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的监护者:解析《古兰经》与犹太及基督宗教文献的互动



 
## 导言
 
《古兰经》是安拉 ﷻ 最终的启示,也是全人类精神引导的终极源泉。它传递引导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叙事,即通过频繁讲述过去的故事来教导其历史听众及后世子孙。由于《古兰经》是对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社区所知的早期启示(如 2:97, 3:3, 20:133)的确认和延续,它的故事很少是完全陌生的,而是在之前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传统不仅包含在《圣经》中,还包含在由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经多个世纪传递、详述并记录的大量“次经/伪经”(extra-biblical)传统中,这些传统经常对圣经叙事进行诠释、扩展或补充。《古兰经》经常像对待《圣经》本身一样与这些次经传统互动 [1]。
 
这一在《古兰经》中非常突出的特征被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和传统的互动。例如,《古兰经》10:98 提到了“约拿的子民”(*qawm Yūnus*)的悔罪,这一参考在结合圣经《约拿书》的故事背景阅读时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同样,《黄牛章》中关于众天使在阿丹受造后向其下跪的记载,在《古兰经》降示前几个世纪流传的关于阿丹的基督宗教和犹太教故事中也有类似之处。
 
穆斯林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利用圣经传统来理解《古兰经》,这一趋势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学术界也日益兴起。圣训和经注(*tafsīr*)著作中包含大量报告,指出早期解经家(最著名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堂弟兼弟子伊本·阿拔斯)在评论先知故事时,叙述了源自犹太和基督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被称为“以色列传说”(*isrāʾīliyyāt*)。虽然圣训文献中包含一些先知 ﷺ 或其圣门弟子批评使用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的报告,但对待这些传统的总体政策体现在先知 ﷺ 真实传述的言论中:“传述来自以色列后裔的话——这没有问题” [2],以及“既不要相信也不要不信经注者” [3]。也就是说,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可以作为信息来源参考,但在未经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个人宗教教义或实践的标准。因此,在早期穆斯林经注中,使用“以色列传说”是一种普遍做法 [4]。
 
仅举一例,《古兰经》19:56-57 读到:“你应当在经典里提及伊德里斯,他确是真诚的,确是先知。我把他提升到崇高的地位。”许多早期经注将伊德里斯认定为圣经中的以诺(Enoch),《圣经》关于他说道:“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创世记 5:24)。在塔巴里(al-Ṭabarī)对这些古兰经文的解释中,他引用了各种传述,称伊德里斯被一名天使带到了天堂,这一想法在大量前伊斯兰时期的关于以诺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都有发现 [5]。
 
早期的穆斯林解经家利用“以色列传说”为《古兰经》中提到的圣经人物故事提供进一步的背景,而早期的西方关于《古兰经》互文性的学术研究则试图寻找《古兰经》所谓的“来源”,将其视为一部基本上是衍生的作品,由对圣经和次经传说混淆的改编组成。这种态度反映在亚伯拉罕·盖格尔(Abraham Geiger)1833 年开创性著作的标题中:《穆罕默德从犹太教中汲取了什么?》(*Was hat Mohammed aus dem Judentume aufgenommen?*) [6]。
 
此后的西方古兰经研究经历了范式转移,远离了其带有论争色彩的起源。当代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将《古兰经》还原为所谓的“来源”,而是寻求从《古兰经》自身独立的立场出发,理解它如何与犹太和基督宗教受众中流传的传统密切互动并进行批判——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呈现了对这些传统的“纠偏式重述” [7]。
 
顺应这一较新的研究方法,西德尼·格里菲斯(Sidney Griffith)评论道:“[《古兰经》]不能被还原为任何所谓的来源。早期的论述在其中不仅出现在新的背景下,而且为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叙事而经过了塑造、裁剪和重新表述。” [8] 这种方法承认《古兰经》是“其自身的文本……拥有其特有的神学议程和文学逻辑”,因此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其所谓的“来源” [9]。
 
西方学术界因此开始欣赏《古兰经》对之前传统的纠偏作用,这一作用在启示本身中就有描述:
 
>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经典,而监护(*muhaymin ʿalayh*)之。(5:48)
 
正如经典的古兰经学者萨阿里比(al-Thaʿālibī,卒于 1470 年)所解释的,《古兰经》作为先前启示的“监护者”(*muhaymin*)或“权威者”地位意味着它“证实了其中真实的内容”,同时也“恢复了真理并抵消了[其中发现的任何]腐蚀” [10]。
 
即使在现代古兰经互文性观念出现之前,穆斯林学术界就已经阐述了《古兰经》既肯定又纠正先前已遭腐蚀的经典这一观点。但具体而言,《古兰经》是如何既肯定又纠正先前流传的记载的呢?
 
## 阿丹(愿主赐他平安)故事中的一个例子
 
为了提供《古兰经》与先前文献互动的初步示例,请考虑众天使向阿丹(愿主赐他平安)下跪的故事,这一记载在《古兰经》多处被提及。15:28-30 中有一段简短的参考:
 
> [记得]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确要用黑色的黏土塑造一个凡人。当我把它塑造完成,并将我的灵气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你们应当向他倒地叩头。”众天使全体叩头。
 
虽然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在《圣经》的创世故事中是缺失的,但在《圣经》之后(post-biblical)的各种犹太和基督宗教版本的创世故事中都有发现。《宝库洞》(*Cave of Treasures*)是一部叙利亚语基督宗教文本,通常被认为不晚于六世纪 [11],其中包含对此情节的极具基督宗教色彩的渲染。在这一记载中,阿丹以安拉 ﷻ 形象的“辉煌外表”受造,并被赋予了“王权之袍”和“荣耀之冕”。众天使看到阿丹的这种形象后感到惊叹,安拉 ﷻ 便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并崇拜他 [12]。由于许多教父将阿丹视为耶稣本人的预表(cf. 罗马书 5:14),这种对阿丹的“神化”旨在强调耶稣的神性。
 
为了回应这种明显的基督宗教故事,拉比犹太人以一种旨在削弱这种基督论信息的方式重述了这个故事。其中一种版本保存在《创世记大疏》(*Genesis Rabbah*)中,这是一部可能在五世纪编纂的拉比对《创世记》的注释 [13]。《创世记大疏》通过声称虽然众天使在崇拜中向阿丹下跪,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安拉 ﷻ 命令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误将拥有安拉 ﷻ 形象的阿丹当成了安拉 ﷻ 本人,就像王室臣民打算向国王致敬却误将其总督当成了国王一样。结果,安拉 ﷻ 让阿丹入睡,向众天使展示了他们所崇拜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凡人。通过这种方式重述下跪情节,拉比们暗示正如天使对阿丹的崇拜是一个错误,同时代的基督徒对耶稣的崇拜也是一个错误。
 
上述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文本构成了《古兰经》的“互文”(intertexts)——即它们代表了《古兰经》在讲述其自身权威记载时所互动的那些故事。在这样做时,《古兰经》以一种表达其自身独特神学观点的方式,肯定并拒绝了来自基督宗教和犹太教版本中的元素,以“手术般的精确性”纠正了它们的过当之处 [14]。例如,与基督宗教叙事一致(而与犹太教叙事相反),《古兰经》接受了众天使是按安拉 ﷻ 的命令向阿丹下跪的。然而,与犹太教叙事一致(而与基督宗教叙事相反),《古兰经》坚持认为阿丹仅仅扮演了由安拉 ﷻ 任命的代治者或“总督”(*khalīfa*)的角色(2:30),而不是安拉 ﷻ 的神性寓于其身。因此,《古兰经》仅描述天使向阿丹“下跪”(2:34),而没有描述“崇拜”他。
 
此外,基督宗教记载提到了阿丹神圣的“荣耀”(*teshbūḥthā*)并称众天使“圣化”(*mqadshīn*)了他,而《古兰经》则描绘众天使对安拉 ﷻ 宣告:“我们赞颂你(*nusabbiḥuka*),并称颂你为神圣(*nuqaddisu laka*)”,使用了叙利亚语术语的阿拉伯语同源词,但将它们应用于安拉 ﷻ 而非阿丹。因此,《古兰经》捍卫了安拉 ﷻ 独一的神性不受基督宗教记载的影响,维护了阿丹作为安拉 ﷻ 代治者的高贵但非神圣的地位,并使众天使免于错误崇拜阿丹的嫌疑。此外,《古兰经》肯定安拉 ﷻ 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削弱了麦加多神教徒对其崇拜天使的辩解 [15]。
 
因此,《古兰经》呈现了其自身独特的阿丹故事叙事,同时以一种奇妙精确且精妙的方式,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版本的故事互动并对其进行了纠正。
 
## 《古兰经》的次经互文
 
上述例子突显了互文性研究如何揭示《古兰经》与先前传统互动的精妙方式,甚至到了在其原始语言中援引非阿拉伯语文本的程度。尽管如此,像阿丹故事这样的互文性例子也为穆斯林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各种历史问题。由于《古兰经》是对先前经典的确认(如前文讨论的 5:48),它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不仅不令人惊讶,甚至是预料之中的。然而,阿丹故事中的这个情节在《圣经》中并未发现,而是存在于诸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之类的次经犹太和基督宗教来源中。为什么《古兰经》会与某些次经传说或圣经故事后期的扩充(如拉比米德拉什、伪福音书或叙利亚基督宗教文献中发现的内容)互动,而不仅限于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呢?
 
要理解《古兰经》为何与这些故事互动,首先必须认识到,虽然此类次经记载在今天被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遗忘或视为“次要”,但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古兰经》降示前及降示时,甚至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伊斯兰传统不仅由《古兰经》组成,还包含大量的圣训、解经传统、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以及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历史等,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先知 ﷺ 时代也已经发展出大量丰富的传统,通过口头和文本传播,作为其正典经典的补充。正如安妮特·里德(Annette Reed)关于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广泛使用次经传统所写的:“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中,圣经文献、圣经伪经 [16] 和圣经解释之间的流变边界有力地提醒我们……留给古代晚期 [18]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经遗产 *远远超出了成为正典的那些书籍的文本*。” [19] 因此,仅基于《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本身而对其进行的怀疑论批评将是脱离历史背景的。
 
那么,哪些次经文本和传统在古代晚期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具有权威性呢?拉比犹太人珍视大量的“米德拉什”(*midrash*),即最初口头流传,后来逐渐被收集并编纂在各种拉比文献中的解经传统。米德拉什涵盖了法律传统(*halakhah*)和非法律解经传统(*aggadah*),后者显著地包括了对圣经故事的重塑和扩充。在公元 200 年至 500 年间,其中许多传统被编纂在《塔木德》中,被拉比犹太人视为神授的“口传律法”,本质上构成了与希伯来圣经并列的第二部经典 [20]。大量的法律传统也在第一个千年中被记录在《塔木德》之外。同样,古代晚期的各个基督宗教团体阅读并传播次经文本,如伪福音书(特别是“童年福音”,其中包含耶稣出生和童年的叙述)、教父著作、讲道词、法典、启示录、圣经经注以及其他宗教写作类型。
 
此外,应当记住,《圣经》本身——包括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宗教新约——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次经互文性。自近东考古学兴起以来,圣经学者研究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传统(如创世和洪水叙事)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传统之间的类似之处 [21]。同样,新约反映了各种在希伯来圣经中缺失但植根于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次经文献的传统 [22]。由于人们可以预料一部经典会与其试图教导的人群的信仰进行互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兰经》的互文性延伸到了犹太和基督宗教圣经正典的界限之外。《古兰经》反复提醒它是对经注者手中之物的“证实”(如 2:41),因此可以理解为包括这一更广泛的次经文献体系中的元素。
 
## 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
 
尽管如此,《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仍然引起了怀疑论者的批评。由于《古兰经》在多处宣称其讲述的是真实的过去记载(如 3:44; 12:102; 28:44),其部分叙事与古代晚期(约公元 200-800 年)之后圣经时代的传统(如《创世记大疏》和叙利亚语《宝库洞》)所共享的相似性,引发了这样一种指责:即《古兰经》错误地假设了非正典的后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而怀疑者声称这些故事显然具有人为起源,包含传奇主题,或者其成书时间距离它们声称描述的历史事件太晚,不可能是对历史过去的可靠记忆。这种指责矛盾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即《古兰经》的故事绝非“古人的神话”(古兰经 8:31)。
 
对上述异议的恰当反驳需要一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应当调和主流伊斯兰信仰与研究《古兰经》互文性所发现的历史证据,同时尊重理性及历史探究的原则。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追求这一目标之前,澄清信士肯定《古兰经》对历史过去的回忆意味着什么将是有用的。在多处,安拉 ﷻ 强调他所叙述的记载属于不可企及的“幽玄”领域:
 
> 这是关于幽玄(*al-ghayb*)的消息,我启示给你。在你之前,你和你的族人,都不知道它。你应当坚忍。善果确是归于敬畏者的。 (11:49)
 
因此,信士接受《古兰经》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的首要基础应当是安拉 ﷻ 自身的见证,而非任何特定的历史数据集合。穆斯林不需要为每一个在圣经或次经文献中有类似之处的古兰经故事提供历史证据。相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仅需要说明并行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如何可能源于神授的来源,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古兰经》中呈现且不与历史事实发生明显冲突。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假设了历史学家在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凿性。最终,绝大多数此类互文在《古兰经》启示之前存在的事实缺乏无可反驳的证据。这些文本的最早手稿通常比《古兰经》的第一批手稿晚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的尝试通常具有推测性质,往往基于文学或见证方面的考虑。这与科学可观测事实所能提供的确凿性相去甚远 [23]。此外,与科学观测不同,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而可能揭示更多过去的证据很少能保存到今天供历史学家研究。
 
因此,指责《古兰经》“借用”的论点仅因所涉证据的性质,从未达到很高的确凿程度。这是穆斯林在面对任何特定的历史怀疑时应当记住的一点,因为安拉 ﷻ 最终拥有人类所不具备的对过去的知识。尽管如此,我们提出的方法论大体上接受了历史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历史学家对许多拟议的《古兰经》互文的断代方式 [24]。我们的意图是表明历史证据不必被全盘否定。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互文性甚至可以暗示《古兰经》的神圣作者身份。考虑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不被认为研究过基督宗教和犹太教传统,显而易见,《古兰经》对圣经和次经文本表现出如此深刻的了解是令人瞩目的。这是《古兰经》本身提出的一个论点:
 
> 以前,你不会读书,也不会用右手写字;(否则),那些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 (29:48)
 
这节经文和其他类似的经文是由先知 ﷺ 在对其宣教怀有敌意的环境中公开诵读的。考虑到先知的对手在《古兰经》降示前的一生中都了解他(10:16),如果已知他曾研究过犹太和基督宗教知识,那么诋毁他的信息将是轻而易举的 [25]。当与先知 ﷺ 本人缺乏经典教育这一事实并置时,不难看出《古兰经》互文性的精妙例子如何能为《古兰经》的神圣起源提供证据。因此,我们在本文末尾包含了一个简短的部分,详细介绍了此类例子。
 
基于互文性证据为《古兰经》的真实性主张呈现更详细的论证将留待未来的文章。目前,我们的主要意图是提供一种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论,基于《古兰经》互文互动而产生的历史异议可以被中和。我们现在怀着这一目标呈现我们的方法论。
 
鉴于《古兰经》与反映多样类型和内容的大量传统互动,提供一个能解释所有互文相似之处的单一解释是不可能的。相反,对《古兰经》互文性的真正理解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传统的多样化特征以及发现它们的来源。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勾勒的框架涉及推导出几种不同类别的《古兰经》互文,并提出从信士的角度评估它们的方法。这些互文类别可列举如下: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下文中,我们将用例子解释并说明每一类《古兰经》互文性,旨在演示穆斯林如何理解每一类别的其他案例。这将为读者评估他们遇到的更多案例提供一个框架。为了后续参考,我们在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个流程图,勾勒出了读者可以用来分类并评估本文处理的具体例子之外的互文相似之处的逐步过程。
 
同时也欢迎读者对我们讨论的特定例子重新分类,以便以某种其他方式进行解释。对于任何特定的《古兰经》互文例子,存在不止一种有效解释是完全可能的。有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讨论例子的替代解释。
 
在继续之前,关于翻译的简短说明如下:古兰经段落的翻译通常是我们自己的;但有时我们依靠穆斯塔法·哈塔布(Mustafa Khattab)的《清晰的古兰经》来提供翻译参考。其他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文本由作者直接从原始版本翻译,并在注释中提供了叙利亚语文本来源版本的参考文献。圣经段落的引用取自“新修订标准版”(NRSV)。其他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希腊语或其他语言的来源及其翻译参考见随附的注释。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本指南是开发穆斯林阅读《古兰经》互文性方法的一次初步尝试。在本文的过程中可能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途径,希望穆斯林研究人员能够扩展、完善或修订此处勾勒的方法。在讨论了这些前提后,我们现在可以探索我们提出的用于分类和评估《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互动的类别。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我们的第一类包括以下情况:即《古兰经》镜像了在圣经后期(即公元 1 世纪之后)编写的来源中确认的传统,但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传统包含了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先知时代的材料。这一时期的年代界限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一段圣训中得到了界定,根据该圣训,先知 ﷺ 说:
 
> 我是人中与玛利亚之子最亲近的:先知们在[信仰上]都是兄弟,在他和我之间没有先知 [26]。
 
这段圣训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的先知时代止于耶稣。然而,另一段圣训表明,以色列后裔直到耶稣时代一直拥有连续不断的先知:
 
> 以色列后裔由他们的先知们领导。每当一位先知离去,另一位先知就会继任他 [27]。
 
因此,《古兰经》与耶稣在世生涯结束之前的传统保持一致,对于穆斯林神学来说并不构成内在问题,因为这些传统可能是耶稣之前或同时代的以色列先知受到启示的结果,即使该传统位于正典犹太或基督宗教经典之外。即使是比耶稣时代晚几个世纪的文本,也可能保存了源自耶稣时代之前的极早期传统,因为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古代晚期(即《古兰经》降示时)记录下来的大量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包含在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流传的故事和传统 [28],这一时代大体上与耶稣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重合。此外,那些足够早以至于可能源自启示来源的故事和传统,可能看起来欺骗性地晚,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仅限于那些实际上保存了足够长时间以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因此,只要与《古兰经》重叠的前古兰经传统不具有任何时代错误、历史困难或在其传播过程中任何明显的文学演变迹象,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任何相似之处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共享的神圣来源。
 
如果并行的传统可以被证明能追溯到更早的来源,这种解释就会更有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回到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故事。如前所述,天使在安拉 ﷻ 命令下向阿丹下跪(15:28-30)在《圣经》中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而是发现在后期的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文本中,如《宝库洞》(约公元 6 世纪)和《创世记大疏》(约公元 5 世纪)。撇开《古兰经》对这些传统的纠偏不谈,古兰经故事与这些其他记载之间确实存在显着的重叠。
 
这种重叠很容易解释。虽然《古兰经》最直接地与同时代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保存的故事互动,但《古兰经》在这些传统中肯定的各种元素很可能起源于止于耶稣的先知时代。例如,虽然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共享主题在《圣经》中未发现,但它存在于《阿丹与夏娃传》中,这最初是一部编写于公元 1 世纪的犹太文本 [29],保存了更古老的传统。在该文本中,当安拉 ﷻ 向众天使宣告阿丹的高贵地位时,大天使米迦勒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 [30]。这一传统在《以诺二书》(2 Enoch)中也有呼应,该书也早至一世纪 [31]。一些学者认为甚至新约《希伯来书》也暗指了这一叙事 [32]。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文本反映了一个更早且更广泛流传的传统,该传统在耶稣时代或更早时期就已经流传。事实上,“死海古卷”包含一篇非正典诗篇 4Q381,其中提到天使“服侍阿丹并为其效力”,语境暗示了某种形式的崇敬 [33]。由于这篇诗篇的手稿可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 [34],所讨论的叙事部分可以具体地置于耶稣时代之前很久。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神圣启示很可能为后来的文本(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提供了间接的来源材料,从而解释了它们与《古兰经》的重叠。
 
对众天使向阿丹下跪这一主题的考察突显了该故事的前古兰经版本如何起源于更早的传统,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知活动仍然活跃的时代。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从历史上看,认为它最初源于神圣启示是有道理的,即使该叙事并未在旧约或新约中明确讲述。
 
《宝库洞》与《古兰经》关于阿丹和夏娃故事的其他某些相似之处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例如易卜劣厮拒绝服从安拉 ﷻ 向阿丹下跪。虽然这一主题也发现在 1 世纪的《阿丹与夏娃传》中,但易卜劣厮违抗安拉 ﷻ 的理由——即他是火造的,而阿丹是泥造的(古兰经 7:12, cf. 《宝库洞》3:1-7)——首先出现在 2/3 世纪的文本《巴多罗买问题》中 [35]。虽然该文本的年代晚于耶稣时代,但对于信士来说,假设易卜劣厮理由的重叠主题源自前古兰经启示并无障碍。书面文本往往比它们包含的传统晚几个世纪,正如《宝库洞》中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所证明的那样。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除了《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外,针对《古兰经》的另一种批评是:当它讲述与《圣经》共同的故事时,它混淆了这些故事,因为它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时往往与《圣经》拥有的某些细节相矛盾 [36]。此类异议很容易由穆斯林通过“歪曲”(*taḥrīf*)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该概念指的是对先前经典的腐蚀 [37]。由于穆斯林并不被要求绝对地接受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有效性,此类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古兰经》正在恢复早期启示的真理性,这些真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已被遮蔽。
 
因此,《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经典之间的差异应当被视为其对过去传统进行纠偏的方法的一个特征。当仔细检查《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不一致时,往往可以表明《古兰经》根本没有混淆任何事情,而是为了揭示与圣经叙事不同的神圣真理,而以深刻的方式蓄意回应了圣经叙事,而不仅仅是像一些怀疑论者所坚持的那样“歪曲”细节。
 
考虑一个例子,怀疑论者声称在对应圣经创世故事的部分中,《古兰经》混淆了“生命树”与“知善恶树”。这最初由亚伯拉罕·盖格尔提出,他写道:
 
> 在这一叙事的细节中,发现知善恶树与生命树之间存在一些混淆。圣经中仅提到前者是由神禁止的,蛇也仅煽动夏娃吃那棵树。在违抗发生后,我们发现提到了唯恐人类吃生命树并永远活着。穆罕默德混淆了两者。在一段经文中,他借魔鬼之口说人类吃这棵树会变成“天使”或“永生者”,但在另一段经文中,他仅提到了永恒之树 [38]。
 
盖格尔的论点是,在《圣经》中,安拉 ﷻ 禁止阿丹和夏娃吃的是“知善恶树”(创 2:16-17),蛇也引诱他们吃这棵树:
 
>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
 
>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说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 3:4-7)
 
只有当安拉 ﷻ 发现阿丹和夏娃吃了这棵树后,他才将他们逐出乐园,并派基路伯看守生命树,以免他们也获得永生的品质(创 3:22-24)。相比之下,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代替了蛇)通过告诉阿丹和夏娃如果他们吃那棵禁树,他们就会变成“永生者”(7:20; cf. 20:120)和“像天使一样”(7:20)来诱惑他们:
 
> 易卜劣厮对他们俩耳语,以便为他们显露他们被掩盖的阴部。他说:“你们的主禁止你们俩吃这棵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他对他俩起誓说:“我确是你们俩的忠实劝告者。”他用欺骗手段诱惑他俩。(7:20-22)
 
盖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古兰经》将圣经记载中阿丹和夏娃受诱惑去吃的树——知善恶树——误认为生命树。
 
然而,更仔细的考虑表明,这不是一起混淆案例,而是《古兰经》根据其自身独特的神学信息与圣经叙事进行的有目的的互动。在《古兰经》中,这棵树并不扮演道德知识或永生源泉的角色,而仅仅作为人类的第一个考验 [39]。事实上,安拉 ﷻ 远非试图扣留人类的道德知识,而是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类这种知识(76:3; 90:10; 91:8-10; cf. 2:30) [40]。因此,虽然在圣经记载中发现阿丹和夏娃最初在乐园里是赤身的,并且只有在吃了树上的果子后才对赤身感到羞耻;但在古兰经记载中,他们最初穿着天衣,并且在违抗禁令导致衣服被剥去时,本能地感到了羞耻(20:117-122)。由于《古兰经》描绘人类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辨别力,易卜劣厮试图用道德知识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在古兰经叙事中就显得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为什么《古兰经》回忆易卜劣厮通过声称如果他们吃这棵树就能获得永生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呢?易卜劣厮的这种策略在《古兰经》的人类观背景下是有意义的。请看 20:120 中引用的易卜劣厮的说法:“阿丹啊!我指引你一棵长生树和不朽的王权好吗?”这出现在安拉 ﷻ 警告先知 ﷺ 要坚忍并避免匆忙的段落中:
 
> 在启示没有对你完成之前,你不要急于诵读古兰。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但他忘了,我未发现他有坚强的意志…… (20:114-115)
 
易卜劣厮声称禁树会赋予阿丹和夏娃永生仅仅是一个诡计——利用人类急躁的倾向(cf. 21:37)以及牺牲需要坚忍但更持久的事物来追求眼前短期利益的欲望(cf. 如 75:20-21; 87:16-17)。这不是对这棵树的真实描述,因为易卜劣厮仅试图通过虚假的承诺来蛊惑人类(4:120)。因此,这一段落中阿丹被易卜劣厮欺骗的故事是给先知 ﷺ 的一个警示,提醒他即便在追求善事时也不要急躁,而要坚定。
 
此外,虽然在圣经记载中,蛇关于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是为了防止他们获得天人地位的说法实际上被证明是真的(创 3:22-24);但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声称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7:20)是对真理的一个反讽式倒置。因为安拉 ﷻ 已经通过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而使阿丹的地位高于天使(7:11; 20:116),且易卜劣厮已经知道安拉 ﷻ 实际上打算让他们复活进入永生的生命(7:14)。在圣经故事中,蛇声称安拉 ﷻ 希望阻止阿丹和夏娃获得天人地位实际上是正确的;而在古兰经故事中,易卜劣厮的说法是一个反讽式的谎言,因为安拉 ﷻ 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给予人类升入比天使更高地位并获得永恒幸福生活的机会。
 
总之,《古兰经》与《圣经》关于禁树性质的差异并不代表混淆或歪曲,而是通过与其互动来表达《古兰经》自身关于安拉 ﷻ 、人的目的、救赎及其与安拉 ﷻ 关系的独特教导 [41]。理解《古兰经》如何以及为何纠正圣经故事,可以让我们轻松消除关于《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源于古兰经误解的观念。相反,将这些差异定位在《古兰经》对先前启示的纠偏上(先前启示可能已随时间流逝而被遮蔽和遗忘),可以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并非《古兰经》与先前文本之间的所有一致点都需要通过诉诸前古兰经启示来解释。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将看到穆斯林视角如何理解假设年代在先前先知时代之后的次经相似之处。例如,在极少数情况下,《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献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仅仅可以还原为一种巧合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源于对安拉 ﷻ 、他的先知以及广义上的神圣历史的共同假设。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近的学术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古兰经》所讲述的优素福故事与《优素福讲道词》 [42](*Homilies of Joseph*)之间一些独特相似之处的关注,后者是一部五、六世纪的叙利亚语文本,曾被错误地归于叙利亚诗人和神学家纳赛尔(卒于 502 年),因此简称为“伪纳赛尔”(Pseudo-Narsai)。伪纳赛尔在优素福的故事中增加了一些圣经叙事中没有的元素 [43]。
 
例如,圣经记载并未详述优素福被困在井里时发生了什么,只是说:
 
>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收下他,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创世记 37:23-24)
 
然而,在伪纳赛尔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都在井中安慰了优素福,并向他保证他会被营救:
 
> 神圣意志随优素福一同降入井中 / 安慰并抚慰他说 / “优素福,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 / 我始终与你同在,在你生命的所有日子里 / 我将永不再离开你 / 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不会转离 / 我将与你同在,直到你见到老雅各。” (伪纳赛尔) [44]
 
> 他们把他带走,并合谋把他丢在井底。我启示他说:“将来你必定要以此事告知他们,当时他们是不知不觉的。” (12:15)
 
尽管在这个例子中,《古兰经》呼应了一个仅发现于年代远晚于先前启示时代的文本中的主题,但反思之下,这一相似之处很容易解释为《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由于关于安拉 ﷻ 和先知职分的共同观点而产生的巧合重叠。鉴于圣经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与他的先知及其追随者沟通、在逆境中支持并安抚他们的观念 [45],很自然地可以假设安拉 ﷻ 必定给过优素福类似的安抚和慰藉 [46]。因此,这种《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的相似性本身并不构成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古兰经》对优素福受启示的描写比这更贴近伪纳赛尔,例如包含了关于优素福必将再次见到其父的特定承诺,那么建议两份记载之间的重叠仅仅是巧合就是不合理的。只有在非常清楚重叠主题如何能独立产生的情况下,诉诸巧合的一致性才是合理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应当探索替代性解释,例如将重叠点定位在更早的启示中(见前文类别 1)。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正如《古兰经》验证了次经对圣经故事重述中的某些元素,同时对其他元素进行批判或拒绝一样,它对古代晚期近东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的法律传统和解释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47]。
 
通常,在这些宗教法律传统中发现的裁决在《圣经》中并未明确说明,而是通过对经典或次经来源的一定程度的人为解释推导出来的。《古兰经》偶尔验证这些“推导出的”法律传统,这引起了一些怀疑论者的批评,他们声称《古兰经》误将这些人性的法律解释当成了神圣法度。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古兰经》5:32。在叙述了凯恩(Cain)杀害其弟阿贝尔(Abel)的故事后(5:27-31),《古兰经》宣告:
 
> 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制定法令说: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全人类;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全人类。 (5:32)
 
这一“法令”似乎是对《塔木德》中一个解经传统的援引,该传统同样评论了希伯来圣经中发现的凯恩与阿贝尔的故事。在圣经记载中,凯恩杀害其弟后,安拉 ﷻ 谴责他说:
 
> 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字面上是“多份血”,*dĕmê*)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世记 4:10)
 
这节经文中奇特地使用了希伯来语复数“血”(*dĕmê*)而非单数“血”(*dām*),这引发了拉比们的一些推测性解释。在《塔木德》中,推导出了如下教训:
 
> 因为我们在凯恩杀其弟的事情上发现了,经上写着“你兄弟的血(血流)哀告”。经上说的不是“你兄弟的血(单数)”,而是“你兄弟的血(复数)”——他的血及其后裔的血……因此,世界上只创造了一个人,是为了教导:凡使[以色列中]一个灵魂毁灭的人,圣经就归罪于他,好像他使整个世界毁灭了一样;凡救活[以色列中]一个灵魂的人,圣经就归功于他,好像他救活了整个世界一样。(《米书拿·公议会》 4:5) [49]
 
这段塔木德经文将复数“血”解释为阿贝尔的血以及所有因他被杀而丧失生存机会的潜在后裔的血。因此,一个人的生命被说成具有“整个世界”的价值。《古兰经》呼应了这一结论,不仅表现出对拉比法律格言的了解,还表现出对其衍生出的经典背景的了解。
 
尽管如此,一些批评者声称《古兰经》犯了一个错误,将这一格言不是归功于拉比,而是归功于安拉 ﷻ 本人。这一异议可以通过参考几段阐明人为努力在确定安拉 ﷻ 法律中地位的真实圣训来消除。在一段广为人知的圣训中,先知 ﷺ 本人区分了正确与错误的法律推断:
 
> 阿姆鲁·伊本·阿斯听到先知 ﷺ 说:“当法官在行使裁决并达到[正确裁决]时,他有两份赏赐;但如果他犯错,他有一份赏赐。” [50]
 
上述圣训表明,一些人类确定法律裁决的尝试是正确的,符合安拉 ﷻ 的意图,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因此,人类对神圣法度的解释有时会得到先知 ﷺ 本人的确认和接受,即使它们预先并不存在于经典中。其中一个例子是,欧麦尔·伊本·哈塔布(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向先知 ﷺ 提出的关于礼拜朝向以及先知家属遮盖的建议,在《古兰经》中被明确接受为安拉 ﷻ 本人的处方 [51]。还有几个例子表明,先知 ﷺ 认定非穆斯林所做的法律判断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先知 ﷺ 在一名犹太男子分享其观点(即指着克尔白起誓构成了举伴安拉 ﷻ )后,禁止了指着克尔白起誓 [52]。另一个例子是犹太人纪念穆萨逃离埃及的斋戒,这导致先知 ﷺ 确立了“阿舒拉日”的斋戒 [53]。所有这些圣训都表明,符合安拉 ﷻ 自身对神圣法度意图的人类判断本身可以被视为拥有神圣权威。
 
因此,在上述凯恩与阿贝尔的例子中,《古兰经》将拉比格言归功于安拉 ﷻ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一格言与安拉 ﷻ 本人关于单个人命价值的判断相一致 [54]。此外,《古兰经》与《塔木德》在谋杀判断上的一致,并不必然验证拉比在推导该判断时所采用的晦涩推理过程。事实上,可以认为《古兰经》在故事与从中引出的教训之间暗示了一种不同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不同于《塔木德》中发现的语法论证。经典的古兰经解经家伊本·凯西尔(卒于 1373 年)认为,5:32 格言背后的潜在原因是某种形式的“绝对律令”——任何使自己枉杀一条无辜灵魂成为合法的人,实际上也使自己枉杀全人类成为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一个无辜的人命与另一个区分开。换说之,认为一个无辜凡人是可以被侵犯的凶手,通过类比也会对全人类持有这种情绪 [55]。《古兰经》5:30 明白地说凯恩“允许自己”(*fa-ṭawwaʿat lahu nafsuhu*)杀害其弟,因此可以结合伊本·凯西尔的解释来阅读,从而将该格言锚定在凯恩对阿贝尔的谋杀中,而不必诉诸《塔木德》中晦涩的语法论证 [56]。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我们互文互动的最后一类由以下例子组成:即《古兰经》包含与后期的次经传统高度具体的相似之处,而这些传统既不像是汲取自早期的先知来源,也不像是对这些来源的合理详述。此外,这些传统甚至可能包含被现代历史或自然界知识证伪的传奇记载或神话概念。然而,仔细检查这些例子表明,《古兰经》并非简单地鹦鹉学舌这些神话概念,而是在讲述其自身独立的历史记载时蓄意反驳了它们。
 
一个说明这种倾向的例子是《古兰经》18:60-65 中讲述的穆萨及其随从旅行的故事,这是作为穆萨与一位神秘智者(伊斯兰传统中称为“希德尔”)相遇叙事的序言。这段序言读到:
 
> 当时,穆萨对他的侍从说:“我必须达到两海相汇之处,即便我旅行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他俩达到两海相汇之处的时候,他俩忘了他的鱼,那条鱼便游入海中,钻入穴里。当他俩走过那地方的时候,他对他的侍从说:“拿我们的午饭来,由于这次旅行,我们确已疲倦了。”他说:“你告诉我在岩石旁休息的时候吗?我确已忘了那条鱼,易卜劣厮使我忘了说起它。那条鱼游入海中,真是怪事!”穆萨说:“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地方。”他俩便依原路回去了。 (18:60-65)
 
这一情节与《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ance*)的某些前伊斯兰版本中发现的记载有相似之处。《亚历山大传奇》是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生平及其功绩的传奇叙事,在古代极受欢迎。虽然该传奇在大的轮廓上遵循了亚历山大的历史传记,但它在此基础上装饰了许多神话、传说、幻想和民间传说元素,以产生引人入胜的叙述 [57]。古兰经的故事与《亚历山大传奇》“贝塔(β)版本”中发现的一个情节有相似之处,该版本通常被认为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 [58],但在更早版本的传奇中是缺失的 [59]。在该记载中,亚历山大在给母亲写的信中回忆了他在黑暗之地的旅行,提到他的厨师偶然发现了一处具有赋予生命属性的水源:
 
> 既然感到饥饿,我便想吃点东西;我叫来厨师对他说:“给我们准备吃的。”他拿了一条咸鱼,到发光的泉水边清洗食物。当它被放入水中的那一刻,它复活了并从厨师手中逃脱了。(《亚历山大传奇》 β 2:39) [60]
 
厨师喝了这口长生泉的水并获得了永生,后来才坦白了发生的事,而亚历山大本人未能喝到水,从而错失了获得永生的机会。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两个故事中,主角——《古兰经》中的穆萨和传奇中的亚历山大——在旅途中停下来,要求他的一名旅伴(分别是穆萨的侍从和亚历山大的厨师)准备一餐饭。然而,旅伴坦白他们携带的午餐鱼游进了一处水域,导致主角意识到该水域就是他们的预定目的地。这两个故事相似到足以让后来的一些穆斯林经注利用《亚历山大传奇》及相关文献中的细节来扩展古兰经的故事 [61]。
 
然而,这份前伊斯兰记载涉及的不是像穆萨这样的信奉独一主的先知,而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神教国王。鉴于该记载仅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的先知时代过后的几个世纪才被证实,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一叙事元素起源于先前先知时代启示来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两个故事之间的相似性看起来过于具体且奇特,不能仅作为巧合而置之不理。那么,从穆斯林的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相似之处呢?
 
在努力调和《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之间的任何关联之前,我们应当回想一下前文关于所谓的“前伊斯兰”文本断代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古兰经》之前的传奇手稿包含与《古兰经》18:60-65 相对应的关于亚历山大的情节。此外,β 版本的主要手稿证据比《古兰经》晚了八个多世纪 [62]。严格来说,不能排除《古兰经》影响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相应记载的可能性 [63]。
 
尽管如此,让我们假设《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情节确实是前古兰经的。虽然古兰经故事与传奇记载包含表面层次的相似性,但更仔细地阅读这两份文本将揭示,《古兰经》并非奴隶般地抄袭早期的神话,而是蓄意地呈现了一个可能具有历史性的、与传奇相对立的叙事,穆斯林对此应当可以毫无困难地肯定。
 
那么,《古兰经》在此案例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古兰经记载中的“两海相汇之处”并非指代一个神话般的长生泉所在地,而仅仅是指一条淡水溪流汇入海洋的地方:在《古兰经》其他地方,“两海”被解释为人类能够从中获取食物和装饰品的咸水和淡水水体(35:12; 55:19-22) [64]。正如一些人所争辩的,《古兰经》中对两海的参考不仅没有简单地重复古代晚期被证伪的宇宙论观念 [65],反而仅仅表示普通的地理特征 [66]。因此,在这一故事的背景下,《古兰经》对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参考取代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神话般的“长生泉”。至于鱼的“奇怪”逃脱,这仅仅作为穆萨及其侍从应当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智者所在地的信号,而不是永生的源泉 [67]。因此,古兰经的记载并未描绘鱼奇迹般地“复活”,正如在《亚历山大传奇》中那样 [68]。
 
此外,《古兰经》反驳了传奇的叙述,拒绝让亚历山大担任主角,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安拉 ﷻ 的先知的情节。尽管在古代晚期的基督宗教记载中,亚历山大被描绘成一个信奉独一主甚至先驱性的基督宗教英雄,但这与历史上作为多神教徒的亚历山大相去甚远。此外,如我们所见,鉴于故事的神话背景及其较晚的创作时间,该传奇情节与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并无关系。《古兰经》因此避开了亚历山大故事的历史性问题。穆萨的故事不仅不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借用,反而提供了指向《古兰经》神圣作者身份的线索:如果启示是由先知 ﷺ 或其他人类作者伪造的,那么人们无法预料他会在表现出对亚历山大故事的认知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个避开了传奇的历史和科学不准确性的对立叙事 [69]。
 
鉴于所有这些差异,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即使假设传奇起源于古兰经之前也能调和古兰经故事的合理设想:穆萨在他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踏上了寻找知识的旅程,正如《古兰经》中所叙述的那样。很久之后,关于亚历山大及其追求长生的一个单独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传统发展了起来,并与关于穆萨的历史情节发生了一些巧合的重叠。这个关于亚历山大的神话记载最终在先知的犹太和基督宗教听众中流行开来,这反过来又为安拉 ﷻ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启示穆萨生命中的这个情节,作为对《亚历山大传奇》中幻想故事的历史纠偏叙事 [70]。古兰经故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古兰经对亚历山大记载中神话特征的明确拒绝,最终指向了一位以真实的历史记载来反驳先前神话、而非从其借用的神圣作者。总之,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即使人们相信《亚历山大传奇》在《古兰经》降示前就已流传,穆萨与鱼的古兰经故事的历史性也不难接受。
 
此外,《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的互动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这种互文互动缺失,这种思考可能就不存在了。叙利亚基督宗教对《亚历山大传奇》的重述将该情节改编为亚历山大寻找长生泉的叙事 [71]。相比之下,穆萨在古兰经叙事中的追求是为了从他在两海相汇处遇到的智者那里获得智慧。熟悉亚历山大传统的受教育基督宗教听众会察觉到《古兰经》与一个熟悉故事的互动,并观察到古兰经故事如何将追求认识安拉 ﷻ 置于追求尘世赏赐之上。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前一个例子结束了我们对《古兰经》真实的犹太教或基督宗教互文的调查。在这些案例中,证据确实表明这些互文是前古兰经的,这是一个文本首先被接纳为《古兰经》互文的前提。虽然《古兰经》与这些先前文本及传统的互动在当代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古兰经》对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影响的可能性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72]。事实上,许多拟议的《古兰经》故事和主题的互文,其编辑历史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仍在继续,有时这些来源甚至表现出对伊斯兰传统的认知 [73]。即便包含前伊斯兰材料阶层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会增加新的材料。
 
在评估任何互文性实例之前,首先应当确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古兰经》所谓的互文在最初就是前伊斯兰的。如果不是,那么实际上可能是古兰经故事才是真正的先驱,而所谓的互文是在伊斯兰影响下形成的。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古兰经》27:20-44 中关于苏莱曼的故事以及在所谓的“以斯帖记第二塔古姆”(*Targum Sheni*)中发现的相应叙事 [74]。为了简洁起见,我们仅比较两个故事中的初始场景,即苏莱曼了解示巴王国的情节:
 
> [苏莱曼]检阅众鸟,他说:“我怎么不见戴胜鸟呢?难道它不在场吗?我一定要严厉地惩罚它,或者宰杀它,除非它能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它在那儿逗留的时间不长,就说:“我了解到你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我从示巴给你带来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我确已发现一个女人统治他们,她获得了万物,她有一个伟大的宝座。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舍真主 ﷻ 而崇拜太阳,易卜劣厮曾美化他们的行为,从而阻碍他们走上正道,所以他们不遵循引导。” (27:20-24)
 
这一情节——一只鸟告知苏莱曼关于示巴王国的信息——在《第二塔古姆》的相应故事中也有对应:
 
> [苏莱曼]命令野兽、鸟类、爬行动物、恶魔、魔鬼和幽灵被带来……那时,林中公鸡(cock of the wood)在禽类中缺失,未被发现。于是国王愤怒地命令它必须出现在他面前,否则他将摧毁它。于是林中公鸡回答苏莱曼王说:“地上的主啊,请倾耳听我的话……我看到一个特定的国家,其堡垒之城的名为 Kitor,那里的尘土比黄金更珍贵,银子像街道上的粪便一样到处乱放。那里还矗立着来自太古时期的树木,由伊甸园的水灌溉。那里有大批来自伊甸园的人,头上戴着冠冕,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也不会拉弓。因为,我确实看到了一个统治他们所有人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示巴女王。” (《第二塔古姆》) [75]
 
这些摘录构成了《古兰经》与《第二塔古姆》共享的更广泛叙事的一部分。虽然故事并非完全一样,但仍然非常相似,这导致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塔古姆》是古兰经故事的来源 [76]。然而,该塔古姆可能属于后古兰经时期的断代使得这一建议令人怀疑 [77]。虽然尚未达成一致共识,但大多数学者已将《第二塔古姆》定为后古兰经时期,这表明影响的方向可能与先前认为的相反。
 
最近的研究为《第二塔古姆》成书于伊斯兰之后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这些证据集中在《第二塔古姆》中关于苏莱曼宫廷的描述与 9 世纪和 10 世纪君士坦丁堡皇室及宫廷艺术特征(可见于拜占庭来源)之间惊人的一致性。例如,该塔古姆提到“苏莱曼王两耳旁各有一个海妖(sirens)”,这一奇特的描述可以解释为拜占庭皇室在九世纪中叶后开始佩戴具有海妖形象的垂吊耳坠 [78]。因此,将整部塔古姆断代在九世纪之前将是违背历史的。
 
鉴于上述考虑,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塔古姆纳入了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三个世纪内形成的传统。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塔古姆的传统早于《古兰经》启示的情况下,对待影响问题的常识性方法应当是优先考虑两者中较早的文本。不幸的是,试图将《第二塔古姆》定位为苏莱曼与示巴女王古兰经故事“来源”的尝试往往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像《古兰经》这样具有影响力且流传极广的文本,不可能是后来的犹太文本中重述故事的来源,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该犹太文本包含源自几个世纪后的传统。至少,《第二塔古姆》最终属于后伊斯兰时期的编纂这一事实,使得关于它影响《古兰经》的论点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评估《古兰经》对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本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时,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其传播历史。虽然文本内部的线索可能暗示它最初是在《古兰经》降示前创作的,但文本本身的手稿实际上可能比《古兰经》晚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此外,它们可能表现出高度的文本差异,表明该文本即便在其传播历史的后期仍处于流变状态。相比之下,《古兰经》表现出相当完整且极早的手稿记录 [79]。
 
这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古兰经》实际上才是所谓的互文来源,即使该互文属于原本属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作品。
 
其中一个例子是《古兰经》18:65-82 中穆萨与智者(希德尔)的故事,及其在一部名为《属灵草场》(*Pratum Spirituale*)的基督宗教文本中的相似之处,该书归功于拜占庭僧侣约翰·莫斯克斯(卒于 619 年)。在古兰经的故事中,穆萨踏上了寻找智者的旅程,以便跟随并向他学习。智者同意了,但令穆萨沮丧的是,他在旅行途中实施了一系列令人费解且不安的行为:首先弄坏了一个人的船,然后杀了一个小男孩,最后在人们拒绝给两名旅行者食物的情况下,未收报酬就修好了一堵墙。在穆萨第三次证明自己无法保持沉默后,智者揭示了他实施这些行为背后的隐蔽的仁慈目的。这个故事强调,在我们这辈子遇到的看似费解的邪恶背后,隐藏着一幅只有安拉 ﷻ 保留的幽玄知识才能把握的更完整的画面。
 
《属灵草场》的一些手稿中包含一个类似的故事,其中一名虔诚的僧侣陪伴一名化身为人的天使,并见证了他实施类似的行为,包括杀死一个孩子和修理一堵破旧的墙,最后天使终于向他解释了这些行为背后的仁慈目的。作为说明,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故事中主角对杀害孩子的解释:
 
> [希德尔说:] 至于那个少年,他的父母都是信士,我们怕他由于顽顽和迷信而拖累他的父母。我们希望他俩的主另赐他俩一个比他更纯洁、更孝顺的儿子。 (18:80-81)
 
> 至于那款待我们的另一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如果那个小孩活着,他长大后会成为撒旦的工具,从而使他父亲的善功归于湮灭。因此我在他幼小时扼杀了他,以确保父亲的救赎,并使其在安拉 ﷻ 面前的记录保持无懈可击。 (《属灵草场》) [80]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明显相似性导致一些学者提出,古兰经的故事源自《属灵草场》中的记载 [81]。然而,对《属灵草场》手稿传统的考察表明,这一并行的记载是后古兰经时期的添加。该文本的主要来源是四份可追溯至 10 至 12 世纪的手稿 [82]。显而易见,我们关注的这个故事并未出现在最权威的手稿——12 世纪的《佛罗伦萨抄本》中,也未出现在大多数其他手稿见证中 [83]。相反,它被发现在 10 世纪的《威尼斯抄本》中,属于一系列被认为次于《佛罗伦萨抄本》中更真实收藏的故事。关于将这些补充故事归功于 7 世纪原始作者约翰·莫斯克斯存在很大疑问;在一位学者的评估中,这些故事大多数似乎是“伪造的” [84]。此外,这一特定记载还存在风格上的线索表明它是后期的添加:因为虽然该著作中真实的传说表现出“尽可能地”指定故事讲述者和背景的倾向 [85],但此类细节在所讨论的故事中完全缺失。《威尼斯抄本》的情况是《属灵草场》总体状态的一个缩影:手稿之间发现的差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份手稿都相当于它自己的一个“版本”,而不仅仅是一份副本 [86]。因此,显而易见,该著作现存的手稿并不完整地反映出 7 世纪早期编写的文本的原始形式 [87]。
 
相比之下,古兰经的手稿证据证明,这部经典——包括包含穆萨与智者故事的《山洞章》第 18 节——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世纪内就已经在流传 [88]。鉴于古兰经故事具有更早被证实的强有力证据,假设它是《属灵草场》记载的来源(而非相反)更为合理。因此,举证责任落在那些声称《威尼斯抄本》中发现的故事是古兰经故事来源的人身上。
 
## 古兰经辞令中的互文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专注于呈现一种方法论,以解决研究《古兰经》互文性为穆斯林提出的历史问题。这种专注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一研究领域对穆斯林的主要相关性在于解决此类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读者已经从上述一些例子中看到的,《古兰经》对早期圣经和解经传统的批判性互动代表了安拉 ﷻ 启示中极其深刻且迷人的一面,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继续阐明了其信息的独特性,以及其呈现该信息时所具有的文学和修辞精妙性。在本节中,我们希望通过考察《古兰经》以高度原创和创造性的方式与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的特定主题甚至特定语言特征互动的例子,来强调这一点。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
 
《聚礼章》包含以下对一些仇视先知 ﷺ 信息的犹太领导人的责备: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其状如驮书的驴子。不承认真主 ﷻ 的迹象的人们的状语,真是不利。真主 ﷻ 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 (62:5)
 
就其本身而言,这段文字传达的信息很清晰:正如一头背着一堆书的驴子并不内化这些知识或从中获益,那些拥有大量知识却未能以其性格和行动来履行知识的宗教学者的情况则更糟。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驴子驮书的例子实际上是对拉比寓言的反向运用时,它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申命记大疏》(*Sifrei Debarim*)是一部拉比圣经诠释的汇编,被认为在 5 世纪左右达到了最终形式 [89],其中包含一个寓言,称赞以色列在没有外邦国家能够承担时承担了《讨拉特》繁重的诫命:
 
> 一个人派他的驴子和狗去粮仓,在那里,十五 *seʾah* [90] 的粮食被装在驴子背上,三 *seʾah* 装在狗背上。驴子走了,狗则呼吸困难,舌头伸出。它扔掉了一 *seʾah* 并放在驴子背上,然后对第二份和第三份做了同样的事。这就因此色列如何接受《讨拉特》,以及它的注释和细节的过程。即便那些诺亚后裔(Noahides)无法遵守并丢弃的七条诫命,以色列也来接受了。 (《申命记大疏》) [92]
 
以色列被比作能够承担巨大负担的驴子,被归功于履行了《讨拉特》的所有诫命。相比之下,外邦国家被比作证明无法承担哪怕一小部分负担的狗,因无法履行哪怕最基本的诫命而受到贬低。
 
《古兰经》采用了这个隐喻,但在论争中反转了其含义,将其从对以色列的称赞转变为对以色列宗教领导层的尖锐批评,这些人负担了对卷轶浩繁的宗教法律的学习,却未能活出安拉 ﷻ 最基本诫命的精神。这节经文在《聚礼章》中位置恰当,就在此三节之前(62:2),安拉 ﷻ 宣告他在文盲或外邦人(*al-ummiyyīn*)中派遣了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来教导他们经典。而这组人正是拉比寓言中被指责未能遵守哪怕是最基本的诺亚律法(即安拉 ﷻ 给予人类的最基本诫命)的那组人。在 62:5 中甚至还有希伯来语双关语的暗示。单词 *asfār*(“书籍”)在整部《古兰经》中仅在此处出现一次(即使算上其单数形式 *sifr*),而其他所有地方,《古兰经》在提到书籍时都使用 *kitāb*。在 62:5 中 *asfār* 的唯一出现是蓄意暗指该词的希伯来语同源词 *sefer*,这是先知的犹太听众所理解的希伯来语中关于“书”的标准术语。
 
## “假若大海是墨水……”
 
此类对犹太或基督宗教文献中证实的主题的反向运用是古兰经修辞的一个常见特征。另一个例子发现在《山洞章》的结语部分,以及《鲁格曼章》中:
 
> 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大海)来补充之。” (18:109)
 
> 假若地上的所有树木都变成笔,大海也变成墨水,此外再加上七个海,(也不能写完)真主 ﷻ 的言语。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31:27)
 
这些经文回应了在一部五世纪拉比著作《纳坦之父的箴言》(*Avōt dʾRabbi Natan*) [93] 中发现的一个主题。在该文本中,一世纪的拉比埃利泽(Rabbi Eliezar)被发现使用类似的例子来描述他自己知识的无穷尽:
 
> [拉比埃利泽说] “因为纵然所有的大海都是墨水,所有的芦苇都是笔,所有的人类都是抄写员,他们也写不完我从经典中所学的、在米书拿传统中所重复的,以及从我在学堂里跟随圣贤学艺时所推导出的教训。” (《纳坦之父的箴言》,25:4.2) [94]
 
虽然这个例子旨在说明《讨拉特》学者的无尽知识,但《古兰经》在论争中将其重新投射,以强调唯有安拉 ﷻ 拥有无限的知识 [95]。一段“萨黑赫”(*ṣaḥīḥ*)传述确认了《古兰经》正在回应此类传统,该传述将这节经文置于对犹太人关于知识主张的回应中:
 
> 伊本·阿拔斯传述说:“古莱氏人对犹太人说:‘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以用来质问这个人的事情。’于是他们回答说:‘问他关于灵魂的事。’于是他们去问先知 ﷺ 关于灵魂的事。安拉 ﷻ 随后降示了经文:‘他们问你关于灵魂的事。你说:灵魂是属于我的主的命令的,你们只获得了一点知识。’[犹太人对此表示反对],说:‘我们已经通过《讨拉特》被赋予了大量的知识,凡是被赐予《讨拉特》的人都被赐予了大量的福利。’于是降示了下述经文:‘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来补充之。’” (《提尔米济圣训集》) [96]
 
这是《古兰经》与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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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古兰经》是安拉 ﷻ 最终的启示,也是全人类精神引导的终极源泉。它传递引导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叙事,即通过频繁讲述过去的故事来教导其历史听众及后世子孙。由于《古兰经》是对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社区所知的早期启示(如 2:97, 3:3, 20:133)的确认和延续,它的故事很少是完全陌生的,而是在之前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传统不仅包含在《圣经》中,还包含在由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经多个世纪传递、详述并记录的大量“次经/伪经”(extra-biblical)传统中,这些传统经常对圣经叙事进行诠释、扩展或补充。《古兰经》经常像对待《圣经》本身一样与这些次经传统互动 [1]。
 
这一在《古兰经》中非常突出的特征被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和传统的互动。例如,《古兰经》10:98 提到了“约拿的子民”(*qawm Yūnus*)的悔罪,这一参考在结合圣经《约拿书》的故事背景阅读时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同样,《黄牛章》中关于众天使在阿丹受造后向其下跪的记载,在《古兰经》降示前几个世纪流传的关于阿丹的基督宗教和犹太教故事中也有类似之处。
 
穆斯林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利用圣经传统来理解《古兰经》,这一趋势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学术界也日益兴起。圣训和经注(*tafsīr*)著作中包含大量报告,指出早期解经家(最著名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堂弟兼弟子伊本·阿拔斯)在评论先知故事时,叙述了源自犹太和基督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被称为“以色列传说”(*isrāʾīliyyāt*)。虽然圣训文献中包含一些先知 ﷺ 或其圣门弟子批评使用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的报告,但对待这些传统的总体政策体现在先知 ﷺ 真实传述的言论中:“传述来自以色列后裔的话——这没有问题” [2],以及“既不要相信也不要不信经注者” [3]。也就是说,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可以作为信息来源参考,但在未经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个人宗教教义或实践的标准。因此,在早期穆斯林经注中,使用“以色列传说”是一种普遍做法 [4]。
 
仅举一例,《古兰经》19:56-57 读到:“你应当在经典里提及伊德里斯,他确是真诚的,确是先知。我把他提升到崇高的地位。”许多早期经注将伊德里斯认定为圣经中的以诺(Enoch),《圣经》关于他说道:“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创世记 5:24)。在塔巴里(al-Ṭabarī)对这些古兰经文的解释中,他引用了各种传述,称伊德里斯被一名天使带到了天堂,这一想法在大量前伊斯兰时期的关于以诺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都有发现 [5]。
 
早期的穆斯林解经家利用“以色列传说”为《古兰经》中提到的圣经人物故事提供进一步的背景,而早期的西方关于《古兰经》互文性的学术研究则试图寻找《古兰经》所谓的“来源”,将其视为一部基本上是衍生的作品,由对圣经和次经传说混淆的改编组成。这种态度反映在亚伯拉罕·盖格尔(Abraham Geiger)1833 年开创性著作的标题中:《穆罕默德从犹太教中汲取了什么?》(*Was hat Mohammed aus dem Judentume aufgenommen?*) [6]。
 
此后的西方古兰经研究经历了范式转移,远离了其带有论争色彩的起源。当代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将《古兰经》还原为所谓的“来源”,而是寻求从《古兰经》自身独立的立场出发,理解它如何与犹太和基督宗教受众中流传的传统密切互动并进行批判——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呈现了对这些传统的“纠偏式重述” [7]。
 
顺应这一较新的研究方法,西德尼·格里菲斯(Sidney Griffith)评论道:“[《古兰经》]不能被还原为任何所谓的来源。早期的论述在其中不仅出现在新的背景下,而且为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叙事而经过了塑造、裁剪和重新表述。” [8] 这种方法承认《古兰经》是“其自身的文本……拥有其特有的神学议程和文学逻辑”,因此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其所谓的“来源” [9]。
 
西方学术界因此开始欣赏《古兰经》对之前传统的纠偏作用,这一作用在启示本身中就有描述:
 
>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经典,而监护(*muhaymin ʿalayh*)之。(5:48)
 
正如经典的古兰经学者萨阿里比(al-Thaʿālibī,卒于 1470 年)所解释的,《古兰经》作为先前启示的“监护者”(*muhaymin*)或“权威者”地位意味着它“证实了其中真实的内容”,同时也“恢复了真理并抵消了[其中发现的任何]腐蚀” [10]。
 
即使在现代古兰经互文性观念出现之前,穆斯林学术界就已经阐述了《古兰经》既肯定又纠正先前已遭腐蚀的经典这一观点。但具体而言,《古兰经》是如何既肯定又纠正先前流传的记载的呢?
 
## 阿丹(愿主赐他平安)故事中的一个例子
 
为了提供《古兰经》与先前文献互动的初步示例,请考虑众天使向阿丹(愿主赐他平安)下跪的故事,这一记载在《古兰经》多处被提及。15:28-30 中有一段简短的参考:
 
> [记得]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确要用黑色的黏土塑造一个凡人。当我把它塑造完成,并将我的灵气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你们应当向他倒地叩头。”众天使全体叩头。
 
虽然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在《圣经》的创世故事中是缺失的,但在《圣经》之后(post-biblical)的各种犹太和基督宗教版本的创世故事中都有发现。《宝库洞》(*Cave of Treasures*)是一部叙利亚语基督宗教文本,通常被认为不晚于六世纪 [11],其中包含对此情节的极具基督宗教色彩的渲染。在这一记载中,阿丹以安拉 ﷻ 形象的“辉煌外表”受造,并被赋予了“王权之袍”和“荣耀之冕”。众天使看到阿丹的这种形象后感到惊叹,安拉 ﷻ 便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并崇拜他 [12]。由于许多教父将阿丹视为耶稣本人的预表(cf. 罗马书 5:14),这种对阿丹的“神化”旨在强调耶稣的神性。
 
为了回应这种明显的基督宗教故事,拉比犹太人以一种旨在削弱这种基督论信息的方式重述了这个故事。其中一种版本保存在《创世记大疏》(*Genesis Rabbah*)中,这是一部可能在五世纪编纂的拉比对《创世记》的注释 [13]。《创世记大疏》通过声称虽然众天使在崇拜中向阿丹下跪,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安拉 ﷻ 命令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误将拥有安拉 ﷻ 形象的阿丹当成了安拉 ﷻ 本人,就像王室臣民打算向国王致敬却误将其总督当成了国王一样。结果,安拉 ﷻ 让阿丹入睡,向众天使展示了他们所崇拜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凡人。通过这种方式重述下跪情节,拉比们暗示正如天使对阿丹的崇拜是一个错误,同时代的基督徒对耶稣的崇拜也是一个错误。
 
上述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文本构成了《古兰经》的“互文”(intertexts)——即它们代表了《古兰经》在讲述其自身权威记载时所互动的那些故事。在这样做时,《古兰经》以一种表达其自身独特神学观点的方式,肯定并拒绝了来自基督宗教和犹太教版本中的元素,以“手术般的精确性”纠正了它们的过当之处 [14]。例如,与基督宗教叙事一致(而与犹太教叙事相反),《古兰经》接受了众天使是按安拉 ﷻ 的命令向阿丹下跪的。然而,与犹太教叙事一致(而与基督宗教叙事相反),《古兰经》坚持认为阿丹仅仅扮演了由安拉 ﷻ 任命的代治者或“总督”(*khalīfa*)的角色(2:30),而不是安拉 ﷻ 的神性寓于其身。因此,《古兰经》仅描述天使向阿丹“下跪”(2:34),而没有描述“崇拜”他。
 
此外,基督宗教记载提到了阿丹神圣的“荣耀”(*teshbūḥthā*)并称众天使“圣化”(*mqadshīn*)了他,而《古兰经》则描绘众天使对安拉 ﷻ 宣告:“我们赞颂你(*nusabbiḥuka*),并称颂你为神圣(*nuqaddisu laka*)”,使用了叙利亚语术语的阿拉伯语同源词,但将它们应用于安拉 ﷻ 而非阿丹。因此,《古兰经》捍卫了安拉 ﷻ 独一的神性不受基督宗教记载的影响,维护了阿丹作为安拉 ﷻ 代治者的高贵但非神圣的地位,并使众天使免于错误崇拜阿丹的嫌疑。此外,《古兰经》肯定安拉 ﷻ 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削弱了麦加多神教徒对其崇拜天使的辩解 [15]。
 
因此,《古兰经》呈现了其自身独特的阿丹故事叙事,同时以一种奇妙精确且精妙的方式,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版本的故事互动并对其进行了纠正。
 
## 《古兰经》的次经互文
 
上述例子突显了互文性研究如何揭示《古兰经》与先前传统互动的精妙方式,甚至到了在其原始语言中援引非阿拉伯语文本的程度。尽管如此,像阿丹故事这样的互文性例子也为穆斯林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各种历史问题。由于《古兰经》是对先前经典的确认(如前文讨论的 5:48),它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不仅不令人惊讶,甚至是预料之中的。然而,阿丹故事中的这个情节在《圣经》中并未发现,而是存在于诸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之类的次经犹太和基督宗教来源中。为什么《古兰经》会与某些次经传说或圣经故事后期的扩充(如拉比米德拉什、伪福音书或叙利亚基督宗教文献中发现的内容)互动,而不仅限于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呢?
 
要理解《古兰经》为何与这些故事互动,首先必须认识到,虽然此类次经记载在今天被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遗忘或视为“次要”,但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古兰经》降示前及降示时,甚至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伊斯兰传统不仅由《古兰经》组成,还包含大量的圣训、解经传统、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以及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历史等,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先知 ﷺ 时代也已经发展出大量丰富的传统,通过口头和文本传播,作为其正典经典的补充。正如安妮特·里德(Annette Reed)关于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广泛使用次经传统所写的:“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中,圣经文献、圣经伪经 [16] 和圣经解释之间的流变边界有力地提醒我们……留给古代晚期 [18]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经遗产 *远远超出了成为正典的那些书籍的文本*。” [19] 因此,仅基于《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本身而对其进行的怀疑论批评将是脱离历史背景的。
 
那么,哪些次经文本和传统在古代晚期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具有权威性呢?拉比犹太人珍视大量的“米德拉什”(*midrash*),即最初口头流传,后来逐渐被收集并编纂在各种拉比文献中的解经传统。米德拉什涵盖了法律传统(*halakhah*)和非法律解经传统(*aggadah*),后者显著地包括了对圣经故事的重塑和扩充。在公元 200 年至 500 年间,其中许多传统被编纂在《塔木德》中,被拉比犹太人视为神授的“口传律法”,本质上构成了与希伯来圣经并列的第二部经典 [20]。大量的法律传统也在第一个千年中被记录在《塔木德》之外。同样,古代晚期的各个基督宗教团体阅读并传播次经文本,如伪福音书(特别是“童年福音”,其中包含耶稣出生和童年的叙述)、教父著作、讲道词、法典、启示录、圣经经注以及其他宗教写作类型。
 
此外,应当记住,《圣经》本身——包括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宗教新约——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次经互文性。自近东考古学兴起以来,圣经学者研究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传统(如创世和洪水叙事)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传统之间的类似之处 [21]。同样,新约反映了各种在希伯来圣经中缺失但植根于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次经文献的传统 [22]。由于人们可以预料一部经典会与其试图教导的人群的信仰进行互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兰经》的互文性延伸到了犹太和基督宗教圣经正典的界限之外。《古兰经》反复提醒它是对经注者手中之物的“证实”(如 2:41),因此可以理解为包括这一更广泛的次经文献体系中的元素。
 
## 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
 
尽管如此,《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仍然引起了怀疑论者的批评。由于《古兰经》在多处宣称其讲述的是真实的过去记载(如 3:44; 12:102; 28:44),其部分叙事与古代晚期(约公元 200-800 年)之后圣经时代的传统(如《创世记大疏》和叙利亚语《宝库洞》)所共享的相似性,引发了这样一种指责:即《古兰经》错误地假设了非正典的后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而怀疑者声称这些故事显然具有人为起源,包含传奇主题,或者其成书时间距离它们声称描述的历史事件太晚,不可能是对历史过去的可靠记忆。这种指责矛盾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即《古兰经》的故事绝非“古人的神话”(古兰经 8:31)。
 
对上述异议的恰当反驳需要一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应当调和主流伊斯兰信仰与研究《古兰经》互文性所发现的历史证据,同时尊重理性及历史探究的原则。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追求这一目标之前,澄清信士肯定《古兰经》对历史过去的回忆意味着什么将是有用的。在多处,安拉 ﷻ 强调他所叙述的记载属于不可企及的“幽玄”领域:
 
> 这是关于幽玄(*al-ghayb*)的消息,我启示给你。在你之前,你和你的族人,都不知道它。你应当坚忍。善果确是归于敬畏者的。 (11:49)
 
因此,信士接受《古兰经》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的首要基础应当是安拉 ﷻ 自身的见证,而非任何特定的历史数据集合。穆斯林不需要为每一个在圣经或次经文献中有类似之处的古兰经故事提供历史证据。相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仅需要说明并行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如何可能源于神授的来源,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古兰经》中呈现且不与历史事实发生明显冲突。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假设了历史学家在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凿性。最终,绝大多数此类互文在《古兰经》启示之前存在的事实缺乏无可反驳的证据。这些文本的最早手稿通常比《古兰经》的第一批手稿晚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的尝试通常具有推测性质,往往基于文学或见证方面的考虑。这与科学可观测事实所能提供的确凿性相去甚远 [23]。此外,与科学观测不同,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而可能揭示更多过去的证据很少能保存到今天供历史学家研究。
 
因此,指责《古兰经》“借用”的论点仅因所涉证据的性质,从未达到很高的确凿程度。这是穆斯林在面对任何特定的历史怀疑时应当记住的一点,因为安拉 ﷻ 最终拥有人类所不具备的对过去的知识。尽管如此,我们提出的方法论大体上接受了历史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历史学家对许多拟议的《古兰经》互文的断代方式 [24]。我们的意图是表明历史证据不必被全盘否定。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互文性甚至可以暗示《古兰经》的神圣作者身份。考虑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不被认为研究过基督宗教和犹太教传统,显而易见,《古兰经》对圣经和次经文本表现出如此深刻的了解是令人瞩目的。这是《古兰经》本身提出的一个论点:
 
> 以前,你不会读书,也不会用右手写字;(否则),那些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 (29:48)
 
这节经文和其他类似的经文是由先知 ﷺ 在对其宣教怀有敌意的环境中公开诵读的。考虑到先知的对手在《古兰经》降示前的一生中都了解他(10:16),如果已知他曾研究过犹太和基督宗教知识,那么诋毁他的信息将是轻而易举的 [25]。当与先知 ﷺ 本人缺乏经典教育这一事实并置时,不难看出《古兰经》互文性的精妙例子如何能为《古兰经》的神圣起源提供证据。因此,我们在本文末尾包含了一个简短的部分,详细介绍了此类例子。
 
基于互文性证据为《古兰经》的真实性主张呈现更详细的论证将留待未来的文章。目前,我们的主要意图是提供一种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论,基于《古兰经》互文互动而产生的历史异议可以被中和。我们现在怀着这一目标呈现我们的方法论。
 
鉴于《古兰经》与反映多样类型和内容的大量传统互动,提供一个能解释所有互文相似之处的单一解释是不可能的。相反,对《古兰经》互文性的真正理解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传统的多样化特征以及发现它们的来源。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勾勒的框架涉及推导出几种不同类别的《古兰经》互文,并提出从信士的角度评估它们的方法。这些互文类别可列举如下: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下文中,我们将用例子解释并说明每一类《古兰经》互文性,旨在演示穆斯林如何理解每一类别的其他案例。这将为读者评估他们遇到的更多案例提供一个框架。为了后续参考,我们在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个流程图,勾勒出了读者可以用来分类并评估本文处理的具体例子之外的互文相似之处的逐步过程。
 
同时也欢迎读者对我们讨论的特定例子重新分类,以便以某种其他方式进行解释。对于任何特定的《古兰经》互文例子,存在不止一种有效解释是完全可能的。有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讨论例子的替代解释。
 
在继续之前,关于翻译的简短说明如下:古兰经段落的翻译通常是我们自己的;但有时我们依靠穆斯塔法·哈塔布(Mustafa Khattab)的《清晰的古兰经》来提供翻译参考。其他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文本由作者直接从原始版本翻译,并在注释中提供了叙利亚语文本来源版本的参考文献。圣经段落的引用取自“新修订标准版”(NRSV)。其他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希腊语或其他语言的来源及其翻译参考见随附的注释。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本指南是开发穆斯林阅读《古兰经》互文性方法的一次初步尝试。在本文的过程中可能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途径,希望穆斯林研究人员能够扩展、完善或修订此处勾勒的方法。在讨论了这些前提后,我们现在可以探索我们提出的用于分类和评估《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互动的类别。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我们的第一类包括以下情况:即《古兰经》镜像了在圣经后期(即公元 1 世纪之后)编写的来源中确认的传统,但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传统包含了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先知时代的材料。这一时期的年代界限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一段圣训中得到了界定,根据该圣训,先知 ﷺ 说:
 
> 我是人中与玛利亚之子最亲近的:先知们在[信仰上]都是兄弟,在他和我之间没有先知 [26]。
 
这段圣训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的先知时代止于耶稣。然而,另一段圣训表明,以色列后裔直到耶稣时代一直拥有连续不断的先知:
 
> 以色列后裔由他们的先知们领导。每当一位先知离去,另一位先知就会继任他 [27]。
 
因此,《古兰经》与耶稣在世生涯结束之前的传统保持一致,对于穆斯林神学来说并不构成内在问题,因为这些传统可能是耶稣之前或同时代的以色列先知受到启示的结果,即使该传统位于正典犹太或基督宗教经典之外。即使是比耶稣时代晚几个世纪的文本,也可能保存了源自耶稣时代之前的极早期传统,因为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古代晚期(即《古兰经》降示时)记录下来的大量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包含在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流传的故事和传统 [28],这一时代大体上与耶稣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重合。此外,那些足够早以至于可能源自启示来源的故事和传统,可能看起来欺骗性地晚,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仅限于那些实际上保存了足够长时间以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因此,只要与《古兰经》重叠的前古兰经传统不具有任何时代错误、历史困难或在其传播过程中任何明显的文学演变迹象,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任何相似之处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共享的神圣来源。
 
如果并行的传统可以被证明能追溯到更早的来源,这种解释就会更有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回到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故事。如前所述,天使在安拉 ﷻ 命令下向阿丹下跪(15:28-30)在《圣经》中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而是发现在后期的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文本中,如《宝库洞》(约公元 6 世纪)和《创世记大疏》(约公元 5 世纪)。撇开《古兰经》对这些传统的纠偏不谈,古兰经故事与这些其他记载之间确实存在显着的重叠。
 
这种重叠很容易解释。虽然《古兰经》最直接地与同时代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保存的故事互动,但《古兰经》在这些传统中肯定的各种元素很可能起源于止于耶稣的先知时代。例如,虽然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共享主题在《圣经》中未发现,但它存在于《阿丹与夏娃传》中,这最初是一部编写于公元 1 世纪的犹太文本 [29],保存了更古老的传统。在该文本中,当安拉 ﷻ 向众天使宣告阿丹的高贵地位时,大天使米迦勒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 [30]。这一传统在《以诺二书》(2 Enoch)中也有呼应,该书也早至一世纪 [31]。一些学者认为甚至新约《希伯来书》也暗指了这一叙事 [32]。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文本反映了一个更早且更广泛流传的传统,该传统在耶稣时代或更早时期就已经流传。事实上,“死海古卷”包含一篇非正典诗篇 4Q381,其中提到天使“服侍阿丹并为其效力”,语境暗示了某种形式的崇敬 [33]。由于这篇诗篇的手稿可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 [34],所讨论的叙事部分可以具体地置于耶稣时代之前很久。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神圣启示很可能为后来的文本(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提供了间接的来源材料,从而解释了它们与《古兰经》的重叠。
 
对众天使向阿丹下跪这一主题的考察突显了该故事的前古兰经版本如何起源于更早的传统,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知活动仍然活跃的时代。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从历史上看,认为它最初源于神圣启示是有道理的,即使该叙事并未在旧约或新约中明确讲述。
 
《宝库洞》与《古兰经》关于阿丹和夏娃故事的其他某些相似之处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例如易卜劣厮拒绝服从安拉 ﷻ 向阿丹下跪。虽然这一主题也发现在 1 世纪的《阿丹与夏娃传》中,但易卜劣厮违抗安拉 ﷻ 的理由——即他是火造的,而阿丹是泥造的(古兰经 7:12, cf. 《宝库洞》3:1-7)——首先出现在 2/3 世纪的文本《巴多罗买问题》中 [35]。虽然该文本的年代晚于耶稣时代,但对于信士来说,假设易卜劣厮理由的重叠主题源自前古兰经启示并无障碍。书面文本往往比它们包含的传统晚几个世纪,正如《宝库洞》中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所证明的那样。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除了《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外,针对《古兰经》的另一种批评是:当它讲述与《圣经》共同的故事时,它混淆了这些故事,因为它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时往往与《圣经》拥有的某些细节相矛盾 [36]。此类异议很容易由穆斯林通过“歪曲”(*taḥrīf*)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该概念指的是对先前经典的腐蚀 [37]。由于穆斯林并不被要求绝对地接受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有效性,此类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古兰经》正在恢复早期启示的真理性,这些真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已被遮蔽。
 
因此,《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经典之间的差异应当被视为其对过去传统进行纠偏的方法的一个特征。当仔细检查《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不一致时,往往可以表明《古兰经》根本没有混淆任何事情,而是为了揭示与圣经叙事不同的神圣真理,而以深刻的方式蓄意回应了圣经叙事,而不仅仅是像一些怀疑论者所坚持的那样“歪曲”细节。
 
考虑一个例子,怀疑论者声称在对应圣经创世故事的部分中,《古兰经》混淆了“生命树”与“知善恶树”。这最初由亚伯拉罕·盖格尔提出,他写道:
 
> 在这一叙事的细节中,发现知善恶树与生命树之间存在一些混淆。圣经中仅提到前者是由神禁止的,蛇也仅煽动夏娃吃那棵树。在违抗发生后,我们发现提到了唯恐人类吃生命树并永远活着。穆罕默德混淆了两者。在一段经文中,他借魔鬼之口说人类吃这棵树会变成“天使”或“永生者”,但在另一段经文中,他仅提到了永恒之树 [38]。
 
盖格尔的论点是,在《圣经》中,安拉 ﷻ 禁止阿丹和夏娃吃的是“知善恶树”(创 2:16-17),蛇也引诱他们吃这棵树:
 
>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
 
>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说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 3:4-7)
 
只有当安拉 ﷻ 发现阿丹和夏娃吃了这棵树后,他才将他们逐出乐园,并派基路伯看守生命树,以免他们也获得永生的品质(创 3:22-24)。相比之下,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代替了蛇)通过告诉阿丹和夏娃如果他们吃那棵禁树,他们就会变成“永生者”(7:20; cf. 20:120)和“像天使一样”(7:20)来诱惑他们:
 
> 易卜劣厮对他们俩耳语,以便为他们显露他们被掩盖的阴部。他说:“你们的主禁止你们俩吃这棵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他对他俩起誓说:“我确是你们俩的忠实劝告者。”他用欺骗手段诱惑他俩。(7:20-22)
 
盖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古兰经》将圣经记载中阿丹和夏娃受诱惑去吃的树——知善恶树——误认为生命树。
 
然而,更仔细的考虑表明,这不是一起混淆案例,而是《古兰经》根据其自身独特的神学信息与圣经叙事进行的有目的的互动。在《古兰经》中,这棵树并不扮演道德知识或永生源泉的角色,而仅仅作为人类的第一个考验 [39]。事实上,安拉 ﷻ 远非试图扣留人类的道德知识,而是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类这种知识(76:3; 90:10; 91:8-10; cf. 2:30) [40]。因此,虽然在圣经记载中发现阿丹和夏娃最初在乐园里是赤身的,并且只有在吃了树上的果子后才对赤身感到羞耻;但在古兰经记载中,他们最初穿着天衣,并且在违抗禁令导致衣服被剥去时,本能地感到了羞耻(20:117-122)。由于《古兰经》描绘人类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辨别力,易卜劣厮试图用道德知识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在古兰经叙事中就显得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为什么《古兰经》回忆易卜劣厮通过声称如果他们吃这棵树就能获得永生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呢?易卜劣厮的这种策略在《古兰经》的人类观背景下是有意义的。请看 20:120 中引用的易卜劣厮的说法:“阿丹啊!我指引你一棵长生树和不朽的王权好吗?”这出现在安拉 ﷻ 警告先知 ﷺ 要坚忍并避免匆忙的段落中:
 
> 在启示没有对你完成之前,你不要急于诵读古兰。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但他忘了,我未发现他有坚强的意志…… (20:114-115)
 
易卜劣厮声称禁树会赋予阿丹和夏娃永生仅仅是一个诡计——利用人类急躁的倾向(cf. 21:37)以及牺牲需要坚忍但更持久的事物来追求眼前短期利益的欲望(cf. 如 75:20-21; 87:16-17)。这不是对这棵树的真实描述,因为易卜劣厮仅试图通过虚假的承诺来蛊惑人类(4:120)。因此,这一段落中阿丹被易卜劣厮欺骗的故事是给先知 ﷺ 的一个警示,提醒他即便在追求善事时也不要急躁,而要坚定。
 
此外,虽然在圣经记载中,蛇关于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是为了防止他们获得天人地位的说法实际上被证明是真的(创 3:22-24);但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声称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7:20)是对真理的一个反讽式倒置。因为安拉 ﷻ 已经通过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而使阿丹的地位高于天使(7:11; 20:116),且易卜劣厮已经知道安拉 ﷻ 实际上打算让他们复活进入永生的生命(7:14)。在圣经故事中,蛇声称安拉 ﷻ 希望阻止阿丹和夏娃获得天人地位实际上是正确的;而在古兰经故事中,易卜劣厮的说法是一个反讽式的谎言,因为安拉 ﷻ 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给予人类升入比天使更高地位并获得永恒幸福生活的机会。
 
总之,《古兰经》与《圣经》关于禁树性质的差异并不代表混淆或歪曲,而是通过与其互动来表达《古兰经》自身关于安拉 ﷻ 、人的目的、救赎及其与安拉 ﷻ 关系的独特教导 [41]。理解《古兰经》如何以及为何纠正圣经故事,可以让我们轻松消除关于《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源于古兰经误解的观念。相反,将这些差异定位在《古兰经》对先前启示的纠偏上(先前启示可能已随时间流逝而被遮蔽和遗忘),可以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并非《古兰经》与先前文本之间的所有一致点都需要通过诉诸前古兰经启示来解释。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将看到穆斯林视角如何理解假设年代在先前先知时代之后的次经相似之处。例如,在极少数情况下,《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献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仅仅可以还原为一种巧合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源于对安拉 ﷻ 、他的先知以及广义上的神圣历史的共同假设。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近的学术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古兰经》所讲述的优素福故事与《优素福讲道词》 [42](*Homilies of Joseph*)之间一些独特相似之处的关注,后者是一部五、六世纪的叙利亚语文本,曾被错误地归于叙利亚诗人和神学家纳赛尔(卒于 502 年),因此简称为“伪纳赛尔”(Pseudo-Narsai)。伪纳赛尔在优素福的故事中增加了一些圣经叙事中没有的元素 [43]。
 
例如,圣经记载并未详述优素福被困在井里时发生了什么,只是说:
 
>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收下他,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创世记 37:23-24)
 
然而,在伪纳赛尔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都在井中安慰了优素福,并向他保证他会被营救:
 
> 神圣意志随优素福一同降入井中 / 安慰并抚慰他说 / “优素福,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 / 我始终与你同在,在你生命的所有日子里 / 我将永不再离开你 / 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不会转离 / 我将与你同在,直到你见到老雅各。” (伪纳赛尔) [44]
 
> 他们把他带走,并合谋把他丢在井底。我启示他说:“将来你必定要以此事告知他们,当时他们是不知不觉的。” (12:15)
 
尽管在这个例子中,《古兰经》呼应了一个仅发现于年代远晚于先前启示时代的文本中的主题,但反思之下,这一相似之处很容易解释为《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由于关于安拉 ﷻ 和先知职分的共同观点而产生的巧合重叠。鉴于圣经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与他的先知及其追随者沟通、在逆境中支持并安抚他们的观念 [45],很自然地可以假设安拉 ﷻ 必定给过优素福类似的安抚和慰藉 [46]。因此,这种《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的相似性本身并不构成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古兰经》对优素福受启示的描写比这更贴近伪纳赛尔,例如包含了关于优素福必将再次见到其父的特定承诺,那么建议两份记载之间的重叠仅仅是巧合就是不合理的。只有在非常清楚重叠主题如何能独立产生的情况下,诉诸巧合的一致性才是合理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应当探索替代性解释,例如将重叠点定位在更早的启示中(见前文类别 1)。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正如《古兰经》验证了次经对圣经故事重述中的某些元素,同时对其他元素进行批判或拒绝一样,它对古代晚期近东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的法律传统和解释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47]。
 
通常,在这些宗教法律传统中发现的裁决在《圣经》中并未明确说明,而是通过对经典或次经来源的一定程度的人为解释推导出来的。《古兰经》偶尔验证这些“推导出的”法律传统,这引起了一些怀疑论者的批评,他们声称《古兰经》误将这些人性的法律解释当成了神圣法度。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古兰经》5:32。在叙述了凯恩(Cain)杀害其弟阿贝尔(Abel)的故事后(5:27-31),《古兰经》宣告:
 
> 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制定法令说: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全人类;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全人类。 (5:32)
 
这一“法令”似乎是对《塔木德》中一个解经传统的援引,该传统同样评论了希伯来圣经中发现的凯恩与阿贝尔的故事。在圣经记载中,凯恩杀害其弟后,安拉 ﷻ 谴责他说:
 
> 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字面上是“多份血”,*dĕmê*)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世记 4:10)
 
这节经文中奇特地使用了希伯来语复数“血”(*dĕmê*)而非单数“血”(*dām*),这引发了拉比们的一些推测性解释。在《塔木德》中,推导出了如下教训:
 
> 因为我们在凯恩杀其弟的事情上发现了,经上写着“你兄弟的血(血流)哀告”。经上说的不是“你兄弟的血(单数)”,而是“你兄弟的血(复数)”——他的血及其后裔的血……因此,世界上只创造了一个人,是为了教导:凡使[以色列中]一个灵魂毁灭的人,圣经就归罪于他,好像他使整个世界毁灭了一样;凡救活[以色列中]一个灵魂的人,圣经就归功于他,好像他救活了整个世界一样。(《米书拿·公议会》 4:5) [49]
 
这段塔木德经文将复数“血”解释为阿贝尔的血以及所有因他被杀而丧失生存机会的潜在后裔的血。因此,一个人的生命被说成具有“整个世界”的价值。《古兰经》呼应了这一结论,不仅表现出对拉比法律格言的了解,还表现出对其衍生出的经典背景的了解。
 
尽管如此,一些批评者声称《古兰经》犯了一个错误,将这一格言不是归功于拉比,而是归功于安拉 ﷻ 本人。这一异议可以通过参考几段阐明人为努力在确定安拉 ﷻ 法律中地位的真实圣训来消除。在一段广为人知的圣训中,先知 ﷺ 本人区分了正确与错误的法律推断:
 
> 阿姆鲁·伊本·阿斯听到先知 ﷺ 说:“当法官在行使裁决并达到[正确裁决]时,他有两份赏赐;但如果他犯错,他有一份赏赐。” [50]
 
上述圣训表明,一些人类确定法律裁决的尝试是正确的,符合安拉 ﷻ 的意图,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因此,人类对神圣法度的解释有时会得到先知 ﷺ 本人的确认和接受,即使它们预先并不存在于经典中。其中一个例子是,欧麦尔·伊本·哈塔布(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向先知 ﷺ 提出的关于礼拜朝向以及先知家属遮盖的建议,在《古兰经》中被明确接受为安拉 ﷻ 本人的处方 [51]。还有几个例子表明,先知 ﷺ 认定非穆斯林所做的法律判断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先知 ﷺ 在一名犹太男子分享其观点(即指着克尔白起誓构成了举伴安拉 ﷻ )后,禁止了指着克尔白起誓 [52]。另一个例子是犹太人纪念穆萨逃离埃及的斋戒,这导致先知 ﷺ 确立了“阿舒拉日”的斋戒 [53]。所有这些圣训都表明,符合安拉 ﷻ 自身对神圣法度意图的人类判断本身可以被视为拥有神圣权威。
 
因此,在上述凯恩与阿贝尔的例子中,《古兰经》将拉比格言归功于安拉 ﷻ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一格言与安拉 ﷻ 本人关于单个人命价值的判断相一致 [54]。此外,《古兰经》与《塔木德》在谋杀判断上的一致,并不必然验证拉比在推导该判断时所采用的晦涩推理过程。事实上,可以认为《古兰经》在故事与从中引出的教训之间暗示了一种不同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不同于《塔木德》中发现的语法论证。经典的古兰经解经家伊本·凯西尔(卒于 1373 年)认为,5:32 格言背后的潜在原因是某种形式的“绝对律令”——任何使自己枉杀一条无辜灵魂成为合法的人,实际上也使自己枉杀全人类成为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一个无辜的人命与另一个区分开。换说之,认为一个无辜凡人是可以被侵犯的凶手,通过类比也会对全人类持有这种情绪 [55]。《古兰经》5:30 明白地说凯恩“允许自己”(*fa-ṭawwaʿat lahu nafsuhu*)杀害其弟,因此可以结合伊本·凯西尔的解释来阅读,从而将该格言锚定在凯恩对阿贝尔的谋杀中,而不必诉诸《塔木德》中晦涩的语法论证 [56]。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我们互文互动的最后一类由以下例子组成:即《古兰经》包含与后期的次经传统高度具体的相似之处,而这些传统既不像是汲取自早期的先知来源,也不像是对这些来源的合理详述。此外,这些传统甚至可能包含被现代历史或自然界知识证伪的传奇记载或神话概念。然而,仔细检查这些例子表明,《古兰经》并非简单地鹦鹉学舌这些神话概念,而是在讲述其自身独立的历史记载时蓄意反驳了它们。
 
一个说明这种倾向的例子是《古兰经》18:60-65 中讲述的穆萨及其随从旅行的故事,这是作为穆萨与一位神秘智者(伊斯兰传统中称为“希德尔”)相遇叙事的序言。这段序言读到:
 
> 当时,穆萨对他的侍从说:“我必须达到两海相汇之处,即便我旅行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他俩达到两海相汇之处的时候,他俩忘了他的鱼,那条鱼便游入海中,钻入穴里。当他俩走过那地方的时候,他对他的侍从说:“拿我们的午饭来,由于这次旅行,我们确已疲倦了。”他说:“你告诉我在岩石旁休息的时候吗?我确已忘了那条鱼,易卜劣厮使我忘了说起它。那条鱼游入海中,真是怪事!”穆萨说:“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地方。”他俩便依原路回去了。 (18:60-65)
 
这一情节与《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ance*)的某些前伊斯兰版本中发现的记载有相似之处。《亚历山大传奇》是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生平及其功绩的传奇叙事,在古代极受欢迎。虽然该传奇在大的轮廓上遵循了亚历山大的历史传记,但它在此基础上装饰了许多神话、传说、幻想和民间传说元素,以产生引人入胜的叙述 [57]。古兰经的故事与《亚历山大传奇》“贝塔(β)版本”中发现的一个情节有相似之处,该版本通常被认为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 [58],但在更早版本的传奇中是缺失的 [59]。在该记载中,亚历山大在给母亲写的信中回忆了他在黑暗之地的旅行,提到他的厨师偶然发现了一处具有赋予生命属性的水源:
 
> 既然感到饥饿,我便想吃点东西;我叫来厨师对他说:“给我们准备吃的。”他拿了一条咸鱼,到发光的泉水边清洗食物。当它被放入水中的那一刻,它复活了并从厨师手中逃脱了。(《亚历山大传奇》 β 2:39) [60]
 
厨师喝了这口长生泉的水并获得了永生,后来才坦白了发生的事,而亚历山大本人未能喝到水,从而错失了获得永生的机会。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两个故事中,主角——《古兰经》中的穆萨和传奇中的亚历山大——在旅途中停下来,要求他的一名旅伴(分别是穆萨的侍从和亚历山大的厨师)准备一餐饭。然而,旅伴坦白他们携带的午餐鱼游进了一处水域,导致主角意识到该水域就是他们的预定目的地。这两个故事相似到足以让后来的一些穆斯林经注利用《亚历山大传奇》及相关文献中的细节来扩展古兰经的故事 [61]。
 
然而,这份前伊斯兰记载涉及的不是像穆萨这样的信奉独一主的先知,而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神教国王。鉴于该记载仅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的先知时代过后的几个世纪才被证实,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一叙事元素起源于先前先知时代启示来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两个故事之间的相似性看起来过于具体且奇特,不能仅作为巧合而置之不理。那么,从穆斯林的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相似之处呢?
 
在努力调和《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之间的任何关联之前,我们应当回想一下前文关于所谓的“前伊斯兰”文本断代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古兰经》之前的传奇手稿包含与《古兰经》18:60-65 相对应的关于亚历山大的情节。此外,β 版本的主要手稿证据比《古兰经》晚了八个多世纪 [62]。严格来说,不能排除《古兰经》影响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相应记载的可能性 [63]。
 
尽管如此,让我们假设《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情节确实是前古兰经的。虽然古兰经故事与传奇记载包含表面层次的相似性,但更仔细地阅读这两份文本将揭示,《古兰经》并非奴隶般地抄袭早期的神话,而是蓄意地呈现了一个可能具有历史性的、与传奇相对立的叙事,穆斯林对此应当可以毫无困难地肯定。
 
那么,《古兰经》在此案例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古兰经记载中的“两海相汇之处”并非指代一个神话般的长生泉所在地,而仅仅是指一条淡水溪流汇入海洋的地方:在《古兰经》其他地方,“两海”被解释为人类能够从中获取食物和装饰品的咸水和淡水水体(35:12; 55:19-22) [64]。正如一些人所争辩的,《古兰经》中对两海的参考不仅没有简单地重复古代晚期被证伪的宇宙论观念 [65],反而仅仅表示普通的地理特征 [66]。因此,在这一故事的背景下,《古兰经》对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参考取代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神话般的“长生泉”。至于鱼的“奇怪”逃脱,这仅仅作为穆萨及其侍从应当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智者所在地的信号,而不是永生的源泉 [67]。因此,古兰经的记载并未描绘鱼奇迹般地“复活”,正如在《亚历山大传奇》中那样 [68]。
 
此外,《古兰经》反驳了传奇的叙述,拒绝让亚历山大担任主角,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安拉 ﷻ 的先知的情节。尽管在古代晚期的基督宗教记载中,亚历山大被描绘成一个信奉独一主甚至先驱性的基督宗教英雄,但这与历史上作为多神教徒的亚历山大相去甚远。此外,如我们所见,鉴于故事的神话背景及其较晚的创作时间,该传奇情节与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并无关系。《古兰经》因此避开了亚历山大故事的历史性问题。穆萨的故事不仅不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借用,反而提供了指向《古兰经》神圣作者身份的线索:如果启示是由先知 ﷺ 或其他人类作者伪造的,那么人们无法预料他会在表现出对亚历山大故事的认知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个避开了传奇的历史和科学不准确性的对立叙事 [69]。
 
鉴于所有这些差异,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即使假设传奇起源于古兰经之前也能调和古兰经故事的合理设想:穆萨在他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踏上了寻找知识的旅程,正如《古兰经》中所叙述的那样。很久之后,关于亚历山大及其追求长生的一个单独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传统发展了起来,并与关于穆萨的历史情节发生了一些巧合的重叠。这个关于亚历山大的神话记载最终在先知的犹太和基督宗教听众中流行开来,这反过来又为安拉 ﷻ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启示穆萨生命中的这个情节,作为对《亚历山大传奇》中幻想故事的历史纠偏叙事 [70]。古兰经故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古兰经对亚历山大记载中神话特征的明确拒绝,最终指向了一位以真实的历史记载来反驳先前神话、而非从其借用的神圣作者。总之,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即使人们相信《亚历山大传奇》在《古兰经》降示前就已流传,穆萨与鱼的古兰经故事的历史性也不难接受。
 
此外,《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的互动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这种互文互动缺失,这种思考可能就不存在了。叙利亚基督宗教对《亚历山大传奇》的重述将该情节改编为亚历山大寻找长生泉的叙事 [71]。相比之下,穆萨在古兰经叙事中的追求是为了从他在两海相汇处遇到的智者那里获得智慧。熟悉亚历山大传统的受教育基督宗教听众会察觉到《古兰经》与一个熟悉故事的互动,并观察到古兰经故事如何将追求认识安拉 ﷻ 置于追求尘世赏赐之上。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前一个例子结束了我们对《古兰经》真实的犹太教或基督宗教互文的调查。在这些案例中,证据确实表明这些互文是前古兰经的,这是一个文本首先被接纳为《古兰经》互文的前提。虽然《古兰经》与这些先前文本及传统的互动在当代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古兰经》对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影响的可能性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72]。事实上,许多拟议的《古兰经》故事和主题的互文,其编辑历史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仍在继续,有时这些来源甚至表现出对伊斯兰传统的认知 [73]。即便包含前伊斯兰材料阶层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会增加新的材料。
 
在评估任何互文性实例之前,首先应当确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古兰经》所谓的互文在最初就是前伊斯兰的。如果不是,那么实际上可能是古兰经故事才是真正的先驱,而所谓的互文是在伊斯兰影响下形成的。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古兰经》27:20-44 中关于苏莱曼的故事以及在所谓的“以斯帖记第二塔古姆”(*Targum Sheni*)中发现的相应叙事 [74]。为了简洁起见,我们仅比较两个故事中的初始场景,即苏莱曼了解示巴王国的情节:
 
> [苏莱曼]检阅众鸟,他说:“我怎么不见戴胜鸟呢?难道它不在场吗?我一定要严厉地惩罚它,或者宰杀它,除非它能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它在那儿逗留的时间不长,就说:“我了解到你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我从示巴给你带来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我确已发现一个女人统治他们,她获得了万物,她有一个伟大的宝座。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舍真主 ﷻ 而崇拜太阳,易卜劣厮曾美化他们的行为,从而阻碍他们走上正道,所以他们不遵循引导。” (27:20-24)
 
这一情节——一只鸟告知苏莱曼关于示巴王国的信息——在《第二塔古姆》的相应故事中也有对应:
 
> [苏莱曼]命令野兽、鸟类、爬行动物、恶魔、魔鬼和幽灵被带来……那时,林中公鸡(cock of the wood)在禽类中缺失,未被发现。于是国王愤怒地命令它必须出现在他面前,否则他将摧毁它。于是林中公鸡回答苏莱曼王说:“地上的主啊,请倾耳听我的话……我看到一个特定的国家,其堡垒之城的名为 Kitor,那里的尘土比黄金更珍贵,银子像街道上的粪便一样到处乱放。那里还矗立着来自太古时期的树木,由伊甸园的水灌溉。那里有大批来自伊甸园的人,头上戴着冠冕,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也不会拉弓。因为,我确实看到了一个统治他们所有人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示巴女王。” (《第二塔古姆》) [75]
 
这些摘录构成了《古兰经》与《第二塔古姆》共享的更广泛叙事的一部分。虽然故事并非完全一样,但仍然非常相似,这导致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塔古姆》是古兰经故事的来源 [76]。然而,该塔古姆可能属于后古兰经时期的断代使得这一建议令人怀疑 [77]。虽然尚未达成一致共识,但大多数学者已将《第二塔古姆》定为后古兰经时期,这表明影响的方向可能与先前认为的相反。
 
最近的研究为《第二塔古姆》成书于伊斯兰之后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这些证据集中在《第二塔古姆》中关于苏莱曼宫廷的描述与 9 世纪和 10 世纪君士坦丁堡皇室及宫廷艺术特征(可见于拜占庭来源)之间惊人的一致性。例如,该塔古姆提到“苏莱曼王两耳旁各有一个海妖(sirens)”,这一奇特的描述可以解释为拜占庭皇室在九世纪中叶后开始佩戴具有海妖形象的垂吊耳坠 [78]。因此,将整部塔古姆断代在九世纪之前将是违背历史的。
 
鉴于上述考虑,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塔古姆纳入了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三个世纪内形成的传统。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塔古姆的传统早于《古兰经》启示的情况下,对待影响问题的常识性方法应当是优先考虑两者中较早的文本。不幸的是,试图将《第二塔古姆》定位为苏莱曼与示巴女王古兰经故事“来源”的尝试往往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像《古兰经》这样具有影响力且流传极广的文本,不可能是后来的犹太文本中重述故事的来源,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该犹太文本包含源自几个世纪后的传统。至少,《第二塔古姆》最终属于后伊斯兰时期的编纂这一事实,使得关于它影响《古兰经》的论点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评估《古兰经》对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本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时,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其传播历史。虽然文本内部的线索可能暗示它最初是在《古兰经》降示前创作的,但文本本身的手稿实际上可能比《古兰经》晚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此外,它们可能表现出高度的文本差异,表明该文本即便在其传播历史的后期仍处于流变状态。相比之下,《古兰经》表现出相当完整且极早的手稿记录 [79]。
 
这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古兰经》实际上才是所谓的互文来源,即使该互文属于原本属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作品。
 
其中一个例子是《古兰经》18:65-82 中穆萨与智者(希德尔)的故事,及其在一部名为《属灵草场》(*Pratum Spirituale*)的基督宗教文本中的相似之处,该书归功于拜占庭僧侣约翰·莫斯克斯(卒于 619 年)。在古兰经的故事中,穆萨踏上了寻找智者的旅程,以便跟随并向他学习。智者同意了,但令穆萨沮丧的是,他在旅行途中实施了一系列令人费解且不安的行为:首先弄坏了一个人的船,然后杀了一个小男孩,最后在人们拒绝给两名旅行者食物的情况下,未收报酬就修好了一堵墙。在穆萨第三次证明自己无法保持沉默后,智者揭示了他实施这些行为背后的隐蔽的仁慈目的。这个故事强调,在我们这辈子遇到的看似费解的邪恶背后,隐藏着一幅只有安拉 ﷻ 保留的幽玄知识才能把握的更完整的画面。
 
《属灵草场》的一些手稿中包含一个类似的故事,其中一名虔诚的僧侣陪伴一名化身为人的天使,并见证了他实施类似的行为,包括杀死一个孩子和修理一堵破旧的墙,最后天使终于向他解释了这些行为背后的仁慈目的。作为说明,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故事中主角对杀害孩子的解释:
 
> [希德尔说:] 至于那个少年,他的父母都是信士,我们怕他由于顽顽和迷信而拖累他的父母。我们希望他俩的主另赐他俩一个比他更纯洁、更孝顺的儿子。 (18:80-81)
 
> 至于那款待我们的另一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如果那个小孩活着,他长大后会成为撒旦的工具,从而使他父亲的善功归于湮灭。因此我在他幼小时扼杀了他,以确保父亲的救赎,并使其在安拉 ﷻ 面前的记录保持无懈可击。 (《属灵草场》) [80]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明显相似性导致一些学者提出,古兰经的故事源自《属灵草场》中的记载 [81]。然而,对《属灵草场》手稿传统的考察表明,这一并行的记载是后古兰经时期的添加。该文本的主要来源是四份可追溯至 10 至 12 世纪的手稿 [82]。显而易见,我们关注的这个故事并未出现在最权威的手稿——12 世纪的《佛罗伦萨抄本》中,也未出现在大多数其他手稿见证中 [83]。相反,它被发现在 10 世纪的《威尼斯抄本》中,属于一系列被认为次于《佛罗伦萨抄本》中更真实收藏的故事。关于将这些补充故事归功于 7 世纪原始作者约翰·莫斯克斯存在很大疑问;在一位学者的评估中,这些故事大多数似乎是“伪造的” [84]。此外,这一特定记载还存在风格上的线索表明它是后期的添加:因为虽然该著作中真实的传说表现出“尽可能地”指定故事讲述者和背景的倾向 [85],但此类细节在所讨论的故事中完全缺失。《威尼斯抄本》的情况是《属灵草场》总体状态的一个缩影:手稿之间发现的差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份手稿都相当于它自己的一个“版本”,而不仅仅是一份副本 [86]。因此,显而易见,该著作现存的手稿并不完整地反映出 7 世纪早期编写的文本的原始形式 [87]。
 
相比之下,古兰经的手稿证据证明,这部经典——包括包含穆萨与智者故事的《山洞章》第 18 节——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世纪内就已经在流传 [88]。鉴于古兰经故事具有更早被证实的强有力证据,假设它是《属灵草场》记载的来源(而非相反)更为合理。因此,举证责任落在那些声称《威尼斯抄本》中发现的故事是古兰经故事来源的人身上。
 
## 古兰经辞令中的互文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专注于呈现一种方法论,以解决研究《古兰经》互文性为穆斯林提出的历史问题。这种专注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一研究领域对穆斯林的主要相关性在于解决此类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读者已经从上述一些例子中看到的,《古兰经》对早期圣经和解经传统的批判性互动代表了安拉 ﷻ 启示中极其深刻且迷人的一面,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继续阐明了其信息的独特性,以及其呈现该信息时所具有的文学和修辞精妙性。在本节中,我们希望通过考察《古兰经》以高度原创和创造性的方式与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的特定主题甚至特定语言特征互动的例子,来强调这一点。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
 
《聚礼章》包含以下对一些仇视先知 ﷺ 信息的犹太领导人的责备: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其状如驮书的驴子。不承认真主 ﷻ 的迹象的人们的状语,真是不利。真主 ﷻ 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 (62:5)
 
就其本身而言,这段文字传达的信息很清晰:正如一头背着一堆书的驴子并不内化这些知识或从中获益,那些拥有大量知识却未能以其性格和行动来履行知识的宗教学者的情况则更糟。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驴子驮书的例子实际上是对拉比寓言的反向运用时,它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申命记大疏》(*Sifrei Debarim*)是一部拉比圣经诠释的汇编,被认为在 5 世纪左右达到了最终形式 [89],其中包含一个寓言,称赞以色列在没有外邦国家能够承担时承担了《讨拉特》繁重的诫命:
 
> 一个人派他的驴子和狗去粮仓,在那里,十五 *seʾah* [90] 的粮食被装在驴子背上,三 *seʾah* 装在狗背上。驴子走了,狗则呼吸困难,舌头伸出。它扔掉了一 *seʾah* 并放在驴子背上,然后对第二份和第三份做了同样的事。这就因此色列如何接受《讨拉特》,以及它的注释和细节的过程。即便那些诺亚后裔(Noahides)无法遵守并丢弃的七条诫命,以色列也来接受了。 (《申命记大疏》) [92]
 
以色列被比作能够承担巨大负担的驴子,被归功于履行了《讨拉特》的所有诫命。相比之下,外邦国家被比作证明无法承担哪怕一小部分负担的狗,因无法履行哪怕最基本的诫命而受到贬低。
 
《古兰经》采用了这个隐喻,但在论争中反转了其含义,将其从对以色列的称赞转变为对以色列宗教领导层的尖锐批评,这些人负担了对卷轶浩繁的宗教法律的学习,却未能活出安拉 ﷻ 最基本诫命的精神。这节经文在《聚礼章》中位置恰当,就在此三节之前(62:2),安拉 ﷻ 宣告他在文盲或外邦人(*al-ummiyyīn*)中派遣了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来教导他们经典。而这组人正是拉比寓言中被指责未能遵守哪怕是最基本的诺亚律法(即安拉 ﷻ 给予人类的最基本诫命)的那组人。在 62:5 中甚至还有希伯来语双关语的暗示。单词 *asfār*(“书籍”)在整部《古兰经》中仅在此处出现一次(即使算上其单数形式 *sifr*),而其他所有地方,《古兰经》在提到书籍时都使用 *kitāb*。在 62:5 中 *asfār* 的唯一出现是蓄意暗指该词的希伯来语同源词 *sefer*,这是先知的犹太听众所理解的希伯来语中关于“书”的标准术语。
 
## “假若大海是墨水……”
 
此类对犹太或基督宗教文献中证实的主题的反向运用是古兰经修辞的一个常见特征。另一个例子发现在《山洞章》的结语部分,以及《鲁格曼章》中:
 
> 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大海)来补充之。” (18:109)
 
> 假若地上的所有树木都变成笔,大海也变成墨水,此外再加上七个海,(也不能写完)真主 ﷻ 的言语。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31:27)
 
这些经文回应了在一部五世纪拉比著作《纳坦之父的箴言》(*Avōt dʾRabbi Natan*) [93] 中发现的一个主题。在该文本中,一世纪的拉比埃利泽(Rabbi Eliezar)被发现使用类似的例子来描述他自己知识的无穷尽:
 
> [拉比埃利泽说] “因为纵然所有的大海都是墨水,所有的芦苇都是笔,所有的人类都是抄写员,他们也写不完我从经典中所学的、在米书拿传统中所重复的,以及从我在学堂里跟随圣贤学艺时所推导出的教训。” (《纳坦之父的箴言》,25:4.2) [94]
 
虽然这个例子旨在说明《讨拉特》学者的无尽知识,但《古兰经》在论争中将其重新投射,以强调唯有安拉 ﷻ 拥有无限的知识 [95]。一段“萨黑赫”(*ṣaḥīḥ*)传述确认了《古兰经》正在回应此类传统,该传述将这节经文置于对犹太人关于知识主张的回应中:
 
> 伊本·阿拔斯传述说:“古莱氏人对犹太人说:‘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以用来质问这个人的事情。’于是他们回答说:‘问他关于灵魂的事。’于是他们去问先知 ﷺ 关于灵魂的事。安拉 ﷻ 随后降示了经文:‘他们问你关于灵魂的事。你说:灵魂是属于我的主的命令的,你们只获得了一点知识。’[犹太人对此表示反对],说:‘我们已经通过《讨拉特》被赋予了大量的知识,凡是被赐予《讨拉特》的人都被赐予了大量的福利。’于是降示了下述经文:‘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来补充之。’” (《提尔米济圣训集》)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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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贵之夜的时间与美德:伊本·伊拉基对盖德尔夜的解析


 
## 译者导言
 
本书作者瓦利·丁·阿布·祖尔阿·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希姆·本·侯赛因·本·伊拉基(Walī al-Dīn Abū Zurʿah Aḥmad ibn ʿAbd al-Raḥīm ibn al-Ḥusayn ibn al-ʿIrāqī)于公元 762/1361 年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圣训学者和沙斐仪派法学家哈菲兹·扎因·丁·阿布·法德勒·阿卜杜·拉希姆·伊拉基(al-Ḥāfiẓ Zayn al-Dīn Abū al-Faḍl ʿAbd al-Raḥīm al-ʿIrāqī,卒于 806/1403 年);因此,艾哈迈德被称为“伊本·伊拉基”。在随父前往大马士革求学后,伊本·伊拉基回到埃及并成为大理寺卿(Chief Judge)。然而,由于他拒绝为了顺从当局而损害自己的正直或信仰,他在一年之内就被解除了司法职务。伊本·伊拉基撰写了多部关于圣训、伊斯兰法和古兰经经注(*tafsīr*)的著作。他于公元 826/1423 年在开罗逝世。
 
本书首先探讨了《盖德尔章》(*Sūrah al-Qadr*)的经注,反思了“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名称的起源、其美德和事件。随后,它通过全面叙述多数派和少数派学者的意见,并为每种意见提供先知传述的证据,深入探讨了关于其时间的常见问题。书中列举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共 27 种观点。这些观点可归类如下:
 
1. 盖德尔夜的发生已被废除(1 种观点);
2. 盖德尔夜的时间完全隐藏(1 种观点);
3.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固定的夜晚(23 种观点);
4.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2 种观点)。
 
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数量甚至超过了伊本·伊拉基在本书中列出的数量。例如,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在其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注释中报告了 46 种观点。这种分歧很可能是词义上的,因为大多数观点都一致认为其确切时间并非明确可知。各种不同的观点促使人们反思安拉 ﷻ 将这一夜晚的确切时间对我们隐瞒的智慧。来自先知 ﷺ、他的同伴及其追随者的相互矛盾的报告表明,这种模糊性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在崇拜中竭尽全力。这种智慧适用于大多数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主张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整个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还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在列举了 46 种观点之后,伊本·哈杰尔评论道:“从第三种观点开始,我们报告的所有这些意见都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并鼓励人们寻找它。” [1] 他随后补充道:“这些是我能从报告的关于盖德尔夜的意见中收集到的所有内容。其中一些可以相互融合,即使它们看起来不同。” [2]
 
伊本·伊拉基的书以反思安拉 ﷻ 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智慧以及对先知 ﷺ 若干圣训中所载的迹象的总结而告终。
 
## 译者注
 
本译本基于阿拉伯语印刷版,该版本还包括另一篇由沙斐仪派法学家塔齐·丁·苏卜基(Taqī al-Dīn al-Subkī,卒于 756/1355 年)撰写的关于斋月夜间祷告(*tarāwīḥ*)的专题论文 [3]。伊本·伊拉基的专题论文从第 23 页开始,一直持续到第 55 页。本汉译本密切反映了原始文献的阿拉伯语措辞,但译者增加了额外的注释以增强理解。这些注释见于脚注,可能包括解释性注释、圣训引用以及对学者陈述或归属的参考。小节标题是由原专题论文的编辑添加的;译者根据对连贯性的考量,决定保留其中的一些子标题并删除另一些。
 
## 《舒缓心灵》(*Sharḥ al-ṣadr*)正文
 
万赞归于安拉 ﷻ ,众舌向他表达感激。他超然于昏睡或睡眠。他荣耀了特定的时间,正如他荣耀了特定的地点。他使“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优于 83 年,正如他所说:[4]
 
> “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众天使和圣灵在那夜奉他们的主的命令,为一切事务而降临。那夜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 [5]
 
解经家们指出,“我启示它”一句中的宾语代词“它”指的是尊贵的《古兰经》,即使它之前并未在章中提到,因为其含义已被指明。这就像安拉 ﷻ 说“直到它(太阳)被夜幕遮住”一样,而太阳最初并未被提到 [6]。
 
解经家们在此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阿卜杜拉·本·阿巴斯等人说,安拉 ﷻ 在盖德尔夜将整部《古兰经》降示至最近的天,然后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其启示给穆罕默德 ﷺ,因为这是安拉 ﷻ 所说“我以星辰的位置盟誓”的含义 [7]。另一方面,沙比(al-Shaʿbī)等人将其解释为“我们在盖德尔夜开始向你降示这部《古兰经》”。这一解释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说吉布里勒(Jibrīl,加百列)在斋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有人说是在 7 日,有人说是在 17 日。也有意见认为吉布里勒是在(伊斯兰教历)赖哲卜月或赖比尔·敖外鲁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一些人认为这节经文表明《古兰经》的降示始于斋月,因为吉布里勒过去常与先知 ﷺ 一起复习《古兰经》,安拉 ﷻ 会按照他的意愿抹除或确认其中的内容。
 
## 《盖德尔章》启示的缘由
 
一些学者认为(本章第一节经文的)含义是“我们降示了这章关于盖德尔夜的地位及其美德的内容”。他们将介词“在……中”(*fī*)解释为表示因果关系。这种解释类似于欧麦尔(·本·赫塔卜)在《胜利章》启示之夜所说的话:“我担心《古兰经》可能会关于(*fiyy*)我而被启示 [由于他对先知 ﷺ 过于探究的态度]” [8];以及阿伊莎在诬陷事件(*al-ifk*)的故事中所说的话:“我太渺小了,以至于《古兰经》不值得为了(*fiyy*)我而被启示 [关于《古兰经》24:11-20 的启示,该经文宣告了她的清白]” [9]。
 
这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既然《盖德尔》是《古兰经》中的一章,那么《古兰经》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代,是为了暗示崇敬和伟大。这类似于安拉 ﷻ 说:“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什么是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你怎能知道那必然发生的时刻是什么?” [10] 以及“那剧烈的震动!什么是那剧烈的震动?” [11] 然后,安拉 ﷻ 告知先知 ﷺ 说:“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
 
布哈里在其圣训实录中报告说,苏富扬·本·欧伊纳(Sufyān ibn ʿUyaynah)说:“关于《古兰经》中‘你怎能知道’(*wa mā adrāk*)这一短语,安拉 ﷻ 已经向先知 ﷺ 解释过了。而当安拉 ﷻ 说‘你怎么知道?’(*wa mā yudrīk*)时,他并未告知先知这件事。” [12]
 
## 关于“盖德尔夜”命名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对于该夜晚为何被命名为“盖德尔夜”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这一夜注定了宇宙中所有的供给、命运和所有被造物,并将它们揭示给天使们去遵守。安拉 ﷻ 全能者(将其称为)“在那一夜,一切睿智的事项都被判别” [13]。这一观点来自伊本·阿巴斯、盖塔代(Qatādah)等人。纳瓦维(al-Nawawī)将其归于学者们。通过天使揭示的含义是安拉 ﷻ 告知他们他的法旨。否则,(应当注意的是)安拉 ﷻ 的法旨是前永恒的 [14]。
 
第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这一名称代表崇高的敬意、荣誉和地位。这类似于说某人有很高的地位(*qadr*)。这是祖赫里(al-Zuhrī)的观点 [15]。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一夜)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任何在这一夜进行崇拜的人都会被授予他们从未有过的巨大荣誉,且他们在至高安拉 ﷻ 那里的高贵地位也会增加。第四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在这一夜进行的崇拜具有巨大的价值 [16]。
 
## 盖德尔夜对穆斯林乌玛特别的原因
 
安拉 ﷻ 使盖德尔夜成为这一乌玛所特有的。关于其重要性的原因存在一些分歧。马立克在《圣训集》(*Muwaṭṭaʾ*)中通过一位可靠的深明教义者报告说:“安拉 ﷻ 的使者(愿安拉 ﷻ 赐福他并使他平安)被展示了在他之前人们的寿命,或安拉 ﷻ 所意欲的。似乎他社区的人们的寿命对他们来说变得太短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像在他之前的人们那样在漫长的寿命中做那么多的善功。结果,安拉 ﷻ 赐予了他们盖德尔夜,它优于一千个月。” [17]
 
提尔米济在其圣训集中通过优素福·本·赛义德报告说,一名男子在哈桑·本·阿里向穆阿威叶效忠后站在他面前说:“你羞辱了信士们,”或者说,“哦,你这个羞辱了信士们的人。”哈桑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你,不要这样斥责我,因为先知确实做了一个梦,梦见伍麦叶家族登上他的演讲台。这使他感到痛苦,于是启示了:‘我确已赐你(哦,穆罕默德)考塞尔(*al-Kawthar*)’,即天堂里的一条河,然后启示了:‘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在这之后伍麦叶家族统治你(哦,穆罕默德)之后的一千个月。”这一报告的传述者之一卡西姆·本·法德勒说:“于是我们计算了他们,发现他们统治了一千个月,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提尔米济评论说,这段圣训是奇特的(*gharīb*) [18]。
 
## 天使的降临与平安之夜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众天使和圣灵降临”,有人认为“圣灵”指的是吉布里勒(愿他平安),而其他人则认为它指的是一群天使。无论哪种情况,它(在语法上)都是一个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另一种解释是,“圣灵”指的是一种守护天使的天体生物,就像天使守护人类一样。这些生物具有类似于阿丹子孙的身体特征,但天使看不见他们。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奉他们的主的命令”直到经文结束,那些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天使的降临解释为是为了那个目的。他们将“一切事务而”(*min every task*)中的“从/因”(*min*)解释为指注定的原因(即天使带着每一事项的原因而降临),并将“那夜全是平安的”作为新陈述的开始(即它是 [充满] 平安的,直到黎明)。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为了一切事务”与“平安”联系起来(即这是一个免于每一事项的平安和保护之夜)。根据穆贾希德(Mujāhid)的说法,在这一夜没有人会染病。沙比和曼苏尔持有这样的观点:它是一个问候意义上的平安时刻,因为天使在这一夜向信士们致意 [19]。
 
这些经文明确地荣耀了盖德尔夜,并使其名称和提及变得突出。据可靠报道,先知 ﷺ 说:“凡是出于信仰和追求安拉 ﷻ 奖赏而在盖德尔夜进行夜间祷告的人,他们以前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20] 在纳赛尔(al-Nasāʾī)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这也包括)“以及他们未来的罪恶” [21]。这一增补同样出现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al-Ṭabarānī)的《圣训大集》中,来自欧巴德(ʿUbādah)的叙述,稍后将会提到 [22]。这种(宽恕的承诺)是一项巨大的美德,促使人们去寻找盖德尔夜。
 
## 盖德尔夜将持续到时间终结
 
可靠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并未被废除,并将持续到时间终结。卡迪·伊亚德(al-Qāḍī ʿIyāḍ,愿安拉 ﷻ 怜悯他)说:
 
> “在一项反常的异议中 [23],一些人声称它已被废除,因为先知 ﷺ 在提到两个男人争吵时说:‘于是它(盖德尔夜)被收回了。’ [24] 然而,对于那些提出异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圣训的结尾对他们的疑虑做出了回应。先知 ﷺ 说:‘它被收回了,也许这对你们更好。所以要在(斋月最后十天的)第七夜或第九夜寻找它。’ [25] 这记载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开头,它清楚地表明‘收回’的含义是指收回了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如果其含义是废除其存在,先知 ﷺ 就不会命令人们去寻找它。” [26]
 
伊本·阿提亚(Ibn ʿAṭiyyah)提到,这一观点(即盖德尔夜的存在被收回)被归于阿布·哈尼法(Abū Ḥanīfah)等人,但他补充说该观点是被拒绝的。被收回的只是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 [27]。
 
## 关于盖德尔夜具体时间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一直在辩论盖德尔夜的确切时间,其中一大群学者认为它发生在特定的夜晚。然而,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关于哪一个夜晚是那一个夜晚也存在分歧。
 
## 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第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这一观点通常被归于阿布·哈尼法(愿安拉 ﷻ 喜悦之),并得到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说的话的支持:“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它。” [28] 然而,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报道齐尔·本·胡拜什(Zirr ibn Ḥubaysh)说:
 
> “我问欧拜·本·卡阿卜(Ubayy ibn Kaʿb):‘你的兄弟伊本·麦斯欧德说,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盖德尔夜。’欧拜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他。他不想让人们懈怠。事实上,他知道它是在斋月,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而且是在 27 日晚上。’” [29]
 
这就是欧拜对伊本·麦斯欧德陈述的理解。艾哈迈德《圣训集》中来自阿布·阿格拉布(Abū ʿAqrab)的内容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 “一天清晨,我去拜访伊本·麦斯欧德,发现他正坐在屋顶上。我们听到他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我们说:‘我们听到你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他说:‘安拉 ﷻ 的使者说,盖德尔夜是在最后七个夜晚中,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清澈且没有光芒。’我观察了它,发现它正如先知 ﷺ 所描述的那样。” [30]
 
巴扎尔(al-Bazzār)在其《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也有类似的措辞,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说:“安拉 ﷻ 的使者被问及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有谁记得在萨赫巴(al-Ṣahbāʾ,海白尔附近的一个地方)的那天晚上吗?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说:‘我记得它,愿我的父母为你牺牲,安拉 ﷻ 的使者啊;那是 27 日晚上,黎明升起的时候。’” [31] 尽管这段圣训在多部圣训书中都有记载,但我仅在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看到了明确提到 27 日晚上的内容,因此我仅将其归于该书。
 
## 盖德尔夜可以是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二种观点是,它可以发生在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这是伊本·欧麦尔(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和一群圣门弟子的观点。据《阿布·达伍德圣训集》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时,我正在听,他回答说:‘它是斋月整个(月份)期间(的任何一晚)。’” [32] 阿布·达伍德指出,这段圣训是一个停在圣门弟子处的报告(*mawqūf*)。
 
这段圣训可能被解释为盖德尔夜在斋月期间每年重复发生,因为它每年只发生一次。因此,仅凭这段圣训并不能充分证明盖德尔夜在斋月所有夜晚中变动的观点。这是阿布·哈尼法、伊本·蒙齐尔、穆哈米(al-Muḥāmī)和苏卜基(al-Subkī)的观点,苏卜基在其对《法源》(*al-Minhāj*)的注释中倾向于此。伊本·哈智卜(Ibn al-Ḥājib)将其列为报告的一种观点。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三种观点是,它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这一观点由先知的同伴阿布·鲁宰恩·阿基里(Abū Ruzayn al-ʿAqīlī,愿安拉 ﷻ 喜悦之)持有 [33]。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四种观点是,它落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然而,这一观点被阿布·赛义德叙述的一段可靠圣训所否定,在那段圣训中,吉布里勒(愿他平安)在先知 ﷺ 于中间十天进行坐功(*iʿtikāf*)期间说:“你所寻找的就在你前面。” [34]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
 
第五种观点是盖德尔夜仅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先知陈述的支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 [35],以及“我在前十天观察坐功以寻找那夜(盖德尔夜)。然后我在中间十天观察坐功。然后(一名天使)被派到我面前,我被告知这一(夜)在最后十天中。” [36]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
 
第六种观点持有盖德尔夜仅限于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 [37]。这一观点基于先知的陈述:“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在一个奇数(之夜)中。” [3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al-Ṣāmit)询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回答说:“所以,要在最后十天寻找它。它是 21、23、25、27、29 或最后一个夜晚的奇数之夜之一。凡是在这一夜礼拜,出于信仰和诚恳寻找它的人,如果这一夜被赐予了他,他过去和未来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39] 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基勒是这段圣训的传述者之一。他的圣训(传述)是优良的(*ḥasan*),由阿姆鲁·本·阿卜杜·拉赫曼叙述。伊本·希班(Ibn Ḥibbān)将阿姆鲁列为可靠的传述者,并指出他不是(圣门弟子)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之子。塔巴拉尼说:“我推测他是哈里斯·本·希沙姆之子。”
 
这段圣训有两个细微的益处。第一个是在如前所述的“以及他的未来(罪恶)”一词中。第二个益处是,奖赏取决于以寻找盖德尔夜为意图在这一夜礼拜,而不是夜间礼拜的一般意图。然而,圣训中关于“或最后一个夜晚”的说法存在问题,因为圣训的开头指定了一个奇数之夜,而如果该月是满月(30 天),最后一个夜晚就不是奇数之夜。如果该月不是满月(29 天),那么(最后一个夜晚)就是 29 日晚上,因此在提到“29 日”之后再提到它就没有意义,因为连接词必然表示差异。这一问题可以解释为理解“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在语法上与“它是奇数之夜之一”这一短语相连,而不是与“29 日”相连。因此,“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并非对奇数之夜的解释,而是通过连接词附加于其上的。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
 
第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基于阿布·赛义德·胡德里被问及第九、第七和第五夜时的回答。他说:“当 21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 22 日,它是第九;当 23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七;当 25 日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五。” [40]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
 
第八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7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扎伊德·本·阿格拉姆(Zayd ibn Arqam)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在塔巴拉尼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扎伊德·本·阿格拉姆说:“我不怀疑或怀疑它是第 17 个夜晚;在那一夜《古兰经》被降示,两军对垒。” [41] 扎伊德·本·萨比特据报道也在第 17 个夜晚进行崇拜。当被问及“你为什么要选择第 17 个夜晚”时,他说:“《古兰经》在这一夜降示,次日清晨真理与谬误被判别。” [42] 他通常在次日早晨醒来时面带说色。这一观点也来自哈桑·巴斯里。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9 个夜晚
 
第九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9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
 
第十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可能在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这一观点也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它得到了《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来自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的一段叙述的支持,他在其中说:“要在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第 21 个夜晚和第 23 个夜晚寻找它。然后他保持沉默。” [43] 安拉 ﷻ 至知。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
 
第十一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这一观点得到了圣训实录中阿布·赛义德圣训的支持。在圣训中,先知 ﷺ 说:“我看见它是在奇数之夜之一。我看见自己次日清晨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布·赛义德说:“于是,先知 ﷺ 在 21 日晚上的次日醒来履行晨礼,当时正在下雨。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了水和泥土。先知 ﷺ 结束礼拜后,离开时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那是最后十天中 21 日的次日早晨。” [4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
 
第十二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这是许多圣门弟子等人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穆斯林圣训实录》中阿卜杜拉·本·乌耐斯(ʿAbd Allāh ibn Unays)叙述的支持,他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我被展示了盖德尔夜,然后我被使之忘记了它,并看到我次日清晨在那一(夜)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补充说:“在 23 日晚上有场倾盆大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带领我们礼拜。当他回来时,他的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 [45]
 
此外,据《穆斯林圣训实录》报道,阿布·胡莱勒说:“我们正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面前讨论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谁记得当月亮升起且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时的那个夜晚?” [46]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先知的一位同伴据报道说:“我在盖德尔夜的次日早晨看月亮,我看到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 [47] 阿布·伊斯哈格·萨比(Abū Isḥāq al-Sabīʿī)评论说,月亮在 23 日晚上的次日早晨呈现出那种样子。阿卜杜拉·本·艾哈迈德在他对《圣训集》的增补中通过阿里叙述了这段圣训,阿里说:“先知 ﷺ 说:‘当月亮像一个圆盘碎片升起时,我走到外面并说,今晚是盖德尔夜。’” [48] 阿布·亚拉·毛西里(Abū Yaʿlā al-Mawṣīlī)也叙述了这段通过阿里与先知 ﷺ 相连的圣训。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说:“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我在沙漠里有一个居住和礼拜的地方,万赞归于安拉 ﷻ 。请告诉我一个夜晚,让我来到这座清真寺。’先知 ﷺ 回答说:‘在 23 日晚上来吧。’” [49] 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了来自阿卜杜拉·本·贾哈希通过其父(将其归于先知 ﷺ)的类似圣训 [5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说:“在斋月睡觉时,我在梦中被一个人接近,他告诉我:‘今晚是盖德尔夜。’我睡眼惺忪地醒来,检查了先知帐篷的边缘,发现他正在礼拜。我检查了那是哪一个夜晚,它是 23 日晚上。” [51] 这段圣训的传述者在圣训实录(布哈里和穆斯林)的传述者之列。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5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4 个夜晚
 
第十三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这是比拉勒(Bilāl)、伊本·阿巴斯、哈桑和盖塔代报告的观点。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未将其观点归于先知 ﷺ):“要在 24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53] 布哈里在另一段圣训(下文将提到)之后报告了这段圣训,那段圣训说:“它在最后十天中,要么在前七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 [54] 前一段圣训似乎解释了后一段,因此应当作为(此问题的)主要证据。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比拉勒说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 [55]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7 个夜晚
 
第十四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7 日,正如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报告的那样。这一观点得到了《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来自伊本·阿巴斯叙述的支持,他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要么在前九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伊本·阿巴斯评论说:“他指的是盖德尔夜。” [56]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巴扎尔《圣训集》中通过一段良好的传述链来自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叙述的支持,他说:“先知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我曾知道它,然后我失去了对其的知识。当剩七个夜晚或剩三个夜晚时寻找它。” [57]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个夜晚
 
第十五种观点陈述盖德尔夜落在 27 日。许多圣门弟子等人采纳了这一观点 [58]。欧拜·本·卡阿卜毫无例外地盟誓说它是 27 日晚上,正如圣训实录中所载。当被问及“阿布·蒙齐尔啊,你这样说的证据是什么?”时,欧拜回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告诉我们的那个标记或迹象:在那一天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59]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威叶叙述了来自先知关于盖德尔夜的说法:“(它是)27 日晚上。” [6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传述链符合布哈里和穆斯林的条件,据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谁在寻找它,谁就应当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先知 ﷺ 还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指盖德尔夜。” [61] 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62]。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al-Muʿjam al-awsaṭ*)中,据一段相当不错的传述链报告,贾比尔·本·萨穆拉(Jābir ibn Samurah)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63] 伊本·阿巴斯通过指出人是通过七个(阶段)被创造的,且其供给被置于七个(项目)中,来证明指定这一夜晚的合理性。欧麦尔·本·赫塔卜(愿安拉 ﷻ 喜悦之)喜欢这一辩词。其他人认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上述章节中重复(提到)“盖德尔夜”三次。短语“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由 9 个字母组成,3 乘以 9 等于 27。因此,重复它三次表明(它落在 27 日晚上)。也有人认为章中直到短语“那夜”为止的字数是 27,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主张。
 
阿布·穆罕默德·伊本·阿提亚在其经注中(关于其他话题)参考了类似的解释。例如,一些学者提到安拉 ﷻ 描述的火狱天使的数量——“管理它的,共有十九名”——与“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b-ism Allāh al-Raḥmān al-Raḥīm*)中的字母数量相同,每个字母对应一名天使。这些天使在他们所有的行动中都说“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并从中获得力量和保护。此外,关于竞相记录圣门弟子祈祷文的天使数量——“主啊,万赞归于你,丰富的、优美的、吉祥的、充分的”,一些学者建议由于该祈祷文有 30 多个字母,先知 ﷺ 说:“我看到 30 多个天使竞相争先记录它。”然而,伊本·阿提亚评论说,这些解释与经注(*tafsīr*)的边缘有关,并不属于知识的核心本质 [6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六种观点认为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是盖德尔夜。阿布·达伍德通过阿卜杜拉·本·乌耐斯报告:
 
> “我曾在萨拉麦家族(Banū Salamah)的集会上,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们说:谁能替我们问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那是在斋月 21 日的早晨。我出去了,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一起做了昏礼,并站在他家门口等待。他经过我身边说:进来吧。我进去了,晚餐被端给了他。由于食物匮乏,我克制着没有吃。当先知 ﷺ 结束晚餐后,他对说:给我鞋子。然后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他站了起来。当我们走出去时,他说:我猜你(从我这里)需要一些东西。我说:是的。萨拉麦家族的一些人派我来问你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他问:今晚是哪一个夜晚?我说:22 日。他说:就是今晚。然后他回来说:或者是接下来的那个夜晚,指的是 23 日晚上。” [65]
 
在提尔米济的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布·巴克拉(Abū Bakrah)说:“除了在最后十个夜晚,我不再寻找(盖德尔夜),因为我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那里听到了某些东西;因为我确实听到他说:‘当剩九天、剩七天、剩五天,或者在最后三天时寻找它。’” [66] 提尔米济将这段圣训归类为优良且正确的(*ḥasan-ṣaḥīḥ*)。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说:“先知 ﷺ 出来告知(我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发现两个穆斯林正在争吵,他说:‘我出来告知你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由于某某和某某之间的争执,对其的知识已被撤回。然而,这对你们也许更好,所以要在(最后十天中的)第九夜、第七夜和第五夜寻找它。’” [67]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先知 ﷺ 说:‘要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当剩九夜时、当剩七夜时和当剩五夜时。’” [6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第三夜或第五夜。’” [69] 艾哈迈德《圣训集》报告的另一段具有良好传述链的圣训(来自阿布·胡莱勒)陈述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要么在 27 日,要么在 29 日。那一夜降临大地的天使数量比星星还多。” [70]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中,据报道阿布·胡莱勒叙述先知 ﷺ 说:“要在 17、19、21、23、25、27 或 29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7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阿布·米赫扎姆(Abū al-Mihzam),他被认为是不可靠的(*ḍaʿīf*)。
 
这些圣训包含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我以前没有发现任何学者明确陈述过这些观点。如果我们计算它们,共有 22 种观点;其中十六种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2 或 23 个夜晚
 
第十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2 日或 23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25、27 或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八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1、23、25、27 或(斋月)最后一个夜晚。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 或 25 个夜晚
 
第十九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斋月的 21、23 或 25 日晚上。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上述欧巴德的圣训,其中“第九”的含义指的是当剩下九个夜晚时的那一夜,因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在提到第五之前提到了第七 [7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5 个夜晚
 
第二十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5 日晚上,基于上述穆阿兹的圣训。圣训清楚地陈述要“在第三夜寻找它”,他在提到第五夜之前提到了它。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或 29 个夜晚
 
第二十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斋月的 27 日或 29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是斋月的第 17 或 19 个夜晚
 
第二十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落在斋月的 17 日或 19 日晚上。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基于盖德尔夜发生在特定的固定夜晚这一观点,这也是沙斐仪的意见。他的学派健全的意见是它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晚,最有可能是奇数之夜而不是偶数之夜,且最有可能是 21 日或 23 日晚上。最后这一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观点,使总数达到二十三。此外,关于盖德尔夜知识被废除的观点已在前面提到,使观点总数达到二十四。
 
## 盖德尔夜是否会从一晚变动到另一晚?
 
一群学者认为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这一观点由马立克、苏富扬·萨乌里(Sufyān al-Thawrī)、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伊斯哈格·本·拉哈维耶(Isḥāq ibn Rāhwayh)、阿布·萨乌尔(Abū Thawr)等人持有。伊本·阿卜杜·巴尔(Ibn ʿAbd al-Barr)在其《纪念录》(*al-Istidhkār*)中将此观点归于沙斐仪,尽管我们没有任何他表达此观点的记录。在他的同伴中,穆扎尼(al-Muzanī)和伊本·胡宰麦(Ibn Khuzaymah)已知采纳了这一立场。纳瓦维也倾向于这一观点,将其作为协调关于此问题的不同圣训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圣训只能以这种方式协调。因此,关于此问题共有 25 种不同的观点。
 
字面主义者(*al-Ẓāhirī*)伊本·哈兹姆(Ibn Ḥazm)坚持认为盖德尔夜只能发生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根据他的说法,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即 29 天),最后十个夜晚的第一夜是 20 日晚上;如果该月是完整的(即 30 天),则是 21 日晚上。因此,如果该月是完整的,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 21 日及随后的奇数之夜;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则可能发生在 20 日及随后的偶数之夜。这是第二十六种观点。
 
要知道,盖德尔夜确实存在,安拉 ﷻ 会向他在人类中选择的任何人揭示它,以便他们能够确定它的存在。有无数虔诚人士目睹过它的记载。正如纳瓦维所指出的,持有不可能目睹盖德尔夜这一少数派观点应当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予以驳回。一些学者建议安拉 ﷻ 从他的仆人那里隐藏了盖德尔夜,以免他们只谈论它的福祉而忽视了他们在其他夜晚的崇拜。他希望他们随时保持对崇拜的承诺,因为他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安拉 ﷻ 说:“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至此,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数量达到了二十七 [73]。
 
这一观点得到了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的支持,传述链良好,阿卜杜拉·本·乌耐斯问先知 ﷺ 说:“安拉 ﷻ 的先知啊,请告知我应当在哪一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先知 ﷺ 回答说:“若不是担心人们除了在那一夜之外都会放弃礼拜,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74]
 
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欧宰(al-Awzāʿī)报告说马尔萨德(Marthad)或阿布·马尔萨德通过其父报告说:“我在中柱(al-Jamrah al-Wusṭā)[75] 处找到了阿布·扎尔,我问他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阿布·扎尔回答说:“没有人会比我问得更多了。我曾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盖德尔夜曾向众先知启示然后被收回了吗?’先知 ﷺ 说:‘不,它将一直持续到审判日。’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它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然而,要在第 90(斋月倒数第九夜,即 21 日或 22 日)或第 70(斋月倒数第七夜,即 23 日或 24 日)寻找它,不要再问我了。’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随后转身开始谈论另一件事。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第 70 是什么?’这让先知 ﷺ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气。他随后说:‘我不是已经禁止你问它了吗?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先知随后指出盖德尔夜是最后七个夜晚中的一晚。” [76]
 
## 关于盖德尔夜迹象的章节 [77]
 
据报道先知 ﷺ 提到了盖德尔夜的迹象,其中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这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迹象 [7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欧巴德·本·萨米特据报道以良好的传述链叙述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的迹象是它平静而清澈,仿佛月亮在其中照耀。它是和平而宁静的。既不太冷也不太热,黎明前没有任何流星出现。其迹象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平稳升起,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就像满月一样。恶魔将无法随它升起。” [79]
 
卡迪·伊亚德提到了关于太阳升起“没有光芒”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它是安拉 ﷻ 指定的迹象(作为将盖德尔夜与其他夜晚区分开的一种方式)。第二种意见是因为那一夜有许多天使在活动,降临大地并带着他们降下的东西升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天使会用他们的翅膀和轻灵的身体遮住太阳的光芒。
 
根据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瓦希莱·本·阿斯卡(Wāthilah ibn al-Asqaʿ)叙述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清澈的,既不热也不冷。它没有云彩、雨水或风,流星也不可见。其迹象之一是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80]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比什尔·本·欧恩(Bishr ibn ʿAwn)和巴卡尔·本·塔米姆(Bakkār ibn Tamīm),两人都被认为是弱传述者。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伊本·阿巴斯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既不热也不冷。” [8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麦斯莱麦·本·希班(Maslamah ibn Ḥibbān),以及其他可靠性存疑的传述者。
 
你(读者)可能会争辩说,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来自沙里德(Sharīk),来自西马格·本·哈尔布(Simāk ibn Ḥarb),来自贾比尔·本·萨穆拉,他将圣训归于先知 ﷺ,先知说:“我见过盖德尔夜,但我被使之忘记了其时间。所以,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那是一个有风、有雨、有雷的夜晚。” [82] 巴扎尔也报告了具有类似措辞的圣训 [83]。
 
这段圣训与(上文提到的)阿布·赛义德圣训一致,后者陈述说:“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先知的脸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我会说这就是你确立的意见。我们所采纳的是盖德尔夜并非固定在某一个夜晚,而是变动的,因此这段圣训可能指的是某一年没有风或雨的情况。安拉 ﷻ 至知 [84]。
 
## 注释
 
[1]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布哈里圣训实录注释》。
[2] ^ 同上。
[3] ^ 瓦利·丁·伊本·伊拉基,《舒缓心灵:纪念盖德尔夜》;塔齐·丁·苏卜基,《斋月夜间祷告的明灯》。
[4] ^ 本文中所有的《古兰经》翻译均参考相关版本。
[5] ^ 这一章节在不同的《古兰经》抄本、经注和圣训集中被称为《盖德尔章》。
[6] ^ 《盖德尔章》在抄本中的排列顺序体现了深邃的智慧。尽管其经文数量少于《明证章》,但它紧随《血块章》之后,表明“启示它”中的代词“它”指的是《古兰经》,其第一部分启示是《血块章》的开头。
[7] ^ 《古兰经》56:75。
[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012 号。
[9]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661 号。
[10] ^ 《古兰经》69:1-3。
[11] ^ 《古兰经》101:1-2。
[12] ^ 《布哈里圣训实录》。可以用“你怎能知道,他或许能自新”一节来反驳。
[13] ^ 《古兰经》44:4。
[14] ^ 这一解释认为在此背景下 *qadr* 意味着前定(*qadar*)。
[15] ^ 这一解释与《古兰经》经文“他们没有按真主 ﷻ 应得的评价去评价他”相平行。
[16] ^ 学者们还建议了对 *al-qadr* 一词的另一种解释:即它意味着限制或狭窄,如经文“谁的给养被限制”所示。在盖德尔夜的背景下,限制的含义可能是安拉 ﷻ 隐藏了其确切时间,或者那一夜大地充满了天使,使其变得狭窄而受限。
[17] ^ 马立克,《圣训集》,第 889 号。在经注传统中,对“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有不同的解释。
[18]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350 号。一个奇特的(*gharīb*)圣训指的是在任何特定时代仅由一名传述者传述的报告。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该圣训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超过一千个月的事实相矛盾,且偏爱盖德尔夜不一定意味着谴责伍麦叶王朝,因此它被认为是受质疑的(*munkar*)。
[19] ^ 拉齐(al-Rāzī)指出,将盖德尔夜描述为充满平安(*salām*)不应被轻视。当初七位天使在烤牛犊的故事中向先知易卜拉欣致以平安时,他对他们的问候比成为整个世界的国王还要高兴。
[2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901 号。学者们辩论了是所有的罪恶都会被宽恕还是仅仅是小罪。
[21] ^ 《纳赛尔圣训集》,第 2523 号。“未来罪恶”的增加引发了尚未发生的罪恶如何能被宽恕的问题。一些学者建议这种宽恕是隐喻性的,表明这些人将受到保护而不犯大罪。
[22]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23] ^ 在翻译所用的阿拉伯语印刷版中,引文读作“有些人怀疑”(*shakka*),而不是 *shadhdha*(采取反常观点)。翻译采用了后者,如卡迪·伊亚德的多处来源所述。
[24] ^ 这是先知 ﷺ 说出盖德尔夜时间被撤回原因的一个场合。
[25]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9 号。
[26] ^ 见引文,例如纳瓦维,《穆斯林圣训实录注释》。
[27] ^ 伊本·阿提亚,《古兰经经注精义》,5:505。伊本·阿提亚对阿布·哈尼法的参考可能不准确,因为阿布·哈尼法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28]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29] ^ 同上。
[30]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3857 号。
[3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0289 号。
[32]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7 号。
[33] ^ 圣训学者伊本·阿比·阿西姆(Ibn Abī Āṣim)陈述说:“我们不知道还有谁持有这一意见。”
[3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813 号。
[35] ^ 同上,第 2020 号。
[36]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37]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将此观点归于阿布·萨乌尔、穆扎尼、伊本·胡宰麦和所有学派的一群学者,他评论说这是最占优势的意见。
[3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17 号。
[3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40]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5079 号。
[42] ^ 同上,第 4865 号。
[43]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4 号。
[44]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5] ^ 同上,第 1168 号。
[46] ^ 同上,第 1170 号。
[47]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129 号。
[48] ^ 同上,第 793 号。
[49]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0 号。
[5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99 号。
[5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02 号。
[52] ^ 学者们通过指出这些圣训采用了不同的计日方法,来协调该圣训与陈述盖德尔夜发生在奇数之夜的圣训。
[5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4] ^ 同上。
[55]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890 号。
[56]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7] ^ 海塞米(al-Haythamī),《圣训汇编》,第 5050 号。
[58] ^ 除了上文参考的欧拜·本·卡阿卜,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还将此观点归于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学派。
[59]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60]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6 号。
[6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4808 号。
[62] ^ 该版本圣训无法在塔巴拉尼的作品中直接定位。
[63] ^ 见《圣训中集》第 285 号。
[64] ^ 这一评论由伊本·阿提亚从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哈克·伊什比利处引用。
[65]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79 号。
[66]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794 号。
[6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3 号。
[68]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1 号。
[6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043 号。
[70] ^ 同上,第 10732 号。
[71] ^ 塔巴拉尼,《圣训中集》,第 1284 号。
[72] ^ 阿拉伯语源文指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这就是第五”,根据上下文和参考圣训,预期含义是“他在第五之前提到了它(第七)”。
[73] ^ 在其经注中,拉齐提供了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若干智慧解释。例如,安拉 ﷻ 隐藏了他的喜悦以激励人们追求所有崇拜行为,隐藏了他的愤怒以阻止人们犯罪,在人群中隐藏了他的圣徒以便人们尊重每个人,隐藏了对祈祷的接受以激励他们进行更多祈祷。因此,隐藏盖德尔夜是为了让人们荣耀斋月的每一个夜晚。另一个原因是人类天生易犯过失。如果盖德尔夜被明确知晓,且有人在其中犯罪,处罚将是严厉的。
[74]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110 号。
[75] ^ 中柱是朝觐者投石的三个地点之一,象征“投石驱邪”。
[76]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067 号。《布哈里圣训实录》中专门有一章“在最后七个夜晚中寻找盖德尔夜”。
[77] ^ 学者们辩论了盖德尔夜承诺的奖赏是否适用于那些在其中礼拜、但并未意识到那是盖德尔夜的人。
[78] ^ 沙斐仪派法学家马瓦尔迪(al-Māwardī)说:“推荐那些认出盖德尔夜的人将其隐瞒,并诚恳祈求。”苏卜基从两个争吵男人的故事中推断,认出盖德尔夜迹象的人不应与他人分享。隐瞒的原因包括:不自视甚高,防止炫耀,保持礼貌,以及避免引起嫉妒。
[7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65 号。
[8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2:59 号。感谢研究同事 Justin Parrott 在核实圣训引用方面的协助。
[81] ^ 《伊本·胡宰麦圣训集》,第 2192 号。
[82]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962 号。
[83]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267 号。
[84] ^ 在它已经过去后认出迹象的目的是什么?纳瓦维回答有两点好处:第一,推荐在次日尽可能多地崇拜;第二,根据沙斐仪派的著名观点,盖德尔夜在未来年份不会变动,因此认出它的人应当在未来年份的同一夜致力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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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本·伊拉基 (Ibn al-ʿIrāq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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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导言
 
本书作者瓦利·丁·阿布·祖尔阿·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希姆·本·侯赛因·本·伊拉基(Walī al-Dīn Abū Zurʿah Aḥmad ibn ʿAbd al-Raḥīm ibn al-Ḥusayn ibn al-ʿIrāqī)于公元 762/1361 年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圣训学者和沙斐仪派法学家哈菲兹·扎因·丁·阿布·法德勒·阿卜杜·拉希姆·伊拉基(al-Ḥāfiẓ Zayn al-Dīn Abū al-Faḍl ʿAbd al-Raḥīm al-ʿIrāqī,卒于 806/1403 年);因此,艾哈迈德被称为“伊本·伊拉基”。在随父前往大马士革求学后,伊本·伊拉基回到埃及并成为大理寺卿(Chief Judge)。然而,由于他拒绝为了顺从当局而损害自己的正直或信仰,他在一年之内就被解除了司法职务。伊本·伊拉基撰写了多部关于圣训、伊斯兰法和古兰经经注(*tafsīr*)的著作。他于公元 826/1423 年在开罗逝世。
 
本书首先探讨了《盖德尔章》(*Sūrah al-Qadr*)的经注,反思了“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名称的起源、其美德和事件。随后,它通过全面叙述多数派和少数派学者的意见,并为每种意见提供先知传述的证据,深入探讨了关于其时间的常见问题。书中列举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共 27 种观点。这些观点可归类如下:
 
1. 盖德尔夜的发生已被废除(1 种观点);
2. 盖德尔夜的时间完全隐藏(1 种观点);
3.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固定的夜晚(23 种观点);
4.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2 种观点)。
 
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数量甚至超过了伊本·伊拉基在本书中列出的数量。例如,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在其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注释中报告了 46 种观点。这种分歧很可能是词义上的,因为大多数观点都一致认为其确切时间并非明确可知。各种不同的观点促使人们反思安拉 ﷻ 将这一夜晚的确切时间对我们隐瞒的智慧。来自先知 ﷺ、他的同伴及其追随者的相互矛盾的报告表明,这种模糊性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在崇拜中竭尽全力。这种智慧适用于大多数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主张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整个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还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在列举了 46 种观点之后,伊本·哈杰尔评论道:“从第三种观点开始,我们报告的所有这些意见都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并鼓励人们寻找它。” [1] 他随后补充道:“这些是我能从报告的关于盖德尔夜的意见中收集到的所有内容。其中一些可以相互融合,即使它们看起来不同。” [2]
 
伊本·伊拉基的书以反思安拉 ﷻ 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智慧以及对先知 ﷺ 若干圣训中所载的迹象的总结而告终。
 
## 译者注
 
本译本基于阿拉伯语印刷版,该版本还包括另一篇由沙斐仪派法学家塔齐·丁·苏卜基(Taqī al-Dīn al-Subkī,卒于 756/1355 年)撰写的关于斋月夜间祷告(*tarāwīḥ*)的专题论文 [3]。伊本·伊拉基的专题论文从第 23 页开始,一直持续到第 55 页。本汉译本密切反映了原始文献的阿拉伯语措辞,但译者增加了额外的注释以增强理解。这些注释见于脚注,可能包括解释性注释、圣训引用以及对学者陈述或归属的参考。小节标题是由原专题论文的编辑添加的;译者根据对连贯性的考量,决定保留其中的一些子标题并删除另一些。
 
## 《舒缓心灵》(*Sharḥ al-ṣadr*)正文
 
万赞归于安拉 ﷻ ,众舌向他表达感激。他超然于昏睡或睡眠。他荣耀了特定的时间,正如他荣耀了特定的地点。他使“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优于 83 年,正如他所说:[4]
 
> “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众天使和圣灵在那夜奉他们的主的命令,为一切事务而降临。那夜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 [5]
 
解经家们指出,“我启示它”一句中的宾语代词“它”指的是尊贵的《古兰经》,即使它之前并未在章中提到,因为其含义已被指明。这就像安拉 ﷻ 说“直到它(太阳)被夜幕遮住”一样,而太阳最初并未被提到 [6]。
 
解经家们在此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阿卜杜拉·本·阿巴斯等人说,安拉 ﷻ 在盖德尔夜将整部《古兰经》降示至最近的天,然后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其启示给穆罕默德 ﷺ,因为这是安拉 ﷻ 所说“我以星辰的位置盟誓”的含义 [7]。另一方面,沙比(al-Shaʿbī)等人将其解释为“我们在盖德尔夜开始向你降示这部《古兰经》”。这一解释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说吉布里勒(Jibrīl,加百列)在斋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有人说是在 7 日,有人说是在 17 日。也有意见认为吉布里勒是在(伊斯兰教历)赖哲卜月或赖比尔·敖外鲁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一些人认为这节经文表明《古兰经》的降示始于斋月,因为吉布里勒过去常与先知 ﷺ 一起复习《古兰经》,安拉 ﷻ 会按照他的意愿抹除或确认其中的内容。
 
## 《盖德尔章》启示的缘由
 
一些学者认为(本章第一节经文的)含义是“我们降示了这章关于盖德尔夜的地位及其美德的内容”。他们将介词“在……中”(*fī*)解释为表示因果关系。这种解释类似于欧麦尔(·本·赫塔卜)在《胜利章》启示之夜所说的话:“我担心《古兰经》可能会关于(*fiyy*)我而被启示 [由于他对先知 ﷺ 过于探究的态度]” [8];以及阿伊莎在诬陷事件(*al-ifk*)的故事中所说的话:“我太渺小了,以至于《古兰经》不值得为了(*fiyy*)我而被启示 [关于《古兰经》24:11-20 的启示,该经文宣告了她的清白]” [9]。
 
这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既然《盖德尔》是《古兰经》中的一章,那么《古兰经》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代,是为了暗示崇敬和伟大。这类似于安拉 ﷻ 说:“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什么是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你怎能知道那必然发生的时刻是什么?” [10] 以及“那剧烈的震动!什么是那剧烈的震动?” [11] 然后,安拉 ﷻ 告知先知 ﷺ 说:“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
 
布哈里在其圣训实录中报告说,苏富扬·本·欧伊纳(Sufyān ibn ʿUyaynah)说:“关于《古兰经》中‘你怎能知道’(*wa mā adrāk*)这一短语,安拉 ﷻ 已经向先知 ﷺ 解释过了。而当安拉 ﷻ 说‘你怎么知道?’(*wa mā yudrīk*)时,他并未告知先知这件事。” [12]
 
## 关于“盖德尔夜”命名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对于该夜晚为何被命名为“盖德尔夜”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这一夜注定了宇宙中所有的供给、命运和所有被造物,并将它们揭示给天使们去遵守。安拉 ﷻ 全能者(将其称为)“在那一夜,一切睿智的事项都被判别” [13]。这一观点来自伊本·阿巴斯、盖塔代(Qatādah)等人。纳瓦维(al-Nawawī)将其归于学者们。通过天使揭示的含义是安拉 ﷻ 告知他们他的法旨。否则,(应当注意的是)安拉 ﷻ 的法旨是前永恒的 [14]。
 
第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这一名称代表崇高的敬意、荣誉和地位。这类似于说某人有很高的地位(*qadr*)。这是祖赫里(al-Zuhrī)的观点 [15]。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一夜)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任何在这一夜进行崇拜的人都会被授予他们从未有过的巨大荣誉,且他们在至高安拉 ﷻ 那里的高贵地位也会增加。第四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在这一夜进行的崇拜具有巨大的价值 [16]。
 
## 盖德尔夜对穆斯林乌玛特别的原因
 
安拉 ﷻ 使盖德尔夜成为这一乌玛所特有的。关于其重要性的原因存在一些分歧。马立克在《圣训集》(*Muwaṭṭaʾ*)中通过一位可靠的深明教义者报告说:“安拉 ﷻ 的使者(愿安拉 ﷻ 赐福他并使他平安)被展示了在他之前人们的寿命,或安拉 ﷻ 所意欲的。似乎他社区的人们的寿命对他们来说变得太短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像在他之前的人们那样在漫长的寿命中做那么多的善功。结果,安拉 ﷻ 赐予了他们盖德尔夜,它优于一千个月。” [17]
 
提尔米济在其圣训集中通过优素福·本·赛义德报告说,一名男子在哈桑·本·阿里向穆阿威叶效忠后站在他面前说:“你羞辱了信士们,”或者说,“哦,你这个羞辱了信士们的人。”哈桑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你,不要这样斥责我,因为先知确实做了一个梦,梦见伍麦叶家族登上他的演讲台。这使他感到痛苦,于是启示了:‘我确已赐你(哦,穆罕默德)考塞尔(*al-Kawthar*)’,即天堂里的一条河,然后启示了:‘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在这之后伍麦叶家族统治你(哦,穆罕默德)之后的一千个月。”这一报告的传述者之一卡西姆·本·法德勒说:“于是我们计算了他们,发现他们统治了一千个月,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提尔米济评论说,这段圣训是奇特的(*gharīb*) [18]。
 
## 天使的降临与平安之夜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众天使和圣灵降临”,有人认为“圣灵”指的是吉布里勒(愿他平安),而其他人则认为它指的是一群天使。无论哪种情况,它(在语法上)都是一个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另一种解释是,“圣灵”指的是一种守护天使的天体生物,就像天使守护人类一样。这些生物具有类似于阿丹子孙的身体特征,但天使看不见他们。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奉他们的主的命令”直到经文结束,那些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天使的降临解释为是为了那个目的。他们将“一切事务而”(*min every task*)中的“从/因”(*min*)解释为指注定的原因(即天使带着每一事项的原因而降临),并将“那夜全是平安的”作为新陈述的开始(即它是 [充满] 平安的,直到黎明)。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为了一切事务”与“平安”联系起来(即这是一个免于每一事项的平安和保护之夜)。根据穆贾希德(Mujāhid)的说法,在这一夜没有人会染病。沙比和曼苏尔持有这样的观点:它是一个问候意义上的平安时刻,因为天使在这一夜向信士们致意 [19]。
 
这些经文明确地荣耀了盖德尔夜,并使其名称和提及变得突出。据可靠报道,先知 ﷺ 说:“凡是出于信仰和追求安拉 ﷻ 奖赏而在盖德尔夜进行夜间祷告的人,他们以前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20] 在纳赛尔(al-Nasāʾī)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这也包括)“以及他们未来的罪恶” [21]。这一增补同样出现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al-Ṭabarānī)的《圣训大集》中,来自欧巴德(ʿUbādah)的叙述,稍后将会提到 [22]。这种(宽恕的承诺)是一项巨大的美德,促使人们去寻找盖德尔夜。
 
## 盖德尔夜将持续到时间终结
 
可靠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并未被废除,并将持续到时间终结。卡迪·伊亚德(al-Qāḍī ʿIyāḍ,愿安拉 ﷻ 怜悯他)说:
 
> “在一项反常的异议中 [23],一些人声称它已被废除,因为先知 ﷺ 在提到两个男人争吵时说:‘于是它(盖德尔夜)被收回了。’ [24] 然而,对于那些提出异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圣训的结尾对他们的疑虑做出了回应。先知 ﷺ 说:‘它被收回了,也许这对你们更好。所以要在(斋月最后十天的)第七夜或第九夜寻找它。’ [25] 这记载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开头,它清楚地表明‘收回’的含义是指收回了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如果其含义是废除其存在,先知 ﷺ 就不会命令人们去寻找它。” [26]
 
伊本·阿提亚(Ibn ʿAṭiyyah)提到,这一观点(即盖德尔夜的存在被收回)被归于阿布·哈尼法(Abū Ḥanīfah)等人,但他补充说该观点是被拒绝的。被收回的只是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 [27]。
 
## 关于盖德尔夜具体时间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一直在辩论盖德尔夜的确切时间,其中一大群学者认为它发生在特定的夜晚。然而,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关于哪一个夜晚是那一个夜晚也存在分歧。
 
## 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第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这一观点通常被归于阿布·哈尼法(愿安拉 ﷻ 喜悦之),并得到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说的话的支持:“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它。” [28] 然而,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报道齐尔·本·胡拜什(Zirr ibn Ḥubaysh)说:
 
> “我问欧拜·本·卡阿卜(Ubayy ibn Kaʿb):‘你的兄弟伊本·麦斯欧德说,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盖德尔夜。’欧拜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他。他不想让人们懈怠。事实上,他知道它是在斋月,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而且是在 27 日晚上。’” [29]
 
这就是欧拜对伊本·麦斯欧德陈述的理解。艾哈迈德《圣训集》中来自阿布·阿格拉布(Abū ʿAqrab)的内容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 “一天清晨,我去拜访伊本·麦斯欧德,发现他正坐在屋顶上。我们听到他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我们说:‘我们听到你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他说:‘安拉 ﷻ 的使者说,盖德尔夜是在最后七个夜晚中,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清澈且没有光芒。’我观察了它,发现它正如先知 ﷺ 所描述的那样。” [30]
 
巴扎尔(al-Bazzār)在其《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也有类似的措辞,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说:“安拉 ﷻ 的使者被问及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有谁记得在萨赫巴(al-Ṣahbāʾ,海白尔附近的一个地方)的那天晚上吗?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说:‘我记得它,愿我的父母为你牺牲,安拉 ﷻ 的使者啊;那是 27 日晚上,黎明升起的时候。’” [31] 尽管这段圣训在多部圣训书中都有记载,但我仅在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看到了明确提到 27 日晚上的内容,因此我仅将其归于该书。
 
## 盖德尔夜可以是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二种观点是,它可以发生在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这是伊本·欧麦尔(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和一群圣门弟子的观点。据《阿布·达伍德圣训集》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时,我正在听,他回答说:‘它是斋月整个(月份)期间(的任何一晚)。’” [32] 阿布·达伍德指出,这段圣训是一个停在圣门弟子处的报告(*mawqūf*)。
 
这段圣训可能被解释为盖德尔夜在斋月期间每年重复发生,因为它每年只发生一次。因此,仅凭这段圣训并不能充分证明盖德尔夜在斋月所有夜晚中变动的观点。这是阿布·哈尼法、伊本·蒙齐尔、穆哈米(al-Muḥāmī)和苏卜基(al-Subkī)的观点,苏卜基在其对《法源》(*al-Minhāj*)的注释中倾向于此。伊本·哈智卜(Ibn al-Ḥājib)将其列为报告的一种观点。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三种观点是,它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这一观点由先知的同伴阿布·鲁宰恩·阿基里(Abū Ruzayn al-ʿAqīlī,愿安拉 ﷻ 喜悦之)持有 [33]。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四种观点是,它落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然而,这一观点被阿布·赛义德叙述的一段可靠圣训所否定,在那段圣训中,吉布里勒(愿他平安)在先知 ﷺ 于中间十天进行坐功(*iʿtikāf*)期间说:“你所寻找的就在你前面。” [34]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
 
第五种观点是盖德尔夜仅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先知陈述的支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 [35],以及“我在前十天观察坐功以寻找那夜(盖德尔夜)。然后我在中间十天观察坐功。然后(一名天使)被派到我面前,我被告知这一(夜)在最后十天中。” [36]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
 
第六种观点持有盖德尔夜仅限于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 [37]。这一观点基于先知的陈述:“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在一个奇数(之夜)中。” [3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al-Ṣāmit)询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回答说:“所以,要在最后十天寻找它。它是 21、23、25、27、29 或最后一个夜晚的奇数之夜之一。凡是在这一夜礼拜,出于信仰和诚恳寻找它的人,如果这一夜被赐予了他,他过去和未来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39] 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基勒是这段圣训的传述者之一。他的圣训(传述)是优良的(*ḥasan*),由阿姆鲁·本·阿卜杜·拉赫曼叙述。伊本·希班(Ibn Ḥibbān)将阿姆鲁列为可靠的传述者,并指出他不是(圣门弟子)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之子。塔巴拉尼说:“我推测他是哈里斯·本·希沙姆之子。”
 
这段圣训有两个细微的益处。第一个是在如前所述的“以及他的未来(罪恶)”一词中。第二个益处是,奖赏取决于以寻找盖德尔夜为意图在这一夜礼拜,而不是夜间礼拜的一般意图。然而,圣训中关于“或最后一个夜晚”的说法存在问题,因为圣训的开头指定了一个奇数之夜,而如果该月是满月(30 天),最后一个夜晚就不是奇数之夜。如果该月不是满月(29 天),那么(最后一个夜晚)就是 29 日晚上,因此在提到“29 日”之后再提到它就没有意义,因为连接词必然表示差异。这一问题可以解释为理解“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在语法上与“它是奇数之夜之一”这一短语相连,而不是与“29 日”相连。因此,“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并非对奇数之夜的解释,而是通过连接词附加于其上的。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
 
第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基于阿布·赛义德·胡德里被问及第九、第七和第五夜时的回答。他说:“当 21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 22 日,它是第九;当 23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七;当 25 日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五。” [40]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
 
第八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7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扎伊德·本·阿格拉姆(Zayd ibn Arqam)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在塔巴拉尼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扎伊德·本·阿格拉姆说:“我不怀疑或怀疑它是第 17 个夜晚;在那一夜《古兰经》被降示,两军对垒。” [41] 扎伊德·本·萨比特据报道也在第 17 个夜晚进行崇拜。当被问及“你为什么要选择第 17 个夜晚”时,他说:“《古兰经》在这一夜降示,次日清晨真理与谬误被判别。” [42] 他通常在次日早晨醒来时面带说色。这一观点也来自哈桑·巴斯里。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9 个夜晚
 
第九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9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
 
第十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可能在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这一观点也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它得到了《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来自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的一段叙述的支持,他在其中说:“要在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第 21 个夜晚和第 23 个夜晚寻找它。然后他保持沉默。” [43] 安拉 ﷻ 至知。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
 
第十一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这一观点得到了圣训实录中阿布·赛义德圣训的支持。在圣训中,先知 ﷺ 说:“我看见它是在奇数之夜之一。我看见自己次日清晨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布·赛义德说:“于是,先知 ﷺ 在 21 日晚上的次日醒来履行晨礼,当时正在下雨。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了水和泥土。先知 ﷺ 结束礼拜后,离开时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那是最后十天中 21 日的次日早晨。” [4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
 
第十二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这是许多圣门弟子等人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穆斯林圣训实录》中阿卜杜拉·本·乌耐斯(ʿAbd Allāh ibn Unays)叙述的支持,他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我被展示了盖德尔夜,然后我被使之忘记了它,并看到我次日清晨在那一(夜)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补充说:“在 23 日晚上有场倾盆大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带领我们礼拜。当他回来时,他的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 [45]
 
此外,据《穆斯林圣训实录》报道,阿布·胡莱勒说:“我们正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面前讨论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谁记得当月亮升起且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时的那个夜晚?” [46]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先知的一位同伴据报道说:“我在盖德尔夜的次日早晨看月亮,我看到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 [47] 阿布·伊斯哈格·萨比(Abū Isḥāq al-Sabīʿī)评论说,月亮在 23 日晚上的次日早晨呈现出那种样子。阿卜杜拉·本·艾哈迈德在他对《圣训集》的增补中通过阿里叙述了这段圣训,阿里说:“先知 ﷺ 说:‘当月亮像一个圆盘碎片升起时,我走到外面并说,今晚是盖德尔夜。’” [48] 阿布·亚拉·毛西里(Abū Yaʿlā al-Mawṣīlī)也叙述了这段通过阿里与先知 ﷺ 相连的圣训。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说:“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我在沙漠里有一个居住和礼拜的地方,万赞归于安拉 ﷻ 。请告诉我一个夜晚,让我来到这座清真寺。’先知 ﷺ 回答说:‘在 23 日晚上来吧。’” [49] 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了来自阿卜杜拉·本·贾哈希通过其父(将其归于先知 ﷺ)的类似圣训 [5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说:“在斋月睡觉时,我在梦中被一个人接近,他告诉我:‘今晚是盖德尔夜。’我睡眼惺忪地醒来,检查了先知帐篷的边缘,发现他正在礼拜。我检查了那是哪一个夜晚,它是 23 日晚上。” [51] 这段圣训的传述者在圣训实录(布哈里和穆斯林)的传述者之列。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5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4 个夜晚
 
第十三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这是比拉勒(Bilāl)、伊本·阿巴斯、哈桑和盖塔代报告的观点。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未将其观点归于先知 ﷺ):“要在 24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53] 布哈里在另一段圣训(下文将提到)之后报告了这段圣训,那段圣训说:“它在最后十天中,要么在前七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 [54] 前一段圣训似乎解释了后一段,因此应当作为(此问题的)主要证据。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比拉勒说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 [55]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7 个夜晚
 
第十四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7 日,正如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报告的那样。这一观点得到了《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来自伊本·阿巴斯叙述的支持,他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要么在前九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伊本·阿巴斯评论说:“他指的是盖德尔夜。” [56]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巴扎尔《圣训集》中通过一段良好的传述链来自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叙述的支持,他说:“先知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我曾知道它,然后我失去了对其的知识。当剩七个夜晚或剩三个夜晚时寻找它。” [57]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个夜晚
 
第十五种观点陈述盖德尔夜落在 27 日。许多圣门弟子等人采纳了这一观点 [58]。欧拜·本·卡阿卜毫无例外地盟誓说它是 27 日晚上,正如圣训实录中所载。当被问及“阿布·蒙齐尔啊,你这样说的证据是什么?”时,欧拜回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告诉我们的那个标记或迹象:在那一天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59]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威叶叙述了来自先知关于盖德尔夜的说法:“(它是)27 日晚上。” [6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传述链符合布哈里和穆斯林的条件,据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谁在寻找它,谁就应当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先知 ﷺ 还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指盖德尔夜。” [61] 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62]。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al-Muʿjam al-awsaṭ*)中,据一段相当不错的传述链报告,贾比尔·本·萨穆拉(Jābir ibn Samurah)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63] 伊本·阿巴斯通过指出人是通过七个(阶段)被创造的,且其供给被置于七个(项目)中,来证明指定这一夜晚的合理性。欧麦尔·本·赫塔卜(愿安拉 ﷻ 喜悦之)喜欢这一辩词。其他人认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上述章节中重复(提到)“盖德尔夜”三次。短语“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由 9 个字母组成,3 乘以 9 等于 27。因此,重复它三次表明(它落在 27 日晚上)。也有人认为章中直到短语“那夜”为止的字数是 27,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主张。
 
阿布·穆罕默德·伊本·阿提亚在其经注中(关于其他话题)参考了类似的解释。例如,一些学者提到安拉 ﷻ 描述的火狱天使的数量——“管理它的,共有十九名”——与“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b-ism Allāh al-Raḥmān al-Raḥīm*)中的字母数量相同,每个字母对应一名天使。这些天使在他们所有的行动中都说“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并从中获得力量和保护。此外,关于竞相记录圣门弟子祈祷文的天使数量——“主啊,万赞归于你,丰富的、优美的、吉祥的、充分的”,一些学者建议由于该祈祷文有 30 多个字母,先知 ﷺ 说:“我看到 30 多个天使竞相争先记录它。”然而,伊本·阿提亚评论说,这些解释与经注(*tafsīr*)的边缘有关,并不属于知识的核心本质 [6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六种观点认为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是盖德尔夜。阿布·达伍德通过阿卜杜拉·本·乌耐斯报告:
 
> “我曾在萨拉麦家族(Banū Salamah)的集会上,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们说:谁能替我们问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那是在斋月 21 日的早晨。我出去了,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一起做了昏礼,并站在他家门口等待。他经过我身边说:进来吧。我进去了,晚餐被端给了他。由于食物匮乏,我克制着没有吃。当先知 ﷺ 结束晚餐后,他对说:给我鞋子。然后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他站了起来。当我们走出去时,他说:我猜你(从我这里)需要一些东西。我说:是的。萨拉麦家族的一些人派我来问你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他问:今晚是哪一个夜晚?我说:22 日。他说:就是今晚。然后他回来说:或者是接下来的那个夜晚,指的是 23 日晚上。” [65]
 
在提尔米济的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布·巴克拉(Abū Bakrah)说:“除了在最后十个夜晚,我不再寻找(盖德尔夜),因为我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那里听到了某些东西;因为我确实听到他说:‘当剩九天、剩七天、剩五天,或者在最后三天时寻找它。’” [66] 提尔米济将这段圣训归类为优良且正确的(*ḥasan-ṣaḥīḥ*)。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说:“先知 ﷺ 出来告知(我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发现两个穆斯林正在争吵,他说:‘我出来告知你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由于某某和某某之间的争执,对其的知识已被撤回。然而,这对你们也许更好,所以要在(最后十天中的)第九夜、第七夜和第五夜寻找它。’” [67]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先知 ﷺ 说:‘要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当剩九夜时、当剩七夜时和当剩五夜时。’” [6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第三夜或第五夜。’” [69] 艾哈迈德《圣训集》报告的另一段具有良好传述链的圣训(来自阿布·胡莱勒)陈述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要么在 27 日,要么在 29 日。那一夜降临大地的天使数量比星星还多。” [70]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中,据报道阿布·胡莱勒叙述先知 ﷺ 说:“要在 17、19、21、23、25、27 或 29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7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阿布·米赫扎姆(Abū al-Mihzam),他被认为是不可靠的(*ḍaʿīf*)。
 
这些圣训包含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我以前没有发现任何学者明确陈述过这些观点。如果我们计算它们,共有 22 种观点;其中十六种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2 或 23 个夜晚
 
第十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2 日或 23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25、27 或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八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1、23、25、27 或(斋月)最后一个夜晚。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 或 25 个夜晚
 
第十九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斋月的 21、23 或 25 日晚上。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上述欧巴德的圣训,其中“第九”的含义指的是当剩下九个夜晚时的那一夜,因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在提到第五之前提到了第七 [7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5 个夜晚
 
第二十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5 日晚上,基于上述穆阿兹的圣训。圣训清楚地陈述要“在第三夜寻找它”,他在提到第五夜之前提到了它。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或 29 个夜晚
 
第二十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斋月的 27 日或 29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是斋月的第 17 或 19 个夜晚
 
第二十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落在斋月的 17 日或 19 日晚上。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基于盖德尔夜发生在特定的固定夜晚这一观点,这也是沙斐仪的意见。他的学派健全的意见是它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晚,最有可能是奇数之夜而不是偶数之夜,且最有可能是 21 日或 23 日晚上。最后这一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观点,使总数达到二十三。此外,关于盖德尔夜知识被废除的观点已在前面提到,使观点总数达到二十四。
 
## 盖德尔夜是否会从一晚变动到另一晚?
 
一群学者认为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这一观点由马立克、苏富扬·萨乌里(Sufyān al-Thawrī)、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伊斯哈格·本·拉哈维耶(Isḥāq ibn Rāhwayh)、阿布·萨乌尔(Abū Thawr)等人持有。伊本·阿卜杜·巴尔(Ibn ʿAbd al-Barr)在其《纪念录》(*al-Istidhkār*)中将此观点归于沙斐仪,尽管我们没有任何他表达此观点的记录。在他的同伴中,穆扎尼(al-Muzanī)和伊本·胡宰麦(Ibn Khuzaymah)已知采纳了这一立场。纳瓦维也倾向于这一观点,将其作为协调关于此问题的不同圣训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圣训只能以这种方式协调。因此,关于此问题共有 25 种不同的观点。
 
字面主义者(*al-Ẓāhirī*)伊本·哈兹姆(Ibn Ḥazm)坚持认为盖德尔夜只能发生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根据他的说法,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即 29 天),最后十个夜晚的第一夜是 20 日晚上;如果该月是完整的(即 30 天),则是 21 日晚上。因此,如果该月是完整的,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 21 日及随后的奇数之夜;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则可能发生在 20 日及随后的偶数之夜。这是第二十六种观点。
 
要知道,盖德尔夜确实存在,安拉 ﷻ 会向他在人类中选择的任何人揭示它,以便他们能够确定它的存在。有无数虔诚人士目睹过它的记载。正如纳瓦维所指出的,持有不可能目睹盖德尔夜这一少数派观点应当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予以驳回。一些学者建议安拉 ﷻ 从他的仆人那里隐藏了盖德尔夜,以免他们只谈论它的福祉而忽视了他们在其他夜晚的崇拜。他希望他们随时保持对崇拜的承诺,因为他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安拉 ﷻ 说:“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至此,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数量达到了二十七 [73]。
 
这一观点得到了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的支持,传述链良好,阿卜杜拉·本·乌耐斯问先知 ﷺ 说:“安拉 ﷻ 的先知啊,请告知我应当在哪一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先知 ﷺ 回答说:“若不是担心人们除了在那一夜之外都会放弃礼拜,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74]
 
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欧宰(al-Awzāʿī)报告说马尔萨德(Marthad)或阿布·马尔萨德通过其父报告说:“我在中柱(al-Jamrah al-Wusṭā)[75] 处找到了阿布·扎尔,我问他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阿布·扎尔回答说:“没有人会比我问得更多了。我曾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盖德尔夜曾向众先知启示然后被收回了吗?’先知 ﷺ 说:‘不,它将一直持续到审判日。’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它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然而,要在第 90(斋月倒数第九夜,即 21 日或 22 日)或第 70(斋月倒数第七夜,即 23 日或 24 日)寻找它,不要再问我了。’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随后转身开始谈论另一件事。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第 70 是什么?’这让先知 ﷺ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气。他随后说:‘我不是已经禁止你问它了吗?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先知随后指出盖德尔夜是最后七个夜晚中的一晚。” [76]
 
## 关于盖德尔夜迹象的章节 [77]
 
据报道先知 ﷺ 提到了盖德尔夜的迹象,其中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这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迹象 [7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欧巴德·本·萨米特据报道以良好的传述链叙述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的迹象是它平静而清澈,仿佛月亮在其中照耀。它是和平而宁静的。既不太冷也不太热,黎明前没有任何流星出现。其迹象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平稳升起,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就像满月一样。恶魔将无法随它升起。” [79]
 
卡迪·伊亚德提到了关于太阳升起“没有光芒”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它是安拉 ﷻ 指定的迹象(作为将盖德尔夜与其他夜晚区分开的一种方式)。第二种意见是因为那一夜有许多天使在活动,降临大地并带着他们降下的东西升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天使会用他们的翅膀和轻灵的身体遮住太阳的光芒。
 
根据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瓦希莱·本·阿斯卡(Wāthilah ibn al-Asqaʿ)叙述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清澈的,既不热也不冷。它没有云彩、雨水或风,流星也不可见。其迹象之一是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80]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比什尔·本·欧恩(Bishr ibn ʿAwn)和巴卡尔·本·塔米姆(Bakkār ibn Tamīm),两人都被认为是弱传述者。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伊本·阿巴斯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既不热也不冷。” [8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麦斯莱麦·本·希班(Maslamah ibn Ḥibbān),以及其他可靠性存疑的传述者。
 
你(读者)可能会争辩说,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来自沙里德(Sharīk),来自西马格·本·哈尔布(Simāk ibn Ḥarb),来自贾比尔·本·萨穆拉,他将圣训归于先知 ﷺ,先知说:“我见过盖德尔夜,但我被使之忘记了其时间。所以,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那是一个有风、有雨、有雷的夜晚。” [82] 巴扎尔也报告了具有类似措辞的圣训 [83]。
 
这段圣训与(上文提到的)阿布·赛义德圣训一致,后者陈述说:“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先知的脸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我会说这就是你确立的意见。我们所采纳的是盖德尔夜并非固定在某一个夜晚,而是变动的,因此这段圣训可能指的是某一年没有风或雨的情况。安拉 ﷻ 至知 [84]。
 
## 注释
 
[1]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布哈里圣训实录注释》。
[2] ^ 同上。
[3] ^ 瓦利·丁·伊本·伊拉基,《舒缓心灵:纪念盖德尔夜》;塔齐·丁·苏卜基,《斋月夜间祷告的明灯》。
[4] ^ 本文中所有的《古兰经》翻译均参考相关版本。
[5] ^ 这一章节在不同的《古兰经》抄本、经注和圣训集中被称为《盖德尔章》。
[6] ^ 《盖德尔章》在抄本中的排列顺序体现了深邃的智慧。尽管其经文数量少于《明证章》,但它紧随《血块章》之后,表明“启示它”中的代词“它”指的是《古兰经》,其第一部分启示是《血块章》的开头。
[7] ^ 《古兰经》56:75。
[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012 号。
[9]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661 号。
[10] ^ 《古兰经》69:1-3。
[11] ^ 《古兰经》101:1-2。
[12] ^ 《布哈里圣训实录》。可以用“你怎能知道,他或许能自新”一节来反驳。
[13] ^ 《古兰经》44:4。
[14] ^ 这一解释认为在此背景下 *qadr* 意味着前定(*qadar*)。
[15] ^ 这一解释与《古兰经》经文“他们没有按真主 ﷻ 应得的评价去评价他”相平行。
[16] ^ 学者们还建议了对 *al-qadr* 一词的另一种解释:即它意味着限制或狭窄,如经文“谁的给养被限制”所示。在盖德尔夜的背景下,限制的含义可能是安拉 ﷻ 隐藏了其确切时间,或者那一夜大地充满了天使,使其变得狭窄而受限。
[17] ^ 马立克,《圣训集》,第 889 号。在经注传统中,对“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有不同的解释。
[18]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350 号。一个奇特的(*gharīb*)圣训指的是在任何特定时代仅由一名传述者传述的报告。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该圣训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超过一千个月的事实相矛盾,且偏爱盖德尔夜不一定意味着谴责伍麦叶王朝,因此它被认为是受质疑的(*munkar*)。
[19] ^ 拉齐(al-Rāzī)指出,将盖德尔夜描述为充满平安(*salām*)不应被轻视。当初七位天使在烤牛犊的故事中向先知易卜拉欣致以平安时,他对他们的问候比成为整个世界的国王还要高兴。
[2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901 号。学者们辩论了是所有的罪恶都会被宽恕还是仅仅是小罪。
[21] ^ 《纳赛尔圣训集》,第 2523 号。“未来罪恶”的增加引发了尚未发生的罪恶如何能被宽恕的问题。一些学者建议这种宽恕是隐喻性的,表明这些人将受到保护而不犯大罪。
[22]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23] ^ 在翻译所用的阿拉伯语印刷版中,引文读作“有些人怀疑”(*shakka*),而不是 *shadhdha*(采取反常观点)。翻译采用了后者,如卡迪·伊亚德的多处来源所述。
[24] ^ 这是先知 ﷺ 说出盖德尔夜时间被撤回原因的一个场合。
[25]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9 号。
[26] ^ 见引文,例如纳瓦维,《穆斯林圣训实录注释》。
[27] ^ 伊本·阿提亚,《古兰经经注精义》,5:505。伊本·阿提亚对阿布·哈尼法的参考可能不准确,因为阿布·哈尼法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28]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29] ^ 同上。
[30]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3857 号。
[3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0289 号。
[32]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7 号。
[33] ^ 圣训学者伊本·阿比·阿西姆(Ibn Abī Āṣim)陈述说:“我们不知道还有谁持有这一意见。”
[3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813 号。
[35] ^ 同上,第 2020 号。
[36]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37]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将此观点归于阿布·萨乌尔、穆扎尼、伊本·胡宰麦和所有学派的一群学者,他评论说这是最占优势的意见。
[3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17 号。
[3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40]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5079 号。
[42] ^ 同上,第 4865 号。
[43]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4 号。
[44]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5] ^ 同上,第 1168 号。
[46] ^ 同上,第 1170 号。
[47]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129 号。
[48] ^ 同上,第 793 号。
[49]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0 号。
[5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99 号。
[5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02 号。
[52] ^ 学者们通过指出这些圣训采用了不同的计日方法,来协调该圣训与陈述盖德尔夜发生在奇数之夜的圣训。
[5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4] ^ 同上。
[55]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890 号。
[56]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7] ^ 海塞米(al-Haythamī),《圣训汇编》,第 5050 号。
[58] ^ 除了上文参考的欧拜·本·卡阿卜,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还将此观点归于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学派。
[59]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60]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6 号。
[6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4808 号。
[62] ^ 该版本圣训无法在塔巴拉尼的作品中直接定位。
[63] ^ 见《圣训中集》第 285 号。
[64] ^ 这一评论由伊本·阿提亚从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哈克·伊什比利处引用。
[65]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79 号。
[66]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794 号。
[6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3 号。
[68]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1 号。
[6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043 号。
[70] ^ 同上,第 10732 号。
[71] ^ 塔巴拉尼,《圣训中集》,第 1284 号。
[72] ^ 阿拉伯语源文指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这就是第五”,根据上下文和参考圣训,预期含义是“他在第五之前提到了它(第七)”。
[73] ^ 在其经注中,拉齐提供了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若干智慧解释。例如,安拉 ﷻ 隐藏了他的喜悦以激励人们追求所有崇拜行为,隐藏了他的愤怒以阻止人们犯罪,在人群中隐藏了他的圣徒以便人们尊重每个人,隐藏了对祈祷的接受以激励他们进行更多祈祷。因此,隐藏盖德尔夜是为了让人们荣耀斋月的每一个夜晚。另一个原因是人类天生易犯过失。如果盖德尔夜被明确知晓,且有人在其中犯罪,处罚将是严厉的。
[74]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110 号。
[75] ^ 中柱是朝觐者投石的三个地点之一,象征“投石驱邪”。
[76]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067 号。《布哈里圣训实录》中专门有一章“在最后七个夜晚中寻找盖德尔夜”。
[77] ^ 学者们辩论了盖德尔夜承诺的奖赏是否适用于那些在其中礼拜、但并未意识到那是盖德尔夜的人。
[78] ^ 沙斐仪派法学家马瓦尔迪(al-Māwardī)说:“推荐那些认出盖德尔夜的人将其隐瞒,并诚恳祈求。”苏卜基从两个争吵男人的故事中推断,认出盖德尔夜迹象的人不应与他人分享。隐瞒的原因包括:不自视甚高,防止炫耀,保持礼貌,以及避免引起嫉妒。
[7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65 号。
[8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2:59 号。感谢研究同事 Justin Parrott 在核实圣训引用方面的协助。
[81] ^ 《伊本·胡宰麦圣训集》,第 2192 号。
[82]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962 号。
[83]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267 号。
[84] ^ 在它已经过去后认出迹象的目的是什么?纳瓦维回答有两点好处:第一,推荐在次日尽可能多地崇拜;第二,根据沙斐仪派的著名观点,盖德尔夜在未来年份不会变动,因此认出它的人应当在未来年份的同一夜致力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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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本·伊拉基 (Ibn al-ʿIrāq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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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真理的阶梯:加扎利与伊斯法哈尼论求学者的礼仪


 
## 导言
 
本文致力于探讨十一世纪两位经典的伊斯兰伦理学家——伊斯法哈尼(al-Iṣfahānī,卒于 1040 年)和加扎利(al-Ghazālī,卒于 1111 年)所理解的求学者礼仪(*adab*) [1]。
 
对于他们而言,礼仪(*adab*)作为一种实践模式,旨在认识安拉 ﷻ (*maʿrifah*)。根据词典学家的说法,“认识”(*maʿrifah*)一词与“知识/学问”(*ʿilm*)是同义的 [2]。但对于伊斯法哈尼来说,两者的含义存在区别。“认识”(*maʿrifah*)是通过思考事物的效果来把握事物,这是一种比“知识”(*ʿilm*)更特殊的认知。人们不说 *yaʿlamu Allāh*(他知道安拉 ﷻ ),因为那意味着他了解安拉 ﷻ 的本质;但会说 *yaʿrifu Allāh*,因为他了解安拉 ﷻ 在受造界中的效果 [3]。
 
因此,“认识”(*maʿrifah*)指代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是认知和推理性的,而且是体验和直觉性的。在经典伊斯兰伦理学中,礼仪(*adab*)是通往“认识”的钥匙。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学者强调了“认识”的直觉维度,这种维度建立在灵魂净化的基础之上。
 
加扎利在离开巴格达后并未放弃哲学;他承认哲学是认识安拉 ﷻ 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在转向苏非主义后,他似乎更加强调通过磨练灵魂来获得对安拉 ﷻ 的直接、体验性认知。思考一下加扎利的《行为准则》(*Scale of Action*),他在其中承认了认识安拉 ﷻ 的两种途径:苏非之路和理论家(*nuẓẓār*)之路。灵魂的净化对两者都很重要,但苏非的方法较少关注科学知识的学习,而更多关注苦修、纪念安拉 ﷻ 和培养美德。苏非强调实践(*muʿāmalah*)的重要性,尽管获得直接、直觉的安拉 ﷻ 认知最终取决于神圣的恩典 [4]。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礼仪(*adab*),它通过实践促进了“认识”。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于求学者的礼仪。当知识与美德相一致时,我们通过理智和灵魂获得对安拉 ﷻ 的认知。灵魂的净化实现了对自我的认知,而对自我的认知实现了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如果灵魂受制于欲望,它就会堕落而远离安拉 ﷻ ;但如果受信仰驱动,它就会升向安拉 ﷻ 。
 
## 探索“礼仪”(*adab*)
 
净化灵魂的起点是礼仪(*adab*),通过一种被称为 *taʾdīb*(培育礼仪)的教育方法来培养。通常将 *adab* 译为“礼仪/礼节”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这种特定含义起源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皇室礼宾。九世纪时期的希腊-阿拉伯语翻译活动对伊斯兰哲学教育产生了影响,*adab* 和 *taʾdīb* 等术语大致对应于希腊语的 *paideia* [5]。从最初狭义的“文学”,*adab* 发展成为一种由文人、诗人及政府官员培养的性格特征 [6],以文雅、优雅和魅力为典型特征。它是一个伦理概念,涵盖了“灵魂的高品质、良好的教养、都市风范与谦虚” [7],以及积极的“道德与社会教养、知识教育与娱乐” [8]。
 
古兰经中的 *adab* 概念不同于单纯的文化修养。它在十一世纪由穆斯林伦理学家进行了详述,他们将 *adab* 扩展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9]。对于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而言,*adab* 不仅指向头脑的清晰,也指向心灵的纯洁。虽然他们部分受到希腊哲学遗产的启发,但他们的大部分理解来自《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美德确定为智慧、节制、勇敢和公正,但他认为这些美德仅能带来今世的幸福。穆斯林伦理学家在亚里士多德的纯哲学美德中加入了神学美德。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根据外在礼仪和内在性格构建来定义 *adab*。虽然亚里士多德止步于简单地确定那些能净化灵魂的美德,但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将这些美德重新定义为以对安拉 ﷻ 的信仰为前提并导向永恒幸福的。
 
通过 *adab*,人类“达到了今后两世最崇高的状态和最高的等级” [10]。后世的幸福取决于灵魂的道德净化,这应当与仅仅取决于信仰宣告(*shahādah*)的单纯救赎区分开来。
 
虽然我们将重点关注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但读者可能希望通过考察其他早期伊斯兰教育家的观点来加深对经典伊斯兰 *adab* 贡献的洞察,这些教育家包括穆罕默德·伊本·萨农(卒于 871 年) [11]、马瓦尔迪(卒于 1058 年) [12]、伊本·贾玛·基纳尼(卒于 1333 年) [13]、布尔汉·丁·扎尔努吉(卒于 1223 年) [14]。我们将考察伊斯法哈尼的《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al-Dharīʿah ilā Makārim al-Sharīʿah*) [15]、加扎利的《行为准则》(*Mīzān al-ʿAmal*) [16] 以及《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17] 中关于求学者礼仪的一些关键摘录。两位作者在求学者礼仪的原则上达成了一致 [18]。
 
学生与老师之间恰当的礼节为培养美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何问候或坐在老师面前的具体礼仪很重要,但只有当它们与培养美德和认识安拉 ﷻ 的更宏大目标相结合时,才具有更深层的意义。铭记这种更高层次的知识是最终目标,我们在本文中根据 *adab* 的三个广泛原则来阐述求学者的礼仪:
 
1.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2. 求学者对老师的礼仪
3. 求学者对知识的礼仪
 
##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对自我的礼仪(*adab*)是净化灵魂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都将灵魂的礼仪确定为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这种灵魂净化要求对世界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zuhd*)。
 
## 灵魂的净化
 
人们通过理性机能来驯服其易怒机能(愤怒)和贪欲机能(欲望),从而净化灵魂。理性对欲望和愤怒的胜利赋予了灵魂对自我以及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超越了理论层面而达到了直觉层面。我们在这里使用术语“认识”(*maʿrifah*) [19] 来指代这种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
 
伊斯法哈尼指出,获取关于安拉 ﷻ 独一性和属性知识的途径有三种。最高级的途径是通过神圣之光。这带来了关于先知、义士和见证者(*shahīd*)的知识 [20]。这种知识来自于一旦降服了其低级机能(即欲望)后的灵魂。
 
伊斯法哈尼说:
 
> 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是清除灵魂中的恶习,正如清除土壤中的杂草一样 [21]。正如没有洁净身体的礼拜是不完整的,没有洁净灵魂的崇拜也是不完整的 [22]。求学者的起点是净化灵魂使其脱离世俗。说“宗教建立在洁净之上”的传统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洁净,也意味着灵魂的洁净。此外,(说)“天使不进入有狗的房子”的传统,既指物质房子的狗,也指精神房子(即心灵)中隐喻的狗。
 
因此,正如人们在礼拜前应当洁净身体一样,在“认识”之前也必须洁净灵魂。洁净灵魂消除了其恶习,包括愤怒、嫉妒和敌意。只有这样的灵魂或这样的人,才配成为安拉 ﷻ 的代治者(*khalīfah*)。伊斯法哈尼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节经文来证明代治权或在地球上的管理权是人类的目标之一。虽然仪式性崇拜(*ʿibādah*)也是人类的目标,但它仅惠及个人;而代治权惠及全人类,并要求培养美德 [23]。义士是那些实践这种超额美德的人。相比之下,“多神教徒确实是不洁的” [24]。那些给安拉 ﷻ 寻找伙伴的人可能穿着一尘不染的衣服,但他们在精神上是不洁的 [25]。
 
## 超然(*zuhd*)
 
想要净化灵魂的求学者必须过一种“苏赫德”(*zuhd*,苦修/超然)的生活。这不仅意味着从世界中解脱出来,还意味着对安拉 ﷻ 的奉献生活。与斯多葛学派非常相似,“扎希德”(*zāhid*,超然者)认为沉溺于这个世界转瞬即逝的快乐是愚蠢的。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的恩典,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 [26] 与其为我们注定会失去的东西感到心烦意乱,我们不如专注于培养稳定而持久的美德。
 
早期的苦修者(*zuhhād*)过去常实践最高形式的克制,但初学者仅被要求做到最低限度,例如在斋月斋戒。学生必须学会限制其世俗需求并戒除非法之物。伊斯法哈尼说,超然(*zuhd*)是限制自己只取极少部分,并引用了《古兰经》中允许我们从河中舀取一点水的经文 [27]。然而,高级苦修者只关注安拉 ﷻ ,不被世俗分心。分心的人就像流向不同方向的小溪。大地和空气吸收了水分,留给植物的很少 [28]。
 
真正的求学者不像那条小溪。他对安拉 ﷻ 有专一的奉献,不被任何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他超然于今世(*dunyā*),并以真诚的意图追求知识,正如伊本·贾玛所说:
 
> [学生应当] 尽可能多地剪断那些分散精力的牵挂和阻碍完成探索、付出努力以及保持求学勤奋的障碍,因为这些东西就像路障。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穆斯林建议离开家人、告别故乡,因为心灵一旦分心,就无法达到真理和深奥的精妙之处。“真主 ﷻ 没有在任何人的胸腔内创造两个心。” [29]
 
提到“两个心”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追求那能导向认识安拉 ﷻ 的知识上。我们不应被物质事物所分心,因为它们在审判日对我们毫无益处:“在众生复活之日,求你不要羞辱我。在那日,财富和子孙都无裨益,唯带着健全之心来见真主 ﷻ 者,[方有裨益]。” [30]
 
正如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的 [31],特别是从他的自传《脱离迷误》中,加扎利经历了一场心理-精神危机。在巴格达担任教授期间,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并传播知识并非为了安拉 ﷻ ,而是为了名声。加扎利知道他的心智就像一条四散的小溪,他的心是不健全的。他的导师建议他:“途径是将自己从物质世界中解脱出来,使你的心甚至不再转向家庭、财富、国家、知识或权力。” [32]
 
加扎利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并在其自传中说:
 
> 我还察觉到,除非我畏惧安拉 ﷻ 并拒绝所有的激情 [33],否则我无法指望永恒的幸福;也就是说,我应当首先打破心灵对世界的眷恋。我需要放弃对地上生活的幻觉,以对全能安拉 ﷻ 最强烈的渴望将注意力转向我永恒的家园。……我察觉到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对于通往后世的道路毫无价值 [34]。
 
他感到需要追求知识,不是为了财富或名望,而是为了安拉 ﷻ 的喜悦。他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应当忙于对自己核心存在的参悟以及对自我属性的认知,放弃这个世界的眷恋,并净化你自我的应受谴责的天性。” [35] 加扎利的精神导师希望他驯服他的自我并学习正确的礼仪(*adab*)。
 
## 对老师的礼仪
 
对学生进行道德训练的基本条件是承认教育者的权威,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早期服从父母有助于后期服从老师。这不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是一种仁爱的行为。这就是礼仪(*adab*)。我们承认老师在伊斯兰教中的崇高地位,并对他们感到负债。《古兰经》说:“应当孝敬父母(*bi’l-wālidayn iḥsān*)。” [36] 我们被期望将同样的仁爱延伸到我们的老师身上。
 
受到加扎利启发的伊本·贾玛描述了学生应当对老师遵守的礼仪规则。他们应当为老师辩护,反对那些说老师坏话的人;他们应当拜谒他的坟墓;他们应当为他寻求宽恕并代其施舍;如果老师生气了,他们应当道歉;他们应当感谢他的引导;进入他的房间应当请求许可;在他面前应当恭敬地坐着;请教问题应当彬彬有礼;老师讲话时不应打断;老师讲话时也不应与同学交谈 [37]。
 
受到圣训的启发,伊斯法哈尼指出老师应当像学生的父亲一样。他应当温和地引导他们,总是鼓励他们但绝不扼杀他们。老师应当比父亲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虽然父亲主要关心孩子的物质福利,但老师最关心的是他的精神福利。伊斯法哈尼说:
 
> 老师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他对他人的重要性超过了他们自己的父母。当被问及他是否比尊敬父亲更尊敬他的老师时,伊斯法哈尼回答说:“事实上我的老师更受尊敬,因为他是获得永恒生命的因由;我的父亲是获得转瞬即逝生命的因由。”先知 ﷺ 也说:“我对于你们就像父亲一样。” [38] 因此,伦理学老师应当效法先知 ﷺ 引导人们的榜样,并应当对学生和蔼。安拉 ﷻ 描述先知 ﷺ 为“非常关切你们,对信士们是仁爱且慈悯的。” [39] 因此,老师应当像先知 ﷺ 对待圣门弟子那样,对学生和蔼且富有同情心。
 
学生应当信任老师及其传授的知识,正如病人信任医生及其开出的药物 [40]。他们应当乐于接受老师的教导,正如土地乐于接受雨水 [41]。安拉 ﷻ 说:“对于有心的人,或留心听讲的人,此中确有一种教训。” [42] 那么,信士们就不应仅仅是听到《古兰经》,而是应当专注地聆听它,吸收其含义并将其应用于生活。
 
学生应当通过不询问与当前主题无关的事项来尊重老师。先知穆萨询问那位虔诚的仆人希德尔(Khiḍr):“我可以跟随你,以便你把你所学得的睿智教给我吗?” [43] 他愿意学习,但希德尔向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许提问。根据伊斯法哈尼的观点,这一条件并不矛盾于这节经文:“你们如果不了解,就应当询问深明教义者。” [44] 关键不在于学生不应提问;关键在于学生不应沉溺于他尚未准备好理解的论争性事项,那可能会使他误入歧途。提问应当以尊重的态度提出,旨在澄清而不是混淆 [45]。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学生,因为知识是一生的追求。即使是先知也可以向他人学习。先知穆萨曾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宗教的人,直到安拉 ﷻ 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教他某些关于奥秘科学(*bāṭinī*,内在知识)的事情。穆萨虽然是先知且在知识上显而易见地优越(特别是显教科学 *ẓāhirī*,外在知识),但他仍谦虚地向安拉 ﷻ 的仆人希德尔求学 [46]。拉齐(卒于 1209 年)在其对《古兰经》18:60 的注释中观察到:
 
> 穆萨与希德尔的事迹清楚地表明,即使像穆萨这样的先知也不拥有所有的知识,因为“在每个有知识的人之上,都有一个全知者” [47]。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教训包括:学生在老师面前的谦卑;学生从老师那里学习新事物的热忱;他可以做出的牺牲(如远道跋涉去见老师);以及尊重老师权威的重要性,不参与超出其理解范围的论争性事项。
 
## 对知识的礼仪
 
本节将处理我们对知识态度的三个方面:意识到知识等级的重要性;通过其成果来判断特定学科价值的重要性;以及尊重所有知识学科的重要性。
 
## 知识的等级
 
求学者的礼仪(*adab*)要求他尊重所有知识学科,同时承认它们存在于一个层级结构中,因为某些学科被赋予了优先权。他应当在进入更高级别之前学习基础知识。
 
伊斯法哈尼说:
 
> 一个人不应在对基础知识有足够了解之前学习新的学科,因为杂乱无章的信息流可能会使他困惑并妨碍他的理解。当安拉 ﷻ 提到“我把经典赏赐他们,他们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 [48] 时,他指的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上真诚致力于掌握一门艺术或科学的人。他们只有在掌握了前一个级别的学习后,才会进入下一个级别的学习 [49]。
 
《古兰经》2:121 中的“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ḥaqq tilāwatih*)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人们应当以优美的读法(*tajwīd*)或完美的读音来诵读《古兰经》,但同时也应当有一颗真诚且敬畏安拉 ﷻ 的心。第二层含义是人们应当实践(*ʿamal*)《古兰经》的信息。因此,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对知识的掌握不仅涉及其理论上的精通,还涉及其实践应用:
 
> 知识绝不应与善功分离。在《古兰经》中,信仰与善功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读到“那些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50],我们被告知“好话只上升到他那里,他提升一切善功” [51]。俗说:“罪恶的关键在于知识与行动的分离。”又说:“知识就像根基,行动就像建筑;如果建筑不建在根基上,注定会倒塌。” [52]
 
因此,知识与行动不应分离。礼仪(*adab*)必然因此行动为导向的。正是实践将美德嵌入人类的灵魂。善功确认了好话;安拉 ﷻ 不接受没有前者的后者。人们通过舌头的言语和肢体的活动来纪念他 [53]。仅说“至尊主啊”(*Yā Karīm*)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慷慨来行动。
 
知识的等级也意味着学生必须根据其能力从一个级别进阶到另一个级别。学生应当仅寻求当前级别所需的知识。伊斯法哈尼用旅行者的类比来说明这一点:
 
> [学生的] 职责应当是将各种科学视为他在旅行的不同阶段所需的给养。他应当在每个阶段消耗他所需的给养,而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特定领域达到完美。那可能需要一生甚至更长时间,而他仍将无法探其深、达其高 [54]。
 
踏上求知之路的学生必须小份地消耗其果实,以免难以消化所教的内容。恰当地掌握一个学科优于对多个学科的肤浅了解,因为“结果少的树只要能惠及他人,就不是无用的” [55]。那么,在学习方面,适度的节奏是最好的。知识之路需要一生去跨越,试图匆忙通过只会确保学生永远无法达到对安拉 ﷻ 的真正认知。
 
总之,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知识的基础至关重要。正如脆弱的基础会削弱建筑物承载重负的能力,脆弱的认识论基础也会削弱学生承担真正知识数量和复杂性的能力。哲学和神学(*kalām*)中的复杂主题往往难以消化并导致困惑。因此,学生必须找一位专注于核心知识及其应用实践的老师。
 
## 如何识别学科的价值
 
任何学科如果指向认识安拉 ﷻ [56] 及人类的福祉,就是有益的;正如任何学科如果旨在实现更恶意的目的,就是有害的。例如,为了开发武器而进行的核科学研究是有害的,但为了提供电力而进行的研究是有益的。虽然为了物质利益的知识也是可以的,但这并非知识的终点。
 
伊斯法哈尼指出,知识的美德可以通过“其成果的高贵性和其原则的真实性”来识别。宗教科学比医学科学更高贵 [57];前者关系到永恒的生命,而后者惠及暂时的生命 [58]。宗教科学应当被赋予最大的价值,因为它们与礼仪(*adab*)和崇拜(*ʿibādah*)一起,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maʿrifah*)。了解宗教的实践方面,包括教法、伦理、崇拜、人际关系、饮食、婚姻和刑罚 [59],都能加深我们对安拉 ﷻ 的理解。此类知识产出的成果实现了人类内心向往安拉 ﷻ 的天性。
 
那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在于它们支持宗教科学。这些辅助性科学包括医学、数学、逻辑学、哲学和辩论神学。然而,它们对于大众(*ʿawām*)并非必不可少,而是对于那些有智力倾向的人。虽然这些是辅助性科学,但它们能协助学生获得永恒的幸福。
 
## 学生不应对学科持有偏见
 
学科存在价值等级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中任何一个的理由。“人们是他们所无知事物的敌人。” [60] 学者们经常蔑视那些他们没有掌握的学科。圣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夸耀自己的专业,并看不起神学专业的学生,反之也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专业化之前应当获取通用知识,以便他们能够欣赏其他知识分支的功绩。的确,在安拉 ﷻ 看来,信士们根据其知识地位而等级不同:“他们在真主 ﷻ 那里,分为许多等级” [61];以及“真主 ﷻ 将你们中信道的人提升若干级,将受过学问的人提升若干级” [62]。然而,所有的学科仍应受到尊重,因为它们都有潜力指引我们认识安拉 ﷻ [63]:
 
> 一个明智的人绝不会蔑视任何类型的知识。他会重视它并感激教导他的老师。一些哲人说:“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在我们心中灌输怀疑以激发我们寻求知识的父亲,胜过感谢那些传授了一点知识给我们的人。如果没有那样的怀疑和知识,我们将会感到困惑,无法获取今后两世能惠及我们的知识。” [64]
 
明智的人受怀疑的启发,因为它促使他深入探索;他感激那些激发他思考的老师 [65]。这不是无神论者的存在主义怀疑,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论。它是对所有的思想流派和学科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不应盲目地追随这些。如果理智科学(如哲学和辩论神学)能引导我们认识安拉 ﷻ ,那么安拉 ﷻ 将奖赏那些哲学和神学的倡导者,尽管他们的学科排名低于宗教科学(如古兰经背诵、圣训和法学)。加扎利说:
 
> 正如护士的护理在战场上很重要,供水者的帮助在朝觐期间很重要,神学家和哲学家由于其对宗教科学的证明论证也是有用的。如果他们荣耀安拉 ﷻ ,安拉 ﷻ 将奖赏他们。在荣耀安拉 ﷻ 的人中,等级最高的是先知,其次是圣徒,然后是学者,最后是追随他们的虔诚者 [66]。
 
推理性知识,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神学的,都不应为了其自身而被追求,而应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荣耀安拉 ﷻ 的一种手段。但要真正认识安拉 ﷻ ——超越书籍所提供的有限理解——我们必须转向礼仪(*adab*)。如前所述,礼仪的目的高于单纯的礼节;它最终必须导向“认识”。
 
总之,我们应当尊重知识的所有分支,无论其排名如何。我们通过果实来判断学科的价值,因此任何学科只要能导向荣耀安拉 ﷻ ,就是有价值的。
 
## 结论
 
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伦理学家将教育视为形成个人和社会道德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遵守恰当的礼仪对于构建性格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的视角提供关于求学者礼仪的古兰经视角。
 
加扎利在《行为准则》中以更系统的方式采纳并详述了伊斯法哈尼提出的求学者义务。这些义务为培养美德提供了途径,而美德是通往对安拉 ﷻ 体验性认知的钥匙。我将求学者的义务概括为礼仪的三大原则:对自我、对老师以及对知识本身的礼仪。
 
获得对安拉 ﷻ “认识”(*maʿrifah*)的起点是灵魂(*nafs*)的净化。这就是对自我的礼仪(*adab*)。这要求获取美德,无论是内在的(如勇气)还是外在的(如财富)。这些美德在信仰的启发下,应当导向“认识”。所有的知识都应服务于这一目的。为今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身体营养很重要,但为后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精神营养很重要。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关于礼仪(*adab*)的知识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活出那种礼仪。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信士才能吸收美德;且只有当美德成为第二天性时,信士才能被它们所定义。慷慨的人是其慷慨来自于内在,而不是来自于法律或社会的外部强加 [67]。礼仪(*adab*)是关于自律的,由此美德的内在化产生了“认识”。
 
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还认为,求学者的礼仪是承认知识的层级结构,并瞄准其顶峰:认识安拉 ﷻ 。所有的学科都很重要,但某些学科比其他学科更重要 [68]。
 
这在今天可能难以想象,但伊斯法哈尼在他的时代就对信息的过度饱和感到担忧。人们不禁会想,在一个没有电、没有印刷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怎么会有泛滥的信息呢。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数字时代面临的情况是多么具有挑战性。我们被海量的伊斯兰视频、直播课程、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轰炸,以至于我们难以应对断裂数据的雪崩,难以区分真伪。阅读是多么转瞬即逝,对这如潮水般涌来的资料的理解是多么肤浅。似乎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就越浅薄。
 
现代自由主义教育学试图培养“批判性思维”,但我们甚至还没有获取或内在化对于我们道德和精神转变至关重要的核心宗教知识。经典的伊斯兰学习建立在口传传统之上。学生在老师面前诵读文本(通常是在清真寺或经学院),只有在他掌握了文本或学科后,才会进阶到下一个阶段。这种传统的学习方法在今天几乎不再被实践。在线教学正逐渐取代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这使得老师更难在学生身上培养礼仪(*adab*)。
 
与现代西方教育(侧重于为市场经济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相比,伊斯兰教育教导我们如何培育灵魂,为认识安拉 ﷻ 和后世的幸福做准备。我们需要科学来建设我们的文明并谋取生计,但我们绝不能生活在物质舒适本身就能让我们幸福的幻觉中。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但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带给我们永恒。否则,就是疏远我们的天性(*fiṭrah*)并忘记我们存在的目的。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经典的伊斯兰哲学家最终提醒我们,将礼仪(*adab*)重新引入我们的教育,将允许我们真正发现安拉 ﷻ 和我们自己,并在今后两世获得幸福。
 
## 注释
 
[1]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的伦理教育影响,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研究。
[2] ^ 莱恩(Lane)指出,在词典学家看来,*al-’ilm* 和 *maʿrifah* 以及 *al-shu’ur* 被赋予相同的含义。
[3] ^ 伊斯法哈尼,《古兰经词义汇编》。关于伊斯法哈尼的认识论及他对 *‘ilm* 和 *maʿrifah* 的定义,见亚辛·穆罕默德的《通往美德之路》。
[4] ^ 乔尔·克莱默,《伊斯兰复兴中的人道主义》。
[5] ^ 哲学教育专题论文未被完整保存,但相关内容可见于后世著作。
[6] ^ 乔尔·克莱默,《人道主义》,vi。
[7] ^ 《阿拉伯文学百科全书》,词条“Adab”,作者 Hilary Kilpatrick。
[8] ^ 同上。
[9] ^ 知识及其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在九至十一世纪成为重要的教育主题。
[10] ^ 阿布·阿卜杜·拉赫曼·苏拉米,《苏非行为守则汇编》。
[11] ^ 穆罕默德·伊本·萨农撰写了关于小学古兰经教学的最早专题论文《教师的礼仪》。
[12] ^ 马瓦尔迪撰写了《今世与宗教的礼仪》,整合了礼仪的文学和伦理维度。
[13] ^ 伊本·贾玛·基纳尼撰写了《听者与说者关于学者与学生礼仪的备忘录》。
[14] ^ 在其《学生学习方法指南》中,考察了宗教义务、个人卫生等,可能受到伊斯法哈尼的启发。
[15] ^ 关于伊斯法哈尼的生平与思想,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研究。
[16] ^ 我们参考了加扎利的《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本。
[17] ^ 阿布·哈米德·加扎利,《宗教科学的复兴》。
[18]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教育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见相关论著。
[19] ^ 关于安拉 ﷻ 的理论知识与体验知识的区别在后来的伊斯兰历史中得到了详述。
[20] ^ 伊斯法哈尼,《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200ff。
[21]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241;加扎利,《复兴》,1:76。
[22] ^ 伊斯法哈尼,《途径》,96。
[23] ^ 仪式崇拜是义务(*fard*),而追求美德是超额的(*nafl*)。
[24] ^ 《古兰经》9:28。
[25] ^ 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不洁”(*najis*)不仅指物理上的。
[26] ^ 《古兰经》57:20。
[27] ^ 伊斯法哈尼,《途径》,320;《古兰经》2:249。
[2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29]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78;《古兰经》33:4。
[30] ^ 《古兰经》26:87–89。
[31]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3f。
[32] ^ 加扎利,《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197。
[33] ^ 必须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并非完全拒绝欲望,而是主张调节。
[34] ^ 加扎利,《脱离迷误》。
[35] ^ 加扎利,《致弟子的信》。
[36] ^ 《古兰经》2:83, 4:36, 6:151。
[37]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65–170。
[38] ^ 《伊本·马哲圣训集》,清洁篇;《纳赛尔圣训集》,清洁篇。
[3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古兰经》9:128。
[40]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41] ^ 同上,244–46。
[42] ^ 《古兰经》50:37。
[43] ^ 《古兰经》18:66。
[44] ^ 《古兰经》16:43。
[4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2–43。
[46] ^ 虽然在古兰经中未明确提及姓名,但学者认为《古兰经》18:65–82 中的仆人就是希德尔。
[47] ^ 拉齐引用;《古兰经》12:76。
[48] ^ 《古兰经》2:121。
[4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0] ^ 《古兰经》18:107。
[51] ^ 《古兰经》35:10。
[52]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3] ^ 沙菲,《古兰经诠释》,327–28。
[5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
[5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237。
[56] ^ 第七项义务对应《复兴》第一卷第一章的相关部分。
[57] ^ 经典意义上的医学不仅限于治疗疾病,还包括保持健康的行为模式。
[5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1。
[59] ^ 加扎利,《行为准则》,230。宗教的理论维度涉及本体现实。
[60]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不信者拒绝《古兰经》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
[61] ^ 《古兰经》3:163。
[62] ^ 《古兰经》58:11。
[63]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
[6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2。
[65] ^ 加扎利,《行为准则》,409。加扎利重视怀疑作为获得确信的手段。
[66] ^ 加扎利,《行为准则》,361–362;对应《复兴》中的第九项义务。
[67] ^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观察到的:卓越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
[68] ^ 关于加扎利知识论的深度探讨,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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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辛·穆罕默德 (Yasien Mo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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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本文致力于探讨十一世纪两位经典的伊斯兰伦理学家——伊斯法哈尼(al-Iṣfahānī,卒于 1040 年)和加扎利(al-Ghazālī,卒于 1111 年)所理解的求学者礼仪(*adab*) [1]。
 
对于他们而言,礼仪(*adab*)作为一种实践模式,旨在认识安拉 ﷻ (*maʿrifah*)。根据词典学家的说法,“认识”(*maʿrifah*)一词与“知识/学问”(*ʿilm*)是同义的 [2]。但对于伊斯法哈尼来说,两者的含义存在区别。“认识”(*maʿrifah*)是通过思考事物的效果来把握事物,这是一种比“知识”(*ʿilm*)更特殊的认知。人们不说 *yaʿlamu Allāh*(他知道安拉 ﷻ ),因为那意味着他了解安拉 ﷻ 的本质;但会说 *yaʿrifu Allāh*,因为他了解安拉 ﷻ 在受造界中的效果 [3]。
 
因此,“认识”(*maʿrifah*)指代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是认知和推理性的,而且是体验和直觉性的。在经典伊斯兰伦理学中,礼仪(*adab*)是通往“认识”的钥匙。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学者强调了“认识”的直觉维度,这种维度建立在灵魂净化的基础之上。
 
加扎利在离开巴格达后并未放弃哲学;他承认哲学是认识安拉 ﷻ 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在转向苏非主义后,他似乎更加强调通过磨练灵魂来获得对安拉 ﷻ 的直接、体验性认知。思考一下加扎利的《行为准则》(*Scale of Action*),他在其中承认了认识安拉 ﷻ 的两种途径:苏非之路和理论家(*nuẓẓār*)之路。灵魂的净化对两者都很重要,但苏非的方法较少关注科学知识的学习,而更多关注苦修、纪念安拉 ﷻ 和培养美德。苏非强调实践(*muʿāmalah*)的重要性,尽管获得直接、直觉的安拉 ﷻ 认知最终取决于神圣的恩典 [4]。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礼仪(*adab*),它通过实践促进了“认识”。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于求学者的礼仪。当知识与美德相一致时,我们通过理智和灵魂获得对安拉 ﷻ 的认知。灵魂的净化实现了对自我的认知,而对自我的认知实现了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如果灵魂受制于欲望,它就会堕落而远离安拉 ﷻ ;但如果受信仰驱动,它就会升向安拉 ﷻ 。
 
## 探索“礼仪”(*adab*)
 
净化灵魂的起点是礼仪(*adab*),通过一种被称为 *taʾdīb*(培育礼仪)的教育方法来培养。通常将 *adab* 译为“礼仪/礼节”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这种特定含义起源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皇室礼宾。九世纪时期的希腊-阿拉伯语翻译活动对伊斯兰哲学教育产生了影响,*adab* 和 *taʾdīb* 等术语大致对应于希腊语的 *paideia* [5]。从最初狭义的“文学”,*adab* 发展成为一种由文人、诗人及政府官员培养的性格特征 [6],以文雅、优雅和魅力为典型特征。它是一个伦理概念,涵盖了“灵魂的高品质、良好的教养、都市风范与谦虚” [7],以及积极的“道德与社会教养、知识教育与娱乐” [8]。
 
古兰经中的 *adab* 概念不同于单纯的文化修养。它在十一世纪由穆斯林伦理学家进行了详述,他们将 *adab* 扩展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9]。对于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而言,*adab* 不仅指向头脑的清晰,也指向心灵的纯洁。虽然他们部分受到希腊哲学遗产的启发,但他们的大部分理解来自《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美德确定为智慧、节制、勇敢和公正,但他认为这些美德仅能带来今世的幸福。穆斯林伦理学家在亚里士多德的纯哲学美德中加入了神学美德。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根据外在礼仪和内在性格构建来定义 *adab*。虽然亚里士多德止步于简单地确定那些能净化灵魂的美德,但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将这些美德重新定义为以对安拉 ﷻ 的信仰为前提并导向永恒幸福的。
 
通过 *adab*,人类“达到了今后两世最崇高的状态和最高的等级” [10]。后世的幸福取决于灵魂的道德净化,这应当与仅仅取决于信仰宣告(*shahādah*)的单纯救赎区分开来。
 
虽然我们将重点关注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但读者可能希望通过考察其他早期伊斯兰教育家的观点来加深对经典伊斯兰 *adab* 贡献的洞察,这些教育家包括穆罕默德·伊本·萨农(卒于 871 年) [11]、马瓦尔迪(卒于 1058 年) [12]、伊本·贾玛·基纳尼(卒于 1333 年) [13]、布尔汉·丁·扎尔努吉(卒于 1223 年) [14]。我们将考察伊斯法哈尼的《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al-Dharīʿah ilā Makārim al-Sharīʿah*) [15]、加扎利的《行为准则》(*Mīzān al-ʿAmal*) [16] 以及《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17] 中关于求学者礼仪的一些关键摘录。两位作者在求学者礼仪的原则上达成了一致 [18]。
 
学生与老师之间恰当的礼节为培养美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何问候或坐在老师面前的具体礼仪很重要,但只有当它们与培养美德和认识安拉 ﷻ 的更宏大目标相结合时,才具有更深层的意义。铭记这种更高层次的知识是最终目标,我们在本文中根据 *adab* 的三个广泛原则来阐述求学者的礼仪:
 
1.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2. 求学者对老师的礼仪
3. 求学者对知识的礼仪
 
##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对自我的礼仪(*adab*)是净化灵魂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都将灵魂的礼仪确定为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这种灵魂净化要求对世界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zuhd*)。
 
## 灵魂的净化
 
人们通过理性机能来驯服其易怒机能(愤怒)和贪欲机能(欲望),从而净化灵魂。理性对欲望和愤怒的胜利赋予了灵魂对自我以及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超越了理论层面而达到了直觉层面。我们在这里使用术语“认识”(*maʿrifah*) [19] 来指代这种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
 
伊斯法哈尼指出,获取关于安拉 ﷻ 独一性和属性知识的途径有三种。最高级的途径是通过神圣之光。这带来了关于先知、义士和见证者(*shahīd*)的知识 [20]。这种知识来自于一旦降服了其低级机能(即欲望)后的灵魂。
 
伊斯法哈尼说:
 
> 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是清除灵魂中的恶习,正如清除土壤中的杂草一样 [21]。正如没有洁净身体的礼拜是不完整的,没有洁净灵魂的崇拜也是不完整的 [22]。求学者的起点是净化灵魂使其脱离世俗。说“宗教建立在洁净之上”的传统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洁净,也意味着灵魂的洁净。此外,(说)“天使不进入有狗的房子”的传统,既指物质房子的狗,也指精神房子(即心灵)中隐喻的狗。
 
因此,正如人们在礼拜前应当洁净身体一样,在“认识”之前也必须洁净灵魂。洁净灵魂消除了其恶习,包括愤怒、嫉妒和敌意。只有这样的灵魂或这样的人,才配成为安拉 ﷻ 的代治者(*khalīfah*)。伊斯法哈尼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节经文来证明代治权或在地球上的管理权是人类的目标之一。虽然仪式性崇拜(*ʿibādah*)也是人类的目标,但它仅惠及个人;而代治权惠及全人类,并要求培养美德 [23]。义士是那些实践这种超额美德的人。相比之下,“多神教徒确实是不洁的” [24]。那些给安拉 ﷻ 寻找伙伴的人可能穿着一尘不染的衣服,但他们在精神上是不洁的 [25]。
 
## 超然(*zuhd*)
 
想要净化灵魂的求学者必须过一种“苏赫德”(*zuhd*,苦修/超然)的生活。这不仅意味着从世界中解脱出来,还意味着对安拉 ﷻ 的奉献生活。与斯多葛学派非常相似,“扎希德”(*zāhid*,超然者)认为沉溺于这个世界转瞬即逝的快乐是愚蠢的。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的恩典,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 [26] 与其为我们注定会失去的东西感到心烦意乱,我们不如专注于培养稳定而持久的美德。
 
早期的苦修者(*zuhhād*)过去常实践最高形式的克制,但初学者仅被要求做到最低限度,例如在斋月斋戒。学生必须学会限制其世俗需求并戒除非法之物。伊斯法哈尼说,超然(*zuhd*)是限制自己只取极少部分,并引用了《古兰经》中允许我们从河中舀取一点水的经文 [27]。然而,高级苦修者只关注安拉 ﷻ ,不被世俗分心。分心的人就像流向不同方向的小溪。大地和空气吸收了水分,留给植物的很少 [28]。
 
真正的求学者不像那条小溪。他对安拉 ﷻ 有专一的奉献,不被任何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他超然于今世(*dunyā*),并以真诚的意图追求知识,正如伊本·贾玛所说:
 
> [学生应当] 尽可能多地剪断那些分散精力的牵挂和阻碍完成探索、付出努力以及保持求学勤奋的障碍,因为这些东西就像路障。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穆斯林建议离开家人、告别故乡,因为心灵一旦分心,就无法达到真理和深奥的精妙之处。“真主 ﷻ 没有在任何人的胸腔内创造两个心。” [29]
 
提到“两个心”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追求那能导向认识安拉 ﷻ 的知识上。我们不应被物质事物所分心,因为它们在审判日对我们毫无益处:“在众生复活之日,求你不要羞辱我。在那日,财富和子孙都无裨益,唯带着健全之心来见真主 ﷻ 者,[方有裨益]。” [30]
 
正如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的 [31],特别是从他的自传《脱离迷误》中,加扎利经历了一场心理-精神危机。在巴格达担任教授期间,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并传播知识并非为了安拉 ﷻ ,而是为了名声。加扎利知道他的心智就像一条四散的小溪,他的心是不健全的。他的导师建议他:“途径是将自己从物质世界中解脱出来,使你的心甚至不再转向家庭、财富、国家、知识或权力。” [32]
 
加扎利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并在其自传中说:
 
> 我还察觉到,除非我畏惧安拉 ﷻ 并拒绝所有的激情 [33],否则我无法指望永恒的幸福;也就是说,我应当首先打破心灵对世界的眷恋。我需要放弃对地上生活的幻觉,以对全能安拉 ﷻ 最强烈的渴望将注意力转向我永恒的家园。……我察觉到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对于通往后世的道路毫无价值 [34]。
 
他感到需要追求知识,不是为了财富或名望,而是为了安拉 ﷻ 的喜悦。他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应当忙于对自己核心存在的参悟以及对自我属性的认知,放弃这个世界的眷恋,并净化你自我的应受谴责的天性。” [35] 加扎利的精神导师希望他驯服他的自我并学习正确的礼仪(*adab*)。
 
## 对老师的礼仪
 
对学生进行道德训练的基本条件是承认教育者的权威,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早期服从父母有助于后期服从老师。这不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是一种仁爱的行为。这就是礼仪(*adab*)。我们承认老师在伊斯兰教中的崇高地位,并对他们感到负债。《古兰经》说:“应当孝敬父母(*bi’l-wālidayn iḥsān*)。” [36] 我们被期望将同样的仁爱延伸到我们的老师身上。
 
受到加扎利启发的伊本·贾玛描述了学生应当对老师遵守的礼仪规则。他们应当为老师辩护,反对那些说老师坏话的人;他们应当拜谒他的坟墓;他们应当为他寻求宽恕并代其施舍;如果老师生气了,他们应当道歉;他们应当感谢他的引导;进入他的房间应当请求许可;在他面前应当恭敬地坐着;请教问题应当彬彬有礼;老师讲话时不应打断;老师讲话时也不应与同学交谈 [37]。
 
受到圣训的启发,伊斯法哈尼指出老师应当像学生的父亲一样。他应当温和地引导他们,总是鼓励他们但绝不扼杀他们。老师应当比父亲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虽然父亲主要关心孩子的物质福利,但老师最关心的是他的精神福利。伊斯法哈尼说:
 
> 老师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他对他人的重要性超过了他们自己的父母。当被问及他是否比尊敬父亲更尊敬他的老师时,伊斯法哈尼回答说:“事实上我的老师更受尊敬,因为他是获得永恒生命的因由;我的父亲是获得转瞬即逝生命的因由。”先知 ﷺ 也说:“我对于你们就像父亲一样。” [38] 因此,伦理学老师应当效法先知 ﷺ 引导人们的榜样,并应当对学生和蔼。安拉 ﷻ 描述先知 ﷺ 为“非常关切你们,对信士们是仁爱且慈悯的。” [39] 因此,老师应当像先知 ﷺ 对待圣门弟子那样,对学生和蔼且富有同情心。
 
学生应当信任老师及其传授的知识,正如病人信任医生及其开出的药物 [40]。他们应当乐于接受老师的教导,正如土地乐于接受雨水 [41]。安拉 ﷻ 说:“对于有心的人,或留心听讲的人,此中确有一种教训。” [42] 那么,信士们就不应仅仅是听到《古兰经》,而是应当专注地聆听它,吸收其含义并将其应用于生活。
 
学生应当通过不询问与当前主题无关的事项来尊重老师。先知穆萨询问那位虔诚的仆人希德尔(Khiḍr):“我可以跟随你,以便你把你所学得的睿智教给我吗?” [43] 他愿意学习,但希德尔向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许提问。根据伊斯法哈尼的观点,这一条件并不矛盾于这节经文:“你们如果不了解,就应当询问深明教义者。” [44] 关键不在于学生不应提问;关键在于学生不应沉溺于他尚未准备好理解的论争性事项,那可能会使他误入歧途。提问应当以尊重的态度提出,旨在澄清而不是混淆 [45]。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学生,因为知识是一生的追求。即使是先知也可以向他人学习。先知穆萨曾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宗教的人,直到安拉 ﷻ 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教他某些关于奥秘科学(*bāṭinī*,内在知识)的事情。穆萨虽然是先知且在知识上显而易见地优越(特别是显教科学 *ẓāhirī*,外在知识),但他仍谦虚地向安拉 ﷻ 的仆人希德尔求学 [46]。拉齐(卒于 1209 年)在其对《古兰经》18:60 的注释中观察到:
 
> 穆萨与希德尔的事迹清楚地表明,即使像穆萨这样的先知也不拥有所有的知识,因为“在每个有知识的人之上,都有一个全知者” [47]。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教训包括:学生在老师面前的谦卑;学生从老师那里学习新事物的热忱;他可以做出的牺牲(如远道跋涉去见老师);以及尊重老师权威的重要性,不参与超出其理解范围的论争性事项。
 
## 对知识的礼仪
 
本节将处理我们对知识态度的三个方面:意识到知识等级的重要性;通过其成果来判断特定学科价值的重要性;以及尊重所有知识学科的重要性。
 
## 知识的等级
 
求学者的礼仪(*adab*)要求他尊重所有知识学科,同时承认它们存在于一个层级结构中,因为某些学科被赋予了优先权。他应当在进入更高级别之前学习基础知识。
 
伊斯法哈尼说:
 
> 一个人不应在对基础知识有足够了解之前学习新的学科,因为杂乱无章的信息流可能会使他困惑并妨碍他的理解。当安拉 ﷻ 提到“我把经典赏赐他们,他们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 [48] 时,他指的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上真诚致力于掌握一门艺术或科学的人。他们只有在掌握了前一个级别的学习后,才会进入下一个级别的学习 [49]。
 
《古兰经》2:121 中的“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ḥaqq tilāwatih*)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人们应当以优美的读法(*tajwīd*)或完美的读音来诵读《古兰经》,但同时也应当有一颗真诚且敬畏安拉 ﷻ 的心。第二层含义是人们应当实践(*ʿamal*)《古兰经》的信息。因此,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对知识的掌握不仅涉及其理论上的精通,还涉及其实践应用:
 
> 知识绝不应与善功分离。在《古兰经》中,信仰与善功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读到“那些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50],我们被告知“好话只上升到他那里,他提升一切善功” [51]。俗说:“罪恶的关键在于知识与行动的分离。”又说:“知识就像根基,行动就像建筑;如果建筑不建在根基上,注定会倒塌。” [52]
 
因此,知识与行动不应分离。礼仪(*adab*)必然因此行动为导向的。正是实践将美德嵌入人类的灵魂。善功确认了好话;安拉 ﷻ 不接受没有前者的后者。人们通过舌头的言语和肢体的活动来纪念他 [53]。仅说“至尊主啊”(*Yā Karīm*)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慷慨来行动。
 
知识的等级也意味着学生必须根据其能力从一个级别进阶到另一个级别。学生应当仅寻求当前级别所需的知识。伊斯法哈尼用旅行者的类比来说明这一点:
 
> [学生的] 职责应当是将各种科学视为他在旅行的不同阶段所需的给养。他应当在每个阶段消耗他所需的给养,而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特定领域达到完美。那可能需要一生甚至更长时间,而他仍将无法探其深、达其高 [54]。
 
踏上求知之路的学生必须小份地消耗其果实,以免难以消化所教的内容。恰当地掌握一个学科优于对多个学科的肤浅了解,因为“结果少的树只要能惠及他人,就不是无用的” [55]。那么,在学习方面,适度的节奏是最好的。知识之路需要一生去跨越,试图匆忙通过只会确保学生永远无法达到对安拉 ﷻ 的真正认知。
 
总之,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知识的基础至关重要。正如脆弱的基础会削弱建筑物承载重负的能力,脆弱的认识论基础也会削弱学生承担真正知识数量和复杂性的能力。哲学和神学(*kalām*)中的复杂主题往往难以消化并导致困惑。因此,学生必须找一位专注于核心知识及其应用实践的老师。
 
## 如何识别学科的价值
 
任何学科如果指向认识安拉 ﷻ [56] 及人类的福祉,就是有益的;正如任何学科如果旨在实现更恶意的目的,就是有害的。例如,为了开发武器而进行的核科学研究是有害的,但为了提供电力而进行的研究是有益的。虽然为了物质利益的知识也是可以的,但这并非知识的终点。
 
伊斯法哈尼指出,知识的美德可以通过“其成果的高贵性和其原则的真实性”来识别。宗教科学比医学科学更高贵 [57];前者关系到永恒的生命,而后者惠及暂时的生命 [58]。宗教科学应当被赋予最大的价值,因为它们与礼仪(*adab*)和崇拜(*ʿibādah*)一起,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maʿrifah*)。了解宗教的实践方面,包括教法、伦理、崇拜、人际关系、饮食、婚姻和刑罚 [59],都能加深我们对安拉 ﷻ 的理解。此类知识产出的成果实现了人类内心向往安拉 ﷻ 的天性。
 
那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在于它们支持宗教科学。这些辅助性科学包括医学、数学、逻辑学、哲学和辩论神学。然而,它们对于大众(*ʿawām*)并非必不可少,而是对于那些有智力倾向的人。虽然这些是辅助性科学,但它们能协助学生获得永恒的幸福。
 
## 学生不应对学科持有偏见
 
学科存在价值等级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中任何一个的理由。“人们是他们所无知事物的敌人。” [60] 学者们经常蔑视那些他们没有掌握的学科。圣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夸耀自己的专业,并看不起神学专业的学生,反之也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专业化之前应当获取通用知识,以便他们能够欣赏其他知识分支的功绩。的确,在安拉 ﷻ 看来,信士们根据其知识地位而等级不同:“他们在真主 ﷻ 那里,分为许多等级” [61];以及“真主 ﷻ 将你们中信道的人提升若干级,将受过学问的人提升若干级” [62]。然而,所有的学科仍应受到尊重,因为它们都有潜力指引我们认识安拉 ﷻ [63]:
 
> 一个明智的人绝不会蔑视任何类型的知识。他会重视它并感激教导他的老师。一些哲人说:“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在我们心中灌输怀疑以激发我们寻求知识的父亲,胜过感谢那些传授了一点知识给我们的人。如果没有那样的怀疑和知识,我们将会感到困惑,无法获取今后两世能惠及我们的知识。” [64]
 
明智的人受怀疑的启发,因为它促使他深入探索;他感激那些激发他思考的老师 [65]。这不是无神论者的存在主义怀疑,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论。它是对所有的思想流派和学科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不应盲目地追随这些。如果理智科学(如哲学和辩论神学)能引导我们认识安拉 ﷻ ,那么安拉 ﷻ 将奖赏那些哲学和神学的倡导者,尽管他们的学科排名低于宗教科学(如古兰经背诵、圣训和法学)。加扎利说:
 
> 正如护士的护理在战场上很重要,供水者的帮助在朝觐期间很重要,神学家和哲学家由于其对宗教科学的证明论证也是有用的。如果他们荣耀安拉 ﷻ ,安拉 ﷻ 将奖赏他们。在荣耀安拉 ﷻ 的人中,等级最高的是先知,其次是圣徒,然后是学者,最后是追随他们的虔诚者 [66]。
 
推理性知识,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神学的,都不应为了其自身而被追求,而应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荣耀安拉 ﷻ 的一种手段。但要真正认识安拉 ﷻ ——超越书籍所提供的有限理解——我们必须转向礼仪(*adab*)。如前所述,礼仪的目的高于单纯的礼节;它最终必须导向“认识”。
 
总之,我们应当尊重知识的所有分支,无论其排名如何。我们通过果实来判断学科的价值,因此任何学科只要能导向荣耀安拉 ﷻ ,就是有价值的。
 
## 结论
 
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伦理学家将教育视为形成个人和社会道德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遵守恰当的礼仪对于构建性格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的视角提供关于求学者礼仪的古兰经视角。
 
加扎利在《行为准则》中以更系统的方式采纳并详述了伊斯法哈尼提出的求学者义务。这些义务为培养美德提供了途径,而美德是通往对安拉 ﷻ 体验性认知的钥匙。我将求学者的义务概括为礼仪的三大原则:对自我、对老师以及对知识本身的礼仪。
 
获得对安拉 ﷻ “认识”(*maʿrifah*)的起点是灵魂(*nafs*)的净化。这就是对自我的礼仪(*adab*)。这要求获取美德,无论是内在的(如勇气)还是外在的(如财富)。这些美德在信仰的启发下,应当导向“认识”。所有的知识都应服务于这一目的。为今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身体营养很重要,但为后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精神营养很重要。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关于礼仪(*adab*)的知识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活出那种礼仪。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信士才能吸收美德;且只有当美德成为第二天性时,信士才能被它们所定义。慷慨的人是其慷慨来自于内在,而不是来自于法律或社会的外部强加 [67]。礼仪(*adab*)是关于自律的,由此美德的内在化产生了“认识”。
 
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还认为,求学者的礼仪是承认知识的层级结构,并瞄准其顶峰:认识安拉 ﷻ 。所有的学科都很重要,但某些学科比其他学科更重要 [68]。
 
这在今天可能难以想象,但伊斯法哈尼在他的时代就对信息的过度饱和感到担忧。人们不禁会想,在一个没有电、没有印刷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怎么会有泛滥的信息呢。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数字时代面临的情况是多么具有挑战性。我们被海量的伊斯兰视频、直播课程、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轰炸,以至于我们难以应对断裂数据的雪崩,难以区分真伪。阅读是多么转瞬即逝,对这如潮水般涌来的资料的理解是多么肤浅。似乎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就越浅薄。
 
现代自由主义教育学试图培养“批判性思维”,但我们甚至还没有获取或内在化对于我们道德和精神转变至关重要的核心宗教知识。经典的伊斯兰学习建立在口传传统之上。学生在老师面前诵读文本(通常是在清真寺或经学院),只有在他掌握了文本或学科后,才会进阶到下一个阶段。这种传统的学习方法在今天几乎不再被实践。在线教学正逐渐取代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这使得老师更难在学生身上培养礼仪(*adab*)。
 
与现代西方教育(侧重于为市场经济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相比,伊斯兰教育教导我们如何培育灵魂,为认识安拉 ﷻ 和后世的幸福做准备。我们需要科学来建设我们的文明并谋取生计,但我们绝不能生活在物质舒适本身就能让我们幸福的幻觉中。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但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带给我们永恒。否则,就是疏远我们的天性(*fiṭrah*)并忘记我们存在的目的。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经典的伊斯兰哲学家最终提醒我们,将礼仪(*adab*)重新引入我们的教育,将允许我们真正发现安拉 ﷻ 和我们自己,并在今后两世获得幸福。
 
## 注释
 
[1]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的伦理教育影响,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研究。
[2] ^ 莱恩(Lane)指出,在词典学家看来,*al-’ilm* 和 *maʿrifah* 以及 *al-shu’ur* 被赋予相同的含义。
[3] ^ 伊斯法哈尼,《古兰经词义汇编》。关于伊斯法哈尼的认识论及他对 *‘ilm* 和 *maʿrifah* 的定义,见亚辛·穆罕默德的《通往美德之路》。
[4] ^ 乔尔·克莱默,《伊斯兰复兴中的人道主义》。
[5] ^ 哲学教育专题论文未被完整保存,但相关内容可见于后世著作。
[6] ^ 乔尔·克莱默,《人道主义》,vi。
[7] ^ 《阿拉伯文学百科全书》,词条“Adab”,作者 Hilary Kilpatrick。
[8] ^ 同上。
[9] ^ 知识及其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在九至十一世纪成为重要的教育主题。
[10] ^ 阿布·阿卜杜·拉赫曼·苏拉米,《苏非行为守则汇编》。
[11] ^ 穆罕默德·伊本·萨农撰写了关于小学古兰经教学的最早专题论文《教师的礼仪》。
[12] ^ 马瓦尔迪撰写了《今世与宗教的礼仪》,整合了礼仪的文学和伦理维度。
[13] ^ 伊本·贾玛·基纳尼撰写了《听者与说者关于学者与学生礼仪的备忘录》。
[14] ^ 在其《学生学习方法指南》中,考察了宗教义务、个人卫生等,可能受到伊斯法哈尼的启发。
[15] ^ 关于伊斯法哈尼的生平与思想,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研究。
[16] ^ 我们参考了加扎利的《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本。
[17] ^ 阿布·哈米德·加扎利,《宗教科学的复兴》。
[18]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教育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见相关论著。
[19] ^ 关于安拉 ﷻ 的理论知识与体验知识的区别在后来的伊斯兰历史中得到了详述。
[20] ^ 伊斯法哈尼,《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200ff。
[21]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241;加扎利,《复兴》,1:76。
[22] ^ 伊斯法哈尼,《途径》,96。
[23] ^ 仪式崇拜是义务(*fard*),而追求美德是超额的(*nafl*)。
[24] ^ 《古兰经》9:28。
[25] ^ 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不洁”(*najis*)不仅指物理上的。
[26] ^ 《古兰经》57:20。
[27] ^ 伊斯法哈尼,《途径》,320;《古兰经》2:249。
[2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29]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78;《古兰经》33:4。
[30] ^ 《古兰经》26:87–89。
[31]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3f。
[32] ^ 加扎利,《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197。
[33] ^ 必须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并非完全拒绝欲望,而是主张调节。
[34] ^ 加扎利,《脱离迷误》。
[35] ^ 加扎利,《致弟子的信》。
[36] ^ 《古兰经》2:83, 4:36, 6:151。
[37]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65–170。
[38] ^ 《伊本·马哲圣训集》,清洁篇;《纳赛尔圣训集》,清洁篇。
[3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古兰经》9:128。
[40]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41] ^ 同上,244–46。
[42] ^ 《古兰经》50:37。
[43] ^ 《古兰经》18:66。
[44] ^ 《古兰经》16:43。
[4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2–43。
[46] ^ 虽然在古兰经中未明确提及姓名,但学者认为《古兰经》18:65–82 中的仆人就是希德尔。
[47] ^ 拉齐引用;《古兰经》12:76。
[48] ^ 《古兰经》2:121。
[4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0] ^ 《古兰经》18:107。
[51] ^ 《古兰经》35:10。
[52]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3] ^ 沙菲,《古兰经诠释》,327–28。
[5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
[5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237。
[56] ^ 第七项义务对应《复兴》第一卷第一章的相关部分。
[57] ^ 经典意义上的医学不仅限于治疗疾病,还包括保持健康的行为模式。
[5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1。
[59] ^ 加扎利,《行为准则》,230。宗教的理论维度涉及本体现实。
[60]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不信者拒绝《古兰经》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
[61] ^ 《古兰经》3:163。
[62] ^ 《古兰经》58:11。
[63]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
[6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2。
[65] ^ 加扎利,《行为准则》,409。加扎利重视怀疑作为获得确信的手段。
[66] ^ 加扎利,《行为准则》,361–362;对应《复兴》中的第九项义务。
[67] ^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观察到的:卓越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
[68] ^ 关于加扎利知识论的深度探讨,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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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辛·穆罕默德 (Yasien Mo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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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监护者:解析《古兰经》与犹太及基督宗教文献的互动



 
## 导言
 
《古兰经》是安拉 ﷻ 最终的启示,也是全人类精神引导的终极源泉。它传递引导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叙事,即通过频繁讲述过去的故事来教导其历史听众及后世子孙。由于《古兰经》是对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社区所知的早期启示(如 2:97, 3:3, 20:133)的确认和延续,它的故事很少是完全陌生的,而是在之前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传统不仅包含在《圣经》中,还包含在由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经多个世纪传递、详述并记录的大量“次经/伪经”(extra-biblical)传统中,这些传统经常对圣经叙事进行诠释、扩展或补充。《古兰经》经常像对待《圣经》本身一样与这些次经传统互动 [1]。
 
这一在《古兰经》中非常突出的特征被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和传统的互动。例如,《古兰经》10:98 提到了“约拿的子民”(*qawm Yūnus*)的悔罪,这一参考在结合圣经《约拿书》的故事背景阅读时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同样,《黄牛章》中关于众天使在阿丹受造后向其下跪的记载,在《古兰经》降示前几个世纪流传的关于阿丹的基督宗教和犹太教故事中也有类似之处。
 
穆斯林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利用圣经传统来理解《古兰经》,这一趋势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学术界也日益兴起。圣训和经注(*tafsīr*)著作中包含大量报告,指出早期解经家(最著名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堂弟兼弟子伊本·阿拔斯)在评论先知故事时,叙述了源自犹太和基督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被称为“以色列传说”(*isrāʾīliyyāt*)。虽然圣训文献中包含一些先知 ﷺ 或其圣门弟子批评使用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的报告,但对待这些传统的总体政策体现在先知 ﷺ 真实传述的言论中:“传述来自以色列后裔的话——这没有问题” [2],以及“既不要相信也不要不信经注者” [3]。也就是说,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可以作为信息来源参考,但在未经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个人宗教教义或实践的标准。因此,在早期穆斯林经注中,使用“以色列传说”是一种普遍做法 [4]。
 
仅举一例,《古兰经》19:56-57 读到:“你应当在经典里提及伊德里斯,他确是真诚的,确是先知。我把他提升到崇高的地位。”许多早期经注将伊德里斯认定为圣经中的以诺(Enoch),《圣经》关于他说道:“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创世记 5:24)。在塔巴里(al-Ṭabarī)对这些古兰经文的解释中,他引用了各种传述,称伊德里斯被一名天使带到了天堂,这一想法在大量前伊斯兰时期的关于以诺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都有发现 [5]。
 
早期的穆斯林解经家利用“以色列传说”为《古兰经》中提到的圣经人物故事提供进一步的背景,而早期的西方关于《古兰经》互文性的学术研究则试图寻找《古兰经》所谓的“来源”,将其视为一部基本上是衍生的作品,由对圣经和次经传说混淆的改编组成。这种态度反映在亚伯拉罕·盖格尔(Abraham Geiger)1833 年开创性著作的标题中:《穆罕默德从犹太教中汲取了什么?》(*Was hat Mohammed aus dem Judentume aufgenommen?*) [6]。
 
此后的西方古兰经研究经历了范式转移,远离了其带有论争色彩的起源。当代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将《古兰经》还原为所谓的“来源”,而是寻求从《古兰经》自身独立的立场出发,理解它如何与犹太和基督宗教受众中流传的传统密切互动并进行批判——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呈现了对这些传统的“纠偏式重述” [7]。
 
顺应这一较新的研究方法,西德尼·格里菲斯(Sidney Griffith)评论道:“[《古兰经》]不能被还原为任何所谓的来源。早期的论述在其中不仅出现在新的背景下,而且为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叙事而经过了塑造、裁剪和重新表述。” [8] 这种方法承认《古兰经》是“其自身的文本……拥有其特有的神学议程和文学逻辑”,因此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其所谓的“来源” [9]。
 
西方学术界因此开始欣赏《古兰经》对之前传统的纠偏作用,这一作用在启示本身中就有描述:
 
>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经典,而监护(*muhaymin ʿalayh*)之。(5:48)
 
正如经典的古兰经学者萨阿里比(al-Thaʿālibī,卒于 1470 年)所解释的,《古兰经》作为先前启示的“监护者”(*muhaymin*)或“权威者”地位意味着它“证实了其中真实的内容”,同时也“恢复了真理并抵消了[其中发现的任何]腐蚀” [10]。
 
即使在现代古兰经互文性观念出现之前,穆斯林学术界就已经阐述了《古兰经》既肯定又纠正先前已遭腐蚀的经典这一观点。但具体而言,《古兰经》是如何既肯定又纠正先前流传的记载的呢?
 
## 阿丹(愿主赐他平安)故事中的一个例子
 
为了提供《古兰经》与先前文献互动的初步示例,请考虑众天使向阿丹(愿主赐他平安)下跪的故事,这一记载在《古兰经》多处被提及。15:28-30 中有一段简短的参考:
 
> [记得]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确要用黑色的黏土塑造一个凡人。当我把它塑造完成,并将我的灵气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你们应当向他倒地叩头。”众天使全体叩头。
 
虽然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在《圣经》的创世故事中是缺失的,但在《圣经》之后(post-biblical)的各种犹太和基督宗教版本的创世故事中都有发现。《宝库洞》(*Cave of Treasures*)是一部叙利亚语基督宗教文本,通常被认为不晚于六世纪 [11],其中包含对此情节的极具基督宗教色彩的渲染。在这一记载中,阿丹以安拉 ﷻ 形象的“辉煌外表”受造,并被赋予了“王权之袍”和“荣耀之冕”。众天使看到阿丹的这种形象后感到惊叹,安拉 ﷻ 便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并崇拜他 [12]。由于许多教父将阿丹视为耶稣本人的预表(cf. 罗马书 5:14),这种对阿丹的“神化”旨在强调耶稣的神性。
 
为了回应这种明显的基督宗教故事,拉比犹太人以一种旨在削弱这种基督论信息的方式重述了这个故事。其中一种版本保存在《创世记大疏》(*Genesis Rabbah*)中,这是一部可能在五世纪编纂的拉比对《创世记》的注释 [13]。《创世记大疏》通过声称虽然众天使在崇拜中向阿丹下跪,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安拉 ﷻ 命令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误将拥有安拉 ﷻ 形象的阿丹当成了安拉 ﷻ 本人,就像王室臣民打算向国王致敬却误将其总督当成了国王一样。结果,安拉 ﷻ 让阿丹入睡,向众天使展示了他们所崇拜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凡人。通过这种方式重述下跪情节,拉比们暗示正如天使对阿丹的崇拜是一个错误,同时代的基督徒对耶稣的崇拜也是一个错误。
 
上述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文本构成了《古兰经》的“互文”(intertexts)——即它们代表了《古兰经》在讲述其自身权威记载时所互动的那些故事。在这样做时,《古兰经》以一种表达其自身独特神学观点的方式,肯定并拒绝了来自基督宗教和犹太教版本中的元素,以“手术般的精确性”纠正了它们的过当之处 [14]。例如,与基督宗教叙事一致(而与犹太教叙事相反),《古兰经》接受了众天使是按安拉 ﷻ 的命令向阿丹下跪的。然而,与犹太教叙事一致(而与基督宗教叙事相反),《古兰经》坚持认为阿丹仅仅扮演了由安拉 ﷻ 任命的代治者或“总督”(*khalīfa*)的角色(2:30),而不是安拉 ﷻ 的神性寓于其身。因此,《古兰经》仅描述天使向阿丹“下跪”(2:34),而没有描述“崇拜”他。
 
此外,基督宗教记载提到了阿丹神圣的“荣耀”(*teshbūḥthā*)并称众天使“圣化”(*mqadshīn*)了他,而《古兰经》则描绘众天使对安拉 ﷻ 宣告:“我们赞颂你(*nusabbiḥuka*),并称颂你为神圣(*nuqaddisu laka*)”,使用了叙利亚语术语的阿拉伯语同源词,但将它们应用于安拉 ﷻ 而非阿丹。因此,《古兰经》捍卫了安拉 ﷻ 独一的神性不受基督宗教记载的影响,维护了阿丹作为安拉 ﷻ 代治者的高贵但非神圣的地位,并使众天使免于错误崇拜阿丹的嫌疑。此外,《古兰经》肯定安拉 ﷻ 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削弱了麦加多神教徒对其崇拜天使的辩解 [15]。
 
因此,《古兰经》呈现了其自身独特的阿丹故事叙事,同时以一种奇妙精确且精妙的方式,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版本的故事互动并对其进行了纠正。
 
## 《古兰经》的次经互文
 
上述例子突显了互文性研究如何揭示《古兰经》与先前传统互动的精妙方式,甚至到了在其原始语言中援引非阿拉伯语文本的程度。尽管如此,像阿丹故事这样的互文性例子也为穆斯林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各种历史问题。由于《古兰经》是对先前经典的确认(如前文讨论的 5:48),它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不仅不令人惊讶,甚至是预料之中的。然而,阿丹故事中的这个情节在《圣经》中并未发现,而是存在于诸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之类的次经犹太和基督宗教来源中。为什么《古兰经》会与某些次经传说或圣经故事后期的扩充(如拉比米德拉什、伪福音书或叙利亚基督宗教文献中发现的内容)互动,而不仅限于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呢?
 
要理解《古兰经》为何与这些故事互动,首先必须认识到,虽然此类次经记载在今天被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遗忘或视为“次要”,但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古兰经》降示前及降示时,甚至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伊斯兰传统不仅由《古兰经》组成,还包含大量的圣训、解经传统、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以及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历史等,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先知 ﷺ 时代也已经发展出大量丰富的传统,通过口头和文本传播,作为其正典经典的补充。正如安妮特·里德(Annette Reed)关于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广泛使用次经传统所写的:“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中,圣经文献、圣经伪经 [16] 和圣经解释之间的流变边界有力地提醒我们……留给古代晚期 [18]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经遗产 *远远超出了成为正典的那些书籍的文本*。” [19] 因此,仅基于《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本身而对其进行的怀疑论批评将是脱离历史背景的。
 
那么,哪些次经文本和传统在古代晚期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具有权威性呢?拉比犹太人珍视大量的“米德拉什”(*midrash*),即最初口头流传,后来逐渐被收集并编纂在各种拉比文献中的解经传统。米德拉什涵盖了法律传统(*halakhah*)和非法律解经传统(*aggadah*),后者显著地包括了对圣经故事的重塑和扩充。在公元 200 年至 500 年间,其中许多传统被编纂在《塔木德》中,被拉比犹太人视为神授的“口传律法”,本质上构成了与希伯来圣经并列的第二部经典 [20]。大量的法律传统也在第一个千年中被记录在《塔木德》之外。同样,古代晚期的各个基督宗教团体阅读并传播次经文本,如伪福音书(特别是“童年福音”,其中包含耶稣出生和童年的叙述)、教父著作、讲道词、法典、启示录、圣经经注以及其他宗教写作类型。
 
此外,应当记住,《圣经》本身——包括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宗教新约——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次经互文性。自近东考古学兴起以来,圣经学者研究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传统(如创世和洪水叙事)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传统之间的类似之处 [21]。同样,新约反映了各种在希伯来圣经中缺失但植根于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次经文献的传统 [22]。由于人们可以预料一部经典会与其试图教导的人群的信仰进行互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兰经》的互文性延伸到了犹太和基督宗教圣经正典的界限之外。《古兰经》反复提醒它是对经注者手中之物的“证实”(如 2:41),因此可以理解为包括这一更广泛的次经文献体系中的元素。
 
## 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
 
尽管如此,《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仍然引起了怀疑论者的批评。由于《古兰经》在多处宣称其讲述的是真实的过去记载(如 3:44; 12:102; 28:44),其部分叙事与古代晚期(约公元 200-800 年)之后圣经时代的传统(如《创世记大疏》和叙利亚语《宝库洞》)所共享的相似性,引发了这样一种指责:即《古兰经》错误地假设了非正典的后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而怀疑者声称这些故事显然具有人为起源,包含传奇主题,或者其成书时间距离它们声称描述的历史事件太晚,不可能是对历史过去的可靠记忆。这种指责矛盾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即《古兰经》的故事绝非“古人的神话”(古兰经 8:31)。
 
对上述异议的恰当反驳需要一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应当调和主流伊斯兰信仰与研究《古兰经》互文性所发现的历史证据,同时尊重理性及历史探究的原则。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追求这一目标之前,澄清信士肯定《古兰经》对历史过去的回忆意味着什么将是有用的。在多处,安拉 ﷻ 强调他所叙述的记载属于不可企及的“幽玄”领域:
 
> 这是关于幽玄(*al-ghayb*)的消息,我启示给你。在你之前,你和你的族人,都不知道它。你应当坚忍。善果确是归于敬畏者的。 (11:49)
 
因此,信士接受《古兰经》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的首要基础应当是安拉 ﷻ 自身的见证,而非任何特定的历史数据集合。穆斯林不需要为每一个在圣经或次经文献中有类似之处的古兰经故事提供历史证据。相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仅需要说明并行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如何可能源于神授的来源,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古兰经》中呈现且不与历史事实发生明显冲突。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假设了历史学家在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凿性。最终,绝大多数此类互文在《古兰经》启示之前存在的事实缺乏无可反驳的证据。这些文本的最早手稿通常比《古兰经》的第一批手稿晚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的尝试通常具有推测性质,往往基于文学或见证方面的考虑。这与科学可观测事实所能提供的确凿性相去甚远 [23]。此外,与科学观测不同,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而可能揭示更多过去的证据很少能保存到今天供历史学家研究。
 
因此,指责《古兰经》“借用”的论点仅因所涉证据的性质,从未达到很高的确凿程度。这是穆斯林在面对任何特定的历史怀疑时应当记住的一点,因为安拉 ﷻ 最终拥有人类所不具备的对过去的知识。尽管如此,我们提出的方法论大体上接受了历史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历史学家对许多拟议的《古兰经》互文的断代方式 [24]。我们的意图是表明历史证据不必被全盘否定。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互文性甚至可以暗示《古兰经》的神圣作者身份。考虑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不被认为研究过基督宗教和犹太教传统,显而易见,《古兰经》对圣经和次经文本表现出如此深刻的了解是令人瞩目的。这是《古兰经》本身提出的一个论点:
 
> 以前,你不会读书,也不会用右手写字;(否则),那些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 (29:48)
 
这节经文和其他类似的经文是由先知 ﷺ 在对其宣教怀有敌意的环境中公开诵读的。考虑到先知的对手在《古兰经》降示前的一生中都了解他(10:16),如果已知他曾研究过犹太和基督宗教知识,那么诋毁他的信息将是轻而易举的 [25]。当与先知 ﷺ 本人缺乏经典教育这一事实并置时,不难看出《古兰经》互文性的精妙例子如何能为《古兰经》的神圣起源提供证据。因此,我们在本文末尾包含了一个简短的部分,详细介绍了此类例子。
 
基于互文性证据为《古兰经》的真实性主张呈现更详细的论证将留待未来的文章。目前,我们的主要意图是提供一种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论,基于《古兰经》互文互动而产生的历史异议可以被中和。我们现在怀着这一目标呈现我们的方法论。
 
鉴于《古兰经》与反映多样类型和内容的大量传统互动,提供一个能解释所有互文相似之处的单一解释是不可能的。相反,对《古兰经》互文性的真正理解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传统的多样化特征以及发现它们的来源。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勾勒的框架涉及推导出几种不同类别的《古兰经》互文,并提出从信士的角度评估它们的方法。这些互文类别可列举如下: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下文中,我们将用例子解释并说明每一类《古兰经》互文性,旨在演示穆斯林如何理解每一类别的其他案例。这将为读者评估他们遇到的更多案例提供一个框架。为了后续参考,我们在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个流程图,勾勒出了读者可以用来分类并评估本文处理的具体例子之外的互文相似之处的逐步过程。
 
同时也欢迎读者对我们讨论的特定例子重新分类,以便以某种其他方式进行解释。对于任何特定的《古兰经》互文例子,存在不止一种有效解释是完全可能的。有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讨论例子的替代解释。
 
在继续之前,关于翻译的简短说明如下:古兰经段落的翻译通常是我们自己的;但有时我们依靠穆斯塔法·哈塔布(Mustafa Khattab)的《清晰的古兰经》来提供翻译参考。其他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文本由作者直接从原始版本翻译,并在注释中提供了叙利亚语文本来源版本的参考文献。圣经段落的引用取自“新修订标准版”(NRSV)。其他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希腊语或其他语言的来源及其翻译参考见随附的注释。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本指南是开发穆斯林阅读《古兰经》互文性方法的一次初步尝试。在本文的过程中可能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途径,希望穆斯林研究人员能够扩展、完善或修订此处勾勒的方法。在讨论了这些前提后,我们现在可以探索我们提出的用于分类和评估《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互动的类别。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我们的第一类包括以下情况:即《古兰经》镜像了在圣经后期(即公元 1 世纪之后)编写的来源中确认的传统,但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传统包含了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先知时代的材料。这一时期的年代界限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一段圣训中得到了界定,根据该圣训,先知 ﷺ 说:
 
> 我是人中与玛利亚之子最亲近的:先知们在[信仰上]都是兄弟,在他和我之间没有先知 [26]。
 
这段圣训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的先知时代止于耶稣。然而,另一段圣训表明,以色列后裔直到耶稣时代一直拥有连续不断的先知:
 
> 以色列后裔由他们的先知们领导。每当一位先知离去,另一位先知就会继任他 [27]。
 
因此,《古兰经》与耶稣在世生涯结束之前的传统保持一致,对于穆斯林神学来说并不构成内在问题,因为这些传统可能是耶稣之前或同时代的以色列先知受到启示的结果,即使该传统位于正典犹太或基督宗教经典之外。即使是比耶稣时代晚几个世纪的文本,也可能保存了源自耶稣时代之前的极早期传统,因为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古代晚期(即《古兰经》降示时)记录下来的大量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包含在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流传的故事和传统 [28],这一时代大体上与耶稣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重合。此外,那些足够早以至于可能源自启示来源的故事和传统,可能看起来欺骗性地晚,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仅限于那些实际上保存了足够长时间以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因此,只要与《古兰经》重叠的前古兰经传统不具有任何时代错误、历史困难或在其传播过程中任何明显的文学演变迹象,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任何相似之处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共享的神圣来源。
 
如果并行的传统可以被证明能追溯到更早的来源,这种解释就会更有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回到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故事。如前所述,天使在安拉 ﷻ 命令下向阿丹下跪(15:28-30)在《圣经》中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而是发现在后期的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文本中,如《宝库洞》(约公元 6 世纪)和《创世记大疏》(约公元 5 世纪)。撇开《古兰经》对这些传统的纠偏不谈,古兰经故事与这些其他记载之间确实存在显着的重叠。
 
这种重叠很容易解释。虽然《古兰经》最直接地与同时代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保存的故事互动,但《古兰经》在这些传统中肯定的各种元素很可能起源于止于耶稣的先知时代。例如,虽然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共享主题在《圣经》中未发现,但它存在于《阿丹与夏娃传》中,这最初是一部编写于公元 1 世纪的犹太文本 [29],保存了更古老的传统。在该文本中,当安拉 ﷻ 向众天使宣告阿丹的高贵地位时,大天使米迦勒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 [30]。这一传统在《以诺二书》(2 Enoch)中也有呼应,该书也早至一世纪 [31]。一些学者认为甚至新约《希伯来书》也暗指了这一叙事 [32]。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文本反映了一个更早且更广泛流传的传统,该传统在耶稣时代或更早时期就已经流传。事实上,“死海古卷”包含一篇非正典诗篇 4Q381,其中提到天使“服侍阿丹并为其效力”,语境暗示了某种形式的崇敬 [33]。由于这篇诗篇的手稿可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 [34],所讨论的叙事部分可以具体地置于耶稣时代之前很久。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神圣启示很可能为后来的文本(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提供了间接的来源材料,从而解释了它们与《古兰经》的重叠。
 
对众天使向阿丹下跪这一主题的考察突显了该故事的前古兰经版本如何起源于更早的传统,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知活动仍然活跃的时代。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从历史上看,认为它最初源于神圣启示是有道理的,即使该叙事并未在旧约或新约中明确讲述。
 
《宝库洞》与《古兰经》关于阿丹和夏娃故事的其他某些相似之处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例如易卜劣厮拒绝服从安拉 ﷻ 向阿丹下跪。虽然这一主题也发现在 1 世纪的《阿丹与夏娃传》中,但易卜劣厮违抗安拉 ﷻ 的理由——即他是火造的,而阿丹是泥造的(古兰经 7:12, cf. 《宝库洞》3:1-7)——首先出现在 2/3 世纪的文本《巴多罗买问题》中 [35]。虽然该文本的年代晚于耶稣时代,但对于信士来说,假设易卜劣厮理由的重叠主题源自前古兰经启示并无障碍。书面文本往往比它们包含的传统晚几个世纪,正如《宝库洞》中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所证明的那样。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除了《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外,针对《古兰经》的另一种批评是:当它讲述与《圣经》共同的故事时,它混淆了这些故事,因为它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时往往与《圣经》拥有的某些细节相矛盾 [36]。此类异议很容易由穆斯林通过“歪曲”(*taḥrīf*)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该概念指的是对先前经典的腐蚀 [37]。由于穆斯林并不被要求绝对地接受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有效性,此类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古兰经》正在恢复早期启示的真理性,这些真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已被遮蔽。
 
因此,《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经典之间的差异应当被视为其对过去传统进行纠偏的方法的一个特征。当仔细检查《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不一致时,往往可以表明《古兰经》根本没有混淆任何事情,而是为了揭示与圣经叙事不同的神圣真理,而以深刻的方式蓄意回应了圣经叙事,而不仅仅是像一些怀疑论者所坚持的那样“歪曲”细节。
 
考虑一个例子,怀疑论者声称在对应圣经创世故事的部分中,《古兰经》混淆了“生命树”与“知善恶树”。这最初由亚伯拉罕·盖格尔提出,他写道:
 
> 在这一叙事的细节中,发现知善恶树与生命树之间存在一些混淆。圣经中仅提到前者是由神禁止的,蛇也仅煽动夏娃吃那棵树。在违抗发生后,我们发现提到了唯恐人类吃生命树并永远活着。穆罕默德混淆了两者。在一段经文中,他借魔鬼之口说人类吃这棵树会变成“天使”或“永生者”,但在另一段经文中,他仅提到了永恒之树 [38]。
 
盖格尔的论点是,在《圣经》中,安拉 ﷻ 禁止阿丹和夏娃吃的是“知善恶树”(创 2:16-17),蛇也引诱他们吃这棵树:
 
>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
 
>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说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 3:4-7)
 
只有当安拉 ﷻ 发现阿丹和夏娃吃了这棵树后,他才将他们逐出乐园,并派基路伯看守生命树,以免他们也获得永生的品质(创 3:22-24)。相比之下,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代替了蛇)通过告诉阿丹和夏娃如果他们吃那棵禁树,他们就会变成“永生者”(7:20; cf. 20:120)和“像天使一样”(7:20)来诱惑他们:
 
> 易卜劣厮对他们俩耳语,以便为他们显露他们被掩盖的阴部。他说:“你们的主禁止你们俩吃这棵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他对他俩起誓说:“我确是你们俩的忠实劝告者。”他用欺骗手段诱惑他俩。(7:20-22)
 
盖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古兰经》将圣经记载中阿丹和夏娃受诱惑去吃的树——知善恶树——误认为生命树。
 
然而,更仔细的考虑表明,这不是一起混淆案例,而是《古兰经》根据其自身独特的神学信息与圣经叙事进行的有目的的互动。在《古兰经》中,这棵树并不扮演道德知识或永生源泉的角色,而仅仅作为人类的第一个考验 [39]。事实上,安拉 ﷻ 远非试图扣留人类的道德知识,而是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类这种知识(76:3; 90:10; 91:8-10; cf. 2:30) [40]。因此,虽然在圣经记载中发现阿丹和夏娃最初在乐园里是赤身的,并且只有在吃了树上的果子后才对赤身感到羞耻;但在古兰经记载中,他们最初穿着天衣,并且在违抗禁令导致衣服被剥去时,本能地感到了羞耻(20:117-122)。由于《古兰经》描绘人类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辨别力,易卜劣厮试图用道德知识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在古兰经叙事中就显得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为什么《古兰经》回忆易卜劣厮通过声称如果他们吃这棵树就能获得永生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呢?易卜劣厮的这种策略在《古兰经》的人类观背景下是有意义的。请看 20:120 中引用的易卜劣厮的说法:“阿丹啊!我指引你一棵长生树和不朽的王权好吗?”这出现在安拉 ﷻ 警告先知 ﷺ 要坚忍并避免匆忙的段落中:
 
> 在启示没有对你完成之前,你不要急于诵读古兰。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但他忘了,我未发现他有坚强的意志…… (20:114-115)
 
易卜劣厮声称禁树会赋予阿丹和夏娃永生仅仅是一个诡计——利用人类急躁的倾向(cf. 21:37)以及牺牲需要坚忍但更持久的事物来追求眼前短期利益的欲望(cf. 如 75:20-21; 87:16-17)。这不是对这棵树的真实描述,因为易卜劣厮仅试图通过虚假的承诺来蛊惑人类(4:120)。因此,这一段落中阿丹被易卜劣厮欺骗的故事是给先知 ﷺ 的一个警示,提醒他即便在追求善事时也不要急躁,而要坚定。
 
此外,虽然在圣经记载中,蛇关于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是为了防止他们获得天人地位的说法实际上被证明是真的(创 3:22-24);但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声称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7:20)是对真理的一个反讽式倒置。因为安拉 ﷻ 已经通过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而使阿丹的地位高于天使(7:11; 20:116),且易卜劣厮已经知道安拉 ﷻ 实际上打算让他们复活进入永生的生命(7:14)。在圣经故事中,蛇声称安拉 ﷻ 希望阻止阿丹和夏娃获得天人地位实际上是正确的;而在古兰经故事中,易卜劣厮的说法是一个反讽式的谎言,因为安拉 ﷻ 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给予人类升入比天使更高地位并获得永恒幸福生活的机会。
 
总之,《古兰经》与《圣经》关于禁树性质的差异并不代表混淆或歪曲,而是通过与其互动来表达《古兰经》自身关于安拉 ﷻ 、人的目的、救赎及其与安拉 ﷻ 关系的独特教导 [41]。理解《古兰经》如何以及为何纠正圣经故事,可以让我们轻松消除关于《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源于古兰经误解的观念。相反,将这些差异定位在《古兰经》对先前启示的纠偏上(先前启示可能已随时间流逝而被遮蔽和遗忘),可以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并非《古兰经》与先前文本之间的所有一致点都需要通过诉诸前古兰经启示来解释。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将看到穆斯林视角如何理解假设年代在先前先知时代之后的次经相似之处。例如,在极少数情况下,《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献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仅仅可以还原为一种巧合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源于对安拉 ﷻ 、他的先知以及广义上的神圣历史的共同假设。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近的学术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古兰经》所讲述的优素福故事与《优素福讲道词》 [42](*Homilies of Joseph*)之间一些独特相似之处的关注,后者是一部五、六世纪的叙利亚语文本,曾被错误地归于叙利亚诗人和神学家纳赛尔(卒于 502 年),因此简称为“伪纳赛尔”(Pseudo-Narsai)。伪纳赛尔在优素福的故事中增加了一些圣经叙事中没有的元素 [43]。
 
例如,圣经记载并未详述优素福被困在井里时发生了什么,只是说:
 
>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收下他,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创世记 37:23-24)
 
然而,在伪纳赛尔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都在井中安慰了优素福,并向他保证他会被营救:
 
> 神圣意志随优素福一同降入井中 / 安慰并抚慰他说 / “优素福,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 / 我始终与你同在,在你生命的所有日子里 / 我将永不再离开你 / 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不会转离 / 我将与你同在,直到你见到老雅各。” (伪纳赛尔) [44]
 
> 他们把他带走,并合谋把他丢在井底。我启示他说:“将来你必定要以此事告知他们,当时他们是不知不觉的。” (12:15)
 
尽管在这个例子中,《古兰经》呼应了一个仅发现于年代远晚于先前启示时代的文本中的主题,但反思之下,这一相似之处很容易解释为《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由于关于安拉 ﷻ 和先知职分的共同观点而产生的巧合重叠。鉴于圣经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与他的先知及其追随者沟通、在逆境中支持并安抚他们的观念 [45],很自然地可以假设安拉 ﷻ 必定给过优素福类似的安抚和慰藉 [46]。因此,这种《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的相似性本身并不构成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古兰经》对优素福受启示的描写比这更贴近伪纳赛尔,例如包含了关于优素福必将再次见到其父的特定承诺,那么建议两份记载之间的重叠仅仅是巧合就是不合理的。只有在非常清楚重叠主题如何能独立产生的情况下,诉诸巧合的一致性才是合理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应当探索替代性解释,例如将重叠点定位在更早的启示中(见前文类别 1)。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正如《古兰经》验证了次经对圣经故事重述中的某些元素,同时对其他元素进行批判或拒绝一样,它对古代晚期近东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的法律传统和解释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47]。
 
通常,在这些宗教法律传统中发现的裁决在《圣经》中并未明确说明,而是通过对经典或次经来源的一定程度的人为解释推导出来的。《古兰经》偶尔验证这些“推导出的”法律传统,这引起了一些怀疑论者的批评,他们声称《古兰经》误将这些人性的法律解释当成了神圣法度。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古兰经》5:32。在叙述了凯恩(Cain)杀害其弟阿贝尔(Abel)的故事后(5:27-31),《古兰经》宣告:
 
> 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制定法令说: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全人类;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全人类。 (5:32)
 
这一“法令”似乎是对《塔木德》中一个解经传统的援引,该传统同样评论了希伯来圣经中发现的凯恩与阿贝尔的故事。在圣经记载中,凯恩杀害其弟后,安拉 ﷻ 谴责他说:
 
> 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字面上是“多份血”,*dĕmê*)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世记 4:10)
 
这节经文中奇特地使用了希伯来语复数“血”(*dĕmê*)而非单数“血”(*dām*),这引发了拉比们的一些推测性解释。在《塔木德》中,推导出了如下教训:
 
> 因为我们在凯恩杀其弟的事情上发现了,经上写着“你兄弟的血(血流)哀告”。经上说的不是“你兄弟的血(单数)”,而是“你兄弟的血(复数)”——他的血及其后裔的血……因此,世界上只创造了一个人,是为了教导:凡使[以色列中]一个灵魂毁灭的人,圣经就归罪于他,好像他使整个世界毁灭了一样;凡救活[以色列中]一个灵魂的人,圣经就归功于他,好像他救活了整个世界一样。(《米书拿·公议会》 4:5) [49]
 
这段塔木德经文将复数“血”解释为阿贝尔的血以及所有因他被杀而丧失生存机会的潜在后裔的血。因此,一个人的生命被说成具有“整个世界”的价值。《古兰经》呼应了这一结论,不仅表现出对拉比法律格言的了解,还表现出对其衍生出的经典背景的了解。
 
尽管如此,一些批评者声称《古兰经》犯了一个错误,将这一格言不是归功于拉比,而是归功于安拉 ﷻ 本人。这一异议可以通过参考几段阐明人为努力在确定安拉 ﷻ 法律中地位的真实圣训来消除。在一段广为人知的圣训中,先知 ﷺ 本人区分了正确与错误的法律推断:
 
> 阿姆鲁·伊本·阿斯听到先知 ﷺ 说:“当法官在行使裁决并达到[正确裁决]时,他有两份赏赐;但如果他犯错,他有一份赏赐。” [50]
 
上述圣训表明,一些人类确定法律裁决的尝试是正确的,符合安拉 ﷻ 的意图,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因此,人类对神圣法度的解释有时会得到先知 ﷺ 本人的确认和接受,即使它们预先并不存在于经典中。其中一个例子是,欧麦尔·伊本·哈塔布(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向先知 ﷺ 提出的关于礼拜朝向以及先知家属遮盖的建议,在《古兰经》中被明确接受为安拉 ﷻ 本人的处方 [51]。还有几个例子表明,先知 ﷺ 认定非穆斯林所做的法律判断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先知 ﷺ 在一名犹太男子分享其观点(即指着克尔白起誓构成了举伴安拉 ﷻ )后,禁止了指着克尔白起誓 [52]。另一个例子是犹太人纪念穆萨逃离埃及的斋戒,这导致先知 ﷺ 确立了“阿舒拉日”的斋戒 [53]。所有这些圣训都表明,符合安拉 ﷻ 自身对神圣法度意图的人类判断本身可以被视为拥有神圣权威。
 
因此,在上述凯恩与阿贝尔的例子中,《古兰经》将拉比格言归功于安拉 ﷻ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一格言与安拉 ﷻ 本人关于单个人命价值的判断相一致 [54]。此外,《古兰经》与《塔木德》在谋杀判断上的一致,并不必然验证拉比在推导该判断时所采用的晦涩推理过程。事实上,可以认为《古兰经》在故事与从中引出的教训之间暗示了一种不同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不同于《塔木德》中发现的语法论证。经典的古兰经解经家伊本·凯西尔(卒于 1373 年)认为,5:32 格言背后的潜在原因是某种形式的“绝对律令”——任何使自己枉杀一条无辜灵魂成为合法的人,实际上也使自己枉杀全人类成为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一个无辜的人命与另一个区分开。换说之,认为一个无辜凡人是可以被侵犯的凶手,通过类比也会对全人类持有这种情绪 [55]。《古兰经》5:30 明白地说凯恩“允许自己”(*fa-ṭawwaʿat lahu nafsuhu*)杀害其弟,因此可以结合伊本·凯西尔的解释来阅读,从而将该格言锚定在凯恩对阿贝尔的谋杀中,而不必诉诸《塔木德》中晦涩的语法论证 [56]。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我们互文互动的最后一类由以下例子组成:即《古兰经》包含与后期的次经传统高度具体的相似之处,而这些传统既不像是汲取自早期的先知来源,也不像是对这些来源的合理详述。此外,这些传统甚至可能包含被现代历史或自然界知识证伪的传奇记载或神话概念。然而,仔细检查这些例子表明,《古兰经》并非简单地鹦鹉学舌这些神话概念,而是在讲述其自身独立的历史记载时蓄意反驳了它们。
 
一个说明这种倾向的例子是《古兰经》18:60-65 中讲述的穆萨及其随从旅行的故事,这是作为穆萨与一位神秘智者(伊斯兰传统中称为“希德尔”)相遇叙事的序言。这段序言读到:
 
> 当时,穆萨对他的侍从说:“我必须达到两海相汇之处,即便我旅行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他俩达到两海相汇之处的时候,他俩忘了他的鱼,那条鱼便游入海中,钻入穴里。当他俩走过那地方的时候,他对他的侍从说:“拿我们的午饭来,由于这次旅行,我们确已疲倦了。”他说:“你告诉我在岩石旁休息的时候吗?我确已忘了那条鱼,易卜劣厮使我忘了说起它。那条鱼游入海中,真是怪事!”穆萨说:“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地方。”他俩便依原路回去了。 (18:60-65)
 
这一情节与《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ance*)的某些前伊斯兰版本中发现的记载有相似之处。《亚历山大传奇》是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生平及其功绩的传奇叙事,在古代极受欢迎。虽然该传奇在大的轮廓上遵循了亚历山大的历史传记,但它在此基础上装饰了许多神话、传说、幻想和民间传说元素,以产生引人入胜的叙述 [57]。古兰经的故事与《亚历山大传奇》“贝塔(β)版本”中发现的一个情节有相似之处,该版本通常被认为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 [58],但在更早版本的传奇中是缺失的 [59]。在该记载中,亚历山大在给母亲写的信中回忆了他在黑暗之地的旅行,提到他的厨师偶然发现了一处具有赋予生命属性的水源:
 
> 既然感到饥饿,我便想吃点东西;我叫来厨师对他说:“给我们准备吃的。”他拿了一条咸鱼,到发光的泉水边清洗食物。当它被放入水中的那一刻,它复活了并从厨师手中逃脱了。(《亚历山大传奇》 β 2:39) [60]
 
厨师喝了这口长生泉的水并获得了永生,后来才坦白了发生的事,而亚历山大本人未能喝到水,从而错失了获得永生的机会。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两个故事中,主角——《古兰经》中的穆萨和传奇中的亚历山大——在旅途中停下来,要求他的一名旅伴(分别是穆萨的侍从和亚历山大的厨师)准备一餐饭。然而,旅伴坦白他们携带的午餐鱼游进了一处水域,导致主角意识到该水域就是他们的预定目的地。这两个故事相似到足以让后来的一些穆斯林经注利用《亚历山大传奇》及相关文献中的细节来扩展古兰经的故事 [61]。
 
然而,这份前伊斯兰记载涉及的不是像穆萨这样的信奉独一主的先知,而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神教国王。鉴于该记载仅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的先知时代过后的几个世纪才被证实,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一叙事元素起源于先前先知时代启示来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两个故事之间的相似性看起来过于具体且奇特,不能仅作为巧合而置之不理。那么,从穆斯林的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相似之处呢?
 
在努力调和《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之间的任何关联之前,我们应当回想一下前文关于所谓的“前伊斯兰”文本断代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古兰经》之前的传奇手稿包含与《古兰经》18:60-65 相对应的关于亚历山大的情节。此外,β 版本的主要手稿证据比《古兰经》晚了八个多世纪 [62]。严格来说,不能排除《古兰经》影响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相应记载的可能性 [63]。
 
尽管如此,让我们假设《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情节确实是前古兰经的。虽然古兰经故事与传奇记载包含表面层次的相似性,但更仔细地阅读这两份文本将揭示,《古兰经》并非奴隶般地抄袭早期的神话,而是蓄意地呈现了一个可能具有历史性的、与传奇相对立的叙事,穆斯林对此应当可以毫无困难地肯定。
 
那么,《古兰经》在此案例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古兰经记载中的“两海相汇之处”并非指代一个神话般的长生泉所在地,而仅仅是指一条淡水溪流汇入海洋的地方:在《古兰经》其他地方,“两海”被解释为人类能够从中获取食物和装饰品的咸水和淡水水体(35:12; 55:19-22) [64]。正如一些人所争辩的,《古兰经》中对两海的参考不仅没有简单地重复古代晚期被证伪的宇宙论观念 [65],反而仅仅表示普通的地理特征 [66]。因此,在这一故事的背景下,《古兰经》对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参考取代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神话般的“长生泉”。至于鱼的“奇怪”逃脱,这仅仅作为穆萨及其侍从应当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智者所在地的信号,而不是永生的源泉 [67]。因此,古兰经的记载并未描绘鱼奇迹般地“复活”,正如在《亚历山大传奇》中那样 [68]。
 
此外,《古兰经》反驳了传奇的叙述,拒绝让亚历山大担任主角,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安拉 ﷻ 的先知的情节。尽管在古代晚期的基督宗教记载中,亚历山大被描绘成一个信奉独一主甚至先驱性的基督宗教英雄,但这与历史上作为多神教徒的亚历山大相去甚远。此外,如我们所见,鉴于故事的神话背景及其较晚的创作时间,该传奇情节与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并无关系。《古兰经》因此避开了亚历山大故事的历史性问题。穆萨的故事不仅不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借用,反而提供了指向《古兰经》神圣作者身份的线索:如果启示是由先知 ﷺ 或其他人类作者伪造的,那么人们无法预料他会在表现出对亚历山大故事的认知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个避开了传奇的历史和科学不准确性的对立叙事 [69]。
 
鉴于所有这些差异,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即使假设传奇起源于古兰经之前也能调和古兰经故事的合理设想:穆萨在他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踏上了寻找知识的旅程,正如《古兰经》中所叙述的那样。很久之后,关于亚历山大及其追求长生的一个单独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传统发展了起来,并与关于穆萨的历史情节发生了一些巧合的重叠。这个关于亚历山大的神话记载最终在先知的犹太和基督宗教听众中流行开来,这反过来又为安拉 ﷻ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启示穆萨生命中的这个情节,作为对《亚历山大传奇》中幻想故事的历史纠偏叙事 [70]。古兰经故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古兰经对亚历山大记载中神话特征的明确拒绝,最终指向了一位以真实的历史记载来反驳先前神话、而非从其借用的神圣作者。总之,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即使人们相信《亚历山大传奇》在《古兰经》降示前就已流传,穆萨与鱼的古兰经故事的历史性也不难接受。
 
此外,《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的互动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这种互文互动缺失,这种思考可能就不存在了。叙利亚基督宗教对《亚历山大传奇》的重述将该情节改编为亚历山大寻找长生泉的叙事 [71]。相比之下,穆萨在古兰经叙事中的追求是为了从他在两海相汇处遇到的智者那里获得智慧。熟悉亚历山大传统的受教育基督宗教听众会察觉到《古兰经》与一个熟悉故事的互动,并观察到古兰经故事如何将追求认识安拉 ﷻ 置于追求尘世赏赐之上。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前一个例子结束了我们对《古兰经》真实的犹太教或基督宗教互文的调查。在这些案例中,证据确实表明这些互文是前古兰经的,这是一个文本首先被接纳为《古兰经》互文的前提。虽然《古兰经》与这些先前文本及传统的互动在当代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古兰经》对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影响的可能性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72]。事实上,许多拟议的《古兰经》故事和主题的互文,其编辑历史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仍在继续,有时这些来源甚至表现出对伊斯兰传统的认知 [73]。即便包含前伊斯兰材料阶层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会增加新的材料。
 
在评估任何互文性实例之前,首先应当确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古兰经》所谓的互文在最初就是前伊斯兰的。如果不是,那么实际上可能是古兰经故事才是真正的先驱,而所谓的互文是在伊斯兰影响下形成的。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古兰经》27:20-44 中关于苏莱曼的故事以及在所谓的“以斯帖记第二塔古姆”(*Targum Sheni*)中发现的相应叙事 [74]。为了简洁起见,我们仅比较两个故事中的初始场景,即苏莱曼了解示巴王国的情节:
 
> [苏莱曼]检阅众鸟,他说:“我怎么不见戴胜鸟呢?难道它不在场吗?我一定要严厉地惩罚它,或者宰杀它,除非它能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它在那儿逗留的时间不长,就说:“我了解到你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我从示巴给你带来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我确已发现一个女人统治他们,她获得了万物,她有一个伟大的宝座。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舍真主 ﷻ 而崇拜太阳,易卜劣厮曾美化他们的行为,从而阻碍他们走上正道,所以他们不遵循引导。” (27:20-24)
 
这一情节——一只鸟告知苏莱曼关于示巴王国的信息——在《第二塔古姆》的相应故事中也有对应:
 
> [苏莱曼]命令野兽、鸟类、爬行动物、恶魔、魔鬼和幽灵被带来……那时,林中公鸡(cock of the wood)在禽类中缺失,未被发现。于是国王愤怒地命令它必须出现在他面前,否则他将摧毁它。于是林中公鸡回答苏莱曼王说:“地上的主啊,请倾耳听我的话……我看到一个特定的国家,其堡垒之城的名为 Kitor,那里的尘土比黄金更珍贵,银子像街道上的粪便一样到处乱放。那里还矗立着来自太古时期的树木,由伊甸园的水灌溉。那里有大批来自伊甸园的人,头上戴着冠冕,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也不会拉弓。因为,我确实看到了一个统治他们所有人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示巴女王。” (《第二塔古姆》) [75]
 
这些摘录构成了《古兰经》与《第二塔古姆》共享的更广泛叙事的一部分。虽然故事并非完全一样,但仍然非常相似,这导致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塔古姆》是古兰经故事的来源 [76]。然而,该塔古姆可能属于后古兰经时期的断代使得这一建议令人怀疑 [77]。虽然尚未达成一致共识,但大多数学者已将《第二塔古姆》定为后古兰经时期,这表明影响的方向可能与先前认为的相反。
 
最近的研究为《第二塔古姆》成书于伊斯兰之后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这些证据集中在《第二塔古姆》中关于苏莱曼宫廷的描述与 9 世纪和 10 世纪君士坦丁堡皇室及宫廷艺术特征(可见于拜占庭来源)之间惊人的一致性。例如,该塔古姆提到“苏莱曼王两耳旁各有一个海妖(sirens)”,这一奇特的描述可以解释为拜占庭皇室在九世纪中叶后开始佩戴具有海妖形象的垂吊耳坠 [78]。因此,将整部塔古姆断代在九世纪之前将是违背历史的。
 
鉴于上述考虑,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塔古姆纳入了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三个世纪内形成的传统。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塔古姆的传统早于《古兰经》启示的情况下,对待影响问题的常识性方法应当是优先考虑两者中较早的文本。不幸的是,试图将《第二塔古姆》定位为苏莱曼与示巴女王古兰经故事“来源”的尝试往往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像《古兰经》这样具有影响力且流传极广的文本,不可能是后来的犹太文本中重述故事的来源,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该犹太文本包含源自几个世纪后的传统。至少,《第二塔古姆》最终属于后伊斯兰时期的编纂这一事实,使得关于它影响《古兰经》的论点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评估《古兰经》对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本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时,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其传播历史。虽然文本内部的线索可能暗示它最初是在《古兰经》降示前创作的,但文本本身的手稿实际上可能比《古兰经》晚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此外,它们可能表现出高度的文本差异,表明该文本即便在其传播历史的后期仍处于流变状态。相比之下,《古兰经》表现出相当完整且极早的手稿记录 [79]。
 
这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古兰经》实际上才是所谓的互文来源,即使该互文属于原本属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作品。
 
其中一个例子是《古兰经》18:65-82 中穆萨与智者(希德尔)的故事,及其在一部名为《属灵草场》(*Pratum Spirituale*)的基督宗教文本中的相似之处,该书归功于拜占庭僧侣约翰·莫斯克斯(卒于 619 年)。在古兰经的故事中,穆萨踏上了寻找智者的旅程,以便跟随并向他学习。智者同意了,但令穆萨沮丧的是,他在旅行途中实施了一系列令人费解且不安的行为:首先弄坏了一个人的船,然后杀了一个小男孩,最后在人们拒绝给两名旅行者食物的情况下,未收报酬就修好了一堵墙。在穆萨第三次证明自己无法保持沉默后,智者揭示了他实施这些行为背后的隐蔽的仁慈目的。这个故事强调,在我们这辈子遇到的看似费解的邪恶背后,隐藏着一幅只有安拉 ﷻ 保留的幽玄知识才能把握的更完整的画面。
 
《属灵草场》的一些手稿中包含一个类似的故事,其中一名虔诚的僧侣陪伴一名化身为人的天使,并见证了他实施类似的行为,包括杀死一个孩子和修理一堵破旧的墙,最后天使终于向他解释了这些行为背后的仁慈目的。作为说明,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故事中主角对杀害孩子的解释:
 
> [希德尔说:] 至于那个少年,他的父母都是信士,我们怕他由于顽顽和迷信而拖累他的父母。我们希望他俩的主另赐他俩一个比他更纯洁、更孝顺的儿子。 (18:80-81)
 
> 至于那款待我们的另一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如果那个小孩活着,他长大后会成为撒旦的工具,从而使他父亲的善功归于湮灭。因此我在他幼小时扼杀了他,以确保父亲的救赎,并使其在安拉 ﷻ 面前的记录保持无懈可击。 (《属灵草场》) [80]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明显相似性导致一些学者提出,古兰经的故事源自《属灵草场》中的记载 [81]。然而,对《属灵草场》手稿传统的考察表明,这一并行的记载是后古兰经时期的添加。该文本的主要来源是四份可追溯至 10 至 12 世纪的手稿 [82]。显而易见,我们关注的这个故事并未出现在最权威的手稿——12 世纪的《佛罗伦萨抄本》中,也未出现在大多数其他手稿见证中 [83]。相反,它被发现在 10 世纪的《威尼斯抄本》中,属于一系列被认为次于《佛罗伦萨抄本》中更真实收藏的故事。关于将这些补充故事归功于 7 世纪原始作者约翰·莫斯克斯存在很大疑问;在一位学者的评估中,这些故事大多数似乎是“伪造的” [84]。此外,这一特定记载还存在风格上的线索表明它是后期的添加:因为虽然该著作中真实的传说表现出“尽可能地”指定故事讲述者和背景的倾向 [85],但此类细节在所讨论的故事中完全缺失。《威尼斯抄本》的情况是《属灵草场》总体状态的一个缩影:手稿之间发现的差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份手稿都相当于它自己的一个“版本”,而不仅仅是一份副本 [86]。因此,显而易见,该著作现存的手稿并不完整地反映出 7 世纪早期编写的文本的原始形式 [87]。
 
相比之下,古兰经的手稿证据证明,这部经典——包括包含穆萨与智者故事的《山洞章》第 18 节——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世纪内就已经在流传 [88]。鉴于古兰经故事具有更早被证实的强有力证据,假设它是《属灵草场》记载的来源(而非相反)更为合理。因此,举证责任落在那些声称《威尼斯抄本》中发现的故事是古兰经故事来源的人身上。
 
## 古兰经辞令中的互文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专注于呈现一种方法论,以解决研究《古兰经》互文性为穆斯林提出的历史问题。这种专注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一研究领域对穆斯林的主要相关性在于解决此类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读者已经从上述一些例子中看到的,《古兰经》对早期圣经和解经传统的批判性互动代表了安拉 ﷻ 启示中极其深刻且迷人的一面,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继续阐明了其信息的独特性,以及其呈现该信息时所具有的文学和修辞精妙性。在本节中,我们希望通过考察《古兰经》以高度原创和创造性的方式与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的特定主题甚至特定语言特征互动的例子,来强调这一点。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
 
《聚礼章》包含以下对一些仇视先知 ﷺ 信息的犹太领导人的责备: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其状如驮书的驴子。不承认真主 ﷻ 的迹象的人们的状语,真是不利。真主 ﷻ 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 (62:5)
 
就其本身而言,这段文字传达的信息很清晰:正如一头背着一堆书的驴子并不内化这些知识或从中获益,那些拥有大量知识却未能以其性格和行动来履行知识的宗教学者的情况则更糟。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驴子驮书的例子实际上是对拉比寓言的反向运用时,它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申命记大疏》(*Sifrei Debarim*)是一部拉比圣经诠释的汇编,被认为在 5 世纪左右达到了最终形式 [89],其中包含一个寓言,称赞以色列在没有外邦国家能够承担时承担了《讨拉特》繁重的诫命:
 
> 一个人派他的驴子和狗去粮仓,在那里,十五 *seʾah* [90] 的粮食被装在驴子背上,三 *seʾah* 装在狗背上。驴子走了,狗则呼吸困难,舌头伸出。它扔掉了一 *seʾah* 并放在驴子背上,然后对第二份和第三份做了同样的事。这就因此色列如何接受《讨拉特》,以及它的注释和细节的过程。即便那些诺亚后裔(Noahides)无法遵守并丢弃的七条诫命,以色列也来接受了。 (《申命记大疏》) [92]
 
以色列被比作能够承担巨大负担的驴子,被归功于履行了《讨拉特》的所有诫命。相比之下,外邦国家被比作证明无法承担哪怕一小部分负担的狗,因无法履行哪怕最基本的诫命而受到贬低。
 
《古兰经》采用了这个隐喻,但在论争中反转了其含义,将其从对以色列的称赞转变为对以色列宗教领导层的尖锐批评,这些人负担了对卷轶浩繁的宗教法律的学习,却未能活出安拉 ﷻ 最基本诫命的精神。这节经文在《聚礼章》中位置恰当,就在此三节之前(62:2),安拉 ﷻ 宣告他在文盲或外邦人(*al-ummiyyīn*)中派遣了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来教导他们经典。而这组人正是拉比寓言中被指责未能遵守哪怕是最基本的诺亚律法(即安拉 ﷻ 给予人类的最基本诫命)的那组人。在 62:5 中甚至还有希伯来语双关语的暗示。单词 *asfār*(“书籍”)在整部《古兰经》中仅在此处出现一次(即使算上其单数形式 *sifr*),而其他所有地方,《古兰经》在提到书籍时都使用 *kitāb*。在 62:5 中 *asfār* 的唯一出现是蓄意暗指该词的希伯来语同源词 *sefer*,这是先知的犹太听众所理解的希伯来语中关于“书”的标准术语。
 
## “假若大海是墨水……”
 
此类对犹太或基督宗教文献中证实的主题的反向运用是古兰经修辞的一个常见特征。另一个例子发现在《山洞章》的结语部分,以及《鲁格曼章》中:
 
> 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大海)来补充之。” (18:109)
 
> 假若地上的所有树木都变成笔,大海也变成墨水,此外再加上七个海,(也不能写完)真主 ﷻ 的言语。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31:27)
 
这些经文回应了在一部五世纪拉比著作《纳坦之父的箴言》(*Avōt dʾRabbi Natan*) [93] 中发现的一个主题。在该文本中,一世纪的拉比埃利泽(Rabbi Eliezar)被发现使用类似的例子来描述他自己知识的无穷尽:
 
> [拉比埃利泽说] “因为纵然所有的大海都是墨水,所有的芦苇都是笔,所有的人类都是抄写员,他们也写不完我从经典中所学的、在米书拿传统中所重复的,以及从我在学堂里跟随圣贤学艺时所推导出的教训。” (《纳坦之父的箴言》,25:4.2) [94]
 
虽然这个例子旨在说明《讨拉特》学者的无尽知识,但《古兰经》在论争中将其重新投射,以强调唯有安拉 ﷻ 拥有无限的知识 [95]。一段“萨黑赫”(*ṣaḥīḥ*)传述确认了《古兰经》正在回应此类传统,该传述将这节经文置于对犹太人关于知识主张的回应中:
 
> 伊本·阿拔斯传述说:“古莱氏人对犹太人说:‘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以用来质问这个人的事情。’于是他们回答说:‘问他关于灵魂的事。’于是他们去问先知 ﷺ 关于灵魂的事。安拉 ﷻ 随后降示了经文:‘他们问你关于灵魂的事。你说:灵魂是属于我的主的命令的,你们只获得了一点知识。’[犹太人对此表示反对],说:‘我们已经通过《讨拉特》被赋予了大量的知识,凡是被赐予《讨拉特》的人都被赐予了大量的福利。’于是降示了下述经文:‘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来补充之。’” (《提尔米济圣训集》) [96]
 
这是《古兰经》与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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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古兰经》是安拉 ﷻ 最终的启示,也是全人类精神引导的终极源泉。它传递引导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叙事,即通过频繁讲述过去的故事来教导其历史听众及后世子孙。由于《古兰经》是对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社区所知的早期启示(如 2:97, 3:3, 20:133)的确认和延续,它的故事很少是完全陌生的,而是在之前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传统不仅包含在《圣经》中,还包含在由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经多个世纪传递、详述并记录的大量“次经/伪经”(extra-biblical)传统中,这些传统经常对圣经叙事进行诠释、扩展或补充。《古兰经》经常像对待《圣经》本身一样与这些次经传统互动 [1]。
 
这一在《古兰经》中非常突出的特征被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和传统的互动。例如,《古兰经》10:98 提到了“约拿的子民”(*qawm Yūnus*)的悔罪,这一参考在结合圣经《约拿书》的故事背景阅读时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同样,《黄牛章》中关于众天使在阿丹受造后向其下跪的记载,在《古兰经》降示前几个世纪流传的关于阿丹的基督宗教和犹太教故事中也有类似之处。
 
穆斯林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利用圣经传统来理解《古兰经》,这一趋势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学术界也日益兴起。圣训和经注(*tafsīr*)著作中包含大量报告,指出早期解经家(最著名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堂弟兼弟子伊本·阿拔斯)在评论先知故事时,叙述了源自犹太和基督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被称为“以色列传说”(*isrāʾīliyyāt*)。虽然圣训文献中包含一些先知 ﷺ 或其圣门弟子批评使用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的报告,但对待这些传统的总体政策体现在先知 ﷺ 真实传述的言论中:“传述来自以色列后裔的话——这没有问题” [2],以及“既不要相信也不要不信经注者” [3]。也就是说,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可以作为信息来源参考,但在未经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个人宗教教义或实践的标准。因此,在早期穆斯林经注中,使用“以色列传说”是一种普遍做法 [4]。
 
仅举一例,《古兰经》19:56-57 读到:“你应当在经典里提及伊德里斯,他确是真诚的,确是先知。我把他提升到崇高的地位。”许多早期经注将伊德里斯认定为圣经中的以诺(Enoch),《圣经》关于他说道:“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创世记 5:24)。在塔巴里(al-Ṭabarī)对这些古兰经文的解释中,他引用了各种传述,称伊德里斯被一名天使带到了天堂,这一想法在大量前伊斯兰时期的关于以诺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都有发现 [5]。
 
早期的穆斯林解经家利用“以色列传说”为《古兰经》中提到的圣经人物故事提供进一步的背景,而早期的西方关于《古兰经》互文性的学术研究则试图寻找《古兰经》所谓的“来源”,将其视为一部基本上是衍生的作品,由对圣经和次经传说混淆的改编组成。这种态度反映在亚伯拉罕·盖格尔(Abraham Geiger)1833 年开创性著作的标题中:《穆罕默德从犹太教中汲取了什么?》(*Was hat Mohammed aus dem Judentume aufgenommen?*) [6]。
 
此后的西方古兰经研究经历了范式转移,远离了其带有论争色彩的起源。当代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将《古兰经》还原为所谓的“来源”,而是寻求从《古兰经》自身独立的立场出发,理解它如何与犹太和基督宗教受众中流传的传统密切互动并进行批判——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呈现了对这些传统的“纠偏式重述” [7]。
 
顺应这一较新的研究方法,西德尼·格里菲斯(Sidney Griffith)评论道:“[《古兰经》]不能被还原为任何所谓的来源。早期的论述在其中不仅出现在新的背景下,而且为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叙事而经过了塑造、裁剪和重新表述。” [8] 这种方法承认《古兰经》是“其自身的文本……拥有其特有的神学议程和文学逻辑”,因此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其所谓的“来源” [9]。
 
西方学术界因此开始欣赏《古兰经》对之前传统的纠偏作用,这一作用在启示本身中就有描述:
 
>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经典,而监护(*muhaymin ʿalayh*)之。(5:48)
 
正如经典的古兰经学者萨阿里比(al-Thaʿālibī,卒于 1470 年)所解释的,《古兰经》作为先前启示的“监护者”(*muhaymin*)或“权威者”地位意味着它“证实了其中真实的内容”,同时也“恢复了真理并抵消了[其中发现的任何]腐蚀” [10]。
 
即使在现代古兰经互文性观念出现之前,穆斯林学术界就已经阐述了《古兰经》既肯定又纠正先前已遭腐蚀的经典这一观点。但具体而言,《古兰经》是如何既肯定又纠正先前流传的记载的呢?
 
## 阿丹(愿主赐他平安)故事中的一个例子
 
为了提供《古兰经》与先前文献互动的初步示例,请考虑众天使向阿丹(愿主赐他平安)下跪的故事,这一记载在《古兰经》多处被提及。15:28-30 中有一段简短的参考:
 
> [记得]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确要用黑色的黏土塑造一个凡人。当我把它塑造完成,并将我的灵气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你们应当向他倒地叩头。”众天使全体叩头。
 
虽然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在《圣经》的创世故事中是缺失的,但在《圣经》之后(post-biblical)的各种犹太和基督宗教版本的创世故事中都有发现。《宝库洞》(*Cave of Treasures*)是一部叙利亚语基督宗教文本,通常被认为不晚于六世纪 [11],其中包含对此情节的极具基督宗教色彩的渲染。在这一记载中,阿丹以安拉 ﷻ 形象的“辉煌外表”受造,并被赋予了“王权之袍”和“荣耀之冕”。众天使看到阿丹的这种形象后感到惊叹,安拉 ﷻ 便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并崇拜他 [12]。由于许多教父将阿丹视为耶稣本人的预表(cf. 罗马书 5:14),这种对阿丹的“神化”旨在强调耶稣的神性。
 
为了回应这种明显的基督宗教故事,拉比犹太人以一种旨在削弱这种基督论信息的方式重述了这个故事。其中一种版本保存在《创世记大疏》(*Genesis Rabbah*)中,这是一部可能在五世纪编纂的拉比对《创世记》的注释 [13]。《创世记大疏》通过声称虽然众天使在崇拜中向阿丹下跪,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安拉 ﷻ 命令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误将拥有安拉 ﷻ 形象的阿丹当成了安拉 ﷻ 本人,就像王室臣民打算向国王致敬却误将其总督当成了国王一样。结果,安拉 ﷻ 让阿丹入睡,向众天使展示了他们所崇拜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凡人。通过这种方式重述下跪情节,拉比们暗示正如天使对阿丹的崇拜是一个错误,同时代的基督徒对耶稣的崇拜也是一个错误。
 
上述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文本构成了《古兰经》的“互文”(intertexts)——即它们代表了《古兰经》在讲述其自身权威记载时所互动的那些故事。在这样做时,《古兰经》以一种表达其自身独特神学观点的方式,肯定并拒绝了来自基督宗教和犹太教版本中的元素,以“手术般的精确性”纠正了它们的过当之处 [14]。例如,与基督宗教叙事一致(而与犹太教叙事相反),《古兰经》接受了众天使是按安拉 ﷻ 的命令向阿丹下跪的。然而,与犹太教叙事一致(而与基督宗教叙事相反),《古兰经》坚持认为阿丹仅仅扮演了由安拉 ﷻ 任命的代治者或“总督”(*khalīfa*)的角色(2:30),而不是安拉 ﷻ 的神性寓于其身。因此,《古兰经》仅描述天使向阿丹“下跪”(2:34),而没有描述“崇拜”他。
 
此外,基督宗教记载提到了阿丹神圣的“荣耀”(*teshbūḥthā*)并称众天使“圣化”(*mqadshīn*)了他,而《古兰经》则描绘众天使对安拉 ﷻ 宣告:“我们赞颂你(*nusabbiḥuka*),并称颂你为神圣(*nuqaddisu laka*)”,使用了叙利亚语术语的阿拉伯语同源词,但将它们应用于安拉 ﷻ 而非阿丹。因此,《古兰经》捍卫了安拉 ﷻ 独一的神性不受基督宗教记载的影响,维护了阿丹作为安拉 ﷻ 代治者的高贵但非神圣的地位,并使众天使免于错误崇拜阿丹的嫌疑。此外,《古兰经》肯定安拉 ﷻ 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削弱了麦加多神教徒对其崇拜天使的辩解 [15]。
 
因此,《古兰经》呈现了其自身独特的阿丹故事叙事,同时以一种奇妙精确且精妙的方式,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版本的故事互动并对其进行了纠正。
 
## 《古兰经》的次经互文
 
上述例子突显了互文性研究如何揭示《古兰经》与先前传统互动的精妙方式,甚至到了在其原始语言中援引非阿拉伯语文本的程度。尽管如此,像阿丹故事这样的互文性例子也为穆斯林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各种历史问题。由于《古兰经》是对先前经典的确认(如前文讨论的 5:48),它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不仅不令人惊讶,甚至是预料之中的。然而,阿丹故事中的这个情节在《圣经》中并未发现,而是存在于诸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之类的次经犹太和基督宗教来源中。为什么《古兰经》会与某些次经传说或圣经故事后期的扩充(如拉比米德拉什、伪福音书或叙利亚基督宗教文献中发现的内容)互动,而不仅限于讲述在《圣经》中有类似之处的故事呢?
 
要理解《古兰经》为何与这些故事互动,首先必须认识到,虽然此类次经记载在今天被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遗忘或视为“次要”,但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古兰经》降示前及降示时,甚至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伊斯兰传统不仅由《古兰经》组成,还包含大量的圣训、解经传统、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以及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历史等,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先知 ﷺ 时代也已经发展出大量丰富的传统,通过口头和文本传播,作为其正典经典的补充。正如安妮特·里德(Annette Reed)关于古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广泛使用次经传统所写的:“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中,圣经文献、圣经伪经 [16] 和圣经解释之间的流变边界有力地提醒我们……留给古代晚期 [18]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经遗产 *远远超出了成为正典的那些书籍的文本*。” [19] 因此,仅基于《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本身而对其进行的怀疑论批评将是脱离历史背景的。
 
那么,哪些次经文本和传统在古代晚期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具有权威性呢?拉比犹太人珍视大量的“米德拉什”(*midrash*),即最初口头流传,后来逐渐被收集并编纂在各种拉比文献中的解经传统。米德拉什涵盖了法律传统(*halakhah*)和非法律解经传统(*aggadah*),后者显著地包括了对圣经故事的重塑和扩充。在公元 200 年至 500 年间,其中许多传统被编纂在《塔木德》中,被拉比犹太人视为神授的“口传律法”,本质上构成了与希伯来圣经并列的第二部经典 [20]。大量的法律传统也在第一个千年中被记录在《塔木德》之外。同样,古代晚期的各个基督宗教团体阅读并传播次经文本,如伪福音书(特别是“童年福音”,其中包含耶稣出生和童年的叙述)、教父著作、讲道词、法典、启示录、圣经经注以及其他宗教写作类型。
 
此外,应当记住,《圣经》本身——包括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宗教新约——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次经互文性。自近东考古学兴起以来,圣经学者研究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传统(如创世和洪水叙事)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传统之间的类似之处 [21]。同样,新约反映了各种在希伯来圣经中缺失但植根于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次经文献的传统 [22]。由于人们可以预料一部经典会与其试图教导的人群的信仰进行互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兰经》的互文性延伸到了犹太和基督宗教圣经正典的界限之外。《古兰经》反复提醒它是对经注者手中之物的“证实”(如 2:41),因此可以理解为包括这一更广泛的次经文献体系中的元素。
 
## 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
 
尽管如此,《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仍然引起了怀疑论者的批评。由于《古兰经》在多处宣称其讲述的是真实的过去记载(如 3:44; 12:102; 28:44),其部分叙事与古代晚期(约公元 200-800 年)之后圣经时代的传统(如《创世记大疏》和叙利亚语《宝库洞》)所共享的相似性,引发了这样一种指责:即《古兰经》错误地假设了非正典的后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而怀疑者声称这些故事显然具有人为起源,包含传奇主题,或者其成书时间距离它们声称描述的历史事件太晚,不可能是对历史过去的可靠记忆。这种指责矛盾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即《古兰经》的故事绝非“古人的神话”(古兰经 8:31)。
 
对上述异议的恰当反驳需要一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应当调和主流伊斯兰信仰与研究《古兰经》互文性所发现的历史证据,同时尊重理性及历史探究的原则。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追求这一目标之前,澄清信士肯定《古兰经》对历史过去的回忆意味着什么将是有用的。在多处,安拉 ﷻ 强调他所叙述的记载属于不可企及的“幽玄”领域:
 
> 这是关于幽玄(*al-ghayb*)的消息,我启示给你。在你之前,你和你的族人,都不知道它。你应当坚忍。善果确是归于敬畏者的。 (11:49)
 
因此,信士接受《古兰经》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的首要基础应当是安拉 ﷻ 自身的见证,而非任何特定的历史数据集合。穆斯林不需要为每一个在圣经或次经文献中有类似之处的古兰经故事提供历史证据。相反,穆斯林对待《古兰经》互文性的方法仅需要说明并行的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如何可能源于神授的来源,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古兰经》中呈现且不与历史事实发生明显冲突。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假设了历史学家在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凿性。最终,绝大多数此类互文在《古兰经》启示之前存在的事实缺乏无可反驳的证据。这些文本的最早手稿通常比《古兰经》的第一批手稿晚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对《古兰经》互文进行断代的尝试通常具有推测性质,往往基于文学或见证方面的考虑。这与科学可观测事实所能提供的确凿性相去甚远 [23]。此外,与科学观测不同,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而可能揭示更多过去的证据很少能保存到今天供历史学家研究。
 
因此,指责《古兰经》“借用”的论点仅因所涉证据的性质,从未达到很高的确凿程度。这是穆斯林在面对任何特定的历史怀疑时应当记住的一点,因为安拉 ﷻ 最终拥有人类所不具备的对过去的知识。尽管如此,我们提出的方法论大体上接受了历史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历史学家对许多拟议的《古兰经》互文的断代方式 [24]。我们的意图是表明历史证据不必被全盘否定。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互文性甚至可以暗示《古兰经》的神圣作者身份。考虑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不被认为研究过基督宗教和犹太教传统,显而易见,《古兰经》对圣经和次经文本表现出如此深刻的了解是令人瞩目的。这是《古兰经》本身提出的一个论点:
 
> 以前,你不会读书,也不会用右手写字;(否则),那些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 (29:48)
 
这节经文和其他类似的经文是由先知 ﷺ 在对其宣教怀有敌意的环境中公开诵读的。考虑到先知的对手在《古兰经》降示前的一生中都了解他(10:16),如果已知他曾研究过犹太和基督宗教知识,那么诋毁他的信息将是轻而易举的 [25]。当与先知 ﷺ 本人缺乏经典教育这一事实并置时,不难看出《古兰经》互文性的精妙例子如何能为《古兰经》的神圣起源提供证据。因此,我们在本文末尾包含了一个简短的部分,详细介绍了此类例子。
 
基于互文性证据为《古兰经》的真实性主张呈现更详细的论证将留待未来的文章。目前,我们的主要意图是提供一种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论,基于《古兰经》互文互动而产生的历史异议可以被中和。我们现在怀着这一目标呈现我们的方法论。
 
鉴于《古兰经》与反映多样类型和内容的大量传统互动,提供一个能解释所有互文相似之处的单一解释是不可能的。相反,对《古兰经》互文性的真正理解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传统的多样化特征以及发现它们的来源。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勾勒的框架涉及推导出几种不同类别的《古兰经》互文,并提出从信士的角度评估它们的方法。这些互文类别可列举如下: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下文中,我们将用例子解释并说明每一类《古兰经》互文性,旨在演示穆斯林如何理解每一类别的其他案例。这将为读者评估他们遇到的更多案例提供一个框架。为了后续参考,我们在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个流程图,勾勒出了读者可以用来分类并评估本文处理的具体例子之外的互文相似之处的逐步过程。
 
同时也欢迎读者对我们讨论的特定例子重新分类,以便以某种其他方式进行解释。对于任何特定的《古兰经》互文例子,存在不止一种有效解释是完全可能的。有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讨论例子的替代解释。
 
在继续之前,关于翻译的简短说明如下:古兰经段落的翻译通常是我们自己的;但有时我们依靠穆斯塔法·哈塔布(Mustafa Khattab)的《清晰的古兰经》来提供翻译参考。其他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文本由作者直接从原始版本翻译,并在注释中提供了叙利亚语文本来源版本的参考文献。圣经段落的引用取自“新修订标准版”(NRSV)。其他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希腊语或其他语言的来源及其翻译参考见随附的注释。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本指南是开发穆斯林阅读《古兰经》互文性方法的一次初步尝试。在本文的过程中可能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途径,希望穆斯林研究人员能够扩展、完善或修订此处勾勒的方法。在讨论了这些前提后,我们现在可以探索我们提出的用于分类和评估《古兰经》与次经传统互动的类别。
 
## 类别 1:与早期次经传统的相似之处
 
我们的第一类包括以下情况:即《古兰经》镜像了在圣经后期(即公元 1 世纪之后)编写的来源中确认的传统,但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传统包含了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先知时代的材料。这一时期的年代界限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一段圣训中得到了界定,根据该圣训,先知 ﷺ 说:
 
> 我是人中与玛利亚之子最亲近的:先知们在[信仰上]都是兄弟,在他和我之间没有先知 [26]。
 
这段圣训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之前的先知时代止于耶稣。然而,另一段圣训表明,以色列后裔直到耶稣时代一直拥有连续不断的先知:
 
> 以色列后裔由他们的先知们领导。每当一位先知离去,另一位先知就会继任他 [27]。
 
因此,《古兰经》与耶稣在世生涯结束之前的传统保持一致,对于穆斯林神学来说并不构成内在问题,因为这些传统可能是耶稣之前或同时代的以色列先知受到启示的结果,即使该传统位于正典犹太或基督宗教经典之外。即使是比耶稣时代晚几个世纪的文本,也可能保存了源自耶稣时代之前的极早期传统,因为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古代晚期(即《古兰经》降示时)记录下来的大量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包含在第二圣殿时期(约公元前 515 年至公元 70 年)流传的故事和传统 [28],这一时代大体上与耶稣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重合。此外,那些足够早以至于可能源自启示来源的故事和传统,可能看起来欺骗性地晚,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仅限于那些实际上保存了足够长时间以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因此,只要与《古兰经》重叠的前古兰经传统不具有任何时代错误、历史困难或在其传播过程中任何明显的文学演变迹象,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任何相似之处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共享的神圣来源。
 
如果并行的传统可以被证明能追溯到更早的来源,这种解释就会更有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回到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故事。如前所述,天使在安拉 ﷻ 命令下向阿丹下跪(15:28-30)在《圣经》中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而是发现在后期的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文本中,如《宝库洞》(约公元 6 世纪)和《创世记大疏》(约公元 5 世纪)。撇开《古兰经》对这些传统的纠偏不谈,古兰经故事与这些其他记载之间确实存在显着的重叠。
 
这种重叠很容易解释。虽然《古兰经》最直接地与同时代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中保存的故事互动,但《古兰经》在这些传统中肯定的各种元素很可能起源于止于耶稣的先知时代。例如,虽然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共享主题在《圣经》中未发现,但它存在于《阿丹与夏娃传》中,这最初是一部编写于公元 1 世纪的犹太文本 [29],保存了更古老的传统。在该文本中,当安拉 ﷻ 向众天使宣告阿丹的高贵地位时,大天使米迦勒命令他们向阿丹下跪 [30]。这一传统在《以诺二书》(2 Enoch)中也有呼应,该书也早至一世纪 [31]。一些学者认为甚至新约《希伯来书》也暗指了这一叙事 [32]。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文本反映了一个更早且更广泛流传的传统,该传统在耶稣时代或更早时期就已经流传。事实上,“死海古卷”包含一篇非正典诗篇 4Q381,其中提到天使“服侍阿丹并为其效力”,语境暗示了某种形式的崇敬 [33]。由于这篇诗篇的手稿可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 [34],所讨论的叙事部分可以具体地置于耶稣时代之前很久。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神圣启示很可能为后来的文本(如《创世记大疏》和《宝库洞》)提供了间接的来源材料,从而解释了它们与《古兰经》的重叠。
 
对众天使向阿丹下跪这一主题的考察突显了该故事的前古兰经版本如何起源于更早的传统,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知活动仍然活跃的时代。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从历史上看,认为它最初源于神圣启示是有道理的,即使该叙事并未在旧约或新约中明确讲述。
 
《宝库洞》与《古兰经》关于阿丹和夏娃故事的其他某些相似之处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例如易卜劣厮拒绝服从安拉 ﷻ 向阿丹下跪。虽然这一主题也发现在 1 世纪的《阿丹与夏娃传》中,但易卜劣厮违抗安拉 ﷻ 的理由——即他是火造的,而阿丹是泥造的(古兰经 7:12, cf. 《宝库洞》3:1-7)——首先出现在 2/3 世纪的文本《巴多罗买问题》中 [35]。虽然该文本的年代晚于耶稣时代,但对于信士来说,假设易卜劣厮理由的重叠主题源自前古兰经启示并无障碍。书面文本往往比它们包含的传统晚几个世纪,正如《宝库洞》中众天使向阿丹下跪的情节所证明的那样。
 
## 类别 2:对圣经文本的有意识背离
 
除了《古兰经》与次经传统的互动外,针对《古兰经》的另一种批评是:当它讲述与《圣经》共同的故事时,它混淆了这些故事,因为它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时往往与《圣经》拥有的某些细节相矛盾 [36]。此类异议很容易由穆斯林通过“歪曲”(*taḥrīf*)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该概念指的是对先前经典的腐蚀 [37]。由于穆斯林并不被要求绝对地接受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有效性,此类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古兰经》正在恢复早期启示的真理性,这些真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已被遮蔽。
 
因此,《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经典之间的差异应当被视为其对过去传统进行纠偏的方法的一个特征。当仔细检查《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不一致时,往往可以表明《古兰经》根本没有混淆任何事情,而是为了揭示与圣经叙事不同的神圣真理,而以深刻的方式蓄意回应了圣经叙事,而不仅仅是像一些怀疑论者所坚持的那样“歪曲”细节。
 
考虑一个例子,怀疑论者声称在对应圣经创世故事的部分中,《古兰经》混淆了“生命树”与“知善恶树”。这最初由亚伯拉罕·盖格尔提出,他写道:
 
> 在这一叙事的细节中,发现知善恶树与生命树之间存在一些混淆。圣经中仅提到前者是由神禁止的,蛇也仅煽动夏娃吃那棵树。在违抗发生后,我们发现提到了唯恐人类吃生命树并永远活着。穆罕默德混淆了两者。在一段经文中,他借魔鬼之口说人类吃这棵树会变成“天使”或“永生者”,但在另一段经文中,他仅提到了永恒之树 [38]。
 
盖格尔的论点是,在《圣经》中,安拉 ﷻ 禁止阿丹和夏娃吃的是“知善恶树”(创 2:16-17),蛇也引诱他们吃这棵树:
 
>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
 
>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说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 3:4-7)
 
只有当安拉 ﷻ 发现阿丹和夏娃吃了这棵树后,他才将他们逐出乐园,并派基路伯看守生命树,以免他们也获得永生的品质(创 3:22-24)。相比之下,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代替了蛇)通过告诉阿丹和夏娃如果他们吃那棵禁树,他们就会变成“永生者”(7:20; cf. 20:120)和“像天使一样”(7:20)来诱惑他们:
 
> 易卜劣厮对他们俩耳语,以便为他们显露他们被掩盖的阴部。他说:“你们的主禁止你们俩吃这棵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他对他俩起誓说:“我确是你们俩的忠实劝告者。”他用欺骗手段诱惑他俩。(7:20-22)
 
盖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古兰经》将圣经记载中阿丹和夏娃受诱惑去吃的树——知善恶树——误认为生命树。
 
然而,更仔细的考虑表明,这不是一起混淆案例,而是《古兰经》根据其自身独特的神学信息与圣经叙事进行的有目的的互动。在《古兰经》中,这棵树并不扮演道德知识或永生源泉的角色,而仅仅作为人类的第一个考验 [39]。事实上,安拉 ﷻ 远非试图扣留人类的道德知识,而是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类这种知识(76:3; 90:10; 91:8-10; cf. 2:30) [40]。因此,虽然在圣经记载中发现阿丹和夏娃最初在乐园里是赤身的,并且只有在吃了树上的果子后才对赤身感到羞耻;但在古兰经记载中,他们最初穿着天衣,并且在违抗禁令导致衣服被剥去时,本能地感到了羞耻(20:117-122)。由于《古兰经》描绘人类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辨别力,易卜劣厮试图用道德知识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在古兰经叙事中就显得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为什么《古兰经》回忆易卜劣厮通过声称如果他们吃这棵树就能获得永生来诱惑阿丹和夏娃呢?易卜劣厮的这种策略在《古兰经》的人类观背景下是有意义的。请看 20:120 中引用的易卜劣厮的说法:“阿丹啊!我指引你一棵长生树和不朽的王权好吗?”这出现在安拉 ﷻ 警告先知 ﷺ 要坚忍并避免匆忙的段落中:
 
> 在启示没有对你完成之前,你不要急于诵读古兰。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但他忘了,我未发现他有坚强的意志…… (20:114-115)
 
易卜劣厮声称禁树会赋予阿丹和夏娃永生仅仅是一个诡计——利用人类急躁的倾向(cf. 21:37)以及牺牲需要坚忍但更持久的事物来追求眼前短期利益的欲望(cf. 如 75:20-21; 87:16-17)。这不是对这棵树的真实描述,因为易卜劣厮仅试图通过虚假的承诺来蛊惑人类(4:120)。因此,这一段落中阿丹被易卜劣厮欺骗的故事是给先知 ﷺ 的一个警示,提醒他即便在追求善事时也不要急躁,而要坚定。
 
此外,虽然在圣经记载中,蛇关于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是为了防止他们获得天人地位的说法实际上被证明是真的(创 3:22-24);但在《古兰经》中,易卜劣厮声称安拉 ﷻ 禁止他们吃树“只为不愿你们俩变成天使,或变成永生者”(7:20)是对真理的一个反讽式倒置。因为安拉 ﷻ 已经通过命令天使向阿丹下跪而使阿丹的地位高于天使(7:11; 20:116),且易卜劣厮已经知道安拉 ﷻ 实际上打算让他们复活进入永生的生命(7:14)。在圣经故事中,蛇声称安拉 ﷻ 希望阻止阿丹和夏娃获得天人地位实际上是正确的;而在古兰经故事中,易卜劣厮的说法是一个反讽式的谎言,因为安拉 ﷻ 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给予人类升入比天使更高地位并获得永恒幸福生活的机会。
 
总之,《古兰经》与《圣经》关于禁树性质的差异并不代表混淆或歪曲,而是通过与其互动来表达《古兰经》自身关于安拉 ﷻ 、人的目的、救赎及其与安拉 ﷻ 关系的独特教导 [41]。理解《古兰经》如何以及为何纠正圣经故事,可以让我们轻松消除关于《古兰经》与《圣经》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源于古兰经误解的观念。相反,将这些差异定位在《古兰经》对先前启示的纠偏上(先前启示可能已随时间流逝而被遮蔽和遗忘),可以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 类别 3:《古兰经》与前伊斯兰文本之间的巧合相似性
 
并非《古兰经》与先前文本之间的所有一致点都需要通过诉诸前古兰经启示来解释。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将看到穆斯林视角如何理解假设年代在先前先知时代之后的次经相似之处。例如,在极少数情况下,《古兰经》与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献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仅仅可以还原为一种巧合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源于对安拉 ﷻ 、他的先知以及广义上的神圣历史的共同假设。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近的学术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古兰经》所讲述的优素福故事与《优素福讲道词》 [42](*Homilies of Joseph*)之间一些独特相似之处的关注,后者是一部五、六世纪的叙利亚语文本,曾被错误地归于叙利亚诗人和神学家纳赛尔(卒于 502 年),因此简称为“伪纳赛尔”(Pseudo-Narsai)。伪纳赛尔在优素福的故事中增加了一些圣经叙事中没有的元素 [43]。
 
例如,圣经记载并未详述优素福被困在井里时发生了什么,只是说:
 
>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收下他,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创世记 37:23-24)
 
然而,在伪纳赛尔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都在井中安慰了优素福,并向他保证他会被营救:
 
> 神圣意志随优素福一同降入井中 / 安慰并抚慰他说 / “优素福,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 / 我始终与你同在,在你生命的所有日子里 / 我将永不再离开你 / 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不会转离 / 我将与你同在,直到你见到老雅各。” (伪纳赛尔) [44]
 
> 他们把他带走,并合谋把他丢在井底。我启示他说:“将来你必定要以此事告知他们,当时他们是不知不觉的。” (12:15)
 
尽管在这个例子中,《古兰经》呼应了一个仅发现于年代远晚于先前启示时代的文本中的主题,但反思之下,这一相似之处很容易解释为《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由于关于安拉 ﷻ 和先知职分的共同观点而产生的巧合重叠。鉴于圣经和古兰经中安拉 ﷻ 与他的先知及其追随者沟通、在逆境中支持并安抚他们的观念 [45],很自然地可以假设安拉 ﷻ 必定给过优素福类似的安抚和慰藉 [46]。因此,这种《古兰经》与伪纳赛尔之间的相似性本身并不构成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古兰经》对优素福受启示的描写比这更贴近伪纳赛尔,例如包含了关于优素福必将再次见到其父的特定承诺,那么建议两份记载之间的重叠仅仅是巧合就是不合理的。只有在非常清楚重叠主题如何能独立产生的情况下,诉诸巧合的一致性才是合理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应当探索替代性解释,例如将重叠点定位在更早的启示中(见前文类别 1)。
 
## 类别 4:与法律传统的相似之处
 
正如《古兰经》验证了次经对圣经故事重述中的某些元素,同时对其他元素进行批判或拒绝一样,它对古代晚期近东犹太和基督宗教社区的法律传统和解释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47]。
 
通常,在这些宗教法律传统中发现的裁决在《圣经》中并未明确说明,而是通过对经典或次经来源的一定程度的人为解释推导出来的。《古兰经》偶尔验证这些“推导出的”法律传统,这引起了一些怀疑论者的批评,他们声称《古兰经》误将这些人性的法律解释当成了神圣法度。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古兰经》5:32。在叙述了凯恩(Cain)杀害其弟阿贝尔(Abel)的故事后(5:27-31),《古兰经》宣告:
 
> 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制定法令说: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全人类;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全人类。 (5:32)
 
这一“法令”似乎是对《塔木德》中一个解经传统的援引,该传统同样评论了希伯来圣经中发现的凯恩与阿贝尔的故事。在圣经记载中,凯恩杀害其弟后,安拉 ﷻ 谴责他说:
 
> 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字面上是“多份血”,*dĕmê*)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世记 4:10)
 
这节经文中奇特地使用了希伯来语复数“血”(*dĕmê*)而非单数“血”(*dām*),这引发了拉比们的一些推测性解释。在《塔木德》中,推导出了如下教训:
 
> 因为我们在凯恩杀其弟的事情上发现了,经上写着“你兄弟的血(血流)哀告”。经上说的不是“你兄弟的血(单数)”,而是“你兄弟的血(复数)”——他的血及其后裔的血……因此,世界上只创造了一个人,是为了教导:凡使[以色列中]一个灵魂毁灭的人,圣经就归罪于他,好像他使整个世界毁灭了一样;凡救活[以色列中]一个灵魂的人,圣经就归功于他,好像他救活了整个世界一样。(《米书拿·公议会》 4:5) [49]
 
这段塔木德经文将复数“血”解释为阿贝尔的血以及所有因他被杀而丧失生存机会的潜在后裔的血。因此,一个人的生命被说成具有“整个世界”的价值。《古兰经》呼应了这一结论,不仅表现出对拉比法律格言的了解,还表现出对其衍生出的经典背景的了解。
 
尽管如此,一些批评者声称《古兰经》犯了一个错误,将这一格言不是归功于拉比,而是归功于安拉 ﷻ 本人。这一异议可以通过参考几段阐明人为努力在确定安拉 ﷻ 法律中地位的真实圣训来消除。在一段广为人知的圣训中,先知 ﷺ 本人区分了正确与错误的法律推断:
 
> 阿姆鲁·伊本·阿斯听到先知 ﷺ 说:“当法官在行使裁决并达到[正确裁决]时,他有两份赏赐;但如果他犯错,他有一份赏赐。” [50]
 
上述圣训表明,一些人类确定法律裁决的尝试是正确的,符合安拉 ﷻ 的意图,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因此,人类对神圣法度的解释有时会得到先知 ﷺ 本人的确认和接受,即使它们预先并不存在于经典中。其中一个例子是,欧麦尔·伊本·哈塔布(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向先知 ﷺ 提出的关于礼拜朝向以及先知家属遮盖的建议,在《古兰经》中被明确接受为安拉 ﷻ 本人的处方 [51]。还有几个例子表明,先知 ﷺ 认定非穆斯林所做的法律判断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先知 ﷺ 在一名犹太男子分享其观点(即指着克尔白起誓构成了举伴安拉 ﷻ )后,禁止了指着克尔白起誓 [52]。另一个例子是犹太人纪念穆萨逃离埃及的斋戒,这导致先知 ﷺ 确立了“阿舒拉日”的斋戒 [53]。所有这些圣训都表明,符合安拉 ﷻ 自身对神圣法度意图的人类判断本身可以被视为拥有神圣权威。
 
因此,在上述凯恩与阿贝尔的例子中,《古兰经》将拉比格言归功于安拉 ﷻ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一格言与安拉 ﷻ 本人关于单个人命价值的判断相一致 [54]。此外,《古兰经》与《塔木德》在谋杀判断上的一致,并不必然验证拉比在推导该判断时所采用的晦涩推理过程。事实上,可以认为《古兰经》在故事与从中引出的教训之间暗示了一种不同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不同于《塔木德》中发现的语法论证。经典的古兰经解经家伊本·凯西尔(卒于 1373 年)认为,5:32 格言背后的潜在原因是某种形式的“绝对律令”——任何使自己枉杀一条无辜灵魂成为合法的人,实际上也使自己枉杀全人类成为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一个无辜的人命与另一个区分开。换说之,认为一个无辜凡人是可以被侵犯的凶手,通过类比也会对全人类持有这种情绪 [55]。《古兰经》5:30 明白地说凯恩“允许自己”(*fa-ṭawwaʿat lahu nafsuhu*)杀害其弟,因此可以结合伊本·凯西尔的解释来阅读,从而将该格言锚定在凯恩对阿贝尔的谋杀中,而不必诉诸《塔木德》中晦涩的语法论证 [56]。
 
## 类别 5:反驳在启示来源之外发现的故事的相似之处
 
我们互文互动的最后一类由以下例子组成:即《古兰经》包含与后期的次经传统高度具体的相似之处,而这些传统既不像是汲取自早期的先知来源,也不像是对这些来源的合理详述。此外,这些传统甚至可能包含被现代历史或自然界知识证伪的传奇记载或神话概念。然而,仔细检查这些例子表明,《古兰经》并非简单地鹦鹉学舌这些神话概念,而是在讲述其自身独立的历史记载时蓄意反驳了它们。
 
一个说明这种倾向的例子是《古兰经》18:60-65 中讲述的穆萨及其随从旅行的故事,这是作为穆萨与一位神秘智者(伊斯兰传统中称为“希德尔”)相遇叙事的序言。这段序言读到:
 
> 当时,穆萨对他的侍从说:“我必须达到两海相汇之处,即便我旅行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他俩达到两海相汇之处的时候,他俩忘了他的鱼,那条鱼便游入海中,钻入穴里。当他俩走过那地方的时候,他对他的侍从说:“拿我们的午饭来,由于这次旅行,我们确已疲倦了。”他说:“你告诉我在岩石旁休息的时候吗?我确已忘了那条鱼,易卜劣厮使我忘了说起它。那条鱼游入海中,真是怪事!”穆萨说:“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地方。”他俩便依原路回去了。 (18:60-65)
 
这一情节与《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ance*)的某些前伊斯兰版本中发现的记载有相似之处。《亚历山大传奇》是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生平及其功绩的传奇叙事,在古代极受欢迎。虽然该传奇在大的轮廓上遵循了亚历山大的历史传记,但它在此基础上装饰了许多神话、传说、幻想和民间传说元素,以产生引人入胜的叙述 [57]。古兰经的故事与《亚历山大传奇》“贝塔(β)版本”中发现的一个情节有相似之处,该版本通常被认为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 [58],但在更早版本的传奇中是缺失的 [59]。在该记载中,亚历山大在给母亲写的信中回忆了他在黑暗之地的旅行,提到他的厨师偶然发现了一处具有赋予生命属性的水源:
 
> 既然感到饥饿,我便想吃点东西;我叫来厨师对他说:“给我们准备吃的。”他拿了一条咸鱼,到发光的泉水边清洗食物。当它被放入水中的那一刻,它复活了并从厨师手中逃脱了。(《亚历山大传奇》 β 2:39) [60]
 
厨师喝了这口长生泉的水并获得了永生,后来才坦白了发生的事,而亚历山大本人未能喝到水,从而错失了获得永生的机会。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两个故事中,主角——《古兰经》中的穆萨和传奇中的亚历山大——在旅途中停下来,要求他的一名旅伴(分别是穆萨的侍从和亚历山大的厨师)准备一餐饭。然而,旅伴坦白他们携带的午餐鱼游进了一处水域,导致主角意识到该水域就是他们的预定目的地。这两个故事相似到足以让后来的一些穆斯林经注利用《亚历山大传奇》及相关文献中的细节来扩展古兰经的故事 [61]。
 
然而,这份前伊斯兰记载涉及的不是像穆萨这样的信奉独一主的先知,而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神教国王。鉴于该记载仅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的先知时代过后的几个世纪才被证实,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一叙事元素起源于先前先知时代启示来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两个故事之间的相似性看起来过于具体且奇特,不能仅作为巧合而置之不理。那么,从穆斯林的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相似之处呢?
 
在努力调和《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之间的任何关联之前,我们应当回想一下前文关于所谓的“前伊斯兰”文本断代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古兰经》之前的传奇手稿包含与《古兰经》18:60-65 相对应的关于亚历山大的情节。此外,β 版本的主要手稿证据比《古兰经》晚了八个多世纪 [62]。严格来说,不能排除《古兰经》影响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相应记载的可能性 [63]。
 
尽管如此,让我们假设《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情节确实是前古兰经的。虽然古兰经故事与传奇记载包含表面层次的相似性,但更仔细地阅读这两份文本将揭示,《古兰经》并非奴隶般地抄袭早期的神话,而是蓄意地呈现了一个可能具有历史性的、与传奇相对立的叙事,穆斯林对此应当可以毫无困难地肯定。
 
那么,《古兰经》在此案例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古兰经记载中的“两海相汇之处”并非指代一个神话般的长生泉所在地,而仅仅是指一条淡水溪流汇入海洋的地方:在《古兰经》其他地方,“两海”被解释为人类能够从中获取食物和装饰品的咸水和淡水水体(35:12; 55:19-22) [64]。正如一些人所争辩的,《古兰经》中对两海的参考不仅没有简单地重复古代晚期被证伪的宇宙论观念 [65],反而仅仅表示普通的地理特征 [66]。因此,在这一故事的背景下,《古兰经》对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参考取代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神话般的“长生泉”。至于鱼的“奇怪”逃脱,这仅仅作为穆萨及其侍从应当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智者所在地的信号,而不是永生的源泉 [67]。因此,古兰经的记载并未描绘鱼奇迹般地“复活”,正如在《亚历山大传奇》中那样 [68]。
 
此外,《古兰经》反驳了传奇的叙述,拒绝让亚历山大担任主角,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安拉 ﷻ 的先知的情节。尽管在古代晚期的基督宗教记载中,亚历山大被描绘成一个信奉独一主甚至先驱性的基督宗教英雄,但这与历史上作为多神教徒的亚历山大相去甚远。此外,如我们所见,鉴于故事的神话背景及其较晚的创作时间,该传奇情节与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并无关系。《古兰经》因此避开了亚历山大故事的历史性问题。穆萨的故事不仅不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借用,反而提供了指向《古兰经》神圣作者身份的线索:如果启示是由先知 ﷺ 或其他人类作者伪造的,那么人们无法预料他会在表现出对亚历山大故事的认知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个避开了传奇的历史和科学不准确性的对立叙事 [69]。
 
鉴于所有这些差异,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即使假设传奇起源于古兰经之前也能调和古兰经故事的合理设想:穆萨在他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踏上了寻找知识的旅程,正如《古兰经》中所叙述的那样。很久之后,关于亚历山大及其追求长生的一个单独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传统发展了起来,并与关于穆萨的历史情节发生了一些巧合的重叠。这个关于亚历山大的神话记载最终在先知的犹太和基督宗教听众中流行开来,这反过来又为安拉 ﷻ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启示穆萨生命中的这个情节,作为对《亚历山大传奇》中幻想故事的历史纠偏叙事 [70]。古兰经故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古兰经对亚历山大记载中神话特征的明确拒绝,最终指向了一位以真实的历史记载来反驳先前神话、而非从其借用的神圣作者。总之,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即使人们相信《亚历山大传奇》在《古兰经》降示前就已流传,穆萨与鱼的古兰经故事的历史性也不难接受。
 
此外,《古兰经》与《亚历山大传奇》的互动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这种互文互动缺失,这种思考可能就不存在了。叙利亚基督宗教对《亚历山大传奇》的重述将该情节改编为亚历山大寻找长生泉的叙事 [71]。相比之下,穆萨在古兰经叙事中的追求是为了从他在两海相汇处遇到的智者那里获得智慧。熟悉亚历山大传统的受教育基督宗教听众会察觉到《古兰经》与一个熟悉故事的互动,并观察到古兰经故事如何将追求认识安拉 ﷻ 置于追求尘世赏赐之上。
 
## 类别 6:与后古兰经时期编纂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前一个例子结束了我们对《古兰经》真实的犹太教或基督宗教互文的调查。在这些案例中,证据确实表明这些互文是前古兰经的,这是一个文本首先被接纳为《古兰经》互文的前提。虽然《古兰经》与这些先前文本及传统的互动在当代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古兰经》对犹太和基督宗教传统影响的可能性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72]。事实上,许多拟议的《古兰经》故事和主题的互文,其编辑历史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仍在继续,有时这些来源甚至表现出对伊斯兰传统的认知 [73]。即便包含前伊斯兰材料阶层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会增加新的材料。
 
在评估任何互文性实例之前,首先应当确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古兰经》所谓的互文在最初就是前伊斯兰的。如果不是,那么实际上可能是古兰经故事才是真正的先驱,而所谓的互文是在伊斯兰影响下形成的。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古兰经》27:20-44 中关于苏莱曼的故事以及在所谓的“以斯帖记第二塔古姆”(*Targum Sheni*)中发现的相应叙事 [74]。为了简洁起见,我们仅比较两个故事中的初始场景,即苏莱曼了解示巴王国的情节:
 
> [苏莱曼]检阅众鸟,他说:“我怎么不见戴胜鸟呢?难道它不在场吗?我一定要严厉地惩罚它,或者宰杀它,除非它能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它在那儿逗留的时间不长,就说:“我了解到你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我从示巴给你带来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我确已发现一个女人统治他们,她获得了万物,她有一个伟大的宝座。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舍真主 ﷻ 而崇拜太阳,易卜劣厮曾美化他们的行为,从而阻碍他们走上正道,所以他们不遵循引导。” (27:20-24)
 
这一情节——一只鸟告知苏莱曼关于示巴王国的信息——在《第二塔古姆》的相应故事中也有对应:
 
> [苏莱曼]命令野兽、鸟类、爬行动物、恶魔、魔鬼和幽灵被带来……那时,林中公鸡(cock of the wood)在禽类中缺失,未被发现。于是国王愤怒地命令它必须出现在他面前,否则他将摧毁它。于是林中公鸡回答苏莱曼王说:“地上的主啊,请倾耳听我的话……我看到一个特定的国家,其堡垒之城的名为 Kitor,那里的尘土比黄金更珍贵,银子像街道上的粪便一样到处乱放。那里还矗立着来自太古时期的树木,由伊甸园的水灌溉。那里有大批来自伊甸园的人,头上戴着冠冕,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也不会拉弓。因为,我确实看到了一个统治他们所有人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示巴女王。” (《第二塔古姆》) [75]
 
这些摘录构成了《古兰经》与《第二塔古姆》共享的更广泛叙事的一部分。虽然故事并非完全一样,但仍然非常相似,这导致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塔古姆》是古兰经故事的来源 [76]。然而,该塔古姆可能属于后古兰经时期的断代使得这一建议令人怀疑 [77]。虽然尚未达成一致共识,但大多数学者已将《第二塔古姆》定为后古兰经时期,这表明影响的方向可能与先前认为的相反。
 
最近的研究为《第二塔古姆》成书于伊斯兰之后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这些证据集中在《第二塔古姆》中关于苏莱曼宫廷的描述与 9 世纪和 10 世纪君士坦丁堡皇室及宫廷艺术特征(可见于拜占庭来源)之间惊人的一致性。例如,该塔古姆提到“苏莱曼王两耳旁各有一个海妖(sirens)”,这一奇特的描述可以解释为拜占庭皇室在九世纪中叶后开始佩戴具有海妖形象的垂吊耳坠 [78]。因此,将整部塔古姆断代在九世纪之前将是违背历史的。
 
鉴于上述考虑,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塔古姆纳入了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三个世纪内形成的传统。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塔古姆的传统早于《古兰经》启示的情况下,对待影响问题的常识性方法应当是优先考虑两者中较早的文本。不幸的是,试图将《第二塔古姆》定位为苏莱曼与示巴女王古兰经故事“来源”的尝试往往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像《古兰经》这样具有影响力且流传极广的文本,不可能是后来的犹太文本中重述故事的来源,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该犹太文本包含源自几个世纪后的传统。至少,《第二塔古姆》最终属于后伊斯兰时期的编纂这一事实,使得关于它影响《古兰经》的论点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 类别 7:与手稿传统不稳定的文本的相似之处
 
在评估《古兰经》对犹太教或基督宗教文本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时,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其传播历史。虽然文本内部的线索可能暗示它最初是在《古兰经》降示前创作的,但文本本身的手稿实际上可能比《古兰经》晚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此外,它们可能表现出高度的文本差异,表明该文本即便在其传播历史的后期仍处于流变状态。相比之下,《古兰经》表现出相当完整且极早的手稿记录 [79]。
 
这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古兰经》实际上才是所谓的互文来源,即使该互文属于原本属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作品。
 
其中一个例子是《古兰经》18:65-82 中穆萨与智者(希德尔)的故事,及其在一部名为《属灵草场》(*Pratum Spirituale*)的基督宗教文本中的相似之处,该书归功于拜占庭僧侣约翰·莫斯克斯(卒于 619 年)。在古兰经的故事中,穆萨踏上了寻找智者的旅程,以便跟随并向他学习。智者同意了,但令穆萨沮丧的是,他在旅行途中实施了一系列令人费解且不安的行为:首先弄坏了一个人的船,然后杀了一个小男孩,最后在人们拒绝给两名旅行者食物的情况下,未收报酬就修好了一堵墙。在穆萨第三次证明自己无法保持沉默后,智者揭示了他实施这些行为背后的隐蔽的仁慈目的。这个故事强调,在我们这辈子遇到的看似费解的邪恶背后,隐藏着一幅只有安拉 ﷻ 保留的幽玄知识才能把握的更完整的画面。
 
《属灵草场》的一些手稿中包含一个类似的故事,其中一名虔诚的僧侣陪伴一名化身为人的天使,并见证了他实施类似的行为,包括杀死一个孩子和修理一堵破旧的墙,最后天使终于向他解释了这些行为背后的仁慈目的。作为说明,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故事中主角对杀害孩子的解释:
 
> [希德尔说:] 至于那个少年,他的父母都是信士,我们怕他由于顽顽和迷信而拖累他的父母。我们希望他俩的主另赐他俩一个比他更纯洁、更孝顺的儿子。 (18:80-81)
 
> 至于那款待我们的另一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如果那个小孩活着,他长大后会成为撒旦的工具,从而使他父亲的善功归于湮灭。因此我在他幼小时扼杀了他,以确保父亲的救赎,并使其在安拉 ﷻ 面前的记录保持无懈可击。 (《属灵草场》) [80]
 
这两份记载之间的明显相似性导致一些学者提出,古兰经的故事源自《属灵草场》中的记载 [81]。然而,对《属灵草场》手稿传统的考察表明,这一并行的记载是后古兰经时期的添加。该文本的主要来源是四份可追溯至 10 至 12 世纪的手稿 [82]。显而易见,我们关注的这个故事并未出现在最权威的手稿——12 世纪的《佛罗伦萨抄本》中,也未出现在大多数其他手稿见证中 [83]。相反,它被发现在 10 世纪的《威尼斯抄本》中,属于一系列被认为次于《佛罗伦萨抄本》中更真实收藏的故事。关于将这些补充故事归功于 7 世纪原始作者约翰·莫斯克斯存在很大疑问;在一位学者的评估中,这些故事大多数似乎是“伪造的” [84]。此外,这一特定记载还存在风格上的线索表明它是后期的添加:因为虽然该著作中真实的传说表现出“尽可能地”指定故事讲述者和背景的倾向 [85],但此类细节在所讨论的故事中完全缺失。《威尼斯抄本》的情况是《属灵草场》总体状态的一个缩影:手稿之间发现的差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份手稿都相当于它自己的一个“版本”,而不仅仅是一份副本 [86]。因此,显而易见,该著作现存的手稿并不完整地反映出 7 世纪早期编写的文本的原始形式 [87]。
 
相比之下,古兰经的手稿证据证明,这部经典——包括包含穆萨与智者故事的《山洞章》第 18 节——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世纪内就已经在流传 [88]。鉴于古兰经故事具有更早被证实的强有力证据,假设它是《属灵草场》记载的来源(而非相反)更为合理。因此,举证责任落在那些声称《威尼斯抄本》中发现的故事是古兰经故事来源的人身上。
 
## 古兰经辞令中的互文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专注于呈现一种方法论,以解决研究《古兰经》互文性为穆斯林提出的历史问题。这种专注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一研究领域对穆斯林的主要相关性在于解决此类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读者已经从上述一些例子中看到的,《古兰经》对早期圣经和解经传统的批判性互动代表了安拉 ﷻ 启示中极其深刻且迷人的一面,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继续阐明了其信息的独特性,以及其呈现该信息时所具有的文学和修辞精妙性。在本节中,我们希望通过考察《古兰经》以高度原创和创造性的方式与犹太和基督宗教文本的特定主题甚至特定语言特征互动的例子,来强调这一点。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
 
《聚礼章》包含以下对一些仇视先知 ﷺ 信息的犹太领导人的责备:
 
> 受命奉行《讨拉特》,而没有奉行的人,其状如驮书的驴子。不承认真主 ﷻ 的迹象的人们的状语,真是不利。真主 ﷻ 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 (62:5)
 
就其本身而言,这段文字传达的信息很清晰:正如一头背着一堆书的驴子并不内化这些知识或从中获益,那些拥有大量知识却未能以其性格和行动来履行知识的宗教学者的情况则更糟。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驴子驮书的例子实际上是对拉比寓言的反向运用时,它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申命记大疏》(*Sifrei Debarim*)是一部拉比圣经诠释的汇编,被认为在 5 世纪左右达到了最终形式 [89],其中包含一个寓言,称赞以色列在没有外邦国家能够承担时承担了《讨拉特》繁重的诫命:
 
> 一个人派他的驴子和狗去粮仓,在那里,十五 *seʾah* [90] 的粮食被装在驴子背上,三 *seʾah* 装在狗背上。驴子走了,狗则呼吸困难,舌头伸出。它扔掉了一 *seʾah* 并放在驴子背上,然后对第二份和第三份做了同样的事。这就因此色列如何接受《讨拉特》,以及它的注释和细节的过程。即便那些诺亚后裔(Noahides)无法遵守并丢弃的七条诫命,以色列也来接受了。 (《申命记大疏》) [92]
 
以色列被比作能够承担巨大负担的驴子,被归功于履行了《讨拉特》的所有诫命。相比之下,外邦国家被比作证明无法承担哪怕一小部分负担的狗,因无法履行哪怕最基本的诫命而受到贬低。
 
《古兰经》采用了这个隐喻,但在论争中反转了其含义,将其从对以色列的称赞转变为对以色列宗教领导层的尖锐批评,这些人负担了对卷轶浩繁的宗教法律的学习,却未能活出安拉 ﷻ 最基本诫命的精神。这节经文在《聚礼章》中位置恰当,就在此三节之前(62:2),安拉 ﷻ 宣告他在文盲或外邦人(*al-ummiyyīn*)中派遣了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来教导他们经典。而这组人正是拉比寓言中被指责未能遵守哪怕是最基本的诺亚律法(即安拉 ﷻ 给予人类的最基本诫命)的那组人。在 62:5 中甚至还有希伯来语双关语的暗示。单词 *asfār*(“书籍”)在整部《古兰经》中仅在此处出现一次(即使算上其单数形式 *sifr*),而其他所有地方,《古兰经》在提到书籍时都使用 *kitāb*。在 62:5 中 *asfār* 的唯一出现是蓄意暗指该词的希伯来语同源词 *sefer*,这是先知的犹太听众所理解的希伯来语中关于“书”的标准术语。
 
## “假若大海是墨水……”
 
此类对犹太或基督宗教文献中证实的主题的反向运用是古兰经修辞的一个常见特征。另一个例子发现在《山洞章》的结语部分,以及《鲁格曼章》中:
 
> 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大海)来补充之。” (18:109)
 
> 假若地上的所有树木都变成笔,大海也变成墨水,此外再加上七个海,(也不能写完)真主 ﷻ 的言语。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31:27)
 
这些经文回应了在一部五世纪拉比著作《纳坦之父的箴言》(*Avōt dʾRabbi Natan*) [93] 中发现的一个主题。在该文本中,一世纪的拉比埃利泽(Rabbi Eliezar)被发现使用类似的例子来描述他自己知识的无穷尽:
 
> [拉比埃利泽说] “因为纵然所有的大海都是墨水,所有的芦苇都是笔,所有的人类都是抄写员,他们也写不完我从经典中所学的、在米书拿传统中所重复的,以及从我在学堂里跟随圣贤学艺时所推导出的教训。” (《纳坦之父的箴言》,25:4.2) [94]
 
虽然这个例子旨在说明《讨拉特》学者的无尽知识,但《古兰经》在论争中将其重新投射,以强调唯有安拉 ﷻ 拥有无限的知识 [95]。一段“萨黑赫”(*ṣaḥīḥ*)传述确认了《古兰经》正在回应此类传统,该传述将这节经文置于对犹太人关于知识主张的回应中:
 
> 伊本·阿拔斯传述说:“古莱氏人对犹太人说:‘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以用来质问这个人的事情。’于是他们回答说:‘问他关于灵魂的事。’于是他们去问先知 ﷺ 关于灵魂的事。安拉 ﷻ 随后降示了经文:‘他们问你关于灵魂的事。你说:灵魂是属于我的主的命令的,你们只获得了一点知识。’[犹太人对此表示反对],说:‘我们已经通过《讨拉特》被赋予了大量的知识,凡是被赐予《讨拉特》的人都被赐予了大量的福利。’于是降示了下述经文:‘你说:假若大海是墨水,用来记载我的主的言语,那么,大海必定用尽,而我的主的言语尚未穷尽,即使我以同量的来补充之。’” (《提尔米济圣训集》)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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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之名:通过安拉 ﷻ 的尊名与属性深度领会《古兰经》


 
## 导言
 
在接触《古兰经》时,我们许多人都会带着自己的预期和假设。虽然这是自然的,但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先验假设置于神圣文本之上,这很可能会阻碍我们按其本身的含义去领悟《古兰经》。特别是在阅读译本时(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性),现代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安拉 ﷻ 为何提到前人的灭亡或火狱的折磨,并可能在这些经文面前对如何感受“安拉 ﷻ 的慈悯”感到困惑。因此,有些人便疏远了《古兰经》。
 
但先知 ﷺ 说:“《古兰经》的人就是安拉 ﷻ 的人及其选民。” [1] 这应当让我们想要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哀叹那些背弃《古兰经》之人的状态,因为他们错过了那能赋予心灵生命、赋予双眼光亮的东西 [2]。
 
《古兰经》是安拉 ﷻ 降示给他的受造物的,它具有其目的。然而,我们对《古兰经》的体验与我们如何看待安拉 ﷻ 直接相关,因为我们的“上帝形象”(God image)会影响我们与他、与自己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3]。如果我们对安拉 ﷻ 持有负面的形象,我们可能只会将《古兰经》视为一本充满严厉规章制度的书。相反,如果我们正确地视安拉 ﷻ 为仁慈的、公正的、庄严的且养育众生的——正如他描述自己那样——我们就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阅读《古兰经》的经文。我们会从中发现慈爱、力量、慈悯和智慧,而在以前我们可能并未发现。
 
考虑一下:如果你身处困境或迷失了方向,且不知道如何寻找出路,此时你收到了一封信,来信者是你深信不疑地关心你、极其聪明且了解你处境的人,你在读信时一定会全神贯注。你可能不希望这个人粉饰造成你麻烦的问题——你需要他直接告诉你,以便你能摆脱困境。即使有些点你不能完全理解,你也会努力去弄明白而不是置之不理,因为你知道信中的任何内容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需要帮助,并且你信任这个人会帮助你。
 
你读这封信的方式,与一个不认识作者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信这封信?”)、没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或太骄傲而不愿承认的人(“我懂得多”)、或不知道信件发送初衷的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困惑或无法意识到信件的重要性——结果,他们很可能无法获益。
 
安拉 ﷻ 远超任何类比,但这与我们与《古兰经》的关系相似。当我们知道安拉 ﷻ 是谁,并知道他经典的目的时,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慰藉,并在今后两世获益。当我们不知道时,我们可能会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心生怨恨。正如伊本·盖伊姆所指出的,安拉 ﷻ 给了我们两种认识他的途径:一是通过外部世界的迹象(即天地万物的创造),二是通过深思《古兰经》中的经文并参悟它们 [4]。当我们了解他的尊名以及他是谁时,这就成了我们解读宇宙迹象和他经典中迹象的棱镜。
 
因此,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学习安拉 ﷻ 与《古兰经》的关系。一旦我们做到了,爱上《古兰经》并想要深入理解其信息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事实上,深思(*tadabbur*)的关键之一就因此正确的心态对待《古兰经》 [5]。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古兰经》来自那位希望我们得到最好、希望引导我们且最全知的主,我们就更有可能积极地寻找如何从每一节经文中获益。
 
本文将探讨通过安拉 ﷻ 的尊名来接触《古兰经》,以及这如何影响我们接收其信息的方式。由于安拉 ﷻ 自己在谈论启示经典时强调了特定的尊名,本文将结合安拉 ﷻ 提到的尊名来阐述《古兰经》的信息,以帮助读者通过《古兰经》与安拉 ﷻ 建立联系。
 
## 首先通过认识安拉 ﷻ 来理解《古兰经》
 
要理解《古兰经》,我们必须与降示它的一位建立联系。正如杰弗里·朗(Jeffrey Lang)所说:
 
> 《古兰经》中关于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暗示了他对人类事业的高度参与。这些尊名,如至仁的、至慈的、宽恕的、施予的、慈爱的、创造的等,揭示了一位创造男女以便在极高个人层面与他们建立关系的安拉 ﷻ ,这种层面的关系高于人类已知的其他生物,这并非出于心理或情感需求,而是因为这是他本性的核心。因此,我们发现真诚的信士与安拉 ﷻ 之间的关系始终以爱的纽带为特征。安拉 ﷻ 爱行善者(2:195; 3:134, 3:148, 5:13, 5:93)、悔罪者(2:222)、自洁者(2:222; 9:108)、敬畏者(3:76; 9:4; 9:7)、坚忍者(3:146)、托靠他的人(3:159)、公正者(5:42; 49:9; 60:8)以及在他的道路上奋斗的人(61:4)。而他们反过来也爱安拉 ﷻ [6]。
 
在整部《古兰经》中,安拉 ﷻ 提醒我们,启示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他利用特定的尊名和属性来强调他是谁 [7]。“降示”(*tanzīl*)一词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读者,《古兰经》来自上方,来自至高者本人,由吉布里勒(Jibrīl)传达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8]。这里没有尘世的影响,也没有缺陷;它来自神圣的完美。
 
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至仁主、至慈主、万能主、全知主、至睿主、受赞主和众世界之主的“降示”。这也许类似于说“这封信来自你慈爱的父亲”或“这份指南来自专家探险家”。简单地增加作者的属性就会完全改变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
 
同样地,将《古兰经》与我们的主、创造者和养育者联系起来,会使其变得个性化,而被选中的尊名反过来又会让我们感到宽慰。如果有人给你药,你可能会心存疑虑,直到你被告知这药来自一位博学的医生。如果那位天才医生恰好也是你慈爱的父亲,你对所服之药会感到更加宽慰和自信。法赫尔·丁·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说:
 
> 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病人、长期患病者和贫困者。《古兰经》包含了病弱者需要的所有药物,以及健康人需要的所有营养。安拉 ﷻ 全能者对这个世界的人最大的恩赐就是向他们降示了《古兰经》 [9]。
 
## 慈悯
 
在告诉我们《古兰经》的信息——生命的意义、如何生活、天堂和火狱的本质——之前,安拉 ﷻ 告诉我们他是谁。在我们开始阅读经典之前,我们被告知了关于谁向我们发送经典的某些基本事实。这个简短而深邃的导言为整部经典奠定了基调。安拉 ﷻ 告诉我们:
 
> 奉至仁至慈真主 ﷻ 之名 [10]。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ﷻ ,众世界之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 [11]。
 
第一印象通常是最重要的,安拉 ﷻ 本可以选择他的众多尊名中的任何一个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那些与他的全能和庄严相关的,或者与他创造天地相关的。然而在《古兰经》的前三节经文中,他两次提到了这些尊名:
 
*Al-Raḥmān al-Raḥīm*——至仁主,至慈主。
 
《开端章》(*Sūrat al-Fātiḥah*)以宣言“奉真主 ﷻ 之名”开始。有人可能会问:“那么,真主 ﷻ 是谁?”随后的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至仁至慈的主”。不仅开篇章节以此类尊名开始,我们在诵读经典时都要以此类特定的尊名开始 [12],而不是其他尊名。
 
“至仁”(*al-Raḥmān*)和“至慈”(*al-Raḥīm*)的词根都是 *raḥmah*,被译为慈悯——怜悯、同情和仁爱 [13]。如果我们想知道慈悯在行动中是什么样子的,先知 ﷺ 通过发生在圣门弟子面前的一个场景向他们展示了这一点。在一次战役后——有些妇女和孩子被留在了后面——一名妇女开始给她的孩子哺乳。先知 ﷺ 向圣门弟子指出了这一点并问说:“你们认为这名妇女会将她的孩子扔进火里吗?”圣门弟子回答说不会。他说:“安拉 ﷻ 对他仆人的慈悯,更甚于这位母亲对她孩子的慈悯。” [14]
 
结合起来,这两个尊名告诉我们,安拉 ﷻ 始终是最深切关心、富有同情心和宽厚的。“至仁”(*al-Raḥmān*)——这种形态——告诉我们他的慈悯是满溢的、无限的且无与伦比的 [15]。加扎利(al-Ghazālī)说,他的慈悯“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包括了值得者和不值得者,今生和来世,并涵盖了超越它们的基本要素、需求和优势” [16]。
 
在实践层面,这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从任何人身上感受到何种仁慈,安拉 ﷻ 的仁慈都无限地大于此。先知 ﷺ 的话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安拉 ﷻ 将慈悯分成一百份。他将九十九份留给自己,并降下一份到大地上。由于那一份,众生互相怜悯,甚至母马会为了怕踩到孩子而抬起蹄子。” [17] 伊本·盖伊姆美妙地指出,安拉 ﷻ 作为“至仁主”意味着他不会忽视他的仆人 [18]。他进一步提到,凡认识至仁主的人都知道,他在派遣先知和启示经典方面的慈悯,甚至大于他在降雨方面的慈悯,因为前者赋予了心灵和灵魂生命,而不仅仅是身体 [19]。
 
而“至慈”(*al-Raḥīm*)确认了这一属性是永久且恒常的。安拉 ﷻ 不是反复无常或“情绪化”的,因此在他的属性和他包罗万象的慈悯中存在着稳定性和确定性。安拉 ﷻ 对信士有一种特殊的慈悯,正如他所说:“他对他人的信士是至慈的。” [20] 没有人强迫他保持慈悯(因为没有人能做到)。安拉 ﷻ 告诉我们:“你们的主,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 [21] 他亲自选择了为他的仆人们预定这种神圣的、非凡的关怀。
 
安拉 ﷻ 确认:
 
> [这是]来自至仁至慈的主的启示—— (41:2)
 
既然安拉 ﷻ 对他的仆人是最慈悯的,他提醒我们,他出于慈悯和爱护降示了这部经典,以便我们能从黑暗走向光明,以便我们能认识他、崇拜他并顺从他。这部《古兰经》是慈悯的表达,它将我们与至仁主联系起来,并引导我们进入他慈悯的居所 [22]。
 
《古兰经》中的一切都源于安拉 ﷻ 对我们深切、压倒性的关怀(*raḥmah*)。这一属性在《古兰经》中被反复强调,当我们被指示以此类尊名开始诵读时,我们明白这部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母都充满了神圣的慈悯。因此,讲述的故事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所规定的裁决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警告和劝诫是为了让我们不遭受永恒的痛苦。出于慈悯,他降示《古兰经》以揭示真理,使远离的人亲近,并以喜讯和期待来安抚那些寻求安拉 ﷻ 的人 [23]。《古兰经》是写给参悟者的一封关怀信。
 
有些人可能仍会迟疑。《古兰经》可能来自那位对我们最慈悯、最关爱且最仁慈的主,但有些事情或许对我们来说并不合理。因此,安拉 ﷻ 提醒我们,《古兰经》不仅来自至慈主,还来自全知主、至睿主。
 
## 全知与至睿
 
在《古兰经》的五个地方,安拉 ﷻ 提到“降示”(*tanzīl*)是来自“全知主”(*al-ʿAlīm*)或“至睿主”(*al-Ḥakīm*),并常与他的尊名“万能主”(*al-ʿAzīz*)结合。例如,他说: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全知真主 ﷻ 的。(40:2)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真主 ﷻ 的。(46:2)
 
“全知主”(*al-ʿAlīm*)是拥有包罗万象知识的一位。词根是 *ʿayn-lām-mīm*,涵盖了知识、觉察和确定。全知主安拉 ﷻ 知道什么是,什么可能是;知道过去是什么,过去本可能是怎样;知道内在和外在。对人隐藏的事,对他而言是显明的 [26]。然而,在我们的日常互动中,我们可能熟悉那些“懂很多”但并不最敏锐或最有洞察力的人。安拉 ﷻ 也是“至睿主”(*al-Ḥakīm*)。“智慧”(*ḥikmah*)的含义之一是将事物放在适当的位置 [27]。因为安拉 ﷻ 是至睿主,他绝不从事丑恶之事 [28],他的行为总是适度且有目的的。拉齐说,这些尊名在这里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安拉 ﷻ 在告诉我们,他以他的威严和知识降示了《古兰经》,这可以从其包含的益处和奇迹中看出 [29]。伊本·阿舒尔(Ibn ʿĀshūr)补充说,因为《古兰经》是万能的全知主的言语,除了安拉 ﷻ 之外,没有人有能力和知识想出类似的东西 [30]。
 
当安拉 ﷻ 告知我们这部《古兰经》是来自那位知道每一个细节——过去与未来,物理与形而上学——且他是最智慧和最全知的一位时,他是在告诉我们这部经典中的一切对我们今后两世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关心我们之人的信,其内容可能会在情感上满足我们。但如果被告知是一位特定领域的最高权威撰写了此书,我们自然也会在理智层面更加认真地对待它。我们会信任其中给出的建议,因为我们对那个人的知识和专业素养有信心(尽管他仍是会犯错的凡人!)。
 
当我们内在化了安拉 ﷻ 作为《古兰经》“作者”的知识和智慧这一事实——当我们真正领悟到《古兰经》字面上就是真主 ﷻ 的言语时——我们就真正理解了现实。我们越是深思《古兰经》,我们的优先级就越清晰。我们确信他为我们所规定的对我们有益,他所禁止的对我们有害。面对麻烦时,我们知道答案可以在他的言语中找到。既然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我们就信任他。因此,当遇到我们不能领会的事情时,我们会花时间去理解它们,而不是排斥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容。安拉 ﷻ 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可能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你们可能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真主 ﷻ 知道,你们不知道。” [31]
 
在《古兰经》中,当优素福(愿他平安)最终与家人团聚时,他说:“……我的主对他所意欲的事是慈悯的,他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 [32] 优素福可以看到发生在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且对他出现在那一刻确是必要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一个孩子被嫉妒的兄弟姐妹与家人分离、被卖为奴隶,然后被诬告并被投入监狱多年,这其中的慈悯和智慧何在?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导致优素福成为一个受信任且受爱戴的拥有权威和地位的人。安拉 ﷻ 因为他的坚忍和敬畏而提升了他。在他生命的每一次转折中,既有智慧也有慈悯。
 
虽然在优素福的案例中,安拉 ﷻ 的智慧在最终的尘世结果中变得显而易见,但智慧并不局限于在这个领域所看到的,甚至不局限于按尘世标准所衡量的价值。例如,一个通过经营酒类生意获利的人可能决定改过自新并转行。他们可能会因此遭受物质损失,生活水平也许会下降。他们开始失去业务联系。如果他们的家人反对这种改变,他们的关系甚至可能破裂。这些都是切实的损失。但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为了安拉 ﷻ 而放弃了什么,神圣的恩典正降临在他们身上。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做了正确的事,在个人和社区层面避免了多少伤害。而且没有人会知道安拉 ﷻ 由于此人对他的虔诚以及在困难和诱惑面前的坚定,而在天堂为他们隐藏了什么奖赏。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时,他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切。
 
## 力量与关怀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慈悯和知识的属性可能受到高度重视,但拥有它们的人也可能是软弱的。一个软弱的人很容易被制服,其建议也可能不切实际。因此,安拉 ﷻ 强调这部经典也来自“万能主”(*al-ʿAzīz*)和“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
 
安拉 ﷻ 提醒《古兰经》的诵读者:“这是万能的、至慈的主降示的。” [33] 以及“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的真主 ﷻ 。” [34] 安拉 ﷻ 在提到《古兰经》的“降示”(*tanzīl*)时经常提到他的“威严”(*ʿizzah*) [35],且《古兰经》本身也被描述为“万能的/尊贵的”(*ʿazīz*) [36]。
 
“威严”(*ʿIzzah*)是力量、高贵、不可战胜、尊严和独特性的结合 [37]。“万能主”(*Al-ʿAzīz*)是克敌制胜且不能被战胜的一位,是不可触及且全能的,完全独特,拥有一切荣耀和尊严,且他将力量和荣誉授予他所意欲的人 [38]。
 
在白德尔战役期间,穆斯林的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安拉 ﷻ 告诉信士们,他派遣天使作为增援,穆斯林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所有人:“真主 ﷻ 只以此为喜讯,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援助只是从真主 ﷻ 那里发出的;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ʿAzīz*),确是至睿的(*Ḥakīm*)。” [39] 力量和胜利并非来自天使;相反,它们来自安拉 ﷻ 。
 
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这部经典来自万能主时,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已经保护了《古兰经》免受改变或篡改 [40]。这应当激发对其永恒信息的信心 [41]。它敦促人们毫不软弱地行走在真理和引导的道路上,并对违抗和不信发出警告和威胁 [42]。当我们看到周围世界的不公,当我们自己感到软弱时,《古兰经》提醒我们它来自万能主,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力量和慰藉 [43]。《古兰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违法乱纪和作恶者的命运;他们不会被无限期地听之任之。安拉 ﷻ 是万能主——当他发出警告时,他有能力贯彻执行。
 
此外,他的力量不同于人类的力量。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人可能会鲁莽或残忍地表达它,压迫他人,但安拉 ﷻ 是至睿主、至慈主。他的力量在表达中是克制的,在结果中是公正的,出于最好的理由,并带有极致的慈悯。
 
安拉 ﷻ 还提醒我们,《古兰经》是从“众世界之主”降示的,说:“这部经典的降示,其中毫无疑义,是来自众世界之主的。” [44] 安拉 ﷻ 作为“众世界之主”意味着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是一切事务的照管者,是培育者,他使物存在并使其消亡;这意味着唯有他是主,值得崇拜,是真正的避难所,是灾难中的圣所;的确,除他外别无养育者,除他外别无神灵 [45]。“培育”(*tarbiyah*)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根,意为养育,养育主安拉 ﷻ 是那位温和地引导人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直到最终目标实现的一位 [46]。
 
告诉我们“降示”是来自众世界之主,提醒我们安拉 ﷻ 正通过《古兰经》培育我们。我们被赋予了这份“来自创造大地和高天的真主 ﷻ 的启示” [47],他正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存在,以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与他同在以达成我们的最终目标:与他同在的天堂。我们在今世的目的得到了阐述,考验的性质以及善恶都得到了解释。我们被劝诫要克服低级欲望并追求崇高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被告知了他是谁。
 
此外,他是“众世界之主”——不仅是某个种族、国籍、语言、性别或社会阶层的主。他供养并提升每一个人,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引导不仅与我们所有人相关,而且对我们所有人至关重要。
 
## 受赞主
 
最后,关于《古兰经》,我们被告知:“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它是]从至睿的、受赞的主降示的。” [48]
 
“赞颂”(*Ḥamd*)是“谴责”(*dhamm*)的反面。“受赞主”(*Al-Ḥamīd*)是因其本质、尊名和属性以及行为而受赞颂的一位 [49]。从他那里发出的每一件事物都值得赞颂。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来自受赞主的一切不仅是好的,而且是会引起敬畏感的绝对完美。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真主 ﷻ 确是无求的,确是受赞的。” [50]
 
我们说“一切赞颂(*alḥamd*)全归真主 ﷻ ”,这比说“感谢”(*shukr*)一词更全面,因为后者是针对特定的行为或恩惠表达的。而“赞颂”(*ḥamd*)则涵盖了感谢和赞美,不仅是针对特定的恩惠,还是针对受赞者固有的品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站起来进行“泰哈朱德”(深夜礼拜)时曾做过一个美妙的祈祷:
 
> 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养育者。一切赞颂全归你。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国权全归你。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光亮。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万物的君王。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真理。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与你的相会是真实的。你的言语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火狱是真实的。众先知是真实的。穆罕默德是真实的。末日是真实的…… [51]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始终对安拉 ﷻ 保持感激、敬畏和崇敬——而这都涵盖在他所做的祈祷中。
 
这个启示是来自至睿主的“降示”,因为他指引我们向着我们的利益前进,且他在他赐予我们的恩典中是受赞颂的 [52]。因为安拉 ﷻ 在其完美和庄严、公正和仁慈中是受赞颂的,他的经典必然提供了获得善并抵御恶的手段 [53]。当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既然安拉 ﷻ 是受赞主,那么《古兰经》中的一切必须是本质上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在参悟经文时忍不住要赞颂他。如果它没有让我们想要赞颂他,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错过了什么?我们哪里没有理解?
 
## 结论
 
创造我们并塑造我们的安拉 ﷻ ,向我们派遣了一部经典来引导我们走向他。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他受造物的关怀。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会忘记《古兰经》来自谁,因此以未能考虑到安拉 ﷻ 的慈悯、智慧和庄严的方式与之互动。
 
下次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应当牢记某些事项:这对我的慈悯何在?我应当从中学习什么智慧?安拉 ﷻ 正如何通过这节经文或这一章节引导和关怀我?这些问题既适用于描述天堂的经文,也适用于描述火狱的经文;既适用于故事和寓言,也适用于直接的命令和禁止。
 
例如,在阅读关于禁止某事(如禁酒)的经文时,考虑到他的尊名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命令。相反,它来自慈悯、关心、培育和神圣智慧。记住他的尊名有助于灌输一种信念:这一禁令中存在着智慧,因为它来自全知主、至睿主;且事实上,这一禁令是应当感谢安拉 ﷻ 的事情,因为他是受赞主。当我们读到令我们恐惧的经文(如关于火狱的经文)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即使是那些经文也源于安拉 ﷻ 的慈悯,因为它们的描述有助于引导我们远离火狱——毕竟,为了让我们远离有害的事物,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存在,且它确实对我们有害。
 
通过告诉我们《古兰经》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内容,我们被提醒,《古兰经》是来自至仁至慈主(*al-Raḥmān al-Raḥīm*)、全知主(*al-ʿAlīm*)、至睿主(*al-Ḥakīm*)、万能主(*al-ʿAzīz*)、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和受赞主(*al-Ḥamīd*)发给我们的。诵读《古兰经》时记住这七个尊名,应当能帮助我们根据安拉 ﷻ 是谁来阅读经文。它使我们能够通过爱、慈悯、关怀、力量和智慧的棱镜来理解其中包含的信息,从而在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时安慰我们。
 
《古兰经》是安拉 ﷻ 给受造物永恒的礼物,也是对信奉并追随它的人的一种慈悯。当我们带着对派遣者身份的认知去接触《古兰经》时,我们就能开始意识到它是多么珍贵,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益处,并品味我们与其及其含义共度的时光。
 
## 注释
 
[1]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15 号。
[2]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3] ^ Hassan Elwan 和 Osman Umarji,“神圣之爱的炼金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如何影响我们的信仰和幸福”,Yaqeen, 2023。
[4] ^ 伊本·盖伊姆,《益处集》。
[5] ^ Yousef Wahb 和 Mohammed Elshinawy,“深思之钥:如何深度参悟古兰经”,Yaqeen, 2021。
[6] ^ 杰弗里·朗,《连天使也发问》。杰弗里·朗是美国数学教授,1980 年代皈依伊斯兰教。
[7] ^ 《古兰经》39:1, 40:2, 41:2, 46:2 等。
[8] ^ 拉齐,《隐秘的钥匙》。
[9] ^ 同上。
[10] ^ 这些尊名有不同的译法。
[11] ^ 《古兰经·开端章》,1:1–4。
[12] ^ 除《忏悔章》外。
[13] ^ 《汉斯·威尔词典》。
[1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9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4 号。
[15] ^ 伊本·焦齐(Ibn al-Jawzī),《解经路粮》。
[16] ^ 加扎利,《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1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000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2 号。
[18]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19] ^ 同上。
[20] ^ 《古兰经》33:43。
[21] ^ 《古兰经》6:54。
[22] ^ 《萨阿迪经注》。
[23]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24] ^ 《古兰经》40:2。
[25] ^ 《古兰经》46:2。
[26] ^ Maher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7] ^ 伊本·盖伊姆,《痼疾之疗》。
[2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9] ^ 拉齐,《隐秘的钥匙》。
[30]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31] ^ 《古兰经》2:216。
[32] ^ 《古兰经》12:100。
[33] ^ 《古兰经》36:5。
[34] ^ 《古兰经》39:1。
[35] ^ 例如《古兰经》40:2, 42:2, 45:2。
[36] ^ 《古兰经》41:41。
[37] ^ 《汉斯·威尔词典》。
[3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39] ^ 《古兰经》8:10。
[40] ^ 《萨阿迪经注》。
[41]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42] ^ 同上。
[43] ^ 《萨阿迪经注》。
[44] ^ 《古兰经》32:2;还有 56:80; 69:43。
[45] ^ 伊本·盖伊姆,《奇妙的益处》;《萨阿迪经注》。
[46]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47] ^ 《古兰经》20:4。
[48] ^ 《古兰经》41:42。
[49]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50] ^ 《古兰经》22:64。
[51] ^ 《布哈里圣训实录》,1120。
[52] ^ 塔巴里(al-Ṭabarī),《古兰经诠释大集》。
[53] ^ 《萨阿迪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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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南·优素福 (Jinan Yous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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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在接触《古兰经》时,我们许多人都会带着自己的预期和假设。虽然这是自然的,但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先验假设置于神圣文本之上,这很可能会阻碍我们按其本身的含义去领悟《古兰经》。特别是在阅读译本时(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性),现代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安拉 ﷻ 为何提到前人的灭亡或火狱的折磨,并可能在这些经文面前对如何感受“安拉 ﷻ 的慈悯”感到困惑。因此,有些人便疏远了《古兰经》。
 
但先知 ﷺ 说:“《古兰经》的人就是安拉 ﷻ 的人及其选民。” [1] 这应当让我们想要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哀叹那些背弃《古兰经》之人的状态,因为他们错过了那能赋予心灵生命、赋予双眼光亮的东西 [2]。
 
《古兰经》是安拉 ﷻ 降示给他的受造物的,它具有其目的。然而,我们对《古兰经》的体验与我们如何看待安拉 ﷻ 直接相关,因为我们的“上帝形象”(God image)会影响我们与他、与自己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3]。如果我们对安拉 ﷻ 持有负面的形象,我们可能只会将《古兰经》视为一本充满严厉规章制度的书。相反,如果我们正确地视安拉 ﷻ 为仁慈的、公正的、庄严的且养育众生的——正如他描述自己那样——我们就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阅读《古兰经》的经文。我们会从中发现慈爱、力量、慈悯和智慧,而在以前我们可能并未发现。
 
考虑一下:如果你身处困境或迷失了方向,且不知道如何寻找出路,此时你收到了一封信,来信者是你深信不疑地关心你、极其聪明且了解你处境的人,你在读信时一定会全神贯注。你可能不希望这个人粉饰造成你麻烦的问题——你需要他直接告诉你,以便你能摆脱困境。即使有些点你不能完全理解,你也会努力去弄明白而不是置之不理,因为你知道信中的任何内容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需要帮助,并且你信任这个人会帮助你。
 
你读这封信的方式,与一个不认识作者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信这封信?”)、没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或太骄傲而不愿承认的人(“我懂得多”)、或不知道信件发送初衷的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困惑或无法意识到信件的重要性——结果,他们很可能无法获益。
 
安拉 ﷻ 远超任何类比,但这与我们与《古兰经》的关系相似。当我们知道安拉 ﷻ 是谁,并知道他经典的目的时,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慰藉,并在今后两世获益。当我们不知道时,我们可能会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心生怨恨。正如伊本·盖伊姆所指出的,安拉 ﷻ 给了我们两种认识他的途径:一是通过外部世界的迹象(即天地万物的创造),二是通过深思《古兰经》中的经文并参悟它们 [4]。当我们了解他的尊名以及他是谁时,这就成了我们解读宇宙迹象和他经典中迹象的棱镜。
 
因此,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学习安拉 ﷻ 与《古兰经》的关系。一旦我们做到了,爱上《古兰经》并想要深入理解其信息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事实上,深思(*tadabbur*)的关键之一就因此正确的心态对待《古兰经》 [5]。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古兰经》来自那位希望我们得到最好、希望引导我们且最全知的主,我们就更有可能积极地寻找如何从每一节经文中获益。
 
本文将探讨通过安拉 ﷻ 的尊名来接触《古兰经》,以及这如何影响我们接收其信息的方式。由于安拉 ﷻ 自己在谈论启示经典时强调了特定的尊名,本文将结合安拉 ﷻ 提到的尊名来阐述《古兰经》的信息,以帮助读者通过《古兰经》与安拉 ﷻ 建立联系。
 
## 首先通过认识安拉 ﷻ 来理解《古兰经》
 
要理解《古兰经》,我们必须与降示它的一位建立联系。正如杰弗里·朗(Jeffrey Lang)所说:
 
> 《古兰经》中关于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暗示了他对人类事业的高度参与。这些尊名,如至仁的、至慈的、宽恕的、施予的、慈爱的、创造的等,揭示了一位创造男女以便在极高个人层面与他们建立关系的安拉 ﷻ ,这种层面的关系高于人类已知的其他生物,这并非出于心理或情感需求,而是因为这是他本性的核心。因此,我们发现真诚的信士与安拉 ﷻ 之间的关系始终以爱的纽带为特征。安拉 ﷻ 爱行善者(2:195; 3:134, 3:148, 5:13, 5:93)、悔罪者(2:222)、自洁者(2:222; 9:108)、敬畏者(3:76; 9:4; 9:7)、坚忍者(3:146)、托靠他的人(3:159)、公正者(5:42; 49:9; 60:8)以及在他的道路上奋斗的人(61:4)。而他们反过来也爱安拉 ﷻ [6]。
 
在整部《古兰经》中,安拉 ﷻ 提醒我们,启示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他利用特定的尊名和属性来强调他是谁 [7]。“降示”(*tanzīl*)一词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读者,《古兰经》来自上方,来自至高者本人,由吉布里勒(Jibrīl)传达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8]。这里没有尘世的影响,也没有缺陷;它来自神圣的完美。
 
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至仁主、至慈主、万能主、全知主、至睿主、受赞主和众世界之主的“降示”。这也许类似于说“这封信来自你慈爱的父亲”或“这份指南来自专家探险家”。简单地增加作者的属性就会完全改变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
 
同样地,将《古兰经》与我们的主、创造者和养育者联系起来,会使其变得个性化,而被选中的尊名反过来又会让我们感到宽慰。如果有人给你药,你可能会心存疑虑,直到你被告知这药来自一位博学的医生。如果那位天才医生恰好也是你慈爱的父亲,你对所服之药会感到更加宽慰和自信。法赫尔·丁·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说:
 
> 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病人、长期患病者和贫困者。《古兰经》包含了病弱者需要的所有药物,以及健康人需要的所有营养。安拉 ﷻ 全能者对这个世界的人最大的恩赐就是向他们降示了《古兰经》 [9]。
 
## 慈悯
 
在告诉我们《古兰经》的信息——生命的意义、如何生活、天堂和火狱的本质——之前,安拉 ﷻ 告诉我们他是谁。在我们开始阅读经典之前,我们被告知了关于谁向我们发送经典的某些基本事实。这个简短而深邃的导言为整部经典奠定了基调。安拉 ﷻ 告诉我们:
 
> 奉至仁至慈真主 ﷻ 之名 [10]。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ﷻ ,众世界之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 [11]。
 
第一印象通常是最重要的,安拉 ﷻ 本可以选择他的众多尊名中的任何一个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那些与他的全能和庄严相关的,或者与他创造天地相关的。然而在《古兰经》的前三节经文中,他两次提到了这些尊名:
 
*Al-Raḥmān al-Raḥīm*——至仁主,至慈主。
 
《开端章》(*Sūrat al-Fātiḥah*)以宣言“奉真主 ﷻ 之名”开始。有人可能会问:“那么,真主 ﷻ 是谁?”随后的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至仁至慈的主”。不仅开篇章节以此类尊名开始,我们在诵读经典时都要以此类特定的尊名开始 [12],而不是其他尊名。
 
“至仁”(*al-Raḥmān*)和“至慈”(*al-Raḥīm*)的词根都是 *raḥmah*,被译为慈悯——怜悯、同情和仁爱 [13]。如果我们想知道慈悯在行动中是什么样子的,先知 ﷺ 通过发生在圣门弟子面前的一个场景向他们展示了这一点。在一次战役后——有些妇女和孩子被留在了后面——一名妇女开始给她的孩子哺乳。先知 ﷺ 向圣门弟子指出了这一点并问说:“你们认为这名妇女会将她的孩子扔进火里吗?”圣门弟子回答说不会。他说:“安拉 ﷻ 对他仆人的慈悯,更甚于这位母亲对她孩子的慈悯。” [14]
 
结合起来,这两个尊名告诉我们,安拉 ﷻ 始终是最深切关心、富有同情心和宽厚的。“至仁”(*al-Raḥmān*)——这种形态——告诉我们他的慈悯是满溢的、无限的且无与伦比的 [15]。加扎利(al-Ghazālī)说,他的慈悯“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包括了值得者和不值得者,今生和来世,并涵盖了超越它们的基本要素、需求和优势” [16]。
 
在实践层面,这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从任何人身上感受到何种仁慈,安拉 ﷻ 的仁慈都无限地大于此。先知 ﷺ 的话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安拉 ﷻ 将慈悯分成一百份。他将九十九份留给自己,并降下一份到大地上。由于那一份,众生互相怜悯,甚至母马会为了怕踩到孩子而抬起蹄子。” [17] 伊本·盖伊姆美妙地指出,安拉 ﷻ 作为“至仁主”意味着他不会忽视他的仆人 [18]。他进一步提到,凡认识至仁主的人都知道,他在派遣先知和启示经典方面的慈悯,甚至大于他在降雨方面的慈悯,因为前者赋予了心灵和灵魂生命,而不仅仅是身体 [19]。
 
而“至慈”(*al-Raḥīm*)确认了这一属性是永久且恒常的。安拉 ﷻ 不是反复无常或“情绪化”的,因此在他的属性和他包罗万象的慈悯中存在着稳定性和确定性。安拉 ﷻ 对信士有一种特殊的慈悯,正如他所说:“他对他人的信士是至慈的。” [20] 没有人强迫他保持慈悯(因为没有人能做到)。安拉 ﷻ 告诉我们:“你们的主,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 [21] 他亲自选择了为他的仆人们预定这种神圣的、非凡的关怀。
 
安拉 ﷻ 确认:
 
> [这是]来自至仁至慈的主的启示—— (41:2)
 
既然安拉 ﷻ 对他的仆人是最慈悯的,他提醒我们,他出于慈悯和爱护降示了这部经典,以便我们能从黑暗走向光明,以便我们能认识他、崇拜他并顺从他。这部《古兰经》是慈悯的表达,它将我们与至仁主联系起来,并引导我们进入他慈悯的居所 [22]。
 
《古兰经》中的一切都源于安拉 ﷻ 对我们深切、压倒性的关怀(*raḥmah*)。这一属性在《古兰经》中被反复强调,当我们被指示以此类尊名开始诵读时,我们明白这部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母都充满了神圣的慈悯。因此,讲述的故事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所规定的裁决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警告和劝诫是为了让我们不遭受永恒的痛苦。出于慈悯,他降示《古兰经》以揭示真理,使远离的人亲近,并以喜讯和期待来安抚那些寻求安拉 ﷻ 的人 [23]。《古兰经》是写给参悟者的一封关怀信。
 
有些人可能仍会迟疑。《古兰经》可能来自那位对我们最慈悯、最关爱且最仁慈的主,但有些事情或许对我们来说并不合理。因此,安拉 ﷻ 提醒我们,《古兰经》不仅来自至慈主,还来自全知主、至睿主。
 
## 全知与至睿
 
在《古兰经》的五个地方,安拉 ﷻ 提到“降示”(*tanzīl*)是来自“全知主”(*al-ʿAlīm*)或“至睿主”(*al-Ḥakīm*),并常与他的尊名“万能主”(*al-ʿAzīz*)结合。例如,他说: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全知真主 ﷻ 的。(40:2)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真主 ﷻ 的。(46:2)
 
“全知主”(*al-ʿAlīm*)是拥有包罗万象知识的一位。词根是 *ʿayn-lām-mīm*,涵盖了知识、觉察和确定。全知主安拉 ﷻ 知道什么是,什么可能是;知道过去是什么,过去本可能是怎样;知道内在和外在。对人隐藏的事,对他而言是显明的 [26]。然而,在我们的日常互动中,我们可能熟悉那些“懂很多”但并不最敏锐或最有洞察力的人。安拉 ﷻ 也是“至睿主”(*al-Ḥakīm*)。“智慧”(*ḥikmah*)的含义之一是将事物放在适当的位置 [27]。因为安拉 ﷻ 是至睿主,他绝不从事丑恶之事 [28],他的行为总是适度且有目的的。拉齐说,这些尊名在这里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安拉 ﷻ 在告诉我们,他以他的威严和知识降示了《古兰经》,这可以从其包含的益处和奇迹中看出 [29]。伊本·阿舒尔(Ibn ʿĀshūr)补充说,因为《古兰经》是万能的全知主的言语,除了安拉 ﷻ 之外,没有人有能力和知识想出类似的东西 [30]。
 
当安拉 ﷻ 告知我们这部《古兰经》是来自那位知道每一个细节——过去与未来,物理与形而上学——且他是最智慧和最全知的一位时,他是在告诉我们这部经典中的一切对我们今后两世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关心我们之人的信,其内容可能会在情感上满足我们。但如果被告知是一位特定领域的最高权威撰写了此书,我们自然也会在理智层面更加认真地对待它。我们会信任其中给出的建议,因为我们对那个人的知识和专业素养有信心(尽管他仍是会犯错的凡人!)。
 
当我们内在化了安拉 ﷻ 作为《古兰经》“作者”的知识和智慧这一事实——当我们真正领悟到《古兰经》字面上就是真主 ﷻ 的言语时——我们就真正理解了现实。我们越是深思《古兰经》,我们的优先级就越清晰。我们确信他为我们所规定的对我们有益,他所禁止的对我们有害。面对麻烦时,我们知道答案可以在他的言语中找到。既然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我们就信任他。因此,当遇到我们不能领会的事情时,我们会花时间去理解它们,而不是排斥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容。安拉 ﷻ 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可能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你们可能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真主 ﷻ 知道,你们不知道。” [31]
 
在《古兰经》中,当优素福(愿他平安)最终与家人团聚时,他说:“……我的主对他所意欲的事是慈悯的,他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 [32] 优素福可以看到发生在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且对他出现在那一刻确是必要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一个孩子被嫉妒的兄弟姐妹与家人分离、被卖为奴隶,然后被诬告并被投入监狱多年,这其中的慈悯和智慧何在?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导致优素福成为一个受信任且受爱戴的拥有权威和地位的人。安拉 ﷻ 因为他的坚忍和敬畏而提升了他。在他生命的每一次转折中,既有智慧也有慈悯。
 
虽然在优素福的案例中,安拉 ﷻ 的智慧在最终的尘世结果中变得显而易见,但智慧并不局限于在这个领域所看到的,甚至不局限于按尘世标准所衡量的价值。例如,一个通过经营酒类生意获利的人可能决定改过自新并转行。他们可能会因此遭受物质损失,生活水平也许会下降。他们开始失去业务联系。如果他们的家人反对这种改变,他们的关系甚至可能破裂。这些都是切实的损失。但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为了安拉 ﷻ 而放弃了什么,神圣的恩典正降临在他们身上。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做了正确的事,在个人和社区层面避免了多少伤害。而且没有人会知道安拉 ﷻ 由于此人对他的虔诚以及在困难和诱惑面前的坚定,而在天堂为他们隐藏了什么奖赏。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时,他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切。
 
## 力量与关怀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慈悯和知识的属性可能受到高度重视,但拥有它们的人也可能是软弱的。一个软弱的人很容易被制服,其建议也可能不切实际。因此,安拉 ﷻ 强调这部经典也来自“万能主”(*al-ʿAzīz*)和“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
 
安拉 ﷻ 提醒《古兰经》的诵读者:“这是万能的、至慈的主降示的。” [33] 以及“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的真主 ﷻ 。” [34] 安拉 ﷻ 在提到《古兰经》的“降示”(*tanzīl*)时经常提到他的“威严”(*ʿizzah*) [35],且《古兰经》本身也被描述为“万能的/尊贵的”(*ʿazīz*) [36]。
 
“威严”(*ʿIzzah*)是力量、高贵、不可战胜、尊严和独特性的结合 [37]。“万能主”(*Al-ʿAzīz*)是克敌制胜且不能被战胜的一位,是不可触及且全能的,完全独特,拥有一切荣耀和尊严,且他将力量和荣誉授予他所意欲的人 [38]。
 
在白德尔战役期间,穆斯林的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安拉 ﷻ 告诉信士们,他派遣天使作为增援,穆斯林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所有人:“真主 ﷻ 只以此为喜讯,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援助只是从真主 ﷻ 那里发出的;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ʿAzīz*),确是至睿的(*Ḥakīm*)。” [39] 力量和胜利并非来自天使;相反,它们来自安拉 ﷻ 。
 
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这部经典来自万能主时,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已经保护了《古兰经》免受改变或篡改 [40]。这应当激发对其永恒信息的信心 [41]。它敦促人们毫不软弱地行走在真理和引导的道路上,并对违抗和不信发出警告和威胁 [42]。当我们看到周围世界的不公,当我们自己感到软弱时,《古兰经》提醒我们它来自万能主,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力量和慰藉 [43]。《古兰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违法乱纪和作恶者的命运;他们不会被无限期地听之任之。安拉 ﷻ 是万能主——当他发出警告时,他有能力贯彻执行。
 
此外,他的力量不同于人类的力量。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人可能会鲁莽或残忍地表达它,压迫他人,但安拉 ﷻ 是至睿主、至慈主。他的力量在表达中是克制的,在结果中是公正的,出于最好的理由,并带有极致的慈悯。
 
安拉 ﷻ 还提醒我们,《古兰经》是从“众世界之主”降示的,说:“这部经典的降示,其中毫无疑义,是来自众世界之主的。” [44] 安拉 ﷻ 作为“众世界之主”意味着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是一切事务的照管者,是培育者,他使物存在并使其消亡;这意味着唯有他是主,值得崇拜,是真正的避难所,是灾难中的圣所;的确,除他外别无养育者,除他外别无神灵 [45]。“培育”(*tarbiyah*)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根,意为养育,养育主安拉 ﷻ 是那位温和地引导人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直到最终目标实现的一位 [46]。
 
告诉我们“降示”是来自众世界之主,提醒我们安拉 ﷻ 正通过《古兰经》培育我们。我们被赋予了这份“来自创造大地和高天的真主 ﷻ 的启示” [47],他正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存在,以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与他同在以达成我们的最终目标:与他同在的天堂。我们在今世的目的得到了阐述,考验的性质以及善恶都得到了解释。我们被劝诫要克服低级欲望并追求崇高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被告知了他是谁。
 
此外,他是“众世界之主”——不仅是某个种族、国籍、语言、性别或社会阶层的主。他供养并提升每一个人,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引导不仅与我们所有人相关,而且对我们所有人至关重要。
 
## 受赞主
 
最后,关于《古兰经》,我们被告知:“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它是]从至睿的、受赞的主降示的。” [48]
 
“赞颂”(*Ḥamd*)是“谴责”(*dhamm*)的反面。“受赞主”(*Al-Ḥamīd*)是因其本质、尊名和属性以及行为而受赞颂的一位 [49]。从他那里发出的每一件事物都值得赞颂。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来自受赞主的一切不仅是好的,而且是会引起敬畏感的绝对完美。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真主 ﷻ 确是无求的,确是受赞的。” [50]
 
我们说“一切赞颂(*alḥamd*)全归真主 ﷻ ”,这比说“感谢”(*shukr*)一词更全面,因为后者是针对特定的行为或恩惠表达的。而“赞颂”(*ḥamd*)则涵盖了感谢和赞美,不仅是针对特定的恩惠,还是针对受赞者固有的品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站起来进行“泰哈朱德”(深夜礼拜)时曾做过一个美妙的祈祷:
 
> 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养育者。一切赞颂全归你。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国权全归你。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光亮。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万物的君王。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真理。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与你的相会是真实的。你的言语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火狱是真实的。众先知是真实的。穆罕默德是真实的。末日是真实的…… [51]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始终对安拉 ﷻ 保持感激、敬畏和崇敬——而这都涵盖在他所做的祈祷中。
 
这个启示是来自至睿主的“降示”,因为他指引我们向着我们的利益前进,且他在他赐予我们的恩典中是受赞颂的 [52]。因为安拉 ﷻ 在其完美和庄严、公正和仁慈中是受赞颂的,他的经典必然提供了获得善并抵御恶的手段 [53]。当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既然安拉 ﷻ 是受赞主,那么《古兰经》中的一切必须是本质上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在参悟经文时忍不住要赞颂他。如果它没有让我们想要赞颂他,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错过了什么?我们哪里没有理解?
 
## 结论
 
创造我们并塑造我们的安拉 ﷻ ,向我们派遣了一部经典来引导我们走向他。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他受造物的关怀。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会忘记《古兰经》来自谁,因此以未能考虑到安拉 ﷻ 的慈悯、智慧和庄严的方式与之互动。
 
下次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应当牢记某些事项:这对我的慈悯何在?我应当从中学习什么智慧?安拉 ﷻ 正如何通过这节经文或这一章节引导和关怀我?这些问题既适用于描述天堂的经文,也适用于描述火狱的经文;既适用于故事和寓言,也适用于直接的命令和禁止。
 
例如,在阅读关于禁止某事(如禁酒)的经文时,考虑到他的尊名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命令。相反,它来自慈悯、关心、培育和神圣智慧。记住他的尊名有助于灌输一种信念:这一禁令中存在着智慧,因为它来自全知主、至睿主;且事实上,这一禁令是应当感谢安拉 ﷻ 的事情,因为他是受赞主。当我们读到令我们恐惧的经文(如关于火狱的经文)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即使是那些经文也源于安拉 ﷻ 的慈悯,因为它们的描述有助于引导我们远离火狱——毕竟,为了让我们远离有害的事物,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存在,且它确实对我们有害。
 
通过告诉我们《古兰经》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内容,我们被提醒,《古兰经》是来自至仁至慈主(*al-Raḥmān al-Raḥīm*)、全知主(*al-ʿAlīm*)、至睿主(*al-Ḥakīm*)、万能主(*al-ʿAzīz*)、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和受赞主(*al-Ḥamīd*)发给我们的。诵读《古兰经》时记住这七个尊名,应当能帮助我们根据安拉 ﷻ 是谁来阅读经文。它使我们能够通过爱、慈悯、关怀、力量和智慧的棱镜来理解其中包含的信息,从而在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时安慰我们。
 
《古兰经》是安拉 ﷻ 给受造物永恒的礼物,也是对信奉并追随它的人的一种慈悯。当我们带着对派遣者身份的认知去接触《古兰经》时,我们就能开始意识到它是多么珍贵,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益处,并品味我们与其及其含义共度的时光。
 
## 注释
 
[1]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15 号。
[2]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3] ^ Hassan Elwan 和 Osman Umarji,“神圣之爱的炼金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如何影响我们的信仰和幸福”,Yaqeen, 2023。
[4] ^ 伊本·盖伊姆,《益处集》。
[5] ^ Yousef Wahb 和 Mohammed Elshinawy,“深思之钥:如何深度参悟古兰经”,Yaqeen, 2021。
[6] ^ 杰弗里·朗,《连天使也发问》。杰弗里·朗是美国数学教授,1980 年代皈依伊斯兰教。
[7] ^ 《古兰经》39:1, 40:2, 41:2, 46:2 等。
[8] ^ 拉齐,《隐秘的钥匙》。
[9] ^ 同上。
[10] ^ 这些尊名有不同的译法。
[11] ^ 《古兰经·开端章》,1:1–4。
[12] ^ 除《忏悔章》外。
[13] ^ 《汉斯·威尔词典》。
[1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9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4 号。
[15] ^ 伊本·焦齐(Ibn al-Jawzī),《解经路粮》。
[16] ^ 加扎利,《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1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000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2 号。
[18]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19] ^ 同上。
[20] ^ 《古兰经》33:43。
[21] ^ 《古兰经》6:54。
[22] ^ 《萨阿迪经注》。
[23]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24] ^ 《古兰经》40:2。
[25] ^ 《古兰经》46:2。
[26] ^ Maher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7] ^ 伊本·盖伊姆,《痼疾之疗》。
[2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9] ^ 拉齐,《隐秘的钥匙》。
[30]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31] ^ 《古兰经》2:216。
[32] ^ 《古兰经》12:100。
[33] ^ 《古兰经》36:5。
[34] ^ 《古兰经》39:1。
[35] ^ 例如《古兰经》40:2, 42:2, 45:2。
[36] ^ 《古兰经》41:41。
[37] ^ 《汉斯·威尔词典》。
[3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39] ^ 《古兰经》8:10。
[40] ^ 《萨阿迪经注》。
[41]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42] ^ 同上。
[43] ^ 《萨阿迪经注》。
[44] ^ 《古兰经》32:2;还有 56:80; 69:43。
[45] ^ 伊本·盖伊姆,《奇妙的益处》;《萨阿迪经注》。
[46]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47] ^ 《古兰经》20:4。
[48] ^ 《古兰经》41:42。
[49]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50] ^ 《古兰经》22:64。
[51] ^ 《布哈里圣训实录》,1120。
[52] ^ 塔巴里(al-Ṭabarī),《古兰经诠释大集》。
[53] ^ 《萨阿迪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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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南·优素福 (Jinan Yous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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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真理的阶梯:加扎利与伊斯法哈尼论求学者的礼仪


 
## 导言
 
本文致力于探讨十一世纪两位经典的伊斯兰伦理学家——伊斯法哈尼(al-Iṣfahānī,卒于 1040 年)和加扎利(al-Ghazālī,卒于 1111 年)所理解的求学者礼仪(*adab*) [1]。
 
对于他们而言,礼仪(*adab*)作为一种实践模式,旨在认识安拉 ﷻ (*maʿrifah*)。根据词典学家的说法,“认识”(*maʿrifah*)一词与“知识/学问”(*ʿilm*)是同义的 [2]。但对于伊斯法哈尼来说,两者的含义存在区别。“认识”(*maʿrifah*)是通过思考事物的效果来把握事物,这是一种比“知识”(*ʿilm*)更特殊的认知。人们不说 *yaʿlamu Allāh*(他知道安拉 ﷻ ),因为那意味着他了解安拉 ﷻ 的本质;但会说 *yaʿrifu Allāh*,因为他了解安拉 ﷻ 在受造界中的效果 [3]。
 
因此,“认识”(*maʿrifah*)指代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是认知和推理性的,而且是体验和直觉性的。在经典伊斯兰伦理学中,礼仪(*adab*)是通往“认识”的钥匙。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学者强调了“认识”的直觉维度,这种维度建立在灵魂净化的基础之上。
 
加扎利在离开巴格达后并未放弃哲学;他承认哲学是认识安拉 ﷻ 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在转向苏非主义后,他似乎更加强调通过磨练灵魂来获得对安拉 ﷻ 的直接、体验性认知。思考一下加扎利的《行为准则》(*Scale of Action*),他在其中承认了认识安拉 ﷻ 的两种途径:苏非之路和理论家(*nuẓẓār*)之路。灵魂的净化对两者都很重要,但苏非的方法较少关注科学知识的学习,而更多关注苦修、纪念安拉 ﷻ 和培养美德。苏非强调实践(*muʿāmalah*)的重要性,尽管获得直接、直觉的安拉 ﷻ 认知最终取决于神圣的恩典 [4]。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礼仪(*adab*),它通过实践促进了“认识”。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于求学者的礼仪。当知识与美德相一致时,我们通过理智和灵魂获得对安拉 ﷻ 的认知。灵魂的净化实现了对自我的认知,而对自我的认知实现了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如果灵魂受制于欲望,它就会堕落而远离安拉 ﷻ ;但如果受信仰驱动,它就会升向安拉 ﷻ 。
 
## 探索“礼仪”(*adab*)
 
净化灵魂的起点是礼仪(*adab*),通过一种被称为 *taʾdīb*(培育礼仪)的教育方法来培养。通常将 *adab* 译为“礼仪/礼节”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这种特定含义起源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皇室礼宾。九世纪时期的希腊-阿拉伯语翻译活动对伊斯兰哲学教育产生了影响,*adab* 和 *taʾdīb* 等术语大致对应于希腊语的 *paideia* [5]。从最初狭义的“文学”,*adab* 发展成为一种由文人、诗人及政府官员培养的性格特征 [6],以文雅、优雅和魅力为典型特征。它是一个伦理概念,涵盖了“灵魂的高品质、良好的教养、都市风范与谦虚” [7],以及积极的“道德与社会教养、知识教育与娱乐” [8]。
 
古兰经中的 *adab* 概念不同于单纯的文化修养。它在十一世纪由穆斯林伦理学家进行了详述,他们将 *adab* 扩展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9]。对于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而言,*adab* 不仅指向头脑的清晰,也指向心灵的纯洁。虽然他们部分受到希腊哲学遗产的启发,但他们的大部分理解来自《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美德确定为智慧、节制、勇敢和公正,但他认为这些美德仅能带来今世的幸福。穆斯林伦理学家在亚里士多德的纯哲学美德中加入了神学美德。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根据外在礼仪和内在性格构建来定义 *adab*。虽然亚里士多德止步于简单地确定那些能净化灵魂的美德,但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将这些美德重新定义为以对安拉 ﷻ 的信仰为前提并导向永恒幸福的。
 
通过 *adab*,人类“达到了今后两世最崇高的状态和最高的等级” [10]。后世的幸福取决于灵魂的道德净化,这应当与仅仅取决于信仰宣告(*shahādah*)的单纯救赎区分开来。
 
虽然我们将重点关注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但读者可能希望通过考察其他早期伊斯兰教育家的观点来加深对经典伊斯兰 *adab* 贡献的洞察,这些教育家包括穆罕默德·伊本·萨农(卒于 871 年) [11]、马瓦尔迪(卒于 1058 年) [12]、伊本·贾玛·基纳尼(卒于 1333 年) [13]、布尔汉·丁·扎尔努吉(卒于 1223 年) [14]。我们将考察伊斯法哈尼的《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al-Dharīʿah ilā Makārim al-Sharīʿah*) [15]、加扎利的《行为准则》(*Mīzān al-ʿAmal*) [16] 以及《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17] 中关于求学者礼仪的一些关键摘录。两位作者在求学者礼仪的原则上达成了一致 [18]。
 
学生与老师之间恰当的礼节为培养美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何问候或坐在老师面前的具体礼仪很重要,但只有当它们与培养美德和认识安拉 ﷻ 的更宏大目标相结合时,才具有更深层的意义。铭记这种更高层次的知识是最终目标,我们在本文中根据 *adab* 的三个广泛原则来阐述求学者的礼仪:
 
1.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2. 求学者对老师的礼仪
3. 求学者对知识的礼仪
 
##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对自我的礼仪(*adab*)是净化灵魂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都将灵魂的礼仪确定为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这种灵魂净化要求对世界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zuhd*)。
 
## 灵魂的净化
 
人们通过理性机能来驯服其易怒机能(愤怒)和贪欲机能(欲望),从而净化灵魂。理性对欲望和愤怒的胜利赋予了灵魂对自我以及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超越了理论层面而达到了直觉层面。我们在这里使用术语“认识”(*maʿrifah*) [19] 来指代这种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
 
伊斯法哈尼指出,获取关于安拉 ﷻ 独一性和属性知识的途径有三种。最高级的途径是通过神圣之光。这带来了关于先知、义士和见证者(*shahīd*)的知识 [20]。这种知识来自于一旦降服了其低级机能(即欲望)后的灵魂。
 
伊斯法哈尼说:
 
> 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是清除灵魂中的恶习,正如清除土壤中的杂草一样 [21]。正如没有洁净身体的礼拜是不完整的,没有洁净灵魂的崇拜也是不完整的 [22]。求学者的起点是净化灵魂使其脱离世俗。说“宗教建立在洁净之上”的传统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洁净,也意味着灵魂的洁净。此外,(说)“天使不进入有狗的房子”的传统,既指物质房子的狗,也指精神房子(即心灵)中隐喻的狗。
 
因此,正如人们在礼拜前应当洁净身体一样,在“认识”之前也必须洁净灵魂。洁净灵魂消除了其恶习,包括愤怒、嫉妒和敌意。只有这样的灵魂或这样的人,才配成为安拉 ﷻ 的代治者(*khalīfah*)。伊斯法哈尼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节经文来证明代治权或在地球上的管理权是人类的目标之一。虽然仪式性崇拜(*ʿibādah*)也是人类的目标,但它仅惠及个人;而代治权惠及全人类,并要求培养美德 [23]。义士是那些实践这种超额美德的人。相比之下,“多神教徒确实是不洁的” [24]。那些给安拉 ﷻ 寻找伙伴的人可能穿着一尘不染的衣服,但他们在精神上是不洁的 [25]。
 
## 超然(*zuhd*)
 
想要净化灵魂的求学者必须过一种“苏赫德”(*zuhd*,苦修/超然)的生活。这不仅意味着从世界中解脱出来,还意味着对安拉 ﷻ 的奉献生活。与斯多葛学派非常相似,“扎希德”(*zāhid*,超然者)认为沉溺于这个世界转瞬即逝的快乐是愚蠢的。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的恩典,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 [26] 与其为我们注定会失去的东西感到心烦意乱,我们不如专注于培养稳定而持久的美德。
 
早期的苦修者(*zuhhād*)过去常实践最高形式的克制,但初学者仅被要求做到最低限度,例如在斋月斋戒。学生必须学会限制其世俗需求并戒除非法之物。伊斯法哈尼说,超然(*zuhd*)是限制自己只取极少部分,并引用了《古兰经》中允许我们从河中舀取一点水的经文 [27]。然而,高级苦修者只关注安拉 ﷻ ,不被世俗分心。分心的人就像流向不同方向的小溪。大地和空气吸收了水分,留给植物的很少 [28]。
 
真正的求学者不像那条小溪。他对安拉 ﷻ 有专一的奉献,不被任何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他超然于今世(*dunyā*),并以真诚的意图追求知识,正如伊本·贾玛所说:
 
> [学生应当] 尽可能多地剪断那些分散精力的牵挂和阻碍完成探索、付出努力以及保持求学勤奋的障碍,因为这些东西就像路障。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穆斯林建议离开家人、告别故乡,因为心灵一旦分心,就无法达到真理和深奥的精妙之处。“真主 ﷻ 没有在任何人的胸腔内创造两个心。” [29]
 
提到“两个心”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追求那能导向认识安拉 ﷻ 的知识上。我们不应被物质事物所分心,因为它们在审判日对我们毫无益处:“在众生复活之日,求你不要羞辱我。在那日,财富和子孙都无裨益,唯带着健全之心来见真主 ﷻ 者,[方有裨益]。” [30]
 
正如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的 [31],特别是从他的自传《脱离迷误》中,加扎利经历了一场心理-精神危机。在巴格达担任教授期间,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并传播知识并非为了安拉 ﷻ ,而是为了名声。加扎利知道他的心智就像一条四散的小溪,他的心是不健全的。他的导师建议他:“途径是将自己从物质世界中解脱出来,使你的心甚至不再转向家庭、财富、国家、知识或权力。” [32]
 
加扎利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并在其自传中说:
 
> 我还察觉到,除非我畏惧安拉 ﷻ 并拒绝所有的激情 [33],否则我无法指望永恒的幸福;也就是说,我应当首先打破心灵对世界的眷恋。我需要放弃对地上生活的幻觉,以对全能安拉 ﷻ 最强烈的渴望将注意力转向我永恒的家园。……我察觉到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对于通往后世的道路毫无价值 [34]。
 
他感到需要追求知识,不是为了财富或名望,而是为了安拉 ﷻ 的喜悦。他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应当忙于对自己核心存在的参悟以及对自我属性的认知,放弃这个世界的眷恋,并净化你自我的应受谴责的天性。” [35] 加扎利的精神导师希望他驯服他的自我并学习正确的礼仪(*adab*)。
 
## 对老师的礼仪
 
对学生进行道德训练的基本条件是承认教育者的权威,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早期服从父母有助于后期服从老师。这不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是一种仁爱的行为。这就是礼仪(*adab*)。我们承认老师在伊斯兰教中的崇高地位,并对他们感到负债。《古兰经》说:“应当孝敬父母(*bi’l-wālidayn iḥsān*)。” [36] 我们被期望将同样的仁爱延伸到我们的老师身上。
 
受到加扎利启发的伊本·贾玛描述了学生应当对老师遵守的礼仪规则。他们应当为老师辩护,反对那些说老师坏话的人;他们应当拜谒他的坟墓;他们应当为他寻求宽恕并代其施舍;如果老师生气了,他们应当道歉;他们应当感谢他的引导;进入他的房间应当请求许可;在他面前应当恭敬地坐着;请教问题应当彬彬有礼;老师讲话时不应打断;老师讲话时也不应与同学交谈 [37]。
 
受到圣训的启发,伊斯法哈尼指出老师应当像学生的父亲一样。他应当温和地引导他们,总是鼓励他们但绝不扼杀他们。老师应当比父亲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虽然父亲主要关心孩子的物质福利,但老师最关心的是他的精神福利。伊斯法哈尼说:
 
> 老师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他对他人的重要性超过了他们自己的父母。当被问及他是否比尊敬父亲更尊敬他的老师时,伊斯法哈尼回答说:“事实上我的老师更受尊敬,因为他是获得永恒生命的因由;我的父亲是获得转瞬即逝生命的因由。”先知 ﷺ 也说:“我对于你们就像父亲一样。” [38] 因此,伦理学老师应当效法先知 ﷺ 引导人们的榜样,并应当对学生和蔼。安拉 ﷻ 描述先知 ﷺ 为“非常关切你们,对信士们是仁爱且慈悯的。” [39] 因此,老师应当像先知 ﷺ 对待圣门弟子那样,对学生和蔼且富有同情心。
 
学生应当信任老师及其传授的知识,正如病人信任医生及其开出的药物 [40]。他们应当乐于接受老师的教导,正如土地乐于接受雨水 [41]。安拉 ﷻ 说:“对于有心的人,或留心听讲的人,此中确有一种教训。” [42] 那么,信士们就不应仅仅是听到《古兰经》,而是应当专注地聆听它,吸收其含义并将其应用于生活。
 
学生应当通过不询问与当前主题无关的事项来尊重老师。先知穆萨询问那位虔诚的仆人希德尔(Khiḍr):“我可以跟随你,以便你把你所学得的睿智教给我吗?” [43] 他愿意学习,但希德尔向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许提问。根据伊斯法哈尼的观点,这一条件并不矛盾于这节经文:“你们如果不了解,就应当询问深明教义者。” [44] 关键不在于学生不应提问;关键在于学生不应沉溺于他尚未准备好理解的论争性事项,那可能会使他误入歧途。提问应当以尊重的态度提出,旨在澄清而不是混淆 [45]。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学生,因为知识是一生的追求。即使是先知也可以向他人学习。先知穆萨曾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宗教的人,直到安拉 ﷻ 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教他某些关于奥秘科学(*bāṭinī*,内在知识)的事情。穆萨虽然是先知且在知识上显而易见地优越(特别是显教科学 *ẓāhirī*,外在知识),但他仍谦虚地向安拉 ﷻ 的仆人希德尔求学 [46]。拉齐(卒于 1209 年)在其对《古兰经》18:60 的注释中观察到:
 
> 穆萨与希德尔的事迹清楚地表明,即使像穆萨这样的先知也不拥有所有的知识,因为“在每个有知识的人之上,都有一个全知者” [47]。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教训包括:学生在老师面前的谦卑;学生从老师那里学习新事物的热忱;他可以做出的牺牲(如远道跋涉去见老师);以及尊重老师权威的重要性,不参与超出其理解范围的论争性事项。
 
## 对知识的礼仪
 
本节将处理我们对知识态度的三个方面:意识到知识等级的重要性;通过其成果来判断特定学科价值的重要性;以及尊重所有知识学科的重要性。
 
## 知识的等级
 
求学者的礼仪(*adab*)要求他尊重所有知识学科,同时承认它们存在于一个层级结构中,因为某些学科被赋予了优先权。他应当在进入更高级别之前学习基础知识。
 
伊斯法哈尼说:
 
> 一个人不应在对基础知识有足够了解之前学习新的学科,因为杂乱无章的信息流可能会使他困惑并妨碍他的理解。当安拉 ﷻ 提到“我把经典赏赐他们,他们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 [48] 时,他指的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上真诚致力于掌握一门艺术或科学的人。他们只有在掌握了前一个级别的学习后,才会进入下一个级别的学习 [49]。
 
《古兰经》2:121 中的“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ḥaqq tilāwatih*)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人们应当以优美的读法(*tajwīd*)或完美的读音来诵读《古兰经》,但同时也应当有一颗真诚且敬畏安拉 ﷻ 的心。第二层含义是人们应当实践(*ʿamal*)《古兰经》的信息。因此,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对知识的掌握不仅涉及其理论上的精通,还涉及其实践应用:
 
> 知识绝不应与善功分离。在《古兰经》中,信仰与善功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读到“那些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50],我们被告知“好话只上升到他那里,他提升一切善功” [51]。俗说:“罪恶的关键在于知识与行动的分离。”又说:“知识就像根基,行动就像建筑;如果建筑不建在根基上,注定会倒塌。” [52]
 
因此,知识与行动不应分离。礼仪(*adab*)必然因此行动为导向的。正是实践将美德嵌入人类的灵魂。善功确认了好话;安拉 ﷻ 不接受没有前者的后者。人们通过舌头的言语和肢体的活动来纪念他 [53]。仅说“至尊主啊”(*Yā Karīm*)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慷慨来行动。
 
知识的等级也意味着学生必须根据其能力从一个级别进阶到另一个级别。学生应当仅寻求当前级别所需的知识。伊斯法哈尼用旅行者的类比来说明这一点:
 
> [学生的] 职责应当是将各种科学视为他在旅行的不同阶段所需的给养。他应当在每个阶段消耗他所需的给养,而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特定领域达到完美。那可能需要一生甚至更长时间,而他仍将无法探其深、达其高 [54]。
 
踏上求知之路的学生必须小份地消耗其果实,以免难以消化所教的内容。恰当地掌握一个学科优于对多个学科的肤浅了解,因为“结果少的树只要能惠及他人,就不是无用的” [55]。那么,在学习方面,适度的节奏是最好的。知识之路需要一生去跨越,试图匆忙通过只会确保学生永远无法达到对安拉 ﷻ 的真正认知。
 
总之,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知识的基础至关重要。正如脆弱的基础会削弱建筑物承载重负的能力,脆弱的认识论基础也会削弱学生承担真正知识数量和复杂性的能力。哲学和神学(*kalām*)中的复杂主题往往难以消化并导致困惑。因此,学生必须找一位专注于核心知识及其应用实践的老师。
 
## 如何识别学科的价值
 
任何学科如果指向认识安拉 ﷻ [56] 及人类的福祉,就是有益的;正如任何学科如果旨在实现更恶意的目的,就是有害的。例如,为了开发武器而进行的核科学研究是有害的,但为了提供电力而进行的研究是有益的。虽然为了物质利益的知识也是可以的,但这并非知识的终点。
 
伊斯法哈尼指出,知识的美德可以通过“其成果的高贵性和其原则的真实性”来识别。宗教科学比医学科学更高贵 [57];前者关系到永恒的生命,而后者惠及暂时的生命 [58]。宗教科学应当被赋予最大的价值,因为它们与礼仪(*adab*)和崇拜(*ʿibādah*)一起,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maʿrifah*)。了解宗教的实践方面,包括教法、伦理、崇拜、人际关系、饮食、婚姻和刑罚 [59],都能加深我们对安拉 ﷻ 的理解。此类知识产出的成果实现了人类内心向往安拉 ﷻ 的天性。
 
那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在于它们支持宗教科学。这些辅助性科学包括医学、数学、逻辑学、哲学和辩论神学。然而,它们对于大众(*ʿawām*)并非必不可少,而是对于那些有智力倾向的人。虽然这些是辅助性科学,但它们能协助学生获得永恒的幸福。
 
## 学生不应对学科持有偏见
 
学科存在价值等级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中任何一个的理由。“人们是他们所无知事物的敌人。” [60] 学者们经常蔑视那些他们没有掌握的学科。圣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夸耀自己的专业,并看不起神学专业的学生,反之也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专业化之前应当获取通用知识,以便他们能够欣赏其他知识分支的功绩。的确,在安拉 ﷻ 看来,信士们根据其知识地位而等级不同:“他们在真主 ﷻ 那里,分为许多等级” [61];以及“真主 ﷻ 将你们中信道的人提升若干级,将受过学问的人提升若干级” [62]。然而,所有的学科仍应受到尊重,因为它们都有潜力指引我们认识安拉 ﷻ [63]:
 
> 一个明智的人绝不会蔑视任何类型的知识。他会重视它并感激教导他的老师。一些哲人说:“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在我们心中灌输怀疑以激发我们寻求知识的父亲,胜过感谢那些传授了一点知识给我们的人。如果没有那样的怀疑和知识,我们将会感到困惑,无法获取今后两世能惠及我们的知识。” [64]
 
明智的人受怀疑的启发,因为它促使他深入探索;他感激那些激发他思考的老师 [65]。这不是无神论者的存在主义怀疑,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论。它是对所有的思想流派和学科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不应盲目地追随这些。如果理智科学(如哲学和辩论神学)能引导我们认识安拉 ﷻ ,那么安拉 ﷻ 将奖赏那些哲学和神学的倡导者,尽管他们的学科排名低于宗教科学(如古兰经背诵、圣训和法学)。加扎利说:
 
> 正如护士的护理在战场上很重要,供水者的帮助在朝觐期间很重要,神学家和哲学家由于其对宗教科学的证明论证也是有用的。如果他们荣耀安拉 ﷻ ,安拉 ﷻ 将奖赏他们。在荣耀安拉 ﷻ 的人中,等级最高的是先知,其次是圣徒,然后是学者,最后是追随他们的虔诚者 [66]。
 
推理性知识,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神学的,都不应为了其自身而被追求,而应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荣耀安拉 ﷻ 的一种手段。但要真正认识安拉 ﷻ ——超越书籍所提供的有限理解——我们必须转向礼仪(*adab*)。如前所述,礼仪的目的高于单纯的礼节;它最终必须导向“认识”。
 
总之,我们应当尊重知识的所有分支,无论其排名如何。我们通过果实来判断学科的价值,因此任何学科只要能导向荣耀安拉 ﷻ ,就是有价值的。
 
## 结论
 
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伦理学家将教育视为形成个人和社会道德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遵守恰当的礼仪对于构建性格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的视角提供关于求学者礼仪的古兰经视角。
 
加扎利在《行为准则》中以更系统的方式采纳并详述了伊斯法哈尼提出的求学者义务。这些义务为培养美德提供了途径,而美德是通往对安拉 ﷻ 体验性认知的钥匙。我将求学者的义务概括为礼仪的三大原则:对自我、对老师以及对知识本身的礼仪。
 
获得对安拉 ﷻ “认识”(*maʿrifah*)的起点是灵魂(*nafs*)的净化。这就是对自我的礼仪(*adab*)。这要求获取美德,无论是内在的(如勇气)还是外在的(如财富)。这些美德在信仰的启发下,应当导向“认识”。所有的知识都应服务于这一目的。为今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身体营养很重要,但为后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精神营养很重要。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关于礼仪(*adab*)的知识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活出那种礼仪。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信士才能吸收美德;且只有当美德成为第二天性时,信士才能被它们所定义。慷慨的人是其慷慨来自于内在,而不是来自于法律或社会的外部强加 [67]。礼仪(*adab*)是关于自律的,由此美德的内在化产生了“认识”。
 
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还认为,求学者的礼仪是承认知识的层级结构,并瞄准其顶峰:认识安拉 ﷻ 。所有的学科都很重要,但某些学科比其他学科更重要 [68]。
 
这在今天可能难以想象,但伊斯法哈尼在他的时代就对信息的过度饱和感到担忧。人们不禁会想,在一个没有电、没有印刷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怎么会有泛滥的信息呢。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数字时代面临的情况是多么具有挑战性。我们被海量的伊斯兰视频、直播课程、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轰炸,以至于我们难以应对断裂数据的雪崩,难以区分真伪。阅读是多么转瞬即逝,对这如潮水般涌来的资料的理解是多么肤浅。似乎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就越浅薄。
 
现代自由主义教育学试图培养“批判性思维”,但我们甚至还没有获取或内在化对于我们道德和精神转变至关重要的核心宗教知识。经典的伊斯兰学习建立在口传传统之上。学生在老师面前诵读文本(通常是在清真寺或经学院),只有在他掌握了文本或学科后,才会进阶到下一个阶段。这种传统的学习方法在今天几乎不再被实践。在线教学正逐渐取代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这使得老师更难在学生身上培养礼仪(*adab*)。
 
与现代西方教育(侧重于为市场经济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相比,伊斯兰教育教导我们如何培育灵魂,为认识安拉 ﷻ 和后世的幸福做准备。我们需要科学来建设我们的文明并谋取生计,但我们绝不能生活在物质舒适本身就能让我们幸福的幻觉中。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但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带给我们永恒。否则,就是疏远我们的天性(*fiṭrah*)并忘记我们存在的目的。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经典的伊斯兰哲学家最终提醒我们,将礼仪(*adab*)重新引入我们的教育,将允许我们真正发现安拉 ﷻ 和我们自己,并在今后两世获得幸福。
 
## 注释
 
[1]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的伦理教育影响,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研究。
[2] ^ 莱恩(Lane)指出,在词典学家看来,*al-’ilm* 和 *maʿrifah* 以及 *al-shu’ur* 被赋予相同的含义。
[3] ^ 伊斯法哈尼,《古兰经词义汇编》。关于伊斯法哈尼的认识论及他对 *‘ilm* 和 *maʿrifah* 的定义,见亚辛·穆罕默德的《通往美德之路》。
[4] ^ 乔尔·克莱默,《伊斯兰复兴中的人道主义》。
[5] ^ 哲学教育专题论文未被完整保存,但相关内容可见于后世著作。
[6] ^ 乔尔·克莱默,《人道主义》,vi。
[7] ^ 《阿拉伯文学百科全书》,词条“Adab”,作者 Hilary Kilpatrick。
[8] ^ 同上。
[9] ^ 知识及其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在九至十一世纪成为重要的教育主题。
[10] ^ 阿布·阿卜杜·拉赫曼·苏拉米,《苏非行为守则汇编》。
[11] ^ 穆罕默德·伊本·萨农撰写了关于小学古兰经教学的最早专题论文《教师的礼仪》。
[12] ^ 马瓦尔迪撰写了《今世与宗教的礼仪》,整合了礼仪的文学和伦理维度。
[13] ^ 伊本·贾玛·基纳尼撰写了《听者与说者关于学者与学生礼仪的备忘录》。
[14] ^ 在其《学生学习方法指南》中,考察了宗教义务、个人卫生等,可能受到伊斯法哈尼的启发。
[15] ^ 关于伊斯法哈尼的生平与思想,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研究。
[16] ^ 我们参考了加扎利的《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本。
[17] ^ 阿布·哈米德·加扎利,《宗教科学的复兴》。
[18]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教育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见相关论著。
[19] ^ 关于安拉 ﷻ 的理论知识与体验知识的区别在后来的伊斯兰历史中得到了详述。
[20] ^ 伊斯法哈尼,《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200ff。
[21]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241;加扎利,《复兴》,1:76。
[22] ^ 伊斯法哈尼,《途径》,96。
[23] ^ 仪式崇拜是义务(*fard*),而追求美德是超额的(*nafl*)。
[24] ^ 《古兰经》9:28。
[25] ^ 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不洁”(*najis*)不仅指物理上的。
[26] ^ 《古兰经》57:20。
[27] ^ 伊斯法哈尼,《途径》,320;《古兰经》2:249。
[2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29]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78;《古兰经》33:4。
[30] ^ 《古兰经》26:87–89。
[31]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3f。
[32] ^ 加扎利,《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197。
[33] ^ 必须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并非完全拒绝欲望,而是主张调节。
[34] ^ 加扎利,《脱离迷误》。
[35] ^ 加扎利,《致弟子的信》。
[36] ^ 《古兰经》2:83, 4:36, 6:151。
[37]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65–170。
[38] ^ 《伊本·马哲圣训集》,清洁篇;《纳赛尔圣训集》,清洁篇。
[3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古兰经》9:128。
[40]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41] ^ 同上,244–46。
[42] ^ 《古兰经》50:37。
[43] ^ 《古兰经》18:66。
[44] ^ 《古兰经》16:43。
[4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2–43。
[46] ^ 虽然在古兰经中未明确提及姓名,但学者认为《古兰经》18:65–82 中的仆人就是希德尔。
[47] ^ 拉齐引用;《古兰经》12:76。
[48] ^ 《古兰经》2:121。
[4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0] ^ 《古兰经》18:107。
[51] ^ 《古兰经》35:10。
[52]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3] ^ 沙菲,《古兰经诠释》,327–28。
[5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
[5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237。
[56] ^ 第七项义务对应《复兴》第一卷第一章的相关部分。
[57] ^ 经典意义上的医学不仅限于治疗疾病,还包括保持健康的行为模式。
[5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1。
[59] ^ 加扎利,《行为准则》,230。宗教的理论维度涉及本体现实。
[60]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不信者拒绝《古兰经》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
[61] ^ 《古兰经》3:163。
[62] ^ 《古兰经》58:11。
[63]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
[6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2。
[65] ^ 加扎利,《行为准则》,409。加扎利重视怀疑作为获得确信的手段。
[66] ^ 加扎利,《行为准则》,361–362;对应《复兴》中的第九项义务。
[67] ^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观察到的:卓越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
[68] ^ 关于加扎利知识论的深度探讨,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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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辛·穆罕默德 (Yasien Mo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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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本文致力于探讨十一世纪两位经典的伊斯兰伦理学家——伊斯法哈尼(al-Iṣfahānī,卒于 1040 年)和加扎利(al-Ghazālī,卒于 1111 年)所理解的求学者礼仪(*adab*) [1]。
 
对于他们而言,礼仪(*adab*)作为一种实践模式,旨在认识安拉 ﷻ (*maʿrifah*)。根据词典学家的说法,“认识”(*maʿrifah*)一词与“知识/学问”(*ʿilm*)是同义的 [2]。但对于伊斯法哈尼来说,两者的含义存在区别。“认识”(*maʿrifah*)是通过思考事物的效果来把握事物,这是一种比“知识”(*ʿilm*)更特殊的认知。人们不说 *yaʿlamu Allāh*(他知道安拉 ﷻ ),因为那意味着他了解安拉 ﷻ 的本质;但会说 *yaʿrifu Allāh*,因为他了解安拉 ﷻ 在受造界中的效果 [3]。
 
因此,“认识”(*maʿrifah*)指代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是认知和推理性的,而且是体验和直觉性的。在经典伊斯兰伦理学中,礼仪(*adab*)是通往“认识”的钥匙。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学者强调了“认识”的直觉维度,这种维度建立在灵魂净化的基础之上。
 
加扎利在离开巴格达后并未放弃哲学;他承认哲学是认识安拉 ﷻ 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在转向苏非主义后,他似乎更加强调通过磨练灵魂来获得对安拉 ﷻ 的直接、体验性认知。思考一下加扎利的《行为准则》(*Scale of Action*),他在其中承认了认识安拉 ﷻ 的两种途径:苏非之路和理论家(*nuẓẓār*)之路。灵魂的净化对两者都很重要,但苏非的方法较少关注科学知识的学习,而更多关注苦修、纪念安拉 ﷻ 和培养美德。苏非强调实践(*muʿāmalah*)的重要性,尽管获得直接、直觉的安拉 ﷻ 认知最终取决于神圣的恩典 [4]。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礼仪(*adab*),它通过实践促进了“认识”。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于求学者的礼仪。当知识与美德相一致时,我们通过理智和灵魂获得对安拉 ﷻ 的认知。灵魂的净化实现了对自我的认知,而对自我的认知实现了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如果灵魂受制于欲望,它就会堕落而远离安拉 ﷻ ;但如果受信仰驱动,它就会升向安拉 ﷻ 。
 
## 探索“礼仪”(*adab*)
 
净化灵魂的起点是礼仪(*adab*),通过一种被称为 *taʾdīb*(培育礼仪)的教育方法来培养。通常将 *adab* 译为“礼仪/礼节”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这种特定含义起源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皇室礼宾。九世纪时期的希腊-阿拉伯语翻译活动对伊斯兰哲学教育产生了影响,*adab* 和 *taʾdīb* 等术语大致对应于希腊语的 *paideia* [5]。从最初狭义的“文学”,*adab* 发展成为一种由文人、诗人及政府官员培养的性格特征 [6],以文雅、优雅和魅力为典型特征。它是一个伦理概念,涵盖了“灵魂的高品质、良好的教养、都市风范与谦虚” [7],以及积极的“道德与社会教养、知识教育与娱乐” [8]。
 
古兰经中的 *adab* 概念不同于单纯的文化修养。它在十一世纪由穆斯林伦理学家进行了详述,他们将 *adab* 扩展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9]。对于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而言,*adab* 不仅指向头脑的清晰,也指向心灵的纯洁。虽然他们部分受到希腊哲学遗产的启发,但他们的大部分理解来自《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美德确定为智慧、节制、勇敢和公正,但他认为这些美德仅能带来今世的幸福。穆斯林伦理学家在亚里士多德的纯哲学美德中加入了神学美德。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根据外在礼仪和内在性格构建来定义 *adab*。虽然亚里士多德止步于简单地确定那些能净化灵魂的美德,但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将这些美德重新定义为以对安拉 ﷻ 的信仰为前提并导向永恒幸福的。
 
通过 *adab*,人类“达到了今后两世最崇高的状态和最高的等级” [10]。后世的幸福取决于灵魂的道德净化,这应当与仅仅取决于信仰宣告(*shahādah*)的单纯救赎区分开来。
 
虽然我们将重点关注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但读者可能希望通过考察其他早期伊斯兰教育家的观点来加深对经典伊斯兰 *adab* 贡献的洞察,这些教育家包括穆罕默德·伊本·萨农(卒于 871 年) [11]、马瓦尔迪(卒于 1058 年) [12]、伊本·贾玛·基纳尼(卒于 1333 年) [13]、布尔汉·丁·扎尔努吉(卒于 1223 年) [14]。我们将考察伊斯法哈尼的《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al-Dharīʿah ilā Makārim al-Sharīʿah*) [15]、加扎利的《行为准则》(*Mīzān al-ʿAmal*) [16] 以及《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17] 中关于求学者礼仪的一些关键摘录。两位作者在求学者礼仪的原则上达成了一致 [18]。
 
学生与老师之间恰当的礼节为培养美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何问候或坐在老师面前的具体礼仪很重要,但只有当它们与培养美德和认识安拉 ﷻ 的更宏大目标相结合时,才具有更深层的意义。铭记这种更高层次的知识是最终目标,我们在本文中根据 *adab* 的三个广泛原则来阐述求学者的礼仪:
 
1.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2. 求学者对老师的礼仪
3. 求学者对知识的礼仪
 
## 求学者对自我的礼仪
 
对自我的礼仪(*adab*)是净化灵魂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都将灵魂的礼仪确定为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这种灵魂净化要求对世界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zuhd*)。
 
## 灵魂的净化
 
人们通过理性机能来驯服其易怒机能(愤怒)和贪欲机能(欲望),从而净化灵魂。理性对欲望和愤怒的胜利赋予了灵魂对自我以及对安拉 ﷻ 的认知,这种认知超越了理论层面而达到了直觉层面。我们在这里使用术语“认识”(*maʿrifah*) [19] 来指代这种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
 
伊斯法哈尼指出,获取关于安拉 ﷻ 独一性和属性知识的途径有三种。最高级的途径是通过神圣之光。这带来了关于先知、义士和见证者(*shahīd*)的知识 [20]。这种知识来自于一旦降服了其低级机能(即欲望)后的灵魂。
 
伊斯法哈尼说:
 
> 求学者的第一项义务是清除灵魂中的恶习,正如清除土壤中的杂草一样 [21]。正如没有洁净身体的礼拜是不完整的,没有洁净灵魂的崇拜也是不完整的 [22]。求学者的起点是净化灵魂使其脱离世俗。说“宗教建立在洁净之上”的传统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洁净,也意味着灵魂的洁净。此外,(说)“天使不进入有狗的房子”的传统,既指物质房子的狗,也指精神房子(即心灵)中隐喻的狗。
 
因此,正如人们在礼拜前应当洁净身体一样,在“认识”之前也必须洁净灵魂。洁净灵魂消除了其恶习,包括愤怒、嫉妒和敌意。只有这样的灵魂或这样的人,才配成为安拉 ﷻ 的代治者(*khalīfah*)。伊斯法哈尼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节经文来证明代治权或在地球上的管理权是人类的目标之一。虽然仪式性崇拜(*ʿibādah*)也是人类的目标,但它仅惠及个人;而代治权惠及全人类,并要求培养美德 [23]。义士是那些实践这种超额美德的人。相比之下,“多神教徒确实是不洁的” [24]。那些给安拉 ﷻ 寻找伙伴的人可能穿着一尘不染的衣服,但他们在精神上是不洁的 [25]。
 
## 超然(*zuhd*)
 
想要净化灵魂的求学者必须过一种“苏赫德”(*zuhd*,苦修/超然)的生活。这不仅意味着从世界中解脱出来,还意味着对安拉 ﷻ 的奉献生活。与斯多葛学派非常相似,“扎希德”(*zāhid*,超然者)认为沉溺于这个世界转瞬即逝的快乐是愚蠢的。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的恩典,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 [26] 与其为我们注定会失去的东西感到心烦意乱,我们不如专注于培养稳定而持久的美德。
 
早期的苦修者(*zuhhād*)过去常实践最高形式的克制,但初学者仅被要求做到最低限度,例如在斋月斋戒。学生必须学会限制其世俗需求并戒除非法之物。伊斯法哈尼说,超然(*zuhd*)是限制自己只取极少部分,并引用了《古兰经》中允许我们从河中舀取一点水的经文 [27]。然而,高级苦修者只关注安拉 ﷻ ,不被世俗分心。分心的人就像流向不同方向的小溪。大地和空气吸收了水分,留给植物的很少 [28]。
 
真正的求学者不像那条小溪。他对安拉 ﷻ 有专一的奉献,不被任何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他超然于今世(*dunyā*),并以真诚的意图追求知识,正如伊本·贾玛所说:
 
> [学生应当] 尽可能多地剪断那些分散精力的牵挂和阻碍完成探索、付出努力以及保持求学勤奋的障碍,因为这些东西就像路障。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穆斯林建议离开家人、告别故乡,因为心灵一旦分心,就无法达到真理和深奥的精妙之处。“真主 ﷻ 没有在任何人的胸腔内创造两个心。” [29]
 
提到“两个心”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追求那能导向认识安拉 ﷻ 的知识上。我们不应被物质事物所分心,因为它们在审判日对我们毫无益处:“在众生复活之日,求你不要羞辱我。在那日,财富和子孙都无裨益,唯带着健全之心来见真主 ﷻ 者,[方有裨益]。” [30]
 
正如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的 [31],特别是从他的自传《脱离迷误》中,加扎利经历了一场心理-精神危机。在巴格达担任教授期间,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并传播知识并非为了安拉 ﷻ ,而是为了名声。加扎利知道他的心智就像一条四散的小溪,他的心是不健全的。他的导师建议他:“途径是将自己从物质世界中解脱出来,使你的心甚至不再转向家庭、财富、国家、知识或权力。” [32]
 
加扎利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并在其自传中说:
 
> 我还察觉到,除非我畏惧安拉 ﷻ 并拒绝所有的激情 [33],否则我无法指望永恒的幸福;也就是说,我应当首先打破心灵对世界的眷恋。我需要放弃对地上生活的幻觉,以对全能安拉 ﷻ 最强烈的渴望将注意力转向我永恒的家园。……我察觉到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对于通往后世的道路毫无价值 [34]。
 
他感到需要追求知识,不是为了财富或名望,而是为了安拉 ﷻ 的喜悦。他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应当忙于对自己核心存在的参悟以及对自我属性的认知,放弃这个世界的眷恋,并净化你自我的应受谴责的天性。” [35] 加扎利的精神导师希望他驯服他的自我并学习正确的礼仪(*adab*)。
 
## 对老师的礼仪
 
对学生进行道德训练的基本条件是承认教育者的权威,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早期服从父母有助于后期服从老师。这不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是一种仁爱的行为。这就是礼仪(*adab*)。我们承认老师在伊斯兰教中的崇高地位,并对他们感到负债。《古兰经》说:“应当孝敬父母(*bi’l-wālidayn iḥsān*)。” [36] 我们被期望将同样的仁爱延伸到我们的老师身上。
 
受到加扎利启发的伊本·贾玛描述了学生应当对老师遵守的礼仪规则。他们应当为老师辩护,反对那些说老师坏话的人;他们应当拜谒他的坟墓;他们应当为他寻求宽恕并代其施舍;如果老师生气了,他们应当道歉;他们应当感谢他的引导;进入他的房间应当请求许可;在他面前应当恭敬地坐着;请教问题应当彬彬有礼;老师讲话时不应打断;老师讲话时也不应与同学交谈 [37]。
 
受到圣训的启发,伊斯法哈尼指出老师应当像学生的父亲一样。他应当温和地引导他们,总是鼓励他们但绝不扼杀他们。老师应当比父亲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虽然父亲主要关心孩子的物质福利,但老师最关心的是他的精神福利。伊斯法哈尼说:
 
> 老师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他对他人的重要性超过了他们自己的父母。当被问及他是否比尊敬父亲更尊敬他的老师时,伊斯法哈尼回答说:“事实上我的老师更受尊敬,因为他是获得永恒生命的因由;我的父亲是获得转瞬即逝生命的因由。”先知 ﷺ 也说:“我对于你们就像父亲一样。” [38] 因此,伦理学老师应当效法先知 ﷺ 引导人们的榜样,并应当对学生和蔼。安拉 ﷻ 描述先知 ﷺ 为“非常关切你们,对信士们是仁爱且慈悯的。” [39] 因此,老师应当像先知 ﷺ 对待圣门弟子那样,对学生和蔼且富有同情心。
 
学生应当信任老师及其传授的知识,正如病人信任医生及其开出的药物 [40]。他们应当乐于接受老师的教导,正如土地乐于接受雨水 [41]。安拉 ﷻ 说:“对于有心的人,或留心听讲的人,此中确有一种教训。” [42] 那么,信士们就不应仅仅是听到《古兰经》,而是应当专注地聆听它,吸收其含义并将其应用于生活。
 
学生应当通过不询问与当前主题无关的事项来尊重老师。先知穆萨询问那位虔诚的仆人希德尔(Khiḍr):“我可以跟随你,以便你把你所学得的睿智教给我吗?” [43] 他愿意学习,但希德尔向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许提问。根据伊斯法哈尼的观点,这一条件并不矛盾于这节经文:“你们如果不了解,就应当询问深明教义者。” [44] 关键不在于学生不应提问;关键在于学生不应沉溺于他尚未准备好理解的论争性事项,那可能会使他误入歧途。提问应当以尊重的态度提出,旨在澄清而不是混淆 [45]。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学生,因为知识是一生的追求。即使是先知也可以向他人学习。先知穆萨曾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宗教的人,直到安拉 ﷻ 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教他某些关于奥秘科学(*bāṭinī*,内在知识)的事情。穆萨虽然是先知且在知识上显而易见地优越(特别是显教科学 *ẓāhirī*,外在知识),但他仍谦虚地向安拉 ﷻ 的仆人希德尔求学 [46]。拉齐(卒于 1209 年)在其对《古兰经》18:60 的注释中观察到:
 
> 穆萨与希德尔的事迹清楚地表明,即使像穆萨这样的先知也不拥有所有的知识,因为“在每个有知识的人之上,都有一个全知者” [47]。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教训包括:学生在老师面前的谦卑;学生从老师那里学习新事物的热忱;他可以做出的牺牲(如远道跋涉去见老师);以及尊重老师权威的重要性,不参与超出其理解范围的论争性事项。
 
## 对知识的礼仪
 
本节将处理我们对知识态度的三个方面:意识到知识等级的重要性;通过其成果来判断特定学科价值的重要性;以及尊重所有知识学科的重要性。
 
## 知识的等级
 
求学者的礼仪(*adab*)要求他尊重所有知识学科,同时承认它们存在于一个层级结构中,因为某些学科被赋予了优先权。他应当在进入更高级别之前学习基础知识。
 
伊斯法哈尼说:
 
> 一个人不应在对基础知识有足够了解之前学习新的学科,因为杂乱无章的信息流可能会使他困惑并妨碍他的理解。当安拉 ﷻ 提到“我把经典赏赐他们,他们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 [48] 时,他指的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上真诚致力于掌握一门艺术或科学的人。他们只有在掌握了前一个级别的学习后,才会进入下一个级别的学习 [49]。
 
《古兰经》2:121 中的“真诚而专注地诵读它”(*ḥaqq tilāwatih*)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人们应当以优美的读法(*tajwīd*)或完美的读音来诵读《古兰经》,但同时也应当有一颗真诚且敬畏安拉 ﷻ 的心。第二层含义是人们应当实践(*ʿamal*)《古兰经》的信息。因此,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对知识的掌握不仅涉及其理论上的精通,还涉及其实践应用:
 
> 知识绝不应与善功分离。在《古兰经》中,信仰与善功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读到“那些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50],我们被告知“好话只上升到他那里,他提升一切善功” [51]。俗说:“罪恶的关键在于知识与行动的分离。”又说:“知识就像根基,行动就像建筑;如果建筑不建在根基上,注定会倒塌。” [52]
 
因此,知识与行动不应分离。礼仪(*adab*)必然因此行动为导向的。正是实践将美德嵌入人类的灵魂。善功确认了好话;安拉 ﷻ 不接受没有前者的后者。人们通过舌头的言语和肢体的活动来纪念他 [53]。仅说“至尊主啊”(*Yā Karīm*)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慷慨来行动。
 
知识的等级也意味着学生必须根据其能力从一个级别进阶到另一个级别。学生应当仅寻求当前级别所需的知识。伊斯法哈尼用旅行者的类比来说明这一点:
 
> [学生的] 职责应当是将各种科学视为他在旅行的不同阶段所需的给养。他应当在每个阶段消耗他所需的给养,而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特定领域达到完美。那可能需要一生甚至更长时间,而他仍将无法探其深、达其高 [54]。
 
踏上求知之路的学生必须小份地消耗其果实,以免难以消化所教的内容。恰当地掌握一个学科优于对多个学科的肤浅了解,因为“结果少的树只要能惠及他人,就不是无用的” [55]。那么,在学习方面,适度的节奏是最好的。知识之路需要一生去跨越,试图匆忙通过只会确保学生永远无法达到对安拉 ﷻ 的真正认知。
 
总之,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知识的基础至关重要。正如脆弱的基础会削弱建筑物承载重负的能力,脆弱的认识论基础也会削弱学生承担真正知识数量和复杂性的能力。哲学和神学(*kalām*)中的复杂主题往往难以消化并导致困惑。因此,学生必须找一位专注于核心知识及其应用实践的老师。
 
## 如何识别学科的价值
 
任何学科如果指向认识安拉 ﷻ [56] 及人类的福祉,就是有益的;正如任何学科如果旨在实现更恶意的目的,就是有害的。例如,为了开发武器而进行的核科学研究是有害的,但为了提供电力而进行的研究是有益的。虽然为了物质利益的知识也是可以的,但这并非知识的终点。
 
伊斯法哈尼指出,知识的美德可以通过“其成果的高贵性和其原则的真实性”来识别。宗教科学比医学科学更高贵 [57];前者关系到永恒的生命,而后者惠及暂时的生命 [58]。宗教科学应当被赋予最大的价值,因为它们与礼仪(*adab*)和崇拜(*ʿibādah*)一起,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安拉 ﷻ 的体验性认知(*maʿrifah*)。了解宗教的实践方面,包括教法、伦理、崇拜、人际关系、饮食、婚姻和刑罚 [59],都能加深我们对安拉 ﷻ 的理解。此类知识产出的成果实现了人类内心向往安拉 ﷻ 的天性。
 
那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在于它们支持宗教科学。这些辅助性科学包括医学、数学、逻辑学、哲学和辩论神学。然而,它们对于大众(*ʿawām*)并非必不可少,而是对于那些有智力倾向的人。虽然这些是辅助性科学,但它们能协助学生获得永恒的幸福。
 
## 学生不应对学科持有偏见
 
学科存在价值等级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中任何一个的理由。“人们是他们所无知事物的敌人。” [60] 学者们经常蔑视那些他们没有掌握的学科。圣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夸耀自己的专业,并看不起神学专业的学生,反之也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专业化之前应当获取通用知识,以便他们能够欣赏其他知识分支的功绩。的确,在安拉 ﷻ 看来,信士们根据其知识地位而等级不同:“他们在真主 ﷻ 那里,分为许多等级” [61];以及“真主 ﷻ 将你们中信道的人提升若干级,将受过学问的人提升若干级” [62]。然而,所有的学科仍应受到尊重,因为它们都有潜力指引我们认识安拉 ﷻ [63]:
 
> 一个明智的人绝不会蔑视任何类型的知识。他会重视它并感激教导他的老师。一些哲人说:“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在我们心中灌输怀疑以激发我们寻求知识的父亲,胜过感谢那些传授了一点知识给我们的人。如果没有那样的怀疑和知识,我们将会感到困惑,无法获取今后两世能惠及我们的知识。” [64]
 
明智的人受怀疑的启发,因为它促使他深入探索;他感激那些激发他思考的老师 [65]。这不是无神论者的存在主义怀疑,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论。它是对所有的思想流派和学科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不应盲目地追随这些。如果理智科学(如哲学和辩论神学)能引导我们认识安拉 ﷻ ,那么安拉 ﷻ 将奖赏那些哲学和神学的倡导者,尽管他们的学科排名低于宗教科学(如古兰经背诵、圣训和法学)。加扎利说:
 
> 正如护士的护理在战场上很重要,供水者的帮助在朝觐期间很重要,神学家和哲学家由于其对宗教科学的证明论证也是有用的。如果他们荣耀安拉 ﷻ ,安拉 ﷻ 将奖赏他们。在荣耀安拉 ﷻ 的人中,等级最高的是先知,其次是圣徒,然后是学者,最后是追随他们的虔诚者 [66]。
 
推理性知识,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神学的,都不应为了其自身而被追求,而应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荣耀安拉 ﷻ 的一种手段。但要真正认识安拉 ﷻ ——超越书籍所提供的有限理解——我们必须转向礼仪(*adab*)。如前所述,礼仪的目的高于单纯的礼节;它最终必须导向“认识”。
 
总之,我们应当尊重知识的所有分支,无论其排名如何。我们通过果实来判断学科的价值,因此任何学科只要能导向荣耀安拉 ﷻ ,就是有价值的。
 
## 结论
 
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伦理学家将教育视为形成个人和社会道德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遵守恰当的礼仪对于构建性格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的视角提供关于求学者礼仪的古兰经视角。
 
加扎利在《行为准则》中以更系统的方式采纳并详述了伊斯法哈尼提出的求学者义务。这些义务为培养美德提供了途径,而美德是通往对安拉 ﷻ 体验性认知的钥匙。我将求学者的义务概括为礼仪的三大原则:对自我、对老师以及对知识本身的礼仪。
 
获得对安拉 ﷻ “认识”(*maʿrifah*)的起点是灵魂(*nafs*)的净化。这就是对自我的礼仪(*adab*)。这要求获取美德,无论是内在的(如勇气)还是外在的(如财富)。这些美德在信仰的启发下,应当导向“认识”。所有的知识都应服务于这一目的。为今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身体营养很重要,但为后世做准备的知识对人的精神营养很重要。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一致认为,关于礼仪(*adab*)的知识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活出那种礼仪。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信士才能吸收美德;且只有当美德成为第二天性时,信士才能被它们所定义。慷慨的人是其慷慨来自于内在,而不是来自于法律或社会的外部强加 [67]。礼仪(*adab*)是关于自律的,由此美德的内在化产生了“认识”。
 
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还认为,求学者的礼仪是承认知识的层级结构,并瞄准其顶峰:认识安拉 ﷻ 。所有的学科都很重要,但某些学科比其他学科更重要 [68]。
 
这在今天可能难以想象,但伊斯法哈尼在他的时代就对信息的过度饱和感到担忧。人们不禁会想,在一个没有电、没有印刷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怎么会有泛滥的信息呢。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数字时代面临的情况是多么具有挑战性。我们被海量的伊斯兰视频、直播课程、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轰炸,以至于我们难以应对断裂数据的雪崩,难以区分真伪。阅读是多么转瞬即逝,对这如潮水般涌来的资料的理解是多么肤浅。似乎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就越浅薄。
 
现代自由主义教育学试图培养“批判性思维”,但我们甚至还没有获取或内在化对于我们道德和精神转变至关重要的核心宗教知识。经典的伊斯兰学习建立在口传传统之上。学生在老师面前诵读文本(通常是在清真寺或经学院),只有在他掌握了文本或学科后,才会进阶到下一个阶段。这种传统的学习方法在今天几乎不再被实践。在线教学正逐渐取代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这使得老师更难在学生身上培养礼仪(*adab*)。
 
与现代西方教育(侧重于为市场经济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相比,伊斯兰教育教导我们如何培育灵魂,为认识安拉 ﷻ 和后世的幸福做准备。我们需要科学来建设我们的文明并谋取生计,但我们绝不能生活在物质舒适本身就能让我们幸福的幻觉中。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但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带给我们永恒。否则,就是疏远我们的天性(*fiṭrah*)并忘记我们存在的目的。伊斯法哈尼和加扎利等经典的伊斯兰哲学家最终提醒我们,将礼仪(*adab*)重新引入我们的教育,将允许我们真正发现安拉 ﷻ 和我们自己,并在今后两世获得幸福。
 
## 注释
 
[1]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的伦理教育影响,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研究。
[2] ^ 莱恩(Lane)指出,在词典学家看来,*al-’ilm* 和 *maʿrifah* 以及 *al-shu’ur* 被赋予相同的含义。
[3] ^ 伊斯法哈尼,《古兰经词义汇编》。关于伊斯法哈尼的认识论及他对 *‘ilm* 和 *maʿrifah* 的定义,见亚辛·穆罕默德的《通往美德之路》。
[4] ^ 乔尔·克莱默,《伊斯兰复兴中的人道主义》。
[5] ^ 哲学教育专题论文未被完整保存,但相关内容可见于后世著作。
[6] ^ 乔尔·克莱默,《人道主义》,vi。
[7] ^ 《阿拉伯文学百科全书》,词条“Adab”,作者 Hilary Kilpatrick。
[8] ^ 同上。
[9] ^ 知识及其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在九至十一世纪成为重要的教育主题。
[10] ^ 阿布·阿卜杜·拉赫曼·苏拉米,《苏非行为守则汇编》。
[11] ^ 穆罕默德·伊本·萨农撰写了关于小学古兰经教学的最早专题论文《教师的礼仪》。
[12] ^ 马瓦尔迪撰写了《今世与宗教的礼仪》,整合了礼仪的文学和伦理维度。
[13] ^ 伊本·贾玛·基纳尼撰写了《听者与说者关于学者与学生礼仪的备忘录》。
[14] ^ 在其《学生学习方法指南》中,考察了宗教义务、个人卫生等,可能受到伊斯法哈尼的启发。
[15] ^ 关于伊斯法哈尼的生平与思想,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研究。
[16] ^ 我们参考了加扎利的《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本。
[17] ^ 阿布·哈米德·加扎利,《宗教科学的复兴》。
[18] ^ 关于伊斯法哈尼对加扎利教育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见相关论著。
[19] ^ 关于安拉 ﷻ 的理论知识与体验知识的区别在后来的伊斯兰历史中得到了详述。
[20] ^ 伊斯法哈尼,《通往神圣法度崇高美德的途径》,200ff。
[21]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241;加扎利,《复兴》,1:76。
[22] ^ 伊斯法哈尼,《途径》,96。
[23] ^ 仪式崇拜是义务(*fard*),而追求美德是超额的(*nafl*)。
[24] ^ 《古兰经》9:28。
[25] ^ 对于伊斯法哈尼而言,“不洁”(*najis*)不仅指物理上的。
[26] ^ 《古兰经》57:20。
[27] ^ 伊斯法哈尼,《途径》,320;《古兰经》2:249。
[2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29]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78;《古兰经》33:4。
[30] ^ 《古兰经》26:87–89。
[31]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3f。
[32] ^ 加扎利,《行为准则》,苏莱曼·敦亚编辑版,197。
[33] ^ 必须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并非完全拒绝欲望,而是主张调节。
[34] ^ 加扎利,《脱离迷误》。
[35] ^ 加扎利,《致弟子的信》。
[36] ^ 《古兰经》2:83, 4:36, 6:151。
[37] ^ 布拉德利·库克,《伊斯兰教育思想的经典基础》,165–170。
[38] ^ 《伊本·马哲圣训集》,清洁篇;《纳赛尔圣训集》,清洁篇。
[3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古兰经》9:128。
[40]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0。
[41] ^ 同上,244–46。
[42] ^ 《古兰经》50:37。
[43] ^ 《古兰经》18:66。
[44] ^ 《古兰经》16:43。
[4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42–43。
[46] ^ 虽然在古兰经中未明确提及姓名,但学者认为《古兰经》18:65–82 中的仆人就是希德尔。
[47] ^ 拉齐引用;《古兰经》12:76。
[48] ^ 《古兰经》2:121。
[49]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0] ^ 《古兰经》18:107。
[51] ^ 《古兰经》35:10。
[52]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7。
[53] ^ 沙菲,《古兰经诠释》,327–28。
[5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
[55]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6–237。
[56] ^ 第七项义务对应《复兴》第一卷第一章的相关部分。
[57] ^ 经典意义上的医学不仅限于治疗疾病,还包括保持健康的行为模式。
[58]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1。
[59] ^ 加扎利,《行为准则》,230。宗教的理论维度涉及本体现实。
[60]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不信者拒绝《古兰经》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
[61] ^ 《古兰经》3:163。
[62] ^ 《古兰经》58:11。
[63] ^ 加扎利,《行为准则》,348。
[64] ^ 伊斯法哈尼,《途径》,232。
[65] ^ 加扎利,《行为准则》,409。加扎利重视怀疑作为获得确信的手段。
[66] ^ 加扎利,《行为准则》,361–362;对应《复兴》中的第九项义务。
[67] ^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观察到的:卓越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
[68] ^ 关于加扎利知识论的深度探讨,见亚辛·穆罕默德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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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辛·穆罕默德 (Yasien Mo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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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之名:通过安拉 ﷻ 的尊名与属性深度领会《古兰经》


 
## 导言
 
在接触《古兰经》时,我们许多人都会带着自己的预期和假设。虽然这是自然的,但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先验假设置于神圣文本之上,这很可能会阻碍我们按其本身的含义去领悟《古兰经》。特别是在阅读译本时(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性),现代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安拉 ﷻ 为何提到前人的灭亡或火狱的折磨,并可能在这些经文面前对如何感受“安拉 ﷻ 的慈悯”感到困惑。因此,有些人便疏远了《古兰经》。
 
但先知 ﷺ 说:“《古兰经》的人就是安拉 ﷻ 的人及其选民。” [1] 这应当让我们想要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哀叹那些背弃《古兰经》之人的状态,因为他们错过了那能赋予心灵生命、赋予双眼光亮的东西 [2]。
 
《古兰经》是安拉 ﷻ 降示给他的受造物的,它具有其目的。然而,我们对《古兰经》的体验与我们如何看待安拉 ﷻ 直接相关,因为我们的“上帝形象”(God image)会影响我们与他、与自己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3]。如果我们对安拉 ﷻ 持有负面的形象,我们可能只会将《古兰经》视为一本充满严厉规章制度的书。相反,如果我们正确地视安拉 ﷻ 为仁慈的、公正的、庄严的且养育众生的——正如他描述自己那样——我们就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阅读《古兰经》的经文。我们会从中发现慈爱、力量、慈悯和智慧,而在以前我们可能并未发现。
 
考虑一下:如果你身处困境或迷失了方向,且不知道如何寻找出路,此时你收到了一封信,来信者是你深信不疑地关心你、极其聪明且了解你处境的人,你在读信时一定会全神贯注。你可能不希望这个人粉饰造成你麻烦的问题——你需要他直接告诉你,以便你能摆脱困境。即使有些点你不能完全理解,你也会努力去弄明白而不是置之不理,因为你知道信中的任何内容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需要帮助,并且你信任这个人会帮助你。
 
你读这封信的方式,与一个不认识作者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信这封信?”)、没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或太骄傲而不愿承认的人(“我懂得多”)、或不知道信件发送初衷的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困惑或无法意识到信件的重要性——结果,他们很可能无法获益。
 
安拉 ﷻ 远超任何类比,但这与我们与《古兰经》的关系相似。当我们知道安拉 ﷻ 是谁,并知道他经典的目的时,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慰藉,并在今后两世获益。当我们不知道时,我们可能会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心生怨恨。正如伊本·盖伊姆所指出的,安拉 ﷻ 给了我们两种认识他的途径:一是通过外部世界的迹象(即天地万物的创造),二是通过深思《古兰经》中的经文并参悟它们 [4]。当我们了解他的尊名以及他是谁时,这就成了我们解读宇宙迹象和他经典中迹象的棱镜。
 
因此,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学习安拉 ﷻ 与《古兰经》的关系。一旦我们做到了,爱上《古兰经》并想要深入理解其信息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事实上,深思(*tadabbur*)的关键之一就因此正确的心态对待《古兰经》 [5]。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古兰经》来自那位希望我们得到最好、希望引导我们且最全知的主,我们就更有可能积极地寻找如何从每一节经文中获益。
 
本文将探讨通过安拉 ﷻ 的尊名来接触《古兰经》,以及这如何影响我们接收其信息的方式。由于安拉 ﷻ 自己在谈论启示经典时强调了特定的尊名,本文将结合安拉 ﷻ 提到的尊名来阐述《古兰经》的信息,以帮助读者通过《古兰经》与安拉 ﷻ 建立联系。
 
## 首先通过认识安拉 ﷻ 来理解《古兰经》
 
要理解《古兰经》,我们必须与降示它的一位建立联系。正如杰弗里·朗(Jeffrey Lang)所说:
 
> 《古兰经》中关于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暗示了他对人类事业的高度参与。这些尊名,如至仁的、至慈的、宽恕的、施予的、慈爱的、创造的等,揭示了一位创造男女以便在极高个人层面与他们建立关系的安拉 ﷻ ,这种层面的关系高于人类已知的其他生物,这并非出于心理或情感需求,而是因为这是他本性的核心。因此,我们发现真诚的信士与安拉 ﷻ 之间的关系始终以爱的纽带为特征。安拉 ﷻ 爱行善者(2:195; 3:134, 3:148, 5:13, 5:93)、悔罪者(2:222)、自洁者(2:222; 9:108)、敬畏者(3:76; 9:4; 9:7)、坚忍者(3:146)、托靠他的人(3:159)、公正者(5:42; 49:9; 60:8)以及在他的道路上奋斗的人(61:4)。而他们反过来也爱安拉 ﷻ [6]。
 
在整部《古兰经》中,安拉 ﷻ 提醒我们,启示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他利用特定的尊名和属性来强调他是谁 [7]。“降示”(*tanzīl*)一词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读者,《古兰经》来自上方,来自至高者本人,由吉布里勒(Jibrīl)传达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8]。这里没有尘世的影响,也没有缺陷;它来自神圣的完美。
 
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至仁主、至慈主、万能主、全知主、至睿主、受赞主和众世界之主的“降示”。这也许类似于说“这封信来自你慈爱的父亲”或“这份指南来自专家探险家”。简单地增加作者的属性就会完全改变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
 
同样地,将《古兰经》与我们的主、创造者和养育者联系起来,会使其变得个性化,而被选中的尊名反过来又会让我们感到宽慰。如果有人给你药,你可能会心存疑虑,直到你被告知这药来自一位博学的医生。如果那位天才医生恰好也是你慈爱的父亲,你对所服之药会感到更加宽慰和自信。法赫尔·丁·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说:
 
> 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病人、长期患病者和贫困者。《古兰经》包含了病弱者需要的所有药物,以及健康人需要的所有营养。安拉 ﷻ 全能者对这个世界的人最大的恩赐就是向他们降示了《古兰经》 [9]。
 
## 慈悯
 
在告诉我们《古兰经》的信息——生命的意义、如何生活、天堂和火狱的本质——之前,安拉 ﷻ 告诉我们他是谁。在我们开始阅读经典之前,我们被告知了关于谁向我们发送经典的某些基本事实。这个简短而深邃的导言为整部经典奠定了基调。安拉 ﷻ 告诉我们:
 
> 奉至仁至慈真主 ﷻ 之名 [10]。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ﷻ ,众世界之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 [11]。
 
第一印象通常是最重要的,安拉 ﷻ 本可以选择他的众多尊名中的任何一个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那些与他的全能和庄严相关的,或者与他创造天地相关的。然而在《古兰经》的前三节经文中,他两次提到了这些尊名:
 
*Al-Raḥmān al-Raḥīm*——至仁主,至慈主。
 
《开端章》(*Sūrat al-Fātiḥah*)以宣言“奉真主 ﷻ 之名”开始。有人可能会问:“那么,真主 ﷻ 是谁?”随后的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至仁至慈的主”。不仅开篇章节以此类尊名开始,我们在诵读经典时都要以此类特定的尊名开始 [12],而不是其他尊名。
 
“至仁”(*al-Raḥmān*)和“至慈”(*al-Raḥīm*)的词根都是 *raḥmah*,被译为慈悯——怜悯、同情和仁爱 [13]。如果我们想知道慈悯在行动中是什么样子的,先知 ﷺ 通过发生在圣门弟子面前的一个场景向他们展示了这一点。在一次战役后——有些妇女和孩子被留在了后面——一名妇女开始给她的孩子哺乳。先知 ﷺ 向圣门弟子指出了这一点并问说:“你们认为这名妇女会将她的孩子扔进火里吗?”圣门弟子回答说不会。他说:“安拉 ﷻ 对他仆人的慈悯,更甚于这位母亲对她孩子的慈悯。” [14]
 
结合起来,这两个尊名告诉我们,安拉 ﷻ 始终是最深切关心、富有同情心和宽厚的。“至仁”(*al-Raḥmān*)——这种形态——告诉我们他的慈悯是满溢的、无限的且无与伦比的 [15]。加扎利(al-Ghazālī)说,他的慈悯“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包括了值得者和不值得者,今生和来世,并涵盖了超越它们的基本要素、需求和优势” [16]。
 
在实践层面,这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从任何人身上感受到何种仁慈,安拉 ﷻ 的仁慈都无限地大于此。先知 ﷺ 的话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安拉 ﷻ 将慈悯分成一百份。他将九十九份留给自己,并降下一份到大地上。由于那一份,众生互相怜悯,甚至母马会为了怕踩到孩子而抬起蹄子。” [17] 伊本·盖伊姆美妙地指出,安拉 ﷻ 作为“至仁主”意味着他不会忽视他的仆人 [18]。他进一步提到,凡认识至仁主的人都知道,他在派遣先知和启示经典方面的慈悯,甚至大于他在降雨方面的慈悯,因为前者赋予了心灵和灵魂生命,而不仅仅是身体 [19]。
 
而“至慈”(*al-Raḥīm*)确认了这一属性是永久且恒常的。安拉 ﷻ 不是反复无常或“情绪化”的,因此在他的属性和他包罗万象的慈悯中存在着稳定性和确定性。安拉 ﷻ 对信士有一种特殊的慈悯,正如他所说:“他对他人的信士是至慈的。” [20] 没有人强迫他保持慈悯(因为没有人能做到)。安拉 ﷻ 告诉我们:“你们的主,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 [21] 他亲自选择了为他的仆人们预定这种神圣的、非凡的关怀。
 
安拉 ﷻ 确认:
 
> [这是]来自至仁至慈的主的启示—— (41:2)
 
既然安拉 ﷻ 对他的仆人是最慈悯的,他提醒我们,他出于慈悯和爱护降示了这部经典,以便我们能从黑暗走向光明,以便我们能认识他、崇拜他并顺从他。这部《古兰经》是慈悯的表达,它将我们与至仁主联系起来,并引导我们进入他慈悯的居所 [22]。
 
《古兰经》中的一切都源于安拉 ﷻ 对我们深切、压倒性的关怀(*raḥmah*)。这一属性在《古兰经》中被反复强调,当我们被指示以此类尊名开始诵读时,我们明白这部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母都充满了神圣的慈悯。因此,讲述的故事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所规定的裁决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警告和劝诫是为了让我们不遭受永恒的痛苦。出于慈悯,他降示《古兰经》以揭示真理,使远离的人亲近,并以喜讯和期待来安抚那些寻求安拉 ﷻ 的人 [23]。《古兰经》是写给参悟者的一封关怀信。
 
有些人可能仍会迟疑。《古兰经》可能来自那位对我们最慈悯、最关爱且最仁慈的主,但有些事情或许对我们来说并不合理。因此,安拉 ﷻ 提醒我们,《古兰经》不仅来自至慈主,还来自全知主、至睿主。
 
## 全知与至睿
 
在《古兰经》的五个地方,安拉 ﷻ 提到“降示”(*tanzīl*)是来自“全知主”(*al-ʿAlīm*)或“至睿主”(*al-Ḥakīm*),并常与他的尊名“万能主”(*al-ʿAzīz*)结合。例如,他说: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全知真主 ﷻ 的。(40:2)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真主 ﷻ 的。(46:2)
 
“全知主”(*al-ʿAlīm*)是拥有包罗万象知识的一位。词根是 *ʿayn-lām-mīm*,涵盖了知识、觉察和确定。全知主安拉 ﷻ 知道什么是,什么可能是;知道过去是什么,过去本可能是怎样;知道内在和外在。对人隐藏的事,对他而言是显明的 [26]。然而,在我们的日常互动中,我们可能熟悉那些“懂很多”但并不最敏锐或最有洞察力的人。安拉 ﷻ 也是“至睿主”(*al-Ḥakīm*)。“智慧”(*ḥikmah*)的含义之一是将事物放在适当的位置 [27]。因为安拉 ﷻ 是至睿主,他绝不从事丑恶之事 [28],他的行为总是适度且有目的的。拉齐说,这些尊名在这里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安拉 ﷻ 在告诉我们,他以他的威严和知识降示了《古兰经》,这可以从其包含的益处和奇迹中看出 [29]。伊本·阿舒尔(Ibn ʿĀshūr)补充说,因为《古兰经》是万能的全知主的言语,除了安拉 ﷻ 之外,没有人有能力和知识想出类似的东西 [30]。
 
当安拉 ﷻ 告知我们这部《古兰经》是来自那位知道每一个细节——过去与未来,物理与形而上学——且他是最智慧和最全知的一位时,他是在告诉我们这部经典中的一切对我们今后两世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关心我们之人的信,其内容可能会在情感上满足我们。但如果被告知是一位特定领域的最高权威撰写了此书,我们自然也会在理智层面更加认真地对待它。我们会信任其中给出的建议,因为我们对那个人的知识和专业素养有信心(尽管他仍是会犯错的凡人!)。
 
当我们内在化了安拉 ﷻ 作为《古兰经》“作者”的知识和智慧这一事实——当我们真正领悟到《古兰经》字面上就是真主 ﷻ 的言语时——我们就真正理解了现实。我们越是深思《古兰经》,我们的优先级就越清晰。我们确信他为我们所规定的对我们有益,他所禁止的对我们有害。面对麻烦时,我们知道答案可以在他的言语中找到。既然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我们就信任他。因此,当遇到我们不能领会的事情时,我们会花时间去理解它们,而不是排斥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容。安拉 ﷻ 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可能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你们可能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真主 ﷻ 知道,你们不知道。” [31]
 
在《古兰经》中,当优素福(愿他平安)最终与家人团聚时,他说:“……我的主对他所意欲的事是慈悯的,他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 [32] 优素福可以看到发生在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且对他出现在那一刻确是必要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一个孩子被嫉妒的兄弟姐妹与家人分离、被卖为奴隶,然后被诬告并被投入监狱多年,这其中的慈悯和智慧何在?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导致优素福成为一个受信任且受爱戴的拥有权威和地位的人。安拉 ﷻ 因为他的坚忍和敬畏而提升了他。在他生命的每一次转折中,既有智慧也有慈悯。
 
虽然在优素福的案例中,安拉 ﷻ 的智慧在最终的尘世结果中变得显而易见,但智慧并不局限于在这个领域所看到的,甚至不局限于按尘世标准所衡量的价值。例如,一个通过经营酒类生意获利的人可能决定改过自新并转行。他们可能会因此遭受物质损失,生活水平也许会下降。他们开始失去业务联系。如果他们的家人反对这种改变,他们的关系甚至可能破裂。这些都是切实的损失。但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为了安拉 ﷻ 而放弃了什么,神圣的恩典正降临在他们身上。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做了正确的事,在个人和社区层面避免了多少伤害。而且没有人会知道安拉 ﷻ 由于此人对他的虔诚以及在困难和诱惑面前的坚定,而在天堂为他们隐藏了什么奖赏。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时,他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切。
 
## 力量与关怀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慈悯和知识的属性可能受到高度重视,但拥有它们的人也可能是软弱的。一个软弱的人很容易被制服,其建议也可能不切实际。因此,安拉 ﷻ 强调这部经典也来自“万能主”(*al-ʿAzīz*)和“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
 
安拉 ﷻ 提醒《古兰经》的诵读者:“这是万能的、至慈的主降示的。” [33] 以及“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的真主 ﷻ 。” [34] 安拉 ﷻ 在提到《古兰经》的“降示”(*tanzīl*)时经常提到他的“威严”(*ʿizzah*) [35],且《古兰经》本身也被描述为“万能的/尊贵的”(*ʿazīz*) [36]。
 
“威严”(*ʿIzzah*)是力量、高贵、不可战胜、尊严和独特性的结合 [37]。“万能主”(*Al-ʿAzīz*)是克敌制胜且不能被战胜的一位,是不可触及且全能的,完全独特,拥有一切荣耀和尊严,且他将力量和荣誉授予他所意欲的人 [38]。
 
在白德尔战役期间,穆斯林的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安拉 ﷻ 告诉信士们,他派遣天使作为增援,穆斯林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所有人:“真主 ﷻ 只以此为喜讯,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援助只是从真主 ﷻ 那里发出的;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ʿAzīz*),确是至睿的(*Ḥakīm*)。” [39] 力量和胜利并非来自天使;相反,它们来自安拉 ﷻ 。
 
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这部经典来自万能主时,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已经保护了《古兰经》免受改变或篡改 [40]。这应当激发对其永恒信息的信心 [41]。它敦促人们毫不软弱地行走在真理和引导的道路上,并对违抗和不信发出警告和威胁 [42]。当我们看到周围世界的不公,当我们自己感到软弱时,《古兰经》提醒我们它来自万能主,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力量和慰藉 [43]。《古兰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违法乱纪和作恶者的命运;他们不会被无限期地听之任之。安拉 ﷻ 是万能主——当他发出警告时,他有能力贯彻执行。
 
此外,他的力量不同于人类的力量。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人可能会鲁莽或残忍地表达它,压迫他人,但安拉 ﷻ 是至睿主、至慈主。他的力量在表达中是克制的,在结果中是公正的,出于最好的理由,并带有极致的慈悯。
 
安拉 ﷻ 还提醒我们,《古兰经》是从“众世界之主”降示的,说:“这部经典的降示,其中毫无疑义,是来自众世界之主的。” [44] 安拉 ﷻ 作为“众世界之主”意味着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是一切事务的照管者,是培育者,他使物存在并使其消亡;这意味着唯有他是主,值得崇拜,是真正的避难所,是灾难中的圣所;的确,除他外别无养育者,除他外别无神灵 [45]。“培育”(*tarbiyah*)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根,意为养育,养育主安拉 ﷻ 是那位温和地引导人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直到最终目标实现的一位 [46]。
 
告诉我们“降示”是来自众世界之主,提醒我们安拉 ﷻ 正通过《古兰经》培育我们。我们被赋予了这份“来自创造大地和高天的真主 ﷻ 的启示” [47],他正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存在,以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与他同在以达成我们的最终目标:与他同在的天堂。我们在今世的目的得到了阐述,考验的性质以及善恶都得到了解释。我们被劝诫要克服低级欲望并追求崇高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被告知了他是谁。
 
此外,他是“众世界之主”——不仅是某个种族、国籍、语言、性别或社会阶层的主。他供养并提升每一个人,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引导不仅与我们所有人相关,而且对我们所有人至关重要。
 
## 受赞主
 
最后,关于《古兰经》,我们被告知:“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它是]从至睿的、受赞的主降示的。” [48]
 
“赞颂”(*Ḥamd*)是“谴责”(*dhamm*)的反面。“受赞主”(*Al-Ḥamīd*)是因其本质、尊名和属性以及行为而受赞颂的一位 [49]。从他那里发出的每一件事物都值得赞颂。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来自受赞主的一切不仅是好的,而且是会引起敬畏感的绝对完美。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真主 ﷻ 确是无求的,确是受赞的。” [50]
 
我们说“一切赞颂(*alḥamd*)全归真主 ﷻ ”,这比说“感谢”(*shukr*)一词更全面,因为后者是针对特定的行为或恩惠表达的。而“赞颂”(*ḥamd*)则涵盖了感谢和赞美,不仅是针对特定的恩惠,还是针对受赞者固有的品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站起来进行“泰哈朱德”(深夜礼拜)时曾做过一个美妙的祈祷:
 
> 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养育者。一切赞颂全归你。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国权全归你。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光亮。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万物的君王。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真理。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与你的相会是真实的。你的言语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火狱是真实的。众先知是真实的。穆罕默德是真实的。末日是真实的…… [51]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始终对安拉 ﷻ 保持感激、敬畏和崇敬——而这都涵盖在他所做的祈祷中。
 
这个启示是来自至睿主的“降示”,因为他指引我们向着我们的利益前进,且他在他赐予我们的恩典中是受赞颂的 [52]。因为安拉 ﷻ 在其完美和庄严、公正和仁慈中是受赞颂的,他的经典必然提供了获得善并抵御恶的手段 [53]。当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既然安拉 ﷻ 是受赞主,那么《古兰经》中的一切必须是本质上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在参悟经文时忍不住要赞颂他。如果它没有让我们想要赞颂他,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错过了什么?我们哪里没有理解?
 
## 结论
 
创造我们并塑造我们的安拉 ﷻ ,向我们派遣了一部经典来引导我们走向他。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他受造物的关怀。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会忘记《古兰经》来自谁,因此以未能考虑到安拉 ﷻ 的慈悯、智慧和庄严的方式与之互动。
 
下次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应当牢记某些事项:这对我的慈悯何在?我应当从中学习什么智慧?安拉 ﷻ 正如何通过这节经文或这一章节引导和关怀我?这些问题既适用于描述天堂的经文,也适用于描述火狱的经文;既适用于故事和寓言,也适用于直接的命令和禁止。
 
例如,在阅读关于禁止某事(如禁酒)的经文时,考虑到他的尊名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命令。相反,它来自慈悯、关心、培育和神圣智慧。记住他的尊名有助于灌输一种信念:这一禁令中存在着智慧,因为它来自全知主、至睿主;且事实上,这一禁令是应当感谢安拉 ﷻ 的事情,因为他是受赞主。当我们读到令我们恐惧的经文(如关于火狱的经文)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即使是那些经文也源于安拉 ﷻ 的慈悯,因为它们的描述有助于引导我们远离火狱——毕竟,为了让我们远离有害的事物,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存在,且它确实对我们有害。
 
通过告诉我们《古兰经》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内容,我们被提醒,《古兰经》是来自至仁至慈主(*al-Raḥmān al-Raḥīm*)、全知主(*al-ʿAlīm*)、至睿主(*al-Ḥakīm*)、万能主(*al-ʿAzīz*)、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和受赞主(*al-Ḥamīd*)发给我们的。诵读《古兰经》时记住这七个尊名,应当能帮助我们根据安拉 ﷻ 是谁来阅读经文。它使我们能够通过爱、慈悯、关怀、力量和智慧的棱镜来理解其中包含的信息,从而在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时安慰我们。
 
《古兰经》是安拉 ﷻ 给受造物永恒的礼物,也是对信奉并追随它的人的一种慈悯。当我们带着对派遣者身份的认知去接触《古兰经》时,我们就能开始意识到它是多么珍贵,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益处,并品味我们与其及其含义共度的时光。
 
## 注释
 
[1]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15 号。
[2]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3] ^ Hassan Elwan 和 Osman Umarji,“神圣之爱的炼金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如何影响我们的信仰和幸福”,Yaqeen, 2023。
[4] ^ 伊本·盖伊姆,《益处集》。
[5] ^ Yousef Wahb 和 Mohammed Elshinawy,“深思之钥:如何深度参悟古兰经”,Yaqeen, 2021。
[6] ^ 杰弗里·朗,《连天使也发问》。杰弗里·朗是美国数学教授,1980 年代皈依伊斯兰教。
[7] ^ 《古兰经》39:1, 40:2, 41:2, 46:2 等。
[8] ^ 拉齐,《隐秘的钥匙》。
[9] ^ 同上。
[10] ^ 这些尊名有不同的译法。
[11] ^ 《古兰经·开端章》,1:1–4。
[12] ^ 除《忏悔章》外。
[13] ^ 《汉斯·威尔词典》。
[1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9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4 号。
[15] ^ 伊本·焦齐(Ibn al-Jawzī),《解经路粮》。
[16] ^ 加扎利,《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1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000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2 号。
[18]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19] ^ 同上。
[20] ^ 《古兰经》33:43。
[21] ^ 《古兰经》6:54。
[22] ^ 《萨阿迪经注》。
[23]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24] ^ 《古兰经》40:2。
[25] ^ 《古兰经》46:2。
[26] ^ Maher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7] ^ 伊本·盖伊姆,《痼疾之疗》。
[2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9] ^ 拉齐,《隐秘的钥匙》。
[30]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31] ^ 《古兰经》2:216。
[32] ^ 《古兰经》12:100。
[33] ^ 《古兰经》36:5。
[34] ^ 《古兰经》39:1。
[35] ^ 例如《古兰经》40:2, 42:2, 45:2。
[36] ^ 《古兰经》41:41。
[37] ^ 《汉斯·威尔词典》。
[3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39] ^ 《古兰经》8:10。
[40] ^ 《萨阿迪经注》。
[41]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42] ^ 同上。
[43] ^ 《萨阿迪经注》。
[44] ^ 《古兰经》32:2;还有 56:80; 69:43。
[45] ^ 伊本·盖伊姆,《奇妙的益处》;《萨阿迪经注》。
[46]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47] ^ 《古兰经》20:4。
[48] ^ 《古兰经》41:42。
[49]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50] ^ 《古兰经》22:64。
[51] ^ 《布哈里圣训实录》,1120。
[52] ^ 塔巴里(al-Ṭabarī),《古兰经诠释大集》。
[53] ^ 《萨阿迪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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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南·优素福 (Jinan Yous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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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在接触《古兰经》时,我们许多人都会带着自己的预期和假设。虽然这是自然的,但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先验假设置于神圣文本之上,这很可能会阻碍我们按其本身的含义去领悟《古兰经》。特别是在阅读译本时(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性),现代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安拉 ﷻ 为何提到前人的灭亡或火狱的折磨,并可能在这些经文面前对如何感受“安拉 ﷻ 的慈悯”感到困惑。因此,有些人便疏远了《古兰经》。
 
但先知 ﷺ 说:“《古兰经》的人就是安拉 ﷻ 的人及其选民。” [1] 这应当让我们想要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哀叹那些背弃《古兰经》之人的状态,因为他们错过了那能赋予心灵生命、赋予双眼光亮的东西 [2]。
 
《古兰经》是安拉 ﷻ 降示给他的受造物的,它具有其目的。然而,我们对《古兰经》的体验与我们如何看待安拉 ﷻ 直接相关,因为我们的“上帝形象”(God image)会影响我们与他、与自己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3]。如果我们对安拉 ﷻ 持有负面的形象,我们可能只会将《古兰经》视为一本充满严厉规章制度的书。相反,如果我们正确地视安拉 ﷻ 为仁慈的、公正的、庄严的且养育众生的——正如他描述自己那样——我们就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阅读《古兰经》的经文。我们会从中发现慈爱、力量、慈悯和智慧,而在以前我们可能并未发现。
 
考虑一下:如果你身处困境或迷失了方向,且不知道如何寻找出路,此时你收到了一封信,来信者是你深信不疑地关心你、极其聪明且了解你处境的人,你在读信时一定会全神贯注。你可能不希望这个人粉饰造成你麻烦的问题——你需要他直接告诉你,以便你能摆脱困境。即使有些点你不能完全理解,你也会努力去弄明白而不是置之不理,因为你知道信中的任何内容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需要帮助,并且你信任这个人会帮助你。
 
你读这封信的方式,与一个不认识作者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信这封信?”)、没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或太骄傲而不愿承认的人(“我懂得多”)、或不知道信件发送初衷的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困惑或无法意识到信件的重要性——结果,他们很可能无法获益。
 
安拉 ﷻ 远超任何类比,但这与我们与《古兰经》的关系相似。当我们知道安拉 ﷻ 是谁,并知道他经典的目的时,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慰藉,并在今后两世获益。当我们不知道时,我们可能会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心生怨恨。正如伊本·盖伊姆所指出的,安拉 ﷻ 给了我们两种认识他的途径:一是通过外部世界的迹象(即天地万物的创造),二是通过深思《古兰经》中的经文并参悟它们 [4]。当我们了解他的尊名以及他是谁时,这就成了我们解读宇宙迹象和他经典中迹象的棱镜。
 
因此,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学习安拉 ﷻ 与《古兰经》的关系。一旦我们做到了,爱上《古兰经》并想要深入理解其信息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事实上,深思(*tadabbur*)的关键之一就因此正确的心态对待《古兰经》 [5]。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古兰经》来自那位希望我们得到最好、希望引导我们且最全知的主,我们就更有可能积极地寻找如何从每一节经文中获益。
 
本文将探讨通过安拉 ﷻ 的尊名来接触《古兰经》,以及这如何影响我们接收其信息的方式。由于安拉 ﷻ 自己在谈论启示经典时强调了特定的尊名,本文将结合安拉 ﷻ 提到的尊名来阐述《古兰经》的信息,以帮助读者通过《古兰经》与安拉 ﷻ 建立联系。
 
## 首先通过认识安拉 ﷻ 来理解《古兰经》
 
要理解《古兰经》,我们必须与降示它的一位建立联系。正如杰弗里·朗(Jeffrey Lang)所说:
 
> 《古兰经》中关于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暗示了他对人类事业的高度参与。这些尊名,如至仁的、至慈的、宽恕的、施予的、慈爱的、创造的等,揭示了一位创造男女以便在极高个人层面与他们建立关系的安拉 ﷻ ,这种层面的关系高于人类已知的其他生物,这并非出于心理或情感需求,而是因为这是他本性的核心。因此,我们发现真诚的信士与安拉 ﷻ 之间的关系始终以爱的纽带为特征。安拉 ﷻ 爱行善者(2:195; 3:134, 3:148, 5:13, 5:93)、悔罪者(2:222)、自洁者(2:222; 9:108)、敬畏者(3:76; 9:4; 9:7)、坚忍者(3:146)、托靠他的人(3:159)、公正者(5:42; 49:9; 60:8)以及在他的道路上奋斗的人(61:4)。而他们反过来也爱安拉 ﷻ [6]。
 
在整部《古兰经》中,安拉 ﷻ 提醒我们,启示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他利用特定的尊名和属性来强调他是谁 [7]。“降示”(*tanzīl*)一词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读者,《古兰经》来自上方,来自至高者本人,由吉布里勒(Jibrīl)传达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8]。这里没有尘世的影响,也没有缺陷;它来自神圣的完美。
 
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至仁主、至慈主、万能主、全知主、至睿主、受赞主和众世界之主的“降示”。这也许类似于说“这封信来自你慈爱的父亲”或“这份指南来自专家探险家”。简单地增加作者的属性就会完全改变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
 
同样地,将《古兰经》与我们的主、创造者和养育者联系起来,会使其变得个性化,而被选中的尊名反过来又会让我们感到宽慰。如果有人给你药,你可能会心存疑虑,直到你被告知这药来自一位博学的医生。如果那位天才医生恰好也是你慈爱的父亲,你对所服之药会感到更加宽慰和自信。法赫尔·丁·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说:
 
> 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病人、长期患病者和贫困者。《古兰经》包含了病弱者需要的所有药物,以及健康人需要的所有营养。安拉 ﷻ 全能者对这个世界的人最大的恩赐就是向他们降示了《古兰经》 [9]。
 
## 慈悯
 
在告诉我们《古兰经》的信息——生命的意义、如何生活、天堂和火狱的本质——之前,安拉 ﷻ 告诉我们他是谁。在我们开始阅读经典之前,我们被告知了关于谁向我们发送经典的某些基本事实。这个简短而深邃的导言为整部经典奠定了基调。安拉 ﷻ 告诉我们:
 
> 奉至仁至慈真主 ﷻ 之名 [10]。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ﷻ ,众世界之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 [11]。
 
第一印象通常是最重要的,安拉 ﷻ 本可以选择他的众多尊名中的任何一个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那些与他的全能和庄严相关的,或者与他创造天地相关的。然而在《古兰经》的前三节经文中,他两次提到了这些尊名:
 
*Al-Raḥmān al-Raḥīm*——至仁主,至慈主。
 
《开端章》(*Sūrat al-Fātiḥah*)以宣言“奉真主 ﷻ 之名”开始。有人可能会问:“那么,真主 ﷻ 是谁?”随后的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至仁至慈的主”。不仅开篇章节以此类尊名开始,我们在诵读经典时都要以此类特定的尊名开始 [12],而不是其他尊名。
 
“至仁”(*al-Raḥmān*)和“至慈”(*al-Raḥīm*)的词根都是 *raḥmah*,被译为慈悯——怜悯、同情和仁爱 [13]。如果我们想知道慈悯在行动中是什么样子的,先知 ﷺ 通过发生在圣门弟子面前的一个场景向他们展示了这一点。在一次战役后——有些妇女和孩子被留在了后面——一名妇女开始给她的孩子哺乳。先知 ﷺ 向圣门弟子指出了这一点并问说:“你们认为这名妇女会将她的孩子扔进火里吗?”圣门弟子回答说不会。他说:“安拉 ﷻ 对他仆人的慈悯,更甚于这位母亲对她孩子的慈悯。” [14]
 
结合起来,这两个尊名告诉我们,安拉 ﷻ 始终是最深切关心、富有同情心和宽厚的。“至仁”(*al-Raḥmān*)——这种形态——告诉我们他的慈悯是满溢的、无限的且无与伦比的 [15]。加扎利(al-Ghazālī)说,他的慈悯“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包括了值得者和不值得者,今生和来世,并涵盖了超越它们的基本要素、需求和优势” [16]。
 
在实践层面,这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从任何人身上感受到何种仁慈,安拉 ﷻ 的仁慈都无限地大于此。先知 ﷺ 的话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安拉 ﷻ 将慈悯分成一百份。他将九十九份留给自己,并降下一份到大地上。由于那一份,众生互相怜悯,甚至母马会为了怕踩到孩子而抬起蹄子。” [17] 伊本·盖伊姆美妙地指出,安拉 ﷻ 作为“至仁主”意味着他不会忽视他的仆人 [18]。他进一步提到,凡认识至仁主的人都知道,他在派遣先知和启示经典方面的慈悯,甚至大于他在降雨方面的慈悯,因为前者赋予了心灵和灵魂生命,而不仅仅是身体 [19]。
 
而“至慈”(*al-Raḥīm*)确认了这一属性是永久且恒常的。安拉 ﷻ 不是反复无常或“情绪化”的,因此在他的属性和他包罗万象的慈悯中存在着稳定性和确定性。安拉 ﷻ 对信士有一种特殊的慈悯,正如他所说:“他对他人的信士是至慈的。” [20] 没有人强迫他保持慈悯(因为没有人能做到)。安拉 ﷻ 告诉我们:“你们的主,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 [21] 他亲自选择了为他的仆人们预定这种神圣的、非凡的关怀。
 
安拉 ﷻ 确认:
 
> [这是]来自至仁至慈的主的启示—— (41:2)
 
既然安拉 ﷻ 对他的仆人是最慈悯的,他提醒我们,他出于慈悯和爱护降示了这部经典,以便我们能从黑暗走向光明,以便我们能认识他、崇拜他并顺从他。这部《古兰经》是慈悯的表达,它将我们与至仁主联系起来,并引导我们进入他慈悯的居所 [22]。
 
《古兰经》中的一切都源于安拉 ﷻ 对我们深切、压倒性的关怀(*raḥmah*)。这一属性在《古兰经》中被反复强调,当我们被指示以此类尊名开始诵读时,我们明白这部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母都充满了神圣的慈悯。因此,讲述的故事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所规定的裁决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警告和劝诫是为了让我们不遭受永恒的痛苦。出于慈悯,他降示《古兰经》以揭示真理,使远离的人亲近,并以喜讯和期待来安抚那些寻求安拉 ﷻ 的人 [23]。《古兰经》是写给参悟者的一封关怀信。
 
有些人可能仍会迟疑。《古兰经》可能来自那位对我们最慈悯、最关爱且最仁慈的主,但有些事情或许对我们来说并不合理。因此,安拉 ﷻ 提醒我们,《古兰经》不仅来自至慈主,还来自全知主、至睿主。
 
## 全知与至睿
 
在《古兰经》的五个地方,安拉 ﷻ 提到“降示”(*tanzīl*)是来自“全知主”(*al-ʿAlīm*)或“至睿主”(*al-Ḥakīm*),并常与他的尊名“万能主”(*al-ʿAzīz*)结合。例如,他说: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全知真主 ﷻ 的。(40:2)
> 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真主 ﷻ 的。(46:2)
 
“全知主”(*al-ʿAlīm*)是拥有包罗万象知识的一位。词根是 *ʿayn-lām-mīm*,涵盖了知识、觉察和确定。全知主安拉 ﷻ 知道什么是,什么可能是;知道过去是什么,过去本可能是怎样;知道内在和外在。对人隐藏的事,对他而言是显明的 [26]。然而,在我们的日常互动中,我们可能熟悉那些“懂很多”但并不最敏锐或最有洞察力的人。安拉 ﷻ 也是“至睿主”(*al-Ḥakīm*)。“智慧”(*ḥikmah*)的含义之一是将事物放在适当的位置 [27]。因为安拉 ﷻ 是至睿主,他绝不从事丑恶之事 [28],他的行为总是适度且有目的的。拉齐说,这些尊名在这里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安拉 ﷻ 在告诉我们,他以他的威严和知识降示了《古兰经》,这可以从其包含的益处和奇迹中看出 [29]。伊本·阿舒尔(Ibn ʿĀshūr)补充说,因为《古兰经》是万能的全知主的言语,除了安拉 ﷻ 之外,没有人有能力和知识想出类似的东西 [30]。
 
当安拉 ﷻ 告知我们这部《古兰经》是来自那位知道每一个细节——过去与未来,物理与形而上学——且他是最智慧和最全知的一位时,他是在告诉我们这部经典中的一切对我们今后两世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关心我们之人的信,其内容可能会在情感上满足我们。但如果被告知是一位特定领域的最高权威撰写了此书,我们自然也会在理智层面更加认真地对待它。我们会信任其中给出的建议,因为我们对那个人的知识和专业素养有信心(尽管他仍是会犯错的凡人!)。
 
当我们内在化了安拉 ﷻ 作为《古兰经》“作者”的知识和智慧这一事实——当我们真正领悟到《古兰经》字面上就是真主 ﷻ 的言语时——我们就真正理解了现实。我们越是深思《古兰经》,我们的优先级就越清晰。我们确信他为我们所规定的对我们有益,他所禁止的对我们有害。面对麻烦时,我们知道答案可以在他的言语中找到。既然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我们就信任他。因此,当遇到我们不能领会的事情时,我们会花时间去理解它们,而不是排斥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容。安拉 ﷻ 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可能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你们可能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真主 ﷻ 知道,你们不知道。” [31]
 
在《古兰经》中,当优素福(愿他平安)最终与家人团聚时,他说:“……我的主对他所意欲的事是慈悯的,他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 [32] 优素福可以看到发生在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且对他出现在那一刻确是必要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一个孩子被嫉妒的兄弟姐妹与家人分离、被卖为奴隶,然后被诬告并被投入监狱多年,这其中的慈悯和智慧何在?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导致优素福成为一个受信任且受爱戴的拥有权威和地位的人。安拉 ﷻ 因为他的坚忍和敬畏而提升了他。在他生命的每一次转折中,既有智慧也有慈悯。
 
虽然在优素福的案例中,安拉 ﷻ 的智慧在最终的尘世结果中变得显而易见,但智慧并不局限于在这个领域所看到的,甚至不局限于按尘世标准所衡量的价值。例如,一个通过经营酒类生意获利的人可能决定改过自新并转行。他们可能会因此遭受物质损失,生活水平也许会下降。他们开始失去业务联系。如果他们的家人反对这种改变,他们的关系甚至可能破裂。这些都是切实的损失。但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为了安拉 ﷻ 而放弃了什么,神圣的恩典正降临在他们身上。没有人知道由于这个人做了正确的事,在个人和社区层面避免了多少伤害。而且没有人会知道安拉 ﷻ 由于此人对他的虔诚以及在困难和诱惑面前的坚定,而在天堂为他们隐藏了什么奖赏。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古兰经》是来自全知主、至睿主时,他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切。
 
## 力量与关怀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慈悯和知识的属性可能受到高度重视,但拥有它们的人也可能是软弱的。一个软弱的人很容易被制服,其建议也可能不切实际。因此,安拉 ﷻ 强调这部经典也来自“万能主”(*al-ʿAzīz*)和“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
 
安拉 ﷻ 提醒《古兰经》的诵读者:“这是万能的、至慈的主降示的。” [33] 以及“这部经典的降示,是来自万能的、至睿的真主 ﷻ 。” [34] 安拉 ﷻ 在提到《古兰经》的“降示”(*tanzīl*)时经常提到他的“威严”(*ʿizzah*) [35],且《古兰经》本身也被描述为“万能的/尊贵的”(*ʿazīz*) [36]。
 
“威严”(*ʿIzzah*)是力量、高贵、不可战胜、尊严和独特性的结合 [37]。“万能主”(*Al-ʿAzīz*)是克敌制胜且不能被战胜的一位,是不可触及且全能的,完全独特,拥有一切荣耀和尊严,且他将力量和荣誉授予他所意欲的人 [38]。
 
在白德尔战役期间,穆斯林的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安拉 ﷻ 告诉信士们,他派遣天使作为增援,穆斯林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安拉 ﷻ 提醒我们所有人:“真主 ﷻ 只以此为喜讯,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援助只是从真主 ﷻ 那里发出的;真主 ﷻ 确是万能的(*ʿAzīz*),确是至睿的(*Ḥakīm*)。” [39] 力量和胜利并非来自天使;相反,它们来自安拉 ﷻ 。
 
当安拉 ﷻ 告诉我们这部经典来自万能主时,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已经保护了《古兰经》免受改变或篡改 [40]。这应当激发对其永恒信息的信心 [41]。它敦促人们毫不软弱地行走在真理和引导的道路上,并对违抗和不信发出警告和威胁 [42]。当我们看到周围世界的不公,当我们自己感到软弱时,《古兰经》提醒我们它来自万能主,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力量和慰藉 [43]。《古兰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违法乱纪和作恶者的命运;他们不会被无限期地听之任之。安拉 ﷻ 是万能主——当他发出警告时,他有能力贯彻执行。
 
此外,他的力量不同于人类的力量。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人可能会鲁莽或残忍地表达它,压迫他人,但安拉 ﷻ 是至睿主、至慈主。他的力量在表达中是克制的,在结果中是公正的,出于最好的理由,并带有极致的慈悯。
 
安拉 ﷻ 还提醒我们,《古兰经》是从“众世界之主”降示的,说:“这部经典的降示,其中毫无疑义,是来自众世界之主的。” [44] 安拉 ﷻ 作为“众世界之主”意味着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是一切事务的照管者,是培育者,他使物存在并使其消亡;这意味着唯有他是主,值得崇拜,是真正的避难所,是灾难中的圣所;的确,除他外别无养育者,除他外别无神灵 [45]。“培育”(*tarbiyah*)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根,意为养育,养育主安拉 ﷻ 是那位温和地引导人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直到最终目标实现的一位 [46]。
 
告诉我们“降示”是来自众世界之主,提醒我们安拉 ﷻ 正通过《古兰经》培育我们。我们被赋予了这份“来自创造大地和高天的真主 ﷻ 的启示” [47],他正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存在,以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与他同在以达成我们的最终目标:与他同在的天堂。我们在今世的目的得到了阐述,考验的性质以及善恶都得到了解释。我们被劝诫要克服低级欲望并追求崇高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被告知了他是谁。
 
此外,他是“众世界之主”——不仅是某个种族、国籍、语言、性别或社会阶层的主。他供养并提升每一个人,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引导不仅与我们所有人相关,而且对我们所有人至关重要。
 
## 受赞主
 
最后,关于《古兰经》,我们被告知:“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它是]从至睿的、受赞的主降示的。” [48]
 
“赞颂”(*Ḥamd*)是“谴责”(*dhamm*)的反面。“受赞主”(*Al-Ḥamīd*)是因其本质、尊名和属性以及行为而受赞颂的一位 [49]。从他那里发出的每一件事物都值得赞颂。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来自受赞主的一切不仅是好的,而且是会引起敬畏感的绝对完美。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真主 ﷻ 确是无求的,确是受赞的。” [50]
 
我们说“一切赞颂(*alḥamd*)全归真主 ﷻ ”,这比说“感谢”(*shukr*)一词更全面,因为后者是针对特定的行为或恩惠表达的。而“赞颂”(*ḥamd*)则涵盖了感谢和赞美,不仅是针对特定的恩惠,还是针对受赞者固有的品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站起来进行“泰哈朱德”(深夜礼拜)时曾做过一个美妙的祈祷:
 
> 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养育者。一切赞颂全归你。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国权全归你。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其间万物的光亮。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万物的君王。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真理。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与你的相会是真实的。你的言语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火狱是真实的。众先知是真实的。穆罕默德是真实的。末日是真实的…… [51]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始终对安拉 ﷻ 保持感激、敬畏和崇敬——而这都涵盖在他所做的祈祷中。
 
这个启示是来自至睿主的“降示”,因为他指引我们向着我们的利益前进,且他在他赐予我们的恩典中是受赞颂的 [52]。因为安拉 ﷻ 在其完美和庄严、公正和仁慈中是受赞颂的,他的经典必然提供了获得善并抵御恶的手段 [53]。当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既然安拉 ﷻ 是受赞主,那么《古兰经》中的一切必须是本质上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在参悟经文时忍不住要赞颂他。如果它没有让我们想要赞颂他,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错过了什么?我们哪里没有理解?
 
## 结论
 
创造我们并塑造我们的安拉 ﷻ ,向我们派遣了一部经典来引导我们走向他。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他受造物的关怀。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会忘记《古兰经》来自谁,因此以未能考虑到安拉 ﷻ 的慈悯、智慧和庄严的方式与之互动。
 
下次我们诵读《古兰经》时,我们应当牢记某些事项:这对我的慈悯何在?我应当从中学习什么智慧?安拉 ﷻ 正如何通过这节经文或这一章节引导和关怀我?这些问题既适用于描述天堂的经文,也适用于描述火狱的经文;既适用于故事和寓言,也适用于直接的命令和禁止。
 
例如,在阅读关于禁止某事(如禁酒)的经文时,考虑到他的尊名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命令。相反,它来自慈悯、关心、培育和神圣智慧。记住他的尊名有助于灌输一种信念:这一禁令中存在着智慧,因为它来自全知主、至睿主;且事实上,这一禁令是应当感谢安拉 ﷻ 的事情,因为他是受赞主。当我们读到令我们恐惧的经文(如关于火狱的经文)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即使是那些经文也源于安拉 ﷻ 的慈悯,因为它们的描述有助于引导我们远离火狱——毕竟,为了让我们远离有害的事物,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存在,且它确实对我们有害。
 
通过告诉我们《古兰经》是从他那里“降示”(*tanzīl*)的内容,我们被提醒,《古兰经》是来自至仁至慈主(*al-Raḥmān al-Raḥīm*)、全知主(*al-ʿAlīm*)、至睿主(*al-Ḥakīm*)、万能主(*al-ʿAzīz*)、众世界之主(*Rabb al-ʿālamīn*)和受赞主(*al-Ḥamīd*)发给我们的。诵读《古兰经》时记住这七个尊名,应当能帮助我们根据安拉 ﷻ 是谁来阅读经文。它使我们能够通过爱、慈悯、关怀、力量和智慧的棱镜来理解其中包含的信息,从而在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时安慰我们。
 
《古兰经》是安拉 ﷻ 给受造物永恒的礼物,也是对信奉并追随它的人的一种慈悯。当我们带着对派遣者身份的认知去接触《古兰经》时,我们就能开始意识到它是多么珍贵,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益处,并品味我们与其及其含义共度的时光。
 
## 注释
 
[1]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15 号。
[2]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3] ^ Hassan Elwan 和 Osman Umarji,“神圣之爱的炼金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如何影响我们的信仰和幸福”,Yaqeen, 2023。
[4] ^ 伊本·盖伊姆,《益处集》。
[5] ^ Yousef Wahb 和 Mohammed Elshinawy,“深思之钥:如何深度参悟古兰经”,Yaqeen, 2021。
[6] ^ 杰弗里·朗,《连天使也发问》。杰弗里·朗是美国数学教授,1980 年代皈依伊斯兰教。
[7] ^ 《古兰经》39:1, 40:2, 41:2, 46:2 等。
[8] ^ 拉齐,《隐秘的钥匙》。
[9] ^ 同上。
[10] ^ 这些尊名有不同的译法。
[11] ^ 《古兰经·开端章》,1:1–4。
[12] ^ 除《忏悔章》外。
[13] ^ 《汉斯·威尔词典》。
[1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9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4 号。
[15] ^ 伊本·焦齐(Ibn al-Jawzī),《解经路粮》。
[16] ^ 加扎利,《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1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000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2 号。
[18] ^ 伊本·盖伊姆,《归途驿站》。
[19] ^ 同上。
[20] ^ 《古兰经》33:43。
[21] ^ 《古兰经》6:54。
[22] ^ 《萨阿迪经注》。
[23]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24] ^ 《古兰经》40:2。
[25] ^ 《古兰经》46:2。
[26] ^ Maher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7] ^ 伊本·盖伊姆,《痼疾之疗》。
[2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29] ^ 拉齐,《隐秘的钥匙》。
[30]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31] ^ 《古兰经》2:216。
[32] ^ 《古兰经》12:100。
[33] ^ 《古兰经》36:5。
[34] ^ 《古兰经》39:1。
[35] ^ 例如《古兰经》40:2, 42:2, 45:2。
[36] ^ 《古兰经》41:41。
[37] ^ 《汉斯·威尔词典》。
[38]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39] ^ 《古兰经》8:10。
[40] ^ 《萨阿迪经注》。
[41] ^ 伊本·阿舒尔,《阐述与启迪》。
[42] ^ 同上。
[43] ^ 《萨阿迪经注》。
[44] ^ 《古兰经》32:2;还有 56:80; 69:43。
[45] ^ 伊本·盖伊姆,《奇妙的益处》;《萨阿迪经注》。
[46]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47] ^ 《古兰经》20:4。
[48] ^ 《古兰经》41:42。
[49] ^ Muqaddim,《安拉 ﷻ 的最美尊名》。
[50] ^ 《古兰经》22:64。
[51] ^ 《布哈里圣训实录》,1120。
[52] ^ 塔巴里(al-Ṭabarī),《古兰经诠释大集》。
[53] ^ 《萨阿迪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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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南·优素福 (Jinan Yous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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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贵之夜的时间与美德:伊本·伊拉基对盖德尔夜的解析


 
## 译者导言
 
本书作者瓦利·丁·阿布·祖尔阿·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希姆·本·侯赛因·本·伊拉基(Walī al-Dīn Abū Zurʿah Aḥmad ibn ʿAbd al-Raḥīm ibn al-Ḥusayn ibn al-ʿIrāqī)于公元 762/1361 年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圣训学者和沙斐仪派法学家哈菲兹·扎因·丁·阿布·法德勒·阿卜杜·拉希姆·伊拉基(al-Ḥāfiẓ Zayn al-Dīn Abū al-Faḍl ʿAbd al-Raḥīm al-ʿIrāqī,卒于 806/1403 年);因此,艾哈迈德被称为“伊本·伊拉基”。在随父前往大马士革求学后,伊本·伊拉基回到埃及并成为大理寺卿(Chief Judge)。然而,由于他拒绝为了顺从当局而损害自己的正直或信仰,他在一年之内就被解除了司法职务。伊本·伊拉基撰写了多部关于圣训、伊斯兰法和古兰经经注(*tafsīr*)的著作。他于公元 826/1423 年在开罗逝世。
 
本书首先探讨了《盖德尔章》(*Sūrah al-Qadr*)的经注,反思了“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名称的起源、其美德和事件。随后,它通过全面叙述多数派和少数派学者的意见,并为每种意见提供先知传述的证据,深入探讨了关于其时间的常见问题。书中列举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共 27 种观点。这些观点可归类如下:
 
1. 盖德尔夜的发生已被废除(1 种观点);
2. 盖德尔夜的时间完全隐藏(1 种观点);
3.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固定的夜晚(23 种观点);
4.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2 种观点)。
 
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数量甚至超过了伊本·伊拉基在本书中列出的数量。例如,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在其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注释中报告了 46 种观点。这种分歧很可能是词义上的,因为大多数观点都一致认为其确切时间并非明确可知。各种不同的观点促使人们反思安拉 ﷻ 将这一夜晚的确切时间对我们隐瞒的智慧。来自先知 ﷺ、他的同伴及其追随者的相互矛盾的报告表明,这种模糊性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在崇拜中竭尽全力。这种智慧适用于大多数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主张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整个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还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在列举了 46 种观点之后,伊本·哈杰尔评论道:“从第三种观点开始,我们报告的所有这些意见都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并鼓励人们寻找它。” [1] 他随后补充道:“这些是我能从报告的关于盖德尔夜的意见中收集到的所有内容。其中一些可以相互融合,即使它们看起来不同。” [2]
 
伊本·伊拉基的书以反思安拉 ﷻ 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智慧以及对先知 ﷺ 若干圣训中所载的迹象的总结而告终。
 
## 译者注
 
本译本基于阿拉伯语印刷版,该版本还包括另一篇由沙斐仪派法学家塔齐·丁·苏卜基(Taqī al-Dīn al-Subkī,卒于 756/1355 年)撰写的关于斋月夜间祷告(*tarāwīḥ*)的专题论文 [3]。伊本·伊拉基的专题论文从第 23 页开始,一直持续到第 55 页。本汉译本密切反映了原始文献的阿拉伯语措辞,但译者增加了额外的注释以增强理解。这些注释见于脚注,可能包括解释性注释、圣训引用以及对学者陈述或归属的参考。小节标题是由原专题论文的编辑添加的;译者根据对连贯性的考量,决定保留其中的一些子标题并删除另一些。
 
## 《舒缓心灵》(*Sharḥ al-ṣadr*)正文
 
万赞归于安拉 ﷻ ,众舌向他表达感激。他超然于昏睡或睡眠。他荣耀了特定的时间,正如他荣耀了特定的地点。他使“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优于 83 年,正如他所说:[4]
 
> “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众天使和圣灵在那夜奉他们的主的命令,为一切事务而降临。那夜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 [5]
 
解经家们指出,“我启示它”一句中的宾语代词“它”指的是尊贵的《古兰经》,即使它之前并未在章中提到,因为其含义已被指明。这就像安拉 ﷻ 说“直到它(太阳)被夜幕遮住”一样,而太阳最初并未被提到 [6]。
 
解经家们在此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阿卜杜拉·本·阿巴斯等人说,安拉 ﷻ 在盖德尔夜将整部《古兰经》降示至最近的天,然后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其启示给穆罕默德 ﷺ,因为这是安拉 ﷻ 所说“我以星辰的位置盟誓”的含义 [7]。另一方面,沙比(al-Shaʿbī)等人将其解释为“我们在盖德尔夜开始向你降示这部《古兰经》”。这一解释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说吉布里勒(Jibrīl,加百列)在斋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有人说是在 7 日,有人说是在 17 日。也有意见认为吉布里勒是在(伊斯兰教历)赖哲卜月或赖比尔·敖外鲁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一些人认为这节经文表明《古兰经》的降示始于斋月,因为吉布里勒过去常与先知 ﷺ 一起复习《古兰经》,安拉 ﷻ 会按照他的意愿抹除或确认其中的内容。
 
## 《盖德尔章》启示的缘由
 
一些学者认为(本章第一节经文的)含义是“我们降示了这章关于盖德尔夜的地位及其美德的内容”。他们将介词“在……中”(*fī*)解释为表示因果关系。这种解释类似于欧麦尔(·本·赫塔卜)在《胜利章》启示之夜所说的话:“我担心《古兰经》可能会关于(*fiyy*)我而被启示 [由于他对先知 ﷺ 过于探究的态度]” [8];以及阿伊莎在诬陷事件(*al-ifk*)的故事中所说的话:“我太渺小了,以至于《古兰经》不值得为了(*fiyy*)我而被启示 [关于《古兰经》24:11-20 的启示,该经文宣告了她的清白]” [9]。
 
这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既然《盖德尔》是《古兰经》中的一章,那么《古兰经》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代,是为了暗示崇敬和伟大。这类似于安拉 ﷻ 说:“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什么是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你怎能知道那必然发生的时刻是什么?” [10] 以及“那剧烈的震动!什么是那剧烈的震动?” [11] 然后,安拉 ﷻ 告知先知 ﷺ 说:“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
 
布哈里在其圣训实录中报告说,苏富扬·本·欧伊纳(Sufyān ibn ʿUyaynah)说:“关于《古兰经》中‘你怎能知道’(*wa mā adrāk*)这一短语,安拉 ﷻ 已经向先知 ﷺ 解释过了。而当安拉 ﷻ 说‘你怎么知道?’(*wa mā yudrīk*)时,他并未告知先知这件事。” [12]
 
## 关于“盖德尔夜”命名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对于该夜晚为何被命名为“盖德尔夜”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这一夜注定了宇宙中所有的供给、命运和所有被造物,并将它们揭示给天使们去遵守。安拉 ﷻ 全能者(将其称为)“在那一夜,一切睿智的事项都被判别” [13]。这一观点来自伊本·阿巴斯、盖塔代(Qatādah)等人。纳瓦维(al-Nawawī)将其归于学者们。通过天使揭示的含义是安拉 ﷻ 告知他们他的法旨。否则,(应当注意的是)安拉 ﷻ 的法旨是前永恒的 [14]。
 
第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这一名称代表崇高的敬意、荣誉和地位。这类似于说某人有很高的地位(*qadr*)。这是祖赫里(al-Zuhrī)的观点 [15]。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一夜)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任何在这一夜进行崇拜的人都会被授予他们从未有过的巨大荣誉,且他们在至高安拉 ﷻ 那里的高贵地位也会增加。第四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在这一夜进行的崇拜具有巨大的价值 [16]。
 
## 盖德尔夜对穆斯林乌玛特别的原因
 
安拉 ﷻ 使盖德尔夜成为这一乌玛所特有的。关于其重要性的原因存在一些分歧。马立克在《圣训集》(*Muwaṭṭaʾ*)中通过一位可靠的深明教义者报告说:“安拉 ﷻ 的使者(愿安拉 ﷻ 赐福他并使他平安)被展示了在他之前人们的寿命,或安拉 ﷻ 所意欲的。似乎他社区的人们的寿命对他们来说变得太短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像在他之前的人们那样在漫长的寿命中做那么多的善功。结果,安拉 ﷻ 赐予了他们盖德尔夜,它优于一千个月。” [17]
 
提尔米济在其圣训集中通过优素福·本·赛义德报告说,一名男子在哈桑·本·阿里向穆阿威叶效忠后站在他面前说:“你羞辱了信士们,”或者说,“哦,你这个羞辱了信士们的人。”哈桑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你,不要这样斥责我,因为先知确实做了一个梦,梦见伍麦叶家族登上他的演讲台。这使他感到痛苦,于是启示了:‘我确已赐你(哦,穆罕默德)考塞尔(*al-Kawthar*)’,即天堂里的一条河,然后启示了:‘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在这之后伍麦叶家族统治你(哦,穆罕默德)之后的一千个月。”这一报告的传述者之一卡西姆·本·法德勒说:“于是我们计算了他们,发现他们统治了一千个月,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提尔米济评论说,这段圣训是奇特的(*gharīb*) [18]。
 
## 天使的降临与平安之夜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众天使和圣灵降临”,有人认为“圣灵”指的是吉布里勒(愿他平安),而其他人则认为它指的是一群天使。无论哪种情况,它(在语法上)都是一个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另一种解释是,“圣灵”指的是一种守护天使的天体生物,就像天使守护人类一样。这些生物具有类似于阿丹子孙的身体特征,但天使看不见他们。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奉他们的主的命令”直到经文结束,那些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天使的降临解释为是为了那个目的。他们将“一切事务而”(*min every task*)中的“从/因”(*min*)解释为指注定的原因(即天使带着每一事项的原因而降临),并将“那夜全是平安的”作为新陈述的开始(即它是 [充满] 平安的,直到黎明)。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为了一切事务”与“平安”联系起来(即这是一个免于每一事项的平安和保护之夜)。根据穆贾希德(Mujāhid)的说法,在这一夜没有人会染病。沙比和曼苏尔持有这样的观点:它是一个问候意义上的平安时刻,因为天使在这一夜向信士们致意 [19]。
 
这些经文明确地荣耀了盖德尔夜,并使其名称和提及变得突出。据可靠报道,先知 ﷺ 说:“凡是出于信仰和追求安拉 ﷻ 奖赏而在盖德尔夜进行夜间祷告的人,他们以前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20] 在纳赛尔(al-Nasāʾī)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这也包括)“以及他们未来的罪恶” [21]。这一增补同样出现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al-Ṭabarānī)的《圣训大集》中,来自欧巴德(ʿUbādah)的叙述,稍后将会提到 [22]。这种(宽恕的承诺)是一项巨大的美德,促使人们去寻找盖德尔夜。
 
## 盖德尔夜将持续到时间终结
 
可靠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并未被废除,并将持续到时间终结。卡迪·伊亚德(al-Qāḍī ʿIyāḍ,愿安拉 ﷻ 怜悯他)说:
 
> “在一项反常的异议中 [23],一些人声称它已被废除,因为先知 ﷺ 在提到两个男人争吵时说:‘于是它(盖德尔夜)被收回了。’ [24] 然而,对于那些提出异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圣训的结尾对他们的疑虑做出了回应。先知 ﷺ 说:‘它被收回了,也许这对你们更好。所以要在(斋月最后十天的)第七夜或第九夜寻找它。’ [25] 这记载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开头,它清楚地表明‘收回’的含义是指收回了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如果其含义是废除其存在,先知 ﷺ 就不会命令人们去寻找它。” [26]
 
伊本·阿提亚(Ibn ʿAṭiyyah)提到,这一观点(即盖德尔夜的存在被收回)被归于阿布·哈尼法(Abū Ḥanīfah)等人,但他补充说该观点是被拒绝的。被收回的只是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 [27]。
 
## 关于盖德尔夜具体时间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一直在辩论盖德尔夜的确切时间,其中一大群学者认为它发生在特定的夜晚。然而,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关于哪一个夜晚是那一个夜晚也存在分歧。
 
## 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第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这一观点通常被归于阿布·哈尼法(愿安拉 ﷻ 喜悦之),并得到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说的话的支持:“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它。” [28] 然而,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报道齐尔·本·胡拜什(Zirr ibn Ḥubaysh)说:
 
> “我问欧拜·本·卡阿卜(Ubayy ibn Kaʿb):‘你的兄弟伊本·麦斯欧德说,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盖德尔夜。’欧拜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他。他不想让人们懈怠。事实上,他知道它是在斋月,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而且是在 27 日晚上。’” [29]
 
这就是欧拜对伊本·麦斯欧德陈述的理解。艾哈迈德《圣训集》中来自阿布·阿格拉布(Abū ʿAqrab)的内容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 “一天清晨,我去拜访伊本·麦斯欧德,发现他正坐在屋顶上。我们听到他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我们说:‘我们听到你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他说:‘安拉 ﷻ 的使者说,盖德尔夜是在最后七个夜晚中,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清澈且没有光芒。’我观察了它,发现它正如先知 ﷺ 所描述的那样。” [30]
 
巴扎尔(al-Bazzār)在其《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也有类似的措辞,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说:“安拉 ﷻ 的使者被问及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有谁记得在萨赫巴(al-Ṣahbāʾ,海白尔附近的一个地方)的那天晚上吗?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说:‘我记得它,愿我的父母为你牺牲,安拉 ﷻ 的使者啊;那是 27 日晚上,黎明升起的时候。’” [31] 尽管这段圣训在多部圣训书中都有记载,但我仅在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看到了明确提到 27 日晚上的内容,因此我仅将其归于该书。
 
## 盖德尔夜可以是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二种观点是,它可以发生在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这是伊本·欧麦尔(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和一群圣门弟子的观点。据《阿布·达伍德圣训集》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时,我正在听,他回答说:‘它是斋月整个(月份)期间(的任何一晚)。’” [32] 阿布·达伍德指出,这段圣训是一个停在圣门弟子处的报告(*mawqūf*)。
 
这段圣训可能被解释为盖德尔夜在斋月期间每年重复发生,因为它每年只发生一次。因此,仅凭这段圣训并不能充分证明盖德尔夜在斋月所有夜晚中变动的观点。这是阿布·哈尼法、伊本·蒙齐尔、穆哈米(al-Muḥāmī)和苏卜基(al-Subkī)的观点,苏卜基在其对《法源》(*al-Minhāj*)的注释中倾向于此。伊本·哈智卜(Ibn al-Ḥājib)将其列为报告的一种观点。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三种观点是,它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这一观点由先知的同伴阿布·鲁宰恩·阿基里(Abū Ruzayn al-ʿAqīlī,愿安拉 ﷻ 喜悦之)持有 [33]。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四种观点是,它落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然而,这一观点被阿布·赛义德叙述的一段可靠圣训所否定,在那段圣训中,吉布里勒(愿他平安)在先知 ﷺ 于中间十天进行坐功(*iʿtikāf*)期间说:“你所寻找的就在你前面。” [34]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
 
第五种观点是盖德尔夜仅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先知陈述的支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 [35],以及“我在前十天观察坐功以寻找那夜(盖德尔夜)。然后我在中间十天观察坐功。然后(一名天使)被派到我面前,我被告知这一(夜)在最后十天中。” [36]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
 
第六种观点持有盖德尔夜仅限于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 [37]。这一观点基于先知的陈述:“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在一个奇数(之夜)中。” [3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al-Ṣāmit)询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回答说:“所以,要在最后十天寻找它。它是 21、23、25、27、29 或最后一个夜晚的奇数之夜之一。凡是在这一夜礼拜,出于信仰和诚恳寻找它的人,如果这一夜被赐予了他,他过去和未来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39] 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基勒是这段圣训的传述者之一。他的圣训(传述)是优良的(*ḥasan*),由阿姆鲁·本·阿卜杜·拉赫曼叙述。伊本·希班(Ibn Ḥibbān)将阿姆鲁列为可靠的传述者,并指出他不是(圣门弟子)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之子。塔巴拉尼说:“我推测他是哈里斯·本·希沙姆之子。”
 
这段圣训有两个细微的益处。第一个是在如前所述的“以及他的未来(罪恶)”一词中。第二个益处是,奖赏取决于以寻找盖德尔夜为意图在这一夜礼拜,而不是夜间礼拜的一般意图。然而,圣训中关于“或最后一个夜晚”的说法存在问题,因为圣训的开头指定了一个奇数之夜,而如果该月是满月(30 天),最后一个夜晚就不是奇数之夜。如果该月不是满月(29 天),那么(最后一个夜晚)就是 29 日晚上,因此在提到“29 日”之后再提到它就没有意义,因为连接词必然表示差异。这一问题可以解释为理解“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在语法上与“它是奇数之夜之一”这一短语相连,而不是与“29 日”相连。因此,“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并非对奇数之夜的解释,而是通过连接词附加于其上的。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
 
第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基于阿布·赛义德·胡德里被问及第九、第七和第五夜时的回答。他说:“当 21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 22 日,它是第九;当 23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七;当 25 日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五。” [40]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
 
第八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7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扎伊德·本·阿格拉姆(Zayd ibn Arqam)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在塔巴拉尼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扎伊德·本·阿格拉姆说:“我不怀疑或怀疑它是第 17 个夜晚;在那一夜《古兰经》被降示,两军对垒。” [41] 扎伊德·本·萨比特据报道也在第 17 个夜晚进行崇拜。当被问及“你为什么要选择第 17 个夜晚”时,他说:“《古兰经》在这一夜降示,次日清晨真理与谬误被判别。” [42] 他通常在次日早晨醒来时面带说色。这一观点也来自哈桑·巴斯里。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9 个夜晚
 
第九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9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
 
第十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可能在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这一观点也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它得到了《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来自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的一段叙述的支持,他在其中说:“要在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第 21 个夜晚和第 23 个夜晚寻找它。然后他保持沉默。” [43] 安拉 ﷻ 至知。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
 
第十一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这一观点得到了圣训实录中阿布·赛义德圣训的支持。在圣训中,先知 ﷺ 说:“我看见它是在奇数之夜之一。我看见自己次日清晨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布·赛义德说:“于是,先知 ﷺ 在 21 日晚上的次日醒来履行晨礼,当时正在下雨。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了水和泥土。先知 ﷺ 结束礼拜后,离开时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那是最后十天中 21 日的次日早晨。” [4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
 
第十二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这是许多圣门弟子等人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穆斯林圣训实录》中阿卜杜拉·本·乌耐斯(ʿAbd Allāh ibn Unays)叙述的支持,他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我被展示了盖德尔夜,然后我被使之忘记了它,并看到我次日清晨在那一(夜)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补充说:“在 23 日晚上有场倾盆大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带领我们礼拜。当他回来时,他的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 [45]
 
此外,据《穆斯林圣训实录》报道,阿布·胡莱勒说:“我们正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面前讨论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谁记得当月亮升起且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时的那个夜晚?” [46]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先知的一位同伴据报道说:“我在盖德尔夜的次日早晨看月亮,我看到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 [47] 阿布·伊斯哈格·萨比(Abū Isḥāq al-Sabīʿī)评论说,月亮在 23 日晚上的次日早晨呈现出那种样子。阿卜杜拉·本·艾哈迈德在他对《圣训集》的增补中通过阿里叙述了这段圣训,阿里说:“先知 ﷺ 说:‘当月亮像一个圆盘碎片升起时,我走到外面并说,今晚是盖德尔夜。’” [48] 阿布·亚拉·毛西里(Abū Yaʿlā al-Mawṣīlī)也叙述了这段通过阿里与先知 ﷺ 相连的圣训。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说:“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我在沙漠里有一个居住和礼拜的地方,万赞归于安拉 ﷻ 。请告诉我一个夜晚,让我来到这座清真寺。’先知 ﷺ 回答说:‘在 23 日晚上来吧。’” [49] 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了来自阿卜杜拉·本·贾哈希通过其父(将其归于先知 ﷺ)的类似圣训 [5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说:“在斋月睡觉时,我在梦中被一个人接近,他告诉我:‘今晚是盖德尔夜。’我睡眼惺忪地醒来,检查了先知帐篷的边缘,发现他正在礼拜。我检查了那是哪一个夜晚,它是 23 日晚上。” [51] 这段圣训的传述者在圣训实录(布哈里和穆斯林)的传述者之列。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5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4 个夜晚
 
第十三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这是比拉勒(Bilāl)、伊本·阿巴斯、哈桑和盖塔代报告的观点。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未将其观点归于先知 ﷺ):“要在 24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53] 布哈里在另一段圣训(下文将提到)之后报告了这段圣训,那段圣训说:“它在最后十天中,要么在前七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 [54] 前一段圣训似乎解释了后一段,因此应当作为(此问题的)主要证据。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比拉勒说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 [55]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7 个夜晚
 
第十四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7 日,正如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报告的那样。这一观点得到了《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来自伊本·阿巴斯叙述的支持,他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要么在前九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伊本·阿巴斯评论说:“他指的是盖德尔夜。” [56]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巴扎尔《圣训集》中通过一段良好的传述链来自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叙述的支持,他说:“先知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我曾知道它,然后我失去了对其的知识。当剩七个夜晚或剩三个夜晚时寻找它。” [57]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个夜晚
 
第十五种观点陈述盖德尔夜落在 27 日。许多圣门弟子等人采纳了这一观点 [58]。欧拜·本·卡阿卜毫无例外地盟誓说它是 27 日晚上,正如圣训实录中所载。当被问及“阿布·蒙齐尔啊,你这样说的证据是什么?”时,欧拜回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告诉我们的那个标记或迹象:在那一天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59]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威叶叙述了来自先知关于盖德尔夜的说法:“(它是)27 日晚上。” [6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传述链符合布哈里和穆斯林的条件,据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谁在寻找它,谁就应当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先知 ﷺ 还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指盖德尔夜。” [61] 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62]。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al-Muʿjam al-awsaṭ*)中,据一段相当不错的传述链报告,贾比尔·本·萨穆拉(Jābir ibn Samurah)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63] 伊本·阿巴斯通过指出人是通过七个(阶段)被创造的,且其供给被置于七个(项目)中,来证明指定这一夜晚的合理性。欧麦尔·本·赫塔卜(愿安拉 ﷻ 喜悦之)喜欢这一辩词。其他人认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上述章节中重复(提到)“盖德尔夜”三次。短语“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由 9 个字母组成,3 乘以 9 等于 27。因此,重复它三次表明(它落在 27 日晚上)。也有人认为章中直到短语“那夜”为止的字数是 27,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主张。
 
阿布·穆罕默德·伊本·阿提亚在其经注中(关于其他话题)参考了类似的解释。例如,一些学者提到安拉 ﷻ 描述的火狱天使的数量——“管理它的,共有十九名”——与“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b-ism Allāh al-Raḥmān al-Raḥīm*)中的字母数量相同,每个字母对应一名天使。这些天使在他们所有的行动中都说“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并从中获得力量和保护。此外,关于竞相记录圣门弟子祈祷文的天使数量——“主啊,万赞归于你,丰富的、优美的、吉祥的、充分的”,一些学者建议由于该祈祷文有 30 多个字母,先知 ﷺ 说:“我看到 30 多个天使竞相争先记录它。”然而,伊本·阿提亚评论说,这些解释与经注(*tafsīr*)的边缘有关,并不属于知识的核心本质 [6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六种观点认为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是盖德尔夜。阿布·达伍德通过阿卜杜拉·本·乌耐斯报告:
 
> “我曾在萨拉麦家族(Banū Salamah)的集会上,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们说:谁能替我们问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那是在斋月 21 日的早晨。我出去了,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一起做了昏礼,并站在他家门口等待。他经过我身边说:进来吧。我进去了,晚餐被端给了他。由于食物匮乏,我克制着没有吃。当先知 ﷺ 结束晚餐后,他对说:给我鞋子。然后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他站了起来。当我们走出去时,他说:我猜你(从我这里)需要一些东西。我说:是的。萨拉麦家族的一些人派我来问你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他问:今晚是哪一个夜晚?我说:22 日。他说:就是今晚。然后他回来说:或者是接下来的那个夜晚,指的是 23 日晚上。” [65]
 
在提尔米济的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布·巴克拉(Abū Bakrah)说:“除了在最后十个夜晚,我不再寻找(盖德尔夜),因为我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那里听到了某些东西;因为我确实听到他说:‘当剩九天、剩七天、剩五天,或者在最后三天时寻找它。’” [66] 提尔米济将这段圣训归类为优良且正确的(*ḥasan-ṣaḥīḥ*)。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说:“先知 ﷺ 出来告知(我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发现两个穆斯林正在争吵,他说:‘我出来告知你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由于某某和某某之间的争执,对其的知识已被撤回。然而,这对你们也许更好,所以要在(最后十天中的)第九夜、第七夜和第五夜寻找它。’” [67]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先知 ﷺ 说:‘要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当剩九夜时、当剩七夜时和当剩五夜时。’” [6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第三夜或第五夜。’” [69] 艾哈迈德《圣训集》报告的另一段具有良好传述链的圣训(来自阿布·胡莱勒)陈述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要么在 27 日,要么在 29 日。那一夜降临大地的天使数量比星星还多。” [70]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中,据报道阿布·胡莱勒叙述先知 ﷺ 说:“要在 17、19、21、23、25、27 或 29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7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阿布·米赫扎姆(Abū al-Mihzam),他被认为是不可靠的(*ḍaʿīf*)。
 
这些圣训包含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我以前没有发现任何学者明确陈述过这些观点。如果我们计算它们,共有 22 种观点;其中十六种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2 或 23 个夜晚
 
第十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2 日或 23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25、27 或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八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1、23、25、27 或(斋月)最后一个夜晚。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 或 25 个夜晚
 
第十九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斋月的 21、23 或 25 日晚上。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上述欧巴德的圣训,其中“第九”的含义指的是当剩下九个夜晚时的那一夜,因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在提到第五之前提到了第七 [7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5 个夜晚
 
第二十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5 日晚上,基于上述穆阿兹的圣训。圣训清楚地陈述要“在第三夜寻找它”,他在提到第五夜之前提到了它。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或 29 个夜晚
 
第二十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斋月的 27 日或 29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是斋月的第 17 或 19 个夜晚
 
第二十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落在斋月的 17 日或 19 日晚上。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基于盖德尔夜发生在特定的固定夜晚这一观点,这也是沙斐仪的意见。他的学派健全的意见是它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晚,最有可能是奇数之夜而不是偶数之夜,且最有可能是 21 日或 23 日晚上。最后这一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观点,使总数达到二十三。此外,关于盖德尔夜知识被废除的观点已在前面提到,使观点总数达到二十四。
 
## 盖德尔夜是否会从一晚变动到另一晚?
 
一群学者认为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这一观点由马立克、苏富扬·萨乌里(Sufyān al-Thawrī)、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伊斯哈格·本·拉哈维耶(Isḥāq ibn Rāhwayh)、阿布·萨乌尔(Abū Thawr)等人持有。伊本·阿卜杜·巴尔(Ibn ʿAbd al-Barr)在其《纪念录》(*al-Istidhkār*)中将此观点归于沙斐仪,尽管我们没有任何他表达此观点的记录。在他的同伴中,穆扎尼(al-Muzanī)和伊本·胡宰麦(Ibn Khuzaymah)已知采纳了这一立场。纳瓦维也倾向于这一观点,将其作为协调关于此问题的不同圣训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圣训只能以这种方式协调。因此,关于此问题共有 25 种不同的观点。
 
字面主义者(*al-Ẓāhirī*)伊本·哈兹姆(Ibn Ḥazm)坚持认为盖德尔夜只能发生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根据他的说法,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即 29 天),最后十个夜晚的第一夜是 20 日晚上;如果该月是完整的(即 30 天),则是 21 日晚上。因此,如果该月是完整的,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 21 日及随后的奇数之夜;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则可能发生在 20 日及随后的偶数之夜。这是第二十六种观点。
 
要知道,盖德尔夜确实存在,安拉 ﷻ 会向他在人类中选择的任何人揭示它,以便他们能够确定它的存在。有无数虔诚人士目睹过它的记载。正如纳瓦维所指出的,持有不可能目睹盖德尔夜这一少数派观点应当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予以驳回。一些学者建议安拉 ﷻ 从他的仆人那里隐藏了盖德尔夜,以免他们只谈论它的福祉而忽视了他们在其他夜晚的崇拜。他希望他们随时保持对崇拜的承诺,因为他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安拉 ﷻ 说:“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至此,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数量达到了二十七 [73]。
 
这一观点得到了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的支持,传述链良好,阿卜杜拉·本·乌耐斯问先知 ﷺ 说:“安拉 ﷻ 的先知啊,请告知我应当在哪一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先知 ﷺ 回答说:“若不是担心人们除了在那一夜之外都会放弃礼拜,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74]
 
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欧宰(al-Awzāʿī)报告说马尔萨德(Marthad)或阿布·马尔萨德通过其父报告说:“我在中柱(al-Jamrah al-Wusṭā)[75] 处找到了阿布·扎尔,我问他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阿布·扎尔回答说:“没有人会比我问得更多了。我曾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盖德尔夜曾向众先知启示然后被收回了吗?’先知 ﷺ 说:‘不,它将一直持续到审判日。’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它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然而,要在第 90(斋月倒数第九夜,即 21 日或 22 日)或第 70(斋月倒数第七夜,即 23 日或 24 日)寻找它,不要再问我了。’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随后转身开始谈论另一件事。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第 70 是什么?’这让先知 ﷺ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气。他随后说:‘我不是已经禁止你问它了吗?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先知随后指出盖德尔夜是最后七个夜晚中的一晚。” [76]
 
## 关于盖德尔夜迹象的章节 [77]
 
据报道先知 ﷺ 提到了盖德尔夜的迹象,其中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这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迹象 [7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欧巴德·本·萨米特据报道以良好的传述链叙述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的迹象是它平静而清澈,仿佛月亮在其中照耀。它是和平而宁静的。既不太冷也不太热,黎明前没有任何流星出现。其迹象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平稳升起,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就像满月一样。恶魔将无法随它升起。” [79]
 
卡迪·伊亚德提到了关于太阳升起“没有光芒”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它是安拉 ﷻ 指定的迹象(作为将盖德尔夜与其他夜晚区分开的一种方式)。第二种意见是因为那一夜有许多天使在活动,降临大地并带着他们降下的东西升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天使会用他们的翅膀和轻灵的身体遮住太阳的光芒。
 
根据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瓦希莱·本·阿斯卡(Wāthilah ibn al-Asqaʿ)叙述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清澈的,既不热也不冷。它没有云彩、雨水或风,流星也不可见。其迹象之一是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80]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比什尔·本·欧恩(Bishr ibn ʿAwn)和巴卡尔·本·塔米姆(Bakkār ibn Tamīm),两人都被认为是弱传述者。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伊本·阿巴斯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既不热也不冷。” [8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麦斯莱麦·本·希班(Maslamah ibn Ḥibbān),以及其他可靠性存疑的传述者。
 
你(读者)可能会争辩说,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来自沙里德(Sharīk),来自西马格·本·哈尔布(Simāk ibn Ḥarb),来自贾比尔·本·萨穆拉,他将圣训归于先知 ﷺ,先知说:“我见过盖德尔夜,但我被使之忘记了其时间。所以,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那是一个有风、有雨、有雷的夜晚。” [82] 巴扎尔也报告了具有类似措辞的圣训 [83]。
 
这段圣训与(上文提到的)阿布·赛义德圣训一致,后者陈述说:“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先知的脸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我会说这就是你确立的意见。我们所采纳的是盖德尔夜并非固定在某一个夜晚,而是变动的,因此这段圣训可能指的是某一年没有风或雨的情况。安拉 ﷻ 至知 [84]。
 
## 注释
 
[1]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布哈里圣训实录注释》。
[2] ^ 同上。
[3] ^ 瓦利·丁·伊本·伊拉基,《舒缓心灵:纪念盖德尔夜》;塔齐·丁·苏卜基,《斋月夜间祷告的明灯》。
[4] ^ 本文中所有的《古兰经》翻译均参考相关版本。
[5] ^ 这一章节在不同的《古兰经》抄本、经注和圣训集中被称为《盖德尔章》。
[6] ^ 《盖德尔章》在抄本中的排列顺序体现了深邃的智慧。尽管其经文数量少于《明证章》,但它紧随《血块章》之后,表明“启示它”中的代词“它”指的是《古兰经》,其第一部分启示是《血块章》的开头。
[7] ^ 《古兰经》56:75。
[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012 号。
[9]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661 号。
[10] ^ 《古兰经》69:1-3。
[11] ^ 《古兰经》101:1-2。
[12] ^ 《布哈里圣训实录》。可以用“你怎能知道,他或许能自新”一节来反驳。
[13] ^ 《古兰经》44:4。
[14] ^ 这一解释认为在此背景下 *qadr* 意味着前定(*qadar*)。
[15] ^ 这一解释与《古兰经》经文“他们没有按真主 ﷻ 应得的评价去评价他”相平行。
[16] ^ 学者们还建议了对 *al-qadr* 一词的另一种解释:即它意味着限制或狭窄,如经文“谁的给养被限制”所示。在盖德尔夜的背景下,限制的含义可能是安拉 ﷻ 隐藏了其确切时间,或者那一夜大地充满了天使,使其变得狭窄而受限。
[17] ^ 马立克,《圣训集》,第 889 号。在经注传统中,对“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有不同的解释。
[18]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350 号。一个奇特的(*gharīb*)圣训指的是在任何特定时代仅由一名传述者传述的报告。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该圣训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超过一千个月的事实相矛盾,且偏爱盖德尔夜不一定意味着谴责伍麦叶王朝,因此它被认为是受质疑的(*munkar*)。
[19] ^ 拉齐(al-Rāzī)指出,将盖德尔夜描述为充满平安(*salām*)不应被轻视。当初七位天使在烤牛犊的故事中向先知易卜拉欣致以平安时,他对他们的问候比成为整个世界的国王还要高兴。
[2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901 号。学者们辩论了是所有的罪恶都会被宽恕还是仅仅是小罪。
[21] ^ 《纳赛尔圣训集》,第 2523 号。“未来罪恶”的增加引发了尚未发生的罪恶如何能被宽恕的问题。一些学者建议这种宽恕是隐喻性的,表明这些人将受到保护而不犯大罪。
[22]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23] ^ 在翻译所用的阿拉伯语印刷版中,引文读作“有些人怀疑”(*shakka*),而不是 *shadhdha*(采取反常观点)。翻译采用了后者,如卡迪·伊亚德的多处来源所述。
[24] ^ 这是先知 ﷺ 说出盖德尔夜时间被撤回原因的一个场合。
[25]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9 号。
[26] ^ 见引文,例如纳瓦维,《穆斯林圣训实录注释》。
[27] ^ 伊本·阿提亚,《古兰经经注精义》,5:505。伊本·阿提亚对阿布·哈尼法的参考可能不准确,因为阿布·哈尼法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28]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29] ^ 同上。
[30]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3857 号。
[3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0289 号。
[32]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7 号。
[33] ^ 圣训学者伊本·阿比·阿西姆(Ibn Abī Āṣim)陈述说:“我们不知道还有谁持有这一意见。”
[3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813 号。
[35] ^ 同上,第 2020 号。
[36]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37]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将此观点归于阿布·萨乌尔、穆扎尼、伊本·胡宰麦和所有学派的一群学者,他评论说这是最占优势的意见。
[3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17 号。
[3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40]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5079 号。
[42] ^ 同上,第 4865 号。
[43]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4 号。
[44]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5] ^ 同上,第 1168 号。
[46] ^ 同上,第 1170 号。
[47]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129 号。
[48] ^ 同上,第 793 号。
[49]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0 号。
[5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99 号。
[5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02 号。
[52] ^ 学者们通过指出这些圣训采用了不同的计日方法,来协调该圣训与陈述盖德尔夜发生在奇数之夜的圣训。
[5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4] ^ 同上。
[55]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890 号。
[56]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7] ^ 海塞米(al-Haythamī),《圣训汇编》,第 5050 号。
[58] ^ 除了上文参考的欧拜·本·卡阿卜,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还将此观点归于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学派。
[59]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60]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6 号。
[6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4808 号。
[62] ^ 该版本圣训无法在塔巴拉尼的作品中直接定位。
[63] ^ 见《圣训中集》第 285 号。
[64] ^ 这一评论由伊本·阿提亚从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哈克·伊什比利处引用。
[65]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79 号。
[66]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794 号。
[6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3 号。
[68]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1 号。
[6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043 号。
[70] ^ 同上,第 10732 号。
[71] ^ 塔巴拉尼,《圣训中集》,第 1284 号。
[72] ^ 阿拉伯语源文指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这就是第五”,根据上下文和参考圣训,预期含义是“他在第五之前提到了它(第七)”。
[73] ^ 在其经注中,拉齐提供了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若干智慧解释。例如,安拉 ﷻ 隐藏了他的喜悦以激励人们追求所有崇拜行为,隐藏了他的愤怒以阻止人们犯罪,在人群中隐藏了他的圣徒以便人们尊重每个人,隐藏了对祈祷的接受以激励他们进行更多祈祷。因此,隐藏盖德尔夜是为了让人们荣耀斋月的每一个夜晚。另一个原因是人类天生易犯过失。如果盖德尔夜被明确知晓,且有人在其中犯罪,处罚将是严厉的。
[74]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110 号。
[75] ^ 中柱是朝觐者投石的三个地点之一,象征“投石驱邪”。
[76]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067 号。《布哈里圣训实录》中专门有一章“在最后七个夜晚中寻找盖德尔夜”。
[77] ^ 学者们辩论了盖德尔夜承诺的奖赏是否适用于那些在其中礼拜、但并未意识到那是盖德尔夜的人。
[78] ^ 沙斐仪派法学家马瓦尔迪(al-Māwardī)说:“推荐那些认出盖德尔夜的人将其隐瞒,并诚恳祈求。”苏卜基从两个争吵男人的故事中推断,认出盖德尔夜迹象的人不应与他人分享。隐瞒的原因包括:不自视甚高,防止炫耀,保持礼貌,以及避免引起嫉妒。
[7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65 号。
[8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2:59 号。感谢研究同事 Justin Parrott 在核实圣训引用方面的协助。
[81] ^ 《伊本·胡宰麦圣训集》,第 2192 号。
[82]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962 号。
[83]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267 号。
[84] ^ 在它已经过去后认出迹象的目的是什么?纳瓦维回答有两点好处:第一,推荐在次日尽可能多地崇拜;第二,根据沙斐仪派的著名观点,盖德尔夜在未来年份不会变动,因此认出它的人应当在未来年份的同一夜致力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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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本·伊拉基 (Ibn al-ʿIrāq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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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导言
 
本书作者瓦利·丁·阿布·祖尔阿·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希姆·本·侯赛因·本·伊拉基(Walī al-Dīn Abū Zurʿah Aḥmad ibn ʿAbd al-Raḥīm ibn al-Ḥusayn ibn al-ʿIrāqī)于公元 762/1361 年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圣训学者和沙斐仪派法学家哈菲兹·扎因·丁·阿布·法德勒·阿卜杜·拉希姆·伊拉基(al-Ḥāfiẓ Zayn al-Dīn Abū al-Faḍl ʿAbd al-Raḥīm al-ʿIrāqī,卒于 806/1403 年);因此,艾哈迈德被称为“伊本·伊拉基”。在随父前往大马士革求学后,伊本·伊拉基回到埃及并成为大理寺卿(Chief Judge)。然而,由于他拒绝为了顺从当局而损害自己的正直或信仰,他在一年之内就被解除了司法职务。伊本·伊拉基撰写了多部关于圣训、伊斯兰法和古兰经经注(*tafsīr*)的著作。他于公元 826/1423 年在开罗逝世。
 
本书首先探讨了《盖德尔章》(*Sūrah al-Qadr*)的经注,反思了“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名称的起源、其美德和事件。随后,它通过全面叙述多数派和少数派学者的意见,并为每种意见提供先知传述的证据,深入探讨了关于其时间的常见问题。书中列举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共 27 种观点。这些观点可归类如下:
 
1. 盖德尔夜的发生已被废除(1 种观点);
2. 盖德尔夜的时间完全隐藏(1 种观点);
3.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固定的夜晚(23 种观点);
4. 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2 种观点)。
 
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数量甚至超过了伊本·伊拉基在本书中列出的数量。例如,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在其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注释中报告了 46 种观点。这种分歧很可能是词义上的,因为大多数观点都一致认为其确切时间并非明确可知。各种不同的观点促使人们反思安拉 ﷻ 将这一夜晚的确切时间对我们隐瞒的智慧。来自先知 ﷺ、他的同伴及其追随者的相互矛盾的报告表明,这种模糊性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在崇拜中竭尽全力。这种智慧适用于大多数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主张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整个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还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在列举了 46 种观点之后,伊本·哈杰尔评论道:“从第三种观点开始,我们报告的所有这些意见都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并鼓励人们寻找它。” [1] 他随后补充道:“这些是我能从报告的关于盖德尔夜的意见中收集到的所有内容。其中一些可以相互融合,即使它们看起来不同。” [2]
 
伊本·伊拉基的书以反思安拉 ﷻ 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智慧以及对先知 ﷺ 若干圣训中所载的迹象的总结而告终。
 
## 译者注
 
本译本基于阿拉伯语印刷版,该版本还包括另一篇由沙斐仪派法学家塔齐·丁·苏卜基(Taqī al-Dīn al-Subkī,卒于 756/1355 年)撰写的关于斋月夜间祷告(*tarāwīḥ*)的专题论文 [3]。伊本·伊拉基的专题论文从第 23 页开始,一直持续到第 55 页。本汉译本密切反映了原始文献的阿拉伯语措辞,但译者增加了额外的注释以增强理解。这些注释见于脚注,可能包括解释性注释、圣训引用以及对学者陈述或归属的参考。小节标题是由原专题论文的编辑添加的;译者根据对连贯性的考量,决定保留其中的一些子标题并删除另一些。
 
## 《舒缓心灵》(*Sharḥ al-ṣadr*)正文
 
万赞归于安拉 ﷻ ,众舌向他表达感激。他超然于昏睡或睡眠。他荣耀了特定的时间,正如他荣耀了特定的地点。他使“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优于 83 年,正如他所说:[4]
 
> “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众天使和圣灵在那夜奉他们的主的命令,为一切事务而降临。那夜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 [5]
 
解经家们指出,“我启示它”一句中的宾语代词“它”指的是尊贵的《古兰经》,即使它之前并未在章中提到,因为其含义已被指明。这就像安拉 ﷻ 说“直到它(太阳)被夜幕遮住”一样,而太阳最初并未被提到 [6]。
 
解经家们在此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阿卜杜拉·本·阿巴斯等人说,安拉 ﷻ 在盖德尔夜将整部《古兰经》降示至最近的天,然后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其启示给穆罕默德 ﷺ,因为这是安拉 ﷻ 所说“我以星辰的位置盟誓”的含义 [7]。另一方面,沙比(al-Shaʿbī)等人将其解释为“我们在盖德尔夜开始向你降示这部《古兰经》”。这一解释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说吉布里勒(Jibrīl,加百列)在斋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有人说是在 7 日,有人说是在 17 日。也有意见认为吉布里勒是在(伊斯兰教历)赖哲卜月或赖比尔·敖外鲁月开始来到先知 ﷺ 面前。一些人认为这节经文表明《古兰经》的降示始于斋月,因为吉布里勒过去常与先知 ﷺ 一起复习《古兰经》,安拉 ﷻ 会按照他的意愿抹除或确认其中的内容。
 
## 《盖德尔章》启示的缘由
 
一些学者认为(本章第一节经文的)含义是“我们降示了这章关于盖德尔夜的地位及其美德的内容”。他们将介词“在……中”(*fī*)解释为表示因果关系。这种解释类似于欧麦尔(·本·赫塔卜)在《胜利章》启示之夜所说的话:“我担心《古兰经》可能会关于(*fiyy*)我而被启示 [由于他对先知 ﷺ 过于探究的态度]” [8];以及阿伊莎在诬陷事件(*al-ifk*)的故事中所说的话:“我太渺小了,以至于《古兰经》不值得为了(*fiyy*)我而被启示 [关于《古兰经》24:11-20 的启示,该经文宣告了她的清白]” [9]。
 
这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既然《盖德尔》是《古兰经》中的一章,那么《古兰经》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代,是为了暗示崇敬和伟大。这类似于安拉 ﷻ 说:“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什么是那必然发生的时刻?你怎能知道那必然发生的时刻是什么?” [10] 以及“那剧烈的震动!什么是那剧烈的震动?” [11] 然后,安拉 ﷻ 告知先知 ﷺ 说:“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
 
布哈里在其圣训实录中报告说,苏富扬·本·欧伊纳(Sufyān ibn ʿUyaynah)说:“关于《古兰经》中‘你怎能知道’(*wa mā adrāk*)这一短语,安拉 ﷻ 已经向先知 ﷺ 解释过了。而当安拉 ﷻ 说‘你怎么知道?’(*wa mā yudrīk*)时,他并未告知先知这件事。” [12]
 
## 关于“盖德尔夜”命名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对于该夜晚为何被命名为“盖德尔夜”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这一夜注定了宇宙中所有的供给、命运和所有被造物,并将它们揭示给天使们去遵守。安拉 ﷻ 全能者(将其称为)“在那一夜,一切睿智的事项都被判别” [13]。这一观点来自伊本·阿巴斯、盖塔代(Qatādah)等人。纳瓦维(al-Nawawī)将其归于学者们。通过天使揭示的含义是安拉 ﷻ 告知他们他的法旨。否则,(应当注意的是)安拉 ﷻ 的法旨是前永恒的 [14]。
 
第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这一名称代表崇高的敬意、荣誉和地位。这类似于说某人有很高的地位(*qadr*)。这是祖赫里(al-Zuhrī)的观点 [15]。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一夜)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任何在这一夜进行崇拜的人都会被授予他们从未有过的巨大荣誉,且他们在至高安拉 ﷻ 那里的高贵地位也会增加。第四种观点是,它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在这一夜进行的崇拜具有巨大的价值 [16]。
 
## 盖德尔夜对穆斯林乌玛特别的原因
 
安拉 ﷻ 使盖德尔夜成为这一乌玛所特有的。关于其重要性的原因存在一些分歧。马立克在《圣训集》(*Muwaṭṭaʾ*)中通过一位可靠的深明教义者报告说:“安拉 ﷻ 的使者(愿安拉 ﷻ 赐福他并使他平安)被展示了在他之前人们的寿命,或安拉 ﷻ 所意欲的。似乎他社区的人们的寿命对他们来说变得太短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像在他之前的人们那样在漫长的寿命中做那么多的善功。结果,安拉 ﷻ 赐予了他们盖德尔夜,它优于一千个月。” [17]
 
提尔米济在其圣训集中通过优素福·本·赛义德报告说,一名男子在哈桑·本·阿里向穆阿威叶效忠后站在他面前说:“你羞辱了信士们,”或者说,“哦,你这个羞辱了信士们的人。”哈桑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你,不要这样斥责我,因为先知确实做了一个梦,梦见伍麦叶家族登上他的演讲台。这使他感到痛苦,于是启示了:‘我确已赐你(哦,穆罕默德)考塞尔(*al-Kawthar*)’,即天堂里的一条河,然后启示了:‘我确是在高贵之夜启示它的。你怎能知道高贵之夜是什么?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在这之后伍麦叶家族统治你(哦,穆罕默德)之后的一千个月。”这一报告的传述者之一卡西姆·本·法德勒说:“于是我们计算了他们,发现他们统治了一千个月,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提尔米济评论说,这段圣训是奇特的(*gharīb*) [18]。
 
## 天使的降临与平安之夜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众天使和圣灵降临”,有人认为“圣灵”指的是吉布里勒(愿他平安),而其他人则认为它指的是一群天使。无论哪种情况,它(在语法上)都是一个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另一种解释是,“圣灵”指的是一种守护天使的天体生物,就像天使守护人类一样。这些生物具有类似于阿丹子孙的身体特征,但天使看不见他们。
 
关于安拉 ﷻ 所说的“奉他们的主的命令”直到经文结束,那些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天使的降临解释为是为了那个目的。他们将“一切事务而”(*min every task*)中的“从/因”(*min*)解释为指注定的原因(即天使带着每一事项的原因而降临),并将“那夜全是平安的”作为新陈述的开始(即它是 [充满] 平安的,直到黎明)。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供给是在这一夜注定的人,将“为了一切事务”与“平安”联系起来(即这是一个免于每一事项的平安和保护之夜)。根据穆贾希德(Mujāhid)的说法,在这一夜没有人会染病。沙比和曼苏尔持有这样的观点:它是一个问候意义上的平安时刻,因为天使在这一夜向信士们致意 [19]。
 
这些经文明确地荣耀了盖德尔夜,并使其名称和提及变得突出。据可靠报道,先知 ﷺ 说:“凡是出于信仰和追求安拉 ﷻ 奖赏而在盖德尔夜进行夜间祷告的人,他们以前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20] 在纳赛尔(al-Nasāʾī)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这也包括)“以及他们未来的罪恶” [21]。这一增补同样出现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al-Ṭabarānī)的《圣训大集》中,来自欧巴德(ʿUbādah)的叙述,稍后将会提到 [22]。这种(宽恕的承诺)是一项巨大的美德,促使人们去寻找盖德尔夜。
 
## 盖德尔夜将持续到时间终结
 
可靠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盖德尔夜并未被废除,并将持续到时间终结。卡迪·伊亚德(al-Qāḍī ʿIyāḍ,愿安拉 ﷻ 怜悯他)说:
 
> “在一项反常的异议中 [23],一些人声称它已被废除,因为先知 ﷺ 在提到两个男人争吵时说:‘于是它(盖德尔夜)被收回了。’ [24] 然而,对于那些提出异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圣训的结尾对他们的疑虑做出了回应。先知 ﷺ 说:‘它被收回了,也许这对你们更好。所以要在(斋月最后十天的)第七夜或第九夜寻找它。’ [25] 这记载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开头,它清楚地表明‘收回’的含义是指收回了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如果其含义是废除其存在,先知 ﷺ 就不会命令人们去寻找它。” [26]
 
伊本·阿提亚(Ibn ʿAṭiyyah)提到,这一观点(即盖德尔夜的存在被收回)被归于阿布·哈尼法(Abū Ḥanīfah)等人,但他补充说该观点是被拒绝的。被收回的只是对其确切时间的知识 [27]。
 
## 关于盖德尔夜具体时间的意见分歧
 
学者们一直在辩论盖德尔夜的确切时间,其中一大群学者认为它发生在特定的夜晚。然而,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关于哪一个夜晚是那一个夜晚也存在分歧。
 
## 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第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这一观点通常被归于阿布·哈尼法(愿安拉 ﷻ 喜悦之),并得到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说的话的支持:“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它。” [28] 然而,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报道齐尔·本·胡拜什(Zirr ibn Ḥubaysh)说:
 
> “我问欧拜·本·卡阿卜(Ubayy ibn Kaʿb):‘你的兄弟伊本·麦斯欧德说,谁整年都在夜间祷告,谁就能撞见盖德尔夜。’欧拜回答说:‘愿安拉 ﷻ 怜悯他。他不想让人们懈怠。事实上,他知道它是在斋月,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而且是在 27 日晚上。’” [29]
 
这就是欧拜对伊本·麦斯欧德陈述的理解。艾哈迈德《圣训集》中来自阿布·阿格拉布(Abū ʿAqrab)的内容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 “一天清晨,我去拜访伊本·麦斯欧德,发现他正坐在屋顶上。我们听到他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我们说:‘我们听到你说“安拉 ﷻ 说了真理,他的使者传达了(信息)”。’他说:‘安拉 ﷻ 的使者说,盖德尔夜是在最后七个夜晚中,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清澈且没有光芒。’我观察了它,发现它正如先知 ﷺ 所描述的那样。” [30]
 
巴扎尔(al-Bazzār)在其《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也有类似的措辞,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说:“安拉 ﷻ 的使者被问及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有谁记得在萨赫巴(al-Ṣahbāʾ,海白尔附近的一个地方)的那天晚上吗?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说:‘我记得它,愿我的父母为你牺牲,安拉 ﷻ 的使者啊;那是 27 日晚上,黎明升起的时候。’” [31] 尽管这段圣训在多部圣训书中都有记载,但我仅在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看到了明确提到 27 日晚上的内容,因此我仅将其归于该书。
 
## 盖德尔夜可以是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二种观点是,它可以发生在斋月的任何一个夜晚,这是伊本·欧麦尔(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和一群圣门弟子的观点。据《阿布·达伍德圣训集》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时,我正在听,他回答说:‘它是斋月整个(月份)期间(的任何一晚)。’” [32] 阿布·达伍德指出,这段圣训是一个停在圣门弟子处的报告(*mawqūf*)。
 
这段圣训可能被解释为盖德尔夜在斋月期间每年重复发生,因为它每年只发生一次。因此,仅凭这段圣训并不能充分证明盖德尔夜在斋月所有夜晚中变动的观点。这是阿布·哈尼法、伊本·蒙齐尔、穆哈米(al-Muḥāmī)和苏卜基(al-Subkī)的观点,苏卜基在其对《法源》(*al-Minhāj*)的注释中倾向于此。伊本·哈智卜(Ibn al-Ḥājib)将其列为报告的一种观点。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三种观点是,它是斋月的第一个夜晚。这一观点由先知的同伴阿布·鲁宰恩·阿基里(Abū Ruzayn al-ʿAqīlī,愿安拉 ﷻ 喜悦之)持有 [33]。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
 
关于盖德尔夜的第四种观点是,它落在斋月的中间和最后十个夜晚中。然而,这一观点被阿布·赛义德叙述的一段可靠圣训所否定,在那段圣训中,吉布里勒(愿他平安)在先知 ﷺ 于中间十天进行坐功(*iʿtikāf*)期间说:“你所寻找的就在你前面。” [34]
 
## 盖德尔夜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
 
第五种观点是盖德尔夜仅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先知陈述的支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 [35],以及“我在前十天观察坐功以寻找那夜(盖德尔夜)。然后我在中间十天观察坐功。然后(一名天使)被派到我面前,我被告知这一(夜)在最后十天中。” [36]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
 
第六种观点持有盖德尔夜仅限于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 [37]。这一观点基于先知的陈述:“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在一个奇数(之夜)中。” [3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和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al-Ṣāmit)询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回答说:“所以,要在最后十天寻找它。它是 21、23、25、27、29 或最后一个夜晚的奇数之夜之一。凡是在这一夜礼拜,出于信仰和诚恳寻找它的人,如果这一夜被赐予了他,他过去和未来的罪恶都将被宽恕。” [39] 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基勒是这段圣训的传述者之一。他的圣训(传述)是优良的(*ḥasan*),由阿姆鲁·本·阿卜杜·拉赫曼叙述。伊本·希班(Ibn Ḥibbān)将阿姆鲁列为可靠的传述者,并指出他不是(圣门弟子)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之子。塔巴拉尼说:“我推测他是哈里斯·本·希沙姆之子。”
 
这段圣训有两个细微的益处。第一个是在如前所述的“以及他的未来(罪恶)”一词中。第二个益处是,奖赏取决于以寻找盖德尔夜为意图在这一夜礼拜,而不是夜间礼拜的一般意图。然而,圣训中关于“或最后一个夜晚”的说法存在问题,因为圣训的开头指定了一个奇数之夜,而如果该月是满月(30 天),最后一个夜晚就不是奇数之夜。如果该月不是满月(29 天),那么(最后一个夜晚)就是 29 日晚上,因此在提到“29 日”之后再提到它就没有意义,因为连接词必然表示差异。这一问题可以解释为理解“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在语法上与“它是奇数之夜之一”这一短语相连,而不是与“29 日”相连。因此,“或最后一个夜晚”这一短语并非对奇数之夜的解释,而是通过连接词附加于其上的。
 
## 盖德尔夜是斋月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
 
第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偶数之夜,基于阿布·赛义德·胡德里被问及第九、第七和第五夜时的回答。他说:“当 21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 22 日,它是第九;当 23 日晚上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七;当 25 日过去时,随后的夜晚是第五。” [40]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
 
第八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7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扎伊德·本·阿格拉姆(Zayd ibn Arqam)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在塔巴拉尼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扎伊德·本·阿格拉姆说:“我不怀疑或怀疑它是第 17 个夜晚;在那一夜《古兰经》被降示,两军对垒。” [41] 扎伊德·本·萨比特据报道也在第 17 个夜晚进行崇拜。当被问及“你为什么要选择第 17 个夜晚”时,他说:“《古兰经》在这一夜降示,次日清晨真理与谬误被判别。” [42] 他通常在次日早晨醒来时面带说色。这一观点也来自哈桑·巴斯里。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9 个夜晚
 
第九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在第 19 个夜晚。这一观点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
 
第十种观点是盖德尔夜可能在第 17、21 或 23 个夜晚。这一观点也由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和伊本·麦斯欧德报告。它得到了《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来自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的一段叙述的支持,他在其中说:“要在斋月的第 17 个夜晚、第 21 个夜晚和第 23 个夜晚寻找它。然后他保持沉默。” [43] 安拉 ﷻ 至知。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
 
第十一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 个夜晚。这一观点得到了圣训实录中阿布·赛义德圣训的支持。在圣训中,先知 ﷺ 说:“我看见它是在奇数之夜之一。我看见自己次日清晨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布·赛义德说:“于是,先知 ﷺ 在 21 日晚上的次日醒来履行晨礼,当时正在下雨。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了水和泥土。先知 ﷺ 结束礼拜后,离开时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那是最后十天中 21 日的次日早晨。” [4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
 
第十二种观点是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个夜晚,这是许多圣门弟子等人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穆斯林圣训实录》中阿卜杜拉·本·乌耐斯(ʿAbd Allāh ibn Unays)叙述的支持,他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我被展示了盖德尔夜,然后我被使之忘记了它,并看到我次日清晨在那一(夜)在水和泥土中磕头。”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补充说:“在 23 日晚上有场倾盆大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带领我们礼拜。当他回来时,他的额头和鼻子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 [45]
 
此外,据《穆斯林圣训实录》报道,阿布·胡莱勒说:“我们正在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面前讨论盖德尔夜,他说:你们中谁记得当月亮升起且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时的那个夜晚?” [46]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先知的一位同伴据报道说:“我在盖德尔夜的次日早晨看月亮,我看到它看起来像一个圆盘碎片。” [47] 阿布·伊斯哈格·萨比(Abū Isḥāq al-Sabīʿī)评论说,月亮在 23 日晚上的次日早晨呈现出那种样子。阿卜杜拉·本·艾哈迈德在他对《圣训集》的增补中通过阿里叙述了这段圣训,阿里说:“先知 ﷺ 说:‘当月亮像一个圆盘碎片升起时,我走到外面并说,今晚是盖德尔夜。’” [48] 阿布·亚拉·毛西里(Abū Yaʿlā al-Mawṣīlī)也叙述了这段通过阿里与先知 ﷺ 相连的圣训。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卜杜拉·本·乌耐斯说:“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我在沙漠里有一个居住和礼拜的地方,万赞归于安拉 ﷻ 。请告诉我一个夜晚,让我来到这座清真寺。’先知 ﷺ 回答说:‘在 23 日晚上来吧。’” [49] 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了来自阿卜杜拉·本·贾哈希通过其父(将其归于先知 ﷺ)的类似圣训 [5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他们父子)说:“在斋月睡觉时,我在梦中被一个人接近,他告诉我:‘今晚是盖德尔夜。’我睡眼惺忪地醒来,检查了先知帐篷的边缘,发现他正在礼拜。我检查了那是哪一个夜晚,它是 23 日晚上。” [51] 这段圣训的传述者在圣训实录(布哈里和穆斯林)的传述者之列。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5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4 个夜晚
 
第十三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这是比拉勒(Bilāl)、伊本·阿巴斯、哈桑和盖塔代报告的观点。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未将其观点归于先知 ﷺ):“要在 24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53] 布哈里在另一段圣训(下文将提到)之后报告了这段圣训,那段圣训说:“它在最后十天中,要么在前七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 [54] 前一段圣训似乎解释了后一段,因此应当作为(此问题的)主要证据。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比拉勒说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是 24 日晚上。” [55]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7 个夜晚
 
第十四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7 日,正如伊本·阿巴斯(愿安拉 ﷻ 喜悦之)所报告的那样。这一观点得到了《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来自伊本·阿巴斯叙述的支持,他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要么在前九个夜晚,要么在最后七个夜晚。”伊本·阿巴斯评论说:“他指的是盖德尔夜。” [56]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巴扎尔《圣训集》中通过一段良好的传述链来自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 ﷻ 喜悦之)叙述的支持,他说:“先知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我曾知道它,然后我失去了对其的知识。当剩七个夜晚或剩三个夜晚时寻找它。” [57]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个夜晚
 
第十五种观点陈述盖德尔夜落在 27 日。许多圣门弟子等人采纳了这一观点 [58]。欧拜·本·卡阿卜毫无例外地盟誓说它是 27 日晚上,正如圣训实录中所载。当被问及“阿布·蒙齐尔啊,你这样说的证据是什么?”时,欧拜回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告诉我们的那个标记或迹象:在那一天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59]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威叶叙述了来自先知关于盖德尔夜的说法:“(它是)27 日晚上。” [60]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传述链符合布哈里和穆斯林的条件,据报道伊本·欧麦尔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谁在寻找它,谁就应当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先知 ﷺ 还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它’,指盖德尔夜。” [61] 这段圣训也由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 [62]。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al-Muʿjam al-awsaṭ*)中,据一段相当不错的传述链报告,贾比尔·本·萨穆拉(Jābir ibn Samurah)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要在 27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63] 伊本·阿巴斯通过指出人是通过七个(阶段)被创造的,且其供给被置于七个(项目)中,来证明指定这一夜晚的合理性。欧麦尔·本·赫塔卜(愿安拉 ﷻ 喜悦之)喜欢这一辩词。其他人认为安拉 ﷻ 全能者在上述章节中重复(提到)“盖德尔夜”三次。短语“盖德尔夜”(*laylat al-qadr*)由 9 个字母组成,3 乘以 9 等于 27。因此,重复它三次表明(它落在 27 日晚上)。也有人认为章中直到短语“那夜”为止的字数是 27,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主张。
 
阿布·穆罕默德·伊本·阿提亚在其经注中(关于其他话题)参考了类似的解释。例如,一些学者提到安拉 ﷻ 描述的火狱天使的数量——“管理它的,共有十九名”——与“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b-ism Allāh al-Raḥmān al-Raḥīm*)中的字母数量相同,每个字母对应一名天使。这些天使在他们所有的行动中都说“奉至仁至慈安拉 ﷻ 之名”,并从中获得力量和保护。此外,关于竞相记录圣门弟子祈祷文的天使数量——“主啊,万赞归于你,丰富的、优美的、吉祥的、充分的”,一些学者建议由于该祈祷文有 30 多个字母,先知 ﷺ 说:“我看到 30 多个天使竞相争先记录它。”然而,伊本·阿提亚评论说,这些解释与经注(*tafsīr*)的边缘有关,并不属于知识的核心本质 [64]。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六种观点认为斋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是盖德尔夜。阿布·达伍德通过阿卜杜拉·本·乌耐斯报告:
 
> “我曾在萨拉麦家族(Banū Salamah)的集会上,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们说:谁能替我们问问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那是在斋月 21 日的早晨。我出去了,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一起做了昏礼,并站在他家门口等待。他经过我身边说:进来吧。我进去了,晚餐被端给了他。由于食物匮乏,我克制着没有吃。当先知 ﷺ 结束晚餐后,他对说:给我鞋子。然后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他站了起来。当我们走出去时,他说:我猜你(从我这里)需要一些东西。我说:是的。萨拉麦家族的一些人派我来问你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他问:今晚是哪一个夜晚?我说:22 日。他说:就是今晚。然后他回来说:或者是接下来的那个夜晚,指的是 23 日晚上。” [65]
 
在提尔米济的圣训集中,据报道阿布·巴克拉(Abū Bakrah)说:“除了在最后十个夜晚,我不再寻找(盖德尔夜),因为我从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那里听到了某些东西;因为我确实听到他说:‘当剩九天、剩七天、剩五天,或者在最后三天时寻找它。’” [66] 提尔米济将这段圣训归类为优良且正确的(*ḥasan-ṣaḥīḥ*)。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报道欧巴德·本·萨米特说:“先知 ﷺ 出来告知(我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发现两个穆斯林正在争吵,他说:‘我出来告知你们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但由于某某和某某之间的争执,对其的知识已被撤回。然而,这对你们也许更好,所以要在(最后十天中的)第九夜、第七夜和第五夜寻找它。’” [67]
 
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据报道伊本·阿巴斯说:“先知 ﷺ 说:‘要在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当剩九夜时、当剩七夜时和当剩五夜时。’” [6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据报道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被问及盖德尔夜,他回答说:‘它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第三夜或第五夜。’” [69] 艾哈迈德《圣训集》报告的另一段具有良好传述链的圣训(来自阿布·胡莱勒)陈述说,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要么在 27 日,要么在 29 日。那一夜降临大地的天使数量比星星还多。” [70] 在塔巴拉尼的《圣训中集》中,据报道阿布·胡莱勒叙述先知 ﷺ 说:“要在 17、19、21、23、25、27 或 29 日晚上寻找盖德尔夜。” [7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阿布·米赫扎姆(Abū al-Mihzam),他被认为是不可靠的(*ḍaʿīf*)。
 
这些圣训包含了关于盖德尔夜时间的观点,我以前没有发现任何学者明确陈述过这些观点。如果我们计算它们,共有 22 种观点;其中十六种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2 或 23 个夜晚
 
第十七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2 日或 23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25、27 或最后一个夜晚
 
第十八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 21、23、25、27 或(斋月)最后一个夜晚。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1、23 或 25 个夜晚
 
第十九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斋月的 21、23 或 25 日晚上。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上述欧巴德的圣训,其中“第九”的含义指的是当剩下九个夜晚时的那一夜,因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在提到第五之前提到了第七 [72]。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3 或 25 个夜晚
 
第二十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 23 日或 25 日晚上,基于上述穆阿兹的圣训。圣训清楚地陈述要“在第三夜寻找它”,他在提到第五夜之前提到了它。
 
## 盖德尔夜是斋月的第 27 或 29 个夜晚
 
第二十一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是斋月的 27 日或 29 日晚上。
 
## 盖德尔夜是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是斋月的第 17 或 19 个夜晚
 
第二十二种观点认为盖德尔夜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个)奇数之夜,或者落在斋月的 17 日或 19 日晚上。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基于盖德尔夜发生在特定的固定夜晚这一观点,这也是沙斐仪的意见。他的学派健全的意见是它落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一晚,最有可能是奇数之夜而不是偶数之夜,且最有可能是 21 日或 23 日晚上。最后这一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观点,使总数达到二十三。此外,关于盖德尔夜知识被废除的观点已在前面提到,使观点总数达到二十四。
 
## 盖德尔夜是否会从一晚变动到另一晚?
 
一群学者认为盖德尔夜每年都在变动。这一观点由马立克、苏富扬·萨乌里(Sufyān al-Thawrī)、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伊斯哈格·本·拉哈维耶(Isḥāq ibn Rāhwayh)、阿布·萨乌尔(Abū Thawr)等人持有。伊本·阿卜杜·巴尔(Ibn ʿAbd al-Barr)在其《纪念录》(*al-Istidhkār*)中将此观点归于沙斐仪,尽管我们没有任何他表达此观点的记录。在他的同伴中,穆扎尼(al-Muzanī)和伊本·胡宰麦(Ibn Khuzaymah)已知采纳了这一立场。纳瓦维也倾向于这一观点,将其作为协调关于此问题的不同圣训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圣训只能以这种方式协调。因此,关于此问题共有 25 种不同的观点。
 
字面主义者(*al-Ẓāhirī*)伊本·哈兹姆(Ibn Ḥazm)坚持认为盖德尔夜只能发生在最后十个夜晚中的奇数之夜。根据他的说法,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即 29 天),最后十个夜晚的第一夜是 20 日晚上;如果该月是完整的(即 30 天),则是 21 日晚上。因此,如果该月是完整的,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 21 日及随后的奇数之夜;如果该月是不完整的,则可能发生在 20 日及随后的偶数之夜。这是第二十六种观点。
 
要知道,盖德尔夜确实存在,安拉 ﷻ 会向他在人类中选择的任何人揭示它,以便他们能够确定它的存在。有无数虔诚人士目睹过它的记载。正如纳瓦维所指出的,持有不可能目睹盖德尔夜这一少数派观点应当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予以驳回。一些学者建议安拉 ﷻ 从他的仆人那里隐藏了盖德尔夜,以免他们只谈论它的福祉而忽视了他们在其他夜晚的崇拜。他希望他们随时保持对崇拜的承诺,因为他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安拉 ﷻ 说:“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至此,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数量达到了二十七 [73]。
 
这一观点得到了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的支持,传述链良好,阿卜杜拉·本·乌耐斯问先知 ﷺ 说:“安拉 ﷻ 的先知啊,请告知我应当在哪一个夜晚寻找盖德尔夜?”先知 ﷺ 回答说:“若不是担心人们除了在那一夜之外都会放弃礼拜,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74]
 
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欧宰(al-Awzāʿī)报告说马尔萨德(Marthad)或阿布·马尔萨德通过其父报告说:“我在中柱(al-Jamrah al-Wusṭā)[75] 处找到了阿布·扎尔,我问他关于盖德尔夜的事情。”阿布·扎尔回答说:“没有人会比我问得更多了。我曾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盖德尔夜曾向众先知启示然后被收回了吗?’先知 ﷺ 说:‘不,它将一直持续到审判日。’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它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然而,要在第 90(斋月倒数第九夜,即 21 日或 22 日)或第 70(斋月倒数第七夜,即 23 日或 24 日)寻找它,不要再问我了。’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随后转身开始谈论另一件事。我说:‘安拉 ﷻ 的使者啊!第 70 是什么?’这让先知 ﷺ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气。他随后说:‘我不是已经禁止你问它了吗?如果我被允许揭示它,我就已经告诉你了。’先知随后指出盖德尔夜是最后七个夜晚中的一晚。” [76]
 
## 关于盖德尔夜迹象的章节 [77]
 
据报道先知 ﷺ 提到了盖德尔夜的迹象,其中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这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迹象 [78]。
 
在艾哈迈德的《圣训集》中,欧巴德·本·萨米特据报道以良好的传述链叙述先知 ﷺ 说:“盖德尔夜的迹象是它平静而清澈,仿佛月亮在其中照耀。它是和平而宁静的。既不太冷也不太热,黎明前没有任何流星出现。其迹象之一是次日早晨太阳平稳升起,没有任何可见的光芒,就像满月一样。恶魔将无法随它升起。” [79]
 
卡迪·伊亚德提到了关于太阳升起“没有光芒”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它是安拉 ﷻ 指定的迹象(作为将盖德尔夜与其他夜晚区分开的一种方式)。第二种意见是因为那一夜有许多天使在活动,降临大地并带着他们降下的东西升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天使会用他们的翅膀和轻灵的身体遮住太阳的光芒。
 
根据塔巴拉尼的《圣训大集》,瓦希莱·本·阿斯卡(Wāthilah ibn al-Asqaʿ)叙述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清澈的,既不热也不冷。它没有云彩、雨水或风,流星也不可见。其迹象之一是太阳升起时没有光芒。” [80]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比什尔·本·欧恩(Bishr ibn ʿAwn)和巴卡尔·本·塔米姆(Bakkār ibn Tamīm),两人都被认为是弱传述者。在巴扎尔的《圣训集》中,伊本·阿巴斯报告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说:“盖德尔夜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既不热也不冷。” [81] 然而,这段圣训的传述链包括麦斯莱麦·本·希班(Maslamah ibn Ḥibbān),以及其他可靠性存疑的传述者。
 
你(读者)可能会争辩说,塔巴拉尼在其《圣训大集》中报告来自沙里德(Sharīk),来自西马格·本·哈尔布(Simāk ibn Ḥarb),来自贾比尔·本·萨穆拉,他将圣训归于先知 ﷺ,先知说:“我见过盖德尔夜,但我被使之忘记了其时间。所以,要在最后十个夜晚寻找它。那是一个有风、有雨、有雷的夜晚。” [82] 巴扎尔也报告了具有类似措辞的圣训 [83]。
 
这段圣训与(上文提到的)阿布·赛义德圣训一致,后者陈述说:“清真寺的屋顶漏雨,我看到先知的脸上留下了水和泥土的痕迹。”我会说这就是你确立的意见。我们所采纳的是盖德尔夜并非固定在某一个夜晚,而是变动的,因此这段圣训可能指的是某一年没有风或雨的情况。安拉 ﷻ 至知 [84]。
 
## 注释
 
[1]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布哈里圣训实录注释》。
[2] ^ 同上。
[3] ^ 瓦利·丁·伊本·伊拉基,《舒缓心灵:纪念盖德尔夜》;塔齐·丁·苏卜基,《斋月夜间祷告的明灯》。
[4] ^ 本文中所有的《古兰经》翻译均参考相关版本。
[5] ^ 这一章节在不同的《古兰经》抄本、经注和圣训集中被称为《盖德尔章》。
[6] ^ 《盖德尔章》在抄本中的排列顺序体现了深邃的智慧。尽管其经文数量少于《明证章》,但它紧随《血块章》之后,表明“启示它”中的代词“它”指的是《古兰经》,其第一部分启示是《血块章》的开头。
[7] ^ 《古兰经》56:75。
[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012 号。
[9]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661 号。
[10] ^ 《古兰经》69:1-3。
[11] ^ 《古兰经》101:1-2。
[12] ^ 《布哈里圣训实录》。可以用“你怎能知道,他或许能自新”一节来反驳。
[13] ^ 《古兰经》44:4。
[14] ^ 这一解释认为在此背景下 *qadr* 意味着前定(*qadar*)。
[15] ^ 这一解释与《古兰经》经文“他们没有按真主 ﷻ 应得的评价去评价他”相平行。
[16] ^ 学者们还建议了对 *al-qadr* 一词的另一种解释:即它意味着限制或狭窄,如经文“谁的给养被限制”所示。在盖德尔夜的背景下,限制的含义可能是安拉 ﷻ 隐藏了其确切时间,或者那一夜大地充满了天使,使其变得狭窄而受限。
[17] ^ 马立克,《圣训集》,第 889 号。在经注传统中,对“高贵之夜优于一千个月”有不同的解释。
[18]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350 号。一个奇特的(*gharīb*)圣训指的是在任何特定时代仅由一名传述者传述的报告。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该圣训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超过一千个月的事实相矛盾,且偏爱盖德尔夜不一定意味着谴责伍麦叶王朝,因此它被认为是受质疑的(*munkar*)。
[19] ^ 拉齐(al-Rāzī)指出,将盖德尔夜描述为充满平安(*salām*)不应被轻视。当初七位天使在烤牛犊的故事中向先知易卜拉欣致以平安时,他对他们的问候比成为整个世界的国王还要高兴。
[2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901 号。学者们辩论了是所有的罪恶都会被宽恕还是仅仅是小罪。
[21] ^ 《纳赛尔圣训集》,第 2523 号。“未来罪恶”的增加引发了尚未发生的罪恶如何能被宽恕的问题。一些学者建议这种宽恕是隐喻性的,表明这些人将受到保护而不犯大罪。
[22]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23] ^ 在翻译所用的阿拉伯语印刷版中,引文读作“有些人怀疑”(*shakka*),而不是 *shadhdha*(采取反常观点)。翻译采用了后者,如卡迪·伊亚德的多处来源所述。
[24] ^ 这是先知 ﷺ 说出盖德尔夜时间被撤回原因的一个场合。
[25]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9 号。
[26] ^ 见引文,例如纳瓦维,《穆斯林圣训实录注释》。
[27] ^ 伊本·阿提亚,《古兰经经注精义》,5:505。伊本·阿提亚对阿布·哈尼法的参考可能不准确,因为阿布·哈尼法认为盖德尔夜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夜晚。
[28]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29] ^ 同上。
[30]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3857 号。
[3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0289 号。
[32]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7 号。
[33] ^ 圣训学者伊本·阿比·阿西姆(Ibn Abī Āṣim)陈述说:“我们不知道还有谁持有这一意见。”
[3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813 号。
[35] ^ 同上,第 2020 号。
[36]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37]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将此观点归于阿布·萨乌尔、穆扎尼、伊本·胡宰麦和所有学派的一群学者,他评论说这是最占优势的意见。
[3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17 号。
[3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13 号。
[40]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1]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5079 号。
[42] ^ 同上,第 4865 号。
[43]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4 号。
[44]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167 号。
[45] ^ 同上,第 1168 号。
[46] ^ 同上,第 1170 号。
[47]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129 号。
[48] ^ 同上,第 793 号。
[49]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0 号。
[5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99 号。
[5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02 号。
[52] ^ 学者们通过指出这些圣训采用了不同的计日方法,来协调该圣训与陈述盖德尔夜发生在奇数之夜的圣训。
[5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4] ^ 同上。
[55]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3890 号。
[56]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2 号。
[57] ^ 海塞米(al-Haythamī),《圣训汇编》,第 5050 号。
[58] ^ 除了上文参考的欧拜·本·卡阿卜,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还将此观点归于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学派。
[59]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762 号。
[60]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6 号。
[61]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4808 号。
[62] ^ 该版本圣训无法在塔巴拉尼的作品中直接定位。
[63] ^ 见《圣训中集》第 285 号。
[64] ^ 这一评论由伊本·阿提亚从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哈克·伊什比利处引用。
[65]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79 号。
[66]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794 号。
[67]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023 号。
[68]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381 号。
[6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043 号。
[70] ^ 同上,第 10732 号。
[71] ^ 塔巴拉尼,《圣训中集》,第 1284 号。
[72] ^ 阿拉伯语源文指出“他在提到第七之前提到了第九,这就是第五”,根据上下文和参考圣训,预期含义是“他在第五之前提到了它(第七)”。
[73] ^ 在其经注中,拉齐提供了隐藏盖德尔夜确切时间的若干智慧解释。例如,安拉 ﷻ 隐藏了他的喜悦以激励人们追求所有崇拜行为,隐藏了他的愤怒以阻止人们犯罪,在人群中隐藏了他的圣徒以便人们尊重每个人,隐藏了对祈祷的接受以激励他们进行更多祈祷。因此,隐藏盖德尔夜是为了让人们荣耀斋月的每一个夜晚。另一个原因是人类天生易犯过失。如果盖德尔夜被明确知晓,且有人在其中犯罪,处罚将是严厉的。
[74]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1110 号。
[75] ^ 中柱是朝觐者投石的三个地点之一,象征“投石驱邪”。
[76]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067 号。《布哈里圣训实录》中专门有一章“在最后七个夜晚中寻找盖德尔夜”。
[77] ^ 学者们辩论了盖德尔夜承诺的奖赏是否适用于那些在其中礼拜、但并未意识到那是盖德尔夜的人。
[78] ^ 沙斐仪派法学家马瓦尔迪(al-Māwardī)说:“推荐那些认出盖德尔夜的人将其隐瞒,并诚恳祈求。”苏卜基从两个争吵男人的故事中推断,认出盖德尔夜迹象的人不应与他人分享。隐瞒的原因包括:不自视甚高,防止炫耀,保持礼貌,以及避免引起嫉妒。
[79] ^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第 22765 号。
[80]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22:59 号。感谢研究同事 Justin Parrott 在核实圣训引用方面的协助。
[81] ^ 《伊本·胡宰麦圣训集》,第 2192 号。
[82] ^ 塔巴拉尼,《圣训大集》,第 1962 号。
[83] ^ 巴扎尔,《圣训集》,第 4267 号。
[84] ^ 在它已经过去后认出迹象的目的是什么?纳瓦维回答有两点好处:第一,推荐在次日尽可能多地崇拜;第二,根据沙斐仪派的著名观点,盖德尔夜在未来年份不会变动,因此认出它的人应当在未来年份的同一夜致力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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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本·伊拉基 (Ibn al-ʿIrāq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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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乌理玛的重要性:在世俗时代守护伊斯兰传统与知识


 
## 作者致谢
 
我要向整个 Yaqeen 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将这篇文章从最初阶段推向发表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这个鼓舞人心的组织中有这么多出色的人在工作,其中许多人对我说仍然是匿名的。在深夜的祈祷中,我由衷地为他们祈求。特别要感谢 Julio Rivera、Ayesha Bakali、Ovamir Anjum、Ahmed Elbenni、Nameera Akhtar、我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在幕后工作的生产团队的其他成员。*Jazakum Allah khayran wa-baraka fikum*!
 
## 导言
 
为什么穆斯林需要咨询学者?如果安拉 ﷻ 已经通过他的先知 ﷺ 以《古兰经》和“圣行”的形式启示了引导,并且如果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轻松获取这些引导源,那么我们与安拉 ﷻ 的关系为什么必须通过这些凡人来调解呢?穆斯林能否依靠书籍和/或网站来对宗教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能否直接思考《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的榜样)?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必须依赖学者的专业知识,我们如何知道一位学者是否可靠?如果我们非常推崇的作为道德楷模的一些学者,结果却并非楷模呢?如果穆斯林如此推崇他们的学者,但随后一些杰出的学者在个人和/或政治往来中表现出严重的道德缺陷,这难道不会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或宗教幻灭吗?关于女性——她们能成为学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女性学者似乎如此之少?
 
这些是我在本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我的目的不仅是阐明依赖正统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还要说明这种对宗教权威的承认,并不完全免除穆斯林在遇到疑问时行使自己的道德判断。每个时代的穆斯林都认识到学术研究在解释近 1500 年前最初在阿拉伯环境中启示的《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应用于随后时代的穆斯林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在欧洲发生的、与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同时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人类的一小部分思想全球化了,并在此过程中使**乌理玛(*ʿulamāʾ*,即学者)**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视角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深陷世俗意识形态的怀抱,不理解为什么穆斯林需要保持对传统的依附。他们奇怪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干脆拥抱世俗主义,并将他们的文化遗产视为可以偶尔提供灵感的过去的事情。另一些人保持着对安拉 ﷻ 启示的更深层承诺,他们可能会问:“如果我通过 Google 就能触手及不谬的《古兰经》和“圣行”,为什么我还需要关注会犯错的乌理玛呢?”还有人认为,除了那些获得正式授权(*ijāza*,即授职证)作为权威链条(*sanad*,即传述链)的一部分来传播伊斯兰知识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认识伊斯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乌理玛,”他们宣称,“除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得解释《古兰经》和“圣行”。”
 
本文反映了乌理玛在当今和过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穆斯林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背景下审视了这一角色。在探讨这一话题时,我将引用《古兰经》、“圣行”和过去学者的著作。像这样的一篇短文不能指望详尽地解决讨论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许多作者写多篇文章。但我希望到文章结束时,读者能认识到采取一种平衡方法的迫切需要,即在尊重学术权威的同时,不免除普通穆斯林在其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责任。在整篇文章中,我将考虑学术研究在现代穆斯林的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穆斯林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提倡世俗公共领域的环境。
 
文章最后将指出,在现代西方,甚至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培养足以满足我们需求的学者的集体义务并没有得到履行。这要求人们认识到,培养学者不仅是学者自己的工作,而是整个穆斯林**乌玛(*umma*,即民族)**的责任。我们的学者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所有穆斯林的失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失败并努力扭转它。
 
## 为什么我们需要乌理玛?
 
先知 ﷺ 曾谴责过他的某些同伴,因为他们在旅行中建议一名梦遗后的受伤男子进行大净(*ghusl*)。那人曾询问他是否可以用土净(*tayammum*)代替完整的大净,但他的旅伴坚持他应当进行大净。他照做了,随后因感染和/或暴露而死亡——圣训中没有指明细节。先知 ﷺ 对那些坚持让他洗澡的人感到非常愤怒,谴责他们说:“他们杀了他。愿安拉 ﷻ 毁灭他们!”这种谴责的严厉程度并没有否定先知的仁慈本质。事实上,这种严厉的罕见性恰恰强调了那些被批评者所犯过失的严重性。
 
正如伊本·贾齐(Ibn Qayyim al-Jawziyya)所指出的,这是先知对“一群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fatwa*,即法律判定)的人”的严厉祈祷,因为这导致了提问者的死亡 [1]。这一情节提醒我们发布法特瓦的严重性,这一观念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被反复传达。圣训的其余部分报告了先知对这些旅行者所面临情况的建议。在谴责了那些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的人之后,先知 ﷺ 补充道:“他们不知道时,难道不能问吗?无知的良药是提问。” [2]
 
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行”基础上的。《古兰经》是一种纹理丰富的启示,如果不求助于先知的“圣行”,它的许多细节就无法被理解 [3];而且两者都包含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解释的文本。对于任何一个社区所珍视的文本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以《美国宪法》为例。全文 4543 个词,比这篇文章短得多。然而,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司法基础设施,以及从律师事务所到学校的无数法律机构,以培训法律学者和从业者解释和实施该文件规定的规范——这是一部治理着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法律文件。同样,《古兰经》和先知 ﷺ 的教导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提供了指引,这一文明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精神、智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国而蓬勃发展。
 
## 什么是乌理玛?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需要培养学术专业知识,以正确理解《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引导穆斯林乌玛度过其尘世生活。虽然学术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在高级政治和智力辩论层面可能显而易见,但人们可能会问,乌理玛对保存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神圣启示的深思熟虑,是如何或者应当如何影响普通穆斯林的。在这里,宪法的类比也可能派上用场。影响所有公民的更广泛的法律结构,是建立在《美国宪法》以及该国 50 个州各自的地方宪法基础之上的。这些法律直接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违法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而且还因为我们普遍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再一次,这需要学习法律是什么,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法律学者制作的资料来完成的。
 
本质上,鉴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在没有一定程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这使得人们能够在个人领域培养专业知识,而其他人则没有机会为自己培养这些知识。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专家,无论是医学、工程、经济还是其他领域。当然,学者也是如此。学者需要依靠专家来获取他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无论是为他们接种疫苗的医生,还是设计他们的房屋和汽车的工程师,或者是管理他们居住的城镇的公务员。正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专家为我们提供过上丰硕生活所需的设施一样,普通的穆斯林需要乌理玛来获取《古兰经》和“圣行”的智慧。如果人类事务需要专家知识,那么乌理玛可以被视为关于引导我们如何生活的“神圣启示”的专家。
 
需要明确的是,鼓励普通穆斯林加深对**信仰(*dīn*)**的理解,其中一些人确实应当追求在**沙里亚科学(*ʿulūm Sharʿiyya*)**或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化;这种专业知识在西方穆斯林中尤其匮乏。然而,那些没有专攻这些科学的人必须听从专家的意见。同样,穆斯林可以从亲自阅读《古兰经》和“圣行”文本中获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些文本变得随处可得的时代。然而,如果穆斯林在如何理解这些文本方面遇到任何困惑,他们需要乌理玛来澄清。在这方面,乌理玛经常引用《奈哈勒章》(16:43)中的一节经文,内容是:“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就当询问深明教义者。”正如安达卢西亚解经家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卒于 671/1273)所指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节经文是指普通大众(*al-ʿāmma*)需要追随他们的乌理玛 [4]。
 
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理解《古兰经》和“圣行”的语言。这些翻译最终是由那些有足够资格理解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语,并将其含义传达给生活在启示时代近一个半世纪后的读者和听众的学者完成的。正如乔纳森·布朗(Jonathan A. C. Brown)在其杰作《误读穆罕默德》(*Misquoting Muhammad*)中所论证的那样,在没有乌理玛解释工作帮助的情况下试图理解《古兰经》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为了理解《古兰经》充满力量的语言,先知的同伴们有时会求助于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这些诗歌可以权威地阐明《古兰经》中一些优雅文学词汇的选择。布朗指出,某些现代主义穆斯林试图边缘化圣训等《古兰经》以外的宗教权威来源,这种努力是弄巧成拙的,因为当他们自己显然需要求助于阿拉伯语词典编纂者的非《古兰经》学术著作来确定圣典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时 [5]。
 
## 解释一个字母
 
即使在《古兰经》中的单个字母上,情况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古兰经》中关于小净(*wuḍūʾ*)的经文,即《迈德章》(5:6),其中包含一个通常翻译为“摩你们的头”的短语。这个翻译掩盖了原始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复杂性,即如何理解阿拉伯语短语 *wa’msaḥū **bi**-ruʾūsikum* 中的字母 ***bāʾ***。这个字母本身就成了大量讨论的焦点,导致学者们对于头部有多少部分需要擦摩产生了几个不同的意见。语法学家指出,字母 *bāʾ* 有 14 种不同的含义 [6]。
 
因此,法学家们在经文中所要求的“擦摩”是指擦摩整个头部,还是只擦摩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果是整个头部,那么漏掉一根头发是否会导致擦摩无效?另一方面,如果是部分,那么如果只擦摩了一根头发,擦摩是否有效?法学家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一系列立场。现在,将这个问题扩展到《古兰经》其余的 6000 多节经文,然后再扩展到归属于先知 ﷺ 的数万条圣训报告,人们就可以理解要得出正确的解释——即真正体现神圣意图的解释——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样的辩论在最糟糕的意义上可能显得太“学术化”。安拉 ﷻ 想必不希望人类不必要地沉迷于对其圣典中如此微小细节的争论。过去的一些学者确实谈到过毫无意义的迂腐行为的危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利己主义的得分欲驱动的 [7]。
 
然而,上述那种解释上的分歧,对于相关学者来说似乎并非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对于许多“逊尼派”(*Ahl al-Sunna*)可能认为以特定方式被正确理解的经文,也是如此;而过去和现在的误入歧途者可能希望将这些经文扭曲向其他方向。安拉 ﷻ 作为全知的创造者,完全意识到语言的本质以及为人类解释《古兰经》这类文本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伊斯兰法学家沉迷于此类“无关紧要”细节的行为提出质疑,我们最好认识到,现代国家拨出巨款建立庞大的机构来参与对其法律的解释。
 
例如,在美国,司法机关是联邦政府三个平等的部门之一。当联邦和各州司法机关合并考虑时,它们拥有大约 32,000 名法官 [8]。与美国持证、活跃的律师数量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该国约有 130 万名执业律师 [9]。这还不包括法律助理和其他非法律培训人员的庞大配套基础设施,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这些人的法律素养。这还不包括维持律师源源不断产生所需的大量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主办法律知识分子可以反思复杂问题的空间。这数十万人的工作是解释编纂成册的文本,以参照上述文本告知客户或诉讼当事人其法律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任何系统中的法律都是基于语言的,而语言在涉及治理、社会组织和纠纷解决等复杂问题时天生具有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现代人(甚至一些现代穆斯林)觉得在宗教实践上不需要咨询宗教专家,而在世俗法律上却应该咨询专家,这反映了对世俗主义作为统治现代法律文化规范的接受。对于非穆斯林来说,他们在法律问题上往往没有任何宗教参考可言,这似乎完全合理。然而,对于穆斯林来说,这种想法反映了他们对一种法律文化的吸收,即使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法律文化与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法律文化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正如其整个历史上被伊斯兰学者所理解的那样,以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法律”的方式强制执行某些行为。
 
虽然现代对法律的使用通常与国家紧密相关,且人们期望违反法律会导致世俗制裁,但通常被称为“伊斯兰法”的东西并不总是按照这些假设运行。它的许多禁令,例如禁止背谈,并没有附加基于经文的制裁。它们实际上是受形而上学承诺支持的道德准则——一种对死后惩罚威胁的信仰。如果一个人相信安拉 ﷻ 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即《古兰经》)启示了一部法律,并且他已经命令穆斯林按照该法律生活,并在后世获得相应的奖惩,那么这些都是遵守他在启示中规定的规范的非常有力的理由,即使大多数法律仍然没有特定形式的神圣指定的今世惩罚。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伊斯兰法实际上产生了一套非凡的长久且有效的制度,帮助治理了穆斯林社会数百年,并带来了显著的繁荣和文化昌盛 [10]。
 
## 乌理玛的历史角色
 
在伊斯兰历史的过程中,乌理玛在为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要机构提供法律、精神和规范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劳动似乎受到了这些社会的高度重视,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伊斯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zālī,卒于 505/1111)的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11]。
 
对于当代的穆斯林来说,极其讽刺的是,在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著作之一《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中,安萨里在开头抱怨穆斯林为了研究伊斯兰法学(*fiqh*)而放弃了医学研究,因为前者已经变得非常有声望。安萨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于《复兴》四十卷中的第一卷。在《知识之书》中,他指出:
 
> 多少地区的唯一医生是非穆斯林,他们的见证在涉及法学裁决时甚至不被其他医生采纳。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承担医学研究,却看到他们争相研究法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事项和辩论中,而该地区到处都是忙于裁决并应对随时发生事件的法学家。我希望我知道宗教法学家如何能赞成参与一项已经由他人承担责任的“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却放弃另一项没有穆斯林承担的集体义务 [即医学研究]。
>
> 除了一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医学不能为被委托管理“瓦克夫”(*awqāf*,即金融捐赠)、遗产继承(*waṣāyā*)和控制孤儿财产提供便利;也不能帮助在司法机关或政府中任职,或者获得超越同辈的地位以及战胜敌人的权力? [12]
 
安萨里对穆斯林社区缺乏医学研究的哀叹,既说明了他那个时代乌理玛社会地位显赫,也说明了当今穆斯林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境况。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以及在西方穆斯林中,穆斯林普遍被社会化(也可以说是被洗脑了)认为医学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有声望的职业道路之一。它通常是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首选。它通常能确保财务安全,甚至丰厚。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追求伊斯兰学术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结果。目前,一名来自穆斯林世界或西方的伊斯兰经学院毕业生,可以预期的社会声望很小,而财务上的不安全感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结构性的——我们作为社会如何选择确定优先事项,并激励某些职业选择,同时抑制其他选择。我们希望人们比平时更多地从事什么领域?我们鼓励人们做什么?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会促进它认为对实现其目标有产出且有帮助的领域。现代社会通过为年轻人支付更高的薪水和鼓励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来激励一系列职业道路。在北美、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医学绝对是这些领域之一。乍一看,在任何社会背景下,医学似乎都是一个能获得高薪和威望的领域。毕竟,哪个社会没有病人呢?人们通常为了从可能显著损害其生活质量甚至终结其生命的疾病中康复而不遗余力。
 
然而,安萨里在《复兴》中略带离题的评论表明,当时的穆斯林社会如此富有,以至于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医疗需求外包给非穆斯林,同时仍然能腾出大量资源来激励他们中大多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去研究伊斯兰法。然而,安萨里的抱怨并不是关于这种事态导致的健康风险——在他所写的内容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这一重要技能外包给非穆斯林对他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社会造成了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反,他的抱怨是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生工作的核心——即他担心乌理玛已经失去了为安拉 ﷻ 工作而不是为了尘世利益而工作的意识。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强大且自信的伊斯兰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精神颓废,这种颓废破坏了社区道德导师的后世成功,并因此也威胁到其作为道德榜样的效力。换说之,安萨里认为他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危机是正确的。
 
然而,现代穆斯林正在经历一种不同的、而且可以说显著更严重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主要源于乌理玛因追求尘世利益而腐败的事实,尽管贫困也会产生其自身的腐败。相反,它源于乌理玛因失去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道德权威而腐败。正如我们可以从安萨里上述段落中窥见的那样,在伊斯兰历五世纪(即公元十一世纪)成为一名法学家使人处于社会秩序的顶峰。除了充实司法和政府职位外,伊斯兰法学家还参与各种金融问题的咨询。安萨里只是顺便提到了一些会将乌理玛带入显赫社会角色的事项。在伊斯兰社会,法律研究占据教育等级制度的顶端是有充分理由的——伊斯兰规范、伦理和法律构成了前现代伊斯兰社会的基础。伊斯兰教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世俗和自由主义价值在现代西方所做的那样。乌理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直到殖民时期才因欧洲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现代性概念强加给穆斯林世界而遭到侵蚀。
 
## 穆斯林与现代“文化革命”
 
繁荣的伊斯兰社会衰落为现代穆斯林世界大片地区的破败状态,反映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复杂转变。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这些地区的世俗化。这是通过一种涉及殖民奴役、大规模财富转移到殖民强国以及通常以种族主义自由殖民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残酷镇压实现的,这种意识形态将“开化”野蛮的非欧洲民族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角色。过去约 250 年里,根植于广泛的、很大程度上分散的、通常由伊斯兰精神支撑的穆斯林社会的法律秩序被连根拔起。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实践,还导致许多穆斯林精英采纳了他们的殖民主人带来的价值观。
 
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十五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初,这些价值观已经深深地内化(有人可能会说是沉积)在许多穆斯林的脑海中,以至于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由沙里亚在组织穆斯林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式,似乎是不自然的、做作的、“中世纪的”、倒退的,以及一系列其他非常有问题的称谓。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种不言而喻的规范,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另一种社会组织愿景的建议就退缩。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这深具讽刺意味,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西方思想基础的知识反思中心——大学,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当代西方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由笛卡尔建立的对一个人知识基础的确定性,以及在启蒙运动中具有代表性并促进了自由殖民计划的对理性至上性的普遍信心,现在已经让位给一个深度分裂的学术界,以及日益被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消耗的更广泛社会。
 
这一趋势似乎在学术人文领域尤其导致了一系列互不理解的思想流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当代思想的整体连贯性保持乐观。那些仍然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计划的知识狭隘性,这一计划今天仅作为一种由蛮力和知识诡辩支撑的新殖民事业而存在;然而,充斥在后现代景观中的相对主义替代方案,似乎太容易演变成连贯性缺失,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意义缺失。或者,更宽容点说,意义被深度投资在这些思想体系本身都会承认的社会建构的身份中,而这些身份除了产生它们的过去几十年的论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基础,而这些论述则植根于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自认虚无主义者的诱人思想。
 
## 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可靠的学者?
 
这种背景进一步强调了在许多人认为极其混乱的时代对神圣引导的需求。如果我们认识到学术权威至关重要,一个自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学者,以及普通人如何判断这种可靠性?由于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这个问题变得既容易又复杂。对于普通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并不缺乏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的自称学者的人。与任何一种专家知识一样,公认的伊斯兰学者往往是那些被其他学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人。这是一种声誉的功能。然而,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其他学者也需要被别人认可。最终,任何专业领域内的可靠学者都会以某些方式被打上烙印。例如,如果他们毕业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主要伊斯兰经学院——如艾资哈尔(al-Azhar)及其各个分部、迪奥班德(Deoband)、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地那大学、纳德瓦特·乌理玛(Nadwat al-ʿUlamāʾ)、印度尼西亚的 Pesantren 系统、卡拉维因(Qarawiyyin)、撒哈兰普尔(Saharanpur)等——他们可以被预期对伊斯兰学术传统有很好的掌握。但除了这些学习中心之外,西方的伊斯兰机构也在不断涌现,随着它们的成熟,可以预期它们会培养出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培养出的学者水平相当的学者 [13]。在未来,一个被认可为严肃学者或穆夫提(*mufti*,即法律判定官)的人可能不一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学习,尽管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程度。
 
拥有这种程度的正规培训是评估一个人是否为伊斯兰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伟大的印度学者阿布·哈桑·阿里·纳德维(Abū al-Ḥasan ʿAlī al-Nadwī,卒于 1420/1999)常对纳德瓦特·乌理玛的毕业班所说的那样:“你们现在有了成为乌理玛的工具。”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些毕业生成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虔诚崇拜的人,他们就有望达到那个等级。这是伊斯兰学术研究中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考虑到现代伊斯兰学习中心与哈佛或牛津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教育机构相比相对薄弱。在艾资哈你们机构的现代化课程中,典型的毕业生将完成三年的高中教育(*thānawiyya*),这为沙里亚科学提供了严格的介绍,随后是四年伊斯兰学科更窄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
 
在西方机构中,我们通常不会将学士学位持有者描述为学者,但伊斯兰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称为学者。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实情况是,真正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产生于一生的研究和经验,因此,虽然我们应当期望学者毕业于主要的宗教学习机构,但我们也应当期望得更多。例如,在西方,博士学位通常是学者的显著标志,这一标准在穆斯林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再一次,这些都是常规,它们各有利弊。例如,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绝不是一个人是学者的指标,因为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压倒性地继续以世俗的语调教学——通常是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相比之下,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广泛存在的精致的研究生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使数万名学者的出现变得可行的博士后职业机会,在穆斯林世界是缺乏的,这既是因为经济限制,也是因为社会和政府的漠视,甚至是过失。此类问题太大,无法在本文中解决,但值得当代穆斯林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如果个人伊斯兰学者兼具伊斯兰学院的培训和世俗机构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他们通常可以被这两种体系所认可。在西方公共领域中一些知名的乌理玛就享有这样的学术资历。
 
但乌理玛的重要性除了作为神圣引导的权威解释者之外,另一个维度在于他们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权威。一名伊斯兰学者确实应该成为先知知识的继承者,此外,还应当履行其他一些先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学者应当恪守先知 ﷺ 所体现的最高行为标准。需要明确的是,对伊斯兰教健全的逊尼派理解排除了声称继承先知直接获取启示能力的可能。这种观点近乎亵渎。但乌理玛被期望在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中恪守伊斯兰规范。《古兰经》将先知 ﷺ 描述为所有穆斯林的榜样:“希望安拉 ﷻ 和末日,并常念安拉 ﷻ 者,你们在安拉 ﷻ 的使者身上确实有个优美的模范。” [14]
 
神对先知 ﷺ 作为榜样的任命,肯定反映了神对人类需要从他们中间选出引导者的认可。安拉 ﷻ 在《古兰经》的其他地方说:
 
> 当引导降临人们时,他们不肯信道,只说:“安拉 ﷻ 派遣一个凡人做使者吗?”你说:“假若大地上有许多天使安稳地走路,那我一定从天上给他们派下一个天使做使者。” [15]
 
亲自接触学者是理想的选择,无论是为了他们的知识还是为了他们的道德榜样。然而,在无法接触到此类学者但懂阿拉伯语的不幸情况下,网上有一些极好的法特瓦库可以供阿拉伯语读者使用(甚至有些可以供英语读者使用)。其中最高产的一个网站(Islamweb.net)甚至还有一条关于普通人是否可以接受来自在线网站的法特瓦的法特瓦 [16]。其答案预料之中是肯定的。然而,法特瓦强调了核实任何法特瓦来源的重要性,并随后引用了 Islamweb.net 的“关于我们”页面,该页面透露该机构由卡塔尔捐赠和伊斯兰事务部资助。由于该网站与卡塔尔有联系,鉴于中东大部分地区对政治表达的相对限制,人们在阅读讨论卡塔尔的法特瓦时可能需要谨慎。当涉及针对国家政治对手的法特瓦时,埃及 Dār al-Iftāʾ(埃及官方发布法特瓦的机构)发布的法特瓦也同样适用。在这方面,值得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的话,据报道他曾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法演绎’(*ijtihād*)要履行,而普通人(*ʿāmmī*)的教法演绎就是选择追随谁。” [17] 例如,在世俗化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铁腕统治下,沙特法特瓦机构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声明必须在阅读时保持高度谨慎。我认为,对于那些可能依附于西方仇视伊斯兰的政权,或穆斯林世界独裁政权的西方学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18]。
 
## 女性学者(*ʿālimāt*)在哪里?
 
理论上,伊斯兰学术研究并不是男性的专利。在实践中,这是穆斯林社区需要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的另一个领域。相对于男性乌理玛,女性学者(*ʿālimāt*)非常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原因——伊斯兰学术研究缺乏社会声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乌理玛缺乏培训机会. 从传闻来说,这种缺乏似乎很普遍。我认识的许多在纯女性伊斯兰学院学习或任教的学者,都对这些机构相对于他们在西方大学接受的培训质量较低而感到哀叹。此类学者认为,此类机构显然无意培养严肃的学者。这自然需要改变。穆斯林乌玛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女性学者的培训,她们可以承担起作为女性**和**男性榜样的至关重要任务。追求知识当然是一项普遍义务,先知的妻子和“信士之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法学家和穆夫提。事实上,著名的叙利亚罕百里派法学家伊本·贾齐(卒于 751/1350)只是众多称赞她是多产法特瓦发布者的学者之一 [19]。
 
在伊斯兰历史上,她并不例外。正如我的老师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Shaykh Muhammad Akram Nadwi)在他长达 40 卷的女性圣训学者百科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名女性担任圣训学者。阿伊莎本人曾称赞麦地那的女性渴望深入理解她们的宗教。正如《布哈里圣训实录》所载,她说:“麦地那的女性多么优秀:她们的羞怯并没有阻止她们对宗教有深刻的理解。” [20]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被提供了在许多领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很少被提供在高级水平上学习沙里亚科学的机会。如前所述,这可能是整个乌玛沙里亚培训基础设施薄弱的体现,男女双方都迫切需要加强这一基础设施。这有望开始纠正伊斯兰学院毕业的沙里亚科学女性专家相当极端短缺的情况。
 
培训女性学者当然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本文无法一一探讨。例如,女性伊斯兰学者很可能会成为母亲,她们必然会成为所抚养孩子的教育者。虽然男性也有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当他们长大后,但父亲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伊斯兰法律责任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教育的频率和范围通常不如母亲 [21]。因此,从原始数字来说,伊斯兰教育机构理应优先考虑女性的机会。虽然并非所有的母亲都需要接受培训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乌理玛,但穆玛在强盛时期一贯的做法是为女性提供机会,让她们与毕生致力于此类事业的乌理玛一起成为学者。再一次,需要付出重大努力来改变我们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做法。鉴于我们作为一个乌玛在整体上对伊斯兰教育的忽视,这种重新定向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涌现出满足乌玛需求的学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如果乌理玛犯错了怎么办?
 
与先知 ﷺ 不同,任何学者都不能指望在犯错时得到更正他们的启示。因此,穆斯林对乌理玛的期望必须因这种现实主义而有所克制。这必须在至少三个层面上付诸实践。首先,尽管应给予乌理玛巨大的尊重,但穆斯林绝不能将他们置于超越错误或纠正的神坛上。其次,如果我们的乌理玛犯了明显的错误,但已经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穆斯林必须原谅他们。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乌理玛之间在伊斯兰教对某一特定情况的要求上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一个人认为的错误,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位学者的深思熟虑。
 
我们社区最早的乌理玛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可能犯错的人类,而不是受神保护免于错误的先知。包括伟大的麦地那伊玛目及同名法学流派创始人马立克·本·阿纳斯(Mālik ibn Anas,卒于 189/795)在内的许多早期穆斯林都曾叙述过:“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人的言论,除了先知 ﷺ。” [22] 换说之,虽然鉴于先知作为安拉 ﷻ 使者的身份,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他教导我们的一切,但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并不会延伸到其他任何人。所有其他观点都要相对于其与先知 ﷺ 教导的一致性来评估是否健全。如果出现了一位行使学术判断(*ijtihād*)并得出有问题结论的学者——例如,辩称葡萄酒或猪肉可以由穆斯林无条件食用——他们的追随者不得追随他们,因为这类裁决被视为基于必需的知识(*maʿlūm min al-dīn bi’l-ḍarūra*)在《古兰经》中是被禁止的。
 
由于伊斯兰宗教权威机构的削弱,特别是在殖民主义之后和正式成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崩溃之后,这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这一过程在某些背景下是剧烈的,在另一些背景下则是渐进的,但我们都能认识到,在大多数当代穆斯林社会中,乌理玛并没有很大的社会或政治权威。与历史上乌理玛可以决定统治者(包括哈里发)去留的现实相比,这标志着命运的剧变。即使在奥斯曼帝国(r. 1517/923-1924/1341)统治下的最近一次哈里发更迭中,乌理玛也一再行使权力废黜哈里发,并以更合适的候选人取而代之 [23]。这在当今任何穆斯林政体中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程度的权威在最早时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就得到了承认,并贯穿了几个世纪,伊本·贾齐的以下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
 
> 正确的立场是,统治者(*umarāʾ*)只有在发布符合学术(*ʿilm*)的命令时才应被服从。因此,[服从]他们的义务源于[服从]学者(*ʿulamaʾ*)的义务。因为只有在那些已知是正确的(*maʿrūf*)和学术所要求的事项上才应表现出服从。因此,正如服从乌理玛源于服从先知 ﷺ 一样,同样,服从统治者也源于服从乌理玛。由于伊斯兰教的实践只能通过两组人来充分实现:学者和统治者;而且由于所有人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世界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组人的繁荣才能实现,而其腐败则是通过他们的腐败而产生。正如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ibn al-Mubārak,卒于 181/797)和其他前辈(*salaf*)所说:有两类人,如果他们繁荣,人们就会繁荣,如果他们堕落,人们就会堕落。他被问到:“他们是谁?”他回答:“统治者和乌理玛。” [24]
 
为什么这样的权威地位很重要?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说明的,移除乌理玛一直是更广泛地移除伊斯兰教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一部分。的确,在当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找到相对活跃的乌理玛机构,它们一直在培育伊斯兰科学。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基础来支撑由政治权力支持的、并确实构成此类权力基础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矩阵,这些现象仍然是脆弱的,并且正如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世俗规范所要求的那样,很容易被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项义务,即政治当局必须维护伊斯兰规范 [25]。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乌理玛机构已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遭到严重削弱。像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等国家提供了尤其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成功将大部分乌理玛阶层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乔纳森·布朗所指出的,人们在将乌理玛在政治事务上的声明视为权威时应极其谨慎,因为这些声明很可能会受到其政治从属地位的影响 [26]。这并不是说需要拒绝这些学者关于如何进行礼拜的法特瓦。在这些情况下,普通的非专业人士通常可以假定他们正在忠实地传递法学裁决。然而,在问题变得更具政治性的地方,例如他们对独裁者压迫的支持,或者他们在以色列从事殖民占领并周期性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射导弹时将其关系正常化合法化,在这些领域应当避免将此类乌理玛作为指导来源 [27]。
 
人们可能会问,某些乌理玛的此类行为是否破坏了乌理玛整体的公信力。本文的前半部分确立了乌理玛对于获得对我们宗教的健全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乌玛”转型期。有些人无疑会对政治上妥协的乌理玛的出现感到幻灭。人类对自己听到的负面报道的群体感到怀疑是自然的,而且不幸的是,当人类对报道中的群体缺乏直接经验时,泛化此类报道也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方式。
 
然而,正如我在一本探讨过去十年左右一些乌理玛如何参与阿拉伯革命政治及其后果的书中所主张的那样,虽然今天有一些乌理玛因与压抑政权有联系而妥协,但对绝大多数乌理玛进行泛化是没有意义的。鉴于反对派的风险,大多数人要么远离充满争议的政治领域,要么大声批评相对极少数投靠独裁政权的乌理玛的问题立场 [28]。这并不是说国家赋予这些所谓的“苏丹乌理玛”的显赫地位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政治改革过程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适当的伊斯兰方式将这些国家转变为拥有负责任政府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乌理玛历史上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不谬的源头,会犯错的凡人
 
与会犯错的人类的意见相比,无论是博学的还是其他的,穆斯林承认《古兰经》和“圣行”是不谬的引导源 [29]。这意味着穆斯林虽然没有关于《古兰经》中每一节经文和圣训的每一种解释可能性的不谬知识,但可以知道这些来源所强制执行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更一般地说,逊尼派一致认为,在四大法学流派中被发现为主流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合法追随。在解释的更细微细节上,例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意指哪种擦摩头部的方式,或者甚至他只意指一种解释,我们不能自称拥有确定性。我们所能声称的只是围绕更普遍事实的确定性。例如,在刚刚提到的案例中,根据乌理玛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声称《古兰经》5:6 要求我们在小净期间以某种方式擦摩头部,尽管我们无法给出更具体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刚刚提到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构成了伊斯兰文明工程的基础 [30]。其他的文明工程,如西方的工程,同样也以其风险的极细微细节上的巨大分歧为特征。我们每天都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争议中看到这些分歧的上演。例如,它们在大学里被无休止地辩论和分析。然而,当需要面对存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时,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一旁。
 
乌理玛本应是让那些对某个问题的“伊斯兰视角”感到困惑的非专业穆斯林咨询的权威参考点,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乌理玛本身也是会犯错的凡人 [31]。鉴于人类在涉及精神事务时是多么普遍地倾向于对其他人寄予绝对的信任,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乌理玛和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会犯错。财务顾问或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并不排除他们可能犯错,甚至是犯大错的可能。尽管医生或律师宣誓不造成伤害或维护法律,但他们也可能遭受遗忘,或者行为并非出于最佳意图。他们毕竟是人类,因此必须建立追责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例如,对于医疗或受托责任方面的疏忽,现代法律体系中有允许赔偿的规定。在某些现在被称为“精神虐待”的案件中,这往往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 [32]。在缺乏此类纠正机制的情况下,需要保持警惕,穆斯林社区有义务找到一种方法,在敬畏其宗教专家的同时,承认他们作为凡人有时也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在当今我们许多社区中,问题并不在于过度敬畏,而是在于根本没有敬畏。穆斯林迫切需要认真对待宗教培训,给予其社会认可和威望,从而吸引有才华的思想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国家和跨国社区中培养我们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正如已经强调的,现代穆斯林令人痛心地忽视了他们在社区中培养宗教专业知识的宗教义务,而这种专业知识将有助于解决人们在一系列当代问题上的疑问。需要齐心协力的社区努力来发展强大的机构,从而产生处理我们社区面临的问题所需的学术知识。社区的每个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角色要扮演。
 
这需要承认并将伊斯兰知识视为一个准学者能够且愿意献身于教育和随后职业的事业。在我们的社区中,那些毕生致力于伊斯兰学习的人往往被看作是因为无法在更有声望的领域获得成功而失败的人。这反过来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未来乌理玛的教育成了能力较差学生的专利,而最有才华的人最终进入了医学和法律等“世俗”领域。考虑到地区差异,这些倾向在整个乌玛范围内都是真实的,它们在过去几代人中的后果包括:许多穆斯林对其自身宗教传统的承诺减少,以及涌现出的乌理玛阶层往往无法承担乌玛面临的挑战。
 
## “先知的继承人”
 
如果不引用先知关于追求神圣知识的发人深省的圣训,就不可能讨论乌理玛的角色。这则圣训被收录在多部圣训集中,也出现在雅希雅·本·沙拉夫·纳瓦维(Yaḥyā ibn Sharaf al-Nawawī,卒于 676/1277)广受欢迎的《清廉者园圃》集中,它是我们理解乌理玛是谁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巨大道德负担的核心支柱。根据这一报告,先知 ﷺ 说:
 
> 谁踏上求知的道路,安拉 ﷻ 必使他通往乐园的道路变得容易。的确,众天使为求知者垂下翅膀以示赞许。天地间的居民,甚至深海里的鱼,都为他求饶。学者相对于礼拜者的优越,就像月亮相对于星辰的优越。的确,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没有留下第纳尔或迪拉姆,而是留下了知识。因此,谁获得了知识,谁就确实获得了丰厚的份额。 [33]
 
这则圣训在宏观上表达了追求神圣知识的巨大美德,以及那些出于正确原因获得知识的人的崇高地位。另一则圣训则对那些出于尘世原因追求我们宗教的神圣知识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极具震撼力地说明了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在《清廉者园圃》中也能找到的一则较长圣训中,先知 ﷺ 谈到了复活日的一个场景。他说:
 
> 一个获得并传授了知识并诵读了《古兰经》的人将被带到跟前。安拉 ﷻ 将提醒他曾赐予他的恩惠,那人将承认这些恩惠。然后安拉 ﷻ 将问他:“你做了什么来表达对这些恩惠的感激?”那人将回答:“我获得了知识并传授了它,并为了您的缘故诵读了《古兰经》。”安拉 ﷻ 将对他说:“你在说谎。你获得知识是为了让人们称你为博学者,你诵读《古兰经》是为了让他们称你为诵经家,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随后将下达命令,他将被脸朝地拖行并投入火狱。 [34]
 
先知继承人的角色显然不可掉以轻心。意图正确,求知是最神圣的行为;意图不轨,则可能命定火狱——愿安拉 ﷻ 保护我们。尽管存在这一核心现实,乌理玛对于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 结语
 
在本文中, I 着手解释乌理玛在促进穆斯林乌玛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我尝试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乌理玛在当今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顾虑。我希望能证明这些顾虑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向穆斯林提供关于如何最好地恪守《古兰经》和“圣行”的指导方面,乌理玛是先知 ﷺ 的继承人。历史上,穆斯林已经认识到乌理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的社区中扮演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精神角色。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崩溃,对这种理解提出了挑战。正是这种乌玛的境况,提供了关于乌理玛现实意义问题最初产生的关键背景。
 
作为一个社区,穆斯林必须认识到,建立直接服务于乌理玛培训和发展的机构的重要性。重建曾为此服务的伊斯兰基础设施,是恢复乌理玛权威的关键。这套基础设施也必须服务于培养女性乌理玛,她们可以带来独特的视角,并像《古兰经》中提到的麦尔彦(愿主赐她平安)和法老的妻子那样,成为乌玛学习和虔诚的榜样 [35]。还必须认识到乌理玛是会犯错的凡人,没有任何穆斯林在安拉 ﷻ 面前可以免除个人责任。
 
我希望上述反思已经传达了现代穆斯林为了开始纠正其精神状态而必须共同参与的具有挑战性的平衡行为。他们既需要尊重其乌理玛作为指导的灯塔,又要意识到他们目前作为社会阶层的弱点以及他们作为个人的潜在人性脆弱。此外,尽管已经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削弱其社会价值,穆斯林社区仍然需要向这些“先知的继承人”表示尊重。现代穆斯林不应继续长期系统性地忽视伊斯兰学习,而需要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种理解其周围世界的论述框架,这种框架符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随后所有时代的全体人类所接收到的神圣启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进行一次新的宗教科学复兴。这是一项迫切的集体义务,而乌玛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这可能会让全球穆斯林社区处于罪恶状态,直到其被履行。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乌玛是否愿意给予这项重要任务应有的关注。
 
## 注释
 
[1] ^ 伊本·贾齐在讨论圣训的这条法特瓦中被引用。
[2] ^ 见阿布·达伍德,《圣训集》。
[3] ^ 乔纳森·布朗论证了所谓“唯经主义”运动在不参考《古兰经》以外来源的情况下解释《古兰经》的努力是不可信的。见 Jonathan A. C. Brown, *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4] ^ 库尔图比,*al-Jāmiʿ li-aḥkām al-Qurʾān*。
[5] ^ 布朗,*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6] ^ 学者们偶尔会引用这对无名对句,强调字母 *bāʾ* 的各种感官含义。
[7] ^ 伊斯兰历史上无数学者都曾警告过学术上的这一陷阱,包括五世纪/十一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8] ^ 见丹佛大学美国法律体系进步研究所,“美国法官常见问题解答”。
[9] ^ 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律师数量上升”。
[10] ^ 见非穆斯林学者 Wael Hallaq 和 Noah Feldman 的作品。
[11] ^ 关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称呼(*nisba*),历史上对于它是来自羊毛纺织者(*ghazzāl*)还是地名(Ghazāla)存在分歧。
[12] ^ 我修改了 Kenneth Honerkamp 的译文。
[13] ^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依靠授职证评估学者可靠性的局限性。
[14] ^ 《古兰经》33:21。
[15] ^ 《古兰经》17:94–95。
[16] ^ 见 Islamweb.net,“在不知道穆夫提身份的情况下从网站获取法特瓦的裁决”。
[17] ^ 这是当代毛里塔尼亚学者穆罕默德·哈桑·达杜(Muḥammad al-Ḥasan Wuld al-Dadaw)在讲座中引用的。
[18] ^ 不幸的是,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支持法国的反头巾立法,或者支持中东的独裁政权镇压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运动。
[19] ^ 见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20] ^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这一报告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没有完整的传述链,但在其他地方有可靠的传述链。
[21] ^ 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沙里亚规定丈夫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义务,决定了性别角色的基调。这并不是说沙里亚规范在不利条件下无法灵活执行。
[22] ^ 关于该报告归属于早期权威机构的信息,见相关链接。
[23] ^ Samy A. Ayoub, *Law, Empire, and the Sultan*, 22。
[24] ^ 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25] ^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 Ovamir Anjum, “Who Wants the Caliphate?”
[26] ^ Jonathan Brown, “Keeping Our Eye on the Ball: The Problem with the UAE Summit”。
[27] ^ 遗憾的是,这在好几个案例中都发生过。我在我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28] ^ Al-Azami, *Isla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29] ^ “圣行”若要被计算在内,必须是可靠传述的。
[30] ^ 这有力地反击了那种认为沙里亚无法被认识、因为存在太多不同解释的陈词滥调。每一种构成法律文化或文明基础的制度都会发展出解决争端的机制。
[31] ^ 我使用“伊斯兰视角”一词是为了让句子更通顺。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伊斯兰视角。
[32] ^ “精神虐待”一词在公共论述中被以多种方式使用。伊斯兰学者 Dr. Rania Awaad 和 Shaykh Rami Nsour 在我在此诉求的更谨慎意义上使用该词。
[33] ^ 这则圣训出现在包括提尔米济、阿布·达伍德、伊本·马哲等在内的多部圣训集中。
[34] ^ 在《清廉者园圃》中阅读完整报告。
[35] ^ 《古兰经》6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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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乌萨玛·阿扎米 (Usaama al-Az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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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致谢
 
我要向整个 Yaqeen 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将这篇文章从最初阶段推向发表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这个鼓舞人心的组织中有这么多出色的人在工作,其中许多人对我说仍然是匿名的。在深夜的祈祷中,我由衷地为他们祈求。特别要感谢 Julio Rivera、Ayesha Bakali、Ovamir Anjum、Ahmed Elbenni、Nameera Akhtar、我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在幕后工作的生产团队的其他成员。*Jazakum Allah khayran wa-baraka fikum*!
 
## 导言
 
为什么穆斯林需要咨询学者?如果安拉 ﷻ 已经通过他的先知 ﷺ 以《古兰经》和“圣行”的形式启示了引导,并且如果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轻松获取这些引导源,那么我们与安拉 ﷻ 的关系为什么必须通过这些凡人来调解呢?穆斯林能否依靠书籍和/或网站来对宗教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能否直接思考《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的榜样)?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必须依赖学者的专业知识,我们如何知道一位学者是否可靠?如果我们非常推崇的作为道德楷模的一些学者,结果却并非楷模呢?如果穆斯林如此推崇他们的学者,但随后一些杰出的学者在个人和/或政治往来中表现出严重的道德缺陷,这难道不会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或宗教幻灭吗?关于女性——她们能成为学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女性学者似乎如此之少?
 
这些是我在本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我的目的不仅是阐明依赖正统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还要说明这种对宗教权威的承认,并不完全免除穆斯林在遇到疑问时行使自己的道德判断。每个时代的穆斯林都认识到学术研究在解释近 1500 年前最初在阿拉伯环境中启示的《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应用于随后时代的穆斯林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在欧洲发生的、与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同时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人类的一小部分思想全球化了,并在此过程中使**乌理玛(*ʿulamāʾ*,即学者)**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视角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深陷世俗意识形态的怀抱,不理解为什么穆斯林需要保持对传统的依附。他们奇怪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干脆拥抱世俗主义,并将他们的文化遗产视为可以偶尔提供灵感的过去的事情。另一些人保持着对安拉 ﷻ 启示的更深层承诺,他们可能会问:“如果我通过 Google 就能触手及不谬的《古兰经》和“圣行”,为什么我还需要关注会犯错的乌理玛呢?”还有人认为,除了那些获得正式授权(*ijāza*,即授职证)作为权威链条(*sanad*,即传述链)的一部分来传播伊斯兰知识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认识伊斯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乌理玛,”他们宣称,“除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得解释《古兰经》和“圣行”。”
 
本文反映了乌理玛在当今和过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穆斯林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背景下审视了这一角色。在探讨这一话题时,我将引用《古兰经》、“圣行”和过去学者的著作。像这样的一篇短文不能指望详尽地解决讨论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许多作者写多篇文章。但我希望到文章结束时,读者能认识到采取一种平衡方法的迫切需要,即在尊重学术权威的同时,不免除普通穆斯林在其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责任。在整篇文章中,我将考虑学术研究在现代穆斯林的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穆斯林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提倡世俗公共领域的环境。
 
文章最后将指出,在现代西方,甚至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培养足以满足我们需求的学者的集体义务并没有得到履行。这要求人们认识到,培养学者不仅是学者自己的工作,而是整个穆斯林**乌玛(*umma*,即民族)**的责任。我们的学者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所有穆斯林的失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失败并努力扭转它。
 
## 为什么我们需要乌理玛?
 
先知 ﷺ 曾谴责过他的某些同伴,因为他们在旅行中建议一名梦遗后的受伤男子进行大净(*ghusl*)。那人曾询问他是否可以用土净(*tayammum*)代替完整的大净,但他的旅伴坚持他应当进行大净。他照做了,随后因感染和/或暴露而死亡——圣训中没有指明细节。先知 ﷺ 对那些坚持让他洗澡的人感到非常愤怒,谴责他们说:“他们杀了他。愿安拉 ﷻ 毁灭他们!”这种谴责的严厉程度并没有否定先知的仁慈本质。事实上,这种严厉的罕见性恰恰强调了那些被批评者所犯过失的严重性。
 
正如伊本·贾齐(Ibn Qayyim al-Jawziyya)所指出的,这是先知对“一群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fatwa*,即法律判定)的人”的严厉祈祷,因为这导致了提问者的死亡 [1]。这一情节提醒我们发布法特瓦的严重性,这一观念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被反复传达。圣训的其余部分报告了先知对这些旅行者所面临情况的建议。在谴责了那些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的人之后,先知 ﷺ 补充道:“他们不知道时,难道不能问吗?无知的良药是提问。” [2]
 
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行”基础上的。《古兰经》是一种纹理丰富的启示,如果不求助于先知的“圣行”,它的许多细节就无法被理解 [3];而且两者都包含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解释的文本。对于任何一个社区所珍视的文本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以《美国宪法》为例。全文 4543 个词,比这篇文章短得多。然而,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司法基础设施,以及从律师事务所到学校的无数法律机构,以培训法律学者和从业者解释和实施该文件规定的规范——这是一部治理着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法律文件。同样,《古兰经》和先知 ﷺ 的教导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提供了指引,这一文明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精神、智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国而蓬勃发展。
 
## 什么是乌理玛?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需要培养学术专业知识,以正确理解《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引导穆斯林乌玛度过其尘世生活。虽然学术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在高级政治和智力辩论层面可能显而易见,但人们可能会问,乌理玛对保存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神圣启示的深思熟虑,是如何或者应当如何影响普通穆斯林的。在这里,宪法的类比也可能派上用场。影响所有公民的更广泛的法律结构,是建立在《美国宪法》以及该国 50 个州各自的地方宪法基础之上的。这些法律直接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违法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而且还因为我们普遍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再一次,这需要学习法律是什么,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法律学者制作的资料来完成的。
 
本质上,鉴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在没有一定程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这使得人们能够在个人领域培养专业知识,而其他人则没有机会为自己培养这些知识。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专家,无论是医学、工程、经济还是其他领域。当然,学者也是如此。学者需要依靠专家来获取他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无论是为他们接种疫苗的医生,还是设计他们的房屋和汽车的工程师,或者是管理他们居住的城镇的公务员。正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专家为我们提供过上丰硕生活所需的设施一样,普通的穆斯林需要乌理玛来获取《古兰经》和“圣行”的智慧。如果人类事务需要专家知识,那么乌理玛可以被视为关于引导我们如何生活的“神圣启示”的专家。
 
需要明确的是,鼓励普通穆斯林加深对**信仰(*dīn*)**的理解,其中一些人确实应当追求在**沙里亚科学(*ʿulūm Sharʿiyya*)**或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化;这种专业知识在西方穆斯林中尤其匮乏。然而,那些没有专攻这些科学的人必须听从专家的意见。同样,穆斯林可以从亲自阅读《古兰经》和“圣行”文本中获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些文本变得随处可得的时代。然而,如果穆斯林在如何理解这些文本方面遇到任何困惑,他们需要乌理玛来澄清。在这方面,乌理玛经常引用《奈哈勒章》(16:43)中的一节经文,内容是:“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就当询问深明教义者。”正如安达卢西亚解经家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卒于 671/1273)所指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节经文是指普通大众(*al-ʿāmma*)需要追随他们的乌理玛 [4]。
 
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理解《古兰经》和“圣行”的语言。这些翻译最终是由那些有足够资格理解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语,并将其含义传达给生活在启示时代近一个半世纪后的读者和听众的学者完成的。正如乔纳森·布朗(Jonathan A. C. Brown)在其杰作《误读穆罕默德》(*Misquoting Muhammad*)中所论证的那样,在没有乌理玛解释工作帮助的情况下试图理解《古兰经》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为了理解《古兰经》充满力量的语言,先知的同伴们有时会求助于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这些诗歌可以权威地阐明《古兰经》中一些优雅文学词汇的选择。布朗指出,某些现代主义穆斯林试图边缘化圣训等《古兰经》以外的宗教权威来源,这种努力是弄巧成拙的,因为当他们自己显然需要求助于阿拉伯语词典编纂者的非《古兰经》学术著作来确定圣典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时 [5]。
 
## 解释一个字母
 
即使在《古兰经》中的单个字母上,情况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古兰经》中关于小净(*wuḍūʾ*)的经文,即《迈德章》(5:6),其中包含一个通常翻译为“摩你们的头”的短语。这个翻译掩盖了原始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复杂性,即如何理解阿拉伯语短语 *wa’msaḥū **bi**-ruʾūsikum* 中的字母 ***bāʾ***。这个字母本身就成了大量讨论的焦点,导致学者们对于头部有多少部分需要擦摩产生了几个不同的意见。语法学家指出,字母 *bāʾ* 有 14 种不同的含义 [6]。
 
因此,法学家们在经文中所要求的“擦摩”是指擦摩整个头部,还是只擦摩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果是整个头部,那么漏掉一根头发是否会导致擦摩无效?另一方面,如果是部分,那么如果只擦摩了一根头发,擦摩是否有效?法学家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一系列立场。现在,将这个问题扩展到《古兰经》其余的 6000 多节经文,然后再扩展到归属于先知 ﷺ 的数万条圣训报告,人们就可以理解要得出正确的解释——即真正体现神圣意图的解释——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样的辩论在最糟糕的意义上可能显得太“学术化”。安拉 ﷻ 想必不希望人类不必要地沉迷于对其圣典中如此微小细节的争论。过去的一些学者确实谈到过毫无意义的迂腐行为的危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利己主义的得分欲驱动的 [7]。
 
然而,上述那种解释上的分歧,对于相关学者来说似乎并非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对于许多“逊尼派”(*Ahl al-Sunna*)可能认为以特定方式被正确理解的经文,也是如此;而过去和现在的误入歧途者可能希望将这些经文扭曲向其他方向。安拉 ﷻ 作为全知的创造者,完全意识到语言的本质以及为人类解释《古兰经》这类文本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伊斯兰法学家沉迷于此类“无关紧要”细节的行为提出质疑,我们最好认识到,现代国家拨出巨款建立庞大的机构来参与对其法律的解释。
 
例如,在美国,司法机关是联邦政府三个平等的部门之一。当联邦和各州司法机关合并考虑时,它们拥有大约 32,000 名法官 [8]。与美国持证、活跃的律师数量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该国约有 130 万名执业律师 [9]。这还不包括法律助理和其他非法律培训人员的庞大配套基础设施,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这些人的法律素养。这还不包括维持律师源源不断产生所需的大量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主办法律知识分子可以反思复杂问题的空间。这数十万人的工作是解释编纂成册的文本,以参照上述文本告知客户或诉讼当事人其法律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任何系统中的法律都是基于语言的,而语言在涉及治理、社会组织和纠纷解决等复杂问题时天生具有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现代人(甚至一些现代穆斯林)觉得在宗教实践上不需要咨询宗教专家,而在世俗法律上却应该咨询专家,这反映了对世俗主义作为统治现代法律文化规范的接受。对于非穆斯林来说,他们在法律问题上往往没有任何宗教参考可言,这似乎完全合理。然而,对于穆斯林来说,这种想法反映了他们对一种法律文化的吸收,即使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法律文化与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法律文化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正如其整个历史上被伊斯兰学者所理解的那样,以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法律”的方式强制执行某些行为。
 
虽然现代对法律的使用通常与国家紧密相关,且人们期望违反法律会导致世俗制裁,但通常被称为“伊斯兰法”的东西并不总是按照这些假设运行。它的许多禁令,例如禁止背谈,并没有附加基于经文的制裁。它们实际上是受形而上学承诺支持的道德准则——一种对死后惩罚威胁的信仰。如果一个人相信安拉 ﷻ 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即《古兰经》)启示了一部法律,并且他已经命令穆斯林按照该法律生活,并在后世获得相应的奖惩,那么这些都是遵守他在启示中规定的规范的非常有力的理由,即使大多数法律仍然没有特定形式的神圣指定的今世惩罚。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伊斯兰法实际上产生了一套非凡的长久且有效的制度,帮助治理了穆斯林社会数百年,并带来了显著的繁荣和文化昌盛 [10]。
 
## 乌理玛的历史角色
 
在伊斯兰历史的过程中,乌理玛在为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要机构提供法律、精神和规范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劳动似乎受到了这些社会的高度重视,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伊斯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zālī,卒于 505/1111)的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11]。
 
对于当代的穆斯林来说,极其讽刺的是,在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著作之一《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中,安萨里在开头抱怨穆斯林为了研究伊斯兰法学(*fiqh*)而放弃了医学研究,因为前者已经变得非常有声望。安萨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于《复兴》四十卷中的第一卷。在《知识之书》中,他指出:
 
> 多少地区的唯一医生是非穆斯林,他们的见证在涉及法学裁决时甚至不被其他医生采纳。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承担医学研究,却看到他们争相研究法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事项和辩论中,而该地区到处都是忙于裁决并应对随时发生事件的法学家。我希望我知道宗教法学家如何能赞成参与一项已经由他人承担责任的“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却放弃另一项没有穆斯林承担的集体义务 [即医学研究]。
>
> 除了一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医学不能为被委托管理“瓦克夫”(*awqāf*,即金融捐赠)、遗产继承(*waṣāyā*)和控制孤儿财产提供便利;也不能帮助在司法机关或政府中任职,或者获得超越同辈的地位以及战胜敌人的权力? [12]
 
安萨里对穆斯林社区缺乏医学研究的哀叹,既说明了他那个时代乌理玛社会地位显赫,也说明了当今穆斯林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境况。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以及在西方穆斯林中,穆斯林普遍被社会化(也可以说是被洗脑了)认为医学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有声望的职业道路之一。它通常是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首选。它通常能确保财务安全,甚至丰厚。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追求伊斯兰学术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结果。目前,一名来自穆斯林世界或西方的伊斯兰经学院毕业生,可以预期的社会声望很小,而财务上的不安全感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结构性的——我们作为社会如何选择确定优先事项,并激励某些职业选择,同时抑制其他选择。我们希望人们比平时更多地从事什么领域?我们鼓励人们做什么?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会促进它认为对实现其目标有产出且有帮助的领域。现代社会通过为年轻人支付更高的薪水和鼓励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来激励一系列职业道路。在北美、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医学绝对是这些领域之一。乍一看,在任何社会背景下,医学似乎都是一个能获得高薪和威望的领域。毕竟,哪个社会没有病人呢?人们通常为了从可能显著损害其生活质量甚至终结其生命的疾病中康复而不遗余力。
 
然而,安萨里在《复兴》中略带离题的评论表明,当时的穆斯林社会如此富有,以至于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医疗需求外包给非穆斯林,同时仍然能腾出大量资源来激励他们中大多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去研究伊斯兰法。然而,安萨里的抱怨并不是关于这种事态导致的健康风险——在他所写的内容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这一重要技能外包给非穆斯林对他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社会造成了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反,他的抱怨是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生工作的核心——即他担心乌理玛已经失去了为安拉 ﷻ 工作而不是为了尘世利益而工作的意识。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强大且自信的伊斯兰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精神颓废,这种颓废破坏了社区道德导师的后世成功,并因此也威胁到其作为道德榜样的效力。换说之,安萨里认为他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危机是正确的。
 
然而,现代穆斯林正在经历一种不同的、而且可以说显著更严重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主要源于乌理玛因追求尘世利益而腐败的事实,尽管贫困也会产生其自身的腐败。相反,它源于乌理玛因失去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道德权威而腐败。正如我们可以从安萨里上述段落中窥见的那样,在伊斯兰历五世纪(即公元十一世纪)成为一名法学家使人处于社会秩序的顶峰。除了充实司法和政府职位外,伊斯兰法学家还参与各种金融问题的咨询。安萨里只是顺便提到了一些会将乌理玛带入显赫社会角色的事项。在伊斯兰社会,法律研究占据教育等级制度的顶端是有充分理由的——伊斯兰规范、伦理和法律构成了前现代伊斯兰社会的基础。伊斯兰教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世俗和自由主义价值在现代西方所做的那样。乌理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直到殖民时期才因欧洲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现代性概念强加给穆斯林世界而遭到侵蚀。
 
## 穆斯林与现代“文化革命”
 
繁荣的伊斯兰社会衰落为现代穆斯林世界大片地区的破败状态,反映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复杂转变。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这些地区的世俗化。这是通过一种涉及殖民奴役、大规模财富转移到殖民强国以及通常以种族主义自由殖民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残酷镇压实现的,这种意识形态将“开化”野蛮的非欧洲民族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角色。过去约 250 年里,根植于广泛的、很大程度上分散的、通常由伊斯兰精神支撑的穆斯林社会的法律秩序被连根拔起。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实践,还导致许多穆斯林精英采纳了他们的殖民主人带来的价值观。
 
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十五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初,这些价值观已经深深地内化(有人可能会说是沉积)在许多穆斯林的脑海中,以至于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由沙里亚在组织穆斯林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式,似乎是不自然的、做作的、“中世纪的”、倒退的,以及一系列其他非常有问题的称谓。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种不言而喻的规范,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另一种社会组织愿景的建议就退缩。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这深具讽刺意味,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西方思想基础的知识反思中心——大学,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当代西方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由笛卡尔建立的对一个人知识基础的确定性,以及在启蒙运动中具有代表性并促进了自由殖民计划的对理性至上性的普遍信心,现在已经让位给一个深度分裂的学术界,以及日益被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消耗的更广泛社会。
 
这一趋势似乎在学术人文领域尤其导致了一系列互不理解的思想流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当代思想的整体连贯性保持乐观。那些仍然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计划的知识狭隘性,这一计划今天仅作为一种由蛮力和知识诡辩支撑的新殖民事业而存在;然而,充斥在后现代景观中的相对主义替代方案,似乎太容易演变成连贯性缺失,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意义缺失。或者,更宽容点说,意义被深度投资在这些思想体系本身都会承认的社会建构的身份中,而这些身份除了产生它们的过去几十年的论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基础,而这些论述则植根于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自认虚无主义者的诱人思想。
 
## 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可靠的学者?
 
这种背景进一步强调了在许多人认为极其混乱的时代对神圣引导的需求。如果我们认识到学术权威至关重要,一个自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学者,以及普通人如何判断这种可靠性?由于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这个问题变得既容易又复杂。对于普通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并不缺乏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的自称学者的人。与任何一种专家知识一样,公认的伊斯兰学者往往是那些被其他学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人。这是一种声誉的功能。然而,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其他学者也需要被别人认可。最终,任何专业领域内的可靠学者都会以某些方式被打上烙印。例如,如果他们毕业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主要伊斯兰经学院——如艾资哈尔(al-Azhar)及其各个分部、迪奥班德(Deoband)、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地那大学、纳德瓦特·乌理玛(Nadwat al-ʿUlamāʾ)、印度尼西亚的 Pesantren 系统、卡拉维因(Qarawiyyin)、撒哈兰普尔(Saharanpur)等——他们可以被预期对伊斯兰学术传统有很好的掌握。但除了这些学习中心之外,西方的伊斯兰机构也在不断涌现,随着它们的成熟,可以预期它们会培养出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培养出的学者水平相当的学者 [13]。在未来,一个被认可为严肃学者或穆夫提(*mufti*,即法律判定官)的人可能不一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学习,尽管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程度。
 
拥有这种程度的正规培训是评估一个人是否为伊斯兰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伟大的印度学者阿布·哈桑·阿里·纳德维(Abū al-Ḥasan ʿAlī al-Nadwī,卒于 1420/1999)常对纳德瓦特·乌理玛的毕业班所说的那样:“你们现在有了成为乌理玛的工具。”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些毕业生成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虔诚崇拜的人,他们就有望达到那个等级。这是伊斯兰学术研究中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考虑到现代伊斯兰学习中心与哈佛或牛津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教育机构相比相对薄弱。在艾资哈你们机构的现代化课程中,典型的毕业生将完成三年的高中教育(*thānawiyya*),这为沙里亚科学提供了严格的介绍,随后是四年伊斯兰学科更窄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
 
在西方机构中,我们通常不会将学士学位持有者描述为学者,但伊斯兰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称为学者。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实情况是,真正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产生于一生的研究和经验,因此,虽然我们应当期望学者毕业于主要的宗教学习机构,但我们也应当期望得更多。例如,在西方,博士学位通常是学者的显著标志,这一标准在穆斯林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再一次,这些都是常规,它们各有利弊。例如,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绝不是一个人是学者的指标,因为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压倒性地继续以世俗的语调教学——通常是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相比之下,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广泛存在的精致的研究生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使数万名学者的出现变得可行的博士后职业机会,在穆斯林世界是缺乏的,这既是因为经济限制,也是因为社会和政府的漠视,甚至是过失。此类问题太大,无法在本文中解决,但值得当代穆斯林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如果个人伊斯兰学者兼具伊斯兰学院的培训和世俗机构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他们通常可以被这两种体系所认可。在西方公共领域中一些知名的乌理玛就享有这样的学术资历。
 
但乌理玛的重要性除了作为神圣引导的权威解释者之外,另一个维度在于他们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权威。一名伊斯兰学者确实应该成为先知知识的继承者,此外,还应当履行其他一些先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学者应当恪守先知 ﷺ 所体现的最高行为标准。需要明确的是,对伊斯兰教健全的逊尼派理解排除了声称继承先知直接获取启示能力的可能。这种观点近乎亵渎。但乌理玛被期望在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中恪守伊斯兰规范。《古兰经》将先知 ﷺ 描述为所有穆斯林的榜样:“希望安拉 ﷻ 和末日,并常念安拉 ﷻ 者,你们在安拉 ﷻ 的使者身上确实有个优美的模范。” [14]
 
神对先知 ﷺ 作为榜样的任命,肯定反映了神对人类需要从他们中间选出引导者的认可。安拉 ﷻ 在《古兰经》的其他地方说:
 
> 当引导降临人们时,他们不肯信道,只说:“安拉 ﷻ 派遣一个凡人做使者吗?”你说:“假若大地上有许多天使安稳地走路,那我一定从天上给他们派下一个天使做使者。” [15]
 
亲自接触学者是理想的选择,无论是为了他们的知识还是为了他们的道德榜样。然而,在无法接触到此类学者但懂阿拉伯语的不幸情况下,网上有一些极好的法特瓦库可以供阿拉伯语读者使用(甚至有些可以供英语读者使用)。其中最高产的一个网站(Islamweb.net)甚至还有一条关于普通人是否可以接受来自在线网站的法特瓦的法特瓦 [16]。其答案预料之中是肯定的。然而,法特瓦强调了核实任何法特瓦来源的重要性,并随后引用了 Islamweb.net 的“关于我们”页面,该页面透露该机构由卡塔尔捐赠和伊斯兰事务部资助。由于该网站与卡塔尔有联系,鉴于中东大部分地区对政治表达的相对限制,人们在阅读讨论卡塔尔的法特瓦时可能需要谨慎。当涉及针对国家政治对手的法特瓦时,埃及 Dār al-Iftāʾ(埃及官方发布法特瓦的机构)发布的法特瓦也同样适用。在这方面,值得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的话,据报道他曾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法演绎’(*ijtihād*)要履行,而普通人(*ʿāmmī*)的教法演绎就是选择追随谁。” [17] 例如,在世俗化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铁腕统治下,沙特法特瓦机构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声明必须在阅读时保持高度谨慎。我认为,对于那些可能依附于西方仇视伊斯兰的政权,或穆斯林世界独裁政权的西方学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18]。
 
## 女性学者(*ʿālimāt*)在哪里?
 
理论上,伊斯兰学术研究并不是男性的专利。在实践中,这是穆斯林社区需要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的另一个领域。相对于男性乌理玛,女性学者(*ʿālimāt*)非常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原因——伊斯兰学术研究缺乏社会声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乌理玛缺乏培训机会. 从传闻来说,这种缺乏似乎很普遍。我认识的许多在纯女性伊斯兰学院学习或任教的学者,都对这些机构相对于他们在西方大学接受的培训质量较低而感到哀叹。此类学者认为,此类机构显然无意培养严肃的学者。这自然需要改变。穆斯林乌玛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女性学者的培训,她们可以承担起作为女性**和**男性榜样的至关重要任务。追求知识当然是一项普遍义务,先知的妻子和“信士之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法学家和穆夫提。事实上,著名的叙利亚罕百里派法学家伊本·贾齐(卒于 751/1350)只是众多称赞她是多产法特瓦发布者的学者之一 [19]。
 
在伊斯兰历史上,她并不例外。正如我的老师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Shaykh Muhammad Akram Nadwi)在他长达 40 卷的女性圣训学者百科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名女性担任圣训学者。阿伊莎本人曾称赞麦地那的女性渴望深入理解她们的宗教。正如《布哈里圣训实录》所载,她说:“麦地那的女性多么优秀:她们的羞怯并没有阻止她们对宗教有深刻的理解。” [20]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被提供了在许多领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很少被提供在高级水平上学习沙里亚科学的机会。如前所述,这可能是整个乌玛沙里亚培训基础设施薄弱的体现,男女双方都迫切需要加强这一基础设施。这有望开始纠正伊斯兰学院毕业的沙里亚科学女性专家相当极端短缺的情况。
 
培训女性学者当然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本文无法一一探讨。例如,女性伊斯兰学者很可能会成为母亲,她们必然会成为所抚养孩子的教育者。虽然男性也有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当他们长大后,但父亲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伊斯兰法律责任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教育的频率和范围通常不如母亲 [21]。因此,从原始数字来说,伊斯兰教育机构理应优先考虑女性的机会。虽然并非所有的母亲都需要接受培训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乌理玛,但穆玛在强盛时期一贯的做法是为女性提供机会,让她们与毕生致力于此类事业的乌理玛一起成为学者。再一次,需要付出重大努力来改变我们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做法。鉴于我们作为一个乌玛在整体上对伊斯兰教育的忽视,这种重新定向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涌现出满足乌玛需求的学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如果乌理玛犯错了怎么办?
 
与先知 ﷺ 不同,任何学者都不能指望在犯错时得到更正他们的启示。因此,穆斯林对乌理玛的期望必须因这种现实主义而有所克制。这必须在至少三个层面上付诸实践。首先,尽管应给予乌理玛巨大的尊重,但穆斯林绝不能将他们置于超越错误或纠正的神坛上。其次,如果我们的乌理玛犯了明显的错误,但已经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穆斯林必须原谅他们。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乌理玛之间在伊斯兰教对某一特定情况的要求上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一个人认为的错误,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位学者的深思熟虑。
 
我们社区最早的乌理玛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可能犯错的人类,而不是受神保护免于错误的先知。包括伟大的麦地那伊玛目及同名法学流派创始人马立克·本·阿纳斯(Mālik ibn Anas,卒于 189/795)在内的许多早期穆斯林都曾叙述过:“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人的言论,除了先知 ﷺ。” [22] 换说之,虽然鉴于先知作为安拉 ﷻ 使者的身份,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他教导我们的一切,但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并不会延伸到其他任何人。所有其他观点都要相对于其与先知 ﷺ 教导的一致性来评估是否健全。如果出现了一位行使学术判断(*ijtihād*)并得出有问题结论的学者——例如,辩称葡萄酒或猪肉可以由穆斯林无条件食用——他们的追随者不得追随他们,因为这类裁决被视为基于必需的知识(*maʿlūm min al-dīn bi’l-ḍarūra*)在《古兰经》中是被禁止的。
 
由于伊斯兰宗教权威机构的削弱,特别是在殖民主义之后和正式成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崩溃之后,这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这一过程在某些背景下是剧烈的,在另一些背景下则是渐进的,但我们都能认识到,在大多数当代穆斯林社会中,乌理玛并没有很大的社会或政治权威。与历史上乌理玛可以决定统治者(包括哈里发)去留的现实相比,这标志着命运的剧变。即使在奥斯曼帝国(r. 1517/923-1924/1341)统治下的最近一次哈里发更迭中,乌理玛也一再行使权力废黜哈里发,并以更合适的候选人取而代之 [23]。这在当今任何穆斯林政体中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程度的权威在最早时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就得到了承认,并贯穿了几个世纪,伊本·贾齐的以下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
 
> 正确的立场是,统治者(*umarāʾ*)只有在发布符合学术(*ʿilm*)的命令时才应被服从。因此,[服从]他们的义务源于[服从]学者(*ʿulamaʾ*)的义务。因为只有在那些已知是正确的(*maʿrūf*)和学术所要求的事项上才应表现出服从。因此,正如服从乌理玛源于服从先知 ﷺ 一样,同样,服从统治者也源于服从乌理玛。由于伊斯兰教的实践只能通过两组人来充分实现:学者和统治者;而且由于所有人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世界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组人的繁荣才能实现,而其腐败则是通过他们的腐败而产生。正如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ibn al-Mubārak,卒于 181/797)和其他前辈(*salaf*)所说:有两类人,如果他们繁荣,人们就会繁荣,如果他们堕落,人们就会堕落。他被问到:“他们是谁?”他回答:“统治者和乌理玛。” [24]
 
为什么这样的权威地位很重要?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说明的,移除乌理玛一直是更广泛地移除伊斯兰教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一部分。的确,在当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找到相对活跃的乌理玛机构,它们一直在培育伊斯兰科学。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基础来支撑由政治权力支持的、并确实构成此类权力基础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矩阵,这些现象仍然是脆弱的,并且正如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世俗规范所要求的那样,很容易被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项义务,即政治当局必须维护伊斯兰规范 [25]。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乌理玛机构已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遭到严重削弱。像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等国家提供了尤其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成功将大部分乌理玛阶层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乔纳森·布朗所指出的,人们在将乌理玛在政治事务上的声明视为权威时应极其谨慎,因为这些声明很可能会受到其政治从属地位的影响 [26]。这并不是说需要拒绝这些学者关于如何进行礼拜的法特瓦。在这些情况下,普通的非专业人士通常可以假定他们正在忠实地传递法学裁决。然而,在问题变得更具政治性的地方,例如他们对独裁者压迫的支持,或者他们在以色列从事殖民占领并周期性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射导弹时将其关系正常化合法化,在这些领域应当避免将此类乌理玛作为指导来源 [27]。
 
人们可能会问,某些乌理玛的此类行为是否破坏了乌理玛整体的公信力。本文的前半部分确立了乌理玛对于获得对我们宗教的健全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乌玛”转型期。有些人无疑会对政治上妥协的乌理玛的出现感到幻灭。人类对自己听到的负面报道的群体感到怀疑是自然的,而且不幸的是,当人类对报道中的群体缺乏直接经验时,泛化此类报道也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方式。
 
然而,正如我在一本探讨过去十年左右一些乌理玛如何参与阿拉伯革命政治及其后果的书中所主张的那样,虽然今天有一些乌理玛因与压抑政权有联系而妥协,但对绝大多数乌理玛进行泛化是没有意义的。鉴于反对派的风险,大多数人要么远离充满争议的政治领域,要么大声批评相对极少数投靠独裁政权的乌理玛的问题立场 [28]。这并不是说国家赋予这些所谓的“苏丹乌理玛”的显赫地位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政治改革过程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适当的伊斯兰方式将这些国家转变为拥有负责任政府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乌理玛历史上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不谬的源头,会犯错的凡人
 
与会犯错的人类的意见相比,无论是博学的还是其他的,穆斯林承认《古兰经》和“圣行”是不谬的引导源 [29]。这意味着穆斯林虽然没有关于《古兰经》中每一节经文和圣训的每一种解释可能性的不谬知识,但可以知道这些来源所强制执行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更一般地说,逊尼派一致认为,在四大法学流派中被发现为主流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合法追随。在解释的更细微细节上,例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意指哪种擦摩头部的方式,或者甚至他只意指一种解释,我们不能自称拥有确定性。我们所能声称的只是围绕更普遍事实的确定性。例如,在刚刚提到的案例中,根据乌理玛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声称《古兰经》5:6 要求我们在小净期间以某种方式擦摩头部,尽管我们无法给出更具体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刚刚提到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构成了伊斯兰文明工程的基础 [30]。其他的文明工程,如西方的工程,同样也以其风险的极细微细节上的巨大分歧为特征。我们每天都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争议中看到这些分歧的上演。例如,它们在大学里被无休止地辩论和分析。然而,当需要面对存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时,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一旁。
 
乌理玛本应是让那些对某个问题的“伊斯兰视角”感到困惑的非专业穆斯林咨询的权威参考点,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乌理玛本身也是会犯错的凡人 [31]。鉴于人类在涉及精神事务时是多么普遍地倾向于对其他人寄予绝对的信任,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乌理玛和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会犯错。财务顾问或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并不排除他们可能犯错,甚至是犯大错的可能。尽管医生或律师宣誓不造成伤害或维护法律,但他们也可能遭受遗忘,或者行为并非出于最佳意图。他们毕竟是人类,因此必须建立追责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例如,对于医疗或受托责任方面的疏忽,现代法律体系中有允许赔偿的规定。在某些现在被称为“精神虐待”的案件中,这往往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 [32]。在缺乏此类纠正机制的情况下,需要保持警惕,穆斯林社区有义务找到一种方法,在敬畏其宗教专家的同时,承认他们作为凡人有时也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在当今我们许多社区中,问题并不在于过度敬畏,而是在于根本没有敬畏。穆斯林迫切需要认真对待宗教培训,给予其社会认可和威望,从而吸引有才华的思想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国家和跨国社区中培养我们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正如已经强调的,现代穆斯林令人痛心地忽视了他们在社区中培养宗教专业知识的宗教义务,而这种专业知识将有助于解决人们在一系列当代问题上的疑问。需要齐心协力的社区努力来发展强大的机构,从而产生处理我们社区面临的问题所需的学术知识。社区的每个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角色要扮演。
 
这需要承认并将伊斯兰知识视为一个准学者能够且愿意献身于教育和随后职业的事业。在我们的社区中,那些毕生致力于伊斯兰学习的人往往被看作是因为无法在更有声望的领域获得成功而失败的人。这反过来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未来乌理玛的教育成了能力较差学生的专利,而最有才华的人最终进入了医学和法律等“世俗”领域。考虑到地区差异,这些倾向在整个乌玛范围内都是真实的,它们在过去几代人中的后果包括:许多穆斯林对其自身宗教传统的承诺减少,以及涌现出的乌理玛阶层往往无法承担乌玛面临的挑战。
 
## “先知的继承人”
 
如果不引用先知关于追求神圣知识的发人深省的圣训,就不可能讨论乌理玛的角色。这则圣训被收录在多部圣训集中,也出现在雅希雅·本·沙拉夫·纳瓦维(Yaḥyā ibn Sharaf al-Nawawī,卒于 676/1277)广受欢迎的《清廉者园圃》集中,它是我们理解乌理玛是谁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巨大道德负担的核心支柱。根据这一报告,先知 ﷺ 说:
 
> 谁踏上求知的道路,安拉 ﷻ 必使他通往乐园的道路变得容易。的确,众天使为求知者垂下翅膀以示赞许。天地间的居民,甚至深海里的鱼,都为他求饶。学者相对于礼拜者的优越,就像月亮相对于星辰的优越。的确,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没有留下第纳尔或迪拉姆,而是留下了知识。因此,谁获得了知识,谁就确实获得了丰厚的份额。 [33]
 
这则圣训在宏观上表达了追求神圣知识的巨大美德,以及那些出于正确原因获得知识的人的崇高地位。另一则圣训则对那些出于尘世原因追求我们宗教的神圣知识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极具震撼力地说明了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在《清廉者园圃》中也能找到的一则较长圣训中,先知 ﷺ 谈到了复活日的一个场景。他说:
 
> 一个获得并传授了知识并诵读了《古兰经》的人将被带到跟前。安拉 ﷻ 将提醒他曾赐予他的恩惠,那人将承认这些恩惠。然后安拉 ﷻ 将问他:“你做了什么来表达对这些恩惠的感激?”那人将回答:“我获得了知识并传授了它,并为了您的缘故诵读了《古兰经》。”安拉 ﷻ 将对他说:“你在说谎。你获得知识是为了让人们称你为博学者,你诵读《古兰经》是为了让他们称你为诵经家,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随后将下达命令,他将被脸朝地拖行并投入火狱。 [34]
 
先知继承人的角色显然不可掉以轻心。意图正确,求知是最神圣的行为;意图不轨,则可能命定火狱——愿安拉 ﷻ 保护我们。尽管存在这一核心现实,乌理玛对于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 结语
 
在本文中, I 着手解释乌理玛在促进穆斯林乌玛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我尝试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乌理玛在当今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顾虑。我希望能证明这些顾虑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向穆斯林提供关于如何最好地恪守《古兰经》和“圣行”的指导方面,乌理玛是先知 ﷺ 的继承人。历史上,穆斯林已经认识到乌理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的社区中扮演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精神角色。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崩溃,对这种理解提出了挑战。正是这种乌玛的境况,提供了关于乌理玛现实意义问题最初产生的关键背景。
 
作为一个社区,穆斯林必须认识到,建立直接服务于乌理玛培训和发展的机构的重要性。重建曾为此服务的伊斯兰基础设施,是恢复乌理玛权威的关键。这套基础设施也必须服务于培养女性乌理玛,她们可以带来独特的视角,并像《古兰经》中提到的麦尔彦(愿主赐她平安)和法老的妻子那样,成为乌玛学习和虔诚的榜样 [35]。还必须认识到乌理玛是会犯错的凡人,没有任何穆斯林在安拉 ﷻ 面前可以免除个人责任。
 
我希望上述反思已经传达了现代穆斯林为了开始纠正其精神状态而必须共同参与的具有挑战性的平衡行为。他们既需要尊重其乌理玛作为指导的灯塔,又要意识到他们目前作为社会阶层的弱点以及他们作为个人的潜在人性脆弱。此外,尽管已经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削弱其社会价值,穆斯林社区仍然需要向这些“先知的继承人”表示尊重。现代穆斯林不应继续长期系统性地忽视伊斯兰学习,而需要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种理解其周围世界的论述框架,这种框架符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随后所有时代的全体人类所接收到的神圣启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进行一次新的宗教科学复兴。这是一项迫切的集体义务,而乌玛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这可能会让全球穆斯林社区处于罪恶状态,直到其被履行。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乌玛是否愿意给予这项重要任务应有的关注。
 
## 注释
 
[1] ^ 伊本·贾齐在讨论圣训的这条法特瓦中被引用。
[2] ^ 见阿布·达伍德,《圣训集》。
[3] ^ 乔纳森·布朗论证了所谓“唯经主义”运动在不参考《古兰经》以外来源的情况下解释《古兰经》的努力是不可信的。见 Jonathan A. C. Brown, *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4] ^ 库尔图比,*al-Jāmiʿ li-aḥkām al-Qurʾān*。
[5] ^ 布朗,*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6] ^ 学者们偶尔会引用这对无名对句,强调字母 *bāʾ* 的各种感官含义。
[7] ^ 伊斯兰历史上无数学者都曾警告过学术上的这一陷阱,包括五世纪/十一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8] ^ 见丹佛大学美国法律体系进步研究所,“美国法官常见问题解答”。
[9] ^ 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律师数量上升”。
[10] ^ 见非穆斯林学者 Wael Hallaq 和 Noah Feldman 的作品。
[11] ^ 关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称呼(*nisba*),历史上对于它是来自羊毛纺织者(*ghazzāl*)还是地名(Ghazāla)存在分歧。
[12] ^ 我修改了 Kenneth Honerkamp 的译文。
[13] ^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依靠授职证评估学者可靠性的局限性。
[14] ^ 《古兰经》33:21。
[15] ^ 《古兰经》17:94–95。
[16] ^ 见 Islamweb.net,“在不知道穆夫提身份的情况下从网站获取法特瓦的裁决”。
[17] ^ 这是当代毛里塔尼亚学者穆罕默德·哈桑·达杜(Muḥammad al-Ḥasan Wuld al-Dadaw)在讲座中引用的。
[18] ^ 不幸的是,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支持法国的反头巾立法,或者支持中东的独裁政权镇压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运动。
[19] ^ 见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20] ^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这一报告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没有完整的传述链,但在其他地方有可靠的传述链。
[21] ^ 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沙里亚规定丈夫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义务,决定了性别角色的基调。这并不是说沙里亚规范在不利条件下无法灵活执行。
[22] ^ 关于该报告归属于早期权威机构的信息,见相关链接。
[23] ^ Samy A. Ayoub, *Law, Empire, and the Sultan*, 22。
[24] ^ 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25] ^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 Ovamir Anjum, “Who Wants the Caliphate?”
[26] ^ Jonathan Brown, “Keeping Our Eye on the Ball: The Problem with the UAE Summit”。
[27] ^ 遗憾的是,这在好几个案例中都发生过。我在我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28] ^ Al-Azami, *Isla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29] ^ “圣行”若要被计算在内,必须是可靠传述的。
[30] ^ 这有力地反击了那种认为沙里亚无法被认识、因为存在太多不同解释的陈词滥调。每一种构成法律文化或文明基础的制度都会发展出解决争端的机制。
[31] ^ 我使用“伊斯兰视角”一词是为了让句子更通顺。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伊斯兰视角。
[32] ^ “精神虐待”一词在公共论述中被以多种方式使用。伊斯兰学者 Dr. Rania Awaad 和 Shaykh Rami Nsour 在我在此诉求的更谨慎意义上使用该词。
[33] ^ 这则圣训出现在包括提尔米济、阿布·达伍德、伊本·马哲等在内的多部圣训集中。
[34] ^ 在《清廉者园圃》中阅读完整报告。
[35] ^ 《古兰经》6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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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乌萨玛·阿扎米 (Usaama al-Az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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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精神的联结:教养方式如何塑造个体对安拉 ﷻ 的认知与信仰顺从

 
我们可以通过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爱如何使义务变得更容易且令人愉快。尽管母亲对孩子负有许多义务——如半夜起床、喂哺、换尿布、洗澡等——但深爱孩子的母亲会比不爱孩子的母亲更容易处理这些义务,甚至带着一种满足感。尽管她可能精疲力竭,但她将孩子视为巨大的恩慈,她的爱激发了她履行孩子需求的承诺。正是因为她强烈的爱,母亲身分的要求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愉说的。然而,如果为了别人的孩子,母亲可能会觉得履行这些同样的要求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爱是执行和接受神圣法令和命令时“知足”与“挫败”之间的分水岭。
 
## “慈爱的监护者”安拉 ﷻ 形象
 
与“宇宙警察”相对的另一种安拉 ﷻ 形象体现在安拉 ﷻ 的尊名**“监护者”(*al-Walī*)**中。这个尊名涵盖了许多其他的神圣德性和属性,包括“近邻者”(*al-Qarīb*)、“至爱者”(*al-Wadūd*)、“特慈者”(*al-Raḥīm*)、“托靠者”(*al-Wakīl*)和“援助者”(*al-Muʿīn*)。因此,归入“监护者”(*al-Walī*)旗下的安拉 ﷻ 属性,将对他主权的认可与他的慈爱、关怀、支持以及在他法令和命令中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作为监护者的安拉 ﷻ 出于对我们的关怀和爱而制定规范,并设立促进人类繁荣的规则。此外,他为那些努力服从他的人提供帮助,并对错误保持耐心和宽恕。**“监护者”(*al-Walī*)是支持你的“近邻者”,是关怀并保护你的“至爱者”。**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多次称自己为信士的监护者(*Walī*) [22]。
 
“慈爱的监护者”形象有助于对安拉 ﷻ 的托靠,因为人们意识到安拉 ﷻ 只会建议和命令对我们有利的行为。因此,建立这种形象的人不会将伊斯兰仅仅看作是一份“准许与禁止”的清单。相反,他们会积极寻求他的指导,因为他们知道幸福的秘密就在于遵循他的命令和接受他的法令。因此,他们与安拉 ﷻ 的关系是临近、托靠、顺从和关爱的。此外,他们理解虽然他的法律和宇宙法令最终植根于对信士的关怀,但他也是绝对有权的,能够追究人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对安拉 ﷻ 的大能和威严属性抱有敬畏,同时也理解他在人生旅途中一直爱护并支持着信士。“这是因为安拉 ﷻ 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不信道的人们,绝无保护者。” [23]
 
## 神圣命令背后慈爱的智慧
 
在一段深奥的“古都斯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安拉 ﷻ 解释了他的命令与他的爱之间的联系。先知 ﷺ 转述安拉 ﷻ 说道:“谁与我的‘瓦里’(*walī*,密友/受保护者)为敌,我确已向他宣战。我的仆人亲近我,没有什么比我规定的主命(*religious obligations*)更令我喜悦的了。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actions*)亲近我,直到我爱上他。当我爱上他时,我就是他听觉所依的听觉,他视觉所依的视觉,他抓握所依的手,他行走所依的脚。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赏赐;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佑……” [24]
 
这段圣训确立了:**安拉 ﷻ 命令我们从事那些能让我们最亲近他的行为,是为了使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爱最大化。**换说之,安拉 ﷻ 渴望与他的被造物临近,并帮助我们实现这种临近。作为我们的创造者,他知道哪些行为能增强我们与他之间的情感纽带,并正是将这些行为定为主命。一旦建立了互惠的关爱纽带,我们就能以安拉 ﷻ 所愿的方式看世界,以安拉 ﷻ 所愿的方式听声音,甚至我们的肢体也会按照安拉 ﷻ 所愿的方式运动。因此,真正崇拜的果实让我们从与造物主的疏远转向与他的亲密。
 
从另一个角度反思这段圣训,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āʾillāh)评论说,安拉 ﷻ 知道人们如果全凭自己,就不会认真寻求神圣之爱与亲密(*wilāya*)的道路。因此,他将那些引导向神圣之爱与亲密的行动规定为我们的义务,而这些行动最终引导人们进入乐园。因此,通过将这些义务强加于我们,他实际上是在将进入乐园变成我们的义务! [25]
 
在另一段深刻的反思中,伊本·泰米叶说:“我长期思索什么样的祈祷最有利,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祈求安拉 ﷻ 襄助我们履行崇拜他的义务。然后我意识到,这早已在《开端章》中体现,安拉 ﷻ 说:‘我们只崇拜你,求你襄助。’” [26]
 
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出于他深沉的爱,安拉 ﷻ 将最重要的祈祷内容变成了我们的义务,每天至少十七次!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想象一下如果一位慈爱的父亲告诉孩子们,他会满足他们的任何愿望。年幼的孩子可能会要最好的玩具或最大的房子,而聪明的孩子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该要什么最好。在进一步思考后,聪明的孩子说:“爸爸,我只是个孩子,并不真正知道该求什么。但我知道你深爱并关怀我,总是在为我的最大利益着想。因此,我能求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求你帮我做那些你知道对我最好的事,即便我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
 
将安拉 ﷻ 视为监护者(*al-Walī*)意味着他的法律命令和宇宙法令都植根于我们的最大利益,即便我们可能觉得难以遵循或难以理解。安拉 ﷻ 在《黄牛章》中告诉我们:“战争已成为你们的义务,而那是在你们看来是厌恶的。或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安拉 ﷻ 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27]
 
## 建立一个安拉 ﷻ 形象
 
尽管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反复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监护者”(*Walī*),但人们有时仍无法内化他的爱、临近、关怀和对我们的支持。悲哀的是,许多人内化了相反的安拉 ﷻ 形象——一个疏远的、警察般的神灵,他并不会襄助我们。人们是如何建立如此不同的安拉 ﷻ 形象的呢?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根据被明确教导的信息以及自己的经历来建立对安拉 ﷻ 的认知。仅仅告诉某人安拉 ﷻ 是慈爱的,不足以内化一个正确的安拉 ﷻ 形象。相反,他们必须通过人际关系真实地体验到爱、关怀和支持,才能最好地将这些体验归功于安拉 ﷻ 。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文章](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iness)中所称的对安拉 ﷻ 的“情感经验认知”,它受到我们与父母及他人关系的影响。童年、青春期和青年早期的亲子互动共同影响了我们安拉 ﷻ 形象的发展。我们之前曾说到,父母依恋是塑造我们与安拉 ﷻ 关系的基础。我们希望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特定的教养方法,我们认为这些方法与孩子长大后如何感知上帝有关:是感知为**一位应当奔向的慈爱创造者**,还是感知为**一种应当逃避的惩罚性力量**。最终,信士必须既内化对他宽恕的希望,又内化对他惩罚的恐惧。因此,一个健康的安拉 ﷻ 形象会引导信士出于爱和恐惧而奔向安拉 ﷻ ——正如先知 ﷺ 所说:“除了逃向你,别无避难所,也别无逃生处。” [29] 然而,拥有健康安拉 ﷻ 形象的人能识别神圣属性的平衡,正如安拉 ﷻ 说:“确乎,我的慈悯胜过我的恼怒。” [30]
 
## 教养方式
 
每位父母都会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生活经历形成一套养育子女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教养方式可以被定义为传达给孩子的一系列态度,这些态度共同创造了一种情感氛围,父母的行为就在这种氛围中得以表达 [31]。关于教养的研究确定了构成教养方式的两个核心维度:父母对孩子的 (1) **反应性(responsiveness)** 和 (2) **要求性(demandingness)** [32]。
 
**反应性**是指父母通过支持、接纳并关注孩子的需求和偏好,从而培养其自信和独立性的程度。反应性包括表现出温情、适度支持孩子的自主性,并在适当时进行理性的双向沟通 [33]。
 
**要求性**是指父母通过他们的期望、监督、管教努力以及面对违抗命令的孩子时愿意正面交锋的态度,要求孩子融入家庭和社会 [34]。要求性包括父母的监控、规则、后果以及控制孩子行为的方法。总而言之,反应性关注的是承认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而要求性关注的是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意愿 [35]。
 
基于反应性和要求性这两个维度,研究人员确定了四种常见的教养方式 [36]
**忽视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为普遍缺乏温情、支持,以及缺乏调节或控制孩子行为的尝试。忽视型父母不为孩子腾出时间,通常对孩子的生活不感兴趣。忽视型教养与孩子生活中的许多适应不良结果相关。
 
**放纵型教养**在反应性上很高,而在要求性上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温情和支持,但不包括对孩子特定行为或正当操守的期望。放纵型父母往往渴望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并希望孩子觉得他们很酷。放纵型教养也与儿童和青少年的许多适应不良行为相关。
 
**专制型教养**在反应性上较低,而在要求性上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较低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但具有高度的控制欲。专制型父母通常要求孩子在没有理性解释的情况下服从他们,并试图通过诉诸惩罚和对孩子情感的心理操纵(如通过撤回爱来惩罚孩子)来控制孩子的行为。
 
**权威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同时伴随着高度的期望。权威型父母通常表现出充分的爱,并创造一种情感氛围,让孩子能够表达他们对父母期望的想法和担忧。权威型父母在适当时会进行理性解释,并尝试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准则来调节孩子的行为。
 
鲍姆林德(Baumrind)在描述权威型父母时说:“她鼓励言语交流,并与孩子分享政策背后的理由。她既重视表达性属性也重视工具性属性,既重视自主意志也重视纪律严明的从众。因此,她在亲子分歧点上行使坚定的控制,但不会用各种限制把孩子困住。她承认自己作为成年人的特殊权利,但也承认孩子的个人利益和特殊方式。权威型父母肯定孩子目前的特质,但也为未来的行为设定标准。她同时运用理智和力量来实现目标。她的决定不基于群体共识或个别孩子的欲望;但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或神启的。” [37]
 
教养方式在儿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权威型家庭的孩子通常拥有最有利的学业和心理结果,如积极的自尊、自立和高学业成就。忽视型家庭的孩子发展结果最不理想,如低自尊、自我调节能力差、心理健康状况差以及学业表现差 [38]。放纵型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佳,并容易产生适应不良行为,如药物滥用、酗酒和校园不当行为;他们还被发现更依赖他人、不负责任且自私 [39]。最后,专制型家庭的孩子通常在学业上表现良好、遵守规则且服从长辈。然而,他们的从众和服从似乎因此其自我意识的沉重代价换来的。他们的自信心不足,且抑郁率高于来自权威型家庭的同龄人 [40]。通过被“压迫式地服从”,他们似乎失去了将自己视为自主且有能力的年轻人的能力 [41]。
 
虽然上述结果很重要,但我们作为信士根本关心的是培养崇拜安拉 ﷻ 并对他及其宗教有强力依恋的孩子。针对非穆斯林样本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安拉 ﷻ 形象会影响他们的教养方式,进而影响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拥有慈爱安拉 ﷻ 形象的父母更有可能培养出认为安拉 ﷻ 是慈爱的孩子,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疏远的父母则更有可能培养出同样看待安拉 ﷻ 的孩子 [42]。在一项针对五六岁儿童的全面研究中,将安拉 ﷻ 想象为疏远且严厉的母亲会采取更严厉的教养方式,且报告的温情、接纳和游戏性互动更少,这反过来预示了孩子眼中惩罚性的安拉 ﷻ 形象。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慈爱的母亲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其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也倾向于是慈爱的 [43]。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调查了穆斯林父母的教养方式如何预示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对安拉 ﷻ 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
 
## 父母的社会化
 
教养的目标是将正确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根植于孩子的心中,使他们最终将这些信仰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如果我们孩子只是在惩罚的威胁或持续的监视下才按要求行事,那么我们的教养是不成功的。父母的目标之一是使孩子社会化,让他们在保持个人完整性的同时,顺从他人的必要需求 [44]。从宗教角度来看,他人的需求首先包括对安拉 ﷻ 需求的坚持,其次是父母[合理的]需求 [45]。
 
父母如何让孩子顺从宗教和父母的需求?放纵型和忽视型父母对服从并不太感兴趣,因此他们通常会忽视孩子不遵守命令的行为,或者为孩子找借口,免除孩子遵守规则的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专制型和权威型父母都渴望孩子服从要求。因此,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重点关注父母可能遵循的两条通往截然不同结果的路径:专制型和权威型的促使孩子服从的方式。
 
**专制型父母**将教养过程视为单向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终权威,并认为规则不应被质疑。他们不考虑让孩子认同规则,因为可观察到的服从是主要的关注点。因此,他们认为没必要通过充满爱和支持的环境来激励孩子,因为他们相信孩子应该出于对父母权威的尊重而顺从。他们认为自己的爱通过坚定不移和持续监控孩子的行为来表达。当孩子要求规则的正当性或行为要求的解释时,专制型父母通常认为没必要做任何详述。通过这种严苛,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孩子对父母建议的抵触,而这种抵触可能会削弱他们参与养育所带来的原本有益的影响。
 
**权威型父母**则理解教养过程是双向且动态的。孩子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满足父母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愿望,也有关于如何打发时间的想法。权威型父母知道他们需要让成长中的孩子内化他们所推广的价值和行为。因此,通过创造一个温暖、支持且相互连接的情感氛围,他们能更有效地向孩子传递信仰和行为,因为孩子在这种慈爱的氛围中会变得更愿意接受社会化。权威性通过改变孩子的接受度来提高教养的有效性,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能力 [46]。例如,如果孩子与父母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坚持父母认为重要的行为来让父母感到自豪。此外,权威型父母会对孩子关于规则和要求的问题做出**充分响应**,解释为什么存在某些规则以及为什么需要某些行为。当父母能充分阐明其要求背后的意图时,孩子更有可能将这些规则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
 
## 托靠父母与神圣的权威
 
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并没有提供关于父母应该多久向孩子说明其要求背后目的的指导。与其在孩子每次问为什么必须做某事时都进行长谈,我们认为父母只需**充分响应**,达到让孩子学会托靠其判断的程度即可。换句话说,父母在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解释其理由时应当审慎。我们发现这与安拉 ﷻ 向我们传达命令的方式是一致的。虽然有许多例子显示安拉 ﷻ 向我们解释了我们行为背后的智慧和目的 [47],但也有其他时候他并未解释。例如,当安拉 ﷻ 告知天使他要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时,他们问为什么。安拉 ﷻ 没有给出回应,只是简单地说:“我确知你们所不知道的。” [48] 作为我们对安拉 ﷻ 顺从的一部分,有许多仪式方面的行动是我们无法完全理智化的(*ta’abbudi* 行动),且安拉 ﷻ 选择不向我们解释。这些仪式性义务,如特定礼拜的番数或在朝觐中向石柱(*jamarāt*)投石的数量,无论我们是否完全领会其背后的智慧,都需要顺从。因此,父母应当注意不要过度迎合孩子解释的要求,因为这很可能是为了在正确的安拉 ﷻ 形象建立后,为孩子顺从安拉 ﷻ 的需求做好准备。
 
专制型和权威型穆斯林父母的初衷都是好的,都希望将孩子培养成正直且有能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对孩子寄予厚望并对他的行为为设定要求。然而,他们表达要求和回应孩子需求的方式不同。例如,他们都想教导孩子安拉 ﷻ 是“立法者”(*al-Ḥakam*)。然而,他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来传达安拉 ﷻ 的权威。专制型父母可能更多地依赖外部激励因素,如恐惧和惩罚,作为对违抗的震慑。相比之下,权威型父母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建立内在动机,通过诉诸安拉 ﷻ 的喜悦和对他努力的赞赏来鼓励孩子。因此,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无意中向孩子传递一种“宇宙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而权威型父母则可能传递一种慈爱且保护性的立法者形象。正是这些教养方式的差异,导致其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产生巨大差异,并随后影响他们对他人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的体验(或缺乏这种体验)。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父母希望他们的青少年在和朋友外出前完成昏礼(*Maghrib*)并完成作业。父母想教孩子分清主次。如果青少年未能完成礼拜和指定任务,父母可以用专制或权威的方式处理。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对孩子大喊大叫,嘲笑他们不负责任,羞辱他们的违抗,并最终禁止他们进一步与朋友外出。而权威型父母可能会发布同样的禁令,但会冷静地处理,甚至可能花点时间解释理由,同时也允许孩子对此发表自己的想法。权威型父母还可能对孩子表示同理心,并解释礼拜和完成任务的重要性。通过清晰地表达禁止孩子外出玩耍的难过,但坚持必须遵守规则,权威型父母即使在坚持负面行为的后果时,也能维持慈爱的情感氛围。
 
## 实证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个教养理论,我们认为该理论可以预示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以及随后的宗教结果。为了测试这一理论,我们对加拿大各族裔、各年龄段的 701 名穆斯林进行了调查 [50]。约 55% 的样本(*n*=384)有孩子,45% 没有孩子(*n*=317)。有子女的父母被询问了他们对自己教养方式(权威型或专制型)的感知;而没有子女的青少年和青年则被询问了他们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感知。
 
我们处理的主要问题如下:
 
1. “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是否与“警察般”和“监护者”(*al-Walī*)的安拉 ﷻ 形象相关?
2. 父母自身的安拉 ﷻ 形象是否预示了专制型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教养方式反过来是否预示了父母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 ﷻ ?
3. 青少年和青年对父母专制型或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整体的安拉 ﷻ 形象?
4. 青少年和青年对专制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 ﷻ 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5. 青少年和青年对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支持且关怀”(*al-Walī*)的安拉 ﷻ 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 ﷻ 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 调查衡量标准与分析方法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安拉 ﷻ 形象、专制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及行为、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各方面的问题。以下列出了感兴趣的构念;衡量标准和完整的问题清单可以在附录 A 中找到。
 
* **安拉 ﷻ 形象**:对安拉 ﷻ 作为“宽恕的”、“关怀的”、“助人的”以及“警察般的”认知。将“关怀的”和“助人的”感知结合起来,形成“监护者”(*al-Walī*)的衡量标准。
* **专制型教养**:专制型教养的维度包括言语敌意、体罚、惩罚性策略以及指令性(如责骂和批评)。
* **权威型教养**:权威型教养的维度包括温情、参与以及理性引导/归因。
* **父母对安拉 ﷻ 形象的条件化**:父母援引安拉 ﷻ 的爱或愤怒来激励孩子的频率。
* **宗教困惑**:宗教困惑对一个人造成的频率、严重程度和困扰。
* **顺从抵触**:在不理解安拉 ﷻ 的智慧、经历厌恶事件以及祈祷(即 *duʿāʾ*)未获回应时的挫败感水平。
 
结构方程模型(SEM)被用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SEM 帮助我们理解过程是如何运行的,因为它允许我们测试我们认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构念之间的关联。
 
## 结果
 
在深入探讨主要结果之前,我们分享一些普遍感兴趣的发现。年龄与更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正相关(*r*= .31)。母亲自报的权威型教养水平略高于父亲。青少年和青年也报告他们的母亲比父亲更具权威性。不同族裔在安拉 ﷻ 形象或教养方式上没有显著差异。所有结果表格见附录 B。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安拉 ﷻ 形象是否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相关。我们发现,拥有“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与更多的顺从抵触(*r*= .49)和宗教困惑(*r*= .54)相关。我们还发现,将安拉 ﷻ 想象为“慈爱的监护者”与较少的顺从抵触(*r*= -.68)和较少的宗教困惑(*r*= -.61)相关。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父母自身的安拉 ﷻ 形象是否会与其教养方式相关,以及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他们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 ﷻ 。我们发现父母的安拉 ﷻ 形象与教养方式相关,并与父母为了让孩子服从要求而援引安拉 ﷻ 名义的方式相关。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结果分成两个图表。
 
**图 4**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与较少的专制型教养相关(*B* =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青少年和青年对自己父母教养方式(专制型或权威
## 讨论
 
本文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关于安拉 ﷻ 形象与各种精神挣扎及宗教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论。我们发现,感知父母为权威型的青少年和青年,也会感知安拉 ﷻ 为更关怀且支持的;而那些感知父母为专制型的,则会感知安拉 ﷻ 为更像警察的。**最终,将安拉 ﷻ 感知为“宇宙警察”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正相关,而将其感知为“慈爱的监护者”则与之负相关。**
 
## 从“瓦里”般的父母到“监护者”(*al-Walī*)安拉 ﷻ 
 
父母应当成为孩子慈爱的照顾者和保护者。这要求他们在充满爱的氛围中设定界限。只有要求而无温情(专制型)或只有温情而无要求(放纵型)都会导致次优的结果。因此,建议父母努力走中间路线,平衡温情与要求。我们的结果显示,对父母权威性的感知与感知安拉 ﷻ 为“监护者”(*al-Walī*)正相关,并伴随着高水平的顺从。因此,通过充当孩子的“瓦里”(*walī*),我们建立了他们对安拉 ﷻ 作为其“监护者”(*Walī*)的理解。
 
身处慈爱纽带中的孩子会发现,顺从父母和创造者提出的要求更容易。先知 ﷺ 对青少年表现出极大的温情和爱,并谴责那些拒绝向孩子表达爱的人。在听闻一个男人说他有十个孩子却从未亲吻过其中任何一个时,先知 ﷺ 说:“不慈悯人者,不获慈悯。” [54] 先知 ﷺ 习惯于用温情来鼓励服从。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转述,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曾握住他的手说:“穆阿兹啊,指安拉 ﷻ 发誓,我确是爱你。指安拉 ﷻ 发誓,我确是爱你。”并建议他在每番礼拜结束时念道:“主啊,求你襄助我纪念你、感谢你,并以最好的方式崇拜你。” [55] 伊本·阿巴斯转述,先知 ﷺ 拥抱他并说:“主啊,求你教导他经典。” [56] 每当法蒂玛进入先知的家,他都会为她起身,牵着她的手,亲吻她,并让她坐在他的位子上 [57]。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上的亲昵在培育孩子方面的价值。
 
除了先知 ﷺ 对他的女儿和同伴们表现出的温情外,他还通过不答应每一个请求来设定适当的限制。通过有时拒绝孩子的要求,我们可以防止他们的权利感并建立韧性。法蒂玛曾向先知 ﷺ 索要一名仆人来帮她做家务,但他没有答应,而是在晚上去她家,对她和她的丈夫阿里说:“我要告诉你们比那更好的吗?”并教导他们在睡觉前念诵三十三遍“赞主超绝”(*subḥān Allāh*)、三十三遍“万赞归主”(*al-ḥamd li-Allah*)和三十三遍“安拉 ﷻ 至大”(*Allah akbar*) [58]。由于他们与先知 ﷺ 之间的慈爱纽带和信任,他们感到的是感激而非怨恨。阿里说他一生中从未在任何一个夜晚漏掉过这些祈祷。他们深信先知 ﷺ 确知什么更好,这种信心植根于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爱与关怀。
 
适度的要求性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是必要的。然而,过度担心孩子的失败可能导致过度控制的行为,父母插手每一件琐事以确保成功。这种“风险规避型”教养不利于孩子的长期福祉。安拉 ﷻ 本人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他并没有屏蔽我们所有感知到的失败或伤害。相反,在他无限的智慧中,他有时允许我们失败并陷入黑暗,以便我们通过经历变得更强大。父母必须接受孩子在人生旅途中确实会犯错,且其中一些错误对他们的成功是必要的。
 
一旦父母给予孩子与年龄相称的自主权,他们就必须教导孩子关于忏悔(*tawba*)及其果实。父母必须提醒孩子,当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罪恶时,安拉 ﷻ 喜爱他们忏悔 [59]。那些犯错后忏悔的正直人的故事(如卡阿卜·本·马立克或伍侯德战役中的弓箭手),应当经常讲给孩子听,提醒他们永远不要对安拉 ﷻ 的怜悯和慈悲感到绝望 [60]。重要的是宽恕他们的错误,这样他们才能内化安拉 ﷻ 的宽恕。
 
## 在“放手”与“坚持”之间
 
在允许孩子探索世界与通过规范他的行为为来确保其安全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是当今教养中最难的方面。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往往与孩子周围的世俗价值观背道而驰。我们越是看重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就越会竭力捍卫它们,尤其是当我们认为它们受到主流文化的威胁时 [61]。宗教父母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对伊斯兰原本美丽的爱,可能会体现为一种压抑控制性的教养方式,最终疏远孩子与信仰(*dīn*)的关系。
 
这种 dynamic 在学步儿开始独立行走时就开始显现。父母最初对婴儿学会用双脚探索世界感到兴奋。他们用鼓励的话语、微笑的面容和张开的双臂来激励孩子迈出脚步。然而,正如许多父母可以证明的,随着意识到孩子现在可能会陷入各种麻烦(如滚下楼梯、走到街上或爬上桌子摔下来),这种热情可能会减退。因此,父母开始设定界限以确保孩子安全。他们可能会告诉孩子不要下楼梯、不要在外面乱跑或不要爬桌子。正是在这个生命阶段,孩子开始被社会化以按特定方式行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孩子必须学会克制个人的冒险欲望,学习顺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要求。
 
对父母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向孩子传达这些规则,因为没有孩子会在听到父母第一次指示后就心说诚服地顺从。这就是“反应性”和“要求性”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父母因为孩子没有立即顺从感到沮丧,他们是否会诉诸威胁、惩罚和心理操纵来确保孩子听话?例如,如果父母开始体罚孩子、对孩子尖叫或收回拥抱和亲吻,孩子很可能会学会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或对失去父母之爱与认可的恐惧而顺从。或者,父母可以选择在坚定的同时用爱来传达规则,意识到孩子不会立即顺从,且他们只是在遵循自然的好奇心尝试了解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顺从权威的行为在没有“失去爱”的恐惧下得以发展,并在顺从合法权威中获得了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62]。最终,如果孩子顺从人类权威的经验是与过度的惩罚威胁、收回爱、贿赂或胁迫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长大后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想象对安拉 ﷻ 的顺从。
 
## 爱与恐惧:驱动教养的力量
 
孩子是安拉 ﷻ 赐予的礼物,也是最深沉父爱母爱的接收者。然而,这种爱也带来了恐惧——对伤害的恐惧和对失去的恐惧。宗教父母尤其担心孩子违抗安拉 ﷻ ,并承担随后在今生和后世的后果。这种恐惧往往促使父母诉诸惩罚威胁来确保孩子顺从他们的要求和安拉 ﷻ 的要求。不幸的是,我们的结果表明,这种专制型教养尽管初衷良好,实际上却破坏了孩子对安拉 ﷻ 的理解和顺从。即使严苛的教养手段看似确保了孩子对宗教命令的服从,这种服从往往也是肤浅的表现,掩盖了对父母和安拉 ﷻ 的深层怨恨。孩子可能会将服从行为内化为负担,剥夺了其崇拜应有的喜悦和益处。
 
此外,对父亲专制性的感知似乎比母亲专制性的感知更有害。因此,父亲需要特别意识到自己严苛作风的影响。培养温暖且情感安全的关系,可能在传递宗教信仰和行为以及预防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方面更有效。正如伊本·贾齐所精辟表达的:单凭恐惧无法激励任何人。是爱在激励,恐惧在催促,希望在引导 [53]。
 
## 结语
 
我们的安拉 ﷻ 形象对我们顺从他的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将他感知为冷酷、疏远且警察般的,会导致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这种扭曲的安拉 ﷻ 形象,在最好的情况下导致的是“讨好”,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反对或拒绝信仰。然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监护者”(*al-Walī*),有助于对其充满爱的顺从,即便他的法令难以理解。当我们理解安拉 ﷻ 是我们的“监护者”时,我们就理解他所命令的一切都是他对信士关怀和慈悯的体现。安拉 ﷻ 的仁慈并不通过满足我们的愿望来体现,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对自己个人或集体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相反,作为我们慈爱的监护者,他为人类行为设定了适当的限制,使我们在今生和后世的福祉最大化。
 
父母对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拥有强大人际纽带和健康机构的理想社会中,其他成年人也能帮助在青少年心中根植正确的安拉 ﷻ 形象。不幸的是,在许多人居住的个人主义社会中,父母承担了比应有更大的责任。然而,他们仍然不是唯一的外部影响,安拉 ﷻ 形象的所有扭曲也并非全由父母造成。事实上,即使父母犯了错,孩子也具有相当的韧性,专制型教养在培养警察般安拉 ﷻ 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小到中等的(既非微不足道,也非巨大)。因此,父母不需要完美——只要“足够好”以促进健康发展即可。
 
尽管如此,父母应当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安拉 ﷻ 形象。他们也可以通过让孩子接触其他强化健康安拉 ﷻ 形象的社交者来获益。通过在不牺牲适度控制的情况下建立基于爱的关系,父母可以教会孩子不仅以知足和满意的状态顺从安拉 ﷻ ,还能尝到崇拜的甜蜜与喜悦,安拉 ﷻ 意欲。
 
## 附录 A
 
本研究中使用的所有调查项目(按构念分类)。
 
**“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我倾向于觉得安拉 ﷻ 就像一个“警察”,通过奖励和惩罚来执行规则。
* 你觉得你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主要是一系列规则和限制?
* 对我说,我的宗教似乎是一系列义务。
 
**“监护者”(*al-Walī*)安拉 ﷻ 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支持维度**
    * 在困境中,你多久会感到安拉 ﷻ 不在你身边?
    * 有时当我真的需要安拉 ﷻ 时,我倾向于感到被孤立了。
    * 在困境中,我倾向于感到没有从安拉 ﷻ 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
* **关怀维度**
    * 我感到安拉 ﷻ 慈悯的爱充盈着我的心。
    * 我感到安拉 ﷻ 一直在向我伸出援手。
    * 你多久能感受到安拉 ﷻ 对你深切的关怀?
 
**宽恕** —— 评分范围为 1 到 5
* 你多久会感到安拉 ﷻ 在生你的气?
* 我觉得安拉 ﷻ 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因为我不够好或者因为我犯了错。
* 当我面临苦难时,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安拉 ﷻ 不悦纳我。
 
**宗教困惑**
* 你体验到宗教困惑的频率如何?
* 有时,宗教困惑会动摇我的信仰。
* 当我面临艰辛时,我感到被关于宗教信仰的困惑所困扰。
* 我被安拉 ﷻ 的一些命令和裁决所困扰。
 
**对安拉 ﷻ 的顺服**
* 当我不理解安拉 ﷻ 在我生命中的智慧时,我感到沮丧/挫败。
* 当安拉 ﷻ 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或我爱的人身上时,我感到挫败/沮丧。
* 有时我会因为安拉 ﷻ 没有回应我的祈祷而感到挫败/沮丧。
 
**专制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通过剥夺我的特权来惩罚我(如电视、游戏、电脑、手机、拜访朋友)。
* 当我的母亲/父亲不赞成我的行为时,她会大声喊叫。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勃然大怒。
* 当我不听话时,我的母亲/父亲会打我。
* 当我的母亲/父亲生我的气时,她会收回她的爱(例如,她不给我拥抱和亲吻)。
* 当我的行为不符合她的期望时,我的母亲/父亲会责骂并羞辱我。
 
**权威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的感受和需求有回应。
* 我的母亲/父亲鼓励我谈论我的烦恼。
 
 
 
 
 
## 注释
 
[1] ^ 《古兰经》3:26。
[2] ^ 《古兰经》67:1。
[3] ^ 《古兰经》7:54。
[4] ^ 关于此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阅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Sh. Mohammad Elshinawy)的文章。Elshinawy, Mohammad, “Why Do People Suffer? God’s Existence & the Problem of Evil,” *Yaqeen*, 2018年7月2日,2021年2月14日更新。
[5] ^ 《古兰经》3:83。
[6] ^ 伊本·贾齐(Ibn al-Qayyim al-Jawziyya),“faṣl fi manzilat al-tawakkul,” 载于 *Madārij al-sālikīn* (Beirut: Dār Ibn Ḥazm, 2018), 397-415。
[7] ^ 伊本·贾齐,“faṣl fi manzilat al-taslīm,” 载于 *Madārij*, 421-424。
[8]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l-Imām Aḥmad*),第 26944 号。
[9] ^ 《古兰经》4:65。
[10] ^ 伊本·贾齐,*Madārij*, 421-424。
[11] ^ 同上。
[12] ^ Marsha Linehan, *DBT Skills Training Manual*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13] ^ 这一发现来自我们的分析,安拉 ﷻ 意欲,将发表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
[14] ^ Joseph Holmes, “Why Marvel Has Issues With God,” Religion Unplugged, 2022年7月13日。
[15] ^ 《古兰经》51:56。
[16] ^ Mohammad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Yaqeen*, 2017年12月26日,2020年10月21日更新。
[17] ^ 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Al-‘Ubudiyyah: Being a True Slave of Allah* (London: Ta-Ha, 1999);伊本·贾齐,*Maḥabbat Allāh ʿazz wa jall* (Beirut: Dār al-Yamāma, 2007);伊本·泰米叶,*Majmu’ al-fatāwa*。
[18] ^ 伊本·贾齐,*Miftāḥ dār al-sa‘ādah wa manshūr wilāyat al-‘ilm wa al-irādah* (Beirut: Dār al-Kutub al-‘Ilmīyya, 2002), 2:88–89。
[19] ^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2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6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43 号。
[21] ^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22] ^ 《古兰经》2:257; 4:45; 42:38。
[23] ^ 《古兰经》47:11。
[2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502 号。
[25] ^ 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aʾillah),*The Book of Aphorisms* (Malaysia: Islamic Book Trust, 2008)。
[26] ^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27] ^ 《古兰经》2:216。
[28] ^ 《古兰经》85:11;故事详情见相关链接。
[29]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4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10 号。
[3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3194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1 号。
[31] ^ Nancy Darling and Laurence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no. 3 (1993): 487。
[32] ^ Diana Baumrind,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no. 1p2 (1971): 1。
[33] ^ Diana Baumrind,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Adolescent Autonomy,”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no. 108 (2005): 61–69。
[34] ^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35] ^ 同上。
[36] ^ Eleanor E. Maccoby and John A. Marti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983。
[37] ^ Diana Baumrind, “Authoritarian vs.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Adolescence* 3, no. 11 (1968): 255。
[38] ^ Sofie Kuppens and Eva Ceulemans, “Parenting Styles: A Closer Look at a Well-Known Concep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 (2019): 168–181。
[39] ^ Marwan Dwairy and Kariman E. Menshar, “Parenting Style, Individ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Egypt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 no. 1 (2006): 103–117。
[40] ^ Adrian Furnham and Helen Cheng, “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ur, Self-Esteem and Happiness,”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5, no. 10 (2000)。
[41] ^ Susie D. Lamborn et al.,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2, no. 5 (1991): 1049–1065。
[42] ^ Bradley R. Hertel and Michael J. Donahue, “Parental Influences on God Images among Childre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95): 186–199。
[43] ^ Simone A. De Roos, Jurjen Iedema, and Siebren Miedema, “Influence of Maternal Denomination, God Concept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3, no. 4 (2004): 519–535。
[44] ^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45] ^ “安拉 ﷻ 的喜悦在于父母的喜悦,安拉 ﷻ 的恼怒在于父母的恼怒。”《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46]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47] ^ 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解释了一些义务和禁令的益处和原因。例如礼拜(29:45; 20:14)、饮酒和赌博(2:219; 5:90–91)。
[48] ^ 《古兰经》2:30。
[49] ^ 没有父母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贯的权威型或专制型。教养方式是标签,指代不同教养实践的相对使用。
[50] ^ 样本中,78% 为女性,22% 为男性。族裔包括 56% 南亚裔、21% 阿拉伯裔、10% 非裔等。
[51] ^ 标准化 Beta 系数 (*B*) 的解释:自变量 X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因变量 Y 随之产生的标准差变化量。
[52] ^ Hassan Elwan and Osman Umarji, “The Alchemy of Divine Love...,” *Yaqeen*, 2022年12月29日。
[53] ^ Ovamir Anjum, *Ranks of the Divine Seekers: A Translation of Madārij al-sālikīn...* (Leiden: Brill, 2022)。
[5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318 号。
[55]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522 号;《奈萨仪圣训集》,第 1303 号。
[56]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75 号。
[57]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872 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5217 号。
[5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362 号。
[59] ^ 《古兰经》2:222。
[60]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47 号。
[61] ^ Karen Bogenschneider et al., “Parent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Peer Orient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9, no. 6 (1998): 1672–1688。
[62] ^ Daniel J. Heinrichs,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Parataxic Distortions in the Image of God,”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0, no. 2 (1982): 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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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斯曼·乌马尔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哈桑·埃尔万博士(Dr. Hassan Elwan)****
 

* 当我难过时,我的母亲/父亲会给我安慰和理解。
* 我的母亲/父亲赞美(表扬)我。
* 我和我的母亲/父亲有温暖且亲密的相处时光。
* 我的母亲/父亲会解释为什么我必须遵守她/他的规则。
 
## 附录 B
 
 
虽然对失败的恐惧可能助长专制型教养,但另一种恐惧可能助长其反面。如果父母害怕让孩子不快或失去孩子的爱,他们可能会诉诸放纵型教养,即过度温情和响应而不行使任何控制。虽然我们在本研究中未明确衡量放纵型教养,但我们认为这种教养方式可能会培养孩子的权利感,并将安拉 ﷻ 认知为“宇宙愿望满足者”。当安拉 ﷻ 没有给予他们所要求的,孩子可能会产生宗教困惑。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调查产生权利感的路径及其后果。我们这里的目标是提醒父母警惕任何一种极端的“基于恐惧的教养”,因为从专制型到放纵型的过度修正,或反之也然,都可能导致安拉 ﷻ 形象的扭曲和适应不良的心理精神结果。这些过度的恐惧和焦虑的教养倾向,可能反映了父母自身的顺从抵触,因为他们难以接受自己无法阻止孩子生活中的艰辛。
 
**图 11** 描绘了这两种形式的基于恐惧的教养的潜在后果。
 

## 打破扭曲安拉 ﷻ 形象的跨代传递
 
我们的结果表明,父母的安拉 ﷻ 形象塑造了教养方式。将安拉 ﷻ 想象为仁慈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权威型教养,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严厉且冷酷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专制型教养。因此,强烈鼓励父母为了自己的信仰并作为给配偶和孩子的礼物,去提升自己的安拉 ﷻ 形象。父母可以通过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来打破扭曲安拉 ﷻ 形象的跨代传递。他们应当专注于学习[安拉 ﷻ 的尊名与属性](https://yaqeeninstitute.org/series/names-of-allah),并与能帮助他们全面且情感性地体验安拉 ﷻ 属性的宗教教育者建立个人关系。**图 10** 阐述了我们的理论框架,将心理精神挣扎与扭曲安拉 ﷻ 形象的跨代传递联系起来。
 


**图 8**(父亲的权威性)和**图 9**(母亲的权威性)展示了处理第五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权威型教养、建立“监护者”(*al-Walī*)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 ﷻ 顺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从事权威型教养,与报告更仁慈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将其视为关怀、助人且慈爱的保护者)相关。随后,感知到安拉 ﷻ 是“监护者”(*al-Walī*)与更少的宗教困惑和更多的对安拉 ﷻ 法令的顺从相关。SEM 的完整结果见附录 B。
 

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是专制型的,与报告更具“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相关。随后,持有“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有趣的是,感知到父亲是专制型的,也与宗教困惑(*B* = .13)和顺从抵触(*B* = .19)直接相关;而对母亲专制性的感知仅通过安拉 ﷻ 形象的扭曲间接与这些结果相关。
 
型)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自己的安拉 ﷻ 形象。我们发现对教养方式的感知与安拉 ﷻ 形象相关。青少年和青年对母亲专制性(*r* = -.12, *p* = .04)和父亲专制性(*r* = -.1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较不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而对母亲权威性(*r* = .15, *p* = .01)和父亲权威性(*r* = .2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更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这一发现告诉我们,对专制型和权威型教养的感知可以预示青少年和青年的整体安拉 ﷻ 形象。
 
我们的**第四和第五个研究问题**调查了感知到的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我们之前提到的两种特定安拉 ﷻ 形象:“警察般”的形象和“慈爱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我们还想了解这些形象如何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图 6**(父亲的专制性)和**图 7**(母亲的专制性)展示了处理第四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专制型教养、“警察般”安拉 ﷻ 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 ﷻ 顺从之间的关系。
 

-.18) [51],而专制型教养与父母更频繁地援引安拉 ﷻ 的愤怒和惩罚作为抑制不良行为的方式相关(*B* = .27)。换说之,父母越是将安拉 ﷻ 想象为关怀、怜悯、宽恕和宽大的,他们报告使用的专制型教养实践就越少。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报告使用专制型教养实践的父母,报告援引安拉 ﷻ 愤怒和惩罚的频率更高。
 
**图 5**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与更多的权威型教养相关(*B* = .20),而权威型教养与父母更频繁地援引安拉 ﷻ 的爱和赏识作为鼓励理想行为的方式相关(*B* = .43)。换说之,父母越是将安拉 ﷻ 想象为关怀、怜悯、宽恕和宽大的,他们报告使用的权威型教养实践就越多。这一点同样很有意义,因为报告使用权威型教养实践的父母,报告援引安拉 ﷻ 之爱和赏识的频率更高。
 
 
尽管两种情况下的后果看起来是一样的,但表达方式决定了差异。专制型父母向孩子传递了额外的心理痛苦,滋生了羞耻感和无价值感。权威型父母则传递了相反的信息:孩子能够识别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不会内化一种贬低的自我意识。此外,孩子意识到后果绝不会给父母带来任何快乐,但对于维持责任感是必要的。因此,即使在失去快乐来源时,孩子仍能感受到父母慈爱的温暖。
 
因此,专制型父母与权威型父母之间存在两个主要区别 [49]。首先,专制型父母在表达要求以控制孩子行为时,会诉诸心理策略,如羞辱或收回爱。其次,专制型父母不会在温暖且情感支持的环境中缓冲他们的要求。这往往会创造一种恐惧、怨恨和疏远的氛围。孩子不会将父母的要求解读为爱的表达,这可能会催生对这些要求的怨恨感。我们在下方的图 3 中描绘了父母控制的差异。
 
。如果我们将反应性放在纵轴,要求性放在横轴,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见图 2)四种教养方式:
 
1. **权威型教养**(Authoritative parenting,右上)
2. **专制型教养**(Authoritarian parenting,右下)
3. **放纵型教养**(Permissive parenting,左上)
4. **忽视型教养**(Neglectful parenting,左下)
 
 
理解安拉 ﷻ 作为我们的“监护者”,就是理解他是根据神圣那无限智慧的视角来襄助我们,而非根据人类有限的认知。因此,安拉 ﷻ 关怀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我们欲望的满足。事实上,他的襄助和关怀往往会体现为世俗的痛苦和损失。例如,《星座章》(*Surat al-Burūj*)中提到的“壕堑里的百姓”,尽管他们对安拉 ﷻ 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却全都被暴君杀害。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巨大的损失而非成功,但安拉 ﷻ 宣告他们的殉教和进入乐园才是“伟大的成功” [28]。
 
**因此,他的襄助和支持不应被理解为让我们在表象上战胜敌人,而是让任何敌人都无法压倒我们崇拜安拉 ﷻ 的意志。**有人曾精辟地说道:与安拉 ﷻ 一同航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遇到任何波浪,而是意味着我们航行在一艘任何波浪都无法使其沉没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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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爱如何使义务变得更容易且令人愉快。尽管母亲对孩子负有许多义务——如半夜起床、喂哺、换尿布、洗澡等——但深爱孩子的母亲会比不爱孩子的母亲更容易处理这些义务,甚至带着一种满足感。尽管她可能精疲力竭,但她将孩子视为巨大的恩慈,她的爱激发了她履行孩子需求的承诺。正是因为她强烈的爱,母亲身分的要求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愉说的。然而,如果为了别人的孩子,母亲可能会觉得履行这些同样的要求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爱是执行和接受神圣法令和命令时“知足”与“挫败”之间的分水岭。
 
## “慈爱的监护者”安拉 ﷻ 形象
 
与“宇宙警察”相对的另一种安拉 ﷻ 形象体现在安拉 ﷻ 的尊名**“监护者”(*al-Walī*)**中。这个尊名涵盖了许多其他的神圣德性和属性,包括“近邻者”(*al-Qarīb*)、“至爱者”(*al-Wadūd*)、“特慈者”(*al-Raḥīm*)、“托靠者”(*al-Wakīl*)和“援助者”(*al-Muʿīn*)。因此,归入“监护者”(*al-Walī*)旗下的安拉 ﷻ 属性,将对他主权的认可与他的慈爱、关怀、支持以及在他法令和命令中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作为监护者的安拉 ﷻ 出于对我们的关怀和爱而制定规范,并设立促进人类繁荣的规则。此外,他为那些努力服从他的人提供帮助,并对错误保持耐心和宽恕。**“监护者”(*al-Walī*)是支持你的“近邻者”,是关怀并保护你的“至爱者”。**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多次称自己为信士的监护者(*Walī*) [22]。
 
“慈爱的监护者”形象有助于对安拉 ﷻ 的托靠,因为人们意识到安拉 ﷻ 只会建议和命令对我们有利的行为。因此,建立这种形象的人不会将伊斯兰仅仅看作是一份“准许与禁止”的清单。相反,他们会积极寻求他的指导,因为他们知道幸福的秘密就在于遵循他的命令和接受他的法令。因此,他们与安拉 ﷻ 的关系是临近、托靠、顺从和关爱的。此外,他们理解虽然他的法律和宇宙法令最终植根于对信士的关怀,但他也是绝对有权的,能够追究人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对安拉 ﷻ 的大能和威严属性抱有敬畏,同时也理解他在人生旅途中一直爱护并支持着信士。“这是因为安拉 ﷻ 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不信道的人们,绝无保护者。” [23]
 
## 神圣命令背后慈爱的智慧
 
在一段深奥的“古都斯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安拉 ﷻ 解释了他的命令与他的爱之间的联系。先知 ﷺ 转述安拉 ﷻ 说道:“谁与我的‘瓦里’(*walī*,密友/受保护者)为敌,我确已向他宣战。我的仆人亲近我,没有什么比我规定的主命(*religious obligations*)更令我喜悦的了。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actions*)亲近我,直到我爱上他。当我爱上他时,我就是他听觉所依的听觉,他视觉所依的视觉,他抓握所依的手,他行走所依的脚。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赏赐;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佑……” [24]
 
这段圣训确立了:**安拉 ﷻ 命令我们从事那些能让我们最亲近他的行为,是为了使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爱最大化。**换说之,安拉 ﷻ 渴望与他的被造物临近,并帮助我们实现这种临近。作为我们的创造者,他知道哪些行为能增强我们与他之间的情感纽带,并正是将这些行为定为主命。一旦建立了互惠的关爱纽带,我们就能以安拉 ﷻ 所愿的方式看世界,以安拉 ﷻ 所愿的方式听声音,甚至我们的肢体也会按照安拉 ﷻ 所愿的方式运动。因此,真正崇拜的果实让我们从与造物主的疏远转向与他的亲密。
 
从另一个角度反思这段圣训,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āʾillāh)评论说,安拉 ﷻ 知道人们如果全凭自己,就不会认真寻求神圣之爱与亲密(*wilāya*)的道路。因此,他将那些引导向神圣之爱与亲密的行动规定为我们的义务,而这些行动最终引导人们进入乐园。因此,通过将这些义务强加于我们,他实际上是在将进入乐园变成我们的义务! [25]
 
在另一段深刻的反思中,伊本·泰米叶说:“我长期思索什么样的祈祷最有利,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祈求安拉 ﷻ 襄助我们履行崇拜他的义务。然后我意识到,这早已在《开端章》中体现,安拉 ﷻ 说:‘我们只崇拜你,求你襄助。’” [26]
 
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出于他深沉的爱,安拉 ﷻ 将最重要的祈祷内容变成了我们的义务,每天至少十七次!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想象一下如果一位慈爱的父亲告诉孩子们,他会满足他们的任何愿望。年幼的孩子可能会要最好的玩具或最大的房子,而聪明的孩子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该要什么最好。在进一步思考后,聪明的孩子说:“爸爸,我只是个孩子,并不真正知道该求什么。但我知道你深爱并关怀我,总是在为我的最大利益着想。因此,我能求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求你帮我做那些你知道对我最好的事,即便我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
 
将安拉 ﷻ 视为监护者(*al-Walī*)意味着他的法律命令和宇宙法令都植根于我们的最大利益,即便我们可能觉得难以遵循或难以理解。安拉 ﷻ 在《黄牛章》中告诉我们:“战争已成为你们的义务,而那是在你们看来是厌恶的。或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安拉 ﷻ 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27]
 
## 建立一个安拉 ﷻ 形象
 
尽管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反复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监护者”(*Walī*),但人们有时仍无法内化他的爱、临近、关怀和对我们的支持。悲哀的是,许多人内化了相反的安拉 ﷻ 形象——一个疏远的、警察般的神灵,他并不会襄助我们。人们是如何建立如此不同的安拉 ﷻ 形象的呢?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根据被明确教导的信息以及自己的经历来建立对安拉 ﷻ 的认知。仅仅告诉某人安拉 ﷻ 是慈爱的,不足以内化一个正确的安拉 ﷻ 形象。相反,他们必须通过人际关系真实地体验到爱、关怀和支持,才能最好地将这些体验归功于安拉 ﷻ 。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文章](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iness)中所称的对安拉 ﷻ 的“情感经验认知”,它受到我们与父母及他人关系的影响。童年、青春期和青年早期的亲子互动共同影响了我们安拉 ﷻ 形象的发展。我们之前曾说到,父母依恋是塑造我们与安拉 ﷻ 关系的基础。我们希望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特定的教养方法,我们认为这些方法与孩子长大后如何感知上帝有关:是感知为**一位应当奔向的慈爱创造者**,还是感知为**一种应当逃避的惩罚性力量**。最终,信士必须既内化对他宽恕的希望,又内化对他惩罚的恐惧。因此,一个健康的安拉 ﷻ 形象会引导信士出于爱和恐惧而奔向安拉 ﷻ ——正如先知 ﷺ 所说:“除了逃向你,别无避难所,也别无逃生处。” [29] 然而,拥有健康安拉 ﷻ 形象的人能识别神圣属性的平衡,正如安拉 ﷻ 说:“确乎,我的慈悯胜过我的恼怒。” [30]
 
## 教养方式
 
每位父母都会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生活经历形成一套养育子女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教养方式可以被定义为传达给孩子的一系列态度,这些态度共同创造了一种情感氛围,父母的行为就在这种氛围中得以表达 [31]。关于教养的研究确定了构成教养方式的两个核心维度:父母对孩子的 (1) **反应性(responsiveness)** 和 (2) **要求性(demandingness)** [32]。
 
**反应性**是指父母通过支持、接纳并关注孩子的需求和偏好,从而培养其自信和独立性的程度。反应性包括表现出温情、适度支持孩子的自主性,并在适当时进行理性的双向沟通 [33]。
 
**要求性**是指父母通过他们的期望、监督、管教努力以及面对违抗命令的孩子时愿意正面交锋的态度,要求孩子融入家庭和社会 [34]。要求性包括父母的监控、规则、后果以及控制孩子行为的方法。总而言之,反应性关注的是承认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而要求性关注的是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意愿 [35]。
 
基于反应性和要求性这两个维度,研究人员确定了四种常见的教养方式 [36]
**忽视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为普遍缺乏温情、支持,以及缺乏调节或控制孩子行为的尝试。忽视型父母不为孩子腾出时间,通常对孩子的生活不感兴趣。忽视型教养与孩子生活中的许多适应不良结果相关。
 
**放纵型教养**在反应性上很高,而在要求性上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温情和支持,但不包括对孩子特定行为或正当操守的期望。放纵型父母往往渴望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并希望孩子觉得他们很酷。放纵型教养也与儿童和青少年的许多适应不良行为相关。
 
**专制型教养**在反应性上较低,而在要求性上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较低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但具有高度的控制欲。专制型父母通常要求孩子在没有理性解释的情况下服从他们,并试图通过诉诸惩罚和对孩子情感的心理操纵(如通过撤回爱来惩罚孩子)来控制孩子的行为。
 
**权威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同时伴随着高度的期望。权威型父母通常表现出充分的爱,并创造一种情感氛围,让孩子能够表达他们对父母期望的想法和担忧。权威型父母在适当时会进行理性解释,并尝试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准则来调节孩子的行为。
 
鲍姆林德(Baumrind)在描述权威型父母时说:“她鼓励言语交流,并与孩子分享政策背后的理由。她既重视表达性属性也重视工具性属性,既重视自主意志也重视纪律严明的从众。因此,她在亲子分歧点上行使坚定的控制,但不会用各种限制把孩子困住。她承认自己作为成年人的特殊权利,但也承认孩子的个人利益和特殊方式。权威型父母肯定孩子目前的特质,但也为未来的行为设定标准。她同时运用理智和力量来实现目标。她的决定不基于群体共识或个别孩子的欲望;但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或神启的。” [37]
 
教养方式在儿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权威型家庭的孩子通常拥有最有利的学业和心理结果,如积极的自尊、自立和高学业成就。忽视型家庭的孩子发展结果最不理想,如低自尊、自我调节能力差、心理健康状况差以及学业表现差 [38]。放纵型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佳,并容易产生适应不良行为,如药物滥用、酗酒和校园不当行为;他们还被发现更依赖他人、不负责任且自私 [39]。最后,专制型家庭的孩子通常在学业上表现良好、遵守规则且服从长辈。然而,他们的从众和服从似乎因此其自我意识的沉重代价换来的。他们的自信心不足,且抑郁率高于来自权威型家庭的同龄人 [40]。通过被“压迫式地服从”,他们似乎失去了将自己视为自主且有能力的年轻人的能力 [41]。
 
虽然上述结果很重要,但我们作为信士根本关心的是培养崇拜安拉 ﷻ 并对他及其宗教有强力依恋的孩子。针对非穆斯林样本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安拉 ﷻ 形象会影响他们的教养方式,进而影响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拥有慈爱安拉 ﷻ 形象的父母更有可能培养出认为安拉 ﷻ 是慈爱的孩子,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疏远的父母则更有可能培养出同样看待安拉 ﷻ 的孩子 [42]。在一项针对五六岁儿童的全面研究中,将安拉 ﷻ 想象为疏远且严厉的母亲会采取更严厉的教养方式,且报告的温情、接纳和游戏性互动更少,这反过来预示了孩子眼中惩罚性的安拉 ﷻ 形象。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慈爱的母亲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其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也倾向于是慈爱的 [43]。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调查了穆斯林父母的教养方式如何预示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对安拉 ﷻ 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
 
## 父母的社会化
 
教养的目标是将正确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根植于孩子的心中,使他们最终将这些信仰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如果我们孩子只是在惩罚的威胁或持续的监视下才按要求行事,那么我们的教养是不成功的。父母的目标之一是使孩子社会化,让他们在保持个人完整性的同时,顺从他人的必要需求 [44]。从宗教角度来看,他人的需求首先包括对安拉 ﷻ 需求的坚持,其次是父母[合理的]需求 [45]。
 
父母如何让孩子顺从宗教和父母的需求?放纵型和忽视型父母对服从并不太感兴趣,因此他们通常会忽视孩子不遵守命令的行为,或者为孩子找借口,免除孩子遵守规则的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专制型和权威型父母都渴望孩子服从要求。因此,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重点关注父母可能遵循的两条通往截然不同结果的路径:专制型和权威型的促使孩子服从的方式。
 
**专制型父母**将教养过程视为单向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终权威,并认为规则不应被质疑。他们不考虑让孩子认同规则,因为可观察到的服从是主要的关注点。因此,他们认为没必要通过充满爱和支持的环境来激励孩子,因为他们相信孩子应该出于对父母权威的尊重而顺从。他们认为自己的爱通过坚定不移和持续监控孩子的行为来表达。当孩子要求规则的正当性或行为要求的解释时,专制型父母通常认为没必要做任何详述。通过这种严苛,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孩子对父母建议的抵触,而这种抵触可能会削弱他们参与养育所带来的原本有益的影响。
 
**权威型父母**则理解教养过程是双向且动态的。孩子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满足父母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愿望,也有关于如何打发时间的想法。权威型父母知道他们需要让成长中的孩子内化他们所推广的价值和行为。因此,通过创造一个温暖、支持且相互连接的情感氛围,他们能更有效地向孩子传递信仰和行为,因为孩子在这种慈爱的氛围中会变得更愿意接受社会化。权威性通过改变孩子的接受度来提高教养的有效性,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能力 [46]。例如,如果孩子与父母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坚持父母认为重要的行为来让父母感到自豪。此外,权威型父母会对孩子关于规则和要求的问题做出**充分响应**,解释为什么存在某些规则以及为什么需要某些行为。当父母能充分阐明其要求背后的意图时,孩子更有可能将这些规则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
 
## 托靠父母与神圣的权威
 
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并没有提供关于父母应该多久向孩子说明其要求背后目的的指导。与其在孩子每次问为什么必须做某事时都进行长谈,我们认为父母只需**充分响应**,达到让孩子学会托靠其判断的程度即可。换句话说,父母在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解释其理由时应当审慎。我们发现这与安拉 ﷻ 向我们传达命令的方式是一致的。虽然有许多例子显示安拉 ﷻ 向我们解释了我们行为背后的智慧和目的 [47],但也有其他时候他并未解释。例如,当安拉 ﷻ 告知天使他要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时,他们问为什么。安拉 ﷻ 没有给出回应,只是简单地说:“我确知你们所不知道的。” [48] 作为我们对安拉 ﷻ 顺从的一部分,有许多仪式方面的行动是我们无法完全理智化的(*ta’abbudi* 行动),且安拉 ﷻ 选择不向我们解释。这些仪式性义务,如特定礼拜的番数或在朝觐中向石柱(*jamarāt*)投石的数量,无论我们是否完全领会其背后的智慧,都需要顺从。因此,父母应当注意不要过度迎合孩子解释的要求,因为这很可能是为了在正确的安拉 ﷻ 形象建立后,为孩子顺从安拉 ﷻ 的需求做好准备。
 
专制型和权威型穆斯林父母的初衷都是好的,都希望将孩子培养成正直且有能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对孩子寄予厚望并对他的行为为设定要求。然而,他们表达要求和回应孩子需求的方式不同。例如,他们都想教导孩子安拉 ﷻ 是“立法者”(*al-Ḥakam*)。然而,他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来传达安拉 ﷻ 的权威。专制型父母可能更多地依赖外部激励因素,如恐惧和惩罚,作为对违抗的震慑。相比之下,权威型父母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建立内在动机,通过诉诸安拉 ﷻ 的喜悦和对他努力的赞赏来鼓励孩子。因此,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无意中向孩子传递一种“宇宙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而权威型父母则可能传递一种慈爱且保护性的立法者形象。正是这些教养方式的差异,导致其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产生巨大差异,并随后影响他们对他人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的体验(或缺乏这种体验)。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父母希望他们的青少年在和朋友外出前完成昏礼(*Maghrib*)并完成作业。父母想教孩子分清主次。如果青少年未能完成礼拜和指定任务,父母可以用专制或权威的方式处理。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对孩子大喊大叫,嘲笑他们不负责任,羞辱他们的违抗,并最终禁止他们进一步与朋友外出。而权威型父母可能会发布同样的禁令,但会冷静地处理,甚至可能花点时间解释理由,同时也允许孩子对此发表自己的想法。权威型父母还可能对孩子表示同理心,并解释礼拜和完成任务的重要性。通过清晰地表达禁止孩子外出玩耍的难过,但坚持必须遵守规则,权威型父母即使在坚持负面行为的后果时,也能维持慈爱的情感氛围。
 
## 实证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个教养理论,我们认为该理论可以预示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以及随后的宗教结果。为了测试这一理论,我们对加拿大各族裔、各年龄段的 701 名穆斯林进行了调查 [50]。约 55% 的样本(*n*=384)有孩子,45% 没有孩子(*n*=317)。有子女的父母被询问了他们对自己教养方式(权威型或专制型)的感知;而没有子女的青少年和青年则被询问了他们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感知。
 
我们处理的主要问题如下:
 
1. “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是否与“警察般”和“监护者”(*al-Walī*)的安拉 ﷻ 形象相关?
2. 父母自身的安拉 ﷻ 形象是否预示了专制型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教养方式反过来是否预示了父母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 ﷻ ?
3. 青少年和青年对父母专制型或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整体的安拉 ﷻ 形象?
4. 青少年和青年对专制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 ﷻ 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5. 青少年和青年对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支持且关怀”(*al-Walī*)的安拉 ﷻ 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 ﷻ 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 调查衡量标准与分析方法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安拉 ﷻ 形象、专制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及行为、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各方面的问题。以下列出了感兴趣的构念;衡量标准和完整的问题清单可以在附录 A 中找到。
 
* **安拉 ﷻ 形象**:对安拉 ﷻ 作为“宽恕的”、“关怀的”、“助人的”以及“警察般的”认知。将“关怀的”和“助人的”感知结合起来,形成“监护者”(*al-Walī*)的衡量标准。
* **专制型教养**:专制型教养的维度包括言语敌意、体罚、惩罚性策略以及指令性(如责骂和批评)。
* **权威型教养**:权威型教养的维度包括温情、参与以及理性引导/归因。
* **父母对安拉 ﷻ 形象的条件化**:父母援引安拉 ﷻ 的爱或愤怒来激励孩子的频率。
* **宗教困惑**:宗教困惑对一个人造成的频率、严重程度和困扰。
* **顺从抵触**:在不理解安拉 ﷻ 的智慧、经历厌恶事件以及祈祷(即 *duʿāʾ*)未获回应时的挫败感水平。
 
结构方程模型(SEM)被用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SEM 帮助我们理解过程是如何运行的,因为它允许我们测试我们认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构念之间的关联。
 
## 结果
 
在深入探讨主要结果之前,我们分享一些普遍感兴趣的发现。年龄与更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正相关(*r*= .31)。母亲自报的权威型教养水平略高于父亲。青少年和青年也报告他们的母亲比父亲更具权威性。不同族裔在安拉 ﷻ 形象或教养方式上没有显著差异。所有结果表格见附录 B。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安拉 ﷻ 形象是否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相关。我们发现,拥有“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与更多的顺从抵触(*r*= .49)和宗教困惑(*r*= .54)相关。我们还发现,将安拉 ﷻ 想象为“慈爱的监护者”与较少的顺从抵触(*r*= -.68)和较少的宗教困惑(*r*= -.61)相关。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父母自身的安拉 ﷻ 形象是否会与其教养方式相关,以及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他们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 ﷻ 。我们发现父母的安拉 ﷻ 形象与教养方式相关,并与父母为了让孩子服从要求而援引安拉 ﷻ 名义的方式相关。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结果分成两个图表。
 
**图 4**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与较少的专制型教养相关(*B* =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青少年和青年对自己父母教养方式(专制型或权威
## 讨论
 
本文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关于安拉 ﷻ 形象与各种精神挣扎及宗教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论。我们发现,感知父母为权威型的青少年和青年,也会感知安拉 ﷻ 为更关怀且支持的;而那些感知父母为专制型的,则会感知安拉 ﷻ 为更像警察的。**最终,将安拉 ﷻ 感知为“宇宙警察”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正相关,而将其感知为“慈爱的监护者”则与之负相关。**
 
## 从“瓦里”般的父母到“监护者”(*al-Walī*)安拉 ﷻ 
 
父母应当成为孩子慈爱的照顾者和保护者。这要求他们在充满爱的氛围中设定界限。只有要求而无温情(专制型)或只有温情而无要求(放纵型)都会导致次优的结果。因此,建议父母努力走中间路线,平衡温情与要求。我们的结果显示,对父母权威性的感知与感知安拉 ﷻ 为“监护者”(*al-Walī*)正相关,并伴随着高水平的顺从。因此,通过充当孩子的“瓦里”(*walī*),我们建立了他们对安拉 ﷻ 作为其“监护者”(*Walī*)的理解。
 
身处慈爱纽带中的孩子会发现,顺从父母和创造者提出的要求更容易。先知 ﷺ 对青少年表现出极大的温情和爱,并谴责那些拒绝向孩子表达爱的人。在听闻一个男人说他有十个孩子却从未亲吻过其中任何一个时,先知 ﷺ 说:“不慈悯人者,不获慈悯。” [54] 先知 ﷺ 习惯于用温情来鼓励服从。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转述,安拉 ﷻ 的使者 ﷺ 曾握住他的手说:“穆阿兹啊,指安拉 ﷻ 发誓,我确是爱你。指安拉 ﷻ 发誓,我确是爱你。”并建议他在每番礼拜结束时念道:“主啊,求你襄助我纪念你、感谢你,并以最好的方式崇拜你。” [55] 伊本·阿巴斯转述,先知 ﷺ 拥抱他并说:“主啊,求你教导他经典。” [56] 每当法蒂玛进入先知的家,他都会为她起身,牵着她的手,亲吻她,并让她坐在他的位子上 [57]。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上的亲昵在培育孩子方面的价值。
 
除了先知 ﷺ 对他的女儿和同伴们表现出的温情外,他还通过不答应每一个请求来设定适当的限制。通过有时拒绝孩子的要求,我们可以防止他们的权利感并建立韧性。法蒂玛曾向先知 ﷺ 索要一名仆人来帮她做家务,但他没有答应,而是在晚上去她家,对她和她的丈夫阿里说:“我要告诉你们比那更好的吗?”并教导他们在睡觉前念诵三十三遍“赞主超绝”(*subḥān Allāh*)、三十三遍“万赞归主”(*al-ḥamd li-Allah*)和三十三遍“安拉 ﷻ 至大”(*Allah akbar*) [58]。由于他们与先知 ﷺ 之间的慈爱纽带和信任,他们感到的是感激而非怨恨。阿里说他一生中从未在任何一个夜晚漏掉过这些祈祷。他们深信先知 ﷺ 确知什么更好,这种信心植根于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爱与关怀。
 
适度的要求性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是必要的。然而,过度担心孩子的失败可能导致过度控制的行为,父母插手每一件琐事以确保成功。这种“风险规避型”教养不利于孩子的长期福祉。安拉 ﷻ 本人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他并没有屏蔽我们所有感知到的失败或伤害。相反,在他无限的智慧中,他有时允许我们失败并陷入黑暗,以便我们通过经历变得更强大。父母必须接受孩子在人生旅途中确实会犯错,且其中一些错误对他们的成功是必要的。
 
一旦父母给予孩子与年龄相称的自主权,他们就必须教导孩子关于忏悔(*tawba*)及其果实。父母必须提醒孩子,当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罪恶时,安拉 ﷻ 喜爱他们忏悔 [59]。那些犯错后忏悔的正直人的故事(如卡阿卜·本·马立克或伍侯德战役中的弓箭手),应当经常讲给孩子听,提醒他们永远不要对安拉 ﷻ 的怜悯和慈悲感到绝望 [60]。重要的是宽恕他们的错误,这样他们才能内化安拉 ﷻ 的宽恕。
 
## 在“放手”与“坚持”之间
 
在允许孩子探索世界与通过规范他的行为为来确保其安全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是当今教养中最难的方面。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往往与孩子周围的世俗价值观背道而驰。我们越是看重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就越会竭力捍卫它们,尤其是当我们认为它们受到主流文化的威胁时 [61]。宗教父母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对伊斯兰原本美丽的爱,可能会体现为一种压抑控制性的教养方式,最终疏远孩子与信仰(*dīn*)的关系。
 
这种 dynamic 在学步儿开始独立行走时就开始显现。父母最初对婴儿学会用双脚探索世界感到兴奋。他们用鼓励的话语、微笑的面容和张开的双臂来激励孩子迈出脚步。然而,正如许多父母可以证明的,随着意识到孩子现在可能会陷入各种麻烦(如滚下楼梯、走到街上或爬上桌子摔下来),这种热情可能会减退。因此,父母开始设定界限以确保孩子安全。他们可能会告诉孩子不要下楼梯、不要在外面乱跑或不要爬桌子。正是在这个生命阶段,孩子开始被社会化以按特定方式行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孩子必须学会克制个人的冒险欲望,学习顺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要求。
 
对父母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向孩子传达这些规则,因为没有孩子会在听到父母第一次指示后就心说诚服地顺从。这就是“反应性”和“要求性”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父母因为孩子没有立即顺从感到沮丧,他们是否会诉诸威胁、惩罚和心理操纵来确保孩子听话?例如,如果父母开始体罚孩子、对孩子尖叫或收回拥抱和亲吻,孩子很可能会学会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或对失去父母之爱与认可的恐惧而顺从。或者,父母可以选择在坚定的同时用爱来传达规则,意识到孩子不会立即顺从,且他们只是在遵循自然的好奇心尝试了解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顺从权威的行为在没有“失去爱”的恐惧下得以发展,并在顺从合法权威中获得了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62]。最终,如果孩子顺从人类权威的经验是与过度的惩罚威胁、收回爱、贿赂或胁迫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长大后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想象对安拉 ﷻ 的顺从。
 
## 爱与恐惧:驱动教养的力量
 
孩子是安拉 ﷻ 赐予的礼物,也是最深沉父爱母爱的接收者。然而,这种爱也带来了恐惧——对伤害的恐惧和对失去的恐惧。宗教父母尤其担心孩子违抗安拉 ﷻ ,并承担随后在今生和后世的后果。这种恐惧往往促使父母诉诸惩罚威胁来确保孩子顺从他们的要求和安拉 ﷻ 的要求。不幸的是,我们的结果表明,这种专制型教养尽管初衷良好,实际上却破坏了孩子对安拉 ﷻ 的理解和顺从。即使严苛的教养手段看似确保了孩子对宗教命令的服从,这种服从往往也是肤浅的表现,掩盖了对父母和安拉 ﷻ 的深层怨恨。孩子可能会将服从行为内化为负担,剥夺了其崇拜应有的喜悦和益处。
 
此外,对父亲专制性的感知似乎比母亲专制性的感知更有害。因此,父亲需要特别意识到自己严苛作风的影响。培养温暖且情感安全的关系,可能在传递宗教信仰和行为以及预防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方面更有效。正如伊本·贾齐所精辟表达的:单凭恐惧无法激励任何人。是爱在激励,恐惧在催促,希望在引导 [53]。
 
## 结语
 
我们的安拉 ﷻ 形象对我们顺从他的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将他感知为冷酷、疏远且警察般的,会导致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这种扭曲的安拉 ﷻ 形象,在最好的情况下导致的是“讨好”,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反对或拒绝信仰。然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监护者”(*al-Walī*),有助于对其充满爱的顺从,即便他的法令难以理解。当我们理解安拉 ﷻ 是我们的“监护者”时,我们就理解他所命令的一切都是他对信士关怀和慈悯的体现。安拉 ﷻ 的仁慈并不通过满足我们的愿望来体现,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对自己个人或集体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相反,作为我们慈爱的监护者,他为人类行为设定了适当的限制,使我们在今生和后世的福祉最大化。
 
父母对孩子的安拉 ﷻ 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拥有强大人际纽带和健康机构的理想社会中,其他成年人也能帮助在青少年心中根植正确的安拉 ﷻ 形象。不幸的是,在许多人居住的个人主义社会中,父母承担了比应有更大的责任。然而,他们仍然不是唯一的外部影响,安拉 ﷻ 形象的所有扭曲也并非全由父母造成。事实上,即使父母犯了错,孩子也具有相当的韧性,专制型教养在培养警察般安拉 ﷻ 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小到中等的(既非微不足道,也非巨大)。因此,父母不需要完美——只要“足够好”以促进健康发展即可。
 
尽管如此,父母应当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安拉 ﷻ 形象。他们也可以通过让孩子接触其他强化健康安拉 ﷻ 形象的社交者来获益。通过在不牺牲适度控制的情况下建立基于爱的关系,父母可以教会孩子不仅以知足和满意的状态顺从安拉 ﷻ ,还能尝到崇拜的甜蜜与喜悦,安拉 ﷻ 意欲。
 
## 附录 A
 
本研究中使用的所有调查项目(按构念分类)。
 
**“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我倾向于觉得安拉 ﷻ 就像一个“警察”,通过奖励和惩罚来执行规则。
* 你觉得你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主要是一系列规则和限制?
* 对我说,我的宗教似乎是一系列义务。
 
**“监护者”(*al-Walī*)安拉 ﷻ 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支持维度**
    * 在困境中,你多久会感到安拉 ﷻ 不在你身边?
    * 有时当我真的需要安拉 ﷻ 时,我倾向于感到被孤立了。
    * 在困境中,我倾向于感到没有从安拉 ﷻ 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
* **关怀维度**
    * 我感到安拉 ﷻ 慈悯的爱充盈着我的心。
    * 我感到安拉 ﷻ 一直在向我伸出援手。
    * 你多久能感受到安拉 ﷻ 对你深切的关怀?
 
**宽恕** —— 评分范围为 1 到 5
* 你多久会感到安拉 ﷻ 在生你的气?
* 我觉得安拉 ﷻ 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因为我不够好或者因为我犯了错。
* 当我面临苦难时,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安拉 ﷻ 不悦纳我。
 
**宗教困惑**
* 你体验到宗教困惑的频率如何?
* 有时,宗教困惑会动摇我的信仰。
* 当我面临艰辛时,我感到被关于宗教信仰的困惑所困扰。
* 我被安拉 ﷻ 的一些命令和裁决所困扰。
 
**对安拉 ﷻ 的顺服**
* 当我不理解安拉 ﷻ 在我生命中的智慧时,我感到沮丧/挫败。
* 当安拉 ﷻ 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或我爱的人身上时,我感到挫败/沮丧。
* 有时我会因为安拉 ﷻ 没有回应我的祈祷而感到挫败/沮丧。
 
**专制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通过剥夺我的特权来惩罚我(如电视、游戏、电脑、手机、拜访朋友)。
* 当我的母亲/父亲不赞成我的行为时,她会大声喊叫。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勃然大怒。
* 当我不听话时,我的母亲/父亲会打我。
* 当我的母亲/父亲生我的气时,她会收回她的爱(例如,她不给我拥抱和亲吻)。
* 当我的行为不符合她的期望时,我的母亲/父亲会责骂并羞辱我。
 
**权威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的感受和需求有回应。
* 我的母亲/父亲鼓励我谈论我的烦恼。
 
 
 
 
 
## 注释
 
[1] ^ 《古兰经》3:26。
[2] ^ 《古兰经》67:1。
[3] ^ 《古兰经》7:54。
[4] ^ 关于此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阅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Sh. Mohammad Elshinawy)的文章。Elshinawy, Mohammad, “Why Do People Suffer? God’s Existence & the Problem of Evil,” *Yaqeen*, 2018年7月2日,2021年2月14日更新。
[5] ^ 《古兰经》3:83。
[6] ^ 伊本·贾齐(Ibn al-Qayyim al-Jawziyya),“faṣl fi manzilat al-tawakkul,” 载于 *Madārij al-sālikīn* (Beirut: Dār Ibn Ḥazm, 2018), 397-415。
[7] ^ 伊本·贾齐,“faṣl fi manzilat al-taslīm,” 载于 *Madārij*, 421-424。
[8] ^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l-Imām Aḥmad*),第 26944 号。
[9] ^ 《古兰经》4:65。
[10] ^ 伊本·贾齐,*Madārij*, 421-424。
[11] ^ 同上。
[12] ^ Marsha Linehan, *DBT Skills Training Manual*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13] ^ 这一发现来自我们的分析,安拉 ﷻ 意欲,将发表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
[14] ^ Joseph Holmes, “Why Marvel Has Issues With God,” Religion Unplugged, 2022年7月13日。
[15] ^ 《古兰经》51:56。
[16] ^ Mohammad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Yaqeen*, 2017年12月26日,2020年10月21日更新。
[17] ^ 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Al-‘Ubudiyyah: Being a True Slave of Allah* (London: Ta-Ha, 1999);伊本·贾齐,*Maḥabbat Allāh ʿazz wa jall* (Beirut: Dār al-Yamāma, 2007);伊本·泰米叶,*Majmu’ al-fatāwa*。
[18] ^ 伊本·贾齐,*Miftāḥ dār al-sa‘ādah wa manshūr wilāyat al-‘ilm wa al-irādah* (Beirut: Dār al-Kutub al-‘Ilmīyya, 2002), 2:88–89。
[19] ^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2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6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43 号。
[21] ^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22] ^ 《古兰经》2:257; 4:45; 42:38。
[23] ^ 《古兰经》47:11。
[2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502 号。
[25] ^ 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aʾillah),*The Book of Aphorisms* (Malaysia: Islamic Book Trust, 2008)。
[26] ^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27] ^ 《古兰经》2:216。
[28] ^ 《古兰经》85:11;故事详情见相关链接。
[29]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4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10 号。
[30]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3194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1 号。
[31] ^ Nancy Darling and Laurence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no. 3 (1993): 487。
[32] ^ Diana Baumrind,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no. 1p2 (1971): 1。
[33] ^ Diana Baumrind,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Adolescent Autonomy,”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no. 108 (2005): 61–69。
[34] ^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35] ^ 同上。
[36] ^ Eleanor E. Maccoby and John A. Marti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983。
[37] ^ Diana Baumrind, “Authoritarian vs.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Adolescence* 3, no. 11 (1968): 255。
[38] ^ Sofie Kuppens and Eva Ceulemans, “Parenting Styles: A Closer Look at a Well-Known Concep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 (2019): 168–181。
[39] ^ Marwan Dwairy and Kariman E. Menshar, “Parenting Style, Individ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Egypt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 no. 1 (2006): 103–117。
[40] ^ Adrian Furnham and Helen Cheng, “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ur, Self-Esteem and Happiness,”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5, no. 10 (2000)。
[41] ^ Susie D. Lamborn et al.,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2, no. 5 (1991): 1049–1065。
[42] ^ Bradley R. Hertel and Michael J. Donahue, “Parental Influences on God Images among Childre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95): 186–199。
[43] ^ Simone A. De Roos, Jurjen Iedema, and Siebren Miedema, “Influence of Maternal Denomination, God Concept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3, no. 4 (2004): 519–535。
[44] ^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45] ^ “安拉 ﷻ 的喜悦在于父母的喜悦,安拉 ﷻ 的恼怒在于父母的恼怒。”《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46]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47] ^ 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解释了一些义务和禁令的益处和原因。例如礼拜(29:45; 20:14)、饮酒和赌博(2:219; 5:90–91)。
[48] ^ 《古兰经》2:30。
[49] ^ 没有父母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贯的权威型或专制型。教养方式是标签,指代不同教养实践的相对使用。
[50] ^ 样本中,78% 为女性,22% 为男性。族裔包括 56% 南亚裔、21% 阿拉伯裔、10% 非裔等。
[51] ^ 标准化 Beta 系数 (*B*) 的解释:自变量 X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因变量 Y 随之产生的标准差变化量。
[52] ^ Hassan Elwan and Osman Umarji, “The Alchemy of Divine Love...,” *Yaqeen*, 2022年12月29日。
[53] ^ Ovamir Anjum, *Ranks of the Divine Seekers: A Translation of Madārij al-sālikīn...* (Leiden: Brill, 2022)。
[54]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318 号。
[55]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522 号;《奈萨仪圣训集》,第 1303 号。
[56]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75 号。
[57] ^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872 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5217 号。
[58]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362 号。
[59] ^ 《古兰经》2:222。
[60] ^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47 号。
[61] ^ Karen Bogenschneider et al., “Parent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Peer Orient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9, no. 6 (1998): 1672–1688。
[62] ^ Daniel J. Heinrichs,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Parataxic Distortions in the Image of God,”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0, no. 2 (1982): 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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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斯曼·乌马尔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哈桑·埃尔万博士(Dr. Hassan Elwan)****
 

* 当我难过时,我的母亲/父亲会给我安慰和理解。
* 我的母亲/父亲赞美(表扬)我。
* 我和我的母亲/父亲有温暖且亲密的相处时光。
* 我的母亲/父亲会解释为什么我必须遵守她/他的规则。
 
## 附录 B
 
 
虽然对失败的恐惧可能助长专制型教养,但另一种恐惧可能助长其反面。如果父母害怕让孩子不快或失去孩子的爱,他们可能会诉诸放纵型教养,即过度温情和响应而不行使任何控制。虽然我们在本研究中未明确衡量放纵型教养,但我们认为这种教养方式可能会培养孩子的权利感,并将安拉 ﷻ 认知为“宇宙愿望满足者”。当安拉 ﷻ 没有给予他们所要求的,孩子可能会产生宗教困惑。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调查产生权利感的路径及其后果。我们这里的目标是提醒父母警惕任何一种极端的“基于恐惧的教养”,因为从专制型到放纵型的过度修正,或反之也然,都可能导致安拉 ﷻ 形象的扭曲和适应不良的心理精神结果。这些过度的恐惧和焦虑的教养倾向,可能反映了父母自身的顺从抵触,因为他们难以接受自己无法阻止孩子生活中的艰辛。
 
**图 11** 描绘了这两种形式的基于恐惧的教养的潜在后果。
 

## 打破扭曲安拉 ﷻ 形象的跨代传递
 
我们的结果表明,父母的安拉 ﷻ 形象塑造了教养方式。将安拉 ﷻ 想象为仁慈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权威型教养,而将安拉 ﷻ 想象为严厉且冷酷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专制型教养。因此,强烈鼓励父母为了自己的信仰并作为给配偶和孩子的礼物,去提升自己的安拉 ﷻ 形象。父母可以通过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来打破扭曲安拉 ﷻ 形象的跨代传递。他们应当专注于学习[安拉 ﷻ 的尊名与属性](https://yaqeeninstitute.org/series/names-of-allah),并与能帮助他们全面且情感性地体验安拉 ﷻ 属性的宗教教育者建立个人关系。**图 10** 阐述了我们的理论框架,将心理精神挣扎与扭曲安拉 ﷻ 形象的跨代传递联系起来。
 


**图 8**(父亲的权威性)和**图 9**(母亲的权威性)展示了处理第五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权威型教养、建立“监护者”(*al-Walī*)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 ﷻ 顺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从事权威型教养,与报告更仁慈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将其视为关怀、助人且慈爱的保护者)相关。随后,感知到安拉 ﷻ 是“监护者”(*al-Walī*)与更少的宗教困惑和更多的对安拉 ﷻ 法令的顺从相关。SEM 的完整结果见附录 B。
 

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是专制型的,与报告更具“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相关。随后,持有“警察般”的安拉 ﷻ 形象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有趣的是,感知到父亲是专制型的,也与宗教困惑(*B* = .13)和顺从抵触(*B* = .19)直接相关;而对母亲专制性的感知仅通过安拉 ﷻ 形象的扭曲间接与这些结果相关。
 
型)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自己的安拉 ﷻ 形象。我们发现对教养方式的感知与安拉 ﷻ 形象相关。青少年和青年对母亲专制性(*r* = -.12, *p* = .04)和父亲专制性(*r* = -.1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较不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而对母亲权威性(*r* = .15, *p* = .01)和父亲权威性(*r* = .2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更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这一发现告诉我们,对专制型和权威型教养的感知可以预示青少年和青年的整体安拉 ﷻ 形象。
 
我们的**第四和第五个研究问题**调查了感知到的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我们之前提到的两种特定安拉 ﷻ 形象:“警察般”的形象和“慈爱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我们还想了解这些形象如何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图 6**(父亲的专制性)和**图 7**(母亲的专制性)展示了处理第四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专制型教养、“警察般”安拉 ﷻ 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 ﷻ 顺从之间的关系。
 

-.18) [51],而专制型教养与父母更频繁地援引安拉 ﷻ 的愤怒和惩罚作为抑制不良行为的方式相关(*B* = .27)。换说之,父母越是将安拉 ﷻ 想象为关怀、怜悯、宽恕和宽大的,他们报告使用的专制型教养实践就越少。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报告使用专制型教养实践的父母,报告援引安拉 ﷻ 愤怒和惩罚的频率更高。
 
**图 5**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 ﷻ 形象与更多的权威型教养相关(*B* = .20),而权威型教养与父母更频繁地援引安拉 ﷻ 的爱和赏识作为鼓励理想行为的方式相关(*B* = .43)。换说之,父母越是将安拉 ﷻ 想象为关怀、怜悯、宽恕和宽大的,他们报告使用的权威型教养实践就越多。这一点同样很有意义,因为报告使用权威型教养实践的父母,报告援引安拉 ﷻ 之爱和赏识的频率更高。
 
 
尽管两种情况下的后果看起来是一样的,但表达方式决定了差异。专制型父母向孩子传递了额外的心理痛苦,滋生了羞耻感和无价值感。权威型父母则传递了相反的信息:孩子能够识别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不会内化一种贬低的自我意识。此外,孩子意识到后果绝不会给父母带来任何快乐,但对于维持责任感是必要的。因此,即使在失去快乐来源时,孩子仍能感受到父母慈爱的温暖。
 
因此,专制型父母与权威型父母之间存在两个主要区别 [49]。首先,专制型父母在表达要求以控制孩子行为时,会诉诸心理策略,如羞辱或收回爱。其次,专制型父母不会在温暖且情感支持的环境中缓冲他们的要求。这往往会创造一种恐惧、怨恨和疏远的氛围。孩子不会将父母的要求解读为爱的表达,这可能会催生对这些要求的怨恨感。我们在下方的图 3 中描绘了父母控制的差异。
 
。如果我们将反应性放在纵轴,要求性放在横轴,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见图 2)四种教养方式:
 
1. **权威型教养**(Authoritative parenting,右上)
2. **专制型教养**(Authoritarian parenting,右下)
3. **放纵型教养**(Permissive parenting,左上)
4. **忽视型教养**(Neglectful parenting,左下)
 
 
理解安拉 ﷻ 作为我们的“监护者”,就是理解他是根据神圣那无限智慧的视角来襄助我们,而非根据人类有限的认知。因此,安拉 ﷻ 关怀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我们欲望的满足。事实上,他的襄助和关怀往往会体现为世俗的痛苦和损失。例如,《星座章》(*Surat al-Burūj*)中提到的“壕堑里的百姓”,尽管他们对安拉 ﷻ 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却全都被暴君杀害。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巨大的损失而非成功,但安拉 ﷻ 宣告他们的殉教和进入乐园才是“伟大的成功” [28]。
 
**因此,他的襄助和支持不应被理解为让我们在表象上战胜敌人,而是让任何敌人都无法压倒我们崇拜安拉 ﷻ 的意志。**有人曾精辟地说道:与安拉 ﷻ 一同航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遇到任何波浪,而是意味着我们航行在一艘任何波浪都无法使其沉没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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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真理与美:自然界的毁灭与伊斯兰的解决方案

引言
自然界的毁灭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物种集体性格和状态的持续控诉。一个特定地区的生态健康状况,映照出其居民真实的伦理、精神和心理状态。真主在《古兰经》中确认了我们的道德沦丧与地球毁灭之间的联系,祂告诉我们:“灾害因人手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使真主让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一部分后果,以便他们回头。”
历史中充斥着各种灾难,其根源在于应用了错误的宇宙论和认识论假设,以及未能将所感知到的事物正确转化为对世界——以及人类所处现实——的恰当回应。这种对自己及周围环境的妄想式误解,会产生可重复且可预见的后果。本文旨在以伊斯兰传统为参照点,审视其中的一些误解,试图为这一显而易见的、持久的人类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强调《古兰经》和圣训(Prophetic Traditions)中明确的道德与伦理诫命,这些诫命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待自然的行止框架,为人类正处于其中的毁灭之路提供了一个务实的替代方案。大地的代治者
《古兰经》在提到为阿丹(Adam)及其后裔指定的角色时叙述道:“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khalīfa)。’”
众天神的反应表明,甚至在人类肇始之初,他们就意识到这一物种具有作恶的巨大潜力:“他们(众天神)说:‘难道你要在大地上设置在那里面作恶和流血的人吗?而我们赞美你,歌颂你。’”
对此,真主给予了果断的斥责:“我确知你们所不知道的。” 接着,我们被告知:“祂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了阿丹。”
迹象与感恩
根据广泛的学术共识,这些“名称”是指反映在真主被造物(包括人类)中的真主的美名或属性:“我将在天边和在他们自身中,昭示我的许多迹象,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确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见证万物还不满足吗?”
这些经文为人类应如何定位自身与所处居所的关系,提供了宇宙论、宇宙起源论、认识论和目的论的解释。如果世界确实是神圣属性的表达——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言,是具象化为物体与图像的“意义”——那么对真主 ﷻ 的信仰与敬畏就要求人们以确保其保存并促进其繁荣的方式来对待它。这才是对所赐恩典的真诚感恩的表现——而感恩,归根结底,是拯救地球和我们自身的关键。
 
Original Author: Hassan Elwan
Original Link: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aving-truth-and-beauty-the-destruction-of-nature-and-the-islamic-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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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界的毁灭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物种集体性格和状态的持续控诉。一个特定地区的生态健康状况,映照出其居民真实的伦理、精神和心理状态。真主在《古兰经》中确认了我们的道德沦丧与地球毁灭之间的联系,祂告诉我们:“灾害因人手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使真主让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一部分后果,以便他们回头。”
历史中充斥着各种灾难,其根源在于应用了错误的宇宙论和认识论假设,以及未能将所感知到的事物正确转化为对世界——以及人类所处现实——的恰当回应。这种对自己及周围环境的妄想式误解,会产生可重复且可预见的后果。本文旨在以伊斯兰传统为参照点,审视其中的一些误解,试图为这一显而易见的、持久的人类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强调《古兰经》和圣训(Prophetic Traditions)中明确的道德与伦理诫命,这些诫命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待自然的行止框架,为人类正处于其中的毁灭之路提供了一个务实的替代方案。大地的代治者
《古兰经》在提到为阿丹(Adam)及其后裔指定的角色时叙述道:“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khalīfa)。’”
众天神的反应表明,甚至在人类肇始之初,他们就意识到这一物种具有作恶的巨大潜力:“他们(众天神)说:‘难道你要在大地上设置在那里面作恶和流血的人吗?而我们赞美你,歌颂你。’”
对此,真主给予了果断的斥责:“我确知你们所不知道的。” 接着,我们被告知:“祂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了阿丹。”
迹象与感恩
根据广泛的学术共识,这些“名称”是指反映在真主被造物(包括人类)中的真主的美名或属性:“我将在天边和在他们自身中,昭示我的许多迹象,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确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见证万物还不满足吗?”
这些经文为人类应如何定位自身与所处居所的关系,提供了宇宙论、宇宙起源论、认识论和目的论的解释。如果世界确实是神圣属性的表达——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言,是具象化为物体与图像的“意义”——那么对真主 ﷻ 的信仰与敬畏就要求人们以确保其保存并促进其繁荣的方式来对待它。这才是对所赐恩典的真诚感恩的表现——而感恩,归根结底,是拯救地球和我们自身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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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时代的《古兰经》保存:口传与书面传播机制探析

# 先知 ﷺ 时代《古兰经》是如何保存的:口传与书面传播机制
 
**作者:Yousef Wahb**
 
## 摘要
 
与其他所有经文相比,《古兰经》在穆斯林的心中以及手抄本(*muṣḥaf*)的书面副本中都保存得最为完好——这是安拉保护神圣启示免遭扭曲之承诺的体现:
 
> “我确已降示教诲(《古兰经》),我确是它的保护者。” [1]
 
安拉对人类的最后启示有许多名称,其中最主要的是“古兰”(*Qur’an*)和“天经”(*kitāb*)。“Qur’an”一词在词源上与“诵读”有关,反映了神圣之言如何通过舌头诵读;而“*kitāb*”则反映了它如何在书面上被记录。安拉亲自将这些名称赋予祂的言辞,表明它必须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方法来保存。这些方法对于《古兰经》的技术定义至关重要,即: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处传述的、符合书面(奥斯曼)手抄本的安拉之言。 [2]
 
关于《古兰经》书面汇编的学术研究通常集中在先知 ﷺ 归真后的时期。人们往往特别关注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ʿUthmān ibn ʿAffān)的最终汇编,它标准化了衡量什么是《古兰经》、什么不是的标准。然而,本文关注的是在其第一位接收者和传达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古兰经》在口头和文本上的保存情况。接下来的内容是关于《古兰经》文本及其读法(*qirāʾāt*)保存的另外三篇文章的续篇。 [3]
 
本文将考察先知 ﷺ 及其弟子们在口头文化中传播《古兰经》的各种方式,以及先知 ﷺ 如何从其使命的最早时期起,在一个普遍不识字的文化中组织文本的抄写。因此,本文分为两个主要部分:(1)先知 ﷺ 时代的口头传播,以及(2)书面传播。虽然本文认可关于《古兰经》历史的许多现代英语文献,并借鉴了当代阿拉伯-穆斯林《古兰经》学者的作品,但它主要采用来自伊斯兰文献原始资料的传统论证。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古兰经》的口头传播,描述了:(I) 先知 ﷺ 如何履行向这支民族(*ummah*)完整传达安拉信息的义务;(II) 十六种在社区中传播《古兰经》的圣行方法;(III) “诵读家”(*qurrāʾ*)一词的早期使用以及先知弟子中“哈菲兹”(*ḥuffāẓ*,背诵家)的人数;(IV) 第一代(*ṭabaqah*)专家级诵读家,他们直接从先知 ﷺ 处学习《古兰经》,并教导他人,是标准读法传述链(*isnād*)中的环节;(V) 第二代专家级诵读家,他们向第一代学习。
 
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古兰经》的书面传播,涵盖了:(I) 关于先知速记员和《古兰经》书写的文献;(II) 麦加时期的《古兰经》速记员;(III) 麦地那时期的《古兰经》速记员;(IV) 启示降示时的即时记录;(V) 对《古兰经》书面副本的审核;(VI) 圣伴们对正字法的熟悉和了解;(VII) 经文的排序以及书面和诵读版《古兰经》的编排。
 
## 关键背景:早期《古兰经》的保存与西方学术研究
 
东方学家和后来的西方修正主义者对《古兰经》文本的真实性提出了两个主要的批评。第一个批评是,先知 ﷺ 的圣伴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凭记忆背诵全文,并假设他在将启示传达给他人之前,可能会忘记部分启示。西奥多·诺尔德克(Theodore Nöldeke,卒于 1930 年)及其学生兼好友弗里德里希·施瓦利(Friedrich Schwally,卒于 1919 年)声称,“在他(先知)担负神圣使命的前几年,当他几乎没有任何追随者时,他可能在局外人了解启示之前就已经忘记了一些启示。” [4]
 
尽管承认一些被称为《古兰经》“汇集者”或“记忆者”的圣伴“背诵了相当长的章节且能正确重复” [5],但诺尔德克和施瓦利总结悦,“目前尚不确定个别‘汇集者’是否真的背诵了全部启示,还是仅仅背诵了相当大的部分。” [6]
 
这类主张——即由于第一批穆斯林中背诵全文的人太少,无法保证其完整保存——通常基于:1)对描述《古兰经》“汇集者”的传统术语的语言学解释;2)验证历史记录的不同方法论;3)关于背诵者人数、字母(*aḥruf*)宽容度、废止经文以及先知 ﷺ 与吉卜利勒(Jibrīl)之间最终审核的表面上矛盾的叙述。然而,背诵和口头保存《古兰经》的动机远大于背诵前伊斯兰诗歌的动机,而这些诗歌本身就被非常准确地保存了下来。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追踪这些动机及其相关的传播实践,探索那些将全文铭记于心的圣伴们对《古兰经》的口头接收。
 
第二个批评认为,口头文化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普遍的不识字和有限的文本记录)[7],以及伊斯兰早期现存《古兰经》写本的匮乏,动摇了我们对《古兰经》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被记录下来的确定性。尽管承认先知 ﷺ 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启示文件及其书面固定”,但诺尔德克和施瓦利断言缺乏关于“程序细节、材料保存和编排”的可靠数据。 [8] 因此,他们总结悦,“穆罕默德是否从一开始就书面记录了神圣之书的所有启示是令人怀疑的。” [9]
 
先知 ﷺ 时代记录《古兰经》的可能性曾被一些西方学者所主张,如卡尔·布罗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卒于 1956 年)在其著名的《阿拉伯书面传统史》中所述。 [10] 然而,贬低其真实性或质疑此类记录准确性的企图不断出现。雷吉斯·布拉谢尔(Régis Blachére,卒于 1973 年)声称,《古兰经》经文只有在先知迁往麦地那后才被记录,且记录仅限于由圣伴的个人偏好和书写材料的可用性决定的“重要段落”。 [11] 此外,约翰·伯顿(John Burton,卒于 2005 年)将圣伴们关于抄写《古兰经》的叙述归因于混乱,仓促下结论称“穆罕默德未能收集和编辑文本;并暗示了可能或实际预期的不完整性”。 [12]
 
否认《古兰经》至少有部分内容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是不合理的。尽管如此,正如本文稍后所示,关于全文是否在他生前被记录下来的争论存在于一些穆斯林和大多数非穆斯林学者之间。在描述《古兰经》文本的收集过程时,圣伴们总是提到几种材料,如棕榈叶柄和写有经文的薄白石片。缺乏实证证据或明确迹象表明这些材料集体涵盖了文本的全部,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下文讨论的其他事实,促使了该领域的权威穆斯林人物,如麦基·本·阿比·塔利卜(Makkī ibn Abī Tālib,卒于 437/1045 年)、伊兹·丁·本·阿卜杜勒·萨拉姆(ʿIzz al-Dīn ibn ʿAbd al-Salām,卒于 660/1262 年)、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卒于 852/1449 年)、苏尤蒂(al-Suyūṭī,卒于 911/1505 年)和卡斯塔拉尼(al-Qasṭalānī,卒于 923/1517 年),以及许多现代穆斯林学者,论证《古兰经》全文是在先知 ﷺ 时代记录下来的。
 
诺尔德克和施瓦利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启发了随后的几代学者,他们为《古兰经》历史贡献了大量著作。这些学者包括采用闪米特语言方法的戈特赫夫·伯格斯特莱瑟(Gotthelf Bergssträsser,卒于 1933 年);专注于读法的奥托·普雷策尔(Otto Pretzl,卒于 1941 年);创立修正主义方法的约翰·万斯布罗(John Wansbrough,卒于 2002 年);以及质疑文本与法律关系的约翰·伯顿。这些学者的累积成果至今仍主导着西方的学术研究和教育课程。他们的持久影响反映在伯顿的声明中,即自从诺尔德克出版《古兰经史》(*Geschichte des Qorans*)及其施瓦利修订版以来,“没有关于《古兰经》文本历史的新建议被提出。” [13]
 
对《古兰经》口头和书面历史的全面批评不仅限于先知 ﷺ 时代,还延伸到其继任者编纂的所有阶段。奇怪的是,人们明确坚持将传统的伊斯兰叙事描绘成混乱、不一致和矛盾的。此类学术研究继续采用指责的语气,如克劳德·吉利奥特(Claude Gilliot)下述言论所代表:
 
> ……由于关于《古兰经》传播和编纂的细节描述(无论是口头传达还是书面传播)存在巨大的分歧,古代穆斯林关于这些主题的叙述并未提供关于“奥斯曼手抄本”真正含义的清晰认识。其次,即使穆斯林相信我们现在的《古兰经》就是“奥斯曼手抄本”,我们对穆斯林叙事的分析也不会让我们得出同样的确定性。 [14]
 
在反复声称早期穆斯林本身就很混乱的断言中 [15],伯顿最终总结悦,《古兰经》的收集过程是“漫长的演变、增补和‘改进’过程的产物”。 [16]
 
在《古兰经文本史》(*The History of the Qurʾanic Text*)中,穆斯塔法·阿扎米(Muṣṭafā al-Aʿẓamī)首先追踪了现代《古兰经》真实性批评者中一种清晰的、论点错位或先入为主的模式。 [17] 另一位当代对西方《古兰经》批评的重要回应者是已故埃及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巴达维(ʿAbdel Raḥmān Badawī,卒于 2002 年),他的著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生辩护:反击诽谤者》(*Défense de la vie du Prophète Muhammad contre ses Détracteurs*)不仅限于史学批评。 [18] 这部法语著作后来被翻译成阿拉伯语。 [19] 在其 13 章中,巴达维系统地驳斥了 9 世纪至 20 世纪间提出的各种对《古兰经》的批评。与本文范围最相关的是,巴达维在第 10 章讨论了《古兰经》的年代顺序。 [20] 通过将麦加和麦地那苏拉(章节)的传统伊斯兰排列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东方学者的五次尝试进行对比,巴达维总结悦,《古兰经》全文是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以书面形式编排好的。 [21]
 
除了对晚期古典时期和古文字学的持续研究外,人们似乎一直忽视传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及对其解释的充分分析。东方学或修正主义方法论与穆斯林学者的认知差异往往显而易见,特别是在验证历史事实或评估《古兰经》传播确定性价值方面。此外,过去和现在的穆斯林传统主义者经常被指责在灵性上有偏见,并神学性地致力于将《古兰经》作为安拉之言来保存——这些指责忽视了众多穆斯林学者对该主题所做的严谨贡献。
 
虽然本文并不主要关注与此类个人批评进行交锋,但在阐述《古兰经》口头和书面传播的历史并分析其方法时,其中的许多批评将得到回应。
 
## 第一部分:先知 ﷺ 时代的《古兰经》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一直是保存《古兰经》文本的主要方法,这得益于许多圣训以及早期穆斯林世代关于承诺给予《古兰经》承载者终极回赐的叙述。例如,据报道先知 ﷺ 曾悦:“如果《古兰经》被[写]在一张皮上,然后被扔进火里,它[这张皮]也不会被烧掉。” [22] 卡西姆·本·萨拉姆(al-Qāsim ibn Sallām,卒于 224/838 年)在评价这段圣训时悦,这里的“皮”寓意信士那包含《古兰经》的心。 [23] 因此,阿斯马伊(al-Aṣmaʿī,卒于 216/831 年)和其他学者推断,背诵《古兰经》可以保护一个人免受地狱之火的伤害。 [24] 伊本·古泰拜(Ibn Qutaybah,卒于 276/889 年)叙述道,先知的圣伴阿布·阿玛迈(Abū Amāmah)悦:“背诵《古兰经》,或者诵读《古兰经》,不要被这些手抄本(*maṣāḥif*)所迷惑。的确,安拉不会用地狱之火惩罚一颗包含《古兰经》的心。”伊本·古泰拜补充道:“身体是《古兰经》的载体,正如同那张皮一样。” [25] 即使在奥斯曼·本·阿凡将《古兰经》抄写成汇编的手抄本之后,各地的圣伴诵读家仍继续向穆斯林传授他们从先知 ﷺ 处学到的、并符合新官方化的奥斯曼手抄本书面文本的《古兰经》。 [26]
 
包括先知传记(*sīrah*)、圣训和古兰经科学(*ʿulūm al-Qurʾān*)在内的各种学科,在对先知 23 年启示生涯的广泛考察中,分析了启示(*waḥy*)的概念及其方法、背景 and 环境。先知对《古兰经》的接收(*talaqqī*)是通过直接倾听吉卜利勒的诵读,或直接在心中接收启示。在《古兰经》中使用了 *talaqqī* 的衍生词,如:“你(穆罕默德)确已从至睿的、全知的主那里受领了《古兰经》。” [27] 以及“你以前并不希望天经会降示给你,但那是从你的主发出的慈悯。所以你绝不要做不信道者的助手。” [28] 古兰经科学专门设立了主题和分支学科来讨论启示和接收的不同方法。 [29] 在展示先知 ﷺ 教导其圣伴《古兰经》的几种方法之前,有必要描述他作为人类承担传达安拉信息的圣神责任的能力。
 
## 先知传达神圣信息的责任
 
当第一份启示降示给先知 ﷺ 时,他意识到自己保存安拉信息(《古兰经》)的艰巨使命。尽管安拉承诺保护它,但先知 ﷺ 仍渴望记住并传达《古兰经》的每一个字母,并不断担心自己背诵的能力。安拉在《古兰经》中亲自叙述了先知的这种担忧(75:16-19),并向他保证文本甚至其含义都将得到保存。 [30] 在叙述这一情况时,伊本·阿巴斯指出,当启示降临时,先知 ﷺ 会承受巨大的艰辛,并出于对保留启示的担忧而动嘴唇。
 
> 安拉悦:“你不要摇动你的舌头,以便你匆忙地诵读它。集合它和诵读它,确是我的责任。”伊本·阿巴斯悦:[这意味着] 祂将把它聚集在你的心里,然后你将诵读它。“当我诵读它的时候,你当静听我的诵读。”伊本·阿巴斯悦:[这意味着] 所以你要倾听并保持沉默。因此,当吉卜利勒来到他面前时,安拉的使者 ﷺ 会倾听,当他离开后,他会按照教导他的方式诵读它。 [31]
 
由于人类天生易忘,神圣的干预是必要的:“我将使你诵读,你不会忘记,除非真主所意欲的。” [32] 拉齐(al-Rāzī,卒于 605/1210 年)在评价这节经文时悦,它从两个方面确立了《古兰经》的奇迹。首先,尽管先知 ﷺ 不识字且没有进行过长时间的学习,但他能背诵如此长的文本,这是奇迹。其次,提到这节经文的苏拉是麦加时期的,但它提供了后来得以实现的未来预言。 [33]
 
但先知 ﷺ 是否曾忘记过《古兰经》的某些内容?作为人,忘记是有可能的,但仅限于不会损害其对《古兰经》背诵的偶然情况。据报道,他 ﷺ 曾在晚上听到一个人诵读《古兰经》,便悦:“愿安拉怜悯他,因为他提醒了我某某苏拉中的某某节经文,我本已被促使忘记了它们。” [34] 阿布·巴克尔·伊斯玛仪(Abū Bakr al-Ismāʿilī,卒于 370/981 年)悦:
 
> 先知 ﷺ 忘记部分《古兰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他忘记了某事,但很快就想起来。这种类型与他的人类本性有关,并体现在他所悦的“我确是一个像你们一样的人。我像你们一样忘记”中。第二种[类型]是安拉将该部分从他心中提走,以废止其诵读。这[类型]是“我将使你诵读,你不会忘记,除非真主所意欲的”中例外情况的含义。
> 至于第一种类型,它是偶然的,且根据“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它的保护者”的明显含义,它很快就会消失。至于第二种[类型],它包含在安拉所悦的“凡是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降示一节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中。 [35]
 
在引用伊斯玛仪之后,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根据所忘事物的性质补充了先知忘却的另一种分类。如果是与他传达安拉信息的职责无关的事,那绝对是可能的。如果所忘之事与信息的传达有关,忘却可能会发生,但须满足两个条件:1)他在传达之后忘记了某事;2)他随后无论是通过自己还是他人的提醒记起了它。 [36] 至于在他传达特定启示之前的时间,先知 ﷺ 不可能忘记它。 [37]
 
《古兰经》在多个场合包含对先知 ﷺ 本人的明确告诫,最显著的是在确保他完整传达信息方面:“使者啊!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示给你的全部教诲。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没有传达祂的使命。” [38] 建立对先知身份的神学理解、先知必备的素质(如诚实、正直、传达信息和智慧)以及启示,是理解和欣赏《古兰经》文本不可否认之保存的前提。如果穆罕默德 ﷺ 是安拉真正的使者,他一定得到了安拉的信任和支持,以传达信息的全部内容。《古兰经》是真实的,不仅因为它与早期的预言相一致,也因为传达它的人的正直。
 
尽管如此,先知 ﷺ 是否背诵并向其圣伴传达了《古兰经》的全部内容,这在经验上是可以验证的吗?根据许多学者的观点,整个《古兰经》最初是在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整体降示(*al-nuzūl al-jumlī*)到最近的天空,然后在先知的 23 年中分阶段降示(*al-nuzūl al-tafṣīlī*)。 [39] 尽管安拉承诺保护先知的记忆,但先知 ﷺ 并不只是依靠《古兰经》在心中的奇迹般的植入。相反,他经常诵读它,并在每年斋月与吉卜利勒一起审核启示。 [40] 每年的审核环节很可能专门针对当年降示的内容 [41],以刷新先知对《古兰经》的知识并消除废止的经文。 [42]
 
此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知 ﷺ 可能与吉卜利勒两次审核了《古兰经》全文。对这些环节的描述表明了一种互动的环境,其中一人诵读而另一人倾听,然后轮换。因此,先知 ﷺ 可能每年审核两次,而在他最后一年审核了四次。 [43] 先知 ﷺ 向吉卜利勒的读经是《古兰经》学习和传播的主要方法——口头传达的奠基性权威。 [44]
 
分阶段降示《古兰经》的部分智慧在于减轻先知 ﷺ 的背诵负担。 [45] 当不信道者批评《古兰经》没有一次性降示时,安拉解释了原因:“以便我借它来坚定你的心。我曾把它分段地降示。” [46] 对“坚定你的心”这句话有两种可能的注释解读:一是(i)不断地坚定你的心;和/或(ii)确保你记住它,以便你的心保持平静。 [47] 由于背诵取决于人类的努力,而人类易于忘却,因此先知的背诵是安拉的一份特殊礼物,不依赖于努力且免疫于偶然的忘却。 [48] 作为启示的第一接收者,除了通过受托接收和传达信息的唯一人类之外,没有其他人类保留《古兰经》的可能途径。因此,先知 ﷺ 受到神圣命令,通过向人们诵读来传达《古兰经》。
 
在整部《古兰经》中,安拉频繁命令先知 ﷺ 向他人“诵读”:
 
> “你当向他们诵读……” [49]
> “你悦:‘你们来吧,我向你们诵读你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项……’” [50]
> “我这样派遣你去教化一个民族,在他们之前,有许多民族确已逝去了,以便你向他们诵读我所启示你的经文……” [51]
> “我使《古兰经》部分地降示,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向世人诵读它……” [52]
> “我只受命崇拜这座城市的主,祂曾严禁侵犯这座城市。万物都是祂的。我受命做一名穆斯林,并诵读《古兰经》。” [53]
 
其他经文命令先知诵读,但没有明确提到向谁诵读:“你当诵读所启示给你的经文。” [54] 除了这些命令外,多节经文以陈述而非祈使的意义将诵读《古兰经》的职责归于先知 ﷺ:“正如我派遣你们族中的一个使者来教化你们,他向你们诵读我的迹象……” [55]
 
通过诵读传达《古兰经》包含某些背景前提。首先,先知 ﷺ 不识字,最初的信息接收者中的大多数也不识字。因此,通过准确的发音和背诵来完成的口头传达是传播的主要方法。其次,先知 ﷺ 鼓励书面记录并任命了官方速记员。然而,即使在大部分《古兰经》被记录下来之后,他仍维持口头传达作为首要方法。 [56]
 
## 圣传教导《古兰经》的方法
 
先知以两种方式教导《古兰经》:1)*iqrāʾ*:他向圣伴诵读,然后圣伴以同样的方式诵读回馈;2)*ʿarḍ*:圣伴向先知 ﷺ 诵读他们之前从他那里学到的部分,以验证、复习并纠正他们的诵读。从历史上看,*ʿarḍ* 一直是传播《古兰经》的主要方法。虽然它与其他学科(如圣训传播)共享这种方法,但《古兰经》的 *ʿarḍ* 需要独特的条件:
 
1. 必须凭记忆。与不规定背诵的圣训 *ʿarḍ* 不同,《古兰经》的 *ʿarḍ* 必须凭记忆,因为它的第一位老师先知 ﷺ 既不读也不写,仅通过口头交流进行教导。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圣伴曾对着《古兰经》的书面副本向先知 ﷺ 诵读。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书面副本也仅被用于使口头读音精准。
2. 必须向另一个人(如导师)诵读。例如,仅靠独自阅读不符合 *ʿarḍ* 的资格。 [57]
3. 必须遵循准确性(*ḍabṭ*)的一般和特定规则。一般的 *ḍabṭ* 涉及诵读段落的精确发音。特定的 *ḍabṭ* 涉及根据特定的读法风格进行发音。前者关注文本的传达,而后者关注特定版本的表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古兰经》教育风格。 [58]
 
圣伴们会通过对比先知 ﷺ 教导某项功课与教导《古兰经》的方式,来强调该功课的重要性。例如,据报道,先知 ﷺ 教导圣伴们诵读一段祈祷词(*duʿāʾ*)以求免于火狱、现世和后世的考验,“就像他教导他们《古兰经》的一个苏拉那样” [59];正如他教导他们求善词(*istikhārah*)“就像他教导他们《古兰经》的一个苏拉那样”。 [60] 同样,先知 ﷺ 教导他们如何诵读作证词(*tashahhud*)[61] “就像他教导他们《古兰经》的一个苏拉那样”。 [62] 有数十位圣伴传述了作证词,他们不断地向人们传授它,虽有微小的差异,但同样有效。据报道,奥马尔·本·哈塔卜曾在演讲坛(*minbar*)上向人们传授它。 [63] 因此,法学家们广泛讨论了作证词的确切措辞,考察每一个单词和短语。早期社区对传播和保存《古兰经》的关切同样严谨。
 
先知传记和圣训文献说明了先知 ﷺ 如何在追求每一个教导圣伴《古兰经》的机会中应用 *iqrāʾ* 和 *ʿarḍ* 这两种方法。在当代著作《从安拉使者向其民族传播古兰经文本的可靠性》(*Wathāqat naql al-naṣṣ al-Qurʾānī min rasūl Allāh ilā ummatih*)中,穆罕默德·贾巴尔(Muḥammad Jabal)编目了 14 种跨越不同背景和情境的先知《古兰经》教学风格。以下部分纳入了贾巴尔的列表,并补充了源自多门跨学科研究的其他数据。
 
### 1 - 启示降示时即向圣伴诵读
 
多段圣训记录了先知 ﷺ 在启示降示时立即向圣伴传达《古兰经》的情况。作为亲眼目睹启示降临先知的个人圣伴,宰德·本·萨比特(Zayd bin Thābit)描述了先知即时诵读并命令记录经文的情况:“信士中不愿出征的人,与安拉的路上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奋斗的人,彼此是不相等的。” [64] 其他圣训记录了先知在苏拉“萨福”(al-Ṣaff)、“聚礼”(al-Jumuʿah)、“天使”(al-Mursalāt)和“多福”(al-Kawthar)降示时向成群的圣伴诵读的情况。
 
阿卜杜拉·本·萨拉姆(ʿAbdullāh ibn Salām)叙述道:“我们一群安拉使者的圣伴坐着谈话,我们悦:‘如果我们知道哪种行为最受安拉喜爱,我们一定会去做。’于是安拉降示了:‘凡是在天地间的,都赞颂安拉,祂是万能的,是至睿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悦你们所不做的事呢?’(苏拉“萨福”)。在讲述完故事后,传述者本·萨拉姆诵读了整个苏拉并悦:‘先知 ﷺ 向我们诵读了[整个]苏拉,直到他读完。’” [65]
 
阿布·胡莱勒(Abū Hurayrah)描述了他在苏拉“聚礼”降示并由先知 ﷺ 向成群圣伴诵读后,立即向先知请教其部分含义的情况。 [66] 关于苏拉“天使”的降示,阿卜杜拉·本·马苏德(ʿAbdullāh ibn Masʿūd)报告悦:“当我们(一群先知的圣伴)在米那(Minā)的一个山洞里陪伴先知 ﷺ 时,苏拉“天使”降示了,他诵读了它,他在读的时候,我就直接从他嘴里听到了。” [67] 某天,先知 ﷺ 在圣伴中打了个盹后,突然抬起头,面带微笑。在被问及微笑的原因时,先知 ﷺ 悦:“刚才降示给我这个苏拉,”并向他们诵读了苏拉“多福”。 [68]
 
通过这些方式,圣伴们能够亲眼见证《古兰经》的降示,通过直接的诵读接收,并与刚降示的神圣信息即时互动。
 
### 2 - 向他邀请入教的人诵读
 
先知 ﷺ 用来叩开人们心扉(如阿布·巴克尔的心)的宣教(*daʿwah*)方法之一,就是向他们诵读《古兰经》。《古兰经》无与伦比的雄辩深刻地影响了阿拉伯人,他们对雄辩的精通使他们臣服于其前所未有的风格和超越性的本质。作为首批皈依伊斯兰的人之一,阿布·巴克尔邀请了五位同伴会见先知 ﷺ 并倾听《古兰经》:奥斯曼·本·阿凡、祖拜尔·本·阿瓦姆(al-Zubayr ibn al-ʿAwwām)、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ʿAbdulraḥmān ibn ʿAwf)、萨阿德·本·阿比·瓦卡斯(Saʿd ibn Abī Waqqāṣ)和塔勒哈·本·欧拜杜拉(Ṭalḥah ibn ʿUbaydillāh)。有趣的是,这五位不仅成为了穆斯林,而且都在“十位报喜者”之列。先知 ﷺ 在邀请阿萨德·本·祖拉赖(Asʿad ibn Zurārah)、扎夸恩·本·阿卜杜·盖斯(Dhakwān ibn ʿAbd Qays)、图法伊尔·本·阿姆鲁·多斯(Ṭufayl ibn ʿAmr al-Dūsī)、阿布·扎尔·吉法里(Abū Dharr al-Ghifārī)、胡瓦伊利德·本·阿米尔(Khuwaylid ibn ʿĀmir),以及在第一次阿盖白(al-ʿAqabah)盟约前在麦加与他会面的六名麦地那支持者(*anṣār*)时,也都诵读了《古兰经》。 [69]
 
### 3 - 教导前来皈依伊斯兰的人
 
当拉菲·本·里法阿(Rāfiʿ ibn Rifāʿah)和穆阿兹·本·阿夫拉(Muʿādh ibn ʿAfrāʾ)到麦加会见先知 ﷺ 皈依伊斯兰时,先知 ﷺ 教导了他们苏拉“尤素福”和苏拉“血块”。 [70] 另一个例子是,大约 20 名阿比西尼亚男子在听到先知 ﷺ 的事迹后前往麦加了解伊斯兰。在与先知 ﷺ 交谈后,他们皈依了伊斯兰并在麦加停留了三天。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学习了许多已降示的《古兰经》,并最终将其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71]
 
先知 ﷺ 还教导他在迁往麦地那途中遇到的人《古兰经》,例如布赖代·本·侯赛卜(Buraydah ibn al-Ḥuṣayb)。先知 ﷺ 在布赖代皈依后立即教导了他苏拉“麦尔彦”的一部分。后来,布赖代来到麦地那会见先知 ﷺ,先知 ﷺ 问他:“布赖代啊,你知道多少《古兰经》?”他悦:“安拉的使者啊,在加米姆(al-Ghamīm)我遇到你的那天晚上,你教了我提到麦尔彦故事的那个苏拉的一部分。”先知 ﷺ 请欧拜·本·卡布(Ubayy ibn Kaʿb)教他该苏拉的其余部分。然后,先知 ﷺ 对布赖代悦:“布赖代啊,学习苏拉“山洞”和它(苏拉“麦尔彦”),因为在审判日它将是其同伴的光。” [72]
 
布赖代不仅是其族人的《古兰经》老师,还被先知 ﷺ 任命为他们的天课收取员 [73],这反映了先知优先考虑《古兰经》承载者的做法。另一个例子是奥斯曼·本·阿斯(ʿUthmān ibn al-ʿĀs),他随萨基夫(Thaqīf)部落的一群人会见先知 ﷺ 时皈依了伊斯兰。奥斯曼热切地寻求每一个向先知 ﷺ 学习《古兰经》的机会,先知 ﷺ 喜欢他的热忱,尽管他是最年轻的人之一,仍任命他为族人的领袖。 [74]
 
据报道,一名来自巴林的男子阿卜杜拉·本·阿沙吉(ʿAbdullāh ibn al-Ashajj)派他的侄子阿姆鲁·本·阿卜杜·盖斯(ʿAmr ibn ʿAbd Qays)前往麦地那打听先知 ﷺ 及其信息。在目睹了先知身份的几个迹象后,阿姆鲁皈依了伊斯兰。先知 ﷺ 随后教导了他苏拉“开端章”和苏拉“血块”,并请他也邀请其叔叔加入伊斯兰。 [75] 巴基拉尼(al-Bāqillānī,卒于 403/1013 年)观察到,先知 ﷺ 的一贯做法是立即指引每一位新穆斯林阅读和学习《古兰经》,并且他不会将任何其他事情排在这一优先事项之前。 [76]
 
### 4 - 向聚集在清真寺的人诵读
 
先知 ﷺ 经常向大群人公开诵读《古兰经》,特别是向清真寺的会众。例如,阿伊莎报告悦:“当关于重利(*ribā*)的经文降示时,安拉的使者 ﷺ 在清真寺里(向人们)诵读了它们。” [77] 先知 ﷺ 还在他的清真寺里专门为来访的萨基夫代表团搭建了一个帐篷,让他们倾听《古兰经》并观看穆斯林礼拜。
 
### 5 - 在旅行中诵读新降示的《古兰经》
 
旅行为先知 ﷺ 提供了各种诵读《古兰经》的机会。例如,如依本·马苏德所叙述,苏拉“胜利”的开头是在先知 ﷺ 从胡德比亚(al-Ḥudaybiyyah)返回麦地那的途中降示给他的。先知 ﷺ 立即通过诵读降示的经文与圣伴们分享了这一喜讯:“我确已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 [78] 在另一段叙述中,穆贾米·本·贾里叶(Mujammiʿ ibn Jāriyah)叙述道,先知 ﷺ 在一个叫库拉·加米姆(Kurāʿ al-Ghamīm)的休息站等待人们聚集,向他们诵读该节经文。 [79] 阿卜杜拉·本·穆格法尔(ʿAbdullāh ibn Mughaffal)的第三段叙述描述了先知对某些字母的精准发音(*tajwīd*)及其悦耳的声音:“我看到安拉的使者 ﷺ 在征服麦加那天骑在他的母骆驼上,以一种颤动的优美音调诵读苏拉“胜利”。” [80] 意思是他在诵读带鼻音的经文末尾时进行了延长。 [81] 后两段故事叙述描述了先知如何清晰、大声且以表演风格向人们诵读。 [82]
 
### 6 - 一对一教学
 
多位圣伴明确提到先知 ﷺ 曾单独教导他们。例如,依本·马苏德悦:“我曾向先知诵读了 70 多个苏拉。” [83] 有一次先知 ﷺ 还请他:“向我诵读《古兰经》。”依本·马苏德悦:“《古兰经》降示给你,我还要向你诵读吗?”先知 ﷺ 悦:“我喜欢听别人读它。” [84] 先知 ﷺ 与圣伴之间个人化教学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他通知欧拜·本·卡布:“安拉命令我向你诵读《古兰经》。”欧拜问:“安拉指名道姓地向你提到我了吗?”当先知 ﷺ 给予肯定的回答时,欧拜流下了眼泪。 [85]
 
### 7 - 在聚会中诵读
 
有一天,先知 ﷺ 在探望生病圣伴的途中,经过伪信士首领阿卜杜拉·本·欧拜(ʿAbdullāh ibn Ubayy)与一群人坐着的地方。先知 ﷺ 从坐骑上下来,向他们问好,并坐了一会儿诵读《古兰经》并进行祈祷。 [86] 先知对教导《古兰经》的奉献精神体现在阿纳斯·本·马利克(Anas ibn Mālik)叙述的一份报告中,其中先知在教导苏法之友(*ahl al-ṣuffah*)时,在腹部绑了一块石头以压制饥饿。 [87] 苏法之友是一群住在先知清真寺走廊(*ṣuffah*)里的圣伴,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住所。
 
### 8 - 在礼拜中诵读
 
作为社区的日常领袖(伊玛目),先知 ﷺ 每天至少在六拜(义务拜)中,以及每周在两拜(聚礼拜)中大声诵读《古兰经》,此外还包括节日拜、日食和月食拜(*kusūf* 和 *khusūf*)、祈雨拜(*istisqāʾ*)和推荐的夜间礼拜(*qiyām*)。正如伊斯兰教法(*fiqh*)所知,作为伊玛目大声诵读的基本要求是让身后的人能够听见。
 
圣伴们致力于跟随先知 ﷺ 进行集体礼拜(*jamāʿah*),除非遇到严重的紧急情况,否则不会错过。在许多报告中,他们记录了自己在礼拜中从先知 ﷺ 那里听到《古兰经》的情况。甚至偶尔在默读(*sirriyyah*)的礼拜中:
 
> 先知 ﷺ 在晌礼中,在前两拜里通常诵读“开端章”和另外两个苏拉:第一拜读长的,第二拜读短的,有时他的读声是能听见的。在晡礼中,先知 ﷺ 也会在前两拜诵读“开端章”和两个苏拉,并倾向于延长第一拜。 [88]
 
圣训集专门设立了章节讨论先知 ﷺ 在礼拜中的诵读,确定了他经常在特定礼拜中诵读的苏拉。例如,在斥责一名吹嘘自己诵读《古兰经》长篇很快的人时,依本·马苏德评论道:“我们听过先知 ﷺ 的诵读。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先知 ﷺ 经常诵读的那些苏拉,它们是来自‘穆法萨尔’(*mufaṣṣal*,从第 49 章到末尾)的十八个苏拉,以及两个以 *ḥā mīm* 开头的苏拉。” [89][90] 阿姆鲁·本·舒艾卜(ʿAmr ibn Shuʿayb)的祖父也确认了先知诵读的规律性,他声明悦:“在引领人们进行义务礼拜时,‘穆法萨尔’中无论是长苏拉还是短苏拉,我都听到先知 ﷺ 诵读过。” [91] 除了所有“穆法萨尔”外,据报道先知 ﷺ 还曾带领礼拜诵读过包括:“黄牛章”、“仪姆兰的家属章”、“妇女章”、“筵席章”、“牲畜章”、“高处章”、“忏悔章”、“信士章”、“罗马人章”、“稽首章”和“嘎弗章”在内的多个章节。 [92]
 
### 9 - 在演讲中诵读
 
先知的演讲提供了一个反复诵读经文以及播报新降示经文的平台。乌姆·希沙姆·宾特·哈里赛·本·努阿曼(Umm Hishām bint Ḥārithah ibn al-Nuʿmān)悦,由于经常参加先知 ﷺ 的星期五演讲(*khuṭbah*),她背下了苏拉“嘎弗”。 [93] 当安拉降示苏拉“光明”中的经文宣布阿伊莎在虚假指控中清白无辜时,先知 ﷺ 发表了演讲并诵读了这些经文。
 
### 10 - 向穆斯林集会派遣代表诵读新降示的《古兰经》
 
在希吉来 9 年,塔布克(Tabūk)战役之后,先知 ﷺ 想去朝觐(*ḥajj*),但对于当时仍存在的赤身裸体环游克尔白(*Kaʿba*)的多神教习俗感到不安。在那段时间里,苏拉“忏悔”的第一部分降示了。先知 ﷺ 派遣阿布·巴克尔带上该苏拉的前 40 节经文(他任命阿布·巴克尔为该朝觐季的领袖),并由阿里(ʿAlī)向朝觐者诵读。阿里反复向他能接触到的每一群人诵读这些经文。他会骑着坐骑前往举行朝觐仪式的地区并诵读,直到如他所悦,他的声音变哑了。 [94]
 
### 11 - 圣伴教导新穆斯林
 
先知 ﷺ 指示他的圣伴向个人和群体教导《古兰经》。先知 ﷺ 维持这一做法
 
> 在他的城市(麦加)、他的迁居地(麦地那)以及他征服的其余伊斯兰盛行的地区。他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群人或这支民族的任何社区而没有专门为他们设立《古兰经》老师,正如他没有留下他们而没有一个人教导他们伊斯兰的基本要素和义务一样,这些是他们不被允许无知或懈怠于学习的。 [95]
 
事实上,正如欧巴德·本·萨比特(ʿUbādah ibn al-Ṣāmit)所叙述,“先知 ﷺ 会很忙,所以当一个移民男子来找他(皈依伊斯兰)时,先知 ﷺ 会指派我们中的一个人教他《古兰经》。” [96] 欧巴德被指派了一名男子,他将此人安置在自己家中并供其膳食。 [97] 欧拜·本·卡布被指派教导从巴林来向先知 ﷺ 学习《古兰经》和教法(*fiqh*)的阿沙吉·阿卜杜·盖斯(Ashajj ʿAbd al-Qays)。先知 ﷺ 还指派欧拜·本·卡布教导前来皈依的加米德(Ghāmid)部落群体 [98],并指派另一位圣伴教导来自豪兰(Khawlān)部落的群体。 [99]
 
### 12 - 圣伴互相教导
 
这种方法在许多圣伴的生活记录中显而易见,其中一些已在上述风格中提到。阿布·赛义德·库德里(Abū Saʿīd al-Khudrī)叙述道,当一名男子正向苏法的一群穆斯林诵读《古兰经》时,先知 ﷺ 出现了,并为他们祈祷。 [100] 萨赫勒·本·萨阿德·安萨里(Sahl ibn Saʿd al-Anṣārī)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他们正在互相教导《古兰经》。先知 ﷺ 对他们感到满意并悦:“万赞全归安拉。安拉的天经是一体的,它包含红色和黑色的人。读《古兰经》吧!在一个时代到来之前读吧,那时[有些人]会像校直箭一样校直它[他们的诵读],这种[诵读]不会越过他们的喉咙,他们在今世寻求它的回赐,而不等待他们在后世的回赐。” [101] 在多个报道的场合中(有些传述链有争议),先知 ﷺ 还指示他的圣伴教导他们的邻居《古兰经》。 [102]
 
迁往阿比西尼亚的圣伴们过去经常一起阅读、复习并学习《古兰经》。《古兰经》深刻地存在于他们与阿比西尼亚基督徒的互动和辩论中。当 3:64 降示时,先知 ﷺ 将其寄给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Jaʿfar ibn Abī Ṭālib),他是阿比西尼亚穆斯林居民的领袖之一,并请他在与基督徒的辩论中将其与其他经文一起使用。 [103]
 
### 13 - 向村庄和地区派遣使者教导《古兰经》
 
在麦加举行第一次阿盖白盟约后,先知派遣了被称为“诵读家”(*muqrī*)的穆萨阿布·本·欧麦尔(Muṣʿab ibn ʿUmayr)前往麦地那,并命令他教导当地人《古兰经》。 [104] 在他的麦地那房东阿萨德·本·祖拉赖的协调下,穆萨阿布经常走遍全城走访支持者(安萨里)的房屋,邀请他们加入伊斯兰并教导他们《古兰经》。 [105] 后来,阿卜杜拉·本·乌姆·马格图姆(ʿAbdullāh ibn Umm Maktūm)也被派往麦地那协助穆萨阿布完成使命。 [106] 因此,《古兰经》在先知迁入两年前就已征服了麦地那。 [107] 同样,先知 ﷺ 派穆阿兹·本·贾巴尔和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前往也门,派阿姆鲁·本·哈兹姆(ʿAmr ibn Ḥazm)随巴努·哈里赛(Banū al-Ḥārith)群体前往纳吉兰(Najrān),并派一名圣伴前往希米亚尔(Ḥimyar)的哈里赛·本·阿卜杜·库拉勒(al-Ḥārith ibn ʿAbd Kulāl)处,向他和他的兄弟努艾姆诵读苏拉“明证”。 [108] 在征服麦加后,穆阿兹·本·贾巴尔也受先知 ﷺ 命令留在那里教导人们《古兰经》。
 
先知 ﷺ 经常指示他的特使和代表在教导伊斯兰基础及其法律的同时教导《古兰经》。阿卜杜勒·哈伊·基塔尼(ʿAbdulḥayy al-Kittānī,卒于 1382/1962 年)在其《行政编排》(*al-Tarātīb al-Idāriyyah*)中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讨论“那些被先知部署到不同地区教导人们《古兰经》并使他们理解宗教的人”。 [109]
 
### 14 - 命令军事领袖留在新征服地区教导新穆斯林《古兰经》
 
在希吉来 10 年,先知 ﷺ 派哈立德·本·瓦利德前往纳吉兰的巴努·哈里赛·本·卡布部落,命令他邀请他们加入伊斯兰,如果他们成为了穆斯林,就留在他们中间教导他们伊斯兰和《古兰经》。使命成功了,先知 ﷺ 请他带上一群人回麦地那与他会面。在会面后,先知 ﷺ 派阿姆鲁·本·哈兹姆随他们回到纳吉兰继续教导。
 
### 15 - 往返麦地那的旅行者教导穆斯林贝都因人
 
由于先知 ﷺ 对《古兰经》的不断诵读和教导,其背诵在麦地那和其他城市的居民中广泛传播,并延伸到广阔阿拉伯沙漠中的贝都因人群体。许多来向先知 ﷺ 学习《古兰经》并皈依的代表团成员在返回途中会教导贝都因人,例如阿姆鲁·本·萨拉迈(ʿAmr ibn Salāmah)的故事所记录的那样。阿姆鲁与先知的实际圣伴身份尚有争议,他仅仅通过向路过的旅行者学习就成为了他族人中最合格的伊玛目。他悦:
 
> 旅行者在会见先知 ﷺ 归来途中会经过我们。我们以前请他们教我们《古兰经》。他们告诉我们,先知 ﷺ 悦:“让《古兰经》(背诵)最多的人领你们礼拜。”所以,我以前带领他们(我的族人)礼拜,我虽然是最年轻的人之一,却是《古兰经》背诵最多的人。 [110]
 
这个故事揭示了人们如何竞相背诵《古兰经》,以及阿姆鲁如何将自己与族人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尽管他们远离穆斯林社区中心,却仍在定期学习和教导《古兰经》。
 
### 16 - 《古兰经》学校的早期模式
 
先知 ﷺ 通过其言行鼓励《古兰经》的集体学习。正如阿卜杜拉·本·奥马尔所描述,先知 ﷺ 过去经常聚集圣伴诵读《古兰经》并向他学习:“我们以前向先知 ﷺ 诵读[一节需要]叩头的经文(*sujūd al-tilāwah*),他会叩头,我们所有人也都会随之叩头,直到我们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 [111] 先知 ﷺ 还口头鼓励个人共同学习《古兰经》,声明悦:“只要有一群人聚集在安拉的一座房子里,诵读《古兰经》并共同学习,宁静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仁慈会笼罩他们,天使会环绕他们,安拉会在祂面前的众天使中提到他们。” [112] 先知 ﷺ 赞美了一群也门圣伴的声音,悦:“我知道阿什阿里人在夜间进入时的声音,即使我没有看到他们白天的落脚点,我也通过他们晚上诵读《古兰经》的声音知道他们落脚在哪里。” [113]
 
甚至在麦加穆斯林能够公开见面学习《古兰经》之前,多个地点就已承载了定期的集体诵读和教导。达尔·阿尔卡姆(Dār al-Arqam)是第一个,作为向先知 ﷺ 进行《古兰经》学习的秘密聚集地持续了三年。阿布·巴克尔也在他房子的院子里建立了一个小清真寺,在那里他会大声礼拜和诵读《古兰经》,以优美的声音作为宣教手段,并因精神上的极度喜悦而哭泣流泪。许多麦加的不信道者,包括妇女和儿童,过去常常聚集在他房子周围听他诵读。 [114] 他的女儿、先知的妻子阿伊莎在关于其父亲美德的著名演讲中记录了这一点。 [115]
 
在穆斯林人数增加到 40 人,且奥马尔·本·哈塔卜皈依伊斯兰后,先知 ﷺ 从秘密宣教转向公开邀请人们。麦地那第一个承载《古兰经》诵读的清真寺是由拉菲·本·马利克·祖拉齐(Rāfiʿ ibn Mālik al-Zuraqī)在先知迁入前建立的。 [116] 拉菲是安萨里中最早的六名穆斯林之一,也是在阿盖白向先知 ﷺ 宣誓信仰的 12 名麦地那人之一。拉菲在向先知 ﷺ 学习了经文并带走了一些写有经文的页片后,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
 
在记录穆萨阿布·本·欧麦尔和阿卜杜拉·本·乌姆·马格图姆在先知迁入前后于麦地那的有组织教学活动时,一些学者提到了麦赫拉迈·本·纳夫法勒(Makhramah ibn Nawfal)的房子。它被称为“诵读家之屋”(*Dār al-Qurrāʾ*),在乌姆·马格图姆搬到麦地那后曾接待过他。 [117] 基塔尼依靠这些记录为建立《古兰经》学校提供了早期历史证据。 [118]
 
最重要的《古兰经》教育场所之一是苏法,许多圣伴在那里学习如何诵读《古兰经》并背诵了许多苏拉。由于靠近先知的清真寺,苏法之友嗡嗡作响的诵读声总是在那里回荡。 [119] 苏法收容了许多买不起房子的圣伴。这些圣伴的主要职业就是学习和教导《古兰经》以及其实践典范——先知 ﷺ 的做法。 [120] 苏法“不仅是一个福利避难所,也是一个背诵《古兰经》和教导其法律的学校。先知 ﷺ 过去经常部署他们中的许多人前往各部落,教导他们《古兰经》和宗教教法。” [121] 根据巴基拉尼的悦法,苏法之友的环境和特征使得他们必须记住在他们居住期间降示的所有《古兰经》内容。 [122] 在他们的特殊品质中,苏法之友从未动摇过对《古兰经》的承诺或对伊斯兰的支持。他们的崇拜和对自己在《古兰经》中值得安拉赞美的确信在不断增加。 [123] 诺威(al-Nawawī,卒于 676/1277 年)声明悦,根据明确的证据和历代学者的实践,集体诵读《古兰经》是值得推荐的。 [124]
 
先知 ﷺ 归真后,圣伴们继续传承《古兰经》教育的遗产,他们的学生数以千计。依本·奥马尔叙述其父亲悦:“我曾看到‘信士的长官’(*amīr al-muʾminīn*)奥马尔·本·哈塔卜坐在演讲坛上,移民(*muhājirūn*)和支持者(*anṣār*)环绕着他;他像老师教孩子一样教导他们宗教和《古兰经》。” [125]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存在于不同穆斯林文化中的儿童《古兰经》课程和学校(被称为 *maktab* 或 *kuttāb*),都是奥马尔对《古兰经》教育众多贡献的成果。纳夫拉维(al-Nafrāwī,卒于 1126 年)悦:
 
> 第一个将孩子聚集在《古兰经》学校(*maktab*)里的是奥马尔·本·哈塔卜。他命令阿米尔·本·阿卜杜拉·胡扎伊(ʿĀmir ibn ʿAbdullāh al-Khuzāʿī)致力于教导他们,奥马尔从国库(*bayt al-māl*)中为他拨发了薪水。那些孩子中有不聪明的,也有聪明的。奥马尔命令阿米尔在木板(*lawḥ*)上为不聪明的孩子写字,而只教导聪明的孩子而无需写字。奥马尔还确保孩子们学习那些容易随时间流逝而消逝的事物,如家系、种族和部落关联。孩子们请求奥马尔减少他们的学校时间,于是他命令老师从晨礼后坐到上午,从晌礼坐到晡礼,然后孩子们就可以休息一天。 [126]
 
当奥马尔在征服叙利亚期间离开一个月后回到麦地那,人们思念他,便出城迎接他;孩子们跋涉了将近 40 公里出城迎接。他们在星期四遇到奥马尔,与他共度一夜,并在星期五一起回到麦地那。 [127] 由于他们旅途疲惫,奥马尔给他们放了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假。这个周末“成为了一种圣行(*sunnah*),直到审判日。奥马尔为任何采用这一习俗的人祈求获得一切美好的回赐,并为任何取消它的人祈求其给养受限。” [128]
 
许多其他圣伴本身也是专家级的《古兰经》老师。阿布·达尔达(Abū al-Dardāʾ)是大马士革清真寺领先的《古兰经》老师,拥有 1600 多名学生。他通常将班级分为十人一组,并为每组指派一名助理教官(*ʿarrīf*)。 [129] 阿布·穆萨·阿什阿里被任命为巴士拉的特使,他也在那里教导《古兰经》。尽管承担公职非常繁重,但阿布·穆萨以每日教导《古兰经》、组织班级并直接监督巴士拉清真寺的助教而闻名。他曾召集学生中最先进的诵读家,人数达 300 人。 [130] 然而,圣伴们并未忽视将背诵与《古兰经》教导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依本·马苏德在库法(Kūfah)花了 22 年时间向无数学生教导《古兰经》和教法。一场著名的反抗伍麦叶王朝(Umayyads)的起义就是由一群被称为“诵读家军队”的人领导的,其中包括 4000 名依本·马苏德的学生及其学生。 [131]
 
## 多元化的《古兰经》社区
 
《古兰经》的背诵和诵读并不限于社会中的特定阶层。男性、女性、儿童、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人、残障人士以及被奴役的人,都学习并背诵了《古兰经》。涵盖众多作为诵读家和背诵者的圣伴的传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尽管如此,以下例子展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何在先知 ﷺ 时代及其后成为《古兰经》领域的领先权威。
 
当奥马尔·本·哈塔卜冲进他妹妹法蒂玛(Fāṭimah)家质问她皈依伊斯兰一事时,他发现她和丈夫正向获得自由的奴隶(*mawlā*)赫巴布·本·艾赖特(Khabbāb ibn al-Aratt)学习苏拉“塔哈”。苏拉“塔哈”诵读所产生的难以形容的影响,以及他妹妹对信仰的奉献,最终启发了奥马尔皈依伊斯兰。
 
另一位获得自由的奴隶萨利姆·本·马基勒(Sālim ibn Maʿqil)曾服侍过阿布·胡赛法·本·乌特巴(Abū Ḥuthayfah ibn ʿUtbah)。阿布·胡赛法的妻子苏拜塔(Thubaytah)最终释放了他。阿布·胡赛法收他为养子(在废除非血缘收养制度之前),萨利姆因此被称为“阿布·胡赛法的 *mawlā*”。萨利姆内是一位专家级的诵读家(*qārī*),他教导了包括其前主人在内的多位圣伴《古兰经》。作为在先知 ﷺ 之前迁往麦地那的早期穆斯林之一,萨利姆曾带领他们礼拜,因为他是《古兰经》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在萨利姆身后礼拜的人中包括奥马尔·本·哈塔卜等重量级人物。 [132]
 
在叙述针对她的虚假指控(*ifk*)的故事时,阿伊莎(愿安拉喜悦她)这样描述自己:“我当时是个年轻女孩,对《古兰经》了解不多。” [133] 这一表述暗示她的《古兰经》知识因年龄较小而受限,而成年女性通常了解很多。 [134] 事实上,先知的妻子们,如阿伊莎、哈福赛(Ḥafṣah)和乌姆·萨拉迈(Umm Salamah),不仅背诵了大量《古兰经》,还在自己家中亲眼见证了启示的降临。她们看到先知 ﷺ 如何从吉卜利勒那里接收《古兰经》,如何教导人们,并效仿他教导女性和男性。除了被列入圣伴诵读家(*qurrāʾ*)名单外,一些先知的妻子,特别是阿伊莎和乌姆·萨拉迈,还是读法(*qirāʾāt*)的传述者。 [135] 几部圣训集通过阿伊莎和乌姆·萨拉迈报道了先知曾诵读的一些读法。 [136]
 
女性《古兰经》背诵家之一是乌姆·瓦拉盖·宾特·阿卜杜拉(Umm Waraqah bint ʿAbdullāh),先知 ﷺ 常称她为烈士(*shahīdah*)。他经常去拜访她,并请圣伴们一同前往,悦:“走,我们去拜访那位‘烈士’。”他批准她专门在家里雇佣一个人(*muʾadhdhin*)进行宣礼。 [137] 先知 ﷺ 的预言在她于奥马尔统治期间被其仆人杀害时应验了。 [138]
 
胡赛玛·宾特·胡亚伊(Hujaymah bint Ḥuyayy),即乌姆·达尔达(阿布·达尔达之妻),是著名的《古兰经》背诵家之一。她致力于学习和教导《古兰经》,据报道她曾悦:“我喜欢[完全]按照它降示时的样子去诵读它。” [139]
 
阿斯玛·宾特·亚齐德(Asmāʾ bint Yazīd)是一位著名的诵读家,她曾请速记员为她抄写部分《古兰经》。她参与了阿布·巴克尔时代的《古兰经》汇编工作,并向汇编委员会负责人宰德·本·萨比特分享了她的背诵内容,同时还带了一份由欧拜·本·卡布抄录的个人副本。 [140] 据报道她曾悦:“在先知 ﷺ 从麦加搬到我们这里之前,我[学会了]诵读 21 个苏拉。” [141]
 
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他经常指示圣伴们教导孩子《古兰经》,其中许多孩子背诵了大量内容。例如,阿卜杜拉·本·阿巴斯(ʿAbdullāh ibn ʿAbbās)在 13 岁时就背下了所有的“穆法萨尔”(*al-mufaṣṣal*)。在先知 ﷺ 移居麦地那后,人们把宰德·本·萨比特带到他面前悦:“这是一个年轻男孩,他背下了安拉降示给你的 17 个苏拉。”先知 ﷺ 印象深刻,并指示他:“宰德啊,学习犹太人的书写风格[或语言]。的确,指安拉发誓,我不信任他们处理我的天经(《古兰经》)。”在短短 15 天内,年仅 11 岁的宰德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开始为先知 ﷺ 翻译信件和代笔复信。 [142] 宰德在口头和文本上保存《古兰经》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下文将予以讨论。
 
先知教导孩子《古兰经》的圣行被他的圣伴及其后继者热诚地采纳了,他们遵循他在今天的“塔吉威德”(*tajwīd*,发音学)科学中所体现的精准诵读风格。
 
> [这支民族的] 第一代人只有在[采用正确的]诵读(*murattalan*)和发音(*mujawwdan*)风格时,才会诵读《古兰经》或教导给孩子。一个孩子在完全精通《古兰经》诵读之前不会从《古兰经》学校(*maktab*)毕业;他唯一欠缺的是了解今天被称为“塔吉威德”科学的规则和术语。此外,他们[第一代人]还在学校里教导孩子《古兰经》中的生僻词汇(*gharīb al-Qur’an*), [143] 以及其中包含的一些道德教诲和阿拉伯诗歌、在《古兰经》中提到的信仰原则和教法(*fiqh*)摘要,以及一些描述先知道德的圣训。 [144]
 
因此,孩子从《古兰经》学校毕业时,在语言、圣训、诗歌、信仰和教法方面都已具备充足的知识。如果这些量就是他所获得的全部宗教教育,那也足以满足他在现世和宗教方面的所有必要事务。 [145]
 
## 圣伴中的《古兰经》背诵者
 
《古兰经》在早期穆斯林社区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并未损害其口头传达的准确性。事实上,《古兰经》一直在以最正确的措辞和精准的发音被大众化地诵读和传授。如前所述,背诵、保存和传授《古兰经》的动力超过了背诵前伊斯兰诗歌的动力。除了无数描绘圣伴们昼夜在礼拜中背诵、研究和诵读《古兰经》的奉献精神的故事外,先知传记(*sīrah*)还记录了数十位被赋予“诵读家”(*qurrāʾ*)或“哈菲兹”(*ḥuffāẓ*,背诵家)称号的圣伴的名字和生平。
 
“诵读家”(*qurrāʾ*)这一称号最初通常被归于那些背诵了截至当时已降示的所有《古兰经》内容的哈菲兹。后来,该称号仅指代那些背诵了整部《古兰经》的人。在读法(*qirāʾāt*)和教法(*fiqh*)等学科中,该术语也获得了不同的指代意义。与词态学和古兰经文献中该术语与“诵读者”相关的古典涵义相反,一种关于“诵读家”一词的现代观点认为,村民(*ahl al-qurā*)与诵读家(*qurrāʾ*)发生了混淆,前者利用这一点来获取政治和社会地位。 [146] 这种基础性的错误不太可能发生在众多穆斯林身上。此外,即使这种强加的区分在历史和词态上是有效的, [147] 它“也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一个随之存在的诵读者阶层的历史存在”。 [148] 如下文所示,“诵读家”这一称号早在希吉来 4 年就已出现。
 
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及归真后的历次战役中,“诵读家”都处于最前线,这引起了人们对《古兰经》承载者流失的担忧。在希吉来 4/625 年,即 70 名圣伴在乌胡德战役中殉教几个月后,大约 80 名被称为“诵读家”的圣伴在拉吉(al-Rajīʿ)和比尔·马乌纳(Biʾr Maʿūnah)两次远征中遭到暗算殉教。这 80 名圣伴是先知 ﷺ 应一些非穆斯林部落请求派去教导其族人《古兰经》和伊斯兰基础的。
 
拉吉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涉及阿达尔(ʿAḍal)和加拉(Qārrah)部落的一个诡计,他们杀害了先知 10 名使者中的 8 人,并将另外 2 人交给了古莱什人杀害。在收到关于拉吉小组的消息之前,先知应阿拉伯领袖马利克·本·阿米尔(Mālik ibn ʿĀmir) [149] 的请求,派遣了 70 名圣伴前往其领地教导他的族人。马利克拒绝了先知 ﷺ 皈依伊斯兰的邀请,但表现出与族人一起进一步了解伊斯兰的兴趣。尽管先知 ﷺ 拒绝向当时有许多敌人的内志(Najd)地区派遣大量圣伴,但他尊重了马利克承诺的保护(*jiwār*)。卑劣的是,马利克的侄子阿米尔·本·塔法伊尔(ʿĀmir ibn al-Ṭufayl)号召其盟友在这一小组在比尔·马乌纳宿营时将其全歼。69 人被杀;只有一名受伤的幸存者回到了麦地那,并在几年后去世。据传述,安拉曾降示一节经文表达祂对这些圣伴的喜悦,但该经文后来被废止。 [150] 这些圣伴在生前死后所经历的许多超自然奇迹(*karāmāt*)在先知传记文献中都有广泛记录。
 
比尔·马乌纳的“诵读家”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品质而闻名:他们对《古兰经》的知识和他们对社会服务的承诺。阿纳斯·本·马利克悦:“我们以前称他们为‘诵读家’。他们白天伐木,晚上整夜礼拜。” [151] 他们白天的职业是伐木;他们会收集木材并存放在先知妻子的房间附近以及苏法,供有需要的穆斯林使用。据报道,他们晚上总是忙于学习《古兰经》和集体礼拜。一份传述确认道:“他们的家人以为他们总是在清真寺里,而苏法的人总以为他们和家人在一起。” [152] 他们的离去令先知 ﷺ 极度悲伤。阿纳斯悦:“我从未见过安拉的使者 ﷺ 为一支小军队的损失而感到如此悲伤,就像他为那 70 名被称为‘诵读家’并在比尔·马乌纳被杀的男子感到悲伤一样;他整整一个月在礼拜中诅咒杀害他们的人。” [153]
 
阿纳斯提到的先知的诅咒(*qunūt*)是在集体礼拜中进行的。与其它类型的 *qunūt* 不同,先知 ﷺ 的这一做法被立法为教法中著名的“灾难祈祷”(*qunūt al-nawāzil*),穆斯林至今在遭受灾难时仍会练习。先知的这一祈祷反映了他对这些“诵读家”离去的深切悲伤,并非由于对他们的归真缺乏知足。相反,正如阿斯纳维(al-Asnawī,卒于 772/1370 年)所指出的,先知的这一祈祷侧重于“遏制那些杀人者的反叛,并通过[祈求]他们的继任者来补偿穆斯林的灾难,因为他们是[一群]勇敢的诵读家”。 [154]
 
根据某人与《古兰经》或其特定部分的关联来识别或认可圣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证明了《古兰经》在社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例如,一些圣伴被称为“黄牛章之人”,根据巴基拉尼的悦法,这是对背诵了整部《古兰经》的人的隐喻。 [155] 巴基拉尼解释悦,由于“黄牛章”是最长且最难背诵的苏拉,圣伴们很少从它开始背诵。相反,他们通常从“穆法萨尔”中的短篇章开始,只有在背诵了大部分已降示的《古兰经》内容后才会去背诵“黄牛章”。这是早期移民、那些与先知 ﷺ 建立了长期同伴关系的人,以及那些后来或在年轻时皈依伊斯兰的人的习俗。
 
对在战争中失去“诵读家”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拉吉和比尔·马乌纳事件到其他重大战役如侯奈因(Ḥunayn),甚至在先知 ﷺ 归真后不久的亚马玛(al-Yamāmah)战役(其中 40 名诵读家殉教),口头和文本上保存《古兰经》的需求都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社区义务。然而,在亚马玛战役后剩余的“诵读家”人数可能超过了已知的 120 名殉教者的总数。这可以从奥马尔的担忧中推断出来,即“如果在其他战役中大量诵读家继续被杀,《古兰经》的一大部分将会流失”。 [156] 奥马尔在建议阿布·巴克尔进行文本汇编《古兰经》的重要性时发表了这一评论,此前他强调了“大规模杀戮”已经发生。这些审议促成了汇编和抄录《古兰经》的多阶段过程。奥马尔(和其他圣伴)对流失“诵读家”的恐惧并未背叛他们对安拉保护《古兰经》之承诺的确信。他们只是在效仿先知的榜样,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存文本,并意识到神圣的承诺将通过他们人类的努力来体现。
 
## 先知 ﷺ 时代背诵家(*ḥuffāẓ*)的人数
 
毫无疑问,先知 ﷺ 时代有许多《古兰经》的背诵者和承载者。教导《古兰经》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崇拜行为,以至于圣伴们被劝阻不要因教导而接受报酬,这导致了各教法学派在是否可以接受《古兰经》教学补偿方面存在分歧。如上所述,各种圣训报告、先知传记以及先知圣伴的传记为《古兰经》的广泛口头传达(*tawātur*,连续传述)提供了明确证据。
 
少数几段表面上矛盾的圣训列出了圣伴中的四名、五名或六名背诵家。 [157] 一些学者通过将这些报告解释为:1)对某些圣伴群体的某种主观偏好或比较,或 2)强调特定的精通水平,来调和这些不同的数字。其他学者认为这些报告:3)在传述链(*isnād*)或涵义上不真实,因为在计数或历史事件方面存在不足;4)被大量其他说明多位圣伴背诵情况的报告所抵触;或 5)受到在启示不断降示和大众教育的环境下准确统计背诵者人数的实际困难的影响。 [158]
 
综合巴基拉尼在《胜利》(*al-Intiṣār*)、苏尤蒂在《精通》(*al-Itqān*)以及卡斯塔拉尼在《细微征兆》(*Laṭāʾif al-ishārāt*)中汇集的几份报告,可以确定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有 21 名圣伴背诵了整部《古兰经》。如果加上穆贾米(Mujammiʿ)——据说他背诵了除两三个章节外的全部内容 [159]——以及阿卜杜勒·瓦希德(Abdulwāḥid)——他与先知的圣伴身份尚有争议 [160]——人数达到了 23 人。这一数字排除了那些在先知 ﷺ 归真后完成背诵的圣伴。卡西姆·本·萨拉姆在苏尤蒂所载的名单中,列出了另外 13 名在先知 ﷺ 逝世后完成背诵的圣伴。
 
尽管圣伴人数以万计,为什么记录下来的背诵家却只有少数?对整部《古兰经》的“审核”(*ʿarḍ*)需要与先知 ﷺ 保持长期的近距离接触,尤其是因为《古兰经》是在 23 年中降示的。此外,启示的分阶段性可能阻碍了许多圣伴声称自己背诵了全部文本,因为他们不确定在已背下的内容中会有什么新降示或被废止,更不用说为他人的背诵作证了。在描述了这些因素后,巴基拉尼评论道:
 
> 如果情况必然如此,那么背诵了所有已降示内容的人数在当时并不为大众所知。他们不可能知道。因此,在先知时代有一部分圣伴背诵了[全部]《古兰经》,但并未公开声明,也没有他人提及,这并非不可能。原因是背诵情况只有在先知去世、启示停止,并已知晓最后降示的部分,且确认苏拉已被完整构建和编排好[在手抄本中]之后,才能被广泛知晓。 [161]
 
许多圣伴也有可能背诵了整部《古兰经》,但为了避免因夸耀而抵消安拉的回赐而隐瞒了这一事实。 [162] 多份报告显示圣伴们对公开宣扬自己背诵《古兰经》持谨慎态度。据报道,哈桑·巴斯里(al-Ḥasan al-Baṣrī,卒于 101/728 年)曾悦:“我们见过一些人,其中一人背下了[整部]《古兰经》,而他的邻居却不知道。我们也见过一些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秘密进行的善功会被公之于众。” [163] 那些宣布自己背诵情况的人,可能是出于他们认为对社区有益的原因。
 
圣伴们通常也会避免将某人描述为《古兰经》背诵者,以防此人错误地漏掉了一节经文或一个词。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他们避免将这一称号授予任何没有背下整部《古兰经》、其废止经文、读法模式和字母(*aḥruf*) [164]——即通过直接向先知 ﷺ 学习获得这些知识的人。圣伴们也不认为仅仅将《古兰经》记在脑子里的人就是背诵家。相反,背诵家还必须了解《古兰经》的法律裁决并予以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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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ﷺ 时代《古兰经》是如何保存的:口传与书面传播机制
 
**作者:Yousef Wahb**
 
## 摘要
 
与其他所有经文相比,《古兰经》在穆斯林的心中以及手抄本(*muṣḥaf*)的书面副本中都保存得最为完好——这是安拉保护神圣启示免遭扭曲之承诺的体现:
 
> “我确已降示教诲(《古兰经》),我确是它的保护者。” [1]
 
安拉对人类的最后启示有许多名称,其中最主要的是“古兰”(*Qur’an*)和“天经”(*kitāb*)。“Qur’an”一词在词源上与“诵读”有关,反映了神圣之言如何通过舌头诵读;而“*kitāb*”则反映了它如何在书面上被记录。安拉亲自将这些名称赋予祂的言辞,表明它必须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方法来保存。这些方法对于《古兰经》的技术定义至关重要,即: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处传述的、符合书面(奥斯曼)手抄本的安拉之言。 [2]
 
关于《古兰经》书面汇编的学术研究通常集中在先知 ﷺ 归真后的时期。人们往往特别关注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ʿUthmān ibn ʿAffān)的最终汇编,它标准化了衡量什么是《古兰经》、什么不是的标准。然而,本文关注的是在其第一位接收者和传达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古兰经》在口头和文本上的保存情况。接下来的内容是关于《古兰经》文本及其读法(*qirāʾāt*)保存的另外三篇文章的续篇。 [3]
 
本文将考察先知 ﷺ 及其弟子们在口头文化中传播《古兰经》的各种方式,以及先知 ﷺ 如何从其使命的最早时期起,在一个普遍不识字的文化中组织文本的抄写。因此,本文分为两个主要部分:(1)先知 ﷺ 时代的口头传播,以及(2)书面传播。虽然本文认可关于《古兰经》历史的许多现代英语文献,并借鉴了当代阿拉伯-穆斯林《古兰经》学者的作品,但它主要采用来自伊斯兰文献原始资料的传统论证。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古兰经》的口头传播,描述了:(I) 先知 ﷺ 如何履行向这支民族(*ummah*)完整传达安拉信息的义务;(II) 十六种在社区中传播《古兰经》的圣行方法;(III) “诵读家”(*qurrāʾ*)一词的早期使用以及先知弟子中“哈菲兹”(*ḥuffāẓ*,背诵家)的人数;(IV) 第一代(*ṭabaqah*)专家级诵读家,他们直接从先知 ﷺ 处学习《古兰经》,并教导他人,是标准读法传述链(*isnād*)中的环节;(V) 第二代专家级诵读家,他们向第一代学习。
 
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古兰经》的书面传播,涵盖了:(I) 关于先知速记员和《古兰经》书写的文献;(II) 麦加时期的《古兰经》速记员;(III) 麦地那时期的《古兰经》速记员;(IV) 启示降示时的即时记录;(V) 对《古兰经》书面副本的审核;(VI) 圣伴们对正字法的熟悉和了解;(VII) 经文的排序以及书面和诵读版《古兰经》的编排。
 
## 关键背景:早期《古兰经》的保存与西方学术研究
 
东方学家和后来的西方修正主义者对《古兰经》文本的真实性提出了两个主要的批评。第一个批评是,先知 ﷺ 的圣伴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凭记忆背诵全文,并假设他在将启示传达给他人之前,可能会忘记部分启示。西奥多·诺尔德克(Theodore Nöldeke,卒于 1930 年)及其学生兼好友弗里德里希·施瓦利(Friedrich Schwally,卒于 1919 年)声称,“在他(先知)担负神圣使命的前几年,当他几乎没有任何追随者时,他可能在局外人了解启示之前就已经忘记了一些启示。” [4]
 
尽管承认一些被称为《古兰经》“汇集者”或“记忆者”的圣伴“背诵了相当长的章节且能正确重复” [5],但诺尔德克和施瓦利总结悦,“目前尚不确定个别‘汇集者’是否真的背诵了全部启示,还是仅仅背诵了相当大的部分。” [6]
 
这类主张——即由于第一批穆斯林中背诵全文的人太少,无法保证其完整保存——通常基于:1)对描述《古兰经》“汇集者”的传统术语的语言学解释;2)验证历史记录的不同方法论;3)关于背诵者人数、字母(*aḥruf*)宽容度、废止经文以及先知 ﷺ 与吉卜利勒(Jibrīl)之间最终审核的表面上矛盾的叙述。然而,背诵和口头保存《古兰经》的动机远大于背诵前伊斯兰诗歌的动机,而这些诗歌本身就被非常准确地保存了下来。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追踪这些动机及其相关的传播实践,探索那些将全文铭记于心的圣伴们对《古兰经》的口头接收。
 
第二个批评认为,口头文化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普遍的不识字和有限的文本记录)[7],以及伊斯兰早期现存《古兰经》写本的匮乏,动摇了我们对《古兰经》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被记录下来的确定性。尽管承认先知 ﷺ 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启示文件及其书面固定”,但诺尔德克和施瓦利断言缺乏关于“程序细节、材料保存和编排”的可靠数据。 [8] 因此,他们总结悦,“穆罕默德是否从一开始就书面记录了神圣之书的所有启示是令人怀疑的。” [9]
 
先知 ﷺ 时代记录《古兰经》的可能性曾被一些西方学者所主张,如卡尔·布罗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卒于 1956 年)在其著名的《阿拉伯书面传统史》中所述。 [10] 然而,贬低其真实性或质疑此类记录准确性的企图不断出现。雷吉斯·布拉谢尔(Régis Blachére,卒于 1973 年)声称,《古兰经》经文只有在先知迁往麦地那后才被记录,且记录仅限于由圣伴的个人偏好和书写材料的可用性决定的“重要段落”。 [11] 此外,约翰·伯顿(John Burton,卒于 2005 年)将圣伴们关于抄写《古兰经》的叙述归因于混乱,仓促下结论称“穆罕默德未能收集和编辑文本;并暗示了可能或实际预期的不完整性”。 [12]
 
否认《古兰经》至少有部分内容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是不合理的。尽管如此,正如本文稍后所示,关于全文是否在他生前被记录下来的争论存在于一些穆斯林和大多数非穆斯林学者之间。在描述《古兰经》文本的收集过程时,圣伴们总是提到几种材料,如棕榈叶柄和写有经文的薄白石片。缺乏实证证据或明确迹象表明这些材料集体涵盖了文本的全部,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下文讨论的其他事实,促使了该领域的权威穆斯林人物,如麦基·本·阿比·塔利卜(Makkī ibn Abī Tālib,卒于 437/1045 年)、伊兹·丁·本·阿卜杜勒·萨拉姆(ʿIzz al-Dīn ibn ʿAbd al-Salām,卒于 660/1262 年)、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卒于 852/1449 年)、苏尤蒂(al-Suyūṭī,卒于 911/1505 年)和卡斯塔拉尼(al-Qasṭalānī,卒于 923/1517 年),以及许多现代穆斯林学者,论证《古兰经》全文是在先知 ﷺ 时代记录下来的。
 
诺尔德克和施瓦利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启发了随后的几代学者,他们为《古兰经》历史贡献了大量著作。这些学者包括采用闪米特语言方法的戈特赫夫·伯格斯特莱瑟(Gotthelf Bergssträsser,卒于 1933 年);专注于读法的奥托·普雷策尔(Otto Pretzl,卒于 1941 年);创立修正主义方法的约翰·万斯布罗(John Wansbrough,卒于 2002 年);以及质疑文本与法律关系的约翰·伯顿。这些学者的累积成果至今仍主导着西方的学术研究和教育课程。他们的持久影响反映在伯顿的声明中,即自从诺尔德克出版《古兰经史》(*Geschichte des Qorans*)及其施瓦利修订版以来,“没有关于《古兰经》文本历史的新建议被提出。” [13]
 
对《古兰经》口头和书面历史的全面批评不仅限于先知 ﷺ 时代,还延伸到其继任者编纂的所有阶段。奇怪的是,人们明确坚持将传统的伊斯兰叙事描绘成混乱、不一致和矛盾的。此类学术研究继续采用指责的语气,如克劳德·吉利奥特(Claude Gilliot)下述言论所代表:
 
> ……由于关于《古兰经》传播和编纂的细节描述(无论是口头传达还是书面传播)存在巨大的分歧,古代穆斯林关于这些主题的叙述并未提供关于“奥斯曼手抄本”真正含义的清晰认识。其次,即使穆斯林相信我们现在的《古兰经》就是“奥斯曼手抄本”,我们对穆斯林叙事的分析也不会让我们得出同样的确定性。 [14]
 
在反复声称早期穆斯林本身就很混乱的断言中 [15],伯顿最终总结悦,《古兰经》的收集过程是“漫长的演变、增补和‘改进’过程的产物”。 [16]
 
在《古兰经文本史》(*The History of the Qurʾanic Text*)中,穆斯塔法·阿扎米(Muṣṭafā al-Aʿẓamī)首先追踪了现代《古兰经》真实性批评者中一种清晰的、论点错位或先入为主的模式。 [17] 另一位当代对西方《古兰经》批评的重要回应者是已故埃及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巴达维(ʿAbdel Raḥmān Badawī,卒于 2002 年),他的著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生辩护:反击诽谤者》(*Défense de la vie du Prophète Muhammad contre ses Détracteurs*)不仅限于史学批评。 [18] 这部法语著作后来被翻译成阿拉伯语。 [19] 在其 13 章中,巴达维系统地驳斥了 9 世纪至 20 世纪间提出的各种对《古兰经》的批评。与本文范围最相关的是,巴达维在第 10 章讨论了《古兰经》的年代顺序。 [20] 通过将麦加和麦地那苏拉(章节)的传统伊斯兰排列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东方学者的五次尝试进行对比,巴达维总结悦,《古兰经》全文是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以书面形式编排好的。 [21]
 
除了对晚期古典时期和古文字学的持续研究外,人们似乎一直忽视传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及对其解释的充分分析。东方学或修正主义方法论与穆斯林学者的认知差异往往显而易见,特别是在验证历史事实或评估《古兰经》传播确定性价值方面。此外,过去和现在的穆斯林传统主义者经常被指责在灵性上有偏见,并神学性地致力于将《古兰经》作为安拉之言来保存——这些指责忽视了众多穆斯林学者对该主题所做的严谨贡献。
 
虽然本文并不主要关注与此类个人批评进行交锋,但在阐述《古兰经》口头和书面传播的历史并分析其方法时,其中的许多批评将得到回应。
 
## 第一部分:先知 ﷺ 时代的《古兰经》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一直是保存《古兰经》文本的主要方法,这得益于许多圣训以及早期穆斯林世代关于承诺给予《古兰经》承载者终极回赐的叙述。例如,据报道先知 ﷺ 曾悦:“如果《古兰经》被[写]在一张皮上,然后被扔进火里,它[这张皮]也不会被烧掉。” [22] 卡西姆·本·萨拉姆(al-Qāsim ibn Sallām,卒于 224/838 年)在评价这段圣训时悦,这里的“皮”寓意信士那包含《古兰经》的心。 [23] 因此,阿斯马伊(al-Aṣmaʿī,卒于 216/831 年)和其他学者推断,背诵《古兰经》可以保护一个人免受地狱之火的伤害。 [24] 伊本·古泰拜(Ibn Qutaybah,卒于 276/889 年)叙述道,先知的圣伴阿布·阿玛迈(Abū Amāmah)悦:“背诵《古兰经》,或者诵读《古兰经》,不要被这些手抄本(*maṣāḥif*)所迷惑。的确,安拉不会用地狱之火惩罚一颗包含《古兰经》的心。”伊本·古泰拜补充道:“身体是《古兰经》的载体,正如同那张皮一样。” [25] 即使在奥斯曼·本·阿凡将《古兰经》抄写成汇编的手抄本之后,各地的圣伴诵读家仍继续向穆斯林传授他们从先知 ﷺ 处学到的、并符合新官方化的奥斯曼手抄本书面文本的《古兰经》。 [26]
 
包括先知传记(*sīrah*)、圣训和古兰经科学(*ʿulūm al-Qurʾān*)在内的各种学科,在对先知 23 年启示生涯的广泛考察中,分析了启示(*waḥy*)的概念及其方法、背景 and 环境。先知对《古兰经》的接收(*talaqqī*)是通过直接倾听吉卜利勒的诵读,或直接在心中接收启示。在《古兰经》中使用了 *talaqqī* 的衍生词,如:“你(穆罕默德)确已从至睿的、全知的主那里受领了《古兰经》。” [27] 以及“你以前并不希望天经会降示给你,但那是从你的主发出的慈悯。所以你绝不要做不信道者的助手。” [28] 古兰经科学专门设立了主题和分支学科来讨论启示和接收的不同方法。 [29] 在展示先知 ﷺ 教导其圣伴《古兰经》的几种方法之前,有必要描述他作为人类承担传达安拉信息的圣神责任的能力。
 
## 先知传达神圣信息的责任
 
当第一份启示降示给先知 ﷺ 时,他意识到自己保存安拉信息(《古兰经》)的艰巨使命。尽管安拉承诺保护它,但先知 ﷺ 仍渴望记住并传达《古兰经》的每一个字母,并不断担心自己背诵的能力。安拉在《古兰经》中亲自叙述了先知的这种担忧(75:16-19),并向他保证文本甚至其含义都将得到保存。 [30] 在叙述这一情况时,伊本·阿巴斯指出,当启示降临时,先知 ﷺ 会承受巨大的艰辛,并出于对保留启示的担忧而动嘴唇。
 
> 安拉悦:“你不要摇动你的舌头,以便你匆忙地诵读它。集合它和诵读它,确是我的责任。”伊本·阿巴斯悦:[这意味着] 祂将把它聚集在你的心里,然后你将诵读它。“当我诵读它的时候,你当静听我的诵读。”伊本·阿巴斯悦:[这意味着] 所以你要倾听并保持沉默。因此,当吉卜利勒来到他面前时,安拉的使者 ﷺ 会倾听,当他离开后,他会按照教导他的方式诵读它。 [31]
 
由于人类天生易忘,神圣的干预是必要的:“我将使你诵读,你不会忘记,除非真主所意欲的。” [32] 拉齐(al-Rāzī,卒于 605/1210 年)在评价这节经文时悦,它从两个方面确立了《古兰经》的奇迹。首先,尽管先知 ﷺ 不识字且没有进行过长时间的学习,但他能背诵如此长的文本,这是奇迹。其次,提到这节经文的苏拉是麦加时期的,但它提供了后来得以实现的未来预言。 [33]
 
但先知 ﷺ 是否曾忘记过《古兰经》的某些内容?作为人,忘记是有可能的,但仅限于不会损害其对《古兰经》背诵的偶然情况。据报道,他 ﷺ 曾在晚上听到一个人诵读《古兰经》,便悦:“愿安拉怜悯他,因为他提醒了我某某苏拉中的某某节经文,我本已被促使忘记了它们。” [34] 阿布·巴克尔·伊斯玛仪(Abū Bakr al-Ismāʿilī,卒于 370/981 年)悦:
 
> 先知 ﷺ 忘记部分《古兰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他忘记了某事,但很快就想起来。这种类型与他的人类本性有关,并体现在他所悦的“我确是一个像你们一样的人。我像你们一样忘记”中。第二种[类型]是安拉将该部分从他心中提走,以废止其诵读。这[类型]是“我将使你诵读,你不会忘记,除非真主所意欲的”中例外情况的含义。
> 至于第一种类型,它是偶然的,且根据“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它的保护者”的明显含义,它很快就会消失。至于第二种[类型],它包含在安拉所悦的“凡是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降示一节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中。 [35]
 
在引用伊斯玛仪之后,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根据所忘事物的性质补充了先知忘却的另一种分类。如果是与他传达安拉信息的职责无关的事,那绝对是可能的。如果所忘之事与信息的传达有关,忘却可能会发生,但须满足两个条件:1)他在传达之后忘记了某事;2)他随后无论是通过自己还是他人的提醒记起了它。 [36] 至于在他传达特定启示之前的时间,先知 ﷺ 不可能忘记它。 [37]
 
《古兰经》在多个场合包含对先知 ﷺ 本人的明确告诫,最显著的是在确保他完整传达信息方面:“使者啊!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示给你的全部教诲。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没有传达祂的使命。” [38] 建立对先知身份的神学理解、先知必备的素质(如诚实、正直、传达信息和智慧)以及启示,是理解和欣赏《古兰经》文本不可否认之保存的前提。如果穆罕默德 ﷺ 是安拉真正的使者,他一定得到了安拉的信任和支持,以传达信息的全部内容。《古兰经》是真实的,不仅因为它与早期的预言相一致,也因为传达它的人的正直。
 
尽管如此,先知 ﷺ 是否背诵并向其圣伴传达了《古兰经》的全部内容,这在经验上是可以验证的吗?根据许多学者的观点,整个《古兰经》最初是在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整体降示(*al-nuzūl al-jumlī*)到最近的天空,然后在先知的 23 年中分阶段降示(*al-nuzūl al-tafṣīlī*)。 [39] 尽管安拉承诺保护先知的记忆,但先知 ﷺ 并不只是依靠《古兰经》在心中的奇迹般的植入。相反,他经常诵读它,并在每年斋月与吉卜利勒一起审核启示。 [40] 每年的审核环节很可能专门针对当年降示的内容 [41],以刷新先知对《古兰经》的知识并消除废止的经文。 [42]
 
此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知 ﷺ 可能与吉卜利勒两次审核了《古兰经》全文。对这些环节的描述表明了一种互动的环境,其中一人诵读而另一人倾听,然后轮换。因此,先知 ﷺ 可能每年审核两次,而在他最后一年审核了四次。 [43] 先知 ﷺ 向吉卜利勒的读经是《古兰经》学习和传播的主要方法——口头传达的奠基性权威。 [44]
 
分阶段降示《古兰经》的部分智慧在于减轻先知 ﷺ 的背诵负担。 [45] 当不信道者批评《古兰经》没有一次性降示时,安拉解释了原因:“以便我借它来坚定你的心。我曾把它分段地降示。” [46] 对“坚定你的心”这句话有两种可能的注释解读:一是(i)不断地坚定你的心;和/或(ii)确保你记住它,以便你的心保持平静。 [47] 由于背诵取决于人类的努力,而人类易于忘却,因此先知的背诵是安拉的一份特殊礼物,不依赖于努力且免疫于偶然的忘却。 [48] 作为启示的第一接收者,除了通过受托接收和传达信息的唯一人类之外,没有其他人类保留《古兰经》的可能途径。因此,先知 ﷺ 受到神圣命令,通过向人们诵读来传达《古兰经》。
 
在整部《古兰经》中,安拉频繁命令先知 ﷺ 向他人“诵读”:
 
> “你当向他们诵读……” [49]
> “你悦:‘你们来吧,我向你们诵读你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项……’” [50]
> “我这样派遣你去教化一个民族,在他们之前,有许多民族确已逝去了,以便你向他们诵读我所启示你的经文……” [51]
> “我使《古兰经》部分地降示,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向世人诵读它……” [52]
> “我只受命崇拜这座城市的主,祂曾严禁侵犯这座城市。万物都是祂的。我受命做一名穆斯林,并诵读《古兰经》。” [53]
 
其他经文命令先知诵读,但没有明确提到向谁诵读:“你当诵读所启示给你的经文。” [54] 除了这些命令外,多节经文以陈述而非祈使的意义将诵读《古兰经》的职责归于先知 ﷺ:“正如我派遣你们族中的一个使者来教化你们,他向你们诵读我的迹象……” [55]
 
通过诵读传达《古兰经》包含某些背景前提。首先,先知 ﷺ 不识字,最初的信息接收者中的大多数也不识字。因此,通过准确的发音和背诵来完成的口头传达是传播的主要方法。其次,先知 ﷺ 鼓励书面记录并任命了官方速记员。然而,即使在大部分《古兰经》被记录下来之后,他仍维持口头传达作为首要方法。 [56]
 
## 圣传教导《古兰经》的方法
 
先知以两种方式教导《古兰经》:1)*iqrāʾ*:他向圣伴诵读,然后圣伴以同样的方式诵读回馈;2)*ʿarḍ*:圣伴向先知 ﷺ 诵读他们之前从他那里学到的部分,以验证、复习并纠正他们的诵读。从历史上看,*ʿarḍ* 一直是传播《古兰经》的主要方法。虽然它与其他学科(如圣训传播)共享这种方法,但《古兰经》的 *ʿarḍ* 需要独特的条件:
 
1. 必须凭记忆。与不规定背诵的圣训 *ʿarḍ* 不同,《古兰经》的 *ʿarḍ* 必须凭记忆,因为它的第一位老师先知 ﷺ 既不读也不写,仅通过口头交流进行教导。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圣伴曾对着《古兰经》的书面副本向先知 ﷺ 诵读。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书面副本也仅被用于使口头读音精准。
2. 必须向另一个人(如导师)诵读。例如,仅靠独自阅读不符合 *ʿarḍ* 的资格。 [57]
3. 必须遵循准确性(*ḍabṭ*)的一般和特定规则。一般的 *ḍabṭ* 涉及诵读段落的精确发音。特定的 *ḍabṭ* 涉及根据特定的读法风格进行发音。前者关注文本的传达,而后者关注特定版本的表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古兰经》教育风格。 [58]
 
圣伴们会通过对比先知 ﷺ 教导某项功课与教导《古兰经》的方式,来强调该功课的重要性。例如,据报道,先知 ﷺ 教导圣伴们诵读一段祈祷词(*duʿāʾ*)以求免于火狱、现世和后世的考验,“就像他教导他们《古兰经》的一个苏拉那样” [59];正如他教导他们求善词(*istikhārah*)“就像他教导他们《古兰经》的一个苏拉那样”。 [60] 同样,先知 ﷺ 教导他们如何诵读作证词(*tashahhud*)[61] “就像他教导他们《古兰经》的一个苏拉那样”。 [62] 有数十位圣伴传述了作证词,他们不断地向人们传授它,虽有微小的差异,但同样有效。据报道,奥马尔·本·哈塔卜曾在演讲坛(*minbar*)上向人们传授它。 [63] 因此,法学家们广泛讨论了作证词的确切措辞,考察每一个单词和短语。早期社区对传播和保存《古兰经》的关切同样严谨。
 
先知传记和圣训文献说明了先知 ﷺ 如何在追求每一个教导圣伴《古兰经》的机会中应用 *iqrāʾ* 和 *ʿarḍ* 这两种方法。在当代著作《从安拉使者向其民族传播古兰经文本的可靠性》(*Wathāqat naql al-naṣṣ al-Qurʾānī min rasūl Allāh ilā ummatih*)中,穆罕默德·贾巴尔(Muḥammad Jabal)编目了 14 种跨越不同背景和情境的先知《古兰经》教学风格。以下部分纳入了贾巴尔的列表,并补充了源自多门跨学科研究的其他数据。
 
### 1 - 启示降示时即向圣伴诵读
 
多段圣训记录了先知 ﷺ 在启示降示时立即向圣伴传达《古兰经》的情况。作为亲眼目睹启示降临先知的个人圣伴,宰德·本·萨比特(Zayd bin Thābit)描述了先知即时诵读并命令记录经文的情况:“信士中不愿出征的人,与安拉的路上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奋斗的人,彼此是不相等的。” [64] 其他圣训记录了先知在苏拉“萨福”(al-Ṣaff)、“聚礼”(al-Jumuʿah)、“天使”(al-Mursalāt)和“多福”(al-Kawthar)降示时向成群的圣伴诵读的情况。
 
阿卜杜拉·本·萨拉姆(ʿAbdullāh ibn Salām)叙述道:“我们一群安拉使者的圣伴坐着谈话,我们悦:‘如果我们知道哪种行为最受安拉喜爱,我们一定会去做。’于是安拉降示了:‘凡是在天地间的,都赞颂安拉,祂是万能的,是至睿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悦你们所不做的事呢?’(苏拉“萨福”)。在讲述完故事后,传述者本·萨拉姆诵读了整个苏拉并悦:‘先知 ﷺ 向我们诵读了[整个]苏拉,直到他读完。’” [65]
 
阿布·胡莱勒(Abū Hurayrah)描述了他在苏拉“聚礼”降示并由先知 ﷺ 向成群圣伴诵读后,立即向先知请教其部分含义的情况。 [66] 关于苏拉“天使”的降示,阿卜杜拉·本·马苏德(ʿAbdullāh ibn Masʿūd)报告悦:“当我们(一群先知的圣伴)在米那(Minā)的一个山洞里陪伴先知 ﷺ 时,苏拉“天使”降示了,他诵读了它,他在读的时候,我就直接从他嘴里听到了。” [67] 某天,先知 ﷺ 在圣伴中打了个盹后,突然抬起头,面带微笑。在被问及微笑的原因时,先知 ﷺ 悦:“刚才降示给我这个苏拉,”并向他们诵读了苏拉“多福”。 [68]
 
通过这些方式,圣伴们能够亲眼见证《古兰经》的降示,通过直接的诵读接收,并与刚降示的神圣信息即时互动。
 
### 2 - 向他邀请入教的人诵读
 
先知 ﷺ 用来叩开人们心扉(如阿布·巴克尔的心)的宣教(*daʿwah*)方法之一,就是向他们诵读《古兰经》。《古兰经》无与伦比的雄辩深刻地影响了阿拉伯人,他们对雄辩的精通使他们臣服于其前所未有的风格和超越性的本质。作为首批皈依伊斯兰的人之一,阿布·巴克尔邀请了五位同伴会见先知 ﷺ 并倾听《古兰经》:奥斯曼·本·阿凡、祖拜尔·本·阿瓦姆(al-Zubayr ibn al-ʿAwwām)、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ʿAbdulraḥmān ibn ʿAwf)、萨阿德·本·阿比·瓦卡斯(Saʿd ibn Abī Waqqāṣ)和塔勒哈·本·欧拜杜拉(Ṭalḥah ibn ʿUbaydillāh)。有趣的是,这五位不仅成为了穆斯林,而且都在“十位报喜者”之列。先知 ﷺ 在邀请阿萨德·本·祖拉赖(Asʿad ibn Zurārah)、扎夸恩·本·阿卜杜·盖斯(Dhakwān ibn ʿAbd Qays)、图法伊尔·本·阿姆鲁·多斯(Ṭufayl ibn ʿAmr al-Dūsī)、阿布·扎尔·吉法里(Abū Dharr al-Ghifārī)、胡瓦伊利德·本·阿米尔(Khuwaylid ibn ʿĀmir),以及在第一次阿盖白(al-ʿAqabah)盟约前在麦加与他会面的六名麦地那支持者(*anṣār*)时,也都诵读了《古兰经》。 [69]
 
### 3 - 教导前来皈依伊斯兰的人
 
当拉菲·本·里法阿(Rāfiʿ ibn Rifāʿah)和穆阿兹·本·阿夫拉(Muʿādh ibn ʿAfrāʾ)到麦加会见先知 ﷺ 皈依伊斯兰时,先知 ﷺ 教导了他们苏拉“尤素福”和苏拉“血块”。 [70] 另一个例子是,大约 20 名阿比西尼亚男子在听到先知 ﷺ 的事迹后前往麦加了解伊斯兰。在与先知 ﷺ 交谈后,他们皈依了伊斯兰并在麦加停留了三天。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学习了许多已降示的《古兰经》,并最终将其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71]
 
先知 ﷺ 还教导他在迁往麦地那途中遇到的人《古兰经》,例如布赖代·本·侯赛卜(Buraydah ibn al-Ḥuṣayb)。先知 ﷺ 在布赖代皈依后立即教导了他苏拉“麦尔彦”的一部分。后来,布赖代来到麦地那会见先知 ﷺ,先知 ﷺ 问他:“布赖代啊,你知道多少《古兰经》?”他悦:“安拉的使者啊,在加米姆(al-Ghamīm)我遇到你的那天晚上,你教了我提到麦尔彦故事的那个苏拉的一部分。”先知 ﷺ 请欧拜·本·卡布(Ubayy ibn Kaʿb)教他该苏拉的其余部分。然后,先知 ﷺ 对布赖代悦:“布赖代啊,学习苏拉“山洞”和它(苏拉“麦尔彦”),因为在审判日它将是其同伴的光。” [72]
 
布赖代不仅是其族人的《古兰经》老师,还被先知 ﷺ 任命为他们的天课收取员 [73],这反映了先知优先考虑《古兰经》承载者的做法。另一个例子是奥斯曼·本·阿斯(ʿUthmān ibn al-ʿĀs),他随萨基夫(Thaqīf)部落的一群人会见先知 ﷺ 时皈依了伊斯兰。奥斯曼热切地寻求每一个向先知 ﷺ 学习《古兰经》的机会,先知 ﷺ 喜欢他的热忱,尽管他是最年轻的人之一,仍任命他为族人的领袖。 [74]
 
据报道,一名来自巴林的男子阿卜杜拉·本·阿沙吉(ʿAbdullāh ibn al-Ashajj)派他的侄子阿姆鲁·本·阿卜杜·盖斯(ʿAmr ibn ʿAbd Qays)前往麦地那打听先知 ﷺ 及其信息。在目睹了先知身份的几个迹象后,阿姆鲁皈依了伊斯兰。先知 ﷺ 随后教导了他苏拉“开端章”和苏拉“血块”,并请他也邀请其叔叔加入伊斯兰。 [75] 巴基拉尼(al-Bāqillānī,卒于 403/1013 年)观察到,先知 ﷺ 的一贯做法是立即指引每一位新穆斯林阅读和学习《古兰经》,并且他不会将任何其他事情排在这一优先事项之前。 [76]
 
### 4 - 向聚集在清真寺的人诵读
 
先知 ﷺ 经常向大群人公开诵读《古兰经》,特别是向清真寺的会众。例如,阿伊莎报告悦:“当关于重利(*ribā*)的经文降示时,安拉的使者 ﷺ 在清真寺里(向人们)诵读了它们。” [77] 先知 ﷺ 还在他的清真寺里专门为来访的萨基夫代表团搭建了一个帐篷,让他们倾听《古兰经》并观看穆斯林礼拜。
 
### 5 - 在旅行中诵读新降示的《古兰经》
 
旅行为先知 ﷺ 提供了各种诵读《古兰经》的机会。例如,如依本·马苏德所叙述,苏拉“胜利”的开头是在先知 ﷺ 从胡德比亚(al-Ḥudaybiyyah)返回麦地那的途中降示给他的。先知 ﷺ 立即通过诵读降示的经文与圣伴们分享了这一喜讯:“我确已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 [78] 在另一段叙述中,穆贾米·本·贾里叶(Mujammiʿ ibn Jāriyah)叙述道,先知 ﷺ 在一个叫库拉·加米姆(Kurāʿ al-Ghamīm)的休息站等待人们聚集,向他们诵读该节经文。 [79] 阿卜杜拉·本·穆格法尔(ʿAbdullāh ibn Mughaffal)的第三段叙述描述了先知对某些字母的精准发音(*tajwīd*)及其悦耳的声音:“我看到安拉的使者 ﷺ 在征服麦加那天骑在他的母骆驼上,以一种颤动的优美音调诵读苏拉“胜利”。” [80] 意思是他在诵读带鼻音的经文末尾时进行了延长。 [81] 后两段故事叙述描述了先知如何清晰、大声且以表演风格向人们诵读。 [82]
 
### 6 - 一对一教学
 
多位圣伴明确提到先知 ﷺ 曾单独教导他们。例如,依本·马苏德悦:“我曾向先知诵读了 70 多个苏拉。” [83] 有一次先知 ﷺ 还请他:“向我诵读《古兰经》。”依本·马苏德悦:“《古兰经》降示给你,我还要向你诵读吗?”先知 ﷺ 悦:“我喜欢听别人读它。” [84] 先知 ﷺ 与圣伴之间个人化教学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他通知欧拜·本·卡布:“安拉命令我向你诵读《古兰经》。”欧拜问:“安拉指名道姓地向你提到我了吗?”当先知 ﷺ 给予肯定的回答时,欧拜流下了眼泪。 [85]
 
### 7 - 在聚会中诵读
 
有一天,先知 ﷺ 在探望生病圣伴的途中,经过伪信士首领阿卜杜拉·本·欧拜(ʿAbdullāh ibn Ubayy)与一群人坐着的地方。先知 ﷺ 从坐骑上下来,向他们问好,并坐了一会儿诵读《古兰经》并进行祈祷。 [86] 先知对教导《古兰经》的奉献精神体现在阿纳斯·本·马利克(Anas ibn Mālik)叙述的一份报告中,其中先知在教导苏法之友(*ahl al-ṣuffah*)时,在腹部绑了一块石头以压制饥饿。 [87] 苏法之友是一群住在先知清真寺走廊(*ṣuffah*)里的圣伴,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住所。
 
### 8 - 在礼拜中诵读
 
作为社区的日常领袖(伊玛目),先知 ﷺ 每天至少在六拜(义务拜)中,以及每周在两拜(聚礼拜)中大声诵读《古兰经》,此外还包括节日拜、日食和月食拜(*kusūf* 和 *khusūf*)、祈雨拜(*istisqāʾ*)和推荐的夜间礼拜(*qiyām*)。正如伊斯兰教法(*fiqh*)所知,作为伊玛目大声诵读的基本要求是让身后的人能够听见。
 
圣伴们致力于跟随先知 ﷺ 进行集体礼拜(*jamāʿah*),除非遇到严重的紧急情况,否则不会错过。在许多报告中,他们记录了自己在礼拜中从先知 ﷺ 那里听到《古兰经》的情况。甚至偶尔在默读(*sirriyyah*)的礼拜中:
 
> 先知 ﷺ 在晌礼中,在前两拜里通常诵读“开端章”和另外两个苏拉:第一拜读长的,第二拜读短的,有时他的读声是能听见的。在晡礼中,先知 ﷺ 也会在前两拜诵读“开端章”和两个苏拉,并倾向于延长第一拜。 [88]
 
圣训集专门设立了章节讨论先知 ﷺ 在礼拜中的诵读,确定了他经常在特定礼拜中诵读的苏拉。例如,在斥责一名吹嘘自己诵读《古兰经》长篇很快的人时,依本·马苏德评论道:“我们听过先知 ﷺ 的诵读。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先知 ﷺ 经常诵读的那些苏拉,它们是来自‘穆法萨尔’(*mufaṣṣal*,从第 49 章到末尾)的十八个苏拉,以及两个以 *ḥā mīm* 开头的苏拉。” [89][90] 阿姆鲁·本·舒艾卜(ʿAmr ibn Shuʿayb)的祖父也确认了先知诵读的规律性,他声明悦:“在引领人们进行义务礼拜时,‘穆法萨尔’中无论是长苏拉还是短苏拉,我都听到先知 ﷺ 诵读过。” [91] 除了所有“穆法萨尔”外,据报道先知 ﷺ 还曾带领礼拜诵读过包括:“黄牛章”、“仪姆兰的家属章”、“妇女章”、“筵席章”、“牲畜章”、“高处章”、“忏悔章”、“信士章”、“罗马人章”、“稽首章”和“嘎弗章”在内的多个章节。 [92]
 
### 9 - 在演讲中诵读
 
先知的演讲提供了一个反复诵读经文以及播报新降示经文的平台。乌姆·希沙姆·宾特·哈里赛·本·努阿曼(Umm Hishām bint Ḥārithah ibn al-Nuʿmān)悦,由于经常参加先知 ﷺ 的星期五演讲(*khuṭbah*),她背下了苏拉“嘎弗”。 [93] 当安拉降示苏拉“光明”中的经文宣布阿伊莎在虚假指控中清白无辜时,先知 ﷺ 发表了演讲并诵读了这些经文。
 
### 10 - 向穆斯林集会派遣代表诵读新降示的《古兰经》
 
在希吉来 9 年,塔布克(Tabūk)战役之后,先知 ﷺ 想去朝觐(*ḥajj*),但对于当时仍存在的赤身裸体环游克尔白(*Kaʿba*)的多神教习俗感到不安。在那段时间里,苏拉“忏悔”的第一部分降示了。先知 ﷺ 派遣阿布·巴克尔带上该苏拉的前 40 节经文(他任命阿布·巴克尔为该朝觐季的领袖),并由阿里(ʿAlī)向朝觐者诵读。阿里反复向他能接触到的每一群人诵读这些经文。他会骑着坐骑前往举行朝觐仪式的地区并诵读,直到如他所悦,他的声音变哑了。 [94]
 
### 11 - 圣伴教导新穆斯林
 
先知 ﷺ 指示他的圣伴向个人和群体教导《古兰经》。先知 ﷺ 维持这一做法
 
> 在他的城市(麦加)、他的迁居地(麦地那)以及他征服的其余伊斯兰盛行的地区。他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群人或这支民族的任何社区而没有专门为他们设立《古兰经》老师,正如他没有留下他们而没有一个人教导他们伊斯兰的基本要素和义务一样,这些是他们不被允许无知或懈怠于学习的。 [95]
 
事实上,正如欧巴德·本·萨比特(ʿUbādah ibn al-Ṣāmit)所叙述,“先知 ﷺ 会很忙,所以当一个移民男子来找他(皈依伊斯兰)时,先知 ﷺ 会指派我们中的一个人教他《古兰经》。” [96] 欧巴德被指派了一名男子,他将此人安置在自己家中并供其膳食。 [97] 欧拜·本·卡布被指派教导从巴林来向先知 ﷺ 学习《古兰经》和教法(*fiqh*)的阿沙吉·阿卜杜·盖斯(Ashajj ʿAbd al-Qays)。先知 ﷺ 还指派欧拜·本·卡布教导前来皈依的加米德(Ghāmid)部落群体 [98],并指派另一位圣伴教导来自豪兰(Khawlān)部落的群体。 [99]
 
### 12 - 圣伴互相教导
 
这种方法在许多圣伴的生活记录中显而易见,其中一些已在上述风格中提到。阿布·赛义德·库德里(Abū Saʿīd al-Khudrī)叙述道,当一名男子正向苏法的一群穆斯林诵读《古兰经》时,先知 ﷺ 出现了,并为他们祈祷。 [100] 萨赫勒·本·萨阿德·安萨里(Sahl ibn Saʿd al-Anṣārī)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他们正在互相教导《古兰经》。先知 ﷺ 对他们感到满意并悦:“万赞全归安拉。安拉的天经是一体的,它包含红色和黑色的人。读《古兰经》吧!在一个时代到来之前读吧,那时[有些人]会像校直箭一样校直它[他们的诵读],这种[诵读]不会越过他们的喉咙,他们在今世寻求它的回赐,而不等待他们在后世的回赐。” [101] 在多个报道的场合中(有些传述链有争议),先知 ﷺ 还指示他的圣伴教导他们的邻居《古兰经》。 [102]
 
迁往阿比西尼亚的圣伴们过去经常一起阅读、复习并学习《古兰经》。《古兰经》深刻地存在于他们与阿比西尼亚基督徒的互动和辩论中。当 3:64 降示时,先知 ﷺ 将其寄给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Jaʿfar ibn Abī Ṭālib),他是阿比西尼亚穆斯林居民的领袖之一,并请他在与基督徒的辩论中将其与其他经文一起使用。 [103]
 
### 13 - 向村庄和地区派遣使者教导《古兰经》
 
在麦加举行第一次阿盖白盟约后,先知派遣了被称为“诵读家”(*muqrī*)的穆萨阿布·本·欧麦尔(Muṣʿab ibn ʿUmayr)前往麦地那,并命令他教导当地人《古兰经》。 [104] 在他的麦地那房东阿萨德·本·祖拉赖的协调下,穆萨阿布经常走遍全城走访支持者(安萨里)的房屋,邀请他们加入伊斯兰并教导他们《古兰经》。 [105] 后来,阿卜杜拉·本·乌姆·马格图姆(ʿAbdullāh ibn Umm Maktūm)也被派往麦地那协助穆萨阿布完成使命。 [106] 因此,《古兰经》在先知迁入两年前就已征服了麦地那。 [107] 同样,先知 ﷺ 派穆阿兹·本·贾巴尔和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前往也门,派阿姆鲁·本·哈兹姆(ʿAmr ibn Ḥazm)随巴努·哈里赛(Banū al-Ḥārith)群体前往纳吉兰(Najrān),并派一名圣伴前往希米亚尔(Ḥimyar)的哈里赛·本·阿卜杜·库拉勒(al-Ḥārith ibn ʿAbd Kulāl)处,向他和他的兄弟努艾姆诵读苏拉“明证”。 [108] 在征服麦加后,穆阿兹·本·贾巴尔也受先知 ﷺ 命令留在那里教导人们《古兰经》。
 
先知 ﷺ 经常指示他的特使和代表在教导伊斯兰基础及其法律的同时教导《古兰经》。阿卜杜勒·哈伊·基塔尼(ʿAbdulḥayy al-Kittānī,卒于 1382/1962 年)在其《行政编排》(*al-Tarātīb al-Idāriyyah*)中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讨论“那些被先知部署到不同地区教导人们《古兰经》并使他们理解宗教的人”。 [109]
 
### 14 - 命令军事领袖留在新征服地区教导新穆斯林《古兰经》
 
在希吉来 10 年,先知 ﷺ 派哈立德·本·瓦利德前往纳吉兰的巴努·哈里赛·本·卡布部落,命令他邀请他们加入伊斯兰,如果他们成为了穆斯林,就留在他们中间教导他们伊斯兰和《古兰经》。使命成功了,先知 ﷺ 请他带上一群人回麦地那与他会面。在会面后,先知 ﷺ 派阿姆鲁·本·哈兹姆随他们回到纳吉兰继续教导。
 
### 15 - 往返麦地那的旅行者教导穆斯林贝都因人
 
由于先知 ﷺ 对《古兰经》的不断诵读和教导,其背诵在麦地那和其他城市的居民中广泛传播,并延伸到广阔阿拉伯沙漠中的贝都因人群体。许多来向先知 ﷺ 学习《古兰经》并皈依的代表团成员在返回途中会教导贝都因人,例如阿姆鲁·本·萨拉迈(ʿAmr ibn Salāmah)的故事所记录的那样。阿姆鲁与先知的实际圣伴身份尚有争议,他仅仅通过向路过的旅行者学习就成为了他族人中最合格的伊玛目。他悦:
 
> 旅行者在会见先知 ﷺ 归来途中会经过我们。我们以前请他们教我们《古兰经》。他们告诉我们,先知 ﷺ 悦:“让《古兰经》(背诵)最多的人领你们礼拜。”所以,我以前带领他们(我的族人)礼拜,我虽然是最年轻的人之一,却是《古兰经》背诵最多的人。 [110]
 
这个故事揭示了人们如何竞相背诵《古兰经》,以及阿姆鲁如何将自己与族人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尽管他们远离穆斯林社区中心,却仍在定期学习和教导《古兰经》。
 
### 16 - 《古兰经》学校的早期模式
 
先知 ﷺ 通过其言行鼓励《古兰经》的集体学习。正如阿卜杜拉·本·奥马尔所描述,先知 ﷺ 过去经常聚集圣伴诵读《古兰经》并向他学习:“我们以前向先知 ﷺ 诵读[一节需要]叩头的经文(*sujūd al-tilāwah*),他会叩头,我们所有人也都会随之叩头,直到我们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 [111] 先知 ﷺ 还口头鼓励个人共同学习《古兰经》,声明悦:“只要有一群人聚集在安拉的一座房子里,诵读《古兰经》并共同学习,宁静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仁慈会笼罩他们,天使会环绕他们,安拉会在祂面前的众天使中提到他们。” [112] 先知 ﷺ 赞美了一群也门圣伴的声音,悦:“我知道阿什阿里人在夜间进入时的声音,即使我没有看到他们白天的落脚点,我也通过他们晚上诵读《古兰经》的声音知道他们落脚在哪里。” [113]
 
甚至在麦加穆斯林能够公开见面学习《古兰经》之前,多个地点就已承载了定期的集体诵读和教导。达尔·阿尔卡姆(Dār al-Arqam)是第一个,作为向先知 ﷺ 进行《古兰经》学习的秘密聚集地持续了三年。阿布·巴克尔也在他房子的院子里建立了一个小清真寺,在那里他会大声礼拜和诵读《古兰经》,以优美的声音作为宣教手段,并因精神上的极度喜悦而哭泣流泪。许多麦加的不信道者,包括妇女和儿童,过去常常聚集在他房子周围听他诵读。 [114] 他的女儿、先知的妻子阿伊莎在关于其父亲美德的著名演讲中记录了这一点。 [115]
 
在穆斯林人数增加到 40 人,且奥马尔·本·哈塔卜皈依伊斯兰后,先知 ﷺ 从秘密宣教转向公开邀请人们。麦地那第一个承载《古兰经》诵读的清真寺是由拉菲·本·马利克·祖拉齐(Rāfiʿ ibn Mālik al-Zuraqī)在先知迁入前建立的。 [116] 拉菲是安萨里中最早的六名穆斯林之一,也是在阿盖白向先知 ﷺ 宣誓信仰的 12 名麦地那人之一。拉菲在向先知 ﷺ 学习了经文并带走了一些写有经文的页片后,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
 
在记录穆萨阿布·本·欧麦尔和阿卜杜拉·本·乌姆·马格图姆在先知迁入前后于麦地那的有组织教学活动时,一些学者提到了麦赫拉迈·本·纳夫法勒(Makhramah ibn Nawfal)的房子。它被称为“诵读家之屋”(*Dār al-Qurrāʾ*),在乌姆·马格图姆搬到麦地那后曾接待过他。 [117] 基塔尼依靠这些记录为建立《古兰经》学校提供了早期历史证据。 [118]
 
最重要的《古兰经》教育场所之一是苏法,许多圣伴在那里学习如何诵读《古兰经》并背诵了许多苏拉。由于靠近先知的清真寺,苏法之友嗡嗡作响的诵读声总是在那里回荡。 [119] 苏法收容了许多买不起房子的圣伴。这些圣伴的主要职业就是学习和教导《古兰经》以及其实践典范——先知 ﷺ 的做法。 [120] 苏法“不仅是一个福利避难所,也是一个背诵《古兰经》和教导其法律的学校。先知 ﷺ 过去经常部署他们中的许多人前往各部落,教导他们《古兰经》和宗教教法。” [121] 根据巴基拉尼的悦法,苏法之友的环境和特征使得他们必须记住在他们居住期间降示的所有《古兰经》内容。 [122] 在他们的特殊品质中,苏法之友从未动摇过对《古兰经》的承诺或对伊斯兰的支持。他们的崇拜和对自己在《古兰经》中值得安拉赞美的确信在不断增加。 [123] 诺威(al-Nawawī,卒于 676/1277 年)声明悦,根据明确的证据和历代学者的实践,集体诵读《古兰经》是值得推荐的。 [124]
 
先知 ﷺ 归真后,圣伴们继续传承《古兰经》教育的遗产,他们的学生数以千计。依本·奥马尔叙述其父亲悦:“我曾看到‘信士的长官’(*amīr al-muʾminīn*)奥马尔·本·哈塔卜坐在演讲坛上,移民(*muhājirūn*)和支持者(*anṣār*)环绕着他;他像老师教孩子一样教导他们宗教和《古兰经》。” [125]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存在于不同穆斯林文化中的儿童《古兰经》课程和学校(被称为 *maktab* 或 *kuttāb*),都是奥马尔对《古兰经》教育众多贡献的成果。纳夫拉维(al-Nafrāwī,卒于 1126 年)悦:
 
> 第一个将孩子聚集在《古兰经》学校(*maktab*)里的是奥马尔·本·哈塔卜。他命令阿米尔·本·阿卜杜拉·胡扎伊(ʿĀmir ibn ʿAbdullāh al-Khuzāʿī)致力于教导他们,奥马尔从国库(*bayt al-māl*)中为他拨发了薪水。那些孩子中有不聪明的,也有聪明的。奥马尔命令阿米尔在木板(*lawḥ*)上为不聪明的孩子写字,而只教导聪明的孩子而无需写字。奥马尔还确保孩子们学习那些容易随时间流逝而消逝的事物,如家系、种族和部落关联。孩子们请求奥马尔减少他们的学校时间,于是他命令老师从晨礼后坐到上午,从晌礼坐到晡礼,然后孩子们就可以休息一天。 [126]
 
当奥马尔在征服叙利亚期间离开一个月后回到麦地那,人们思念他,便出城迎接他;孩子们跋涉了将近 40 公里出城迎接。他们在星期四遇到奥马尔,与他共度一夜,并在星期五一起回到麦地那。 [127] 由于他们旅途疲惫,奥马尔给他们放了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假。这个周末“成为了一种圣行(*sunnah*),直到审判日。奥马尔为任何采用这一习俗的人祈求获得一切美好的回赐,并为任何取消它的人祈求其给养受限。” [128]
 
许多其他圣伴本身也是专家级的《古兰经》老师。阿布·达尔达(Abū al-Dardāʾ)是大马士革清真寺领先的《古兰经》老师,拥有 1600 多名学生。他通常将班级分为十人一组,并为每组指派一名助理教官(*ʿarrīf*)。 [129] 阿布·穆萨·阿什阿里被任命为巴士拉的特使,他也在那里教导《古兰经》。尽管承担公职非常繁重,但阿布·穆萨以每日教导《古兰经》、组织班级并直接监督巴士拉清真寺的助教而闻名。他曾召集学生中最先进的诵读家,人数达 300 人。 [130] 然而,圣伴们并未忽视将背诵与《古兰经》教导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依本·马苏德在库法(Kūfah)花了 22 年时间向无数学生教导《古兰经》和教法。一场著名的反抗伍麦叶王朝(Umayyads)的起义就是由一群被称为“诵读家军队”的人领导的,其中包括 4000 名依本·马苏德的学生及其学生。 [131]
 
## 多元化的《古兰经》社区
 
《古兰经》的背诵和诵读并不限于社会中的特定阶层。男性、女性、儿童、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人、残障人士以及被奴役的人,都学习并背诵了《古兰经》。涵盖众多作为诵读家和背诵者的圣伴的传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尽管如此,以下例子展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何在先知 ﷺ 时代及其后成为《古兰经》领域的领先权威。
 
当奥马尔·本·哈塔卜冲进他妹妹法蒂玛(Fāṭimah)家质问她皈依伊斯兰一事时,他发现她和丈夫正向获得自由的奴隶(*mawlā*)赫巴布·本·艾赖特(Khabbāb ibn al-Aratt)学习苏拉“塔哈”。苏拉“塔哈”诵读所产生的难以形容的影响,以及他妹妹对信仰的奉献,最终启发了奥马尔皈依伊斯兰。
 
另一位获得自由的奴隶萨利姆·本·马基勒(Sālim ibn Maʿqil)曾服侍过阿布·胡赛法·本·乌特巴(Abū Ḥuthayfah ibn ʿUtbah)。阿布·胡赛法的妻子苏拜塔(Thubaytah)最终释放了他。阿布·胡赛法收他为养子(在废除非血缘收养制度之前),萨利姆因此被称为“阿布·胡赛法的 *mawlā*”。萨利姆内是一位专家级的诵读家(*qārī*),他教导了包括其前主人在内的多位圣伴《古兰经》。作为在先知 ﷺ 之前迁往麦地那的早期穆斯林之一,萨利姆曾带领他们礼拜,因为他是《古兰经》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在萨利姆身后礼拜的人中包括奥马尔·本·哈塔卜等重量级人物。 [132]
 
在叙述针对她的虚假指控(*ifk*)的故事时,阿伊莎(愿安拉喜悦她)这样描述自己:“我当时是个年轻女孩,对《古兰经》了解不多。” [133] 这一表述暗示她的《古兰经》知识因年龄较小而受限,而成年女性通常了解很多。 [134] 事实上,先知的妻子们,如阿伊莎、哈福赛(Ḥafṣah)和乌姆·萨拉迈(Umm Salamah),不仅背诵了大量《古兰经》,还在自己家中亲眼见证了启示的降临。她们看到先知 ﷺ 如何从吉卜利勒那里接收《古兰经》,如何教导人们,并效仿他教导女性和男性。除了被列入圣伴诵读家(*qurrāʾ*)名单外,一些先知的妻子,特别是阿伊莎和乌姆·萨拉迈,还是读法(*qirāʾāt*)的传述者。 [135] 几部圣训集通过阿伊莎和乌姆·萨拉迈报道了先知曾诵读的一些读法。 [136]
 
女性《古兰经》背诵家之一是乌姆·瓦拉盖·宾特·阿卜杜拉(Umm Waraqah bint ʿAbdullāh),先知 ﷺ 常称她为烈士(*shahīdah*)。他经常去拜访她,并请圣伴们一同前往,悦:“走,我们去拜访那位‘烈士’。”他批准她专门在家里雇佣一个人(*muʾadhdhin*)进行宣礼。 [137] 先知 ﷺ 的预言在她于奥马尔统治期间被其仆人杀害时应验了。 [138]
 
胡赛玛·宾特·胡亚伊(Hujaymah bint Ḥuyayy),即乌姆·达尔达(阿布·达尔达之妻),是著名的《古兰经》背诵家之一。她致力于学习和教导《古兰经》,据报道她曾悦:“我喜欢[完全]按照它降示时的样子去诵读它。” [139]
 
阿斯玛·宾特·亚齐德(Asmāʾ bint Yazīd)是一位著名的诵读家,她曾请速记员为她抄写部分《古兰经》。她参与了阿布·巴克尔时代的《古兰经》汇编工作,并向汇编委员会负责人宰德·本·萨比特分享了她的背诵内容,同时还带了一份由欧拜·本·卡布抄录的个人副本。 [140] 据报道她曾悦:“在先知 ﷺ 从麦加搬到我们这里之前,我[学会了]诵读 21 个苏拉。” [141]
 
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他经常指示圣伴们教导孩子《古兰经》,其中许多孩子背诵了大量内容。例如,阿卜杜拉·本·阿巴斯(ʿAbdullāh ibn ʿAbbās)在 13 岁时就背下了所有的“穆法萨尔”(*al-mufaṣṣal*)。在先知 ﷺ 移居麦地那后,人们把宰德·本·萨比特带到他面前悦:“这是一个年轻男孩,他背下了安拉降示给你的 17 个苏拉。”先知 ﷺ 印象深刻,并指示他:“宰德啊,学习犹太人的书写风格[或语言]。的确,指安拉发誓,我不信任他们处理我的天经(《古兰经》)。”在短短 15 天内,年仅 11 岁的宰德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开始为先知 ﷺ 翻译信件和代笔复信。 [142] 宰德在口头和文本上保存《古兰经》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下文将予以讨论。
 
先知教导孩子《古兰经》的圣行被他的圣伴及其后继者热诚地采纳了,他们遵循他在今天的“塔吉威德”(*tajwīd*,发音学)科学中所体现的精准诵读风格。
 
> [这支民族的] 第一代人只有在[采用正确的]诵读(*murattalan*)和发音(*mujawwdan*)风格时,才会诵读《古兰经》或教导给孩子。一个孩子在完全精通《古兰经》诵读之前不会从《古兰经》学校(*maktab*)毕业;他唯一欠缺的是了解今天被称为“塔吉威德”科学的规则和术语。此外,他们[第一代人]还在学校里教导孩子《古兰经》中的生僻词汇(*gharīb al-Qur’an*), [143] 以及其中包含的一些道德教诲和阿拉伯诗歌、在《古兰经》中提到的信仰原则和教法(*fiqh*)摘要,以及一些描述先知道德的圣训。 [144]
 
因此,孩子从《古兰经》学校毕业时,在语言、圣训、诗歌、信仰和教法方面都已具备充足的知识。如果这些量就是他所获得的全部宗教教育,那也足以满足他在现世和宗教方面的所有必要事务。 [145]
 
## 圣伴中的《古兰经》背诵者
 
《古兰经》在早期穆斯林社区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并未损害其口头传达的准确性。事实上,《古兰经》一直在以最正确的措辞和精准的发音被大众化地诵读和传授。如前所述,背诵、保存和传授《古兰经》的动力超过了背诵前伊斯兰诗歌的动力。除了无数描绘圣伴们昼夜在礼拜中背诵、研究和诵读《古兰经》的奉献精神的故事外,先知传记(*sīrah*)还记录了数十位被赋予“诵读家”(*qurrāʾ*)或“哈菲兹”(*ḥuffāẓ*,背诵家)称号的圣伴的名字和生平。
 
“诵读家”(*qurrāʾ*)这一称号最初通常被归于那些背诵了截至当时已降示的所有《古兰经》内容的哈菲兹。后来,该称号仅指代那些背诵了整部《古兰经》的人。在读法(*qirāʾāt*)和教法(*fiqh*)等学科中,该术语也获得了不同的指代意义。与词态学和古兰经文献中该术语与“诵读者”相关的古典涵义相反,一种关于“诵读家”一词的现代观点认为,村民(*ahl al-qurā*)与诵读家(*qurrāʾ*)发生了混淆,前者利用这一点来获取政治和社会地位。 [146] 这种基础性的错误不太可能发生在众多穆斯林身上。此外,即使这种强加的区分在历史和词态上是有效的, [147] 它“也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一个随之存在的诵读者阶层的历史存在”。 [148] 如下文所示,“诵读家”这一称号早在希吉来 4 年就已出现。
 
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及归真后的历次战役中,“诵读家”都处于最前线,这引起了人们对《古兰经》承载者流失的担忧。在希吉来 4/625 年,即 70 名圣伴在乌胡德战役中殉教几个月后,大约 80 名被称为“诵读家”的圣伴在拉吉(al-Rajīʿ)和比尔·马乌纳(Biʾr Maʿūnah)两次远征中遭到暗算殉教。这 80 名圣伴是先知 ﷺ 应一些非穆斯林部落请求派去教导其族人《古兰经》和伊斯兰基础的。
 
拉吉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涉及阿达尔(ʿAḍal)和加拉(Qārrah)部落的一个诡计,他们杀害了先知 10 名使者中的 8 人,并将另外 2 人交给了古莱什人杀害。在收到关于拉吉小组的消息之前,先知应阿拉伯领袖马利克·本·阿米尔(Mālik ibn ʿĀmir) [149] 的请求,派遣了 70 名圣伴前往其领地教导他的族人。马利克拒绝了先知 ﷺ 皈依伊斯兰的邀请,但表现出与族人一起进一步了解伊斯兰的兴趣。尽管先知 ﷺ 拒绝向当时有许多敌人的内志(Najd)地区派遣大量圣伴,但他尊重了马利克承诺的保护(*jiwār*)。卑劣的是,马利克的侄子阿米尔·本·塔法伊尔(ʿĀmir ibn al-Ṭufayl)号召其盟友在这一小组在比尔·马乌纳宿营时将其全歼。69 人被杀;只有一名受伤的幸存者回到了麦地那,并在几年后去世。据传述,安拉曾降示一节经文表达祂对这些圣伴的喜悦,但该经文后来被废止。 [150] 这些圣伴在生前死后所经历的许多超自然奇迹(*karāmāt*)在先知传记文献中都有广泛记录。
 
比尔·马乌纳的“诵读家”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品质而闻名:他们对《古兰经》的知识和他们对社会服务的承诺。阿纳斯·本·马利克悦:“我们以前称他们为‘诵读家’。他们白天伐木,晚上整夜礼拜。” [151] 他们白天的职业是伐木;他们会收集木材并存放在先知妻子的房间附近以及苏法,供有需要的穆斯林使用。据报道,他们晚上总是忙于学习《古兰经》和集体礼拜。一份传述确认道:“他们的家人以为他们总是在清真寺里,而苏法的人总以为他们和家人在一起。” [152] 他们的离去令先知 ﷺ 极度悲伤。阿纳斯悦:“我从未见过安拉的使者 ﷺ 为一支小军队的损失而感到如此悲伤,就像他为那 70 名被称为‘诵读家’并在比尔·马乌纳被杀的男子感到悲伤一样;他整整一个月在礼拜中诅咒杀害他们的人。” [153]
 
阿纳斯提到的先知的诅咒(*qunūt*)是在集体礼拜中进行的。与其它类型的 *qunūt* 不同,先知 ﷺ 的这一做法被立法为教法中著名的“灾难祈祷”(*qunūt al-nawāzil*),穆斯林至今在遭受灾难时仍会练习。先知的这一祈祷反映了他对这些“诵读家”离去的深切悲伤,并非由于对他们的归真缺乏知足。相反,正如阿斯纳维(al-Asnawī,卒于 772/1370 年)所指出的,先知的这一祈祷侧重于“遏制那些杀人者的反叛,并通过[祈求]他们的继任者来补偿穆斯林的灾难,因为他们是[一群]勇敢的诵读家”。 [154]
 
根据某人与《古兰经》或其特定部分的关联来识别或认可圣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证明了《古兰经》在社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例如,一些圣伴被称为“黄牛章之人”,根据巴基拉尼的悦法,这是对背诵了整部《古兰经》的人的隐喻。 [155] 巴基拉尼解释悦,由于“黄牛章”是最长且最难背诵的苏拉,圣伴们很少从它开始背诵。相反,他们通常从“穆法萨尔”中的短篇章开始,只有在背诵了大部分已降示的《古兰经》内容后才会去背诵“黄牛章”。这是早期移民、那些与先知 ﷺ 建立了长期同伴关系的人,以及那些后来或在年轻时皈依伊斯兰的人的习俗。
 
对在战争中失去“诵读家”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拉吉和比尔·马乌纳事件到其他重大战役如侯奈因(Ḥunayn),甚至在先知 ﷺ 归真后不久的亚马玛(al-Yamāmah)战役(其中 40 名诵读家殉教),口头和文本上保存《古兰经》的需求都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社区义务。然而,在亚马玛战役后剩余的“诵读家”人数可能超过了已知的 120 名殉教者的总数。这可以从奥马尔的担忧中推断出来,即“如果在其他战役中大量诵读家继续被杀,《古兰经》的一大部分将会流失”。 [156] 奥马尔在建议阿布·巴克尔进行文本汇编《古兰经》的重要性时发表了这一评论,此前他强调了“大规模杀戮”已经发生。这些审议促成了汇编和抄录《古兰经》的多阶段过程。奥马尔(和其他圣伴)对流失“诵读家”的恐惧并未背叛他们对安拉保护《古兰经》之承诺的确信。他们只是在效仿先知的榜样,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存文本,并意识到神圣的承诺将通过他们人类的努力来体现。
 
## 先知 ﷺ 时代背诵家(*ḥuffāẓ*)的人数
 
毫无疑问,先知 ﷺ 时代有许多《古兰经》的背诵者和承载者。教导《古兰经》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崇拜行为,以至于圣伴们被劝阻不要因教导而接受报酬,这导致了各教法学派在是否可以接受《古兰经》教学补偿方面存在分歧。如上所述,各种圣训报告、先知传记以及先知圣伴的传记为《古兰经》的广泛口头传达(*tawātur*,连续传述)提供了明确证据。
 
少数几段表面上矛盾的圣训列出了圣伴中的四名、五名或六名背诵家。 [157] 一些学者通过将这些报告解释为:1)对某些圣伴群体的某种主观偏好或比较,或 2)强调特定的精通水平,来调和这些不同的数字。其他学者认为这些报告:3)在传述链(*isnād*)或涵义上不真实,因为在计数或历史事件方面存在不足;4)被大量其他说明多位圣伴背诵情况的报告所抵触;或 5)受到在启示不断降示和大众教育的环境下准确统计背诵者人数的实际困难的影响。 [158]
 
综合巴基拉尼在《胜利》(*al-Intiṣār*)、苏尤蒂在《精通》(*al-Itqān*)以及卡斯塔拉尼在《细微征兆》(*Laṭāʾif al-ishārāt*)中汇集的几份报告,可以确定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有 21 名圣伴背诵了整部《古兰经》。如果加上穆贾米(Mujammiʿ)——据说他背诵了除两三个章节外的全部内容 [159]——以及阿卜杜勒·瓦希德(Abdulwāḥid)——他与先知的圣伴身份尚有争议 [160]——人数达到了 23 人。这一数字排除了那些在先知 ﷺ 归真后完成背诵的圣伴。卡西姆·本·萨拉姆在苏尤蒂所载的名单中,列出了另外 13 名在先知 ﷺ 逝世后完成背诵的圣伴。
 
尽管圣伴人数以万计,为什么记录下来的背诵家却只有少数?对整部《古兰经》的“审核”(*ʿarḍ*)需要与先知 ﷺ 保持长期的近距离接触,尤其是因为《古兰经》是在 23 年中降示的。此外,启示的分阶段性可能阻碍了许多圣伴声称自己背诵了全部文本,因为他们不确定在已背下的内容中会有什么新降示或被废止,更不用说为他人的背诵作证了。在描述了这些因素后,巴基拉尼评论道:
 
> 如果情况必然如此,那么背诵了所有已降示内容的人数在当时并不为大众所知。他们不可能知道。因此,在先知时代有一部分圣伴背诵了[全部]《古兰经》,但并未公开声明,也没有他人提及,这并非不可能。原因是背诵情况只有在先知去世、启示停止,并已知晓最后降示的部分,且确认苏拉已被完整构建和编排好[在手抄本中]之后,才能被广泛知晓。 [161]
 
许多圣伴也有可能背诵了整部《古兰经》,但为了避免因夸耀而抵消安拉的回赐而隐瞒了这一事实。 [162] 多份报告显示圣伴们对公开宣扬自己背诵《古兰经》持谨慎态度。据报道,哈桑·巴斯里(al-Ḥasan al-Baṣrī,卒于 101/728 年)曾悦:“我们见过一些人,其中一人背下了[整部]《古兰经》,而他的邻居却不知道。我们也见过一些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秘密进行的善功会被公之于众。” [163] 那些宣布自己背诵情况的人,可能是出于他们认为对社区有益的原因。
 
圣伴们通常也会避免将某人描述为《古兰经》背诵者,以防此人错误地漏掉了一节经文或一个词。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他们避免将这一称号授予任何没有背下整部《古兰经》、其废止经文、读法模式和字母(*aḥruf*) [164]——即通过直接向先知 ﷺ 学习获得这些知识的人。圣伴们也不认为仅仅将《古兰经》记在脑子里的人就是背诵家。相反,背诵家还必须了解《古兰经》的法律裁决并予以遵 收起阅读 »

论乌理玛的重要性:在世俗时代守护伊斯兰传统与知识

#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者:向乌理玛学习伊斯兰知识的重要性
 
**作者:乌萨玛·阿扎米 (Usaama al-Azami)**
 

 
## 作者致谢
 
我要向整个 Yaqeen 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将这篇文章从最初阶段推向发表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这个鼓舞人心的组织中有这么多出色的人在工作,其中许多人对我悦仍然是匿名的。在深夜的祈祷中,我由衷地为他们祈求。特别要感谢 Julio Rivera、Ayesha Bakali、Ovamir Anjum、Ahmed Elbenni、Nameera Akhtar、我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在幕后工作的生产团队的其他成员。*Jazakum Allah khayran wa-baraka fikum*!
 
## 导言
 
为什么穆斯林需要咨询学者?如果安拉已经通过他的先知 ﷺ 以《古兰经》和“圣行”的形式启示了引导,并且如果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轻松获取这些引导源,那么我们与安拉的关系为什么必须通过这些凡人来调解呢?穆斯林能否依靠书籍和/或网站来对宗教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能否直接思考《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的榜样)?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必须依赖学者的专业知识,我们如何知道一位学者是否可靠?如果我们非常推崇的作为道德楷模的一些学者,结果却并非楷模呢?如果穆斯林如此推崇他们的学者,但随后一些杰出的学者在个人和/或政治往来中表现出严重的道德缺陷,这难道不会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或宗教幻灭吗?关于女性——她们能成为学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女性学者似乎如此之少?
 
这些是我在本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我的目的不仅是阐明依赖正统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还要说明这种对宗教权威的承认,并不完全免除穆斯林在遇到疑问时行使自己的道德判断。每个时代的穆斯林都认识到学术研究在解释近 1500 年前最初在阿拉伯环境中启示的《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应用于随后时代的穆斯林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在欧洲发生的、与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同时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人类的一小部分思想全球化了,并在此过程中使**乌理玛(*ʿulamāʾ*,即学者)**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视角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深陷世俗意识形态的怀抱,不理解为什么穆斯林需要保持对传统的依附。他们奇怪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干脆拥抱世俗主义,并将他们的文化遗产视为可以偶尔提供灵感的过去的事情。另一些人保持着对安拉启示的更深层承诺,他们可能会问:“如果我通过 Google 就能触手及不谬的《古兰经》和“圣行”,为什么我还需要关注会犯错的乌理玛呢?”还有人认为,除了那些获得正式授权(*ijāza*,即授职证)作为权威链条(*sanad*,即传述链)的一部分来传播伊斯兰知识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认识伊斯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乌理玛,”他们宣称,“除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得解释《古兰经》和“圣行”。”
 
本文反映了乌理玛在当今和过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穆斯林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背景下审视了这一角色。在探讨这一话题时,我将引用《古兰经》、“圣行”和过去学者的著作。像这样的一篇短文不能指望详尽地解决讨论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许多作者写多篇文章。但我希望到文章结束时,读者能认识到采取一种平衡方法的迫切需要,即在尊重学术权威的同时,不免除普通穆斯林在其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责任。在整篇文章中,我将考虑学术研究在现代穆斯林的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穆斯林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提倡世俗公共领域的环境。
 
文章最后将指出,在现代西方,乃至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培养足以满足我们需求的学者的集体义务并没有得到履行。这要求人们认识到,培养学者不仅是学者自己的工作,而是整个穆斯林**乌玛(*umma*,即民族)**的责任。我们的学者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所有穆斯林的失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失败并努力扭转它。
 
## 为什么我们需要乌理玛?
 
先知 ﷺ 曾谴责过他的某些同伴,因为他们在旅行中建议一名梦遗后的受伤男子进行大净(*ghusl*)。那人曾询问他是否可以用土净(*tayammum*)代替完整的大净,但他的旅伴坚持他应当进行大净。他照做了,随后因感染和/或暴露而死亡——圣训中没有指明细节。先知 ﷺ 对那些坚持让他洗澡的人感到非常愤怒,谴责他们悦:“他们杀了他。愿安拉毁灭他们!”这种谴责的严厉程度并没有否定先知的仁慈本质。事实上,这种严厉的罕见性恰恰强调了那些被批评者所犯过失的严重性。
 
正如伊本·贾齐(Ibn Qayyim al-Jawziyya)所指出的,这是先知对“一群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fatwa*,即法律判定)的人”的严厉祈祷,因为这导致了提问者的死亡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这一情节提醒我们发布法特瓦的严重性,这一观念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被反复传达。圣训的其余部分报告了先知对这些旅行者所面临情况的建议。在谴责了那些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的人之后,先知 ﷺ 补充道:“他们不知道时,难道不能问吗?无知的良药是提问。”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行”基础上的。《古兰经》是一种纹理丰富的启示,如果不求助于先知的“圣行”,它的许多细节就无法被理解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而且两者都包含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解释的文本。对于任何一个社区所珍视的文本来悦,情况都是如此。以《美国宪法》为例。全文 4543 个词,比这篇文章短得多。然而,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司法基础设施,以及从律师事务所到学校的无数法律机构,以培训法律学者和从业者解释和实施该文件规定的规范——这是一部治理着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法律文件。同样,《古兰经》和先知 ﷺ 的教导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提供了指引,这一文明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精神、智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国而蓬勃发展。
 
## 什么是乌理玛?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需要培养学术专业知识,以正确理解《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引导穆斯林乌玛度过其尘世生活。虽然学术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在高级政治和智力辩论层面可能显而易见,但人们可能会问,乌理玛对保存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神圣启示的深思熟虑,是如何或者应当如何影响普通穆斯林的。在这里,宪法的类比也可能派上用场。影响所有公民的更广泛的法律结构,是建立在《美国宪法》以及该国 50 个州各自的地方宪法基础之上的。这些法律直接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违法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而且还因为我们普遍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再一次,这需要学习法律是什么,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法律学者制作的资料来完成的。
 
本质上,鉴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在没有一定程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这使得人们能够在个人领域培养专业知识,而其他人则没有机会为自己培养这些知识。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专家,无论是医学、工程、经济还是其他领域。当然,学者也是如此。学者需要依靠专家来获取他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无论是为他们接种疫苗的医生,还是设计他们的房屋和汽车的工程师,或者是管理他们居住的城镇的公务员。正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专家为我们提供过上丰硕生活所需的设施一样,普通的穆斯林需要乌理玛来获取《古兰经》和“圣行”的智慧。如果人类事务需要专家知识,那么乌理玛可以被视为关于引导我们如何生活的“神圣启示”的专家。
 
需要明确的是,鼓励普通穆斯林加深对**信仰(*dīn*)**的理解,其中一些人确实应当追求在**沙里亚科学(*ʿulūm Sharʿiyya*)**或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化;这种专业知识在西方穆斯林中尤其匮乏。然而,那些没有专攻这些科学的人必须听从专家的意见。同样,穆斯林可以从亲自阅读《古兰经》和“圣行”文本中获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些文本变得随处可得的时代。然而,如果穆斯林在如何理解这些文本方面遇到任何困惑,他们需要乌理玛来澄清。在这方面,乌理玛经常引用《奈哈勒章》(16:43)中的一节经文,内容是:“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就当询问深明教义者。”正如安达卢西亚解经家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卒于 671/1273)所指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节经文是指普通大众(*al-ʿāmma*)需要追随他们的乌理玛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理解《古兰经》和“圣行”的语言。这些翻译最终是由那些有足够资格理解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语,并将其含义传达给生活在启示时代近一个半世纪后的读者和听众的学者完成的。正如乔纳森·布朗(Jonathan A. C. Brown)在其杰作《误读穆罕默德》(*Misquoting Muhammad*)中所论证的那样,在没有乌理玛解释工作帮助的情况下试图理解《古兰经》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为了理解《古兰经》充满力量的语言,先知的同伴们有时会求助于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这些诗歌可以权威地阐明《古兰经》中一些优雅文学词汇的选择。布朗指出,某些现代主义穆斯林试图边缘化圣训等《古兰经》以外的宗教权威来源,这种努力是弄巧成拙的,因为当他们自己显然需要求助于阿拉伯语词典编纂者的非《古兰经》学术著作来确定圣典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时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 解释一个字母
 
即使在《古兰经》中的单个字母上,情况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古兰经》中关于小净(*wuḍūʾ*)的经文,即《迈德章》(5:6),其中包含一个通常翻译为“摩你们的头”的短语。这个翻译掩盖了原始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复杂性,即如何理解阿拉伯语短语 *wa’msaḥū **bi**-ruʾūsikum* 中的字母 ***bāʾ***。这个字母本身就成了大量讨论的焦点,导致学者们对于头部有多少部分需要擦摩产生了几个不同的意见。语法学家指出,字母 *bāʾ* 有 14 种不同的含义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因此,法学家们在经文中所要求的“擦摩”是指擦摩整个头部,还是只擦摩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果是整个头部,那么漏掉一根头发是否会导致擦摩无效?另一方面,如果是部分,那么如果只擦摩了一根头发,擦摩是否有效?法学家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一系列立场。现在,将这个问题扩展到《古兰经》其余的 6000 多节经文,然后再扩展到归属于先知 ﷺ 的数万条圣训报告,人们就可以理解要得出正确的解释——即真正体现神圣意图的解释——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样的辩论在最糟糕的意义上可能显得太“学术化”。安拉想必不希望人类不必要地沉迷于对其圣典中如此微小细节的争论。过去的一些学者确实谈到过毫无意义的迂腐行为的危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利己主义的得分欲驱动的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然而,上述那种解释上的分歧,对于相关学者来悦似乎并非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对于许多“逊尼派”(*Ahl al-Sunna*)可能认为以特定方式被正确理解的经文,也是如此;而过去和现在的误入歧途者可能希望将这些经文扭曲向其他方向。安拉 ﷻ 作为全知的创造者,完全意识到语言的本质以及为人类解释《古兰经》这类文本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伊斯兰法学家沉迷于此类“无关紧要”细节的行为提出质疑,我们最好认识到,现代国家拨出巨款建立庞大的机构来参与对其法律的解释。
 
例如,在美国,司法机关是联邦政府三个平等的部门之一。当联邦和各州司法机关合并考虑时,它们拥有大约 32,000 名法官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与美国持证、活跃的律师数量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该国约有 130 万名执业律师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这还不包括法律助理和其他非法律培训人员的庞大配套基础设施,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这些人的法律素养。这还不包括维持律师源源不断产生所需的大量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主办法律知识分子可以反思复杂问题的空间。这数十万人的工作是解释编纂成册的文本,以参照上述文本告知客户或诉讼当事人其法律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任何系统中的法律都是基于语言的,而语言在涉及治理、社会组织和纠纷解决等复杂问题时天生具有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现代人(甚至一些现代穆斯林)觉得在宗教实践上不需要咨询宗教专家,而在世俗法律上却应该咨询专家,这反映了对世俗主义作为统治现代法律文化规范的接受。对于非穆斯林来悦,他们在法律问题上往往没有任何宗教参考可言,这似乎完全合理。然而,对于穆斯林来悦,这种想法反映了他们对一种法律文化的吸收,即使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法律文化与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法律文化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正如其整个历史上被伊斯兰学者所理解的那样,以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法律”的方式强制执行某些行为。
 
虽然现代对法律的使用通常与国家紧密相关,且人们期望违反法律会导致世俗制裁,但通常被称为“伊斯兰法”的东西并不总是按照这些假设运行。它的许多禁令,例如禁止背谈,并没有附加基于经文的制裁。它们实际上是受形而上学承诺支持的道德准则——一种对死后惩罚威胁的信仰。如果一个人相信安拉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即《古兰经》)启示了一部法律,并且他已经命令穆斯林按照该法律生活,并在后世获得相应的奖惩,那么这些都是遵守他在启示中规定的规范的非常有力的理由,即使大多数法律仍然没有特定形式的神圣指定的今世惩罚。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伊斯兰法实际上产生了一套非凡的长久且有效的制度,帮助治理了穆斯林社会数百年,并带来了显著的繁荣和文化昌盛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
 
## 乌理玛的历史角色
 
在伊斯兰历史的过程中,乌理玛在为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要机构提供法律、精神和规范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劳动似乎受到了这些社会的高度重视,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伊斯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zālī,卒于 505/1111)的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对于当代的穆斯林来悦,极其讽刺的是,在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著作之一《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中,安萨里在开头抱怨穆斯林为了研究伊斯兰法学(*fiqh*)而放弃了医学研究,因为前者已经变得非常有声望。安萨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于《复兴》四十卷中的第一卷。在《知识之书》中,他指出:
 
> 多少地区的唯一医生是非穆斯林,他们的见证在涉及法学裁决时甚至不被其他医生采纳。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承担医学研究,却看到他们争相研究法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事项和辩论中,而该地区到处都是忙于裁决并应对随时发生事件的法学家。我希望我知道宗教法学家如何能赞成参与一项已经由他人承担责任的“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却放弃另一项没有穆斯林承担的集体义务 [即医学研究]。
>
> 除了一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医学不能为被委托管理“瓦克夫”(*awqāf*,即金融捐赠)、遗产继承(*waṣāyā*)和控制孤儿财产提供便利;也不能帮助在司法机关或政府中任职,或者获得超越同辈的地位以及战胜敌人的权力?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安萨里对穆斯林社区缺乏医学研究的哀叹,既说明了他那个时代乌理玛社会地位显赫,也说明了当今穆斯林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境况。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以及在西方穆斯林中,穆斯林普遍被社会化(也可以悦是被洗脑了)认为医学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有声望的职业道路之一。它通常是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首选。它通常能确保财务安全,甚至丰厚。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追求伊斯兰学术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结果。目前,一名来自穆斯林世界或西方的伊斯兰经学院毕业生,可以预期的社会声望很小,而财务上的不安全感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结构性的——我们作为社会如何选择确定优先事项,并激励某些职业选择,同时抑制其他选择。我们希望人们比平时更多地从事什么领域?我们鼓励人们做什么?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会促进它认为对实现其目标有产出且有帮助的领域。现代社会通过为年轻人支付更高的薪水和鼓励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来激励一系列职业道路。在北美、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医学绝对是这些领域之一。乍一看,在任何社会背景下,医学似乎都是一个能获得高薪和威望的领域。毕竟,哪个社会没有病人呢?人们通常为了从可能显著损害其生活质量甚至终结其生命的疾病中康复而不遗余力。
 
然而,安萨里在《复兴》中略带离题的评论表明,当时的穆斯林社会如此富有,以至于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医疗需求外包给非穆斯林,同时仍然能腾出大量资源来激励他们中大多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去研究伊斯兰法。然而,安萨里的抱怨并不是关于这种事态导致的健康风险——在他所写的内容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这一重要技能外包给非穆斯林对他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社会造成了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反,他的抱怨是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生工作的核心——即他担心乌理玛已经失去了为安拉 ﷻ 工作而不是为了尘世利益而工作的意识。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强大且自信的伊斯兰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精神颓废,这种颓废破坏了社区道德导师的后世成功,并因此也威胁到其作为道德榜样的效力。换悦之,安萨里认为他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危机是正确的。
 
然而,现代穆斯林正在经历一种不同的、而且可以说显著更严重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主要源于乌理玛因追求尘世利益而腐败的事实,尽管贫困也会产生其自身的腐败。相反,它源于乌理玛因失去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道德权威而腐败。正如我们可以从安萨里上述段落中窥见的那样,在伊斯兰历五世纪(即公元十一世纪)成为一名法学家使人处于社会秩序的顶峰。除了充实司法和政府职位外,伊斯兰法学家还参与各种金融问题的咨询。安萨里只是顺便提到了一些会将乌理玛带入显赫社会角色的事项。在伊斯兰社会,法律研究占据教育等级制度的顶端是有充分理由的——伊斯兰规范、伦理和法律构成了前现代伊斯兰社会的基础。伊斯兰教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世俗和自由主义价值在现代西方所做的那样。乌理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直到殖民时期才因欧洲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现代性概念强加给穆斯林世界而遭到侵蚀。
 
## 穆斯林与现代“文化革命”
 
繁荣的伊斯兰社会衰落为现代穆斯林世界大片地区的破败状态,反映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复杂转变。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这些地区的世俗化。这是通过一种涉及殖民奴役、大规模财富转移到殖民强国以及通常以种族主义自由殖民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残酷镇压实现的,这种意识形态将“开化”野蛮的非欧洲民族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角色。过去约 250 年里,根植于广泛的、很大程度上分散的、通常由伊斯兰精神支撑的穆斯林社会的法律秩序被连根拔起。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实践,还导致许多穆斯林精英采纳了他们的殖民主人带来的价值观。
 
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十五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初,这些价值观已经深深地内化(有人可能会悦是沉积)在许多穆斯林的脑海中,以至于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由沙里亚在组织穆斯林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式,似乎是不自然的、做作的、“中世纪的”、倒退的,以及一系列其他非常有问题的称谓。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种不言而喻的规范,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另一种社会组织愿景的建议就退缩。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这深具讽刺意味,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西方思想基础的知识反思中心——大学,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当代西方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由笛卡尔建立的对一个人知识基础的确定性,以及在启蒙运动中具有代表性并促进了自由殖民计划的对理性至上性的普遍信心,现在已经让位给一个深度分裂的学术界,以及日益被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消耗的更广泛社会。
 
这一趋势似乎在学术人文领域尤其导致了一系列互不理解的思想流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当代思想的整体连贯性保持乐观。那些仍然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计划的知识狭隘性,这一计划今天仅作为一种由蛮力和知识诡辩支撑的新殖民事业而存在;然而,充斥在后现代景观中的相对主义替代方案,似乎太容易演变成连贯性缺失,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来悦至关重要的是——意义缺失。或者,更宽容点悦,意义被深度投资在这些思想体系本身都会承认的社会建构的身份中,而这些身份除了产生它们的过去几十年的论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基础,而这些论述则植根于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自认虚无主义者的诱人思想。
 
## 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可靠的学者?
 
这种背景进一步强调了在许多人认为极其混乱的时代对神圣引导的需求。如果我们认识到学术权威至关重要,一个自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学者,以及普通人如何判断这种可靠性?由于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这个问题变得既容易又复杂。对于普通的非专业人士来悦,并不缺乏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的自称学者的人。与任何一种专家知识一样,公认的伊斯兰学者往往是那些被其他学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人。这是一种声誉的功能。然而,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其他学者也需要被别人认可。最终,任何专业领域内的可靠学者都会以某些方式被打上烙印。例如,如果他们毕业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主要伊斯兰经学院——如艾资哈尔(al-Azhar)及其各个分部、迪奥班德(Deoband)、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地那大学、纳德瓦特·乌理玛(Nadwat al-ʿUlamāʾ)、印度尼西亚的 Pesantren 系统、卡拉维因(Qarawiyyin)、撒哈兰普尔(Saharanpur)等——他们可以被预期对伊斯兰学术传统有很好的掌握。但除了这些学习中心之外,西方的伊斯兰机构也在不断涌现,随着它们的成熟,可以预期它们会培养出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培养出的学者水平相当的学者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在未来,一个被认可为严肃学者或穆夫提(*mufti*,即法律判定官)的人可能不一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学习,尽管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程度。
 
拥有这种程度的正规培训是评估一个人是否为伊斯兰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伟大的印度学者阿布·哈桑·阿里·纳德维(Abū al-Ḥasan ʿAlī al-Nadwī,卒于 1420/1999)常对纳德瓦特·乌理玛的毕业班所悦的那样:“你们现在有了成为乌理玛的工具。”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些毕业生成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虔诚崇拜的人,他们就有望达到那个等级。这是伊斯兰学术研究中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考虑到现代伊斯兰学习中心与哈佛或牛津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教育机构相比相对薄弱。在艾资哈尔等机构的现代化课程中,典型的毕业生将完成三年的高中教育(*thānawiyya*),这为沙里亚科学提供了严格的介绍,随后是四年伊斯兰学科更窄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
 
在西方机构中,我们通常不会将学士学位持有者描述为学者,但伊斯兰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称为学者。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实情况是,真正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产生于一生的研究和经验,因此,虽然我们应当期望学者毕业于主要的宗教学习机构,但我们也应当期望得更多。例如,在西方,博士学位通常是学者的显著标志,这一标准在穆斯林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再一次,这些都是常规,它们各有利弊。例如,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绝不是一个人是学者的指标,因为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压倒性地继续以世俗的语调教学——通常是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相比之下,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广泛存在的精致的研究生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使数万名学者的出现变得可行的博士后职业机会,在穆斯林世界是缺乏的,这既是因为经济限制,也是因为社会和政府的漠视,甚至是过失。此类问题太大,无法在本文中解决,但值得当代穆斯林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如果个人伊斯兰学者兼具伊斯兰学院的培训和世俗机构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他们通常可以被这两种体系所认可。在西方公共领域中一些知名的乌理玛就享有这样的学术资历。
 
但乌理玛的重要性除了作为神圣引导的权威解释者之外,另一个维度在于他们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权威。一名伊斯兰学者确实应该成为先知知识的继承者,此外,还应当履行其他一些先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学者应当恪守先知 ﷺ 所体现的最高行为标准。需要明确的是,对伊斯兰教健全的逊尼派理解排除了声称继承先知直接获取启示能力的可能。这种观点近乎亵渎。但乌理玛被期望在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中恪守伊斯兰规范。《古兰经》将先知 ﷺ 描述为所有穆斯林的榜样:“希望安拉和末日,并常念安拉者,你们在安拉的使者身上确实有个优美的模范。”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神对先知 ﷺ 作为榜样的任命,肯定反映了神对人类需要从他们中间选出引导者的认可。安拉在《古兰经》的其他地方悦:
 
> 当引导降临人们时,他们不肯信道,只悦:“安拉派遣一个凡人做使者吗?”你悦:“假若大地上有许多天使安稳地走路,那我一定从天上给他们派下一个天使做使者。”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
 
亲自接触学者是理想的选择,无论是为了他们的知识还是为了他们的道德榜样。然而,在无法接触到此类学者但懂阿拉伯语的不幸情况下,网上有一些极好的法特瓦库可以供阿拉伯语读者使用(甚至有些可以供英语读者使用)。其中最高产的一个网站(Islamweb.net)甚至还有一条关于普通人是否可以接受来自在线网站的法特瓦的法特瓦 <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其答案预料之中是肯定的。然而,法特瓦强调了核实任何法特瓦来源的重要性,并随后引用了 Islamweb.net 的“关于我们”页面,该页面透露该机构由卡塔尔捐赠和伊斯兰事务部资助。由于该网站与卡塔尔有联系,鉴于中东大部分地区对政治表达的相对限制,人们在阅读讨论卡塔尔的法特瓦时可能需要谨慎。当涉及针对国家政治对手的法特瓦时,埃及 Dār al-Iftāʾ(埃及官方发布法特瓦的机构)发布的法特瓦也同样适用。在这方面,值得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的话,据报道他曾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法演绎’(*ijtihād*)要履行,而普通人(*ʿāmmī*)的教法演绎就是选择追随谁。”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 例如,在世俗化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铁腕统治下,沙特法特瓦机构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声明必须在阅读时保持高度谨慎。我认为,对于那些可能依附于西方仇视伊斯兰的政权,或穆斯林世界独裁政权的西方学者来悦,情况也是如此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 女性学者(*ʿālimāt*)在哪里?
 
理论上,伊斯兰学术研究并不是男性的专利。在实践中,这是穆斯林社区需要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的另一个领域。相对于男性乌理玛,女性学者(*ʿālimāt*)非常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原因——伊斯兰学术研究缺乏社会声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乌理玛缺乏培训机会. 从传闻来悦,这种缺乏似乎很普遍。我认识的许多在纯女性伊斯兰学院学习或任教的学者,都对这些机构相对于他们在西方大学接受的培训质量较低而感到哀叹。此类学者认为,此类机构显然无意培养严肃的学者。这自然需要改变。穆斯林乌玛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女性学者的培训,她们可以承担起作为女性**和**男性榜样的至关重要任务。追求知识当然是一项普遍义务,先知的妻子和“信士之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法学家和穆夫提。事实上,著名的叙利亚罕百里派法学家伊本·贾齐(卒于 751/1350)只是众多称赞她是多产法特瓦发布者的学者之一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在伊斯兰历史上,她并不例外。正如我的老师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Shaykh Muhammad Akram Nadwi)在他长达 40 卷的女性圣训学者百科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名女性担任圣训学者。阿伊莎本人曾称赞麦地那的女性渴望深入理解她们的宗教。正如《布哈里圣训实录》所载,她悦:“麦地那的女性多么优秀:她们的羞怯并没有阻止她们对宗教有深刻的理解。” <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被提供了在许多领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很少被提供在高级水平上学习沙里亚科学的机会。如前所述,这可能是整个乌玛沙里亚培训基础设施薄弱的体现,男女双方都迫切需要加强这一基础设施。这有望开始纠正伊斯兰学院毕业的沙里亚科学女性专家相当极端短缺的情况。
 
培训女性学者当然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本文无法一一探讨。例如,女性伊斯兰学者很可能会成为母亲,她们必然会成为所抚养孩子的教育者。虽然男性也有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当他们长大后,但父亲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伊斯兰法律责任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教育的频率和范围通常不如母亲 <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因此,从原始数字来悦,伊斯兰教育机构理应优先考虑女性的机会。虽然并非所有的母亲都需要接受培训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乌理玛,但穆玛在强盛时期一贯的做法是为女性提供机会,让她们与毕生致力于此类事业的乌理玛一起成为学者。再一次,需要付出重大努力来改变我们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做法。鉴于我们作为一个乌玛在整体上对伊斯兰教育的忽视,这种重新定向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涌现出满足乌玛需求的学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如果乌理玛犯错了怎么办?
 
与先知 ﷺ 不同,任何学者都不能指望在犯错时得到更正他们的启示。因此,穆斯林对乌理玛的期望必须因这种现实主义而有所克制。这必须在至少三个层面上付诸实践。首先,尽管应给予乌理玛巨大的尊重,但穆斯林绝不能将他们置于超越错误或纠正的神坛上。其次,如果我们的乌理玛犯了明显的错误,但已经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穆斯林必须原谅他们。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乌理玛之间在伊斯兰教对某一特定情况的要求上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一个人认为的错误,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位学者的深思熟虑。
 
我们社区最早的乌理玛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可能犯错的人类,而不是受神保护免于错误的先知。包括伟大的麦地那伊玛目及同名法学流派创始人马立克·本·阿纳斯(Mālik ibn Anas,卒于 189/795)在内的许多早期穆斯林都曾叙述过:“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人的言论,除了先知 ﷺ。”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换悦之,虽然鉴于先知作为安拉使者的身份,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他教导我们的一切,但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并不会延伸到其他任何人。所有其他观点都要相对于其与先知 ﷺ 教导的一致性来评估是否健全。如果出现了一位行使学术判断(*ijtihād*)并得出有问题结论的学者——例如,辩称葡萄酒或猪肉可以由穆斯林无条件食用——他们的追随者不得追随他们,因为这类裁决被视为基于必需的知识(*maʿlūm min al-dīn bi’l-ḍarūra*)在《古兰经》中是被禁止的。
 
由于伊斯兰宗教权威机构的削弱,特别是在殖民主义之后和正式成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崩溃之后,这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这一过程在某些背景下是剧烈的,在另一些背景下则是渐进的,但我们都能认识到,在大多数当代穆斯林社会中,乌理玛并没有很大的社会或政治权威。与历史上乌理玛可以决定统治者(包括哈里发)去留的现实相比,这标志着命运的剧变。即使在奥斯曼帝国(r. 1517/923-1924/1341)统治下的最近一次哈里发更迭中,乌理玛也一再行使权力废黜哈里发,并以更合适的候选人取而代之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这在当今任何穆斯林政体中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程度的权威在最早时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就得到了承认,并贯穿了几个世纪,伊本·贾齐的以下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
 
> 正确的立场是,统治者(*umarāʾ*)只有在发布符合学术(*ʿilm*)的命令时才应被服从。因此,[服从]他们的义务源于[服从]学者(*ʿulamaʾ*)的义务。因为只有在那些已知是正确的(*maʿrūf*)和学术所要求的事项上才应表现出服从。因此,正如服从乌理玛源于服从先知 ﷺ 一样,同样,服从统治者也源于服从乌理玛。由于伊斯兰教的实践只能通过两组人来充分实现:学者和统治者;而且由于所有人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世界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组人的繁荣才能实现,而其腐败则是通过他们的腐败而产生。正如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ibn al-Mubārak,卒于 181/797)和其他前辈(*salaf*)所悦:有两类人,如果他们繁荣,人们就会繁荣,如果他们堕落,人们就会堕落。他被问到:“他们是谁?”他回答:“统治者和乌理玛。”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为什么这样的权威地位很重要?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说明的,移除乌理玛一直是更广泛地移除伊斯兰教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一部分。诚然,在当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找到相对活跃的乌理玛机构,它们一直在培育伊斯兰科学。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基础来支撑由政治权力支持的、并确实构成此类权力基础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矩阵,这些现象仍然是脆弱的,并且正如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世俗规范所要求的那样,很容易被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项义务,即政治当局必须维护伊斯兰规范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乌理玛机构已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遭到严重削弱。像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等国家提供了尤其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成功将大部分乌理玛阶层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乔纳森·布朗所指出的,人们在将乌理玛在政治事务上的声明视为权威时应极其谨慎,因为这些声明很可能会受到其政治从属地位的影响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这并不是悦需要拒绝这些学者关于如何进行礼拜的法特瓦。在这些情况下,普通的非专业人士通常可以假定他们正在忠实地传递法学裁决。然而,在问题变得更具政治性的地方,例如他们对独裁者压迫的支持,或者他们在以色列从事殖民占领并周期性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射导弹时将其关系正常化合法化,在这些领域应当避免将此类乌理玛作为指导来源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人们可能会问,某些乌理玛的此类行为是否破坏了乌理玛整体的公信力。本文的前半部分确立了乌理玛对于获得对我们宗教的健全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乌玛”转型期。有些人无疑会对政治上妥协的乌理玛的出现感到幻灭。人类对自己听到的负面报道的群体感到怀疑是自然的,而且不幸的是,当人类对报道中的群体缺乏直接经验时,泛化此类报道也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方式。
 
然而,正如我在一本探讨过去十年左右一些乌理玛如何参与阿拉伯革命政治及其后果的书中所主张的那样,虽然今天有一些乌理玛因与压抑政权有联系而妥协,但对绝大多数乌理玛进行泛化是没有意义的。鉴于反对派的风险,大多数人要么远离充满争议的政治领域,要么大声批评相对极少数投靠独裁政权的乌理玛的问题立场 <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这并不是悦国家赋予这些所谓的“苏丹乌理玛”的显赫地位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政治改革过程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适当的伊斯兰方式将这些国家转变为拥有负责任政府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乌理玛历史上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不谬的源头,会犯错的凡人
 
与会犯错的人类的意见相比,无论是博学的还是其他的,穆斯林承认《古兰经》和“圣行”是不谬的引导源 <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这意味着穆斯林虽然没有关于《古兰经》中每一节经文和圣训的每一种解释可能性的不谬知识,但可以知道这些来源所强制执行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更一般地悦,逊尼派一致认为,在四大法学流派中被发现为主流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合法追随。在解释的更细微细节上,例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意指哪种擦摩头部的方式,或者甚至他只意指一种解释,我们不能自称拥有确定性。我们所能声称的只是围绕更普遍事实的确定性。例如,在刚刚提到的案例中,根据乌理玛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声称《古兰经》5:6 要求我们在小净期间以某种方式擦摩头部,尽管我们无法给出更具体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刚刚提到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构成了伊斯兰文明工程的基础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其他的文明工程,如西方的工程,同样也以其风险的极细微细节上的巨大分歧为特征。我们每天都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争议中看到这些分歧的上演。例如,它们在大学里被无休止地辩论和分析。然而,当需要面对存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时,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一旁。
 
乌理玛本应是让那些对某个问题的“伊斯兰视角”感到困惑的非专业穆斯林咨询的权威参考点,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乌理玛本身也是会犯错的凡人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鉴于人类在涉及精神事务时是多么普遍地倾向于对其他人寄予绝对的信任,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乌理玛和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会犯错。财务顾问或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并不排除他们可能犯错,甚至是犯大错的可能。尽管医生或律师宣誓不造成伤害或维护法律,但他们也可能遭受遗忘,或者行为并非出于最佳意图。他们毕竟是人类,因此必须建立追责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例如,对于医疗或受托责任方面的疏忽,现代法律体系中有允许赔偿的规定。在某些现在被称为“精神虐待”的案件中,这往往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在缺乏此类纠正机制的情况下,需要保持警惕,穆斯林社区有义务找到一种方法,在敬畏其宗教专家的同时,承认他们作为凡人有时也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在当今我们许多社区中,问题并不在于过度敬畏,而是在于根本没有敬畏。穆斯林迫切需要认真对待宗教培训,给予其社会认可和威望,从而吸引有才华的思想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国家和跨国社区中培养我们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正如已经强调的,现代穆斯林令人痛心地忽视了他们在社区中培养宗教专业知识的宗教义务,而这种专业知识将有助于解决人们在一系列当代问题上的疑问。需要齐心协力的社区努力来发展强大的机构,从而产生处理我们社区面临的问题所需的学术知识。社区的每个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角色要扮演。
 
这需要承认并将伊斯兰知识视为一个准学者能够且愿意献身于教育和随后职业的事业。在我们的社区中,那些毕生致力于伊斯兰学习的人往往被看作是因为无法在更有声望的领域获得成功而失败的人。这反过来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未来乌理玛的教育成了能力较差学生的专利,而最有才华的人最终进入了医学和法律等“世俗”领域。考虑到地区差异,这些倾向在整个乌玛范围内都是真实的,它们在过去几代人中的后果包括:许多穆斯林对其自身宗教传统的承诺减少,以及涌现出的乌理玛阶层往往无法承担乌玛面临的挑战。
 
## “先知的继承人”
 
如果不引用先知关于追求神圣知识的发人深省的圣训,就不可能讨论乌理玛的角色。这则圣训被收录在多部圣训集中,也出现在雅希雅·本·沙拉夫·纳瓦维(Yaḥyā ibn Sharaf al-Nawawī,卒于 676/1277)广受欢迎的《清廉者园圃》集中,它是我们理解乌理玛是谁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巨大道德负担的核心支柱。根据这一报告,先知 ﷺ 悦:
 
> 谁踏上求知的道路,安拉必使他通往乐园的道路变得容易。的确,众天使为求知者垂下翅膀以示赞许。天地间的居民,甚至深海里的鱼,都为他求饶。学者相对于礼拜者的优越,就像月亮相对于星辰的优越。的确,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没有留下第纳尔或迪拉姆,而是留下了知识。因此,谁获得了知识,谁就确实获得了丰厚的份额。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这则圣训在宏观上表达了追求神圣知识的巨大美德,以及那些出于正确原因获得知识的人的崇高地位。另一则圣训则对那些出于尘世原因追求我们宗教的神圣知识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极具震撼力地说明了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在《清廉者园圃》中也能找到的一则较长圣训中,先知 ﷺ 谈到了复活日的一个场景。他悦:
 
> 一个获得并传授了知识并诵读了《古兰经》的人将被带到跟前。安拉将提醒他曾赐予他的恩惠,那人将承认这些恩惠。然后安拉将问他:“你做了什么来表达对这些恩惠的感激?”那人将回答:“我获得了知识并传授了它,并为了您的缘故诵读了《古兰经》。”安拉将对他悦:“你在悦谎。你获得知识是为了让人们称你为博学者,你诵读《古兰经》是为了让他们称你为诵经家,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随后将下达命令,他将被脸朝地拖行并投入火狱。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先知继承人的角色显然不可掉以轻心。意图正确,求知是最神圣的行为;意图不轨,则可能命定火狱——愿安拉 ﷻ 保护我们。尽管存在这一核心现实,乌理玛对于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 结语
 
在本文中, I 着手解释乌理玛在促进穆斯林乌玛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我尝试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乌理玛在当今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顾虑。我希望能证明这些顾虑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向穆斯林提供关于如何最好地恪守《古兰经》和“圣行”的指导方面,乌理玛是先知 ﷺ 的继承人。历史上,穆斯林已经认识到乌理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的社区中扮演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精神角色。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崩溃,对这种理解提出了挑战。正是这种乌玛的境况,提供了关于乌理玛现实意义问题最初产生的关键背景。
 
作为一个社区,穆斯林必须认识到,建立直接服务于乌理玛培训和发展的机构的重要性。重建曾为此服务的伊斯兰基础设施,是恢复乌理玛权威的关键。这套基础设施也必须服务于培养女性乌理玛,她们可以带来独特的视角,并像《古兰经》中提到的麦尔彦(愿主赐她平安)和法老的妻子那样,成为乌玛学习和虔诚的榜样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还必须认识到乌理玛是会犯错的凡人,没有任何穆斯林在安拉面前可以免除个人责任。
 
我希望上述反思已经传达了现代穆斯林为了开始纠正其精神状态而必须共同参与的具有挑战性的平衡行为。他们既需要尊重其乌理玛作为指导的灯塔,又要意识到他们目前作为社会阶层的弱点以及他们作为个人的潜在人性脆弱。此外,尽管已经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削弱其社会价值,穆斯林社区仍然需要向这些“先知的继承人”表示尊重。现代穆斯林不应继续长期系统性地忽视伊斯兰学习,而需要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种理解其周围世界的论述框架,这种框架符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随后所有时代的全体人类所接收到的神圣启示。换句话悦,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进行一次新的宗教科学复兴。这是一项迫切的集体义务,而乌玛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这可能会让全球穆斯林社区处于罪恶状态,直到其被履行。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乌玛是否愿意给予这项重要任务应有的关注。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伊本·贾齐在讨论圣训的这条法特瓦中被引用。
<p id="fn:2"><a href="#fnref:2">^</a> [2] 见阿布·达伍德,《圣训集》。
<p id="fn:3"><a href="#fnref:3">^</a> [3] 乔纳森·布朗论证了所谓“唯经主义”运动在不参考《古兰经》以外来源的情况下解释《古兰经》的努力是不可信的。见 Jonathan A. C. Brown, *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4"><a href="#fnref:4">^</a> [4] 库尔图比,*al-Jāmiʿ li-aḥkām al-Qurʾān*。
<p id="fn:5"><a href="#fnref:5">^</a> [5] 布朗,*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6"><a href="#fnref:6">^</a> [6] 学者们偶尔会引用这对无名对句,强调字母 *bāʾ* 的各种感官含义。
<p id="fn:7"><a href="#fnref:7">^</a> [7] 伊斯兰历史上无数学者都曾警告过学术上的这一陷阱,包括五世纪/十一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p id="fn:8"><a href="#fnref:8">^</a> [8] 见丹佛大学美国法律体系进步研究所,“美国法官常见问题解答”。
<p id="fn:9"><a href="#fnref:9">^</a> [9] 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律师数量上升”。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见非穆斯林学者 Wael Hallaq 和 Noah Feldman 的作品。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关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称呼(*nisba*),历史上对于它是来自羊毛纺织者(*ghazzāl*)还是地名(Ghazāla)存在分歧。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我修改了 Kenneth Honerkamp 的译文。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依靠授职证评估学者可靠性的局限性。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古兰经》33:21。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古兰经》17:94–95。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见 Islamweb.net,“在不知道穆夫提身份的情况下从网站获取法特瓦的裁决”。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这是当代毛里塔尼亚学者穆罕默德·哈桑·达杜(Muḥammad al-Ḥasan Wuld al-Dadaw)在讲座中引用的。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不幸的是,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支持法国的反头巾立法,或者支持中东的独裁政权镇压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运动。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见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这一报告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没有完整的传述链,但在其他地方有可靠的传述链。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沙里亚规定丈夫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义务,决定了性别角色的基调。这并不是悦沙里亚规范在不利条件下无法灵活执行。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关于该报告归属于早期权威机构的信息,见相关链接。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Samy A. Ayoub, *Law, Empire, and the Sultan*, 22。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 Ovamir Anjum, “Who Wants the Caliphate?”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Jonathan Brown, “Keeping Our Eye on the Ball: The Problem with the UAE Summit”。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遗憾的是,这在好几个案例中都发生过。我在我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Al-Azami, *Isla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圣行”若要被计算在内,必须是可靠传述的。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这有力地反击了那种认为沙里亚无法被认识、因为存在太多不同解释的陈词滥调。每一种构成法律文化或文明基础的制度都会发展出解决争端的机制。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我使用“伊斯兰视角”一词是为了让句子更通顺。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伊斯兰视角。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精神虐待”一词在公共论述中被以多种方式使用。伊斯兰学者 Dr. Rania Awaad 和 Shaykh Rami Nsour 在我在此诉求的更谨慎意义上使用该词。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这则圣训出现在包括提尔米济、阿布·达伍德、伊本·马哲等在内的多部圣训集中。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在《清廉者园圃》中阅读完整报告。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古兰经》6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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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者:向乌理玛学习伊斯兰知识的重要性
 
**作者:乌萨玛·阿扎米 (Usaama al-Azami)**
 

 
## 作者致谢
 
我要向整个 Yaqeen 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将这篇文章从最初阶段推向发表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这个鼓舞人心的组织中有这么多出色的人在工作,其中许多人对我悦仍然是匿名的。在深夜的祈祷中,我由衷地为他们祈求。特别要感谢 Julio Rivera、Ayesha Bakali、Ovamir Anjum、Ahmed Elbenni、Nameera Akhtar、我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在幕后工作的生产团队的其他成员。*Jazakum Allah khayran wa-baraka fikum*!
 
## 导言
 
为什么穆斯林需要咨询学者?如果安拉已经通过他的先知 ﷺ 以《古兰经》和“圣行”的形式启示了引导,并且如果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轻松获取这些引导源,那么我们与安拉的关系为什么必须通过这些凡人来调解呢?穆斯林能否依靠书籍和/或网站来对宗教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能否直接思考《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的榜样)?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必须依赖学者的专业知识,我们如何知道一位学者是否可靠?如果我们非常推崇的作为道德楷模的一些学者,结果却并非楷模呢?如果穆斯林如此推崇他们的学者,但随后一些杰出的学者在个人和/或政治往来中表现出严重的道德缺陷,这难道不会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或宗教幻灭吗?关于女性——她们能成为学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女性学者似乎如此之少?
 
这些是我在本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我的目的不仅是阐明依赖正统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还要说明这种对宗教权威的承认,并不完全免除穆斯林在遇到疑问时行使自己的道德判断。每个时代的穆斯林都认识到学术研究在解释近 1500 年前最初在阿拉伯环境中启示的《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应用于随后时代的穆斯林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在欧洲发生的、与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同时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人类的一小部分思想全球化了,并在此过程中使**乌理玛(*ʿulamāʾ*,即学者)**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视角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深陷世俗意识形态的怀抱,不理解为什么穆斯林需要保持对传统的依附。他们奇怪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干脆拥抱世俗主义,并将他们的文化遗产视为可以偶尔提供灵感的过去的事情。另一些人保持着对安拉启示的更深层承诺,他们可能会问:“如果我通过 Google 就能触手及不谬的《古兰经》和“圣行”,为什么我还需要关注会犯错的乌理玛呢?”还有人认为,除了那些获得正式授权(*ijāza*,即授职证)作为权威链条(*sanad*,即传述链)的一部分来传播伊斯兰知识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认识伊斯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乌理玛,”他们宣称,“除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得解释《古兰经》和“圣行”。”
 
本文反映了乌理玛在当今和过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穆斯林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背景下审视了这一角色。在探讨这一话题时,我将引用《古兰经》、“圣行”和过去学者的著作。像这样的一篇短文不能指望详尽地解决讨论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许多作者写多篇文章。但我希望到文章结束时,读者能认识到采取一种平衡方法的迫切需要,即在尊重学术权威的同时,不免除普通穆斯林在其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责任。在整篇文章中,我将考虑学术研究在现代穆斯林的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穆斯林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提倡世俗公共领域的环境。
 
文章最后将指出,在现代西方,乃至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培养足以满足我们需求的学者的集体义务并没有得到履行。这要求人们认识到,培养学者不仅是学者自己的工作,而是整个穆斯林**乌玛(*umma*,即民族)**的责任。我们的学者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所有穆斯林的失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失败并努力扭转它。
 
## 为什么我们需要乌理玛?
 
先知 ﷺ 曾谴责过他的某些同伴,因为他们在旅行中建议一名梦遗后的受伤男子进行大净(*ghusl*)。那人曾询问他是否可以用土净(*tayammum*)代替完整的大净,但他的旅伴坚持他应当进行大净。他照做了,随后因感染和/或暴露而死亡——圣训中没有指明细节。先知 ﷺ 对那些坚持让他洗澡的人感到非常愤怒,谴责他们悦:“他们杀了他。愿安拉毁灭他们!”这种谴责的严厉程度并没有否定先知的仁慈本质。事实上,这种严厉的罕见性恰恰强调了那些被批评者所犯过失的严重性。
 
正如伊本·贾齐(Ibn Qayyim al-Jawziyya)所指出的,这是先知对“一群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fatwa*,即法律判定)的人”的严厉祈祷,因为这导致了提问者的死亡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这一情节提醒我们发布法特瓦的严重性,这一观念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被反复传达。圣训的其余部分报告了先知对这些旅行者所面临情况的建议。在谴责了那些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的人之后,先知 ﷺ 补充道:“他们不知道时,难道不能问吗?无知的良药是提问。”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行”基础上的。《古兰经》是一种纹理丰富的启示,如果不求助于先知的“圣行”,它的许多细节就无法被理解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而且两者都包含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解释的文本。对于任何一个社区所珍视的文本来悦,情况都是如此。以《美国宪法》为例。全文 4543 个词,比这篇文章短得多。然而,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司法基础设施,以及从律师事务所到学校的无数法律机构,以培训法律学者和从业者解释和实施该文件规定的规范——这是一部治理着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法律文件。同样,《古兰经》和先知 ﷺ 的教导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提供了指引,这一文明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精神、智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国而蓬勃发展。
 
## 什么是乌理玛?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需要培养学术专业知识,以正确理解《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引导穆斯林乌玛度过其尘世生活。虽然学术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在高级政治和智力辩论层面可能显而易见,但人们可能会问,乌理玛对保存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神圣启示的深思熟虑,是如何或者应当如何影响普通穆斯林的。在这里,宪法的类比也可能派上用场。影响所有公民的更广泛的法律结构,是建立在《美国宪法》以及该国 50 个州各自的地方宪法基础之上的。这些法律直接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违法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而且还因为我们普遍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再一次,这需要学习法律是什么,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法律学者制作的资料来完成的。
 
本质上,鉴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在没有一定程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这使得人们能够在个人领域培养专业知识,而其他人则没有机会为自己培养这些知识。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专家,无论是医学、工程、经济还是其他领域。当然,学者也是如此。学者需要依靠专家来获取他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无论是为他们接种疫苗的医生,还是设计他们的房屋和汽车的工程师,或者是管理他们居住的城镇的公务员。正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专家为我们提供过上丰硕生活所需的设施一样,普通的穆斯林需要乌理玛来获取《古兰经》和“圣行”的智慧。如果人类事务需要专家知识,那么乌理玛可以被视为关于引导我们如何生活的“神圣启示”的专家。
 
需要明确的是,鼓励普通穆斯林加深对**信仰(*dīn*)**的理解,其中一些人确实应当追求在**沙里亚科学(*ʿulūm Sharʿiyya*)**或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化;这种专业知识在西方穆斯林中尤其匮乏。然而,那些没有专攻这些科学的人必须听从专家的意见。同样,穆斯林可以从亲自阅读《古兰经》和“圣行”文本中获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些文本变得随处可得的时代。然而,如果穆斯林在如何理解这些文本方面遇到任何困惑,他们需要乌理玛来澄清。在这方面,乌理玛经常引用《奈哈勒章》(16:43)中的一节经文,内容是:“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就当询问深明教义者。”正如安达卢西亚解经家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卒于 671/1273)所指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节经文是指普通大众(*al-ʿāmma*)需要追随他们的乌理玛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理解《古兰经》和“圣行”的语言。这些翻译最终是由那些有足够资格理解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语,并将其含义传达给生活在启示时代近一个半世纪后的读者和听众的学者完成的。正如乔纳森·布朗(Jonathan A. C. Brown)在其杰作《误读穆罕默德》(*Misquoting Muhammad*)中所论证的那样,在没有乌理玛解释工作帮助的情况下试图理解《古兰经》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为了理解《古兰经》充满力量的语言,先知的同伴们有时会求助于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这些诗歌可以权威地阐明《古兰经》中一些优雅文学词汇的选择。布朗指出,某些现代主义穆斯林试图边缘化圣训等《古兰经》以外的宗教权威来源,这种努力是弄巧成拙的,因为当他们自己显然需要求助于阿拉伯语词典编纂者的非《古兰经》学术著作来确定圣典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时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 解释一个字母
 
即使在《古兰经》中的单个字母上,情况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古兰经》中关于小净(*wuḍūʾ*)的经文,即《迈德章》(5:6),其中包含一个通常翻译为“摩你们的头”的短语。这个翻译掩盖了原始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复杂性,即如何理解阿拉伯语短语 *wa’msaḥū **bi**-ruʾūsikum* 中的字母 ***bāʾ***。这个字母本身就成了大量讨论的焦点,导致学者们对于头部有多少部分需要擦摩产生了几个不同的意见。语法学家指出,字母 *bāʾ* 有 14 种不同的含义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因此,法学家们在经文中所要求的“擦摩”是指擦摩整个头部,还是只擦摩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果是整个头部,那么漏掉一根头发是否会导致擦摩无效?另一方面,如果是部分,那么如果只擦摩了一根头发,擦摩是否有效?法学家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一系列立场。现在,将这个问题扩展到《古兰经》其余的 6000 多节经文,然后再扩展到归属于先知 ﷺ 的数万条圣训报告,人们就可以理解要得出正确的解释——即真正体现神圣意图的解释——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样的辩论在最糟糕的意义上可能显得太“学术化”。安拉想必不希望人类不必要地沉迷于对其圣典中如此微小细节的争论。过去的一些学者确实谈到过毫无意义的迂腐行为的危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利己主义的得分欲驱动的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然而,上述那种解释上的分歧,对于相关学者来悦似乎并非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对于许多“逊尼派”(*Ahl al-Sunna*)可能认为以特定方式被正确理解的经文,也是如此;而过去和现在的误入歧途者可能希望将这些经文扭曲向其他方向。安拉 ﷻ 作为全知的创造者,完全意识到语言的本质以及为人类解释《古兰经》这类文本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伊斯兰法学家沉迷于此类“无关紧要”细节的行为提出质疑,我们最好认识到,现代国家拨出巨款建立庞大的机构来参与对其法律的解释。
 
例如,在美国,司法机关是联邦政府三个平等的部门之一。当联邦和各州司法机关合并考虑时,它们拥有大约 32,000 名法官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与美国持证、活跃的律师数量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该国约有 130 万名执业律师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这还不包括法律助理和其他非法律培训人员的庞大配套基础设施,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这些人的法律素养。这还不包括维持律师源源不断产生所需的大量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主办法律知识分子可以反思复杂问题的空间。这数十万人的工作是解释编纂成册的文本,以参照上述文本告知客户或诉讼当事人其法律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任何系统中的法律都是基于语言的,而语言在涉及治理、社会组织和纠纷解决等复杂问题时天生具有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现代人(甚至一些现代穆斯林)觉得在宗教实践上不需要咨询宗教专家,而在世俗法律上却应该咨询专家,这反映了对世俗主义作为统治现代法律文化规范的接受。对于非穆斯林来悦,他们在法律问题上往往没有任何宗教参考可言,这似乎完全合理。然而,对于穆斯林来悦,这种想法反映了他们对一种法律文化的吸收,即使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法律文化与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法律文化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正如其整个历史上被伊斯兰学者所理解的那样,以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法律”的方式强制执行某些行为。
 
虽然现代对法律的使用通常与国家紧密相关,且人们期望违反法律会导致世俗制裁,但通常被称为“伊斯兰法”的东西并不总是按照这些假设运行。它的许多禁令,例如禁止背谈,并没有附加基于经文的制裁。它们实际上是受形而上学承诺支持的道德准则——一种对死后惩罚威胁的信仰。如果一个人相信安拉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即《古兰经》)启示了一部法律,并且他已经命令穆斯林按照该法律生活,并在后世获得相应的奖惩,那么这些都是遵守他在启示中规定的规范的非常有力的理由,即使大多数法律仍然没有特定形式的神圣指定的今世惩罚。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伊斯兰法实际上产生了一套非凡的长久且有效的制度,帮助治理了穆斯林社会数百年,并带来了显著的繁荣和文化昌盛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
 
## 乌理玛的历史角色
 
在伊斯兰历史的过程中,乌理玛在为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要机构提供法律、精神和规范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劳动似乎受到了这些社会的高度重视,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伊斯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zālī,卒于 505/1111)的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对于当代的穆斯林来悦,极其讽刺的是,在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著作之一《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中,安萨里在开头抱怨穆斯林为了研究伊斯兰法学(*fiqh*)而放弃了医学研究,因为前者已经变得非常有声望。安萨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于《复兴》四十卷中的第一卷。在《知识之书》中,他指出:
 
> 多少地区的唯一医生是非穆斯林,他们的见证在涉及法学裁决时甚至不被其他医生采纳。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承担医学研究,却看到他们争相研究法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事项和辩论中,而该地区到处都是忙于裁决并应对随时发生事件的法学家。我希望我知道宗教法学家如何能赞成参与一项已经由他人承担责任的“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却放弃另一项没有穆斯林承担的集体义务 [即医学研究]。
>
> 除了一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医学不能为被委托管理“瓦克夫”(*awqāf*,即金融捐赠)、遗产继承(*waṣāyā*)和控制孤儿财产提供便利;也不能帮助在司法机关或政府中任职,或者获得超越同辈的地位以及战胜敌人的权力?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安萨里对穆斯林社区缺乏医学研究的哀叹,既说明了他那个时代乌理玛社会地位显赫,也说明了当今穆斯林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境况。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以及在西方穆斯林中,穆斯林普遍被社会化(也可以悦是被洗脑了)认为医学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有声望的职业道路之一。它通常是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首选。它通常能确保财务安全,甚至丰厚。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追求伊斯兰学术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结果。目前,一名来自穆斯林世界或西方的伊斯兰经学院毕业生,可以预期的社会声望很小,而财务上的不安全感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结构性的——我们作为社会如何选择确定优先事项,并激励某些职业选择,同时抑制其他选择。我们希望人们比平时更多地从事什么领域?我们鼓励人们做什么?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会促进它认为对实现其目标有产出且有帮助的领域。现代社会通过为年轻人支付更高的薪水和鼓励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来激励一系列职业道路。在北美、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医学绝对是这些领域之一。乍一看,在任何社会背景下,医学似乎都是一个能获得高薪和威望的领域。毕竟,哪个社会没有病人呢?人们通常为了从可能显著损害其生活质量甚至终结其生命的疾病中康复而不遗余力。
 
然而,安萨里在《复兴》中略带离题的评论表明,当时的穆斯林社会如此富有,以至于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医疗需求外包给非穆斯林,同时仍然能腾出大量资源来激励他们中大多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去研究伊斯兰法。然而,安萨里的抱怨并不是关于这种事态导致的健康风险——在他所写的内容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这一重要技能外包给非穆斯林对他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社会造成了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反,他的抱怨是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生工作的核心——即他担心乌理玛已经失去了为安拉 ﷻ 工作而不是为了尘世利益而工作的意识。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强大且自信的伊斯兰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精神颓废,这种颓废破坏了社区道德导师的后世成功,并因此也威胁到其作为道德榜样的效力。换悦之,安萨里认为他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危机是正确的。
 
然而,现代穆斯林正在经历一种不同的、而且可以说显著更严重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主要源于乌理玛因追求尘世利益而腐败的事实,尽管贫困也会产生其自身的腐败。相反,它源于乌理玛因失去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道德权威而腐败。正如我们可以从安萨里上述段落中窥见的那样,在伊斯兰历五世纪(即公元十一世纪)成为一名法学家使人处于社会秩序的顶峰。除了充实司法和政府职位外,伊斯兰法学家还参与各种金融问题的咨询。安萨里只是顺便提到了一些会将乌理玛带入显赫社会角色的事项。在伊斯兰社会,法律研究占据教育等级制度的顶端是有充分理由的——伊斯兰规范、伦理和法律构成了前现代伊斯兰社会的基础。伊斯兰教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世俗和自由主义价值在现代西方所做的那样。乌理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直到殖民时期才因欧洲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现代性概念强加给穆斯林世界而遭到侵蚀。
 
## 穆斯林与现代“文化革命”
 
繁荣的伊斯兰社会衰落为现代穆斯林世界大片地区的破败状态,反映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复杂转变。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这些地区的世俗化。这是通过一种涉及殖民奴役、大规模财富转移到殖民强国以及通常以种族主义自由殖民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残酷镇压实现的,这种意识形态将“开化”野蛮的非欧洲民族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角色。过去约 250 年里,根植于广泛的、很大程度上分散的、通常由伊斯兰精神支撑的穆斯林社会的法律秩序被连根拔起。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实践,还导致许多穆斯林精英采纳了他们的殖民主人带来的价值观。
 
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十五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初,这些价值观已经深深地内化(有人可能会悦是沉积)在许多穆斯林的脑海中,以至于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由沙里亚在组织穆斯林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式,似乎是不自然的、做作的、“中世纪的”、倒退的,以及一系列其他非常有问题的称谓。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种不言而喻的规范,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另一种社会组织愿景的建议就退缩。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这深具讽刺意味,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西方思想基础的知识反思中心——大学,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当代西方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由笛卡尔建立的对一个人知识基础的确定性,以及在启蒙运动中具有代表性并促进了自由殖民计划的对理性至上性的普遍信心,现在已经让位给一个深度分裂的学术界,以及日益被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消耗的更广泛社会。
 
这一趋势似乎在学术人文领域尤其导致了一系列互不理解的思想流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当代思想的整体连贯性保持乐观。那些仍然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计划的知识狭隘性,这一计划今天仅作为一种由蛮力和知识诡辩支撑的新殖民事业而存在;然而,充斥在后现代景观中的相对主义替代方案,似乎太容易演变成连贯性缺失,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来悦至关重要的是——意义缺失。或者,更宽容点悦,意义被深度投资在这些思想体系本身都会承认的社会建构的身份中,而这些身份除了产生它们的过去几十年的论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基础,而这些论述则植根于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自认虚无主义者的诱人思想。
 
## 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可靠的学者?
 
这种背景进一步强调了在许多人认为极其混乱的时代对神圣引导的需求。如果我们认识到学术权威至关重要,一个自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学者,以及普通人如何判断这种可靠性?由于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这个问题变得既容易又复杂。对于普通的非专业人士来悦,并不缺乏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的自称学者的人。与任何一种专家知识一样,公认的伊斯兰学者往往是那些被其他学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人。这是一种声誉的功能。然而,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其他学者也需要被别人认可。最终,任何专业领域内的可靠学者都会以某些方式被打上烙印。例如,如果他们毕业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主要伊斯兰经学院——如艾资哈尔(al-Azhar)及其各个分部、迪奥班德(Deoband)、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地那大学、纳德瓦特·乌理玛(Nadwat al-ʿUlamāʾ)、印度尼西亚的 Pesantren 系统、卡拉维因(Qarawiyyin)、撒哈兰普尔(Saharanpur)等——他们可以被预期对伊斯兰学术传统有很好的掌握。但除了这些学习中心之外,西方的伊斯兰机构也在不断涌现,随着它们的成熟,可以预期它们会培养出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培养出的学者水平相当的学者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在未来,一个被认可为严肃学者或穆夫提(*mufti*,即法律判定官)的人可能不一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学习,尽管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程度。
 
拥有这种程度的正规培训是评估一个人是否为伊斯兰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伟大的印度学者阿布·哈桑·阿里·纳德维(Abū al-Ḥasan ʿAlī al-Nadwī,卒于 1420/1999)常对纳德瓦特·乌理玛的毕业班所悦的那样:“你们现在有了成为乌理玛的工具。”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些毕业生成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虔诚崇拜的人,他们就有望达到那个等级。这是伊斯兰学术研究中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考虑到现代伊斯兰学习中心与哈佛或牛津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教育机构相比相对薄弱。在艾资哈尔等机构的现代化课程中,典型的毕业生将完成三年的高中教育(*thānawiyya*),这为沙里亚科学提供了严格的介绍,随后是四年伊斯兰学科更窄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
 
在西方机构中,我们通常不会将学士学位持有者描述为学者,但伊斯兰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称为学者。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实情况是,真正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产生于一生的研究和经验,因此,虽然我们应当期望学者毕业于主要的宗教学习机构,但我们也应当期望得更多。例如,在西方,博士学位通常是学者的显著标志,这一标准在穆斯林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再一次,这些都是常规,它们各有利弊。例如,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绝不是一个人是学者的指标,因为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压倒性地继续以世俗的语调教学——通常是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相比之下,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广泛存在的精致的研究生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使数万名学者的出现变得可行的博士后职业机会,在穆斯林世界是缺乏的,这既是因为经济限制,也是因为社会和政府的漠视,甚至是过失。此类问题太大,无法在本文中解决,但值得当代穆斯林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如果个人伊斯兰学者兼具伊斯兰学院的培训和世俗机构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他们通常可以被这两种体系所认可。在西方公共领域中一些知名的乌理玛就享有这样的学术资历。
 
但乌理玛的重要性除了作为神圣引导的权威解释者之外,另一个维度在于他们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权威。一名伊斯兰学者确实应该成为先知知识的继承者,此外,还应当履行其他一些先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学者应当恪守先知 ﷺ 所体现的最高行为标准。需要明确的是,对伊斯兰教健全的逊尼派理解排除了声称继承先知直接获取启示能力的可能。这种观点近乎亵渎。但乌理玛被期望在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中恪守伊斯兰规范。《古兰经》将先知 ﷺ 描述为所有穆斯林的榜样:“希望安拉和末日,并常念安拉者,你们在安拉的使者身上确实有个优美的模范。”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神对先知 ﷺ 作为榜样的任命,肯定反映了神对人类需要从他们中间选出引导者的认可。安拉在《古兰经》的其他地方悦:
 
> 当引导降临人们时,他们不肯信道,只悦:“安拉派遣一个凡人做使者吗?”你悦:“假若大地上有许多天使安稳地走路,那我一定从天上给他们派下一个天使做使者。”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
 
亲自接触学者是理想的选择,无论是为了他们的知识还是为了他们的道德榜样。然而,在无法接触到此类学者但懂阿拉伯语的不幸情况下,网上有一些极好的法特瓦库可以供阿拉伯语读者使用(甚至有些可以供英语读者使用)。其中最高产的一个网站(Islamweb.net)甚至还有一条关于普通人是否可以接受来自在线网站的法特瓦的法特瓦 <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其答案预料之中是肯定的。然而,法特瓦强调了核实任何法特瓦来源的重要性,并随后引用了 Islamweb.net 的“关于我们”页面,该页面透露该机构由卡塔尔捐赠和伊斯兰事务部资助。由于该网站与卡塔尔有联系,鉴于中东大部分地区对政治表达的相对限制,人们在阅读讨论卡塔尔的法特瓦时可能需要谨慎。当涉及针对国家政治对手的法特瓦时,埃及 Dār al-Iftāʾ(埃及官方发布法特瓦的机构)发布的法特瓦也同样适用。在这方面,值得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的话,据报道他曾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法演绎’(*ijtihād*)要履行,而普通人(*ʿāmmī*)的教法演绎就是选择追随谁。”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 例如,在世俗化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铁腕统治下,沙特法特瓦机构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声明必须在阅读时保持高度谨慎。我认为,对于那些可能依附于西方仇视伊斯兰的政权,或穆斯林世界独裁政权的西方学者来悦,情况也是如此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 女性学者(*ʿālimāt*)在哪里?
 
理论上,伊斯兰学术研究并不是男性的专利。在实践中,这是穆斯林社区需要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的另一个领域。相对于男性乌理玛,女性学者(*ʿālimāt*)非常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原因——伊斯兰学术研究缺乏社会声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乌理玛缺乏培训机会. 从传闻来悦,这种缺乏似乎很普遍。我认识的许多在纯女性伊斯兰学院学习或任教的学者,都对这些机构相对于他们在西方大学接受的培训质量较低而感到哀叹。此类学者认为,此类机构显然无意培养严肃的学者。这自然需要改变。穆斯林乌玛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女性学者的培训,她们可以承担起作为女性**和**男性榜样的至关重要任务。追求知识当然是一项普遍义务,先知的妻子和“信士之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法学家和穆夫提。事实上,著名的叙利亚罕百里派法学家伊本·贾齐(卒于 751/1350)只是众多称赞她是多产法特瓦发布者的学者之一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在伊斯兰历史上,她并不例外。正如我的老师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Shaykh Muhammad Akram Nadwi)在他长达 40 卷的女性圣训学者百科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名女性担任圣训学者。阿伊莎本人曾称赞麦地那的女性渴望深入理解她们的宗教。正如《布哈里圣训实录》所载,她悦:“麦地那的女性多么优秀:她们的羞怯并没有阻止她们对宗教有深刻的理解。” <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被提供了在许多领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很少被提供在高级水平上学习沙里亚科学的机会。如前所述,这可能是整个乌玛沙里亚培训基础设施薄弱的体现,男女双方都迫切需要加强这一基础设施。这有望开始纠正伊斯兰学院毕业的沙里亚科学女性专家相当极端短缺的情况。
 
培训女性学者当然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本文无法一一探讨。例如,女性伊斯兰学者很可能会成为母亲,她们必然会成为所抚养孩子的教育者。虽然男性也有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当他们长大后,但父亲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伊斯兰法律责任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教育的频率和范围通常不如母亲 <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因此,从原始数字来悦,伊斯兰教育机构理应优先考虑女性的机会。虽然并非所有的母亲都需要接受培训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乌理玛,但穆玛在强盛时期一贯的做法是为女性提供机会,让她们与毕生致力于此类事业的乌理玛一起成为学者。再一次,需要付出重大努力来改变我们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做法。鉴于我们作为一个乌玛在整体上对伊斯兰教育的忽视,这种重新定向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涌现出满足乌玛需求的学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如果乌理玛犯错了怎么办?
 
与先知 ﷺ 不同,任何学者都不能指望在犯错时得到更正他们的启示。因此,穆斯林对乌理玛的期望必须因这种现实主义而有所克制。这必须在至少三个层面上付诸实践。首先,尽管应给予乌理玛巨大的尊重,但穆斯林绝不能将他们置于超越错误或纠正的神坛上。其次,如果我们的乌理玛犯了明显的错误,但已经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穆斯林必须原谅他们。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乌理玛之间在伊斯兰教对某一特定情况的要求上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一个人认为的错误,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位学者的深思熟虑。
 
我们社区最早的乌理玛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可能犯错的人类,而不是受神保护免于错误的先知。包括伟大的麦地那伊玛目及同名法学流派创始人马立克·本·阿纳斯(Mālik ibn Anas,卒于 189/795)在内的许多早期穆斯林都曾叙述过:“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人的言论,除了先知 ﷺ。”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换悦之,虽然鉴于先知作为安拉使者的身份,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他教导我们的一切,但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并不会延伸到其他任何人。所有其他观点都要相对于其与先知 ﷺ 教导的一致性来评估是否健全。如果出现了一位行使学术判断(*ijtihād*)并得出有问题结论的学者——例如,辩称葡萄酒或猪肉可以由穆斯林无条件食用——他们的追随者不得追随他们,因为这类裁决被视为基于必需的知识(*maʿlūm min al-dīn bi’l-ḍarūra*)在《古兰经》中是被禁止的。
 
由于伊斯兰宗教权威机构的削弱,特别是在殖民主义之后和正式成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崩溃之后,这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这一过程在某些背景下是剧烈的,在另一些背景下则是渐进的,但我们都能认识到,在大多数当代穆斯林社会中,乌理玛并没有很大的社会或政治权威。与历史上乌理玛可以决定统治者(包括哈里发)去留的现实相比,这标志着命运的剧变。即使在奥斯曼帝国(r. 1517/923-1924/1341)统治下的最近一次哈里发更迭中,乌理玛也一再行使权力废黜哈里发,并以更合适的候选人取而代之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这在当今任何穆斯林政体中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程度的权威在最早时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就得到了承认,并贯穿了几个世纪,伊本·贾齐的以下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
 
> 正确的立场是,统治者(*umarāʾ*)只有在发布符合学术(*ʿilm*)的命令时才应被服从。因此,[服从]他们的义务源于[服从]学者(*ʿulamaʾ*)的义务。因为只有在那些已知是正确的(*maʿrūf*)和学术所要求的事项上才应表现出服从。因此,正如服从乌理玛源于服从先知 ﷺ 一样,同样,服从统治者也源于服从乌理玛。由于伊斯兰教的实践只能通过两组人来充分实现:学者和统治者;而且由于所有人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世界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组人的繁荣才能实现,而其腐败则是通过他们的腐败而产生。正如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ibn al-Mubārak,卒于 181/797)和其他前辈(*salaf*)所悦:有两类人,如果他们繁荣,人们就会繁荣,如果他们堕落,人们就会堕落。他被问到:“他们是谁?”他回答:“统治者和乌理玛。”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为什么这样的权威地位很重要?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说明的,移除乌理玛一直是更广泛地移除伊斯兰教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一部分。诚然,在当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找到相对活跃的乌理玛机构,它们一直在培育伊斯兰科学。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基础来支撑由政治权力支持的、并确实构成此类权力基础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矩阵,这些现象仍然是脆弱的,并且正如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世俗规范所要求的那样,很容易被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项义务,即政治当局必须维护伊斯兰规范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乌理玛机构已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遭到严重削弱。像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等国家提供了尤其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成功将大部分乌理玛阶层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乔纳森·布朗所指出的,人们在将乌理玛在政治事务上的声明视为权威时应极其谨慎,因为这些声明很可能会受到其政治从属地位的影响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这并不是悦需要拒绝这些学者关于如何进行礼拜的法特瓦。在这些情况下,普通的非专业人士通常可以假定他们正在忠实地传递法学裁决。然而,在问题变得更具政治性的地方,例如他们对独裁者压迫的支持,或者他们在以色列从事殖民占领并周期性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射导弹时将其关系正常化合法化,在这些领域应当避免将此类乌理玛作为指导来源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人们可能会问,某些乌理玛的此类行为是否破坏了乌理玛整体的公信力。本文的前半部分确立了乌理玛对于获得对我们宗教的健全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乌玛”转型期。有些人无疑会对政治上妥协的乌理玛的出现感到幻灭。人类对自己听到的负面报道的群体感到怀疑是自然的,而且不幸的是,当人类对报道中的群体缺乏直接经验时,泛化此类报道也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方式。
 
然而,正如我在一本探讨过去十年左右一些乌理玛如何参与阿拉伯革命政治及其后果的书中所主张的那样,虽然今天有一些乌理玛因与压抑政权有联系而妥协,但对绝大多数乌理玛进行泛化是没有意义的。鉴于反对派的风险,大多数人要么远离充满争议的政治领域,要么大声批评相对极少数投靠独裁政权的乌理玛的问题立场 <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这并不是悦国家赋予这些所谓的“苏丹乌理玛”的显赫地位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政治改革过程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适当的伊斯兰方式将这些国家转变为拥有负责任政府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乌理玛历史上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不谬的源头,会犯错的凡人
 
与会犯错的人类的意见相比,无论是博学的还是其他的,穆斯林承认《古兰经》和“圣行”是不谬的引导源 <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这意味着穆斯林虽然没有关于《古兰经》中每一节经文和圣训的每一种解释可能性的不谬知识,但可以知道这些来源所强制执行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更一般地悦,逊尼派一致认为,在四大法学流派中被发现为主流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合法追随。在解释的更细微细节上,例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意指哪种擦摩头部的方式,或者甚至他只意指一种解释,我们不能自称拥有确定性。我们所能声称的只是围绕更普遍事实的确定性。例如,在刚刚提到的案例中,根据乌理玛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声称《古兰经》5:6 要求我们在小净期间以某种方式擦摩头部,尽管我们无法给出更具体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刚刚提到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构成了伊斯兰文明工程的基础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其他的文明工程,如西方的工程,同样也以其风险的极细微细节上的巨大分歧为特征。我们每天都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争议中看到这些分歧的上演。例如,它们在大学里被无休止地辩论和分析。然而,当需要面对存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时,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一旁。
 
乌理玛本应是让那些对某个问题的“伊斯兰视角”感到困惑的非专业穆斯林咨询的权威参考点,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乌理玛本身也是会犯错的凡人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鉴于人类在涉及精神事务时是多么普遍地倾向于对其他人寄予绝对的信任,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乌理玛和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会犯错。财务顾问或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并不排除他们可能犯错,甚至是犯大错的可能。尽管医生或律师宣誓不造成伤害或维护法律,但他们也可能遭受遗忘,或者行为并非出于最佳意图。他们毕竟是人类,因此必须建立追责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例如,对于医疗或受托责任方面的疏忽,现代法律体系中有允许赔偿的规定。在某些现在被称为“精神虐待”的案件中,这往往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在缺乏此类纠正机制的情况下,需要保持警惕,穆斯林社区有义务找到一种方法,在敬畏其宗教专家的同时,承认他们作为凡人有时也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在当今我们许多社区中,问题并不在于过度敬畏,而是在于根本没有敬畏。穆斯林迫切需要认真对待宗教培训,给予其社会认可和威望,从而吸引有才华的思想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国家和跨国社区中培养我们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正如已经强调的,现代穆斯林令人痛心地忽视了他们在社区中培养宗教专业知识的宗教义务,而这种专业知识将有助于解决人们在一系列当代问题上的疑问。需要齐心协力的社区努力来发展强大的机构,从而产生处理我们社区面临的问题所需的学术知识。社区的每个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角色要扮演。
 
这需要承认并将伊斯兰知识视为一个准学者能够且愿意献身于教育和随后职业的事业。在我们的社区中,那些毕生致力于伊斯兰学习的人往往被看作是因为无法在更有声望的领域获得成功而失败的人。这反过来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未来乌理玛的教育成了能力较差学生的专利,而最有才华的人最终进入了医学和法律等“世俗”领域。考虑到地区差异,这些倾向在整个乌玛范围内都是真实的,它们在过去几代人中的后果包括:许多穆斯林对其自身宗教传统的承诺减少,以及涌现出的乌理玛阶层往往无法承担乌玛面临的挑战。
 
## “先知的继承人”
 
如果不引用先知关于追求神圣知识的发人深省的圣训,就不可能讨论乌理玛的角色。这则圣训被收录在多部圣训集中,也出现在雅希雅·本·沙拉夫·纳瓦维(Yaḥyā ibn Sharaf al-Nawawī,卒于 676/1277)广受欢迎的《清廉者园圃》集中,它是我们理解乌理玛是谁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巨大道德负担的核心支柱。根据这一报告,先知 ﷺ 悦:
 
> 谁踏上求知的道路,安拉必使他通往乐园的道路变得容易。的确,众天使为求知者垂下翅膀以示赞许。天地间的居民,甚至深海里的鱼,都为他求饶。学者相对于礼拜者的优越,就像月亮相对于星辰的优越。的确,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没有留下第纳尔或迪拉姆,而是留下了知识。因此,谁获得了知识,谁就确实获得了丰厚的份额。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这则圣训在宏观上表达了追求神圣知识的巨大美德,以及那些出于正确原因获得知识的人的崇高地位。另一则圣训则对那些出于尘世原因追求我们宗教的神圣知识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极具震撼力地说明了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在《清廉者园圃》中也能找到的一则较长圣训中,先知 ﷺ 谈到了复活日的一个场景。他悦:
 
> 一个获得并传授了知识并诵读了《古兰经》的人将被带到跟前。安拉将提醒他曾赐予他的恩惠,那人将承认这些恩惠。然后安拉将问他:“你做了什么来表达对这些恩惠的感激?”那人将回答:“我获得了知识并传授了它,并为了您的缘故诵读了《古兰经》。”安拉将对他悦:“你在悦谎。你获得知识是为了让人们称你为博学者,你诵读《古兰经》是为了让他们称你为诵经家,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随后将下达命令,他将被脸朝地拖行并投入火狱。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先知继承人的角色显然不可掉以轻心。意图正确,求知是最神圣的行为;意图不轨,则可能命定火狱——愿安拉 ﷻ 保护我们。尽管存在这一核心现实,乌理玛对于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 结语
 
在本文中, I 着手解释乌理玛在促进穆斯林乌玛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我尝试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乌理玛在当今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顾虑。我希望能证明这些顾虑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向穆斯林提供关于如何最好地恪守《古兰经》和“圣行”的指导方面,乌理玛是先知 ﷺ 的继承人。历史上,穆斯林已经认识到乌理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的社区中扮演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精神角色。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崩溃,对这种理解提出了挑战。正是这种乌玛的境况,提供了关于乌理玛现实意义问题最初产生的关键背景。
 
作为一个社区,穆斯林必须认识到,建立直接服务于乌理玛培训和发展的机构的重要性。重建曾为此服务的伊斯兰基础设施,是恢复乌理玛权威的关键。这套基础设施也必须服务于培养女性乌理玛,她们可以带来独特的视角,并像《古兰经》中提到的麦尔彦(愿主赐她平安)和法老的妻子那样,成为乌玛学习和虔诚的榜样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还必须认识到乌理玛是会犯错的凡人,没有任何穆斯林在安拉面前可以免除个人责任。
 
我希望上述反思已经传达了现代穆斯林为了开始纠正其精神状态而必须共同参与的具有挑战性的平衡行为。他们既需要尊重其乌理玛作为指导的灯塔,又要意识到他们目前作为社会阶层的弱点以及他们作为个人的潜在人性脆弱。此外,尽管已经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削弱其社会价值,穆斯林社区仍然需要向这些“先知的继承人”表示尊重。现代穆斯林不应继续长期系统性地忽视伊斯兰学习,而需要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种理解其周围世界的论述框架,这种框架符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随后所有时代的全体人类所接收到的神圣启示。换句话悦,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进行一次新的宗教科学复兴。这是一项迫切的集体义务,而乌玛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这可能会让全球穆斯林社区处于罪恶状态,直到其被履行。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乌玛是否愿意给予这项重要任务应有的关注。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伊本·贾齐在讨论圣训的这条法特瓦中被引用。
<p id="fn:2"><a href="#fnref:2">^</a> [2] 见阿布·达伍德,《圣训集》。
<p id="fn:3"><a href="#fnref:3">^</a> [3] 乔纳森·布朗论证了所谓“唯经主义”运动在不参考《古兰经》以外来源的情况下解释《古兰经》的努力是不可信的。见 Jonathan A. C. Brown, *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4"><a href="#fnref:4">^</a> [4] 库尔图比,*al-Jāmiʿ li-aḥkām al-Qurʾān*。
<p id="fn:5"><a href="#fnref:5">^</a> [5] 布朗,*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6"><a href="#fnref:6">^</a> [6] 学者们偶尔会引用这对无名对句,强调字母 *bāʾ* 的各种感官含义。
<p id="fn:7"><a href="#fnref:7">^</a> [7] 伊斯兰历史上无数学者都曾警告过学术上的这一陷阱,包括五世纪/十一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p id="fn:8"><a href="#fnref:8">^</a> [8] 见丹佛大学美国法律体系进步研究所,“美国法官常见问题解答”。
<p id="fn:9"><a href="#fnref:9">^</a> [9] 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律师数量上升”。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见非穆斯林学者 Wael Hallaq 和 Noah Feldman 的作品。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关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称呼(*nisba*),历史上对于它是来自羊毛纺织者(*ghazzāl*)还是地名(Ghazāla)存在分歧。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我修改了 Kenneth Honerkamp 的译文。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依靠授职证评估学者可靠性的局限性。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古兰经》33:21。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古兰经》17:94–95。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见 Islamweb.net,“在不知道穆夫提身份的情况下从网站获取法特瓦的裁决”。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这是当代毛里塔尼亚学者穆罕默德·哈桑·达杜(Muḥammad al-Ḥasan Wuld al-Dadaw)在讲座中引用的。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不幸的是,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支持法国的反头巾立法,或者支持中东的独裁政权镇压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运动。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见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这一报告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没有完整的传述链,但在其他地方有可靠的传述链。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沙里亚规定丈夫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义务,决定了性别角色的基调。这并不是悦沙里亚规范在不利条件下无法灵活执行。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关于该报告归属于早期权威机构的信息,见相关链接。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Samy A. Ayoub, *Law, Empire, and the Sultan*, 22。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 Ovamir Anjum, “Who Wants the Caliphate?”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Jonathan Brown, “Keeping Our Eye on the Ball: The Problem with the UAE Summit”。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遗憾的是,这在好几个案例中都发生过。我在我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Al-Azami, *Isla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圣行”若要被计算在内,必须是可靠传述的。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这有力地反击了那种认为沙里亚无法被认识、因为存在太多不同解释的陈词滥调。每一种构成法律文化或文明基础的制度都会发展出解决争端的机制。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我使用“伊斯兰视角”一词是为了让句子更通顺。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伊斯兰视角。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精神虐待”一词在公共论述中被以多种方式使用。伊斯兰学者 Dr. Rania Awaad 和 Shaykh Rami Nsour 在我在此诉求的更谨慎意义上使用该词。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这则圣训出现在包括提尔米济、阿布·达伍德、伊本·马哲等在内的多部圣训集中。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在《清廉者园圃》中阅读完整报告。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古兰经》6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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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精神的联结:教养方式如何塑造个体对安拉的认知与信仰顺从

# 教养方式与我们和安拉的关系:父母之爱对安拉观的影响
 
**作者:奥斯曼·乌马尔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哈桑·埃尔万博士(Dr. Hassan Elwan)**
 
## 引言
 
伊斯兰教最根本的信仰之一是承认安拉的主权(Sovereignty)。主权是指安拉对宇宙拥有的绝对所有权、权能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安拉称自己为“主权的所有者”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Mālik al-mulk*),而《国权章》(*Sūrat al-Mulk*)则以这样的宣告开篇:“吉祥哉!掌握主权者。”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您的主确是安拉,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然后升上宝座。他使黑夜追求白昼,而遮蔽它;他把日月星辰造成服从他的命令的。**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安拉——全世界的主!”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作为绝对的主权者,安拉随其所愿地创造,随其所欲地命令。因此,他的主权包括宇宙法令(*awāmir kawniyya*)和法律命令(*awāmir sharʿīyya*)。宇宙法令是指安拉只需悦一声“有”,某种事物或事件便会存在。对于宇宙法令的发生,我们通常没有选择余地。而安拉的法律命令则告知我们应当从事什么、远离什么。我们被赋予了服从或违抗这些法律命令的意志。安拉创造和命令的主权在理智上并不难理解,但在心理和精神上(psychospiritually)可能难以接受。正如人们会反对生活中的艰难转折(从失业到健康下降),人们有时也会反对安拉的法律命令(如遗产法或禁止利息),并拒绝遵循,除非他们理解其背后的智慧。
 
为什么有些人能在理智上承认安拉的主权,却在精神上无法接受?为什么他们难以顺从他的法令(decrees)和命令(commands)?这种精神上的挣扎,我们称之为**顺从抵触(submission reluctance)**,体现在面对苦难时的此类反应:“安拉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不该遭受这些,”或者,“安拉为什么允许那种邪恶的事情发生?”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虽然出于想要更好地理解处境而询问“为什么”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植根于愤怒或怨恨的疑问。众天使曾询问安拉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但那是出于好奇而非敌意。
 
我们认为,顺从抵触的核心在于人们对安拉认知的扭曲。扭曲的安拉形象会导致对其命令和法令意图的误解,并随后导致反抗。在本文中,我们的目标是揭示不同的安拉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崇拜、对他人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
 
## 对安拉的顺从与顺从抵触
 
顺从(*taslīm*)的概念与我们的[安拉形象](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tyles)以及对他主权的认可紧密相连。顺从不仅是伊斯兰的核心,也是整个宇宙的运行方式。安拉告知我们,宇宙中的万物都顺从于他:“难道他们舍安拉的宗教而寻求别的宗教吗?而在天地间的万物,不论自愿与否,都已归顺他,他们将来只被召归于他。”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伊本·贾齐(Ibn al-Qayyim)明确将对安拉的托靠(trust)与我们的安拉形象联系在一起,他悦道:“托靠(*tawakkul*)的关键在于对安拉有良好的揣想(good assumptions)。一个人对安拉的托靠程度与他对安拉的良好揣想和希望成正比。”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托靠安拉的人能够顺从他的意志,而真正的顺从意味着完全接受他的法律命令和宇宙法令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先知 ﷺ 阐述了接受宇宙法令如何与我们的信仰相连,他悦:“万物皆有其实际,仆人只有在意识到所遭遇的绝不会错失自己,而错失自己的也绝不会降临于自己时,才达到了信仰的实际。”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 《古兰经》进一步详细阐述了顺从命令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安拉悦:“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他们全然顺服。”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 这节经文描绘了构成完全信仰的顺从要素,包括:(1) 在任何争议或未知事物上寻求伊斯兰的指导;(2) 在得知安拉的命令后内心毫无芥蒂,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指导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同样,顺从他的宇宙法令涉及对安拉未命令我们去对抗的任何事件(如不可避免的灾难)感到满意、接受和知足,尤其是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件(如丧亲、疾病)。伊本·贾齐总结道,知足和满意(*riḍā*)的状态是托靠安拉并顺从他的果实,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健康的安拉形象之上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顺从的果实是甜蜜的,而**顺从抵触**的果实则是苦涩的。对法令和命令的顺从抵触是导致包括焦虑和抑郁在内的心理精神病理的主要因素。行为疗法承认这一点,并在近期将“接受”(acceptance)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辩证行为疗法(DBT)将“彻底接受”(radical acceptance)视为增强痛苦耐受力的基本技能,并指出:“接受与顺从是今生逃离地狱的唯一出路。”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我们要补充的是,顺从对于逃避后世的地狱也至关重要)。接受决定了痛苦是作为通往成长的道路(即痛后成长),还是作为由于反对而导致受苦的道路(即痛后萎缩或停滞)。
 
虽然人们在理智上理解接受安拉法令与命令的必要性并不困难,但悦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人们不理解安拉法令背后的意图,或者从根本上误解了安拉是谁时,他们可能会产生顺从抵触。
 
## “宇宙警察”的安拉形象
 
如果人们内化了一种扭曲的安拉形象,他们将难以爱安拉、顺从他的命令并接受他的法令。基于我们的实证研究和对社区成员的咨询,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对安拉特定属性的扭曲认知会导致特定的病理。例如,认为安拉是“不宽恕的”与较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相关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
 
不幸的是,这种将安拉视为**“宇宙警察”**的观念相当普遍。这种警察般的形象经常在流行文化中被永久化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宇宙警察般的安拉是冷漠的、疏远的,只关心对他命令的严格遵守。他是一个严苛的立法者和冷酷的执法者,与其说他对我们的成功感兴趣,不如说他更关注我们对神圣规则的细微触犯。我们假设这种错误的安拉形象是由于过分强调安拉作为“立法者”(*al-Ḥakam*)的角色,同时忽视了他的关怀、临近和关爱而形成的。警察虽然不一定是邪恶的人物,但更多地是与恐惧和惩罚联系在一起,而非爱与怜悯。因此,建立这种警察般形象的人可能会充满恐惧地揣测自己接下来会触动哪根红线,会意外招致什么样的愤怒。他们可能会将宗教和经典仅仅看作是一份“准许与禁止”的清单,对安拉启示的宏大视而不见,并与他深厚亲密的关系隔离开来。他们可能会将安拉的法律视为通往更愉悦生活的障碍。因此,当一个人主要将安拉视为“警察”时,他与安拉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疏远、怨恨、反对和过度恐惧的关系。
 
## 崇拜的活性成分:对安拉的爱
 
人类被创造是为了崇拜(worship)安拉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尽管如此,许多人质疑安拉为什么要我们崇拜他 <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不幸的是,这个问题通常源于将“崇拜”的概念与“仪式性服从”相混淆。然而,崇拜不能仅限于仪式。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曾将其精辟地定义为:对安拉的**爱**与**谦卑顺从**的终极融合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他指出,如果不正确地理解安拉并培养对他适当的情感,就不可能产生与安拉的关爱关系。他的得意门生伊本·贾齐进一步阐述悦,完全的**仆人身分(*ʿubūdiyya*)**是完全之爱的产物,而完全之爱则是对被爱者之“完美”认知的产物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他补充悦,爱使服事变得愉快,减轻了苦难的分量,并使思想从沉沦于反刍性念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因此,认知安拉的完美有助于爱他,而爱他则有助于我们自愿顺从他的宇宙
我们可以通过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悦明爱如何使义务变得更容易且令人愉快。尽管母亲对孩子负有许多义务——如半夜起床、喂哺、换尿布、洗澡等——但深爱孩子的母亲会比不爱孩子的母亲更容易处理这些义务,甚至带着一种满足感。尽管她可能精疲力竭,但她将孩子视为巨大的恩慈,她的爱激发了她履行孩子需求的承诺。正是因为她强烈的爱,母亲身分的要求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愉悦的。然而,如果为了别人的孩子,母亲可能会觉得履行这些同样的要求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爱是执行和接受神圣法令和命令时“知足”与“挫败”之间的分水岭。
 
## “慈爱的监护者”安拉形象
 
与“宇宙警察”相对的另一种安拉形象体现在安拉的尊名**“监护者”(*al-Walī*)**中。这个尊名涵盖了许多其他的神圣德性和属性,包括“近邻者”(*al-Qarīb*)、“至爱者”(*al-Wadūd*)、“特慈者”(*al-Raḥīm*)、“托靠者”(*al-Wakīl*)和“援助者”(*al-Muʿīn*)。因此,归入“监护者”(*al-Walī*)旗下的安拉属性,将对他主权的认可与他的慈爱、关怀、支持以及在他法令和命令中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作为监护者的安拉出于对我们的关怀和爱而制定规范,并设立促进人类繁荣的规则。此外,他为那些努力服从他的人提供帮助,并对错误保持耐心和宽恕。**“监护者”(*al-Walī*)是支持你的“近邻者”,是关怀并保护你的“至爱者”。**安拉在《古兰经》中多次称自己为信士的监护者(*Walī*)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慈爱的监护者”形象有助于对安拉的托靠,因为人们意识到安拉只会建议和命令对我们有利的行为。因此,建立这种形象的人不会将伊斯兰仅仅看作是一份“准许与禁止”的清单。相反,他们会积极寻求他的指导,因为他们知道幸福的秘密就在于遵循他的命令和接受他的法令。因此,他们与安拉的关系是临近、托靠、顺从和关爱的。此外,他们理解虽然他的法律和宇宙法令最终植根于对信士的关怀,但他也是绝对有权的,能够追究人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对安拉的大能和威严属性抱有敬畏,同时也理解他在人生旅途中一直爱护并支持着信士。“这是因为安拉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不信道的人们,绝无保护者。”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
 
## 神圣命令背后慈爱的智慧
 
在一段深奥的“古都斯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安拉解释了他的命令与他的爱之间的联系。先知 ﷺ 转述安拉悦道:“谁与我的‘瓦里’(*walī*,密友/受保护者)为敌,我确已向他宣战。我的仆人亲近我,没有什么比我规定的主命(*religious obligations*)更令我喜悦的了。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actions*)亲近我,直到我爱上他。当我爱上他时,我就是他听觉所依的听觉,他视觉所依的视觉,他抓握所依的手,他行走所依的脚。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赏赐;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佑……”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这段圣训确立了:**安拉命令我们从事那些能让我们最亲近他的行为,是为了使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爱最大化。**换悦之,安拉渴望与他的被造物临近,并帮助我们实现这种临近。作为我们的创造者,他知道哪些行为能增强我们与他之间的情感纽带,并正是将这些行为定为主命。一旦建立了互惠的关爱纽带,我们就能以安拉所愿的方式看世界,以安拉所愿的方式听声音,甚至我们的肢体也会按照安拉所愿的方式运动。因此,真正崇拜的果实让我们从与造物主的疏远转向与他的亲密。
 
从另一个角度反思这段圣训,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āʾillāh)评论悦,安拉知道人们如果全凭自己,就不会认真寻求神圣之爱与亲密(*wilāya*)的道路。因此,他将那些引导向神圣之爱与亲密的行动规定为我们的义务,而这些行动最终引导人们进入乐园。因此,通过将这些义务强加于我们,他实际上是在将进入乐园变成我们的义务!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在另一段深刻的反思中,伊本·泰米叶悦:“我长期思索什么样的祈祷最有利,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祈求安拉襄助我们履行崇拜他的义务。然后我意识到,这早已在《开端章》中体现,安拉悦:‘我们只崇拜你,求你襄助。’”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
 
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出于他深沉的爱,安拉将最重要的祈祷内容变成了我们的义务,每天至少十七次!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想象一下如果一位慈爱的父亲告诉孩子们,他会满足他们的任何愿望。年幼的孩子可能会要最好的玩具或最大的房子,而聪明的孩子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该要什么最好。在进一步思考后,聪明的孩子悦:“爸爸,我只是个孩子,并不真正知道该求什么。但我知道你深爱并关怀我,总是在为我的最大利益着想。因此,我能求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求你帮我做那些你知道对我最好的事,即便我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
 
将安拉视为监护者(*al-Walī*)意味着他的法律命令和宇宙法令都植根于我们的最大利益,即便我们可能觉得难以遵循或难以理解。安拉在《黄牛章》中告诉我们:“战争已成为你们的义务,而那是在你们看来是厌恶的。或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安拉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 建立一个安拉形象
 
尽管安拉在《古兰经》中反复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监护者”(*Walī*),但人们有时仍无法内化他的爱、临近、关怀和对我们的支持。悲哀的是,许多人内化了相反的安拉形象——一个疏远的、警察般的神灵,他并不会襄助我们。人们是如何建立如此不同的安拉形象的呢?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根据被明确教导的信息以及自己的经历来建立对安拉的认知。仅仅告诉某人安拉是慈爱的,不足以内化一个正确的安拉形象。相反,他们必须通过人际关系真实地体验到爱、关怀和支持,才能最好地将这些体验归功于安拉。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文章](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iness)中所称的对安拉的“情感经验认知”,它受到我们与父母及他人关系的影响。童年、青春期和青年早期的亲子互动共同影响了我们安拉形象的发展。我们之前曾悦到,父母依恋是塑造我们与安拉关系的基础。我们希望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特定的教养方法,我们认为这些方法与孩子长大后如何感知上帝有关:是感知为**一位应当奔向的慈爱创造者**,还是感知为**一种应当逃避的惩罚性力量**。最终,信士必须既内化对他宽恕的希望,又内化对他惩罚的恐惧。因此,一个健康的安拉形象会引导信士出于爱和恐惧而奔向安拉——正如先知 ﷺ 所悦:“除了逃向你,别无避难所,也别无逃生处。” <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 然而,拥有健康安拉形象的人能识别神圣属性的平衡,正如安拉悦:“确乎,我的慈悯胜过我的恼怒。”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
 
## 教养方式
 
每位父母都会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生活经历形成一套养育子女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教养方式可以被定义为传达给孩子的一系列态度,这些态度共同创造了一种情感氛围,父母的行为就在这种氛围中得以表达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关于教养的研究确定了构成教养方式的两个核心维度:父母对孩子的 (1) **反应性(responsiveness)** 和 (2) **要求性(demandingness)**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
 
**反应性**是指父母通过支持、接纳并关注孩子的需求和偏好,从而培养其自信和独立性的程度。反应性包括表现出温情、适度支持孩子的自主性,并在适当时进行理性的双向沟通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要求性**是指父母通过他们的期望、监督、管教努力以及面对违抗命令的孩子时愿意正面交锋的态度,要求孩子融入家庭和社会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要求性包括父母的监控、规则、后果以及控制孩子行为的方法。总而言之,反应性关注的是承认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而要求性关注的是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意愿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
 
基于反应性和要求性这两个维度,研究人员确定了四种常见的教养方式 <su
**忽视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为普遍缺乏温情、支持,以及缺乏调节或控制孩子行为的尝试。忽视型父母不为孩子腾出时间,通常对孩子的生活不感兴趣。忽视型教养与孩子生活中的许多适应不良结果相关。
 
**放纵型教养**在反应性上很高,而在要求性上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温情和支持,但不包括对孩子特定行为或正当操守的期望。放纵型父母往往渴望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并希望孩子觉得他们很酷。放纵型教养也与儿童和青少年的许多适应不良行为相关。
 
**专制型教养**在反应性上较低,而在要求性上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较低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但具有高度的控制欲。专制型父母通常要求孩子在没有理性解释的情况下服从他们,并试图通过诉诸惩罚和对孩子情感的心理操纵(如通过撤回爱来惩罚孩子)来控制孩子的行为。
 
**权威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同时伴随着高度的期望。权威型父母通常表现出充分的爱,并创造一种情感氛围,让孩子能够表达他们对父母期望的想法和担忧。权威型父母在适当时会进行理性解释,并尝试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准则来调节孩子的行为。
 
鲍姆林德(Baumrind)在描述权威型父母时悦:“她鼓励言语交流,并与孩子分享政策背后的理由。她既重视表达性属性也重视工具性属性,既重视自主意志也重视纪律严明的从众。因此,她在亲子分歧点上行使坚定的控制,但不会用各种限制把孩子困住。她承认自己作为成年人的特殊权利,但也承认孩子的个人利益和特殊方式。权威型父母肯定孩子目前的特质,但也为未来的行为设定标准。她同时运用理智和力量来实现目标。她的决定不基于群体共识或个别孩子的欲望;但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或神启的。” <sup id="fnref:37"><a href="#fn:37">[37]</a></sup>
 
教养方式在儿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权威型家庭的孩子通常拥有最有利的学业和心理结果,如积极的自尊、自立和高学业成就。忽视型家庭的孩子发展结果最不理想,如低自尊、自我调节能力差、心理健康状况差以及学业表现差 <sup id="fnref:38"><a href="#fn:38">[38]</a></sup>。放纵型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佳,并容易产生适应不良行为,如药物滥用、酗酒和校园不当行为;他们还被发现更依赖他人、不负责任且自私 <sup id="fnref:39"><a href="#fn:39">[39]</a></sup>。最后,专制型家庭的孩子通常在学业上表现良好、遵守规则且服从长辈。然而,他们的从众和服从似乎是以其自我意识的沉重代价换来的。他们的自信心不足,且抑郁率高于来自权威型家庭的同龄人 <sup id="fnref:40"><a href="#fn:40">[40]</a></sup>。通过被“压迫式地服从”,他们似乎失去了将自己视为自主且有能力的年轻人的能力 <sup id="fnref:41"><a href="#fn:41">[41]</a></sup>。
 
虽然上述结果很重要,但我们作为信士根本关心的是培养崇拜安拉并对他及其宗教有强力依恋的孩子。针对非穆斯林样本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安拉形象会影响他们的教养方式,进而影响孩子的安拉形象。拥有慈爱安拉形象的父母更有可能培养出认为安拉是慈爱的孩子,而将安拉想象为疏远的父母则更有可能培养出同样看待安拉的孩子 <sup id="fnref:42"><a href="#fn:42">[42]</a></sup>。在一项针对五六岁儿童的全面研究中,将安拉想象为疏远且严厉的母亲会采取更严厉的教养方式,且报告的温情、接纳和游戏性互动更少,这反过来预示了孩子眼中惩罚性的安拉形象。而将安拉想象为慈爱的母亲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其孩子的安拉形象也倾向于是慈爱的 <sup id="fnref:43"><a href="#fn:43">[43]</a></sup>。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调查了穆斯林父母的教养方式如何预示孩子的安拉形象、对安拉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
 
## 父母的社会化
 
教养的目标是将正确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根植于孩子的心中,使他们最终将这些信仰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如果我们孩子只是在惩罚的威胁或持续的监视下才按要求行事,那么我们的教养是不成功的。父母的目标之一是使孩子社会化,让他们在保持个人完整性的同时,顺从他人的必要需求 <sup id="fnref:44"><a href="#fn:44">[44]</a></sup>。从宗教角度来看,他人的需求首先包括对安拉需求的坚持,其次是父母[合理的]需求 <sup id="fnref:45"><a href="#fn:45">[45]</a></sup>。
 
父母如何让孩子顺从宗教和父母的需求?放纵型和忽视型父母对服从并不太感兴趣,因此他们通常会忽视孩子不遵守命令的行为,或者为孩子找借口,免除孩子遵守规则的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专制型和权威型父母都渴望孩子服从要求。因此,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重点关注父母可能遵循的两条通往截然不同结果的路径:专制型和权威型的促使孩子服从的方式。
 
**专制型父母**将教养过程视为单向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终权威,并认为规则不应被质疑。他们不考虑让孩子认同规则,因为可观察到的服从是主要的关注点。因此,他们认为没必要通过充满爱和支持的环境来激励孩子,因为他们相信孩子应该出于对父母权威的尊重而顺从。他们认为自己的爱通过坚定不移和持续监控孩子的行为来表达。当孩子要求规则的正当性或行为要求的解释时,专制型父母通常认为没必要做任何详述。通过这种严苛,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孩子对父母建议的抵触,而这种抵触可能会削弱他们参与养育所带来的原本有益的影响。
 
**权威型父母**则理解教养过程是双向且动态的。孩子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满足父母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愿望,也有关于如何打发时间的想法。权威型父母知道他们需要让成长中的孩子内化他们所推广的价值和行为。因此,通过创造一个温暖、支持且相互连接的情感氛围,他们能更有效地向孩子传递信仰和行为,因为孩子在这种慈爱的氛围中会变得更愿意接受社会化。权威性通过改变孩子的接受度来提高教养的有效性,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能力 <sup id="fnref:46"><a href="#fn:46">[46]</a></sup>。例如,如果孩子与父母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坚持父母认为重要的行为来让父母感到自豪。此外,权威型父母会对孩子关于规则和要求的问题做出**充分响应**,解释为什么存在某些规则以及为什么需要某些行为。当父母能充分阐明其要求背后的意图时,孩子更有可能将这些规则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
 
## 托靠父母与神圣的权威
 
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并没有提供关于父母应该多久向孩子说明其要求背后目的的指导。与其在孩子每次问为什么必须做某事时都进行长谈,我们认为父母只需**充分响应**,达到让孩子学会托靠其判断的程度即可。换句话悦,父母在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解释其理由时应当审慎。我们发现这与安拉向我们传达命令的方式是一致的。虽然有许多例子显示安拉向我们解释了我们行为背后的智慧和目的 <sup id="fnref:47"><a href="#fn:47">[47]</a></sup>,但也有其他时候他并未解释。例如,当安拉告知天使他要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时,他们问为什么。安拉没有给出回应,只是简单地悦:“我确知你们所不知道的。” <sup id="fnref:48"><a href="#fn:48">[48]</a></sup> 作为我们对安拉顺从的一部分,有许多仪式方面的行动是我们无法完全理智化的(*ta’abbudi* 行动),且安拉选择不向我们解释。这些仪式性义务,如特定礼拜的番数或在朝觐中向石柱(*jamarāt*)投石的数量,无论我们是否完全领会其背后的智慧,都需要顺从。因此,父母应当注意不要过度迎合孩子解释的要求,因为这很可能是为了在正确的安拉形象建立后,为孩子顺从安拉的需求做好准备。
 
专制型和权威型穆斯林父母的初衷都是好的,都希望将孩子培养成正直且有能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对孩子寄予厚望并对其行为设定要求。然而,他们表达要求和回应孩子需求的方式不同。例如,他们都想教导孩子安拉是“立法者”(*al-Ḥakam*)。然而,他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来传达安拉的权威。专制型父母可能更多地依赖外部激励因素,如恐惧和惩罚,作为对违抗的震慑。相比之下,权威型父母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建立内在动机,通过诉诸安拉的喜悦和对他努力的赞赏来鼓励孩子。因此,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无意中向孩子传递一种“宇宙警察”般的安拉形象,而权威型父母则可能传递一种慈爱且保护性的立法者形象。正是这些教养方式的差异,导致其孩子的安拉形象产生巨大差异,并随后影响他们对他人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的体验(或缺乏这种体验)。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父母希望他们的青少年在和朋友外出前完成昏礼(*Maghrib*)并完成作业。父母想教孩子分清主次。如果青少年未能完成礼拜和指定任务,父母可以用专制或权威的方式处理。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对孩子大喊大叫,嘲笑他们不负责任,羞辱他们的违抗,并最终禁止他们进一步与朋友外出。而权威型父母可能会发布同样的禁令,但会冷静地处理,甚至可能花点时间解释理由,同时也允许孩子对此发表自己的想法。权威型父母还可能对孩子表示同理心,并解释礼拜和完成任务的重要性。通过清晰地表达禁止孩子外出玩耍的难过,但坚持必须遵守规则,权威型父母即使在坚持负面行为的后果时,也能维持慈爱的情感氛围。
 
## 实证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个教养理论,我们认为该理论可以预示孩子的安拉形象以及随后的宗教结果。为了测试这一理论,我们对加拿大各族裔、各年龄段的 701 名穆斯林进行了调查 <sup id="fnref:50"><a href="#fn:50">[50]</a></sup>。约 55% 的样本(*n*=384)有孩子,45% 没有孩子(*n*=317)。有子女的父母被询问了他们对自己教养方式(权威型或专制型)的感知;而没有子女的青少年和青年则被询问了他们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感知。
 
我们处理的主要问题如下:
 
1. “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是否与“警察般”和“监护者”(*al-Walī*)的安拉形象相关?
2. 父母自身的安拉形象是否预示了专制型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教养方式反过来是否预示了父母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
3. 青少年和青年对父母专制型或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整体的安拉形象?
4. 青少年和青年对专制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警察般”的安拉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5. 青少年和青年对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支持且关怀”(*al-Walī*)的安拉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 调查衡量标准与分析方法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安拉形象、专制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及行为、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各方面的问题。以下列出了感兴趣的构念;衡量标准和完整的问题清单可以在附录 A 中找到。
 
* **安拉形象**:对安拉作为“宽恕的”、“关怀的”、“助人的”以及“警察般的”认知。将“关怀的”和“助人的”感知结合起来,形成“监护者”(*al-Walī*)的衡量标准。
* **专制型教养**:专制型教养的维度包括言语敌意、体罚、惩罚性策略以及指令性(如责骂和批评)。
* **权威型教养**:权威型教养的维度包括温情、参与以及理性引导/归因。
* **父母对安拉形象的条件化**:父母援引安拉的爱或愤怒来激励孩子的频率。
* **宗教困惑**:宗教困惑对一个人造成的频率、严重程度和困扰。
* **顺从抵触**:在不理解安拉的智慧、经历厌恶事件以及祈祷(即 *duʿāʾ*)未获回应时的挫败感水平。
 
结构方程模型(SEM)被用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SEM 帮助我们理解过程是如何运行的,因为它允许我们测试我们认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构念之间的关联。
 
## 结果
 
在深入探讨主要结果之前,我们分享一些普遍感兴趣的发现。年龄与更仁慈的安拉形象正相关(*r*= .31)。母亲自报的权威型教养水平略高于父亲。青少年和青年也报告他们的母亲比父亲更具权威性。不同族裔在安拉形象或教养方式上没有显著差异。所有结果表格见附录 B。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安拉形象是否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相关。我们发现,拥有“警察般”的安拉形象与更多的顺从抵触(*r*= .49)和宗教困惑(*r*= .54)相关。我们还发现,将安拉想象为“慈爱的监护者”与较少的顺从抵触(*r*= -.68)和较少的宗教困惑(*r*= -.61)相关。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父母自身的安拉形象是否会与其教养方式相关,以及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他们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我们发现父母的安拉形象与教养方式相关,并与父母为了让孩子服从要求而援引安拉名义的方式相关。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结果分成两个图表。
 
**图 4**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形象与较少的专制型教养相关(*B* = -.18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青少年和青年对自己父母教养方式(专制型或权威
## 讨论
 
本文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关于安拉形象与各种精神挣扎及宗教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论。我们发现,感知父母为权威型的青少年和青年,也会感知安拉为更关怀且支持的;而那些感知父母为专制型的,则会感知安拉为更像警察的。**最终,将安拉感知为“宇宙警察”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正相关,而将其感知为“慈爱的监护者”则与之负相关。**
 
## 从“瓦里”般的父母到“监护者”(*al-Walī*)安拉
 
父母应当成为孩子慈爱的照顾者和保护者。这要求他们在充满爱的氛围中设定界限。只有要求而无温情(专制型)或只有温情而无要求(放纵型)都会导致次优的结果。因此,建议父母努力走中间路线,平衡温情与要求。我们的结果显示,对父母权威性的感知与感知安拉为“监护者”(*al-Walī*)正相关,并伴随着高水平的顺从。因此,通过充当孩子的“瓦里”(*walī*),我们建立了他们对安拉作为其“监护者”(*Walī*)的理解。
 
身处慈爱纽带中的孩子会发现,顺从父母和创造者提出的要求更容易。先知 ﷺ 对青少年表现出极大的温情和爱,并谴责那些拒绝向孩子表达爱的人。在听闻一个男人悦他有十个孩子却从未亲吻过其中任何一个时,先知 ﷺ 悦:“不慈悯人者,不获慈悯。” <sup id="fnref:54"><a href="#fn:54">[54]</a></sup> 先知 ﷺ 习惯于用温情来鼓励服从。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转述,安拉的使者 ﷺ 曾握住他的手悦:“穆阿兹啊,指安拉发誓,我确是爱你。指安拉发誓,我确是爱你。”并建议他在每番礼拜结束时念道:“主啊,求你襄助我纪念你、感谢你,并以最好的方式崇拜你。” <sup id="fnref:55"><a href="#fn:55">[55]</a></sup> 伊本·阿巴斯转述,先知 ﷺ 拥抱他并悦:“主啊,求你教导他经典。” <sup id="fnref:56"><a href="#fn:56">[56]</a></sup> 每当法蒂玛进入先知的家,他都会为她起身,牵着她的手,亲吻她,并让她坐在他的位子上 <sup id="fnref:57"><a href="#fn:57">[57]</a></sup>。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上的亲昵在培育孩子方面的价值。
 
除了先知 ﷺ 对他的女儿和同伴们表现出的温情外,他还通过不答应每一个请求来设定适当的限制。通过有时拒绝孩子的要求,我们可以防止他们的权利感并建立韧性。法蒂玛曾向先知 ﷺ 索要一名仆人来帮她做家务,但他没有答应,而是在晚上去她家,对她和她的丈夫阿里悦:“我要告诉你们比那更好的吗?”并教导他们在睡觉前念诵三十三遍“赞主超绝”(*subḥān Allāh*)、三十三遍“万赞归主”(*al-ḥamd li-Allah*)和三十三遍“安拉至大”(*Allah akbar*) <sup id="fnref:58"><a href="#fn:58">[58]</a></sup>。由于他们与先知 ﷺ 之间的慈爱纽带和信任,他们感到的是感激而非怨恨。阿里悦他一生中从未在任何一个夜晚漏掉过这些祈祷。他们深信先知 ﷺ 确知什么更好,这种信心植根于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爱与关怀。
 
适度的要求性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是必要的。然而,过度担心孩子的失败可能导致过度控制的行为,父母插手每一件琐事以确保成功。这种“风险规避型”教养不利于孩子的长期福祉。安拉本人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他并没有屏蔽我们所有感知到的失败或伤害。相反,在他无限的智慧中,他有时允许我们失败并陷入黑暗,以便我们通过经历变得更强大。父母必须接受孩子在人生旅途中确实会犯错,且其中一些错误对他们的成功是必要的。
 
一旦父母给予孩子与年龄相称的自主权,他们就必须教导孩子关于忏悔(*tawba*)及其果实。父母必须提醒孩子,当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罪恶时,安拉喜爱他们忏悔 <sup id="fnref:59"><a href="#fn:59">[59]</a></sup>。那些犯错后忏悔的正直人的故事(如卡阿卜·本·马立克或伍侯德战役中的弓箭手),应当经常讲给孩子听,提醒他们永远不要对安拉的怜悯和慈悲感到绝望 <sup id="fnref:60"><a href="#fn:60">[60]</a></sup>。重要的是宽恕他们的错误,这样他们才能内化安拉的宽恕。
 
## 在“放手”与“坚持”之间
 
在允许孩子探索世界与通过规范其行为来确保其安全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是当今教养中最难的方面。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往往与孩子周围的世俗价值观背道而驰。我们越是看重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就越会竭力捍卫它们,尤其是当我们认为它们受到主流文化的威胁时 <sup id="fnref:61"><a href="#fn:61">[61]</a></sup>。宗教父母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对伊斯兰原本美丽的爱,可能会体现为一种压抑控制性的教养方式,最终疏远孩子与信仰(*dīn*)的关系。
 
这种 dynamic 在学步儿开始独立行走时就开始显现。父母最初对婴儿学会用双脚探索世界感到兴奋。他们用鼓励的话语、微笑的面容和张开的双臂来激励孩子迈出脚步。然而,正如许多父母可以证明的,随着意识到孩子现在可能会陷入各种麻烦(如滚下楼梯、走到街上或爬上桌子摔下来),这种热情可能会减退。因此,父母开始设定界限以确保孩子安全。他们可能会告诉孩子不要下楼梯、不要在外面乱跑或不要爬桌子。正是在这个生命阶段,孩子开始被社会化以按特定方式行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孩子必须学会克制个人的冒险欲望,学习顺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要求。
 
对父母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向孩子传达这些规则,因为没有孩子会在听到父母第一次指示后就心悦诚服地顺从。这就是“反应性”和“要求性”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父母因为孩子没有立即顺从感到沮丧,他们是否会诉诸威胁、惩罚和心理操纵来确保孩子听话?例如,如果父母开始体罚孩子、对孩子尖叫或收回拥抱和亲吻,孩子很可能会学会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或对失去父母之爱与认可的恐惧而顺从。或者,父母可以选择在坚定的同时用爱来传达规则,意识到孩子不会立即顺从,且他们只是在遵循自然的好奇心尝试了解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顺从权威的行为在没有“失去爱”的恐惧下得以发展,并在顺从合法权威中获得了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sup id="fnref:62"><a href="#fn:62">[62]</a></sup>。最终,如果孩子顺从人类权威的经验是与过度的惩罚威胁、收回爱、贿赂或胁迫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长大后可能也会
## 爱与恐惧:驱动教养的力量
 
孩子是安拉赐予的礼物,也是最深沉父爱母爱的接收者。然而,这种爱也带来了恐惧——对伤害的恐惧和对失去的恐惧。宗教父母尤其担心孩子违抗安拉,并承担随后在今生和后世的后果。这种恐惧往往促使父母诉诸惩罚威胁来确保孩子顺从他们的要求和安拉的要求。不幸的是,我们的结果表明,这种专制型教养尽管初衷良好,实际上却破坏了孩子对安拉的理解和顺从。即使严苛的教养手段看似确保了孩子对宗教命令的服从,这种服从往往也是肤浅的表现,掩盖了对父母和安拉的深层怨恨。孩子可能会将服从行为内化为负担,剥夺了其崇拜应有的喜悦和益处。
 
此外,对父亲专制性的感知似乎比母亲专制性的感知更有害。因此,父亲需要特别意识到自己严苛作风的影响。培养温暖且情感安全的关系,可能在传递宗教信仰和行为以及预防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方面更有效。正如伊本·贾齐所精辟表达的:单凭恐惧无法激励任何人。是爱在激励,恐惧在催促,希望在引导 <sup id="fnref:53"><a href="#fn:53">[53]</a></sup>。
 
## 结语
 
我们的安拉形象对我们顺从他的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将他感知为冷酷、疏远且警察般的,会导致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这种扭曲的安拉形象,在最好的情况下导致的是“讨好”,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反对或拒绝信仰。然而,将安拉想象为“监护者”(*al-Walī*),有助于对其充满爱的顺从,即便他的法令难以理解。当我们理解安拉是我们的“监护者”时,我们就理解他所命令的一切都是他对信士关怀和慈悯的体现。安拉的仁慈并不通过满足我们的愿望来体现,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对自己个人或集体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相反,作为我们慈爱的监护者,他为人类行为设定了适当的限制,使我们在今生和后世的福祉最大化。
 
父母对孩子的安拉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拥有强大人际纽带和健康机构的理想社会中,其他成年人也能帮助在青少年心中根植正确的安拉形象。不幸的是,在许多人居住的个人主义社会中,父母承担了比应有更大的责任。然而,他们仍然不是唯一的外部影响,安拉形象的所有扭曲也并非全由父母造成。事实上,即使父母犯了错,孩子也具有相当的韧性,专制型教养在培养警察般安拉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小到中等的(既非微不足道,也非巨大)。因此,父母不需要完美——只要“足够好”以促进健康发展即可。
 
尽管如此,父母应当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安拉形象。他们也可以通过让孩子接触其他强化健康安拉形象的社交者来获益。通过在不牺牲适度控制的情况下建立基于爱的关系,父母可以教会孩子不仅以知足和满意的状态顺从安拉,还能尝到崇拜的甜蜜与喜悦,安拉意欲。
 
## 附录 A
 
本研究中使用的所有调查项目(按构念分类)。
 
**“警察般”的安拉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我倾向于觉得安拉就像一个“警察”,通过奖励和惩罚来执行规则。
* 你觉得你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主要是一系列规则和限制?
* 对我悦,我的宗教似乎是一系列义务。
 
**“监护者”(*al-Walī*)安拉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支持维度**
    * 在困境中,你多久会感到安拉不在你身边?
    * 有时当我真的需要安拉时,我倾向于感到被孤立了。
    * 在困境中,我倾向于感到没有从安拉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
* **关怀维度**
    * 我感到安拉慈悯的爱充盈着我的心。
    * 我感到安拉一直在向我伸出援手。
    * 你多久能感受到安拉对你深切的关怀?
 
**宽恕** —— 评分范围为 1 到 5
* 你多久会感到安拉在生你的气?
* 我觉得安拉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因为我不够好或者因为我犯了错。
* 当我面临苦难时,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安拉不悦纳我。
 
**宗教困惑**
* 你体验到宗教困惑的频率如何?
* 有时,宗教困惑会动摇我的信仰。
* 当我面临艰辛时,我感到被关于宗教信仰的困惑所困扰。
* 我被安拉的一些命令和裁决所困扰。
 
**对安拉的顺服**
* 当我不理解安拉在我生命中的智慧时,我感到沮丧/挫败。
* 当安拉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或我爱的人身上时,我感到挫败/沮丧。
* 有时我会因为安拉没有回应我的祈祷而感到挫败/沮丧。
 
**专制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通过剥夺我的特权来惩罚我(如电视、游戏、电脑、手机、拜访朋友)。
* 当我的母亲/父亲不赞成我的行为时,她会大声喊叫。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勃然大怒。
* 当我不听话时,我的母亲/父亲会打我。
* 当我的母亲/父亲生我的气时,她会收回她的爱(例如,她不给我拥抱和亲吻)。
* 当我的行为不符合她的期望时,我的母亲/父亲会责骂并羞辱我。
 
**权威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的感受和需求有回应。
* 我的母亲/父亲鼓励我谈论我的烦恼。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古兰经》3:26。
<p id="fn:2"><a href="#fnref:2">^</a> [2] 《古兰经》67:1。
<p id="fn:3"><a href="#fnref:3">^</a> [3] 《古兰经》7:54。
<p id="fn:4"><a href="#fnref:4">^</a> [4] 关于此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阅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Sh. Mohammad Elshinawy)的文章。Elshinawy, Mohammad, “Why Do People Suffer? God’s Existence & the Problem of Evil,” *Yaqeen*, 2018年7月2日,2021年2月14日更新。
<p id="fn:5"><a href="#fnref:5">^</a> [5] 《古兰经》3:83。
<p id="fn:6"><a href="#fnref:6">^</a> [6] 伊本·贾齐(Ibn al-Qayyim al-Jawziyya),“faṣl fi manzilat al-tawakkul,” 载于 *Madārij al-sālikīn* (Beirut: Dār Ibn Ḥazm, 2018), 397-415。
<p id="fn:7"><a href="#fnref:7">^</a> [7] 伊本·贾齐,“faṣl fi manzilat al-taslīm,” 载于 *Madārij*, 421-424。
<p id="fn:8"><a href="#fnref:8">^</a> [8]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l-Imām Aḥmad*),第 26944 号。
<p id="fn:9"><a href="#fnref:9">^</a> [9] 《古兰经》4:65。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伊本·贾齐,*Madārij*, 421-424。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同上。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Marsha Linehan, *DBT Skills Training Manual*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这一发现来自我们的分析,安拉意欲,将发表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Joseph Holmes, “Why Marvel Has Issues With God,” Religion Unplugged, 2022年7月13日。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古兰经》51:56。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Mohammad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Yaqeen*, 2017年12月26日,2020年10月21日更新。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Al-‘Ubudiyyah: Being a True Slave of Allah* (London: Ta-Ha, 1999);伊本·贾齐,*Maḥabbat Allāh ʿazz wa jall* (Beirut: Dār al-Yamāma, 2007);伊本·泰米叶,*Majmu’ al-fatāwa*。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伊本·贾齐,*Miftāḥ dār al-sa‘ādah wa manshūr wilāyat al-‘ilm wa al-irādah* (Beirut: Dār al-Kutub al-‘Ilmīyya, 2002), 2:88–89。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6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43 号。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古兰经》2:257; 4:45; 42:38。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古兰经》47:11。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502 号。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aʾillah),*The Book of Aphorisms* (Malaysia: Islamic Book Trust, 2008)。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古兰经》2:216。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古兰经》85:11;故事详情见相关链接。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4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10 号。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3194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1 号。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Nancy Darling and Laurence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no. 3 (1993): 487。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Diana Baumrind,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no. 1p2 (1971): 1。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Diana Baumrind,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Adolescent Autonomy,”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no. 108 (2005): 61–69。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同上。
<p id="fn:36"><a href="#fnref:36">^</a> [36] Eleanor E. Maccoby and John A. Marti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983。
<p id="fn:37"><a href="#fnref:37">^</a> [37] Diana Baumrind, “Authoritarian vs.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Adolescence* 3, no. 11 (1968): 255。
<p id="fn:38"><a href="#fnref:38">^</a> [38] Sofie Kuppens and Eva Ceulemans, “Parenting Styles: A Closer Look at a Well-Known Concep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 (2019): 168–181。
<p id="fn:39"><a href="#fnref:39">^</a> [39] Marwan Dwairy and Kariman E. Menshar, “Parenting Style, Individ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Egypt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 no. 1 (2006): 103–117。
<p id="fn:40"><a href="#fnref:40">^</a> [40] Adrian Furnham and Helen Cheng, “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ur, Self-Esteem and Happiness,”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5, no. 10 (2000)。
<p id="fn:41"><a href="#fnref:41">^</a> [41] Susie D. Lamborn et al.,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2, no. 5 (1991): 1049–1065。
<p id="fn:42"><a href="#fnref:42">^</a> [42] Bradley R. Hertel and Michael J. Donahue, “Parental Influences on God Images among Childre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95): 186–199。
<p id="fn:43"><a href="#fnref:43">^</a> [43] Simone A. De Roos, Jurjen Iedema, and Siebren Miedema, “Influence of Maternal Denomination, God Concept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3, no. 4 (2004): 519–535。
<p id="fn:44"><a href="#fnref:44">^</a> [44]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p id="fn:45"><a href="#fnref:45">^</a> [45] “安拉的喜悦在于父母的喜悦,安拉的恼怒在于父母的恼怒。”《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p id="fn:46"><a href="#fnref:46">^</a> [46]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p id="fn:47"><a href="#fnref:47">^</a> [47] 安拉在《古兰经》中解释了一些义务和禁令的益处和原因。例如礼拜(29:45; 20:14)、饮酒和赌博(2:219; 5:90–91)。
<p id="fn:48"><a href="#fnref:48">^</a> [48] 《古兰经》2:30。
<p id="fn:49"><a href="#fnref:49">^</a> [49] 没有父母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贯的权威型或专制型。教养方式是标签,指代不同教养实践的相对使用。
<p id="fn:50"><a href="#fnref:50">^</a> [50] 样本中,78% 为女性,22% 为男性。族裔包括 56% 南亚裔、21% 阿拉伯裔、10% 非裔等。
<p id="fn:51"><a href="#fnref:51">^</a> [51] 标准化 Beta 系数 (*B*) 的解释:自变量 X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因变量 Y 随之产生的标准差变化量。
<p id="fn:52"><a href="#fnref:52">^</a> [52] Hassan Elwan and Osman Umarji, “The Alchemy of Divine Love...,” *Yaqeen*, 2022年12月29日。
<p id="fn:53"><a href="#fnref:53">^</a> [53] Ovamir Anjum, *Ranks of the Divine Seekers: A Translation of Madārij al-sālikīn...* (Leiden: Brill, 2022)。
<p id="fn:54"><a href="#fnref:54">^</a> [54]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318 号。
<p id="fn:55"><a href="#fnref:55">^</a> [55]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522 号;《奈萨仪圣训集》,第 1303 号。
<p id="fn:56"><a href="#fnref:56">^</a> [56]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75 号。
<p id="fn:57"><a href="#fnref:57">^</a> [57]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872 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5217 号。
<p id="fn:58"><a href="#fnref:58">^</a> [58]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362 号。
<p id="fn:59"><a href="#fnref:59">^</a> [59] 《古兰经》2:222。
<p id="fn:60"><a href="#fnref:60">^</a> [60]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47 号。
<p id="fn:61"><a href="#fnref:61">^</a> [61] Karen Bogenschneider et al., “Parent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Peer Orient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9, no. 6 (1998): 1672–1688。
<p id="fn:62"><a href="#fnref:62">^</a> [62] Daniel J. Heinrichs,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Parataxic Distortions in the Image of God,”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0, no. 2 (1982): 120–129。
 
 

* 当我难过时,我的母亲/父亲会给我安慰和理解。
* 我的母亲/父亲赞美(表扬)我。
* 我和我的母亲/父亲有温暖且亲密的相处时光。
* 我的母亲/父亲会解释为什么我必须遵守她/他的规则。
 
## 附录 B
 
 
虽然对失败的恐惧可能助长专制型教养,但另一种恐惧可能助长其反面。如果父母害怕让孩子不快或失去孩子的爱,他们可能会诉诸放纵型教养,即过度温情和响应而不行使任何控制。虽然我们在本研究中未明确衡量放纵型教养,但我们认为这种教养方式可能会培养孩子的权利感,并将安拉认知为“宇宙愿望满足者”。当安拉没有给予他们所要求的,孩子可能会产生宗教困惑。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调查产生权利感的路径及其后果。我们这里的目标是提醒父母警惕任何一种极端的“基于恐惧的教养”,因为从专制型到放纵型的过度修正,或反之亦然,都可能导致安拉形象的扭曲和适应不良的心理精神结果。这些过度的恐惧和焦虑的教养倾向,可能反映了父母自身的顺从抵触,因为他们难以接受自己无法阻止孩子生活中的艰辛。
 
**图 11** 描绘了这两种形式的基于恐惧的教养的潜在后果。
 
以同样的方式想象对安拉的顺从。
 
## 打破扭曲安拉形象的跨代传递
 
我们的结果表明,父母的安拉形象塑造了教养方式。将安拉想象为仁慈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权威型教养,而将安拉想象为严厉且冷酷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专制型教养。因此,强烈鼓励父母为了自己的信仰并作为给配偶和孩子的礼物,去提升自己的安拉形象。父母可以通过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来打破扭曲安拉形象的跨代传递。他们应当专注于学习[安拉的尊名与属性](https://yaqeeninstitute.org/series/names-of-allah),并与能帮助他们全面且情感性地体验安拉属性的宗教教育者建立个人关系。**图 10** 阐述了我们的理论框架,将心理精神挣扎与扭曲安拉形象的跨代传递联系起来。
 


**图 8**(父亲的权威性)和**图 9**(母亲的权威性)展示了处理第五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权威型教养、建立“监护者”(*al-Walī*)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顺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从事权威型教养,与报告更仁慈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将其视为关怀、助人且慈爱的保护者)相关。随后,感知到安拉是“监护者”(*al-Walī*)与更少的宗教困惑和更多的对安拉法令的顺从相关。SEM 的完整结果见附录 B。
 

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是专制型的,与报告更具“警察般”的安拉形象相关。随后,持有“警察般”的安拉形象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有趣的是,感知到父亲是专制型的,也与宗教困惑(*B* = .13)和顺从抵触(*B* = .19)直接相关;而对母亲专制性的感知仅通过安拉形象的扭曲间接与这些结果相关。
 
型)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自己的安拉形象。我们发现对教养方式的感知与安拉形象相关。青少年和青年对母亲专制性(*r* = -.12, *p* = .04)和父亲专制性(*r* = -.1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较不仁慈的安拉形象。而对母亲权威性(*r* = .15, *p* = .01)和父亲权威性(*r* = .2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更仁慈的安拉形象。这一发现告诉我们,对专制型和权威型教养的感知可以预示青少年和青年的整体安拉形象。
 
我们的**第四和第五个研究问题**调查了感知到的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我们之前提到的两种特定安拉形象:“警察般”的形象和“慈爱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我们还想了解这些形象如何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图 6**(父亲的专制性)和**图 7**(母亲的专制性)展示了处理第四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专制型教养、“警察般”安拉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顺从之间的关系。
 

) <sup id="fnref:51"><a href="#fn:51">[51]</a></sup>,而专制型教养与父母更频繁地援引安拉的愤怒和惩罚作为抑制不良行为的方式相关(*B* = .27)。换悦之,父母越是将安拉想象为关怀、怜悯、宽恕和宽大的,他们报告使用的专制型教养实践就越少。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报告使用专制型教养实践的父母,报告援引安拉愤怒和惩罚的频率更高。
 
**图 5**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形象与更多的权威型教养相关(*B* = .20),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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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养方式与我们和安拉的关系:父母之爱对安拉观的影响
 
**作者:奥斯曼·乌马尔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哈桑·埃尔万博士(Dr. Hassan Elwan)**
 
## 引言
 
伊斯兰教最根本的信仰之一是承认安拉的主权(Sovereignty)。主权是指安拉对宇宙拥有的绝对所有权、权能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安拉称自己为“主权的所有者”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Mālik al-mulk*),而《国权章》(*Sūrat al-Mulk*)则以这样的宣告开篇:“吉祥哉!掌握主权者。”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您的主确是安拉,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然后升上宝座。他使黑夜追求白昼,而遮蔽它;他把日月星辰造成服从他的命令的。**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安拉——全世界的主!”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作为绝对的主权者,安拉随其所愿地创造,随其所欲地命令。因此,他的主权包括宇宙法令(*awāmir kawniyya*)和法律命令(*awāmir sharʿīyya*)。宇宙法令是指安拉只需悦一声“有”,某种事物或事件便会存在。对于宇宙法令的发生,我们通常没有选择余地。而安拉的法律命令则告知我们应当从事什么、远离什么。我们被赋予了服从或违抗这些法律命令的意志。安拉创造和命令的主权在理智上并不难理解,但在心理和精神上(psychospiritually)可能难以接受。正如人们会反对生活中的艰难转折(从失业到健康下降),人们有时也会反对安拉的法律命令(如遗产法或禁止利息),并拒绝遵循,除非他们理解其背后的智慧。
 
为什么有些人能在理智上承认安拉的主权,却在精神上无法接受?为什么他们难以顺从他的法令(decrees)和命令(commands)?这种精神上的挣扎,我们称之为**顺从抵触(submission reluctance)**,体现在面对苦难时的此类反应:“安拉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不该遭受这些,”或者,“安拉为什么允许那种邪恶的事情发生?”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虽然出于想要更好地理解处境而询问“为什么”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植根于愤怒或怨恨的疑问。众天使曾询问安拉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但那是出于好奇而非敌意。
 
我们认为,顺从抵触的核心在于人们对安拉认知的扭曲。扭曲的安拉形象会导致对其命令和法令意图的误解,并随后导致反抗。在本文中,我们的目标是揭示不同的安拉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崇拜、对他人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
 
## 对安拉的顺从与顺从抵触
 
顺从(*taslīm*)的概念与我们的[安拉形象](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tyles)以及对他主权的认可紧密相连。顺从不仅是伊斯兰的核心,也是整个宇宙的运行方式。安拉告知我们,宇宙中的万物都顺从于他:“难道他们舍安拉的宗教而寻求别的宗教吗?而在天地间的万物,不论自愿与否,都已归顺他,他们将来只被召归于他。”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伊本·贾齐(Ibn al-Qayyim)明确将对安拉的托靠(trust)与我们的安拉形象联系在一起,他悦道:“托靠(*tawakkul*)的关键在于对安拉有良好的揣想(good assumptions)。一个人对安拉的托靠程度与他对安拉的良好揣想和希望成正比。”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托靠安拉的人能够顺从他的意志,而真正的顺从意味着完全接受他的法律命令和宇宙法令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先知 ﷺ 阐述了接受宇宙法令如何与我们的信仰相连,他悦:“万物皆有其实际,仆人只有在意识到所遭遇的绝不会错失自己,而错失自己的也绝不会降临于自己时,才达到了信仰的实际。”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 《古兰经》进一步详细阐述了顺从命令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安拉悦:“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他们全然顺服。”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 这节经文描绘了构成完全信仰的顺从要素,包括:(1) 在任何争议或未知事物上寻求伊斯兰的指导;(2) 在得知安拉的命令后内心毫无芥蒂,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指导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同样,顺从他的宇宙法令涉及对安拉未命令我们去对抗的任何事件(如不可避免的灾难)感到满意、接受和知足,尤其是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件(如丧亲、疾病)。伊本·贾齐总结道,知足和满意(*riḍā*)的状态是托靠安拉并顺从他的果实,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健康的安拉形象之上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顺从的果实是甜蜜的,而**顺从抵触**的果实则是苦涩的。对法令和命令的顺从抵触是导致包括焦虑和抑郁在内的心理精神病理的主要因素。行为疗法承认这一点,并在近期将“接受”(acceptance)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辩证行为疗法(DBT)将“彻底接受”(radical acceptance)视为增强痛苦耐受力的基本技能,并指出:“接受与顺从是今生逃离地狱的唯一出路。”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我们要补充的是,顺从对于逃避后世的地狱也至关重要)。接受决定了痛苦是作为通往成长的道路(即痛后成长),还是作为由于反对而导致受苦的道路(即痛后萎缩或停滞)。
 
虽然人们在理智上理解接受安拉法令与命令的必要性并不困难,但悦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人们不理解安拉法令背后的意图,或者从根本上误解了安拉是谁时,他们可能会产生顺从抵触。
 
## “宇宙警察”的安拉形象
 
如果人们内化了一种扭曲的安拉形象,他们将难以爱安拉、顺从他的命令并接受他的法令。基于我们的实证研究和对社区成员的咨询,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对安拉特定属性的扭曲认知会导致特定的病理。例如,认为安拉是“不宽恕的”与较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相关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
 
不幸的是,这种将安拉视为**“宇宙警察”**的观念相当普遍。这种警察般的形象经常在流行文化中被永久化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宇宙警察般的安拉是冷漠的、疏远的,只关心对他命令的严格遵守。他是一个严苛的立法者和冷酷的执法者,与其说他对我们的成功感兴趣,不如说他更关注我们对神圣规则的细微触犯。我们假设这种错误的安拉形象是由于过分强调安拉作为“立法者”(*al-Ḥakam*)的角色,同时忽视了他的关怀、临近和关爱而形成的。警察虽然不一定是邪恶的人物,但更多地是与恐惧和惩罚联系在一起,而非爱与怜悯。因此,建立这种警察般形象的人可能会充满恐惧地揣测自己接下来会触动哪根红线,会意外招致什么样的愤怒。他们可能会将宗教和经典仅仅看作是一份“准许与禁止”的清单,对安拉启示的宏大视而不见,并与他深厚亲密的关系隔离开来。他们可能会将安拉的法律视为通往更愉悦生活的障碍。因此,当一个人主要将安拉视为“警察”时,他与安拉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疏远、怨恨、反对和过度恐惧的关系。
 
## 崇拜的活性成分:对安拉的爱
 
人类被创造是为了崇拜(worship)安拉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尽管如此,许多人质疑安拉为什么要我们崇拜他 <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不幸的是,这个问题通常源于将“崇拜”的概念与“仪式性服从”相混淆。然而,崇拜不能仅限于仪式。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曾将其精辟地定义为:对安拉的**爱**与**谦卑顺从**的终极融合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他指出,如果不正确地理解安拉并培养对他适当的情感,就不可能产生与安拉的关爱关系。他的得意门生伊本·贾齐进一步阐述悦,完全的**仆人身分(*ʿubūdiyya*)**是完全之爱的产物,而完全之爱则是对被爱者之“完美”认知的产物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他补充悦,爱使服事变得愉快,减轻了苦难的分量,并使思想从沉沦于反刍性念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因此,认知安拉的完美有助于爱他,而爱他则有助于我们自愿顺从他的宇宙
我们可以通过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悦明爱如何使义务变得更容易且令人愉快。尽管母亲对孩子负有许多义务——如半夜起床、喂哺、换尿布、洗澡等——但深爱孩子的母亲会比不爱孩子的母亲更容易处理这些义务,甚至带着一种满足感。尽管她可能精疲力竭,但她将孩子视为巨大的恩慈,她的爱激发了她履行孩子需求的承诺。正是因为她强烈的爱,母亲身分的要求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愉悦的。然而,如果为了别人的孩子,母亲可能会觉得履行这些同样的要求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爱是执行和接受神圣法令和命令时“知足”与“挫败”之间的分水岭。
 
## “慈爱的监护者”安拉形象
 
与“宇宙警察”相对的另一种安拉形象体现在安拉的尊名**“监护者”(*al-Walī*)**中。这个尊名涵盖了许多其他的神圣德性和属性,包括“近邻者”(*al-Qarīb*)、“至爱者”(*al-Wadūd*)、“特慈者”(*al-Raḥīm*)、“托靠者”(*al-Wakīl*)和“援助者”(*al-Muʿīn*)。因此,归入“监护者”(*al-Walī*)旗下的安拉属性,将对他主权的认可与他的慈爱、关怀、支持以及在他法令和命令中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作为监护者的安拉出于对我们的关怀和爱而制定规范,并设立促进人类繁荣的规则。此外,他为那些努力服从他的人提供帮助,并对错误保持耐心和宽恕。**“监护者”(*al-Walī*)是支持你的“近邻者”,是关怀并保护你的“至爱者”。**安拉在《古兰经》中多次称自己为信士的监护者(*Walī*)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慈爱的监护者”形象有助于对安拉的托靠,因为人们意识到安拉只会建议和命令对我们有利的行为。因此,建立这种形象的人不会将伊斯兰仅仅看作是一份“准许与禁止”的清单。相反,他们会积极寻求他的指导,因为他们知道幸福的秘密就在于遵循他的命令和接受他的法令。因此,他们与安拉的关系是临近、托靠、顺从和关爱的。此外,他们理解虽然他的法律和宇宙法令最终植根于对信士的关怀,但他也是绝对有权的,能够追究人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对安拉的大能和威严属性抱有敬畏,同时也理解他在人生旅途中一直爱护并支持着信士。“这是因为安拉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不信道的人们,绝无保护者。”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
 
## 神圣命令背后慈爱的智慧
 
在一段深奥的“古都斯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安拉解释了他的命令与他的爱之间的联系。先知 ﷺ 转述安拉悦道:“谁与我的‘瓦里’(*walī*,密友/受保护者)为敌,我确已向他宣战。我的仆人亲近我,没有什么比我规定的主命(*religious obligations*)更令我喜悦的了。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actions*)亲近我,直到我爱上他。当我爱上他时,我就是他听觉所依的听觉,他视觉所依的视觉,他抓握所依的手,他行走所依的脚。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赏赐;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佑……”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这段圣训确立了:**安拉命令我们从事那些能让我们最亲近他的行为,是为了使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爱最大化。**换悦之,安拉渴望与他的被造物临近,并帮助我们实现这种临近。作为我们的创造者,他知道哪些行为能增强我们与他之间的情感纽带,并正是将这些行为定为主命。一旦建立了互惠的关爱纽带,我们就能以安拉所愿的方式看世界,以安拉所愿的方式听声音,甚至我们的肢体也会按照安拉所愿的方式运动。因此,真正崇拜的果实让我们从与造物主的疏远转向与他的亲密。
 
从另一个角度反思这段圣训,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āʾillāh)评论悦,安拉知道人们如果全凭自己,就不会认真寻求神圣之爱与亲密(*wilāya*)的道路。因此,他将那些引导向神圣之爱与亲密的行动规定为我们的义务,而这些行动最终引导人们进入乐园。因此,通过将这些义务强加于我们,他实际上是在将进入乐园变成我们的义务!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在另一段深刻的反思中,伊本·泰米叶悦:“我长期思索什么样的祈祷最有利,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祈求安拉襄助我们履行崇拜他的义务。然后我意识到,这早已在《开端章》中体现,安拉悦:‘我们只崇拜你,求你襄助。’”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
 
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出于他深沉的爱,安拉将最重要的祈祷内容变成了我们的义务,每天至少十七次!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想象一下如果一位慈爱的父亲告诉孩子们,他会满足他们的任何愿望。年幼的孩子可能会要最好的玩具或最大的房子,而聪明的孩子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该要什么最好。在进一步思考后,聪明的孩子悦:“爸爸,我只是个孩子,并不真正知道该求什么。但我知道你深爱并关怀我,总是在为我的最大利益着想。因此,我能求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求你帮我做那些你知道对我最好的事,即便我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
 
将安拉视为监护者(*al-Walī*)意味着他的法律命令和宇宙法令都植根于我们的最大利益,即便我们可能觉得难以遵循或难以理解。安拉在《黄牛章》中告诉我们:“战争已成为你们的义务,而那是在你们看来是厌恶的。或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安拉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 建立一个安拉形象
 
尽管安拉在《古兰经》中反复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监护者”(*Walī*),但人们有时仍无法内化他的爱、临近、关怀和对我们的支持。悲哀的是,许多人内化了相反的安拉形象——一个疏远的、警察般的神灵,他并不会襄助我们。人们是如何建立如此不同的安拉形象的呢?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根据被明确教导的信息以及自己的经历来建立对安拉的认知。仅仅告诉某人安拉是慈爱的,不足以内化一个正确的安拉形象。相反,他们必须通过人际关系真实地体验到爱、关怀和支持,才能最好地将这些体验归功于安拉。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文章](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iness)中所称的对安拉的“情感经验认知”,它受到我们与父母及他人关系的影响。童年、青春期和青年早期的亲子互动共同影响了我们安拉形象的发展。我们之前曾悦到,父母依恋是塑造我们与安拉关系的基础。我们希望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特定的教养方法,我们认为这些方法与孩子长大后如何感知上帝有关:是感知为**一位应当奔向的慈爱创造者**,还是感知为**一种应当逃避的惩罚性力量**。最终,信士必须既内化对他宽恕的希望,又内化对他惩罚的恐惧。因此,一个健康的安拉形象会引导信士出于爱和恐惧而奔向安拉——正如先知 ﷺ 所悦:“除了逃向你,别无避难所,也别无逃生处。” <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 然而,拥有健康安拉形象的人能识别神圣属性的平衡,正如安拉悦:“确乎,我的慈悯胜过我的恼怒。”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
 
## 教养方式
 
每位父母都会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生活经历形成一套养育子女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教养方式可以被定义为传达给孩子的一系列态度,这些态度共同创造了一种情感氛围,父母的行为就在这种氛围中得以表达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关于教养的研究确定了构成教养方式的两个核心维度:父母对孩子的 (1) **反应性(responsiveness)** 和 (2) **要求性(demandingness)**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
 
**反应性**是指父母通过支持、接纳并关注孩子的需求和偏好,从而培养其自信和独立性的程度。反应性包括表现出温情、适度支持孩子的自主性,并在适当时进行理性的双向沟通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要求性**是指父母通过他们的期望、监督、管教努力以及面对违抗命令的孩子时愿意正面交锋的态度,要求孩子融入家庭和社会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要求性包括父母的监控、规则、后果以及控制孩子行为的方法。总而言之,反应性关注的是承认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而要求性关注的是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意愿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
 
基于反应性和要求性这两个维度,研究人员确定了四种常见的教养方式 <su
**忽视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为普遍缺乏温情、支持,以及缺乏调节或控制孩子行为的尝试。忽视型父母不为孩子腾出时间,通常对孩子的生活不感兴趣。忽视型教养与孩子生活中的许多适应不良结果相关。
 
**放纵型教养**在反应性上很高,而在要求性上很低。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温情和支持,但不包括对孩子特定行为或正当操守的期望。放纵型父母往往渴望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并希望孩子觉得他们很酷。放纵型教养也与儿童和青少年的许多适应不良行为相关。
 
**专制型教养**在反应性上较低,而在要求性上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较低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但具有高度的控制欲。专制型父母通常要求孩子在没有理性解释的情况下服从他们,并试图通过诉诸惩罚和对孩子情感的心理操纵(如通过撤回爱来惩罚孩子)来控制孩子的行为。
 
**权威型教养**在反应性和要求性上都很高。这种教养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情感支持和自主性,同时伴随着高度的期望。权威型父母通常表现出充分的爱,并创造一种情感氛围,让孩子能够表达他们对父母期望的想法和担忧。权威型父母在适当时会进行理性解释,并尝试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准则来调节孩子的行为。
 
鲍姆林德(Baumrind)在描述权威型父母时悦:“她鼓励言语交流,并与孩子分享政策背后的理由。她既重视表达性属性也重视工具性属性,既重视自主意志也重视纪律严明的从众。因此,她在亲子分歧点上行使坚定的控制,但不会用各种限制把孩子困住。她承认自己作为成年人的特殊权利,但也承认孩子的个人利益和特殊方式。权威型父母肯定孩子目前的特质,但也为未来的行为设定标准。她同时运用理智和力量来实现目标。她的决定不基于群体共识或个别孩子的欲望;但也并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或神启的。” <sup id="fnref:37"><a href="#fn:37">[37]</a></sup>
 
教养方式在儿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权威型家庭的孩子通常拥有最有利的学业和心理结果,如积极的自尊、自立和高学业成就。忽视型家庭的孩子发展结果最不理想,如低自尊、自我调节能力差、心理健康状况差以及学业表现差 <sup id="fnref:38"><a href="#fn:38">[38]</a></sup>。放纵型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佳,并容易产生适应不良行为,如药物滥用、酗酒和校园不当行为;他们还被发现更依赖他人、不负责任且自私 <sup id="fnref:39"><a href="#fn:39">[39]</a></sup>。最后,专制型家庭的孩子通常在学业上表现良好、遵守规则且服从长辈。然而,他们的从众和服从似乎是以其自我意识的沉重代价换来的。他们的自信心不足,且抑郁率高于来自权威型家庭的同龄人 <sup id="fnref:40"><a href="#fn:40">[40]</a></sup>。通过被“压迫式地服从”,他们似乎失去了将自己视为自主且有能力的年轻人的能力 <sup id="fnref:41"><a href="#fn:41">[41]</a></sup>。
 
虽然上述结果很重要,但我们作为信士根本关心的是培养崇拜安拉并对他及其宗教有强力依恋的孩子。针对非穆斯林样本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安拉形象会影响他们的教养方式,进而影响孩子的安拉形象。拥有慈爱安拉形象的父母更有可能培养出认为安拉是慈爱的孩子,而将安拉想象为疏远的父母则更有可能培养出同样看待安拉的孩子 <sup id="fnref:42"><a href="#fn:42">[42]</a></sup>。在一项针对五六岁儿童的全面研究中,将安拉想象为疏远且严厉的母亲会采取更严厉的教养方式,且报告的温情、接纳和游戏性互动更少,这反过来预示了孩子眼中惩罚性的安拉形象。而将安拉想象为慈爱的母亲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其孩子的安拉形象也倾向于是慈爱的 <sup id="fnref:43"><a href="#fn:43">[43]</a></sup>。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调查了穆斯林父母的教养方式如何预示孩子的安拉形象、对安拉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
 
## 父母的社会化
 
教养的目标是将正确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根植于孩子的心中,使他们最终将这些信仰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如果我们孩子只是在惩罚的威胁或持续的监视下才按要求行事,那么我们的教养是不成功的。父母的目标之一是使孩子社会化,让他们在保持个人完整性的同时,顺从他人的必要需求 <sup id="fnref:44"><a href="#fn:44">[44]</a></sup>。从宗教角度来看,他人的需求首先包括对安拉需求的坚持,其次是父母[合理的]需求 <sup id="fnref:45"><a href="#fn:45">[45]</a></sup>。
 
父母如何让孩子顺从宗教和父母的需求?放纵型和忽视型父母对服从并不太感兴趣,因此他们通常会忽视孩子不遵守命令的行为,或者为孩子找借口,免除孩子遵守规则的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专制型和权威型父母都渴望孩子服从要求。因此,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重点关注父母可能遵循的两条通往截然不同结果的路径:专制型和权威型的促使孩子服从的方式。
 
**专制型父母**将教养过程视为单向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终权威,并认为规则不应被质疑。他们不考虑让孩子认同规则,因为可观察到的服从是主要的关注点。因此,他们认为没必要通过充满爱和支持的环境来激励孩子,因为他们相信孩子应该出于对父母权威的尊重而顺从。他们认为自己的爱通过坚定不移和持续监控孩子的行为来表达。当孩子要求规则的正当性或行为要求的解释时,专制型父母通常认为没必要做任何详述。通过这种严苛,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孩子对父母建议的抵触,而这种抵触可能会削弱他们参与养育所带来的原本有益的影响。
 
**权威型父母**则理解教养过程是双向且动态的。孩子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满足父母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愿望,也有关于如何打发时间的想法。权威型父母知道他们需要让成长中的孩子内化他们所推广的价值和行为。因此,通过创造一个温暖、支持且相互连接的情感氛围,他们能更有效地向孩子传递信仰和行为,因为孩子在这种慈爱的氛围中会变得更愿意接受社会化。权威性通过改变孩子的接受度来提高教养的有效性,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父母作为社会化代理人的能力 <sup id="fnref:46"><a href="#fn:46">[46]</a></sup>。例如,如果孩子与父母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坚持父母认为重要的行为来让父母感到自豪。此外,权威型父母会对孩子关于规则和要求的问题做出**充分响应**,解释为什么存在某些规则以及为什么需要某些行为。当父母能充分阐明其要求背后的意图时,孩子更有可能将这些规则和行为内化为自己的。
 
## 托靠父母与神圣的权威
 
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并没有提供关于父母应该多久向孩子说明其要求背后目的的指导。与其在孩子每次问为什么必须做某事时都进行长谈,我们认为父母只需**充分响应**,达到让孩子学会托靠其判断的程度即可。换句话悦,父母在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解释其理由时应当审慎。我们发现这与安拉向我们传达命令的方式是一致的。虽然有许多例子显示安拉向我们解释了我们行为背后的智慧和目的 <sup id="fnref:47"><a href="#fn:47">[47]</a></sup>,但也有其他时候他并未解释。例如,当安拉告知天使他要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时,他们问为什么。安拉没有给出回应,只是简单地悦:“我确知你们所不知道的。” <sup id="fnref:48"><a href="#fn:48">[48]</a></sup> 作为我们对安拉顺从的一部分,有许多仪式方面的行动是我们无法完全理智化的(*ta’abbudi* 行动),且安拉选择不向我们解释。这些仪式性义务,如特定礼拜的番数或在朝觐中向石柱(*jamarāt*)投石的数量,无论我们是否完全领会其背后的智慧,都需要顺从。因此,父母应当注意不要过度迎合孩子解释的要求,因为这很可能是为了在正确的安拉形象建立后,为孩子顺从安拉的需求做好准备。
 
专制型和权威型穆斯林父母的初衷都是好的,都希望将孩子培养成正直且有能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对孩子寄予厚望并对其行为设定要求。然而,他们表达要求和回应孩子需求的方式不同。例如,他们都想教导孩子安拉是“立法者”(*al-Ḥakam*)。然而,他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来传达安拉的权威。专制型父母可能更多地依赖外部激励因素,如恐惧和惩罚,作为对违抗的震慑。相比之下,权威型父母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建立内在动机,通过诉诸安拉的喜悦和对他努力的赞赏来鼓励孩子。因此,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在无意中向孩子传递一种“宇宙警察”般的安拉形象,而权威型父母则可能传递一种慈爱且保护性的立法者形象。正是这些教养方式的差异,导致其孩子的安拉形象产生巨大差异,并随后影响他们对他人的顺从以及宗教困惑的体验(或缺乏这种体验)。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父母希望他们的青少年在和朋友外出前完成昏礼(*Maghrib*)并完成作业。父母想教孩子分清主次。如果青少年未能完成礼拜和指定任务,父母可以用专制或权威的方式处理。专制型父母可能会对孩子大喊大叫,嘲笑他们不负责任,羞辱他们的违抗,并最终禁止他们进一步与朋友外出。而权威型父母可能会发布同样的禁令,但会冷静地处理,甚至可能花点时间解释理由,同时也允许孩子对此发表自己的想法。权威型父母还可能对孩子表示同理心,并解释礼拜和完成任务的重要性。通过清晰地表达禁止孩子外出玩耍的难过,但坚持必须遵守规则,权威型父母即使在坚持负面行为的后果时,也能维持慈爱的情感氛围。
 
## 实证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个教养理论,我们认为该理论可以预示孩子的安拉形象以及随后的宗教结果。为了测试这一理论,我们对加拿大各族裔、各年龄段的 701 名穆斯林进行了调查 <sup id="fnref:50"><a href="#fn:50">[50]</a></sup>。约 55% 的样本(*n*=384)有孩子,45% 没有孩子(*n*=317)。有子女的父母被询问了他们对自己教养方式(权威型或专制型)的感知;而没有子女的青少年和青年则被询问了他们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感知。
 
我们处理的主要问题如下:
 
1. “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是否与“警察般”和“监护者”(*al-Walī*)的安拉形象相关?
2. 父母自身的安拉形象是否预示了专制型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教养方式反过来是否预示了父母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
3. 青少年和青年对父母专制型或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整体的安拉形象?
4. 青少年和青年对专制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警察般”的安拉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5. 青少年和青年对权威型教养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支持且关怀”(*al-Walī*)的安拉形象?这些教养感知和安拉形象反过来又如何预示他们的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
 
## 调查衡量标准与分析方法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安拉形象、专制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及行为、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各方面的问题。以下列出了感兴趣的构念;衡量标准和完整的问题清单可以在附录 A 中找到。
 
* **安拉形象**:对安拉作为“宽恕的”、“关怀的”、“助人的”以及“警察般的”认知。将“关怀的”和“助人的”感知结合起来,形成“监护者”(*al-Walī*)的衡量标准。
* **专制型教养**:专制型教养的维度包括言语敌意、体罚、惩罚性策略以及指令性(如责骂和批评)。
* **权威型教养**:权威型教养的维度包括温情、参与以及理性引导/归因。
* **父母对安拉形象的条件化**:父母援引安拉的爱或愤怒来激励孩子的频率。
* **宗教困惑**:宗教困惑对一个人造成的频率、严重程度和困扰。
* **顺从抵触**:在不理解安拉的智慧、经历厌恶事件以及祈祷(即 *duʿāʾ*)未获回应时的挫败感水平。
 
结构方程模型(SEM)被用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SEM 帮助我们理解过程是如何运行的,因为它允许我们测试我们认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构念之间的关联。
 
## 结果
 
在深入探讨主要结果之前,我们分享一些普遍感兴趣的发现。年龄与更仁慈的安拉形象正相关(*r*= .31)。母亲自报的权威型教养水平略高于父亲。青少年和青年也报告他们的母亲比父亲更具权威性。不同族裔在安拉形象或教养方式上没有显著差异。所有结果表格见附录 B。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安拉形象是否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相关。我们发现,拥有“警察般”的安拉形象与更多的顺从抵触(*r*= .49)和宗教困惑(*r*= .54)相关。我们还发现,将安拉想象为“慈爱的监护者”与较少的顺从抵触(*r*= -.68)和较少的宗教困惑(*r*= -.61)相关。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父母自身的安拉形象是否会与其教养方式相关,以及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他们如何向孩子谈论安拉。我们发现父母的安拉形象与教养方式相关,并与父母为了让孩子服从要求而援引安拉名义的方式相关。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结果分成两个图表。
 
**图 4**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形象与较少的专制型教养相关(*B* = -.18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青少年和青年对自己父母教养方式(专制型或权威
## 讨论
 
本文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关于安拉形象与各种精神挣扎及宗教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论。我们发现,感知父母为权威型的青少年和青年,也会感知安拉为更关怀且支持的;而那些感知父母为专制型的,则会感知安拉为更像警察的。**最终,将安拉感知为“宇宙警察”与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正相关,而将其感知为“慈爱的监护者”则与之负相关。**
 
## 从“瓦里”般的父母到“监护者”(*al-Walī*)安拉
 
父母应当成为孩子慈爱的照顾者和保护者。这要求他们在充满爱的氛围中设定界限。只有要求而无温情(专制型)或只有温情而无要求(放纵型)都会导致次优的结果。因此,建议父母努力走中间路线,平衡温情与要求。我们的结果显示,对父母权威性的感知与感知安拉为“监护者”(*al-Walī*)正相关,并伴随着高水平的顺从。因此,通过充当孩子的“瓦里”(*walī*),我们建立了他们对安拉作为其“监护者”(*Walī*)的理解。
 
身处慈爱纽带中的孩子会发现,顺从父母和创造者提出的要求更容易。先知 ﷺ 对青少年表现出极大的温情和爱,并谴责那些拒绝向孩子表达爱的人。在听闻一个男人悦他有十个孩子却从未亲吻过其中任何一个时,先知 ﷺ 悦:“不慈悯人者,不获慈悯。” <sup id="fnref:54"><a href="#fn:54">[54]</a></sup> 先知 ﷺ 习惯于用温情来鼓励服从。穆阿兹·本·贾巴勒(Muʿādh ibn Jabal)转述,安拉的使者 ﷺ 曾握住他的手悦:“穆阿兹啊,指安拉发誓,我确是爱你。指安拉发誓,我确是爱你。”并建议他在每番礼拜结束时念道:“主啊,求你襄助我纪念你、感谢你,并以最好的方式崇拜你。” <sup id="fnref:55"><a href="#fn:55">[55]</a></sup> 伊本·阿巴斯转述,先知 ﷺ 拥抱他并悦:“主啊,求你教导他经典。” <sup id="fnref:56"><a href="#fn:56">[56]</a></sup> 每当法蒂玛进入先知的家,他都会为她起身,牵着她的手,亲吻她,并让她坐在他的位子上 <sup id="fnref:57"><a href="#fn:57">[57]</a></sup>。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上的亲昵在培育孩子方面的价值。
 
除了先知 ﷺ 对他的女儿和同伴们表现出的温情外,他还通过不答应每一个请求来设定适当的限制。通过有时拒绝孩子的要求,我们可以防止他们的权利感并建立韧性。法蒂玛曾向先知 ﷺ 索要一名仆人来帮她做家务,但他没有答应,而是在晚上去她家,对她和她的丈夫阿里悦:“我要告诉你们比那更好的吗?”并教导他们在睡觉前念诵三十三遍“赞主超绝”(*subḥān Allāh*)、三十三遍“万赞归主”(*al-ḥamd li-Allah*)和三十三遍“安拉至大”(*Allah akbar*) <sup id="fnref:58"><a href="#fn:58">[58]</a></sup>。由于他们与先知 ﷺ 之间的慈爱纽带和信任,他们感到的是感激而非怨恨。阿里悦他一生中从未在任何一个夜晚漏掉过这些祈祷。他们深信先知 ﷺ 确知什么更好,这种信心植根于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爱与关怀。
 
适度的要求性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是必要的。然而,过度担心孩子的失败可能导致过度控制的行为,父母插手每一件琐事以确保成功。这种“风险规避型”教养不利于孩子的长期福祉。安拉本人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他并没有屏蔽我们所有感知到的失败或伤害。相反,在他无限的智慧中,他有时允许我们失败并陷入黑暗,以便我们通过经历变得更强大。父母必须接受孩子在人生旅途中确实会犯错,且其中一些错误对他们的成功是必要的。
 
一旦父母给予孩子与年龄相称的自主权,他们就必须教导孩子关于忏悔(*tawba*)及其果实。父母必须提醒孩子,当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罪恶时,安拉喜爱他们忏悔 <sup id="fnref:59"><a href="#fn:59">[59]</a></sup>。那些犯错后忏悔的正直人的故事(如卡阿卜·本·马立克或伍侯德战役中的弓箭手),应当经常讲给孩子听,提醒他们永远不要对安拉的怜悯和慈悲感到绝望 <sup id="fnref:60"><a href="#fn:60">[60]</a></sup>。重要的是宽恕他们的错误,这样他们才能内化安拉的宽恕。
 
## 在“放手”与“坚持”之间
 
在允许孩子探索世界与通过规范其行为来确保其安全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是当今教养中最难的方面。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往往与孩子周围的世俗价值观背道而驰。我们越是看重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就越会竭力捍卫它们,尤其是当我们认为它们受到主流文化的威胁时 <sup id="fnref:61"><a href="#fn:61">[61]</a></sup>。宗教父母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对伊斯兰原本美丽的爱,可能会体现为一种压抑控制性的教养方式,最终疏远孩子与信仰(*dīn*)的关系。
 
这种 dynamic 在学步儿开始独立行走时就开始显现。父母最初对婴儿学会用双脚探索世界感到兴奋。他们用鼓励的话语、微笑的面容和张开的双臂来激励孩子迈出脚步。然而,正如许多父母可以证明的,随着意识到孩子现在可能会陷入各种麻烦(如滚下楼梯、走到街上或爬上桌子摔下来),这种热情可能会减退。因此,父母开始设定界限以确保孩子安全。他们可能会告诉孩子不要下楼梯、不要在外面乱跑或不要爬桌子。正是在这个生命阶段,孩子开始被社会化以按特定方式行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孩子必须学会克制个人的冒险欲望,学习顺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要求。
 
对父母而言,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向孩子传达这些规则,因为没有孩子会在听到父母第一次指示后就心悦诚服地顺从。这就是“反应性”和“要求性”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父母因为孩子没有立即顺从感到沮丧,他们是否会诉诸威胁、惩罚和心理操纵来确保孩子听话?例如,如果父母开始体罚孩子、对孩子尖叫或收回拥抱和亲吻,孩子很可能会学会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或对失去父母之爱与认可的恐惧而顺从。或者,父母可以选择在坚定的同时用爱来传达规则,意识到孩子不会立即顺从,且他们只是在遵循自然的好奇心尝试了解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顺从权威的行为在没有“失去爱”的恐惧下得以发展,并在顺从合法权威中获得了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sup id="fnref:62"><a href="#fn:62">[62]</a></sup>。最终,如果孩子顺从人类权威的经验是与过度的惩罚威胁、收回爱、贿赂或胁迫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长大后可能也会
## 爱与恐惧:驱动教养的力量
 
孩子是安拉赐予的礼物,也是最深沉父爱母爱的接收者。然而,这种爱也带来了恐惧——对伤害的恐惧和对失去的恐惧。宗教父母尤其担心孩子违抗安拉,并承担随后在今生和后世的后果。这种恐惧往往促使父母诉诸惩罚威胁来确保孩子顺从他们的要求和安拉的要求。不幸的是,我们的结果表明,这种专制型教养尽管初衷良好,实际上却破坏了孩子对安拉的理解和顺从。即使严苛的教养手段看似确保了孩子对宗教命令的服从,这种服从往往也是肤浅的表现,掩盖了对父母和安拉的深层怨恨。孩子可能会将服从行为内化为负担,剥夺了其崇拜应有的喜悦和益处。
 
此外,对父亲专制性的感知似乎比母亲专制性的感知更有害。因此,父亲需要特别意识到自己严苛作风的影响。培养温暖且情感安全的关系,可能在传递宗教信仰和行为以及预防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方面更有效。正如伊本·贾齐所精辟表达的:单凭恐惧无法激励任何人。是爱在激励,恐惧在催促,希望在引导 <sup id="fnref:53"><a href="#fn:53">[53]</a></sup>。
 
## 结语
 
我们的安拉形象对我们顺从他的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将他感知为冷酷、疏远且警察般的,会导致顺从抵触和宗教困惑。这种扭曲的安拉形象,在最好的情况下导致的是“讨好”,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反对或拒绝信仰。然而,将安拉想象为“监护者”(*al-Walī*),有助于对其充满爱的顺从,即便他的法令难以理解。当我们理解安拉是我们的“监护者”时,我们就理解他所命令的一切都是他对信士关怀和慈悯的体现。安拉的仁慈并不通过满足我们的愿望来体现,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对自己个人或集体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相反,作为我们慈爱的监护者,他为人类行为设定了适当的限制,使我们在今生和后世的福祉最大化。
 
父母对孩子的安拉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拥有强大人际纽带和健康机构的理想社会中,其他成年人也能帮助在青少年心中根植正确的安拉形象。不幸的是,在许多人居住的个人主义社会中,父母承担了比应有更大的责任。然而,他们仍然不是唯一的外部影响,安拉形象的所有扭曲也并非全由父母造成。事实上,即使父母犯了错,孩子也具有相当的韧性,专制型教养在培养警察般安拉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小到中等的(既非微不足道,也非巨大)。因此,父母不需要完美——只要“足够好”以促进健康发展即可。
 
尽管如此,父母应当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安拉形象。他们也可以通过让孩子接触其他强化健康安拉形象的社交者来获益。通过在不牺牲适度控制的情况下建立基于爱的关系,父母可以教会孩子不仅以知足和满意的状态顺从安拉,还能尝到崇拜的甜蜜与喜悦,安拉意欲。
 
## 附录 A
 
本研究中使用的所有调查项目(按构念分类)。
 
**“警察般”的安拉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我倾向于觉得安拉就像一个“警察”,通过奖励和惩罚来执行规则。
* 你觉得你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主要是一系列规则和限制?
* 对我悦,我的宗教似乎是一系列义务。
 
**“监护者”(*al-Walī*)安拉形象** —— 评分范围为 1(不能描述我的感受)到 5(清晰描述我的感受)
* **支持维度**
    * 在困境中,你多久会感到安拉不在你身边?
    * 有时当我真的需要安拉时,我倾向于感到被孤立了。
    * 在困境中,我倾向于感到没有从安拉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
* **关怀维度**
    * 我感到安拉慈悯的爱充盈着我的心。
    * 我感到安拉一直在向我伸出援手。
    * 你多久能感受到安拉对你深切的关怀?
 
**宽恕** —— 评分范围为 1 到 5
* 你多久会感到安拉在生你的气?
* 我觉得安拉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因为我不够好或者因为我犯了错。
* 当我面临苦难时,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安拉不悦纳我。
 
**宗教困惑**
* 你体验到宗教困惑的频率如何?
* 有时,宗教困惑会动摇我的信仰。
* 当我面临艰辛时,我感到被关于宗教信仰的困惑所困扰。
* 我被安拉的一些命令和裁决所困扰。
 
**对安拉的顺服**
* 当我不理解安拉在我生命中的智慧时,我感到沮丧/挫败。
* 当安拉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或我爱的人身上时,我感到挫败/沮丧。
* 有时我会因为安拉没有回应我的祈祷而感到挫败/沮丧。
 
**专制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通过剥夺我的特权来惩罚我(如电视、游戏、电脑、手机、拜访朋友)。
* 当我的母亲/父亲不赞成我的行为时,她会大声喊叫。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勃然大怒。
* 当我不听话时,我的母亲/父亲会打我。
* 当我的母亲/父亲生我的气时,她会收回她的爱(例如,她不给我拥抱和亲吻)。
* 当我的行为不符合她的期望时,我的母亲/父亲会责骂并羞辱我。
 
**权威型教养感知 (PSDQ)** —— 评分范围为 1(从不)到 5(总是)。分别对父母双方进行评分。
* 我的母亲/父亲对我的感受和需求有回应。
* 我的母亲/父亲鼓励我谈论我的烦恼。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古兰经》3:26。
<p id="fn:2"><a href="#fnref:2">^</a> [2] 《古兰经》67:1。
<p id="fn:3"><a href="#fnref:3">^</a> [3] 《古兰经》7:54。
<p id="fn:4"><a href="#fnref:4">^</a> [4] 关于此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阅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Sh. Mohammad Elshinawy)的文章。Elshinawy, Mohammad, “Why Do People Suffer? God’s Existence & the Problem of Evil,” *Yaqeen*, 2018年7月2日,2021年2月14日更新。
<p id="fn:5"><a href="#fnref:5">^</a> [5] 《古兰经》3:83。
<p id="fn:6"><a href="#fnref:6">^</a> [6] 伊本·贾齐(Ibn al-Qayyim al-Jawziyya),“faṣl fi manzilat al-tawakkul,” 载于 *Madārij al-sālikīn* (Beirut: Dār Ibn Ḥazm, 2018), 397-415。
<p id="fn:7"><a href="#fnref:7">^</a> [7] 伊本·贾齐,“faṣl fi manzilat al-taslīm,” 载于 *Madārij*, 421-424。
<p id="fn:8"><a href="#fnref:8">^</a> [8] 《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l-Imām Aḥmad*),第 26944 号。
<p id="fn:9"><a href="#fnref:9">^</a> [9] 《古兰经》4:65。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伊本·贾齐,*Madārij*, 421-424。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同上。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Marsha Linehan, *DBT Skills Training Manual*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这一发现来自我们的分析,安拉意欲,将发表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Joseph Holmes, “Why Marvel Has Issues With God,” Religion Unplugged, 2022年7月13日。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古兰经》51:56。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Mohammad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Yaqeen*, 2017年12月26日,2020年10月21日更新。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Al-‘Ubudiyyah: Being a True Slave of Allah* (London: Ta-Ha, 1999);伊本·贾齐,*Maḥabbat Allāh ʿazz wa jall* (Beirut: Dār al-Yamāma, 2007);伊本·泰米叶,*Majmu’ al-fatāwa*。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伊本·贾齐,*Miftāḥ dār al-sa‘ādah wa manshūr wilāyat al-‘ilm wa al-irādah* (Beirut: Dār al-Kutub al-‘Ilmīyya, 2002), 2:88–89。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6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43 号。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Elshinawy, “Why Does God Ask People to Worship Him?”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古兰经》2:257; 4:45; 42:38。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古兰经》47:11。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6502 号。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伊本·阿塔阿拉(Ibn ʿAṭaʾillah),*The Book of Aphorisms* (Malaysia: Islamic Book Trust, 2008)。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伊本·贾齐,*Madārij al-sālikīn*。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古兰经》2:216。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古兰经》85:11;故事详情见相关链接。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4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10 号。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3194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51 号。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Nancy Darling and Laurence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no. 3 (1993): 487。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Diana Baumrind,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no. 1p2 (1971): 1。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Diana Baumrind,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Adolescent Autonomy,”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no. 108 (2005): 61–69。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同上。
<p id="fn:36"><a href="#fnref:36">^</a> [36] Eleanor E. Maccoby and John A. Marti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983。
<p id="fn:37"><a href="#fnref:37">^</a> [37] Diana Baumrind, “Authoritarian vs.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Adolescence* 3, no. 11 (1968): 255。
<p id="fn:38"><a href="#fnref:38">^</a> [38] Sofie Kuppens and Eva Ceulemans, “Parenting Styles: A Closer Look at a Well-Known Concep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 (2019): 168–181。
<p id="fn:39"><a href="#fnref:39">^</a> [39] Marwan Dwairy and Kariman E. Menshar, “Parenting Style, Individ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Egypt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 no. 1 (2006): 103–117。
<p id="fn:40"><a href="#fnref:40">^</a> [40] Adrian Furnham and Helen Cheng, “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ur, Self-Esteem and Happiness,”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5, no. 10 (2000)。
<p id="fn:41"><a href="#fnref:41">^</a> [41] Susie D. Lamborn et al.,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2, no. 5 (1991): 1049–1065。
<p id="fn:42"><a href="#fnref:42">^</a> [42] Bradley R. Hertel and Michael J. Donahue, “Parental Influences on God Images among Childre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95): 186–199。
<p id="fn:43"><a href="#fnref:43">^</a> [43] Simone A. De Roos, Jurjen Iedema, and Siebren Miedema, “Influence of Maternal Denomination, God Concept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3, no. 4 (2004): 519–535。
<p id="fn:44"><a href="#fnref:44">^</a> [44] Darling and Steinberg,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487。
<p id="fn:45"><a href="#fnref:45">^</a> [45] “安拉的喜悦在于父母的喜悦,安拉的恼怒在于父母的恼怒。”《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p id="fn:46"><a href="#fnref:46">^</a> [46]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1899 号。
<p id="fn:47"><a href="#fnref:47">^</a> [47] 安拉在《古兰经》中解释了一些义务和禁令的益处和原因。例如礼拜(29:45; 20:14)、饮酒和赌博(2:219; 5:90–91)。
<p id="fn:48"><a href="#fnref:48">^</a> [48] 《古兰经》2:30。
<p id="fn:49"><a href="#fnref:49">^</a> [49] 没有父母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贯的权威型或专制型。教养方式是标签,指代不同教养实践的相对使用。
<p id="fn:50"><a href="#fnref:50">^</a> [50] 样本中,78% 为女性,22% 为男性。族裔包括 56% 南亚裔、21% 阿拉伯裔、10% 非裔等。
<p id="fn:51"><a href="#fnref:51">^</a> [51] 标准化 Beta 系数 (*B*) 的解释:自变量 X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因变量 Y 随之产生的标准差变化量。
<p id="fn:52"><a href="#fnref:52">^</a> [52] Hassan Elwan and Osman Umarji, “The Alchemy of Divine Love...,” *Yaqeen*, 2022年12月29日。
<p id="fn:53"><a href="#fnref:53">^</a> [53] Ovamir Anjum, *Ranks of the Divine Seekers: A Translation of Madārij al-sālikīn...* (Leiden: Brill, 2022)。
<p id="fn:54"><a href="#fnref:54">^</a> [54]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997 号;《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318 号。
<p id="fn:55"><a href="#fnref:55">^</a> [55]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1522 号;《奈萨仪圣训集》,第 1303 号。
<p id="fn:56"><a href="#fnref:56">^</a> [56]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75 号。
<p id="fn:57"><a href="#fnref:57">^</a> [57]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 3872 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5217 号。
<p id="fn:58"><a href="#fnref:58">^</a> [58]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362 号。
<p id="fn:59"><a href="#fnref:59">^</a> [59] 《古兰经》2:222。
<p id="fn:60"><a href="#fnref:60">^</a> [60]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2747 号。
<p id="fn:61"><a href="#fnref:61">^</a> [61] Karen Bogenschneider et al., “Parent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Peer Orient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9, no. 6 (1998): 1672–1688。
<p id="fn:62"><a href="#fnref:62">^</a> [62] Daniel J. Heinrichs,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Parataxic Distortions in the Image of God,”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0, no. 2 (1982): 120–129。
 
 

* 当我难过时,我的母亲/父亲会给我安慰和理解。
* 我的母亲/父亲赞美(表扬)我。
* 我和我的母亲/父亲有温暖且亲密的相处时光。
* 我的母亲/父亲会解释为什么我必须遵守她/他的规则。
 
## 附录 B
 
 
虽然对失败的恐惧可能助长专制型教养,但另一种恐惧可能助长其反面。如果父母害怕让孩子不快或失去孩子的爱,他们可能会诉诸放纵型教养,即过度温情和响应而不行使任何控制。虽然我们在本研究中未明确衡量放纵型教养,但我们认为这种教养方式可能会培养孩子的权利感,并将安拉认知为“宇宙愿望满足者”。当安拉没有给予他们所要求的,孩子可能会产生宗教困惑。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调查产生权利感的路径及其后果。我们这里的目标是提醒父母警惕任何一种极端的“基于恐惧的教养”,因为从专制型到放纵型的过度修正,或反之亦然,都可能导致安拉形象的扭曲和适应不良的心理精神结果。这些过度的恐惧和焦虑的教养倾向,可能反映了父母自身的顺从抵触,因为他们难以接受自己无法阻止孩子生活中的艰辛。
 
**图 11** 描绘了这两种形式的基于恐惧的教养的潜在后果。
 
以同样的方式想象对安拉的顺从。
 
## 打破扭曲安拉形象的跨代传递
 
我们的结果表明,父母的安拉形象塑造了教养方式。将安拉想象为仁慈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权威型教养,而将安拉想象为严厉且冷酷的父母报告参与了更多的专制型教养。因此,强烈鼓励父母为了自己的信仰并作为给配偶和孩子的礼物,去提升自己的安拉形象。父母可以通过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来打破扭曲安拉形象的跨代传递。他们应当专注于学习[安拉的尊名与属性](https://yaqeeninstitute.org/series/names-of-allah),并与能帮助他们全面且情感性地体验安拉属性的宗教教育者建立个人关系。**图 10** 阐述了我们的理论框架,将心理精神挣扎与扭曲安拉形象的跨代传递联系起来。
 


**图 8**(父亲的权威性)和**图 9**(母亲的权威性)展示了处理第五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权威型教养、建立“监护者”(*al-Walī*)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顺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从事权威型教养,与报告更仁慈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将其视为关怀、助人且慈爱的保护者)相关。随后,感知到安拉是“监护者”(*al-Walī*)与更少的宗教困惑和更多的对安拉法令的顺从相关。SEM 的完整结果见附录 B。
 

结果显示,感知到父母是专制型的,与报告更具“警察般”的安拉形象相关。随后,持有“警察般”的安拉形象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有趣的是,感知到父亲是专制型的,也与宗教困惑(*B* = .13)和顺从抵触(*B* = .19)直接相关;而对母亲专制性的感知仅通过安拉形象的扭曲间接与这些结果相关。
 
型)的感知是否预示了他们自己的安拉形象。我们发现对教养方式的感知与安拉形象相关。青少年和青年对母亲专制性(*r* = -.12, *p* = .04)和父亲专制性(*r* = -.1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较不仁慈的安拉形象。而对母亲权威性(*r* = .15, *p* = .01)和父亲权威性(*r* = .24, *p* < .001)的感知预示了更仁慈的安拉形象。这一发现告诉我们,对专制型和权威型教养的感知可以预示青少年和青年的整体安拉形象。
 
我们的**第四和第五个研究问题**调查了感知到的教养方式是否会预示我们之前提到的两种特定安拉形象:“警察般”的形象和“慈爱的监护者”(*al-Walī*)形象。我们还想了解这些形象如何与宗教困惑和顺从抵触相关。**图 6**(父亲的专制性)和**图 7**(母亲的专制性)展示了处理第四个问题的结果,阐明了专制型教养、“警察般”安拉形象与遭受宗教困惑及缺乏对安拉顺从之间的关系。
 

) <sup id="fnref:51"><a href="#fn:51">[51]</a></sup>,而专制型教养与父母更频繁地援引安拉的愤怒和惩罚作为抑制不良行为的方式相关(*B* = .27)。换悦之,父母越是将安拉想象为关怀、怜悯、宽恕和宽大的,他们报告使用的专制型教养实践就越少。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报告使用专制型教养实践的父母,报告援引安拉愤怒和惩罚的频率更高。
 
**图 5** 显示,父母仁慈的安拉形象与更多的权威型教养相关(*B* = .20),而权 收起阅读 »

伊斯兰教养策略:通过依恋理论培养孩子的信仰安全感与韧性

# 伊斯兰教养策略:如何帮助孩子在对安拉和父母的依恋中获得安全感
 
**作者:Sarah Sultan, Najwa Aw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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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案例研究
 
在结婚之前,莫娜(Mona)和易卜拉欣(Ibrahim)都成长于重视高成就和尊重权威的传统家庭。他们期待着共同建立一个类似的家庭,一个以伊斯兰为中心、家庭成员团结一致并以持续的精神成长为特征的家庭。莫娜和易卜拉欣育有三个孩子,但他们发现教养孩子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觉得每当父母要求他们做某事时,他们几乎总是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他们的孩子却充满好奇并有很多疑问。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并不“坏”,但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孩子会对他们那么多的命令提出质疑,而且有时在礼拜等重要事情上表现得很懒散。大多数日子都非常艰难,充满了大声喊叫和权力斗争。在绝望中,莫娜和易卜拉欣发现自己开始使用惩罚性的威胁来让孩子们服从。
 
他们不想总是表现得消极和带有威胁性,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该如何在精神上帮助孩子,让他们成长为优秀的穆斯林?他们该如何[教导孩子们争取乐园(*jannah*)和远离火狱(*jahannam*)的重大意义](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roach),而不使用威胁?莫娜和易卜拉欣觉得自己已经很好地教导了孩子们伊斯兰的关键概念和律例,但却无法理解为什么孩子们没有与安拉建立起联系。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 二、 引言
 
对于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身在西方的穆斯林父母来说,莫娜和易卜拉欣面临的家庭挑战是痛苦地熟悉的。本文作为我们持续进行的教养系列丛书的最新章节,试图通过“依恋”(attachment)的概念为这类教养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的“伊斯兰整合韧性模型”(IIRM)断言,依恋是教养孩子以及培养孩子身心健康和精神健康的核心概念。虽然一些韧性理论强调了对照顾者依恋的重要性,但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对安拉的依恋同样至关重要。我们的模型结合了研究发现以及诸如 *tawḥīd*(认主独一)等伊斯兰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努力培养具有寻求安拉内在动力的孩子的穆斯林父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只使用旨在确保今世(*dunyā*)成功的教养范式,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在后世(*ākhira*)取得成功?如果一个韧性模型没有涉及到后世,它是否还是全面和完整的?
 
在本教养系列的引言章节中,我们讨论了我们的韧性模型是如何建立在鲁格曼(Luqmān,愿主赐他平安)就如何应对生活、处理人际关系和培养良好品德向其子提供谨慎建议的古兰经文基础上的。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他那安拉赐予的智慧包含了对于今天的穆斯林父母仍然有用的重要且永恒的概念。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孩子韧性与对安拉、父母及虔诚者的依恋之间的关键联系。我们还希望帮助父母掌握易于使用的策略和谈话启发(见附录),使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变得容易。
 
## 三、 本章目标
 
* 依恋在教养中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如何影响精神和心理健康?
* 《古兰经》和圣训关于依恋教导了我们什么?
* 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对安拉的依恋?
* 我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日常行动来帮助增加孩子对安拉的依恋?
* 在尝试培养孩子健康的依恋关系时,有哪些重要的注意事项我应该牢记?
 
## 四、 依恋理论:依恋在教养中的重要性
 
虽然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基础,但“依恋”在心理学领域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简单来说,依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关系模式。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在婴儿期就开始形成,建立了该孩子的关系模板;即该孩子如何与世界及周围的人建立联系。依恋的一般类型包括安全型、焦虑-矛盾型、紊乱型和回避型。以下几点为接下来的章节奠定了基础:
 
* 你的依恋风格预示了你如何对待配偶、孩子以及你的整体教养风格。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你的依恋风格塑造并影响了你的孩子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 拥有健康的依恋风格将使你的孩子在生活中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 不健康的依恋风格会负面影响人际关系的质量,并可能成为身心健康状况不佳的主要因素。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 积极的关系通过抵消困难生活经历的有害影响来增加韧性。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许多父母专注于为孩子提供物质和教育资源,却忽视了培养关系和情感资源的重要性。他们优先提供食物、住房、良好的学校教育和课外活动,并教导孩子礼仪、是非观念和宗教教导,却忽视了与孩子关系的*质量*。换个角度看——如果你正在上一门网络课程,教材非常出色,但网络连接不断冻结,内容持续滞后,有时音量还会上下波动,你能学到什么吗?你会想要参与这些内容,甚至想和讲师打交道吗?同样地,如果你教导了孩子发育和精神成长所需的东西,但经常对他们大喊大叫、贬低他们,或者仅仅是疏远他们,你认为他们最终能获益多少?你认为他们能记住任何东西,有动力听从你的建议,甚至想花时间和你在一起吗?
 
换句话说,[你与孩子互动的质量几乎肯定会对孩子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tment)。如果你的孩子在与你的关系中感到受尊重、安全和受支持,他们就更有可能以一种踏实且健康的方式与环境及他人互动。如果你与孩子的关系是紊乱的或不一致的,你的孩子就更有可能以一种焦虑、具有破坏性或不健康的方式与环境及他人互动。
 
### 对上帝的依恋
 
> 记住,鲁格曼曾在劝戒他的儿子时说:“我的孩子啊!你不要以物配主,以物配主确是大经大伦。”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虽然大多数依恋理论都集中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上,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依恋可以扩展到其他人——最重要的是,扩展到上帝。理解对上帝依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孩子对上帝的依恋,是教养孩子和培养韧性的必要组成部分。
 
科学研究表明,正如对父母的依恋有益处一样,对上帝的依恋也有益处。事实上,上帝可以作为一种“替代依恋对象”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鉴于依恋在韧性中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作为人类和父母天生的不完美性,这一点非常强大。
 
> 将依恋理论应用于宗教的核心观点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上帝在心理上可能发挥着依恋对象的作用(Kirkpatrick, 1992, 1999)。人们在危机时刻将上帝视为避风港(参见 Collins and Feeney 2000; Kirkpatrick 1999),并在脱离危险后将其视为探索的安全基地(参见 Ainsworth et al. 1978; Bowlby 1988; Kirkpatrick 1999)。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
 
对上帝的依恋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宗教虔诚度的增加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心理病理学的减少以及心理压力的降低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有关。安全依恋还与对负面事件更健康的感知以及更强的情感韧性有关。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 对安拉依恋的其他益处可以在以下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传述的圣训中看到:
 
> 一天,我骑马/骆驼走在先知 ﷺ 后面,他说:“少年,我要教你几句话。你当敬畏安拉(Be mindful of God),他必眷顾你;你当敬畏安拉,他必在你左右;你若有所求,当求之于安拉;你若求助,当求助于安拉。你要知道,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帮助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帮不到你;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伤害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伤不到你。笔已封,卷已干。”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这段圣训优美地阐明了首要依恋是对安拉。在这里,先知 ﷺ 在几个关键点上分享了他的智慧:
 
1. **对安拉的自觉(正念/Mindfulness of Allah)**: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用眼睛看到安拉,不能直接用耳朵听到他,或者像我们与其他人类互动那样与他互动,但每个人都可以与安拉建立关系。如圣训所指出的,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你当敬畏安拉,他必眷顾你;你当敬畏安拉,他必在你左右。”当一个人让自己靠近安拉时,他会发现安拉也会靠近自己。
 
考虑到今天有这么多关于“正念”(mindfulness)益处的讨论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很有趣的是,这个概念在将近 1400 年前就被提出了。但是,虽然当代关于正念的话语倾向于强调“活在当下”——感知身体的感觉、关注当下等等——伊斯兰传统呈现了一种替代性的理解。*Murāqaba*(内省/省察)<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 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自觉,在其中,一个人意识到安拉的临在。[敬畏安拉意味着你感到他与你同在,他正在看护着你,你从未真正孤独。](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iness) 这种临在不仅能让人感到安慰,还能帮助建立正直的品格;如果一个人内化了安拉始终在看护着他的感觉,那么即使在没有父母、老师或权威人物的情况下,他也更不容易陷入危险的行为或境地。
 
2. **优先考虑与安拉的连接**: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长辈教导年轻人要听父母的话、多陪陪父母,并强调父母最清楚什么对孩子最好,这并不寻常。虽然这些价值观与伊斯兰相符并在其他伊斯兰文本中有所体现,但这段特定的圣训并没有提到这些。在这段圣训中,先知 ﷺ 优先考虑安拉——与他的连接和关系被置于任何其他关系之上。这种互动是先知 ﷺ 培养青少年与安拉之间依恋关系的极好榜样。
 
3. **在对安拉的依恋中寻求安全感**:研究人员确定的构成孩子与父母之间健康依恋的许多品质,如安全性、响应性和作为避风港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都在这段圣训中与安拉联系在了一起:
 
> **安全性:**“你当敬畏安拉,他必眷顾你。”
>
> **响应性:**“你当敬畏安拉,他必在你左右。”
>
> **力量/避风港:**“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伤害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伤不到你。”
 
关于这段特定圣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通过教导孩子对安拉依恋的优越性,我们不仅加强了他们的信仰(*īmān*),还加强了他们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在这里,先知 ﷺ 并没有通过暗示负面事件不会发生来试图庇护这个年轻人;承认逆境是应对逆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时候,作为父母,我们的第一倾向是让孩子远离任何痛苦或困难。这段圣训做的几乎恰恰相反。先知 ﷺ 在保持同理心和仁慈语调的同时,有力地断言,如果发生任何负面事情,那也是出于安拉的意愿,安拉最清楚一切,并且是终极的保护者:
 
> 你若有所求,当求之于安拉;你若求助,当求助于安拉。你要知道,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帮助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帮不到你;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伤害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伤不到你。笔已封,卷已干。
 
圣训的最后一部分还强调了信士对安拉托靠(reliance)的重要性。在养育孩子时,我们经常强调孩子对我们作为父母的依赖,这在早期确实是需要的,但我们多久强调一次对安拉的托靠?当孩子知道他们拥有可靠的父母,以及一个甚至更可靠的照料者——安拉时,他们会感到进一步被赋能。这段圣训明确了这种照料:即使全世界集结起来,他们仍然无法改变安拉的意愿,所以在绝望或甚至与父母分离的时候,孩子永远拥有安拉。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的:
 
> “他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养他。谁托靠安拉,他使谁满足。安拉确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安拉确已为万物规定了一个限度。”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 *Tawḥīd* 在建立韧性中的具体作用
 
虽然感到受安拉保护对身心健康和精神健康都很重要,但有一种韧性只能来自于完全顺从安拉。当一个人真正顺从安拉及其意愿,并坚信磨难可以成为亲近安拉的手段,坚信穆斯林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都应该是为了他,且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崇拜他时,这个核心就极难动摇。当一个人明白生命是短暂且暂时的,而哪怕是一丁点痛苦都会得到补偿时,重大的苦难、压力和悲剧就会呈现出新的意义:
 
> 据阿卜杜拉(ʿAbd-Allāh)传述:我探望正发高烧的安拉使者 ﷺ。我说:“安拉的使者啊!你正发高烧。”他说:“是的,我的烧抵得上两个男人的烧。”我说:“这是因为你将获得双倍的报酬吗?”他说:“是的,确是如此。任何穆斯林所遭受的任何伤害,哪怕是被刺扎了一下,安拉都会以此赎清他们的罪过,就像树木落叶一样。”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 扎伊德·本·阿尔卡姆(Zayd b. Arqam)说:我的眼睛痛,先知 ﷺ 来探望我,说:“扎伊德,如果你的眼睛因为疾病而瞎了,你会怎么办?”我说:“我会坚忍,并向安拉寻求我的报酬。”他说:“如果你的眼睛真的瞎了,而你保持坚忍并向安拉寻求报酬,那么你的报酬将是乐园。” <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在像我们这样以目标为导向、以荣誉为驱动的社会中,孩子和成人都很容易忽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这些本能和存在主义的问题表现在兴趣、执着和驱动力上。孩子可能不会口头上告诉你学术成就或受欢迎程度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但他们的行为会,尤其是当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引起大量的焦虑、抑郁或压力时。
 
坚定的使命感有助于保护孩子免受不健康的外部评价的影响。当孩子能够看到更宏大的图景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望——一次糟糕的分数、与朋友的不快互动、在学校竞选中的失败——仍然会带来刺痛,但不会承载那么多重量,也不会对自尊产生太大影响。不出所料,使命感与更好的恢复技能和抵御创伤的能力有关。 <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
 
对安拉独一学说(*tawḥīd*,认主独一)的正确理解,是建立与安拉稳固关系的基础,也是让你的孩子在今世(*dunyā*)和后世(*ākhira*)具备韧性和成功的极好方式。认主独一的所有三个分支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宝藏,让我们与孩子分享,以增加依恋并培养韧性。
 
1. **神性独一(*tawḥīd al-ulūhiyya*):** 建立在对安拉的爱之上,承认并接受我们仅崇拜安拉的目的,以及如何崇拜他。这个基础提供了一种使命感和内在力量,有助于超越世俗的困难。当我们内化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取悦安拉并遵循他的教导生活时,我们更有可能培养出一种韧性的心态,帮助我们以耐心和对他计划的信任来度过难关。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这篇 Yaqeen 文章:[为什么上帝要求人们崇拜他](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p-him)。
 
2. **主权独一(*tawḥīd al-rubūbiyya*):** 认识到安拉是我们的创造者,并承认他创造、提供并维持着万物。当我们承认安拉是我们的造物主,并承认他作为万物的创造者、供应者和维持者的角色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最终供应源泉在于他。正是这种意识培养了对安拉唯一的深刻托靠(*tawakul*),而不是对他的受造物中的任何人和物。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这篇 Yaqeen 文章:[教养方式对我们上帝观、顺从和知足感的影响](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tment)。
 
3. **尊名与属性独一(*tawḥīd al-asmāʾ wa-l-ṣifāt*):** 通过安拉的尊名和属性来认识他。毕竟,一个人怎么能爱、信任并依恋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呢?在祈祷(*duʿāʾ*)中参悟某些属性并以这些尊名呼唤安拉,例如 *al-Qadīr*(全能的、大能的),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经历困难时,既能赋予力量,也能带来安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 Yaqeen 系列专题:[安拉的尊名](https://yaqeeninstitute.org/series/names-of-allah)。
 
## 五、 建立对上帝的安全依恋和托靠的教养策略
 
那些促进孩子与照顾者之间依恋的特征,同样可以促进孩子与上帝之间的依恋。根据主要的依恋理论家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的观点,有助于建立安全依恋的特征包括保持亲近(proximity)、提供安全感(safety)以及作为一个安全基地(secure base)。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 亲近、可及与响应
 
依恋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是孩子感觉到照顾者是可及的(accessible)。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这意味着孩子在需要父母时能够找到并接近他们。现如今,不可及的父母是指那些逃避在家、总是忙于手机或电脑、在需要时不在身边(至少不始终在身边)的父母。
 
父母与孩子的依恋形成了一个内在工作模型或默认依恋风格,孩子将使用这种风格不仅与他人互动,也与上帝互动。如果父母培养了一种以亲近、可及和响应(responsiveness)为特征的关系,那么孩子就能将其投射到他或她与他人的关系中。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 重要的不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长短*,而是这种时间的*质量*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因此父母不应将仅仅是在场误认为是响应。
 
日常生活中的响应可能表现为:
 
* 当孩子叫你时给予回应。如果你正忙,请在你说你会空闲的时候变得有空(“我正在处理一些事情,给我 10 分钟”)。
* 当孩子在谈论重要的事情时表现出全神贯注。
* 履行承诺和诺言。
* 身体接触,如拍拍后背或拥抱。
 
为了建立孩子对安拉的依恋,父母也需要展示安拉在空间上是亲近的、是可及的且是有响应的。以下经文和报告展示了这种亲近性:
 
> “如果我的仆人问你关于我的情况,那么我确是临近的。当祈祷者向我祈祷的时候,我答应他的祈祷。让他们向我要求响应并信奉我,以便他们遵循正道。”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 “我确已创造人,我知道他心中的杂念;我比他的颈静脉还临近他。”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
 
> 据阿布·赛义德·胡德里(Abū Saʿīd al-Khudrī)传述,先知 ﷺ 说:“任何穆斯林的祈求——除非他是与亲属断绝关系的人——安拉都会赐予他三样东西之一:要么他的祈求很快得到响应,要么为他在后世积攒起来,要么以此为他化解同等的灾难。”有人问:“那么我们可以多多祈求吗?”先知 ﷺ 回答说:“安拉赐予的还要更多。”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除了自身具有响应性外,父母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展示安拉是有响应的:
 
* 以适合孩子年龄的方式讨论上述经文(*āyāt*)和圣训,以一种令人宽慰的方式强调安拉始终与你的孩子同在。
* 探索并谈论相关的安拉尊名,如:全知的(*al-ʿAlīm*)、全听的(*al-Samīʿ*)、全观的(*al-Baṣīr*)、响应的(*al-Mujīb*)以及供应者(*al-Razzāq*)。
* 教导你的孩子祈祷(*duʿāʾ*)的礼仪,并强调安拉始终能听到他们的呼唤。
* 教导感恩的实践。通常在祈祷得到响应后,我们会忘记在得到它之前是多么渴望它。如果你观察到孩子的一个祈祷得到了响应,请指出来并和他们一起练习感恩。
* 与你的孩子分享关于安拉如何响应你的祈祷并在你生活的不同阶段引导你的美好故事。孩子们喜欢听父母生活中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与安拉的联系和依恋被赋予了生命。
* 与较大的孩子谈论安拉在正式礼拜中是如何响应穆斯林的。以下圣训阐明了安拉的响应性:
 
> 据阿布·胡莱赖(Abū Hurayra)传述:我听安拉的使者 ﷺ 说:安拉说:“我将礼拜在我与我的仆人之间分成两半,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当仆人说:‘*Al-ḥamdu li-llāhi rabb al-ʿālamīn*(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主)’时,安拉说:‘我的仆人赞颂了我,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当他说:‘*Al-Raḥmān al-Raḥīm*(至慈的,特慈的)’时,安拉说:‘我的仆人称赞了我,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当他说:‘*Māliki yawm al-dīn*(审判日的主宰)’时,安拉说:‘我的仆人尊崇了我。这是给我的,这节经文是在我与我的仆人之间平分的。’当他说:‘*Iyyāka naʿbudu wa iyyāka nastaʿīn*(我们只崇拜你,我们只求你相助)’时,他说:‘这是在我与我的仆人之间的,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这章经文的末尾是给我的仆人的。’当他说:‘*Ihdinā al-ṣirāṭ al-mustaqīm, ṣirāṭ al-ladhīna anʿamta ʿalayhim ghayr-il-maghḍūbi ‘alayhim wa lā al-ḍāllīn*(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施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时,他说:‘这是给我的仆人的,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 <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
 
### 提供安全感的保护者
 
建立健康的儿童依恋还需要一个能提供避风港并表现为可靠保护者的照顾者。孩子是脆弱的,他们需要来自有一贯性且以他们的最佳利益为重的照顾者的财务、身体、情感、精神和智力上的帮助。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常识,但你可能会惊讶于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遇到过多少“被父母化”的孩子——由于父母的情感不成熟或疏忽,孩子不得不不恰当地照顾他们的父母。
 
作为父母,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展示你是一个避风港或保护者:
 
* 当孩子向你提出担忧时,相信他们。验证并严肃对待他们的担忧。
* 重视孩子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有人指控孩子,不要自动抹黑他们。真理和正义不是基于年龄的。
* 保证你始终把他们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即使他们可能不喜欢你的规则(例如,设定健康的限制)。
* 当孩子在情感或身体上受伤时,安慰他们。
* 让关于成人事务的讨论(即财务、健康、婚姻问题等)留在成人之间,不要让孩子参与这些事务。
 
为了展示安拉是终极的保护者(*al-Walī*)<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父母应该通读以下经文和圣训(本文末尾提供了如何与孩子分享这些内容的示例):
 
> “安拉是信道的人们的保佑者(Guardian),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不信道的人们的保佑者是恶魔,使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
 
> “不!安拉是你们的保佑者,他是最优秀的援助者。”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
 
> 你说:“我们只遇到安拉为我们注定的。他是我们的保护者。”让信士们只托靠安拉吧。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
 
补充活动还可以包括:
 
* 讨论展示安拉保护免受邪恶之人和事物侵害的先知故事,以及展示穆斯林在面对针对他们的强大对手时坚持不懈的叙事。几个优美地展示了安拉保护和引导的故事是先知优素福(Yūsuf)、穆萨(Mūsa)和易卜拉欣(Ibrāhīm)(愿主赐他们平安)的故事。
* 帮助孩子理解,安拉作为我们的 *Walī*(保佑者)的表现方式并不总是我们想要的。他按照神圣的无限智慧的视角来援助我们,而不是从人类有限的认知出发。因此,安拉关怀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满足我们的欲望。事实上,他的援助和关怀往往会表现在世俗的痛苦和损失中。例如,《古兰经》中提到的“壕沟百姓”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尽管对安拉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但仍被暴君处死。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巨大的损失而非成功,但安拉宣布他们的殉难和进入乐园才是伟大的胜利。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因此,他的援助和支持不被理解为让我们在外表上战胜敌人,而是让任何敌人都无法压倒我们崇拜安拉的意志。
* 阅读适合孩子年龄版本的先知传记(*sīra*)。讨论安拉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一生的保护,从婴儿期到成年晚期。
* 探索并谈论相关的安拉尊名,如:保卫者(*al-Muhaymin*)、全能的/大能的(*al-Qādir*)、裁决者/公正者(*al-Ḥakam*)以及援助者/支持者(*al-Walī*)。本文末尾提供了示例。
* 教导你的孩子祈祷文(*duʿāʾ*),帮助他们寻求安拉的保护,并赋予他们自己呼唤安拉的能力。一个孩子容易记住的极好祈祷文是:
 
> بِسْمِ اللَّهِ الَّذِي لاَ يَضُرُّ مَعَ اسْمِهِ شَىْءٌ فِي الأَرْضِ وَلاَ فِي السَّMَاءِ وَهُوَ السَّمِيعُ الْعَلِيمُ
>
> *Bism-illāhi al-ladhī lā yaḍurru maʿa ismihi shayʾun fī-l-arḍi wa lā fī-l-samāʾi wa huwa al-Samīʿu al-ʿAlīm.*
>
> 翻译:奉安拉之名,由于他的名字,地上和天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造成伤害,他是全听的,全知的。(重复三次)
>
> 阿班·本·奥斯曼(Abān ibn ʿUthmān)说:我听奥斯曼·本·阿凡(ʿUthmān ibn ʿAffān,他的父亲)说:我听安拉的使者 ﷺ 说:如果任何人说三次:“奉安拉之名,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地上或天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造成伤害,他是全听的,全知的。”他直到早晨都不会遭受突然的灾难;如果任何人在早晨说这话,他直到傍晚都不会遭受突然的灾难。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
 
### 安全基地
 
依恋的另一个方面是,照顾者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提供一种舒适感。在父母与孩子的依恋背景下,这意味着即使孩子有探索的欲望,他们也能够在渴望从陌生环境中寻求避难时回到照顾者身边。有了安全依恋,孩子在经历不适或痛苦时也可以依靠照顾者获得安慰和舒缓。
 
父母与孩子关系中的温暖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展示:
 
* 身体接触,如拥抱、击掌或坐得靠近彼此。
* 对在孩子处于困境时提供帮助表现出真诚的兴趣——在他们生病时照顾他们,在他们受伤时擦干他们的眼泪,并在他们经历困难感受时给予共情调谐。
* 当他们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感到不确定时,口头上给予支持的保证:“你能行的”、“我就在你身后”、“如果你搞砸了,我会支持你”。
* 告诉你的孩子,无论他们年龄多大或犯了多大的错误,他们总是可以转向你。
 
遗憾的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父母忽视了通过温暖和爱来培养孩子对安拉依恋的重要性。许多家庭仅仅专注于安拉的惩罚,以此来劝阻孩子不要做出不当行为。虽然强调令人不悦于安拉的行为后果有其一席之地,但通过强调安拉的慈悯来建立爱和安全感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 据奥马尔·本·赫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传述:一些战俘被带到先知 ﷺ 面前,其中有一名妇女正在给任何需要母乳的孩子喂奶。每当她在俘虏中发现一个孩子,她就将其抱入怀中哺育(她失去了孩子,但后来找到了他)。先知 ﷺ 对我们说:“你们认为这位女士会把她的儿子扔进火里吗?”我们回答说:“不会,如果她有能力不把他扔进火里的话。”先知 ﷺ 随后说:“安拉对他的仆人比这位女士对她的儿子还要慈悯。” <sup id="fnref:36"><a href="#fn:36">[36]</a></sup>
 
> [先知啊] 你说:“如果你们喜爱安拉,就当顺从我;[你们顺从我],安拉就喜爱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sup id="fnref:37"><a href="#fn:37">[37]</a></sup>
 
> 你们当向你们的主求饶,然后向他悔过,我的主确是至慈的,确是至爱的。 <sup id="fnref:38"><a href="#fn:38">[38]</a></sup>
 
> “你们应当记忆我,我就记忆你们;你们当感谢我,不要辜负我。” <sup id="fnref:39"><a href="#fn:39">[39]</a></sup>
 
> 阿布·胡莱赖(愿主喜之)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安拉说:‘我的仆人如何想象我,我就如何对待他,当他记忆我时,我就与他同在。’以安拉起誓!安拉对他的仆人的悔过比你们中在沙漠里意外找到丢失骆驼的人还要高兴。‘他向我走近一拃,我就向他走近一肘;他向我走近一肘,我就向他走近一寻;如果他走向我,我就奔向他。’” <sup id="fnref:40"><a href="#fn:40">[40]</a></sup>
 
> 阿布·胡莱赖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当安拉喜爱一个仆人时,他呼唤吉卜利里(Gabriel)[说]:‘我确已喜爱某某,所以你也喜爱他吧。’他说:‘于是他在诸天中高声宣布。然后对那个人的喜爱便降临在地上的人们中间。这正如安拉所说:信道且行善的人,至仁主必使他们获得相爱(19:96)。而当安拉憎恨一个仆人时,他呼唤吉卜利里[说]:‘我确已憎恨某某。’于是他在诸天中高声宣布。然后对那个人的憎恨便降临在地上。’” <sup id="fnref:41"><a href="#fn:41">[41]</a></sup>
 
父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展示安拉是安慰和温暖的源泉:
 
* 通过展示安拉如何供养他所有的受造物(无论大小),培养一种安拉希望他的受造物获得最佳状态的感觉。
* 探索并讨论安拉的尊名,如 *al-Laṭīf*(玄妙的、最温和的)、*al-Raḥmān*(至慈的)、*al-Raḥīm*(特慈的)、*al-Wadūd*(至爱的)、*al-Raʾūf*(至仁的)和 *al-Shakūr*(最赏识的)。
* 解释在痛苦时刻,一个人总可以呼唤安拉并从他那里寻求安慰。孩子们总可以向安拉倾诉、寻求他的支持并请求他的帮助。
* 与孩子们谈论安拉是最慈悯的,虽然应该避免罪恶,但穆斯林绝不应绝望于安拉的慈悯,或认为自己的罪过大到安拉无法宽恕。
 
## 必要的补充依恋
 
[我们的“伊斯兰整合韧性模型”(IIRM)](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nting) 的基本原则是:对安拉和主要照顾者的安全依恋是今世(*dunyā*)和后世(*ākhira*)具备韧性和成功的理想状态。然而,作为穆斯林,如果没有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古兰经》的依恋,我们的信仰将是不完整的。对社群的依恋在精神和心理上同样重要。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依恋”是指通俗意义上的爱和连接,而不是我们在讨论父母和神圣依恋时所引用的特定技术定义。这正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的依恋类型,即在先知 ﷺ、《古兰经》和穆斯林社群的背景下。每个小节最后都会提供父母如何培养孩子与这些对象关系的建议。
 
### 对《古兰经》的依恋
 
《古兰经》作为安拉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话语,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安拉将其描述为:“这确是坚固的经典,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它是]从至睿的、受赞的[主]降示的。” <sup id="fnref:42"><a href="#fn:42">[42]</a></sup> 培养对《古兰经》的依恋进一步巩固了与安拉的牢固关系,并且是通往今世和后世虔诚的手段。安拉描述《古兰经》说:
 
> “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 <sup id="fnref:43"><a href="#fn:43">[43]</a></sup>
 
> “众人啊!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诲已降临你们,这教诲是治愈心病的,是信士们的向导和慈悯。” <sup id="fnref:44"><a href="#fn:44">[44]</a></sup>
 
如前所述,建立与安拉的关系增强了我们孩子的韧性。为了与某人建立稳固、健康的依恋,你需要了解他们。安拉通过《古兰经》中的话语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他的机会。想想当你通过安拉在最伟大的启示经文 <sup id="fnref:45"><a href="#fn:45">[45]</a></sup>——“宝座经”(*ayat al-kursī*)中的话语了解他时的感受:
 
> “安拉,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他在不打盹,也不睡觉;凡在天上的,凡在地上的,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意欲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任何学识。他的宝座,包括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 <sup id="fnref:46"><a href="#fn:46">[46]</a></sup>
 
在这节经文中,安拉分享了他尊名和属性、他的知识和权力的优美描述。这加强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和认知,从而建立了抵御生活困难的免疫力。
 
安拉告诉我们:“众人啊!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明证确已降临你们,我已降示你们一种显着的灵光(即《古兰经》)。至于信道而且坚持安拉的人,他将使他们入在从他发出的慈悯和恩惠中,并引导他们走上向他的正路。” <sup id="fnref:47"><a href="#fn:47">[47]</a></sup> 我们的孩子可以通过真正理解安拉直接的话语是可及的,从而与安拉建立更深层的关系。这样一来,《古兰经》中提供的智慧、引导和抚慰在我们的孩子经历困难时刻时就具有了不同的深度意义。
 
在这个充满不断变化的标准和预期的世界里,《古兰经》提供了动摇不得的引导。事实上,《古兰经》及其注疏(*tafsīr*)在我们渴望疗愈、和平与宁静的时候支撑着我们。正是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韧性的堡垒才得以建立。 <sup id="fnref:48"><a href="#fn:48">[48]</a></sup>
 
伊本·阿拔斯(愿主喜之)说:
 
> 安拉已为遵循《古兰经》的人保证:他不会在今世误入歧途,也不会在后世受难。然后,他诵读了这节经文:“谁遵循我的引导,谁在今世不致迷误,在后世不致受难。” <sup id="fnref:49"><a href="#fn:49">[49]</a></sup>
 
然而,有些人无法与《古兰经》建立联系,因此也无法与安拉建立联系,因为他们受到对上帝话语负面偏见的阻碍。虽然我们可以在学术上承认对《古兰经》的依恋会带来心理和情感健康方面的益处,但*如何*建立这种依恋同样重要。回顾你自己的成长过程,在什么背景下会引用《古兰经》的经文?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古兰经》被成年人当作吓唬而非启发他们的武器,其关于火狱惩罚的警告被用来迫使行为不端的孩子服从。许多人都有在主日学班上努力背诵并害怕在大家面前朗诵的记忆。许多孩子在学习阅读和背诵《古兰经》的过程中会遭到体罚、大喊大叫和严厉惩罚。这一过程中的痛苦记忆会让人在以后的生活中难以与《古兰经》连接。父母和社群成员往往过度强调阿拉伯语的阅读和发音,而忽视了理解和个人连接,导致孩子觉得这些被要求阅读、背诵和记忆的话语与自己格格不入。建立与《古兰经》的依恋,从而加强与安拉的依恋,不能通过一种只强调恐惧和惩罚、而牺牲爱和奖励的教学法来实现。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优美地表达了这一点:
 
> 心灵在通往至尊安拉的旅程中就像一只鸟。爱是它的头,恐惧和希望是它的两翼。当头是健康的,那么双翼就能飞得很好。当头被切断,鸟就会死亡。当它的任何一个翅膀受损,鸟就变得容易受到各种猎人和掠食者的攻击。 <sup id="fnref:51"><a href="#fn:51">[51]</a></sup>
 
此外,让我们的孩子通过翻译和注疏(*tafsīr*)来理解《古兰经》是势在必行的。在《古兰经》中,安拉描述了许多我们寻求效法的虔诚先贤的历程。这些关于在困难中坚持不懈的古兰经故事在生活艰辛时提供了慰藉。帮助孩子学习这些故事能促进他们与《古兰经》建立更强的情感联系。
 
在困难时刻翻开《古兰经》,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读一节让你产生特别共鸣的经文,轻轻地为你的心灵涂抹药膏并激励你继续前进,这可能是一种极其强大的体验。安拉降示章节(单数:*sūra*)给先知 ﷺ 的明确目的就是在其面临巨大困难时建立他的韧性。启示的时机并非随机。例如,《优素福章》(*Sūrat Yūsuf*)是在“忧愁之年”降示给他的,旨在安抚他在两位深爱的人去世后的心灵,并向他展示伴随着困难而来的胜利。通过这种方式与安拉建立连接,我们给了孩子培养与《古兰经》个人关系并体验其宁静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些永恒智慧且永恒不变的话语中感到踏实。
 
> “真的,只有在记忆安拉中,心灵才得到平静。” <sup id="fnref:52"><a href="#fn:52">[52]</a></sup>
 
> “每当有人聚集在一起记忆安拉,天使们就会围绕他们,慈悯笼罩他们,安宁降临他们,安拉会在他身边的众神灵面前提到他们。” <sup id="fnref:53"><a href="#fn:53">[53]</a></sup>
 
> 据巴拉·本·阿齐布(Al-Barāʾ b. ʿĀzib)传述:一个人正在诵读《山洞章》(*Sūrat al-Kahf*),他的谷仓里有一只动物变得不安。当他抬头看时,有一团薄雾或云彩遮在他上方。他向先知 ﷺ 提到这件事,先知说:“继续诵读吧,那是随着《古兰经》降临的安宁。” <sup id="fnref:54"><a href="#fn:54">[54]</a></sup>
 
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培养孩子对《古兰经》的爱和依恋:
 
* 培养频繁的家庭《古兰经》时间。根据孩子的年龄,这可以包括在车里听《古兰经》、每天一起读几节经文、听关于某章经文注疏的讲座,以及一起学习几节经文的含义。
* 将《古兰经》作为稳定的源泉。例如,在平静的时刻(如睡前)听《古兰经》,可以让孩子放松并提供稳定、一贯的日常程序。在情感动荡的时刻也应该引用《古兰经》,以提供与安拉以及与你(父母)的连接感(例如,当困难发生时诵读 *innā li-llāhi wa innā ilayhi rājiʿūn* [我们确是属于安拉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sup id="fnref:55"><a href="#fn:55">[55]</a></sup>
* 讨论某些经文如何引起你的共鸣并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例如,由于感恩在建立韧性中起着作用 <sup id="fnref:56"><a href="#fn:56">[56]</a></sup>,当讨论《开端章》(*Sūrat al-Fātiḥa*)中的经文“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主” <sup id="fnref:57"><a href="#fn:57">[57]</a></sup> 时,你可以询问孩子他们对安拉有什么感激之处,并列出一些你自己最珍惜的恩泽。
* 探索《古兰经》中先知、虔诚者以及获得安拉爱的人的故事,以及从中得出的教训。
* 识别《古兰经》中作为乐园(*jannah*)居民品质的积极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现。询问他们是否曾表现过这些特质,并让他们想象这些特质在什么时候会有帮助(例如,排队等待展现耐心)。对于较大的孩子,也要识别火狱居民的特质,并讨论保护我们免受这些品质(如傲慢)侵害的方法。
* 通读描述乐园的经文,让孩子分享他们在听到这些经文时所想象的画面。问他们正在为乐园里的什么而祈祷。对于年幼的孩子,鼓励他们画一幅在乐园里的房子的画,并把它放在经常能看到的地方。这类似于疗法中常用来管理焦虑的“安全空间”练习,因此有助于调节情感并进而建立韧性。 <sup id="fnref:58"><a href="#fn:58">[58]</a></sup>
* 询问孩子他们是否有最喜欢的古兰经经文。如果没有,帮助他们选择一节。让他们写下或打印这节经文,进行装饰,并放在房间里显眼的地方,作为有益的提醒和与《古兰经》个人连接的一种方式。重复这节经文作为咒语可以帮助促进情感调节并增加福祉。 <sup id="fnref:59"><a href="#fn:59">[59]</a></sup>
 
### 对先知 ﷺ 的依恋
 
我们依恋安拉的关键方式之一是通过依恋他的先知 ﷺ。这是基于多段圣训,这些圣训表明,穆斯林的信仰如果不爱先知 ﷺ 胜过爱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就是不完整的。
 
> 据阿纳斯·本·马利克(Anas ibn Mālik)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你们中任何人的信仰如果不使我比他的孩子、他的父亲和所有的人都更可爱,那他就没有真正信道。” <sup id="fnref:60"><a href="#fn:60">[60]</a></sup>
 
> 阿纳斯传述:先知 ﷺ 说:“具备以下三项品质的人将拥有信仰的甜美:
> 1. 安拉及其使者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令他喜爱。
> 2. 爱一个人仅仅是为了安拉。
> 3. 厌恶回归不信,就像厌恶被投入火中一样。” <sup id="fnref:61"><a href="#fn:61">[61]</a></sup>
 
> 据阿卜杜拉·本·希沙姆(ʿAbd Allāh b. Hishām)传述:我们和先知 ﷺ 在一起,他拉着奥马尔·本·赫塔卜的手。奥马尔对他说:“安拉的使者啊!除了我自己,你比任何事物都更令我喜爱。”先知 ﷺ 说:“不,以掌握我灵魂的主起誓,[除非你使我比你自己更可爱,否则你没有完整的信仰]。”然后奥马尔对他悦道:“安拉啊,现在你确比我自己更可爱了。”先知 ﷺ 说:“奥马尔啊,现在[你确已是个信士了]。” <sup id="fnref:62"><a href="#fn:62">[62]</a></sup>
 
我们被要求爱先知 ﷺ 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孩子甚至我们自己。这对穆斯林来说是一个情感上的挑战:当先知 ﷺ 已经不再生活在我们中间时,我们如何实现这种深沉的爱?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这都是难以把握和实现的,更不用说孩子了。然而,基础可以在早期就奠定。
 
我们通过依恋先知 ﷺ 那无懈可击的行为、高尚的品德和激励人心的坚毅,来发展对他的依恋。先知 ﷺ 是韧性的榜样,这体现在他在面对顽强甚至血腥的抵抗时,总是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卓越、维护心理健康并勤奋地追求他的目标(传播伊斯兰的信息)。他咨询圣门弟子并无条件托靠安拉,配合频繁的祈祷(*duʿāʾ*)和礼拜,提醒我们如何在痛苦时期进行基于精神的应对。
 
看到所爱之人克服困难可以激励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尤其是当那个人真心为我们好时。先知 ﷺ 非常深切地关怀他的稳麦(*ummah*),这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 “你们族中的一个使者确已来临你们了,他因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感到忧伤,他热望你们得正道,他对于信士们是仁慈的,是至慈的。” <sup id="fnref:63"><a href="#fn:63">[63]</a></sup>
 
> 阿纳斯·本·马利克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我希望我能见到我的兄弟们。”先知的同伴们说:“我们不是你的兄弟吗?”先知 ﷺ 说:“你们是我的同伴,但我的兄弟是那些虽然从未见过我却信奉我的人。” <sup id="fnref:64"><a href="#fn:64">[64]</a></sup>
 
> 据阿卜杜拉·本·阿姆鲁·本·阿斯(愿主喜之)传述:先知 ﷺ 诵读了安拉关于易卜拉欣(愿主赐他平安)的经文,易卜拉欣说:“我的主啊!它们确已使许多人迷误。谁顺从我,他确是我的同道”(14:36);以及先知耶稣(ʿĪsā)所说的话:“如果你惩罚他们,那末,他们是你的奴仆;如果你赦宥他们,那末,你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5:118)。然后,先知 ﷺ 举起双手说:“安拉啊!我的稳麦,我的稳麦”,并流下了眼泪;至尊安拉说:“吉卜利里啊!去穆罕默德那里问他:‘你为什么哭泣?’”于是吉卜利里来到他身边问他[哭泣的原因],安拉的使者 ﷺ 告知了他所说的话(尽管安拉对此了如指掌)。于是安拉说:“吉卜利里啊,去穆罕默德那里说:‘我确将让你在你的稳麦问题上满意,绝不会让你不快。’” <sup id="fnref:65"><a href="#fn:65">[65]</a></sup>
 
> 阿布·胡莱赖说:安拉的使者 ﷺ 说:“每位使者都获得了一次必蒙应允的祈祷。然而,我把我的祈祷保留到了复生日,作为对我稳麦的求情。” <sup id="fnref:66"><a href="#fn:66">[66]</a></sup>
 
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培养孩子对先知 ﷺ 的爱和依恋:
 
* 一起阅读先知传记(*sīra*),从幼儿期的简单故事开始,到后来的深入传记。
* 讨论先知 ﷺ 在其一生中所经历的逆境(从第一次听到先知使命信息的压力,到赫蒂彻(Khadīja)或易卜拉欣(先知之子)的去世,到古莱氏人残酷的迫害等)以及他应对的方式(礼拜、向安拉祈祷、寻求可靠之人的帮助等)。
* 识别并讨论先知 ﷺ 一些最令人钦佩的特质,如他的坚毅、奉献和正直。讨论为什么这些品质是可取的,以及这些特质在你孩子或你孩子认识的人身上会是什么样子的。
* 讨论先知 ﷺ 对稳麦的爱,以及这如何也包括你的孩子。与孩子一起想象在乐园里与他见面的快乐。
* 向你的孩子描述先知 ﷺ 的容貌,以便他们感到与他更亲近。
 
### 社群与群体归属感
 
群体和社群归属感,如宗教机构和学校 <sup id="fnref:67"><a href="#fn:67">[67]</a></sup>,可以成为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当一个人面临困难时,他的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对能力都是有限的。加入一个群体可以让一个人感到不再孤单,增加同志情谊,并利用物质资源、社会关系和跨代智慧的网络。研究发现,群体成员身份可以增强应对压力、创伤和焦虑的能力。 <sup id="fnref:68"><a href="#fn:68">[68]</a></sup> 被证明加入群体还有助于预防抑郁、缓解抑郁发作并防止复发。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群体的支持增强了心理健康、学术成就和自尊。
 
伊斯兰教中极力推荐且强制性的社群活动,如参加周五聚礼(主麻)和参加殡礼(*janāza*),不仅提供了极大的善功来源,也是收获加入群体的韧性益处的便捷方式:
 
**微观层面:** *导师、穆斯林同伴、穆斯林学生协会、学习小组(ḥalaqa)和亲密朋友。* 这些关系可以在主要照顾者关系之外提供亲密的依恋,并能帮助你的孩子在需要时感到受引导和受支持。父母绝不应该用这些依恋来取代他们自己的个人参与,但在缺乏健康的父母形象时,这些关系在建立韧性方面可以非常强大。
 
**中观层面:** *当地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或社群组织。* 这个层面的关系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感到自己是当地社群的一部分,并为他们提供归属感。对于在穆斯林占少数的地方成长的穆斯林来说,这可能尤为重要。这些连接有助于培养更稳固的身份感和包容感。
 
**宏观层面:** *稳麦(Ummah)。* 对于较大的孩子和即将成年的青少年来说,让他们知道自己属于一个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社群是很重要的。穆斯林不仅是一个在思想、行为和信仰上有共同点的全球群体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跨历史的兄弟姐妹情谊的一部分,这包括先知穆罕默德 ﷺ 稳麦中的每一位穆斯林——无论现在、过去还是未来。稳麦中的每个人都有角色要扮演,这基于安拉赐予他们的恩泽。鼓励你的孩子利用他们的天赋和兴趣为稳麦做出贡献,可以给他们更宏大的使命感和归属感。
 
## 六、 重要注意事项
 
在投入建立与孩子依恋关系的旅程时,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虽然依恋理论上可以在父母或孩子的任何生命阶段进行培养,但幼儿时期的依恋对心理和精神健康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青少年了,父母也不应该放弃,但他们应该知道,流逝的时间越多,在他们已长大的“孩子”(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年轻人)心中植入新的思维模式就越具挑战性。最好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就培养 you 与孩子之间的牢固依恋,并从孩子能够理解(大约 3 岁左右)起就培养孩子与安拉之间的依恋。
 
然而,如果你自己与父母或与安拉的依恋在任何方面受到了损害,你就很难与孩子建立健康的依恋。当我们与自己父母或与安拉的关系紧张时,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向孩子展示不健康的行为。反省是父母拥有的最好工具之一,因此请反思你自己与安拉以及与所爱之人的依恋风格,以确定在你自己这一端是否需要任何疗愈。这种疗愈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心理和精神健康。
 
## 七、 案例研究回顾
 
莫娜和易卜拉欣开始反思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并意识到他们威权式的教养方式不利于培养健康的孩子或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与他们成长过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过去受教育的方式对他们的孩子并不奏效。他们的孩子之所以挣扎,是因为他们对安拉没有依恋,也没有一种“想要”成为穆斯林而非“必须”成为穆斯林的感觉。莫娜和易卜拉欣知道继续以前的做法会更容易,但他们决定选择一条更具挑战性但也更有回报的道路,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最初,谈论爱安拉并解释各种古兰经和先知故事背后的智慧感觉很奇怪。但随着莫娜和易卜拉欣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他们的孩子开始慢慢软化。他们在对待孩子时的严厉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这需要极大的有意图性、坚持和耐心来减轻失误和路上的颠簸,但莫娜和易卜拉欣知道这是必经之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们继续进行更多关于安拉的谈话,并参与更多的家庭活动和讨论,他们开始注意到一种转变:他们的孩子开始主动进行崇拜行为,而不需要被告知。 <sup id="fnref:69"><a href="#fn:69">[69]</a></sup> 与此同时,莫娜和易卜拉欣也努力在孩子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依恋。曾经的交易型关系现在正成长为一种更加充满爱、安全感和互惠的关系。
 
## 八、 谈话启发(Conversation Starters)
 
有时将理论付诸实践可能感觉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请注意,试图一次性实施本文中的所有内容是不自然且令人不堪重负的。建立与安拉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旅程。它不能操之过急。为了在这个旅程中帮助你,我们列出了一些“谈话启发”。这些提示可以作为你已有的家庭仪式的一个极好补充。例如,如果你像许多家庭一样,在每个周五晚上看电影或举办游戏之夜来放松并开启周末,你可以在此之前使用这些提示进行一次微型课程。你可以先简要回顾过去的一周和即将到来的周末,然后全家讨论一个每周问题。这些问题理想情况下将开启谈论重要话题和加强家庭纽带的大门。
 
我们在下面按主题分列了一些样本谈话启发。但在将它们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之前,请注意以下提示:
 
* 确保任何微型课程的持续时间适合其受众。如果这些谈话太长,你和你的孩子都不会期待它们,因为它们很累人。大约 15-20 分钟通常是一个合适的长度。
* 确保微型课程的内容适合受众。小孩子天然会被手工和工艺品所吸引,所以例如用马克笔画画会对他们有吸引力。如果你的大孩子和最小的孩子之间有很大的年龄差距,考虑分工,由一位家长辅导大孩子,另一位家长辅导小孩子。
* 不要让这项活动/谈话在准备方面太繁琐,否则你很可能无法坚持下去。准备 5-10 分钟,从本文中提取相关的经文(*āyāt*)、圣训或材料即可。
* 如果你被孩子提出的棘手问题难住了,不要烦恼。告诉孩子你会进一步了解并回覆他们。这可以成为你们双方的学习时刻。
 
### 建立亲近感
 
* 身体、精神和情感上的亲近对你意味着什么?
* 我们怎么知道安拉离我们很近且能听到我们说话?
* 举出你的祈祷(*duʿāʾ*)得到响应的例子。(主题:响应性)
* 为什么祈祷看起来好像没有得到响应?祈祷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响应方式?
* 哪些崇拜行为让你感到更亲近安拉?
* 哪些崇拜行为让你感到与我们(家庭、父母、兄弟姐妹)更亲近?
* 哪些崇拜行为让你感到与社群更亲近?
* 以 0 到 10 分计,你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有多亲近?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加这种亲近感?
*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正在经历的事情,拿出来谈谈会对你有帮助?
* 如果以后有某些可能难以开口的事情,你预想会如何跟我们谈论它?你会采取什么步骤?
*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言语和行动向彼此展示我们的关怀和亲近?
*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向安拉展示我们爱他并感激他?
 
### 安全感
 
* 身体、精神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对你意味着什么?
* 安拉赐予了我们哪些工具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感?
* 让我们一起查看安拉的尊名。哪些与安全相关的尊名引起了你的注意?选择一个尊名,你可以开始在祈祷中使用它,或者在你感到害怕时使用它。
* 你能想到安拉保护先知的例子吗?
* 你能想到安拉保护你安全或让你免受伤害的例子吗?
* 我们作为一个家庭采取了哪些预防措施来促进身体和情感的安全?
* 以 0 到 10 分计,你在家里感到有多安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加你的安全感?
* 当你在家门外或离开家人时,你可以利用什么来感到安全?
* 你通常可以使用哪些工具来获得情感上的安全感(祈祷、深呼吸、接地等)?
 
### 安全基地
 
* 什么是安全基地?它像是一只小鸟随时可以回到的鸟巢吗?它像是玩捉迷藏时的那个“安全树”,或者是棒球场上的本垒?让我们画一幅画,展示安全基地对你意味着什么。
* 我们与安拉的关系如何像一个安全基地?
* 你能想到古兰经中的先知或其他人在困难时期将安拉作为安全基地的任何例子吗?
* 一个穆斯林是否可能搞砸得太严重,以至于安拉不再是他们的安全基地?
* 你是否可能搞砸得太严重,以至于我们(你的父母)不再是你的安全基地?
*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回到安拉那个安全基地,你可以念诵什么记主词(*dhikr*)或祈祷文(*duʿāʾ*)?(我向安拉求饶 [*astaghfiru-llāh*],唯有安拉能赐予力量 [*lā ḥawla wa lā quwwata illā bi-llāh*] 等)
*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什么样的暗号,用于当你想跟我们谈论某事但感到害羞或害怕时使用?
* 如果有人说了一些听起来不对劲的话(也许它违反了规则,或者违背了教导你的东西),你该怎么办?是自己解决更好,还是找你信任的成年人如我们(你的安全基地)谈谈更好?
* 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你应该只告诉父母,只跟安拉谈论,还是两者都做?
* 如果发生了非常困难的事情,你对于跟我们(父母)谈论它的感受如何?如果你惹了麻烦,是直接来找我们冒着受罚的风险好,还是等它过去更好?
 
## 九、 谈话启发与故事
 
讲故事是向各年龄段人群(尤其是儿童)说明概念的一种有力方式。下面你会发现一些故事,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培养健康依恋所需的安拉的不同属性:响应性、保护和安全基地。
 
### 课程 1:安拉是我们的保护者
 
这第一个来自先知 ﷺ 生平的故事强调了安拉是我们的监护者,并描述了安拉的尊名 *al-Muhaymin*(保卫者、永恒的监护保护者),以及用于促进家庭讨论和反思的后续问题。
 
**关于安拉终极保护的一课**
 
> 你说:“我们只遇到安拉为我们注定的。他是我们的保护者。”让信士们只托靠安拉吧。 <sup id="fnref:70"><a href="#fn:70">[70]</a></sup>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始终知道先知的道路将是艰难的,但现在事情已经失控了。他和他追随者(穆斯林)的生命正受到威胁。自从他开始教导人们仅崇拜安拉以来,他在麦加树立了许多敌人。麦加人崇拜偶像已经很久了,当先知 ﷺ 鼓励变革时,他们被激怒了。
 
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密谋杀害先知 ﷺ。他知道这件事正在发生,因为安拉把这些计划告诉了他。大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动手?先知 ﷺ 不会坐以待毙。他需要一个计划。
 
在袭击发生的当晚,他的堂弟阿里·本·阿比·塔利卜(ʿAlī ibn Abī Ṭālib,愿主喜之)自愿躲在先知 ﷺ 的床上。这样一来,刺客们会以为先知 ﷺ 还在家中熟睡,就不会注意到先知 ﷺ 和他的好友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格(Abū Bakr al-Ṣiddīq,愿主喜之)在深夜悄悄溜走。当刺客们在早晨进入先知 ﷺ 的家时,他们失望并愤怒地发现躺在那里的竟是年轻的阿里,在惊讶之余,他们允许他走出了房子。
 
与此同时,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早已离开麦加,在前往一个欢迎穆斯林且不会面临迫害的地方——麦地那——的路上。由于长途跋涉,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感到疲惫不堪,突然他们听到了马蹄声。他们的敌人追上来了!
 
他们冲进最近的山洞,但能听到追捕者的脚步声紧随其后。他们越来越近,直到那些想要行刺的人就站在他们躲藏的山洞外。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很担心,说:“如果他们中有人往下看,就会看到我们。”然而,先知 ﷺ 却是平静的化身。“阿布·伯克尔啊!”他惊呼道,“你认为第三者是安拉的两个人会怎样呢?” <sup id="fnref:71"><a href="#fn:71">[71]</a></sup>
 
当刺客靠近山洞入口时,你认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入口覆盖着蜘蛛网!他们彼此悦道:“看这蜘蛛网。如果有人刚刚进去,蜘蛛就不会在入口处结网了。” <sup id="fnref:72"><a href="#fn:72">[72]</a></sup>
 
刺客们确信山洞是空的,于是转身离去,殊不知他们离抓获目标仅几步之遥。一旦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确定敌人已经走远,他们就离开山洞走下山去,继续安全地前往麦地那,并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抱。
 
***Al-Muhaymin*(保卫者、省察的保护者) <sup id="fnref:73"><a href="#fn:73">[73]</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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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养策略:如何帮助孩子在对安拉和父母的依恋中获得安全感
 
**作者:Sarah Sultan, Najwa Aw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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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案例研究
 
在结婚之前,莫娜(Mona)和易卜拉欣(Ibrahim)都成长于重视高成就和尊重权威的传统家庭。他们期待着共同建立一个类似的家庭,一个以伊斯兰为中心、家庭成员团结一致并以持续的精神成长为特征的家庭。莫娜和易卜拉欣育有三个孩子,但他们发现教养孩子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觉得每当父母要求他们做某事时,他们几乎总是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他们的孩子却充满好奇并有很多疑问。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并不“坏”,但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孩子会对他们那么多的命令提出质疑,而且有时在礼拜等重要事情上表现得很懒散。大多数日子都非常艰难,充满了大声喊叫和权力斗争。在绝望中,莫娜和易卜拉欣发现自己开始使用惩罚性的威胁来让孩子们服从。
 
他们不想总是表现得消极和带有威胁性,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该如何在精神上帮助孩子,让他们成长为优秀的穆斯林?他们该如何[教导孩子们争取乐园(*jannah*)和远离火狱(*jahannam*)的重大意义](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roach),而不使用威胁?莫娜和易卜拉欣觉得自己已经很好地教导了孩子们伊斯兰的关键概念和律例,但却无法理解为什么孩子们没有与安拉建立起联系。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 二、 引言
 
对于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身在西方的穆斯林父母来说,莫娜和易卜拉欣面临的家庭挑战是痛苦地熟悉的。本文作为我们持续进行的教养系列丛书的最新章节,试图通过“依恋”(attachment)的概念为这类教养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的“伊斯兰整合韧性模型”(IIRM)断言,依恋是教养孩子以及培养孩子身心健康和精神健康的核心概念。虽然一些韧性理论强调了对照顾者依恋的重要性,但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对安拉的依恋同样至关重要。我们的模型结合了研究发现以及诸如 *tawḥīd*(认主独一)等伊斯兰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努力培养具有寻求安拉内在动力的孩子的穆斯林父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只使用旨在确保今世(*dunyā*)成功的教养范式,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在后世(*ākhira*)取得成功?如果一个韧性模型没有涉及到后世,它是否还是全面和完整的?
 
在本教养系列的引言章节中,我们讨论了我们的韧性模型是如何建立在鲁格曼(Luqmān,愿主赐他平安)就如何应对生活、处理人际关系和培养良好品德向其子提供谨慎建议的古兰经文基础上的。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他那安拉赐予的智慧包含了对于今天的穆斯林父母仍然有用的重要且永恒的概念。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孩子韧性与对安拉、父母及虔诚者的依恋之间的关键联系。我们还希望帮助父母掌握易于使用的策略和谈话启发(见附录),使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变得容易。
 
## 三、 本章目标
 
* 依恋在教养中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如何影响精神和心理健康?
* 《古兰经》和圣训关于依恋教导了我们什么?
* 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对安拉的依恋?
* 我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日常行动来帮助增加孩子对安拉的依恋?
* 在尝试培养孩子健康的依恋关系时,有哪些重要的注意事项我应该牢记?
 
## 四、 依恋理论:依恋在教养中的重要性
 
虽然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基础,但“依恋”在心理学领域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简单来说,依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关系模式。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在婴儿期就开始形成,建立了该孩子的关系模板;即该孩子如何与世界及周围的人建立联系。依恋的一般类型包括安全型、焦虑-矛盾型、紊乱型和回避型。以下几点为接下来的章节奠定了基础:
 
* 你的依恋风格预示了你如何对待配偶、孩子以及你的整体教养风格。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你的依恋风格塑造并影响了你的孩子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 拥有健康的依恋风格将使你的孩子在生活中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 不健康的依恋风格会负面影响人际关系的质量,并可能成为身心健康状况不佳的主要因素。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 积极的关系通过抵消困难生活经历的有害影响来增加韧性。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许多父母专注于为孩子提供物质和教育资源,却忽视了培养关系和情感资源的重要性。他们优先提供食物、住房、良好的学校教育和课外活动,并教导孩子礼仪、是非观念和宗教教导,却忽视了与孩子关系的*质量*。换个角度看——如果你正在上一门网络课程,教材非常出色,但网络连接不断冻结,内容持续滞后,有时音量还会上下波动,你能学到什么吗?你会想要参与这些内容,甚至想和讲师打交道吗?同样地,如果你教导了孩子发育和精神成长所需的东西,但经常对他们大喊大叫、贬低他们,或者仅仅是疏远他们,你认为他们最终能获益多少?你认为他们能记住任何东西,有动力听从你的建议,甚至想花时间和你在一起吗?
 
换句话说,[你与孩子互动的质量几乎肯定会对孩子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tment)。如果你的孩子在与你的关系中感到受尊重、安全和受支持,他们就更有可能以一种踏实且健康的方式与环境及他人互动。如果你与孩子的关系是紊乱的或不一致的,你的孩子就更有可能以一种焦虑、具有破坏性或不健康的方式与环境及他人互动。
 
### 对上帝的依恋
 
> 记住,鲁格曼曾在劝戒他的儿子时说:“我的孩子啊!你不要以物配主,以物配主确是大经大伦。”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虽然大多数依恋理论都集中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上,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依恋可以扩展到其他人——最重要的是,扩展到上帝。理解对上帝依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孩子对上帝的依恋,是教养孩子和培养韧性的必要组成部分。
 
科学研究表明,正如对父母的依恋有益处一样,对上帝的依恋也有益处。事实上,上帝可以作为一种“替代依恋对象”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鉴于依恋在韧性中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作为人类和父母天生的不完美性,这一点非常强大。
 
> 将依恋理论应用于宗教的核心观点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上帝在心理上可能发挥着依恋对象的作用(Kirkpatrick, 1992, 1999)。人们在危机时刻将上帝视为避风港(参见 Collins and Feeney 2000; Kirkpatrick 1999),并在脱离危险后将其视为探索的安全基地(参见 Ainsworth et al. 1978; Bowlby 1988; Kirkpatrick 1999)。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
 
对上帝的依恋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宗教虔诚度的增加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心理病理学的减少以及心理压力的降低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有关。安全依恋还与对负面事件更健康的感知以及更强的情感韧性有关。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 对安拉依恋的其他益处可以在以下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传述的圣训中看到:
 
> 一天,我骑马/骆驼走在先知 ﷺ 后面,他说:“少年,我要教你几句话。你当敬畏安拉(Be mindful of God),他必眷顾你;你当敬畏安拉,他必在你左右;你若有所求,当求之于安拉;你若求助,当求助于安拉。你要知道,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帮助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帮不到你;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伤害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伤不到你。笔已封,卷已干。”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这段圣训优美地阐明了首要依恋是对安拉。在这里,先知 ﷺ 在几个关键点上分享了他的智慧:
 
1. **对安拉的自觉(正念/Mindfulness of Allah)**: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用眼睛看到安拉,不能直接用耳朵听到他,或者像我们与其他人类互动那样与他互动,但每个人都可以与安拉建立关系。如圣训所指出的,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你当敬畏安拉,他必眷顾你;你当敬畏安拉,他必在你左右。”当一个人让自己靠近安拉时,他会发现安拉也会靠近自己。
 
考虑到今天有这么多关于“正念”(mindfulness)益处的讨论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很有趣的是,这个概念在将近 1400 年前就被提出了。但是,虽然当代关于正念的话语倾向于强调“活在当下”——感知身体的感觉、关注当下等等——伊斯兰传统呈现了一种替代性的理解。*Murāqaba*(内省/省察)<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 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自觉,在其中,一个人意识到安拉的临在。[敬畏安拉意味着你感到他与你同在,他正在看护着你,你从未真正孤独。](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piness) 这种临在不仅能让人感到安慰,还能帮助建立正直的品格;如果一个人内化了安拉始终在看护着他的感觉,那么即使在没有父母、老师或权威人物的情况下,他也更不容易陷入危险的行为或境地。
 
2. **优先考虑与安拉的连接**: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长辈教导年轻人要听父母的话、多陪陪父母,并强调父母最清楚什么对孩子最好,这并不寻常。虽然这些价值观与伊斯兰相符并在其他伊斯兰文本中有所体现,但这段特定的圣训并没有提到这些。在这段圣训中,先知 ﷺ 优先考虑安拉——与他的连接和关系被置于任何其他关系之上。这种互动是先知 ﷺ 培养青少年与安拉之间依恋关系的极好榜样。
 
3. **在对安拉的依恋中寻求安全感**:研究人员确定的构成孩子与父母之间健康依恋的许多品质,如安全性、响应性和作为避风港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都在这段圣训中与安拉联系在了一起:
 
> **安全性:**“你当敬畏安拉,他必眷顾你。”
>
> **响应性:**“你当敬畏安拉,他必在你左右。”
>
> **力量/避风港:**“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伤害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伤不到你。”
 
关于这段特定圣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通过教导孩子对安拉依恋的优越性,我们不仅加强了他们的信仰(*īmān*),还加强了他们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在这里,先知 ﷺ 并没有通过暗示负面事件不会发生来试图庇护这个年轻人;承认逆境是应对逆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时候,作为父母,我们的第一倾向是让孩子远离任何痛苦或困难。这段圣训做的几乎恰恰相反。先知 ﷺ 在保持同理心和仁慈语调的同时,有力地断言,如果发生任何负面事情,那也是出于安拉的意愿,安拉最清楚一切,并且是终极的保护者:
 
> 你若有所求,当求之于安拉;你若求助,当求助于安拉。你要知道,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帮助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帮不到你;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集结起来要伤害你,除非安拉已经注定,否则他们绝对伤不到你。笔已封,卷已干。
 
圣训的最后一部分还强调了信士对安拉托靠(reliance)的重要性。在养育孩子时,我们经常强调孩子对我们作为父母的依赖,这在早期确实是需要的,但我们多久强调一次对安拉的托靠?当孩子知道他们拥有可靠的父母,以及一个甚至更可靠的照料者——安拉时,他们会感到进一步被赋能。这段圣训明确了这种照料:即使全世界集结起来,他们仍然无法改变安拉的意愿,所以在绝望或甚至与父母分离的时候,孩子永远拥有安拉。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的:
 
> “他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养他。谁托靠安拉,他使谁满足。安拉确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安拉确已为万物规定了一个限度。”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 *Tawḥīd* 在建立韧性中的具体作用
 
虽然感到受安拉保护对身心健康和精神健康都很重要,但有一种韧性只能来自于完全顺从安拉。当一个人真正顺从安拉及其意愿,并坚信磨难可以成为亲近安拉的手段,坚信穆斯林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都应该是为了他,且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崇拜他时,这个核心就极难动摇。当一个人明白生命是短暂且暂时的,而哪怕是一丁点痛苦都会得到补偿时,重大的苦难、压力和悲剧就会呈现出新的意义:
 
> 据阿卜杜拉(ʿAbd-Allāh)传述:我探望正发高烧的安拉使者 ﷺ。我说:“安拉的使者啊!你正发高烧。”他说:“是的,我的烧抵得上两个男人的烧。”我说:“这是因为你将获得双倍的报酬吗?”他说:“是的,确是如此。任何穆斯林所遭受的任何伤害,哪怕是被刺扎了一下,安拉都会以此赎清他们的罪过,就像树木落叶一样。”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 扎伊德·本·阿尔卡姆(Zayd b. Arqam)说:我的眼睛痛,先知 ﷺ 来探望我,说:“扎伊德,如果你的眼睛因为疾病而瞎了,你会怎么办?”我说:“我会坚忍,并向安拉寻求我的报酬。”他说:“如果你的眼睛真的瞎了,而你保持坚忍并向安拉寻求报酬,那么你的报酬将是乐园。” <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在像我们这样以目标为导向、以荣誉为驱动的社会中,孩子和成人都很容易忽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这些本能和存在主义的问题表现在兴趣、执着和驱动力上。孩子可能不会口头上告诉你学术成就或受欢迎程度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但他们的行为会,尤其是当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引起大量的焦虑、抑郁或压力时。
 
坚定的使命感有助于保护孩子免受不健康的外部评价的影响。当孩子能够看到更宏大的图景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望——一次糟糕的分数、与朋友的不快互动、在学校竞选中的失败——仍然会带来刺痛,但不会承载那么多重量,也不会对自尊产生太大影响。不出所料,使命感与更好的恢复技能和抵御创伤的能力有关。 <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
 
对安拉独一学说(*tawḥīd*,认主独一)的正确理解,是建立与安拉稳固关系的基础,也是让你的孩子在今世(*dunyā*)和后世(*ākhira*)具备韧性和成功的极好方式。认主独一的所有三个分支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宝藏,让我们与孩子分享,以增加依恋并培养韧性。
 
1. **神性独一(*tawḥīd al-ulūhiyya*):** 建立在对安拉的爱之上,承认并接受我们仅崇拜安拉的目的,以及如何崇拜他。这个基础提供了一种使命感和内在力量,有助于超越世俗的困难。当我们内化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取悦安拉并遵循他的教导生活时,我们更有可能培养出一种韧性的心态,帮助我们以耐心和对他计划的信任来度过难关。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这篇 Yaqeen 文章:[为什么上帝要求人们崇拜他](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p-him)。
 
2. **主权独一(*tawḥīd al-rubūbiyya*):** 认识到安拉是我们的创造者,并承认他创造、提供并维持着万物。当我们承认安拉是我们的造物主,并承认他作为万物的创造者、供应者和维持者的角色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最终供应源泉在于他。正是这种意识培养了对安拉唯一的深刻托靠(*tawakul*),而不是对他的受造物中的任何人和物。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这篇 Yaqeen 文章:[教养方式对我们上帝观、顺从和知足感的影响](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tment)。
 
3. **尊名与属性独一(*tawḥīd al-asmāʾ wa-l-ṣifāt*):** 通过安拉的尊名和属性来认识他。毕竟,一个人怎么能爱、信任并依恋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呢?在祈祷(*duʿāʾ*)中参悟某些属性并以这些尊名呼唤安拉,例如 *al-Qadīr*(全能的、大能的),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经历困难时,既能赋予力量,也能带来安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 Yaqeen 系列专题:[安拉的尊名](https://yaqeeninstitute.org/series/names-of-allah)。
 
## 五、 建立对上帝的安全依恋和托靠的教养策略
 
那些促进孩子与照顾者之间依恋的特征,同样可以促进孩子与上帝之间的依恋。根据主要的依恋理论家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的观点,有助于建立安全依恋的特征包括保持亲近(proximity)、提供安全感(safety)以及作为一个安全基地(secure base)。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 亲近、可及与响应
 
依恋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是孩子感觉到照顾者是可及的(accessible)。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这意味着孩子在需要父母时能够找到并接近他们。现如今,不可及的父母是指那些逃避在家、总是忙于手机或电脑、在需要时不在身边(至少不始终在身边)的父母。
 
父母与孩子的依恋形成了一个内在工作模型或默认依恋风格,孩子将使用这种风格不仅与他人互动,也与上帝互动。如果父母培养了一种以亲近、可及和响应(responsiveness)为特征的关系,那么孩子就能将其投射到他或她与他人的关系中。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 重要的不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长短*,而是这种时间的*质量*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因此父母不应将仅仅是在场误认为是响应。
 
日常生活中的响应可能表现为:
 
* 当孩子叫你时给予回应。如果你正忙,请在你说你会空闲的时候变得有空(“我正在处理一些事情,给我 10 分钟”)。
* 当孩子在谈论重要的事情时表现出全神贯注。
* 履行承诺和诺言。
* 身体接触,如拍拍后背或拥抱。
 
为了建立孩子对安拉的依恋,父母也需要展示安拉在空间上是亲近的、是可及的且是有响应的。以下经文和报告展示了这种亲近性:
 
> “如果我的仆人问你关于我的情况,那么我确是临近的。当祈祷者向我祈祷的时候,我答应他的祈祷。让他们向我要求响应并信奉我,以便他们遵循正道。”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 “我确已创造人,我知道他心中的杂念;我比他的颈静脉还临近他。”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
 
> 据阿布·赛义德·胡德里(Abū Saʿīd al-Khudrī)传述,先知 ﷺ 说:“任何穆斯林的祈求——除非他是与亲属断绝关系的人——安拉都会赐予他三样东西之一:要么他的祈求很快得到响应,要么为他在后世积攒起来,要么以此为他化解同等的灾难。”有人问:“那么我们可以多多祈求吗?”先知 ﷺ 回答说:“安拉赐予的还要更多。”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除了自身具有响应性外,父母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展示安拉是有响应的:
 
* 以适合孩子年龄的方式讨论上述经文(*āyāt*)和圣训,以一种令人宽慰的方式强调安拉始终与你的孩子同在。
* 探索并谈论相关的安拉尊名,如:全知的(*al-ʿAlīm*)、全听的(*al-Samīʿ*)、全观的(*al-Baṣīr*)、响应的(*al-Mujīb*)以及供应者(*al-Razzāq*)。
* 教导你的孩子祈祷(*duʿāʾ*)的礼仪,并强调安拉始终能听到他们的呼唤。
* 教导感恩的实践。通常在祈祷得到响应后,我们会忘记在得到它之前是多么渴望它。如果你观察到孩子的一个祈祷得到了响应,请指出来并和他们一起练习感恩。
* 与你的孩子分享关于安拉如何响应你的祈祷并在你生活的不同阶段引导你的美好故事。孩子们喜欢听父母生活中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与安拉的联系和依恋被赋予了生命。
* 与较大的孩子谈论安拉在正式礼拜中是如何响应穆斯林的。以下圣训阐明了安拉的响应性:
 
> 据阿布·胡莱赖(Abū Hurayra)传述:我听安拉的使者 ﷺ 说:安拉说:“我将礼拜在我与我的仆人之间分成两半,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当仆人说:‘*Al-ḥamdu li-llāhi rabb al-ʿālamīn*(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主)’时,安拉说:‘我的仆人赞颂了我,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当他说:‘*Al-Raḥmān al-Raḥīm*(至慈的,特慈的)’时,安拉说:‘我的仆人称赞了我,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当他说:‘*Māliki yawm al-dīn*(审判日的主宰)’时,安拉说:‘我的仆人尊崇了我。这是给我的,这节经文是在我与我的仆人之间平分的。’当他说:‘*Iyyāka naʿbudu wa iyyāka nastaʿīn*(我们只崇拜你,我们只求你相助)’时,他说:‘这是在我与我的仆人之间的,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这章经文的末尾是给我的仆人的。’当他说:‘*Ihdinā al-ṣirāṭ al-mustaqīm, ṣirāṭ al-ladhīna anʿamta ʿalayhim ghayr-il-maghḍūbi ‘alayhim wa lā al-ḍāllīn*(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施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时,他说:‘这是给我的仆人的,我的仆人将得到他所求的。’” <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
 
### 提供安全感的保护者
 
建立健康的儿童依恋还需要一个能提供避风港并表现为可靠保护者的照顾者。孩子是脆弱的,他们需要来自有一贯性且以他们的最佳利益为重的照顾者的财务、身体、情感、精神和智力上的帮助。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常识,但你可能会惊讶于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遇到过多少“被父母化”的孩子——由于父母的情感不成熟或疏忽,孩子不得不不恰当地照顾他们的父母。
 
作为父母,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展示你是一个避风港或保护者:
 
* 当孩子向你提出担忧时,相信他们。验证并严肃对待他们的担忧。
* 重视孩子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有人指控孩子,不要自动抹黑他们。真理和正义不是基于年龄的。
* 保证你始终把他们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即使他们可能不喜欢你的规则(例如,设定健康的限制)。
* 当孩子在情感或身体上受伤时,安慰他们。
* 让关于成人事务的讨论(即财务、健康、婚姻问题等)留在成人之间,不要让孩子参与这些事务。
 
为了展示安拉是终极的保护者(*al-Walī*)<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父母应该通读以下经文和圣训(本文末尾提供了如何与孩子分享这些内容的示例):
 
> “安拉是信道的人们的保佑者(Guardian),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不信道的人们的保佑者是恶魔,使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
 
> “不!安拉是你们的保佑者,他是最优秀的援助者。”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
 
> 你说:“我们只遇到安拉为我们注定的。他是我们的保护者。”让信士们只托靠安拉吧。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
 
补充活动还可以包括:
 
* 讨论展示安拉保护免受邪恶之人和事物侵害的先知故事,以及展示穆斯林在面对针对他们的强大对手时坚持不懈的叙事。几个优美地展示了安拉保护和引导的故事是先知优素福(Yūsuf)、穆萨(Mūsa)和易卜拉欣(Ibrāhīm)(愿主赐他们平安)的故事。
* 帮助孩子理解,安拉作为我们的 *Walī*(保佑者)的表现方式并不总是我们想要的。他按照神圣的无限智慧的视角来援助我们,而不是从人类有限的认知出发。因此,安拉关怀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满足我们的欲望。事实上,他的援助和关怀往往会表现在世俗的痛苦和损失中。例如,《古兰经》中提到的“壕沟百姓”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尽管对安拉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但仍被暴君处死。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巨大的损失而非成功,但安拉宣布他们的殉难和进入乐园才是伟大的胜利。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因此,他的援助和支持不被理解为让我们在外表上战胜敌人,而是让任何敌人都无法压倒我们崇拜安拉的意志。
* 阅读适合孩子年龄版本的先知传记(*sīra*)。讨论安拉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一生的保护,从婴儿期到成年晚期。
* 探索并谈论相关的安拉尊名,如:保卫者(*al-Muhaymin*)、全能的/大能的(*al-Qādir*)、裁决者/公正者(*al-Ḥakam*)以及援助者/支持者(*al-Walī*)。本文末尾提供了示例。
* 教导你的孩子祈祷文(*duʿāʾ*),帮助他们寻求安拉的保护,并赋予他们自己呼唤安拉的能力。一个孩子容易记住的极好祈祷文是:
 
> بِسْمِ اللَّهِ الَّذِي لاَ يَضُرُّ مَعَ اسْمِهِ شَىْءٌ فِي الأَرْضِ وَلاَ فِي السَّMَاءِ وَهُوَ السَّمِيعُ الْعَلِيمُ
>
> *Bism-illāhi al-ladhī lā yaḍurru maʿa ismihi shayʾun fī-l-arḍi wa lā fī-l-samāʾi wa huwa al-Samīʿu al-ʿAlīm.*
>
> 翻译:奉安拉之名,由于他的名字,地上和天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造成伤害,他是全听的,全知的。(重复三次)
>
> 阿班·本·奥斯曼(Abān ibn ʿUthmān)说:我听奥斯曼·本·阿凡(ʿUthmān ibn ʿAffān,他的父亲)说:我听安拉的使者 ﷺ 说:如果任何人说三次:“奉安拉之名,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地上或天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造成伤害,他是全听的,全知的。”他直到早晨都不会遭受突然的灾难;如果任何人在早晨说这话,他直到傍晚都不会遭受突然的灾难。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
 
### 安全基地
 
依恋的另一个方面是,照顾者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提供一种舒适感。在父母与孩子的依恋背景下,这意味着即使孩子有探索的欲望,他们也能够在渴望从陌生环境中寻求避难时回到照顾者身边。有了安全依恋,孩子在经历不适或痛苦时也可以依靠照顾者获得安慰和舒缓。
 
父母与孩子关系中的温暖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展示:
 
* 身体接触,如拥抱、击掌或坐得靠近彼此。
* 对在孩子处于困境时提供帮助表现出真诚的兴趣——在他们生病时照顾他们,在他们受伤时擦干他们的眼泪,并在他们经历困难感受时给予共情调谐。
* 当他们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感到不确定时,口头上给予支持的保证:“你能行的”、“我就在你身后”、“如果你搞砸了,我会支持你”。
* 告诉你的孩子,无论他们年龄多大或犯了多大的错误,他们总是可以转向你。
 
遗憾的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父母忽视了通过温暖和爱来培养孩子对安拉依恋的重要性。许多家庭仅仅专注于安拉的惩罚,以此来劝阻孩子不要做出不当行为。虽然强调令人不悦于安拉的行为后果有其一席之地,但通过强调安拉的慈悯来建立爱和安全感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 据奥马尔·本·赫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传述:一些战俘被带到先知 ﷺ 面前,其中有一名妇女正在给任何需要母乳的孩子喂奶。每当她在俘虏中发现一个孩子,她就将其抱入怀中哺育(她失去了孩子,但后来找到了他)。先知 ﷺ 对我们说:“你们认为这位女士会把她的儿子扔进火里吗?”我们回答说:“不会,如果她有能力不把他扔进火里的话。”先知 ﷺ 随后说:“安拉对他的仆人比这位女士对她的儿子还要慈悯。” <sup id="fnref:36"><a href="#fn:36">[36]</a></sup>
 
> [先知啊] 你说:“如果你们喜爱安拉,就当顺从我;[你们顺从我],安拉就喜爱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sup id="fnref:37"><a href="#fn:37">[37]</a></sup>
 
> 你们当向你们的主求饶,然后向他悔过,我的主确是至慈的,确是至爱的。 <sup id="fnref:38"><a href="#fn:38">[38]</a></sup>
 
> “你们应当记忆我,我就记忆你们;你们当感谢我,不要辜负我。” <sup id="fnref:39"><a href="#fn:39">[39]</a></sup>
 
> 阿布·胡莱赖(愿主喜之)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安拉说:‘我的仆人如何想象我,我就如何对待他,当他记忆我时,我就与他同在。’以安拉起誓!安拉对他的仆人的悔过比你们中在沙漠里意外找到丢失骆驼的人还要高兴。‘他向我走近一拃,我就向他走近一肘;他向我走近一肘,我就向他走近一寻;如果他走向我,我就奔向他。’” <sup id="fnref:40"><a href="#fn:40">[40]</a></sup>
 
> 阿布·胡莱赖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当安拉喜爱一个仆人时,他呼唤吉卜利里(Gabriel)[说]:‘我确已喜爱某某,所以你也喜爱他吧。’他说:‘于是他在诸天中高声宣布。然后对那个人的喜爱便降临在地上的人们中间。这正如安拉所说:信道且行善的人,至仁主必使他们获得相爱(19:96)。而当安拉憎恨一个仆人时,他呼唤吉卜利里[说]:‘我确已憎恨某某。’于是他在诸天中高声宣布。然后对那个人的憎恨便降临在地上。’” <sup id="fnref:41"><a href="#fn:41">[41]</a></sup>
 
父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展示安拉是安慰和温暖的源泉:
 
* 通过展示安拉如何供养他所有的受造物(无论大小),培养一种安拉希望他的受造物获得最佳状态的感觉。
* 探索并讨论安拉的尊名,如 *al-Laṭīf*(玄妙的、最温和的)、*al-Raḥmān*(至慈的)、*al-Raḥīm*(特慈的)、*al-Wadūd*(至爱的)、*al-Raʾūf*(至仁的)和 *al-Shakūr*(最赏识的)。
* 解释在痛苦时刻,一个人总可以呼唤安拉并从他那里寻求安慰。孩子们总可以向安拉倾诉、寻求他的支持并请求他的帮助。
* 与孩子们谈论安拉是最慈悯的,虽然应该避免罪恶,但穆斯林绝不应绝望于安拉的慈悯,或认为自己的罪过大到安拉无法宽恕。
 
## 必要的补充依恋
 
[我们的“伊斯兰整合韧性模型”(IIRM)](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nting) 的基本原则是:对安拉和主要照顾者的安全依恋是今世(*dunyā*)和后世(*ākhira*)具备韧性和成功的理想状态。然而,作为穆斯林,如果没有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古兰经》的依恋,我们的信仰将是不完整的。对社群的依恋在精神和心理上同样重要。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依恋”是指通俗意义上的爱和连接,而不是我们在讨论父母和神圣依恋时所引用的特定技术定义。这正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的依恋类型,即在先知 ﷺ、《古兰经》和穆斯林社群的背景下。每个小节最后都会提供父母如何培养孩子与这些对象关系的建议。
 
### 对《古兰经》的依恋
 
《古兰经》作为安拉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话语,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安拉将其描述为:“这确是坚固的经典,虚伪不能从它的前后进攻它,[它是]从至睿的、受赞的[主]降示的。” <sup id="fnref:42"><a href="#fn:42">[42]</a></sup> 培养对《古兰经》的依恋进一步巩固了与安拉的牢固关系,并且是通往今世和后世虔诚的手段。安拉描述《古兰经》说:
 
> “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 <sup id="fnref:43"><a href="#fn:43">[43]</a></sup>
 
> “众人啊!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诲已降临你们,这教诲是治愈心病的,是信士们的向导和慈悯。” <sup id="fnref:44"><a href="#fn:44">[44]</a></sup>
 
如前所述,建立与安拉的关系增强了我们孩子的韧性。为了与某人建立稳固、健康的依恋,你需要了解他们。安拉通过《古兰经》中的话语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他的机会。想想当你通过安拉在最伟大的启示经文 <sup id="fnref:45"><a href="#fn:45">[45]</a></sup>——“宝座经”(*ayat al-kursī*)中的话语了解他时的感受:
 
> “安拉,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他在不打盹,也不睡觉;凡在天上的,凡在地上的,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意欲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任何学识。他的宝座,包括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 <sup id="fnref:46"><a href="#fn:46">[46]</a></sup>
 
在这节经文中,安拉分享了他尊名和属性、他的知识和权力的优美描述。这加强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和认知,从而建立了抵御生活困难的免疫力。
 
安拉告诉我们:“众人啊!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明证确已降临你们,我已降示你们一种显着的灵光(即《古兰经》)。至于信道而且坚持安拉的人,他将使他们入在从他发出的慈悯和恩惠中,并引导他们走上向他的正路。” <sup id="fnref:47"><a href="#fn:47">[47]</a></sup> 我们的孩子可以通过真正理解安拉直接的话语是可及的,从而与安拉建立更深层的关系。这样一来,《古兰经》中提供的智慧、引导和抚慰在我们的孩子经历困难时刻时就具有了不同的深度意义。
 
在这个充满不断变化的标准和预期的世界里,《古兰经》提供了动摇不得的引导。事实上,《古兰经》及其注疏(*tafsīr*)在我们渴望疗愈、和平与宁静的时候支撑着我们。正是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韧性的堡垒才得以建立。 <sup id="fnref:48"><a href="#fn:48">[48]</a></sup>
 
伊本·阿拔斯(愿主喜之)说:
 
> 安拉已为遵循《古兰经》的人保证:他不会在今世误入歧途,也不会在后世受难。然后,他诵读了这节经文:“谁遵循我的引导,谁在今世不致迷误,在后世不致受难。” <sup id="fnref:49"><a href="#fn:49">[49]</a></sup>
 
然而,有些人无法与《古兰经》建立联系,因此也无法与安拉建立联系,因为他们受到对上帝话语负面偏见的阻碍。虽然我们可以在学术上承认对《古兰经》的依恋会带来心理和情感健康方面的益处,但*如何*建立这种依恋同样重要。回顾你自己的成长过程,在什么背景下会引用《古兰经》的经文?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古兰经》被成年人当作吓唬而非启发他们的武器,其关于火狱惩罚的警告被用来迫使行为不端的孩子服从。许多人都有在主日学班上努力背诵并害怕在大家面前朗诵的记忆。许多孩子在学习阅读和背诵《古兰经》的过程中会遭到体罚、大喊大叫和严厉惩罚。这一过程中的痛苦记忆会让人在以后的生活中难以与《古兰经》连接。父母和社群成员往往过度强调阿拉伯语的阅读和发音,而忽视了理解和个人连接,导致孩子觉得这些被要求阅读、背诵和记忆的话语与自己格格不入。建立与《古兰经》的依恋,从而加强与安拉的依恋,不能通过一种只强调恐惧和惩罚、而牺牲爱和奖励的教学法来实现。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优美地表达了这一点:
 
> 心灵在通往至尊安拉的旅程中就像一只鸟。爱是它的头,恐惧和希望是它的两翼。当头是健康的,那么双翼就能飞得很好。当头被切断,鸟就会死亡。当它的任何一个翅膀受损,鸟就变得容易受到各种猎人和掠食者的攻击。 <sup id="fnref:51"><a href="#fn:51">[51]</a></sup>
 
此外,让我们的孩子通过翻译和注疏(*tafsīr*)来理解《古兰经》是势在必行的。在《古兰经》中,安拉描述了许多我们寻求效法的虔诚先贤的历程。这些关于在困难中坚持不懈的古兰经故事在生活艰辛时提供了慰藉。帮助孩子学习这些故事能促进他们与《古兰经》建立更强的情感联系。
 
在困难时刻翻开《古兰经》,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读一节让你产生特别共鸣的经文,轻轻地为你的心灵涂抹药膏并激励你继续前进,这可能是一种极其强大的体验。安拉降示章节(单数:*sūra*)给先知 ﷺ 的明确目的就是在其面临巨大困难时建立他的韧性。启示的时机并非随机。例如,《优素福章》(*Sūrat Yūsuf*)是在“忧愁之年”降示给他的,旨在安抚他在两位深爱的人去世后的心灵,并向他展示伴随着困难而来的胜利。通过这种方式与安拉建立连接,我们给了孩子培养与《古兰经》个人关系并体验其宁静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些永恒智慧且永恒不变的话语中感到踏实。
 
> “真的,只有在记忆安拉中,心灵才得到平静。” <sup id="fnref:52"><a href="#fn:52">[52]</a></sup>
 
> “每当有人聚集在一起记忆安拉,天使们就会围绕他们,慈悯笼罩他们,安宁降临他们,安拉会在他身边的众神灵面前提到他们。” <sup id="fnref:53"><a href="#fn:53">[53]</a></sup>
 
> 据巴拉·本·阿齐布(Al-Barāʾ b. ʿĀzib)传述:一个人正在诵读《山洞章》(*Sūrat al-Kahf*),他的谷仓里有一只动物变得不安。当他抬头看时,有一团薄雾或云彩遮在他上方。他向先知 ﷺ 提到这件事,先知说:“继续诵读吧,那是随着《古兰经》降临的安宁。” <sup id="fnref:54"><a href="#fn:54">[54]</a></sup>
 
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培养孩子对《古兰经》的爱和依恋:
 
* 培养频繁的家庭《古兰经》时间。根据孩子的年龄,这可以包括在车里听《古兰经》、每天一起读几节经文、听关于某章经文注疏的讲座,以及一起学习几节经文的含义。
* 将《古兰经》作为稳定的源泉。例如,在平静的时刻(如睡前)听《古兰经》,可以让孩子放松并提供稳定、一贯的日常程序。在情感动荡的时刻也应该引用《古兰经》,以提供与安拉以及与你(父母)的连接感(例如,当困难发生时诵读 *innā li-llāhi wa innā ilayhi rājiʿūn* [我们确是属于安拉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sup id="fnref:55"><a href="#fn:55">[55]</a></sup>
* 讨论某些经文如何引起你的共鸣并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例如,由于感恩在建立韧性中起着作用 <sup id="fnref:56"><a href="#fn:56">[56]</a></sup>,当讨论《开端章》(*Sūrat al-Fātiḥa*)中的经文“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主” <sup id="fnref:57"><a href="#fn:57">[57]</a></sup> 时,你可以询问孩子他们对安拉有什么感激之处,并列出一些你自己最珍惜的恩泽。
* 探索《古兰经》中先知、虔诚者以及获得安拉爱的人的故事,以及从中得出的教训。
* 识别《古兰经》中作为乐园(*jannah*)居民品质的积极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现。询问他们是否曾表现过这些特质,并让他们想象这些特质在什么时候会有帮助(例如,排队等待展现耐心)。对于较大的孩子,也要识别火狱居民的特质,并讨论保护我们免受这些品质(如傲慢)侵害的方法。
* 通读描述乐园的经文,让孩子分享他们在听到这些经文时所想象的画面。问他们正在为乐园里的什么而祈祷。对于年幼的孩子,鼓励他们画一幅在乐园里的房子的画,并把它放在经常能看到的地方。这类似于疗法中常用来管理焦虑的“安全空间”练习,因此有助于调节情感并进而建立韧性。 <sup id="fnref:58"><a href="#fn:58">[58]</a></sup>
* 询问孩子他们是否有最喜欢的古兰经经文。如果没有,帮助他们选择一节。让他们写下或打印这节经文,进行装饰,并放在房间里显眼的地方,作为有益的提醒和与《古兰经》个人连接的一种方式。重复这节经文作为咒语可以帮助促进情感调节并增加福祉。 <sup id="fnref:59"><a href="#fn:59">[59]</a></sup>
 
### 对先知 ﷺ 的依恋
 
我们依恋安拉的关键方式之一是通过依恋他的先知 ﷺ。这是基于多段圣训,这些圣训表明,穆斯林的信仰如果不爱先知 ﷺ 胜过爱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就是不完整的。
 
> 据阿纳斯·本·马利克(Anas ibn Mālik)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你们中任何人的信仰如果不使我比他的孩子、他的父亲和所有的人都更可爱,那他就没有真正信道。” <sup id="fnref:60"><a href="#fn:60">[60]</a></sup>
 
> 阿纳斯传述:先知 ﷺ 说:“具备以下三项品质的人将拥有信仰的甜美:
> 1. 安拉及其使者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令他喜爱。
> 2. 爱一个人仅仅是为了安拉。
> 3. 厌恶回归不信,就像厌恶被投入火中一样。” <sup id="fnref:61"><a href="#fn:61">[61]</a></sup>
 
> 据阿卜杜拉·本·希沙姆(ʿAbd Allāh b. Hishām)传述:我们和先知 ﷺ 在一起,他拉着奥马尔·本·赫塔卜的手。奥马尔对他说:“安拉的使者啊!除了我自己,你比任何事物都更令我喜爱。”先知 ﷺ 说:“不,以掌握我灵魂的主起誓,[除非你使我比你自己更可爱,否则你没有完整的信仰]。”然后奥马尔对他悦道:“安拉啊,现在你确比我自己更可爱了。”先知 ﷺ 说:“奥马尔啊,现在[你确已是个信士了]。” <sup id="fnref:62"><a href="#fn:62">[62]</a></sup>
 
我们被要求爱先知 ﷺ 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孩子甚至我们自己。这对穆斯林来说是一个情感上的挑战:当先知 ﷺ 已经不再生活在我们中间时,我们如何实现这种深沉的爱?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这都是难以把握和实现的,更不用说孩子了。然而,基础可以在早期就奠定。
 
我们通过依恋先知 ﷺ 那无懈可击的行为、高尚的品德和激励人心的坚毅,来发展对他的依恋。先知 ﷺ 是韧性的榜样,这体现在他在面对顽强甚至血腥的抵抗时,总是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卓越、维护心理健康并勤奋地追求他的目标(传播伊斯兰的信息)。他咨询圣门弟子并无条件托靠安拉,配合频繁的祈祷(*duʿāʾ*)和礼拜,提醒我们如何在痛苦时期进行基于精神的应对。
 
看到所爱之人克服困难可以激励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尤其是当那个人真心为我们好时。先知 ﷺ 非常深切地关怀他的稳麦(*ummah*),这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 “你们族中的一个使者确已来临你们了,他因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感到忧伤,他热望你们得正道,他对于信士们是仁慈的,是至慈的。” <sup id="fnref:63"><a href="#fn:63">[63]</a></sup>
 
> 阿纳斯·本·马利克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说:“我希望我能见到我的兄弟们。”先知的同伴们说:“我们不是你的兄弟吗?”先知 ﷺ 说:“你们是我的同伴,但我的兄弟是那些虽然从未见过我却信奉我的人。” <sup id="fnref:64"><a href="#fn:64">[64]</a></sup>
 
> 据阿卜杜拉·本·阿姆鲁·本·阿斯(愿主喜之)传述:先知 ﷺ 诵读了安拉关于易卜拉欣(愿主赐他平安)的经文,易卜拉欣说:“我的主啊!它们确已使许多人迷误。谁顺从我,他确是我的同道”(14:36);以及先知耶稣(ʿĪsā)所说的话:“如果你惩罚他们,那末,他们是你的奴仆;如果你赦宥他们,那末,你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5:118)。然后,先知 ﷺ 举起双手说:“安拉啊!我的稳麦,我的稳麦”,并流下了眼泪;至尊安拉说:“吉卜利里啊!去穆罕默德那里问他:‘你为什么哭泣?’”于是吉卜利里来到他身边问他[哭泣的原因],安拉的使者 ﷺ 告知了他所说的话(尽管安拉对此了如指掌)。于是安拉说:“吉卜利里啊,去穆罕默德那里说:‘我确将让你在你的稳麦问题上满意,绝不会让你不快。’” <sup id="fnref:65"><a href="#fn:65">[65]</a></sup>
 
> 阿布·胡莱赖说:安拉的使者 ﷺ 说:“每位使者都获得了一次必蒙应允的祈祷。然而,我把我的祈祷保留到了复生日,作为对我稳麦的求情。” <sup id="fnref:66"><a href="#fn:66">[66]</a></sup>
 
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培养孩子对先知 ﷺ 的爱和依恋:
 
* 一起阅读先知传记(*sīra*),从幼儿期的简单故事开始,到后来的深入传记。
* 讨论先知 ﷺ 在其一生中所经历的逆境(从第一次听到先知使命信息的压力,到赫蒂彻(Khadīja)或易卜拉欣(先知之子)的去世,到古莱氏人残酷的迫害等)以及他应对的方式(礼拜、向安拉祈祷、寻求可靠之人的帮助等)。
* 识别并讨论先知 ﷺ 一些最令人钦佩的特质,如他的坚毅、奉献和正直。讨论为什么这些品质是可取的,以及这些特质在你孩子或你孩子认识的人身上会是什么样子的。
* 讨论先知 ﷺ 对稳麦的爱,以及这如何也包括你的孩子。与孩子一起想象在乐园里与他见面的快乐。
* 向你的孩子描述先知 ﷺ 的容貌,以便他们感到与他更亲近。
 
### 社群与群体归属感
 
群体和社群归属感,如宗教机构和学校 <sup id="fnref:67"><a href="#fn:67">[67]</a></sup>,可以成为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当一个人面临困难时,他的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对能力都是有限的。加入一个群体可以让一个人感到不再孤单,增加同志情谊,并利用物质资源、社会关系和跨代智慧的网络。研究发现,群体成员身份可以增强应对压力、创伤和焦虑的能力。 <sup id="fnref:68"><a href="#fn:68">[68]</a></sup> 被证明加入群体还有助于预防抑郁、缓解抑郁发作并防止复发。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群体的支持增强了心理健康、学术成就和自尊。
 
伊斯兰教中极力推荐且强制性的社群活动,如参加周五聚礼(主麻)和参加殡礼(*janāza*),不仅提供了极大的善功来源,也是收获加入群体的韧性益处的便捷方式:
 
**微观层面:** *导师、穆斯林同伴、穆斯林学生协会、学习小组(ḥalaqa)和亲密朋友。* 这些关系可以在主要照顾者关系之外提供亲密的依恋,并能帮助你的孩子在需要时感到受引导和受支持。父母绝不应该用这些依恋来取代他们自己的个人参与,但在缺乏健康的父母形象时,这些关系在建立韧性方面可以非常强大。
 
**中观层面:** *当地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或社群组织。* 这个层面的关系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感到自己是当地社群的一部分,并为他们提供归属感。对于在穆斯林占少数的地方成长的穆斯林来说,这可能尤为重要。这些连接有助于培养更稳固的身份感和包容感。
 
**宏观层面:** *稳麦(Ummah)。* 对于较大的孩子和即将成年的青少年来说,让他们知道自己属于一个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社群是很重要的。穆斯林不仅是一个在思想、行为和信仰上有共同点的全球群体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跨历史的兄弟姐妹情谊的一部分,这包括先知穆罕默德 ﷺ 稳麦中的每一位穆斯林——无论现在、过去还是未来。稳麦中的每个人都有角色要扮演,这基于安拉赐予他们的恩泽。鼓励你的孩子利用他们的天赋和兴趣为稳麦做出贡献,可以给他们更宏大的使命感和归属感。
 
## 六、 重要注意事项
 
在投入建立与孩子依恋关系的旅程时,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虽然依恋理论上可以在父母或孩子的任何生命阶段进行培养,但幼儿时期的依恋对心理和精神健康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青少年了,父母也不应该放弃,但他们应该知道,流逝的时间越多,在他们已长大的“孩子”(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年轻人)心中植入新的思维模式就越具挑战性。最好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就培养 you 与孩子之间的牢固依恋,并从孩子能够理解(大约 3 岁左右)起就培养孩子与安拉之间的依恋。
 
然而,如果你自己与父母或与安拉的依恋在任何方面受到了损害,你就很难与孩子建立健康的依恋。当我们与自己父母或与安拉的关系紧张时,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向孩子展示不健康的行为。反省是父母拥有的最好工具之一,因此请反思你自己与安拉以及与所爱之人的依恋风格,以确定在你自己这一端是否需要任何疗愈。这种疗愈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心理和精神健康。
 
## 七、 案例研究回顾
 
莫娜和易卜拉欣开始反思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并意识到他们威权式的教养方式不利于培养健康的孩子或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与他们成长过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过去受教育的方式对他们的孩子并不奏效。他们的孩子之所以挣扎,是因为他们对安拉没有依恋,也没有一种“想要”成为穆斯林而非“必须”成为穆斯林的感觉。莫娜和易卜拉欣知道继续以前的做法会更容易,但他们决定选择一条更具挑战性但也更有回报的道路,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最初,谈论爱安拉并解释各种古兰经和先知故事背后的智慧感觉很奇怪。但随着莫娜和易卜拉欣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他们的孩子开始慢慢软化。他们在对待孩子时的严厉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这需要极大的有意图性、坚持和耐心来减轻失误和路上的颠簸,但莫娜和易卜拉欣知道这是必经之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们继续进行更多关于安拉的谈话,并参与更多的家庭活动和讨论,他们开始注意到一种转变:他们的孩子开始主动进行崇拜行为,而不需要被告知。 <sup id="fnref:69"><a href="#fn:69">[69]</a></sup> 与此同时,莫娜和易卜拉欣也努力在孩子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依恋。曾经的交易型关系现在正成长为一种更加充满爱、安全感和互惠的关系。
 
## 八、 谈话启发(Conversation Starters)
 
有时将理论付诸实践可能感觉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请注意,试图一次性实施本文中的所有内容是不自然且令人不堪重负的。建立与安拉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旅程。它不能操之过急。为了在这个旅程中帮助你,我们列出了一些“谈话启发”。这些提示可以作为你已有的家庭仪式的一个极好补充。例如,如果你像许多家庭一样,在每个周五晚上看电影或举办游戏之夜来放松并开启周末,你可以在此之前使用这些提示进行一次微型课程。你可以先简要回顾过去的一周和即将到来的周末,然后全家讨论一个每周问题。这些问题理想情况下将开启谈论重要话题和加强家庭纽带的大门。
 
我们在下面按主题分列了一些样本谈话启发。但在将它们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之前,请注意以下提示:
 
* 确保任何微型课程的持续时间适合其受众。如果这些谈话太长,你和你的孩子都不会期待它们,因为它们很累人。大约 15-20 分钟通常是一个合适的长度。
* 确保微型课程的内容适合受众。小孩子天然会被手工和工艺品所吸引,所以例如用马克笔画画会对他们有吸引力。如果你的大孩子和最小的孩子之间有很大的年龄差距,考虑分工,由一位家长辅导大孩子,另一位家长辅导小孩子。
* 不要让这项活动/谈话在准备方面太繁琐,否则你很可能无法坚持下去。准备 5-10 分钟,从本文中提取相关的经文(*āyāt*)、圣训或材料即可。
* 如果你被孩子提出的棘手问题难住了,不要烦恼。告诉孩子你会进一步了解并回覆他们。这可以成为你们双方的学习时刻。
 
### 建立亲近感
 
* 身体、精神和情感上的亲近对你意味着什么?
* 我们怎么知道安拉离我们很近且能听到我们说话?
* 举出你的祈祷(*duʿāʾ*)得到响应的例子。(主题:响应性)
* 为什么祈祷看起来好像没有得到响应?祈祷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响应方式?
* 哪些崇拜行为让你感到更亲近安拉?
* 哪些崇拜行为让你感到与我们(家庭、父母、兄弟姐妹)更亲近?
* 哪些崇拜行为让你感到与社群更亲近?
* 以 0 到 10 分计,你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有多亲近?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加这种亲近感?
*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正在经历的事情,拿出来谈谈会对你有帮助?
* 如果以后有某些可能难以开口的事情,你预想会如何跟我们谈论它?你会采取什么步骤?
*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言语和行动向彼此展示我们的关怀和亲近?
*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向安拉展示我们爱他并感激他?
 
### 安全感
 
* 身体、精神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对你意味着什么?
* 安拉赐予了我们哪些工具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感?
* 让我们一起查看安拉的尊名。哪些与安全相关的尊名引起了你的注意?选择一个尊名,你可以开始在祈祷中使用它,或者在你感到害怕时使用它。
* 你能想到安拉保护先知的例子吗?
* 你能想到安拉保护你安全或让你免受伤害的例子吗?
* 我们作为一个家庭采取了哪些预防措施来促进身体和情感的安全?
* 以 0 到 10 分计,你在家里感到有多安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加你的安全感?
* 当你在家门外或离开家人时,你可以利用什么来感到安全?
* 你通常可以使用哪些工具来获得情感上的安全感(祈祷、深呼吸、接地等)?
 
### 安全基地
 
* 什么是安全基地?它像是一只小鸟随时可以回到的鸟巢吗?它像是玩捉迷藏时的那个“安全树”,或者是棒球场上的本垒?让我们画一幅画,展示安全基地对你意味着什么。
* 我们与安拉的关系如何像一个安全基地?
* 你能想到古兰经中的先知或其他人在困难时期将安拉作为安全基地的任何例子吗?
* 一个穆斯林是否可能搞砸得太严重,以至于安拉不再是他们的安全基地?
* 你是否可能搞砸得太严重,以至于我们(你的父母)不再是你的安全基地?
*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回到安拉那个安全基地,你可以念诵什么记主词(*dhikr*)或祈祷文(*duʿāʾ*)?(我向安拉求饶 [*astaghfiru-llāh*],唯有安拉能赐予力量 [*lā ḥawla wa lā quwwata illā bi-llāh*] 等)
*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什么样的暗号,用于当你想跟我们谈论某事但感到害羞或害怕时使用?
* 如果有人说了一些听起来不对劲的话(也许它违反了规则,或者违背了教导你的东西),你该怎么办?是自己解决更好,还是找你信任的成年人如我们(你的安全基地)谈谈更好?
* 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你应该只告诉父母,只跟安拉谈论,还是两者都做?
* 如果发生了非常困难的事情,你对于跟我们(父母)谈论它的感受如何?如果你惹了麻烦,是直接来找我们冒着受罚的风险好,还是等它过去更好?
 
## 九、 谈话启发与故事
 
讲故事是向各年龄段人群(尤其是儿童)说明概念的一种有力方式。下面你会发现一些故事,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培养健康依恋所需的安拉的不同属性:响应性、保护和安全基地。
 
### 课程 1:安拉是我们的保护者
 
这第一个来自先知 ﷺ 生平的故事强调了安拉是我们的监护者,并描述了安拉的尊名 *al-Muhaymin*(保卫者、永恒的监护保护者),以及用于促进家庭讨论和反思的后续问题。
 
**关于安拉终极保护的一课**
 
> 你说:“我们只遇到安拉为我们注定的。他是我们的保护者。”让信士们只托靠安拉吧。 <sup id="fnref:70"><a href="#fn:70">[70]</a></sup>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始终知道先知的道路将是艰难的,但现在事情已经失控了。他和他追随者(穆斯林)的生命正受到威胁。自从他开始教导人们仅崇拜安拉以来,他在麦加树立了许多敌人。麦加人崇拜偶像已经很久了,当先知 ﷺ 鼓励变革时,他们被激怒了。
 
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密谋杀害先知 ﷺ。他知道这件事正在发生,因为安拉把这些计划告诉了他。大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动手?先知 ﷺ 不会坐以待毙。他需要一个计划。
 
在袭击发生的当晚,他的堂弟阿里·本·阿比·塔利卜(ʿAlī ibn Abī Ṭālib,愿主喜之)自愿躲在先知 ﷺ 的床上。这样一来,刺客们会以为先知 ﷺ 还在家中熟睡,就不会注意到先知 ﷺ 和他的好友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格(Abū Bakr al-Ṣiddīq,愿主喜之)在深夜悄悄溜走。当刺客们在早晨进入先知 ﷺ 的家时,他们失望并愤怒地发现躺在那里的竟是年轻的阿里,在惊讶之余,他们允许他走出了房子。
 
与此同时,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早已离开麦加,在前往一个欢迎穆斯林且不会面临迫害的地方——麦地那——的路上。由于长途跋涉,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感到疲惫不堪,突然他们听到了马蹄声。他们的敌人追上来了!
 
他们冲进最近的山洞,但能听到追捕者的脚步声紧随其后。他们越来越近,直到那些想要行刺的人就站在他们躲藏的山洞外。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很担心,说:“如果他们中有人往下看,就会看到我们。”然而,先知 ﷺ 却是平静的化身。“阿布·伯克尔啊!”他惊呼道,“你认为第三者是安拉的两个人会怎样呢?” <sup id="fnref:71"><a href="#fn:71">[71]</a></sup>
 
当刺客靠近山洞入口时,你认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入口覆盖着蜘蛛网!他们彼此悦道:“看这蜘蛛网。如果有人刚刚进去,蜘蛛就不会在入口处结网了。” <sup id="fnref:72"><a href="#fn:72">[72]</a></sup>
 
刺客们确信山洞是空的,于是转身离去,殊不知他们离抓获目标仅几步之遥。一旦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愿主喜之)确定敌人已经走远,他们就离开山洞走下山去,继续安全地前往麦地那,并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抱。
 
***Al-Muhaymin*(保卫者、省察的保护者) <sup id="fnref:73"><a href="#fn:73">[73]</a&g 收起阅读 »

宗教殊途同归吗?批判马丁·林斯与永恒主义的虚假承诺

# 所有宗教都一样吗?伊斯兰与永恒主义的虚假承诺
 
## 马丁·林斯(Martin Lings):永恒主义者
 
大多数说英语的穆斯林都熟悉马丁·林斯撰写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书名为《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作为读书会的常客,这本书因其可读性、博学和叙事风格而赢得了高度赞誉。 [1]
 
然而,很少有穆斯林熟悉林斯的其他作品。在其中一本名为《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Ancient Beliefs and Modern Superstitions*)的书中,林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尖锐地批评了进化论、将自由作为目标以及进步的观念。他所做的一些联系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表达得非常优美。 [2]
 
然而,任何敏锐的穆斯林读者都会很快发现,在《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中,伊斯兰基本上是缺席的,尽管并非完全没有。相反,林斯将他的许多批评建立在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学基础上。 [3]
 
林斯并不认为这些宗教传统与伊斯兰有根本冲突,而是始终淡化它们与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异,称之为“视角”问题, [4] 或者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 [5]
 
这种对宗教差异的否定也并非林斯作品中的边际元素。林斯经常发表大胆、笼统的声明,如“[这些宗教]所表达的真理依然是相同的”, [6] “所有宗教在真正根本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7] 以及“在其更一般的方面,[跨宗教的]正统性始终基本上是相同的”。 [8]
 
在一段极具说明性的文字中,林斯写道:
 
> ……世界上各大宗教耸立着——没有必要提及它们的名字——每一座都像是一条巨大的山脉,拥有着圣洁的皑皑雪峰。在背景中,到处也隐约可见一种更原始宗教的幽暗顶峰,这种宗教必须被取代或重新确认,因为其信徒已经背离了它,忘记了它。 [9]
 
山脉的意象极具感染力,但也令人不安。林斯仅仅是指出伊斯兰是安拉 ﷻ 引导的最终形式、旨在取代之前一切的这一基本信仰吗?还是林斯在倡导永恒主义立场,即伊斯兰仅仅是众多有效宗教中的一个?
 
林斯的文字和意象将读者推向后一种解释。在他的叙述中,伊斯兰的到来是为了取代作为所有当代宗教基础的神秘原始宗教,但*它并没有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其他的“山脉”——印度教、基督教等——也同样是为了取代失落的原始宗教而来的,因此它们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路径。按照林斯的说法,所有现存宗教都无权声称自己是绝对真理。
 
## 马丁·林斯(Martin Lings):永恒主义者
 
大多数说英语的穆斯林都熟悉马丁·林斯撰写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书名为《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作为读书会的常客,这本书因其可读性、博学和叙事风格而赢得了高度赞誉。 [1]
 
然而,很少有穆斯林熟悉林斯的其他作品。在其中一本名为《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Ancient Beliefs and Modern Superstitions*)的书中,林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尖锐地批评了进化论、将自由作为目标以及进步的观念。他所做的一些联系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表达得非常优美。 [2]
 
然而,任何敏锐的穆斯林读者都会很快发现,在《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中,伊斯兰基本上是缺席的,尽管并非完全没有。相反,林斯将他的许多批评建立在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学基础上。 [3]
 
林斯并不认为这些宗教传统与伊斯兰有根本冲突,而是始终淡化它们与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异,称之为“视角”问题, [4] 或者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 [5]
 
这种对宗教差异的否定也并非林斯作品中的边际元素。林斯经常发表大胆、笼统的声明,如“[这些宗教]所表达的真理依然是相同的”, [6] “所有宗教在真正根本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7] 以及“在其更一般的方面,[跨宗教的]正统性始终基本上是相同的”。 [8]
 
在一段极具说明性的文字中,林斯写道:
 
> ……世界上各大宗教耸立着——没有必要提及它们的名字——每一座都像是一条巨大的山脉,拥有着圣洁的皑皑雪峰。在背景中,到处也隐约可见一种更原始宗教的幽暗顶峰,这种宗教必须被取代或重新确认,因为其信徒已经背离了它,忘记了它。 [9]
 
山脉的意象极具感染力,但也令人不安。林斯仅仅是指出伊斯兰是安拉 ﷻ 引导的最终形式、旨在取代之前一切的这一基本信仰吗?还是林斯在倡导永恒主义立场,即伊斯兰仅仅是众多有效宗教中的一个?
 
林斯的文字和意象将读者推向后一种解释。在他的叙述中,伊斯兰的到来是为了取代作为所有当代宗教基础的神秘原始宗教,但*它并没有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其他的“山脉”——印度教、基督教等——也同样是为了取代失落的原始宗教而来的,因此它们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路径。按照林斯的说法,所有现存宗教都无权声称自己是绝对真理。
 
## 永恒的问题
 
永恒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都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这将其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区分开来,后者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真理,而是存在多种真理。因为永恒主义坚持唯一的真理,所以永恒主义者必须参与多种宗教传统,并证明这些传统拥有相同的真理,至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永恒主义者确实这样做了,但仅仅是通过经常省略、忽视或重新解释他们所参与的宗教传统中发现的任何排他性真理主张。当面对宗教中特别难以与永恒主义调和的特征时,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相对于启示和经典的优先性。这或许是永恒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对启示极度漠视,有时甚至到了反感的程度。
 
通过边缘化启示和经典,永恒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种姿态,既确认伊斯兰(和其他宗教)是真实的,又拒绝使伊斯兰独特的一切,包括伊斯兰自身对排他性且准确地代表安拉的真理和命令的主张。事实上,伊斯兰确实拥有一个可辨别的本质,该本质由得救所必需的信仰支柱和实践支柱构成。然而,永恒主义声称所有宗教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因此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宗教都足以获得救赎。
 
因此,永恒主义的论点违背了伊斯兰关于救赎排他性的教导,并使伊斯兰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伊斯兰整个事业本身的话)变得多余。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说:
 
> “舍伊斯兰而寻求其他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者。” [10]
 
并且,更加明确地说道:
 
> “在认清正道后,谁若反对使者,且遵循信士们以外的道路,我将让他随其所好,并使他入火狱——那是多么恶劣的归宿!” [11]
 
的确,如果所有宗教都拥有相同的终极真理,那么最后一位先知 ﷺ 为什么不教导这一点,而是专门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呢?如果永恒主义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先知就没有必要将自己和追随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宗教团体分离开来;他本来可以简单地加入古莱氏人,并尝试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中发现“真理的内核”。即使永恒主义者拒绝偶像崇拜,认为其不属于唯一的真理,但《古兰经》仍然应该赞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原罪教义为有效的真理——正如包括林斯在内的其他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12] 相反,安拉 ﷻ 断然驳斥并否定了它们。 [13]
 
与永恒主义者的幻觉相反,伊斯兰教导说,启示和经典对于正确的引导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伪造启示和操纵经典——甚至不合时宜地代表安拉发言——是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之一。安拉 ﷻ 说:
 
> “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或否认安拉的迹象者,有谁比他们更不义呢?不义的人必不能成功。” [14]
 
永恒主义作者习惯性地犯下这种罪行,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试图捍卫伊斯兰或赋予其特殊地位时可能是真诚的。现实情况是,永恒主义试图回避启示,并代之以人为地构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标准。永恒主义者认为所有真实的启示都具有共同的神圣起源,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试图通过对宗教传统的选择性阅读和有目的的解释来重构这一共同主线时,他们最终误入歧途。伊斯兰的核心信仰“认主独一”(*tawḥīd*)才是真正的永恒真理,而不是永恒主义者创造性的重构。
 
本文将永恒主义置于对宗教多样性问题的回应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回应严重依赖于对显教(exoteric)和密教(esoteric)宗教之间被夸大的区分——并根据伊斯兰自身提供的解决方案对这种回应进行评估。它证明了永恒主义远非一种普遍的密教真理,实际上是随着基督教的崩溃和启蒙运动的出现而在(现代)欧洲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产物。它进一步表明,永恒主义者系统地误读了外国宗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最后,它探讨了世俗主义宽容尽管与永恒主义有着不同的知识谱系,但如何为了自身削弱真理的目标而征用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 永恒的问题
 
永恒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都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这将其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区分开来,后者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真理,而是存在多种真理。因为永恒主义坚持唯一的真理,所以永恒主义者必须参与多种宗教传统,并证明这些传统拥有相同的真理,至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永恒主义者确实这样做了,但仅仅是通过经常省略、忽视或重新解释他们所参与的宗教传统中发现的任何排他性真理主张。当面对宗教中特别难以与永恒主义调和的特征时,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相对于启示和经典的优先性。这或许是永恒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对启示极度漠视,有时甚至到了反感的程度。
 
通过边缘化启示和经典,永恒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种姿态,既确认伊斯兰(和其他宗教)是真实的,又拒绝使伊斯兰独特的一切,包括伊斯兰自身对排他性且准确地代表安拉的真理和命令的主张。事实上,伊斯兰确实拥有一个可辨别的本质,该本质由得救所必需的信仰支柱和实践支柱构成。然而,永恒主义声称所有宗教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因此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宗教都足以获得救赎。
 
因此,永恒主义的论点违背了伊斯兰关于救赎排他性的教导,并使伊斯兰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伊斯兰整个事业本身的话)变得多余。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说:
 
> “舍伊斯兰而寻求其他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者。” [10]
 
并且,更加明确地说道:
 
> “在认清正道后,谁若反对使者,且遵循信士们以外的道路,我将让他随其所好,并使他入火狱——那是多么恶劣的归宿!” [11]
 
的确,如果所有宗教都拥有相同的终极真理,那么最后一位先知 ﷺ 为什么不教导这一点,而是专门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呢?如果永恒主义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先知就没有必要将自己和追随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宗教团体分离开来;他本来可以简单地加入古莱氏人,并尝试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中发现“真理的内核”。即使永恒主义者拒绝偶像崇拜,认为其不属于唯一的真理,但《古兰经》仍然应该赞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原罪教义为有效的真理——正如包括林斯在内的其他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12] 相反,安拉 ﷻ 断然驳斥并否定了它们。 [13]
 
与永恒主义者的幻觉相反,伊斯兰教导说,启示和经典对于正确的引导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伪造启示和操纵经典——甚至不合时宜地代表安拉发言——是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之一。安拉 ﷻ 说:
 
> “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或否认安拉的迹象者,有谁比他们更不义呢?不义的人必不能成功。” [14]
 
永恒主义作者习惯性地犯下这种罪行,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试图捍卫伊斯兰或赋予其特殊地位时可能是真诚的。现实情况是,永恒主义试图回避启示,并代之以人为地构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标准。永恒主义者认为所有真实的启示都具有共同的神圣起源,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试图通过对宗教传统的选择性阅读和有目的的解释来重构这一共同主线时,他们最终误入歧途。伊斯兰的核心信仰“认主独一”(*tawḥīd*)才是真正的永恒真理,而不是永恒主义者创造性的重构。
 
本文将永恒主义置于对宗教多样性问题的回应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回应严重依赖于对显教(exoteric)和密教(esoteric)宗教之间被夸大的区分——并根据伊斯兰自身提供的解决方案对这种回应进行评估。它证明了永恒主义远非一种普遍的密教真理,实际上是随着基督教的崩溃和启蒙运动的出现而在(现代)欧洲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产物。它进一步表明,永恒主义者系统地误读了外国宗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最后,它探讨了世俗主义宽容尽管与永恒主义有着不同的知识谱系,但如何为了自身削弱真理的目标而征用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 定义永恒主义、传统主义和普世主义
 
《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出版于 2001 年,即马丁·林斯去世前仅四年。与几十年前写的先知传记相比,这本书可能更准确地代表了林斯的坦诚信仰,因为先知传记受限于传记体裁,无法包含太多林斯自己的思想。
 
然而,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受过训练的人即使在林斯的先知传记中也能发现永恒主义的教义和解释。 [15]
 
林斯本人尽管在形式上否认了永恒主义的指控,但他竟然是一本名为《潜在的宗教:永恒哲学导论》(*The Underlying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的文集的编辑! [16]
 
因此,林斯对伊斯兰在当代宗教中地位的理解,并非源于伊斯兰的世界观。相反,它属于他与主要影响者勒内·格农(René Guénon)和弗里特若夫·舒昂(Frithjof Schuon)共同信奉的永恒主义哲学。
 
从技术上讲,格农、舒昂和林斯都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这是一个以永恒主义为主要支柱的哲学运动。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所解释的,“所有的传统主义者都是永恒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永恒主义者都是传统主义者。” [17]
 
传统主义将永恒主义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一种衰落的历史叙事相结合,这种叙事将过去视为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因此,传统主义者会拒绝新时代灵性和融合主义(syncretism),而非传统主义的永恒主义者则会接受这些运动为有效的。此外,永恒主义绝不能与普世主义混淆,后者对真理有着更为客观的理解。 [18]
 
简而言之,普世主义认为存在多种真理,永恒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而传统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但在过去更容易、更清晰地被发现。本文将把永恒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包括其传统主义和非传统主义的形式。
 
## 宗教多样性的问题
 
永恒主义最初兴起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对宗教多样性问题以及非基督徒(特别是古希腊人)提出的替代性真理主张的回应。如果我们将这些神学问题重新表述为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宗教掌握着真理,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的存在?而且,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拥有一些与我们相似的教导这一事实?
 
包括马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和阿戈斯蒂诺·斯图科(Agostino Steuco)在内的文艺复兴学者,并没有将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视为异教徒而排斥,而是试图将他们重新确立为古代神学家,认为他们教授并传承了与基督教教导源自同一神圣来源的“永恒智慧”。 [20]
 
他们的主张并不是说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实际上是接受了与《圣经》先知相同启示的先知,而是说他们仅仅是传递了相同的神圣知识。这些早期的永恒主义者发明了现在已被否定的传承链条,以解释特定的教义是如何从古代世界流传到他们那个时代的。 [21]
 
如果说古希腊的教导与基督教之间存在重叠点,那么也肯定存在分歧点,甚至是矛盾点。该如何解释这些呢?毕竟,古希腊人崇拜众多的神灵,而基督教神学家至少自认为是一神论者。活跃于近代早期的下一波永恒主义者,包括拉尔夫·卡德沃斯(Ralph Cudworth)、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和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提出这些古人并非*真的*是多神论者,他们只是为了无知的民众和公共秩序,在多神论的外壳中包裹了他们真正的、秘密的一神论教导。 [22]
 
这种对古希腊哲学中早先存在的显教(exoteric)和密教(esoteric)教导之间区别的重新利用,证明对永恒主义的可行性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宗教的外在实践、显教方面只是次要特征,可能存在广泛差异,甚至与其他宗教相冲突。然而,永恒的真理并非显教的,而是密教的,通过口头秘密流传至今。显教和密教的区别为永恒主义学者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使他们能够摒弃与其论点相抵触的教导,并确认与其论点相一致的教导。
 
因此,永恒主义最初是作为对特定神学问题的回应。然而,这种回应并不可信。首先,早期永恒主义者提供的传承链条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笑柄。为了挽救这一论点,永恒主义者淡化了永恒哲学*如何*传承,转而强调永恒哲学*是什么*。但这种回应同样令人不满意。首先,永恒哲学的内容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几乎没有区别。 [23]
 
此外,利用密教/显教的二元论来解释宗教多样性充满了问题:它预设了一个遥远、冷漠的上帝概念,低估了异端对人类救赎构成的危险,淡化了启示的重要性,给人们在验证外国宗教传统真理方面增加了太大的负担,低估了错误的传承或善意的谎言如何改变或掩盖基本真理,而且其内容通常过于主观。在反思伊斯兰如何解释宗教多样性后,这些问题变得显而易见。
 
## 伊斯兰与宗教多样性
 
伊斯兰为宗教多样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可信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强调了启示的重要性、性质和历史。
 
伊斯兰教导说,安拉对我们拥有善意、怜悯和慈悯,因此希望我们获得救赎。 [24] 为此,安拉通过他的引导表达了他的关怀和善意。他引导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是通过先知传达的言语。安拉那非受造的言语是他的直接指示,而他的先知则将他的言语传递给人类,并展示其正确的体现和应用。这些并没有穷尽安拉所有的引导类型——还有梦境以及在做完*istikhāra*(求善礼)后尝试观察到的吉兆——然而安拉的言语和他的先知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主要的。
 
启示在本体论上的必要性和首要性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它创造了一个区分真实启示与伪造启示的紧迫任务。如果启示是我们引导的主要管道,那么辨别真伪就成了一个紧迫的认识论问题。如果你能确认启示是真实的,你就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教导并付诸实践,即使这些教导是不直观的或不符合你的喜好。在这种格局中,虚假启示是对我们救赎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它可能会将我们原本遵循真理的良好意图重新引向毫无根据的崇拜和徒劳的虔诚的死胡同。
 
永恒主义的论点始于对上帝的一种糟糕见解。它假设神圣的引导并不是直接且断续地向我们揭示的,而是通过极少数来自遥远过去的导师秘密传承下来的。永恒主义中遥远的上帝并没有创造出辨别启示真伪的认识论紧迫感,而是把我们派往一场救赎性的寻宝游戏,让我们首先猜测永恒的教导是什么(或听信永恒主义者的话),然后搜寻各种传统以在其中发现它们。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命令,要求进行*istiqrāʾ*(详尽阅读),但却没有提供必要的工具或训练,从而使寻求真理者负担过重,同时又对古代智慧的准确传承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且不说寻找母语之外的永恒真理有多么困难,永恒主义的架构中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验证或证伪一个人对永恒哲学本身内容的断言。只有主张和为了证明这些主张而搜集的证据,而没有最终的仲裁者或准则来定论。相应地,我也可以简单地创造一种反永恒主义哲学,声称人格化的上帝(而不是新柏拉图主义那不可言说的“一”)才是永恒的真理,甚至宣称不信奉上帝才是真理。如果有人挑战我的永恒哲学版本,我也可以采取与永恒主义者相同的策略,说信奉上帝只是为了公共秩序而创造的宗教显教特征,而密教的真理实际上是无神论。事实上,这本身与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相差无几。
 
伊斯兰启示首要性的第二个结果,是承认偶像崇拜和其他异端邪说的危险。永恒主义将偶像崇拜淡化为仅仅是为了公共秩序而设计的显教特征,从而将上帝眼中最可憎的污秽和人类救赎最严重的威胁,仅仅视为一种仍具有功能性目的的不便。这种处理方式除了忽视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的生存威胁外,还没能充分说明外在实践对于促成内在状态是如何至关重要的。 [25]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的实践和异端的信仰不可能仅限于外部或显教的影响;它们必然也会损害一个人的内在状态。一个人在体现显教的多神论的同时,还能坚持密教的(推测为一神论的)真理,这种情景是完全不可信的。
 
## 启示的解剖:信仰与实践
 
伊斯兰通过首先界定问题的范围来解决宗教差异问题。古典伊斯兰学术将启示的语言内容分为*khabr*(消息)或*inshāʾ*(创造/指令)。*khabr* 表示关于现实的信息,而 *inshāʾ* 则代表在已知现实事实的情况下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指示。这种双重区分大致对应于神学(*ʿaqīda*)和法律(*sharīʿa*)领域。
 
在 *khabr/ʿaqīda* 领域,显著的宗教多样性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两个矛盾的事物不可能同时为真。火狱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轮回与 *barzakh*(死后至复活间的中阴界)、耶稣是被钉上十字架还是仅仅表现为被钉上十字架,这些都不可能同时为真。因此,这种类型的显著宗教多样性总是表明至少有一方处于错误和误导之中(或者双方都是),这里的显著差异是不合法的。 [26]
 
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启示声索者的真实性呢?安拉说,真实启示的终极标志是它号召人们信奉相同的神学:*tawḥīd*(认主独一)。
 
> “在你之前,我派遣使者,必启示他:‘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27]
 
任何声称或被声称先知主张除 *tawḥīd* 以外内容的所谓启示,都会被断然拒绝为虚假,要么是因为该主张是由伪先知提出的,要么是因为真先知的启示在其去世或失踪后遗失或被篡改了。
 
虽然该领域显著的多样性确实表明了确凿的错误,但反之并不成立,即任何一致的内容也不一定表明永恒的真理。这是永恒主义者反复陷入的一个逻辑错误。谎言可以像真理一样被共同持有。偶像崇拜本身也遵循着某些模式,而这些模式可以跨越时代和文化被追踪。 [28]
 
对于 *inshāʾ/sharīʿa* 而言,宗教多样性并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合法的差异源于安拉赋予了每个先知社群独特的 *sharīʿa*。安拉说:
 
>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律例和法程。如果安拉意欲,他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但他要把你们分成许多民族,以便考证你们能否遵守他所赐予你们的教律……” [29]
 
这并非普世主义的主张;相反,它仅仅是承认 *sharīʿa*(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maṣlaḥa*)是可以改变的,而 *ʿaqīda* 则不然。因此,不同的先知社群拥有不同的法律,这不必让人感到困扰,也不是虚假启示的标志。 [30] 然而,关于上帝、灵魂、后世等拥有不同的教导,则表明至少有一方必然是错误的。 [31]
 
如果我们足够认真地对待启示,以至于关心区分真实启示与伪造,我们就需要一部能够解释宗教信仰和实践中存在的实际可观察差异的启示和先知史。启示容易遗失和被篡改这一事实,使得派遣更多带来新启示(相同的 *ʿaqīda*,不同的法律)的先知成为必要。新先知的到来清理了旧有的积弊,使得当代人有责任遵循新先知的教导,而不是试图重建那些已消失在历史中的教导。这样一来,伊斯兰叙述中的猜测成分比永恒主义要少得多,因为穆斯林不只是乐观地依靠人类自古以来跨文明的传承,而是依靠安拉在历史中通过更多启示进行干预,直到该启示被保全,正如《古兰经》的情况一样。
 
对于传统公认的“有经人”之外的主要世界宗教,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本质上是伪先知,因为他们的经典充满了与我们的教导直接矛盾的教义?不一定。在伊斯兰的体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世界宗教具有神圣的*起源*。我们已经从《古兰经》中确切地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初是由安拉的真使者建立的合法宗教社群,但后来其教义因经典的伪造和操纵而受到了污染。佛教、印度教、道教等也有可能最初源于安拉的一位使者,只是后来被人类的干预所篡改。
 
请看《古兰经》中的这段经文:
 
> “(我派遣了)一些使者,我以前已告诉过你他们的故事;(我还派遣了)一些使者,我以前没有告诉过你他们的故事。安拉曾与穆萨(直接)对话。”
 
针对这段经文,穆萨纳·阿卜杜勒·法塔赫(Al-Muthannā ʿAbd Al-Fattāḥ)博士 [32] 说,我们不能排除当今世界各大宗教起源于真实的神圣引导的可能性。既然耶稣(*ʿIsā*)的引支勒(福音书)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戏剧性地篡改以证明对耶稣的崇拜是合理的,那么发送到更东方、我们对其知之甚少的安拉使者身上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过程,这确实是说得通的。这种遥远但可能的共同神圣起源,可以解释不同宗教之间某些特征的松散相似性,如礼拜、斋戒、施舍和朝觐,而无需诉诸永恒主义的论点,即这些松散的共性证明了每种宗教都拥有相同的密教核心,并且按照其当前的构造都是有效的。
 
## 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永恒主义
 
永恒主义坚持将密教真理与显教形式剥离,这其中隐含着对宗教权威、组织化宗教和官方宗教教导的蔑视。今天,这种情绪极其流行,在许多地方甚至可能成了默认选项。但情绪,无论看起来多么不言自明,也必然有其来源。如果我们挖掘并探究我们的这些情绪,我们可以追踪它们的谱系——有时会发现令人惊讶的起源。现代对组织化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的不信任,既不简单地是经验的智慧之声,也不是通过理性的进步揭示的普遍真理。相反,它产生于一套牢固植根于欧洲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特定形而上学承诺。
 
当然,一定程度的认知谦逊是必要且有益的。例如,在伊斯兰中,除非有经典的授权,否则我们不会对特定个人的最终归宿发表评论。在对新问题发布 *fatwa*(教令)时,通常做法是以“安拉至知”结束。这是因为安拉确切地知道这些事情,而我们并不知道。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也受到对人类局限性的显著敏感性的激励。 [33] 伊拉斯谟(Erasmus)和蒙田(Montaigne)是这种态度的典型,后者曾留下名言:“我知道什么?”(*What do I know?*)
 
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含糊其辞后来在启蒙运动兴起时让位于全面的怀疑主义。 [34] 这一转变可以归因于连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极其重大的事件:新教改革以及随后的欧洲宗教战争。
 
根据写过这一时期态度转变的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的说法:
 
> 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基督教神学……比 16 世纪晚期以后更加放松和大胆……简而言之,教会的运行伴随着学术自由,这种自由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神学家加入对抗后便不复存在。特伦特会议之后,罗马的教会审查机构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监控各地方教会神学家的工作;搜寻“异端”的圣公会(Holy Office)以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变得更加普及和活跃;天主教教义第一次硬化为不再开放供批判性讨论的命题(或“教义”),即使是对同情信仰的人也是如此,由于担心向新教徒的异端邪说让步,维护这些命题的不可改变的真理性在政治上变得必不可少。 17 世纪的人们不再能接触到随心所欲的 *Summas*(神学大全),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授权的 *Manuals*(手册)饮食;罗马当局开始正式干预道德神学,制定关于道德问题的通则或 *responsa*(回复),并具有权威的全部力量……随着从《神学大全》向《手册》的过渡,从投机性和可修正的学说向不可改变且无误的“教义”的过渡,神学和理性主义进入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联盟。 [35]
 
这一时期的神学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产生了政治后果。图尔敏阐述道:
 
> 尽管存在各种动荡和宗教分裂,但相比之下,16 世纪还是一个可以听到理性的声音并广受重视的时代。从 1610 年开始,尤其是 1618 年以后,争端变得活跃、血腥且刺耳。每个人现在都在大声喊叫,人文主义者关于局限性和宽容需求的安静讨论不再能赢得听众。 [36]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随着 1618-1648 年间进行的“三十年战争”达到顶峰,欧洲将忍受一场持续到 18 世纪的宗教动机冲突。代价是天文数字;仅三十年战争就使德国部分地区减少了一半的人口。 [37]
 
很难夸大这些宗教战争对欧洲人对待组织化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导态度的影响。无论暴力的肇事者是真诚的信徒,还是仅仅利用宗教作为借口,这都并不重要;无可否认的后果是,人们厌倦了战争,厌倦了被用来证明战争合理性的绝对主义宗教主张。 [38]
 
生活在这些冲突结束后的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写道:
 
> 让愚人们为政府形式而争论;
> 无论什么被管理得最好,就是最好的;
> 让没有教养的狂热分子为信仰模式而战;
> 只要生活正直,他的信仰就不可能有错。 [39]
 
事实上,在欧洲宗教战争结束后的余波中真正兴起的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如何应对其自身根深蒂固的宗教暴力的故事。由于神学的确定性现在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自然的反应就是在别处寻找确定性的根基,例如人类理性或经验主义。
 
## 欧洲基督教经验的普世化
 
基督教机构、权威和教导成了新怀疑主义的主要目标。怀疑主义的大门早已被新教改革撬开,在此期间,由神学家领导的历史批判法的发展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合法圣经解释的垄断。到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时,怀疑主义的大门已经彻底脱离了铰链。哲学自然主义在另一边等待着,再加上突飞猛进的科学发现,只会加速基督教的衰落。
 
欧洲基督教正处于十字架路口,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还能相信改革前基督教的多少内容?这一时期及之后出现的各种信仰和宗教身份的重构,根据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分布在一个光谱上。保持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代表了对所继承的西方基督教的完全信任,而全面的无神论则意味着完全拒绝它。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各主要新教教派和重浸派运动,其位置肯定比无神论更接近天主教,因为它们坚持认为基督教启示基本上是真的,但天主教徒绑架了它的解释和应用。与此同时,当时新近流行的理神论(deism)——维持对造物主的信仰但拒绝启示——在光谱上更接近无神论而非天主教。
 
永恒主义提供了另一种现成的替代方案,位于理神论和新教教派之间。永恒主义比理神论更接近传统基督教,因为它肯定了启示现象。然而,永恒主义者不仅仅是批评教会对启示的解释,而是声称基督教并不垄断启示,因此基督教虽然有效且真实,但并不是排他性的。永恒主义者本质上愿意放弃基督教对唯一真理的要求,以换取赋予宗教整体的普遍有效性。这是一笔精明的交易,因为它将降临在基督教身上的腐蚀性怀疑主义从“宗教”这一范畴本身引开了。
 
尽管如此,永恒主义最初只享有限的吸引力。其中的原因包括永恒主义的论点在历史上并不可信。回想一下,永恒主义思想家强调神圣知识的历史传承,代价是牺牲独特的启示事件,在古代文明之间编造想象中的传承路径。让新教界能够攻击天主教会的同样的历史方法,也使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永恒主义者提出的传承路线信誉扫地。
 
永恒主义必须等待 19 世纪的传统主义者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焦点从永恒真理如何从一处流向另一处,转移到了永恒真理本身到底是什么。
 
## 修正主义传统
 
如今,以新颖方式征用古老传统的做法仍在继续,尽管方式更为微妙。现代被广泛征用的一个传统是“盲人摸象”的故事。萨拉·康诺弗(Sarah Conover)收集并改编了来自不同传统的数十个古老故事,并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其中一本——《美丽的迹象》(*Ayat Jamilah: Beautiful Signs*)——可能为穆斯林读者所熟悉。该系列的其他书籍还包括《仁慈》(*Kindness*,佛教故事集)和《和谐》(*Harmony*,中国故事集)。康诺弗在《和谐》一书中重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像许多古老故事一样,它始于一位苦恼的国王:
 
> 这位国王是佛陀的信徒,他每天研读圣典并冥想。但当时在他的王国里,许多其他宗教也吸引了信徒。在公园和市场、寺庙和学校,不同哲学的捍卫者之间爆发了争执。有些人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掌握了生命最深层的秘密,而另一些人则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结果,国王的臣民日夜争论不休。 [56]
 
撇开宗教和哲学的混淆不谈,康诺弗的现代版本将冲突和不和归咎于宗教差异,尤其是神学的确定性。我们被暗示说,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排斥他人,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国王决定给他的臣民们上一堂充满智慧的课。他召集了几个先天失明的男人,并让人牵来一头大象。然后,他召集王国所有的臣民到城镇广场观看随后的场面。国王问盲人们:
 
> “你们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吗?”
>
> “想!”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
> “但你们看不见它,那你们该如何学习它长什么样呢?”国王问。
>
> “我们会感受它!”一个男人回答。
>
> “我们会触摸它,”另一个说。
>
> “我们会听它,”第三个说。
 
男人们慢慢走近大象并开始触摸它。他们每个人都抓住了大象不同的部分,因此他们向国王报告的描述大相径庭。更甚者,在康诺弗的版本中,盲人们嘲笑对他人的描述,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人群在一旁看着,觉得很有趣,准备接受国王的教诲,国王最后说:“你们这些不追随佛陀教导的人,似乎也非常确信只有你们自己掌握了生命的本质……并且你们想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你们就像这些争论不休的盲人一样困惑,他们只知道大象的一小部分,却对整体如此确定?” [57]
 
讲故事的力量不在于陈述了什么,而在于暗示了什么。在康诺弗的重述中,那些声称掌握了某些形而上学真理的人被比作盲人。在这里,对确定信仰的主张是值得责备的,因为这在范畴上是不可能的,只会造成分裂和冲突。如果形而上学确定性的主要代言人是组织化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那么这些代言人就犯有传播分裂和冲突的罪。
 
康诺弗对这个故事的重述、对宗教和哲学的混淆,以及这套丛书的整体概念,都带有明显的永恒主义色彩。用林斯的语言来说,整头大象代表了高耸、朦胧的原始真理山脉,而盲人们的观察则是当今的世界宗教,伊斯兰也包括在内。
 
但故事是可以解读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是对永恒主义的控诉,而不是为其辩护。注意盲人们努力了解大象的手段:他们的感官。故事展示了经验知识的局限性,但如果就此认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启示知识,那就太草率了。我们假设自己是故事中的盲人——但那些拥有来自先知的真实启示的人,是更像盲人,还是更像那个能看到整头大象并能评估他人描述的国王?或许,这个故事应该被重新解读为:它展示了顺从一个了解幽玄(unseen)的先知的引导的必要性,而不是顺从那些像永恒主义者一样、可疑地声称代表所有宗教说话的人。或许永恒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盲人。
 
在流行的童书《老乌龟》(*Old Turtle*)中也可以发现对宗教的类似态度。该书获得了 1993 年美国书商年度儿童读物奖,其基本情节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和谐相处,直到它们开始为上帝争论不休。每种动物描述上帝的方式都回响着它们各自的特定经验,它们的争吵直到睿智的老乌龟权威地告诉大家上帝就是它们所描述的一切甚至更多时才结束。故事继续预言了人类的到来,他们最初享有的和谐时期,然后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关于上帝的争论,随后是战争和生态灾难。老乌龟告诉我们,当人们不再为上帝争论并学会从彼此身上看到上帝时,和谐就会恢复。 [58]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宗教,但很明显,宗教——作为一个界定上帝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对神性提出真理主张的事业——进入了《老乌龟》的瞄准范围。老乌龟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对上帝下任何定论,如果我们要尝试,我们必须立即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并不比其他人所说的更有效。正如康诺弗对古代故事的现代演绎一样,如果不这样想,不仅会招致冲突,还会招致灾难。
 
激励这些故事的主题在当代社会非常流行,甚至成了陈词滥调。组织化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受到了深刻的怀疑,甚至嘲笑。但这真的是古老的智慧,还是仅仅是一种现代的姿态?
 
## 宗教体验与信仰的“歌单化”
 
从一开始,永恒主义就通过强调古代智慧的传承,以牺牲断续的启示和先知干预为代价,将经文边缘化。它通过利用显教/密教的二元论进一步边缘化经文,永恒主义者可以通过这种二元论轻松地抛弃那些违反永恒主义论点的经文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在揭示真理方面的首要性。马克·塞奇威克展示了这一特征如何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
 
> 这一精神过程的结果就是神秘体验:普罗提诺(Plotinus)称之为 *homoiosis to theo*(与神同化),苏非派称之为 *fana*(寂灭),其他目的则称之为“合一”。根据普罗提诺后来的追随者扬布利科斯(Iamblichus)的说法,合一的一个结果是,实现同化的人可以获得并传达神圣的知识。 [59]
 
这里的关键点是,合一赋予了修行者获取神圣知识的独特途径。东方学家,尤其是永恒主义者,在其他传统中寻求哪怕是表面上相似的概念,将其作为破坏更明确的组织化宗教、权威和教义服从形式的便捷手段。
 
在当代的西方背景下,我们担心的与其说是神秘体验被过度强调,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个人宗教体验被注入了一种准神秘的权威,以至于它被视为比神圣启示本身更真实、更正确。正如一位非穆斯林大学生直言不讳地对我说的:“我不希望外部的宗教权威告诉我,我的精神体验是不行的。”
 
这种转变促使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一种新兴的情绪,即他们从其他宗教传统和精神实践中受益的方式,正在取代或边缘化伊斯兰的传统。有些人声称从瑜伽和冥想中获得的好处比从 *ṣalāt*(礼拜)中获得的多,尽管后者在我们的神圣法律中作为感激造物主的卓越表达,具有崇高且明确的地位。优先考虑那些既不是由我们的造物主直接传达,也不是由人类中最优秀者(先知)展示的做法,背离了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倾向,即重视个人体验胜过启示。在这里,经文受到了与组织化宗教一样的轻蔑对待。 [60]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有问题的并不是作为整体的“组织化宗教”,而是基督教教会组织和行使权力的特定方式。意识到欧洲的宗教经验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比“组织化/非组织化”这种粗糙二元论更微妙的方式来思考宗教。现在我们可以问:“谁在进行组织?”或者,“我的宗教是按照什么原则和方法组织的?”如果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更具体的事情,例如欧洲基督教的教会权威主义,那么抨击作为整体的“组织化宗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事实上,我们让自己陷入了过度矫正到另一个极端的境地。
 
信念和承诺必须由某人以某种方式来组织。没有人的信念和承诺是随机的;即使人们称自己为“有灵性但无宗教信仰”,在表面之下仍然存在组织这些承诺的结构。那么,“有灵性”并不是描述一个处于宗教组织之外的空间,而是描述一种*实践者自己*承担了组织其信仰和实践责任的情况。
 
用这种术语来说,自己组织宗教实践所产生的潜在预见不到的问题就变得清晰了。主要问题之一是避免确认偏误。我的一位亲戚曾告诉我:“我不需要去教堂崇拜上帝。”这在技术上或许是真的,但如果你没有第三方的输入,没有一个处于你自身之外的人,你如何能确定你不是在为你所有想要听到的肯定信息创造一个回声壁,而避开了那些挑战你承担责任并成长的信息?或者,如果你倾向于自我批评,又有什么能保证你不是在让自己被确认你那糟糕自我认知的残破信息所包围,而不是被那些能建立你自信的信息所包围?由于对组织化宗教的怀疑,永恒主义高估了个体公平、全面地组织自己精神实践的能力。
 
社交媒体算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说明。滚动浏览我们的动态,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掌控一切,甚至对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材料数量印象深刻。但我们没看到算法如何利用我们自己的偏好来限制我们接触那些我们永远不会了解的事物。当我们承担起组织自己的宗教和精神实践的责任时,结果就是信仰的一种“歌单化”(playlist-ification),在这里,我们自己的偏好和对肯定(或自我批评)的渴望可能会排除掉我们精神上真正需要的东西。
 
在被过度理性的启蒙运动边缘化之后,重新发现身体重要性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感知。像贝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的《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这类书成了系列畅销书,对创伤的影响给予了迟来的关注,并在认识论上认真对待身体。 [61] 但是,正如历史钟摆的每一次摆动一样,我们需要确保保持平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一个极端。身体感知的局限性这一事实,应该让我们对个人体验揭示神圣真理的能力保持适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反映了这一现实:“杯弓蛇影”。它指的是一个关于客人喝了主人端来的茶的故事。客人低头看杯子时,发现杯子里似乎有一条虫子,但为了不冒犯主人,他还是把杯子里的茶喝了。客人回到家后,无法停止担心吞下了那条虫子。果然,第二天他醒来就感到严重的恶心和发烧。他在床上病了好几天,直到那个端茶给他的朋友来探望他。病中的人承认那天茶杯里有一条虫子,他为了不显得是个糟糕的客人而吞下了它。他的朋友很惊讶,冲回家看看茶里是否真的有虫子。一旦他倒上一杯茶,他才意识到根本没有虫子——只有他挂在墙上的弓,正倒映在茶杯里。他冲回朋友身边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客人的症状瞬间消失了。 [62]
 
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证明瓦斯灯效应(gaslighting)或否认他人的经历是合理的,而是承认身体及其体验是有局限性的。换句话说,身体中有真理,但身体并不垄断真理。如果自我之外没有真理,宗教实际上就是无用的。
 
这里也有一种讽刺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像永恒主义要求我们的那样,因为怀疑他人的宗教解释而避开组织化宗教和宗教权威,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的解释如此有信心?这种单方面的怀疑只有在我们假设他人仅仅是因为恶意或他们所处的权力和特权地位而误解经文时才有意义。但宗教误解背后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妄想、利益冲突和一厢情愿。更重要的是,如果宗教权威都不能免疫于这些力量,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我们必须面对清醒的事实:我们并不能免疫,误解背后的因素不仅是政治的和历史的,它们也是道德的,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永恒主义并没有有意义地处理这一现实。
 
在人类经验达到神圣真理的能力方面,伊斯兰占据了中间立场。一方面,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被问及罪恶的本质时,回答说应该问问自己的心。 [63] 先知 ﷺ 还提到了体验“信仰的甜美”,如果我们的个人体验毫无意义,这就会变成一个荒谬的概念。 [64]
 
话虽如此,关于人类经验局限性的重要警告也同样存在。安拉说:
 
> “或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安拉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65]
 
安拉还告诉我们,恶魔之所以如此成功,恰恰是因为他让恶行看起来是善的。安拉说伊布利斯(Iblīs)曾说:
 
> “我必使他们迷误,我必使他们幻想,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必定割裂牲畜的耳朵,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必定改变安拉的造化。”谁舍安拉而以恶魔为保护者,谁确已遭受明显的亏折。恶魔给他们许诺,给他们幻想。恶魔给他们的许诺,只是欺诈。 [66]
 
这些经文证明了需要一个自我之外的权威来帮助调节我们的经验,组织我们的宗教实践,并保持对我们的约束。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我们所经历的精神发展在现实中可能只是自我毁灭。尽管世俗学术界如此宣称,但宗教主要不是人类的风险投资,而是一套由神传达的内在状态和外在实践的方案,它们被造物主登记为感激之情的有效表达。“爱之语”的概念在这里很有启发性;正如我可能会把时间、金钱和精力浪费在给一个过敏的配偶买花上一样,我也可能会埋头苦干于某些我自认为(或体验到)是在崇拜我的造物主的事情上,结果却在后世被安拉告知那实际上根本不是崇拜——不是感激之情的有效表达。
 
当然,在崇拜*之内*,我们的主观体验确实发挥着作用,去品尝信仰的甜美,对造物主心生敬畏,像亲眼看见安拉一样去崇拜。但我们决不能把崇拜的升华体验本身当成目的。它只是通往目的的一种手段:乐园和安拉的喜悦。当我们把崇拜的*体验*置于崇拜的*对象*之上时,我们自己的崇拜体验就成了目的本身,甚至到了我们愿意离开伊斯兰那坚实的基础去别处追逐某种升华体验的地步,从而实际上是以自我及其体验为中心,而不是以造物主为中心。历史上自封的导师和伪先知无疑提供了警示。想想弗里特若夫·舒昂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神秘异象。值得引用塞奇威克的话,他通过引用舒昂自己的日记和通信来记录舒昂为其陷入歧途所作的内在辩护:
 
> 舒昂起初并不确定如何解释他 1965 年的经历。第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是否构成了一个真实或虚假的异象。舒昂认为,真实的异象可以通过它对接受者产生的益处效果来与虚假的异象区分开来,而这个异象产生的益处效果是将他从对书本、报纸和剧院的喜爱中解脱出来,他发现自己在其中再也无法迷失自己。舒昂在这一背景下没有考虑他的异象产生的另一个效果: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像她(圣母玛利亚)的婴儿一样裸体的需要”。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要舒昂一个人在家,他就会脱光衣服。
>
> 一旦舒昂认定他的经历是真实的异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它们。他的最终结论是,这个异象标志着“与上天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到来。……显而易见,舒昂将其视为角色的一种转变,即从阿拉维亚(Alawiyya)的谢赫(他在 1937 年早期的异象中获得的位置)转变为一种更普遍的角色,凌驾于伊斯兰之上并超越了伊斯兰。 [67]
 
舒昂后来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包括画裸体的圣母玛利亚、多起性不检点, [68] 以及一连串邪教般的举动。 [69] 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处理以及随后的放荡行为甚至引起了他的永恒主义同行的愤慨,加剧了舒昂与勒内·格农早先的分裂。如果主观体验是我们的主要引导,恶魔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准备欺骗我们。
 
在我们的伊斯兰传统中有一个关于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Shaykh ʿAbd al-Qādir al-Jilānī)的名言,他经历了一个起初看起来像是神秘异象的事情。云雾汇聚,虚空中传来一个宏大的声音,宣称它不是别人,正是安拉本人,并说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精神境界,以至于他现在被允许去做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非法的事情。谢赫立刻厌恶地吐了唾沫并诅咒那个声音,那个声音随后显露出其真实面目——实际上是恶魔。在故事的一个版本中,恶魔注意到他在被识破时的惊讶,因为他在吉拉尼之前已经愚弄了无数的学者和崇拜者。 [70]
 
的确,体验在变得容易产生妄想之前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安拉的尊名之一是 *al-Ḥaqq*(真理),因为他是终极的真理,是关于什么是真实的、最可靠的引导来源。无论是我们参与宗教文本,还是我们解释自己的体验,我们都需要一个外部权威来保持我们的诚实,并防止我们自己的偏见带领我们走上自我纵容的毁灭之路。事实上,我们宗教的名字——由安拉而非我们选择——就是顺从:伊斯兰。
 
## 被征用的永恒主义
 
尽管在重要方面存在分歧,但永恒主义已被另一种更强大、更主导且同样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意识形态所放大和征用,那就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最初是一个描述从修道院生活向教规生活的转变,以及随后教会财产向外行人转移的术语,但它最终作为现代性的一项霸权政治计划兴起,彻底重新配置了人类大部分人在地球上体验生活的方式。 [71]
 
其中一项转变是用一种超然的政治身份取代了先前的宗教社会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部分人主要从民族国家及其公民范畴出发来思考和界定身份,而只是次要地从“稳麦”(*ummah*)、基督教界或某些其他灵魂共同体出发。永恒主义做出了类似的举动,但它并不是用政治范畴取代宗教范畴,而是用一种超然的精神身份取代另一种更具超然性的精神身份。
 
法国神秘学家杰拉德·恩考斯(Gérard Encausse)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绪,他说:
 
> 真理是一,没有哪个学派、哪个宗教能声称独占它……在每种宗教中都能发现单一真理的表现。 [72]
 
因此,永恒主义将自己塑造成一种“元信仰”,一种凌驾于其他宗教推测为超然(但在其评价中是狭隘的)真理之上的超然真理。
 
在宣称中立时,世俗主义和永恒主义掩盖了它们的历史嵌入性以及特定的形而上学承诺机制。两者都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世俗主义受影响更深。永恒主义在历史上依赖启蒙式的怀疑主义来扫清其他超然真理的声索者,但其实际内容却是重新包装的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
 
世俗权力迫使宗教在超越它们并使其变得可治理的过程中发生改变。永恒主义在超越的过程中也残害了其他的信仰传统。为了维持确实存在贯穿所有宗教的共同密教核心这一论点,永恒主义必须切除那些与其论点相矛盾的不便教义和实践,通常利用“显教”这一指责来抛弃它们。
 
这除了永恒主义以牺牲个人宗教体验为代价而边缘化启示和经文外,也很好地契合了世俗主义、唯物主义对自我的构想,即将信仰概念化为非本质的、可替代的,因而也是可抛弃的。同样,永恒主义强调神圣知识的传承而非通过先知的启示,这类似于世俗主义关于宗教是人类事业而非神圣事业的假设。
 
在将显教描绘为宗教和救赎的偶然而非本质特征时,永恒主义利用了对宗教权威、组织化宗教和正统教导的怀疑和轻视,这是它与世俗主义所共有的。
 
世俗主义对超越性的意志推测是为了通过发现一个一致的最低公分母来促进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永恒主义做出了平行的举动,搜寻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公分母,并在这一过程中淡化并使其真理概念非政治化。这种被阉割的愿景反过来为世俗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用于中和超然真理的竞争声索者和替代性的超然政治想象。为其他宗教提供神学合法性的永恒主义计划,舒适地依附于宽容、包容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事实上,永恒主义,连同普世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破坏替代性终极真理主张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世俗主义的关键征用对象,被允许蓬勃发展以削弱其“他者”。
 
因此,永恒主义者比你想象的更常见,尤其是在学术界。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和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都是永恒主义者。朱利叶斯·埃沃拉(Julius Evola)、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和国王查理三世都是永恒主义者。甚至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也是一名永恒主义者。 [73]
 
永恒主义的思想和感知在北美宗教文化中更是几乎无处不在。请记住,从欧洲的经验来看,神学的确定性和排他性是一个强大的触发点,它被认为会导致政治暴力和压迫。 [74] 许多人真正担心,为了成功地容忍他人,我们也必须接受他们的神学为有效。庆幸的是,伊斯兰可以理清这些担忧。
 
## 真正的永恒真理能站出来吗?
 
尽管永恒主义者有很多缺点,但他们察觉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点,而且这种共同点似乎暗示了一个共同的神圣来源而非人类来源。然而,在辨别这一共同主线是什么以及解释其含义方面,他们遗憾地未能击中要害。
 
永恒主义者将神秘主义视为所有宗教的共同本质。然而,为了使这一点站得住脚,他们不得不主动淡化宗教之间根本且无法解决的差异,转而强调显教和密教宗教之间的划分。由于执着于后者,永恒主义者成了他们自己继承的感知的受害者,那是明显的欧洲式感知,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组织化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
 
更具问题的是传统主义者的解释,即所有当代的宗教都是失落的原始宗教的不完美但有效的表现。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疏忽:假设所有当前的宗教都仅拥有真理的残余。这对基督教来说是真的,但传统主义者假设对基督教真实的东西对所有宗教都真实。他们没有尽职调查去确定是否确实存在一种恰当地保留了原始教导的宗教,而是将所有传统混为一谈,并转向了失落原始宗教的想法。
 
真正的原始宗教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伊斯兰。永恒主义者一直在寻找但未能找到的共同主线实际上是 *tawḥīd*(认主独一)。安拉说:
 
> “在你之前,我派遣使者,必启示他:‘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75]
 
伊斯兰承认并解释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实践宗教之间往往根本且互斥的差异,而不是淡化它们:
 
> “被赐予经典的人们,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才因彼此间的嫉妒而产生分歧。” [76]
 
这些人为的差异,加上早期先知使命的区域性特征,使得后续先知的委任成为必要,以带人们回到 *tawḥīd* 的原始教导。如果人类交流在任何时间点变得全球化,*且*神圣的交流被保存下来,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再有神圣启示或先知。
 
基督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世界宗教,以重要的方式(通常是暴力地)传播到每个大陆。然而,传给先知耶稣(*ʿIsā*)的消息丢失了,这使得穆罕默德 ﷺ 的先知身份成为必要。安拉以任何其他神圣启示都未曾有过的方式保全了《古兰经》,使其成为理解造物主意愿的标准,取代了之前的残余,并关上了未来先知或神启经文的大门。安拉说:
 
> “我已降示你(穆罕默德)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在此之前的经典,并监护之。你当依安拉所降示的迹象而为他们判决,你不要舍弃降临你的真理而顺从他们的私欲。” [77]
 
因此,伊斯兰是安拉唯一接受的宗教,正如他明确所说:
 
> “舍伊斯兰而寻求其他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者。” [78]
 
这正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批评圣门弟子、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阅读《讨拉特》(*Torah*),并宣布如果穆萨(*Mūsā*)当时还活着,他别无选择,只能追随穆罕默德。 [79]
 
这也是为什么安拉强调,生活在先知 ﷺ 时代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追随他才能获得引导,安拉说:
 
> “如果他们像你们那样信奉,那么他们确已遵循正道了;如果他们背离,那么他们只陷于分裂中,安拉将替你抵御他们。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 [80]
 
回想一下,永恒主义从崩溃的基督教废墟中兴起,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日益去基督化欧洲的问题。作为穆斯林,去基督化后的问题不必成为我们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接受将神学确定性与政治暴力相挂钩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来教导他人:一个人有可能确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断然拒绝他人的信仰,但仍能相对和平、和谐地并肩生活。
 
很大一部分北美穆斯林人口是在一代人的记忆中从非欧洲土地迁徙而来的。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新地方定居也意味着踏入一场比我们出现更早的、往往具有争议的思想对话。我们必须仔细观察,推断在我们到达之前对话中说了什么,以理解使对话达到当前状态的事物。
 
如果你走进两个正在进行激烈辩论的人,仓促地加入战团并支持其中一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样做会排除以更友好的方式结束辩论的可能性,尤其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局外观察者拥护一些可以帮助双方的见解。作为穆斯林,加入反对组织化宗教、权威和教义的合唱将是草率的,也是一个错失的机会,无法从其特定的宗教历史创伤中拯救和治愈我们所生活的空间。
 
我们穆斯林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的经文被完整地保全,我们的学者是去中心化且独立的,我们的传统定义为在尊重专家权威和批判性思考之间保持平衡。我们的遗产涉及将坚定的信仰与公平及对生命的尊重结合起来。
 
伊斯兰是世界学习这一课的最后希望。回到林斯的意象,背景中不仅仅是作为模糊山脉的神秘失落原始宗教。每一种从原始神圣交流中发生不可逆转改变的其他宗教也都在背景中,被阴影和迷雾覆盖。只有伊斯兰的山脉矗立在前景中,晶莹剔透,作为神圣引导对全人类的最终且保全的表达。
 
## 注释
 
[1. ^](#ftnt_ref1) “《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对其来源表现出严谨且详尽的忠实,以一种易于理解的叙述风格呈现,同时在语言使用上既真实又鼓舞人心,反映了它所讲述的故事的朴实与宏大。”马丁·林斯,《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剑桥:伊斯兰文本协会,2007 年),封底。
 
[2. ^](#ftnt_ref2) 例如,林斯观察到,人类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已被太空探索象征性地取代,作为“向上和向外”的物质主义等价物(第 24 页);人道主义因忽视我们的精神潜力,实际上导致了人性的废除(第 30 页);而现代医学因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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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宗教都一样吗?伊斯兰与永恒主义的虚假承诺
 
## 马丁·林斯(Martin Lings):永恒主义者
 
大多数说英语的穆斯林都熟悉马丁·林斯撰写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书名为《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作为读书会的常客,这本书因其可读性、博学和叙事风格而赢得了高度赞誉。 [1]
 
然而,很少有穆斯林熟悉林斯的其他作品。在其中一本名为《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Ancient Beliefs and Modern Superstitions*)的书中,林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尖锐地批评了进化论、将自由作为目标以及进步的观念。他所做的一些联系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表达得非常优美。 [2]
 
然而,任何敏锐的穆斯林读者都会很快发现,在《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中,伊斯兰基本上是缺席的,尽管并非完全没有。相反,林斯将他的许多批评建立在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学基础上。 [3]
 
林斯并不认为这些宗教传统与伊斯兰有根本冲突,而是始终淡化它们与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异,称之为“视角”问题, [4] 或者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 [5]
 
这种对宗教差异的否定也并非林斯作品中的边际元素。林斯经常发表大胆、笼统的声明,如“[这些宗教]所表达的真理依然是相同的”, [6] “所有宗教在真正根本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7] 以及“在其更一般的方面,[跨宗教的]正统性始终基本上是相同的”。 [8]
 
在一段极具说明性的文字中,林斯写道:
 
> ……世界上各大宗教耸立着——没有必要提及它们的名字——每一座都像是一条巨大的山脉,拥有着圣洁的皑皑雪峰。在背景中,到处也隐约可见一种更原始宗教的幽暗顶峰,这种宗教必须被取代或重新确认,因为其信徒已经背离了它,忘记了它。 [9]
 
山脉的意象极具感染力,但也令人不安。林斯仅仅是指出伊斯兰是安拉 ﷻ 引导的最终形式、旨在取代之前一切的这一基本信仰吗?还是林斯在倡导永恒主义立场,即伊斯兰仅仅是众多有效宗教中的一个?
 
林斯的文字和意象将读者推向后一种解释。在他的叙述中,伊斯兰的到来是为了取代作为所有当代宗教基础的神秘原始宗教,但*它并没有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其他的“山脉”——印度教、基督教等——也同样是为了取代失落的原始宗教而来的,因此它们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路径。按照林斯的说法,所有现存宗教都无权声称自己是绝对真理。
 
## 马丁·林斯(Martin Lings):永恒主义者
 
大多数说英语的穆斯林都熟悉马丁·林斯撰写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书名为《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作为读书会的常客,这本书因其可读性、博学和叙事风格而赢得了高度赞誉。 [1]
 
然而,很少有穆斯林熟悉林斯的其他作品。在其中一本名为《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Ancient Beliefs and Modern Superstitions*)的书中,林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尖锐地批评了进化论、将自由作为目标以及进步的观念。他所做的一些联系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表达得非常优美。 [2]
 
然而,任何敏锐的穆斯林读者都会很快发现,在《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中,伊斯兰基本上是缺席的,尽管并非完全没有。相反,林斯将他的许多批评建立在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学基础上。 [3]
 
林斯并不认为这些宗教传统与伊斯兰有根本冲突,而是始终淡化它们与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异,称之为“视角”问题, [4] 或者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 [5]
 
这种对宗教差异的否定也并非林斯作品中的边际元素。林斯经常发表大胆、笼统的声明,如“[这些宗教]所表达的真理依然是相同的”, [6] “所有宗教在真正根本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7] 以及“在其更一般的方面,[跨宗教的]正统性始终基本上是相同的”。 [8]
 
在一段极具说明性的文字中,林斯写道:
 
> ……世界上各大宗教耸立着——没有必要提及它们的名字——每一座都像是一条巨大的山脉,拥有着圣洁的皑皑雪峰。在背景中,到处也隐约可见一种更原始宗教的幽暗顶峰,这种宗教必须被取代或重新确认,因为其信徒已经背离了它,忘记了它。 [9]
 
山脉的意象极具感染力,但也令人不安。林斯仅仅是指出伊斯兰是安拉 ﷻ 引导的最终形式、旨在取代之前一切的这一基本信仰吗?还是林斯在倡导永恒主义立场,即伊斯兰仅仅是众多有效宗教中的一个?
 
林斯的文字和意象将读者推向后一种解释。在他的叙述中,伊斯兰的到来是为了取代作为所有当代宗教基础的神秘原始宗教,但*它并没有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其他的“山脉”——印度教、基督教等——也同样是为了取代失落的原始宗教而来的,因此它们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路径。按照林斯的说法,所有现存宗教都无权声称自己是绝对真理。
 
## 永恒的问题
 
永恒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都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这将其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区分开来,后者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真理,而是存在多种真理。因为永恒主义坚持唯一的真理,所以永恒主义者必须参与多种宗教传统,并证明这些传统拥有相同的真理,至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永恒主义者确实这样做了,但仅仅是通过经常省略、忽视或重新解释他们所参与的宗教传统中发现的任何排他性真理主张。当面对宗教中特别难以与永恒主义调和的特征时,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相对于启示和经典的优先性。这或许是永恒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对启示极度漠视,有时甚至到了反感的程度。
 
通过边缘化启示和经典,永恒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种姿态,既确认伊斯兰(和其他宗教)是真实的,又拒绝使伊斯兰独特的一切,包括伊斯兰自身对排他性且准确地代表安拉的真理和命令的主张。事实上,伊斯兰确实拥有一个可辨别的本质,该本质由得救所必需的信仰支柱和实践支柱构成。然而,永恒主义声称所有宗教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因此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宗教都足以获得救赎。
 
因此,永恒主义的论点违背了伊斯兰关于救赎排他性的教导,并使伊斯兰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伊斯兰整个事业本身的话)变得多余。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说:
 
> “舍伊斯兰而寻求其他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者。” [10]
 
并且,更加明确地说道:
 
> “在认清正道后,谁若反对使者,且遵循信士们以外的道路,我将让他随其所好,并使他入火狱——那是多么恶劣的归宿!” [11]
 
的确,如果所有宗教都拥有相同的终极真理,那么最后一位先知 ﷺ 为什么不教导这一点,而是专门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呢?如果永恒主义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先知就没有必要将自己和追随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宗教团体分离开来;他本来可以简单地加入古莱氏人,并尝试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中发现“真理的内核”。即使永恒主义者拒绝偶像崇拜,认为其不属于唯一的真理,但《古兰经》仍然应该赞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原罪教义为有效的真理——正如包括林斯在内的其他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12] 相反,安拉 ﷻ 断然驳斥并否定了它们。 [13]
 
与永恒主义者的幻觉相反,伊斯兰教导说,启示和经典对于正确的引导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伪造启示和操纵经典——甚至不合时宜地代表安拉发言——是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之一。安拉 ﷻ 说:
 
> “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或否认安拉的迹象者,有谁比他们更不义呢?不义的人必不能成功。” [14]
 
永恒主义作者习惯性地犯下这种罪行,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试图捍卫伊斯兰或赋予其特殊地位时可能是真诚的。现实情况是,永恒主义试图回避启示,并代之以人为地构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标准。永恒主义者认为所有真实的启示都具有共同的神圣起源,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试图通过对宗教传统的选择性阅读和有目的的解释来重构这一共同主线时,他们最终误入歧途。伊斯兰的核心信仰“认主独一”(*tawḥīd*)才是真正的永恒真理,而不是永恒主义者创造性的重构。
 
本文将永恒主义置于对宗教多样性问题的回应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回应严重依赖于对显教(exoteric)和密教(esoteric)宗教之间被夸大的区分——并根据伊斯兰自身提供的解决方案对这种回应进行评估。它证明了永恒主义远非一种普遍的密教真理,实际上是随着基督教的崩溃和启蒙运动的出现而在(现代)欧洲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产物。它进一步表明,永恒主义者系统地误读了外国宗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最后,它探讨了世俗主义宽容尽管与永恒主义有着不同的知识谱系,但如何为了自身削弱真理的目标而征用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 永恒的问题
 
永恒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都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这将其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区分开来,后者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真理,而是存在多种真理。因为永恒主义坚持唯一的真理,所以永恒主义者必须参与多种宗教传统,并证明这些传统拥有相同的真理,至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永恒主义者确实这样做了,但仅仅是通过经常省略、忽视或重新解释他们所参与的宗教传统中发现的任何排他性真理主张。当面对宗教中特别难以与永恒主义调和的特征时,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相对于启示和经典的优先性。这或许是永恒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对启示极度漠视,有时甚至到了反感的程度。
 
通过边缘化启示和经典,永恒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种姿态,既确认伊斯兰(和其他宗教)是真实的,又拒绝使伊斯兰独特的一切,包括伊斯兰自身对排他性且准确地代表安拉的真理和命令的主张。事实上,伊斯兰确实拥有一个可辨别的本质,该本质由得救所必需的信仰支柱和实践支柱构成。然而,永恒主义声称所有宗教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因此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宗教都足以获得救赎。
 
因此,永恒主义的论点违背了伊斯兰关于救赎排他性的教导,并使伊斯兰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伊斯兰整个事业本身的话)变得多余。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说:
 
> “舍伊斯兰而寻求其他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者。” [10]
 
并且,更加明确地说道:
 
> “在认清正道后,谁若反对使者,且遵循信士们以外的道路,我将让他随其所好,并使他入火狱——那是多么恶劣的归宿!” [11]
 
的确,如果所有宗教都拥有相同的终极真理,那么最后一位先知 ﷺ 为什么不教导这一点,而是专门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呢?如果永恒主义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先知就没有必要将自己和追随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宗教团体分离开来;他本来可以简单地加入古莱氏人,并尝试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中发现“真理的内核”。即使永恒主义者拒绝偶像崇拜,认为其不属于唯一的真理,但《古兰经》仍然应该赞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原罪教义为有效的真理——正如包括林斯在内的其他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12] 相反,安拉 ﷻ 断然驳斥并否定了它们。 [13]
 
与永恒主义者的幻觉相反,伊斯兰教导说,启示和经典对于正确的引导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伪造启示和操纵经典——甚至不合时宜地代表安拉发言——是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之一。安拉 ﷻ 说:
 
> “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或否认安拉的迹象者,有谁比他们更不义呢?不义的人必不能成功。” [14]
 
永恒主义作者习惯性地犯下这种罪行,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试图捍卫伊斯兰或赋予其特殊地位时可能是真诚的。现实情况是,永恒主义试图回避启示,并代之以人为地构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标准。永恒主义者认为所有真实的启示都具有共同的神圣起源,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试图通过对宗教传统的选择性阅读和有目的的解释来重构这一共同主线时,他们最终误入歧途。伊斯兰的核心信仰“认主独一”(*tawḥīd*)才是真正的永恒真理,而不是永恒主义者创造性的重构。
 
本文将永恒主义置于对宗教多样性问题的回应背景下进行考察——这种回应严重依赖于对显教(exoteric)和密教(esoteric)宗教之间被夸大的区分——并根据伊斯兰自身提供的解决方案对这种回应进行评估。它证明了永恒主义远非一种普遍的密教真理,实际上是随着基督教的崩溃和启蒙运动的出现而在(现代)欧洲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产物。它进一步表明,永恒主义者系统地误读了外国宗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最后,它探讨了世俗主义宽容尽管与永恒主义有着不同的知识谱系,但如何为了自身削弱真理的目标而征用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 定义永恒主义、传统主义和普世主义
 
《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迷信》出版于 2001 年,即马丁·林斯去世前仅四年。与几十年前写的先知传记相比,这本书可能更准确地代表了林斯的坦诚信仰,因为先知传记受限于传记体裁,无法包含太多林斯自己的思想。
 
然而,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受过训练的人即使在林斯的先知传记中也能发现永恒主义的教义和解释。 [15]
 
林斯本人尽管在形式上否认了永恒主义的指控,但他竟然是一本名为《潜在的宗教:永恒哲学导论》(*The Underlying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的文集的编辑! [16]
 
因此,林斯对伊斯兰在当代宗教中地位的理解,并非源于伊斯兰的世界观。相反,它属于他与主要影响者勒内·格农(René Guénon)和弗里特若夫·舒昂(Frithjof Schuon)共同信奉的永恒主义哲学。
 
从技术上讲,格农、舒昂和林斯都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这是一个以永恒主义为主要支柱的哲学运动。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所解释的,“所有的传统主义者都是永恒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永恒主义者都是传统主义者。” [17]
 
传统主义将永恒主义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一种衰落的历史叙事相结合,这种叙事将过去视为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因此,传统主义者会拒绝新时代灵性和融合主义(syncretism),而非传统主义的永恒主义者则会接受这些运动为有效的。此外,永恒主义绝不能与普世主义混淆,后者对真理有着更为客观的理解。 [18]
 
简而言之,普世主义认为存在多种真理,永恒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而传统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可以发现同一种真理,但在过去更容易、更清晰地被发现。本文将把永恒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包括其传统主义和非传统主义的形式。
 
## 宗教多样性的问题
 
永恒主义最初兴起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对宗教多样性问题以及非基督徒(特别是古希腊人)提出的替代性真理主张的回应。如果我们将这些神学问题重新表述为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宗教掌握着真理,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的存在?而且,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拥有一些与我们相似的教导这一事实?
 
包括马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和阿戈斯蒂诺·斯图科(Agostino Steuco)在内的文艺复兴学者,并没有将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视为异教徒而排斥,而是试图将他们重新确立为古代神学家,认为他们教授并传承了与基督教教导源自同一神圣来源的“永恒智慧”。 [20]
 
他们的主张并不是说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实际上是接受了与《圣经》先知相同启示的先知,而是说他们仅仅是传递了相同的神圣知识。这些早期的永恒主义者发明了现在已被否定的传承链条,以解释特定的教义是如何从古代世界流传到他们那个时代的。 [21]
 
如果说古希腊的教导与基督教之间存在重叠点,那么也肯定存在分歧点,甚至是矛盾点。该如何解释这些呢?毕竟,古希腊人崇拜众多的神灵,而基督教神学家至少自认为是一神论者。活跃于近代早期的下一波永恒主义者,包括拉尔夫·卡德沃斯(Ralph Cudworth)、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和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提出这些古人并非*真的*是多神论者,他们只是为了无知的民众和公共秩序,在多神论的外壳中包裹了他们真正的、秘密的一神论教导。 [22]
 
这种对古希腊哲学中早先存在的显教(exoteric)和密教(esoteric)教导之间区别的重新利用,证明对永恒主义的可行性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宗教的外在实践、显教方面只是次要特征,可能存在广泛差异,甚至与其他宗教相冲突。然而,永恒的真理并非显教的,而是密教的,通过口头秘密流传至今。显教和密教的区别为永恒主义学者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使他们能够摒弃与其论点相抵触的教导,并确认与其论点相一致的教导。
 
因此,永恒主义最初是作为对特定神学问题的回应。然而,这种回应并不可信。首先,早期永恒主义者提供的传承链条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笑柄。为了挽救这一论点,永恒主义者淡化了永恒哲学*如何*传承,转而强调永恒哲学*是什么*。但这种回应同样令人不满意。首先,永恒哲学的内容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几乎没有区别。 [23]
 
此外,利用密教/显教的二元论来解释宗教多样性充满了问题:它预设了一个遥远、冷漠的上帝概念,低估了异端对人类救赎构成的危险,淡化了启示的重要性,给人们在验证外国宗教传统真理方面增加了太大的负担,低估了错误的传承或善意的谎言如何改变或掩盖基本真理,而且其内容通常过于主观。在反思伊斯兰如何解释宗教多样性后,这些问题变得显而易见。
 
## 伊斯兰与宗教多样性
 
伊斯兰为宗教多样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可信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强调了启示的重要性、性质和历史。
 
伊斯兰教导说,安拉对我们拥有善意、怜悯和慈悯,因此希望我们获得救赎。 [24] 为此,安拉通过他的引导表达了他的关怀和善意。他引导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是通过先知传达的言语。安拉那非受造的言语是他的直接指示,而他的先知则将他的言语传递给人类,并展示其正确的体现和应用。这些并没有穷尽安拉所有的引导类型——还有梦境以及在做完*istikhāra*(求善礼)后尝试观察到的吉兆——然而安拉的言语和他的先知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主要的。
 
启示在本体论上的必要性和首要性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它创造了一个区分真实启示与伪造启示的紧迫任务。如果启示是我们引导的主要管道,那么辨别真伪就成了一个紧迫的认识论问题。如果你能确认启示是真实的,你就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教导并付诸实践,即使这些教导是不直观的或不符合你的喜好。在这种格局中,虚假启示是对我们救赎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它可能会将我们原本遵循真理的良好意图重新引向毫无根据的崇拜和徒劳的虔诚的死胡同。
 
永恒主义的论点始于对上帝的一种糟糕见解。它假设神圣的引导并不是直接且断续地向我们揭示的,而是通过极少数来自遥远过去的导师秘密传承下来的。永恒主义中遥远的上帝并没有创造出辨别启示真伪的认识论紧迫感,而是把我们派往一场救赎性的寻宝游戏,让我们首先猜测永恒的教导是什么(或听信永恒主义者的话),然后搜寻各种传统以在其中发现它们。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命令,要求进行*istiqrāʾ*(详尽阅读),但却没有提供必要的工具或训练,从而使寻求真理者负担过重,同时又对古代智慧的准确传承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且不说寻找母语之外的永恒真理有多么困难,永恒主义的架构中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验证或证伪一个人对永恒哲学本身内容的断言。只有主张和为了证明这些主张而搜集的证据,而没有最终的仲裁者或准则来定论。相应地,我也可以简单地创造一种反永恒主义哲学,声称人格化的上帝(而不是新柏拉图主义那不可言说的“一”)才是永恒的真理,甚至宣称不信奉上帝才是真理。如果有人挑战我的永恒哲学版本,我也可以采取与永恒主义者相同的策略,说信奉上帝只是为了公共秩序而创造的宗教显教特征,而密教的真理实际上是无神论。事实上,这本身与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相差无几。
 
伊斯兰启示首要性的第二个结果,是承认偶像崇拜和其他异端邪说的危险。永恒主义将偶像崇拜淡化为仅仅是为了公共秩序而设计的显教特征,从而将上帝眼中最可憎的污秽和人类救赎最严重的威胁,仅仅视为一种仍具有功能性目的的不便。这种处理方式除了忽视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的生存威胁外,还没能充分说明外在实践对于促成内在状态是如何至关重要的。 [25]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的实践和异端的信仰不可能仅限于外部或显教的影响;它们必然也会损害一个人的内在状态。一个人在体现显教的多神论的同时,还能坚持密教的(推测为一神论的)真理,这种情景是完全不可信的。
 
## 启示的解剖:信仰与实践
 
伊斯兰通过首先界定问题的范围来解决宗教差异问题。古典伊斯兰学术将启示的语言内容分为*khabr*(消息)或*inshāʾ*(创造/指令)。*khabr* 表示关于现实的信息,而 *inshāʾ* 则代表在已知现实事实的情况下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指示。这种双重区分大致对应于神学(*ʿaqīda*)和法律(*sharīʿa*)领域。
 
在 *khabr/ʿaqīda* 领域,显著的宗教多样性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两个矛盾的事物不可能同时为真。火狱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轮回与 *barzakh*(死后至复活间的中阴界)、耶稣是被钉上十字架还是仅仅表现为被钉上十字架,这些都不可能同时为真。因此,这种类型的显著宗教多样性总是表明至少有一方处于错误和误导之中(或者双方都是),这里的显著差异是不合法的。 [26]
 
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启示声索者的真实性呢?安拉说,真实启示的终极标志是它号召人们信奉相同的神学:*tawḥīd*(认主独一)。
 
> “在你之前,我派遣使者,必启示他:‘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27]
 
任何声称或被声称先知主张除 *tawḥīd* 以外内容的所谓启示,都会被断然拒绝为虚假,要么是因为该主张是由伪先知提出的,要么是因为真先知的启示在其去世或失踪后遗失或被篡改了。
 
虽然该领域显著的多样性确实表明了确凿的错误,但反之并不成立,即任何一致的内容也不一定表明永恒的真理。这是永恒主义者反复陷入的一个逻辑错误。谎言可以像真理一样被共同持有。偶像崇拜本身也遵循着某些模式,而这些模式可以跨越时代和文化被追踪。 [28]
 
对于 *inshāʾ/sharīʿa* 而言,宗教多样性并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合法的差异源于安拉赋予了每个先知社群独特的 *sharīʿa*。安拉说:
 
>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律例和法程。如果安拉意欲,他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但他要把你们分成许多民族,以便考证你们能否遵守他所赐予你们的教律……” [29]
 
这并非普世主义的主张;相反,它仅仅是承认 *sharīʿa*(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maṣlaḥa*)是可以改变的,而 *ʿaqīda* 则不然。因此,不同的先知社群拥有不同的法律,这不必让人感到困扰,也不是虚假启示的标志。 [30] 然而,关于上帝、灵魂、后世等拥有不同的教导,则表明至少有一方必然是错误的。 [31]
 
如果我们足够认真地对待启示,以至于关心区分真实启示与伪造,我们就需要一部能够解释宗教信仰和实践中存在的实际可观察差异的启示和先知史。启示容易遗失和被篡改这一事实,使得派遣更多带来新启示(相同的 *ʿaqīda*,不同的法律)的先知成为必要。新先知的到来清理了旧有的积弊,使得当代人有责任遵循新先知的教导,而不是试图重建那些已消失在历史中的教导。这样一来,伊斯兰叙述中的猜测成分比永恒主义要少得多,因为穆斯林不只是乐观地依靠人类自古以来跨文明的传承,而是依靠安拉在历史中通过更多启示进行干预,直到该启示被保全,正如《古兰经》的情况一样。
 
对于传统公认的“有经人”之外的主要世界宗教,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本质上是伪先知,因为他们的经典充满了与我们的教导直接矛盾的教义?不一定。在伊斯兰的体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世界宗教具有神圣的*起源*。我们已经从《古兰经》中确切地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初是由安拉的真使者建立的合法宗教社群,但后来其教义因经典的伪造和操纵而受到了污染。佛教、印度教、道教等也有可能最初源于安拉的一位使者,只是后来被人类的干预所篡改。
 
请看《古兰经》中的这段经文:
 
> “(我派遣了)一些使者,我以前已告诉过你他们的故事;(我还派遣了)一些使者,我以前没有告诉过你他们的故事。安拉曾与穆萨(直接)对话。”
 
针对这段经文,穆萨纳·阿卜杜勒·法塔赫(Al-Muthannā ʿAbd Al-Fattāḥ)博士 [32] 说,我们不能排除当今世界各大宗教起源于真实的神圣引导的可能性。既然耶稣(*ʿIsā*)的引支勒(福音书)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戏剧性地篡改以证明对耶稣的崇拜是合理的,那么发送到更东方、我们对其知之甚少的安拉使者身上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过程,这确实是说得通的。这种遥远但可能的共同神圣起源,可以解释不同宗教之间某些特征的松散相似性,如礼拜、斋戒、施舍和朝觐,而无需诉诸永恒主义的论点,即这些松散的共性证明了每种宗教都拥有相同的密教核心,并且按照其当前的构造都是有效的。
 
## 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永恒主义
 
永恒主义坚持将密教真理与显教形式剥离,这其中隐含着对宗教权威、组织化宗教和官方宗教教导的蔑视。今天,这种情绪极其流行,在许多地方甚至可能成了默认选项。但情绪,无论看起来多么不言自明,也必然有其来源。如果我们挖掘并探究我们的这些情绪,我们可以追踪它们的谱系——有时会发现令人惊讶的起源。现代对组织化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的不信任,既不简单地是经验的智慧之声,也不是通过理性的进步揭示的普遍真理。相反,它产生于一套牢固植根于欧洲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特定形而上学承诺。
 
当然,一定程度的认知谦逊是必要且有益的。例如,在伊斯兰中,除非有经典的授权,否则我们不会对特定个人的最终归宿发表评论。在对新问题发布 *fatwa*(教令)时,通常做法是以“安拉至知”结束。这是因为安拉确切地知道这些事情,而我们并不知道。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也受到对人类局限性的显著敏感性的激励。 [33] 伊拉斯谟(Erasmus)和蒙田(Montaigne)是这种态度的典型,后者曾留下名言:“我知道什么?”(*What do I know?*)
 
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含糊其辞后来在启蒙运动兴起时让位于全面的怀疑主义。 [34] 这一转变可以归因于连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极其重大的事件:新教改革以及随后的欧洲宗教战争。
 
根据写过这一时期态度转变的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的说法:
 
> 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基督教神学……比 16 世纪晚期以后更加放松和大胆……简而言之,教会的运行伴随着学术自由,这种自由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神学家加入对抗后便不复存在。特伦特会议之后,罗马的教会审查机构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监控各地方教会神学家的工作;搜寻“异端”的圣公会(Holy Office)以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变得更加普及和活跃;天主教教义第一次硬化为不再开放供批判性讨论的命题(或“教义”),即使是对同情信仰的人也是如此,由于担心向新教徒的异端邪说让步,维护这些命题的不可改变的真理性在政治上变得必不可少。 17 世纪的人们不再能接触到随心所欲的 *Summas*(神学大全),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授权的 *Manuals*(手册)饮食;罗马当局开始正式干预道德神学,制定关于道德问题的通则或 *responsa*(回复),并具有权威的全部力量……随着从《神学大全》向《手册》的过渡,从投机性和可修正的学说向不可改变且无误的“教义”的过渡,神学和理性主义进入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联盟。 [35]
 
这一时期的神学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产生了政治后果。图尔敏阐述道:
 
> 尽管存在各种动荡和宗教分裂,但相比之下,16 世纪还是一个可以听到理性的声音并广受重视的时代。从 1610 年开始,尤其是 1618 年以后,争端变得活跃、血腥且刺耳。每个人现在都在大声喊叫,人文主义者关于局限性和宽容需求的安静讨论不再能赢得听众。 [36]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随着 1618-1648 年间进行的“三十年战争”达到顶峰,欧洲将忍受一场持续到 18 世纪的宗教动机冲突。代价是天文数字;仅三十年战争就使德国部分地区减少了一半的人口。 [37]
 
很难夸大这些宗教战争对欧洲人对待组织化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导态度的影响。无论暴力的肇事者是真诚的信徒,还是仅仅利用宗教作为借口,这都并不重要;无可否认的后果是,人们厌倦了战争,厌倦了被用来证明战争合理性的绝对主义宗教主张。 [38]
 
生活在这些冲突结束后的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写道:
 
> 让愚人们为政府形式而争论;
> 无论什么被管理得最好,就是最好的;
> 让没有教养的狂热分子为信仰模式而战;
> 只要生活正直,他的信仰就不可能有错。 [39]
 
事实上,在欧洲宗教战争结束后的余波中真正兴起的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如何应对其自身根深蒂固的宗教暴力的故事。由于神学的确定性现在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自然的反应就是在别处寻找确定性的根基,例如人类理性或经验主义。
 
## 欧洲基督教经验的普世化
 
基督教机构、权威和教导成了新怀疑主义的主要目标。怀疑主义的大门早已被新教改革撬开,在此期间,由神学家领导的历史批判法的发展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合法圣经解释的垄断。到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时,怀疑主义的大门已经彻底脱离了铰链。哲学自然主义在另一边等待着,再加上突飞猛进的科学发现,只会加速基督教的衰落。
 
欧洲基督教正处于十字架路口,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还能相信改革前基督教的多少内容?这一时期及之后出现的各种信仰和宗教身份的重构,根据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分布在一个光谱上。保持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代表了对所继承的西方基督教的完全信任,而全面的无神论则意味着完全拒绝它。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各主要新教教派和重浸派运动,其位置肯定比无神论更接近天主教,因为它们坚持认为基督教启示基本上是真的,但天主教徒绑架了它的解释和应用。与此同时,当时新近流行的理神论(deism)——维持对造物主的信仰但拒绝启示——在光谱上更接近无神论而非天主教。
 
永恒主义提供了另一种现成的替代方案,位于理神论和新教教派之间。永恒主义比理神论更接近传统基督教,因为它肯定了启示现象。然而,永恒主义者不仅仅是批评教会对启示的解释,而是声称基督教并不垄断启示,因此基督教虽然有效且真实,但并不是排他性的。永恒主义者本质上愿意放弃基督教对唯一真理的要求,以换取赋予宗教整体的普遍有效性。这是一笔精明的交易,因为它将降临在基督教身上的腐蚀性怀疑主义从“宗教”这一范畴本身引开了。
 
尽管如此,永恒主义最初只享有限的吸引力。其中的原因包括永恒主义的论点在历史上并不可信。回想一下,永恒主义思想家强调神圣知识的历史传承,代价是牺牲独特的启示事件,在古代文明之间编造想象中的传承路径。让新教界能够攻击天主教会的同样的历史方法,也使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永恒主义者提出的传承路线信誉扫地。
 
永恒主义必须等待 19 世纪的传统主义者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焦点从永恒真理如何从一处流向另一处,转移到了永恒真理本身到底是什么。
 
## 修正主义传统
 
如今,以新颖方式征用古老传统的做法仍在继续,尽管方式更为微妙。现代被广泛征用的一个传统是“盲人摸象”的故事。萨拉·康诺弗(Sarah Conover)收集并改编了来自不同传统的数十个古老故事,并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其中一本——《美丽的迹象》(*Ayat Jamilah: Beautiful Signs*)——可能为穆斯林读者所熟悉。该系列的其他书籍还包括《仁慈》(*Kindness*,佛教故事集)和《和谐》(*Harmony*,中国故事集)。康诺弗在《和谐》一书中重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像许多古老故事一样,它始于一位苦恼的国王:
 
> 这位国王是佛陀的信徒,他每天研读圣典并冥想。但当时在他的王国里,许多其他宗教也吸引了信徒。在公园和市场、寺庙和学校,不同哲学的捍卫者之间爆发了争执。有些人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掌握了生命最深层的秘密,而另一些人则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结果,国王的臣民日夜争论不休。 [56]
 
撇开宗教和哲学的混淆不谈,康诺弗的现代版本将冲突和不和归咎于宗教差异,尤其是神学的确定性。我们被暗示说,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排斥他人,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国王决定给他的臣民们上一堂充满智慧的课。他召集了几个先天失明的男人,并让人牵来一头大象。然后,他召集王国所有的臣民到城镇广场观看随后的场面。国王问盲人们:
 
> “你们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吗?”
>
> “想!”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
> “但你们看不见它,那你们该如何学习它长什么样呢?”国王问。
>
> “我们会感受它!”一个男人回答。
>
> “我们会触摸它,”另一个说。
>
> “我们会听它,”第三个说。
 
男人们慢慢走近大象并开始触摸它。他们每个人都抓住了大象不同的部分,因此他们向国王报告的描述大相径庭。更甚者,在康诺弗的版本中,盲人们嘲笑对他人的描述,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人群在一旁看着,觉得很有趣,准备接受国王的教诲,国王最后说:“你们这些不追随佛陀教导的人,似乎也非常确信只有你们自己掌握了生命的本质……并且你们想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你们就像这些争论不休的盲人一样困惑,他们只知道大象的一小部分,却对整体如此确定?” [57]
 
讲故事的力量不在于陈述了什么,而在于暗示了什么。在康诺弗的重述中,那些声称掌握了某些形而上学真理的人被比作盲人。在这里,对确定信仰的主张是值得责备的,因为这在范畴上是不可能的,只会造成分裂和冲突。如果形而上学确定性的主要代言人是组织化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那么这些代言人就犯有传播分裂和冲突的罪。
 
康诺弗对这个故事的重述、对宗教和哲学的混淆,以及这套丛书的整体概念,都带有明显的永恒主义色彩。用林斯的语言来说,整头大象代表了高耸、朦胧的原始真理山脉,而盲人们的观察则是当今的世界宗教,伊斯兰也包括在内。
 
但故事是可以解读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是对永恒主义的控诉,而不是为其辩护。注意盲人们努力了解大象的手段:他们的感官。故事展示了经验知识的局限性,但如果就此认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启示知识,那就太草率了。我们假设自己是故事中的盲人——但那些拥有来自先知的真实启示的人,是更像盲人,还是更像那个能看到整头大象并能评估他人描述的国王?或许,这个故事应该被重新解读为:它展示了顺从一个了解幽玄(unseen)的先知的引导的必要性,而不是顺从那些像永恒主义者一样、可疑地声称代表所有宗教说话的人。或许永恒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盲人。
 
在流行的童书《老乌龟》(*Old Turtle*)中也可以发现对宗教的类似态度。该书获得了 1993 年美国书商年度儿童读物奖,其基本情节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和谐相处,直到它们开始为上帝争论不休。每种动物描述上帝的方式都回响着它们各自的特定经验,它们的争吵直到睿智的老乌龟权威地告诉大家上帝就是它们所描述的一切甚至更多时才结束。故事继续预言了人类的到来,他们最初享有的和谐时期,然后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关于上帝的争论,随后是战争和生态灾难。老乌龟告诉我们,当人们不再为上帝争论并学会从彼此身上看到上帝时,和谐就会恢复。 [58]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宗教,但很明显,宗教——作为一个界定上帝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对神性提出真理主张的事业——进入了《老乌龟》的瞄准范围。老乌龟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对上帝下任何定论,如果我们要尝试,我们必须立即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并不比其他人所说的更有效。正如康诺弗对古代故事的现代演绎一样,如果不这样想,不仅会招致冲突,还会招致灾难。
 
激励这些故事的主题在当代社会非常流行,甚至成了陈词滥调。组织化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受到了深刻的怀疑,甚至嘲笑。但这真的是古老的智慧,还是仅仅是一种现代的姿态?
 
## 宗教体验与信仰的“歌单化”
 
从一开始,永恒主义就通过强调古代智慧的传承,以牺牲断续的启示和先知干预为代价,将经文边缘化。它通过利用显教/密教的二元论进一步边缘化经文,永恒主义者可以通过这种二元论轻松地抛弃那些违反永恒主义论点的经文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在揭示真理方面的首要性。马克·塞奇威克展示了这一特征如何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
 
> 这一精神过程的结果就是神秘体验:普罗提诺(Plotinus)称之为 *homoiosis to theo*(与神同化),苏非派称之为 *fana*(寂灭),其他目的则称之为“合一”。根据普罗提诺后来的追随者扬布利科斯(Iamblichus)的说法,合一的一个结果是,实现同化的人可以获得并传达神圣的知识。 [59]
 
这里的关键点是,合一赋予了修行者获取神圣知识的独特途径。东方学家,尤其是永恒主义者,在其他传统中寻求哪怕是表面上相似的概念,将其作为破坏更明确的组织化宗教、权威和教义服从形式的便捷手段。
 
在当代的西方背景下,我们担心的与其说是神秘体验被过度强调,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个人宗教体验被注入了一种准神秘的权威,以至于它被视为比神圣启示本身更真实、更正确。正如一位非穆斯林大学生直言不讳地对我说的:“我不希望外部的宗教权威告诉我,我的精神体验是不行的。”
 
这种转变促使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一种新兴的情绪,即他们从其他宗教传统和精神实践中受益的方式,正在取代或边缘化伊斯兰的传统。有些人声称从瑜伽和冥想中获得的好处比从 *ṣalāt*(礼拜)中获得的多,尽管后者在我们的神圣法律中作为感激造物主的卓越表达,具有崇高且明确的地位。优先考虑那些既不是由我们的造物主直接传达,也不是由人类中最优秀者(先知)展示的做法,背离了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倾向,即重视个人体验胜过启示。在这里,经文受到了与组织化宗教一样的轻蔑对待。 [60]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有问题的并不是作为整体的“组织化宗教”,而是基督教教会组织和行使权力的特定方式。意识到欧洲的宗教经验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比“组织化/非组织化”这种粗糙二元论更微妙的方式来思考宗教。现在我们可以问:“谁在进行组织?”或者,“我的宗教是按照什么原则和方法组织的?”如果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更具体的事情,例如欧洲基督教的教会权威主义,那么抨击作为整体的“组织化宗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事实上,我们让自己陷入了过度矫正到另一个极端的境地。
 
信念和承诺必须由某人以某种方式来组织。没有人的信念和承诺是随机的;即使人们称自己为“有灵性但无宗教信仰”,在表面之下仍然存在组织这些承诺的结构。那么,“有灵性”并不是描述一个处于宗教组织之外的空间,而是描述一种*实践者自己*承担了组织其信仰和实践责任的情况。
 
用这种术语来说,自己组织宗教实践所产生的潜在预见不到的问题就变得清晰了。主要问题之一是避免确认偏误。我的一位亲戚曾告诉我:“我不需要去教堂崇拜上帝。”这在技术上或许是真的,但如果你没有第三方的输入,没有一个处于你自身之外的人,你如何能确定你不是在为你所有想要听到的肯定信息创造一个回声壁,而避开了那些挑战你承担责任并成长的信息?或者,如果你倾向于自我批评,又有什么能保证你不是在让自己被确认你那糟糕自我认知的残破信息所包围,而不是被那些能建立你自信的信息所包围?由于对组织化宗教的怀疑,永恒主义高估了个体公平、全面地组织自己精神实践的能力。
 
社交媒体算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说明。滚动浏览我们的动态,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掌控一切,甚至对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材料数量印象深刻。但我们没看到算法如何利用我们自己的偏好来限制我们接触那些我们永远不会了解的事物。当我们承担起组织自己的宗教和精神实践的责任时,结果就是信仰的一种“歌单化”(playlist-ification),在这里,我们自己的偏好和对肯定(或自我批评)的渴望可能会排除掉我们精神上真正需要的东西。
 
在被过度理性的启蒙运动边缘化之后,重新发现身体重要性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感知。像贝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的《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这类书成了系列畅销书,对创伤的影响给予了迟来的关注,并在认识论上认真对待身体。 [61] 但是,正如历史钟摆的每一次摆动一样,我们需要确保保持平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一个极端。身体感知的局限性这一事实,应该让我们对个人体验揭示神圣真理的能力保持适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反映了这一现实:“杯弓蛇影”。它指的是一个关于客人喝了主人端来的茶的故事。客人低头看杯子时,发现杯子里似乎有一条虫子,但为了不冒犯主人,他还是把杯子里的茶喝了。客人回到家后,无法停止担心吞下了那条虫子。果然,第二天他醒来就感到严重的恶心和发烧。他在床上病了好几天,直到那个端茶给他的朋友来探望他。病中的人承认那天茶杯里有一条虫子,他为了不显得是个糟糕的客人而吞下了它。他的朋友很惊讶,冲回家看看茶里是否真的有虫子。一旦他倒上一杯茶,他才意识到根本没有虫子——只有他挂在墙上的弓,正倒映在茶杯里。他冲回朋友身边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客人的症状瞬间消失了。 [62]
 
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证明瓦斯灯效应(gaslighting)或否认他人的经历是合理的,而是承认身体及其体验是有局限性的。换句话说,身体中有真理,但身体并不垄断真理。如果自我之外没有真理,宗教实际上就是无用的。
 
这里也有一种讽刺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像永恒主义要求我们的那样,因为怀疑他人的宗教解释而避开组织化宗教和宗教权威,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的解释如此有信心?这种单方面的怀疑只有在我们假设他人仅仅是因为恶意或他们所处的权力和特权地位而误解经文时才有意义。但宗教误解背后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妄想、利益冲突和一厢情愿。更重要的是,如果宗教权威都不能免疫于这些力量,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我们必须面对清醒的事实:我们并不能免疫,误解背后的因素不仅是政治的和历史的,它们也是道德的,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永恒主义并没有有意义地处理这一现实。
 
在人类经验达到神圣真理的能力方面,伊斯兰占据了中间立场。一方面,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被问及罪恶的本质时,回答说应该问问自己的心。 [63] 先知 ﷺ 还提到了体验“信仰的甜美”,如果我们的个人体验毫无意义,这就会变成一个荒谬的概念。 [64]
 
话虽如此,关于人类经验局限性的重要警告也同样存在。安拉说:
 
> “或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安拉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65]
 
安拉还告诉我们,恶魔之所以如此成功,恰恰是因为他让恶行看起来是善的。安拉说伊布利斯(Iblīs)曾说:
 
> “我必使他们迷误,我必使他们幻想,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必定割裂牲畜的耳朵,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必定改变安拉的造化。”谁舍安拉而以恶魔为保护者,谁确已遭受明显的亏折。恶魔给他们许诺,给他们幻想。恶魔给他们的许诺,只是欺诈。 [66]
 
这些经文证明了需要一个自我之外的权威来帮助调节我们的经验,组织我们的宗教实践,并保持对我们的约束。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我们所经历的精神发展在现实中可能只是自我毁灭。尽管世俗学术界如此宣称,但宗教主要不是人类的风险投资,而是一套由神传达的内在状态和外在实践的方案,它们被造物主登记为感激之情的有效表达。“爱之语”的概念在这里很有启发性;正如我可能会把时间、金钱和精力浪费在给一个过敏的配偶买花上一样,我也可能会埋头苦干于某些我自认为(或体验到)是在崇拜我的造物主的事情上,结果却在后世被安拉告知那实际上根本不是崇拜——不是感激之情的有效表达。
 
当然,在崇拜*之内*,我们的主观体验确实发挥着作用,去品尝信仰的甜美,对造物主心生敬畏,像亲眼看见安拉一样去崇拜。但我们决不能把崇拜的升华体验本身当成目的。它只是通往目的的一种手段:乐园和安拉的喜悦。当我们把崇拜的*体验*置于崇拜的*对象*之上时,我们自己的崇拜体验就成了目的本身,甚至到了我们愿意离开伊斯兰那坚实的基础去别处追逐某种升华体验的地步,从而实际上是以自我及其体验为中心,而不是以造物主为中心。历史上自封的导师和伪先知无疑提供了警示。想想弗里特若夫·舒昂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神秘异象。值得引用塞奇威克的话,他通过引用舒昂自己的日记和通信来记录舒昂为其陷入歧途所作的内在辩护:
 
> 舒昂起初并不确定如何解释他 1965 年的经历。第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是否构成了一个真实或虚假的异象。舒昂认为,真实的异象可以通过它对接受者产生的益处效果来与虚假的异象区分开来,而这个异象产生的益处效果是将他从对书本、报纸和剧院的喜爱中解脱出来,他发现自己在其中再也无法迷失自己。舒昂在这一背景下没有考虑他的异象产生的另一个效果: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像她(圣母玛利亚)的婴儿一样裸体的需要”。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要舒昂一个人在家,他就会脱光衣服。
>
> 一旦舒昂认定他的经历是真实的异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它们。他的最终结论是,这个异象标志着“与上天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到来。……显而易见,舒昂将其视为角色的一种转变,即从阿拉维亚(Alawiyya)的谢赫(他在 1937 年早期的异象中获得的位置)转变为一种更普遍的角色,凌驾于伊斯兰之上并超越了伊斯兰。 [67]
 
舒昂后来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包括画裸体的圣母玛利亚、多起性不检点, [68] 以及一连串邪教般的举动。 [69] 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处理以及随后的放荡行为甚至引起了他的永恒主义同行的愤慨,加剧了舒昂与勒内·格农早先的分裂。如果主观体验是我们的主要引导,恶魔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准备欺骗我们。
 
在我们的伊斯兰传统中有一个关于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Shaykh ʿAbd al-Qādir al-Jilānī)的名言,他经历了一个起初看起来像是神秘异象的事情。云雾汇聚,虚空中传来一个宏大的声音,宣称它不是别人,正是安拉本人,并说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精神境界,以至于他现在被允许去做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非法的事情。谢赫立刻厌恶地吐了唾沫并诅咒那个声音,那个声音随后显露出其真实面目——实际上是恶魔。在故事的一个版本中,恶魔注意到他在被识破时的惊讶,因为他在吉拉尼之前已经愚弄了无数的学者和崇拜者。 [70]
 
的确,体验在变得容易产生妄想之前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安拉的尊名之一是 *al-Ḥaqq*(真理),因为他是终极的真理,是关于什么是真实的、最可靠的引导来源。无论是我们参与宗教文本,还是我们解释自己的体验,我们都需要一个外部权威来保持我们的诚实,并防止我们自己的偏见带领我们走上自我纵容的毁灭之路。事实上,我们宗教的名字——由安拉而非我们选择——就是顺从:伊斯兰。
 
## 被征用的永恒主义
 
尽管在重要方面存在分歧,但永恒主义已被另一种更强大、更主导且同样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意识形态所放大和征用,那就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最初是一个描述从修道院生活向教规生活的转变,以及随后教会财产向外行人转移的术语,但它最终作为现代性的一项霸权政治计划兴起,彻底重新配置了人类大部分人在地球上体验生活的方式。 [71]
 
其中一项转变是用一种超然的政治身份取代了先前的宗教社会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部分人主要从民族国家及其公民范畴出发来思考和界定身份,而只是次要地从“稳麦”(*ummah*)、基督教界或某些其他灵魂共同体出发。永恒主义做出了类似的举动,但它并不是用政治范畴取代宗教范畴,而是用一种超然的精神身份取代另一种更具超然性的精神身份。
 
法国神秘学家杰拉德·恩考斯(Gérard Encausse)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绪,他说:
 
> 真理是一,没有哪个学派、哪个宗教能声称独占它……在每种宗教中都能发现单一真理的表现。 [72]
 
因此,永恒主义将自己塑造成一种“元信仰”,一种凌驾于其他宗教推测为超然(但在其评价中是狭隘的)真理之上的超然真理。
 
在宣称中立时,世俗主义和永恒主义掩盖了它们的历史嵌入性以及特定的形而上学承诺机制。两者都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世俗主义受影响更深。永恒主义在历史上依赖启蒙式的怀疑主义来扫清其他超然真理的声索者,但其实际内容却是重新包装的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
 
世俗权力迫使宗教在超越它们并使其变得可治理的过程中发生改变。永恒主义在超越的过程中也残害了其他的信仰传统。为了维持确实存在贯穿所有宗教的共同密教核心这一论点,永恒主义必须切除那些与其论点相矛盾的不便教义和实践,通常利用“显教”这一指责来抛弃它们。
 
这除了永恒主义以牺牲个人宗教体验为代价而边缘化启示和经文外,也很好地契合了世俗主义、唯物主义对自我的构想,即将信仰概念化为非本质的、可替代的,因而也是可抛弃的。同样,永恒主义强调神圣知识的传承而非通过先知的启示,这类似于世俗主义关于宗教是人类事业而非神圣事业的假设。
 
在将显教描绘为宗教和救赎的偶然而非本质特征时,永恒主义利用了对宗教权威、组织化宗教和正统教导的怀疑和轻视,这是它与世俗主义所共有的。
 
世俗主义对超越性的意志推测是为了通过发现一个一致的最低公分母来促进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永恒主义做出了平行的举动,搜寻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公分母,并在这一过程中淡化并使其真理概念非政治化。这种被阉割的愿景反过来为世俗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用于中和超然真理的竞争声索者和替代性的超然政治想象。为其他宗教提供神学合法性的永恒主义计划,舒适地依附于宽容、包容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事实上,永恒主义,连同普世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破坏替代性终极真理主张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世俗主义的关键征用对象,被允许蓬勃发展以削弱其“他者”。
 
因此,永恒主义者比你想象的更常见,尤其是在学术界。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和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都是永恒主义者。朱利叶斯·埃沃拉(Julius Evola)、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和国王查理三世都是永恒主义者。甚至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也是一名永恒主义者。 [73]
 
永恒主义的思想和感知在北美宗教文化中更是几乎无处不在。请记住,从欧洲的经验来看,神学的确定性和排他性是一个强大的触发点,它被认为会导致政治暴力和压迫。 [74] 许多人真正担心,为了成功地容忍他人,我们也必须接受他们的神学为有效。庆幸的是,伊斯兰可以理清这些担忧。
 
## 真正的永恒真理能站出来吗?
 
尽管永恒主义者有很多缺点,但他们察觉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点,而且这种共同点似乎暗示了一个共同的神圣来源而非人类来源。然而,在辨别这一共同主线是什么以及解释其含义方面,他们遗憾地未能击中要害。
 
永恒主义者将神秘主义视为所有宗教的共同本质。然而,为了使这一点站得住脚,他们不得不主动淡化宗教之间根本且无法解决的差异,转而强调显教和密教宗教之间的划分。由于执着于后者,永恒主义者成了他们自己继承的感知的受害者,那是明显的欧洲式感知,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组织化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
 
更具问题的是传统主义者的解释,即所有当代的宗教都是失落的原始宗教的不完美但有效的表现。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疏忽:假设所有当前的宗教都仅拥有真理的残余。这对基督教来说是真的,但传统主义者假设对基督教真实的东西对所有宗教都真实。他们没有尽职调查去确定是否确实存在一种恰当地保留了原始教导的宗教,而是将所有传统混为一谈,并转向了失落原始宗教的想法。
 
真正的原始宗教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伊斯兰。永恒主义者一直在寻找但未能找到的共同主线实际上是 *tawḥīd*(认主独一)。安拉说:
 
> “在你之前,我派遣使者,必启示他:‘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75]
 
伊斯兰承认并解释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实践宗教之间往往根本且互斥的差异,而不是淡化它们:
 
> “被赐予经典的人们,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才因彼此间的嫉妒而产生分歧。” [76]
 
这些人为的差异,加上早期先知使命的区域性特征,使得后续先知的委任成为必要,以带人们回到 *tawḥīd* 的原始教导。如果人类交流在任何时间点变得全球化,*且*神圣的交流被保存下来,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再有神圣启示或先知。
 
基督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世界宗教,以重要的方式(通常是暴力地)传播到每个大陆。然而,传给先知耶稣(*ʿIsā*)的消息丢失了,这使得穆罕默德 ﷺ 的先知身份成为必要。安拉以任何其他神圣启示都未曾有过的方式保全了《古兰经》,使其成为理解造物主意愿的标准,取代了之前的残余,并关上了未来先知或神启经文的大门。安拉说:
 
> “我已降示你(穆罕默德)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在此之前的经典,并监护之。你当依安拉所降示的迹象而为他们判决,你不要舍弃降临你的真理而顺从他们的私欲。” [77]
 
因此,伊斯兰是安拉唯一接受的宗教,正如他明确所说:
 
> “舍伊斯兰而寻求其他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者。” [78]
 
这正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批评圣门弟子、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阅读《讨拉特》(*Torah*),并宣布如果穆萨(*Mūsā*)当时还活着,他别无选择,只能追随穆罕默德。 [79]
 
这也是为什么安拉强调,生活在先知 ﷺ 时代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追随他才能获得引导,安拉说:
 
> “如果他们像你们那样信奉,那么他们确已遵循正道了;如果他们背离,那么他们只陷于分裂中,安拉将替你抵御他们。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 [80]
 
回想一下,永恒主义从崩溃的基督教废墟中兴起,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日益去基督化欧洲的问题。作为穆斯林,去基督化后的问题不必成为我们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接受将神学确定性与政治暴力相挂钩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来教导他人:一个人有可能确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断然拒绝他人的信仰,但仍能相对和平、和谐地并肩生活。
 
很大一部分北美穆斯林人口是在一代人的记忆中从非欧洲土地迁徙而来的。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新地方定居也意味着踏入一场比我们出现更早的、往往具有争议的思想对话。我们必须仔细观察,推断在我们到达之前对话中说了什么,以理解使对话达到当前状态的事物。
 
如果你走进两个正在进行激烈辩论的人,仓促地加入战团并支持其中一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样做会排除以更友好的方式结束辩论的可能性,尤其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局外观察者拥护一些可以帮助双方的见解。作为穆斯林,加入反对组织化宗教、权威和教义的合唱将是草率的,也是一个错失的机会,无法从其特定的宗教历史创伤中拯救和治愈我们所生活的空间。
 
我们穆斯林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的经文被完整地保全,我们的学者是去中心化且独立的,我们的传统定义为在尊重专家权威和批判性思考之间保持平衡。我们的遗产涉及将坚定的信仰与公平及对生命的尊重结合起来。
 
伊斯兰是世界学习这一课的最后希望。回到林斯的意象,背景中不仅仅是作为模糊山脉的神秘失落原始宗教。每一种从原始神圣交流中发生不可逆转改变的其他宗教也都在背景中,被阴影和迷雾覆盖。只有伊斯兰的山脉矗立在前景中,晶莹剔透,作为神圣引导对全人类的最终且保全的表达。
 
## 注释
 
[1. ^](#ftnt_ref1) “《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对其来源表现出严谨且详尽的忠实,以一种易于理解的叙述风格呈现,同时在语言使用上既真实又鼓舞人心,反映了它所讲述的故事的朴实与宏大。”马丁·林斯,《穆罕默德:根据最早来源记载的生平》(*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剑桥:伊斯兰文本协会,2007 年),封底。
 
[2. ^](#ftnt_ref2) 例如,林斯观察到,人类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已被太空探索象征性地取代,作为“向上和向外”的物质主义等价物(第 24 页);人道主义因忽视我们的精神潜力,实际上导致了人性的废除(第 30 页);而现代医学因忽视 收起阅读 »

第一部法典:阿布·伯克尔集录《古兰经》的历史与学术考证

# 第一部法典:阿布·伯克尔对《古兰经》的集录
 
**作者:阿玛尔·哈提卜(Ammar Khatib)、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
 
## 导言
 
《古兰经》究竟是如何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伊斯兰传统为《古兰经》的文本保存提供了相当详尽的叙述。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古兰经》由书记员记录在各种材料上。根据圣训文献中的传统叙述,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Abū Bakr al-Ṣiddīq,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13/634 年,统治期 11-13/632-634 年)集录了最早的完整官方《古兰经》法典。 [1]
 
尽管如此,由于多种原因,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工作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因为学术界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由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ʿUthmān b. ʿAffān,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35/656 年,统治期 23-35/644-656 年)所集录的法典。然而,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是《古兰经》保存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将先知 ﷺ 在世期间记录《古兰经》的所有书面碎片汇集在一起,以产生单一的、官方统一的集录。本文分析了圣训文献和历史资料关于此次集录性质的记载、导致此次集录的原因和环境、集录的过程,以及学者们关于此次集录的一些不同见解。通过审视这些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兰经》保存过程中的精准性与细致入微。
 
研究人员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相比,关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集录法典的信息要丰富得多。对于“奥斯曼法典”,伊斯兰传统记录了法典之间总共约四十处差异的清单,这可以与现存的《古兰经》手稿等实物证据精确对应。 [2] 而关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当时只有单一的法典,且没有关于异读(variant readings)的报告。目前没有数据可用于分析与阿布·伯克尔集录相关的手稿。因此,对阿布·伯克尔集录感兴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分析圣训、古兰经科学和伊斯兰历史著作中所记载的传述内容,以及穆斯林学者的讨论。尽管如此,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历史真实性也可以基于这些文献来源之外的考虑来论证。
 
鉴于《古兰经》在伊斯兰教传播和教导中的核心地位,穆斯林在阿布·伯克尔(统治期 11-13/632-634 年)和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b. al-Khaṭṭāb,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24/644 年,统治期 13-24/634-644 年)统治期间放弃拥有任何官方书面副本的可能性极低。 [3] 鉴于莱麦丹月的集体夜间礼拜在欧麦尔统治下变得有组织且经常化,拥有一个权威的书面副本可能被视为先决条件。此外,奥斯曼法典制作的高效率、极小的变异以及在穆斯林世界中的迅速传播,如果假定圣门弟子们在阿布·伯克尔统治期间已经熟悉了制作法典的过程,那么这一点就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奥斯曼法典基于阿布·伯克尔的法典(或由其验证)这一事实,也会增强其权威性,这是其获得广泛接受的众多因素之一。综上所述,这些历史因素增强了伊斯兰文献中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历史真实性叙述的可信度,下文将详述。
 
除了正统圣训文献外,我们还有不少提及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其他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阿布·欧拜德·卡西姆·本·萨拉姆(Abū ʿUbayd al-Qāsim b. Sallām,卒于 224/838 年)、伊本·赛义德(Ibn Saʿd,卒于 230/845 年)、 [4] 法萨维(al-Fasawī,卒于 277/890 年)、 [5] 雅库比(al-Yaʿqūbī,卒于 284/897 年)、 [6] 巴沙尔(Baḥshal,卒于 292/905 年) [7] 和伊本·阿布·达乌德(Ibn Abī Dāwūd,卒于 316/928 年), [8] 以及随后几个世纪的众多权威。虽然对待单个历史报告必须谨慎,但在多个来源中得到证实的元素可以更有信心地被采纳。这些来源共同提供了证实并阐述主要圣训文献记载的细节。哈拉尔德·莫茨基(Harald Motzki)指出,由于对这类叙述细节的怀疑,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接受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历史真实性。 [9] 然而,经仔细审视,其中许多反对意见似乎并无根据。相反,通过对伊斯兰资料的仔细研读,并结合穆斯林学者的阐述,人们可以重构出一个连贯的叙述,从而解决感知到的差异。这些反对意见将在讨论集录前的情况时予以探讨。此外,由伊本·希哈卜·祖赫里(Ibn Shihāb al-Zuḥrī,卒于 124/742 年)传述的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的详细叙述,已由莫茨基通过“传述链与文本分析”(*isnād-cum-matn* analysis)证明可可靠地追溯到伊斯兰教第一个世纪。 [10] 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学术界声称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是后世伪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此外,对该主题圣训报告的回顾表明,除了著名的“伊本·希哈卜·祖赫里—欧拜德·本·萨巴格—宰德·本·萨比特”传述外,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的传述还通过其他独立链条传播,包括“伊本·阿布·齐纳德—希沙姆·本·欧尔沃—欧尔沃·本·祖拜尔”以及“苏德—阿卜杜·海尔—阿里·本·阿布·塔利卜(愿安拉喜悦之)”等。 [11] 下文将分析这些记载和报告的内容。鉴于存在多个相互佐证的描述阿布·伯克尔集录的独立可靠传述链,以及能够协调这些报告之间任何感知到的差异,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历史真实性可以得到确凿建立。
 
## 指示其为第一部法典的报告
 
许多资料汇总了在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监督下第一次集录《古兰经》的传述。 [12] 然而,也有传述表明,其他圣门弟子拥有个人《古兰经》法典,那是他们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编写的。 [13] 因此,这需要一些解释。
 
宰德·本·萨比特(Zayd b. Thābit,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45/665 年)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关于他参与阿布·伯克尔集录工作的著名记载表明,阿布·伯克尔当时承担的是一项在先知 ﷺ 时代从未进行过的任务。 [14] 在这段传述中,当这个想法向他提出时,阿布·伯克尔问道:“你怎么能做安拉的使者 ﷺ 没有做过的事呢?”如果其他圣门弟子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已经进行了这样的集录,那么阿布·伯克尔的问题就讲不通了。 [15]
 
另据阿里·本·阿布·塔利卜(ʿAlī b. Abī Ṭālib,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40/661 年,统治期 35-40/656–661 年)传述:“愿安拉怜悯阿布·伯克尔。他是第一个将《古兰经》集录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人(*huwa awwal man jamaʿa al-Qurʾān bayna al-lawḥayn*)。” [16] 这一报告的真实性得到了伊本·凯西尔(卒于 774/1373 年)和伊本·哈杰尔(卒于 852/1449 年)等人的认可。 [17] 类似的一份报告记录了阿里的陈述:“在为完整法典(单数:*muṣḥaf*)服务而获得赏赐方面,阿布·伯克尔是人们中最伟大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将其集录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人。” [18] 早期伊斯兰学者莱斯·本·赛义德(al-Layth b. Saʿd,卒于 175/791 年)也说:“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是阿布·伯克尔,宰德负责誊写。人们会来到宰德·本·萨比特那里,他每写下一节经文,都必须有两个证人。” [19]
 
然而,也有一些传述称,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人并非阿布·伯克尔。一份报告称,阿里·本·阿布·塔利卜在先知 ﷺ 归真后立即成为第一个收集《古兰经》的人。 [20] 另一份报告称,在 11/632 年雅玛玛战役(Battle of al-Yamāma)之后,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是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人。 [21] 还有一份报告称,阿布·胡宰法(Abū Ḥudhayfa,愿安拉喜悦之)的部落家仆(*mawlā*)萨利姆(Sālim,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12/633 年)是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人。 [22] 这些报告并不具备可靠的传述链。 [23]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有许多圣门弟子——如伊本·麦斯欧德(Ibn Masʿūd,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32/652-53 年)、 [24] 先知的妻子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58/678 年) [25] 以及欧拜·本·考阿卜(Ubayy b. Kaʿb,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21/642 年)——拥有个人法典,其中记录了他们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所学的某些《古兰经》苏拉(单数:*sūrah*)。例如,阿布·沙赫巴(Abū Shahbah)指出,即使关于阿里集录的报告被视为真实,这也仅仅意味着 he 编写了一份个人副本(无论是完整的还是部分的),这并不具备阿布·伯克尔集录那样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后者享有一致共识(*ijmāʿ*),且是通过官方和公开的程序集录的。 [26] 此外,如果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编写了个人副本,苏拉的顺序可能是按年代排列的,而非“奥斯曼顺序”。它们还可能包含被废止的经文,以及关于废止和经注(*tafsīr*)的个人笔记。因此,阿布·伯克尔的努力是制作第一份官方《古兰经》副本的里程碑式事件。
 
## 集录前的情况
 
尽管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古兰经》已被许多书记员记录下来, [27] 但在他 ﷺ 归真(希吉拉历 11 年/公元 632 年)时,完整的集录工作尚未完成。这一点得到了先知 ﷺ 的首席书记员宰德·本·萨比特(愿安拉喜悦之)的证实,他也在阿布·伯克尔和奥斯曼的集录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宰德说:“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的平安与祝福在他身上)归真了,而《古兰经》尚未被收集在一起。它被记录在棕榈枝、树干、梗和叶子上。” [28] 在其他传述中,有证据表明,在苏拉内部对经文的集录确实是在先知 ﷺ 的指导下进行的。宰德说:“我们当时和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的平安与祝福在他身上)在一起,从皮纸上集录《古兰经》。” [29] 白哈奇(al-Bayhaqī,卒于 458/1066 年)评论道:“这似乎是指,他以此意指将启示的内容、分散在各苏拉中的经文根据先知的指示收集在一起。” [30] 戈尔格·舒勒(Gregor Schoeler)指出,传述表明《古兰经》的大部分内容已经集录在皮纸上,而很可能是先知 ﷺ 归真前不久才降示的后期启示仍然散落在零散的材料上。舒勒写道:
 
> 关于先知 ﷺ 去世时《古兰经》状态的传统报告,如果假设其中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已经记录在格式和材料相同的纸张上,而另一部分(可能是较小的一部分)尚未以这种形式记录下来,那么这些报告就不是不可信的。后一部分,也许由较近期的启示组成,可能记录在零散的材料上,尚未转移到相同格式的纸张上。 [31]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Muhammad Muṣṭafā al-Azami)解释说,先知 ﷺ 时代神圣启示的持续性,使得在先知 ﷺ 归真之前将零散的书面碎片转化成单一的册子变得极具挑战。他写道:
 
> 建立一个主版本(master volume)本可能极具挑战;随后降示的任何神圣“废止”(*naskh*)——影响到法律规定或某些经文的措辞——都需要妥善纳入。而散页格式极大地简化了新经文和新苏拉的插入,因为启示直到先知 ﷺ 去世前不久才停止。但随着他的归真,启示(*waḥy*)永远结束了:将不再有更多的经文、废止或重新编排,因此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将《古兰经》集录成单一统一的册子。 [32]
 
当阿布·伯克尔在先知 ﷺ 归真后担任雏形中的穆斯林国家领导时,他立即面临着以脱离、背叛、多次叛乱和激烈战斗形式出现的政治动荡。其中最重大的战斗之一是雅玛玛战役(Battle of Yamāma),穆斯林在那场战斗中对抗自封先知的穆赛理迈·本·哈比卜(Musaylima b. Ḥabīb,卒于 11/632 年),即“撒谎者穆赛理迈”。早期历史学家哈利法·本·哈亚特·阿斯弗里(Khalīfa b. Khayyāṭ al-ʿUṣfurī,卒于 240/854 年)根据赛义德·本·穆赛义卜(Saʿd b. al-Musayyib,卒于 97/715 年)的传述记录道,在战斗中殉难的穆斯林总数为 500 人,其中 30 或 50 人是“古兰经持有者”(*ḥamalat al-Qurʾān*,通常指那些背诵了《古兰经》的人)。 [33] 关于这一称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先知 ﷺ 时代《古兰经》如何保存:口头与书面传播机制》中的“圣门弟子中的《古兰经》背诵者”一节。请注意,伊本·凯西尔则说大约有 500 名《古兰经》诵读家(*qurrāʾ*)在那天殉难, [34] 这很可能代表了赛义德·本·穆赛义卜提到的两个数字的合并,除非伊本·凯西尔是将“诵读家”一词统称给每一位殉难的穆斯林。在雅玛玛殉难的人中,我们发现了萨利姆(愿安拉喜悦之),即阿布·胡宰法的家仆(*mawlā*) [35]。萨利姆是一位多产的《古兰经》教师,也是先知 ﷺ 特别指示人们向其学习《古兰经》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人是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穆阿兹·本·贾巴尔(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18/639 年)和欧拜·本·考阿卜(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29/649 年))。 [36] 此外,萨利姆曾为美地那(靠近库巴 Qubāʾ)最早的迁徙者(*muhājirūn*)领拜 [37]。
 
根据宰德·本·萨比特的报告,雅玛玛战役中许多《古兰经》诵读家的殉难是集录《古兰经》的直接原因,这是欧麦尔向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建议的。欧麦尔说:“的确,大量的诵读家(*qurrāʾ*)在雅玛玛之日被杀,我担心更多的诵读家会在其他战场上被杀,从而导致《古兰经》的大部分内容丢失(*fayadhhab kathīrun min al-Qurʾān*)。因此,我认为你应该下令集录《古兰经》。” [38] 这一叙述似乎与前述关于当时《古兰经》主要誊写在零散碎片上的报告非常吻合,这增加了欧麦尔请求的分量和紧迫性。虽然整部《古兰经》在先知 ﷺ 时代都已记录下来, [39] 但这些书面碎片尚未被正式集录成官方的法典。由于大量的《古兰经》诵读家殉难,欧麦尔的担忧直接关乎确保《古兰经》的文本保存。圣训大师及经注家巴哈威(al-Baghawī,卒于 516/1122 年)评论道:“他们担心其中的一些内容(即《古兰经》)会随着那些背诵它的人的去世而丢失,所以他们匆忙赶往‘安拉使者的继任者’ ﷺ (即阿布·伯克尔)那里,请求他收集它。他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下令将其收集在一处。” [40] 伊本·凯西尔也做了类似的记载。 [41]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安拉 ﷻ 已经承诺会保护《古兰经》,为什么圣门弟子们还要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保存它?穆斯林学者认为,圣门弟子的努力是实现《古兰经》保存承诺的神圣意志的工具。瓦希迪(al-Wāḥidī,卒于 468/1076 年)写道:
 
> 如果有人问:“既然安拉 ﷻ 已经承诺要保存《古兰经》,既然人们不需要担心(失去)安拉 ﷻ 所保存的东西,圣门弟子们为什么还忙于将《古兰经》收集在皮纸页(*ṣuḥuf*)中呢?”
> 答复如下:他们对《古兰经》的收集是安拉 ﷻ 保存它的手段之一。当祂意欲保存它时,祂指派了他们来执行这一任务。伊本·安巴里(Ibn al-Anbārī)说:他们想为人们学习《古兰经》提供便利,并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其易于获取,这样任何想要背诵和阅读它的人在看到它被收集在卷轴中时都会很容易。即使他们没有做他们所做的事,它也不会丢失,因为安拉 ﷻ 保证了它的保存。 [4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对欧麦尔的陈述有不同的解释。巴基拉尼(al-Bāqillānī,卒于 403/1013 年)提出的一种解释表明,《古兰经》的文本保存并非欧麦尔认为岌岌可危的东西。巴基拉尼写道:
 
> 这里所指的(即那些殉难的人)可能是指他们过去广泛地研读《古兰经》、诵读它并用它进行夜间礼拜(*tahajjud*)。因此,从他们所拥有的内容中“《古兰经》会丢失什么”被解释为意指《古兰经》的大部分研读和诵读将会丢失,伴随着在夜间礼拜和祈祷中放弃诵读。这就是其本意。 [43]
 
巴基拉尼辩称,由于许多资深圣门弟子仍然在世,没有理由担心《古兰经》会丢失。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检查欧麦尔的陈述,我们会注意到欧麦尔不仅提到了雅玛玛战役,还对未来战役会导致《古兰经》诵读家出现类似的伤亡表示了担忧。因此,为了确保《古兰经》文本的保存,欧麦尔提出这样的担忧仍然是完全合理的。
 
包括西奥多·诺德克(Theodor Nöldeke)、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和威廉·蒙哥马利·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对雅玛玛战役中《古兰经》诵读家的殉难是集录《古兰经》的动机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44] 他们引用了莱昂内·卡塔尼(Leone Catani)的一个论点,即在雅玛玛战役中去世的人名大部分包含了新穆斯林,背诵了《古兰经》的人数太少,不足以引起警惕。 [45] 诚然,这一论点很容易与上述巴基拉尼对欧麦尔陈述的解释相协调。任何穆斯林的重大伤亡都可能引发这样的担忧:即致力于研读《古兰经》的伊斯兰追随者会减少。因此,投入整个社区的力量来集体集录《古兰经》法典,无疑会振兴对神圣文本的研读和诵读。
 
但除了巴基拉尼的解释外,卡塔尼的论点并不清楚是否削弱了欧麦尔陈述的传统解释。我们知道,像萨利姆(愿安拉喜悦之)这样高产的《古兰经》教师就在殉难者之列。仅他的损失,在迫切需要《古兰经》教师来教育大量新皈依部落的时期,肯定会冲击到圣门弟子们。在战斗中殉难的其他《古兰经》教师可能只是没有记录下姓名。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的 4/625 年发生的“马欧纳井”(well of Maʿūna)惨案中就有先例,当时来自美地那辅士(*anṣār*)的七十名圣门弟子殉难。 [46] 在该事件中殉难的圣门弟子并未留下姓名,只是被简单描述为《古兰经》诵读家。此外,欧麦尔的担忧随着那些背诵了《古兰经》任何重要部分的人(而不仅仅是完整背诵了《古兰经》的人)的去世而变成了现实。例如,伊本·哈杰尔提到,“这可能意味着他们集体背诵了《古兰经》,而不是每个个体都完整地背诵了它。” [47]
 
其次,诺德克等人辩称,既然集录涉及收集已经记录下来的材料,那么任何数量的《古兰经》诵读家的去世都不可能危及到这一点。然而,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虽然背诵《古兰经》的人去世确实不会导致《古兰经》的书面副本消失,但它确实增加了这些书面副本对于继续背诵和教授神圣文本的重要性,因此要求将它们巩固成统一的文本。毕竟,记录《古兰经》的碎片可能会丢失或损坏。基于这些考虑,没有理由怀疑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动机的传统叙述。
 
基于这一叙述,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可以合理地定于 12/633 年,即 11/632 年雅玛玛战役之后和他 13/634 年去世之前 [48]。
 
## 集录《古兰经》的过程与方法
 
宰德·本·萨比特(愿安拉喜悦之)被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选中领导集录《古兰经》文本的任务。在他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时,他应该是 22 岁,因为在先知 ﷺ 迁徙时他 11 岁。 [49] 阿布·伯克尔亲自给出了选择宰德的理由,他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shābun ʿāqilun*),我们对你没有任何疑虑(*lā nattahimuk*),而且你过去常为安拉的使者记录启示。” [50] 伊本·哈杰尔评论道:
 
> 他提到了关于他的四种品质,详细说明了他对这项任务的独特适应性:年轻,这样他就有精力完成对他的要求;聪明,这样他在方法上会更加审慎;无可指摘,这样别人才能信任他;曾担任启示书记员,因此他具备必要的经验。他所拥有的这些品质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但通常是分开的(而不是集于一人之身)。 [51]
 
虽然阿布·伯克尔没有明确提到,但学者们经常在宰德的资历中增加另外两项。第一项是宰德本人已经背诵了整部《古兰经》,如阿布·伯克尔·本·安巴里(卒于 328/940 年)所言。 [52] 考虑到他作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首席书记员的角色,这并不令人意外。学者们经常提到的第二项资历是,宰德见证了先知 ﷺ 与天使吉布里勒(as)之间的“最后复核”(*al-ʿarḍa al-akhīra*)。 [53] 先知 ﷺ 每年莱麦丹月都会与吉布里勒复核整部《古兰经》,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知 ﷺ 与吉布里勒完成了两次复核。 [54] 巴哈威陈述道:
 
> 据说宰德·本·萨比特参加了最后复核,在那次复核中明确了哪些内容被废止,哪些内容保留了下来。阿布·阿卜杜·拉赫曼·苏莱米(Abū ʿAbd al-Raḥmān al-Sulamī)说:“宰德在先知 ﷺ 归真的那一年向他诵读了两次《古兰经》,这次诵读被称为‘宰德的诵读’(*qirāʾa*),因为他为先知 ﷺ 誊写了它,并向他诵读了它,且见证了‘最后复核’,他直到去世前一直教授人们这一诵读。这就是为什么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在集录工作中依靠他,奥斯曼指派他负责编写《古兰经》法典——愿安拉喜悦他们所有人。” [55]
 
除了苏莱米(卒于 74/693 年)的陈述外,实际上没有证据证实宰德参加了最后复核。 [56] 《古兰经》语言学家阿布·贾法尔·纳哈斯(Abū Jaʿfar al-Naḥḥās,卒于 338/950 年)只是说,宰德的诵读是在最后复核中确认的。 [57] 同样,伊本·泰米叶(卒于 728/1328 年)说:“最后复核就是宰德·本·萨比特等人的诵读(*qirāʾah*),也就是正统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指示记录在法典(*maṣāḥif*)中的那一种。” [58]
 
另一方面,我们有来自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68/687 年)的报告,表明实际上是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参加了最后复核, [59] 他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伊本·麦斯欧德的诵读与奥斯曼法典及宰德的诵读有所不同。塔桑(Al-Ṭāsān)出于几个原因驳回了伊本·阿巴斯的报告,认为其不真实。然而,他提出,即使假定该报告传述真实,那也仅仅是伊本·阿巴斯的困惑。 [60] 尽管如此,“最后复核”的相关性在阿布·伯克尔或奥斯曼的集录过程中从未被圣门弟子们提及。此外,由于没有确凿且明确的证据来证实宰德参加了最后复核的说法,将其列为一项资历至多是推测性的。
 
关于宰德收集《古兰经》的过程,证据表明他采取了严谨的程序,不仅利用了书面材料,还利用了对文本的背诵。他说:“我从棕榈树皮、薄白石片和那些背诵了它的人那里收集它。” [61]
 
在集录《古兰经》的过程中,宰德因对每一节经文都寻求两个证人的核实而闻名。如前所述,莱斯·本·赛义德说:“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是阿布·伯克尔,宰德负责誊写。人们会来到宰德·本·萨比特那里,他每写下一节经文,都必须有两个证人。” [62]
 
尽管宰德和其他圣门弟子已经背诵了经文,但他并没有凭记忆誊写。他也没有仅仅从现有的书面副本中誊写。相反,他遵循了一套细致的程序,以确保每一节经文的誊写都有直接的书面证词和记忆作为支持。阿拉姆·丁·萨哈维(卒于 643/1245 年)解释说,对“两个证人”的要求意味着两个拥有书面记录并能作证说,他们从先知 ﷺ 那里记录下这节经文,其方式正是他们所学到的。 [63] 这一解释得到了大多数穆斯林学者的青睐。 [64] 伊本·哈杰尔提到的另一种解释则将“两个证人”理解为“记忆”和“书面”。 [65] 虽然记忆和书面记录确实都参与其中,但证据确实表明,两个证人的含义是指直接从先知 ﷺ 那里学习了经文的两个个体。下文讨论的阿布·胡宰玛(愿安拉喜悦之)的故事特别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每一节《古兰经》经文的集录过程都由书面材料、背诵和直接证词的共同验证作为后盾。
 
## 寻找缺失经文的故事
 
在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的集录过程中,宰德·本·萨比特(愿安拉喜悦之)在为每一段落寻求两个证人时,发现一段经文他只找到了一个证人。宰德报告说:“阿布·伯克尔派人叫我来,于是我集录《古兰经》,直到在阿布·胡宰玛·安萨里(Abū Khuzayma al-Anṣārī,卒于 37/657 年)那里找到了《忏悔章》的最后一部分(经文 9:128–129),在其他人那里都没有找到。” [66]
 
这段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发现的传述明确指出,这发生在第一次集录期间,证人是阿布·胡宰玛(愿安拉喜悦之)。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阿布·胡宰玛一个人知道这节经文,因为所有背诵了《古兰经》的圣门弟子都知道它。然而,他们是在寻求一位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记录了这节经文的证人。 [67] 他们之所以能准确地知道哪一节经文缺失,正是因为他们已经背诵了它。
 
宰德·本·萨比特传述的另一段记载(同样载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到了同样的事件,但使用了胡宰玛·安萨里(Khuzayma al-Anṣarī,愿安拉喜悦之)的名字:
 
> 于是我开始搜寻《古兰经》材料,从羊皮纸、肩胛骨、棕榈叶柄和人们的记忆中收集它。我在胡宰玛·安萨里那里找到了《忏悔章》中我未在其他人那里找到的两节经文 [他引用了《古兰经》9:128–129]。 [68]
 
这种名字上的微小差异(阿布·胡宰玛 vs 胡宰玛)通常不会引起任何疑问,除非我们还有第三段传述,同样载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关于发生在胡宰玛身上的、涉及不同经文的相同事件:
 
> 当我们编写神圣《古兰经》时,我漏掉了《同盟军章》的一节经文,我过去常听安拉的使者 ﷺ 诵读它。然后我们搜寻它,在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那里找到了它。这节经文是:“信士中有许多人,他们忠于向安拉所发的誓约:他们中有的已履行誓约(即已为安拉之道牺牲),有的在等待着。” [33:23] 于是我们将其记录在《古兰经》中对应的位置。 [69]
 
注意,这段传述没有明确提到这发生在阿布·伯克尔还是奥斯曼的集录期间。 [70] 在另一段传述中,宰德陈述道:“我将书面材料编入法典(*nasakhtu al-ṣuḥuf fī al-maṣāḥif*)”,这暗示发生在涉及多部法典的奥斯曼工程期间。 [71] 在那段传述中,他提到了经文 33:23 和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愿安拉喜悦之)。在其他资料中还有这些事件的其他传述,对每个事件使用了不同的名字。 [72]
 
巴基拉尼辩称,这些传述可能因相互矛盾且与更可靠的证据相冲突而被驳回,或者可以以各种方式重新解释。 [73]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等人通过指出以下几点来协调这些传述:第一起事件发生在阿布·伯克尔集录期间, [74] 且在阿布·胡宰玛·本·奥斯·本·亚齐德·本·阿斯莱姆(Abū Khuzayma b. Aws b. Yazīd b. Aṣram)那里找到了《忏悔章》的经文。同时,第二起事件发生在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集录期间,涉及《同盟军章》的经文,这节经文是在“双证人”(*Dhū al-Shahādatayn*)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那里找到的,他与阿布·胡宰玛是不同的两个人。 [75] 阿扎米以此作为论据,认为奥斯曼重复了为每一节经文召集证人的过程;否则,如果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就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没有理由找不到《同盟军章》的那节经文。 [76] 与此同时,贾法里(al-Jaʿfarī)提出,在两次集录之间超过十年的时间间隔内,一节经文的书面皮纸丢失并非不可想象。 [77]
 
另一方面,像伊本·凯西尔 [78] 和其他人 [79] 认为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阿布·伯克尔时代。虽然穆罕默德·哈桑·贾巴尔(Muḥammad Ḥasan Jabal)赞同伊本·哈杰尔关于宰德描述的事件涉及两个不同人的分析,他也赞同伊本·凯西尔关于两起事件都发生在阿布·伯克尔集录期间的观点。 [80] 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Ghānim Qaddūrī al-Ḥamad)提出了额外的证据,表明缺失经文的事件仅发生在阿布·伯克尔时代,但也表明这两起事件实际上是涉及同一个人的同一起事件。他引用了《经源之书》(*Kitāb al-Mabānī*)导言中的以下传述,其中宰德描述了阿布·伯克尔时代的集录过程:
 
> 我完成了一次核对,我注意到我漏掉了这节经文 [33:23],于是我询问了麦加迁士(*Muhājirīn*)和美地那辅士(*Anṣār*),我在他们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找到它 [以书面形式],尽管我知道这节经文且先知 ﷺ 曾向我口授过,但我由于不喜欢在没有其他人与我一同作证的情况下确立它而没有记录。后来我从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那里得到了它,先知 ﷺ 曾使他的证词等同于两名证人的证词。于是我写下了这节经文,然后我进行了另一次核对。我发现我漏掉了两节经文,尽管我知道它们 [9:127–128]。于是我询问了迁士和辅士,我在他们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找到它们,除了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先知 ﷺ 曾认可过他的证词。于是我将它们写在《忏悔章》的末尾。 [81]
 
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指出,这一叙述减轻了在其他资料中发现的一些混乱。他还指出,“两个名字(即阿布·胡宰玛和胡宰玛)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在不同传述中使用完全相同措辞的提及,表明这两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圣门弟子,即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 [82] 这是对原本似乎涉及两个名字几乎相同的不同个体在完全相同情况下发生的惊人巧合最简单、最容易的解释。尽管如此,其他协调传述的方法(如伊本·哈杰尔的方法)也被许多学者接受。最后应当提到,相关经文在最早的手稿中均已得到证实,且未见有任何圣门弟子的法典省略它们的报告。 [83]
 
当然,胡宰玛·本·萨比特作为这节经文的证人,其背后的意义有着一段非凡的故事。根据《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认为胡宰玛的证词等同于两名证人的证词, [84] 使他获得了“双证人”(*Dhū al-Shahādatayn*)的称号。这背后的故事始于先知 ﷺ 从一名贝都因人(在其他传述中被确认为萨瓦·本·哈里斯·穆哈里比 Sawāʾa b. al-Ḥārith al-Muḥāribī)手中购买了一匹马。在商定价格和购买后,先知 ﷺ 请该贝都因人随他去取款。在路上,人们看到这匹马,不知道它已被售出,开始向贝都因人讨价还价。贝都因人见利忘义,对先知 ﷺ 说:“如果你想要这匹马,就买下它 [加价购买],否则我就把它卖了。”先知 ﷺ 问:“我不是已经从你手里买了吗?”贝都因人要求先知 ﷺ 出示证人。胡宰玛·本·萨比特出面为他作证,于是先知 ﷺ 问他,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如何能作证。胡宰玛回答说:“因为我信仰你 [作为先知],并且知道你除了真理外不言其他。”于是,先知 ﷺ 使胡宰玛的证词等同于两名证人的证词。 [85] 这是对胡宰玛纯洁信仰和高尚品质的先知式认可,赞扬他急于见证安拉使者 ﷺ 的真实性。 [86] 据说先知 ﷺ 最终还是选择将马还给了那名贝都因人,这无疑是展示仁慈、正直和慷慨的举动。 [87]
 
这段传述强调了奇迹般转折背后的神圣意志,即先知 ﷺ 曾对其做出此番宣告的那个人,恰好就是宰德在他那里找到“缺失”经文书面副本的那个人。
 
## 阿布·伯克尔与奥斯曼集录工作的区别
 
学者们对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的法典与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的集录为何不同提供了若干解释。 [88]
 
首先,启动这两个项目的理由不同。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旨在记录完整的《古兰经》,以确保《古兰经》经文不会随着背诵者的去世而丢失。 [89] 与此同时,奥斯曼法典旨在将整个穆斯林民族统一在单一的文本之上,以消除因穆斯林诵读《古兰经》异读而引起的混乱。 [90] 杰出的博学学者伊玛目苏尤蒂(al-Ṣuyūṭī,卒于 911/1505 年)引用了对这些差异的如下解释:
 
> 伊本·廷(Ibn al-Tīn)等人说:阿布·伯克尔的集录与奥斯曼的集录之间的区别在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古兰经》是由于担心其部分内容可能随着背诵者的丧失而丢失,因为当时它尚未被收集在一处。因此,他将其收集在皮纸(*ṣuḥuf*)中,按照先知 ﷺ 指示的方式编排各苏拉中的经文。
>
> 另一方面,奥斯曼的集录是由于诵读方式的分歧日益扩大,以至于他们根据各自的方言进行诵读。这导致一些人误解了他人的读法。由于担心此事的恶化,奥斯曼将那些皮纸誊写成单一的法典(*muṣḥaf*),编排了其中的苏拉,并将方言限制为古莱氏人的方言。他的理由是,《古兰经》是以他们的方言降示的,尽管最初为了减轻困难和艰辛而放宽到了其他方言。他认为这种需求已经结束,因此将其限制为一种方言。 [91]
 
由于集录的理由不同,集录成果的用途也不同。在阿布·伯克尔时代,集录成果只是被妥善保管,而穆斯林继续根据他们所学到的方式以及他们拥有的个人副本阅读《古兰经》。 [92] 然而,遵循奥斯曼法典是强制性的,副本被分发到伊斯兰帝国的各大城市。任何不符合奥斯曼法典的《古兰经》书面副本都被烧毁或更正。这些是两次集录之间的根本区别。
 
一些学者还根据前者被称为 *ṣuḥuf* 而后者被称为 *muṣḥaf* 来区分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和奥斯曼法典。这些学者将前者理解为散装的皮纸页,而将后者理解为装订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书面皮纸页,即法典。
 
进一步的建议是,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按章节(苏拉)顺序排列。 [93] 哈基姆·奈萨布里(al-Ḥākim al-Naysābūrī,卒于 405/1014 年)在引用一段表明某些集录工作在先知 ﷺ 时代就已经发生的圣训后,在此方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评论。 [94] 哈基姆写道:
 
> 这段圣训提供了明确证据,表明《古兰经》的集录并非单一事件。其中一部分是在安拉的使者 ﷺ 面前集录的,然后一部分是在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面前集录的。涉及编排苏拉的第三次集录,发生在信士的长官奥斯曼·本·阿凡哈里发时期——愿安拉喜悦他们所有人。 [95]
 
这一简短评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奥斯曼的集录涉及编排苏拉序列,并暗示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权威的逊尼派经注家伊本·阿提亚(Ibn ʿAṭiyya,卒于 541/1147 年)更明确地指出,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按苏拉顺序排列”(*ghayr murattab al-suwar*)。 [96] 阿布·沙马·马克迪西(Abū Shāma al-Maqdisī,卒于 665/1268 年)参考了描述阿布·伯克尔集录时使用的术语 *ṣuḥuf* 来解释这一点:
 
> 看来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是将一个、两个或更多苏拉集录在一张皮纸上,具体取决于苏拉的长度。因此说他在 *ṣuḥuf* 中集录了《古兰经》, [97] 以及指示复数的类似表达。然后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从那些皮纸(*ṣuḥuf*)誊写到一部法典(*muṣḥaf*)中,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按目前的顺序排列了苏拉。 [98]
 
伊本·哈杰尔写道:
 
> *ṣuḥuf* 与 *muṣḥaf* 的区别在于,*ṣuḥuf* 是阿布·伯克尔时代集录《古兰经》所使用的独立皮纸页。它们分别包含了各苏拉 [章节],每个苏拉都独立编排了其经文,但苏拉之间没有按顺序排列。当它们被誊写并按顺序编排时,就成了 *muṣḥaf*。 [99]
 
另一方面,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Ghānim Qaddurī al-Ḥamad)认为证据不足以断定阿布·伯克尔的集录缺乏苏拉顺序排列,并指出存在提及阿布·伯克尔“在两块封皮之间”集录《古兰经》的报告。 [100]
 
关于“集录”(*jamʿ*)一词对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与奥斯曼法典的适用性也存在一些讨论。在列出阿布·伯克尔集录与奥斯曼法典的区别时,艾哈迈德·阿卜杜·卡里姆(Ahmed al-ʿAbd al-Karīm)写道:“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最接近阿拉伯语中‘集录’(compilation)的常规含义,其含义是将被分散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并将各部分连接起来。” [101]
 
对于那些认为奥斯曼法典仅仅是阿布·伯克尔 *ṣuḥuf* 的直接副本的学者来说,奥斯曼的项目并不涉及收集或集录任何文本材料;它更确切地说是将人们聚集或统一在单一文本之上,因此更恰当地被称为一个标准化项目。然而,奥斯曼法典可以被视为对集录成果的再次集录,因为阿布·伯克尔的散装皮纸(*ṣuḥuf*)被组合成了一部装订好的法典。事实上,圣训学者在“集录(*jamʿ*)《古兰经》”的标题下记录了关于奥斯曼项目的传述,这表明他们认为这是集录过程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过程。 [102]
 
此外,正如随后章节将解释的,一些学者认为奥斯曼法典是自主组装的文本,后来才根据阿布·伯克尔的 *ṣuḥuf* 进行核对;因此,根据该观点,它也可以恰当地被称为一次集录。
 
## 异读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
 
伊斯兰传统承认诵读《古兰经》有多种正确的方式,这与《古兰经》以“七种方式”(*aḥruf*,字面意为“字母”,单数:*ḥarf*)降示的圣训有关。 [103] 前面讨论的传述并未直接说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是否包含不止一种读法;然而,这是伊斯兰学者们理论探讨的一个话题。例如,阿布·阿姆鲁·达尼(Abū ʿAmr al-Dānī,卒于 444/1053 年)回答了一个关于既然《古兰经》已经预先在阿布·伯克尔的法典(*muṣḥaf*)中集录好了,为什么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还要再次集录的问题:
 
> 如果有人说:“既然你已经解释了在解读这两份报告中被问及的问题,那么请向我们说明促使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在 *maṣāḥif*(复数法典)中集录《古兰经》的原因,尽管正如你在之前的宰德·本·萨比特圣训中向我们讲述的那样,它已经集录在 *muṣḥaf* 中了。”我会回答说,根据报告和一些学者的观点,原因很清楚。那就是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最初是根据安拉 ﷻ 允许穆斯林民族诵读的“七种 *aḥruf*”来集录《古兰经》的,他并没有指定特定的 *ḥarf*。因此,到了奥斯曼时代,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之间在诵读上产生了分歧,胡宰法将此情况告知了他,他便与美地那的圣门弟子们决定,将人们统一在那些 *aḥruf* 中的某一个 *ḥarf* 之上,并舍弃其他的。这将消除分歧并产生一致。 [104]
 
有趣的是,达尼在给出这一解释前预先说明这是某些学者的观点,这表明在他的时代,关于此事可能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达尼选择的观点似乎确实变得流行起来,我们发现他的同代人伊本·阿卜杜·巴尔(Ibn ʿAbd al-Barr,卒于 463/1071 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 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古兰经》,他是第一个将其集录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人。阿里·本·阿布·塔利卜在先知归真后,以及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时期也集录了《古兰经》。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七种 *aḥruf*”进行的,这与奥斯曼基于单一 *ḥarf*(即宰德·本·萨比特的 *ḥarf*)的集录不同,后者就是今天人们手中封皮之间的 *muṣḥaf* 中的内容。 [105]
 
圣训评论家巴德尔·丁·艾尼(Badr al-Dīn al-ʿAynī,卒于 855/1451 年)同样写道:
 
> 阿布·伯克尔的目标是集录包含所有降示的 *aḥruf* 及其方式的《古兰经》,这些方式基于 [麦加部落] 古莱氏人及其他人的方言。然而,奥斯曼的目标是将古莱氏人的方言从其他诵读方式中分离出来。 [106]
 
其他发表过关于阿布·伯克尔的收集包含七种 *aḥruf* 的类似言论的学者包括沙提比(al-Shāṭibī,卒于 590/1193 年)、 [107] 萨哈维(卒于 643/1245 年) [108] 以及贾法里(卒于 732/1332 年)。 [109] 许多当代学者也赞同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包含七种 *aḥruf* 而奥斯曼的集录不包含的观点。 [110]
 
然而,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一观点,就意味着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必须多次记录同一节经文或同一个词,以适应所有可能的读法。无需多言,如果这在物流上可行的话,那也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埃及阿兹哈尔学者阿卜杜·海伊·法拉马维(ʿAbd al-Ḥayy al-Faramāwī,卒于 2017 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理论化地提出,既然阿布·伯克尔的集录不像奥斯曼法典那样旨在减少读法,那么理论上它可能在词的上方、下方或页边空白处包含了同一节经文的多种读法。 [111] 另一方面,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由于缺乏此类任务被执行的证据,驳回了法拉马维的建议以及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包含七种 *aḥruf* 的主张。 [112]
 
尽管如此,即使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为同一段落包含多个 *aḥruf*,它仍有可能包含一些段落是按一种 *ḥarf* 排列,而另一些段落是按另一种排列的,因为固定单一读法并非该集录的明确目标。这是对“阿布·伯克尔的 *muṣḥaf* 包含七种 *aḥruf*”这一学者评论的一种合理解释:它并未完整包含它们,而是融合了来自其中每一种的读法组合。
 
## 集录成果的后续使用与最终命运
 
如果我们回到关于奥斯曼集录工作的传述,我们可以注意到多个迹象表明,该过程不仅包括誊写和口授,还包括几个阶段的核对与验证。《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的传述明确指出,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请求使用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来誊写新的法典。请记住,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的手稿已经过极其细致的验证过程,不仅依靠那些完整背诵了《古兰经》的圣门弟子,还确保每一节经文都有两名证人,证明他们曾在先知 ﷺ 面前以与圣门弟子记忆相匹配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 [113]
 
随着阿布·伯克尔的去世,该集录成果传到了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手中,随后在他去世后,传到了他的女儿哈福赛·宾特·欧麦尔(Ḥafṣa bint ʿUmar,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45/665 年)手中,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遗孀。 [114]
 
> 奥斯曼派人送信给哈福赛说:“请将《古兰经》手稿送交我们,以便我们将其誊写在完美的副本中,然后再将手稿归还给你。”哈福赛将其送交给奥斯曼。奥斯曼随后指示宰德·本·萨比特、阿卜杜拉·本·祖拜尔、赛义德·本·阿斯和阿卜杜·拉赫曼·本·哈里斯·本·希沙姆将这些手稿重新誊写在完美的副本中。 [115]
 
从这段传述中,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像许多学者那样认为, [116] 奥斯曼的集录是通过简单地誊写阿布·伯克尔集录的手稿来完成的。然而,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辩称,将上述记载与其他传述相结合,可以描绘出一幅更完整的图景:奥斯曼的集录工作是独立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而进行的,后者仅在奥斯曼委员会完成法典(*muṣḥaf*)誊写后的验证过程中使用过。 [117]
 
阿扎米引用支持这一叙述的第一段传述来自穆赛义卜·本·赛义德(Muṣʿab b. Saʿd):
 
> 奥斯曼发表讲演说:“人们在诵读上产生了分歧,我决定,凡持有由先知 ﷺ 亲自口授的任何经文的人,必须将其交给我。”于是人们带来了他们记录在皮纸、骨头和叶子上的经文。任何贡献这些材料的人首先要接受奥斯曼的询问:“你是否直接从先知 ﷺ 本人那里学到了这些经文 [即接受口授]?”所有贡献者都宣誓回答,所有收集到的材料都被逐一贴上标签,然后交给宰德·本·萨比特。 [118]
 
阿扎米引用的第二段传述来自马立克·本·阿布·阿米尔(Mālik b. Abī ʿĀmir,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伊玛目马立克·本·阿纳斯的祖父),他陈述道:
 
> 我是那些接受法典口授 [根据书面材料] 的人之一。如果在某一特定经文上出现任何争议,他们会问:“[这块皮纸的] 书记员在哪里?先知 ﷺ 究竟是如何教他这节经文的?”然后他们会继续誊写,将那部分留白,并派人请相关人员来澄清他的记录。 [119]
 
这些传述表明,奥斯曼法典是在阿布·伯克尔集录成果的佐证之外,通过一个独立过程自主准备和收集的。另一个凸显这一点的传述是哈尼·巴尔巴里(Hānī al-Barbarī)的报告:欧拜·本·考阿卜(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30/649 年)在奥斯曼集录期间对某些词语进行了额外的核实。 [120]
 
还可以通过注意到奥斯曼对委员会关于“如果他们在经文上产生分歧该怎么办”的指示,来进一步加强阿扎米的论点。因为只有当他们正在进行独立的集录过程时,这些指示才讲得通。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誊写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文本,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产生分歧的机会。还有奥斯曼法典书记员之一卡西尔·本·阿夫拉(Kathīr b. Aflaḥ,卒于 63/683 年)的证词。 [121] 他陈述说,如果书记员在编写奥斯曼法典的过程中对某事产生分歧,他们就会推迟记录它。该报告的传述者穆罕默德·本·西林(Muḥammad b. Sirīn,卒于 110/729 年)假设,这是因为他们会先核查谁最接近“最后复核”的时间(即就他们何时从先知 ﷺ 那里学到而言),以便他们能根据那种诵读方式来记录。这为奥斯曼法典并非阿布·伯克尔集录成果的简单誊写这一观点增加了更多的权重。
 
此外,表明宰德(愿安拉喜悦之)负责誊写而赛义德负责口授的传述,也暗示了一个比单纯誊写更复杂的过程。 [122] 最后,我们有一段记载(尽管其链条薄弱),提到奥斯曼在宰德完成集录后请求查看哈福赛的副本,随后将其与奥斯曼法典进行核对对比,并确认一致。 [123] 至于那些暗示奥斯曼先向哈福赛要手稿的报告,此类报告的措辞可能仅提供了简略的描述。或许,哈福赛的副本在开始时就被请求了,但主要用于制作法典的最后阶段,作为验证的来源。
 
出现的问题是,既然奥斯曼可以轻而易举地誊写阿布·伯克尔已经集录的手稿,他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一详尽的过程?阿扎米提供了以下理由:
 
> 人们可能会怀疑,既然最终产品无论如何都要与 [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 进行对比,哈里发奥斯曼为什么还要费力编写一份自主副本。最可能的原因是象征性的。十年前,成千上万参与雅玛玛及其他地方平叛战争的圣门弟子无法参与皮纸(Ṣuḥuf)的集录。在从更大范围的书面材料中汲取资源的过程中,奥斯曼的独立副本为这些幸存的圣门弟子提供了一个参与这一重大事业的机会。
>
> 在上述记载中,[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 与独立的法典之间没有发现任何不一致之处,由此得出了两个广泛的结论:第一,《古兰经》文本从最初时期起就非常稳定,并非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在第三世纪之前一直处于流动和不稳定的状态;第二,两任哈里发时期的集录方法都是细致而精准的。 [124]
 
如果阿扎米的结论是正确的,人们必须注意到,除了进行独立集录的“象征性”原因外,奥斯曼还有一个非常实际且具体的理由:减少穆斯林民族诵读上的分歧,这涉及到从“七种 *aḥruf*”中消除某些异读。既然阿布·伯克尔集录的目标仅是保存《古兰经》文本,那么裁决异读和不同方言从未是该过程的既定目标或组成部分。这与之前提到的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可能包含了“七种 *aḥruf*”中更多读法组合的可能性有关。因此,重复收集过程并除了记忆之外还独立审视每一节经文的书面来源,这一优势为委员会提供了机会,使其能以最高程度的信心和确定性确认:他们为编写法典(*muṣḥaf*)所选择的读法,就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亲自教导和诵读的读法。
 
贾法里指出,集录成果从阿布·伯克尔传给欧麦尔,是因为阿布·伯克尔亲自指定欧麦尔为继任者。另一方面,欧麦尔没有指定继任者,而是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协商(*shūrā*)并决定继任者,因此该集录成果由哈福赛从他那里继承。 [125]
 
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留在哈福赛手中)并没有被奥斯曼抹去或烧毁。然而,该集录成果后来被马尔万·本·哈卡姆(Marwān b. al-Ḥakam,统治期 65-66/684-685 年)索要,他当时是美地那的长官,后来成为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哈福赛拒绝了。然而,当她在希吉拉历 41 年/公元 665 年去世时,马尔万取回了它并将其销毁。 [126] 马尔万陈述道:“我这样做只是因为其中的内容已经记录并保存在 [奥斯曼] 法典中了。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对这份 [哈福赛的] 皮纸(*ṣuḥuf*)产生疑虑,或者会说:‘它包含了一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内容。’” [127]
 
## 结论
 
在探寻《古兰经》文本保存的时间线时,由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愿安拉喜悦之,统治期 11-13/632-634 年)领导的集录努力具有重大意义,尽管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统治期 23-35/644-656 年)所集录的法典相比,其研究程度还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穆斯林文献和学者解释的深入探讨,旨在阐明阿布·伯克尔为保存《古兰经》所做贡献的过程、目的和意义。通过对圣训和学术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阿布·伯克尔为何、何时以及如何承担这一工程。该集录旨在以书面形式记录《古兰经》的全部内容,以确保《古兰经》经文不会随着背诵者的去世而丢失。在阿布·伯克尔的管理下,通过书面材料、背诵和直接证词的共同验证这一严谨过程,完成了一部正式统一的集录成果。这一图景展示了圣门弟子们在集录第一部《古兰经》法典时所付出的深思熟虑和细致入微的努力,从而履行了为后代保存安拉 ﷻ 言辞的职责。
 
*成功唯靠安拉 ﷻ,安拉 ﷻ 至知。*
 
## 注释
 
[1. ^](#ftnt_ref1) 综述请参阅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Muhammad Mustafa al-Azami),《古兰经文本的历史,从启示到集录:与旧约和新约的比较研究》(*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from Revelation to Compi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莱斯特:UK Islamic Academy, 2003),77–86。并参考西奥多·诺德克(Theodor Nöldeke)、弗里德里希·施瓦利(Friedrich Schwally)、哥特尔夫·贝格斯特雷瑟(Gotthelf Bergsträßer)和奥托·普雷策(Otto Pretzl),《古兰经史》(*The History of the Qurʾān*)(莱顿:Brill, 2013),223–34。
 
[2. ^](#ftnt_ref2) 例如,参见海塞姆·西德基(Hythem Sidky),“论古兰经法典的区域性”(On the Regionality of Qurʾānic Codices),《国际古兰经研究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Qur’anic Studies Association*)5 (2020): 133–210;阿拉·瓦希德尼亚(Ala Vahidnia),“古兰经手稿从何而来?确定早期古兰经法典的地域来源”(Whence Come Qurʾān Manuscripts? Determining the Regional Provenance of Early Qurʾānic Codices),《伊斯兰》(*Der Islam*)98, no. 2 (2021): 359–93。
 
[3. ^](#ftnt_ref3) 例如,参见戈尔格·舒勒(Gregor Schoeler)在“古兰经的编纂:对伯顿和万斯布鲁假设的评论”(The Codification of the Qurʾan: A Comment on the Hypotheses of Burton and Wansbrough)中的论点,载于《语境中的古兰经》(*The Qurʾan in Context*)(莱顿,荷兰:Brill, 2009),779–94, 784–85。
 
[4. ^](#ftnt_ref4) 伊本·赛义德(Ibn Saʿd),《名臣传》(*al-Ṭabaqāt al-kubrā*)(开罗:Maktabat Khānjī, 2001),5:311。请注意,该文本的其他版本不完整,未提及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工作。
 
[5. ^](#ftnt_ref5) 雅库布·本·苏菲扬·法萨维(Yaʿqūb b. Sufyān al-Fasawī),《知识与历史》(*al-Maʿrifa wa al-tārīkh*)(巴格达:Maktabat al-Irshād, 1974),1:410。
 
[6. ^](#ftnt_ref6)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阿卜杜·阿米尔·米汉纳(ʿAbd al-Amīr Mihanna)编(贝鲁特:al-Aʿlamī li-l-Maṭbūʿāt, 2010),2:22。
 
[7. ^](#ftnt_ref7) 阿布·哈桑·阿斯莱姆·本·萨赫尔·巴沙尔(Abū al-Ḥasan Aslam b. Sahl Baḥshal),《瓦西特史》(*Tārīkh Wāsiṭ*),库尔基斯·阿瓦德(Kurkīs ʿAwwād)编(贝鲁特:ʿĀlam al-Kutub, 1406 AH/1986),251。
 
[8. ^](#ftnt_ref8) 伊本·阿布·达乌德(Ibn Abī Dawūd),《法典之书》(*Kitāb al-maṣāḥif*),阿布·欧萨玛·萨利姆·希拉利(Abū Usāma Salīm al-Hilālī)编(科威特:Muʾasassat Gharās li-l-Nashr wa al-Tawzīʿ, 2006),139–54。
 
[9. ^](#ftnt_ref9) 哈拉尔德·莫茨基(Harald Motzki),“古兰经形成的替代解释”(Alternative Accounts of the Qur’an’s Formation),载于《剑桥古兰经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Qurʼān*)(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62。
 
[10. ^](#ftnt_ref10) 哈拉尔德·莫茨基(Harald Motzki),“古兰经的收集:根据近期方法论进展对西方观点的重新审视”(The Collection of the Qur’an: A Reconsideration of Western Views in Light of Recent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伊斯兰》(*Der Islam*)78 (2001): 1–34。*Isnād-cum-matn* 是一种分析方法,它收集特定圣训由每位传述者传出的所有不同版本,以确定其传播历史。
 
[11. ^](#ftnt_ref11) 阿克拉姆·阿卜杜·哈里法·达里米(Akram ʿAbd Khalīfa al-Dalīmī),《古兰经的集录:对其传述的分析研究》(*Jamʿ al-Qurʾān: Dirāsa taḥliliyya li-marwiyyātihi*)(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2006),129–74。
 
[12. ^](#ftnt_ref12) 参见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53–69;阿布·阿姆鲁·达尼(Abū ʿAmr al-Dānī),《各地区法典绘法认知之精要》(*al-Muqniʿ fī maʿrifat marsūm maṣāḥif ahl al-amṣār*)(利雅得:Dār al-Tadmurrīya, 2010),134;麦基·本·阿布·塔利卜·盖西(Makkī b. Abī Ṭālib al-Qaysī),《诵读义理之阐释》(*al-Ibānah ʿan maʿanī al-qiraʾāt*),阿卜杜·法塔赫·伊斯梅尔·沙拉比(ʿAbd al-Fattāḥ Ismāʿīl Shalabī)编(开罗:Dar Nahdat Misr, 1977),157–61。
 
[13. ^](#ftnt_ref13) 例如,参见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塔桑(Muḥammad b. ʿAbd al-Raḥmān al-Ṭāsān),《归属于圣门弟子的法典及对相关疑虑的反驳》(*al-Masāḥif al-manṣuba li-l-ṣaḥāba wa-al-radd ʿalā al-shubuhāt al-muthāra ḥawlahā*)(利雅得:Dār al-Tadmuriyya, 2016), 88–89。
 
[14. ^](#ftnt_ref14) 布哈里(al-Bukhārī),《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集录”章,第 4986 号。
 
[15. ^](#ftnt_ref15) 有人可能反驳说,也许他并不知道其他圣门弟子拥有的个人副本,或者也许他知道但并不同意。然而,考虑到没有理由将这些副本保密,第一种可能性似乎不太大。第二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大,因为人们会预期这会引发一些辩论。这些情景都是推测性的;然而,圣训中描述所暗示的最可能的情景是,第一个完整的副本确实是阿布·伯克尔的。
 
[16. ^](#ftnt_ref16)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40。类似传述见 140–43。
 
[17. ^](#ftnt_ref17) 参见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40。编者萨利姆·希拉利赞同伊本·哈杰尔和伊本·凯西尔的评估。该报告由伊斯梅尔·本·阿卜杜·拉赫曼·苏德(Ismaʿīl b. ʿAbd al-Raḥmān al-Suddī,卒于 127/745 年)根据阿卜杜·海尔·本·亚齐德·哈马达尼(ʿAbd Khayr b. Yazīd al-Hamadānī,卒于 81/700 年)根据阿里传述。
 
[18. ^](#ftnt_ref18)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41。
 
[19. ^](#ftnt_ref19) 记录于已散佚的伊本·阿什塔(Ibn Ashtah,卒于 360/971 年)著作《法典》(*al-Maṣāḥif*)中,苏尤蒂在《古兰经科学精义》(*al-Itqān fī ʿulūm al-Qurʾān*)(贝鲁特:Muʾassasat al-Risāla, 2008)中引用,131。
 
[20. ^](#ftnt_ref20)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61–62。参见编者关于传述不真实性的注释。
 
[21. ^](#ftnt_ref21)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62。参见编者关于传述不真实性的注释。
 
[22. ^](#ftnt_ref22) 记录于伊本·阿什塔《法典》中,苏尤蒂在《精义》(*al-Itqān*)中引用,130。请注意,苏尤蒂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萨利姆是在阿布·伯克尔手下集录《古兰经》的人之一,但如果萨利姆死于雅玛玛战役(这是促使阿布·伯克尔进行集录的事件),那这一说法就不可能正确。参见阿里·贾法里(ʿAlī al-Jaʿfarī),《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时代的尊贵古兰经集录》(*Jamʿ al-Qurʾān al-karīm fī ʿahdi Abī Bakr al-Ṣiddīq*)(科威特:Dār al-Ẓāhiriyya 2022),23。
 
[23. ^](#ftnt_ref23) 阿里·贾法里,《尊贵古兰经集录》,17–28。
 
[24. ^](#ftnt_ref2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编排”章,第 4996 号。
 
[25. ^](#ftnt_ref2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编排”章,第 4993 号。
 
[26. ^](#ftnt_ref26) 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阿布·沙赫巴(Muḥammad Muḥammad Abū Shahba),《尊贵古兰经研究导论》(*al-Madkhal li-dirāsāt al-Qurʾān al-karīm*)(利雅得:Dār al-Liwāʾ li-l-Nashr wa al-Tawzīʿ, 1987),273。并参考阿克拉姆·达里米,《古兰经的集录》,174。
 
[27. ^](#ftnt_ref27) 例如,参见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Muhammad Mustafa al-Azamī),《先知的书记员》(*The Scribes of the Prophet*)(伦敦:Turath Publishing, 2020)。
 
[28. ^](#ftnt_ref28)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Aḥmad b. Ḥanbal),《圣门弟子之优越》(*Faḍāʾil al-ṣaḥāba*),瓦西·安拉·阿巴斯(Waṣī Allāh ʿAbbās)编(麦加:Muʾassasāt al-Risāla 1983),1:390。
 
[29. ^](#ftnt_ref29) 伊本·希班(Ibn Ḥibbān),《伊本·希班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Ibn Ḥibbān*),第 114 号。
 
[30. ^](#ftnt_ref30) 白哈奇(al-Bayhaqī),《圣迹证明》(*Dalāʾil al-nubuwwa*)(开罗:Dar al-Rayyān, 1988),7:147。
 
[31. ^](#ftnt_ref31) 舒勒,“古兰经的编纂”,782。
 
[32. ^](#ftnt_ref32) 阿扎米,《古兰经文本的历史》,77。
 
[33. ^](#ftnt_ref33) 哈利法·伊本·哈亚特·本·阿布·胡拜拉(Khalīfa Ibn Khayyāṭ b. Abū Hubayra),《哈利法·本·哈亚特史》(*Tārīkh Khalīfa b. Khayyāṭ*),阿克拉姆·迪亚·欧麦里(Akram Ḍiyāʾ al-ʿUmarī)编(利雅得:Dār Ṭaybah, 1985),111。
 
[34. ^](#ftnt_ref34)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之优越》(*Faḍāʾil al-Qurʾān*),阿布·伊斯哈格·华韦尼(Abū Isḥāq al-Ḥuwaynī)编(开罗:Maktaba b. Taymiyya, 1416 AH/1995),58。
 
[35. ^](#ftnt_ref35) 伊斯梅尔·伊本·凯西尔,《始末》(*al-Bidāya wa-l-nihāya*),阿卜杜拉·本·阿卜杜·穆赫辛·图尔基(ʿAbd Allāh b. ʿAbd al-Muḥsin al-Turkī)编(利雅得:Dar ʿĀlam al-Kutub, 2003),9:496。
 
[36. ^](#ftnt_ref36)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圣门弟子功勋卷》,“穆阿兹·本·贾巴尔之功勋”章,第 3806 号。
 
[37. ^](#ftnt_ref3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宣礼卷》,“奴隶及家仆之领拜”章,第 692 号。
 
[38. ^](#ftnt_ref38) 《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集录”章,第 4986 号。
 
[39. ^](#ftnt_ref39) 这是许多穆斯林学者得出的结论,并可以从宰德关于阿布·伯克尔时代集录过程的报告中推断出来。他为每一节经文都寻求曾在先知面前记录过该经文的人的证词,这一事实表明所有的经文都已被誊写下来。约瑟夫·瓦赫布(Yousef Wahb)也观察到:“有组织的书记活动、书记员的任命、通过书写鼓励教育、神圣的保存文本命令,以及在随后的《古兰经》文本集录中对先知时代誊写的书面材料的可靠传述依赖——清楚地证实了整部《古兰经》在先知归真前就已被记录下来的论点。”参见约瑟夫·瓦赫布,“先知时代《古兰经》如何保存:口头与书面传播机制”,《雅金》(*Yaqeen*),2022 年 12 月 5 日。
 
[40. ^](#ftnt_ref40) 巴哈威,《圣行注释》(*Sharḥ al-sunna*),祖海尔·沙维什(Zuhayr al-Shāwīsh)和舒艾卜·阿尔瑙特(Shuʿayb al-Arnaʾūṭ)编(大马士革:al-Maktab Islamī, 1983),4:521。
 
[41. ^](#ftnt_ref4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之优越》,58。
 
[42. ^](#ftnt_ref42) 瓦希迪,《简明经注》(*al-Tafsīr al-basīṭ*)(利雅得:al-Īmām University, 1430H/2009),12:547。
 
[43. ^](#ftnt_ref43) 巴基拉尼,《古兰经之辩护》(*al-Intiṣār li-l-Qur’an*)(贝鲁特:Dār Ibn Ḥazm, 2001),1:400。
 
[44. ^](#ftnt_ref44) 诺德克等人,229–30;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古兰经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Qur’an*)(爱丁堡:University Press, 1953),39;并参考理查德·贝尔和威廉·蒙哥马利·瓦特,《贝尔古兰经导论》(*Bell’s Introduc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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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法典:阿布·伯克尔对《古兰经》的集录
 
**作者:阿玛尔·哈提卜(Ammar Khatib)、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
 
## 导言
 
《古兰经》究竟是如何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伊斯兰传统为《古兰经》的文本保存提供了相当详尽的叙述。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古兰经》由书记员记录在各种材料上。根据圣训文献中的传统叙述,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Abū Bakr al-Ṣiddīq,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13/634 年,统治期 11-13/632-634 年)集录了最早的完整官方《古兰经》法典。 [1]
 
尽管如此,由于多种原因,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工作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因为学术界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由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ʿUthmān b. ʿAffān,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35/656 年,统治期 23-35/644-656 年)所集录的法典。然而,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是《古兰经》保存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将先知 ﷺ 在世期间记录《古兰经》的所有书面碎片汇集在一起,以产生单一的、官方统一的集录。本文分析了圣训文献和历史资料关于此次集录性质的记载、导致此次集录的原因和环境、集录的过程,以及学者们关于此次集录的一些不同见解。通过审视这些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兰经》保存过程中的精准性与细致入微。
 
研究人员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相比,关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集录法典的信息要丰富得多。对于“奥斯曼法典”,伊斯兰传统记录了法典之间总共约四十处差异的清单,这可以与现存的《古兰经》手稿等实物证据精确对应。 [2] 而关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当时只有单一的法典,且没有关于异读(variant readings)的报告。目前没有数据可用于分析与阿布·伯克尔集录相关的手稿。因此,对阿布·伯克尔集录感兴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分析圣训、古兰经科学和伊斯兰历史著作中所记载的传述内容,以及穆斯林学者的讨论。尽管如此,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历史真实性也可以基于这些文献来源之外的考虑来论证。
 
鉴于《古兰经》在伊斯兰教传播和教导中的核心地位,穆斯林在阿布·伯克尔(统治期 11-13/632-634 年)和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b. al-Khaṭṭāb,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24/644 年,统治期 13-24/634-644 年)统治期间放弃拥有任何官方书面副本的可能性极低。 [3] 鉴于莱麦丹月的集体夜间礼拜在欧麦尔统治下变得有组织且经常化,拥有一个权威的书面副本可能被视为先决条件。此外,奥斯曼法典制作的高效率、极小的变异以及在穆斯林世界中的迅速传播,如果假定圣门弟子们在阿布·伯克尔统治期间已经熟悉了制作法典的过程,那么这一点就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奥斯曼法典基于阿布·伯克尔的法典(或由其验证)这一事实,也会增强其权威性,这是其获得广泛接受的众多因素之一。综上所述,这些历史因素增强了伊斯兰文献中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历史真实性叙述的可信度,下文将详述。
 
除了正统圣训文献外,我们还有不少提及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其他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阿布·欧拜德·卡西姆·本·萨拉姆(Abū ʿUbayd al-Qāsim b. Sallām,卒于 224/838 年)、伊本·赛义德(Ibn Saʿd,卒于 230/845 年)、 [4] 法萨维(al-Fasawī,卒于 277/890 年)、 [5] 雅库比(al-Yaʿqūbī,卒于 284/897 年)、 [6] 巴沙尔(Baḥshal,卒于 292/905 年) [7] 和伊本·阿布·达乌德(Ibn Abī Dāwūd,卒于 316/928 年), [8] 以及随后几个世纪的众多权威。虽然对待单个历史报告必须谨慎,但在多个来源中得到证实的元素可以更有信心地被采纳。这些来源共同提供了证实并阐述主要圣训文献记载的细节。哈拉尔德·莫茨基(Harald Motzki)指出,由于对这类叙述细节的怀疑,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接受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历史真实性。 [9] 然而,经仔细审视,其中许多反对意见似乎并无根据。相反,通过对伊斯兰资料的仔细研读,并结合穆斯林学者的阐述,人们可以重构出一个连贯的叙述,从而解决感知到的差异。这些反对意见将在讨论集录前的情况时予以探讨。此外,由伊本·希哈卜·祖赫里(Ibn Shihāb al-Zuḥrī,卒于 124/742 年)传述的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的详细叙述,已由莫茨基通过“传述链与文本分析”(*isnād-cum-matn* analysis)证明可可靠地追溯到伊斯兰教第一个世纪。 [10] 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学术界声称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是后世伪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此外,对该主题圣训报告的回顾表明,除了著名的“伊本·希哈卜·祖赫里—欧拜德·本·萨巴格—宰德·本·萨比特”传述外,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的传述还通过其他独立链条传播,包括“伊本·阿布·齐纳德—希沙姆·本·欧尔沃—欧尔沃·本·祖拜尔”以及“苏德—阿卜杜·海尔—阿里·本·阿布·塔利卜(愿安拉喜悦之)”等。 [11] 下文将分析这些记载和报告的内容。鉴于存在多个相互佐证的描述阿布·伯克尔集录的独立可靠传述链,以及能够协调这些报告之间任何感知到的差异,阿布·伯克尔集录的历史真实性可以得到确凿建立。
 
## 指示其为第一部法典的报告
 
许多资料汇总了在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监督下第一次集录《古兰经》的传述。 [12] 然而,也有传述表明,其他圣门弟子拥有个人《古兰经》法典,那是他们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编写的。 [13] 因此,这需要一些解释。
 
宰德·本·萨比特(Zayd b. Thābit,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45/665 年)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关于他参与阿布·伯克尔集录工作的著名记载表明,阿布·伯克尔当时承担的是一项在先知 ﷺ 时代从未进行过的任务。 [14] 在这段传述中,当这个想法向他提出时,阿布·伯克尔问道:“你怎么能做安拉的使者 ﷺ 没有做过的事呢?”如果其他圣门弟子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已经进行了这样的集录,那么阿布·伯克尔的问题就讲不通了。 [15]
 
另据阿里·本·阿布·塔利卜(ʿAlī b. Abī Ṭālib,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40/661 年,统治期 35-40/656–661 年)传述:“愿安拉怜悯阿布·伯克尔。他是第一个将《古兰经》集录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人(*huwa awwal man jamaʿa al-Qurʾān bayna al-lawḥayn*)。” [16] 这一报告的真实性得到了伊本·凯西尔(卒于 774/1373 年)和伊本·哈杰尔(卒于 852/1449 年)等人的认可。 [17] 类似的一份报告记录了阿里的陈述:“在为完整法典(单数:*muṣḥaf*)服务而获得赏赐方面,阿布·伯克尔是人们中最伟大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将其集录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人。” [18] 早期伊斯兰学者莱斯·本·赛义德(al-Layth b. Saʿd,卒于 175/791 年)也说:“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是阿布·伯克尔,宰德负责誊写。人们会来到宰德·本·萨比特那里,他每写下一节经文,都必须有两个证人。” [19]
 
然而,也有一些传述称,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人并非阿布·伯克尔。一份报告称,阿里·本·阿布·塔利卜在先知 ﷺ 归真后立即成为第一个收集《古兰经》的人。 [20] 另一份报告称,在 11/632 年雅玛玛战役(Battle of al-Yamāma)之后,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是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人。 [21] 还有一份报告称,阿布·胡宰法(Abū Ḥudhayfa,愿安拉喜悦之)的部落家仆(*mawlā*)萨利姆(Sālim,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12/633 年)是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人。 [22] 这些报告并不具备可靠的传述链。 [23]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有许多圣门弟子——如伊本·麦斯欧德(Ibn Masʿūd,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32/652-53 年)、 [24] 先知的妻子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58/678 年) [25] 以及欧拜·本·考阿卜(Ubayy b. Kaʿb,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21/642 年)——拥有个人法典,其中记录了他们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所学的某些《古兰经》苏拉(单数:*sūrah*)。例如,阿布·沙赫巴(Abū Shahbah)指出,即使关于阿里集录的报告被视为真实,这也仅仅意味着 he 编写了一份个人副本(无论是完整的还是部分的),这并不具备阿布·伯克尔集录那样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后者享有一致共识(*ijmāʿ*),且是通过官方和公开的程序集录的。 [26] 此外,如果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编写了个人副本,苏拉的顺序可能是按年代排列的,而非“奥斯曼顺序”。它们还可能包含被废止的经文,以及关于废止和经注(*tafsīr*)的个人笔记。因此,阿布·伯克尔的努力是制作第一份官方《古兰经》副本的里程碑式事件。
 
## 集录前的情况
 
尽管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古兰经》已被许多书记员记录下来, [27] 但在他 ﷺ 归真(希吉拉历 11 年/公元 632 年)时,完整的集录工作尚未完成。这一点得到了先知 ﷺ 的首席书记员宰德·本·萨比特(愿安拉喜悦之)的证实,他也在阿布·伯克尔和奥斯曼的集录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宰德说:“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的平安与祝福在他身上)归真了,而《古兰经》尚未被收集在一起。它被记录在棕榈枝、树干、梗和叶子上。” [28] 在其他传述中,有证据表明,在苏拉内部对经文的集录确实是在先知 ﷺ 的指导下进行的。宰德说:“我们当时和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的平安与祝福在他身上)在一起,从皮纸上集录《古兰经》。” [29] 白哈奇(al-Bayhaqī,卒于 458/1066 年)评论道:“这似乎是指,他以此意指将启示的内容、分散在各苏拉中的经文根据先知的指示收集在一起。” [30] 戈尔格·舒勒(Gregor Schoeler)指出,传述表明《古兰经》的大部分内容已经集录在皮纸上,而很可能是先知 ﷺ 归真前不久才降示的后期启示仍然散落在零散的材料上。舒勒写道:
 
> 关于先知 ﷺ 去世时《古兰经》状态的传统报告,如果假设其中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已经记录在格式和材料相同的纸张上,而另一部分(可能是较小的一部分)尚未以这种形式记录下来,那么这些报告就不是不可信的。后一部分,也许由较近期的启示组成,可能记录在零散的材料上,尚未转移到相同格式的纸张上。 [31]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Muhammad Muṣṭafā al-Azami)解释说,先知 ﷺ 时代神圣启示的持续性,使得在先知 ﷺ 归真之前将零散的书面碎片转化成单一的册子变得极具挑战。他写道:
 
> 建立一个主版本(master volume)本可能极具挑战;随后降示的任何神圣“废止”(*naskh*)——影响到法律规定或某些经文的措辞——都需要妥善纳入。而散页格式极大地简化了新经文和新苏拉的插入,因为启示直到先知 ﷺ 去世前不久才停止。但随着他的归真,启示(*waḥy*)永远结束了:将不再有更多的经文、废止或重新编排,因此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将《古兰经》集录成单一统一的册子。 [32]
 
当阿布·伯克尔在先知 ﷺ 归真后担任雏形中的穆斯林国家领导时,他立即面临着以脱离、背叛、多次叛乱和激烈战斗形式出现的政治动荡。其中最重大的战斗之一是雅玛玛战役(Battle of Yamāma),穆斯林在那场战斗中对抗自封先知的穆赛理迈·本·哈比卜(Musaylima b. Ḥabīb,卒于 11/632 年),即“撒谎者穆赛理迈”。早期历史学家哈利法·本·哈亚特·阿斯弗里(Khalīfa b. Khayyāṭ al-ʿUṣfurī,卒于 240/854 年)根据赛义德·本·穆赛义卜(Saʿd b. al-Musayyib,卒于 97/715 年)的传述记录道,在战斗中殉难的穆斯林总数为 500 人,其中 30 或 50 人是“古兰经持有者”(*ḥamalat al-Qurʾān*,通常指那些背诵了《古兰经》的人)。 [33] 关于这一称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先知 ﷺ 时代《古兰经》如何保存:口头与书面传播机制》中的“圣门弟子中的《古兰经》背诵者”一节。请注意,伊本·凯西尔则说大约有 500 名《古兰经》诵读家(*qurrāʾ*)在那天殉难, [34] 这很可能代表了赛义德·本·穆赛义卜提到的两个数字的合并,除非伊本·凯西尔是将“诵读家”一词统称给每一位殉难的穆斯林。在雅玛玛殉难的人中,我们发现了萨利姆(愿安拉喜悦之),即阿布·胡宰法的家仆(*mawlā*) [35]。萨利姆是一位多产的《古兰经》教师,也是先知 ﷺ 特别指示人们向其学习《古兰经》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人是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穆阿兹·本·贾巴尔(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18/639 年)和欧拜·本·考阿卜(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29/649 年))。 [36] 此外,萨利姆曾为美地那(靠近库巴 Qubāʾ)最早的迁徙者(*muhājirūn*)领拜 [37]。
 
根据宰德·本·萨比特的报告,雅玛玛战役中许多《古兰经》诵读家的殉难是集录《古兰经》的直接原因,这是欧麦尔向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建议的。欧麦尔说:“的确,大量的诵读家(*qurrāʾ*)在雅玛玛之日被杀,我担心更多的诵读家会在其他战场上被杀,从而导致《古兰经》的大部分内容丢失(*fayadhhab kathīrun min al-Qurʾān*)。因此,我认为你应该下令集录《古兰经》。” [38] 这一叙述似乎与前述关于当时《古兰经》主要誊写在零散碎片上的报告非常吻合,这增加了欧麦尔请求的分量和紧迫性。虽然整部《古兰经》在先知 ﷺ 时代都已记录下来, [39] 但这些书面碎片尚未被正式集录成官方的法典。由于大量的《古兰经》诵读家殉难,欧麦尔的担忧直接关乎确保《古兰经》的文本保存。圣训大师及经注家巴哈威(al-Baghawī,卒于 516/1122 年)评论道:“他们担心其中的一些内容(即《古兰经》)会随着那些背诵它的人的去世而丢失,所以他们匆忙赶往‘安拉使者的继任者’ ﷺ (即阿布·伯克尔)那里,请求他收集它。他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下令将其收集在一处。” [40] 伊本·凯西尔也做了类似的记载。 [41]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安拉 ﷻ 已经承诺会保护《古兰经》,为什么圣门弟子们还要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保存它?穆斯林学者认为,圣门弟子的努力是实现《古兰经》保存承诺的神圣意志的工具。瓦希迪(al-Wāḥidī,卒于 468/1076 年)写道:
 
> 如果有人问:“既然安拉 ﷻ 已经承诺要保存《古兰经》,既然人们不需要担心(失去)安拉 ﷻ 所保存的东西,圣门弟子们为什么还忙于将《古兰经》收集在皮纸页(*ṣuḥuf*)中呢?”
> 答复如下:他们对《古兰经》的收集是安拉 ﷻ 保存它的手段之一。当祂意欲保存它时,祂指派了他们来执行这一任务。伊本·安巴里(Ibn al-Anbārī)说:他们想为人们学习《古兰经》提供便利,并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其易于获取,这样任何想要背诵和阅读它的人在看到它被收集在卷轴中时都会很容易。即使他们没有做他们所做的事,它也不会丢失,因为安拉 ﷻ 保证了它的保存。 [4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对欧麦尔的陈述有不同的解释。巴基拉尼(al-Bāqillānī,卒于 403/1013 年)提出的一种解释表明,《古兰经》的文本保存并非欧麦尔认为岌岌可危的东西。巴基拉尼写道:
 
> 这里所指的(即那些殉难的人)可能是指他们过去广泛地研读《古兰经》、诵读它并用它进行夜间礼拜(*tahajjud*)。因此,从他们所拥有的内容中“《古兰经》会丢失什么”被解释为意指《古兰经》的大部分研读和诵读将会丢失,伴随着在夜间礼拜和祈祷中放弃诵读。这就是其本意。 [43]
 
巴基拉尼辩称,由于许多资深圣门弟子仍然在世,没有理由担心《古兰经》会丢失。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检查欧麦尔的陈述,我们会注意到欧麦尔不仅提到了雅玛玛战役,还对未来战役会导致《古兰经》诵读家出现类似的伤亡表示了担忧。因此,为了确保《古兰经》文本的保存,欧麦尔提出这样的担忧仍然是完全合理的。
 
包括西奥多·诺德克(Theodor Nöldeke)、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和威廉·蒙哥马利·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对雅玛玛战役中《古兰经》诵读家的殉难是集录《古兰经》的动机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44] 他们引用了莱昂内·卡塔尼(Leone Catani)的一个论点,即在雅玛玛战役中去世的人名大部分包含了新穆斯林,背诵了《古兰经》的人数太少,不足以引起警惕。 [45] 诚然,这一论点很容易与上述巴基拉尼对欧麦尔陈述的解释相协调。任何穆斯林的重大伤亡都可能引发这样的担忧:即致力于研读《古兰经》的伊斯兰追随者会减少。因此,投入整个社区的力量来集体集录《古兰经》法典,无疑会振兴对神圣文本的研读和诵读。
 
但除了巴基拉尼的解释外,卡塔尼的论点并不清楚是否削弱了欧麦尔陈述的传统解释。我们知道,像萨利姆(愿安拉喜悦之)这样高产的《古兰经》教师就在殉难者之列。仅他的损失,在迫切需要《古兰经》教师来教育大量新皈依部落的时期,肯定会冲击到圣门弟子们。在战斗中殉难的其他《古兰经》教师可能只是没有记录下姓名。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的 4/625 年发生的“马欧纳井”(well of Maʿūna)惨案中就有先例,当时来自美地那辅士(*anṣār*)的七十名圣门弟子殉难。 [46] 在该事件中殉难的圣门弟子并未留下姓名,只是被简单描述为《古兰经》诵读家。此外,欧麦尔的担忧随着那些背诵了《古兰经》任何重要部分的人(而不仅仅是完整背诵了《古兰经》的人)的去世而变成了现实。例如,伊本·哈杰尔提到,“这可能意味着他们集体背诵了《古兰经》,而不是每个个体都完整地背诵了它。” [47]
 
其次,诺德克等人辩称,既然集录涉及收集已经记录下来的材料,那么任何数量的《古兰经》诵读家的去世都不可能危及到这一点。然而,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虽然背诵《古兰经》的人去世确实不会导致《古兰经》的书面副本消失,但它确实增加了这些书面副本对于继续背诵和教授神圣文本的重要性,因此要求将它们巩固成统一的文本。毕竟,记录《古兰经》的碎片可能会丢失或损坏。基于这些考虑,没有理由怀疑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动机的传统叙述。
 
基于这一叙述,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可以合理地定于 12/633 年,即 11/632 年雅玛玛战役之后和他 13/634 年去世之前 [48]。
 
## 集录《古兰经》的过程与方法
 
宰德·本·萨比特(愿安拉喜悦之)被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选中领导集录《古兰经》文本的任务。在他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时,他应该是 22 岁,因为在先知 ﷺ 迁徙时他 11 岁。 [49] 阿布·伯克尔亲自给出了选择宰德的理由,他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shābun ʿāqilun*),我们对你没有任何疑虑(*lā nattahimuk*),而且你过去常为安拉的使者记录启示。” [50] 伊本·哈杰尔评论道:
 
> 他提到了关于他的四种品质,详细说明了他对这项任务的独特适应性:年轻,这样他就有精力完成对他的要求;聪明,这样他在方法上会更加审慎;无可指摘,这样别人才能信任他;曾担任启示书记员,因此他具备必要的经验。他所拥有的这些品质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但通常是分开的(而不是集于一人之身)。 [51]
 
虽然阿布·伯克尔没有明确提到,但学者们经常在宰德的资历中增加另外两项。第一项是宰德本人已经背诵了整部《古兰经》,如阿布·伯克尔·本·安巴里(卒于 328/940 年)所言。 [52] 考虑到他作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首席书记员的角色,这并不令人意外。学者们经常提到的第二项资历是,宰德见证了先知 ﷺ 与天使吉布里勒(as)之间的“最后复核”(*al-ʿarḍa al-akhīra*)。 [53] 先知 ﷺ 每年莱麦丹月都会与吉布里勒复核整部《古兰经》,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知 ﷺ 与吉布里勒完成了两次复核。 [54] 巴哈威陈述道:
 
> 据说宰德·本·萨比特参加了最后复核,在那次复核中明确了哪些内容被废止,哪些内容保留了下来。阿布·阿卜杜·拉赫曼·苏莱米(Abū ʿAbd al-Raḥmān al-Sulamī)说:“宰德在先知 ﷺ 归真的那一年向他诵读了两次《古兰经》,这次诵读被称为‘宰德的诵读’(*qirāʾa*),因为他为先知 ﷺ 誊写了它,并向他诵读了它,且见证了‘最后复核’,他直到去世前一直教授人们这一诵读。这就是为什么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在集录工作中依靠他,奥斯曼指派他负责编写《古兰经》法典——愿安拉喜悦他们所有人。” [55]
 
除了苏莱米(卒于 74/693 年)的陈述外,实际上没有证据证实宰德参加了最后复核。 [56] 《古兰经》语言学家阿布·贾法尔·纳哈斯(Abū Jaʿfar al-Naḥḥās,卒于 338/950 年)只是说,宰德的诵读是在最后复核中确认的。 [57] 同样,伊本·泰米叶(卒于 728/1328 年)说:“最后复核就是宰德·本·萨比特等人的诵读(*qirāʾah*),也就是正统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指示记录在法典(*maṣāḥif*)中的那一种。” [58]
 
另一方面,我们有来自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68/687 年)的报告,表明实际上是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参加了最后复核, [59] 他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伊本·麦斯欧德的诵读与奥斯曼法典及宰德的诵读有所不同。塔桑(Al-Ṭāsān)出于几个原因驳回了伊本·阿巴斯的报告,认为其不真实。然而,他提出,即使假定该报告传述真实,那也仅仅是伊本·阿巴斯的困惑。 [60] 尽管如此,“最后复核”的相关性在阿布·伯克尔或奥斯曼的集录过程中从未被圣门弟子们提及。此外,由于没有确凿且明确的证据来证实宰德参加了最后复核的说法,将其列为一项资历至多是推测性的。
 
关于宰德收集《古兰经》的过程,证据表明他采取了严谨的程序,不仅利用了书面材料,还利用了对文本的背诵。他说:“我从棕榈树皮、薄白石片和那些背诵了它的人那里收集它。” [61]
 
在集录《古兰经》的过程中,宰德因对每一节经文都寻求两个证人的核实而闻名。如前所述,莱斯·本·赛义德说:“第一个集录《古兰经》的是阿布·伯克尔,宰德负责誊写。人们会来到宰德·本·萨比特那里,他每写下一节经文,都必须有两个证人。” [62]
 
尽管宰德和其他圣门弟子已经背诵了经文,但他并没有凭记忆誊写。他也没有仅仅从现有的书面副本中誊写。相反,他遵循了一套细致的程序,以确保每一节经文的誊写都有直接的书面证词和记忆作为支持。阿拉姆·丁·萨哈维(卒于 643/1245 年)解释说,对“两个证人”的要求意味着两个拥有书面记录并能作证说,他们从先知 ﷺ 那里记录下这节经文,其方式正是他们所学到的。 [63] 这一解释得到了大多数穆斯林学者的青睐。 [64] 伊本·哈杰尔提到的另一种解释则将“两个证人”理解为“记忆”和“书面”。 [65] 虽然记忆和书面记录确实都参与其中,但证据确实表明,两个证人的含义是指直接从先知 ﷺ 那里学习了经文的两个个体。下文讨论的阿布·胡宰玛(愿安拉喜悦之)的故事特别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每一节《古兰经》经文的集录过程都由书面材料、背诵和直接证词的共同验证作为后盾。
 
## 寻找缺失经文的故事
 
在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的集录过程中,宰德·本·萨比特(愿安拉喜悦之)在为每一段落寻求两个证人时,发现一段经文他只找到了一个证人。宰德报告说:“阿布·伯克尔派人叫我来,于是我集录《古兰经》,直到在阿布·胡宰玛·安萨里(Abū Khuzayma al-Anṣārī,卒于 37/657 年)那里找到了《忏悔章》的最后一部分(经文 9:128–129),在其他人那里都没有找到。” [66]
 
这段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发现的传述明确指出,这发生在第一次集录期间,证人是阿布·胡宰玛(愿安拉喜悦之)。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阿布·胡宰玛一个人知道这节经文,因为所有背诵了《古兰经》的圣门弟子都知道它。然而,他们是在寻求一位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记录了这节经文的证人。 [67] 他们之所以能准确地知道哪一节经文缺失,正是因为他们已经背诵了它。
 
宰德·本·萨比特传述的另一段记载(同样载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到了同样的事件,但使用了胡宰玛·安萨里(Khuzayma al-Anṣarī,愿安拉喜悦之)的名字:
 
> 于是我开始搜寻《古兰经》材料,从羊皮纸、肩胛骨、棕榈叶柄和人们的记忆中收集它。我在胡宰玛·安萨里那里找到了《忏悔章》中我未在其他人那里找到的两节经文 [他引用了《古兰经》9:128–129]。 [68]
 
这种名字上的微小差异(阿布·胡宰玛 vs 胡宰玛)通常不会引起任何疑问,除非我们还有第三段传述,同样载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关于发生在胡宰玛身上的、涉及不同经文的相同事件:
 
> 当我们编写神圣《古兰经》时,我漏掉了《同盟军章》的一节经文,我过去常听安拉的使者 ﷺ 诵读它。然后我们搜寻它,在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那里找到了它。这节经文是:“信士中有许多人,他们忠于向安拉所发的誓约:他们中有的已履行誓约(即已为安拉之道牺牲),有的在等待着。” [33:23] 于是我们将其记录在《古兰经》中对应的位置。 [69]
 
注意,这段传述没有明确提到这发生在阿布·伯克尔还是奥斯曼的集录期间。 [70] 在另一段传述中,宰德陈述道:“我将书面材料编入法典(*nasakhtu al-ṣuḥuf fī al-maṣāḥif*)”,这暗示发生在涉及多部法典的奥斯曼工程期间。 [71] 在那段传述中,他提到了经文 33:23 和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愿安拉喜悦之)。在其他资料中还有这些事件的其他传述,对每个事件使用了不同的名字。 [72]
 
巴基拉尼辩称,这些传述可能因相互矛盾且与更可靠的证据相冲突而被驳回,或者可以以各种方式重新解释。 [73]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等人通过指出以下几点来协调这些传述:第一起事件发生在阿布·伯克尔集录期间, [74] 且在阿布·胡宰玛·本·奥斯·本·亚齐德·本·阿斯莱姆(Abū Khuzayma b. Aws b. Yazīd b. Aṣram)那里找到了《忏悔章》的经文。同时,第二起事件发生在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集录期间,涉及《同盟军章》的经文,这节经文是在“双证人”(*Dhū al-Shahādatayn*)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那里找到的,他与阿布·胡宰玛是不同的两个人。 [75] 阿扎米以此作为论据,认为奥斯曼重复了为每一节经文召集证人的过程;否则,如果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就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没有理由找不到《同盟军章》的那节经文。 [76] 与此同时,贾法里(al-Jaʿfarī)提出,在两次集录之间超过十年的时间间隔内,一节经文的书面皮纸丢失并非不可想象。 [77]
 
另一方面,像伊本·凯西尔 [78] 和其他人 [79] 认为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阿布·伯克尔时代。虽然穆罕默德·哈桑·贾巴尔(Muḥammad Ḥasan Jabal)赞同伊本·哈杰尔关于宰德描述的事件涉及两个不同人的分析,他也赞同伊本·凯西尔关于两起事件都发生在阿布·伯克尔集录期间的观点。 [80] 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Ghānim Qaddūrī al-Ḥamad)提出了额外的证据,表明缺失经文的事件仅发生在阿布·伯克尔时代,但也表明这两起事件实际上是涉及同一个人的同一起事件。他引用了《经源之书》(*Kitāb al-Mabānī*)导言中的以下传述,其中宰德描述了阿布·伯克尔时代的集录过程:
 
> 我完成了一次核对,我注意到我漏掉了这节经文 [33:23],于是我询问了麦加迁士(*Muhājirīn*)和美地那辅士(*Anṣār*),我在他们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找到它 [以书面形式],尽管我知道这节经文且先知 ﷺ 曾向我口授过,但我由于不喜欢在没有其他人与我一同作证的情况下确立它而没有记录。后来我从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那里得到了它,先知 ﷺ 曾使他的证词等同于两名证人的证词。于是我写下了这节经文,然后我进行了另一次核对。我发现我漏掉了两节经文,尽管我知道它们 [9:127–128]。于是我询问了迁士和辅士,我在他们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找到它们,除了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先知 ﷺ 曾认可过他的证词。于是我将它们写在《忏悔章》的末尾。 [81]
 
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指出,这一叙述减轻了在其他资料中发现的一些混乱。他还指出,“两个名字(即阿布·胡宰玛和胡宰玛)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在不同传述中使用完全相同措辞的提及,表明这两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圣门弟子,即胡宰玛·本·萨比特·安萨里。” [82] 这是对原本似乎涉及两个名字几乎相同的不同个体在完全相同情况下发生的惊人巧合最简单、最容易的解释。尽管如此,其他协调传述的方法(如伊本·哈杰尔的方法)也被许多学者接受。最后应当提到,相关经文在最早的手稿中均已得到证实,且未见有任何圣门弟子的法典省略它们的报告。 [83]
 
当然,胡宰玛·本·萨比特作为这节经文的证人,其背后的意义有着一段非凡的故事。根据《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认为胡宰玛的证词等同于两名证人的证词, [84] 使他获得了“双证人”(*Dhū al-Shahādatayn*)的称号。这背后的故事始于先知 ﷺ 从一名贝都因人(在其他传述中被确认为萨瓦·本·哈里斯·穆哈里比 Sawāʾa b. al-Ḥārith al-Muḥāribī)手中购买了一匹马。在商定价格和购买后,先知 ﷺ 请该贝都因人随他去取款。在路上,人们看到这匹马,不知道它已被售出,开始向贝都因人讨价还价。贝都因人见利忘义,对先知 ﷺ 说:“如果你想要这匹马,就买下它 [加价购买],否则我就把它卖了。”先知 ﷺ 问:“我不是已经从你手里买了吗?”贝都因人要求先知 ﷺ 出示证人。胡宰玛·本·萨比特出面为他作证,于是先知 ﷺ 问他,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如何能作证。胡宰玛回答说:“因为我信仰你 [作为先知],并且知道你除了真理外不言其他。”于是,先知 ﷺ 使胡宰玛的证词等同于两名证人的证词。 [85] 这是对胡宰玛纯洁信仰和高尚品质的先知式认可,赞扬他急于见证安拉使者 ﷺ 的真实性。 [86] 据说先知 ﷺ 最终还是选择将马还给了那名贝都因人,这无疑是展示仁慈、正直和慷慨的举动。 [87]
 
这段传述强调了奇迹般转折背后的神圣意志,即先知 ﷺ 曾对其做出此番宣告的那个人,恰好就是宰德在他那里找到“缺失”经文书面副本的那个人。
 
## 阿布·伯克尔与奥斯曼集录工作的区别
 
学者们对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的法典与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的集录为何不同提供了若干解释。 [88]
 
首先,启动这两个项目的理由不同。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旨在记录完整的《古兰经》,以确保《古兰经》经文不会随着背诵者的去世而丢失。 [89] 与此同时,奥斯曼法典旨在将整个穆斯林民族统一在单一的文本之上,以消除因穆斯林诵读《古兰经》异读而引起的混乱。 [90] 杰出的博学学者伊玛目苏尤蒂(al-Ṣuyūṭī,卒于 911/1505 年)引用了对这些差异的如下解释:
 
> 伊本·廷(Ibn al-Tīn)等人说:阿布·伯克尔的集录与奥斯曼的集录之间的区别在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古兰经》是由于担心其部分内容可能随着背诵者的丧失而丢失,因为当时它尚未被收集在一处。因此,他将其收集在皮纸(*ṣuḥuf*)中,按照先知 ﷺ 指示的方式编排各苏拉中的经文。
>
> 另一方面,奥斯曼的集录是由于诵读方式的分歧日益扩大,以至于他们根据各自的方言进行诵读。这导致一些人误解了他人的读法。由于担心此事的恶化,奥斯曼将那些皮纸誊写成单一的法典(*muṣḥaf*),编排了其中的苏拉,并将方言限制为古莱氏人的方言。他的理由是,《古兰经》是以他们的方言降示的,尽管最初为了减轻困难和艰辛而放宽到了其他方言。他认为这种需求已经结束,因此将其限制为一种方言。 [91]
 
由于集录的理由不同,集录成果的用途也不同。在阿布·伯克尔时代,集录成果只是被妥善保管,而穆斯林继续根据他们所学到的方式以及他们拥有的个人副本阅读《古兰经》。 [92] 然而,遵循奥斯曼法典是强制性的,副本被分发到伊斯兰帝国的各大城市。任何不符合奥斯曼法典的《古兰经》书面副本都被烧毁或更正。这些是两次集录之间的根本区别。
 
一些学者还根据前者被称为 *ṣuḥuf* 而后者被称为 *muṣḥaf* 来区分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和奥斯曼法典。这些学者将前者理解为散装的皮纸页,而将后者理解为装订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书面皮纸页,即法典。
 
进一步的建议是,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按章节(苏拉)顺序排列。 [93] 哈基姆·奈萨布里(al-Ḥākim al-Naysābūrī,卒于 405/1014 年)在引用一段表明某些集录工作在先知 ﷺ 时代就已经发生的圣训后,在此方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评论。 [94] 哈基姆写道:
 
> 这段圣训提供了明确证据,表明《古兰经》的集录并非单一事件。其中一部分是在安拉的使者 ﷺ 面前集录的,然后一部分是在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面前集录的。涉及编排苏拉的第三次集录,发生在信士的长官奥斯曼·本·阿凡哈里发时期——愿安拉喜悦他们所有人。 [95]
 
这一简短评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奥斯曼的集录涉及编排苏拉序列,并暗示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权威的逊尼派经注家伊本·阿提亚(Ibn ʿAṭiyya,卒于 541/1147 年)更明确地指出,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按苏拉顺序排列”(*ghayr murattab al-suwar*)。 [96] 阿布·沙马·马克迪西(Abū Shāma al-Maqdisī,卒于 665/1268 年)参考了描述阿布·伯克尔集录时使用的术语 *ṣuḥuf* 来解释这一点:
 
> 看来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是将一个、两个或更多苏拉集录在一张皮纸上,具体取决于苏拉的长度。因此说他在 *ṣuḥuf* 中集录了《古兰经》, [97] 以及指示复数的类似表达。然后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从那些皮纸(*ṣuḥuf*)誊写到一部法典(*muṣḥaf*)中,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并按目前的顺序排列了苏拉。 [98]
 
伊本·哈杰尔写道:
 
> *ṣuḥuf* 与 *muṣḥaf* 的区别在于,*ṣuḥuf* 是阿布·伯克尔时代集录《古兰经》所使用的独立皮纸页。它们分别包含了各苏拉 [章节],每个苏拉都独立编排了其经文,但苏拉之间没有按顺序排列。当它们被誊写并按顺序编排时,就成了 *muṣḥaf*。 [99]
 
另一方面,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Ghānim Qaddurī al-Ḥamad)认为证据不足以断定阿布·伯克尔的集录缺乏苏拉顺序排列,并指出存在提及阿布·伯克尔“在两块封皮之间”集录《古兰经》的报告。 [100]
 
关于“集录”(*jamʿ*)一词对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与奥斯曼法典的适用性也存在一些讨论。在列出阿布·伯克尔集录与奥斯曼法典的区别时,艾哈迈德·阿卜杜·卡里姆(Ahmed al-ʿAbd al-Karīm)写道:“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最接近阿拉伯语中‘集录’(compilation)的常规含义,其含义是将被分散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并将各部分连接起来。” [101]
 
对于那些认为奥斯曼法典仅仅是阿布·伯克尔 *ṣuḥuf* 的直接副本的学者来说,奥斯曼的项目并不涉及收集或集录任何文本材料;它更确切地说是将人们聚集或统一在单一文本之上,因此更恰当地被称为一个标准化项目。然而,奥斯曼法典可以被视为对集录成果的再次集录,因为阿布·伯克尔的散装皮纸(*ṣuḥuf*)被组合成了一部装订好的法典。事实上,圣训学者在“集录(*jamʿ*)《古兰经》”的标题下记录了关于奥斯曼项目的传述,这表明他们认为这是集录过程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过程。 [102]
 
此外,正如随后章节将解释的,一些学者认为奥斯曼法典是自主组装的文本,后来才根据阿布·伯克尔的 *ṣuḥuf* 进行核对;因此,根据该观点,它也可以恰当地被称为一次集录。
 
## 异读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
 
伊斯兰传统承认诵读《古兰经》有多种正确的方式,这与《古兰经》以“七种方式”(*aḥruf*,字面意为“字母”,单数:*ḥarf*)降示的圣训有关。 [103] 前面讨论的传述并未直接说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是否包含不止一种读法;然而,这是伊斯兰学者们理论探讨的一个话题。例如,阿布·阿姆鲁·达尼(Abū ʿAmr al-Dānī,卒于 444/1053 年)回答了一个关于既然《古兰经》已经预先在阿布·伯克尔的法典(*muṣḥaf*)中集录好了,为什么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还要再次集录的问题:
 
> 如果有人说:“既然你已经解释了在解读这两份报告中被问及的问题,那么请向我们说明促使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在 *maṣāḥif*(复数法典)中集录《古兰经》的原因,尽管正如你在之前的宰德·本·萨比特圣训中向我们讲述的那样,它已经集录在 *muṣḥaf* 中了。”我会回答说,根据报告和一些学者的观点,原因很清楚。那就是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最初是根据安拉 ﷻ 允许穆斯林民族诵读的“七种 *aḥruf*”来集录《古兰经》的,他并没有指定特定的 *ḥarf*。因此,到了奥斯曼时代,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之间在诵读上产生了分歧,胡宰法将此情况告知了他,他便与美地那的圣门弟子们决定,将人们统一在那些 *aḥruf* 中的某一个 *ḥarf* 之上,并舍弃其他的。这将消除分歧并产生一致。 [104]
 
有趣的是,达尼在给出这一解释前预先说明这是某些学者的观点,这表明在他的时代,关于此事可能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达尼选择的观点似乎确实变得流行起来,我们发现他的同代人伊本·阿卜杜·巴尔(Ibn ʿAbd al-Barr,卒于 463/1071 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 至于阿布·伯克尔集录《古兰经》,他是第一个将其集录在两块封皮之间的人。阿里·本·阿布·塔利卜在先知归真后,以及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时期也集录了《古兰经》。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七种 *aḥruf*”进行的,这与奥斯曼基于单一 *ḥarf*(即宰德·本·萨比特的 *ḥarf*)的集录不同,后者就是今天人们手中封皮之间的 *muṣḥaf* 中的内容。 [105]
 
圣训评论家巴德尔·丁·艾尼(Badr al-Dīn al-ʿAynī,卒于 855/1451 年)同样写道:
 
> 阿布·伯克尔的目标是集录包含所有降示的 *aḥruf* 及其方式的《古兰经》,这些方式基于 [麦加部落] 古莱氏人及其他人的方言。然而,奥斯曼的目标是将古莱氏人的方言从其他诵读方式中分离出来。 [106]
 
其他发表过关于阿布·伯克尔的收集包含七种 *aḥruf* 的类似言论的学者包括沙提比(al-Shāṭibī,卒于 590/1193 年)、 [107] 萨哈维(卒于 643/1245 年) [108] 以及贾法里(卒于 732/1332 年)。 [109] 许多当代学者也赞同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包含七种 *aḥruf* 而奥斯曼的集录不包含的观点。 [110]
 
然而,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一观点,就意味着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必须多次记录同一节经文或同一个词,以适应所有可能的读法。无需多言,如果这在物流上可行的话,那也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埃及阿兹哈尔学者阿卜杜·海伊·法拉马维(ʿAbd al-Ḥayy al-Faramāwī,卒于 2017 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理论化地提出,既然阿布·伯克尔的集录不像奥斯曼法典那样旨在减少读法,那么理论上它可能在词的上方、下方或页边空白处包含了同一节经文的多种读法。 [111] 另一方面,加尼姆·卡杜里·哈马德由于缺乏此类任务被执行的证据,驳回了法拉马维的建议以及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包含七种 *aḥruf* 的主张。 [112]
 
尽管如此,即使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没有为同一段落包含多个 *aḥruf*,它仍有可能包含一些段落是按一种 *ḥarf* 排列,而另一些段落是按另一种排列的,因为固定单一读法并非该集录的明确目标。这是对“阿布·伯克尔的 *muṣḥaf* 包含七种 *aḥruf*”这一学者评论的一种合理解释:它并未完整包含它们,而是融合了来自其中每一种的读法组合。
 
## 集录成果的后续使用与最终命运
 
如果我们回到关于奥斯曼集录工作的传述,我们可以注意到多个迹象表明,该过程不仅包括誊写和口授,还包括几个阶段的核对与验证。《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的传述明确指出,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请求使用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来誊写新的法典。请记住,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的手稿已经过极其细致的验证过程,不仅依靠那些完整背诵了《古兰经》的圣门弟子,还确保每一节经文都有两名证人,证明他们曾在先知 ﷺ 面前以与圣门弟子记忆相匹配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 [113]
 
随着阿布·伯克尔的去世,该集录成果传到了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手中,随后在他去世后,传到了他的女儿哈福赛·宾特·欧麦尔(Ḥafṣa bint ʿUmar,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45/665 年)手中,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遗孀。 [114]
 
> 奥斯曼派人送信给哈福赛说:“请将《古兰经》手稿送交我们,以便我们将其誊写在完美的副本中,然后再将手稿归还给你。”哈福赛将其送交给奥斯曼。奥斯曼随后指示宰德·本·萨比特、阿卜杜拉·本·祖拜尔、赛义德·本·阿斯和阿卜杜·拉赫曼·本·哈里斯·本·希沙姆将这些手稿重新誊写在完美的副本中。 [115]
 
从这段传述中,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像许多学者那样认为, [116] 奥斯曼的集录是通过简单地誊写阿布·伯克尔集录的手稿来完成的。然而,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辩称,将上述记载与其他传述相结合,可以描绘出一幅更完整的图景:奥斯曼的集录工作是独立于阿布·伯克尔的集录而进行的,后者仅在奥斯曼委员会完成法典(*muṣḥaf*)誊写后的验证过程中使用过。 [117]
 
阿扎米引用支持这一叙述的第一段传述来自穆赛义卜·本·赛义德(Muṣʿab b. Saʿd):
 
> 奥斯曼发表讲演说:“人们在诵读上产生了分歧,我决定,凡持有由先知 ﷺ 亲自口授的任何经文的人,必须将其交给我。”于是人们带来了他们记录在皮纸、骨头和叶子上的经文。任何贡献这些材料的人首先要接受奥斯曼的询问:“你是否直接从先知 ﷺ 本人那里学到了这些经文 [即接受口授]?”所有贡献者都宣誓回答,所有收集到的材料都被逐一贴上标签,然后交给宰德·本·萨比特。 [118]
 
阿扎米引用的第二段传述来自马立克·本·阿布·阿米尔(Mālik b. Abī ʿĀmir,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伊玛目马立克·本·阿纳斯的祖父),他陈述道:
 
> 我是那些接受法典口授 [根据书面材料] 的人之一。如果在某一特定经文上出现任何争议,他们会问:“[这块皮纸的] 书记员在哪里?先知 ﷺ 究竟是如何教他这节经文的?”然后他们会继续誊写,将那部分留白,并派人请相关人员来澄清他的记录。 [119]
 
这些传述表明,奥斯曼法典是在阿布·伯克尔集录成果的佐证之外,通过一个独立过程自主准备和收集的。另一个凸显这一点的传述是哈尼·巴尔巴里(Hānī al-Barbarī)的报告:欧拜·本·考阿卜(愿安拉喜悦之,卒于 30/649 年)在奥斯曼集录期间对某些词语进行了额外的核实。 [120]
 
还可以通过注意到奥斯曼对委员会关于“如果他们在经文上产生分歧该怎么办”的指示,来进一步加强阿扎米的论点。因为只有当他们正在进行独立的集录过程时,这些指示才讲得通。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誊写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文本,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产生分歧的机会。还有奥斯曼法典书记员之一卡西尔·本·阿夫拉(Kathīr b. Aflaḥ,卒于 63/683 年)的证词。 [121] 他陈述说,如果书记员在编写奥斯曼法典的过程中对某事产生分歧,他们就会推迟记录它。该报告的传述者穆罕默德·本·西林(Muḥammad b. Sirīn,卒于 110/729 年)假设,这是因为他们会先核查谁最接近“最后复核”的时间(即就他们何时从先知 ﷺ 那里学到而言),以便他们能根据那种诵读方式来记录。这为奥斯曼法典并非阿布·伯克尔集录成果的简单誊写这一观点增加了更多的权重。
 
此外,表明宰德(愿安拉喜悦之)负责誊写而赛义德负责口授的传述,也暗示了一个比单纯誊写更复杂的过程。 [122] 最后,我们有一段记载(尽管其链条薄弱),提到奥斯曼在宰德完成集录后请求查看哈福赛的副本,随后将其与奥斯曼法典进行核对对比,并确认一致。 [123] 至于那些暗示奥斯曼先向哈福赛要手稿的报告,此类报告的措辞可能仅提供了简略的描述。或许,哈福赛的副本在开始时就被请求了,但主要用于制作法典的最后阶段,作为验证的来源。
 
出现的问题是,既然奥斯曼可以轻而易举地誊写阿布·伯克尔已经集录的手稿,他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一详尽的过程?阿扎米提供了以下理由:
 
> 人们可能会怀疑,既然最终产品无论如何都要与 [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 进行对比,哈里发奥斯曼为什么还要费力编写一份自主副本。最可能的原因是象征性的。十年前,成千上万参与雅玛玛及其他地方平叛战争的圣门弟子无法参与皮纸(Ṣuḥuf)的集录。在从更大范围的书面材料中汲取资源的过程中,奥斯曼的独立副本为这些幸存的圣门弟子提供了一个参与这一重大事业的机会。
>
> 在上述记载中,[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 与独立的法典之间没有发现任何不一致之处,由此得出了两个广泛的结论:第一,《古兰经》文本从最初时期起就非常稳定,并非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在第三世纪之前一直处于流动和不稳定的状态;第二,两任哈里发时期的集录方法都是细致而精准的。 [124]
 
如果阿扎米的结论是正确的,人们必须注意到,除了进行独立集录的“象征性”原因外,奥斯曼还有一个非常实际且具体的理由:减少穆斯林民族诵读上的分歧,这涉及到从“七种 *aḥruf*”中消除某些异读。既然阿布·伯克尔集录的目标仅是保存《古兰经》文本,那么裁决异读和不同方言从未是该过程的既定目标或组成部分。这与之前提到的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可能包含了“七种 *aḥruf*”中更多读法组合的可能性有关。因此,重复收集过程并除了记忆之外还独立审视每一节经文的书面来源,这一优势为委员会提供了机会,使其能以最高程度的信心和确定性确认:他们为编写法典(*muṣḥaf*)所选择的读法,就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亲自教导和诵读的读法。
 
贾法里指出,集录成果从阿布·伯克尔传给欧麦尔,是因为阿布·伯克尔亲自指定欧麦尔为继任者。另一方面,欧麦尔没有指定继任者,而是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协商(*shūrā*)并决定继任者,因此该集录成果由哈福赛从他那里继承。 [125]
 
阿布·伯克尔的集录成果(留在哈福赛手中)并没有被奥斯曼抹去或烧毁。然而,该集录成果后来被马尔万·本·哈卡姆(Marwān b. al-Ḥakam,统治期 65-66/684-685 年)索要,他当时是美地那的长官,后来成为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哈福赛拒绝了。然而,当她在希吉拉历 41 年/公元 665 年去世时,马尔万取回了它并将其销毁。 [126] 马尔万陈述道:“我这样做只是因为其中的内容已经记录并保存在 [奥斯曼] 法典中了。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对这份 [哈福赛的] 皮纸(*ṣuḥuf*)产生疑虑,或者会说:‘它包含了一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内容。’” [127]
 
## 结论
 
在探寻《古兰经》文本保存的时间线时,由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愿安拉喜悦之,统治期 11-13/632-634 年)领导的集录努力具有重大意义,尽管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之,统治期 23-35/644-656 年)所集录的法典相比,其研究程度还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穆斯林文献和学者解释的深入探讨,旨在阐明阿布·伯克尔为保存《古兰经》所做贡献的过程、目的和意义。通过对圣训和学术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阿布·伯克尔为何、何时以及如何承担这一工程。该集录旨在以书面形式记录《古兰经》的全部内容,以确保《古兰经》经文不会随着背诵者的去世而丢失。在阿布·伯克尔的管理下,通过书面材料、背诵和直接证词的共同验证这一严谨过程,完成了一部正式统一的集录成果。这一图景展示了圣门弟子们在集录第一部《古兰经》法典时所付出的深思熟虑和细致入微的努力,从而履行了为后代保存安拉 ﷻ 言辞的职责。
 
*成功唯靠安拉 ﷻ,安拉 ﷻ 至知。*
 
## 注释
 
[1. ^](#ftnt_ref1) 综述请参阅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Muhammad Mustafa al-Azami),《古兰经文本的历史,从启示到集录:与旧约和新约的比较研究》(*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from Revelation to Compi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莱斯特:UK Islamic Academy, 2003),77–86。并参考西奥多·诺德克(Theodor Nöldeke)、弗里德里希·施瓦利(Friedrich Schwally)、哥特尔夫·贝格斯特雷瑟(Gotthelf Bergsträßer)和奥托·普雷策(Otto Pretzl),《古兰经史》(*The History of the Qurʾān*)(莱顿:Brill, 2013),223–34。
 
[2. ^](#ftnt_ref2) 例如,参见海塞姆·西德基(Hythem Sidky),“论古兰经法典的区域性”(On the Regionality of Qurʾānic Codices),《国际古兰经研究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Qur’anic Studies Association*)5 (2020): 133–210;阿拉·瓦希德尼亚(Ala Vahidnia),“古兰经手稿从何而来?确定早期古兰经法典的地域来源”(Whence Come Qurʾān Manuscripts? Determining the Regional Provenance of Early Qurʾānic Codices),《伊斯兰》(*Der Islam*)98, no. 2 (2021): 359–93。
 
[3. ^](#ftnt_ref3) 例如,参见戈尔格·舒勒(Gregor Schoeler)在“古兰经的编纂:对伯顿和万斯布鲁假设的评论”(The Codification of the Qurʾan: A Comment on the Hypotheses of Burton and Wansbrough)中的论点,载于《语境中的古兰经》(*The Qurʾan in Context*)(莱顿,荷兰:Brill, 2009),779–94, 784–85。
 
[4. ^](#ftnt_ref4) 伊本·赛义德(Ibn Saʿd),《名臣传》(*al-Ṭabaqāt al-kubrā*)(开罗:Maktabat Khānjī, 2001),5:311。请注意,该文本的其他版本不完整,未提及阿布·伯克尔的集录工作。
 
[5. ^](#ftnt_ref5) 雅库布·本·苏菲扬·法萨维(Yaʿqūb b. Sufyān al-Fasawī),《知识与历史》(*al-Maʿrifa wa al-tārīkh*)(巴格达:Maktabat al-Irshād, 1974),1:410。
 
[6. ^](#ftnt_ref6) 雅库比(al-Yaʿqūbī),《雅库比史》(*Tārīkh al-Yaʿqūbī*),阿卜杜·阿米尔·米汉纳(ʿAbd al-Amīr Mihanna)编(贝鲁特:al-Aʿlamī li-l-Maṭbūʿāt, 2010),2:22。
 
[7. ^](#ftnt_ref7) 阿布·哈桑·阿斯莱姆·本·萨赫尔·巴沙尔(Abū al-Ḥasan Aslam b. Sahl Baḥshal),《瓦西特史》(*Tārīkh Wāsiṭ*),库尔基斯·阿瓦德(Kurkīs ʿAwwād)编(贝鲁特:ʿĀlam al-Kutub, 1406 AH/1986),251。
 
[8. ^](#ftnt_ref8) 伊本·阿布·达乌德(Ibn Abī Dawūd),《法典之书》(*Kitāb al-maṣāḥif*),阿布·欧萨玛·萨利姆·希拉利(Abū Usāma Salīm al-Hilālī)编(科威特:Muʾasassat Gharās li-l-Nashr wa al-Tawzīʿ, 2006),139–54。
 
[9. ^](#ftnt_ref9) 哈拉尔德·莫茨基(Harald Motzki),“古兰经形成的替代解释”(Alternative Accounts of the Qur’an’s Formation),载于《剑桥古兰经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Qurʼān*)(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62。
 
[10. ^](#ftnt_ref10) 哈拉尔德·莫茨基(Harald Motzki),“古兰经的收集:根据近期方法论进展对西方观点的重新审视”(The Collection of the Qur’an: A Reconsideration of Western Views in Light of Recent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伊斯兰》(*Der Islam*)78 (2001): 1–34。*Isnād-cum-matn* 是一种分析方法,它收集特定圣训由每位传述者传出的所有不同版本,以确定其传播历史。
 
[11. ^](#ftnt_ref11) 阿克拉姆·阿卜杜·哈里法·达里米(Akram ʿAbd Khalīfa al-Dalīmī),《古兰经的集录:对其传述的分析研究》(*Jamʿ al-Qurʾān: Dirāsa taḥliliyya li-marwiyyātihi*)(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2006),129–74。
 
[12. ^](#ftnt_ref12) 参见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53–69;阿布·阿姆鲁·达尼(Abū ʿAmr al-Dānī),《各地区法典绘法认知之精要》(*al-Muqniʿ fī maʿrifat marsūm maṣāḥif ahl al-amṣār*)(利雅得:Dār al-Tadmurrīya, 2010),134;麦基·本·阿布·塔利卜·盖西(Makkī b. Abī Ṭālib al-Qaysī),《诵读义理之阐释》(*al-Ibānah ʿan maʿanī al-qiraʾāt*),阿卜杜·法塔赫·伊斯梅尔·沙拉比(ʿAbd al-Fattāḥ Ismāʿīl Shalabī)编(开罗:Dar Nahdat Misr, 1977),157–61。
 
[13. ^](#ftnt_ref13) 例如,参见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塔桑(Muḥammad b. ʿAbd al-Raḥmān al-Ṭāsān),《归属于圣门弟子的法典及对相关疑虑的反驳》(*al-Masāḥif al-manṣuba li-l-ṣaḥāba wa-al-radd ʿalā al-shubuhāt al-muthāra ḥawlahā*)(利雅得:Dār al-Tadmuriyya, 2016), 88–89。
 
[14. ^](#ftnt_ref14) 布哈里(al-Bukhārī),《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集录”章,第 4986 号。
 
[15. ^](#ftnt_ref15) 有人可能反驳说,也许他并不知道其他圣门弟子拥有的个人副本,或者也许他知道但并不同意。然而,考虑到没有理由将这些副本保密,第一种可能性似乎不太大。第二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大,因为人们会预期这会引发一些辩论。这些情景都是推测性的;然而,圣训中描述所暗示的最可能的情景是,第一个完整的副本确实是阿布·伯克尔的。
 
[16. ^](#ftnt_ref16)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40。类似传述见 140–43。
 
[17. ^](#ftnt_ref17) 参见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40。编者萨利姆·希拉利赞同伊本·哈杰尔和伊本·凯西尔的评估。该报告由伊斯梅尔·本·阿卜杜·拉赫曼·苏德(Ismaʿīl b. ʿAbd al-Raḥmān al-Suddī,卒于 127/745 年)根据阿卜杜·海尔·本·亚齐德·哈马达尼(ʿAbd Khayr b. Yazīd al-Hamadānī,卒于 81/700 年)根据阿里传述。
 
[18. ^](#ftnt_ref18)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41。
 
[19. ^](#ftnt_ref19) 记录于已散佚的伊本·阿什塔(Ibn Ashtah,卒于 360/971 年)著作《法典》(*al-Maṣāḥif*)中,苏尤蒂在《古兰经科学精义》(*al-Itqān fī ʿulūm al-Qurʾān*)(贝鲁特:Muʾassasat al-Risāla, 2008)中引用,131。
 
[20. ^](#ftnt_ref20)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61–62。参见编者关于传述不真实性的注释。
 
[21. ^](#ftnt_ref21) 伊本·阿布·达乌德,《法典之书》,162。参见编者关于传述不真实性的注释。
 
[22. ^](#ftnt_ref22) 记录于伊本·阿什塔《法典》中,苏尤蒂在《精义》(*al-Itqān*)中引用,130。请注意,苏尤蒂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萨利姆是在阿布·伯克尔手下集录《古兰经》的人之一,但如果萨利姆死于雅玛玛战役(这是促使阿布·伯克尔进行集录的事件),那这一说法就不可能正确。参见阿里·贾法里(ʿAlī al-Jaʿfarī),《阿布·伯克尔·阿斯-斯迪克时代的尊贵古兰经集录》(*Jamʿ al-Qurʾān al-karīm fī ʿahdi Abī Bakr al-Ṣiddīq*)(科威特:Dār al-Ẓāhiriyya 2022),23。
 
[23. ^](#ftnt_ref23) 阿里·贾法里,《尊贵古兰经集录》,17–28。
 
[24. ^](#ftnt_ref2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编排”章,第 4996 号。
 
[25. ^](#ftnt_ref2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编排”章,第 4993 号。
 
[26. ^](#ftnt_ref26) 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阿布·沙赫巴(Muḥammad Muḥammad Abū Shahba),《尊贵古兰经研究导论》(*al-Madkhal li-dirāsāt al-Qurʾān al-karīm*)(利雅得:Dār al-Liwāʾ li-l-Nashr wa al-Tawzīʿ, 1987),273。并参考阿克拉姆·达里米,《古兰经的集录》,174。
 
[27. ^](#ftnt_ref27) 例如,参见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Muhammad Mustafa al-Azamī),《先知的书记员》(*The Scribes of the Prophet*)(伦敦:Turath Publishing, 2020)。
 
[28. ^](#ftnt_ref28)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Aḥmad b. Ḥanbal),《圣门弟子之优越》(*Faḍāʾil al-ṣaḥāba*),瓦西·安拉·阿巴斯(Waṣī Allāh ʿAbbās)编(麦加:Muʾassasāt al-Risāla 1983),1:390。
 
[29. ^](#ftnt_ref29) 伊本·希班(Ibn Ḥibbān),《伊本·希班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Ibn Ḥibbān*),第 114 号。
 
[30. ^](#ftnt_ref30) 白哈奇(al-Bayhaqī),《圣迹证明》(*Dalāʾil al-nubuwwa*)(开罗:Dar al-Rayyān, 1988),7:147。
 
[31. ^](#ftnt_ref31) 舒勒,“古兰经的编纂”,782。
 
[32. ^](#ftnt_ref32) 阿扎米,《古兰经文本的历史》,77。
 
[33. ^](#ftnt_ref33) 哈利法·伊本·哈亚特·本·阿布·胡拜拉(Khalīfa Ibn Khayyāṭ b. Abū Hubayra),《哈利法·本·哈亚特史》(*Tārīkh Khalīfa b. Khayyāṭ*),阿克拉姆·迪亚·欧麦里(Akram Ḍiyāʾ al-ʿUmarī)编(利雅得:Dār Ṭaybah, 1985),111。
 
[34. ^](#ftnt_ref34)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之优越》(*Faḍāʾil al-Qurʾān*),阿布·伊斯哈格·华韦尼(Abū Isḥāq al-Ḥuwaynī)编(开罗:Maktaba b. Taymiyya, 1416 AH/1995),58。
 
[35. ^](#ftnt_ref35) 伊斯梅尔·伊本·凯西尔,《始末》(*al-Bidāya wa-l-nihāya*),阿卜杜拉·本·阿卜杜·穆赫辛·图尔基(ʿAbd Allāh b. ʿAbd al-Muḥsin al-Turkī)编(利雅得:Dar ʿĀlam al-Kutub, 2003),9:496。
 
[36. ^](#ftnt_ref36)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圣门弟子功勋卷》,“穆阿兹·本·贾巴尔之功勋”章,第 3806 号。
 
[37. ^](#ftnt_ref3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宣礼卷》,“奴隶及家仆之领拜”章,第 692 号。
 
[38. ^](#ftnt_ref38) 《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集录”章,第 4986 号。
 
[39. ^](#ftnt_ref39) 这是许多穆斯林学者得出的结论,并可以从宰德关于阿布·伯克尔时代集录过程的报告中推断出来。他为每一节经文都寻求曾在先知面前记录过该经文的人的证词,这一事实表明所有的经文都已被誊写下来。约瑟夫·瓦赫布(Yousef Wahb)也观察到:“有组织的书记活动、书记员的任命、通过书写鼓励教育、神圣的保存文本命令,以及在随后的《古兰经》文本集录中对先知时代誊写的书面材料的可靠传述依赖——清楚地证实了整部《古兰经》在先知归真前就已被记录下来的论点。”参见约瑟夫·瓦赫布,“先知时代《古兰经》如何保存:口头与书面传播机制”,《雅金》(*Yaqeen*),2022 年 12 月 5 日。
 
[40. ^](#ftnt_ref40) 巴哈威,《圣行注释》(*Sharḥ al-sunna*),祖海尔·沙维什(Zuhayr al-Shāwīsh)和舒艾卜·阿尔瑙特(Shuʿayb al-Arnaʾūṭ)编(大马士革:al-Maktab Islamī, 1983),4:521。
 
[41. ^](#ftnt_ref4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之优越》,58。
 
[42. ^](#ftnt_ref42) 瓦希迪,《简明经注》(*al-Tafsīr al-basīṭ*)(利雅得:al-Īmām University, 1430H/2009),12:547。
 
[43. ^](#ftnt_ref43) 巴基拉尼,《古兰经之辩护》(*al-Intiṣār li-l-Qur’an*)(贝鲁特:Dār Ibn Ḥazm, 2001),1:400。
 
[44. ^](#ftnt_ref44) 诺德克等人,229–30;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古兰经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Qur’an*)(爱丁堡:University Press, 1953),39;并参考理查德·贝尔和威廉·蒙哥马利·瓦特,《贝尔古兰经导论》(*Bell’s Introduction to the 收起阅读 »

深度辨析古兰经“废止”学说:神圣智慧与解释机制的真相

# 经文废止:辨析其中的神圣智慧
 
**作者: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
 
## 摘要
 
《古兰经》中的“废止”(Abrogation)是指后启示的经文改变或修改先前启示经文所确立的律例(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的现象。后世学者发展出了与早期世代语言用法略有不同的废止技术定义,导致在废止的本质、被废止经文的数量,甚至废止是否是一种合法的解释机制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本文旨在澄清“正统先贤”(righteous predecessors)所意指的废止含义,他们通常使用“废止”一词来指代对先前规则的例外处理,而非完全废除。文章通过对禁止饮酒的循序渐进过程的探讨,发掘了废止的智慧,并将其作为《古兰经》神圣本质的进一步证据。最后,文章对《古兰经》中的和平经文已被“宝剑经文”(verse of the sword)失效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 导言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 ﷻ 之名*
 
《古兰经》科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废止”(*naskh*)学说。英语术语“abrogation”暗示经文中的先前规则或教导被新经文完全取消。伊斯兰教的批评者抓住了这一概念,辩称《古兰经》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不可能具有神圣来源。但早期穆斯林就是这样理解《古兰经》废止现象的吗?难道安拉 ﷻ 改变了主意?或者,某些规则应当改变的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的智慧?
 
事实是,废止是《古兰经》神圣来源的进一步证据,因为它提供了适用于不同情境的适当规则,反映了造物主 ﷻ 的智慧——祂意欲使伊斯兰教适用于所有时代、地点和人群。如果文本中有一套僵化的规则,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太缺乏灵活性了,更不用说早期穆斯林在其生活中遵循其引导了。
 
废止是根据安拉 ﷻ 的意志和智慧发生的,祂深知人们在特定时刻需要什么样的教导。它可以发生在不同天经的经文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部天经内部。
 
安拉 ﷻ 说:
 
> “凡是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赏赐一部更好或相等的启示。难道你不知道安拉确是全能于万事的吗?” [1]
 
先前启示(如《讨拉特》、《宰逋尔》和《引支勒》)中的某些具体规则已被伊斯兰教确立的规则所废止,尽管所有天经的精神是一致的。例如,犹太人在周六庆祝安息日,基督徒在周日庆祝他们的神圣日子,而穆斯林在周五进行主麻聚礼。我们相信安拉 ﷻ 引导我们选定周五进行每周的讲经,而非其他日子。那么,穆斯林是否应该通过武力将他们的宗教法律强加给所有人呢?
 
安拉 ﷻ 说:
 
>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律例和法程。如果安拉意欲,祂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但祂要使你们在所受的启示中接受考验,故你们当争先为善。你们全体都要归于安拉,祂将把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告诉你们。” [2]
 
众先知的宗教是同一个宗教,而他们所遵循的律例则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正如卡塔达(Qatadah)所说:“宗教是一个,但律例各异。”他还说:“《讨拉特》有一种律例,《引支勒》有一种律例,《古兰经》有一种律例。安拉 ﷻ 在其中准许祂所意欲的,禁戒祂所意欲的,以此作为试验,以便查明谁服从祂,谁违抗祂。然而,除了一个宗教外,其余的都不被承领,那就是:认主独一并忠诚于安拉 ﷻ,这是众使者所带来的。” [3]
 
安拉 ﷻ 本可以命令穆斯林强迫所有人遵循单一的法典,但祂没有这样做,而是敦促我们“争先为善”,即在善行中互相竞争。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最后的宗教,废止并完善了之前的一切,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榜样、行为和劝说来邀请他人,绝不能通过强迫或欺骗。
 
除了启示间的废止,还有启示内部的废止问题,即理解为什么《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似乎相互矛盾,以及如何妥善协调它们。批评者声称,废止仅仅是用来解释混乱和矛盾经文的工具。那么,《古兰经》是否自相矛盾呢?
 
安拉 ﷻ 说:
 
> “难道他们不研究《古兰经》吗?如果它不是安拉启示的,他们必在其中发现许多矛盾。” [4]
 
整部《古兰经》都可以根据一种有原则且一致的方法论来进行解释。经文之间的任何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而非实际的矛盾。如果调查不局限于表面阅读,这些表面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废止只是几种解释性协调方法之一。那么,为什么经典学者在被废止经文的数量上存在分歧,有人说有数百节经文被废止,而有人说只有寥寥几节?
 
外行人的困惑源于后世学者给予“废止”的各种不同技术定义,以及他们的定义如何不同于早期穆斯林对该词的语言用法。
 
## 废止:技术与语言含义
 
后世学者采用的废止技术定义被伊玛目阿勒哈拉曼·朱韦尼(al-Haramayn al-Juwayni)表述为:“其法律定义是一个指示撤销由先前指示所确立律例的表述,若无此表述,该律例将继续有效。” [5] 换言之,废止被理解为对先前经文中提到的律例的废除或失效。
 
一些后世学者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废止,即先前的经文被完全取消。他们会用早期穆斯林的大量言论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即某某经文被“废止”了。但早期穆斯林在使用这个短语时,是否意指后来所赋予的那种绝对的技术含义呢?
 
根据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的观点,早期穆斯林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使用“废止”一词:
 
> “我说:正统先贤在使用‘废止’和‘被废止’这两个词时,其一般含义有时是完全移除先前的律例——这是后世世代的技术术语——或者有时是移除一般的、绝对的、表面的含义或其他含义,无论是通过特殊化(specification)、限制(restriction)、将绝对解释为有限,还是通过解释和澄清。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将其称为例外的和有条件的。” [6]
 
换句话说,早期穆斯林会说一节经文被“废止”了,只要原始规则发生了任何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是部分的或例外的。 [7] 这些类型的部分废止后来被称为“特殊化”(*takhsis*)、“限制”(*taqyid*)、“解释”(*tafsir*)、“澄清”(*tabyin*)、“例外”(*istithna’*)和“有条件”(*shart*)。先前的规则被更改或“废止”以适应新情况,但它并未被废除、失效或完全取消。
 
理解这些细微差别的另一种方法是区分实际废止与比喻废止。伊本·阿基拉·马基(Ibn ‘Aqilah al-Makki)写道:
 
> “关于特殊化和澄清,我说这是一种比喻性的废止,因为废止是移除原始律例,而经文中的这些特殊化和澄清被作为例外提及。确实,它被称为‘废止’,因为它移除了普遍的律例,否则它并非真正的废止。” [8]
 
一个被特殊化或作为例外给出的规则,只有在发生部分改变的比喻意义上才是“废止”的例子。包含先前规则的经文仍然有效,但已被以某种方式限制。
 
因此,英语单词“abrogation”并不总是最好的翻译,因为阿拉伯语术语可能仅仅表示对早期规则的微小修正。未能意识到这种跨世代的微妙语言转变,会对穆斯林如何理解《古兰经》及其解释文献类型以及早期权威的陈述产生巨大影响。伊本·阿巴斯(Ibn Abbas,愿安拉喜悦之)是《古兰经》最早的权威之一,也是先知 ﷺ 的堂弟,在他去世后成为领先的穆斯林学者。据报道,先知 ﷺ 把手放在他身上并说:“安拉啊!求你授予他天经的知识。” [9] 因此,引用伊本·阿巴斯就是利用他作为《古兰经》解释者的巨大公信力。
 
伊本·阿巴斯会频繁使用“废止”一词,但很多时候是在其部分的、有限的或比喻的意义上。沙提比(al-Shatibi)写道:“马基(Makki)说,伊本·阿巴斯提到了《古兰经》中几处被作为例外的经文,他会说:它是被废止的。” [10] 萨哈维(al-Sakhawi)写道:“在我们看来,废止、特殊化和例外这些术语出现在伊本·阿巴斯时代之后,而伊本·阿巴斯会将所有这些都称为废止。” [11] 库尔图比(al-Qurtubi)写道:“先贤会对比喻和隐喻意义上的废止一词意指特殊化。” [12]
 
作为他使用部分废止的例子,塔巴里(al-Tabari)在其注释中记录道:
 
> “伊本·阿巴斯说,经文‘你们不要进入他人的家’(24:27)随后被废止,并由经文‘你们进入无人居住的、有你们的物资的房屋,对于你们是无罪的’(24:29)给出了一个例外。” [13]
 
经文 24:27 最初规定了一条通用规则(未经许可不得进入他人的家),随后几节经文在 24:29 中对该通用规则做出了例外规定(如果无人居住,你可以进入房屋)。当时的穆斯林旅行者可能需要利用废弃或无人居住的房屋,因此通过限制通用禁令授予了这样做的许可。尽管伊本·阿巴斯说第一节经文被“废止”了,但他显然是指特殊化或例外,而非完全废除原始规则。这里的废止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的,而非字面意义,塔巴里明确将其关联为一种“例外”。
 
从这个例子以及数十个其他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很多时候伊本·阿巴斯在使用阿拉伯语术语 *naskh* 时从未打算表示完全废止。然而,问题在于,一些不明真相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批评者试图利用伊本·阿巴斯的权威来支持完全毫无根据的主张,比如《古兰经》中所有的“和平经文”都已失效。通过对经文、注释和法学意见的仔细分析,《古兰经》学者会理解伊本·阿巴斯的本意,但外行人通常不知道其中的细微差别,从而在辩论语境中引用他和其他人的陈述时造成困惑和误读。
 
这不仅仅是现代才出现的问题。世世代代以来,一些《古兰经》评论家误读了早期穆斯林对废止的使用,推断出他们自己很久以后才发展的技术定义。这也可谓是各种毫无根据的解释注入注释传统的漏洞。确实,不难看出,废止学说有可能被滥用,只需取消那些人们不愿实践的经文即可。
 
古典时期的学者扎尔卡希(al-Zarkashi)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评论家,他们过于依赖废止的后期技术含义:
 
> “《古兰经》废止并监督所有神圣经典。它之后将不再有任何东西废止它。它内部关于废止和被废止经文的情况已知是很少的,安拉 ﷻ 在废止发生时会澄清什么是被废止的……至于《古兰经》,尽管许多评论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但它(被圣行)废止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它只是被推迟和延后,或者作为模糊点被保留直到在必要时刻得到澄清,或者它是一个改变其先前指令的指令,或者它特殊化了通用含义,或者一个通用律例被特殊化了,或者一个意义补充了另一个意义。有许多这类指令,他们想象是被废止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是监督其外所有其他神圣天经的经典,且内部是一致的。” [14]
 
我们已经确定了关于废止含义困惑的根源,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学者在他们声称被废止的经文数量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只是在使用废止的不同定义,而且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该术语的含义随时间推移以及在不同解释学派内部发生的微妙变化。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些所谓被废止经文仍然适用的方式,从而将其从废止的技术定义中移除。他们最终证明,废止发生在一个光谱上,不一定是全有或全无。
 
还有其他层面的学术争论进一步复杂化了废止的含义,例如一节经文在书写上被“收回”或废止但在律例上保留的可能性(*naskh al-rasm wa baqa’ al-hukm*),或者圣行是否可能废止《古兰经》。这些话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已在其他地方讨论。 [15]
 
真正重要的不是哪种废止的技术定义在学术论坛上胜出,而是所使用的定义能否帮助普通穆斯林按照安拉 ﷻ 意欲的方式去践行《古兰经》。
 
从这一切看来,废止似乎是一个累赘,一个应当被撇在一边、只以辩护方式讨论的麻烦问题。然而,事实是,废止现象中蕴含着决定性的智慧,这进一步证明了《古兰经》的神圣本质。
 
## 废止的智慧
 
生活中很少有绝对黑白分明、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规则。几乎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斯兰法学理论中,区分“通则”(*‘amm*)和“特则”(*khass*)是如此重要。 [16] 如果不意识到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规则,我们将无法构建任何法律理论,更不用说道德理论了。
 
这个想法如果仔细思考似乎显而易见,但废止的概念一直是伊斯兰教批评者的攻击路线,即便是在先知 ﷺ 时代也是如此。如果规则改变了,那么安拉 ﷻ 改变主意了吗?
 
安拉 ﷻ 说:
 
> “当我以一节启示替代另一节启示的时候——安拉原是至知自己所降示的——他们说:‘你只是一个捏造者。’不然,他们大半是不知情的。” [17]
 
根据苏尤蒂(al-Suyuti)的观点,这里提到的更换经文是“通过废止或为了人们的最佳利益而启示另一节经文”,而批评者不理解的是“《古兰经》的真实性以及废止的益处”。 [18] 废止通过提出最适合人们具体情况的规则来为人们的福祉服务,根据需要做出改变,并建立一个更全面的法律和道德框架。这就是任何教育模型必须运作的方式,从最简单的课程开始,随着学生的进步转向更具挑战性和益处的课程。向一个准备不足的学生讲授高级课程会对他们的教育有害。
 
也许《古兰经》中对规则进行有益修改的最佳例子就是对酒精饮料的逐渐劝阻和最终禁令。在先知 ﷺ 宣教的早期阶段,饮酒最初是允许的,因为最早启示的经文关乎信仰和伦理,而非法律。在麦加确立的具体法律规则极少;随后先知 ﷺ 迁徙到了美地那,他需要安拉 ﷻ 在管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方面的引导。人们开始向他询问关于酒精的问题,于是《古兰经》的经文开始提及它。 [19]
 
安拉 ﷻ 说:
 
> “他们询问你关于饮酒和赌博(的律例),你说:‘这两件事都包含着大罪,对于世人也有许多利益,而其罪过比利益更大。’” [20]
 
这节经文劝阻了饮酒,但并未直接禁绝。正如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所言:“通过这节经文,为果断禁绝酒铺平了道路,因为它不是明确禁止而是暗示性的。” [21] 最终目标是通过循序渐进、可实现的步骤消除社会中的酒精。在随后启示的一节经文中,最初的劝阻被礼拜前禁止饮酒的规定所“废止”。
 
安拉 ﷻ 说:
 
>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酒醉状态下不要靠近礼拜,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 [22]
 
原始的劝阻规则现在被有限的、情境性的禁令所取代。穆斯林仍然被允许饮酒,只要他们不在醉酒状态下参加礼拜。关于酒精的最后一节经文是在先知 ﷺ 使命接近尾声时启示的,它完全禁止了饮酒。
 
安拉 ﷻ 说:
 
>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石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23]
 
早期经文中提到的部分禁令现在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禁令。穆贾希德(Mujahid)说:“他们曾被禁止在酒醉时礼拜,随后这被酒的禁令所废止。” [24] 当这最后一节经文降示时,先知 ﷺ 说:“确然,全能的安拉 ﷻ 已禁绝了酒。谁听到这节经文且身边存有酒,让他既不要喝也不要卖。”阿布·赛义德·哈德里(Abu Sa’id al-Khudri,愿安拉喜悦之)补充道:“人们把他们身边所有的酒都带到城里的路上倒掉了。” [25]
 
对酒(*khamr*)的禁令扩展到了所有类型的酒精和麻醉品,正如先知 ﷺ 所说:“凡能致醉者皆为非法(*haram*)。” [26] 禁止这些物质的有效原因(*‘illah*)是它们致醉的能力;因此,没有正当医疗用途的常见滥用药物,因其致醉作用而被禁止,未来可能开发或发现的任何新滥用药物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关于酒精的规则经历了四个阶段:
1. 最初是允许的。
2. 随后由经文 2:219 劝阻。
3. 随后由经文 4:43 禁止在礼拜前饮酒。
4. 随后由经文 5:90 进行普遍禁止。
 
从这种渐进式禁令的经验中可以学到重要的教训。在先知 ﷺ 使命的开始阶段,人们根本没准备好为了更伟大的目标而放弃酒精。阿伊莎(Aisha,愿安拉喜悦之)说:“如果第一件降示的事是‘不要喝酒’,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喝酒。’如果降示的是‘不要犯奸淫’,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停止犯奸淫。’” [27] 的确,酒精可以紧紧控制人们的生活,只有增强他们的信仰才能打破这种控制。即使在今天,成功的“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十二步计划也明确提到将上帝作为戒酒的原因和手段。 [28] 同样,先知 ﷺ 时代的人们需要建立他们的信仰,并认识到赋予生命意义的目标,从而使戒酒的艰难斗争变得值得。
 
在社会层面实施渐进式、逐步推进的相同模式也可以应用于其他伊斯兰教导。阿卜杜·马立克(Abdul Malik)对他父亲——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Umar ibn Abdul Aziz,愿安拉喜悦之)说:“父亲,为什么您不推行神圣的命令呢?指安拉发誓,只要是真理,即便这导致我们之间产生分歧,我也不在意。”欧麦尔说:“儿子,不要操之过急。确然,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两次谴责饮酒,在第三次才定为非法。我担心如果我强迫人们一下子遵循真理,他们会一下子拒绝它,那将成为一场浩劫。” [29] 尽管一些穆斯林热衷于根据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来重塑社会,但向人们强加他们尚未准备好接受的东西根本是不明智且适得其反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既不需要也不渴望饮酒。饮酒的有害影响即便在古代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理想情况下,对致醉物的普遍禁止符合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最佳利益。最近一项关于全球酒精消费的大规模研究得出结论,尽管在某些背景下有微小的健康益处,但总体而言,“酒精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健康问题,低水平摄入酒精所带来的健康相关伤害的小幅减少,被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健康相关伤害风险的增加所抵消。” [30] 《古兰经》坚持酒精的害处大于益处,这一观点再次被研究和经验所证实。
 
即便如此,是否仍能从关于酒精的被废止律例中——无论是从其隐含的劝阻还是其有限的禁令中——学到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完全不饮酒的默认规则通常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做法,但我们可以想象并共同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即《古兰经》逐步淘汰酒精的方法被重新证明是合理的。
 
在个人层面,酒精是一个人如果成瘾后突然从其系统中撤除的最危险物质之一。 [31] 一个彻底戒酒的酗酒者如果突然停止饮酒,可能会经历失眠和震颤,甚至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癫痫发作和谵妄,需要医疗干预。 [32] 对这样的人强加普遍禁令将是有害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普遍禁令在这里无法适用。这种情况下的酗酒者需要一个个性化的治疗计划,以逐渐戒除酒精消费。因此,先前关于酒精的经文可能被“废止”了,但它们的教训依然存在,并且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巧妙地再次应用以满足当下的需求。
 
同样的动力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突然在一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撤除酒精,会产生可怕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使情况变得更糟。当美国政府批准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宣布所有酒精的销售和消费为非法(即历史上的“禁酒令”时期)时,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修正案的支持者无疑是出于好意,但美国社会并未准备好应对这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该法律不仅在文字上由于完全无法强制执行而不切实际,更不祥的是,它导致了暴力犯罪辛迪加的崛起。像阿尔·卡彭(Al Capone)这样的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通过在黑市上兜售酒精获得了数百万美元和前所未有的权力。酒精的过早禁令将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拱手让给了歹徒、小偷和杀人犯——这些最底层的人渣。
 
美国的禁酒令实验最终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并被第 21 条修正案所废除。实业家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 “当禁酒令出台时,我希望它能得到公众舆论的广泛支持,酒精的恶果很快会被认清。我缓慢而勉强地开始相信,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饮酒普遍增加了;地下酒吧取代了合法酒吧;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违法者军队;我们的许多优秀公民公开无视禁酒令;对法律的尊重大大削弱了;犯罪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33]
 
因此,逐渐撤除酒精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社会利益。事后看来,不难发现《古兰经》的智慧本可以帮助美国人减轻酒精伤害。不仅伊斯兰法律中的标准律例提供了引导,而且这些法律如何通过启示演变为现状的历史也同样提供了引导。
 
这正是废止智慧背后的关键所在。为了理解伊斯兰教中任何话题的全貌,必须搜集所有相关的经文、传统和注释,以便能够合理且一致地合成、沉思和解释它们。一个人不能断章取义地截取单节经文并绝对地应用它,因为很可能存在重要的例外。
 
废止的现实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即规则在不同背景下会发生变化。博学的穆斯林学者并不只是字面上应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陈述,而不考虑其他文本、原则和优先级。他们必须根据“立法宗旨”(*maqasid al-shari’ah*)、对社会习俗(*‘urf*)的考虑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对预期结果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来评估他们的判断。
 
伊本·盖伊姆详细论述了法律咨询者(*mufti*)在应用伊斯兰规则时考虑时间、地点、习俗和语境的重要性:
 
> “至于了解人们的情况,这是法律咨询者和法官所需的巨大原则。因为如果他不理解它,不理解命令和禁止并据此权衡,那么它造成的伤害将多于益处。确然,如果他对人们的情况缺乏理解,压迫者在他眼中会显得像被压迫者,反之亦然;真理会显得像谬误,反之亦然;他将助长欺骗和狡诈的势头。异端在他眼中会显得像虔诚之人,说谎者像诚实之人。他会给每一个谎言披上虚假的外衣,其下隐藏着罪恶、不诚实和邪恶。由于他对人们及其情况、习惯和习俗的无知,他无法区分这一点。相反,他必须理解人们的计谋、他们的狡诈、他们的欺骗、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习俗。因为法律判词(*fatwa*)随时间、地点、习惯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安拉 ﷻ 宗教的一部分。” [34]
 
这些是穆斯林学者在神圣启示期结束后必须考虑的事项。另一方面,废止则涉及*在神圣启示仍在进行时*进行类似的考虑。先知 ﷺ 的伙伴群体从最无法无天的社会之一转变为最守法的社会之一。通过废止体现的渐进主义智慧对于这一转型过程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知道,《古兰经》中的所有经文都有其价值和应用方式,或是作为通则,或是作为特定例外,或是作为历史教训。关键在于搜集文本及其语境中的所有相关信息片段,以合理且一致的方式解释它们,妥善协调表面上的矛盾,并在必要时利用例外。现在已建立社区的穆斯林通常负责应用废止产生的最终规则,但渐进主义的精神仍可能为个人法律咨询者的特定判断提供参考。
 
现在,我们将利用目前所学到的知识来处理与废止相关的或许最具后果的问题:所谓的“宝剑经文”(*ayat al-sayf*)。
 
## “宝剑经文”废止了和平经文吗?
 
穆斯林经常通过指出数十节鼓励同情、宽恕和善行的《古兰经》经文来辩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然而,伊斯兰教的批评者甚至一些穆斯林持有一种肤浅的论点,用来抹杀《古兰经》中任何与其观点相悖的内容:即所谓的和平经文已被“宝剑经文”废止。不言而喻,他们的论点在仔细审视下是不攻自破的。
 
和平经文被废止的想法确实存在于古典遗产中,但绝非被普遍接受。诸如阿布·贾法尔·纳哈斯(Abu Ja’far al-Nahhas)、伊本·乔齐(Ibn al-Jawzi)和苏尤蒂等学者在《古兰经》中仅承认大约二十例真正的废止,其中没有任何一例涉及宝剑经文。 [35]
 
尽管“宝剑经文废止论”的支持者对于哪一节经文才是真正的“宝剑经文”存在分歧,但通常被引用的是第 9 章第 5 节:
 
>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要在发现以物配主者的地方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埋伏处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罪,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36]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宝剑经文”这一术语出现在古典传统的后期。当然,宝剑被认为是正义的象征,而非侵略或暴力的象征。无论如何,这种术语并非源于先知 ﷺ 及其伙伴。批评者和极端分子通常将“在发现以物配主者的地方杀戮他们”这一句单独挑出来,作为关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的最终命令,仿佛这是对全世界所有非穆斯林进行全面永久圣战的宣言。除了这种教导在现实中荒谬的不可行性之外,将这一句解释为绝对的,只有在玩世不恭地无视同一章中所有周围经文的情况下才讲得通。
 
随后的经文 9:10 至 9:13 明确指出,讨论中的“以物配主者”是那些习惯性破坏和平条约的人。战斗他们的目的是停止其侵略,即便如此,悔罪之门仍向他们敞开:
 
> “他们对信士不顾亲戚关系,不重盟约。这等人才确实是过分的。如果他们悔罪,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他们就是你们的教胞。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解释许多迹象。”
>
> “如果他们在缔约之后违反盟誓,且诽谤你们的宗教,你们就应当讨伐不信道的头目们——确然,他们是无所谓盟誓的——以便他们停止。有一群人已经违反盟誓,而且设法驱逐使者,并首先进攻你们,难道你们不讨伐他们吗?” [37]
 
“以便他们停止”这一句澄清了战斗的目标是停止其侵略,而“并首先进攻你们”解释了冲突最初爆发的原因。此外,紧随其后的经文 9:6 为任何放下武器的以物配主者提供了避难和豁免,无论他们个人是否接受伊斯兰教:
 
> “以物配主者中如果有人向你求援,你应当优待他,直到他听到安拉的言辞,然后把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是无知的民众。” [38]
 
正如《古兰经》其他地方所表达的,战争仅作为对无端侵略的回应才是正当的。当完整阅读并始终如一地解释宝剑经文周围的整段文字时,这一原则依然成立。显而易见,想象 9:5 中的单行文字已经完全废止了它周围的所有经文以及其他章节中的数百节经文是不合逻辑的。有趣的是,《古兰经》最早的一些解释者如达哈克(al-Dahhak)、苏富扬(Sufyan)和苏德(al-Suddi)认为,“在发现以物配主者的地方杀戮他们”这一短语本身就被这节经文废止了:“(在战斗中)要么释放他们以示恩惠,要么接受他们的赎金,直到战争放下它的重担”(47:4)。 [39] 他们理解“杀戮他们”的命令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其他经文限制的。
 
早期启示的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经文同样被圣门弟子理解为即使在宝剑经文启示后仍然有效且具有法律效力。至少有三节关键经文否定了伊斯兰教主张对非穆斯林处于永久战争状态或和平经文已失效的观点。
 
安拉 ﷻ 说:
 
> “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但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40]
 
这节经文既关乎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jus ad bellum*),也关乎战争期间行为的法律限制(*jus in bello*),这两者都建立在伊斯兰的非侵略原则之上。 [41] 它警告不要违反战争规则,因为安拉 ﷻ 绝不会有喜爱过分行为的时候,这表明该有效的法律动因将永恒不变。这与先知 ﷺ 的可靠陈述相一致:“确然,在全能的安拉 ﷻ 看来,最残暴的人是那些杀害未曾与其战斗之人的人。” [42] 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表述。
 
塔巴里记录了早期穆斯林的多项传述,他们并不认为这节经文已被废止。杰出的评论家伊本·阿巴斯这样解释这节经文的意义:
 
> “不要杀害妇女、儿童、老人,或任何带着和平来到你面前且克制其手(不参与战斗)的人,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确实过分了。” [43]
 
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澄清了其中的含义:“那节经文指的是妇女、儿童以及他们中不参与战争的人。” [44] 他们相信经文 2:190 禁止攻击我们今天所称的平民、非战斗人员和非侵略者。这种解释与宝剑经文周围更大的文本语境是一致的,即战争仅作为对物理威胁的回应才是正当的,根据古典学者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的观点,这也是历史上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的法律意见:
 
> “至于不参与战斗的压迫者,没有任何文本显示安拉命令战斗他。相反,只有在不信道者发动战争的条件下才与其战斗,正如大多数学者所实践的,且在天经和圣行中显而易见。” [45]
 
在一篇专门讨论这一话题的论著中,伊本·泰米叶使用经文 2:190 作为首要证据,证明只有在不信道者发动战争的条件下才与其战斗。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非穆斯林就战斗他们。随后他驳斥了该经文已被废止的观点,写道:
 
> “我说:这个观点(即经文 2:190 未被废止)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它是马立克(Malik)、艾哈迈德·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等人的主张。另一种观点(即该经文已被废止)是薄弱的。确实,声称废止需要证据,而《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内容与这节经文相抵触。相反,《古兰经》中的内容与其是一致的,那么废止它的经文在哪里呢?” [46]
 
尽管如此,批评者和极端分子仍试图在一些古典注释中寻找支持其理论的内容。例如,塔巴里记录了拉比亚(al-Rabia’)的观点:“这节经文(2:190)是在美地那降示的第一节关于战斗的经文。降示后,安拉的使者 ﷺ 战斗那些战斗他的人,并克制不去战斗那些不战斗他的人,直到《免责章》(第 9 章第 5 节)降示。” [47] 古典遗产中还有其他类似的陈述,声称“宝剑经文”废止了先前限制战斗范围的经文。但正如我们所见,早期穆斯林有时是在灵活且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废止”一词,而非后来所赋予的技术含义。经文 2:190 是被完全废止了,还是仅仅是部分废止?如果是这样,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废止的?
 
贝达维(al-Baydawi)转述了一个观点,即经文 2:190 被对敌对势力进行自卫性先发制人打击的要求所废止:
 
> “有人说,那节经文(2:190)是在他们被命令全面战斗以物配主者(包括其中的战斗员和留在原处的人)之前。也有人说,它的意思是那些对你们发动战争的人,或者预期会这样做的人。” [48]
 
对 2:190 的严格字面阅读只允许穆斯林在当下受到直接攻击时进行反击。他们将不被允许对正在边境集结军队的敌对敌人采取主动。因此,经文 9:5 “废止”了 2:2190 的字面内涵,并允许进入敌人领土,但非侵略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这有时被称为“进攻性圣战”(*jihad al-talab*),它是整体防御战略中的一种进攻策略。正如阿拉伯人常说:“如果不去征讨罗马人,他们就会来征讨(你们)。” [49] 也就是说,在一个战争帝国林立的世界里,最好的防御就是积极的进攻。即便如此,废止也并非纳入这一解释的必要手段,因为经文 2:190 中的“攻击你们的人”可以包含“那些正准备攻击你们的人”。 [50]
 
先知 ﷺ 使用进攻策略来预先阻止侵略性邻居的入侵和攻击。当罗马人的一个盟友暗杀了穆斯林大使时,罗马人发起了敌对行动,这导致了穆塔(Mu’tah)战役以及后来的塔布克(Tabuk)远征。先知 ﷺ 并没有简单地在美地那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如果早期关于战斗的经文确实被宝剑经文所废止,那么也仅仅是在这种允许对可靠威胁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部分、有限的意义上。非侵略精神始终适用,例如先知 ﷺ 禁止穆斯林攻击和平的邻居,说:“只要阿比西尼亚人不动你们,你们就不要动他们;只要土耳其人不动你们,你们就不要动他们。” [51] 这些国家未被早期穆斯林攻击,正是因为它们不具威胁性。
 
另一节关键经文命令穆斯林,如果敌人提供合理的和平条款,就与其达成和平条约。
 
安拉 ﷻ 说:
 
> “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要倾向和平,应当信赖安拉。祂确是全聪的,至知的。” [52]
 
根据伊本·凯西尔的观点,这节经文不能被废止,因为先知 ﷺ 继续将其作为法律先例来执行:“如果敌人过于强大,那么与他们达成休战是允许的,正如这节高贵的经文所示,也正如先知 ﷺ 在侯代比亚之日所做的那样。因此,它没有失效,也没有被废止,更没有受到限制。” [53] 他用先知 ﷺ 的陈述支持他的论点:“确然,在我之后,将会有冲突或事务,所以如果你能以和平结束它们,就那样做吧。” [54] 这节经文及其随附的传统证明,只要可能,和平总是首选。
 
伊本·凯西尔在这里提到了一种敌人太强而无法攻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休战是允许的。一些人据此理解,这类和平条约仅仅是一种临时策略,直到穆斯林强大到足以反击。这种逻辑今天被一些激进分子引用,试图证明穆斯林少数群体被边缘化是合理的。然而,伊本·凯西尔将此作为一个和平条约被准许的例子。他是在主张大多数法律意见,即由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马立克和沙斐仪(al-Shafi’i)所采用的观点:“如果领导人从中看到益处,和平条约就是允许的。” [55] 换言之,穆斯林领导人如果认为服务于穆斯林社区的福祉(*maslahah*),就拥有广泛的许可去达成和平条约。因此,这节经文不能被废止,事实上,它为宝剑经文设定了限制。
 
最后,第三节关键经文阐述了管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的通用规则。与其他经文一样,这条规则也未被废止或失效。
 
安拉 ﷻ 说:
 
> “对于那些没有因宗教而战斗你们,也没有把你们驱逐出家园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仁爱他们,并公平对待他们。” [56]
>
> “确然,安拉喜爱公平者。安拉仅禁止你们结交那些因宗教而战斗你们,把你们驱逐出家园,并协助他人驱逐你们的人。谁结交他们,谁就是压迫者。” [57]
 
穆斯林应当与那些未因信仰迫害他们或以其他方式伤害他们的非穆斯林保持良好关系,这符合另一节经文:“除对压迫者外,绝不怀有敌意。” [58] 塔巴里不同意一些人认为经文 60:8-9 已被废止的观点,说道:
 
> “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即那些认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仁爱那些没有因宗教而战斗你们的人’是指对待所有类型的教条和宗教的人,你应当仁爱他们,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并公平对待他们。确然,全能的安拉 ﷻ 在祂的言辞中进行了概括——‘那些没有因宗教而战斗你们,也没有把你们驱逐出家园的人’——以包含所有可以被这样描述的人,祂并没有限制某些人而排除其他人。这并不像那些说它已被废止的人所言。” [59]
 
经文的措辞是全面陈述的,因此它适用于所有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只要能被准确地描述为非侵略者。塔巴里进一步引用阿斯玛·宾特·阿布·伯克尔(Asma bint Abi Bakr,愿安拉喜悦之)的报告来支持他的论点:
 
> “我的母亲是个以物配主者,她在与古莱氏人休战期间来找我。我问安拉的使者 ﷺ:‘安拉的使者啊,我的母亲来找我,她希望能得到善待。我应该善待她吗?’先知 ﷺ 说:‘是的,善待你的母亲。’” [60]
 
在对这一事件的另一项传述中,伊本·欧艾拿(Ibn Uyaynah,愿安拉喜悦之)补充说,经文 60:8 随后正是为了回应阿斯玛的问题而降示的。 [61] 她的母亲是否是多神教徒,或者她是否来自一个敌对社区,这并不重要。阿斯玛的母亲带着和平而来,因此她应当被善待,到此为止。根据库尔图比的说法,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大多数解释者说经文 60:8 是有效的(*muhkamah*)……法官伊斯玛仪·本·伊沙克(Ismai’l ibn Ishaq)进入了一名非穆斯林公民的家并对他非常慷慨。在场的人以此责备他,于是他向他们诵读了这些经文。” [62]
 
每一组经文,无论是讨论同情还是正义,和平还是战争,都适用于其相应的情境。同情和宽恕的经文首先被启示以表达默认立场,随后宝剑经文为这一通则创造了一个例外。和平是理想的状态,但战争有时对于保护无辜者是必要的。宽恕是应当持有的态度,但不能以牺牲受害者的正义为代价。
 
已故艾资哈尔大伊玛目谢赫·马哈茂德·沙尔图特(Mahmoud Shaltut)简洁地描述了关于和平经文与宝剑经文的主流理解:
 
> “至于宽恕和赦免的经文,它们旨在塑造道德,并应在不侵犯自尊和尊严的情况下被遵循。每种情况都有其自身的立法,这些经文也是固定的且不可动摇的。”
>
> “建立在对不同情境以及个人和群体不同条件的考虑之上,并要求人们在每种情况下遵循最合适做法的立法,不能被指责为自相矛盾的立法,或者其中的某些部分废止了其他部分。确然,对于理智健全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英明且极其精准的立法,它促进了受其权威管辖者的利益,并为个人和社区带来幸福。” [63]
 
和平经文和宝剑经文并不相互矛盾,也不相互抵消。每一组经文都在其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服务于其自身的目标,而人类之间和平、公正和积极的关系才是最终理想的目标。和平经文和宝剑经文并不相互矛盾,也不相互抵消。每一组经文都在其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服务于其自身的目标,而人类之间和平、公正和积极的关系才是最终理想的目标。或者正如《圣经》中所说:“万事皆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争战有时,和平有时。” [64]
 
## 结论
 
《古兰经》中的废止是指后来启示的经文改变或更改早期经文所确立的律例。废止可能完全移除先前的律例,也可能通过例外或条件进行部分修正。学者们在被废止经文的数量上存在分歧,因为他们通常采用对“废止”一词的不同技术定义。废止现象并非暴露了《古兰经》中所谓的矛盾,而是反映了根据每个适当语境提供不同教导的神圣智慧。这种智慧可以通过考察《古兰经》逐渐禁止饮酒的方法清楚地观察到。尽管伊斯兰教的通则是禁止所有致醉物,但《古兰经》中这一规则的演变过程为减轻个人和社会中的酒精危害提供了重要启训。通过废止揭示的渐进主义精神也是处理其他问题和事务的智慧源泉。
 
关于《古兰经》中的和平经文已被“宝剑经文”废止或失效的主张,是基于对早期穆斯林使用该术语的细微方式缺乏认识。包括《古兰经》最早的评论家在内的几位古典学者驳斥了和平经文被部分或全部废止的主张。那些确实声称和平经文被废止的人,其意图是指部分废止,即战争涉及的规则是通常情况下和平、宽容和宽恕通则的例外。
 
*成功唯靠安拉 ﷻ,安拉 ﷻ 至知。*
 
## 注释
 
[1. ^](#ftnt_ref1)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106。
 
[2. ^](#ftnt_ref2) 《筵席章》(Sūrat al-Mā’idah)5:48。
 
[3. ^](#ftnt_ref3) 塔巴里(al-Ṭabarī),《古兰经注析大成》(*Jāmiʻ al-Bayān ‘an Ta’wīl al-Qur’ān*)(贝鲁特:Mu’assasat al-Risālah, 2000),10:385,经文 5:48。
 
[4. ^](#ftnt_ref4) 《妇女章》(Sūrat al-Nisā’)4:82。
 
[5. ^](#ftnt_ref5) 伊玛目阿勒哈拉曼·朱韦尼(Imām al-Ḥaramayn al-Juwaynī)与贾拉勒·丁·马哈利(Jalāl al-Dīn al-Maḥallī),《法源基础注释》(*Sharḥ al-Waraqāt fī Uṣūl al-Fiqh*)(巴勒斯坦:Jāmi’at al-Quds, 1999),1:58-59。
 
[6. ^](#ftnt_ref6) 伊本·盖伊姆·乔齐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签署者之教导》(*Iʻlām al-Muwaqqiʻīn ’an Rabb al-‘Ālamīn*)(Dar al-Kutub al-ʻIlmiyah, 1991),1:29。
 
[7. ^](#ftnt_ref7) 卢爱·法图希(Louay Fatoohi),《古兰经与伊斯兰教法中的废止:对“Naskh”概念及其影响的批判性研究》(*Abrogation in the Qur'an and Islamic Law: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naskh" and Its Impact*)(伦敦:Routledge, 2014),13。
 
[8. ^](#ftnt_ref8) 伊本·阿基拉(Ibn ’Aqīlah),《古兰经科学的增补与美化》(*Al-Ziyādah wal Iḥsān fī ’Ulūm al-Qur’ān*)(沙迦:Markaz al-Buḥūth wal-Dirāsāt al-Shāriqah, 2008),5:298。
 
[9. ^](#ftnt_ref9) 布哈里(al-Bukhārī),《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贝鲁特:Dār Ṭawq al-Najjāh, 2002),1:26 #75,《知识卷》,“先知 ﷺ 的言语:安拉啊,求你教导他天经”。
 
[10. ^](#ftnt_ref10) 沙提比(al-Shāṭibī),《一致性》(*Al-Muwāfaqāt*)(开罗:Dār Ibn ‘Affān, 1997),3:346。
 
[11. ^](#ftnt_ref11) 萨哈维(al-Sakhāwī),《诵经家之美与诵读之完美》(*Jamāl al-Qurrā’ wa Kamāl al-Iqrā’*)(贝鲁特:Mu’ssasat al-Kutub al-Thaqāfīyah, 1999),2:589。
 
[12. ^](#ftnt_ref12) 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古兰经律例大成》(*Jāmiʻ li-Aḥkām al-Qur'an*)(开罗:Dār al-Kutūb al-Miṣrīyah, 1964)2:65,经文 2:106。
 
[13. ^](#ftnt_ref13)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19:153,经文 24:29。
 
[14. ^](#ftnt_ref14) 扎尔卡希(al-Zarkashī),《古兰经科学证明》(*Al-Burhān fī ’Ulūm al-Qur’ān*)(开罗:Dār Iḥyāʼ al-Kutub al-ʻArabīyah, 1957),2:43-44。
 
[15. ^](#ftnt_ref15) 参见卢爱·法图希的研究《古兰经与伊斯兰教法中的废止》(伦敦:Routledge, 2014)中“圣典(Mushaf)包含了全部古兰经吗?”以及“圣行中的废止”章节,第 122-128 页及 207-218 页。
 
[16. ^](#ftnt_ref16) 参见朱韦尼对“通则”和“特则”的讨论,以及马哈利的注释,见《法源基础注释》第 1:222 页起。
 
[17. ^](#ftnt_ref17) 《蜜蜂章》(Sūrat al-Naḥl)16:101。
 
[18. ^](#ftnt_ref18) 苏尤蒂(al-Suyūṭī)与马哈利,《两贾拉勒经注》(*Tafsīr al-Jalālayn*)(开罗:Dār al-Ḥadīth, 2001),1:360。
 
[19. ^](#ftnt_ref19) 提尔密济(al-Tirmidhī),《提尔密济圣训集》(*Sunan al-Tirmidhī*)(贝鲁特:Dār al-Ġarb al-Islāmī, 1998),5:103 #3049,《古兰经注卷》,“关于筵席章的内容”。
 
[20. ^](#ftnt_ref20)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219。
 
[21. ^](#ftnt_ref21)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伟大的古兰经注》(*Tafsīr al-Qur'an al-‘Aẓī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ʻIlmīyah, 1998),1:434,经文 2:219。
 
[22. ^](#ftnt_ref22) 《妇女章》(Sūrat al-Nisā’)4:43。
 
[23. ^](#ftnt_ref23) 《筵席章》(Sūrat al-Mā’idah)5:90。
 
[24. ^](#ftnt_ref24)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8:377,经文 4:43。
 
[25. ^](#ftnt_ref25) 穆斯林·本·哈加吉·库沙里(Muslim ibn al-Ḥajjāj al-Qushayrī),《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贝鲁特]:Dār Iḥyāʼ al-Kutub al-ʻArabīyah, 1955),3:1205 #1578,《分成卷》,“禁止售卖酒”。
 
[26. ^](#ftnt_ref26)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586 #1733,《饮品卷》,“说明凡致醉者皆为酒,且凡酒皆非法”。
 
[27. ^](#ftnt_ref2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6:185 #4993,《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编排”。
 
[28. ^](#ftnt_ref28) “匿名戒酒会十二步计划”(The Twelves Steps of Alcoholics Anonymous),*Alcoholics Anonymous*。<https://www.aa.org/assets/en_US/smf-121_en.pdf>
 
[29. ^](#ftnt_ref29) 伊本·阿卜杜·拉比(Ibn ’Abd Rabbih),《独一无二的项链》(*Al-’Iqd al-Farīd*)(贝鲁特:Dār al-Kutub al-’Ilmīyah, 1983),5:185。
 
[30. ^](#ftnt_ref30) 罗宾·伯顿(Robyn Burton)与尼克·谢伦(Nick Sheron),“没有酒精摄入水平能改善健康”,《柳叶刀》(*The Lancet*),2018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thelancet.com/jour ... -6736(18)31571-X/fulltext>。
 
[31. ^](#ftnt_ref31) 加尔·L. 费希尔(Gar L. Fisher)与南希·A. 罗杰特(Nancy A. Roget)编,《物质滥用预防、治疗与康复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treatment, & recovery*)(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9)1005。<http://dx.doi.org/10.4135/9781412964500.n343>。
 
[32. ^](#ftnt_ref32) 贝亚德(Bayard M)等,“酒精戒断综合征”,《美国家庭医师》(*Am Fam Physician*),2004 年 3 月 15 日;69(6):1443-50。<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5053409>。
 
[33. ^](#ftnt_ref33) “关于禁酒令你想知道的一切”,牛津大学出版社博客(OUPblog),2011 年 10 月 21 日。<https://blog.oup.com/2011/10/prohibition/>。
 
[34. ^](#ftnt_ref34) 伊本·盖伊姆·乔齐亚,《签署者之教导》,4:157。
 
[35. ^](#ftnt_ref35) 哈立德·叶海亚·布兰金希普(Khalid Yahya Blankinship),“宝剑经文”,载于《牛津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Islamic World*),牛津伊斯兰研究在线。<http://www.oxfordislamicstudie ... gt%3B(访问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
 
[36. ^](#ftnt_ref36) 《忏悔章》(Sūrat al-Tawbah)9:5。
 
[37. ^](#ftnt_ref37) 《忏悔章》(Sūrat al-Tawbah)9:10-13。
 
[38. ^](#ftnt_ref38) 《忏悔章》(Sūrat al-Tawbah)9:6。
 
[39. ^](#ftnt_ref39)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14:140,经文 9:6。
 
[40. ^](#ftnt_ref40)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190。
 
[41. ^](#ftnt_ref41) 哈桑·希布里(Hassan Shibly),“战争、伊斯兰与生命的圣洁:伊斯兰战斗准则中的非侵略原则”,雅金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 年 10 月 3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en ... gt%3B
 
[42. ^](#ftnt_ref42)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Aḥmad Ibn Ḥanbal),《圣训集》(*Al-Musnad*)(开罗:Dār al-Ḥadīth, 1995),6:233-234 #6681;艾哈迈德·沙基尔(Aḥmad Shākir)在注释中声明为可靠(*ṣaḥīḥ*)。
 
[43. ^](#ftnt_ref43)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3:563,经文 2:190。
 
[44. ^](#ftnt_ref44)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3:562,经文 2:190。
 
[45. ^](#ftnt_ref45) 伊本·泰米叶(Ibn Taymīyah),《先知圣迹书》(*Kitāb al-Nubūwāt*)(利雅得:Aḍwāʼ al-Salaf, 2000),1:570。
 
[46. ^](#ftnt_ref46) 伊本·泰米叶,《关于战斗不信道者、与其达成休战以及禁止仅因其不信道而杀害他们的简明原则》(*Qāʻidah Mukhtaṣarah fī Qitāl al-Kuffār wa Muhādanatuhum wa Taḥrīm Qatlahum li Mujarrad Kufrihim*)(利雅得:ʻAbd al-ʻAzīz ibn ʻAbd Allāh ibn Ibrāhīm al-Zayr Āl Ḥamad, 2004),101。
 
[47. ^](#ftnt_ref47)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3:561-562,经文 2:190。
 
[48. ^](#ftnt_ref48) 贝达维(al-Baydạ̄wī),《天经启示之光与释经之奥秘》(*Anwār al-Tanzīl wa Asrār al-Ta’wīl*)(贝鲁特:Dār Ihỵāʼ al-Turāth al-’Arabī, 1998),1:270,经文 2:190。
 
[49. ^](#ftnt_ref49) 达哈比(al-Dhahabī),《贤德伟人传》(*Siyar A’lām al-Nubalā’*)(开罗:Dār al-Ḥadīth, 2006),14:85。
 
[50. ^](#ftnt_ref50) 阿卜杜·拉赫曼·本·纳赛尔·萨迪(‘Abd al-Raḥmān ibn Nāṣir al-Sa’dī),《至仁主对慈悯主言辞的释义》(*Taysīr al-Karīm al-Raḥmān fī Tafsīr Kalām al-Mannān*)(贝鲁特:Mu’assasat al-Risālah, 2000),1:89,经文 2:190。
 
[51. ^](#ftnt_ref51) 阿布·达乌德(Abū Dāwūd),《阿布·达乌德圣训集》(*Sunan Abī Dāwūd*)(黎巴嫩赛达:al-Maktabah al-Aṣrīyah, 1980),4:112 #4302,《史诗卷》,“禁止激怒土耳其人和阿比西尼亚人”;阿尔巴尼(al-Albānī)在注释中声明为良好(*ḥasan*)。
 
[52. ^](#ftnt_ref52) 《战利品章》(Sūrat al-Anfāl)8:61。
 
[53. ^](#ftnt_ref53) 伊本·凯西尔,《伟大的古兰经注》,4:74,经文 8:61。
 
[54. ^](#ftnt_ref54)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1:469 #695;艾哈迈德·沙基尔在注释中声明为可靠(*ṣaḥīḥ*)。
 
[55. ^](#ftnt_ref55) 伊本·路世德(Ibn Rushd / Averroës),《学者的开端与节制者的终点》(*Bidāyat al-Mujtahid wa Nihāyat al-Muqtaṣid*)(开罗:Dār al-Ḥadīth, 2004),2:150。
 
[56. ^](#ftnt_ref56) 动词 *tuqsitu ilayhim* 通常被翻译为“公平对待他们”。这在语言上是可能的。然而,在此语境下,它更有可能如库尔图比所言,意指“为了保持良好关系而从你的财富中给予他们一部分(*qistan*)”。他进一步解释:“在这里它并不指‘公正’,因为无论是对参战者还是非参战者,公正都是必需的,正如伊本·阿拉比所言”(《古兰经律例大成》,18:59,经文 60:8)。
 
[57. ^](#ftnt_ref57) 《受考验的妇女章》(Sūrat al-Mumtaḥanah)60:8-9。
 
[58. ^](#ftnt_ref58)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193。
 
[59. ^](#ftnt_ref59)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23:323,经文 60:8。
 
[60. ^](#ftnt_ref6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3:164 #2620,《赠予及其优越卷》,“给多神教徒的赠礼”。
 
[61. ^](#ftnt_ref61)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4 #5978,《文学卷》,“与多神教徒母亲的亲属联系”。
 
[62. ^](#ftnt_ref62) 库尔图比,《古兰经律例大成》,18:59-60,经文 60:8。
 
[63. ^](#ftnt_ref63) 加齐·本·穆罕默德(Ghazi bin Muhammad)、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与穆罕默德·哈希姆·卡马利(Mohammad Hashim Kamali)编,《伊斯兰教中的战争与和平:圣战的用途与滥用》(*War and Peace in Islam: The Uses and Abuses in Jihad*)(剑桥:Islamic Texts Society, 2013),17-18。
 
[64. ^](#ftnt_ref64) 《传道书》3:1-8;迈克尔·D. 库根(Michael D. Coogan)等编,《新牛津注释版圣经:含伪经》(*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with the Apocrypha*)(纽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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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废止:辨析其中的神圣智慧
 
**作者: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
 
## 摘要
 
《古兰经》中的“废止”(Abrogation)是指后启示的经文改变或修改先前启示经文所确立的律例(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的现象。后世学者发展出了与早期世代语言用法略有不同的废止技术定义,导致在废止的本质、被废止经文的数量,甚至废止是否是一种合法的解释机制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本文旨在澄清“正统先贤”(righteous predecessors)所意指的废止含义,他们通常使用“废止”一词来指代对先前规则的例外处理,而非完全废除。文章通过对禁止饮酒的循序渐进过程的探讨,发掘了废止的智慧,并将其作为《古兰经》神圣本质的进一步证据。最后,文章对《古兰经》中的和平经文已被“宝剑经文”(verse of the sword)失效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 导言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 ﷻ 之名*
 
《古兰经》科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废止”(*naskh*)学说。英语术语“abrogation”暗示经文中的先前规则或教导被新经文完全取消。伊斯兰教的批评者抓住了这一概念,辩称《古兰经》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不可能具有神圣来源。但早期穆斯林就是这样理解《古兰经》废止现象的吗?难道安拉 ﷻ 改变了主意?或者,某些规则应当改变的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的智慧?
 
事实是,废止是《古兰经》神圣来源的进一步证据,因为它提供了适用于不同情境的适当规则,反映了造物主 ﷻ 的智慧——祂意欲使伊斯兰教适用于所有时代、地点和人群。如果文本中有一套僵化的规则,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太缺乏灵活性了,更不用说早期穆斯林在其生活中遵循其引导了。
 
废止是根据安拉 ﷻ 的意志和智慧发生的,祂深知人们在特定时刻需要什么样的教导。它可以发生在不同天经的经文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部天经内部。
 
安拉 ﷻ 说:
 
> “凡是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赏赐一部更好或相等的启示。难道你不知道安拉确是全能于万事的吗?” [1]
 
先前启示(如《讨拉特》、《宰逋尔》和《引支勒》)中的某些具体规则已被伊斯兰教确立的规则所废止,尽管所有天经的精神是一致的。例如,犹太人在周六庆祝安息日,基督徒在周日庆祝他们的神圣日子,而穆斯林在周五进行主麻聚礼。我们相信安拉 ﷻ 引导我们选定周五进行每周的讲经,而非其他日子。那么,穆斯林是否应该通过武力将他们的宗教法律强加给所有人呢?
 
安拉 ﷻ 说:
 
>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律例和法程。如果安拉意欲,祂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但祂要使你们在所受的启示中接受考验,故你们当争先为善。你们全体都要归于安拉,祂将把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告诉你们。” [2]
 
众先知的宗教是同一个宗教,而他们所遵循的律例则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正如卡塔达(Qatadah)所说:“宗教是一个,但律例各异。”他还说:“《讨拉特》有一种律例,《引支勒》有一种律例,《古兰经》有一种律例。安拉 ﷻ 在其中准许祂所意欲的,禁戒祂所意欲的,以此作为试验,以便查明谁服从祂,谁违抗祂。然而,除了一个宗教外,其余的都不被承领,那就是:认主独一并忠诚于安拉 ﷻ,这是众使者所带来的。” [3]
 
安拉 ﷻ 本可以命令穆斯林强迫所有人遵循单一的法典,但祂没有这样做,而是敦促我们“争先为善”,即在善行中互相竞争。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最后的宗教,废止并完善了之前的一切,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榜样、行为和劝说来邀请他人,绝不能通过强迫或欺骗。
 
除了启示间的废止,还有启示内部的废止问题,即理解为什么《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似乎相互矛盾,以及如何妥善协调它们。批评者声称,废止仅仅是用来解释混乱和矛盾经文的工具。那么,《古兰经》是否自相矛盾呢?
 
安拉 ﷻ 说:
 
> “难道他们不研究《古兰经》吗?如果它不是安拉启示的,他们必在其中发现许多矛盾。” [4]
 
整部《古兰经》都可以根据一种有原则且一致的方法论来进行解释。经文之间的任何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而非实际的矛盾。如果调查不局限于表面阅读,这些表面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废止只是几种解释性协调方法之一。那么,为什么经典学者在被废止经文的数量上存在分歧,有人说有数百节经文被废止,而有人说只有寥寥几节?
 
外行人的困惑源于后世学者给予“废止”的各种不同技术定义,以及他们的定义如何不同于早期穆斯林对该词的语言用法。
 
## 废止:技术与语言含义
 
后世学者采用的废止技术定义被伊玛目阿勒哈拉曼·朱韦尼(al-Haramayn al-Juwayni)表述为:“其法律定义是一个指示撤销由先前指示所确立律例的表述,若无此表述,该律例将继续有效。” [5] 换言之,废止被理解为对先前经文中提到的律例的废除或失效。
 
一些后世学者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废止,即先前的经文被完全取消。他们会用早期穆斯林的大量言论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即某某经文被“废止”了。但早期穆斯林在使用这个短语时,是否意指后来所赋予的那种绝对的技术含义呢?
 
根据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的观点,早期穆斯林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使用“废止”一词:
 
> “我说:正统先贤在使用‘废止’和‘被废止’这两个词时,其一般含义有时是完全移除先前的律例——这是后世世代的技术术语——或者有时是移除一般的、绝对的、表面的含义或其他含义,无论是通过特殊化(specification)、限制(restriction)、将绝对解释为有限,还是通过解释和澄清。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将其称为例外的和有条件的。” [6]
 
换句话说,早期穆斯林会说一节经文被“废止”了,只要原始规则发生了任何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是部分的或例外的。 [7] 这些类型的部分废止后来被称为“特殊化”(*takhsis*)、“限制”(*taqyid*)、“解释”(*tafsir*)、“澄清”(*tabyin*)、“例外”(*istithna’*)和“有条件”(*shart*)。先前的规则被更改或“废止”以适应新情况,但它并未被废除、失效或完全取消。
 
理解这些细微差别的另一种方法是区分实际废止与比喻废止。伊本·阿基拉·马基(Ibn ‘Aqilah al-Makki)写道:
 
> “关于特殊化和澄清,我说这是一种比喻性的废止,因为废止是移除原始律例,而经文中的这些特殊化和澄清被作为例外提及。确实,它被称为‘废止’,因为它移除了普遍的律例,否则它并非真正的废止。” [8]
 
一个被特殊化或作为例外给出的规则,只有在发生部分改变的比喻意义上才是“废止”的例子。包含先前规则的经文仍然有效,但已被以某种方式限制。
 
因此,英语单词“abrogation”并不总是最好的翻译,因为阿拉伯语术语可能仅仅表示对早期规则的微小修正。未能意识到这种跨世代的微妙语言转变,会对穆斯林如何理解《古兰经》及其解释文献类型以及早期权威的陈述产生巨大影响。伊本·阿巴斯(Ibn Abbas,愿安拉喜悦之)是《古兰经》最早的权威之一,也是先知 ﷺ 的堂弟,在他去世后成为领先的穆斯林学者。据报道,先知 ﷺ 把手放在他身上并说:“安拉啊!求你授予他天经的知识。” [9] 因此,引用伊本·阿巴斯就是利用他作为《古兰经》解释者的巨大公信力。
 
伊本·阿巴斯会频繁使用“废止”一词,但很多时候是在其部分的、有限的或比喻的意义上。沙提比(al-Shatibi)写道:“马基(Makki)说,伊本·阿巴斯提到了《古兰经》中几处被作为例外的经文,他会说:它是被废止的。” [10] 萨哈维(al-Sakhawi)写道:“在我们看来,废止、特殊化和例外这些术语出现在伊本·阿巴斯时代之后,而伊本·阿巴斯会将所有这些都称为废止。” [11] 库尔图比(al-Qurtubi)写道:“先贤会对比喻和隐喻意义上的废止一词意指特殊化。” [12]
 
作为他使用部分废止的例子,塔巴里(al-Tabari)在其注释中记录道:
 
> “伊本·阿巴斯说,经文‘你们不要进入他人的家’(24:27)随后被废止,并由经文‘你们进入无人居住的、有你们的物资的房屋,对于你们是无罪的’(24:29)给出了一个例外。” [13]
 
经文 24:27 最初规定了一条通用规则(未经许可不得进入他人的家),随后几节经文在 24:29 中对该通用规则做出了例外规定(如果无人居住,你可以进入房屋)。当时的穆斯林旅行者可能需要利用废弃或无人居住的房屋,因此通过限制通用禁令授予了这样做的许可。尽管伊本·阿巴斯说第一节经文被“废止”了,但他显然是指特殊化或例外,而非完全废除原始规则。这里的废止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的,而非字面意义,塔巴里明确将其关联为一种“例外”。
 
从这个例子以及数十个其他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很多时候伊本·阿巴斯在使用阿拉伯语术语 *naskh* 时从未打算表示完全废止。然而,问题在于,一些不明真相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批评者试图利用伊本·阿巴斯的权威来支持完全毫无根据的主张,比如《古兰经》中所有的“和平经文”都已失效。通过对经文、注释和法学意见的仔细分析,《古兰经》学者会理解伊本·阿巴斯的本意,但外行人通常不知道其中的细微差别,从而在辩论语境中引用他和其他人的陈述时造成困惑和误读。
 
这不仅仅是现代才出现的问题。世世代代以来,一些《古兰经》评论家误读了早期穆斯林对废止的使用,推断出他们自己很久以后才发展的技术定义。这也可谓是各种毫无根据的解释注入注释传统的漏洞。确实,不难看出,废止学说有可能被滥用,只需取消那些人们不愿实践的经文即可。
 
古典时期的学者扎尔卡希(al-Zarkashi)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评论家,他们过于依赖废止的后期技术含义:
 
> “《古兰经》废止并监督所有神圣经典。它之后将不再有任何东西废止它。它内部关于废止和被废止经文的情况已知是很少的,安拉 ﷻ 在废止发生时会澄清什么是被废止的……至于《古兰经》,尽管许多评论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但它(被圣行)废止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它只是被推迟和延后,或者作为模糊点被保留直到在必要时刻得到澄清,或者它是一个改变其先前指令的指令,或者它特殊化了通用含义,或者一个通用律例被特殊化了,或者一个意义补充了另一个意义。有许多这类指令,他们想象是被废止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是监督其外所有其他神圣天经的经典,且内部是一致的。” [14]
 
我们已经确定了关于废止含义困惑的根源,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学者在他们声称被废止的经文数量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只是在使用废止的不同定义,而且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该术语的含义随时间推移以及在不同解释学派内部发生的微妙变化。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些所谓被废止经文仍然适用的方式,从而将其从废止的技术定义中移除。他们最终证明,废止发生在一个光谱上,不一定是全有或全无。
 
还有其他层面的学术争论进一步复杂化了废止的含义,例如一节经文在书写上被“收回”或废止但在律例上保留的可能性(*naskh al-rasm wa baqa’ al-hukm*),或者圣行是否可能废止《古兰经》。这些话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已在其他地方讨论。 [15]
 
真正重要的不是哪种废止的技术定义在学术论坛上胜出,而是所使用的定义能否帮助普通穆斯林按照安拉 ﷻ 意欲的方式去践行《古兰经》。
 
从这一切看来,废止似乎是一个累赘,一个应当被撇在一边、只以辩护方式讨论的麻烦问题。然而,事实是,废止现象中蕴含着决定性的智慧,这进一步证明了《古兰经》的神圣本质。
 
## 废止的智慧
 
生活中很少有绝对黑白分明、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规则。几乎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斯兰法学理论中,区分“通则”(*‘amm*)和“特则”(*khass*)是如此重要。 [16] 如果不意识到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规则,我们将无法构建任何法律理论,更不用说道德理论了。
 
这个想法如果仔细思考似乎显而易见,但废止的概念一直是伊斯兰教批评者的攻击路线,即便是在先知 ﷺ 时代也是如此。如果规则改变了,那么安拉 ﷻ 改变主意了吗?
 
安拉 ﷻ 说:
 
> “当我以一节启示替代另一节启示的时候——安拉原是至知自己所降示的——他们说:‘你只是一个捏造者。’不然,他们大半是不知情的。” [17]
 
根据苏尤蒂(al-Suyuti)的观点,这里提到的更换经文是“通过废止或为了人们的最佳利益而启示另一节经文”,而批评者不理解的是“《古兰经》的真实性以及废止的益处”。 [18] 废止通过提出最适合人们具体情况的规则来为人们的福祉服务,根据需要做出改变,并建立一个更全面的法律和道德框架。这就是任何教育模型必须运作的方式,从最简单的课程开始,随着学生的进步转向更具挑战性和益处的课程。向一个准备不足的学生讲授高级课程会对他们的教育有害。
 
也许《古兰经》中对规则进行有益修改的最佳例子就是对酒精饮料的逐渐劝阻和最终禁令。在先知 ﷺ 宣教的早期阶段,饮酒最初是允许的,因为最早启示的经文关乎信仰和伦理,而非法律。在麦加确立的具体法律规则极少;随后先知 ﷺ 迁徙到了美地那,他需要安拉 ﷻ 在管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方面的引导。人们开始向他询问关于酒精的问题,于是《古兰经》的经文开始提及它。 [19]
 
安拉 ﷻ 说:
 
> “他们询问你关于饮酒和赌博(的律例),你说:‘这两件事都包含着大罪,对于世人也有许多利益,而其罪过比利益更大。’” [20]
 
这节经文劝阻了饮酒,但并未直接禁绝。正如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所言:“通过这节经文,为果断禁绝酒铺平了道路,因为它不是明确禁止而是暗示性的。” [21] 最终目标是通过循序渐进、可实现的步骤消除社会中的酒精。在随后启示的一节经文中,最初的劝阻被礼拜前禁止饮酒的规定所“废止”。
 
安拉 ﷻ 说:
 
>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酒醉状态下不要靠近礼拜,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 [22]
 
原始的劝阻规则现在被有限的、情境性的禁令所取代。穆斯林仍然被允许饮酒,只要他们不在醉酒状态下参加礼拜。关于酒精的最后一节经文是在先知 ﷺ 使命接近尾声时启示的,它完全禁止了饮酒。
 
安拉 ﷻ 说:
 
>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石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23]
 
早期经文中提到的部分禁令现在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禁令。穆贾希德(Mujahid)说:“他们曾被禁止在酒醉时礼拜,随后这被酒的禁令所废止。” [24] 当这最后一节经文降示时,先知 ﷺ 说:“确然,全能的安拉 ﷻ 已禁绝了酒。谁听到这节经文且身边存有酒,让他既不要喝也不要卖。”阿布·赛义德·哈德里(Abu Sa’id al-Khudri,愿安拉喜悦之)补充道:“人们把他们身边所有的酒都带到城里的路上倒掉了。” [25]
 
对酒(*khamr*)的禁令扩展到了所有类型的酒精和麻醉品,正如先知 ﷺ 所说:“凡能致醉者皆为非法(*haram*)。” [26] 禁止这些物质的有效原因(*‘illah*)是它们致醉的能力;因此,没有正当医疗用途的常见滥用药物,因其致醉作用而被禁止,未来可能开发或发现的任何新滥用药物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关于酒精的规则经历了四个阶段:
1. 最初是允许的。
2. 随后由经文 2:219 劝阻。
3. 随后由经文 4:43 禁止在礼拜前饮酒。
4. 随后由经文 5:90 进行普遍禁止。
 
从这种渐进式禁令的经验中可以学到重要的教训。在先知 ﷺ 使命的开始阶段,人们根本没准备好为了更伟大的目标而放弃酒精。阿伊莎(Aisha,愿安拉喜悦之)说:“如果第一件降示的事是‘不要喝酒’,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喝酒。’如果降示的是‘不要犯奸淫’,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停止犯奸淫。’” [27] 的确,酒精可以紧紧控制人们的生活,只有增强他们的信仰才能打破这种控制。即使在今天,成功的“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十二步计划也明确提到将上帝作为戒酒的原因和手段。 [28] 同样,先知 ﷺ 时代的人们需要建立他们的信仰,并认识到赋予生命意义的目标,从而使戒酒的艰难斗争变得值得。
 
在社会层面实施渐进式、逐步推进的相同模式也可以应用于其他伊斯兰教导。阿卜杜·马立克(Abdul Malik)对他父亲——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Umar ibn Abdul Aziz,愿安拉喜悦之)说:“父亲,为什么您不推行神圣的命令呢?指安拉发誓,只要是真理,即便这导致我们之间产生分歧,我也不在意。”欧麦尔说:“儿子,不要操之过急。确然,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两次谴责饮酒,在第三次才定为非法。我担心如果我强迫人们一下子遵循真理,他们会一下子拒绝它,那将成为一场浩劫。” [29] 尽管一些穆斯林热衷于根据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来重塑社会,但向人们强加他们尚未准备好接受的东西根本是不明智且适得其反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既不需要也不渴望饮酒。饮酒的有害影响即便在古代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理想情况下,对致醉物的普遍禁止符合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最佳利益。最近一项关于全球酒精消费的大规模研究得出结论,尽管在某些背景下有微小的健康益处,但总体而言,“酒精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健康问题,低水平摄入酒精所带来的健康相关伤害的小幅减少,被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健康相关伤害风险的增加所抵消。” [30] 《古兰经》坚持酒精的害处大于益处,这一观点再次被研究和经验所证实。
 
即便如此,是否仍能从关于酒精的被废止律例中——无论是从其隐含的劝阻还是其有限的禁令中——学到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完全不饮酒的默认规则通常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做法,但我们可以想象并共同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即《古兰经》逐步淘汰酒精的方法被重新证明是合理的。
 
在个人层面,酒精是一个人如果成瘾后突然从其系统中撤除的最危险物质之一。 [31] 一个彻底戒酒的酗酒者如果突然停止饮酒,可能会经历失眠和震颤,甚至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癫痫发作和谵妄,需要医疗干预。 [32] 对这样的人强加普遍禁令将是有害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普遍禁令在这里无法适用。这种情况下的酗酒者需要一个个性化的治疗计划,以逐渐戒除酒精消费。因此,先前关于酒精的经文可能被“废止”了,但它们的教训依然存在,并且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巧妙地再次应用以满足当下的需求。
 
同样的动力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突然在一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撤除酒精,会产生可怕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使情况变得更糟。当美国政府批准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宣布所有酒精的销售和消费为非法(即历史上的“禁酒令”时期)时,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修正案的支持者无疑是出于好意,但美国社会并未准备好应对这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该法律不仅在文字上由于完全无法强制执行而不切实际,更不祥的是,它导致了暴力犯罪辛迪加的崛起。像阿尔·卡彭(Al Capone)这样的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通过在黑市上兜售酒精获得了数百万美元和前所未有的权力。酒精的过早禁令将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拱手让给了歹徒、小偷和杀人犯——这些最底层的人渣。
 
美国的禁酒令实验最终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并被第 21 条修正案所废除。实业家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 “当禁酒令出台时,我希望它能得到公众舆论的广泛支持,酒精的恶果很快会被认清。我缓慢而勉强地开始相信,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饮酒普遍增加了;地下酒吧取代了合法酒吧;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违法者军队;我们的许多优秀公民公开无视禁酒令;对法律的尊重大大削弱了;犯罪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33]
 
因此,逐渐撤除酒精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社会利益。事后看来,不难发现《古兰经》的智慧本可以帮助美国人减轻酒精伤害。不仅伊斯兰法律中的标准律例提供了引导,而且这些法律如何通过启示演变为现状的历史也同样提供了引导。
 
这正是废止智慧背后的关键所在。为了理解伊斯兰教中任何话题的全貌,必须搜集所有相关的经文、传统和注释,以便能够合理且一致地合成、沉思和解释它们。一个人不能断章取义地截取单节经文并绝对地应用它,因为很可能存在重要的例外。
 
废止的现实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即规则在不同背景下会发生变化。博学的穆斯林学者并不只是字面上应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陈述,而不考虑其他文本、原则和优先级。他们必须根据“立法宗旨”(*maqasid al-shari’ah*)、对社会习俗(*‘urf*)的考虑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对预期结果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来评估他们的判断。
 
伊本·盖伊姆详细论述了法律咨询者(*mufti*)在应用伊斯兰规则时考虑时间、地点、习俗和语境的重要性:
 
> “至于了解人们的情况,这是法律咨询者和法官所需的巨大原则。因为如果他不理解它,不理解命令和禁止并据此权衡,那么它造成的伤害将多于益处。确然,如果他对人们的情况缺乏理解,压迫者在他眼中会显得像被压迫者,反之亦然;真理会显得像谬误,反之亦然;他将助长欺骗和狡诈的势头。异端在他眼中会显得像虔诚之人,说谎者像诚实之人。他会给每一个谎言披上虚假的外衣,其下隐藏着罪恶、不诚实和邪恶。由于他对人们及其情况、习惯和习俗的无知,他无法区分这一点。相反,他必须理解人们的计谋、他们的狡诈、他们的欺骗、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习俗。因为法律判词(*fatwa*)随时间、地点、习惯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安拉 ﷻ 宗教的一部分。” [34]
 
这些是穆斯林学者在神圣启示期结束后必须考虑的事项。另一方面,废止则涉及*在神圣启示仍在进行时*进行类似的考虑。先知 ﷺ 的伙伴群体从最无法无天的社会之一转变为最守法的社会之一。通过废止体现的渐进主义智慧对于这一转型过程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知道,《古兰经》中的所有经文都有其价值和应用方式,或是作为通则,或是作为特定例外,或是作为历史教训。关键在于搜集文本及其语境中的所有相关信息片段,以合理且一致的方式解释它们,妥善协调表面上的矛盾,并在必要时利用例外。现在已建立社区的穆斯林通常负责应用废止产生的最终规则,但渐进主义的精神仍可能为个人法律咨询者的特定判断提供参考。
 
现在,我们将利用目前所学到的知识来处理与废止相关的或许最具后果的问题:所谓的“宝剑经文”(*ayat al-sayf*)。
 
## “宝剑经文”废止了和平经文吗?
 
穆斯林经常通过指出数十节鼓励同情、宽恕和善行的《古兰经》经文来辩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然而,伊斯兰教的批评者甚至一些穆斯林持有一种肤浅的论点,用来抹杀《古兰经》中任何与其观点相悖的内容:即所谓的和平经文已被“宝剑经文”废止。不言而喻,他们的论点在仔细审视下是不攻自破的。
 
和平经文被废止的想法确实存在于古典遗产中,但绝非被普遍接受。诸如阿布·贾法尔·纳哈斯(Abu Ja’far al-Nahhas)、伊本·乔齐(Ibn al-Jawzi)和苏尤蒂等学者在《古兰经》中仅承认大约二十例真正的废止,其中没有任何一例涉及宝剑经文。 [35]
 
尽管“宝剑经文废止论”的支持者对于哪一节经文才是真正的“宝剑经文”存在分歧,但通常被引用的是第 9 章第 5 节:
 
>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要在发现以物配主者的地方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埋伏处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罪,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36]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宝剑经文”这一术语出现在古典传统的后期。当然,宝剑被认为是正义的象征,而非侵略或暴力的象征。无论如何,这种术语并非源于先知 ﷺ 及其伙伴。批评者和极端分子通常将“在发现以物配主者的地方杀戮他们”这一句单独挑出来,作为关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的最终命令,仿佛这是对全世界所有非穆斯林进行全面永久圣战的宣言。除了这种教导在现实中荒谬的不可行性之外,将这一句解释为绝对的,只有在玩世不恭地无视同一章中所有周围经文的情况下才讲得通。
 
随后的经文 9:10 至 9:13 明确指出,讨论中的“以物配主者”是那些习惯性破坏和平条约的人。战斗他们的目的是停止其侵略,即便如此,悔罪之门仍向他们敞开:
 
> “他们对信士不顾亲戚关系,不重盟约。这等人才确实是过分的。如果他们悔罪,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他们就是你们的教胞。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解释许多迹象。”
>
> “如果他们在缔约之后违反盟誓,且诽谤你们的宗教,你们就应当讨伐不信道的头目们——确然,他们是无所谓盟誓的——以便他们停止。有一群人已经违反盟誓,而且设法驱逐使者,并首先进攻你们,难道你们不讨伐他们吗?” [37]
 
“以便他们停止”这一句澄清了战斗的目标是停止其侵略,而“并首先进攻你们”解释了冲突最初爆发的原因。此外,紧随其后的经文 9:6 为任何放下武器的以物配主者提供了避难和豁免,无论他们个人是否接受伊斯兰教:
 
> “以物配主者中如果有人向你求援,你应当优待他,直到他听到安拉的言辞,然后把他护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是无知的民众。” [38]
 
正如《古兰经》其他地方所表达的,战争仅作为对无端侵略的回应才是正当的。当完整阅读并始终如一地解释宝剑经文周围的整段文字时,这一原则依然成立。显而易见,想象 9:5 中的单行文字已经完全废止了它周围的所有经文以及其他章节中的数百节经文是不合逻辑的。有趣的是,《古兰经》最早的一些解释者如达哈克(al-Dahhak)、苏富扬(Sufyan)和苏德(al-Suddi)认为,“在发现以物配主者的地方杀戮他们”这一短语本身就被这节经文废止了:“(在战斗中)要么释放他们以示恩惠,要么接受他们的赎金,直到战争放下它的重担”(47:4)。 [39] 他们理解“杀戮他们”的命令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其他经文限制的。
 
早期启示的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经文同样被圣门弟子理解为即使在宝剑经文启示后仍然有效且具有法律效力。至少有三节关键经文否定了伊斯兰教主张对非穆斯林处于永久战争状态或和平经文已失效的观点。
 
安拉 ﷻ 说:
 
> “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但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40]
 
这节经文既关乎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jus ad bellum*),也关乎战争期间行为的法律限制(*jus in bello*),这两者都建立在伊斯兰的非侵略原则之上。 [41] 它警告不要违反战争规则,因为安拉 ﷻ 绝不会有喜爱过分行为的时候,这表明该有效的法律动因将永恒不变。这与先知 ﷺ 的可靠陈述相一致:“确然,在全能的安拉 ﷻ 看来,最残暴的人是那些杀害未曾与其战斗之人的人。” [42] 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表述。
 
塔巴里记录了早期穆斯林的多项传述,他们并不认为这节经文已被废止。杰出的评论家伊本·阿巴斯这样解释这节经文的意义:
 
> “不要杀害妇女、儿童、老人,或任何带着和平来到你面前且克制其手(不参与战斗)的人,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确实过分了。” [43]
 
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澄清了其中的含义:“那节经文指的是妇女、儿童以及他们中不参与战争的人。” [44] 他们相信经文 2:190 禁止攻击我们今天所称的平民、非战斗人员和非侵略者。这种解释与宝剑经文周围更大的文本语境是一致的,即战争仅作为对物理威胁的回应才是正当的,根据古典学者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的观点,这也是历史上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的法律意见:
 
> “至于不参与战斗的压迫者,没有任何文本显示安拉命令战斗他。相反,只有在不信道者发动战争的条件下才与其战斗,正如大多数学者所实践的,且在天经和圣行中显而易见。” [45]
 
在一篇专门讨论这一话题的论著中,伊本·泰米叶使用经文 2:190 作为首要证据,证明只有在不信道者发动战争的条件下才与其战斗。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非穆斯林就战斗他们。随后他驳斥了该经文已被废止的观点,写道:
 
> “我说:这个观点(即经文 2:190 未被废止)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它是马立克(Malik)、艾哈迈德·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等人的主张。另一种观点(即该经文已被废止)是薄弱的。确实,声称废止需要证据,而《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内容与这节经文相抵触。相反,《古兰经》中的内容与其是一致的,那么废止它的经文在哪里呢?” [46]
 
尽管如此,批评者和极端分子仍试图在一些古典注释中寻找支持其理论的内容。例如,塔巴里记录了拉比亚(al-Rabia’)的观点:“这节经文(2:190)是在美地那降示的第一节关于战斗的经文。降示后,安拉的使者 ﷺ 战斗那些战斗他的人,并克制不去战斗那些不战斗他的人,直到《免责章》(第 9 章第 5 节)降示。” [47] 古典遗产中还有其他类似的陈述,声称“宝剑经文”废止了先前限制战斗范围的经文。但正如我们所见,早期穆斯林有时是在灵活且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废止”一词,而非后来所赋予的技术含义。经文 2:190 是被完全废止了,还是仅仅是部分废止?如果是这样,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废止的?
 
贝达维(al-Baydawi)转述了一个观点,即经文 2:190 被对敌对势力进行自卫性先发制人打击的要求所废止:
 
> “有人说,那节经文(2:190)是在他们被命令全面战斗以物配主者(包括其中的战斗员和留在原处的人)之前。也有人说,它的意思是那些对你们发动战争的人,或者预期会这样做的人。” [48]
 
对 2:190 的严格字面阅读只允许穆斯林在当下受到直接攻击时进行反击。他们将不被允许对正在边境集结军队的敌对敌人采取主动。因此,经文 9:5 “废止”了 2:2190 的字面内涵,并允许进入敌人领土,但非侵略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这有时被称为“进攻性圣战”(*jihad al-talab*),它是整体防御战略中的一种进攻策略。正如阿拉伯人常说:“如果不去征讨罗马人,他们就会来征讨(你们)。” [49] 也就是说,在一个战争帝国林立的世界里,最好的防御就是积极的进攻。即便如此,废止也并非纳入这一解释的必要手段,因为经文 2:190 中的“攻击你们的人”可以包含“那些正准备攻击你们的人”。 [50]
 
先知 ﷺ 使用进攻策略来预先阻止侵略性邻居的入侵和攻击。当罗马人的一个盟友暗杀了穆斯林大使时,罗马人发起了敌对行动,这导致了穆塔(Mu’tah)战役以及后来的塔布克(Tabuk)远征。先知 ﷺ 并没有简单地在美地那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如果早期关于战斗的经文确实被宝剑经文所废止,那么也仅仅是在这种允许对可靠威胁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部分、有限的意义上。非侵略精神始终适用,例如先知 ﷺ 禁止穆斯林攻击和平的邻居,说:“只要阿比西尼亚人不动你们,你们就不要动他们;只要土耳其人不动你们,你们就不要动他们。” [51] 这些国家未被早期穆斯林攻击,正是因为它们不具威胁性。
 
另一节关键经文命令穆斯林,如果敌人提供合理的和平条款,就与其达成和平条约。
 
安拉 ﷻ 说:
 
> “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要倾向和平,应当信赖安拉。祂确是全聪的,至知的。” [52]
 
根据伊本·凯西尔的观点,这节经文不能被废止,因为先知 ﷺ 继续将其作为法律先例来执行:“如果敌人过于强大,那么与他们达成休战是允许的,正如这节高贵的经文所示,也正如先知 ﷺ 在侯代比亚之日所做的那样。因此,它没有失效,也没有被废止,更没有受到限制。” [53] 他用先知 ﷺ 的陈述支持他的论点:“确然,在我之后,将会有冲突或事务,所以如果你能以和平结束它们,就那样做吧。” [54] 这节经文及其随附的传统证明,只要可能,和平总是首选。
 
伊本·凯西尔在这里提到了一种敌人太强而无法攻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休战是允许的。一些人据此理解,这类和平条约仅仅是一种临时策略,直到穆斯林强大到足以反击。这种逻辑今天被一些激进分子引用,试图证明穆斯林少数群体被边缘化是合理的。然而,伊本·凯西尔将此作为一个和平条约被准许的例子。他是在主张大多数法律意见,即由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马立克和沙斐仪(al-Shafi’i)所采用的观点:“如果领导人从中看到益处,和平条约就是允许的。” [55] 换言之,穆斯林领导人如果认为服务于穆斯林社区的福祉(*maslahah*),就拥有广泛的许可去达成和平条约。因此,这节经文不能被废止,事实上,它为宝剑经文设定了限制。
 
最后,第三节关键经文阐述了管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的通用规则。与其他经文一样,这条规则也未被废止或失效。
 
安拉 ﷻ 说:
 
> “对于那些没有因宗教而战斗你们,也没有把你们驱逐出家园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仁爱他们,并公平对待他们。” [56]
>
> “确然,安拉喜爱公平者。安拉仅禁止你们结交那些因宗教而战斗你们,把你们驱逐出家园,并协助他人驱逐你们的人。谁结交他们,谁就是压迫者。” [57]
 
穆斯林应当与那些未因信仰迫害他们或以其他方式伤害他们的非穆斯林保持良好关系,这符合另一节经文:“除对压迫者外,绝不怀有敌意。” [58] 塔巴里不同意一些人认为经文 60:8-9 已被废止的观点,说道:
 
> “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即那些认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仁爱那些没有因宗教而战斗你们的人’是指对待所有类型的教条和宗教的人,你应当仁爱他们,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并公平对待他们。确然,全能的安拉 ﷻ 在祂的言辞中进行了概括——‘那些没有因宗教而战斗你们,也没有把你们驱逐出家园的人’——以包含所有可以被这样描述的人,祂并没有限制某些人而排除其他人。这并不像那些说它已被废止的人所言。” [59]
 
经文的措辞是全面陈述的,因此它适用于所有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只要能被准确地描述为非侵略者。塔巴里进一步引用阿斯玛·宾特·阿布·伯克尔(Asma bint Abi Bakr,愿安拉喜悦之)的报告来支持他的论点:
 
> “我的母亲是个以物配主者,她在与古莱氏人休战期间来找我。我问安拉的使者 ﷺ:‘安拉的使者啊,我的母亲来找我,她希望能得到善待。我应该善待她吗?’先知 ﷺ 说:‘是的,善待你的母亲。’” [60]
 
在对这一事件的另一项传述中,伊本·欧艾拿(Ibn Uyaynah,愿安拉喜悦之)补充说,经文 60:8 随后正是为了回应阿斯玛的问题而降示的。 [61] 她的母亲是否是多神教徒,或者她是否来自一个敌对社区,这并不重要。阿斯玛的母亲带着和平而来,因此她应当被善待,到此为止。根据库尔图比的说法,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大多数解释者说经文 60:8 是有效的(*muhkamah*)……法官伊斯玛仪·本·伊沙克(Ismai’l ibn Ishaq)进入了一名非穆斯林公民的家并对他非常慷慨。在场的人以此责备他,于是他向他们诵读了这些经文。” [62]
 
每一组经文,无论是讨论同情还是正义,和平还是战争,都适用于其相应的情境。同情和宽恕的经文首先被启示以表达默认立场,随后宝剑经文为这一通则创造了一个例外。和平是理想的状态,但战争有时对于保护无辜者是必要的。宽恕是应当持有的态度,但不能以牺牲受害者的正义为代价。
 
已故艾资哈尔大伊玛目谢赫·马哈茂德·沙尔图特(Mahmoud Shaltut)简洁地描述了关于和平经文与宝剑经文的主流理解:
 
> “至于宽恕和赦免的经文,它们旨在塑造道德,并应在不侵犯自尊和尊严的情况下被遵循。每种情况都有其自身的立法,这些经文也是固定的且不可动摇的。”
>
> “建立在对不同情境以及个人和群体不同条件的考虑之上,并要求人们在每种情况下遵循最合适做法的立法,不能被指责为自相矛盾的立法,或者其中的某些部分废止了其他部分。确然,对于理智健全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英明且极其精准的立法,它促进了受其权威管辖者的利益,并为个人和社区带来幸福。” [63]
 
和平经文和宝剑经文并不相互矛盾,也不相互抵消。每一组经文都在其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服务于其自身的目标,而人类之间和平、公正和积极的关系才是最终理想的目标。和平经文和宝剑经文并不相互矛盾,也不相互抵消。每一组经文都在其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服务于其自身的目标,而人类之间和平、公正和积极的关系才是最终理想的目标。或者正如《圣经》中所说:“万事皆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争战有时,和平有时。” [64]
 
## 结论
 
《古兰经》中的废止是指后来启示的经文改变或更改早期经文所确立的律例。废止可能完全移除先前的律例,也可能通过例外或条件进行部分修正。学者们在被废止经文的数量上存在分歧,因为他们通常采用对“废止”一词的不同技术定义。废止现象并非暴露了《古兰经》中所谓的矛盾,而是反映了根据每个适当语境提供不同教导的神圣智慧。这种智慧可以通过考察《古兰经》逐渐禁止饮酒的方法清楚地观察到。尽管伊斯兰教的通则是禁止所有致醉物,但《古兰经》中这一规则的演变过程为减轻个人和社会中的酒精危害提供了重要启训。通过废止揭示的渐进主义精神也是处理其他问题和事务的智慧源泉。
 
关于《古兰经》中的和平经文已被“宝剑经文”废止或失效的主张,是基于对早期穆斯林使用该术语的细微方式缺乏认识。包括《古兰经》最早的评论家在内的几位古典学者驳斥了和平经文被部分或全部废止的主张。那些确实声称和平经文被废止的人,其意图是指部分废止,即战争涉及的规则是通常情况下和平、宽容和宽恕通则的例外。
 
*成功唯靠安拉 ﷻ,安拉 ﷻ 至知。*
 
## 注释
 
[1. ^](#ftnt_ref1)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106。
 
[2. ^](#ftnt_ref2) 《筵席章》(Sūrat al-Mā’idah)5:48。
 
[3. ^](#ftnt_ref3) 塔巴里(al-Ṭabarī),《古兰经注析大成》(*Jāmiʻ al-Bayān ‘an Ta’wīl al-Qur’ān*)(贝鲁特:Mu’assasat al-Risālah, 2000),10:385,经文 5:48。
 
[4. ^](#ftnt_ref4) 《妇女章》(Sūrat al-Nisā’)4:82。
 
[5. ^](#ftnt_ref5) 伊玛目阿勒哈拉曼·朱韦尼(Imām al-Ḥaramayn al-Juwaynī)与贾拉勒·丁·马哈利(Jalāl al-Dīn al-Maḥallī),《法源基础注释》(*Sharḥ al-Waraqāt fī Uṣūl al-Fiqh*)(巴勒斯坦:Jāmi’at al-Quds, 1999),1:58-59。
 
[6. ^](#ftnt_ref6) 伊本·盖伊姆·乔齐亚(Ibn Qayyim al-Jawzīyah),《签署者之教导》(*Iʻlām al-Muwaqqiʻīn ’an Rabb al-‘Ālamīn*)(Dar al-Kutub al-ʻIlmiyah, 1991),1:29。
 
[7. ^](#ftnt_ref7) 卢爱·法图希(Louay Fatoohi),《古兰经与伊斯兰教法中的废止:对“Naskh”概念及其影响的批判性研究》(*Abrogation in the Qur'an and Islamic Law: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naskh" and Its Impact*)(伦敦:Routledge, 2014),13。
 
[8. ^](#ftnt_ref8) 伊本·阿基拉(Ibn ’Aqīlah),《古兰经科学的增补与美化》(*Al-Ziyādah wal Iḥsān fī ’Ulūm al-Qur’ān*)(沙迦:Markaz al-Buḥūth wal-Dirāsāt al-Shāriqah, 2008),5:298。
 
[9. ^](#ftnt_ref9) 布哈里(al-Bukhārī),《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贝鲁特:Dār Ṭawq al-Najjāh, 2002),1:26 #75,《知识卷》,“先知 ﷺ 的言语:安拉啊,求你教导他天经”。
 
[10. ^](#ftnt_ref10) 沙提比(al-Shāṭibī),《一致性》(*Al-Muwāfaqāt*)(开罗:Dār Ibn ‘Affān, 1997),3:346。
 
[11. ^](#ftnt_ref11) 萨哈维(al-Sakhāwī),《诵经家之美与诵读之完美》(*Jamāl al-Qurrā’ wa Kamāl al-Iqrā’*)(贝鲁特:Mu’ssasat al-Kutub al-Thaqāfīyah, 1999),2:589。
 
[12. ^](#ftnt_ref12) 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古兰经律例大成》(*Jāmiʻ li-Aḥkām al-Qur'an*)(开罗:Dār al-Kutūb al-Miṣrīyah, 1964)2:65,经文 2:106。
 
[13. ^](#ftnt_ref13)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19:153,经文 24:29。
 
[14. ^](#ftnt_ref14) 扎尔卡希(al-Zarkashī),《古兰经科学证明》(*Al-Burhān fī ’Ulūm al-Qur’ān*)(开罗:Dār Iḥyāʼ al-Kutub al-ʻArabīyah, 1957),2:43-44。
 
[15. ^](#ftnt_ref15) 参见卢爱·法图希的研究《古兰经与伊斯兰教法中的废止》(伦敦:Routledge, 2014)中“圣典(Mushaf)包含了全部古兰经吗?”以及“圣行中的废止”章节,第 122-128 页及 207-218 页。
 
[16. ^](#ftnt_ref16) 参见朱韦尼对“通则”和“特则”的讨论,以及马哈利的注释,见《法源基础注释》第 1:222 页起。
 
[17. ^](#ftnt_ref17) 《蜜蜂章》(Sūrat al-Naḥl)16:101。
 
[18. ^](#ftnt_ref18) 苏尤蒂(al-Suyūṭī)与马哈利,《两贾拉勒经注》(*Tafsīr al-Jalālayn*)(开罗:Dār al-Ḥadīth, 2001),1:360。
 
[19. ^](#ftnt_ref19) 提尔密济(al-Tirmidhī),《提尔密济圣训集》(*Sunan al-Tirmidhī*)(贝鲁特:Dār al-Ġarb al-Islāmī, 1998),5:103 #3049,《古兰经注卷》,“关于筵席章的内容”。
 
[20. ^](#ftnt_ref20)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219。
 
[21. ^](#ftnt_ref21)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伟大的古兰经注》(*Tafsīr al-Qur'an al-‘Aẓīm*)(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ʻIlmīyah, 1998),1:434,经文 2:219。
 
[22. ^](#ftnt_ref22) 《妇女章》(Sūrat al-Nisā’)4:43。
 
[23. ^](#ftnt_ref23) 《筵席章》(Sūrat al-Mā’idah)5:90。
 
[24. ^](#ftnt_ref24)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8:377,经文 4:43。
 
[25. ^](#ftnt_ref25) 穆斯林·本·哈加吉·库沙里(Muslim ibn al-Ḥajjāj al-Qushayrī),《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贝鲁特]:Dār Iḥyāʼ al-Kutub al-ʻArabīyah, 1955),3:1205 #1578,《分成卷》,“禁止售卖酒”。
 
[26. ^](#ftnt_ref26)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586 #1733,《饮品卷》,“说明凡致醉者皆为酒,且凡酒皆非法”。
 
[27. ^](#ftnt_ref2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6:185 #4993,《古兰经优越卷》,“古兰经的编排”。
 
[28. ^](#ftnt_ref28) “匿名戒酒会十二步计划”(The Twelves Steps of Alcoholics Anonymous),*Alcoholics Anonymous*。<https://www.aa.org/assets/en_US/smf-121_en.pdf>
 
[29. ^](#ftnt_ref29) 伊本·阿卜杜·拉比(Ibn ’Abd Rabbih),《独一无二的项链》(*Al-’Iqd al-Farīd*)(贝鲁特:Dār al-Kutub al-’Ilmīyah, 1983),5:185。
 
[30. ^](#ftnt_ref30) 罗宾·伯顿(Robyn Burton)与尼克·谢伦(Nick Sheron),“没有酒精摄入水平能改善健康”,《柳叶刀》(*The Lancet*),2018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thelancet.com/jour ... -6736(18)31571-X/fulltext>。
 
[31. ^](#ftnt_ref31) 加尔·L. 费希尔(Gar L. Fisher)与南希·A. 罗杰特(Nancy A. Roget)编,《物质滥用预防、治疗与康复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treatment, & recovery*)(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9)1005。<http://dx.doi.org/10.4135/9781412964500.n343>。
 
[32. ^](#ftnt_ref32) 贝亚德(Bayard M)等,“酒精戒断综合征”,《美国家庭医师》(*Am Fam Physician*),2004 年 3 月 15 日;69(6):1443-50。<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5053409>。
 
[33. ^](#ftnt_ref33) “关于禁酒令你想知道的一切”,牛津大学出版社博客(OUPblog),2011 年 10 月 21 日。<https://blog.oup.com/2011/10/prohibition/>。
 
[34. ^](#ftnt_ref34) 伊本·盖伊姆·乔齐亚,《签署者之教导》,4:157。
 
[35. ^](#ftnt_ref35) 哈立德·叶海亚·布兰金希普(Khalid Yahya Blankinship),“宝剑经文”,载于《牛津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Islamic World*),牛津伊斯兰研究在线。<http://www.oxfordislamicstudie ... gt%3B(访问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
 
[36. ^](#ftnt_ref36) 《忏悔章》(Sūrat al-Tawbah)9:5。
 
[37. ^](#ftnt_ref37) 《忏悔章》(Sūrat al-Tawbah)9:10-13。
 
[38. ^](#ftnt_ref38) 《忏悔章》(Sūrat al-Tawbah)9:6。
 
[39. ^](#ftnt_ref39)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14:140,经文 9:6。
 
[40. ^](#ftnt_ref40)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190。
 
[41. ^](#ftnt_ref41) 哈桑·希布里(Hassan Shibly),“战争、伊斯兰与生命的圣洁:伊斯兰战斗准则中的非侵略原则”,雅金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 年 10 月 3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en ... gt%3B
 
[42. ^](#ftnt_ref42)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Aḥmad Ibn Ḥanbal),《圣训集》(*Al-Musnad*)(开罗:Dār al-Ḥadīth, 1995),6:233-234 #6681;艾哈迈德·沙基尔(Aḥmad Shākir)在注释中声明为可靠(*ṣaḥīḥ*)。
 
[43. ^](#ftnt_ref43)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3:563,经文 2:190。
 
[44. ^](#ftnt_ref44)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3:562,经文 2:190。
 
[45. ^](#ftnt_ref45) 伊本·泰米叶(Ibn Taymīyah),《先知圣迹书》(*Kitāb al-Nubūwāt*)(利雅得:Aḍwāʼ al-Salaf, 2000),1:570。
 
[46. ^](#ftnt_ref46) 伊本·泰米叶,《关于战斗不信道者、与其达成休战以及禁止仅因其不信道而杀害他们的简明原则》(*Qāʻidah Mukhtaṣarah fī Qitāl al-Kuffār wa Muhādanatuhum wa Taḥrīm Qatlahum li Mujarrad Kufrihim*)(利雅得:ʻAbd al-ʻAzīz ibn ʻAbd Allāh ibn Ibrāhīm al-Zayr Āl Ḥamad, 2004),101。
 
[47. ^](#ftnt_ref47)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3:561-562,经文 2:190。
 
[48. ^](#ftnt_ref48) 贝达维(al-Baydạ̄wī),《天经启示之光与释经之奥秘》(*Anwār al-Tanzīl wa Asrār al-Ta’wīl*)(贝鲁特:Dār Ihỵāʼ al-Turāth al-’Arabī, 1998),1:270,经文 2:190。
 
[49. ^](#ftnt_ref49) 达哈比(al-Dhahabī),《贤德伟人传》(*Siyar A’lām al-Nubalā’*)(开罗:Dār al-Ḥadīth, 2006),14:85。
 
[50. ^](#ftnt_ref50) 阿卜杜·拉赫曼·本·纳赛尔·萨迪(‘Abd al-Raḥmān ibn Nāṣir al-Sa’dī),《至仁主对慈悯主言辞的释义》(*Taysīr al-Karīm al-Raḥmān fī Tafsīr Kalām al-Mannān*)(贝鲁特:Mu’assasat al-Risālah, 2000),1:89,经文 2:190。
 
[51. ^](#ftnt_ref51) 阿布·达乌德(Abū Dāwūd),《阿布·达乌德圣训集》(*Sunan Abī Dāwūd*)(黎巴嫩赛达:al-Maktabah al-Aṣrīyah, 1980),4:112 #4302,《史诗卷》,“禁止激怒土耳其人和阿比西尼亚人”;阿尔巴尼(al-Albānī)在注释中声明为良好(*ḥasan*)。
 
[52. ^](#ftnt_ref52) 《战利品章》(Sūrat al-Anfāl)8:61。
 
[53. ^](#ftnt_ref53) 伊本·凯西尔,《伟大的古兰经注》,4:74,经文 8:61。
 
[54. ^](#ftnt_ref54) 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1:469 #695;艾哈迈德·沙基尔在注释中声明为可靠(*ṣaḥīḥ*)。
 
[55. ^](#ftnt_ref55) 伊本·路世德(Ibn Rushd / Averroës),《学者的开端与节制者的终点》(*Bidāyat al-Mujtahid wa Nihāyat al-Muqtaṣid*)(开罗:Dār al-Ḥadīth, 2004),2:150。
 
[56. ^](#ftnt_ref56) 动词 *tuqsitu ilayhim* 通常被翻译为“公平对待他们”。这在语言上是可能的。然而,在此语境下,它更有可能如库尔图比所言,意指“为了保持良好关系而从你的财富中给予他们一部分(*qistan*)”。他进一步解释:“在这里它并不指‘公正’,因为无论是对参战者还是非参战者,公正都是必需的,正如伊本·阿拉比所言”(《古兰经律例大成》,18:59,经文 60:8)。
 
[57. ^](#ftnt_ref57) 《受考验的妇女章》(Sūrat al-Mumtaḥanah)60:8-9。
 
[58. ^](#ftnt_ref58) 《黄牛章》(Sūrat al-Baqarah)2:193。
 
[59. ^](#ftnt_ref59) 塔巴里,《古兰经注析大成》,23:323,经文 60:8。
 
[60. ^](#ftnt_ref6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3:164 #2620,《赠予及其优越卷》,“给多神教徒的赠礼”。
 
[61. ^](#ftnt_ref61)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4 #5978,《文学卷》,“与多神教徒母亲的亲属联系”。
 
[62. ^](#ftnt_ref62) 库尔图比,《古兰经律例大成》,18:59-60,经文 60:8。
 
[63. ^](#ftnt_ref63) 加齐·本·穆罕默德(Ghazi bin Muhammad)、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与穆罕默德·哈希姆·卡马利(Mohammad Hashim Kamali)编,《伊斯兰教中的战争与和平:圣战的用途与滥用》(*War and Peace in Islam: The Uses and Abuses in Jihad*)(剑桥:Islamic Texts Society, 2013),17-18。
 
[64. ^](#ftnt_ref64) 《传道书》3:1-8;迈克尔·D. 库根(Michael D. Coogan)等编,《新牛津注释版圣经:含伪经》(*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with the Apocrypha*)(纽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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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的保存:回应常见误解与学术考证

## 导言:圣训在伊斯兰中的地位
 
圣训(Ḥadīth)不仅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论、行为和默许的记录,更是解释《古兰经》、阐明伊斯兰教法(Sharīʿah)细节的权威源泉。真主 ﷻ 在《古兰经》中明确指示:
 
> “凡使者给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接受;凡他所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然而,在现代学术界和部分怀疑论者中,经常出现一种误解,认为圣训是在先知 ﷺ 逝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因此其可靠性存疑。作为伊斯兰学者,我们有责任通过严谨的传述链(Isnād)科学和历史文献来澄清这些误区。
 
## 一、 口头传述与记忆的严谨性
 
在先知 ﷺ 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口头记忆是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圣门弟子(Ṣaḥābah)们对先知 ﷺ 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注。
 
1. **实践的保存**:圣门弟子不仅记忆圣训,更将其付诸实践。这种“活的传统”确保了圣行(Sunnah)在社区中的连续性。
2. **相互校对**:圣门弟子之间经常互相核实从先知 ﷺ 那里听到的内容,确保传述的准确性。
 
## 二、 早期文字记录的实证
 
关于“圣训在两百年内没有文字记录”的说法在历史事实面前是不攻自破的。事实上,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文字记录就已经开始。
 
* **《萨迪格手卷》(Al-Ṣaḥīfah al-Ṣādiqah)**:由阿卜杜拉·本·阿姆鲁·本·阿斯(ʿAbdullāh b. ʿAmr b. al-ʿĀṣ)在先知 ﷺ 的直接许可下撰写。
* **《哈曼·本·穆纳比赫手抄本》(Ṣaḥīfah Hammām ibn Munabbih)**:这是现存最早的圣训集之一,由圣门弟子阿布·胡莱赖(Abū Hurayrah)的学生哈曼记录。现代发现的这份手抄本与后期《布哈里圣训实录》等书籍中的内容高度吻合,有力地证明了圣训传述的稳定性。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三、 传述链(Isnād)科学:人类文明的瑰宝
 
为了确保圣训的真实性,穆斯林学者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谨的文献考证系统——传述链学(ʿIlm al-Isnād)。
 
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b. al-Mubārak)曾言:
> “传述链是宗教的一部分;若非为了传述链,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信口开河。”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这一系统包含以下核心维度:
1. **传述者学(ʿIlm al-Rijāl)**:对传述链中每一个人的生平、记忆力、道德品质和宗教虔诚度进行极其严苛的审查。
2. **连续性(Ittiṣāl)**:确保链条中的每一位传述者都确实与前一位传述者有过会面并亲耳聆听。
3. **排除瑕疵(ʿIllah)**:通过交叉比对不同路径的传述,识别出细微的记忆偏差或隐蔽的错误。
 
## 四、 驳斥西方东方学者的质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戈德齐尔(Ignaz Goldziher)和斯赫特(Joseph Schacht)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提出,圣训是后期法学争论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
 
* **早期文献的发现**:如前所述,早期手抄本的发现证明了圣训记录的原始性。
* **法学逻辑的严密性**:早期的法学判例(Fatawa)始终以圣训为依据,而非先有判例后造圣训。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 结论
 
圣训的保存是真主 ﷻ 对其宗教保护承诺的一部分。通过口头记忆、早期笔录以及无与伦比的传述链科学,先知 ﷺ 的教诲得以纯洁地流传至今。对于追求真理的学者而言,圣训不仅是信仰的基石,更是历史文献学中最为可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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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 《古兰经》第59章(放逐章)第7节。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Muhammad Hamidullah, *The Sahifah of Hammam bin Munabbih*, Cultural Programme Organization, 1979.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 穆斯林(Imām Muslim),《圣训实录·导言》。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 M.M. Azami, *Studies in Early Hadith Literature*, 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s, 1978.
 
## 全文
 
## 引言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那是十九世纪,我们正坐在一家欧洲大学图书馆的大厅里。这个学术空间主要由男性占据,高大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几乎全部由男性撰写的文献。在这些书架之间,站着匈牙利东方学家伊格纳茨·戈德齐尔(Ignác Goldziher),他以对伊斯兰科学的批判性研究而闻名。此时,他正在翻阅一本由十五世纪埃及学者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卒于 852/1449 年)撰写的阿拉伯语文本。他手里拿着的是《潜藏的珍珠》(*al-Durar al-kāmina*),这是一部多卷本的传记辞典,汇编了伊斯兰历史上被视为关键学者的个人生平记录。
 
当戈德齐尔翻阅《潜藏的珍珠》时,他感到十分震惊。<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他发现了一些直接打破他心中伊斯兰世界固有形象的内容。是什么让他如此震惊?是数量庞大的**女性**穆斯林学者。在一条又一条的条目中,从七世纪到十五世纪的女性学者因其在传述伊斯兰传统知识方面的学术权威和影响力而受到高度赞扬。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女性并非只是散布在不同时空的少数特例。仅在这一部著作中,伊本·哈贾尔就为约两百位达到学术巅峰的女性学者撰写了条目,其中许多人还是他本人的老师。
 
在这部多卷本著作的篇章中,铭刻着诸如西特·乌扎拉·宾特·奥马尔·伊本·穆纳贾(Sitt al-Wuzarāʾ bint ʿUmar ibn al-Munajja,卒于 716/1316 年)这样的人物,她在叙利亚和埃及各地授课,吸引了不远万里前来求学的虔诚学子。<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戈德齐尔还读到了来自尼沙普尔的学者宰娜白·宾特·艾比·卡西姆·希里亚(Zaynab bint Abī al-Qāsim al-Shiʿriyya,卒于 615/1218 年),她拥有大量的 *ijāzāt*(授课资格证),其中包括来自著名经注家扎马赫沙里(al-Zamakhsharī,卒于 538/1143 年)的一份。她的专业知识受到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ān,卒于 681/1282 年)等顶尖学者和法学家的热切追捧。<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在同一份手稿中,阿伊莎·宾特·阿卜杜·哈迪(ʿĀʾisha bint ʿAbd al-Hādī,卒于 816/1413 年)被赞誉为最杰出的圣训学者之一,而朱韦里娅·宾特·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Juwayriyya bint Aḥmad ibn al-Ḥusayn,卒于 783/1381 年)则因在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场所授课而闻名。
 
女性学者因其权威和学术地位而受尊崇的程度,在宰海比(al-Dhahabī,卒于 748/1348 年)的传记文献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关于宰娜白·宾特·卡迈勒(Zaynab bint al-Kamāl,卒于 740/1339 年)的条目中,他写道:“凡寻求无与伦比之[传述链]声望者,当听其讲学;盖因求知者若为听其一节[知识]而跋涉一月,其行亦不虚也。” 宰娜白的教育背景反映了伊斯兰学术世界的广度,受教于来自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哈兰和开罗的导师。<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在她晚年,同时代的人形容她拥有“骆驼驮载量的授权书(*ijāzāt*)”,这一短语既表达了其数量之巨,也表达了其学术分量之重。来自各地的学生成群结队地参加她的神学讲座,渴望直接向她学习。<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除了宰海比和伊本·哈贾尔,她还向包括萨拉赫·丁·萨法迪(Ṣalāḥ al-Dīn al-Ṣafadī,卒于 764/1363 年)、塔基·丁·苏卜基(Taqī al-Dīn al-Subkī,卒于 756/1355 年)以及著名历史学家伊本·白图泰(Ibn Baṭṭūṭa,卒于 770/1369 年)在内的著名学者颁发了 *ijāzāt*。<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正如早期伊斯兰学者的言论所证明的那样,女性不仅为伊斯兰知识做出了贡献,她们的角色还对该领域的发展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苏尤蒂(al-Suyūṭī,卒于 911/1505 年)指出,在阿玛特·哈利格·迪马什基亚(Amat al-Khāliq al-Dimashqiyya,卒于 902/1496 年)去世后,“人们在圣训传述上的等级下降了一级”。<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同样,萨哈维(al-Sakhāwī)指出,仅仅一位 *muḥadditha*(女性圣训学者)的去世,就会对埃及的圣训传述产生不利影响。<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 这些学者受托传述大量的圣训著作,并深入参与 *fiqh*(法学)、古兰经科学、语言和语法研究,为伊斯兰科学的基础做出了贡献。
 
这些证言强调,女性参与伊斯兰学术圈在历史上被视为常态,而非对正统地位的挑战。<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 她们对神圣知识的贡献遵循了早期女性圣门弟子和 *tābiʿīn*(追随者)所树立的先例,后者拥有显著的学术权威。这方面的典范人物包括阿姆拉·宾特·阿卜杜·拉赫曼(ʿAmra bint ʿAbd al-Raḥmān,卒于 106/724 年),她是一位杰出的伊斯兰法律专家,由法学和圣训领域最具权威的传述者之一——信士之母阿伊莎·宾特·艾比·伯克尔(ʿĀʾisha bint Abī Bakr,卒于 58/678 年)抚养并教导。<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 传统文献一致将阿姆拉视为 *ḥujja*(决定性权威),这归功于她博大的学识和法学家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这一记录详实的历史现实,会与我们当代对伊斯兰历史上穆斯林女性的想象产生如此剧烈的冲突?更关键的是,哪些真实的历史记录能让我们准确、完整地重构那段过去?
 
## 历史的抹除与从属形象的构建
 
长期以来,在西方殖民叙事中,穆斯林女性一直被描绘成被动、失语且在社会中无足轻重的客体。这种观点是由早期的欧洲旅行者、外交官和作家塑造并强化的,他们记录并戏剧化了东方生活以及身处其中的女性经历。<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他们声称要“为那些不为自己写作的人写作”,利用这种被动和缺乏主体性的观念来笼罩穆斯林女性的形象。<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殖民方法的症结在于一种假设,即伊斯兰传统抑制了女性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只能通过摆脱宗教正统的枷锁才能获得。<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 最终,这些对“异域东方”的描绘,在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与西方女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区别。<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鉴于认识论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人在社会中行使、维持和延续权威的能力相关联,关于穆斯林女性社会地位从属化的假设,渗透到了对其在宗教学术圈中角色的认知中。<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 这种广泛的误解导致许多人推测,记录女性作为知识主体材料过于稀少,无法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 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掌握的关于伊斯兰历史上女性的唯一历史记录,都出自早期欧洲访问者的笔下。<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
 
快进到最近关于性别与伊斯兰的文献:一个流行且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二十一世纪重新解读”或对正统伊斯兰及其相关文本进行“女性主义重读”的旗号下出现。这类作品通常基于一个非历史的前提,即宗教材料必须重新解读,因为女性在历史上被排除在学术圈之外。结果,一些学者声称,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很少获得宗教教育,这是由于伊斯兰传统的规范“本质上”阻止了女性的参与。<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作为这种主流观点的自然结果,当代的女性伊斯兰学术研究被贴上了西方女性主义和二十一世纪改革产物的标签,并被视为对伊斯兰传统的抗议。<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这种将女性学术定位为伊斯兰传统“外来物”的假设,由于对伊斯兰历史记录的了解有限,可能已经渗透到了一些现代穆斯林社区中。<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这种误解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包括未能承认并给予当今穆斯林社区中合格女性学者应有的权威。
 
作为对这种破碎历史观的补救,本文重点介绍了由早期穆斯林学者撰写和口述的两类关键资源:阿拉伯语传记辞典和 *ijāzāt al-samāʿ*(听讲传述证书)。我们将详细探讨每一类资源,以阐明如何利用它们来重构历史学术画像。传记辞典提供了各自时期学术网络的广泛数据,而 *samāʿāt* 手稿则记录了教授和学习特定文本的个人姓名,从而能够绘制出与年龄、性别、社会结构以及公共和私人学习空间的使用相关的学术活动和模式。正是在这些文献集中,我们发现了伊斯兰历史上存在大规模 *muḥaddithāt*(女性圣训学者)、*faqihāt*(女性法学家)、*ʿālimāt*(女性学者)和 *shaykhāt*(女性导师)的有力证据。<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 借鉴直接来自伊斯兰学术传统的历史记录,对于现代穆斯林读者来说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们证明了女性学术研究牢固地植根于正统传统,而非现代重新解读或外部意识形态投射的产物。这一方法论将通过对一位女性学者的案例研究来阐明: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āṭima bint Saʿd al-Khayr,卒于 600/1203 年)。
 
## 职业生涯的构建: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
 
在伊斯兰历史上留名的数千名女性学者中,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是一位著名的圣训传述者,她为了寻求和传播伊斯兰知识而游历世界。<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她于希吉拉历 522 年出生在中国喀什噶尔以东。<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 她被描述为“德高望重的正直谢赫(女)”,她在故乡开启了求知之旅,随后扩展到布哈拉、尼沙普尔和伊斯法罕等主要学术中心,之后又继续前往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她广泛教授圣训,向学生颁发 *ijāzāt*,这些学生随后将她的知识带到了她本人尚未踏足的土地。<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她的父亲萨阿德·海尔(卒于 541/1146 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法学家和圣训学家。在确保法蒂玛接受当时最合格的女性导师(*shaykhas*)和男性导师(*shaykhs*)的教育方面,他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这需要带着她踏上长途跋涉。<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
 
根据伊斯兰传统,获取神圣知识被视为女性和男性共同的崇高义务,萨阿德·海尔带女儿前往伊斯法罕,师从著名学者法蒂玛·乔扎达尼亚(Fāṭima al-Jawzādāniyya,卒于 524/1129 年)。宰海比将乔扎达尼亚描述为“她那个时代最好的圣训叙述者”。<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在她的指导下,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学习了阿布·卡西姆·苏莱曼·塔巴拉尼(Abū Qāsim Sulaymān al-Ṭabarānī,卒于 360/918 年)的《大汇编》(*al-Muʿjam al-kabīr*),该书长达 37 卷印刷本,以及《小汇编》(*al-Muʿjam al-saghīr*),这可以在她通往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 571/1176 年)的 *isnād*(授权传述链)中看到。<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 在掌握了这些文本的专业知识后,她开始在新的地区传述这些文本,在它们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乔扎达尼亚门下学习两年后,她随父亲移居巴格达,在那里师从 18 位著名学者。其中包括另一位女性学者卡里玛·宾特·哈菲兹·艾比·伯克尔·伊本·哈迪巴(Karīma bint al-Ḥāfiẓ Abī Bakr ibn al-Khāḍiba,卒于 527/1133 年),以及叶海亚·伊本·班纳(Yaḥyā ibn al-Bannāʾ,卒于 531/1136 年)、阿布·卡西姆·伊本·侯赛因(Abū al-Qāsim ibn al-Ḥuṣayn,卒于 525/1130 年)和希巴图拉·伊本·艾哈迈德·伊本·塔巴尔(Hibatullāh ibn Aḥmad ibn al-Ṭabbar,卒于 531/1136 年)。<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 她获得了来自巴格达、伊斯法罕和呼罗珊各路学者的 *ijāzāt*。<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 后来,她与丈夫伊玛目扎因·丁(Imam Zayn al-Dīn,卒于 599/1202 年)定居开罗,许多学生专门旅行到那里向她求学,据广泛记载,她在那里大量叙述圣训。<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
 
对其所学文本的评估突显了她在伊斯兰科学各学科中知识的深度和专业性。例如,在 529/1134 年,她从谢赫·曼苏尔·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马利克·海鲁恩(Shaykh Mansūr Muḥammad ibn ʿAbd al-Malik al-Khayrūn,卒于 539/1144 年)那里学习了阿里·伊本·奥马尔·达拉古特尼(ʿAlī ibn ʿUmar al-Dāraquṭnī,卒于 385/995 年)的《弱传者与弃传者》(*Ḍuʿafāʾ wa-l-matrukīn*)。<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 达拉古特尼的作品被认为是圣训批判和考证科学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此外还有他的其他开创性文本,包括《平衡之秤》(*Mizān al-iʿtidāl*)、《秤之舌》(*Lisān al-mizān*)和《完美之修整》(*Tahdhīb al-kamāl*)。<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获得这一文本的知识体现了她对圣训批判的参与,这是一门除了单纯传述之外,还需要严谨智力评估的科学。<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与许多 *muḥaddithāt*(女性圣训传述者)一样,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批判性地参与了“认知科学”(*ʿilm al-dirāya*)。<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 作为该文本的认证学者,她后来成为开罗该领域的教学权威。<sup id="fnref:36"><a href="#fn:36">[36]</a></sup> 她还在阿布·卡西姆·穆巴拉克·伊本·哈桑(Abū al-Qāsim al-Mubārak ibn Ḥasan,卒于 372/982 年)的指导下,学习了哈提卜·巴格达迪(Khaṭīb al-Baghdādī,卒于 463/1071 年)关于圣训学习伦理和礼仪的基础著作《传述者品德与听讲者礼仪之全集》(*al-Jāmiʿ al-akhlāq al-rāwī wa-ādāb al-sāmiʿ*)。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被描述为“广泛地”传述圣训,其中许多圣训被收录在塔巴拉尼的《大汇编》以及提尔米济、伊本·马哲、阿布·亚拉和穆斯林的圣训汇编中。<sup id="fnref:37"><a href="#fn:37">[37]</a></sup> 她传述了各种文本,包括哈拉吉(al-Kharraqī,卒于 334/945 年)、古杜里(al-Qudūrī,卒于 428/1037 年)、阿卜努西(al-Abnūsī,卒于 457/1065 年)的圣训,以及阿布·亚拉·马夫西里(Abī Yaʿlā al-Mawṣilī,卒于 307/919 年)的《穆斯纳德圣训集》(*Musnad*)等等。<sup id="fnref:38"><a href="#fn:38">[38]</a></sup> 许多著名学者在她门下学习这些文本,包括法学家伊斯哈格·伊本·穆罕默德·哈马萨尼(Isḥāq ibn Muḥammad al-Ḥamāthānī,卒于 623/1226 年)、阿卜杜拉·伊本·易卜拉欣·伊本·优素福·米斯里(ʿAbdullāh ibn Ibrāhīm ibn Yūsuf al-Miṣrī,卒于 592/1196 年)和阿卜杜·拉赫曼·伊本·麦基·萨阿迪(ʿAbd al-Raḥmān ibn Makkī al-Saʿdī,卒于 615/1218 年)。此外,像阿布·穆萨·伊本·哈菲兹(Abū Mūsā ibn al-Ḥāfiẓ,卒于 629/1232 年)、穆罕默德·伊本·艾比·卡西姆·沙提比(Muḥammad ibn Abī al-Qāsim al-Shāṭibī,卒于 590/1194 年)和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加拉布(ʿAbd al-Raḥmān ibn Muqarrab,卒于 643/1245 年)等人也从她那里传述。她活了 78 岁,并向谢赫·艾哈迈德·伊本·艾比·海尔·萨拉马(Shaykh Aḥmad ibn Abī al-Khayr Salāma,卒于 678/1279 年)颁发了 *ijāza*,他是她在希吉拉历 600 年去世前最后一位从她那里传述的叙述者。<sup id="fnref:39"><a href="#fn:39">[39]</a></sup>
 
她的职业轨迹反映了她对学术的持续承诺,包括在著名学者指导下的严谨学习、跨越遥远距离获取和传播知识,以及她父亲在促进她早期伊斯兰教育方面的积极支持。如此详细的学术记录,包括她的资格、地理迁徙和她的老师,是如何为人所知的?通过对传记辞典和 *samāʿ* 记录的仔细综合,一幅准确的学术画像浮现出来,这两者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探讨。
 
## 考证的动力:传记类文献
 
伊斯兰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大量的传记文献,这些文献是早期穆斯林学者在考证圣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虽然学者们探索了圣训的语言、神学、经注和法律维度,但最重要的学术努力致力于其传述、汇编和考证的方法。<sup id="fnref:40"><a href="#fn:40">[40]</a></sup> 为了确立圣训的 *isnād*(传述链),学者们被要求核实链条中每一位传述者的可靠性(*ʿadl*, *thiqa*)。因此,人们编写了可与百科全书相媲美的多卷本著作,记录圣训传述者的细致详情,包括他们的出生和死亡日期、旅行史、获得 *ijāzāt* 的老师、学生、专业领域和品行证言。这些信息对于确立 *al-ittiṣāl*(叙述链中传述的连续性)以及核实每位传述者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因此,为了确定 *isnād* 链条之间联系的有效性,神圣知识在时空中的流动被仔细地记录并保存在传记辞典中。<sup id="fnref:41"><a href="#fn:41">[41]</a></sup>
 
阿拉伯语传记文本的主要结构是回顾性索引,记录了从先知 ﷺ 时代到传记作者时代的杰出人物。这些作品根据各种标准进行系统组织,包括个人姓名、地理来源、年代年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公认的知名度。<sup id="fnref:42"><a href="#fn:42">[42]</a></sup> 在现存最早的回顾性传记集中,有伊本·萨阿德(Ibn Saʿd,卒于 230/845 年)的《大阶层书》(*Kitāb al-ṭabaqāt al-kabīr*)。<sup id="fnref:43"><a href="#fn:43">[43]</a></sup> 传记作者保存的关于知识传述主体的详细记录,为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并成为历史探究的主要来源。<sup id="fnref:44"><a href="#fn:44">[44]</a></sup>
 
对谱系(*nasab*)的了解长期以来一直是早期阿拉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那个社会,通过家族血统和社会网络追踪个人是很平常的事。<sup id="fnref:45"><a href="#fn:45">[45]</a></sup> 这种谱系意识也反映在传记文本中,学者们在其中细致地识别个人。例如,法蒂玛·宾特·阿布·哈桑·萨阿德·海尔·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萨赫勒·安萨里·安达卢西亚·巴兰西亚的全名,连同她的出生和死亡日期,都保存在伊本·努格塔(Ibn Nuqṭa,卒于 629/1232 年)题为《圣行与穆斯纳德传述者考证之记录》(*al-Taqyīd li-maʿrifat ruwāt al-sunan wa-l-masānīd*)的传记辞典中。<sup id="fnref:46"><a href="#fn:46">[46]</a></sup> 这部作品特别记录了出现在六大圣训集中的每一位叙述者。<sup id="fnref:47"><a href="#fn:47">[47]</a></sup> 这部开创性文本中汇编的证言是“贬褒学”(*jarḥ* 和 *taʿdīl*)科学的内在组成部分,通过这门科学,圣训叙述者在知识传述方面的能力和诚信得到了评估。
 
塔基·丁·法西(Taqī al-Dīn al-Fāsī,卒于 832/1429 年)在《圣行与传述链传述者记录之补遗》(*Dhayl al-taqyīd fī ruwāt al-sunan wa-l-asānīd*)中,提供了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的参考文献,这些文献取自八部不同的传记辞典,包括《传述者亡人补遗》(*al-Takmila li-wafayāt al-naqala*)、《记录》(*al-Taqyīd*)、《圣训学家之纪念》(*Tadhkirat al-ḥuffāẓ*)、《高贵名人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金屑》(*Shadharāt al-dhahab*)、杜拜西的《历史》(*Tārīkh al-Dubaythī*)、《璀璨之星》(*al-Nujūm al-ẓāhira*)以及伊本·拉菲(Ibn Rāfiʿ,卒于 632/1234 年)的《亡人录》(*al-Wafayāt*),所有这些都可以进行交叉核对。<sup id="fnref:48"><a href="#fn:48">[48]</a></sup> 她曾跟随学习并获得 *ijāza* 的每一位学者也可以在这些传记辞典中找到,从而使她的教育背景得到核实。例如,关于阿卜杜·马利克·海鲁恩(她曾跟随他学习《弱传者与弃传者》)的传记条目,可以在宰海比的《高贵名人传》中找到。<sup id="fnref:49"><a href="#fn:49">[49]</a></sup> 她在开罗广泛教授圣训的事实,得到了伊本·努格塔(卒于 629/1232 年)和伊本·阿萨基尔(卒于 571/1175 年)等人的具体证实。<sup id="fnref:50"><a href="#fn:50">[50]</a></sup> 她在埃及的显赫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通过被收录在伊本·塔格里·贝尔迪(Ibn Taghrī Bardi)的《璀璨之星》中得到了进一步证明,该书记录了希吉拉历 600 年去世的埃及最著名人物。<sup id="fnref:51"><a href="#fn:51">[51]</a></sup> 她的父亲萨阿德·海尔在多个来源中都有记载,包括萨姆阿尼(Samʿānī)的《谱系书》(*Kitab al-ansāb*)以及宰海比的《高贵名人传》和《伊斯兰史》(*Tarīkh al-Islam*)。<sup id="fnref:52"><a href="#fn:52">[52]</a></sup> 这些传记条目阐明了他曾教导过萨姆阿尼(卒于 562/1166 年)和伊本·阿萨基尔(卒于 571/1175 年)等人。<sup id="fnref:53"><a href="#fn:53">[53]</a></sup> 因此,绘制关于她的家庭、老师和学生的数据,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她的学术参与情况,并能够评估不同来源之间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除了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之外,传记辞典还是关于各种女性学术交流主体的庞大数据库。<sup id="fnref:54"><a href="#fn:54">[54]</a></sup> 例如,《大阶层书》的第八卷专门介绍女性,包含 629 条传记条目。<sup id="fnref:55"><a href="#fn:55">[55]</a></sup> 在《圣门弟子辨析之精粹》(*al-Iṣāba fī tamyīz al-ṣaḥāba*)中,伊本·哈贾尔收录了 1,551 条关于女性学者的条目。<sup id="fnref:56"><a href="#fn:56">[56]</a></sup> 曾在所有主要圣训中心学习过的伊本·阿萨基尔,曾受教于 80 多位女性。<sup id="fnref:57"><a href="#fn:57">[57]</a></sup> 在他著名的著作《大马士革史》(*Tarīkh Dimashq*)中,他介绍了居住在或访问过大马士革的 200 位女性圣训专家的传记,其中包括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sup id="fnref:58"><a href="#fn:58">[58]</a></sup> 萨哈维(卒于 902/1497 年)在《九世纪名人璀璨之光》(*Kitāb al-ḍawʾ al-lāmiʿ li-ahl al-qarn al-tāsiʿ*)中收录了 1,075 条关于女性的条目。<sup id="fnref:59"><a href="#fn:59">[59]</a></sup> 在伊本·哈贾尔的《索引辞典》(*al-Muʿjam al-mufahras*)中,在勾勒开创性著作传述链的章节下,学者宰娜白·宾特·卡迈勒出现在 37 个独立的条目中,担任权威链条。总的来说,她是伊本·哈贾尔所接收的约 140 部开创性文本传述链中的关键环节。<sup id="fnref:60"><a href="#fn:60">[60]</a></sup>
 
虽然传记辞典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历史探究,但批评者因传记作者自身关注点和认知的潜在偏见而质疑其可靠性。<sup id="fnref:61"><a href="#fn:61">[61]</a></sup> 然而,阿拉伯语传记文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跨越十个世纪的大量文献,通常涵盖相同的个人,这允许进行广泛的交叉核对。<sup id="fnref:62"><a href="#fn:62">[62]</a></sup> 如上所述,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的传记可以在八部独立的传记辞典中进行交叉核对,她的每一位老师的传记同样可以在不同文本中进行评估。相关来源的佐证过滤掉了潜在的偏见或误导性数据。此外,许多传记条目是使用各种报告(*akhbār*)构建的,并列出了相关的 *isnād* 以核实说法。<sup id="fnref:63"><a href="#fn:63">[63]</a></sup>
 
一些批评者认为,由于传记辞典是由男性撰写的,男性的偏见必然会导致女性学术成就被低估。<sup id="fnref:64"><a href="#fn:64">[64]</a></sup> 然而,仔细阅读这些由男性撰写的著作中关于女性学者的条目,会发现这种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传记作者经常注意到女性学者的高水平,她们往往是传记作者本人的老师,这反映了一个女性学术研究并未被视为异类的历史背景。例如,伊本·哈贾尔提到他的女性老师的方式与提到男性老师的方式相同,没有任何特殊的辩解或防御。萨哈维为 46 位他亲自从中获得 *ijāzāt* 的女性学者,以及 43 位教导过他老师的女性学者撰写了传记条目,此外还有 9 条专门介绍教导过他同辈的女性圣训学者(*muḥaddithat*)的条目。<sup id="fnref:65"><a href="#fn:65">[65]</a></sup> 此外,伊本·阿萨基尔撰写了一部专门介绍约 80 位他曾从中传述的女性圣训学者的著作。<sup id="fnref:66"><a href="#fn:66">[66]</a></sup> 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卒于 751/1350 年)、塔基·丁·苏卜基(卒于 771/1369 年)、扎尔卡希(al-Zarkashī,卒于 794/1392 年)、伊本·拉杰卜·罕百里(Ibn Rajab al-Ḥanbalī,卒于 795/1393 年)和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卒于 774/1372 年)等学者同样收录了他们从中获得圣训的女性学者的记录。<sup id="fnref:67"><a href="#fn:67">[67]</a></sup>
 
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 年)本人也从女性学者那里获得圣训,他“对其中一些人赞不绝口”,强调了她们高水平的知识、虔诚和智慧。<sup id="fnref:68"><a href="#fn:68">[68]</a></sup> 伊本·哈贾尔在《潜藏的珍珠》中提到的女性学者曾获得过各自时期最佳圣训学者的头衔。达吉加·宾特·穆尔希德(Daqīqa bint Murshid,卒于 746/1345 年)同样被誉为关键的女性圣训学者,她受教于一系列其他女性学者。<sup id="fnref:69"><a href="#fn:69">[69]</a></sup> 伊本·伊马德、萨法迪和宰海比赞扬了乌姆·基拉姆·马尔瓦齐亚(Umm al-Kirām al-Marwaziyya,卒于 465/1073 年),证明了她在传述文本方面的卓越知识和准确性。<sup id="fnref:70"><a href="#fn:70">[70]</a></sup> 对女性学者的正面评价也出现在更早的文本中,例如在伊本·希班(Ibn Hibbān,卒于 354/965 年)和米齐(al-Mizzī,卒于 742/1341 年)的传记作品中,记录了希沙姆·伊本·哈桑(Hishām ibn Ḥassān,卒于 147/764 年)关于哈夫莎·宾特·西林(Ḥafṣa bint Sīrīn,卒于 100/719 年)的叙述。据记载,他曾说:“我没有遇到过任何我可以认为优于哈夫莎的人”,当被问及哈桑·巴士里和穆罕默德·伊本·西林时,他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优于她”,从而将她的地位提升到了许多著名学者之上。<sup id="fnref:71"><a href="#fn:71">[71]</a></sup>
 
传记辞典中包含的广泛数据代表了一项关键资源,展示了伊斯兰科学中考证的严谨方法论。定义历史实践的准确性是通过各种来源和工具的佐证来确定的。<sup id="fnref:72"><a href="#fn:72">[72]</a></sup> 当传记作品与现存的 *samāʿāt* 手稿相结合时,其价值会进一步提升。这些手稿在历史上附在圣训文本之后,记录了何时、何地以及与谁一起学习了该文本。现存手稿中的数据已被发现可以验证并补充传记作品中的叙述,从而为伊斯兰教学实践提供更全面的见解——这一主题将在下一节中探讨。
 
## 听讲记录(Samāʿ):历史的缩影
 
听讲记录(*Samāʿ* records)是记录文本正式学习和传述的证书,源自术语 *samāʿ*,意为“听”。<sup id="fnref:73"><a href="#fn:73">[73]</a></sup> 它们在圣训正典和其他伊斯兰科学书籍的传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一次听讲集会(*samāʿ* gathering)中,学生在持有追溯到原作者的传述链(*isnād*)的老师指导下学习文本。<sup id="fnref:74"><a href="#fn:74">[74]</a></sup> 通常,听讲记录由认证者(*musmiʿ*)口述,并附在所学的文本之后或写在边际,指明谁被授权教授该文本。<sup id="fnref:75"><a href="#fn:75">[75]</a></sup> 为了确保真实性,人们保存了细致的记录,注明日期、学习地点、所学文本的确切部分、授权老师的详情以及参加者的全名。谱系命名惯例进一步支持了对个人的准确识别。
 
当一个学生被说成“听过”某个文本(*samiʿa* 或 *samiʿat*)时,这表明他们已经学习并掌握了它。动词“读过”(*qaraʾa* 或 *qaraʾat*)则表示在凭记忆朗诵方面的训练。<sup id="fnref:76"><a href="#fn:76">[76]</a></sup> 作者或认证学者随后可以向通过 *qirāʾa*(朗诵)展示出掌握能力的学子授予授权,从而允许他们进一步传述该文本。
 
一份典型的听讲记录(*samāʿ*)的导言如下:
 
此文本[书名与作者],在[出席学者]的授权下,于[讲授者]的讲座中,由[听众]听取;此记录由[抄写员]撰写,并保证其准确性,于[地点],日期为[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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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证明人(Musmiʿ)口述了集会的详尽细节,包括所研习文本的具体章节、对迟到或在课上打瞌睡的学生的记录,甚至包括母亲因孩子哭闹而不得不暂时离开的情况。
78
记录此类细节是为了阐明学生是否完整地接收了文本内容,或者在传述过程中是否存在断层。通常,关于家庭关系和职业的信息也会被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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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圣训集会进行了详尽的文献记录,“听取记录”(Samāʿāt)也被用作勾勒历史时间线的修正工具。就本研究而言,从传记辞典中搜集的关于女性学术地位的证言,可以通过这些记录得到证实。例如,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āṭima bint Saʿd al-Khayr)在阿布·卡西姆·穆巴拉克(Abū al-Qāsim al-Mubārak)门下研习了哈提卜·巴格达迪(Khaṭīb al-Baghdādī,卒于463/1071年)所著的《传述者品德与听众礼仪全集》(al-Jāmiʿ al-akhlāq al-rawī wa-adāb al-sāmiʿ),而穆巴拉克曾获得阿布·巴克尔·哈提卜的“授权”(Ijāza)。此次传述由哈米德·本·阿比·法塔赫·马达尼·伊斯法哈尼(Ḥāmid ibn Abī al-Fatḥ al-Madanī al-Iṣbahānī)于529/1134年进行,具体是在赖比尔·敖外鲁月(Rabīʿ al-Awwal)和赖比尔·阿赫尔月(Rabīʿ al-Ākhir)。这一信息可见于附在巴格达迪著作第一卷(Juz')末尾的“听取记录”(Samāʿ)中。
80
 
此外,通过附在文本后的一份标有日期的“听取记录”,可以明确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于529/1134年,在曼苏尔·本·阿卜杜勒·马利克·海鲁恩(Mansūr ibn ʿAbd al-Malik al-Khayrūn,卒于539/1144年)门下研习了阿里·本·奥马尔·达拉库特尼(ʿAlī ibn ʿUmar al-Dāraquṭnī,卒于385/995年)所著的《弱传述者与被弃传述者名录》(Ḍuʿafāʾ wa-l-matrukīn)。
81
在随后的几年里,另一份“听取记录”记载她已成为该文本的授课权威,记录写道:
 
《弱传述者与被弃传述者名录》由“尊贵的谢赫(女学者)”讲授,她曾受教于本·海鲁恩,后者曾听取自乔哈里,并持有达拉库特尼的“授权”(Ijā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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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手稿还详细记载了希吉来历595年/公元1199年,一大群人在开罗参加她课程的情况,并逐一列出了每位听讲学生的完整姓名。此外,该手稿证实了伊本·努格塔(Ibn Nuqṭa)、伊本·伊马德(Ibn al-ʿImād)、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和达哈比(al-Dhahabī)的观点,即她在开罗传述了圣训(Ḥadīth)。<sup id="fnref:83"><a href="#fn:83">[83]</a></sup>
 
依此方式,听讲记录(samāʿ)可与传记文献结合使用,以巩固我们对过去教学实践的理解。<sup id="fnref:84"><a href="#fn:84">[84]</a></sup>
 
利用听讲记录(samāʿ)进行历史探究之所以有效,还因为目前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原始手稿,其中许多可以通过碳定年法进行鉴定。在《大马士革听讲记录索引》(Muʿjam samāʿāt al-Dimashqiyya,1996年)中,汇编了约四千份现存的大马士革听讲记录手稿,记录了从希吉来历6世纪/公元12世纪到8世纪/14世纪期间,约五万名参与圣训学习的男女姓名。<sup id="fnref:85"><a href="#fn:85">[85]</a></sup> 其中许多记录已被分析并编入分析索引。
 
通过这些一手资料,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识别教师、学生、所学文本以及授课地点来重构历史上的教育场景。这些现存记录提供的数据允许绘制学术活动图谱,并能通过抽样进行定量研究,解读有关年龄、性别、社会结构以及私人和公共空间历史用途的趋势。
 
这些资料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们最初是为了验证知识传述真实性这一实际和技术目的而产生的。<sup id="fnref:86"><a href="#fn:86">[86]</a></sup> 由于这套认证体系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标准化的,这些记录使得跨不同地理区域的历史探究成为可能。此外,传述链(isnād)体系历经数世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中保持了韧性,使得学术脉络可以跨越漫长的时间线进行追溯。<sup id="fnref:87"><a href="#fn:87">[87]</a></sup>
 
## 记录抹杀(Damnatio memoriae)与修正性历史重构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伊斯兰历史上为伊斯兰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尊贵学者。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形象?很可能是一位身着优雅长袍、蓄着长须、被学生簇拥的男性学者。然而,在深入研读了达哈比(al-Dhahabī)、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和萨哈维(al-Sakhāwī)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后,我们开始看到,在这些尊贵的学者身旁,还存在着大量的女圣训学家(muḥaddithāt)、女法学家(faqīhāt)、女学者(ʿālimāt)和女导师(shaykhāt),她们教导了大量的学生,并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传述伊斯兰知识。她们的存在从未被视为对正统地位的挑战;相反,她们在学术界备受赞誉,她们的知识受到高度追捧,以至于许多人为了向她们学习而不惜长途跋涉数月。她们职业生涯中所体现出的学术数量和高度,打破了目前将穆斯林女性在学术界视为边缘和微不足道的流行观点。归根结底,如果将女性的名字从圣训和伊斯兰文本的传述链(isnāds)中移除,许多传述链将会断裂,从而迅速阻碍神圣知识的传播。
 
虽然“历史修正主义”一词兼具褒贬义,但它可以用来暗示“对过去的合法重新评估”。<sup id="fnref:88"><a href="#fn:88">[88]</a></sup> 对伊斯兰教学法固有的权威来源进行批判性评估,可以实现一种“修正性的历史重构”,用详尽的历史准确性取代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其中,女性学者构成了伊斯兰科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重构穆斯林女性准确历史画像所需的传统权威资源是存在的,且就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们只需要去阅读、研究并沉浸其中。如此,我们对塑造伊斯兰科学的巨匠的历史记忆将得到扩展,从而纳入诸如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āṭima bint Saʿd al-Khayr)、宰纳白·宾特·卡迈勒(Zaynab bint al-Kamāl)和阿姆拉·宾特·阿卜杜·拉赫曼(ʿAmra bint ʿAbd al-Rahmān)等人物。
 
“记录抹杀”(Damnatio memoriae)是一个拉丁语术语,指蓄意将某人或某事从历史中抹去——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通过幸存的档案证据,那个人的遗产可以排除万难得以复兴。就女性学术而言,她们的贡献从未被隐藏;事实上,她们的名字广泛出现在传统的伊斯兰文本中。然而,由于缺乏对这些传统文献的研究和深入接触,她们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至关重要的是,对过去的构建深刻影响着个人和社会在当下理解和定位自己的方式。<sup id="fnref:89"><a href="#fn:89">[89]</a></sup> 纠正我们对穆斯林女性的历史记忆,不仅能让我们对伊斯兰智识传统有更准确的理解,也肯定了女性在当今传统伊斯兰学术中的合法性与地位。
 
## 附录
听讲记录(Samāʿ)手稿 <sup id="fnref:90"><a href="#fn:90">[90]</a></sup>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Ignác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Muhammedanische Studien), trans. S. M. Stern and C. R. Barber (Allen & Unwin, 1967), 2:367.
<p id="fn:2"><a href="#fnref:2">^</a> [2] Mohammad Akram Nadwi, Al-Muḥaddithāt: The Women Scholars in Islam (Interface Publications, 2013), 105.
<p id="fn:3"><a href="#fnref:3">^</a> [3] Abū al-ʿAbbās Shams al-Dīn Ibn Khallikān, Wafayāt al-aʿyān wa-anbāʾ abnāʾ al-zamān (Dār Ṣādir, 1900), 2:344;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4"><a href="#fnref:4">^</a> [4] Asma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in Isl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4.
<p id="fn:5"><a href="#fnref:5">^</a> [5]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6"><a href="#fnref:6">^</a> [6]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64;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7"><a href="#fnref:7">^</a> [7] 在希吉来历10世纪之后,包括圣训学在内的伊斯兰科学学术在男女学者中普遍出现衰落。尽管如此,著名的女性学者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包括古莱什·塔巴里(Quraysh al-Ṭabarīyya,卒于1107/1695年),她因在希贾兹地区复兴圣训研究中的作用而受到认可。关于塔巴里家族女性学者的进一步讨论,见 Lamyaʾ Aḥmad al-Shāfiʿī, The Position of Female Scholarship in the Meccan Arena, 7th–12th Century AH (N.p., 2004)。
<p id="fn:8"><a href="#fnref:8">^</a> [8] Shams al-Dīn al-Sakhāwī, Kitāb al-ḍawʾ al-lāmiʿ li-ahl al-qarn al-tāsiʿ (Maktabat al-Quds, 1934), 12:133; Ruth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From Ibn Saʿd to Who’s Who (Gorgias Press, 2018), 65.
<p id="fn:9"><a href="#fnref:9">^</a> [9] Mona F. Hassan, “Relations, Narrations, and Judgments: The Scholarly Networks and Contributions of an Early Female Muslim Jurist,” Islamic Law and Society 22, no. 4 (2015): 360.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Shams al-Dīn 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19 vols. (Dār al-Fikr, 1997), 5:417.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Georgina Lock, Performance and Performing in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s Letters from Istanbul (Cambridge Scholars, 2011), 105; Eva Johanna Holmberg, Outrageous Rites: Early Modern English Encounters with Levantine Religious Rituals (Cambridge Scholars, 2011), 25.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Lock, Performance and Performing, 105.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Cynthia Nelson, New Wine Old Bottles: 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Concerning Research on Women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3.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Min Pun, The East-West Dichotomy: From Orientalism to Postcoloniality (N.p., 2019), 75.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7–79;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Pantheon Books, 1972), 9–10;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Vintage Books, 1994), 20–22.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Barbara D. Metcalf, “Review of Women in Middle Eastern History: Shifting Boundaries, edited by Nikki R. Keddie and Beth Bar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9, no. 3 (1993): 588.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Leila Ahmed, “Medieval Islam,” in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rn Deb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1.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Hilary Kalmbach,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Damascus: One Case of Female Islamic Religious Author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5, no. 1 (2008): 43.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Juliane Hammer, American Muslim Women,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Activism: More than a Prayer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100–124; Lisa Worthington, “Progressive Islam and Women’s Religious Leadership,” Journal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29, no. 2 (2016): 167–81.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这一说法代表了作者的初步观察,尚需进一步的定性研究。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Omaima Abou-Bakr, “Teaching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Hawwa 1, no. 3 (2003): 307.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Akram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Dār Al Minhāj, 2021), 19:62.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19:62.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21:413.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Muḥammad ibn ʿAbd al-Ghanī Ibn Nuqṭa al-Ḥanbalī al-Baghdādī, al-Taqyīd li-maʿrifat ruwāt al-sunan wa-l-masānīd (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1988), 498–99; Nadwi, al-Muḥaddithāt, 93: “许多人旅行去听她讲学。”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Zakī al-Dīn al-Mundhirī, al-Takmila li-wafayāt al-naqala (Muʾassasat al-Risāla, 1981), 2:14.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19:504.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64.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Shams al-Dīn al-Dhahabī, Tārīkh al-Islām (Maktabat al-Tawfīqiyya, 2006), 469.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64.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Ibn al-ʿImād al-Ḥanbalī, Shadharāt al-dhahab, 4:347; Ibn Nuqṭa, al-Taqyīd, 25:499.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6.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16:450.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Abou-Bakr, Teaching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316.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Abou-Bakr, Teaching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316.
<p id="fn:36"><a href="#fnref:36">^</a> [36]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64.
<p id="fn:37"><a href="#fnref:37">^</a> [37] Al-Mundhirī, al-Takmila li-wafayāt al-naqala, 2:14.
<p id="fn:38"><a href="#fnref:38">^</a> [38]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91–94. 另见 al-Ṭabarānī, al-Muʿjam al-kabīr, no. 12228; Sunan al-Tirmidhī, no. 1403; Sunan Ibn Māja, no. 2687, bāb al-qadar; Musnad Abī Yaʿlā, no. 6452; Ṣaḥīḥ Muslim, no. 2664, kitāb al-qadar.
<p id="fn:39"><a href="#fnref:39">^</a> [39]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21:413.
<p id="fn:40"><a href="#fnref:40">^</a> [40] Mustafa A. Shah, “Ḥadīth, Language of,” in Encyclopedia of Arab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 Lutz Edzard and Rudolf de Jong (Brill, 2011), 1.
<p id="fn:41"><a href="#fnref:41">^</a> [41] Michael Cooperson, “Ibn Hanbal and Bishr al-Hafi: A Case Study in Biographical Traditions,” Studia Islamica 86 (1997): 71–101, 72.
<p id="fn:42"><a href="#fnref:42">^</a> [42] Michael Cooperson, Classical Arabic Biography: The Heirs of the Prophets in the Age of al-Maʾmū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p id="fn:43"><a href="#fnref:43">^</a> [43]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4.
<p id="fn:44"><a href="#fnref:44">^</a> [44] Nadia El Cheikh, Profession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 A Note on the Muḥaddithāt in Kitāb Tārīkh Baghdād (Brill, 2021), 40; Mohamad El-Merheb, Introduction Professional Mobility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Pre-Modern Islamic Societies (Brill, 2021), 1.
<p id="fn:45"><a href="#fnref:45">^</a> [45] Cooperson, Classical Arabic Biography, 2.
<p id="fn:46"><a href="#fnref:46">^</a> [46] Ibn Nuqṭa al-Ḥanbalī al-Baghdādī, al-Taqyīd, 25:499.
<p id="fn:47"><a href="#fnref:47">^</a> [47] Ibn Nuqṭa al-Ḥanbalī al-Baghdādī, al-Taqyīd, 1:1.
<p id="fn:48"><a href="#fnref:48">^</a> [48] Taqī al-Dīn al-Fāsī, Dhayl al-taqyīd fī ruwāt al-sunan wa-l-asānīd (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1990), 2:391.
<p id="fn:49"><a href="#fnref:49">^</a> [49]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20:23–28.
<p id="fn:50"><a href="#fnref:50">^</a> [50] Ibn Nuqṭa al-Ḥanbali al-Baghdādī, al-Taqyīd, 25:499; Abū al-Qāsim Ibn ʿAsākir, Kitāb tārīkh Dimashq (Dār al-Fikr, 1995), 70:25.
<p id="fn:51"><a href="#fnref:51">^</a> [51] Ibn al-ʿImād, Shadharāt al-dhahab, 10:12
<p id="fn:52"><a href="#fnref:52">^</a> [52] Abū Saʿd al-Samʿānī, Kitāb al-anṣāb (Ibn Taymiyya Library, 1984), 2:297.
<p id="fn:53"><a href="#fnref:53">^</a> [53] Al-Samʿānī, Kitāb al-anṣāb, 2:297.
<p id="fn:54"><a href="#fnref:54">^</a> [54]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2.
<p id="fn:55"><a href="#fnref:55">^</a> [55]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3.
<p id="fn:56"><a href="#fnref:56">^</a> [56]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3.
<p id="fn:57"><a href="#fnref:57">^</a> [57]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3.
<p id="fn:58"><a href="#fnref:58">^</a> [58] Ibn ʿAsākir, Kitāb tārīkh Dimashq, 70:25; Muhammad Zubayr Siddiqi, Hadith Literature: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 (The Islamic Texts Society, 1993), 117.
<p id="fn:59"><a href="#fnref:59">^</a> [59] Al-Sakhāwī, Kitāb al-ḍawʾ al-lāmiʿ, 12:133.
<p id="fn:60"><a href="#fnref:60">^</a> [60]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67.
<p id="fn:61"><a href="#fnref:61">^</a> [61] Amira Naim Abou-Taleb, “Gender Discourse in Kitab al-Tabaqat al-Kubra: Deconstructing Ibn Sa'd’s Portrayal of the Model Muslim Woman” (master's 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2012), AUC Knowledge Fountain, 31.
<p id="fn:62"><a href="#fnref:62">^</a> [62] Abou-Taleb, “Gender Discourse in Kitab al-Tabaqat al-Kubra,” 31.
<p id="fn:63"><a href="#fnref:63">^</a> [63] Abou-Taleb, “Gender Discourse in Kitab al-Tabaqat al-Kubra,” 46.
<p id="fn:64"><a href="#fnref:64">^</a> [64] Nadia El Cheikh, Reading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Islam (Mujadilah, 2024), 2.
<p id="fn:65"><a href="#fnref:65">^</a> [65]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73.
<p id="fn:66"><a href="#fnref:66">^</a> [66] Nadwi, Al-Muḥaddithāt, 141.
<p id="fn:67"><a href="#fnref:67">^</a> [67] Nadwi, Al-Muḥaddithāt, 141.
<p id="fn:68"><a href="#fnref:68">^</a> [68] Nadwi, Al-Muḥaddithāt, 141.
<p id="fn:69"><a href="#fnref:69">^</a> [69]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70"><a href="#fnref:70">^</a> [70] Al-Dhahabī, Tārīkh al-Islām, 233; Ibn al-ʿImād al-Ḥanbalī, Shadharāt al-dhahab, 3:314.
<p id="fn:71"><a href="#fnref:71">^</a> [71] Nadwi, Al-Muḥaddithāt, 57.
<p id="fn:72"><a href="#fnref:72">^</a> [72] Nadwi, Al-Muḥaddithāt, 57.
<p id="fn:73"><a href="#fnref:73">^</a> [73] George Makdisi, The Rise of Colleges: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in Islam and the Wes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0–41.
<p id="fn:74"><a href="#fnref:74">^</a> [74] Nadwi, Al-Muḥaddithāt, 85.
<p id="fn:75"><a href="#fnref:75">^</a> [75] Stefan Leder, Yāsīn Muḥammad al-Sawwās, and Maʾmūn al-Ṣāgharjī, eds.,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96), “Muqaddima,” 29.
<p id="fn:76"><a href="#fnref:76">^</a> [76] Makdisi, Rise of Colleges, 140–41.
<p id="fn:77"><a href="#fnref:77">^</a> [77] 见附录。Makdisi, Rise of Colleges, 140–41.
<p id="fn:78"><a href="#fnref:78">^</a> [78] Nadwi, Al-Muḥaddithāt, 89.
<p id="fn:79"><a href="#fnref:79">^</a> [79] Leder et al.,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29.
<p id="fn:80"><a href="#fnref:80">^</a> [80]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7.
<p id="fn:81"><a href="#fnref:81">^</a> [81]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6.
<p id="fn:82"><a href="#fnref:82">^</a> [82]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6.
<p id="fn:83"><a href="#fnref:83">^</a> [83] Ibn Nuqṭa al-Ḥanbali al-Baghdadī, al-Taqyīd, 25:499; Ibn ʿAsākir, Kitāb tārīkh Dimashq, 70:25; al-Dhahabī, Kitāb tārīkh al-Islām, 469, 591–600.
<p id="fn:84"><a href="#fnref:84">^</a> [84]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64–68.
<p id="fn:85"><a href="#fnref:85">^</a> [85] Leder et al.,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27.
<p id="fn:86"><a href="#fnref:86">^</a> [86] Huda Lutfi, “Al-Sakhawi’s Kitab al-Nisaʾ as a Source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uslim Wome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 A.D.,” The Muslim World 71, no. 2 (1981): 106.
<p id="fn:87"><a href="#fnref:87">^</a> [87]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52.
<p id="fn:88"><a href="#fnref:88">^</a> [88] Michal Kopeček, Past in the Making: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Central Europe After 1989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p id="fn:89"><a href="#fnref:89">^</a> [89] Geoff Eley, “The Past Under Erasure? History, Mem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6, no. 3 (2011): 556.
<p id="fn:90"><a href="#fnref:90">^</a> [90] Leder et al.,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111, ms. 3778, risāla 7, samāʿ 1 and 7, waraqa 79a and 85b. 引用于 Nadwi, Al-Muḥaddithāt, 76.
 
朱德·埃尔齐克 (Jude Elziq)
 
特约撰稿人
 
朱德·埃尔齐克是剑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她的研究方向旨在探讨伊斯兰历史中女性学者的角色。她拥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以及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社会研究与公共政策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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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q, J. (2026). 《伊斯兰历史中的女性学者:重审其关键作用》(Female Scholars in Islamic History: Revisiting Their Pivotal Role). 雅琴伊斯兰研究院.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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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圣训在伊斯兰中的地位
 
圣训(Ḥadīth)不仅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论、行为和默许的记录,更是解释《古兰经》、阐明伊斯兰教法(Sharīʿah)细节的权威源泉。真主 ﷻ 在《古兰经》中明确指示:
 
> “凡使者给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接受;凡他所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然而,在现代学术界和部分怀疑论者中,经常出现一种误解,认为圣训是在先知 ﷺ 逝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因此其可靠性存疑。作为伊斯兰学者,我们有责任通过严谨的传述链(Isnād)科学和历史文献来澄清这些误区。
 
## 一、 口头传述与记忆的严谨性
 
在先知 ﷺ 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口头记忆是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圣门弟子(Ṣaḥābah)们对先知 ﷺ 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注。
 
1. **实践的保存**:圣门弟子不仅记忆圣训,更将其付诸实践。这种“活的传统”确保了圣行(Sunnah)在社区中的连续性。
2. **相互校对**:圣门弟子之间经常互相核实从先知 ﷺ 那里听到的内容,确保传述的准确性。
 
## 二、 早期文字记录的实证
 
关于“圣训在两百年内没有文字记录”的说法在历史事实面前是不攻自破的。事实上,在先知 ﷺ 在世期间,文字记录就已经开始。
 
* **《萨迪格手卷》(Al-Ṣaḥīfah al-Ṣādiqah)**:由阿卜杜拉·本·阿姆鲁·本·阿斯(ʿAbdullāh b. ʿAmr b. al-ʿĀṣ)在先知 ﷺ 的直接许可下撰写。
* **《哈曼·本·穆纳比赫手抄本》(Ṣaḥīfah Hammām ibn Munabbih)**:这是现存最早的圣训集之一,由圣门弟子阿布·胡莱赖(Abū Hurayrah)的学生哈曼记录。现代发现的这份手抄本与后期《布哈里圣训实录》等书籍中的内容高度吻合,有力地证明了圣训传述的稳定性。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三、 传述链(Isnād)科学:人类文明的瑰宝
 
为了确保圣训的真实性,穆斯林学者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谨的文献考证系统——传述链学(ʿIlm al-Isnād)。
 
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b. al-Mubārak)曾言:
> “传述链是宗教的一部分;若非为了传述链,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信口开河。”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这一系统包含以下核心维度:
1. **传述者学(ʿIlm al-Rijāl)**:对传述链中每一个人的生平、记忆力、道德品质和宗教虔诚度进行极其严苛的审查。
2. **连续性(Ittiṣāl)**:确保链条中的每一位传述者都确实与前一位传述者有过会面并亲耳聆听。
3. **排除瑕疵(ʿIllah)**:通过交叉比对不同路径的传述,识别出细微的记忆偏差或隐蔽的错误。
 
## 四、 驳斥西方东方学者的质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戈德齐尔(Ignaz Goldziher)和斯赫特(Joseph Schacht)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提出,圣训是后期法学争论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
 
* **早期文献的发现**:如前所述,早期手抄本的发现证明了圣训记录的原始性。
* **法学逻辑的严密性**:早期的法学判例(Fatawa)始终以圣训为依据,而非先有判例后造圣训。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 结论
 
圣训的保存是真主 ﷻ 对其宗教保护承诺的一部分。通过口头记忆、早期笔录以及无与伦比的传述链科学,先知 ﷺ 的教诲得以纯洁地流传至今。对于追求真理的学者而言,圣训不仅是信仰的基石,更是历史文献学中最为可靠的典范。
 
---
**脚注:**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 《古兰经》第59章(放逐章)第7节。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 Muhammad Hamidullah, *The Sahifah of Hammam bin Munabbih*, Cultural Programme Organization, 1979.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 穆斯林(Imām Muslim),《圣训实录·导言》。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 M.M. Azami, *Studies in Early Hadith Literature*, 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s, 1978.
 
## 全文
 
## 引言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那是十九世纪,我们正坐在一家欧洲大学图书馆的大厅里。这个学术空间主要由男性占据,高大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几乎全部由男性撰写的文献。在这些书架之间,站着匈牙利东方学家伊格纳茨·戈德齐尔(Ignác Goldziher),他以对伊斯兰科学的批判性研究而闻名。此时,他正在翻阅一本由十五世纪埃及学者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卒于 852/1449 年)撰写的阿拉伯语文本。他手里拿着的是《潜藏的珍珠》(*al-Durar al-kāmina*),这是一部多卷本的传记辞典,汇编了伊斯兰历史上被视为关键学者的个人生平记录。
 
当戈德齐尔翻阅《潜藏的珍珠》时,他感到十分震惊。<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 他发现了一些直接打破他心中伊斯兰世界固有形象的内容。是什么让他如此震惊?是数量庞大的**女性**穆斯林学者。在一条又一条的条目中,从七世纪到十五世纪的女性学者因其在传述伊斯兰传统知识方面的学术权威和影响力而受到高度赞扬。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女性并非只是散布在不同时空的少数特例。仅在这一部著作中,伊本·哈贾尔就为约两百位达到学术巅峰的女性学者撰写了条目,其中许多人还是他本人的老师。
 
在这部多卷本著作的篇章中,铭刻着诸如西特·乌扎拉·宾特·奥马尔·伊本·穆纳贾(Sitt al-Wuzarāʾ bint ʿUmar ibn al-Munajja,卒于 716/1316 年)这样的人物,她在叙利亚和埃及各地授课,吸引了不远万里前来求学的虔诚学子。<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戈德齐尔还读到了来自尼沙普尔的学者宰娜白·宾特·艾比·卡西姆·希里亚(Zaynab bint Abī al-Qāsim al-Shiʿriyya,卒于 615/1218 年),她拥有大量的 *ijāzāt*(授课资格证),其中包括来自著名经注家扎马赫沙里(al-Zamakhsharī,卒于 538/1143 年)的一份。她的专业知识受到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ān,卒于 681/1282 年)等顶尖学者和法学家的热切追捧。<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 在同一份手稿中,阿伊莎·宾特·阿卜杜·哈迪(ʿĀʾisha bint ʿAbd al-Hādī,卒于 816/1413 年)被赞誉为最杰出的圣训学者之一,而朱韦里娅·宾特·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Juwayriyya bint Aḥmad ibn al-Ḥusayn,卒于 783/1381 年)则因在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场所授课而闻名。
 
女性学者因其权威和学术地位而受尊崇的程度,在宰海比(al-Dhahabī,卒于 748/1348 年)的传记文献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关于宰娜白·宾特·卡迈勒(Zaynab bint al-Kamāl,卒于 740/1339 年)的条目中,他写道:“凡寻求无与伦比之[传述链]声望者,当听其讲学;盖因求知者若为听其一节[知识]而跋涉一月,其行亦不虚也。” 宰娜白的教育背景反映了伊斯兰学术世界的广度,受教于来自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哈兰和开罗的导师。<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在她晚年,同时代的人形容她拥有“骆驼驮载量的授权书(*ijāzāt*)”,这一短语既表达了其数量之巨,也表达了其学术分量之重。来自各地的学生成群结队地参加她的神学讲座,渴望直接向她学习。<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除了宰海比和伊本·哈贾尔,她还向包括萨拉赫·丁·萨法迪(Ṣalāḥ al-Dīn al-Ṣafadī,卒于 764/1363 年)、塔基·丁·苏卜基(Taqī al-Dīn al-Subkī,卒于 756/1355 年)以及著名历史学家伊本·白图泰(Ibn Baṭṭūṭa,卒于 770/1369 年)在内的著名学者颁发了 *ijāzāt*。<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正如早期伊斯兰学者的言论所证明的那样,女性不仅为伊斯兰知识做出了贡献,她们的角色还对该领域的发展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苏尤蒂(al-Suyūṭī,卒于 911/1505 年)指出,在阿玛特·哈利格·迪马什基亚(Amat al-Khāliq al-Dimashqiyya,卒于 902/1496 年)去世后,“人们在圣训传述上的等级下降了一级”。<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同样,萨哈维(al-Sakhāwī)指出,仅仅一位 *muḥadditha*(女性圣训学者)的去世,就会对埃及的圣训传述产生不利影响。<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 这些学者受托传述大量的圣训著作,并深入参与 *fiqh*(法学)、古兰经科学、语言和语法研究,为伊斯兰科学的基础做出了贡献。
 
这些证言强调,女性参与伊斯兰学术圈在历史上被视为常态,而非对正统地位的挑战。<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 她们对神圣知识的贡献遵循了早期女性圣门弟子和 *tābiʿīn*(追随者)所树立的先例,后者拥有显著的学术权威。这方面的典范人物包括阿姆拉·宾特·阿卜杜·拉赫曼(ʿAmra bint ʿAbd al-Raḥmān,卒于 106/724 年),她是一位杰出的伊斯兰法律专家,由法学和圣训领域最具权威的传述者之一——信士之母阿伊莎·宾特·艾比·伯克尔(ʿĀʾisha bint Abī Bakr,卒于 58/678 年)抚养并教导。<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 传统文献一致将阿姆拉视为 *ḥujja*(决定性权威),这归功于她博大的学识和法学家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这一记录详实的历史现实,会与我们当代对伊斯兰历史上穆斯林女性的想象产生如此剧烈的冲突?更关键的是,哪些真实的历史记录能让我们准确、完整地重构那段过去?
 
## 历史的抹除与从属形象的构建
 
长期以来,在西方殖民叙事中,穆斯林女性一直被描绘成被动、失语且在社会中无足轻重的客体。这种观点是由早期的欧洲旅行者、外交官和作家塑造并强化的,他们记录并戏剧化了东方生活以及身处其中的女性经历。<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他们声称要“为那些不为自己写作的人写作”,利用这种被动和缺乏主体性的观念来笼罩穆斯林女性的形象。<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殖民方法的症结在于一种假设,即伊斯兰传统抑制了女性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只能通过摆脱宗教正统的枷锁才能获得。<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 最终,这些对“异域东方”的描绘,在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与西方女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区别。<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鉴于认识论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人在社会中行使、维持和延续权威的能力相关联,关于穆斯林女性社会地位从属化的假设,渗透到了对其在宗教学术圈中角色的认知中。<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 这种广泛的误解导致许多人推测,记录女性作为知识主体材料过于稀少,无法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 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掌握的关于伊斯兰历史上女性的唯一历史记录,都出自早期欧洲访问者的笔下。<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
 
快进到最近关于性别与伊斯兰的文献:一个流行且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二十一世纪重新解读”或对正统伊斯兰及其相关文本进行“女性主义重读”的旗号下出现。这类作品通常基于一个非历史的前提,即宗教材料必须重新解读,因为女性在历史上被排除在学术圈之外。结果,一些学者声称,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很少获得宗教教育,这是由于伊斯兰传统的规范“本质上”阻止了女性的参与。<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作为这种主流观点的自然结果,当代的女性伊斯兰学术研究被贴上了西方女性主义和二十一世纪改革产物的标签,并被视为对伊斯兰传统的抗议。<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这种将女性学术定位为伊斯兰传统“外来物”的假设,由于对伊斯兰历史记录的了解有限,可能已经渗透到了一些现代穆斯林社区中。<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这种误解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包括未能承认并给予当今穆斯林社区中合格女性学者应有的权威。
 
作为对这种破碎历史观的补救,本文重点介绍了由早期穆斯林学者撰写和口述的两类关键资源:阿拉伯语传记辞典和 *ijāzāt al-samāʿ*(听讲传述证书)。我们将详细探讨每一类资源,以阐明如何利用它们来重构历史学术画像。传记辞典提供了各自时期学术网络的广泛数据,而 *samāʿāt* 手稿则记录了教授和学习特定文本的个人姓名,从而能够绘制出与年龄、性别、社会结构以及公共和私人学习空间的使用相关的学术活动和模式。正是在这些文献集中,我们发现了伊斯兰历史上存在大规模 *muḥaddithāt*(女性圣训学者)、*faqihāt*(女性法学家)、*ʿālimāt*(女性学者)和 *shaykhāt*(女性导师)的有力证据。<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 借鉴直接来自伊斯兰学术传统的历史记录,对于现代穆斯林读者来说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们证明了女性学术研究牢固地植根于正统传统,而非现代重新解读或外部意识形态投射的产物。这一方法论将通过对一位女性学者的案例研究来阐明: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āṭima bint Saʿd al-Khayr,卒于 600/1203 年)。
 
## 职业生涯的构建: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
 
在伊斯兰历史上留名的数千名女性学者中,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是一位著名的圣训传述者,她为了寻求和传播伊斯兰知识而游历世界。<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她于希吉拉历 522 年出生在中国喀什噶尔以东。<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 她被描述为“德高望重的正直谢赫(女)”,她在故乡开启了求知之旅,随后扩展到布哈拉、尼沙普尔和伊斯法罕等主要学术中心,之后又继续前往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她广泛教授圣训,向学生颁发 *ijāzāt*,这些学生随后将她的知识带到了她本人尚未踏足的土地。<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她的父亲萨阿德·海尔(卒于 541/1146 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法学家和圣训学家。在确保法蒂玛接受当时最合格的女性导师(*shaykhas*)和男性导师(*shaykhs*)的教育方面,他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这需要带着她踏上长途跋涉。<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
 
根据伊斯兰传统,获取神圣知识被视为女性和男性共同的崇高义务,萨阿德·海尔带女儿前往伊斯法罕,师从著名学者法蒂玛·乔扎达尼亚(Fāṭima al-Jawzādāniyya,卒于 524/1129 年)。宰海比将乔扎达尼亚描述为“她那个时代最好的圣训叙述者”。<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在她的指导下,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学习了阿布·卡西姆·苏莱曼·塔巴拉尼(Abū Qāsim Sulaymān al-Ṭabarānī,卒于 360/918 年)的《大汇编》(*al-Muʿjam al-kabīr*),该书长达 37 卷印刷本,以及《小汇编》(*al-Muʿjam al-saghīr*),这可以在她通往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 571/1176 年)的 *isnād*(授权传述链)中看到。<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 在掌握了这些文本的专业知识后,她开始在新的地区传述这些文本,在它们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乔扎达尼亚门下学习两年后,她随父亲移居巴格达,在那里师从 18 位著名学者。其中包括另一位女性学者卡里玛·宾特·哈菲兹·艾比·伯克尔·伊本·哈迪巴(Karīma bint al-Ḥāfiẓ Abī Bakr ibn al-Khāḍiba,卒于 527/1133 年),以及叶海亚·伊本·班纳(Yaḥyā ibn al-Bannāʾ,卒于 531/1136 年)、阿布·卡西姆·伊本·侯赛因(Abū al-Qāsim ibn al-Ḥuṣayn,卒于 525/1130 年)和希巴图拉·伊本·艾哈迈德·伊本·塔巴尔(Hibatullāh ibn Aḥmad ibn al-Ṭabbar,卒于 531/1136 年)。<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 她获得了来自巴格达、伊斯法罕和呼罗珊各路学者的 *ijāzāt*。<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 后来,她与丈夫伊玛目扎因·丁(Imam Zayn al-Dīn,卒于 599/1202 年)定居开罗,许多学生专门旅行到那里向她求学,据广泛记载,她在那里大量叙述圣训。<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
 
对其所学文本的评估突显了她在伊斯兰科学各学科中知识的深度和专业性。例如,在 529/1134 年,她从谢赫·曼苏尔·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马利克·海鲁恩(Shaykh Mansūr Muḥammad ibn ʿAbd al-Malik al-Khayrūn,卒于 539/1144 年)那里学习了阿里·伊本·奥马尔·达拉古特尼(ʿAlī ibn ʿUmar al-Dāraquṭnī,卒于 385/995 年)的《弱传者与弃传者》(*Ḍuʿafāʾ wa-l-matrukīn*)。<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 达拉古特尼的作品被认为是圣训批判和考证科学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此外还有他的其他开创性文本,包括《平衡之秤》(*Mizān al-iʿtidāl*)、《秤之舌》(*Lisān al-mizān*)和《完美之修整》(*Tahdhīb al-kamāl*)。<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获得这一文本的知识体现了她对圣训批判的参与,这是一门除了单纯传述之外,还需要严谨智力评估的科学。<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与许多 *muḥaddithāt*(女性圣训传述者)一样,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批判性地参与了“认知科学”(*ʿilm al-dirāya*)。<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 作为该文本的认证学者,她后来成为开罗该领域的教学权威。<sup id="fnref:36"><a href="#fn:36">[36]</a></sup> 她还在阿布·卡西姆·穆巴拉克·伊本·哈桑(Abū al-Qāsim al-Mubārak ibn Ḥasan,卒于 372/982 年)的指导下,学习了哈提卜·巴格达迪(Khaṭīb al-Baghdādī,卒于 463/1071 年)关于圣训学习伦理和礼仪的基础著作《传述者品德与听讲者礼仪之全集》(*al-Jāmiʿ al-akhlāq al-rāwī wa-ādāb al-sāmiʿ*)。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被描述为“广泛地”传述圣训,其中许多圣训被收录在塔巴拉尼的《大汇编》以及提尔米济、伊本·马哲、阿布·亚拉和穆斯林的圣训汇编中。<sup id="fnref:37"><a href="#fn:37">[37]</a></sup> 她传述了各种文本,包括哈拉吉(al-Kharraqī,卒于 334/945 年)、古杜里(al-Qudūrī,卒于 428/1037 年)、阿卜努西(al-Abnūsī,卒于 457/1065 年)的圣训,以及阿布·亚拉·马夫西里(Abī Yaʿlā al-Mawṣilī,卒于 307/919 年)的《穆斯纳德圣训集》(*Musnad*)等等。<sup id="fnref:38"><a href="#fn:38">[38]</a></sup> 许多著名学者在她门下学习这些文本,包括法学家伊斯哈格·伊本·穆罕默德·哈马萨尼(Isḥāq ibn Muḥammad al-Ḥamāthānī,卒于 623/1226 年)、阿卜杜拉·伊本·易卜拉欣·伊本·优素福·米斯里(ʿAbdullāh ibn Ibrāhīm ibn Yūsuf al-Miṣrī,卒于 592/1196 年)和阿卜杜·拉赫曼·伊本·麦基·萨阿迪(ʿAbd al-Raḥmān ibn Makkī al-Saʿdī,卒于 615/1218 年)。此外,像阿布·穆萨·伊本·哈菲兹(Abū Mūsā ibn al-Ḥāfiẓ,卒于 629/1232 年)、穆罕默德·伊本·艾比·卡西姆·沙提比(Muḥammad ibn Abī al-Qāsim al-Shāṭibī,卒于 590/1194 年)和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加拉布(ʿAbd al-Raḥmān ibn Muqarrab,卒于 643/1245 年)等人也从她那里传述。她活了 78 岁,并向谢赫·艾哈迈德·伊本·艾比·海尔·萨拉马(Shaykh Aḥmad ibn Abī al-Khayr Salāma,卒于 678/1279 年)颁发了 *ijāza*,他是她在希吉拉历 600 年去世前最后一位从她那里传述的叙述者。<sup id="fnref:39"><a href="#fn:39">[39]</a></sup>
 
她的职业轨迹反映了她对学术的持续承诺,包括在著名学者指导下的严谨学习、跨越遥远距离获取和传播知识,以及她父亲在促进她早期伊斯兰教育方面的积极支持。如此详细的学术记录,包括她的资格、地理迁徙和她的老师,是如何为人所知的?通过对传记辞典和 *samāʿ* 记录的仔细综合,一幅准确的学术画像浮现出来,这两者都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探讨。
 
## 考证的动力:传记类文献
 
伊斯兰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大量的传记文献,这些文献是早期穆斯林学者在考证圣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虽然学者们探索了圣训的语言、神学、经注和法律维度,但最重要的学术努力致力于其传述、汇编和考证的方法。<sup id="fnref:40"><a href="#fn:40">[40]</a></sup> 为了确立圣训的 *isnād*(传述链),学者们被要求核实链条中每一位传述者的可靠性(*ʿadl*, *thiqa*)。因此,人们编写了可与百科全书相媲美的多卷本著作,记录圣训传述者的细致详情,包括他们的出生和死亡日期、旅行史、获得 *ijāzāt* 的老师、学生、专业领域和品行证言。这些信息对于确立 *al-ittiṣāl*(叙述链中传述的连续性)以及核实每位传述者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因此,为了确定 *isnād* 链条之间联系的有效性,神圣知识在时空中的流动被仔细地记录并保存在传记辞典中。<sup id="fnref:41"><a href="#fn:41">[41]</a></sup>
 
阿拉伯语传记文本的主要结构是回顾性索引,记录了从先知 ﷺ 时代到传记作者时代的杰出人物。这些作品根据各种标准进行系统组织,包括个人姓名、地理来源、年代年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公认的知名度。<sup id="fnref:42"><a href="#fn:42">[42]</a></sup> 在现存最早的回顾性传记集中,有伊本·萨阿德(Ibn Saʿd,卒于 230/845 年)的《大阶层书》(*Kitāb al-ṭabaqāt al-kabīr*)。<sup id="fnref:43"><a href="#fn:43">[43]</a></sup> 传记作者保存的关于知识传述主体的详细记录,为整个伊斯兰历史上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并成为历史探究的主要来源。<sup id="fnref:44"><a href="#fn:44">[44]</a></sup>
 
对谱系(*nasab*)的了解长期以来一直是早期阿拉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那个社会,通过家族血统和社会网络追踪个人是很平常的事。<sup id="fnref:45"><a href="#fn:45">[45]</a></sup> 这种谱系意识也反映在传记文本中,学者们在其中细致地识别个人。例如,法蒂玛·宾特·阿布·哈桑·萨阿德·海尔·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萨赫勒·安萨里·安达卢西亚·巴兰西亚的全名,连同她的出生和死亡日期,都保存在伊本·努格塔(Ibn Nuqṭa,卒于 629/1232 年)题为《圣行与穆斯纳德传述者考证之记录》(*al-Taqyīd li-maʿrifat ruwāt al-sunan wa-l-masānīd*)的传记辞典中。<sup id="fnref:46"><a href="#fn:46">[46]</a></sup> 这部作品特别记录了出现在六大圣训集中的每一位叙述者。<sup id="fnref:47"><a href="#fn:47">[47]</a></sup> 这部开创性文本中汇编的证言是“贬褒学”(*jarḥ* 和 *taʿdīl*)科学的内在组成部分,通过这门科学,圣训叙述者在知识传述方面的能力和诚信得到了评估。
 
塔基·丁·法西(Taqī al-Dīn al-Fāsī,卒于 832/1429 年)在《圣行与传述链传述者记录之补遗》(*Dhayl al-taqyīd fī ruwāt al-sunan wa-l-asānīd*)中,提供了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的参考文献,这些文献取自八部不同的传记辞典,包括《传述者亡人补遗》(*al-Takmila li-wafayāt al-naqala*)、《记录》(*al-Taqyīd*)、《圣训学家之纪念》(*Tadhkirat al-ḥuffāẓ*)、《高贵名人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金屑》(*Shadharāt al-dhahab*)、杜拜西的《历史》(*Tārīkh al-Dubaythī*)、《璀璨之星》(*al-Nujūm al-ẓāhira*)以及伊本·拉菲(Ibn Rāfiʿ,卒于 632/1234 年)的《亡人录》(*al-Wafayāt*),所有这些都可以进行交叉核对。<sup id="fnref:48"><a href="#fn:48">[48]</a></sup> 她曾跟随学习并获得 *ijāza* 的每一位学者也可以在这些传记辞典中找到,从而使她的教育背景得到核实。例如,关于阿卜杜·马利克·海鲁恩(她曾跟随他学习《弱传者与弃传者》)的传记条目,可以在宰海比的《高贵名人传》中找到。<sup id="fnref:49"><a href="#fn:49">[49]</a></sup> 她在开罗广泛教授圣训的事实,得到了伊本·努格塔(卒于 629/1232 年)和伊本·阿萨基尔(卒于 571/1175 年)等人的具体证实。<sup id="fnref:50"><a href="#fn:50">[50]</a></sup> 她在埃及的显赫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通过被收录在伊本·塔格里·贝尔迪(Ibn Taghrī Bardi)的《璀璨之星》中得到了进一步证明,该书记录了希吉拉历 600 年去世的埃及最著名人物。<sup id="fnref:51"><a href="#fn:51">[51]</a></sup> 她的父亲萨阿德·海尔在多个来源中都有记载,包括萨姆阿尼(Samʿānī)的《谱系书》(*Kitab al-ansāb*)以及宰海比的《高贵名人传》和《伊斯兰史》(*Tarīkh al-Islam*)。<sup id="fnref:52"><a href="#fn:52">[52]</a></sup> 这些传记条目阐明了他曾教导过萨姆阿尼(卒于 562/1166 年)和伊本·阿萨基尔(卒于 571/1175 年)等人。<sup id="fnref:53"><a href="#fn:53">[53]</a></sup> 因此,绘制关于她的家庭、老师和学生的数据,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她的学术参与情况,并能够评估不同来源之间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除了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之外,传记辞典还是关于各种女性学术交流主体的庞大数据库。<sup id="fnref:54"><a href="#fn:54">[54]</a></sup> 例如,《大阶层书》的第八卷专门介绍女性,包含 629 条传记条目。<sup id="fnref:55"><a href="#fn:55">[55]</a></sup> 在《圣门弟子辨析之精粹》(*al-Iṣāba fī tamyīz al-ṣaḥāba*)中,伊本·哈贾尔收录了 1,551 条关于女性学者的条目。<sup id="fnref:56"><a href="#fn:56">[56]</a></sup> 曾在所有主要圣训中心学习过的伊本·阿萨基尔,曾受教于 80 多位女性。<sup id="fnref:57"><a href="#fn:57">[57]</a></sup> 在他著名的著作《大马士革史》(*Tarīkh Dimashq*)中,他介绍了居住在或访问过大马士革的 200 位女性圣训专家的传记,其中包括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sup id="fnref:58"><a href="#fn:58">[58]</a></sup> 萨哈维(卒于 902/1497 年)在《九世纪名人璀璨之光》(*Kitāb al-ḍawʾ al-lāmiʿ li-ahl al-qarn al-tāsiʿ*)中收录了 1,075 条关于女性的条目。<sup id="fnref:59"><a href="#fn:59">[59]</a></sup> 在伊本·哈贾尔的《索引辞典》(*al-Muʿjam al-mufahras*)中,在勾勒开创性著作传述链的章节下,学者宰娜白·宾特·卡迈勒出现在 37 个独立的条目中,担任权威链条。总的来说,她是伊本·哈贾尔所接收的约 140 部开创性文本传述链中的关键环节。<sup id="fnref:60"><a href="#fn:60">[60]</a></sup>
 
虽然传记辞典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历史探究,但批评者因传记作者自身关注点和认知的潜在偏见而质疑其可靠性。<sup id="fnref:61"><a href="#fn:61">[61]</a></sup> 然而,阿拉伯语传记文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跨越十个世纪的大量文献,通常涵盖相同的个人,这允许进行广泛的交叉核对。<sup id="fnref:62"><a href="#fn:62">[62]</a></sup> 如上所述,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的传记可以在八部独立的传记辞典中进行交叉核对,她的每一位老师的传记同样可以在不同文本中进行评估。相关来源的佐证过滤掉了潜在的偏见或误导性数据。此外,许多传记条目是使用各种报告(*akhbār*)构建的,并列出了相关的 *isnād* 以核实说法。<sup id="fnref:63"><a href="#fn:63">[63]</a></sup>
 
一些批评者认为,由于传记辞典是由男性撰写的,男性的偏见必然会导致女性学术成就被低估。<sup id="fnref:64"><a href="#fn:64">[64]</a></sup> 然而,仔细阅读这些由男性撰写的著作中关于女性学者的条目,会发现这种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传记作者经常注意到女性学者的高水平,她们往往是传记作者本人的老师,这反映了一个女性学术研究并未被视为异类的历史背景。例如,伊本·哈贾尔提到他的女性老师的方式与提到男性老师的方式相同,没有任何特殊的辩解或防御。萨哈维为 46 位他亲自从中获得 *ijāzāt* 的女性学者,以及 43 位教导过他老师的女性学者撰写了传记条目,此外还有 9 条专门介绍教导过他同辈的女性圣训学者(*muḥaddithat*)的条目。<sup id="fnref:65"><a href="#fn:65">[65]</a></sup> 此外,伊本·阿萨基尔撰写了一部专门介绍约 80 位他曾从中传述的女性圣训学者的著作。<sup id="fnref:66"><a href="#fn:66">[66]</a></sup> 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卒于 751/1350 年)、塔基·丁·苏卜基(卒于 771/1369 年)、扎尔卡希(al-Zarkashī,卒于 794/1392 年)、伊本·拉杰卜·罕百里(Ibn Rajab al-Ḥanbalī,卒于 795/1393 年)和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卒于 774/1372 年)等学者同样收录了他们从中获得圣训的女性学者的记录。<sup id="fnref:67"><a href="#fn:67">[67]</a></sup>
 
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 年)本人也从女性学者那里获得圣训,他“对其中一些人赞不绝口”,强调了她们高水平的知识、虔诚和智慧。<sup id="fnref:68"><a href="#fn:68">[68]</a></sup> 伊本·哈贾尔在《潜藏的珍珠》中提到的女性学者曾获得过各自时期最佳圣训学者的头衔。达吉加·宾特·穆尔希德(Daqīqa bint Murshid,卒于 746/1345 年)同样被誉为关键的女性圣训学者,她受教于一系列其他女性学者。<sup id="fnref:69"><a href="#fn:69">[69]</a></sup> 伊本·伊马德、萨法迪和宰海比赞扬了乌姆·基拉姆·马尔瓦齐亚(Umm al-Kirām al-Marwaziyya,卒于 465/1073 年),证明了她在传述文本方面的卓越知识和准确性。<sup id="fnref:70"><a href="#fn:70">[70]</a></sup> 对女性学者的正面评价也出现在更早的文本中,例如在伊本·希班(Ibn Hibbān,卒于 354/965 年)和米齐(al-Mizzī,卒于 742/1341 年)的传记作品中,记录了希沙姆·伊本·哈桑(Hishām ibn Ḥassān,卒于 147/764 年)关于哈夫莎·宾特·西林(Ḥafṣa bint Sīrīn,卒于 100/719 年)的叙述。据记载,他曾说:“我没有遇到过任何我可以认为优于哈夫莎的人”,当被问及哈桑·巴士里和穆罕默德·伊本·西林时,他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优于她”,从而将她的地位提升到了许多著名学者之上。<sup id="fnref:71"><a href="#fn:71">[71]</a></sup>
 
传记辞典中包含的广泛数据代表了一项关键资源,展示了伊斯兰科学中考证的严谨方法论。定义历史实践的准确性是通过各种来源和工具的佐证来确定的。<sup id="fnref:72"><a href="#fn:72">[72]</a></sup> 当传记作品与现存的 *samāʿāt* 手稿相结合时,其价值会进一步提升。这些手稿在历史上附在圣训文本之后,记录了何时、何地以及与谁一起学习了该文本。现存手稿中的数据已被发现可以验证并补充传记作品中的叙述,从而为伊斯兰教学实践提供更全面的见解——这一主题将在下一节中探讨。
 
## 听讲记录(Samāʿ):历史的缩影
 
听讲记录(*Samāʿ* records)是记录文本正式学习和传述的证书,源自术语 *samāʿ*,意为“听”。<sup id="fnref:73"><a href="#fn:73">[73]</a></sup> 它们在圣训正典和其他伊斯兰科学书籍的传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一次听讲集会(*samāʿ* gathering)中,学生在持有追溯到原作者的传述链(*isnād*)的老师指导下学习文本。<sup id="fnref:74"><a href="#fn:74">[74]</a></sup> 通常,听讲记录由认证者(*musmiʿ*)口述,并附在所学的文本之后或写在边际,指明谁被授权教授该文本。<sup id="fnref:75"><a href="#fn:75">[75]</a></sup> 为了确保真实性,人们保存了细致的记录,注明日期、学习地点、所学文本的确切部分、授权老师的详情以及参加者的全名。谱系命名惯例进一步支持了对个人的准确识别。
 
当一个学生被说成“听过”某个文本(*samiʿa* 或 *samiʿat*)时,这表明他们已经学习并掌握了它。动词“读过”(*qaraʾa* 或 *qaraʾat*)则表示在凭记忆朗诵方面的训练。<sup id="fnref:76"><a href="#fn:76">[76]</a></sup> 作者或认证学者随后可以向通过 *qirāʾa*(朗诵)展示出掌握能力的学子授予授权,从而允许他们进一步传述该文本。
 
一份典型的听讲记录(*samāʿ*)的导言如下:
 
此文本[书名与作者],在[出席学者]的授权下,于[讲授者]的讲座中,由[听众]听取;此记录由[抄写员]撰写,并保证其准确性,于[地点],日期为[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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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证明人(Musmiʿ)口述了集会的详尽细节,包括所研习文本的具体章节、对迟到或在课上打瞌睡的学生的记录,甚至包括母亲因孩子哭闹而不得不暂时离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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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此类细节是为了阐明学生是否完整地接收了文本内容,或者在传述过程中是否存在断层。通常,关于家庭关系和职业的信息也会被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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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圣训集会进行了详尽的文献记录,“听取记录”(Samāʿāt)也被用作勾勒历史时间线的修正工具。就本研究而言,从传记辞典中搜集的关于女性学术地位的证言,可以通过这些记录得到证实。例如,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āṭima bint Saʿd al-Khayr)在阿布·卡西姆·穆巴拉克(Abū al-Qāsim al-Mubārak)门下研习了哈提卜·巴格达迪(Khaṭīb al-Baghdādī,卒于463/1071年)所著的《传述者品德与听众礼仪全集》(al-Jāmiʿ al-akhlāq al-rawī wa-adāb al-sāmiʿ),而穆巴拉克曾获得阿布·巴克尔·哈提卜的“授权”(Ijāza)。此次传述由哈米德·本·阿比·法塔赫·马达尼·伊斯法哈尼(Ḥāmid ibn Abī al-Fatḥ al-Madanī al-Iṣbahānī)于529/1134年进行,具体是在赖比尔·敖外鲁月(Rabīʿ al-Awwal)和赖比尔·阿赫尔月(Rabīʿ al-Ākhir)。这一信息可见于附在巴格达迪著作第一卷(Juz')末尾的“听取记录”(Samā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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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附在文本后的一份标有日期的“听取记录”,可以明确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于529/1134年,在曼苏尔·本·阿卜杜勒·马利克·海鲁恩(Mansūr ibn ʿAbd al-Malik al-Khayrūn,卒于539/1144年)门下研习了阿里·本·奥马尔·达拉库特尼(ʿAlī ibn ʿUmar al-Dāraquṭnī,卒于385/995年)所著的《弱传述者与被弃传述者名录》(Ḍuʿafāʾ wa-l-matruk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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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年里,另一份“听取记录”记载她已成为该文本的授课权威,记录写道:
 
《弱传述者与被弃传述者名录》由“尊贵的谢赫(女学者)”讲授,她曾受教于本·海鲁恩,后者曾听取自乔哈里,并持有达拉库特尼的“授权”(Ijā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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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手稿还详细记载了希吉来历595年/公元1199年,一大群人在开罗参加她课程的情况,并逐一列出了每位听讲学生的完整姓名。此外,该手稿证实了伊本·努格塔(Ibn Nuqṭa)、伊本·伊马德(Ibn al-ʿImād)、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和达哈比(al-Dhahabī)的观点,即她在开罗传述了圣训(Ḥadīth)。<sup id="fnref:83"><a href="#fn:83">[83]</a></sup>
 
依此方式,听讲记录(samāʿ)可与传记文献结合使用,以巩固我们对过去教学实践的理解。<sup id="fnref:84"><a href="#fn:84">[84]</a></sup>
 
利用听讲记录(samāʿ)进行历史探究之所以有效,还因为目前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原始手稿,其中许多可以通过碳定年法进行鉴定。在《大马士革听讲记录索引》(Muʿjam samāʿāt al-Dimashqiyya,1996年)中,汇编了约四千份现存的大马士革听讲记录手稿,记录了从希吉来历6世纪/公元12世纪到8世纪/14世纪期间,约五万名参与圣训学习的男女姓名。<sup id="fnref:85"><a href="#fn:85">[85]</a></sup> 其中许多记录已被分析并编入分析索引。
 
通过这些一手资料,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识别教师、学生、所学文本以及授课地点来重构历史上的教育场景。这些现存记录提供的数据允许绘制学术活动图谱,并能通过抽样进行定量研究,解读有关年龄、性别、社会结构以及私人和公共空间历史用途的趋势。
 
这些资料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们最初是为了验证知识传述真实性这一实际和技术目的而产生的。<sup id="fnref:86"><a href="#fn:86">[86]</a></sup> 由于这套认证体系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标准化的,这些记录使得跨不同地理区域的历史探究成为可能。此外,传述链(isnād)体系历经数世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中保持了韧性,使得学术脉络可以跨越漫长的时间线进行追溯。<sup id="fnref:87"><a href="#fn:87">[87]</a></sup>
 
## 记录抹杀(Damnatio memoriae)与修正性历史重构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伊斯兰历史上为伊斯兰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尊贵学者。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形象?很可能是一位身着优雅长袍、蓄着长须、被学生簇拥的男性学者。然而,在深入研读了达哈比(al-Dhahabī)、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和萨哈维(al-Sakhāwī)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后,我们开始看到,在这些尊贵的学者身旁,还存在着大量的女圣训学家(muḥaddithāt)、女法学家(faqīhāt)、女学者(ʿālimāt)和女导师(shaykhāt),她们教导了大量的学生,并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传述伊斯兰知识。她们的存在从未被视为对正统地位的挑战;相反,她们在学术界备受赞誉,她们的知识受到高度追捧,以至于许多人为了向她们学习而不惜长途跋涉数月。她们职业生涯中所体现出的学术数量和高度,打破了目前将穆斯林女性在学术界视为边缘和微不足道的流行观点。归根结底,如果将女性的名字从圣训和伊斯兰文本的传述链(isnāds)中移除,许多传述链将会断裂,从而迅速阻碍神圣知识的传播。
 
虽然“历史修正主义”一词兼具褒贬义,但它可以用来暗示“对过去的合法重新评估”。<sup id="fnref:88"><a href="#fn:88">[88]</a></sup> 对伊斯兰教学法固有的权威来源进行批判性评估,可以实现一种“修正性的历史重构”,用详尽的历史准确性取代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其中,女性学者构成了伊斯兰科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重构穆斯林女性准确历史画像所需的传统权威资源是存在的,且就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们只需要去阅读、研究并沉浸其中。如此,我们对塑造伊斯兰科学的巨匠的历史记忆将得到扩展,从而纳入诸如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āṭima bint Saʿd al-Khayr)、宰纳白·宾特·卡迈勒(Zaynab bint al-Kamāl)和阿姆拉·宾特·阿卜杜·拉赫曼(ʿAmra bint ʿAbd al-Rahmān)等人物。
 
“记录抹杀”(Damnatio memoriae)是一个拉丁语术语,指蓄意将某人或某事从历史中抹去——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通过幸存的档案证据,那个人的遗产可以排除万难得以复兴。就女性学术而言,她们的贡献从未被隐藏;事实上,她们的名字广泛出现在传统的伊斯兰文本中。然而,由于缺乏对这些传统文献的研究和深入接触,她们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至关重要的是,对过去的构建深刻影响着个人和社会在当下理解和定位自己的方式。<sup id="fnref:89"><a href="#fn:89">[89]</a></sup> 纠正我们对穆斯林女性的历史记忆,不仅能让我们对伊斯兰智识传统有更准确的理解,也肯定了女性在当今传统伊斯兰学术中的合法性与地位。
 
## 附录
听讲记录(Samāʿ)手稿 <sup id="fnref:90"><a href="#fn:90">[90]</a></sup>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Ignác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Muhammedanische Studien), trans. S. M. Stern and C. R. Barber (Allen & Unwin, 1967), 2:367.
<p id="fn:2"><a href="#fnref:2">^</a> [2] Mohammad Akram Nadwi, Al-Muḥaddithāt: The Women Scholars in Islam (Interface Publications, 2013), 105.
<p id="fn:3"><a href="#fnref:3">^</a> [3] Abū al-ʿAbbās Shams al-Dīn Ibn Khallikān, Wafayāt al-aʿyān wa-anbāʾ abnāʾ al-zamān (Dār Ṣādir, 1900), 2:344;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4"><a href="#fnref:4">^</a> [4] Asma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in Isl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4.
<p id="fn:5"><a href="#fnref:5">^</a> [5]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6"><a href="#fnref:6">^</a> [6]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64;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7"><a href="#fnref:7">^</a> [7] 在希吉来历10世纪之后,包括圣训学在内的伊斯兰科学学术在男女学者中普遍出现衰落。尽管如此,著名的女性学者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包括古莱什·塔巴里(Quraysh al-Ṭabarīyya,卒于1107/1695年),她因在希贾兹地区复兴圣训研究中的作用而受到认可。关于塔巴里家族女性学者的进一步讨论,见 Lamyaʾ Aḥmad al-Shāfiʿī, The Position of Female Scholarship in the Meccan Arena, 7th–12th Century AH (N.p., 2004)。
<p id="fn:8"><a href="#fnref:8">^</a> [8] Shams al-Dīn al-Sakhāwī, Kitāb al-ḍawʾ al-lāmiʿ li-ahl al-qarn al-tāsiʿ (Maktabat al-Quds, 1934), 12:133; Ruth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From Ibn Saʿd to Who’s Who (Gorgias Press, 2018), 65.
<p id="fn:9"><a href="#fnref:9">^</a> [9] Mona F. Hassan, “Relations, Narrations, and Judgments: The Scholarly Networks and Contributions of an Early Female Muslim Jurist,” Islamic Law and Society 22, no. 4 (2015): 360.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Shams al-Dīn 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19 vols. (Dār al-Fikr, 1997), 5:417.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Georgina Lock, Performance and Performing in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s Letters from Istanbul (Cambridge Scholars, 2011), 105; Eva Johanna Holmberg, Outrageous Rites: Early Modern English Encounters with Levantine Religious Rituals (Cambridge Scholars, 2011), 25.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Lock, Performance and Performing, 105.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Cynthia Nelson, New Wine Old Bottles: 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Concerning Research on Women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3.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Min Pun, The East-West Dichotomy: From Orientalism to Postcoloniality (N.p., 2019), 75.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7–79;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Pantheon Books, 1972), 9–10;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Vintage Books, 1994), 20–22.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Barbara D. Metcalf, “Review of Women in Middle Eastern History: Shifting Boundaries, edited by Nikki R. Keddie and Beth Bar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9, no. 3 (1993): 588.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Leila Ahmed, “Medieval Islam,” in 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 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rn Deb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1.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Hilary Kalmbach,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Damascus: One Case of Female Islamic Religious Author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5, no. 1 (2008): 43.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Juliane Hammer, American Muslim Women,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Activism: More than a Prayer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100–124; Lisa Worthington, “Progressive Islam and Women’s Religious Leadership,” Journal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29, no. 2 (2016): 167–81.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这一说法代表了作者的初步观察,尚需进一步的定性研究。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Omaima Abou-Bakr, “Teaching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Hawwa 1, no. 3 (2003): 307.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Akram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Dār Al Minhāj, 2021), 19:62.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19:62.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21:413.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Muḥammad ibn ʿAbd al-Ghanī Ibn Nuqṭa al-Ḥanbalī al-Baghdādī, al-Taqyīd li-maʿrifat ruwāt al-sunan wa-l-masānīd (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1988), 498–99; Nadwi, al-Muḥaddithāt, 93: “许多人旅行去听她讲学。”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Zakī al-Dīn al-Mundhirī, al-Takmila li-wafayāt al-naqala (Muʾassasat al-Risāla, 1981), 2:14.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19:504.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64.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Shams al-Dīn al-Dhahabī, Tārīkh al-Islām (Maktabat al-Tawfīqiyya, 2006), 469.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64.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Ibn al-ʿImād al-Ḥanbalī, Shadharāt al-dhahab, 4:347; Ibn Nuqṭa, al-Taqyīd, 25:499.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6.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16:450.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Abou-Bakr, Teaching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316.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Abou-Bakr, Teaching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316.
<p id="fn:36"><a href="#fnref:36">^</a> [36]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64.
<p id="fn:37"><a href="#fnref:37">^</a> [37] Al-Mundhirī, al-Takmila li-wafayāt al-naqala, 2:14.
<p id="fn:38"><a href="#fnref:38">^</a> [38]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91–94. 另见 al-Ṭabarānī, al-Muʿjam al-kabīr, no. 12228; Sunan al-Tirmidhī, no. 1403; Sunan Ibn Māja, no. 2687, bāb al-qadar; Musnad Abī Yaʿlā, no. 6452; Ṣaḥīḥ Muslim, no. 2664, kitāb al-qadar.
<p id="fn:39"><a href="#fnref:39">^</a> [39]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21:413.
<p id="fn:40"><a href="#fnref:40">^</a> [40] Mustafa A. Shah, “Ḥadīth, Language of,” in Encyclopedia of Arab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 Lutz Edzard and Rudolf de Jong (Brill, 2011), 1.
<p id="fn:41"><a href="#fnref:41">^</a> [41] Michael Cooperson, “Ibn Hanbal and Bishr al-Hafi: A Case Study in Biographical Traditions,” Studia Islamica 86 (1997): 71–101, 72.
<p id="fn:42"><a href="#fnref:42">^</a> [42] Michael Cooperson, Classical Arabic Biography: The Heirs of the Prophets in the Age of al-Maʾmū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p id="fn:43"><a href="#fnref:43">^</a> [43]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4.
<p id="fn:44"><a href="#fnref:44">^</a> [44] Nadia El Cheikh, Profession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 A Note on the Muḥaddithāt in Kitāb Tārīkh Baghdād (Brill, 2021), 40; Mohamad El-Merheb, Introduction Professional Mobility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Pre-Modern Islamic Societies (Brill, 2021), 1.
<p id="fn:45"><a href="#fnref:45">^</a> [45] Cooperson, Classical Arabic Biography, 2.
<p id="fn:46"><a href="#fnref:46">^</a> [46] Ibn Nuqṭa al-Ḥanbalī al-Baghdādī, al-Taqyīd, 25:499.
<p id="fn:47"><a href="#fnref:47">^</a> [47] Ibn Nuqṭa al-Ḥanbalī al-Baghdādī, al-Taqyīd, 1:1.
<p id="fn:48"><a href="#fnref:48">^</a> [48] Taqī al-Dīn al-Fāsī, Dhayl al-taqyīd fī ruwāt al-sunan wa-l-asānīd (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1990), 2:391.
<p id="fn:49"><a href="#fnref:49">^</a> [49] Al-Dhahabī, 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 20:23–28.
<p id="fn:50"><a href="#fnref:50">^</a> [50] Ibn Nuqṭa al-Ḥanbali al-Baghdādī, al-Taqyīd, 25:499; Abū al-Qāsim Ibn ʿAsākir, Kitāb tārīkh Dimashq (Dār al-Fikr, 1995), 70:25.
<p id="fn:51"><a href="#fnref:51">^</a> [51] Ibn al-ʿImād, Shadharāt al-dhahab, 10:12
<p id="fn:52"><a href="#fnref:52">^</a> [52] Abū Saʿd al-Samʿānī, Kitāb al-anṣāb (Ibn Taymiyya Library, 1984), 2:297.
<p id="fn:53"><a href="#fnref:53">^</a> [53] Al-Samʿānī, Kitāb al-anṣāb, 2:297.
<p id="fn:54"><a href="#fnref:54">^</a> [54]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2.
<p id="fn:55"><a href="#fnref:55">^</a> [55]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3.
<p id="fn:56"><a href="#fnref:56">^</a> [56]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3.
<p id="fn:57"><a href="#fnref:57">^</a> [57]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3.
<p id="fn:58"><a href="#fnref:58">^</a> [58] Ibn ʿAsākir, Kitāb tārīkh Dimashq, 70:25; Muhammad Zubayr Siddiqi, Hadith Literature: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 (The Islamic Texts Society, 1993), 117.
<p id="fn:59"><a href="#fnref:59">^</a> [59] Al-Sakhāwī, Kitāb al-ḍawʾ al-lāmiʿ, 12:133.
<p id="fn:60"><a href="#fnref:60">^</a> [60]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67.
<p id="fn:61"><a href="#fnref:61">^</a> [61] Amira Naim Abou-Taleb, “Gender Discourse in Kitab al-Tabaqat al-Kubra: Deconstructing Ibn Sa'd’s Portrayal of the Model Muslim Woman” (master's 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2012), AUC Knowledge Fountain, 31.
<p id="fn:62"><a href="#fnref:62">^</a> [62] Abou-Taleb, “Gender Discourse in Kitab al-Tabaqat al-Kubra,” 31.
<p id="fn:63"><a href="#fnref:63">^</a> [63] Abou-Taleb, “Gender Discourse in Kitab al-Tabaqat al-Kubra,” 46.
<p id="fn:64"><a href="#fnref:64">^</a> [64] Nadia El Cheikh, Reading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Islam (Mujadilah, 2024), 2.
<p id="fn:65"><a href="#fnref:65">^</a> [65] Roded, Women in Islamic 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73.
<p id="fn:66"><a href="#fnref:66">^</a> [66] Nadwi, Al-Muḥaddithāt, 141.
<p id="fn:67"><a href="#fnref:67">^</a> [67] Nadwi, Al-Muḥaddithāt, 141.
<p id="fn:68"><a href="#fnref:68">^</a> [68] Nadwi, Al-Muḥaddithāt, 141.
<p id="fn:69"><a href="#fnref:69">^</a> [69]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367.
<p id="fn:70"><a href="#fnref:70">^</a> [70] Al-Dhahabī, Tārīkh al-Islām, 233; Ibn al-ʿImād al-Ḥanbalī, Shadharāt al-dhahab, 3:314.
<p id="fn:71"><a href="#fnref:71">^</a> [71] Nadwi, Al-Muḥaddithāt, 57.
<p id="fn:72"><a href="#fnref:72">^</a> [72] Nadwi, Al-Muḥaddithāt, 57.
<p id="fn:73"><a href="#fnref:73">^</a> [73] George Makdisi, The Rise of Colleges: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in Islam and the Wes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0–41.
<p id="fn:74"><a href="#fnref:74">^</a> [74] Nadwi, Al-Muḥaddithāt, 85.
<p id="fn:75"><a href="#fnref:75">^</a> [75] Stefan Leder, Yāsīn Muḥammad al-Sawwās, and Maʾmūn al-Ṣāgharjī, eds.,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96), “Muqaddima,” 29.
<p id="fn:76"><a href="#fnref:76">^</a> [76] Makdisi, Rise of Colleges, 140–41.
<p id="fn:77"><a href="#fnref:77">^</a> [77] 见附录。Makdisi, Rise of Colleges, 140–41.
<p id="fn:78"><a href="#fnref:78">^</a> [78] Nadwi, Al-Muḥaddithāt, 89.
<p id="fn:79"><a href="#fnref:79">^</a> [79] Leder et al.,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29.
<p id="fn:80"><a href="#fnref:80">^</a> [80]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7.
<p id="fn:81"><a href="#fnref:81">^</a> [81]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6.
<p id="fn:82"><a href="#fnref:82">^</a> [82] Nadwī, al-Wafāʾ bi-asmāʾ al-nisāʾ, 76.
<p id="fn:83"><a href="#fnref:83">^</a> [83] Ibn Nuqṭa al-Ḥanbali al-Baghdadī, al-Taqyīd, 25:499; Ibn ʿAsākir, Kitāb tārīkh Dimashq, 70:25; al-Dhahabī, Kitāb tārīkh al-Islām, 469, 591–600.
<p id="fn:84"><a href="#fnref:84">^</a> [84]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64–68.
<p id="fn:85"><a href="#fnref:85">^</a> [85] Leder et al.,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27.
<p id="fn:86"><a href="#fnref:86">^</a> [86] Huda Lutfi, “Al-Sakhawi’s Kitab al-Nisaʾ as a Source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uslim Wome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 A.D.,” The Muslim World 71, no. 2 (1981): 106.
<p id="fn:87"><a href="#fnref:87">^</a> [87] Sayeed, 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52.
<p id="fn:88"><a href="#fnref:88">^</a> [88] Michal Kopeček, Past in the Making: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Central Europe After 1989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p id="fn:89"><a href="#fnref:89">^</a> [89] Geoff Eley, “The Past Under Erasure? History, Mem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6, no. 3 (2011): 556.
<p id="fn:90"><a href="#fnref:90">^</a> [90] Leder et al., Muʿjam al-samāʿāt al-Dimashqiyya, 111, ms. 3778, risāla 7, samāʿ 1 and 7, waraqa 79a and 85b. 引用于 Nadwi, Al-Muḥaddithāt, 76.
 
朱德·埃尔齐克 (Jude Elziq)
 
特约撰稿人
 
朱德·埃尔齐克是剑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她的研究方向旨在探讨伊斯兰历史中女性学者的角色。她拥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以及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社会研究与公共政策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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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q, J. (2026). 《伊斯兰历史中的女性学者:重审其关键作用》(Female Scholars in Islamic History: Revisiting Their Pivotal Role). 雅琴伊斯兰研究院.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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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是如何运作的?新手指南

# 斋月是如何运作的?新手指南
 
**原文链接:**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guide
 
关于此话题的更多内容,请参阅《斋戒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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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作为一名新穆斯林,或者是重新开始践行信仰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斋月(Ramadan)封斋似乎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对许多人来说,在白天的时间里不吃不喝、不与配偶亲密,听起来既精疲力竭甚至有些痛苦。
 
幸运的是,斋月是一项集体活动,涉及穆斯林社区中的每一个人。
 
你不仅会有主内的兄弟姐妹来帮助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的身体适应了禁食期后,你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容易。
 
当你收获斋戒的精神果实——亲近安拉 ﷻ、对社区的亲和力,以及在你结束斋月时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因为在安拉 ﷻ 的恩典下,你已成为一个比开始时更好的人——这一点尤为真实。
 
斋月是伊斯兰历(回历)中的一个阴历月份。
 
它与世界通用的格里历(公历)并不重合,因为阴历年比阳历年稍短。
 
阴历历法还将下一天开始的时间定在日落,而非午夜12点。
 
伊斯兰教中所有重要的日子,包括朝觐(Hajj),都是基于伊斯兰阴历。
 
这些天体都是安拉 ﷻ 创造能力和旨意的迹象。
 
正如安拉 ﷻ 所言:
 
> “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以月亮为借光的,并为月亮规定阶段,以便你们计算年数和历法。安拉创造这些,只是为了展示真理。他为有知识的民众解释这些迹象。”(《古兰经》10:5) [1]
 
既然如此,斋月的开始是由当地穆斯林权威机构根据新月的观测情况宣布的。
 
对于生活在斋月不被视为法定假期的国家的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但安拉 ﷻ 只要求你在他安置你的地方尽力而为。
 
本文旨在为新穆斯林、新近开始践行信仰的穆斯林,以及事实上所有可能从这些提醒中受益的穆斯林提供指南,因为“提醒确实有益于信士”。 [2]
 
你将了解一般斋戒的美德、这项实践的精神实质、我们为什么要斋戒,以及所追求的道德、心理和精神成果。
 
斋戒不仅是斋月期间的伊斯兰支柱,在斋月之外也是如此,因此你将了解到一些你可以自愿封斋的日子,以获得巨大的报酬。
 
你将了解斋月的美德,以及在斋月期间鼓励进行的额外崇拜行为,如诵读《古兰经》和慷慨施舍。
 
你将了解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即善功加倍的关键冲刺阶段,以及“高贵的夜晚”(*Laylat al-Qadr*),在这一夜的崇拜所获得的报酬相当于一千个月的崇拜。
 
你将了解到在这个月培养的好习惯如何延续到斋月之后,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穆斯林信士,并让你更接近你所挚爱的主。
 
最后,你将了解开斋节(*ʿĪd al-Fiṭr*)的礼仪,这是两个主要的伊斯兰节日中的第一个,社区在这一天庆祝斋戒结束,并祈求安拉 ﷻ 承领我们在这一吉庆月份所做的一切善功。
 
## 斋戒的精神
 
如果不受信仰和理性的光芒约束,人类的欲望(私欲)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
 
为了将你从“自我”中拯救出来,安拉 ﷻ 命令我们为他而斋戒。
 
斋戒(*ṣiyām* 或 *ṣawm*)一词源于意为“戒除”的词根。
 
在伊斯兰背景下,斋戒是指在白天时间,即晨礼(*Fajr*)和昏礼(*Maghrib*)之间,戒除食物、饮水和性行为,同时特别注意避免所有大罪和小罪。
 
安拉 ﷻ 解释了斋戒的目的,说道:
 
>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曾为往民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古兰经》2:183) [3]
 
之前的先知们也教导他们的民族斋戒,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直到今天仍以某种形式践行斋戒。
 
在伊斯兰教中,斋戒的重点是在心中培养“敬畏”(*taqwā*)。
 
*Taqwā* 源于意为“保护”或“屏蔽”的词根。
 
具体来说,它是指一个人害怕违背安拉 ﷻ 的品质,因为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免受他的惩罚。
 
这是一种健康的敬畏——一种虔诚的敬畏,不应导致瘫痪般的焦虑或恐慌,因为它总是与希望保持平衡。
 
我们的随心所欲和冲动行为可能导致我们违背安拉 ﷻ,但正是这种敬畏感帮助我们自我克制。
 
安拉 ﷻ 说:“至于怕站在他的主面前,且禁戒私欲的人,乐园确是他的归宿。” [4]
 
斋戒训练我们推迟最基本的人类本能——进食和饮水,从而使我们整体上更容易抵御罪恶的诱惑。
 
安拉的使者 ﷺ 这样描述斋戒的伟大:
 
> “安拉 ﷻ 说:‘阿丹子孙的每项功课都是为了他自己,唯有斋戒例外。它是为了我,我将亲自奖赏它。’斋戒是盾牌,当你们中有人斋戒时,他不可说污言秽语,不可大声喧哗。如果有人辱骂他或与他争斗,让他说:‘的确,我在斋戒。’以穆罕默德灵魂所属的主发誓,斋戒者口中的气味,在安拉 ﷻ 看来比麝香的味道还要芬芳。” [5]
 
当安拉 ﷻ 说斋戒是为了他时,这凸显了这项崇拜行为的特殊性。
 
其他人可以看到你礼拜、施舍和朝觐,但没有人真正知道你是否*真的*在斋戒。
 
这是你与主之间的秘密;因此,它需要极大的诚敬。
 
当一位圣门弟子问道:“安拉的使者啊,请告诉我一项我可以做的功课,”先知 ﷺ 回答说:“你当斋戒,因为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 [6]
 
真正的斋戒能产生“敬畏”,并最终成为你与罪恶之间的坚实屏障,或者如先知 ﷺ 所言:“斋戒是抵御火狱的盾牌,就像你们在战场上的盾牌一样。” [7]
 
斋戒增强了你控制冲动的能力,但在斋戒期间控制你的舌头(言语)同样重要。
 
先知 ﷺ 曾告诉他的弟子们:“斋戒是一面盾牌,只要你们不损坏它。”
 
他们问:“如何损坏它?”
 
先知 ﷺ 说:“通过谎言或背谈。” [8]
 
在斋戒时,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不要说任何虚假或恶意的话。
 
先知 ﷺ 说:“真的,斋戒不仅是戒除饮食。相反,斋戒是戒除虚妄和污秽。如果有人辱骂你或对你做出愚蠢的行为,那么请说:‘的确,我在斋戒。’” [9]
 
他还说:“当你们中有人在早晨醒来并开始斋戒时,他不应使用污秽的语言或行为愚蠢。” [10]
 
他还说:“斋戒时不要辱骂任何人。如果有人辱骂你,请说:‘的确,我在斋戒。’如果你正站着,那就坐下。” [11]
 
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愿主喜悦之,公元634-644年在位)证实了这一理解,他说:“斋戒不仅是戒除饮食。相反,它是戒除谎言、虚伪、妄谈和发誓。” [12]
 
你不能忽视斋戒这最重要的目的,就像你不能忽视礼拜的预期结果一样;否则,它就有可能变成另一种空洞的仪式。
 
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在斋戒时不断绝恶言恶行,安拉不需要他断绝饮食。” [13]
 
他警告说:“有的人封斋,除了饥饿之外,从斋戒中一无所得。有的人夜间礼拜,除了疲劳之外,从礼拜中一无所得。” [14]
 
背谈,即在他人背后说坏话,是最危险的罪恶之一,因为散布流言蜚语很容易成为一种习惯。
 
事实上,伊玛目易卜拉欣·纳哈伊警告说:“前辈们曾说,不诚实会破坏斋戒。” [15]
 
说谎可能不会在形式上“破坏”斋戒,但它肯定会破坏其精神。
 
高质量礼拜和斋戒的关键是“诚敬”(sincerity),即内在成分与外在动作相匹配。
 
由于舌头所出的言论反映了内心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自己的言论来保护我们的斋戒。
 
为此,伟大的追随者(*tābiʿī*,即认识圣门弟子的那一代人)穆贾希德(公元722年卒)会说:“谁能远离两种特征,谁就能确保自己的斋戒:背谈和谎言。”
 
记录这段叙述的伊玛目白哈基(公元1066年卒)补充道:“正如一个人保护他的斋戒不受不当行为的侵害一样,一个人必须在斋月期间尽力顺从安拉 ﷻ。” [16]
 
斋戒的日子是极高度戒备的日子,我们应当格外小心地尽力而为,甚至要避免表面上微小的缺点。
 
当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在斋戒期间更加集中注意力。
 
正如伟大的追随者阿布·阿利耶(公元711年卒)所说,这就像在一天中进行长时间的礼拜,“斋戒者只要不背谈任何人,就一直处于崇拜状态,即使他正躺在床上睡觉。” [17]
 
换句话说,斋戒的日子不应该感觉像平常的日子。
 
圣门弟子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主喜悦之)给了我们这样的建议:
 
> “当你斋戒时,让你的听觉、视觉和舌头也同样戒除谎言和罪恶,并避免伤害你的仆人。相反,你在斋戒之日必须保持庄重和冷静。不要让你不斋戒的日子和斋戒的日子看起来是一样的。” [18]
 
除了你自己之外,另一个重点是斋戒旨在提醒我们饥饿和贫困的感觉。
 
一些前辈曾被问及:“为什么要设立斋戒?”
 
他们回答说:“为了让富人品尝饥饿,从而不会忘记饥饿的人。” [19]
 
当哈里发马蒙(公元813-833年在位)被问及类似问题时,他回答道:
 
> “全能的安拉 ﷻ 知道贫困者承受着怎样的剧烈饥饿,因此他让富人履行斋戒,以便他们必然会品尝到饥饿的滋味,从而不会忘记贫困者的剧烈饥饿。” [20]
 
全世界有许多人生活在粮食或水源不安全的状态下;也就是说,他们挨饿并非出自选择。
 
当你我在斋戒时感到饥饿难耐,这应当提醒我们这些人所遭受的痛苦,并激励我们为他们的事业捐款。
 
斋戒应当在我们心中灌输同情心!
 
斋月通常是穆斯林唯一被义务要求斋戒的时间,但先知 ﷺ 也会在全年的不同时间斋戒。
 
他建议他的追随者根据自己的能力,每月斋戒三天。
 
先知 ﷺ 对他的一位弟子说:“阿布·扎尔啊,如果你要每月斋戒三天,那么就在第十三、十四和十五天斋戒。” [21]
 
他还说:“我告诉你们什么能消除内心的杂质吗?那就是每月斋戒三天。” [22]
 
每周一和周四斋戒也是圣行(Prophetic practice,即先知的做法),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正如先知 ﷺ 所说:“善功在周一和周四被呈献给[安拉 ﷻ]。因此,我喜欢我的善功在我斋戒时被呈献。” [23]
 
先知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公元678年卒)说,他热衷于在周一和周四斋戒。 [24]
 
除了斋月之外,全年中还有其他一些被推荐但非义务的斋戒时间。
 
阿舒拉日(Ashura)是穆哈兰月(Muharram)的第九天,这是伊斯兰阴历的第一个月。
 
建议在整个月里进行额外的斋戒。
 
先知 ﷺ 说:“斋月之后最好的斋戒是在安拉的月份——穆哈兰月斋戒。” [25]
 
阿舒拉日是安拉 ﷻ 将穆萨(摩西)及其子民从法老手中解救出来的日子,因此他在那一天斋戒以示感谢。 [26]
 
先知 ﷺ 宣布:“阿舒拉日确实是安拉 ﷻ 的日子之一。谁想斋戒,谁就可以斋戒;谁想开斋,谁就可以开斋。” [27]
 
圣门弟子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公元687年卒)报告说:“我没有看到先知 ﷺ 像在阿舒拉日和斋月这样,如此渴望在某一天斋戒并优于其他日子。” [28]
 
同样地,建议在阿拉法特日(Arafa)斋戒,这是朝觐的高潮,只要你自己不是朝觐者。
 
先知 ﷺ 被问及在阿拉法特日斋戒的情况,他回答说:“它将赎取前一年和后一年的罪过。”
 
然后,他被问及在阿舒拉日斋戒的情况,他回答说:“它将赎取过去一年的罪过。” [29]
 
值得注意的是,这指的是小罪,而不是大罪!
 
请记住,适度是成功的崇拜习惯的关键。
 
你斋戒的最高限度(斋月除外)是每隔一天斋戒一次,中间休息一天。
 
这是先知达乌德(大卫,愿主赐他平安)的做法。
 
安拉的使者 ﷺ 解释道:
 
> “真的,安拉 ﷻ 最喜爱的斋戒是达乌德的斋戒,安拉 ﷻ 最喜爱的礼拜是达乌德的礼拜(愿主赐他平安)。他会睡半夜,礼拜三分之一夜,然后再睡六分之一夜。他每隔一天斋戒一次。” [30]
 
这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的自愿崇拜让我们生病、受苦,或者导致我们忽视生计中的其他重要事务,我们可能就做得过头了。
 
圣行是建立一种我们可以维持并以此为基础的、平衡的额外崇拜习惯。
 
先知 ﷺ 有时会告诉他的弟子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专注于每月斋戒三天,或每天进行一次自愿礼拜。
 
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自己(除了安拉 ﷻ),所以由你来打造你获胜的崇拜常规!
 
如你所见,斋戒在外在有一个上限,但它在内在也有其最高峰。
 
这被称为真正的“心灵与思想的斋戒”。
 
杰出的穆斯林神学家和学者阿布·哈米德·伊玛目加扎利(公元1111年卒)详述了斋戒的不同层次:
 
> “须知斋戒有三个等级:凡人的斋戒、精英的斋戒和精英中的精英的斋戒。至于凡人的斋戒,涉及如前所述的克制胃部以满足其欲望。至于精英的斋戒,涉及克制一个人的听觉、视觉、舌头、双手、双脚和所有肢体不犯罪。至于精英中的精英的斋戒,涉及心灵戒除不相称的忧虑和尘世的念头,并使其完全戒除全能安拉 ﷻ 之外的一切。” [31]
 
一些早期的穆斯林这样描述纯粹的“敬畏”(*taqwā*):“一个人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算达到了义的巅峰:如果他把心里的东西放在盘子里,绕着集市走一圈,他也不会对盘子里的任何东西感到羞愧。” [32]
 
这是多么崇高的目标,值得我们多年为此努力!
 
现在,如果最高层次看起来遥不可及,请不要灰心。
 
大多数人在斋戒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使其*只*想到安拉 ﷻ。
 
即便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你的斋戒依然有效且被承领。
#### 泰哈朱德:个人与社会的动力
 
## 开始斋月
 
斋月是你和所有穆斯林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在这个月里,我们每天从晨礼到昏礼期间戒除饮食和性行为。
 
社区每天晚上都会聚集在清真寺进行斋月夜间集体礼拜(*Tarāwīḥ*,泰拉威哈),虽然这是自愿的,但仍被高度推荐。
 
此外,还要更新与《古兰经》的关系,因为《古兰经》的大部分内容是在斋月期间启示的。
 
先知 ﷺ 本人会在这个月里温习安拉 ﷻ 启示给他的一切。
 
斋月充满了无数的恩典供我们利用!
 
安拉 ﷻ 说:
 
> “斋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分别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患病或旅行的人,当依所缺的日数补斋。安拉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以便你们补足所缺的日数,以便你们赞颂安拉引导你们的恩德,以便你们感谢。”(《古兰经》2:185) [34]
 
先知 ﷺ 告诉我们,之前的大多数经书也是在斋月期间启示的:
 
> “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愿主赐他平安)的经卷是在斋月的第一晚降示的。《讨拉特》(旧约圣经)是在斋月过去六晚后降示的,《引支勒》(新约圣经)是在斋月过去十三晚后降示的,《古兰经》是在斋月过去二十四晚后降示的。” [35]
 
当然,正如一般的斋戒有一套自己的礼仪和良好做法一样,斋月也有成功的准则。
 
伊玛目伊本·焦齐解释道:
 
> “斋戒有其礼仪,可以概括为看守外在的肢体和监察内在的念头。一个人应当以真诚的忏悔和相应的决心来迎接斋月。应当在斋月前确立意念(夜间封斋前的举意是必需的),并且必须管住舌头,不言恶语,不背谈他人,因为继续‘吃人肉’(指背谈)的人不算在斋戒。” [36]
>
> “一个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目光不去注视非法的事务,并且必须警惕反复观看,即使那是合法的。” [37]
 
遵循斋月的礼仪,更不用说戒除饮食,需要极大的耐心。
 
事实上,先知 ﷺ 称斋月为“忍耐之月”。 [38]
 
这是你在整个月里都要牢记的核心美德。
 
请记住,休息和解脱将在最后到来。
 
虔诚的前辈之一马立克·本·迪纳尔(公元748年卒)提醒我们:“没有哪项善功前面是没有障碍的。如果一个人能忍耐,他就会冲破障碍获得休息;但如果他被吓倒,他就会退缩。” [39]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进,因为成就的喜悦就在不远处,正如先知 ﷺ 所说:“斋戒者有两个享受宽解的时刻:开斋时他感到欣喜,见到他的主时,他会因自己的斋戒而感到欣喜。” [40]
 
由于斋月是基于伊斯兰阴历,社区通常会在前一个月——舍尔邦月(Shaban)结束时聚集在一起见证新月,以确定第二天是斋月的第一天还是后一天。
 
当先知 ﷺ 确认看到新月时,他会祈祷:“主啊!求你让新月带着吉庆、信仰、平安和伊斯兰降临我们。我的主和你的主都是安拉 ﷻ。” [41]
 
然而,新月可能在某些地区出现而在其他地区不出现。
 
在圣门弟子的时代,叙利亚的居民在斋月后看到了新月,而麦地那的居民却没有,因此他们在不同的日子庆祝开斋节。 [42]
 
正如圣训大师伊玛目铁尔米齐(公元892年卒)所言,学者们一致认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见月标准”。 [43]
 
所以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要与当地의 穆斯林组织保持联系,他们会宣布你所在地区斋月的开始和结束。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穆斯林为此争论,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情况,但不要让这打击你的积极性。
 
先知 ﷺ 喜欢在舍尔邦月斋戒,以此为斋月做准备。 [44]
 
在舍尔邦月,圣门弟子们会补封前一年因病或其他正当理由而漏掉的斋戒。 [45]
 
先知 ﷺ 还鼓励我们在舍尔邦月消除对家人、朋友以及主内兄弟姐妹的任何怨恨,他说:“安拉 ﷻ 在舍尔邦月的月中之夜俯察他的造物,他赦免他所有的造物,唯有以物配主者或满怀恶意者除外。” [46]
 
当我们滋养愤怒,以至于想要伤害他人而非原谅他们时,恶意(*ḥiqd*)就会进入我们的心。
 
根据杰出的马立克学派法学家和法官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拉比(公元1148年卒)的观点,除非我们清除对他人的任何恶意,否则我们的心是不洁净的:“如果内心怀有恶意、嫉妒、骄傲和狂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纯洁的。先知 ﷺ 将‘爱兄弟如爱自己’定为信仰的要求。” [47]
 
这种有害的心灵疾病如果在斋月期间依然存在,真的会拖我们的后腿!
 
一些虔诚的前辈(但并非所有人)会选出舍尔邦月的第15个夜晚进行自愿礼拜,他们会个人或以小规模集体形式进行。 [48]
 
例如,逊尼派伊斯兰教四大法学派之一的创始人伊玛目沙斐仪(公元820年卒)建议在舍尔邦月的第15晚增加向安拉 ﷻ 的祈祷(杜阿)。 [49]
 
然而,后来的穆斯林发明了一些在先知 ﷺ、他的弟子或虔诚前辈中没有任何先例的崇拜行为,例如在清真寺内进行甚至规定了必须完成一百段的仪式礼拜。
 
杰出的沙斐仪学派法学家和圣训学者伊玛目纳瓦威(公元1277年卒)正确地将这些类型的新奇做法称为“应受谴责的异端(异端)”。 [50]
 
这是因为先知 ﷺ 说:“谁做了一件不符合我们准则的行为,那件行为将不被承领。” [51]
 
规则是,具体的宗教崇拜仪式必须被*证明*是宗教的一部分。
 
我们不被允许自己发明仪式。
 
这与社会习俗不同,社会习俗默认是许可的,除非包含某些罪恶的内容。 [52]
 
当在观测到新月后斋月开始时,安拉的使者 ﷺ 会宣布这个月的恩典:
 
> “在斋月的第一晚,众恶魔被锁上,恶魔(jinn)被制伏,火狱的门被关闭,没有一扇门会被打开。乐园的门被打开,没有一扇门会被关闭。天上的呼唤者宣布:‘追求善的人啊,请靠近!追求恶的人啊,请止步!’安拉 ﷻ 将拯救他们脱离火狱,这发生在斋月的每一晚。” [53]
 
一旦这个月开始,你可能会像许多其他穆斯林一样,注意到崇拜的精力和动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那是因为恶魔已经被制伏,你已经获得了对抗他们的优势。
 
罪恶的诱惑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大大减少了。
 
学者们说,这是因为穆斯林既然在更频繁地诵读《古兰经》和礼拜,就不太倾向于屈服于他们不成熟的欲望,此外还有其他解释。 [54]
 
这是一个属于“幽冥(Unseen)”范畴的问题,所以只有安拉 ﷻ 真正知道恶魔是如何被锁上的,但我们仍然知道这是事实,并且可以体验到它的效果。
 
## 斋戒之月
 
封斋在晨礼(*Fajr*)宣告后不久开始。
 
强烈建议吃封斋饭(*Suḥūr*)。
 
先知 ﷺ 说:“你们应当吃封斋饭,因为封斋饭中确有吉庆。” [55]
 
他会邀请他的圣门弟子在清晨用餐,说:“来享用吉庆的饭食吧!” [56]
 
他警告我们不要放弃它,即使我们只吃一小口或喝一口水,正如他所说:“封斋饭是吉庆的饭食,所以不要放弃它,即使你只喝一口水。真的,安拉 ﷻ 和他的天使们会赐福给吃封斋饭的人。” [57]
 
一般可以推断出,建议每天至少吃两顿饭,因为即使在斋戒的日子,我们也应当吃一顿简单的早餐。
 
当然,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因此人们可能需要不同的常规,特别是针对不寻常的健康问题。
 
当听到晨礼的第一声唤礼(宣礼)时,你可以继续进食直到吃完你那份。
 
先知 ﷺ 说:“当你们中有人在吃封斋饭时听到唤礼,而器皿还在他手中,让他不要放下,直到他满足自己的需要。” [58]
 
资深圣门弟子宰德·本·萨比特(公元683年卒)曾与先知 ﷺ 一起吃封斋饭,因此他被问到:“两次唤礼之间隔了多久?”
 
宰德说:“时间足够诵读《古兰经》中的五十节经文。” [59]
 
这意味着在你听到第一声唤礼后,你还可以继续饮食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沙斐仪、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公元855年卒)和伊萨克·本·拉哈威(公元853年卒)等伟大的伊玛目都鼓励利用这段短暂的机会之窗。 [60]
 
一旦发出宣告礼拜开始的第二声唤礼,就绝对是停止的时间了。
 
如果你在听不到唤礼的地方,你可以遵循当地穆斯林组织估算的时间表。
 
在昏礼的第一声唤礼后,你可以恢复进食、饮水以及与配偶的亲密关系。
 
日落时分用来开斋的那顿饭叫做开斋饭(*Ifṭār*)。
 
斋戒时间超过安拉 ﷻ 规定的限度并不会有额外的报酬。
 
事实上,你一旦被允许开斋就立即开斋,所获得的报酬反而更多!
 
先知 ﷺ 说:“只要我的民族抢先开斋并延长封斋饭的时间,他们就会一直处于美德之中。” [61]
 
穆斯林习惯在清真寺或家庭聚会中一起享用开斋饭。
 
这是社区拉近彼此距离的大好时机。
 
一些清真寺甚至会选择不同的夜晚来展示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不同菜肴。
 
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在吃封斋饭或开斋饭时做得过头,吃得太多、太快或太油腻。
 
封斋一整天后,你的胃会稍微收缩,因此塞满食物会让你感到不适。
 
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用食物填满胃的三分之一,用水填满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空,正如安拉的使者 ﷺ 所说:
 
> “阿丹子孙所填满的最恶劣的容器莫过于他的胃,其实他只要吃几口能挺直腰杆的食物就足够了。如果他做不到,那么他可以用三分之一装食物,三分之一装饮水,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给空气。” [62]
 
如果你在斋月期间以及全年都遵循这一规则,你会更健康、更强壮、更精瘦,感觉也会更好。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如果你饮用大量含咖啡因的饮料,如茶或咖啡,你应该在斋月前一个月左右开始减量。
 
一些新手在斋戒时感到剧烈头痛,并不是因为缺乏食物或水,而是因为缺乏咖啡因!
 
白天的饮食和性行为会破坏你的斋戒,所以除非你有正当理由,否则你需要在以后补封或缴纳一定数额的施舍,具体取决于你的情况。
 
如果你因遗忘而不经意地破坏了斋戒,你不需要补封或补偿,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在斋戒时因遗忘而饮食,让他完成他的斋戒,因为那是安拉 ﷻ 让他吃喝了。” [63]
 
因病或旅行而开斋是许可的。 [64]
 
斋戒时,先知 ﷺ 曾不带私欲地亲吻他的妻子,就像在脸颊上轻轻亲吻一样,所以这也是允许的。 [65]
 
所有这些宽容都是基于安拉 ﷻ 的话:“安拉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 [66]
 
如果孩子能够做到,也可以斋戒,但斋戒只对成年人是强制性的。 [67]
 
让孩子封斋至少几天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会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适应。
 
斋月是你获得安拉 ﷻ 宽恕的最好机会,因为斋戒和礼拜会弥补之前的罪恶和不足。
 
先知 ﷺ 说:“五番拜、主麻到主麻、斋月到斋月,将赎取它们之间的罪恶,只要避开大罪。” [68]
 
他还说:“谁因信仰并寻求赏赐而封斋月之斋,他之前的罪恶将被赦免。” [69]
 
斋月的每一天都是获得救赎的机会,正如先知 ﷺ 所说:“真的,安拉 ﷻ 在开斋时有他所救赎的人,而且那是发生在每一晚。” [70]
 
在开斋时,你的祈祷(杜阿)一定会被允准,正如他告诉我们的:“真的,安拉 ﷻ 在斋月的每一昼夜都有他所救赎的人。他们中的每个仆人都有一个会被允准的祈求。” [71]
 
## 泰拉威哈(*Tarāwīḥ*)礼拜
 
在斋月的每个夜晚进行的自愿性“泰拉威哈”礼拜,因其赎罪价值而被高度强调,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因信仰并寻求赏赐而在斋月的夜晚礼拜,他之前的罪恶将被赦免。” [72]
 
它们习惯上在清真寺集体进行,但你也可以在家里礼。
 
学者们对于是在清真寺还是在家里进行泰拉威哈礼拜更好存在分歧,但这可能取决于个人的情况。 [73]
 
如果集体的支持能让你更容易坚持,那么在清真寺进行可能更好;如果你觉得在清真寺礼拜会诱发你“炫耀”自己的崇拜行为(这会有损你的诚敬心),或者如果你有其他让出门变得困难的义务,那么在家里礼拜可能更好。
 
学者们对于泰拉威哈礼拜包含多少段(*rakaʿāt*)也存在分歧,他们中有的偏好11段长段礼拜,有的则偏好高达36段的短段礼拜。
 
然而,根据谢赫·伊斯兰·伊本·泰米叶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有效的选项:
 
> “至于斋月的夜间礼拜,如果是根据阿布·哈尼法、沙斐仪和艾哈迈德的学派礼20段,或者是根据马立克的学派礼36段,或者是礼13段或11段,那么正如伊玛目艾哈迈德所提到的那样,他都做得很好,因为没有理由反对。因此,是增加还是减少段数取决于礼拜的长度。” [74]
 
伊玛目艾哈迈德解释了学者们产生分歧的原因:“这已在各种方式中被报道,先知 ﷺ 并没有为其固定任何段数。” [75]
 
因此,你所参加的清真寺通常礼多少段,你照做完全是有效的。
 
就像见月的问题一样,你可能会看到穆斯林争论应该礼多少段,但同样,不要因此而灰心。
 
如果你感到累了,没有必要全程参与泰拉威哈礼拜。
 
请记住,它是自愿的。即使只是简短地参加也是非常有功德的。
 
但是,与领拜师(伊玛目)一起完成整个礼拜会有*巨大的*报酬。
 
先知 ﷺ 说:“真的,谁在斋月里与领拜师一起礼拜直到结束,这将被记录为他礼了整个夜晚。” [76]
 
想象一下,你只需礼一个小时,就能获得像一直礼到天亮那样的报酬!
 
在形式和精神上践行斋月,可以让你进入与烈士同等的义人行列——烈士是为服务安拉 ﷻ 而献出生命的人。
 
曾有一人来到先知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如果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而你是安拉的使者;我履行五番拜,缴纳天课(法定施舍),并封斋月之斋且在其中礼拜。你认为我将属于哪类人?”
 
先知 ﷺ 说:“属于诚实者和烈士之列。” [77]
 
在另一次场合,资深圣门弟子泰勒哈·本·欧拜杜拉(愿主喜悦之,公元656年卒)讲述了关于两个改信伊斯兰教的兄弟的故事。
 
其中一人在战斗中殉职,另一人多活了一年。
 
泰勒哈说:“我梦见了乐园,我看到那个活得更久的人比烈士先进入了乐园。我对此感到惊讶,所以当我醒来时,我向先知 ﷺ 提到了这件事。”
 
先知 ﷺ 回答说:“在他之后,他难道没有封斋月的斋吗?而且他全年在礼拜中进行了六千多次叩头吗?” [78]
 
第二个兄弟比他殉难的兄弟高出一个等级,因为他活到了可以多礼拜并多封一次斋月的斋!
 
虽然真正的殉道(并非简单地自寻死路)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美德,但对信士来说,长寿总是更好的。
 
先知 ﷺ 被问及:“安拉的使者啊,谁是最好的人?”
 
先知 ﷺ 回答说:“寿数长且善功多的人。” [79]
 
他还说:“你们中任何人都不要祈求死亡,也不要在死期来到之前召唤它。当你们中有人去世时,他的善功就结束了。真的,信士的生命只会增加善功。” [80]
 
## 《古兰经》之月
 
斋月是《古兰经》之月,因为大部分经文都是在这个月降示的。
 
圣门弟子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公元678年卒)报告说:“先知 ﷺ 每年斋月都会温习一次《古兰经》,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温习了两次。” [81]
 
为此,许多穆斯林会在这个月将整本《古兰经》从头到尾诵读一遍、两遍或更多遍。
 
清真寺里的领拜师在泰拉威哈礼拜期间读完一整本《古兰经》也是典型的做法。
 
在大声诵读《古兰经》是仪式礼拜的一部分的同时,它也是礼拜之外一项基本的崇拜行为。
 
学者们曾说,诵读《古兰经》是记念安拉 ﷻ 最伟大的单一功课。 [82]
 
换句话说,诵读《古兰经》是最好的自愿崇拜行为,甚至比用你可能学过的简单、非正式的祈祷文记念安拉 ﷻ 还要好。
 
那是因为《古兰经》不仅包含那些祈祷文,还包含更多!
 
《古兰经》是我们通向安拉 ﷻ 的生命线,也是与他保持良好关系的首要手段。
 
不仅如此,对《古兰经》的虔诚有助于穆斯林社区团结一致,并能让我们正确看待那些微小的分歧。
 
安拉 ﷻ 说:
 
> “你们当全体坚持安拉的绳索,不要分裂。你们当铭记安拉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他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你们原是在火坑的边缘上,是他使你们脱离那个火坑。安拉如此为你们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你们遵循正道。”(《古兰经》3:103) [83]
 
这些话语是安拉 ﷻ 直接的言论,是专门对你说的。
 
这就好像安拉 ﷻ 在亲自对你讲话。
 
当你诵读《古兰经》时,你是在与你的主和造物主进行独一无二的交流。
 
安拉 ﷻ 的经典是如此伟大,以至于即使是大山也会在它面前崩塌,正如他所言:“假若我把这部《古兰经》降示在一座大山上,你必定看见那座山因畏惧安拉而成为谦卑的、崩溃的。这些譬喻,是我为众人而设的,以便他们省悟。” [84]
 
同样,当我们用原始语言阅读他那些充满深度和力量的话语时,我们的心会在对安拉 ﷻ 的崇敬和敬畏中臣服。
 
因此,坚守经典是最好的信士的特征。
 
先知 ﷺ 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那些学习《古兰经》并教导它的人。” [85]
 
他曾对他的同伴们说:“真的,安拉 ﷻ 在人类中有他自己的亲近者。”
 
他们问:“安拉的使者啊,他们是谁?”
 
先知 ﷺ 回答说:“他们是《古兰经》的人(经常诵读和践行的人),是安拉 ﷻ 的亲近者和他所选拔的人。” [86]
 
这不仅指教书的专业诵经家,也指任何有能力分享伊斯兰智慧的人。
 
正如先知 ﷺ 所说:“哪怕只有一节经文,也要代我传达。” [87]
 
仅仅一节经文就能对我们和听到它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名新穆斯林,你很可能需要从零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以便为你的礼拜背诵一些《古兰经》。
 
阅读优质的译本并没有错,正如安拉 ﷻ 所言:“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派出的使者,都是用他的宗族的语言(去宣教)的,以便他为他们阐明(教义)。” [88]
 
学习阿拉伯语确实是一个挑战,但不要灰心。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 “诵读并熟背《古兰经》者的榜样,是与‘高尚而正义的记录天使’在一起的。” [89]
>
> “虽然诵读《古兰经》对他来说很困难,但他仍致力于此的人,将获得双倍的报酬。” [90]
 
如果你在学习《古兰经》的语言时感到吃力,请放心,你正获得*两份*报酬。
 
第一份是因为你学习安拉 ﷻ 的经典,这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思议的美德。
 
第二份是因为你为学习安拉 ﷻ 的经典付出了*努力*。
 
这样的人属于“高尚而正义的记录天使”之列,即天上的天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挣扎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直到言辞能流利地从你的舌尖滑过,正如安拉 ﷻ 所言:“我确已使《古兰经》易于记诵,有接受劝诫的人吗?” [91]
 
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穆斯林已经将整本《古兰经》从头到尾熟记于心,这再次证明了安拉 ﷻ 话语中的神迹。
 
在安拉 ﷻ 的帮助下,你当然也能在你的背诵旅程中取得成功!
 
为了进一步激励你,请知晓有许多报酬在等待着诚敬的诵读者,无论是在今世还是在后世。
 
你诵读的每一个字母都会被记下十件善功,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诵读了安拉 ﷻ 经典中的一个字母,他将获得一件善功,而一件善功以十倍计。我不说‘*Alif Lām Mīm*’是一个字母,而是‘*Alif*’是一个字母,‘*Lām*’是一个字母,‘*Mīm*’是一个字母。” [92]
 
仅仅每天花十分钟诵读,你就能积累成千上万件善功!
 
此外,天使们会拜访你并为你祈祷,为你降下平安与宁静。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 “只要人们聚集在安拉 ﷻ 的殿堂里,诵读并共同研究安拉 ﷻ 的经典,宁静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仁慈就会笼罩他们,天使就会环绕他们,安拉 ﷻ 也会在亲近他的众神灵面前提及他们。” [93]
 
先知 ﷺ 说:“你必须诵读《古兰经》并记念全能的安拉 ﷻ,因为你将在天上被提及,并在地上拥有光亮。” [94]
 
除了被天上的居民赞美外,你在乐园中的等级也会随着你熟记的每一节经文而提升。
 
先知 ﷺ 说:“将会对《古兰经》的同伴说:‘诵读并上升吧,就像你在世上诵读的那样!真的,你的品位取决于你诵读的最后一节经文。’” [95]
 
这是对“《古兰经》同伴”的报酬,即那些在经书上花费了大量时间的人。
 
清晨、礼拜后、睡觉前以及任何时候都有经文可以诵读。
 
理想情况下,你应该全天都带着《古兰经》。
 
## 施舍之月
 
斋月期间也强烈鼓励施舍和慷慨给予。
 
圣门弟子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公元687年卒)说:
 
> “安拉的使者 ﷺ 是人们中最慷慨的,而他在斋月里当吉布里勒(加百列)天使与他会面时更加慷慨。天使在斋月的每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究《古兰经》。因此,先知 ﷺ 会比沁人心脾的和风更加慷慨。” [96]
 
施舍不仅仅指金钱成分。
 
安拉 ﷻ 赐予我们许多其他的恩典,如健康、时间和精力,为了他,我们可以将这些“花费”在他人身上。
 
每当我们以伊斯兰的名义花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时,安拉 ﷻ 就会在今世、更重要的是在后世以报酬“回赐”我们。
 
正如安拉 ﷻ 所言:“信道的人们啊!在那个既无买卖,又无友谊,也无说情之日来临以前,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财物。” [97]
 
正如先知 ﷺ 在神圣圣训(Sacred Tradition)中所说:“安拉 ﷻ 说:‘阿丹的子孙啊,你们施舍吧,我就施舍给你们。’” [98]
 
因此,给予比接受更好,正如先知 ﷺ 亦云:“上层的手优于下层的手。上层的手是施予的手,下层的手是索取的手。” [99]
 
然而,你必须在花费上适度,不要让你的热忱驱使你陷入贫困。
 
如果施舍毁掉了你或你的家庭,那么这种施舍可能就过头了。
 
安拉 ﷻ 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也不吝啬,谨守中道。” [100]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 “阿丹的子孙啊,把你的盈余拿去施舍对你更好,留着它对你是有害的,但保留生活所需则无可指责。先从你的家眷开始给起,因为上层的手优于下层的手。” [101]
 
所以你有东西可以给予,即使你没有钱!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 ﷺ 说:“每件善功都是施舍。真的,带着喜悦的面容会见你的教胞是一件善事;把你桶里剩下的水倒进你教胞的器皿里也是一件善事。” [102]
 
有一天,一些较贫穷的圣门弟子来到先知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富人们拿走了所有的报酬。他们像我们一样礼拜,像我们一样封斋,而且他们还用多余的财富进行施舍!”
 
先知 ﷺ 说:
 
> “安拉 ﷻ 难道没有为你们开辟施舍的途径吗?每一次赞颂安拉 ﷻ(*Subḥān Allāh*)都是施舍,每一次宣扬他的伟大(*Allāhu Akbar*)都是施舍,每一次赞美他(*Al-ḥamdu lillāh*)都是施舍,每一次宣扬他的独一性(*Lā ilāha illā Allāh*)都是施舍,劝善是施舍,戒恶是施舍,一个人与妻子的亲密行为也是施舍。”
 
然后,他们问:“安拉的使者啊,一个人满足自己的激情也有报酬吗?”
 
先知 ﷺ 回答说:“你们认为如果他以非法的方式满足激情,他不是会背负罪债吗?同样地,如果他以合法的方式满足自己,他将获得报酬。” [103]
 
每当你向其他穆斯林提及安拉 ﷻ 时,你就提醒了他们想起安拉 ﷻ,从而给了他们施舍!
 
为此,先知 ﷺ 问他们:“我告诉你们谁是你们中最优秀的人吗?”
 
他们说:“当然!”
 
先知 ﷺ 回答说:“是那些一旦被看见,就能让你想起安拉 ﷻ 的人。” [104]
 
甚至将你的行为保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比如对配偶保持忠诚,也是一种施舍。
 
照顾你的家庭和家务——这是一项基本职责——也是一种施舍,正如先知 ﷺ 所说:“你喂养自己的也是施舍,你喂养孩子的也是施舍,你喂养妻子的也是施舍,你喂养仆人的也是施舍。” [105]
 
甚至照顾好你自己以避免贫困、疾病和对他人的依赖也是施舍,正如安拉的使者 ﷺ 所说:
 
> “当一个人从合法渠道赚取财富并喂养自己,或者给安拉 ﷻ 造物中的另一人穿衣时,这将被视为他的施舍。当一个穆斯林男子没有财力进行施舍时,他应当说:‘安拉 ﷻ 啊,求你赐福给穆罕默德——你的仆人和使者,并求你赐福给信士们和穆斯林们。’如果他说这个,这将被视为他的施舍。” [106]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施舍与金钱无关。
 
先知 ﷺ 说:“谁乐于让安拉 ﷻ 在复生日将他从痛苦中救拔出来,就让他缓解处于困境者或减轻其负担吧。” [107]
 
他还说:“对人有礼貌是施舍。” [108]
 
先知 ﷺ 告诉我们一个因简单的行为而进入乐园的人:“我看到一个在乐园里享受的人,那是因为他砍掉了路上的一棵曾伤害人们的树。” [109]
 
甚至只是不做坏事也是施舍,正如他所说:“克制自己不伤害他人,因为那是你对自己应尽的施舍。” [110]
 
将这种更广泛的施舍概念作为斋月精神的一部分记在心中。
 
在这个月里你所做的*任何*善事都会获得成倍的报酬,正如伊玛目纳瓦威所解释的:
 
> “我们的学者说,在斋月期间,特别是在最后十个夜晚,表现出慷慨并施予恩惠是高度推荐的。通过这样做,我们是在效法安拉的使者 ﷺ 以及我们前辈的榜样。这个月份是受尊崇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功比在任何其他时间都更加吉庆。” [111]
 
## 最后十个夜晚与“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
 
斋月的最后十天和夜晚是最特别的。
 
先知 ﷺ 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报告说:“当斋月的最后十天到来时,先知 ﷺ 会束紧腰带,彻夜礼拜,并唤醒他的家人。” [112]
 
她说:“先知 ﷺ 在最后十晚所付出的崇拜努力比在任何其他时间都要多。” [113]
 
基本上,这是向终点线冲刺的时间!
 
这十个夜晚中最具意义的一个夜晚被称为“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翻译为“前定之夜”或“力量之夜”。
 
在这一夜所做的善功,相当于做了一千个月!
 
安拉 ﷻ 说:
 
> “我在那高贵的夜间确已降示它。你怎能知道那高贵的夜间是什么?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众天使和圣灵受他们的主的允许,在那夜间,为一切事务而降临。那夜间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古兰经》97:1-5) [114]
 
先知 ﷺ 说:
 
> “斋月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全能安拉 ﷻ 规定你们斋戒的吉庆月份。在其中,天堂的门被打开,火狱的门被关闭,恶魔被锁上,其中有一晚胜过一千个月。因此,谁被剥夺了那一晚的福分,他确实是被剥夺了。” [115]
 
他还说:“真的,这个月份已经呈呈现给你们。在其中有一晚胜过一千个月。谁被剥夺了它,谁就被剥夺了所有的福分。只有真正不幸的人才会被剥夺它的福分。” [116]
 
如果有一晚值得你把自己推向极限,那就是这一晚!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高贵之夜”在历法上的确切日期。
 
虔诚的前辈阿布·基拉巴·贾米(公元723年卒)常说:“高贵之夜每年都在斋月的最后十晚中移动。” [117]
 
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每月的某个特定夜晚,如第27晚。
 
但哈菲兹·伊本·凯西尔(公元1373年卒)报告说,马立克(公元179/795年卒)、邵里(公元161/778年卒)和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一致同意它每年都在变化。 [118]
 
先知 ﷺ 曾出来想告诉人们关于“高贵之夜”的消息,但当时有两名穆斯林男子正在互相辱骂。
 
先知 ﷺ 宣布:
 
> “真的,我本想出来告诉你们关于‘高贵之夜’的消息,但有两个人正在互相辱骂。因此,关于它的知识被拿走了,也许这对你们更好。请在最后十晚的第七晚、第九晚或第五晚寻找它。” [119]
 
最终,我们不知道“高贵之夜”会在何时发生,只知道它是最后十晚中的单数之夜。
 
先知 ﷺ 说:“在斋月最后十晚的单数之夜寻找‘高贵之夜’吧。” [120]
 
请注意,伊斯兰阴历在日落时分更替,因此一个偶数日之后,紧接着当晚就是一个单数夜。
 
安拉 ﷻ 知道得最清楚,这一知识对我们隐藏的智慧在于,如果我们想从“高贵之夜”中获益,我们就必须在斋月最后所有的单数之夜努力。
 
如果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它是哪一晚,我们可能会在那个月的其他时间懈怠!
 
随着月份即将结束,你在最后十个夜晚感到疲惫不堪和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试着选出最后七个单数之夜,正如先知 ﷺ 所说:“在最后十晚寻找‘高贵之夜’吧。但如果你们中有人感到虚弱或沮丧,那么不要在剩下的七晚中被击败。” [121]
 
最好的做法是在清真寺或家里进行泰拉威哈礼拜,正如他所言:“谁因信仰并寻求赏赐而在‘高贵之夜’礼拜,他之前的罪恶将被赦免。” [122]
 
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在“高贵之夜”进行崇拜,你在通宵达旦的崇拜之后会体验到一种非典型的宁静和平和感。
 
先知 ﷺ 说:“那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既不热也不冷,太阳在当天的升起时显得通红且微弱。” [123]
 
在最后十个夜晚,如果你觉得有精力做得更多,且你的个人情况允许,你可以在清真寺进行一种叫做“坐守(*iʿtikāf*)”的精神退隐。
 
这涉及留在清真寺里崇拜,除了不可避免的事务外不离开。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告诉我们:“先知 ﷺ 会在斋月的最后十晚在清真寺寻求退隐,直到全能的安拉 ﷻ 使他去世。他的妻子们在他之后继续进行退隐。” [124]
 
伊玛目沙斐仪解释了如何开始:
 
> “谁想效法先知 ﷺ 的榜样,在斋月最后十晚在清真寺进行精神退隐,他应当在第21晚日落前进入清真寺。” [125]
 
我们在斋月所做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赢得安拉 ﷻ 的宽恕并积累善功。
 
因此,我们在整个月里都应该祈求安拉 ﷻ 的宽恕,特别是在寻找“高贵之夜”的时候。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曾问:“安拉的使者啊,如果我知道哪一晚是‘高贵之夜’,在那一晚我该说什么?”
 
先知 ﷺ 回答说:“你说:‘安拉 ﷻ 啊,你确是至恕的。你喜爱赦宥,求你赦宥我吧!’” [126]
 
用阿拉伯语来说,这段祈祷词是:*Allāhumma innaka ʿufuwwun tuḥibb al-ʿafwa fa-a’fu ʿannī*。
 
有关“高贵之夜”的美德和学术讨论的更多细节,请参阅文章《为什么要庆祝高贵之夜?一年中最重要夜晚的意义与美德》 [127] 和《高贵之夜的时间与美德:伊本·伊拉奇对纪念高贵之夜的心灵喜悦》。 [128]
 
## 斋月捐(*Zakāt al-Fiṭr*)
 
斋月的最后功课之一是捐赠一种特别的施舍,称为“开斋捐(*Zakāt al-Fiṭr*)”。
 
这项善功与伊斯兰的第三大支柱“天课(*Zakāt*)”有关,其词根意为“成长”或“净化”。
 
帮助穷人不仅能让我们在信仰中成长,也能让穆斯林社会变得更强大。
 
同样,它能净化我们的心灵,消除贪婪这种心灵疾病。
 
正如安拉 ﷻ 所言:“你当从他们的财物中征收施舍,你借此净化他们,并使他们纯洁。”(《古兰经》9:103) [129]
 
安拉 ﷻ 还说:“最敬畏者,得免于火狱。他以财产施舍,用以净化自己。” [130]
 
先知 ﷺ 说:“施舍可以熄灭罪恶,就像水可以熄灭火一样。” [131]
 
先知 ﷺ 亦云:“谁缴纳了他财产的天课,他的邪念就将离他而去。” [132]
 
事实上,从施舍中获得快乐是信仰的乐趣之一,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做了三件事,谁就能品尝到信仰的甜美:只崇拜安拉 ﷻ,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且每年带着愉悦和赤诚的心缴纳他财产的天课。” [133]
 
“开斋捐”是以一种叫做“撒(*ṣā’*)”的单位直接捐给贫困者的,约合三公斤的主食。
 
圣门弟子阿卜杜拉·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之,公元693年卒)报告说:
 
> “安拉的使者 ﷺ 规定在斋月结束时缴纳施舍,其分量是一份椰枣或大麦,对象包括穆斯林中的奴隶与自由人、男性与女性、年幼者与年长者。先知 ﷺ 命令在人们出去进行节日礼拜之前缴纳。” [134]
 
圣门弟子阿布·赛义德·库德里(愿主喜悦之,公元693年卒)补充道:“我们会为开斋捐带来一份食物,或者一份大麦,或者一份椰枣,或者一份奶酪,或者一份葡萄干。” [135]
 
既然 *Zakāt* 一词意味着净化,那么这项特别的施舍就是对我们在这个月里失误的赎罪,正如伊本·阿巴斯所言:
 
> “安拉的使者 ﷺ 规定‘开斋捐’是作为封斋者在虚妄言行后的净化,也是给穷人的食物。谁在节日礼拜前缴纳,它就是被承领的天课。谁在节日礼拜后缴纳,它就属于自愿施舍。” [136]
 
伟大的伊玛目艾哈迈德的老师瓦基·本·贾拉(公元812年卒)提供了这样一个比喻:“开斋捐之于斋月,就像礼拜中的‘忘中叩头’之于礼拜。它弥补了斋戒中的不足,就像叩头弥补了礼拜中的不足一样。” [137]
 
如果我们在礼拜中犯了一个小错(正如我们所有人都会犯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补齐“忘中叩头”来补偿。
 
同样地,我们可以通过缴纳开斋捐来补偿我们在斋月期间的一些过失。
 
你应该尽量将开斋捐尽可能直接地交给贫困者,甚至在清真寺里亲手递交。
 
然而,根据伊玛目纳瓦威的观点,将其捐给穆斯林权威机构(如果你住在穆斯林国家)或可靠的穆斯林慈善机构(由他们进行妥善分配)也是许可的,但“由本人亲自递交比这一切都更好”。 [138]
 
伊玛目伊本·古达迈澄清说,建议“在产生义务的国家缴纳”; [139] 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度过斋月结束时所在的任何地方。
 
穆斯林应当支持当地社区,因此请提前做好准备,在节日礼拜前一两天缴纳你的开斋捐。
 
## 开斋节(*ʿĪd al-Fiṭr*)
 
你刚刚完成了斋月的斋戒,所以现在是狂欢的时间了!当然是以清真(*halal*)的方式。
 
斋月结束时的庆祝活动被称为“开斋节”(*ʿĪd al-Fiṭr*)。
 
*fiṭr* 一词意为“开斋”,就像 *ifṭār* 一词一样。
 
朝觐结束时的庆祝活动被称为“古尔邦节”(*ʿĪd al-Aḍḥā*),*aḍḥā* 一词意为“牺牲”,因为在这一天人们会人道地宰杀牲畜,并将肉分发给往往吃不起肉的穷人。 [140]
 
在这些日子里,你实际上是被禁止斋戒的,因为这是休息和放松的时间!
 
先知 ﷺ 描述这些日子为“伊斯兰教胞的庆典,因此它们是吃喝的日子。” [141]
 
先知 ﷺ 所承认的宗教节日只有开斋节和古尔邦节。
 
当先知 ﷺ 到达麦地那后,他发现人们正在庆祝两个节日,于是问:“这两个是什么日子?”
 
他们说:“我们在蒙昧时期(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庆祝这两个日子。”
 
先知 ﷺ 说:“真的,安拉 ﷻ 已经用两个更好的日子替换了这两个日子:古尔邦节和开斋节。” [142]
 
文化节或非宗教节日可能是一个灰色地带,穆斯林对于是否参与通常存在分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在先知圣行中被合法承认的这两个庆典外,没有其他的(宗教)节日。
 
节日的早晨以清真寺内的特别礼拜开始,通常在晨礼后不久进行,随后是简短但非强制的讲演(虎图白)。
 
在斋月过后的那一天,先知 ﷺ 在去清真寺礼拜前一定会先吃点东西,通常是椰枣。 [143]
 
建议穿着你最好的衣服去清真寺和其他节日聚会。 [144]
 
例如,先知 ﷺ 曾习惯在节日当天穿着一件带红色条纹的斗篷。 [145]
 
圣门弟子伊本·欧麦尔同样会在两个节日里穿上他最好的衣服。 [146]
 
你也应当保持整洁大方,因为这些不仅是普通的子日。
 
伊本·欧麦尔在离开家去清真寺礼拜前会进行仪式沐浴(*ghusl*)。 [147]
 
学者们仍建议即使你不能参加节日礼拜也应洗个澡。 [148]
 
在走向清真寺的过程中以及在寺内时,鼓励会众不断地赞颂安拉 ﷻ(即念诵 *Allāh Akbar*,赞主至大),正如安拉 ﷻ 所言:“以便你们赞颂安拉引导你们的恩德,以便你们感谢。” [149]
 
伊本·欧麦尔在去礼拜的路上一直高声念诵这些记念词,直到领拜师到来。 [150]
 
众所周知,他在遵循圣行方面非常严格,因此他这类行为通常被认为直接基于先知的教导。
 
赞颂安拉 ﷻ 的传统公式如下:*Allāh Akbar, Allāh Akbar, Allāh Akbar, lā ilāha illā Allāh, Allāh Akbar, Allāh Akbar, wa li-Allāhi al-ḥamd*,意为:“安拉至大,安拉至大,安拉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至大,安拉至大,万赞归于安拉。”
 
推荐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参加节日礼拜,即使是在月经期间的妇女。圣女弟子乌姆·阿提耶报告说:
 
> “我们被命令在节日那天出来,甚至是让年轻女子和在经期的妇女走出家门。我们会站在男人们身后,与他们一起赞颂安拉 ﷻ 的伟大,与他们一起向安拉 ﷻ 祈求,希望能获得那一天的福祉及其对罪恶的净化。” [151]
 
学者们对于节日礼拜是坚定的个人义务、集体义务还是受强调的自愿推荐存在分歧。
 
尽管如此,它是圣行的一部分,所以除非你有正当理由不去,否则你应该参加。
 
毕竟,这是一个充满福分和希望的日子,所以不要错过!
 
在讲演结束后,穆斯林会互相祝贺,并祈求安拉 ﷻ 承领每个人在整个斋月期间所做的善功。
 
圣门弟子阿布·乌马迈(愿主喜悦之,公元700年卒)和其他人过去常常互相说:“愿安拉 ﷻ 承领我们和你们的善功。” [152]
 
虽然没有报道说先知 ﷺ 本人说过这话或规定过这话,但这是由圣门弟子实践并被伊玛目艾哈迈德等著名学者所接受的。 [153]
 
最后,先知 ﷺ 去清真寺进行节日礼拜和回家的路线通常会使用不同的道路。 [154]
 
## 斋月之后
 
在斋月里养成良好的崇拜习惯,目的是让这些习惯在一年中剩下的十一个里也能伴随你。
 
当然,在斋月之外保持同样的崇拜强度是不可能的,但由于你在斋月里已经成功地做了这么多,此时应该是最容易建立新习惯的时候。
 
先知 ﷺ 曾建议他的圣门弟子:“你当采取你能坚持的善功,因为安拉 ﷻ 绝不会厌倦(赏赐),直到你们自己感到厌倦。安拉 ﷻ 最喜爱的善功是持之以恒的,即使它很微小。” [155]
 
如果你在斋月里每晚礼八段泰拉威哈礼拜,或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每晚礼两段自愿礼拜。
 
如果你在斋月里每天读三页《古兰经》,或许你可以每天读半页。
 
无论你决定坚持什么,关键是要保持一致。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为了在全年中获取更多报酬,圣行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自愿斋戒日。
 
最特别的一个建议是在开斋节过后的月份——邵瓦尔月(Shawwal)——里斋戒六天。
 
先知 ﷺ 说:“谁封了斋月之斋,随后又在邵瓦尔月补封了六天,那就像是封了一整年的斋。” [156]
 
如果你加上斋月的三十天和随后的六天,总共就是三十六天。
 
由于每件善功都以十倍计,这就相当于三百六十天,即大约一整年!
 
这些天你可以连续封,也可以分开封,这在整个邵瓦尔月期间都是有效的。 [157]
 
最后,如果你在斋月期间因病、旅行或其他正当理由错过了任何强制性的斋戒,你需要在下个斋月到来之前补回来。
 
由于补封这些日子是你的义务,你必须确保在封任何自愿斋(如邵瓦尔月的六天斋)之前或之后完成它们。
 
关于补封斋戒的圣行研究,请参阅文章《封斋入门》。 [158]
 
愿安拉 ﷻ 承领我们在斋月期间以及全年的所有善功,并使我们坚定地走在引向他的正道上。
 
## 注释
 
[1] ^ 见《古兰经》10:5。
 
[2] ^ 见《古兰经》51:55。
 
[3] ^ 见《古兰经》2:183。
 
[4] ^ 见《古兰经》79:40-41。
 
[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4;《穆斯林圣训实录》1151。
 
[6] ^ 《奈萨仪圣训集》2222。
 
[7] ^ 《艾哈迈德圣训集》17041;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al-Jāmiʿ al-Ṣaghīr*)3870。
 
[8] ^ 《奈萨仪圣训集》(*al-Sunan al-Kubrā*)2907;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见《圣训全集补遗》(*Ṣaḥīḥ al-Targhīb wa-al-Tarhīb*)1081。
 
[9] ^ 《伊本·希班圣训实录》3479;由伊玛目哈基姆认定为符合《布哈里圣训实录》条件的“可靠(Sahih)”。
 
[10]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4。
 
[11] ^ 《奈萨仪圣训集》(*al-Sunan al-Kubrā*)311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7216。
 
[12] ^ 伊本·阿比·谢拜,《圣训集补遗》(*al-Muṣannaf*)8882。
 
[13]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3。
 
[14] ^ 《伊本·马哲圣训集》169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15] ^ 伊本·阿比·谢拜,《圣训集补遗》8885。
 
[16] ^ 白哈基,《信仰的支脉》(*Shuʿab al-Īmān*)3371。
 
[17] ^ 白哈基,《信仰的支脉》3370。
 
[18] ^ 伊本·阿比·谢拜,《圣训集补遗》8880。
 
[19] ^ 见伊本·焦齐,《智慧者与粗鲁者之戒》(*Bustān al-Wāʿiẓīn wa-Riyāḍ al-Sāmiʿīn*)1/314。
 
[20] ^ 伊本·哈姆敦,《选辑》(*al-Tadhkirah al-Ḥamdūniyyah*)9/234。
 
[21] ^ 《奈萨仪圣训集》242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22] ^ 《奈萨仪圣训集》2408;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23] ^ 《铁尔米齐圣训集》747;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24] ^ 《铁尔米齐圣训集》745;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Hasan)”。
 
[25]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63。
 
[26] ^ 《布哈里圣训实录》2004。
 
[27]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35b。
 
[28] ^ 《布哈里圣训实录》2006。
 
[29]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62。
 
[30] ^ 《布哈里圣训实录》1131;《穆斯林圣训实录》1159。
 
[31] ^ 加扎利,《宗教科学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1/234。
 
[32] ^ 阿布·努艾姆,《圣徒的饰物》(*Ḥilyat al-Awliyāʾ*)10/111。
 
[33] ^ 白哈基,《信仰的支脉》3372。
 
[34] ^ 见《古兰经》2:185。
 
[35] ^ 《艾哈迈德圣训集》1698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见《圣训全集》1497。
 
[36] ^ 这里的“吃人肉”是指背谈。
 
[37] ^ 见伊本·焦齐,《智慧者与粗鲁者之戒》1/316。
 
[38] ^ 《奈萨仪圣训集》2408;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39] ^ 阿布·努艾姆,《圣徒的饰物》2/359。
 
[40]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51。
 
[41] ^ 《铁尔米齐圣训集》3451;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Hasan)”。
 
[42] ^ 《穆斯林圣训实录》1087。
 
[43] ^ 《铁尔米齐圣训集》693;见其对该圣训的评论。
 
[44]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69;《穆斯林圣训实录》1156。
 
[4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50;《穆斯林圣训实录》1146。
 
[46] ^ 《伊本·马哲圣训集》139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47] ^ 伊本·阿拉比,《古兰经律例》(*Aḥkām al-Qurʾān*)4/197。
 
[48] ^ 见《伊本·拉杰卜圣训集》(*Laṭāʾif al-Maʿārif*)137。
 
[49] ^ 沙斐仪,《母亲》(*al-Umm*)1/231。
 
[50] ^ 纳瓦威,《修持者之锦囊》(*al-Majmūʿ*)4/61。
 
[51] ^ 《穆斯林圣训实录》1718。
 
[52] ^ 见伊本·泰米叶,《正确路径之要求》(*Iqtiḍāʾ al-Ṣirāṭ al-Mustaqīm*)2/85-86。
 
[53] ^ 《铁尔米齐圣训集》682;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Hasan)”。
 
[54] ^ 见纳瓦威,《穆斯林圣训实录注释》(*al-Minhāj*)7/187。
 
[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23。
 
[56] ^ 《奈萨仪圣训集》216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57] ^ 《艾哈迈德圣训集》11086;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3683。
 
[58]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235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
 
[59]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21。
 
[60] ^ 见《铁尔米齐圣训集》708;见其对该圣训的评论。
 
[61]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57;《穆斯林圣训实录》1098。
 
[62] ^ 《铁尔米齐圣训集》2380;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63]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33。
 
[64] ^ 见《古兰经》2:185。
 
[6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27。
 
[66] ^ 见《古兰经》2:185。
 
[67] ^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1960。
 
[68] ^ 《穆斯林圣训实录》233。
 
[69]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1。
 
[70] ^ 《伊本·马哲圣训集》1643;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71] ^ 《艾哈迈德圣训集》745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见《圣训全集》2169。
 
[72]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1。
 
[73] ^ 见纳瓦威,《修持者之锦囊》4/32。
 
[74] ^ 伊本·泰米叶,《法特瓦大集》(*Majmūʿ al-Fatāwā*)22/272。
 
[75] ^ 见《伊本·古达迈圣训集》(*al-Mughnī*)2/123。
 
[76] ^ 《铁尔米齐圣训集》806;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77] ^ 《伊本·希班圣训实录》3429;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补遗》1/419。
 
[78] ^ 《艾哈迈德圣训集》1403;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补遗》371。
 
[79] ^ 《铁尔米齐圣训集》2330;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80] ^ 《穆斯林圣训实录》2682。
 
[81] ^ 《布哈里圣训实录》4998。
 
[82] ^ 见加扎利,《宗教科学复兴》1/271。
 
[83] ^ 见《古兰经》3:103。
 
[84] ^ 见《古兰经》59:21。
 
[85] ^ 《布哈里圣训实录》5027。
 
[86] ^ 《艾哈迈德圣训集》12279;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2165。
 
[87] ^ 《布哈里圣训实录》3461。
 
[88] ^ 见《古兰经》14:4。
 
[89] ^ “高尚而正义的记录天使”指的是天上的众天使。
 
[90] ^ 《布哈里圣训实录》4937;《穆斯林圣训实录》798。
 
[91] ^ 见《古兰经》54:17。
 
[92] ^ 《铁尔米齐圣训集》2910;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93] ^ 《穆斯林圣训实录》2699。
 
[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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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斋月是如何运作的?新手指南
 
**原文链接:**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guide
 
关于此话题的更多内容,请参阅《斋戒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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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作为一名新穆斯林,或者是重新开始践行信仰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斋月(Ramadan)封斋似乎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对许多人来说,在白天的时间里不吃不喝、不与配偶亲密,听起来既精疲力竭甚至有些痛苦。
 
幸运的是,斋月是一项集体活动,涉及穆斯林社区中的每一个人。
 
你不仅会有主内的兄弟姐妹来帮助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的身体适应了禁食期后,你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容易。
 
当你收获斋戒的精神果实——亲近安拉 ﷻ、对社区的亲和力,以及在你结束斋月时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因为在安拉 ﷻ 的恩典下,你已成为一个比开始时更好的人——这一点尤为真实。
 
斋月是伊斯兰历(回历)中的一个阴历月份。
 
它与世界通用的格里历(公历)并不重合,因为阴历年比阳历年稍短。
 
阴历历法还将下一天开始的时间定在日落,而非午夜12点。
 
伊斯兰教中所有重要的日子,包括朝觐(Hajj),都是基于伊斯兰阴历。
 
这些天体都是安拉 ﷻ 创造能力和旨意的迹象。
 
正如安拉 ﷻ 所言:
 
> “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以月亮为借光的,并为月亮规定阶段,以便你们计算年数和历法。安拉创造这些,只是为了展示真理。他为有知识的民众解释这些迹象。”(《古兰经》10:5) [1]
 
既然如此,斋月的开始是由当地穆斯林权威机构根据新月的观测情况宣布的。
 
对于生活在斋月不被视为法定假期的国家的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但安拉 ﷻ 只要求你在他安置你的地方尽力而为。
 
本文旨在为新穆斯林、新近开始践行信仰的穆斯林,以及事实上所有可能从这些提醒中受益的穆斯林提供指南,因为“提醒确实有益于信士”。 [2]
 
你将了解一般斋戒的美德、这项实践的精神实质、我们为什么要斋戒,以及所追求的道德、心理和精神成果。
 
斋戒不仅是斋月期间的伊斯兰支柱,在斋月之外也是如此,因此你将了解到一些你可以自愿封斋的日子,以获得巨大的报酬。
 
你将了解斋月的美德,以及在斋月期间鼓励进行的额外崇拜行为,如诵读《古兰经》和慷慨施舍。
 
你将了解斋月的最后十个夜晚,即善功加倍的关键冲刺阶段,以及“高贵的夜晚”(*Laylat al-Qadr*),在这一夜的崇拜所获得的报酬相当于一千个月的崇拜。
 
你将了解到在这个月培养的好习惯如何延续到斋月之后,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穆斯林信士,并让你更接近你所挚爱的主。
 
最后,你将了解开斋节(*ʿĪd al-Fiṭr*)的礼仪,这是两个主要的伊斯兰节日中的第一个,社区在这一天庆祝斋戒结束,并祈求安拉 ﷻ 承领我们在这一吉庆月份所做的一切善功。
 
## 斋戒的精神
 
如果不受信仰和理性的光芒约束,人类的欲望(私欲)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
 
为了将你从“自我”中拯救出来,安拉 ﷻ 命令我们为他而斋戒。
 
斋戒(*ṣiyām* 或 *ṣawm*)一词源于意为“戒除”的词根。
 
在伊斯兰背景下,斋戒是指在白天时间,即晨礼(*Fajr*)和昏礼(*Maghrib*)之间,戒除食物、饮水和性行为,同时特别注意避免所有大罪和小罪。
 
安拉 ﷻ 解释了斋戒的目的,说道:
 
>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曾为往民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古兰经》2:183) [3]
 
之前的先知们也教导他们的民族斋戒,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直到今天仍以某种形式践行斋戒。
 
在伊斯兰教中,斋戒的重点是在心中培养“敬畏”(*taqwā*)。
 
*Taqwā* 源于意为“保护”或“屏蔽”的词根。
 
具体来说,它是指一个人害怕违背安拉 ﷻ 的品质,因为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免受他的惩罚。
 
这是一种健康的敬畏——一种虔诚的敬畏,不应导致瘫痪般的焦虑或恐慌,因为它总是与希望保持平衡。
 
我们的随心所欲和冲动行为可能导致我们违背安拉 ﷻ,但正是这种敬畏感帮助我们自我克制。
 
安拉 ﷻ 说:“至于怕站在他的主面前,且禁戒私欲的人,乐园确是他的归宿。” [4]
 
斋戒训练我们推迟最基本的人类本能——进食和饮水,从而使我们整体上更容易抵御罪恶的诱惑。
 
安拉的使者 ﷺ 这样描述斋戒的伟大:
 
> “安拉 ﷻ 说:‘阿丹子孙的每项功课都是为了他自己,唯有斋戒例外。它是为了我,我将亲自奖赏它。’斋戒是盾牌,当你们中有人斋戒时,他不可说污言秽语,不可大声喧哗。如果有人辱骂他或与他争斗,让他说:‘的确,我在斋戒。’以穆罕默德灵魂所属的主发誓,斋戒者口中的气味,在安拉 ﷻ 看来比麝香的味道还要芬芳。” [5]
 
当安拉 ﷻ 说斋戒是为了他时,这凸显了这项崇拜行为的特殊性。
 
其他人可以看到你礼拜、施舍和朝觐,但没有人真正知道你是否*真的*在斋戒。
 
这是你与主之间的秘密;因此,它需要极大的诚敬。
 
当一位圣门弟子问道:“安拉的使者啊,请告诉我一项我可以做的功课,”先知 ﷺ 回答说:“你当斋戒,因为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 [6]
 
真正的斋戒能产生“敬畏”,并最终成为你与罪恶之间的坚实屏障,或者如先知 ﷺ 所言:“斋戒是抵御火狱的盾牌,就像你们在战场上的盾牌一样。” [7]
 
斋戒增强了你控制冲动的能力,但在斋戒期间控制你的舌头(言语)同样重要。
 
先知 ﷺ 曾告诉他的弟子们:“斋戒是一面盾牌,只要你们不损坏它。”
 
他们问:“如何损坏它?”
 
先知 ﷺ 说:“通过谎言或背谈。” [8]
 
在斋戒时,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不要说任何虚假或恶意的话。
 
先知 ﷺ 说:“真的,斋戒不仅是戒除饮食。相反,斋戒是戒除虚妄和污秽。如果有人辱骂你或对你做出愚蠢的行为,那么请说:‘的确,我在斋戒。’” [9]
 
他还说:“当你们中有人在早晨醒来并开始斋戒时,他不应使用污秽的语言或行为愚蠢。” [10]
 
他还说:“斋戒时不要辱骂任何人。如果有人辱骂你,请说:‘的确,我在斋戒。’如果你正站着,那就坐下。” [11]
 
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愿主喜悦之,公元634-644年在位)证实了这一理解,他说:“斋戒不仅是戒除饮食。相反,它是戒除谎言、虚伪、妄谈和发誓。” [12]
 
你不能忽视斋戒这最重要的目的,就像你不能忽视礼拜的预期结果一样;否则,它就有可能变成另一种空洞的仪式。
 
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在斋戒时不断绝恶言恶行,安拉不需要他断绝饮食。” [13]
 
他警告说:“有的人封斋,除了饥饿之外,从斋戒中一无所得。有的人夜间礼拜,除了疲劳之外,从礼拜中一无所得。” [14]
 
背谈,即在他人背后说坏话,是最危险的罪恶之一,因为散布流言蜚语很容易成为一种习惯。
 
事实上,伊玛目易卜拉欣·纳哈伊警告说:“前辈们曾说,不诚实会破坏斋戒。” [15]
 
说谎可能不会在形式上“破坏”斋戒,但它肯定会破坏其精神。
 
高质量礼拜和斋戒的关键是“诚敬”(sincerity),即内在成分与外在动作相匹配。
 
由于舌头所出的言论反映了内心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自己的言论来保护我们的斋戒。
 
为此,伟大的追随者(*tābiʿī*,即认识圣门弟子的那一代人)穆贾希德(公元722年卒)会说:“谁能远离两种特征,谁就能确保自己的斋戒:背谈和谎言。”
 
记录这段叙述的伊玛目白哈基(公元1066年卒)补充道:“正如一个人保护他的斋戒不受不当行为的侵害一样,一个人必须在斋月期间尽力顺从安拉 ﷻ。” [16]
 
斋戒的日子是极高度戒备的日子,我们应当格外小心地尽力而为,甚至要避免表面上微小的缺点。
 
当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在斋戒期间更加集中注意力。
 
正如伟大的追随者阿布·阿利耶(公元711年卒)所说,这就像在一天中进行长时间的礼拜,“斋戒者只要不背谈任何人,就一直处于崇拜状态,即使他正躺在床上睡觉。” [17]
 
换句话说,斋戒的日子不应该感觉像平常的日子。
 
圣门弟子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主喜悦之)给了我们这样的建议:
 
> “当你斋戒时,让你的听觉、视觉和舌头也同样戒除谎言和罪恶,并避免伤害你的仆人。相反,你在斋戒之日必须保持庄重和冷静。不要让你不斋戒的日子和斋戒的日子看起来是一样的。” [18]
 
除了你自己之外,另一个重点是斋戒旨在提醒我们饥饿和贫困的感觉。
 
一些前辈曾被问及:“为什么要设立斋戒?”
 
他们回答说:“为了让富人品尝饥饿,从而不会忘记饥饿的人。” [19]
 
当哈里发马蒙(公元813-833年在位)被问及类似问题时,他回答道:
 
> “全能的安拉 ﷻ 知道贫困者承受着怎样的剧烈饥饿,因此他让富人履行斋戒,以便他们必然会品尝到饥饿的滋味,从而不会忘记贫困者的剧烈饥饿。” [20]
 
全世界有许多人生活在粮食或水源不安全的状态下;也就是说,他们挨饿并非出自选择。
 
当你我在斋戒时感到饥饿难耐,这应当提醒我们这些人所遭受的痛苦,并激励我们为他们的事业捐款。
 
斋戒应当在我们心中灌输同情心!
 
斋月通常是穆斯林唯一被义务要求斋戒的时间,但先知 ﷺ 也会在全年的不同时间斋戒。
 
他建议他的追随者根据自己的能力,每月斋戒三天。
 
先知 ﷺ 对他的一位弟子说:“阿布·扎尔啊,如果你要每月斋戒三天,那么就在第十三、十四和十五天斋戒。” [21]
 
他还说:“我告诉你们什么能消除内心的杂质吗?那就是每月斋戒三天。” [22]
 
每周一和周四斋戒也是圣行(Prophetic practice,即先知的做法),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正如先知 ﷺ 所说:“善功在周一和周四被呈献给[安拉 ﷻ]。因此,我喜欢我的善功在我斋戒时被呈献。” [23]
 
先知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公元678年卒)说,他热衷于在周一和周四斋戒。 [24]
 
除了斋月之外,全年中还有其他一些被推荐但非义务的斋戒时间。
 
阿舒拉日(Ashura)是穆哈兰月(Muharram)的第九天,这是伊斯兰阴历的第一个月。
 
建议在整个月里进行额外的斋戒。
 
先知 ﷺ 说:“斋月之后最好的斋戒是在安拉的月份——穆哈兰月斋戒。” [25]
 
阿舒拉日是安拉 ﷻ 将穆萨(摩西)及其子民从法老手中解救出来的日子,因此他在那一天斋戒以示感谢。 [26]
 
先知 ﷺ 宣布:“阿舒拉日确实是安拉 ﷻ 的日子之一。谁想斋戒,谁就可以斋戒;谁想开斋,谁就可以开斋。” [27]
 
圣门弟子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公元687年卒)报告说:“我没有看到先知 ﷺ 像在阿舒拉日和斋月这样,如此渴望在某一天斋戒并优于其他日子。” [28]
 
同样地,建议在阿拉法特日(Arafa)斋戒,这是朝觐的高潮,只要你自己不是朝觐者。
 
先知 ﷺ 被问及在阿拉法特日斋戒的情况,他回答说:“它将赎取前一年和后一年的罪过。”
 
然后,他被问及在阿舒拉日斋戒的情况,他回答说:“它将赎取过去一年的罪过。” [29]
 
值得注意的是,这指的是小罪,而不是大罪!
 
请记住,适度是成功的崇拜习惯的关键。
 
你斋戒的最高限度(斋月除外)是每隔一天斋戒一次,中间休息一天。
 
这是先知达乌德(大卫,愿主赐他平安)的做法。
 
安拉的使者 ﷺ 解释道:
 
> “真的,安拉 ﷻ 最喜爱的斋戒是达乌德的斋戒,安拉 ﷻ 最喜爱的礼拜是达乌德的礼拜(愿主赐他平安)。他会睡半夜,礼拜三分之一夜,然后再睡六分之一夜。他每隔一天斋戒一次。” [30]
 
这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的自愿崇拜让我们生病、受苦,或者导致我们忽视生计中的其他重要事务,我们可能就做得过头了。
 
圣行是建立一种我们可以维持并以此为基础的、平衡的额外崇拜习惯。
 
先知 ﷺ 有时会告诉他的弟子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专注于每月斋戒三天,或每天进行一次自愿礼拜。
 
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自己(除了安拉 ﷻ),所以由你来打造你获胜的崇拜常规!
 
如你所见,斋戒在外在有一个上限,但它在内在也有其最高峰。
 
这被称为真正的“心灵与思想的斋戒”。
 
杰出的穆斯林神学家和学者阿布·哈米德·伊玛目加扎利(公元1111年卒)详述了斋戒的不同层次:
 
> “须知斋戒有三个等级:凡人的斋戒、精英的斋戒和精英中的精英的斋戒。至于凡人的斋戒,涉及如前所述的克制胃部以满足其欲望。至于精英的斋戒,涉及克制一个人的听觉、视觉、舌头、双手、双脚和所有肢体不犯罪。至于精英中的精英的斋戒,涉及心灵戒除不相称的忧虑和尘世的念头,并使其完全戒除全能安拉 ﷻ 之外的一切。” [31]
 
一些早期的穆斯林这样描述纯粹的“敬畏”(*taqwā*):“一个人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算达到了义的巅峰:如果他把心里的东西放在盘子里,绕着集市走一圈,他也不会对盘子里的任何东西感到羞愧。” [32]
 
这是多么崇高的目标,值得我们多年为此努力!
 
现在,如果最高层次看起来遥不可及,请不要灰心。
 
大多数人在斋戒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使其*只*想到安拉 ﷻ。
 
即便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你的斋戒依然有效且被承领。
#### 泰哈朱德:个人与社会的动力
 
## 开始斋月
 
斋月是你和所有穆斯林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在这个月里,我们每天从晨礼到昏礼期间戒除饮食和性行为。
 
社区每天晚上都会聚集在清真寺进行斋月夜间集体礼拜(*Tarāwīḥ*,泰拉威哈),虽然这是自愿的,但仍被高度推荐。
 
此外,还要更新与《古兰经》的关系,因为《古兰经》的大部分内容是在斋月期间启示的。
 
先知 ﷺ 本人会在这个月里温习安拉 ﷻ 启示给他的一切。
 
斋月充满了无数的恩典供我们利用!
 
安拉 ﷻ 说:
 
> “斋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分别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患病或旅行的人,当依所缺的日数补斋。安拉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以便你们补足所缺的日数,以便你们赞颂安拉引导你们的恩德,以便你们感谢。”(《古兰经》2:185) [34]
 
先知 ﷺ 告诉我们,之前的大多数经书也是在斋月期间启示的:
 
> “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愿主赐他平安)的经卷是在斋月的第一晚降示的。《讨拉特》(旧约圣经)是在斋月过去六晚后降示的,《引支勒》(新约圣经)是在斋月过去十三晚后降示的,《古兰经》是在斋月过去二十四晚后降示的。” [35]
 
当然,正如一般的斋戒有一套自己的礼仪和良好做法一样,斋月也有成功的准则。
 
伊玛目伊本·焦齐解释道:
 
> “斋戒有其礼仪,可以概括为看守外在的肢体和监察内在的念头。一个人应当以真诚的忏悔和相应的决心来迎接斋月。应当在斋月前确立意念(夜间封斋前的举意是必需的),并且必须管住舌头,不言恶语,不背谈他人,因为继续‘吃人肉’(指背谈)的人不算在斋戒。” [36]
>
> “一个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目光不去注视非法的事务,并且必须警惕反复观看,即使那是合法的。” [37]
 
遵循斋月的礼仪,更不用说戒除饮食,需要极大的耐心。
 
事实上,先知 ﷺ 称斋月为“忍耐之月”。 [38]
 
这是你在整个月里都要牢记的核心美德。
 
请记住,休息和解脱将在最后到来。
 
虔诚的前辈之一马立克·本·迪纳尔(公元748年卒)提醒我们:“没有哪项善功前面是没有障碍的。如果一个人能忍耐,他就会冲破障碍获得休息;但如果他被吓倒,他就会退缩。” [39]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进,因为成就的喜悦就在不远处,正如先知 ﷺ 所说:“斋戒者有两个享受宽解的时刻:开斋时他感到欣喜,见到他的主时,他会因自己的斋戒而感到欣喜。” [40]
 
由于斋月是基于伊斯兰阴历,社区通常会在前一个月——舍尔邦月(Shaban)结束时聚集在一起见证新月,以确定第二天是斋月的第一天还是后一天。
 
当先知 ﷺ 确认看到新月时,他会祈祷:“主啊!求你让新月带着吉庆、信仰、平安和伊斯兰降临我们。我的主和你的主都是安拉 ﷻ。” [41]
 
然而,新月可能在某些地区出现而在其他地区不出现。
 
在圣门弟子的时代,叙利亚的居民在斋月后看到了新月,而麦地那的居民却没有,因此他们在不同的日子庆祝开斋节。 [42]
 
正如圣训大师伊玛目铁尔米齐(公元892年卒)所言,学者们一致认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见月标准”。 [43]
 
所以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要与当地의 穆斯林组织保持联系,他们会宣布你所在地区斋月的开始和结束。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穆斯林为此争论,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情况,但不要让这打击你的积极性。
 
先知 ﷺ 喜欢在舍尔邦月斋戒,以此为斋月做准备。 [44]
 
在舍尔邦月,圣门弟子们会补封前一年因病或其他正当理由而漏掉的斋戒。 [45]
 
先知 ﷺ 还鼓励我们在舍尔邦月消除对家人、朋友以及主内兄弟姐妹的任何怨恨,他说:“安拉 ﷻ 在舍尔邦月的月中之夜俯察他的造物,他赦免他所有的造物,唯有以物配主者或满怀恶意者除外。” [46]
 
当我们滋养愤怒,以至于想要伤害他人而非原谅他们时,恶意(*ḥiqd*)就会进入我们的心。
 
根据杰出的马立克学派法学家和法官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拉比(公元1148年卒)的观点,除非我们清除对他人的任何恶意,否则我们的心是不洁净的:“如果内心怀有恶意、嫉妒、骄傲和狂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纯洁的。先知 ﷺ 将‘爱兄弟如爱自己’定为信仰的要求。” [47]
 
这种有害的心灵疾病如果在斋月期间依然存在,真的会拖我们的后腿!
 
一些虔诚的前辈(但并非所有人)会选出舍尔邦月的第15个夜晚进行自愿礼拜,他们会个人或以小规模集体形式进行。 [48]
 
例如,逊尼派伊斯兰教四大法学派之一的创始人伊玛目沙斐仪(公元820年卒)建议在舍尔邦月的第15晚增加向安拉 ﷻ 的祈祷(杜阿)。 [49]
 
然而,后来的穆斯林发明了一些在先知 ﷺ、他的弟子或虔诚前辈中没有任何先例的崇拜行为,例如在清真寺内进行甚至规定了必须完成一百段的仪式礼拜。
 
杰出的沙斐仪学派法学家和圣训学者伊玛目纳瓦威(公元1277年卒)正确地将这些类型的新奇做法称为“应受谴责的异端(异端)”。 [50]
 
这是因为先知 ﷺ 说:“谁做了一件不符合我们准则的行为,那件行为将不被承领。” [51]
 
规则是,具体的宗教崇拜仪式必须被*证明*是宗教的一部分。
 
我们不被允许自己发明仪式。
 
这与社会习俗不同,社会习俗默认是许可的,除非包含某些罪恶的内容。 [52]
 
当在观测到新月后斋月开始时,安拉的使者 ﷺ 会宣布这个月的恩典:
 
> “在斋月的第一晚,众恶魔被锁上,恶魔(jinn)被制伏,火狱的门被关闭,没有一扇门会被打开。乐园的门被打开,没有一扇门会被关闭。天上的呼唤者宣布:‘追求善的人啊,请靠近!追求恶的人啊,请止步!’安拉 ﷻ 将拯救他们脱离火狱,这发生在斋月的每一晚。” [53]
 
一旦这个月开始,你可能会像许多其他穆斯林一样,注意到崇拜的精力和动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那是因为恶魔已经被制伏,你已经获得了对抗他们的优势。
 
罪恶的诱惑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大大减少了。
 
学者们说,这是因为穆斯林既然在更频繁地诵读《古兰经》和礼拜,就不太倾向于屈服于他们不成熟的欲望,此外还有其他解释。 [54]
 
这是一个属于“幽冥(Unseen)”范畴的问题,所以只有安拉 ﷻ 真正知道恶魔是如何被锁上的,但我们仍然知道这是事实,并且可以体验到它的效果。
 
## 斋戒之月
 
封斋在晨礼(*Fajr*)宣告后不久开始。
 
强烈建议吃封斋饭(*Suḥūr*)。
 
先知 ﷺ 说:“你们应当吃封斋饭,因为封斋饭中确有吉庆。” [55]
 
他会邀请他的圣门弟子在清晨用餐,说:“来享用吉庆的饭食吧!” [56]
 
他警告我们不要放弃它,即使我们只吃一小口或喝一口水,正如他所说:“封斋饭是吉庆的饭食,所以不要放弃它,即使你只喝一口水。真的,安拉 ﷻ 和他的天使们会赐福给吃封斋饭的人。” [57]
 
一般可以推断出,建议每天至少吃两顿饭,因为即使在斋戒的日子,我们也应当吃一顿简单的早餐。
 
当然,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因此人们可能需要不同的常规,特别是针对不寻常的健康问题。
 
当听到晨礼的第一声唤礼(宣礼)时,你可以继续进食直到吃完你那份。
 
先知 ﷺ 说:“当你们中有人在吃封斋饭时听到唤礼,而器皿还在他手中,让他不要放下,直到他满足自己的需要。” [58]
 
资深圣门弟子宰德·本·萨比特(公元683年卒)曾与先知 ﷺ 一起吃封斋饭,因此他被问到:“两次唤礼之间隔了多久?”
 
宰德说:“时间足够诵读《古兰经》中的五十节经文。” [59]
 
这意味着在你听到第一声唤礼后,你还可以继续饮食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沙斐仪、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公元855年卒)和伊萨克·本·拉哈威(公元853年卒)等伟大的伊玛目都鼓励利用这段短暂的机会之窗。 [60]
 
一旦发出宣告礼拜开始的第二声唤礼,就绝对是停止的时间了。
 
如果你在听不到唤礼的地方,你可以遵循当地穆斯林组织估算的时间表。
 
在昏礼的第一声唤礼后,你可以恢复进食、饮水以及与配偶的亲密关系。
 
日落时分用来开斋的那顿饭叫做开斋饭(*Ifṭār*)。
 
斋戒时间超过安拉 ﷻ 规定的限度并不会有额外的报酬。
 
事实上,你一旦被允许开斋就立即开斋,所获得的报酬反而更多!
 
先知 ﷺ 说:“只要我的民族抢先开斋并延长封斋饭的时间,他们就会一直处于美德之中。” [61]
 
穆斯林习惯在清真寺或家庭聚会中一起享用开斋饭。
 
这是社区拉近彼此距离的大好时机。
 
一些清真寺甚至会选择不同的夜晚来展示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不同菜肴。
 
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在吃封斋饭或开斋饭时做得过头,吃得太多、太快或太油腻。
 
封斋一整天后,你的胃会稍微收缩,因此塞满食物会让你感到不适。
 
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用食物填满胃的三分之一,用水填满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空,正如安拉的使者 ﷺ 所说:
 
> “阿丹子孙所填满的最恶劣的容器莫过于他的胃,其实他只要吃几口能挺直腰杆的食物就足够了。如果他做不到,那么他可以用三分之一装食物,三分之一装饮水,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给空气。” [62]
 
如果你在斋月期间以及全年都遵循这一规则,你会更健康、更强壮、更精瘦,感觉也会更好。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如果你饮用大量含咖啡因的饮料,如茶或咖啡,你应该在斋月前一个月左右开始减量。
 
一些新手在斋戒时感到剧烈头痛,并不是因为缺乏食物或水,而是因为缺乏咖啡因!
 
白天的饮食和性行为会破坏你的斋戒,所以除非你有正当理由,否则你需要在以后补封或缴纳一定数额的施舍,具体取决于你的情况。
 
如果你因遗忘而不经意地破坏了斋戒,你不需要补封或补偿,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在斋戒时因遗忘而饮食,让他完成他的斋戒,因为那是安拉 ﷻ 让他吃喝了。” [63]
 
因病或旅行而开斋是许可的。 [64]
 
斋戒时,先知 ﷺ 曾不带私欲地亲吻他的妻子,就像在脸颊上轻轻亲吻一样,所以这也是允许的。 [65]
 
所有这些宽容都是基于安拉 ﷻ 的话:“安拉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 [66]
 
如果孩子能够做到,也可以斋戒,但斋戒只对成年人是强制性的。 [67]
 
让孩子封斋至少几天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会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适应。
 
斋月是你获得安拉 ﷻ 宽恕的最好机会,因为斋戒和礼拜会弥补之前的罪恶和不足。
 
先知 ﷺ 说:“五番拜、主麻到主麻、斋月到斋月,将赎取它们之间的罪恶,只要避开大罪。” [68]
 
他还说:“谁因信仰并寻求赏赐而封斋月之斋,他之前的罪恶将被赦免。” [69]
 
斋月的每一天都是获得救赎的机会,正如先知 ﷺ 所说:“真的,安拉 ﷻ 在开斋时有他所救赎的人,而且那是发生在每一晚。” [70]
 
在开斋时,你的祈祷(杜阿)一定会被允准,正如他告诉我们的:“真的,安拉 ﷻ 在斋月的每一昼夜都有他所救赎的人。他们中的每个仆人都有一个会被允准的祈求。” [71]
 
## 泰拉威哈(*Tarāwīḥ*)礼拜
 
在斋月的每个夜晚进行的自愿性“泰拉威哈”礼拜,因其赎罪价值而被高度强调,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因信仰并寻求赏赐而在斋月的夜晚礼拜,他之前的罪恶将被赦免。” [72]
 
它们习惯上在清真寺集体进行,但你也可以在家里礼。
 
学者们对于是在清真寺还是在家里进行泰拉威哈礼拜更好存在分歧,但这可能取决于个人的情况。 [73]
 
如果集体的支持能让你更容易坚持,那么在清真寺进行可能更好;如果你觉得在清真寺礼拜会诱发你“炫耀”自己的崇拜行为(这会有损你的诚敬心),或者如果你有其他让出门变得困难的义务,那么在家里礼拜可能更好。
 
学者们对于泰拉威哈礼拜包含多少段(*rakaʿāt*)也存在分歧,他们中有的偏好11段长段礼拜,有的则偏好高达36段的短段礼拜。
 
然而,根据谢赫·伊斯兰·伊本·泰米叶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有效的选项:
 
> “至于斋月的夜间礼拜,如果是根据阿布·哈尼法、沙斐仪和艾哈迈德的学派礼20段,或者是根据马立克的学派礼36段,或者是礼13段或11段,那么正如伊玛目艾哈迈德所提到的那样,他都做得很好,因为没有理由反对。因此,是增加还是减少段数取决于礼拜的长度。” [74]
 
伊玛目艾哈迈德解释了学者们产生分歧的原因:“这已在各种方式中被报道,先知 ﷺ 并没有为其固定任何段数。” [75]
 
因此,你所参加的清真寺通常礼多少段,你照做完全是有效的。
 
就像见月的问题一样,你可能会看到穆斯林争论应该礼多少段,但同样,不要因此而灰心。
 
如果你感到累了,没有必要全程参与泰拉威哈礼拜。
 
请记住,它是自愿的。即使只是简短地参加也是非常有功德的。
 
但是,与领拜师(伊玛目)一起完成整个礼拜会有*巨大的*报酬。
 
先知 ﷺ 说:“真的,谁在斋月里与领拜师一起礼拜直到结束,这将被记录为他礼了整个夜晚。” [76]
 
想象一下,你只需礼一个小时,就能获得像一直礼到天亮那样的报酬!
 
在形式和精神上践行斋月,可以让你进入与烈士同等的义人行列——烈士是为服务安拉 ﷻ 而献出生命的人。
 
曾有一人来到先知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如果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而你是安拉的使者;我履行五番拜,缴纳天课(法定施舍),并封斋月之斋且在其中礼拜。你认为我将属于哪类人?”
 
先知 ﷺ 说:“属于诚实者和烈士之列。” [77]
 
在另一次场合,资深圣门弟子泰勒哈·本·欧拜杜拉(愿主喜悦之,公元656年卒)讲述了关于两个改信伊斯兰教的兄弟的故事。
 
其中一人在战斗中殉职,另一人多活了一年。
 
泰勒哈说:“我梦见了乐园,我看到那个活得更久的人比烈士先进入了乐园。我对此感到惊讶,所以当我醒来时,我向先知 ﷺ 提到了这件事。”
 
先知 ﷺ 回答说:“在他之后,他难道没有封斋月的斋吗?而且他全年在礼拜中进行了六千多次叩头吗?” [78]
 
第二个兄弟比他殉难的兄弟高出一个等级,因为他活到了可以多礼拜并多封一次斋月的斋!
 
虽然真正的殉道(并非简单地自寻死路)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美德,但对信士来说,长寿总是更好的。
 
先知 ﷺ 被问及:“安拉的使者啊,谁是最好的人?”
 
先知 ﷺ 回答说:“寿数长且善功多的人。” [79]
 
他还说:“你们中任何人都不要祈求死亡,也不要在死期来到之前召唤它。当你们中有人去世时,他的善功就结束了。真的,信士的生命只会增加善功。” [80]
 
## 《古兰经》之月
 
斋月是《古兰经》之月,因为大部分经文都是在这个月降示的。
 
圣门弟子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公元678年卒)报告说:“先知 ﷺ 每年斋月都会温习一次《古兰经》,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温习了两次。” [81]
 
为此,许多穆斯林会在这个月将整本《古兰经》从头到尾诵读一遍、两遍或更多遍。
 
清真寺里的领拜师在泰拉威哈礼拜期间读完一整本《古兰经》也是典型的做法。
 
在大声诵读《古兰经》是仪式礼拜的一部分的同时,它也是礼拜之外一项基本的崇拜行为。
 
学者们曾说,诵读《古兰经》是记念安拉 ﷻ 最伟大的单一功课。 [82]
 
换句话说,诵读《古兰经》是最好的自愿崇拜行为,甚至比用你可能学过的简单、非正式的祈祷文记念安拉 ﷻ 还要好。
 
那是因为《古兰经》不仅包含那些祈祷文,还包含更多!
 
《古兰经》是我们通向安拉 ﷻ 的生命线,也是与他保持良好关系的首要手段。
 
不仅如此,对《古兰经》的虔诚有助于穆斯林社区团结一致,并能让我们正确看待那些微小的分歧。
 
安拉 ﷻ 说:
 
> “你们当全体坚持安拉的绳索,不要分裂。你们当铭记安拉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他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你们原是在火坑的边缘上,是他使你们脱离那个火坑。安拉如此为你们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你们遵循正道。”(《古兰经》3:103) [83]
 
这些话语是安拉 ﷻ 直接的言论,是专门对你说的。
 
这就好像安拉 ﷻ 在亲自对你讲话。
 
当你诵读《古兰经》时,你是在与你的主和造物主进行独一无二的交流。
 
安拉 ﷻ 的经典是如此伟大,以至于即使是大山也会在它面前崩塌,正如他所言:“假若我把这部《古兰经》降示在一座大山上,你必定看见那座山因畏惧安拉而成为谦卑的、崩溃的。这些譬喻,是我为众人而设的,以便他们省悟。” [84]
 
同样,当我们用原始语言阅读他那些充满深度和力量的话语时,我们的心会在对安拉 ﷻ 的崇敬和敬畏中臣服。
 
因此,坚守经典是最好的信士的特征。
 
先知 ﷺ 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那些学习《古兰经》并教导它的人。” [85]
 
他曾对他的同伴们说:“真的,安拉 ﷻ 在人类中有他自己的亲近者。”
 
他们问:“安拉的使者啊,他们是谁?”
 
先知 ﷺ 回答说:“他们是《古兰经》的人(经常诵读和践行的人),是安拉 ﷻ 的亲近者和他所选拔的人。” [86]
 
这不仅指教书的专业诵经家,也指任何有能力分享伊斯兰智慧的人。
 
正如先知 ﷺ 所说:“哪怕只有一节经文,也要代我传达。” [87]
 
仅仅一节经文就能对我们和听到它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名新穆斯林,你很可能需要从零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以便为你的礼拜背诵一些《古兰经》。
 
阅读优质的译本并没有错,正如安拉 ﷻ 所言:“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派出的使者,都是用他的宗族的语言(去宣教)的,以便他为他们阐明(教义)。” [88]
 
学习阿拉伯语确实是一个挑战,但不要灰心。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 “诵读并熟背《古兰经》者的榜样,是与‘高尚而正义的记录天使’在一起的。” [89]
>
> “虽然诵读《古兰经》对他来说很困难,但他仍致力于此的人,将获得双倍的报酬。” [90]
 
如果你在学习《古兰经》的语言时感到吃力,请放心,你正获得*两份*报酬。
 
第一份是因为你学习安拉 ﷻ 的经典,这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思议的美德。
 
第二份是因为你为学习安拉 ﷻ 的经典付出了*努力*。
 
这样的人属于“高尚而正义的记录天使”之列,即天上的天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挣扎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直到言辞能流利地从你的舌尖滑过,正如安拉 ﷻ 所言:“我确已使《古兰经》易于记诵,有接受劝诫的人吗?” [91]
 
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穆斯林已经将整本《古兰经》从头到尾熟记于心,这再次证明了安拉 ﷻ 话语中的神迹。
 
在安拉 ﷻ 的帮助下,你当然也能在你的背诵旅程中取得成功!
 
为了进一步激励你,请知晓有许多报酬在等待着诚敬的诵读者,无论是在今世还是在后世。
 
你诵读的每一个字母都会被记下十件善功,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诵读了安拉 ﷻ 经典中的一个字母,他将获得一件善功,而一件善功以十倍计。我不说‘*Alif Lām Mīm*’是一个字母,而是‘*Alif*’是一个字母,‘*Lām*’是一个字母,‘*Mīm*’是一个字母。” [92]
 
仅仅每天花十分钟诵读,你就能积累成千上万件善功!
 
此外,天使们会拜访你并为你祈祷,为你降下平安与宁静。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 “只要人们聚集在安拉 ﷻ 的殿堂里,诵读并共同研究安拉 ﷻ 的经典,宁静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仁慈就会笼罩他们,天使就会环绕他们,安拉 ﷻ 也会在亲近他的众神灵面前提及他们。” [93]
 
先知 ﷺ 说:“你必须诵读《古兰经》并记念全能的安拉 ﷻ,因为你将在天上被提及,并在地上拥有光亮。” [94]
 
除了被天上的居民赞美外,你在乐园中的等级也会随着你熟记的每一节经文而提升。
 
先知 ﷺ 说:“将会对《古兰经》的同伴说:‘诵读并上升吧,就像你在世上诵读的那样!真的,你的品位取决于你诵读的最后一节经文。’” [95]
 
这是对“《古兰经》同伴”的报酬,即那些在经书上花费了大量时间的人。
 
清晨、礼拜后、睡觉前以及任何时候都有经文可以诵读。
 
理想情况下,你应该全天都带着《古兰经》。
 
## 施舍之月
 
斋月期间也强烈鼓励施舍和慷慨给予。
 
圣门弟子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公元687年卒)说:
 
> “安拉的使者 ﷺ 是人们中最慷慨的,而他在斋月里当吉布里勒(加百列)天使与他会面时更加慷慨。天使在斋月的每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究《古兰经》。因此,先知 ﷺ 会比沁人心脾的和风更加慷慨。” [96]
 
施舍不仅仅指金钱成分。
 
安拉 ﷻ 赐予我们许多其他的恩典,如健康、时间和精力,为了他,我们可以将这些“花费”在他人身上。
 
每当我们以伊斯兰的名义花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时,安拉 ﷻ 就会在今世、更重要的是在后世以报酬“回赐”我们。
 
正如安拉 ﷻ 所言:“信道的人们啊!在那个既无买卖,又无友谊,也无说情之日来临以前,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财物。” [97]
 
正如先知 ﷺ 在神圣圣训(Sacred Tradition)中所说:“安拉 ﷻ 说:‘阿丹的子孙啊,你们施舍吧,我就施舍给你们。’” [98]
 
因此,给予比接受更好,正如先知 ﷺ 亦云:“上层的手优于下层的手。上层的手是施予的手,下层的手是索取的手。” [99]
 
然而,你必须在花费上适度,不要让你的热忱驱使你陷入贫困。
 
如果施舍毁掉了你或你的家庭,那么这种施舍可能就过头了。
 
安拉 ﷻ 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也不吝啬,谨守中道。” [100]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 “阿丹的子孙啊,把你的盈余拿去施舍对你更好,留着它对你是有害的,但保留生活所需则无可指责。先从你的家眷开始给起,因为上层的手优于下层的手。” [101]
 
所以你有东西可以给予,即使你没有钱!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 ﷺ 说:“每件善功都是施舍。真的,带着喜悦的面容会见你的教胞是一件善事;把你桶里剩下的水倒进你教胞的器皿里也是一件善事。” [102]
 
有一天,一些较贫穷的圣门弟子来到先知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富人们拿走了所有的报酬。他们像我们一样礼拜,像我们一样封斋,而且他们还用多余的财富进行施舍!”
 
先知 ﷺ 说:
 
> “安拉 ﷻ 难道没有为你们开辟施舍的途径吗?每一次赞颂安拉 ﷻ(*Subḥān Allāh*)都是施舍,每一次宣扬他的伟大(*Allāhu Akbar*)都是施舍,每一次赞美他(*Al-ḥamdu lillāh*)都是施舍,每一次宣扬他的独一性(*Lā ilāha illā Allāh*)都是施舍,劝善是施舍,戒恶是施舍,一个人与妻子的亲密行为也是施舍。”
 
然后,他们问:“安拉的使者啊,一个人满足自己的激情也有报酬吗?”
 
先知 ﷺ 回答说:“你们认为如果他以非法的方式满足激情,他不是会背负罪债吗?同样地,如果他以合法的方式满足自己,他将获得报酬。” [103]
 
每当你向其他穆斯林提及安拉 ﷻ 时,你就提醒了他们想起安拉 ﷻ,从而给了他们施舍!
 
为此,先知 ﷺ 问他们:“我告诉你们谁是你们中最优秀的人吗?”
 
他们说:“当然!”
 
先知 ﷺ 回答说:“是那些一旦被看见,就能让你想起安拉 ﷻ 的人。” [104]
 
甚至将你的行为保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比如对配偶保持忠诚,也是一种施舍。
 
照顾你的家庭和家务——这是一项基本职责——也是一种施舍,正如先知 ﷺ 所说:“你喂养自己的也是施舍,你喂养孩子的也是施舍,你喂养妻子的也是施舍,你喂养仆人的也是施舍。” [105]
 
甚至照顾好你自己以避免贫困、疾病和对他人的依赖也是施舍,正如安拉的使者 ﷺ 所说:
 
> “当一个人从合法渠道赚取财富并喂养自己,或者给安拉 ﷻ 造物中的另一人穿衣时,这将被视为他的施舍。当一个穆斯林男子没有财力进行施舍时,他应当说:‘安拉 ﷻ 啊,求你赐福给穆罕默德——你的仆人和使者,并求你赐福给信士们和穆斯林们。’如果他说这个,这将被视为他的施舍。” [106]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施舍与金钱无关。
 
先知 ﷺ 说:“谁乐于让安拉 ﷻ 在复生日将他从痛苦中救拔出来,就让他缓解处于困境者或减轻其负担吧。” [107]
 
他还说:“对人有礼貌是施舍。” [108]
 
先知 ﷺ 告诉我们一个因简单的行为而进入乐园的人:“我看到一个在乐园里享受的人,那是因为他砍掉了路上的一棵曾伤害人们的树。” [109]
 
甚至只是不做坏事也是施舍,正如他所说:“克制自己不伤害他人,因为那是你对自己应尽的施舍。” [110]
 
将这种更广泛的施舍概念作为斋月精神的一部分记在心中。
 
在这个月里你所做的*任何*善事都会获得成倍的报酬,正如伊玛目纳瓦威所解释的:
 
> “我们的学者说,在斋月期间,特别是在最后十个夜晚,表现出慷慨并施予恩惠是高度推荐的。通过这样做,我们是在效法安拉的使者 ﷺ 以及我们前辈的榜样。这个月份是受尊崇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功比在任何其他时间都更加吉庆。” [111]
 
## 最后十个夜晚与“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
 
斋月的最后十天和夜晚是最特别的。
 
先知 ﷺ 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报告说:“当斋月的最后十天到来时,先知 ﷺ 会束紧腰带,彻夜礼拜,并唤醒他的家人。” [112]
 
她说:“先知 ﷺ 在最后十晚所付出的崇拜努力比在任何其他时间都要多。” [113]
 
基本上,这是向终点线冲刺的时间!
 
这十个夜晚中最具意义的一个夜晚被称为“高贵之夜”(*Laylat al-Qadr*),翻译为“前定之夜”或“力量之夜”。
 
在这一夜所做的善功,相当于做了一千个月!
 
安拉 ﷻ 说:
 
> “我在那高贵的夜间确已降示它。你怎能知道那高贵的夜间是什么?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众天使和圣灵受他们的主的允许,在那夜间,为一切事务而降临。那夜间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古兰经》97:1-5) [114]
 
先知 ﷺ 说:
 
> “斋月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全能安拉 ﷻ 规定你们斋戒的吉庆月份。在其中,天堂的门被打开,火狱的门被关闭,恶魔被锁上,其中有一晚胜过一千个月。因此,谁被剥夺了那一晚的福分,他确实是被剥夺了。” [115]
 
他还说:“真的,这个月份已经呈呈现给你们。在其中有一晚胜过一千个月。谁被剥夺了它,谁就被剥夺了所有的福分。只有真正不幸的人才会被剥夺它的福分。” [116]
 
如果有一晚值得你把自己推向极限,那就是这一晚!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高贵之夜”在历法上的确切日期。
 
虔诚的前辈阿布·基拉巴·贾米(公元723年卒)常说:“高贵之夜每年都在斋月的最后十晚中移动。” [117]
 
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每月的某个特定夜晚,如第27晚。
 
但哈菲兹·伊本·凯西尔(公元1373年卒)报告说,马立克(公元179/795年卒)、邵里(公元161/778年卒)和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一致同意它每年都在变化。 [118]
 
先知 ﷺ 曾出来想告诉人们关于“高贵之夜”的消息,但当时有两名穆斯林男子正在互相辱骂。
 
先知 ﷺ 宣布:
 
> “真的,我本想出来告诉你们关于‘高贵之夜’的消息,但有两个人正在互相辱骂。因此,关于它的知识被拿走了,也许这对你们更好。请在最后十晚的第七晚、第九晚或第五晚寻找它。” [119]
 
最终,我们不知道“高贵之夜”会在何时发生,只知道它是最后十晚中的单数之夜。
 
先知 ﷺ 说:“在斋月最后十晚的单数之夜寻找‘高贵之夜’吧。” [120]
 
请注意,伊斯兰阴历在日落时分更替,因此一个偶数日之后,紧接着当晚就是一个单数夜。
 
安拉 ﷻ 知道得最清楚,这一知识对我们隐藏的智慧在于,如果我们想从“高贵之夜”中获益,我们就必须在斋月最后所有的单数之夜努力。
 
如果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它是哪一晚,我们可能会在那个月的其他时间懈怠!
 
随着月份即将结束,你在最后十个夜晚感到疲惫不堪和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试着选出最后七个单数之夜,正如先知 ﷺ 所说:“在最后十晚寻找‘高贵之夜’吧。但如果你们中有人感到虚弱或沮丧,那么不要在剩下的七晚中被击败。” [121]
 
最好的做法是在清真寺或家里进行泰拉威哈礼拜,正如他所言:“谁因信仰并寻求赏赐而在‘高贵之夜’礼拜,他之前的罪恶将被赦免。” [122]
 
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在“高贵之夜”进行崇拜,你在通宵达旦的崇拜之后会体验到一种非典型的宁静和平和感。
 
先知 ﷺ 说:“那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既不热也不冷,太阳在当天的升起时显得通红且微弱。” [123]
 
在最后十个夜晚,如果你觉得有精力做得更多,且你的个人情况允许,你可以在清真寺进行一种叫做“坐守(*iʿtikāf*)”的精神退隐。
 
这涉及留在清真寺里崇拜,除了不可避免的事务外不离开。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告诉我们:“先知 ﷺ 会在斋月的最后十晚在清真寺寻求退隐,直到全能的安拉 ﷻ 使他去世。他的妻子们在他之后继续进行退隐。” [124]
 
伊玛目沙斐仪解释了如何开始:
 
> “谁想效法先知 ﷺ 的榜样,在斋月最后十晚在清真寺进行精神退隐,他应当在第21晚日落前进入清真寺。” [125]
 
我们在斋月所做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赢得安拉 ﷻ 的宽恕并积累善功。
 
因此,我们在整个月里都应该祈求安拉 ﷻ 的宽恕,特别是在寻找“高贵之夜”的时候。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曾问:“安拉的使者啊,如果我知道哪一晚是‘高贵之夜’,在那一晚我该说什么?”
 
先知 ﷺ 回答说:“你说:‘安拉 ﷻ 啊,你确是至恕的。你喜爱赦宥,求你赦宥我吧!’” [126]
 
用阿拉伯语来说,这段祈祷词是:*Allāhumma innaka ʿufuwwun tuḥibb al-ʿafwa fa-a’fu ʿannī*。
 
有关“高贵之夜”的美德和学术讨论的更多细节,请参阅文章《为什么要庆祝高贵之夜?一年中最重要夜晚的意义与美德》 [127] 和《高贵之夜的时间与美德:伊本·伊拉奇对纪念高贵之夜的心灵喜悦》。 [128]
 
## 斋月捐(*Zakāt al-Fiṭr*)
 
斋月的最后功课之一是捐赠一种特别的施舍,称为“开斋捐(*Zakāt al-Fiṭr*)”。
 
这项善功与伊斯兰的第三大支柱“天课(*Zakāt*)”有关,其词根意为“成长”或“净化”。
 
帮助穷人不仅能让我们在信仰中成长,也能让穆斯林社会变得更强大。
 
同样,它能净化我们的心灵,消除贪婪这种心灵疾病。
 
正如安拉 ﷻ 所言:“你当从他们的财物中征收施舍,你借此净化他们,并使他们纯洁。”(《古兰经》9:103) [129]
 
安拉 ﷻ 还说:“最敬畏者,得免于火狱。他以财产施舍,用以净化自己。” [130]
 
先知 ﷺ 说:“施舍可以熄灭罪恶,就像水可以熄灭火一样。” [131]
 
先知 ﷺ 亦云:“谁缴纳了他财产的天课,他的邪念就将离他而去。” [132]
 
事实上,从施舍中获得快乐是信仰的乐趣之一,正如先知 ﷺ 所说:“谁做了三件事,谁就能品尝到信仰的甜美:只崇拜安拉 ﷻ,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且每年带着愉悦和赤诚的心缴纳他财产的天课。” [133]
 
“开斋捐”是以一种叫做“撒(*ṣā’*)”的单位直接捐给贫困者的,约合三公斤的主食。
 
圣门弟子阿卜杜拉·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之,公元693年卒)报告说:
 
> “安拉的使者 ﷺ 规定在斋月结束时缴纳施舍,其分量是一份椰枣或大麦,对象包括穆斯林中的奴隶与自由人、男性与女性、年幼者与年长者。先知 ﷺ 命令在人们出去进行节日礼拜之前缴纳。” [134]
 
圣门弟子阿布·赛义德·库德里(愿主喜悦之,公元693年卒)补充道:“我们会为开斋捐带来一份食物,或者一份大麦,或者一份椰枣,或者一份奶酪,或者一份葡萄干。” [135]
 
既然 *Zakāt* 一词意味着净化,那么这项特别的施舍就是对我们在这个月里失误的赎罪,正如伊本·阿巴斯所言:
 
> “安拉的使者 ﷺ 规定‘开斋捐’是作为封斋者在虚妄言行后的净化,也是给穷人的食物。谁在节日礼拜前缴纳,它就是被承领的天课。谁在节日礼拜后缴纳,它就属于自愿施舍。” [136]
 
伟大的伊玛目艾哈迈德的老师瓦基·本·贾拉(公元812年卒)提供了这样一个比喻:“开斋捐之于斋月,就像礼拜中的‘忘中叩头’之于礼拜。它弥补了斋戒中的不足,就像叩头弥补了礼拜中的不足一样。” [137]
 
如果我们在礼拜中犯了一个小错(正如我们所有人都会犯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补齐“忘中叩头”来补偿。
 
同样地,我们可以通过缴纳开斋捐来补偿我们在斋月期间的一些过失。
 
你应该尽量将开斋捐尽可能直接地交给贫困者,甚至在清真寺里亲手递交。
 
然而,根据伊玛目纳瓦威的观点,将其捐给穆斯林权威机构(如果你住在穆斯林国家)或可靠的穆斯林慈善机构(由他们进行妥善分配)也是许可的,但“由本人亲自递交比这一切都更好”。 [138]
 
伊玛目伊本·古达迈澄清说,建议“在产生义务的国家缴纳”; [139] 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度过斋月结束时所在的任何地方。
 
穆斯林应当支持当地社区,因此请提前做好准备,在节日礼拜前一两天缴纳你的开斋捐。
 
## 开斋节(*ʿĪd al-Fiṭr*)
 
你刚刚完成了斋月的斋戒,所以现在是狂欢的时间了!当然是以清真(*halal*)的方式。
 
斋月结束时的庆祝活动被称为“开斋节”(*ʿĪd al-Fiṭr*)。
 
*fiṭr* 一词意为“开斋”,就像 *ifṭār* 一词一样。
 
朝觐结束时的庆祝活动被称为“古尔邦节”(*ʿĪd al-Aḍḥā*),*aḍḥā* 一词意为“牺牲”,因为在这一天人们会人道地宰杀牲畜,并将肉分发给往往吃不起肉的穷人。 [140]
 
在这些日子里,你实际上是被禁止斋戒的,因为这是休息和放松的时间!
 
先知 ﷺ 描述这些日子为“伊斯兰教胞的庆典,因此它们是吃喝的日子。” [141]
 
先知 ﷺ 所承认的宗教节日只有开斋节和古尔邦节。
 
当先知 ﷺ 到达麦地那后,他发现人们正在庆祝两个节日,于是问:“这两个是什么日子?”
 
他们说:“我们在蒙昧时期(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庆祝这两个日子。”
 
先知 ﷺ 说:“真的,安拉 ﷻ 已经用两个更好的日子替换了这两个日子:古尔邦节和开斋节。” [142]
 
文化节或非宗教节日可能是一个灰色地带,穆斯林对于是否参与通常存在分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在先知圣行中被合法承认的这两个庆典外,没有其他的(宗教)节日。
 
节日的早晨以清真寺内的特别礼拜开始,通常在晨礼后不久进行,随后是简短但非强制的讲演(虎图白)。
 
在斋月过后的那一天,先知 ﷺ 在去清真寺礼拜前一定会先吃点东西,通常是椰枣。 [143]
 
建议穿着你最好的衣服去清真寺和其他节日聚会。 [144]
 
例如,先知 ﷺ 曾习惯在节日当天穿着一件带红色条纹的斗篷。 [145]
 
圣门弟子伊本·欧麦尔同样会在两个节日里穿上他最好的衣服。 [146]
 
你也应当保持整洁大方,因为这些不仅是普通的子日。
 
伊本·欧麦尔在离开家去清真寺礼拜前会进行仪式沐浴(*ghusl*)。 [147]
 
学者们仍建议即使你不能参加节日礼拜也应洗个澡。 [148]
 
在走向清真寺的过程中以及在寺内时,鼓励会众不断地赞颂安拉 ﷻ(即念诵 *Allāh Akbar*,赞主至大),正如安拉 ﷻ 所言:“以便你们赞颂安拉引导你们的恩德,以便你们感谢。” [149]
 
伊本·欧麦尔在去礼拜的路上一直高声念诵这些记念词,直到领拜师到来。 [150]
 
众所周知,他在遵循圣行方面非常严格,因此他这类行为通常被认为直接基于先知的教导。
 
赞颂安拉 ﷻ 的传统公式如下:*Allāh Akbar, Allāh Akbar, Allāh Akbar, lā ilāha illā Allāh, Allāh Akbar, Allāh Akbar, wa li-Allāhi al-ḥamd*,意为:“安拉至大,安拉至大,安拉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至大,安拉至大,万赞归于安拉。”
 
推荐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参加节日礼拜,即使是在月经期间的妇女。圣女弟子乌姆·阿提耶报告说:
 
> “我们被命令在节日那天出来,甚至是让年轻女子和在经期的妇女走出家门。我们会站在男人们身后,与他们一起赞颂安拉 ﷻ 的伟大,与他们一起向安拉 ﷻ 祈求,希望能获得那一天的福祉及其对罪恶的净化。” [151]
 
学者们对于节日礼拜是坚定的个人义务、集体义务还是受强调的自愿推荐存在分歧。
 
尽管如此,它是圣行的一部分,所以除非你有正当理由不去,否则你应该参加。
 
毕竟,这是一个充满福分和希望的日子,所以不要错过!
 
在讲演结束后,穆斯林会互相祝贺,并祈求安拉 ﷻ 承领每个人在整个斋月期间所做的善功。
 
圣门弟子阿布·乌马迈(愿主喜悦之,公元700年卒)和其他人过去常常互相说:“愿安拉 ﷻ 承领我们和你们的善功。” [152]
 
虽然没有报道说先知 ﷺ 本人说过这话或规定过这话,但这是由圣门弟子实践并被伊玛目艾哈迈德等著名学者所接受的。 [153]
 
最后,先知 ﷺ 去清真寺进行节日礼拜和回家的路线通常会使用不同的道路。 [154]
 
## 斋月之后
 
在斋月里养成良好的崇拜习惯,目的是让这些习惯在一年中剩下的十一个里也能伴随你。
 
当然,在斋月之外保持同样的崇拜强度是不可能的,但由于你在斋月里已经成功地做了这么多,此时应该是最容易建立新习惯的时候。
 
先知 ﷺ 曾建议他的圣门弟子:“你当采取你能坚持的善功,因为安拉 ﷻ 绝不会厌倦(赏赐),直到你们自己感到厌倦。安拉 ﷻ 最喜爱的善功是持之以恒的,即使它很微小。” [155]
 
如果你在斋月里每晚礼八段泰拉威哈礼拜,或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每晚礼两段自愿礼拜。
 
如果你在斋月里每天读三页《古兰经》,或许你可以每天读半页。
 
无论你决定坚持什么,关键是要保持一致。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为了在全年中获取更多报酬,圣行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自愿斋戒日。
 
最特别的一个建议是在开斋节过后的月份——邵瓦尔月(Shawwal)——里斋戒六天。
 
先知 ﷺ 说:“谁封了斋月之斋,随后又在邵瓦尔月补封了六天,那就像是封了一整年的斋。” [156]
 
如果你加上斋月的三十天和随后的六天,总共就是三十六天。
 
由于每件善功都以十倍计,这就相当于三百六十天,即大约一整年!
 
这些天你可以连续封,也可以分开封,这在整个邵瓦尔月期间都是有效的。 [157]
 
最后,如果你在斋月期间因病、旅行或其他正当理由错过了任何强制性的斋戒,你需要在下个斋月到来之前补回来。
 
由于补封这些日子是你的义务,你必须确保在封任何自愿斋(如邵瓦尔月的六天斋)之前或之后完成它们。
 
关于补封斋戒的圣行研究,请参阅文章《封斋入门》。 [158]
 
愿安拉 ﷻ 承领我们在斋月期间以及全年的所有善功,并使我们坚定地走在引向他的正道上。
 
## 注释
 
[1] ^ 见《古兰经》10:5。
 
[2] ^ 见《古兰经》51:55。
 
[3] ^ 见《古兰经》2:183。
 
[4] ^ 见《古兰经》79:40-41。
 
[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4;《穆斯林圣训实录》1151。
 
[6] ^ 《奈萨仪圣训集》2222。
 
[7] ^ 《艾哈迈德圣训集》17041;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al-Jāmiʿ al-Ṣaghīr*)3870。
 
[8] ^ 《奈萨仪圣训集》(*al-Sunan al-Kubrā*)2907;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见《圣训全集补遗》(*Ṣaḥīḥ al-Targhīb wa-al-Tarhīb*)1081。
 
[9] ^ 《伊本·希班圣训实录》3479;由伊玛目哈基姆认定为符合《布哈里圣训实录》条件的“可靠(Sahih)”。
 
[10]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4。
 
[11] ^ 《奈萨仪圣训集》(*al-Sunan al-Kubrā*)311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7216。
 
[12] ^ 伊本·阿比·谢拜,《圣训集补遗》(*al-Muṣannaf*)8882。
 
[13]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3。
 
[14] ^ 《伊本·马哲圣训集》169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15] ^ 伊本·阿比·谢拜,《圣训集补遗》8885。
 
[16] ^ 白哈基,《信仰的支脉》(*Shuʿab al-Īmān*)3371。
 
[17] ^ 白哈基,《信仰的支脉》3370。
 
[18] ^ 伊本·阿比·谢拜,《圣训集补遗》8880。
 
[19] ^ 见伊本·焦齐,《智慧者与粗鲁者之戒》(*Bustān al-Wāʿiẓīn wa-Riyāḍ al-Sāmiʿīn*)1/314。
 
[20] ^ 伊本·哈姆敦,《选辑》(*al-Tadhkirah al-Ḥamdūniyyah*)9/234。
 
[21] ^ 《奈萨仪圣训集》242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22] ^ 《奈萨仪圣训集》2408;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23] ^ 《铁尔米齐圣训集》747;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24] ^ 《铁尔米齐圣训集》745;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Hasan)”。
 
[25]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63。
 
[26] ^ 《布哈里圣训实录》2004。
 
[27]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35b。
 
[28] ^ 《布哈里圣训实录》2006。
 
[29]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62。
 
[30] ^ 《布哈里圣训实录》1131;《穆斯林圣训实录》1159。
 
[31] ^ 加扎利,《宗教科学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1/234。
 
[32] ^ 阿布·努艾姆,《圣徒的饰物》(*Ḥilyat al-Awliyāʾ*)10/111。
 
[33] ^ 白哈基,《信仰的支脉》3372。
 
[34] ^ 见《古兰经》2:185。
 
[35] ^ 《艾哈迈德圣训集》1698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见《圣训全集》1497。
 
[36] ^ 这里的“吃人肉”是指背谈。
 
[37] ^ 见伊本·焦齐,《智慧者与粗鲁者之戒》1/316。
 
[38] ^ 《奈萨仪圣训集》2408;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39] ^ 阿布·努艾姆,《圣徒的饰物》2/359。
 
[40] ^ 《穆斯林圣训实录》1151。
 
[41] ^ 《铁尔米齐圣训集》3451;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Hasan)”。
 
[42] ^ 《穆斯林圣训实录》1087。
 
[43] ^ 《铁尔米齐圣训集》693;见其对该圣训的评论。
 
[44]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69;《穆斯林圣训实录》1156。
 
[4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50;《穆斯林圣训实录》1146。
 
[46] ^ 《伊本·马哲圣训集》139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47] ^ 伊本·阿拉比,《古兰经律例》(*Aḥkām al-Qurʾān*)4/197。
 
[48] ^ 见《伊本·拉杰卜圣训集》(*Laṭāʾif al-Maʿārif*)137。
 
[49] ^ 沙斐仪,《母亲》(*al-Umm*)1/231。
 
[50] ^ 纳瓦威,《修持者之锦囊》(*al-Majmūʿ*)4/61。
 
[51] ^ 《穆斯林圣训实录》1718。
 
[52] ^ 见伊本·泰米叶,《正确路径之要求》(*Iqtiḍāʾ al-Ṣirāṭ al-Mustaqīm*)2/85-86。
 
[53] ^ 《铁尔米齐圣训集》682;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Hasan)”。
 
[54] ^ 见纳瓦威,《穆斯林圣训实录注释》(*al-Minhāj*)7/187。
 
[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23。
 
[56] ^ 《奈萨仪圣训集》2164;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57] ^ 《艾哈迈德圣训集》11086;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3683。
 
[58] ^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235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
 
[59]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21。
 
[60] ^ 见《铁尔米齐圣训集》708;见其对该圣训的评论。
 
[61]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57;《穆斯林圣训实录》1098。
 
[62] ^ 《铁尔米齐圣训集》2380;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63]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33。
 
[64] ^ 见《古兰经》2:185。
 
[65]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27。
 
[66] ^ 见《古兰经》2:185。
 
[67] ^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1960。
 
[68] ^ 《穆斯林圣训实录》233。
 
[69]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1。
 
[70] ^ 《伊本·马哲圣训集》1643;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
 
[71] ^ 《艾哈迈德圣训集》7450;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优良(Hasan)”,见《圣训全集》2169。
 
[72] ^ 《布哈里圣训实录》1901。
 
[73] ^ 见纳瓦威,《修持者之锦囊》4/32。
 
[74] ^ 伊本·泰米叶,《法特瓦大集》(*Majmūʿ al-Fatāwā*)22/272。
 
[75] ^ 见《伊本·古达迈圣训集》(*al-Mughnī*)2/123。
 
[76] ^ 《铁尔米齐圣训集》806;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77] ^ 《伊本·希班圣训实录》3429;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补遗》1/419。
 
[78] ^ 《艾哈迈德圣训集》1403;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补遗》371。
 
[79] ^ 《铁尔米齐圣训集》2330;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80] ^ 《穆斯林圣训实录》2682。
 
[81] ^ 《布哈里圣训实录》4998。
 
[82] ^ 见加扎利,《宗教科学复兴》1/271。
 
[83] ^ 见《古兰经》3:103。
 
[84] ^ 见《古兰经》59:21。
 
[85] ^ 《布哈里圣训实录》5027。
 
[86] ^ 《艾哈迈德圣训集》12279;由谢赫阿尔巴尼认定为“可靠(Sahih)”,见《圣训全集》2165。
 
[87] ^ 《布哈里圣训实录》3461。
 
[88] ^ 见《古兰经》14:4。
 
[89] ^ “高尚而正义的记录天使”指的是天上的众天使。
 
[90] ^ 《布哈里圣训实录》4937;《穆斯林圣训实录》798。
 
[91] ^ 见《古兰经》54:17。
 
[92] ^ 《铁尔米齐圣训集》2910;由伊玛目铁尔米齐认定为“优良可靠(Hasan Sahih)”。
 
[93] ^ 《穆斯林圣训实录》2699。
 
[94] ^ 《 收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