正义（Samari 等，2017）。, 2018;阿布·哈拉夫等人。，2022）。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充分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长期后果，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轻其有害影响。
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信仰的形成
人们很少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如何影响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发展。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穆斯林将仇视伊斯兰的比喻内在化的影响。出现的问题包括宗教解释的转变（更加自信或防御性）、穆斯林身份感减弱、信仰怀疑以及社区内部冲突（Suleiman，2017；Gil-Benumeya，2023；Merchant，2016）。持续不断的负面刻板印象和表征可能会培养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个人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Suleiman，2017）。这种现象在年轻穆斯林中尤为严重（Suleiman，2017；Shufaq，2023），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和同伴影响。持续接触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可能会导致羞耻感、内疚感和对其宗教身份的怀疑（Suleiman，2017）。这种宗教信心的侵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减少、与信仰社区的联系减弱以及普遍的不安全感（Shufaq，2023）。此外，仇视伊斯兰叙事的内化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从而进一步孤立个人并阻碍他们的精神成长。
然而，矛盾的是，歧视的经历也可能强化宗教认同，在穆斯林社区内培养集体团结感和复原力（Barkdull 等人，2017）。, 2016;阿里，2021）。这种反应性的身份形成，即个人在逆境中重申自己的信念，是对边缘化的复杂且往往强有力的反应。因此，在仇视伊斯兰的背景下，对宗教身份形成（特别是复原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机会，因为需要对这些多方面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应有细致入微的理解。
Yaqeen 如何做出贡献？
尽管在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多方面性质、其历史根源、当代表现以及对个人和社区的深远影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研究空白。特别是，与亚琴的目标相关的是，缺乏以信仰为驱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和信仰发展的交叉点，而且在此过程中以伊斯兰伦理、神学和法律框架为中心。
亚琴谈到了许多可以广泛应用于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领域，包括解决对伊斯兰暴力和战争的疑虑的论文，以及那些加强对安拉的保护和指导的信念的论文。然而，我们目前通过古兰经和先知智慧的视角直接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主题的资源数量有限。
我们当前的出版物反映了许多现有文献，并且主要局限于寻求解释和识别社会现象的诊断方法，重点关注社会和政治定义及其后果。我们寻求填补这一空白，提供借鉴《古兰经》、圣训和丰富的伊斯兰学术历史的新颖研究，以加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时期的信仰和信念。
想为 Yaqeen 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吗？查看我们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论文征集。有关此主题的更多 Yaqeen 资源，请单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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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评论 • Hassan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2 次浏览 • 2026-05-12 05:04
转载翻译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许多有色人种女性... 她们承受着贫困、照顾孩子的责任和缺乏工作技能的负担。 这些负担主要是性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而有色人种女性经常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就业和住房做法又加剧了这些负担。 有色人种妇女也承受着有色人种中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的负担，这使得受虐待的有色人种妇女不太能够依靠朋友和亲戚的支持来获得临时庇护。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努尔：他们有时会侮辱你，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之类的话。 就像，我本可以回答，我在我的国家，但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但这并不好。 我不喜欢坐地铁，但我以前一直坐地铁。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Naved：所以在你居住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对穆斯林有某种负面印象？
努尔：是的，是的，当然。 有一次，有人开始从公寓楼的窗户向我扔鸡蛋。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它]是一个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地方，是一个由一群公民共同创造和永久复制的地方，他们集体想象自己拥有深厚的、横向的亲缘关系……公民之间集体想象的归属感—以及相应想象的与国界之外的人（以及境内的局外人）的分离，“我们”与“他们”的永远吸引人的概念维持着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你知道，当你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你。 你知道，这里那里发生了一些随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觉得我必须成为世界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这一事实。 就像每次课堂上发生辩论时，每个人都会看着我，而我当时 14 岁，我应该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我在高中时并没有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经历，但当我在中学二年级开始戴头巾后，大多数人仍然很尊重，但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惊……他们会问我很多关于我们宗教中所有那些刻板印象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澄清。 即使现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我想当时有些学生会打电话给我—只是为了取笑我……这实际上很粗鲁，他们会叫我萨达姆。 如此愚蠢的事情，比如卡扎菲，如此愚蠢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笑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个女孩，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过去常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几乎就在[9/11袭击]后的第二天，她就完全不再和我说话了。 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储物柜里贴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贬义内容，一位老师因此斥责了她，并让她将其删除。 9/11 事件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往返学校，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年级里唯一戴头巾的人，也是除我之外唯一的阿拉伯人，所以人们开始围着她。 他们并不是想欺负她，但他们只是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看到了她的人民—她是黎巴嫩人—但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头巾，他们说，你知道，你们的人民干了9/11吗？ 她说，那些不是阿拉伯人，那些是阿富汗人。 她当时七年级，所以她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新闻所说的内容，但她喜欢小心翼翼地把它指向阿富汗人。 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事情。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我有一个朋友，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因为当她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时，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于是她停了下来。 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停了下来。 但因为他们不想摘下头巾，所以他们就呆在家里。 9/11 事件发生后，我的父母告诉我要摘掉头巾，但我一走出家门，我就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戴上头巾。 所以我确实穿着它去学校，但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Naved：所以对于安全有很多担忧？
努尔：是的，父母，大多数父母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害怕。 你确实听说过地铁里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的头巾被其他人摘掉了，诸如此类。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这是年轻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事情；电视、电影，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看的东西。 尤其是像电影一样，你知道，很多孩子都会花很多额外的空闲时间看电影，他们的想法确实来自这种媒体。 这不仅仅是他们读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视觉剪辑。 这是穆斯林的一个缩影。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它们几乎都是类型化的（即：媒体中的穆斯林）。 除了恐怖阴谋或有关恐怖主义的电影等内容外，我在美国媒体上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们。 所以它们的表现非常一维。 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见过穆斯林家庭去上学或类似的事情。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我在孩子们的学校过祖父母节。 那时我们会邀请学校里孩子们的所有祖父母来他们孙子的学校体验一天。 孩子们进行了表演和表演。 我在音乐室，我们正在举办一个书展。 所有的祖父母都在和孙子们一起排队等待去书展给他们买书。 人很多，门外排着长队，大约有100人。 其中一位男性祖父母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走过来对我说：“你那东西下面有头发吗？” 我微笑着说：“是的，我愿意。” 于是他把手伸到我身后，抓住我的围巾和马尾辫，猛地一拉。 他说：“哦，是的，我能感觉到后面的马尾辫。” 然后他转向他的妻子说：“哦，是的，她下面有头发。”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脱掉呢？”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脱掉呢？”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有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走过来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 那时，他让我做一些我不想重复的事情。 这是一种性行为。 这是露骨的性行为。 他当着老师的面说这句话，而老师却什么也没做。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穆斯林女性非常性感。 由于媒体的影响，人们认为穆斯林妇女受到压迫而没有人帮助她们。 与此同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过于性感化。 骚扰我的男孩们实际上就是依靠这两种刻板印象。 他们对我进行了很多谩骂，比如“b*****”、“妓女”之类的词语；她有一颗炸弹；她是一名恐怖分子。 有一天，当我走在走廊上时……男孩们把腿伸过走廊。 我通常穿裙子和连衣裙，里面搭配牛仔裤；其中一个男孩躺在走廊对面，试图查看我的裙子。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在欧洲人身上也有一种侵略性的结晶，一种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暴力压力。 揭开这个女人的面纱，就是展示她的美丽；它揭露了她的秘密，打破了她的抵抗，让她可以冒险…… 欧洲人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体验着他与阿尔及利亚女人的高度复杂的关系。 他有一种想要把这个女人带到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让她成为可能占有的对象的意愿。 这个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女人让殖民者感到沮丧。 没有互惠。 她不屈服自己，不奉献自己。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观察家认为穆斯林的谦逊在性方面是不正常的，他们谴责它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度的，甚至是反常的…… 人们所评论的并不是性欲的缺失，而是性欲的存在—女孩们拒绝参与与异性成员的“正常”互动协议，凸显了性欲的存在。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 查看全部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许多有色人种女性... 她们承受着贫困、照顾孩子的责任和缺乏工作技能的负担。 这些负担主要是性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而有色人种女性经常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就业和住房做法又加剧了这些负担。 有色人种妇女也承受着有色人种中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的负担，这使得受虐待的有色人种妇女不太能够依靠朋友和亲戚的支持来获得临时庇护。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努尔：他们有时会侮辱你，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之类的话。 就像，我本可以回答，我在我的国家，但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但这并不好。 我不喜欢坐地铁，但我以前一直坐地铁。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Naved：所以在你居住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对穆斯林有某种负面印象？
努尔：是的，是的，当然。 有一次，有人开始从公寓楼的窗户向我扔鸡蛋。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它]是一个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地方，是一个由一群公民共同创造和永久复制的地方，他们集体想象自己拥有深厚的、横向的亲缘关系……公民之间集体想象的归属感—以及相应想象的与国界之外的人（以及境内的局外人）的分离，“我们”与“他们”的永远吸引人的概念维持着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你知道，当你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你。 你知道，这里那里发生了一些随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觉得我必须成为世界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这一事实。 就像每次课堂上发生辩论时，每个人都会看着我，而我当时 14 岁，我应该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我在高中时并没有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经历，但当我在中学二年级开始戴头巾后，大多数人仍然很尊重，但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惊……他们会问我很多关于我们宗教中所有那些刻板印象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澄清。 即使现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我想当时有些学生会打电话给我—只是为了取笑我……这实际上很粗鲁，他们会叫我萨达姆。 如此愚蠢的事情，比如卡扎菲，如此愚蠢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笑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个女孩，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过去常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几乎就在[9/11袭击]后的第二天，她就完全不再和我说话了。 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储物柜里贴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贬义内容，一位老师因此斥责了她，并让她将其删除。 9/11 事件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往返学校，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年级里唯一戴头巾的人，也是除我之外唯一的阿拉伯人，所以人们开始围着她。 他们并不是想欺负她，但他们只是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看到了她的人民—她是黎巴嫩人—但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头巾，他们说，你知道，你们的人民干了9/11吗？ 她说，那些不是阿拉伯人，那些是阿富汗人。 她当时七年级，所以她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新闻所说的内容，但她喜欢小心翼翼地把它指向阿富汗人。 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事情。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我有一个朋友，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因为当她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时，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于是她停了下来。 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停了下来。 但因为他们不想摘下头巾，所以他们就呆在家里。 9/11 事件发生后，我的父母告诉我要摘掉头巾，但我一走出家门，我就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戴上头巾。 所以我确实穿着它去学校，但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Naved：所以对于安全有很多担忧？
努尔：是的，父母，大多数父母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害怕。 你确实听说过地铁里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的头巾被其他人摘掉了，诸如此类。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这是年轻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事情；电视、电影，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看的东西。 尤其是像电影一样，你知道，很多孩子都会花很多额外的空闲时间看电影，他们的想法确实来自这种媒体。 这不仅仅是他们读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视觉剪辑。 这是穆斯林的一个缩影。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它们几乎都是类型化的（即：媒体中的穆斯林）。 除了恐怖阴谋或有关恐怖主义的电影等内容外，我在美国媒体上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们。 所以它们的表现非常一维。 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见过穆斯林家庭去上学或类似的事情。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我在孩子们的学校过祖父母节。 那时我们会邀请学校里孩子们的所有祖父母来他们孙子的学校体验一天。 孩子们进行了表演和表演。 我在音乐室，我们正在举办一个书展。 所有的祖父母都在和孙子们一起排队等待去书展给他们买书。 人很多，门外排着长队，大约有100人。 其中一位男性祖父母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走过来对我说：“你那东西下面有头发吗？” 我微笑着说：“是的，我愿意。” 于是他把手伸到我身后，抓住我的围巾和马尾辫，猛地一拉。 他说：“哦，是的，我能感觉到后面的马尾辫。” 然后他转向他的妻子说：“哦，是的，她下面有头发。”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脱掉呢？”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脱掉呢？”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有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走过来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 那时，他让我做一些我不想重复的事情。 这是一种性行为。 这是露骨的性行为。 他当着老师的面说这句话，而老师却什么也没做。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穆斯林女性非常性感。 由于媒体的影响，人们认为穆斯林妇女受到压迫而没有人帮助她们。 与此同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过于性感化。 骚扰我的男孩们实际上就是依靠这两种刻板印象。 他们对我进行了很多谩骂，比如“b*****”、“妓女”之类的词语；她有一颗炸弹；她是一名恐怖分子。 有一天，当我走在走廊上时……男孩们把腿伸过走廊。 我通常穿裙子和连衣裙，里面搭配牛仔裤；其中一个男孩躺在走廊对面，试图查看我的裙子。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在欧洲人身上也有一种侵略性的结晶，一种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暴力压力。 揭开这个女人的面纱，就是展示她的美丽；它揭露了她的秘密，打破了她的抵抗，让她可以冒险…… 欧洲人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体验着他与阿尔及利亚女人的高度复杂的关系。 他有一种想要把这个女人带到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让她成为可能占有的对象的意愿。 这个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女人让殖民者感到沮丧。 没有互惠。 她不屈服自己，不奉献自己。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观察家认为穆斯林的谦逊在性方面是不正常的，他们谴责它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度的，甚至是反常的…… 人们所评论的并不是性欲的缺失，而是性欲的存在—女孩们拒绝参与与异性成员的“正常”互动协议，凸显了性欲的存在。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
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围绕“公共议题”与“伊斯兰恐惧症”，这篇文章用清晰中文讲透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的关键观点与现实启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jab-gendered-islamophobia-and-the-lived-experiences-of-muslim-women
作者：Dr. Naved Bakali
图：头巾、性别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
当全世界怀着越来越大的忧虑等待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面对面、个人和社区层面上不断进行对话，讨论的不仅是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后果，还有全国支持他的广大选民的后果。 特别是，许多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对在公共场合明显和可识别的穆斯林身份感到新发现或加剧的恐惧和焦虑感，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当地空间。 尽管可能有所加剧，但这些对话并不新鲜，而且随着美国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些对话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法国暴力事件再起以及法国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的镇压等事件再次凸显了西方社会穆斯林所面临的歧视。 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谈话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围绕着宗教，还围绕着性别，在许多情况下，还围绕着她们的伊斯兰教的身体标志：头巾。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对穆斯林的恐惧或仇恨。 正如朱丽安·哈默（Julianne Hammer）所说，它是“一种在帝国意识形态、政治权宜之计以及利用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不安全感的交叉点上产生和复制的意识形态结构。 因此，在审视伊斯兰恐惧症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它。 在我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维度是性别，它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穆斯林与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生活现实。 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经历可以帮助充实穆斯林“他者”在民族主义主体或来自多数主义文化的人眼中的构建方式，因为穆斯林女性和男性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是不同的。 在物化穆斯林妇女的主流叙事中—并且经常使用头巾的形象来做到这一点—最常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是受压迫和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妇女被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威胁，为针对她们及其社区的暴力行为辩护。 这些表现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实际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历很复杂，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比喻。
本文探讨了穆斯林妇女在戴头巾时所经历的种族、种族化和伊斯兰恐惧症。 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我们突出了穆斯林女性个体的经历，以此将她们与北美社会的种族、宗教和归属感等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 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讲故事的概念以及它如何成为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基础。 通过讲故事，边缘化和受压迫者的声音取代了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 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利用头巾以及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个人和集体经历，作为了解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运作的镜头。 本文中的故事取自对北美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经历的一些采访。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性别经历
1989 年，Kimberle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 克伦肖试图解决她当时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中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了统一的政治事业，它们经常掩盖重要的群体内部差异。 换句话说，女权运动经常对待所有女性，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反种族主义运动对待所有有色人种，就好像她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而这两种运动对有色人种女性存在的重叠空间都知之甚少。 此后，交叉性被用作一个框架，涵盖多重身份的分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以及这些社会身份类别内部和针对每个社会身份类别的结构性边缘化的综合影响如何为那些认同多个边缘化群体的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分层的整体体验。 克伦肖认为，同一群体中的人（例如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塑造并加剧了她们经历结构性暴力的方式。 作为一个例子，她写道，
许多有色人种女性... 她们承受着贫困、照顾孩子的责任和缺乏工作技能的负担。 这些负担主要是性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而有色人种女性经常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就业和住房做法又加剧了这些负担。 有色人种妇女也承受着有色人种中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的负担，这使得受虐待的有色人种妇女不太能够依靠朋友和亲戚的支持来获得临时庇护。
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并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还体现在性别方面。 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审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内在的、人际的和结构性的互动，将其视为性别伊斯兰恐惧症的形式。
要了解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仇视伊斯兰教的生活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如何看待、理解和对待她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更广泛的构建方式。 历史上，所谓的“妇女问题”一直被殖民国家用来为针对穆斯林社会的扩张、入侵和暴力辩护。 尤其是，头巾常常成为物化穆斯林女性的叙述的中心。 在埃及，“殖民女权主义”表现为对埃及妇女戴面纱的极度关注，而殖民社会本身的妇女教育、就业和选举权问题则被忽视。 在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将军举行了一场示威活动，法国妇女公开揭开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象征着法国给该国带来的解放。 快进到 21 世纪，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压迫性的父权社会中“拯救穆斯林妇女”的理念。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背景下，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形象经常被用来象征性别压迫，这种压迫证明了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是必要的，这一框架也赢得了美国白人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在当代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头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再试图在公共场所禁止头巾，这往往激发了穆斯林妇女对这种做法的更大热情和承诺。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所说，头巾“已经成为文化冲突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它的意义比一块布要深刻得多。 这些关于头巾的图像和叙述已在大众媒体和政治话语中产生和复制，并影响了当今人们对头巾的理解方式。 反过来，这些相同的叙述在塑造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经历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其中的一些经历。
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经历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名叫努尔的年轻女子，她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白人。 努尔描述了她与社区中人们的总体互动似乎并不太消极。 然而，她仍然承认反穆斯林情绪的存在。 努尔可能觉得自己受到的歧视较少，因为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成员，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 不过，努尔的评论有趣的是，尽管她觉得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并不算太糟糕，但她个人却因为她的穆斯林外表而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并分享了她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
努尔：他们有时会侮辱你，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之类的话。 就像，我本可以回答，我在我的国家，但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但这并不好。 我不喜欢坐地铁，但我以前一直坐地铁。
当被追问时，努尔详细阐述道：
Naved：所以在你居住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对穆斯林有某种负面印象？
努尔：是的，是的，当然。 有一次，有人开始从公寓楼的窗户向我扔鸡蛋。
尽管努尔是在这个社区出生和长大的，并且是多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她仍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并被嘲笑“滚回你的国家去”，这表明佩戴头巾等穆斯林标志如何将她置于她出生的文化之外，并在某些社会成员眼中将她视为“他者”。 努尔在戴头巾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 阿博-泽纳、萨赫利和托拜厄斯-纳希指出，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因仇恨言论而被边缘化，比如被告知‘滚回你的国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努尔的侵略者想象自己处于权力地位，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属于他们的社会规范以及什么需要被驱逐。 尽管努尔的种族起源与种族化的大多数人一致，但努尔身上的头巾等伊斯兰象征却导致了她被标记为污染民族主义空间并被告知离开的情况。 努尔的经历表明，她对社会的归属感取决于她是否符合多数主义文化。 一旦她偏离了社会规范，她就被告知“回到[她的]国家”，将她置于“异类”的领域。 ’
为了将努尔的经历置于背景中，审视民族本身的观念、其感知的边界以及它所必需的包容和排斥的过程是有帮助的。 Zareena Grewal 写道，国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物理边界：
[它]是一个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地方，是一个由一群公民共同创造和永久复制的地方，他们集体想象自己拥有深厚的、横向的亲缘关系……公民之间集体想象的归属感—以及相应想象的与国界之外的人（以及境内的局外人）的分离，“我们”与“他们”的永远吸引人的概念维持着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但是，为什么像头巾这样表明宗教明显变化的社会实践会导致种族的明显变化呢？ 毕竟，伊斯兰教是一种社会实践，穆斯林当然存在于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文化中。 朱奈德·拉纳（Junaid Rana）将此称为伊斯兰教的“竞赛”，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通过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征服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而变得种族化。 因此，正如拉纳所说，当代美国的穆斯林是多种族的：主要是“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人”，但也有东南亚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 正如拉纳所说，“阿拉伯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和白人已经被归入穆斯林的种族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作为白人皈依者的经历与阿拉伯、黑人、拉丁裔和南亚穆斯林女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对他们来说，穆斯林的种族化形象与恐怖分子、移民和暴徒的种族化形象重叠并相互复合。
在学校的经历
在另一个例子中，阿耶莎通过反思她的高中经历来讨论她的故事。 阿耶莎九年级时开始戴头巾。 在此之前，尽管她有阿拉伯种族血统，但她仍能够被视为白人多数人口的一员。 戴上头巾后，阿耶莎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她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伊斯兰教的代言人。 用她的话来说：
你知道，当你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你。 你知道，这里那里发生了一些随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我觉得我必须成为世界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这一事实。 就像每次课堂上发生辩论时，每个人都会看着我，而我当时 14 岁，我应该证明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阿耶莎的学校环境中，戴头巾带来了一些目光和其他不舒服的情况，但阿耶莎似乎恼火的主要问题是，每当课堂上讨论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时，她就必须代表穆斯林发声。 由于阿耶莎在 9/11 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因此阿耶莎描述的许多课堂对话自然都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 阿伊莎的评论表明她的学校社区成员如何假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是同质的。 在她开始戴头巾后，这一点对她来说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她被视为文化代表。 阿耶莎描述的情况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聚光灯”，指的是“少数宗教、种族或文化群体的学生……受到聚光灯照射，为“他们的群体”的想法或行为辩护或以其他方式辩护的现象。 聚光灯以微妙的方式再现了这样一个神话：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伊斯兰信仰内部对世界事务和冲突没有不同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因为阿伊莎甚至不能被认定为穆斯林，除非她明显地戴着伊斯兰标志，而这种标志往往与厌女症和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讲，聚焦要求穆斯林学生解释为什么其他穆斯林参与恐怖行为，假设他们了解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的动机，或者他们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这可能会导致联想到负罪感，尤其是在 9/11 袭击事件中，因为这里的聚焦假设攻击背后的原因可以通过学生和肇事者共同的信仰以某种方式解释。 当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课堂讨论和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时，阿耶莎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作为青少年，她觉得自己被要求“证明一切合理”（即，为一切辩护）。，穆斯林肇事者的行为）尽管她不同意这些行为。
更重要的是，阿伊莎的经历虽然发生在高中课堂，但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试图将世界事件和穆斯林的行为归结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无论穆斯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必须是他们固有的“穆斯林性”的结果。 按照这个逻辑，阿伊莎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能够解释 9/11 劫机者的行为，因为他们表面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遵循同样的逻辑，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媒体人士、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齐心协力试图“理解伊斯兰教”，以此来解释袭击事件。 这一新焦点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针对穆斯林妇女。 询问有关伊斯兰教有关妇女的规则、头巾的含义以及穆斯林妇女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旨在以某种方式解释或揭开穆斯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借鉴有关两者之间“冲突”的长期叙述。 当然，这一分析中的关键差距在于，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通过后者在前者发展中的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彼此的命运紧密相连。
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年轻女性讨论了她开始戴头巾后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我在高中时并没有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经历，但当我在中学二年级开始戴头巾后，大多数人仍然很尊重，但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惊……他们会问我很多关于我们宗教中所有那些刻板印象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澄清。 即使现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和阿伊莎一样，玛丽亚姆觉得一旦开始戴头巾，她就必须成为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 一些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在教育环境中面临的问题通常是“在媒体宣传的绰号背景下”。 换句话说，“他者”的假设是这些问题的基础。 玛丽亚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描述了她被问到的问题类型源于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 玛丽亚姆表示，这些刻板印象包括与斩首、石刑和强迫婚姻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有关伊斯兰教的主流话语中的比喻。 玛丽亚姆的许多同龄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偏见和人为的观念。 一旦玛丽亚姆开始戴头巾，她就符合“陷入危险的穆斯林妇女”的描述，而以前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她还是一名没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普通不戴头巾的学生。 戴头巾似乎为她提供了讨论“伊斯兰教”的资格，或者更确切地说，讨论学生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因为她现在符合刻板印象的模式。 除了回答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刻板印象相关的问题外，玛丽亚姆还因戴头巾而受到嘲笑和嘲笑：
我想当时有些学生会打电话给我—只是为了取笑我……这实际上很粗鲁，他们会叫我萨达姆。 如此愚蠢的事情，比如卡扎菲，如此愚蠢的事情，但作为一个笑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
尽管玛丽亚姆说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学生的嘲笑，但这仍然表明头巾如何成为改变同龄人对她的看法的一种手段。 当她戴上头巾时，穆斯林国家的两位暴力残暴领导人的名字就被抛向她。 在一些学生眼中，玛丽亚姆戴头巾表明她与暴政、压迫和暴力有关联。 这些经历还表明，头巾等所谓的压迫象征如何与帝国主义话语纠缠在一起，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帝国主义话语越来越痴迷于穆斯林妇女的“解放”。 因此，玛丽亚姆戴头巾并没有被解释为宗教自由或自我表达的表现，而是她“异类”的象征，需要受到警告和诋毁。 玛丽亚姆的同学还特别将她与阿拉伯穆斯林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媒体将头巾与暴力和恐怖以及中东联系起来的言论与玛丽亚姆中学学生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阿米娜在 9/11 袭击和反恐战争爆发期间还是一名高中生，她讨论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她与中学朋友的关系：
9/11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个女孩，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过去常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几乎就在[9/11袭击]后的第二天，她就完全不再和我说话了。 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储物柜里贴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贬义内容，一位老师因此斥责了她，并让她将其删除。 9/11 事件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在此之前，我们经常一起乘公共汽车往返学校，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9/11 事件改变了朋友们对阿米娜的看法。 一些人指出，像 9/11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学生感到痛苦或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情上……对他们指责造成这种感受的社会群体感到沮丧和怨恨。 正如阿米娜所描述的那样，她与一位好朋友的友谊实际上因为 9/11 而结束了，就好像这位学生试图因为这些袭击而惩罚阿米娜一样。 该学生的回答中包含的假设是，穆斯林边缘群体所犯下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整个伊斯兰教。 阿米娜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被她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拒绝，这表明她认为与 9/11 袭击的肇事者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她接受了这些行为。 阿米娜经历了一种联想到的负罪感，这不可避免地源于这位朋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理解。
就阿米娜的情况而言，尚不清楚她的头巾是否引发了联想有罪的观点。 然而，阿伊莎显然确实认为头巾是一种象征，表明与恐怖主义和 9/11 袭击有关联：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年级里唯一戴头巾的人，也是除我之外唯一的阿拉伯人，所以人们开始围着她。 他们并不是想欺负她，但他们只是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看到了她的人民—她是黎巴嫩人—但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头巾，他们说，你知道，你们的人民干了9/11吗？ 她说，那些不是阿拉伯人，那些是阿富汗人。 她当时七年级，所以她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新闻所说的内容，但她喜欢小心翼翼地把它指向阿富汗人。 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事情。
阿伊莎此时没有戴头巾，但她七年级的朋友却戴了。 于是，学生们立即来到阿耶莎的朋友那里，进一步了解9/11事件。 由于阿伊莎的朋友戴着头巾，新闻媒体充斥着袭击发生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图片—其中一些人被描绘成庆祝袭击—学生们来找她，想了解这些行为的动机。 从逻辑上讲，一些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即：袭击后新闻中的穆斯林）戴了头巾，阿耶莎的朋友也戴了头巾，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 因此，学生们质疑这些袭击是否是“你们的人”幕后黑手。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种族。 正如之前努尔案中所讨论的，这是伊斯兰教的种族化将族裔、文化和种族界限瓦解为穆斯林种族化形象的另一个例子，它与恐怖分子的形象重叠（但不完全重叠）。
阿耶莎朋友的回应值得注意，它谈到了内在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共同经历。 她错误地认为9/11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阿富汗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她强化了将她与他们分开的种族界限。 她理解，可能基于当时的媒体叙述和政治言论，阿富汗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并且她根据种族而不是宗教来识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一事件表明，穆斯林学生如何看待这些袭击和所谓的肇事者，以及非穆斯林学生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何明显区别。 这名穆斯林学生根据种族来看待肇事者，因为她是一名穆斯林，她的信仰体系与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行为不相容。 因此，她澄清说，这不是“她的人民”，在她看来，“她的人民”指的是种族归属。 非穆斯林学生的看法截然不同。 他们看到了某些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并将这些符号理解为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种族”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代表。 ’
另一名学生努尔描述了她的父母和一些戴头巾的穆斯林朋友在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如何对女儿在学校的安全表示严重担忧：
努尔：我有一个朋友，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因为当她乘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时，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于是她停了下来。 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停了下来。 但因为他们不想摘下头巾，所以他们就呆在家里。 9/11 事件发生后，我的父母告诉我要摘掉头巾，但我一走出家门，我就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戴上头巾。 所以我确实穿着它去学校，但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
Naved：所以对于安全有很多担忧？
努尔：是的，父母，大多数父母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害怕。 你确实听说过地铁里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的头巾被其他人摘掉了，诸如此类。
努尔表示，9/11 事件后，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全。 正如努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担忧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女儿戴头巾。 这些父母似乎明白，头巾在公众眼中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表示同情或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这将使他们的女儿成为暴力的目标。 9/11 袭击后立即继续戴头巾，父母担心他们的女儿会被视为“坏穆斯林”。 9/11 事件发生后，摘下头巾的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女性可能是在试图摆脱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某种负面看法。 同样，为了保护自己，许多穆斯林开始调整自己的外表，以适应更可口的穆斯林形象：胡子被剃掉，穆罕默德变成了莫，前门自豪地悬挂着美国国旗。 通常，这些行为的根源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出现而引起的恐惧气氛，这些政策对穆斯林的外在表达（例如头巾）进行监管。 头巾很快成为机场额外安检的快速通行证，它与其他宗教信仰标志一起被认为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计划中潜在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指标。 这样，头巾作为某种穆斯林“类型”的标志，使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性别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努尔说她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家长的安全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她指出，一些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途中，头巾被摘下。 哈格详细讨论了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国家背景下摘下头巾的行为及其后果。 他认为，民族主义主体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的归属：“被动归属”和“政府归属”。 被动归属感是期望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从国家中受益，而政府归属感则意味着能够管理国家，使其保持廉洁。 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受到与恐怖行为肇事者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人的污染时（即恐怖分子）。，戴头巾的妇女），民族主义臣民可以自行行使政府归属的特权，并通过摘下头巾来净化民族主义空间。 而且，正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揭开穆斯林妇女面纱的行为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
媒体报道
关于媒体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塔希尔·阿巴斯认为，“媒体描绘的受管理的现实已经转移到了社会。 当与穆斯林交往时，西方人会自动将他们视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而不管穆斯林人的实际情况如何。 换句话说，媒体有助于形成对穆斯林的看法，即使这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实际信仰和行为相矛盾。 阿米娜认为电视和电影等流行文化媒体的影响不容低估：
这是年轻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事情；电视、电影，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看的东西。 尤其是像电影一样，你知道，很多孩子都会花很多额外的空闲时间看电影，他们的想法确实来自这种媒体。 这不仅仅是他们读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视觉剪辑。 这是穆斯林的一个缩影。
阿米娜认为，电影和电视的视觉特性对人们如何理解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穆斯林在北美是少数群体，多数文化的成员可能没有太多接触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的机会。 因此，电视和电影可能成为学生了解穆斯林知识的重要场所，因为根据阿米娜的说法，它们提供了“穆斯林的快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对媒体中种族代表性相关问题的审查，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他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生产、复制和转化尤其重要的场所。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图像、概念和前提，它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解释、理解和‘理解’社会存在某些方面的框架。 换句话说，媒体可以影响我们构建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媒体中只有一种种族概念再现了统治阶级对“他者”的解释。 相反，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结构，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或新闻媒体等不同媒介再现。 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描绘可能是公开的，有时通过推论种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微妙。 当从事倡导种族主义议程的人赋予公开的种族主义观点合法性时，媒体中的公开种族主义就会发生。 推论性种族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源于媒体中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 这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都存在于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中。
根据玛丽亚姆的说法，媒体对穆斯林的描述往往是一维的特征，围绕着“处于危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和“危险的穆斯林男人”的原型，正如玛丽亚姆所说：
它们几乎都是类型化的（即：媒体中的穆斯林）。 除了恐怖阴谋或有关恐怖主义的电影等内容外，我在美国媒体上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们。 所以它们的表现非常一维。 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见过穆斯林家庭去上学或类似的事情。
玛丽亚姆感叹，媒体很少将穆斯林描绘成在日常生活中从事正常活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霍尔认为我们对种族和种族所承载的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媒体特别构建的。 因此，延续这些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社会和学校人们对穆斯林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 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对穆斯林人物的或多或少同情的描绘有所增加。 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穆斯林恐怖分子或国土安全威胁，也出现了爱国穆斯林，或者帮助挫败恐怖袭击的穆斯林。 有时，穆斯林甚至被描绘成仇恨犯罪或其他袭击的受害者。 看似穆斯林的国家被赋予了虚构的名称，只能通过其人民的着装方式或使用的语言来辨别，以避免冒犯特定的民族或种族。 但是，正如伊芙琳·阿尔苏塔尼 (Evelyn Alsultany) 在她关于 9/11 事件后媒体对穆斯林的报道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和描述无助于减少社会中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歧视事件或整体暴力的数量；事实上，这些趋势只会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将他们全部视为嫌疑人，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公民自由，美帝国继续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向穆斯林国家扩张。 阿尔苏塔尼认为，这些持续的压迫之所以可能发生，部分原因是媒体对穆斯林的“简单而复杂的表述”，投射出一种“能够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开明文化”，但最终还是延续了刻板印象。 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经常在这些叙述中占据显着位置，并强化了她们在社会中的物化。
色情化穆斯林女性主题
詹妮弗也是从多数群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在孩子的学校担任各种活动的志愿者。 詹妮弗分享了她在这些活动中与一名学生的祖父母相遇的故事。
我在孩子们的学校过祖父母节。 那时我们会邀请学校里孩子们的所有祖父母来他们孙子的学校体验一天。 孩子们进行了表演和表演。 我在音乐室，我们正在举办一个书展。 所有的祖父母都在和孙子们一起排队等待去书展给他们买书。 人很多，门外排着长队，大约有100人。 其中一位男性祖父母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走过来对我说：“你那东西下面有头发吗？” 我微笑着说：“是的，我愿意。” 于是他把手伸到我身后，抓住我的围巾和马尾辫，猛地一拉。 他说：“哦，是的，我能感觉到后面的马尾辫。” 然后他转向他的妻子说：“哦，是的，她下面有头发。”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脱掉呢？”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脱掉呢？”
詹妮弗的经历，就像本文开头的努尔的经历一样，表明她佩戴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如何使她遭受某种形式的种族化。 尽管她是多数主义文化的一员，但她因为戴头巾而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受到言语和身体上的骚扰。 此外，她还被当作性对象。 这种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客观化源于东方主义观念的历史遗产，这些观念将穆斯林女性视为需要文明欧洲拯救的色情化欲望对象。 一位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描述了类似的事件，她与学校的一名男同学讨论了她的经历。
有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走过来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 那时，他让我做一些我不想重复的事情。 这是一种性行为。 这是露骨的性行为。 他当着老师的面说这句话，而老师却什么也没做。
萨娜的故事进一步凸显了穆斯林女性主体的伊斯兰恐惧症经历如何导致穆斯林女性的性化。 萨娜非常清楚自己的宗教和性别都成为攻击目标，正如她提到的，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穆斯林女性非常性感。 由于媒体的影响，人们认为穆斯林妇女受到压迫而没有人帮助她们。 与此同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过于性感化。 骚扰我的男孩们实际上就是依靠这两种刻板印象。 他们对我进行了很多谩骂，比如“b*****”、“妓女”之类的词语；她有一颗炸弹；她是一名恐怖分子。 有一天，当我走在走廊上时……男孩们把腿伸过走廊。 我通常穿裙子和连衣裙，里面搭配牛仔裤；其中一个男孩躺在走廊对面，试图查看我的裙子。
总体而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所描述的身体攻击和攻击行为并不罕见。 穆斯林妇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仇视伊斯兰教攻击行为的中心—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身体上—其中往往包括对头巾的攻击。 更重要的是，萨娜在上次采访中描述的具体攻击符合关于头巾和穆斯林妇女身体的性化的更广泛的讨论。 从像萨娜故事中那样的人际性侵犯和性骚扰行为，到迷恋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并在性信息中颠覆它的流行文化趋势，这些叙述很常见。 当代对穆斯林女性身体的痴迷是历史上一贯的。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曾经描述过法国殖民者对戴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沮丧：
在欧洲人身上也有一种侵略性的结晶，一种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暴力压力。 揭开这个女人的面纱，就是展示她的美丽；它揭露了她的秘密，打破了她的抵抗，让她可以冒险…… 欧洲人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体验着他与阿尔及利亚女人的高度复杂的关系。 他有一种想要把这个女人带到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让她成为可能占有的对象的意愿。 这个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女人让殖民者感到沮丧。 没有互惠。 她不屈服自己，不奉献自己。
尽管法农的言论发表于 1959 年，但它准确地反映了西方当前关于头巾的讨论，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反映了现代法国关于头巾的讨论。 法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头巾的争论是头巾及其佩戴者性别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观察家认为穆斯林的谦逊在性方面是不正常的，他们谴责它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过度的，甚至是反常的…… 人们所评论的并不是性欲的缺失，而是性欲的存在—女孩们拒绝参与与异性成员的“正常”互动协议，凸显了性欲的存在。
法国人对头巾的批评隐含着一种世界观，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欣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通过拒绝参与这个世界秩序，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正在犯下对社会的侵略行为。 这样，头巾本身就被视为对主导性别关系的批评。
结论
本文通过北美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时的伊斯兰恐惧症生活经历，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性别维度。 通过这种民族志探索，出现了以下主题：社会互动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媒体报道；通过对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性化，帮助人们对这些现实生活建立了细致入微和知情的理解。 由于这是一项定性人种学研究，我们的目标不是采访大量参与者来得出有关北美社会穆斯林妇女经历的一般结论。 相反，我们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参与者的一些生活经历，并以此为种族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所经历的系统性和人际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文献做出贡献。
当今西方社会的头巾故事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现实密不可分。 相反，在讲述伊斯兰恐惧症的故事时，必须特别强调它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性别影响。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解构有关穆斯林妇女和头巾的历史叙述，以了解它们在当今的话语中是如何重复的。 本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北美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的经历。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头巾如何被视为一种种族建构、一种性化建构、一种文化建构和一种民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