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Meshrep为何重要？维吾尔青年守住语言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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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维吾尔青年如何传承Meshrep？音乐、语言与身份
背景：meshrep是什么？
meshrep是维吾尔传统社区聚会，通常包含音乐、舞蹈、礼仪和集体教育，是维吾尔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
摘要
2026年，据Bitter Winter报道，伦敦维吾尔青年参加meshrep（传统聚会），通过音乐、舞蹈和语言学习守住身份。
图片说明：音乐教师Mirkamil Turkel向维吾尔青少年展示传统乐器。
远离“家园”，维吾尔族青年正在海外点燃他们文化的火种。
在他们的家乡，维吾尔人仅仅因为轻微的举动就可能被枪杀或判处终身监禁。但在远离中国惩罚性触角的地方，欧洲的年轻维吾尔流亡者正在享受一场文化复兴，并重新学习如何成为“维吾尔人”。
图片说明：两名维吾尔女孩在音乐工作坊中尝试dutar（都塔尔）和dap（手鼓）。
随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全境“中国化”进程的全面推进，自发的维吾尔文化表达受到排斥，并常被定性为犯罪。
为了确保流亡青年能够传承传统，一场旨在唤醒下一代民族自豪感、培养音乐与艺术热爱的运动正在欧洲各地展开。
在过去三年里，维吾尔族青少年一直在社区领袖的指导下聚会。今年，英国维吾尔社区在伦敦接待了33名年轻人，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活动，他们学习演奏传统乐器、创作诗歌，并进行维吾尔风格的艺术创作。
活动的精髓是“麦西热甫”（Meshrep），它曾是维吾尔社会的基石：一种结合了音乐、舞蹈、诗歌、讲故事、饮食和社区议题讨论的传统聚会，有时还涉及纪律约束、调解纠纷和道德教化。
麦西热甫因其在社区自我管理、身份认同维护和代际传承方面的作用，于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自2017年以来，它被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对中国国家价值观的生存威胁，其延续了数百年的形式已被禁止。
图片说明：英国维吾尔青年活动中创作的维吾尔传统艺术作品。
它已被一种经过国家“净化”的版本所取代，该版本剔除了所有关于维吾尔历史和宗教的暗示，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反极端主义的内容。尽管为了维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假象，舞台化的麦西热甫表演会在电视上播放并从一个村庄巡演到另一个村庄，但它们现在已几乎面目全非；它们只是过去形式的影子，由北京精心策划和操纵，旨在推广共产主义和中国价值观。
伦敦的活动由总部位于挪威的维吾尔援助基金会（Uyghur Hjelp Foundation）和英国维吾尔社区共同组织。援助基金会创始人、学者阿布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是青年麦西热甫倡议的带头人，他向《寒冬》杂志讲述了他的目标：帮助维吾尔年轻人建立友谊并增强身份认同感。“我们真心希望灌输作为维吾尔人的自豪感，让他们享受自己的文化，”他说。他说，青少年的反应非常积极。
在祖国之外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很难对父母出生地的文化产生认同感。阿布都外力表示，孩子们到了十岁左右就会变得害羞，难以建立人际关系。为此，他创造了一种活动，让年轻人在任务和趣味游戏中自然地开始合作。“虽然有维吾尔语周末学校，但孩子们在12岁以后就不太愿意参加了，”他说；这就是文化项目构想的由来。
在过去四年的各种尝试中，青少年们接触到了维吾尔人的生活以及维吾尔文化在其漫长历史中的发展。他发现，实践式的方法总能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的生命力。今年尝试维吾尔族历代服饰非常受欢迎，分组合作创作诗歌的尝试也是如此。“维吾尔诗歌是我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开始感受它。”
英国维吾尔社区负责人、活动组织者Mahire Aisaeva一直担心年轻维吾尔人在成长过程中，因身处与父母不同的文化环境而面临身份危机。“他们在英国式的生活中长大，上英国学校，有英国朋友，但他们的维吾尔文化又是从家庭传承下来的，”她告诉《寒冬》。“有时很难平衡两者。”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两边都无法完全融入。有些人不能很好地说维吾尔语，或者对自己的文化了解不多，这会让他们感到悲伤或迷茫。”
图片说明：维吾尔音乐人Dilzat Turdi指导参加者演奏传统乐器。
来自挪威的维吾尔音乐教师Mirkamil Turkel与音乐家Dilzat Turdi一起，热衷于让年轻人了解维吾尔音乐的历史和深度，并主持研讨会，通过民族乐器向他们介绍简单的节奏。
“音乐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它能开启思想和想象力，”他告诉《寒冬》。“学习传统乐器和歌曲加深了他们与自身身份的联系，并增加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
Mirkamil希望这类活动能成为对抗家乡人民所遭受的快速文化同化的解毒剂。“正因如此，在侨民中保护文化认同变得更加重要，”他说。
“维吾尔人是中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拥有丰富而古老的文明。孩子们应该了解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以及为什么为后代保护自己的身份如此重要，”他说。“许多在挪威的维吾尔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试图平衡两种身份；既为自己是挪威人感到自豪，同时也与自己的维吾尔文化遗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Mirkamil对东突厥斯坦强制文化同化的速度感到震惊。“几十首麦西热甫歌曲被禁了，”他说。“任何不包含中国宣传、不歌颂共产党的麦西热甫、活动或电视节目，政府都不再允许。”
图片说明：Mirkamil Turkel展示两弦维吾尔dutar（都塔尔），并让青少年亲自尝试。
他谴责中共剥夺了古典维吾尔“木卡姆”（Muqam）音乐传统中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现在已被政治正确的术语所取代。木卡姆中反复出现的“造物主”（Allah）一词已被“朋友”、“世界”或“风景”等词汇取代。“现在，作为一名维吾尔人并表达我们的文化认同是一种犯罪，”他说。“幸运的是，那些参加活动的儿童和家长有机会享受他们的权利，”他补充道。
伦敦活动的共同组织者Mukaddes Yadigar说，她的女儿们非常喜欢这次活动。“她们非常享受，迫不及待地想等到明年在荷兰举办的活动，”她说。“我们的孩子出生在英国。由于那里的局势，她们从未能访问过我们的家乡。这次聚会帮助她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维吾尔属性。”
图片说明：穿着民族服饰的维吾尔侨民少女尝试传统乐器。 收起阅读 »
海外维吾尔青年如何传承Meshrep？音乐、语言与身份
背景：meshrep是什么？
meshrep是维吾尔传统社区聚会，通常包含音乐、舞蹈、礼仪和集体教育，是维吾尔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
摘要
2026年，据Bitter Winter报道，伦敦维吾尔青年参加meshrep（传统聚会），通过音乐、舞蹈和语言学习守住身份。
图片说明：音乐教师Mirkamil Turkel向维吾尔青少年展示传统乐器。
远离“家园”，维吾尔族青年正在海外点燃他们文化的火种。
在他们的家乡，维吾尔人仅仅因为轻微的举动就可能被枪杀或判处终身监禁。但在远离中国惩罚性触角的地方，欧洲的年轻维吾尔流亡者正在享受一场文化复兴，并重新学习如何成为“维吾尔人”。
图片说明：两名维吾尔女孩在音乐工作坊中尝试dutar（都塔尔）和dap（手鼓）。
随着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全境“中国化”进程的全面推进，自发的维吾尔文化表达受到排斥，并常被定性为犯罪。
为了确保流亡青年能够传承传统，一场旨在唤醒下一代民族自豪感、培养音乐与艺术热爱的运动正在欧洲各地展开。
在过去三年里，维吾尔族青少年一直在社区领袖的指导下聚会。今年，英国维吾尔社区在伦敦接待了33名年轻人，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活动，他们学习演奏传统乐器、创作诗歌，并进行维吾尔风格的艺术创作。
活动的精髓是“麦西热甫”（Meshrep），它曾是维吾尔社会的基石：一种结合了音乐、舞蹈、诗歌、讲故事、饮食和社区议题讨论的传统聚会，有时还涉及纪律约束、调解纠纷和道德教化。
麦西热甫因其在社区自我管理、身份认同维护和代际传承方面的作用，于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自2017年以来，它被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对中国国家价值观的生存威胁，其延续了数百年的形式已被禁止。
图片说明：英国维吾尔青年活动中创作的维吾尔传统艺术作品。
它已被一种经过国家“净化”的版本所取代，该版本剔除了所有关于维吾尔历史和宗教的暗示，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反极端主义的内容。尽管为了维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假象，舞台化的麦西热甫表演会在电视上播放并从一个村庄巡演到另一个村庄，但它们现在已几乎面目全非；它们只是过去形式的影子，由北京精心策划和操纵，旨在推广共产主义和中国价值观。
伦敦的活动由总部位于挪威的维吾尔援助基金会（Uyghur Hjelp Foundation）和英国维吾尔社区共同组织。援助基金会创始人、学者阿布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是青年麦西热甫倡议的带头人，他向《寒冬》杂志讲述了他的目标：帮助维吾尔年轻人建立友谊并增强身份认同感。“我们真心希望灌输作为维吾尔人的自豪感，让他们享受自己的文化，”他说。他说，青少年的反应非常积极。
在祖国之外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很难对父母出生地的文化产生认同感。阿布都外力表示，孩子们到了十岁左右就会变得害羞，难以建立人际关系。为此，他创造了一种活动，让年轻人在任务和趣味游戏中自然地开始合作。“虽然有维吾尔语周末学校，但孩子们在12岁以后就不太愿意参加了，”他说；这就是文化项目构想的由来。
在过去四年的各种尝试中，青少年们接触到了维吾尔人的生活以及维吾尔文化在其漫长历史中的发展。他发现，实践式的方法总能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的生命力。今年尝试维吾尔族历代服饰非常受欢迎，分组合作创作诗歌的尝试也是如此。“维吾尔诗歌是我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开始感受它。”
英国维吾尔社区负责人、活动组织者Mahire Aisaeva一直担心年轻维吾尔人在成长过程中，因身处与父母不同的文化环境而面临身份危机。“他们在英国式的生活中长大，上英国学校，有英国朋友，但他们的维吾尔文化又是从家庭传承下来的，”她告诉《寒冬》。“有时很难平衡两者。”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两边都无法完全融入。有些人不能很好地说维吾尔语，或者对自己的文化了解不多，这会让他们感到悲伤或迷茫。”
图片说明：维吾尔音乐人Dilzat Turdi指导参加者演奏传统乐器。
来自挪威的维吾尔音乐教师Mirkamil Turkel与音乐家Dilzat Turdi一起，热衷于让年轻人了解维吾尔音乐的历史和深度，并主持研讨会，通过民族乐器向他们介绍简单的节奏。
“音乐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它能开启思想和想象力，”他告诉《寒冬》。“学习传统乐器和歌曲加深了他们与自身身份的联系，并增加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
Mirkamil希望这类活动能成为对抗家乡人民所遭受的快速文化同化的解毒剂。“正因如此，在侨民中保护文化认同变得更加重要，”他说。
“维吾尔人是中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拥有丰富而古老的文明。孩子们应该了解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以及为什么为后代保护自己的身份如此重要，”他说。“许多在挪威的维吾尔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试图平衡两种身份；既为自己是挪威人感到自豪，同时也与自己的维吾尔文化遗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Mirkamil对东突厥斯坦强制文化同化的速度感到震惊。“几十首麦西热甫歌曲被禁了，”他说。“任何不包含中国宣传、不歌颂共产党的麦西热甫、活动或电视节目，政府都不再允许。”
图片说明：Mirkamil Turkel展示两弦维吾尔dutar（都塔尔），并让青少年亲自尝试。
他谴责中共剥夺了古典维吾尔“木卡姆”（Muqam）音乐传统中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现在已被政治正确的术语所取代。木卡姆中反复出现的“造物主”（Allah）一词已被“朋友”、“世界”或“风景”等词汇取代。“现在，作为一名维吾尔人并表达我们的文化认同是一种犯罪，”他说。“幸运的是，那些参加活动的儿童和家长有机会享受他们的权利，”他补充道。
伦敦活动的共同组织者Mukaddes Yadigar说，她的女儿们非常喜欢这次活动。“她们非常享受，迫不及待地想等到明年在荷兰举办的活动，”她说。“我们的孩子出生在英国。由于那里的局势，她们从未能访问过我们的家乡。这次聚会帮助她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维吾尔属性。”
图片说明：穿着民族服饰的维吾尔侨民少女尝试传统乐器。 收起阅读 »
Bitter Winter聚焦doppa与hijab：维吾尔文化符号被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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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帽和头巾为何被打压？文化身份被贴上极端标签
背景：doppa是什么？
doppa是维吾尔传统花帽，是身份、礼仪和文化传承的象征。文章关注它如何在政治环境中被重新定性。
摘要
2026年，据Bitter Winter文章，从doppa（维吾尔传统花帽）到hijab（头巾），维吾尔文化符号在中国政策下被贴上极端标签。
图片说明：文章配图以AI方式表现处于危险中的维吾尔文化。
北京的政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任何能够直观表达维吾尔族身份的文化元素，都在逐渐成为被针对和压制的目标。
近年来，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流出的文件、视频和目击者证词，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人的运动不仅仅涉及政治控制；这是一场系统性的文化清洗，影响着语言、宗教、教育、家庭结构、服饰以及日常生活。
最近的两项证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份泄露的2017年政府指令以及相关视频显示，维吾尔族女性在“去极端化”的幌子下，被限制佩戴头巾或遮盖面部。当局鼓励公民举报任何着装“异常”的人。另一段视频显示，当局向一家中国企业施压，要求其更改品牌标志，原因仅仅是因为标志中包含了一名佩戴维吾尔族传统四角帽（Doppa）的男子，这被认为含有“敏感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元素”。”
将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揭示了北京统治下一种讽刺却准确的图景：当维吾尔文化被商业化或转化为娱乐时，它被赞誉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特色”。”然而，当真正的维吾尔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或佩戴这些文化符号时，它们却被视为“危险”和“极端主义”的标志。”这种双重标准正是北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危险逻辑的核心。
图片说明：喀什一名维吾尔doppa（传统花帽）制作者。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试图将维吾尔族传统服饰与恐怖主义叙事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建立在对历史的蓄意歪曲之上。像Doppa这样的传统头饰，其历史比伊斯兰教传入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时间早了几个世纪，因此将其与现代政治极端主义建立任何历史联系都是不可能的。Doppa不仅仅是一件宗教物品，它是由数千年的绿洲文化、农业文明和丝绸之路交流所塑造的重要民族象征。
考古和历史证据支持这种深厚的传承。在整个地区发现的遗迹——包括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米兰遗址，以及克孜尔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佛教壁画——都显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人们就已经佩戴着类似于今天Doppa的头饰。Doppa上的传统图案，如巴旦木纹、花卉卷草纹和几何图形，反映了古代中亚对自然崇拜、生育象征和宇宙秩序的传统。四角通常象征着季节或方位，这与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和绿洲信仰有着深层的联系。
简而言之，Doppa首先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象征，宗教意义居于其次。中国当局忽视了其历史和艺术背景，将其简化为与“极端化”挂钩的政治标签。”
北京的政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任何能够直观表达维吾尔族身份的文化元素，都在逐渐成为被针对和压制的目标。这包括维吾尔语教育、清真寺、传统婚礼、音乐、服饰，以及Doppa和头巾等符号。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和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的大量报告表明，在北京的“去极端化”政策下，维吾尔族身份的日常展示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真正的恐怖主义不是由服饰定义的。全世界有数亿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在中亚、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人们佩戴传统帽子，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将他们的人民贴上“潜在恐怖分子”的标签。”然而，北京的运作基于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提：一个人看起来越像维吾尔人，就越可疑。按照这个逻辑，佩戴头巾意味着“宗教狂热”。”佩戴Doppa暗示“意识形态保守”。”留胡子可能导致国家监控。独特文化的存在本身，正日益被视为一种安全威胁。
这造成了北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治理中最荒谬的矛盾之一。一方面，Doppa、民族舞蹈和传统建筑被大肆商业化，以促进旅游业、区域品牌推广以及关于“异域风情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宣传。”另一方面，真正的维吾尔人在公开佩戴或实践其文化传统时，却遭到怀疑。一段近期的视频显示，Doppa用于商业包装来营销产品时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佩戴它，可能会面临限制和审查。
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政治现实：北京并不一定反对文化符号本身；它反对的是维吾尔人作为该文化的积极参与者而生活。维吾尔文化只有在被剥离政治意义、商业化并变成无害的博物馆文物时，才会被容忍。符号可以保留，但符号背后的人必须在政治上保持隐形。这不仅仅是政治压迫；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
图片说明：用于舞蹈和仪式的doppa（维吾尔传统花帽）。
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后，北京迅速在其国内政策中采用了全球性的“反恐战争”话语。与民族身份、人权和文化保护相关的问题，被重新定义为“反恐”和“安全”事务。结果，大规模拘留营被重新包装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广泛的文化限制变成了“去极端化”，宗教自由被贴上了“安全隐患”的标签。”Doppa和头巾逐渐被纳入这一更广泛的安全信息中，尽管许多维吾尔文化符号早于伊斯兰教，且与现代极端主义毫无关联。
现在被针对的不仅是宗教实践，还有整个文明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连续性。
真正的威胁不是Doppa，而是对一个民族的抹除。
危险并非来自佩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或佩戴Doppa的维吾尔族男性。真正的威胁在于一个国家系统性地否认一个民族的历史根源，同时试图摧毁他们的文化连续性。一旦一个民族无法再自由地使用他们的语言、穿着他们的服饰、讲述他们的历史或保持他们的传统，他们的集体身份就会开始消亡，即使他们在肉体上依然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专家警告说，发生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事情不仅仅是“安全治理”，而是一个更深层的文化毁灭过程。
它不是一种危险意识形态的标志。
它是数千年来维吾尔绿洲文明、丝绸之路交流和艺术遗产的活生生的延续。真正威胁到威权政权的不是刺绣帽子本身，而是帽子下依然存在着一个拒绝消失、抵制彻底同化、并继续铭记自己是谁的独特民族。 收起阅读 »
花帽和头巾为何被打压？文化身份被贴上极端标签
背景：doppa是什么？
doppa是维吾尔传统花帽，是身份、礼仪和文化传承的象征。文章关注它如何在政治环境中被重新定性。
摘要
2026年，据Bitter Winter文章，从doppa（维吾尔传统花帽）到hijab（头巾），维吾尔文化符号在中国政策下被贴上极端标签。
图片说明：文章配图以AI方式表现处于危险中的维吾尔文化。
北京的政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任何能够直观表达维吾尔族身份的文化元素，都在逐渐成为被针对和压制的目标。
近年来，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流出的文件、视频和目击者证词，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人的运动不仅仅涉及政治控制；这是一场系统性的文化清洗，影响着语言、宗教、教育、家庭结构、服饰以及日常生活。
最近的两项证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份泄露的2017年政府指令以及相关视频显示，维吾尔族女性在“去极端化”的幌子下，被限制佩戴头巾或遮盖面部。当局鼓励公民举报任何着装“异常”的人。另一段视频显示，当局向一家中国企业施压，要求其更改品牌标志，原因仅仅是因为标志中包含了一名佩戴维吾尔族传统四角帽（Doppa）的男子，这被认为含有“敏感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元素”。”
将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揭示了北京统治下一种讽刺却准确的图景：当维吾尔文化被商业化或转化为娱乐时，它被赞誉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特色”。”然而，当真正的维吾尔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或佩戴这些文化符号时，它们却被视为“危险”和“极端主义”的标志。”这种双重标准正是北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危险逻辑的核心。
图片说明：喀什一名维吾尔doppa（传统花帽）制作者。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试图将维吾尔族传统服饰与恐怖主义叙事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建立在对历史的蓄意歪曲之上。像Doppa这样的传统头饰，其历史比伊斯兰教传入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时间早了几个世纪，因此将其与现代政治极端主义建立任何历史联系都是不可能的。Doppa不仅仅是一件宗教物品，它是由数千年的绿洲文化、农业文明和丝绸之路交流所塑造的重要民族象征。
考古和历史证据支持这种深厚的传承。在整个地区发现的遗迹——包括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米兰遗址，以及克孜尔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佛教壁画——都显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人们就已经佩戴着类似于今天Doppa的头饰。Doppa上的传统图案，如巴旦木纹、花卉卷草纹和几何图形，反映了古代中亚对自然崇拜、生育象征和宇宙秩序的传统。四角通常象征着季节或方位，这与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教和绿洲信仰有着深层的联系。
简而言之，Doppa首先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象征，宗教意义居于其次。中国当局忽视了其历史和艺术背景，将其简化为与“极端化”挂钩的政治标签。”
北京的政策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任何能够直观表达维吾尔族身份的文化元素，都在逐渐成为被针对和压制的目标。这包括维吾尔语教育、清真寺、传统婚礼、音乐、服饰，以及Doppa和头巾等符号。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和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的大量报告表明，在北京的“去极端化”政策下，维吾尔族身份的日常展示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真正的恐怖主义不是由服饰定义的。全世界有数亿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在中亚、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人们佩戴传统帽子，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将他们的人民贴上“潜在恐怖分子”的标签。”然而，北京的运作基于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提：一个人看起来越像维吾尔人，就越可疑。按照这个逻辑，佩戴头巾意味着“宗教狂热”。”佩戴Doppa暗示“意识形态保守”。”留胡子可能导致国家监控。独特文化的存在本身，正日益被视为一种安全威胁。
这造成了北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治理中最荒谬的矛盾之一。一方面，Doppa、民族舞蹈和传统建筑被大肆商业化，以促进旅游业、区域品牌推广以及关于“异域风情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宣传。”另一方面，真正的维吾尔人在公开佩戴或实践其文化传统时，却遭到怀疑。一段近期的视频显示，Doppa用于商业包装来营销产品时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佩戴它，可能会面临限制和审查。
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政治现实：北京并不一定反对文化符号本身；它反对的是维吾尔人作为该文化的积极参与者而生活。维吾尔文化只有在被剥离政治意义、商业化并变成无害的博物馆文物时，才会被容忍。符号可以保留，但符号背后的人必须在政治上保持隐形。这不仅仅是政治压迫；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
图片说明：用于舞蹈和仪式的doppa（维吾尔传统花帽）。
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后，北京迅速在其国内政策中采用了全球性的“反恐战争”话语。与民族身份、人权和文化保护相关的问题，被重新定义为“反恐”和“安全”事务。结果，大规模拘留营被重新包装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广泛的文化限制变成了“去极端化”，宗教自由被贴上了“安全隐患”的标签。”Doppa和头巾逐渐被纳入这一更广泛的安全信息中，尽管许多维吾尔文化符号早于伊斯兰教，且与现代极端主义毫无关联。
现在被针对的不仅是宗教实践，还有整个文明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连续性。
真正的威胁不是Doppa，而是对一个民族的抹除。
危险并非来自佩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或佩戴Doppa的维吾尔族男性。真正的威胁在于一个国家系统性地否认一个民族的历史根源，同时试图摧毁他们的文化连续性。一旦一个民族无法再自由地使用他们的语言、穿着他们的服饰、讲述他们的历史或保持他们的传统，他们的集体身份就会开始消亡，即使他们在肉体上依然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专家警告说，发生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事情不仅仅是“安全治理”，而是一个更深层的文化毁灭过程。
它不是一种危险意识形态的标志。
它是数千年来维吾尔绿洲文明、丝绸之路交流和艺术遗产的活生生的延续。真正威胁到威权政权的不是刺绣帽子本身，而是帽子下依然存在着一个拒绝消失、抵制彻底同化、并继续铭记自己是谁的独特民族。 收起阅读 »
为什么特朗普被批沉默？前警官证词揭开维吾尔镇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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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镇压证词为何重要？沉默如何影响问责
背景：维吾尔镇压争议是什么？
维吾尔镇压争议指国际社会围绕拘押营、强迫劳动、宗教限制和监控系统对中国政策提出的人权指控。
摘要
2026年，据《独立报》评论文章，一名前中国警官证词被用来说明维吾尔镇压争议，作者批评国际政治沉默造成问责缺口。
图片说明：一座官方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设施外，警戒塔和围栏清晰可见。
一位前中国警官证实了维吾尔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拉希玛·马赫穆特（Rahima Mahmut）表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世界为何未能采取行动。
多年来，维吾尔人一直向世界讲述我们的族人正在经历的一切：大规模拘留、强迫洗脑、酷刑、文化抹除，以及对我们信仰和身份的系统性拆解。
我们讲述了家庭破碎、亲人无故失踪，以及整个社区生活在恐惧之中的遭遇。这些证词往往换来的却是犹豫、外交上的谨慎或沉默。
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就是这一点的又一例证。2021年，特朗普政府正式认定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构成种族灭绝，这一认定至今仍是美国的官方立场。对于许多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来说，这种认定曾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希望，让他们觉得亲人所受的苦难不会被否认，也不会被遗忘。
包括如珊·阿巴斯（Rushan Abbas，其姐妹至今仍被监禁）以及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和亚尔昆·肉孜（Yalqun Rozi）等被拘留知识分子的子女在内，许多知名的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曾希望特朗普总统的访问能带来道德上的清晰度，并对北京施加新的压力。
然而，围绕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沉默令人深感痛苦。当种族灭绝被官方认定却在最高层面上只字不提时，这传递了一个毁灭性的信号：数百万人的苦难再次被战略和经济利益所掩盖。
现在，又一个来自体制内部的声音证实了我们早已知晓的事实。
上个月，《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一位逃离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前中国警官的采访，他选择了公开讲述。对于维吾尔人来说，他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新鲜内容。但看到这些内容从压迫机器内部得到证实，依然令人深感痛苦。
因为在每一份报告、每一项统计数据、每一份泄露的文件背后，都有我熟悉的面孔——我的兄弟、我的表亲、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他们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每一个人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已经超过九年没有直接与家人通过话了。联系仅限于陌生人带来的只言片语——某个旅行过的人、某个听到过消息的人、某个有勇气低声说出一个名字的人。每一个片段既是慰藉，也是心碎。
我通过一个线人得知了大姐去世的消息。叔叔去世的消息则是通过流亡海外的人传来的。最近，我听说侄子的妻子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不仅是从生活中消失，更是从联系中、从记忆中、从可能性中消失。
这就是头条新闻之外压迫的真实面貌。这不仅仅是拘留。这是缺席。这是一个民族被缓慢抹除的过程。
这位前警官的证词证实了幸存者多年来所描述的情况。
在接受郑国恩（Adrian Zenz）采访时，他报告称在大规模拘禁运动的高峰期，亲眼目睹了被拘留者在羁押期间遭到殴打、折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杀害。他还描述了拘留中心严重的过度拥挤，以及包括审讯期间强奸在内的性暴力事件。
他在同一份采访报告中提供的叙述反映了压迫是如何演变的——虽然在集中营中的表现不再那么显眼，但它依然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
他描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部署地区的传统维吾尔生活是如何被彻底拆解的。宗教活动——阅读《古兰经》、在家祈祷、遵守斋月——都被禁止了。清真寺要么被拆毁，要么处于永久监视之下，据报道至少有一座清真寺被全天候看守以防止进入。
他还描述了强制性的政治忠诚措施，包括向维吾尔族官员施压，要求他们食用猪肉以测试其顺从度。
今天，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压迫变得不那么显眼，但却更加根深蒂固。
曾经的大规模拘留已演变为更广泛的控制体系，通过警务、数字监控、线人网络和行政强制手段运作。
旅游业和经济发展常被作为正常的标志。但对许多维吾尔人来说，这种正常是建立在强制沉默之上的。
正如一句维吾尔谚语所说，在混乱中，偷面包变得容易。在世界分心的时刻，压迫就更容易隐藏。
当世界的注意力在乌克兰、加沙、伊朗和其他危机之间转移时，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正面临被进一步忽视的风险。然而，从头条新闻中消失并不意味着苦难的消失。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2022年的评估中得出结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发生了可信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警告称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自那以后，受地缘政治分歧的限制，有效的国际行动依然有限。
多年来，维吾尔族妇女一直是这些所谓种族灭绝政策的目标，遭受强制绝育、性暴力和持续监控。国家权力深入到家庭和社区，侵蚀了公共权威与私人生活之间的任何界限。“维吾尔法庭”在其调查结果中得出结论，此类措施，特别是广泛使用强制绝育，是旨在减少维吾尔人口的蓄意努力的一部分。
图片说明：伦敦议会广场示威活动中出现的旗帜，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儿童被与家人分离并安置在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被系统性地稀释。这些并非抽象的政策。它们是家庭生活中真实的断裂。
这位前警官表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实际上是一座监狱，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迫害。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毕竟，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
他的话不仅因为揭露的内容而引人注目，更因为其中承载的情感——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它变成如今这般模样的悲痛。
他还证实，到他2023年离开警队时，他所在地区的传统习俗和宗教生活几乎已被完全拆解。即使是最基本的信仰表达也不再安全。
这些叙述与研究人员、人权组织和议会调查所记录的更广泛模式是一致的。这个系统只是在表面上进行了重新包装，以显得正常。
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倡导者。我一生都在跨越国界传播维吾尔歌曲、诗歌和语言。
对于许多局外人来说，文化可能显得具有象征意义。但对我们而言，这是生存。
我们的语言承载着记忆。我们的诗歌承载着历史。我们的音乐承载着无法翻译且不失其本意的悲伤与喜悦。恐惧它们的消失，就是恐惧我们作为独特个体的一切被抹除。
这就是为什么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各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些证据。各国议会已经对此进行了辩论。法庭已经对此进行了审查。英国议会于2021年正式承认了维吾尔种族灭绝。其他几个国家的立法机构也通过了类似的认定，而尽管有大量的记录，仍有一些国家继续回避法律层面的定性。
然而，政策并未跟上这种认知的步伐。
在联合国，针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加强审查的呼声屡次遭到阻挠或淡化，这反映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尽管幸存者证词、泄露文件和独立调查积累了大量证据，但外交和经济考量仍在左右各方的应对措施。
对于我们这些仍有家人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拖延并非抽象的概念。这是一种以沉默、缺席以及每天不知道谁还活着的无尽不确定性来衡量的时光。
像这位前警官提供的证词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打破了强制性的沉默。它们证实了维吾尔人长期以来不惜付出巨大个人代价所讲述的事实。
但仅有承认是不够的。
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将证据视为只需承认而无需采取行动的对象，那么问责制就只会流于口头，而无法落到实处。
现在采取行动还来得及。但窗口期正在缩小。
因为沉默一旦常态化，就不再仅仅是缺乏言语。
然而，人性并未泯灭。
它甚至存在于那些曾经执行过该系统、如今却选择站出来发声的人身上。
这位前警官透露，他现在正面临跨国镇压。和我们一样，他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也处于危险之中。切断联系已成为保护他们的唯一途径，正如对我以及许多流亡维吾尔人而言一样。
在那共同的现实中——跨越恐惧、跨越体制、跨越强加的隔阂——依然存在着某种该系统无法抹去的东西。人性。 收起阅读 »
维吾尔镇压证词为何重要？沉默如何影响问责
背景：维吾尔镇压争议是什么？
维吾尔镇压争议指国际社会围绕拘押营、强迫劳动、宗教限制和监控系统对中国政策提出的人权指控。
摘要
2026年，据《独立报》评论文章，一名前中国警官证词被用来说明维吾尔镇压争议，作者批评国际政治沉默造成问责缺口。
图片说明：一座官方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设施外，警戒塔和围栏清晰可见。
一位前中国警官证实了维吾尔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拉希玛·马赫穆特（Rahima Mahmut）表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世界为何未能采取行动。
多年来，维吾尔人一直向世界讲述我们的族人正在经历的一切：大规模拘留、强迫洗脑、酷刑、文化抹除，以及对我们信仰和身份的系统性拆解。
我们讲述了家庭破碎、亲人无故失踪，以及整个社区生活在恐惧之中的遭遇。这些证词往往换来的却是犹豫、外交上的谨慎或沉默。
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就是这一点的又一例证。2021年，特朗普政府正式认定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构成种族灭绝，这一认定至今仍是美国的官方立场。对于许多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来说，这种认定曾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希望，让他们觉得亲人所受的苦难不会被否认，也不会被遗忘。
包括如珊·阿巴斯（Rushan Abbas，其姐妹至今仍被监禁）以及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和亚尔昆·肉孜（Yalqun Rozi）等被拘留知识分子的子女在内，许多知名的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曾希望特朗普总统的访问能带来道德上的清晰度，并对北京施加新的压力。
然而，围绕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沉默令人深感痛苦。当种族灭绝被官方认定却在最高层面上只字不提时，这传递了一个毁灭性的信号：数百万人的苦难再次被战略和经济利益所掩盖。
现在，又一个来自体制内部的声音证实了我们早已知晓的事实。
上个月，《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一位逃离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前中国警官的采访，他选择了公开讲述。对于维吾尔人来说，他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新鲜内容。但看到这些内容从压迫机器内部得到证实，依然令人深感痛苦。
因为在每一份报告、每一项统计数据、每一份泄露的文件背后，都有我熟悉的面孔——我的兄弟、我的表亲、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他们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每一个人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已经超过九年没有直接与家人通过话了。联系仅限于陌生人带来的只言片语——某个旅行过的人、某个听到过消息的人、某个有勇气低声说出一个名字的人。每一个片段既是慰藉，也是心碎。
我通过一个线人得知了大姐去世的消息。叔叔去世的消息则是通过流亡海外的人传来的。最近，我听说侄子的妻子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不仅是从生活中消失，更是从联系中、从记忆中、从可能性中消失。
这就是头条新闻之外压迫的真实面貌。这不仅仅是拘留。这是缺席。这是一个民族被缓慢抹除的过程。
这位前警官的证词证实了幸存者多年来所描述的情况。
在接受郑国恩（Adrian Zenz）采访时，他报告称在大规模拘禁运动的高峰期，亲眼目睹了被拘留者在羁押期间遭到殴打、折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杀害。他还描述了拘留中心严重的过度拥挤，以及包括审讯期间强奸在内的性暴力事件。
他在同一份采访报告中提供的叙述反映了压迫是如何演变的——虽然在集中营中的表现不再那么显眼，但它依然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
他描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部署地区的传统维吾尔生活是如何被彻底拆解的。宗教活动——阅读《古兰经》、在家祈祷、遵守斋月——都被禁止了。清真寺要么被拆毁，要么处于永久监视之下，据报道至少有一座清真寺被全天候看守以防止进入。
他还描述了强制性的政治忠诚措施，包括向维吾尔族官员施压，要求他们食用猪肉以测试其顺从度。
今天，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压迫变得不那么显眼，但却更加根深蒂固。
曾经的大规模拘留已演变为更广泛的控制体系，通过警务、数字监控、线人网络和行政强制手段运作。
旅游业和经济发展常被作为正常的标志。但对许多维吾尔人来说，这种正常是建立在强制沉默之上的。
正如一句维吾尔谚语所说，在混乱中，偷面包变得容易。在世界分心的时刻，压迫就更容易隐藏。
当世界的注意力在乌克兰、加沙、伊朗和其他危机之间转移时，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正面临被进一步忽视的风险。然而，从头条新闻中消失并不意味着苦难的消失。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2022年的评估中得出结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发生了可信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警告称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自那以后，受地缘政治分歧的限制，有效的国际行动依然有限。
多年来，维吾尔族妇女一直是这些所谓种族灭绝政策的目标，遭受强制绝育、性暴力和持续监控。国家权力深入到家庭和社区，侵蚀了公共权威与私人生活之间的任何界限。“维吾尔法庭”在其调查结果中得出结论，此类措施，特别是广泛使用强制绝育，是旨在减少维吾尔人口的蓄意努力的一部分。
图片说明：伦敦议会广场示威活动中出现的旗帜，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儿童被与家人分离并安置在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被系统性地稀释。这些并非抽象的政策。它们是家庭生活中真实的断裂。
这位前警官表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实际上是一座监狱，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迫害。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毕竟，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
他的话不仅因为揭露的内容而引人注目，更因为其中承载的情感——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它变成如今这般模样的悲痛。
他还证实，到他2023年离开警队时，他所在地区的传统习俗和宗教生活几乎已被完全拆解。即使是最基本的信仰表达也不再安全。
这些叙述与研究人员、人权组织和议会调查所记录的更广泛模式是一致的。这个系统只是在表面上进行了重新包装，以显得正常。
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倡导者。我一生都在跨越国界传播维吾尔歌曲、诗歌和语言。
对于许多局外人来说，文化可能显得具有象征意义。但对我们而言，这是生存。
我们的语言承载着记忆。我们的诗歌承载着历史。我们的音乐承载着无法翻译且不失其本意的悲伤与喜悦。恐惧它们的消失，就是恐惧我们作为独特个体的一切被抹除。
这就是为什么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各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些证据。各国议会已经对此进行了辩论。法庭已经对此进行了审查。英国议会于2021年正式承认了维吾尔种族灭绝。其他几个国家的立法机构也通过了类似的认定，而尽管有大量的记录，仍有一些国家继续回避法律层面的定性。
然而，政策并未跟上这种认知的步伐。
在联合国，针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加强审查的呼声屡次遭到阻挠或淡化，这反映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尽管幸存者证词、泄露文件和独立调查积累了大量证据，但外交和经济考量仍在左右各方的应对措施。
对于我们这些仍有家人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拖延并非抽象的概念。这是一种以沉默、缺席以及每天不知道谁还活着的无尽不确定性来衡量的时光。
像这位前警官提供的证词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打破了强制性的沉默。它们证实了维吾尔人长期以来不惜付出巨大个人代价所讲述的事实。
但仅有承认是不够的。
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将证据视为只需承认而无需采取行动的对象，那么问责制就只会流于口头，而无法落到实处。
现在采取行动还来得及。但窗口期正在缩小。
因为沉默一旦常态化，就不再仅仅是缺乏言语。
然而，人性并未泯灭。
它甚至存在于那些曾经执行过该系统、如今却选择站出来发声的人身上。
这位前警官透露，他现在正面临跨国镇压。和我们一样，他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也处于危险之中。切断联系已成为保护他们的唯一途径，正如对我以及许多流亡维吾尔人而言一样。
在那共同的现实中——跨越恐惧、跨越体制、跨越强加的隔阂——依然存在着某种该系统无法抹去的东西。人性。 收起阅读 »
叙利亚维吾尔战士为何引争议？流亡社群与安全风险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收起阅读 »
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收起阅读 »
荷兰议会保护维吾尔人：反击中国跨国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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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为什么表态保护维吾尔人？跨国骚扰触发欧洲警觉
背景：中国跨国骚扰是什么？
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讨论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荷兰生活的维吾尔社区。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图片说明：作者与荷兰议员Stephan van Baarle合影，荷兰议会讨论保护维吾尔人免受跨国骚扰。
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
“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过去几个月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满痛苦考验和历史转折的旅程。2026年2月14日，我在海牙市政厅内遭到中国政府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被按倒在地、脖子和手臂被扭曲，这无疑证明了中国的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欧洲中心，并渗透进了民主机构。然而今天，我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作为正义胜利的见证者。
我于2026年2月27日在海牙的一次开斋节活动中，首次见到了受人尊敬的荷兰议会议员、DENK党领袖斯蒂芬·范·巴勒（Stephan van Baarle），我当时受邀出席了该活动。在那次会面中，我详细描述了2月14日我在和平抗议期间遭受中国安保人员暴力对待的经过。我向他展示了视频证据，并请求将中国对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实施跨国镇压的威胁提交议会讨论。范·巴勒向我承诺他会采取行动。
图片说明：荷兰议会就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进行辩论。
他信守了诺言。4月16日，他在荷兰议会提出了我的案件，向外交大臣汤姆·贝伦森（Tom Berendsen）提出尖锐质询，并要求政府明确立场。在他的努力下，一项动议被提交并于4月21日以150票中116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116张选票向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自由在荷兰土地上绝不会被扼杀。
昨天，即2026年5月11日，我在议会办公室再次见到了范·巴勒。他详细介绍了议会辩论的情况、大臣的积极回应，以及这一决定对于维吾尔侨民安全的重要性。那次会面再次确认，我们维吾尔人在法律和道德斗争中并不孤单。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森的回应令人深受鼓舞。他明确承认了我所遭受的暴力，并确认我——以及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活动人士——将受到荷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慰藉。这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有力肯定，也是对中国政府当之无愧的一记耳光。通过这一决定，荷兰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绝不允许“北京的长臂”破坏民主。
这场胜利是决心战胜恐惧的结果。如果中国侵略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让我们噤声，那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跨国镇压政策如今已以国际丑闻告终。这一成功是我对中国政府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坚定抵抗的产物——尽管多年来面临死亡威胁、心理压力以及中国长臂对我家人的勒索，我始终坚持这种抵抗。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我的个人胜利，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反对跨国镇压的维吾尔人以及所有捍卫正义者的集体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家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将逐渐熄灭我们的声音。但如果我们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并以正义为旗帜，民主机构就会保护我们。我通过荷兰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我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感激。
我们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让我们噤声。他们无法熄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斗争是反对殖民主义和中国政府不义行径的正义之战。在维吾尔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与独立之前，我永远不会停止抗争。 收起阅读 »
荷兰为什么表态保护维吾尔人？跨国骚扰触发欧洲警觉
背景：中国跨国骚扰是什么？
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讨论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荷兰生活的维吾尔社区。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图片说明：作者与荷兰议员Stephan van Baarle合影，荷兰议会讨论保护维吾尔人免受跨国骚扰。
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
“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过去几个月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满痛苦考验和历史转折的旅程。2026年2月14日，我在海牙市政厅内遭到中国政府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被按倒在地、脖子和手臂被扭曲，这无疑证明了中国的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欧洲中心，并渗透进了民主机构。然而今天，我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作为正义胜利的见证者。
我于2026年2月27日在海牙的一次开斋节活动中，首次见到了受人尊敬的荷兰议会议员、DENK党领袖斯蒂芬·范·巴勒（Stephan van Baarle），我当时受邀出席了该活动。在那次会面中，我详细描述了2月14日我在和平抗议期间遭受中国安保人员暴力对待的经过。我向他展示了视频证据，并请求将中国对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实施跨国镇压的威胁提交议会讨论。范·巴勒向我承诺他会采取行动。
图片说明：荷兰议会就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进行辩论。
他信守了诺言。4月16日，他在荷兰议会提出了我的案件，向外交大臣汤姆·贝伦森（Tom Berendsen）提出尖锐质询，并要求政府明确立场。在他的努力下，一项动议被提交并于4月21日以150票中116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116张选票向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自由在荷兰土地上绝不会被扼杀。
昨天，即2026年5月11日，我在议会办公室再次见到了范·巴勒。他详细介绍了议会辩论的情况、大臣的积极回应，以及这一决定对于维吾尔侨民安全的重要性。那次会面再次确认，我们维吾尔人在法律和道德斗争中并不孤单。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森的回应令人深受鼓舞。他明确承认了我所遭受的暴力，并确认我——以及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活动人士——将受到荷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慰藉。这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有力肯定，也是对中国政府当之无愧的一记耳光。通过这一决定，荷兰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绝不允许“北京的长臂”破坏民主。
这场胜利是决心战胜恐惧的结果。如果中国侵略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让我们噤声，那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跨国镇压政策如今已以国际丑闻告终。这一成功是我对中国政府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坚定抵抗的产物——尽管多年来面临死亡威胁、心理压力以及中国长臂对我家人的勒索，我始终坚持这种抵抗。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我的个人胜利，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反对跨国镇压的维吾尔人以及所有捍卫正义者的集体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家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将逐渐熄灭我们的声音。但如果我们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并以正义为旗帜，民主机构就会保护我们。我通过荷兰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我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感激。
我们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让我们噤声。他们无法熄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斗争是反对殖民主义和中国政府不义行径的正义之战。在维吾尔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与独立之前，我永远不会停止抗争。 收起阅读 »
为什么中国国家秘密规则危险？东突厥斯坦信息封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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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秘密规则会怎样影响维吾尔人？信息封锁与自我审查扩大
背景：中国国家秘密规则是什么？
Global Voices文章关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新的国家秘密规定，指出信息管控、基层举报和技术监控可能进一步压缩公共表达空间。
摘要
据Global Voices报道，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国家秘密”法规引发了广泛的人权担忧。于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实际上是中国国家保密框架在地方层面的延伸。
图片说明：三张政府海报介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新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相关规定。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国家秘密”法规引发了广泛的人权担忧
于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实际上是中国国家保密框架在地方层面的延伸。在一个以高强度安全治理和信息管控为特征的地区，这些法律调整对该地区政治压迫的常态化和法典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维吾尔是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西北部的原住民。他们拥有独特的语言、民族和文化，与占中国人口 91% 以上的汉族人截然不同。在 2009 年 7 月乌鲁木齐抗议活动之后，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名在该地区实施了严格管控，而国际人权组织则批评中国采取镇压措施，包括大规模拘留、强迫失踪、广泛的监控系统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限制。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国家秘密的法律。然而，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此类立法通常旨在防止泄露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政府和军事机构敏感信息。相比之下，中国于 2024 年更新的国家保密框架将“国家秘密”的定义扩展到了被认为与国家稳定相关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信息。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这种扩张性的保密方式意义重大，因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包括宗教习俗、文化表达、交流模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正日益被纳入安全治理和信息管控的范畴。
因此，中国国家法律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延伸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已将信息管控嵌入到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从而将监控带入了该地区的日常生活。
中国国家保密法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延伸
虽然国家法律为保护国家秘密提供了总体法律框架，但该地区的版本详细规定了针对该地区独特安全优先事项的执法、技术监控和地理控制措施。
在目标方面，地方版本将维护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社会稳定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要求（第 3 条）。这意味着削弱维吾尔民族认同、文化和宗教权利的地方政策，可能会在该地区保密法的名义下被正当化。
该法律引入了“工作秘密”这一新的法律概念（第 64 条），要求政府和工作单位制定各自的“工作秘密清单”（第 43 条），并建立内部防泄密系统。这进一步扩大了保密范围。
在法律执行方面，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条例更加强调动员基层组织、工作单位和社区层面的参与者来保护国家秘密（第 8 条）。基层党支部被要求指定联络员处理与保密相关的事宜，包括举报可疑活动，如间谍行为、窃取国家秘密，以及通过书籍、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渠道泄露秘密的行为（第 39 条）。这创造了一个更具社会嵌入性的信息管控系统，因为对“敏感”信息的识别、监控和报告已被整合到日常社会管理中。
对敏感信息的管控技术规模也在扩大，因为该地区法律明确提倡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监控信息流并保护国家秘密（第 10 条）。此外，它还强制要求建立一个由地方政府、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协作维护的“预防和控制”系统（第 12 条）。这加强了独特的军事化治理结构对该地区信息流的控制能力。
在当前的稳定控制体系下，正如许多研究所强调的那样，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治理严重依赖数字监控和数据整合，包括大规模数据收集、算法风险评估和实时监控系统。
“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广泛定义，加上基层报告机制和人工智能监控系统，使得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受到安全评估，从而充满风险。外部信息流，例如与海外媒体或外国人交谈，变得更加危险。
基于信息的安全治理不再仅仅是对非法行为做出反应，而是日益专注于识别和管理被认为存在的未来风险。
这加强了以反恐为名的既有预防性控制体系，使国家干预合法化，例如针对维吾尔社区的文化行为、结社、宗教习俗、交流模式及其他被认为具有潜在敏感性的行为，实施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职业培训”。
由于信息管理和监控被嵌入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安全治理的核心，个人对于哪些信息可以安全分享感到不确定，导致自我审查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这些动态促成了研究人员所描述的“沉默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不仅是因为它受到限制，还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从未被公开表达过。
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局势的国际辩论通常集中在拘留政策、宗教限制、人口结构变化和监控系统上。一些政府和研究人员声称，中国针对维吾尔社区的镇压政策已构成“反人类罪”或“种族灭绝”，而另一些人则拒绝接受这些描述。
然而，这些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可用性，而新颁布的地区性国家保密法使得获取或分享相关信息变得更加困难。随着调查空间的缩小，人权组织或国际媒体提出的主张将变得更难核实。因此，人权辩论和分歧将变得更加政治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密法不仅规范了信息，还塑造了国际人权讨论所处的环境。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国家秘密”条例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法律措辞，还在于它在更广泛的治理体系中如何运作，即即保密在高度安全化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信息管理、监控和社会控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归根结底，这项法规引发了关于信息、治理与人权之间关系的更广泛质疑。当信息获取受到更多限制时，透明度、独立核查以及公众问责的空间也会随之缩小。 收起阅读 »
国家秘密规则会怎样影响维吾尔人？信息封锁与自我审查扩大
背景：中国国家秘密规则是什么？
Global Voices文章关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新的国家秘密规定，指出信息管控、基层举报和技术监控可能进一步压缩公共表达空间。
摘要
据Global Voices报道，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国家秘密”法规引发了广泛的人权担忧。于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实际上是中国国家保密框架在地方层面的延伸。
图片说明：三张政府海报介绍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新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相关规定。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国家秘密”法规引发了广泛的人权担忧
于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条例》实际上是中国国家保密框架在地方层面的延伸。在一个以高强度安全治理和信息管控为特征的地区，这些法律调整对该地区政治压迫的常态化和法典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维吾尔是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西北部的原住民。他们拥有独特的语言、民族和文化，与占中国人口 91% 以上的汉族人截然不同。在 2009 年 7 月乌鲁木齐抗议活动之后，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名在该地区实施了严格管控，而国际人权组织则批评中国采取镇压措施，包括大规模拘留、强迫失踪、广泛的监控系统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限制。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国家秘密的法律。然而，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此类立法通常旨在防止泄露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政府和军事机构敏感信息。相比之下，中国于 2024 年更新的国家保密框架将“国家秘密”的定义扩展到了被认为与国家稳定相关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信息。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这种扩张性的保密方式意义重大，因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包括宗教习俗、文化表达、交流模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正日益被纳入安全治理和信息管控的范畴。
因此，中国国家法律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延伸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已将信息管控嵌入到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从而将监控带入了该地区的日常生活。
中国国家保密法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延伸
虽然国家法律为保护国家秘密提供了总体法律框架，但该地区的版本详细规定了针对该地区独特安全优先事项的执法、技术监控和地理控制措施。
在目标方面，地方版本将维护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社会稳定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要求（第 3 条）。这意味着削弱维吾尔民族认同、文化和宗教权利的地方政策，可能会在该地区保密法的名义下被正当化。
该法律引入了“工作秘密”这一新的法律概念（第 64 条），要求政府和工作单位制定各自的“工作秘密清单”（第 43 条），并建立内部防泄密系统。这进一步扩大了保密范围。
在法律执行方面，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条例更加强调动员基层组织、工作单位和社区层面的参与者来保护国家秘密（第 8 条）。基层党支部被要求指定联络员处理与保密相关的事宜，包括举报可疑活动，如间谍行为、窃取国家秘密，以及通过书籍、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渠道泄露秘密的行为（第 39 条）。这创造了一个更具社会嵌入性的信息管控系统，因为对“敏感”信息的识别、监控和报告已被整合到日常社会管理中。
对敏感信息的管控技术规模也在扩大，因为该地区法律明确提倡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监控信息流并保护国家秘密（第 10 条）。此外，它还强制要求建立一个由地方政府、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协作维护的“预防和控制”系统（第 12 条）。这加强了独特的军事化治理结构对该地区信息流的控制能力。
在当前的稳定控制体系下，正如许多研究所强调的那样，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治理严重依赖数字监控和数据整合，包括大规模数据收集、算法风险评估和实时监控系统。
“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广泛定义，加上基层报告机制和人工智能监控系统，使得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受到安全评估，从而充满风险。外部信息流，例如与海外媒体或外国人交谈，变得更加危险。
基于信息的安全治理不再仅仅是对非法行为做出反应，而是日益专注于识别和管理被认为存在的未来风险。
这加强了以反恐为名的既有预防性控制体系，使国家干预合法化，例如针对维吾尔社区的文化行为、结社、宗教习俗、交流模式及其他被认为具有潜在敏感性的行为，实施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职业培训”。
由于信息管理和监控被嵌入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安全治理的核心，个人对于哪些信息可以安全分享感到不确定，导致自我审查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这些动态促成了研究人员所描述的“沉默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不仅是因为它受到限制，还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从未被公开表达过。
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局势的国际辩论通常集中在拘留政策、宗教限制、人口结构变化和监控系统上。一些政府和研究人员声称，中国针对维吾尔社区的镇压政策已构成“反人类罪”或“种族灭绝”，而另一些人则拒绝接受这些描述。
然而，这些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可用性，而新颁布的地区性国家保密法使得获取或分享相关信息变得更加困难。随着调查空间的缩小，人权组织或国际媒体提出的主张将变得更难核实。因此，人权辩论和分歧将变得更加政治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密法不仅规范了信息，还塑造了国际人权讨论所处的环境。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国家秘密”条例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法律措辞，还在于它在更广泛的治理体系中如何运作，即即保密在高度安全化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信息管理、监控和社会控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归根结底，这项法规引发了关于信息、治理与人权之间关系的更广泛质疑。当信息获取受到更多限制时，透明度、独立核查以及公众问责的空间也会随之缩小。 收起阅读 »
3个事实看懂Save Uyghur声明：特朗普访华沉默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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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访华为何被批沉默？Save Uyghur要求公开追责北京
背景：Save Uyghur声明是什么？
Save Uyghur Campaign声明报道，特朗普访华期间没有公开谈及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声明要求美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更具体行动。
摘要
据Justice For All声明，“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国工业化虐待突厥裔穆斯林的行为保持沉默表示关切和不满。。“全民正义”组织的“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访华之行深感忧虑。
图片说明：Save Uyghur Campaign批评特朗普在访华期间对维吾尔种族灭绝保持沉默的宣传图。
“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国工业化虐待突厥裔穆斯林的行为保持沉默表示关切和不满。
“全民正义”组织的“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访华之行深感忧虑，他在访问期间未能公开谈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这种沉默与美国政府2021年的认定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美国政府认定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美国政府2021年的认定承认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在有关中国统治下虐待规模的新证据不断涌现之际，这种忽视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上个月，德国媒体《明镜周刊》报道了前中国警官张亚波（音译）的证词，他证实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正在发生的暴行，包括酷刑、性暴力、因虐待导致的死亡以及对伊斯兰宗教活动的压制。
“从拘留营中幸存下来的维吾尔人和等待正义的家庭曾希望，这次访问能给北京带来新的国际压力，” “全民正义”组织主席阿卜杜勒·马利克·穆贾希德（Imam Abdul Malik Mujahid）表示。“相反，世界目睹了面对种族灭绝时的沉默。经济利益绝不应凌驾于人类尊严和基本人权之上。”
未能就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公开与其对质，可能会使压迫行为常态化，并助长全球威权政府的气焰。
“历史会记住，当整个民族在一个种族灭绝体系下被摧毁时，是谁选择了利润而非原则，” “拯救维吾尔”运动团队负责人阿尔斯兰·希达亚特（Arslan Hidayat）说。“维吾尔人正在忍受大规模监控、强迫劳动、酷刑、强奸、家庭分离以及信仰和身份的毁灭。”幸存者的证词、泄露的文件、卫星证据，甚至前中国警务人员的陈述，都已经揭露了真相。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沉默并非中立，而是共谋。”
“拯救维吾尔人运动”呼吁美国及国际社会超越象征性的声明，采取具体行动，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敦促对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侵权行为有关的中国官员和企业扩大制裁，加强对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执行，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倡议进行外交抵制，限制用于监控和镇压的技术出口，并重新评估那些使北京能够毫无后果地继续其暴行的贸易关系。
“拯救维吾尔人运动”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海域绑架两名维吾尔人道主义工作者…… 收起阅读 »
特朗普访华为何被批沉默？Save Uyghur要求公开追责北京
背景：Save Uyghur声明是什么？
Save Uyghur Campaign声明报道，特朗普访华期间没有公开谈及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声明要求美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更具体行动。
摘要
据Justice For All声明，“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国工业化虐待突厥裔穆斯林的行为保持沉默表示关切和不满。。“全民正义”组织的“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访华之行深感忧虑。
图片说明：Save Uyghur Campaign批评特朗普在访华期间对维吾尔种族灭绝保持沉默的宣传图。
“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国工业化虐待突厥裔穆斯林的行为保持沉默表示关切和不满。
“全民正义”组织的“拯救维吾尔”运动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访华之行深感忧虑，他在访问期间未能公开谈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这种沉默与美国政府2021年的认定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美国政府认定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美国政府2021年的认定承认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在有关中国统治下虐待规模的新证据不断涌现之际，这种忽视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上个月，德国媒体《明镜周刊》报道了前中国警官张亚波（音译）的证词，他证实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正在发生的暴行，包括酷刑、性暴力、因虐待导致的死亡以及对伊斯兰宗教活动的压制。
“从拘留营中幸存下来的维吾尔人和等待正义的家庭曾希望，这次访问能给北京带来新的国际压力，” “全民正义”组织主席阿卜杜勒·马利克·穆贾希德（Imam Abdul Malik Mujahid）表示。“相反，世界目睹了面对种族灭绝时的沉默。经济利益绝不应凌驾于人类尊严和基本人权之上。”
未能就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公开与其对质，可能会使压迫行为常态化，并助长全球威权政府的气焰。
“历史会记住，当整个民族在一个种族灭绝体系下被摧毁时，是谁选择了利润而非原则，” “拯救维吾尔”运动团队负责人阿尔斯兰·希达亚特（Arslan Hidayat）说。“维吾尔人正在忍受大规模监控、强迫劳动、酷刑、强奸、家庭分离以及信仰和身份的毁灭。”幸存者的证词、泄露的文件、卫星证据，甚至前中国警务人员的陈述，都已经揭露了真相。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沉默并非中立，而是共谋。”
“拯救维吾尔人运动”呼吁美国及国际社会超越象征性的声明，采取具体行动，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敦促对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侵权行为有关的中国官员和企业扩大制裁，加强对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执行，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倡议进行外交抵制，限制用于监控和镇压的技术出口，并重新评估那些使北京能够毫无后果地继续其暴行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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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镇压为何牵动宗教自由？维吾尔、西藏与法轮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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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为何成为中国人权焦点？三类受压群体的共同处境
背景：中国宗教自由争议是什么？
文章以作者参与新书写作为线索，串联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法轮功群体的遭遇，讨论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为何仍被世界忽视。
摘要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2024年夏天，我开始与前堪萨斯州州长及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合作撰写一本书——该书已于上周出版——内容是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抗争。
图片说明：文章配图呈现中国压迫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法轮功群体所涉及的人权议题。
2024年夏天，我开始与前堪萨斯州州长及参议员
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合作撰写一本书——该书已于上周出版——内容是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抗争。
我本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份普通的工作，仅此而已。
宗教对我来说从未有过太大的意义。
我更关心体育，曾与菲尔·杰克逊（Phil Jackson）、斯科蒂·皮蓬（Scottie Pippen）、舒格·雷·伦纳德（Sugar Ray Leonard）等人合著过书籍。
但在那个晚上，当我们与米日古丽·图尔荪（Mihrigul Tursun）交谈时，我改变了看法。她是维吾尔的一员，这是一个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族群。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了大规模拘禁、监控，并开展了一场旨在抹除其文化和信仰的运动。
36岁的图尔荪告诉我们，她刚出生的儿子——三胞胎之一——被中国共产党害死了，她在拘留营中也遭受了酷刑。
她的右耳已基本失聪。
难怪图尔荪总是在半夜惊醒，并感叹如果造物主能带走她，或许会是一种解脱。
“我想杀了他们所有人，”她说，“摧毁整个中国政府。”那次采访结束后，我感到怒火中烧，一心想为她所遭受的苦难寻求正义。
为什么我会从“又一份普通工作”转变为这种愤怒？
这与我的犹太教成长背景有关——我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完成了两次成年礼中的第一次——也与我半个世纪前参与的抗争有关，那是为了那些渴望逃离苏联的“拒绝离境者”（refuseniks），即那些犹太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抗争本质上是一样的：英雄般的个人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
在采访图尔荪之后，每当我与中国压迫下的受害者交谈时，我都会想起那些“拒绝离境者”。
比如王春燕（音译），一位70岁的法轮功学员，她曾两次入狱，共服刑七年。
她只是打印并散发了传单。
又或是48岁的潘永光牧师，他帮助其家庭教会——后更名为“五月花教会”——的63名成员逃往韩国的一个岛屿，随后前往泰国，最终抵达德克萨斯州的米德兰，他们如今在那里生活并进行礼拜。
还有75岁的阿嘉仁波切（Arjia Rinpoche），一位来自西藏的高僧。1958年他8岁时，中国士兵逮捕了他心爱的寺院里的约500名僧侣，许多人从此音讯全无。
两个月前，我采访了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这位著名的“拒绝离境者”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苏联被囚禁了九年。
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身在美国的人，应该关心中国的压迫问题。
现居以色列的78岁的夏兰斯基说，我们应该关心，“因为你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他说话时，我回想起1978年3月我为大学校报《密歇根日报》（Michigan Daily）写的一篇关于夏兰斯基妻子阿维塔尔（Avital）的报道。
阿维塔尔当时正在为她的丈夫——他一年前被捕并被控叛国罪——以及其他苏联异见人士争取支持。
我最近重新翻出了那篇文章。
“写信是不够的，”她通过翻译说道。
“你必须向这个国家的所有苏联公民展示你的态度。”
“你抗议得越多，情况就会越好。”阿维塔尔当年的话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我们这些享受宗教自由的人——多亏了我们国家开国元勋的远见——必须站出来抗议。
我不在乎这是否会损害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正如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6月谈及美国民权运动时所说：“我们主要面临的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国正在对三个群体犯下大规模暴行：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和西藏人民。
令人震惊且悲哀的是，世界对此保持沉默。
我曾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过希望。
2016年9月的一个周五晚上，我去了特维尔市（Tver）的一座犹太会堂，那里距离莫斯科约两小时车程。
当时只有九名男子在场，而在正统派犹太会堂，需要10名犹太男子才能组成所谓的“米扬”（minyan），从而举行集体礼拜。
我非常感动能让他们凑齐人数一起祈祷，我想到，比起我高中老师在苏联会见犹太人的那些日子，我们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
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里根总统、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0世纪7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处境看起来一片黯淡，而今天中国信仰者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收起阅读 »
宗教自由为何成为中国人权焦点？三类受压群体的共同处境
背景：中国宗教自由争议是什么？
文章以作者参与新书写作为线索，串联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法轮功群体的遭遇，讨论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为何仍被世界忽视。
摘要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2024年夏天，我开始与前堪萨斯州州长及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合作撰写一本书——该书已于上周出版——内容是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抗争。
图片说明：文章配图呈现中国压迫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法轮功群体所涉及的人权议题。
2024年夏天，我开始与前堪萨斯州州长及参议员
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合作撰写一本书——该书已于上周出版——内容是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抗争。
我本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份普通的工作，仅此而已。
宗教对我来说从未有过太大的意义。
我更关心体育，曾与菲尔·杰克逊（Phil Jackson）、斯科蒂·皮蓬（Scottie Pippen）、舒格·雷·伦纳德（Sugar Ray Leonard）等人合著过书籍。
但在那个晚上，当我们与米日古丽·图尔荪（Mihrigul Tursun）交谈时，我改变了看法。她是维吾尔的一员，这是一个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族群。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了大规模拘禁、监控，并开展了一场旨在抹除其文化和信仰的运动。
36岁的图尔荪告诉我们，她刚出生的儿子——三胞胎之一——被中国共产党害死了，她在拘留营中也遭受了酷刑。
她的右耳已基本失聪。
难怪图尔荪总是在半夜惊醒，并感叹如果造物主能带走她，或许会是一种解脱。
“我想杀了他们所有人，”她说，“摧毁整个中国政府。”那次采访结束后，我感到怒火中烧，一心想为她所遭受的苦难寻求正义。
为什么我会从“又一份普通工作”转变为这种愤怒？
这与我的犹太教成长背景有关——我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完成了两次成年礼中的第一次——也与我半个世纪前参与的抗争有关，那是为了那些渴望逃离苏联的“拒绝离境者”（refuseniks），即那些犹太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抗争本质上是一样的：英雄般的个人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
在采访图尔荪之后，每当我与中国压迫下的受害者交谈时，我都会想起那些“拒绝离境者”。
比如王春燕（音译），一位70岁的法轮功学员，她曾两次入狱，共服刑七年。
她只是打印并散发了传单。
又或是48岁的潘永光牧师，他帮助其家庭教会——后更名为“五月花教会”——的63名成员逃往韩国的一个岛屿，随后前往泰国，最终抵达德克萨斯州的米德兰，他们如今在那里生活并进行礼拜。
还有75岁的阿嘉仁波切（Arjia Rinpoche），一位来自西藏的高僧。1958年他8岁时，中国士兵逮捕了他心爱的寺院里的约500名僧侣，许多人从此音讯全无。
两个月前，我采访了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这位著名的“拒绝离境者”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苏联被囚禁了九年。
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身在美国的人，应该关心中国的压迫问题。
现居以色列的78岁的夏兰斯基说，我们应该关心，“因为你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他说话时，我回想起1978年3月我为大学校报《密歇根日报》（Michigan Daily）写的一篇关于夏兰斯基妻子阿维塔尔（Avital）的报道。
阿维塔尔当时正在为她的丈夫——他一年前被捕并被控叛国罪——以及其他苏联异见人士争取支持。
我最近重新翻出了那篇文章。
“写信是不够的，”她通过翻译说道。
“你必须向这个国家的所有苏联公民展示你的态度。”
“你抗议得越多，情况就会越好。”阿维塔尔当年的话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我们这些享受宗教自由的人——多亏了我们国家开国元勋的远见——必须站出来抗议。
我不在乎这是否会损害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正如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6月谈及美国民权运动时所说：“我们主要面临的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国正在对三个群体犯下大规模暴行：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和西藏人民。
令人震惊且悲哀的是，世界对此保持沉默。
我曾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过希望。
2016年9月的一个周五晚上，我去了特维尔市（Tver）的一座犹太会堂，那里距离莫斯科约两小时车程。
当时只有九名男子在场，而在正统派犹太会堂，需要10名犹太男子才能组成所谓的“米扬”（minyan），从而举行集体礼拜。
我非常感动能让他们凑齐人数一起祈祷，我想到，比起我高中老师在苏联会见犹太人的那些日子，我们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
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里根总统、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0世纪7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处境看起来一片黯淡，而今天中国信仰者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收起阅读 »
土耳其为何担心以色列崛起？中东战后权力重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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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自主是什么意思？土耳其在新中东寻找安全空间
背景：土耳其区域自主是什么？
“区域自主”是土耳其官员提出的安全思路，主张中东国家减少对外部强权依赖，通过区域合作处理安全危机。
摘要
2026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朗战争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后，土耳其推动区域自主，并警惕与以色列的竞争升级。
在特朗普总统中东政策不可预测的背景下，土耳其正呼吁实现“区域自主”，并寻求达成新的安全协议。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土耳其塑造为一个能够与各方对话的调解人——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美国。以及伊朗。（Murad Sezer/路透社）
安卡拉——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战争中寻找一条可行且能获胜的退路，土耳其正为中东地区力量平衡的改变做准备，包括应对与以色列日益加剧的竞争，并推动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对于作为北约成员国且与伊朗拥有350英里共同边界的土耳其而言，这场战争不仅在联盟内部引发了深刻的紧张局势，也凸显了与华盛顿关系的不确定性。最终，美国军队将会撤出，这可能会在土耳其家门口留下混乱，并造就一个更加胆大妄为的以色列。
在土耳其首都，政府的回应是一项被官员们称为“区域自主”的政策——呼吁地区权力掮客联合起来，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了寻求新的安全协议，安卡拉近几周与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进行了会谈。
“我认为区域自主至关重要，因为有时那些不了解该地区问题本质的外部势力可能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土耳其前驻北约大使、土耳其智库EDAM主席塔詹·伊尔代姆（Tacan Ildem）表示。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当然有全球议程，”伊尔代姆说，“我们是美国的盟友，但有时大国的优先事项可能并不一致。”
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在土耳其支持的叛军手中倒台，以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被削弱，为土耳其提供了介入的机会。
现在，伊朗战争正以难以言喻的方式剧烈重塑该地区。
安卡拉正试图利用一些海湾国家的焦虑情绪，此前伊朗的一连串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保护能力极限的质疑。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最令土耳其感到敏锐不安的，是受到与美国联合军事行动鼓舞而日益肆无忌惮的以色列。
“我们正在寻求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团结，”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该地区的每个人现在都知道，如果地区国家不解决自己的问题，等待主导大国提供解决方案是毫无意义的，”菲丹上周说道。他将此视为这场战争带来的教训之一。
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土耳其塑造为一个能够与各方对话的调解人——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美国和伊朗——尽管其军队有时也会选边站队。
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北约第二大武装力量，并拥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包括其标志性的无人机。安卡拉对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黑海门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也是其主要的战略优势。
与此同时，土耳其依赖北约的防空系统，自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该系统已拦截了四枚飞向土耳其领空的伊朗导弹。
尽管有志于成为区域力量，但土耳其并不具备单独制定规则的硬实力或足够的经济实力。华盛顿政策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i Aydintasbas）表示，土耳其正在探索“小型区域联盟”以帮助保护其利益。
“我认为土耳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而在国内，政府一直在利用土耳其无处不在的叙事，”艾丁塔斯巴斯说。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颠覆了美国与盟友及对手之间的关系。
他的政府抨击了北约的欧洲盟友，在中东发动了另一场美国选择性战争（尽管他曾竞选反对此类战争），并有时无视美国传统伙伴的利益。
土耳其官员看到了相似之处，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在内的美国盟友正寻求团结一致，以对冲日益不可预测的华盛顿带来的风险。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最近因在一个土耳其外交论坛上表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只尊重一件事：力量”而遭到反弹。在某种程度上，其他政府正是这样看待特朗普政府的。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土耳其曾希望美国关系能经历多年的冷淡后实现重启，此前的问题包括土耳其因购买俄罗斯防空系统而被暂停参与F-35战斗机项目、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袭击以及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
在特朗普治下，关系有所回暖，他拥抱强人政治并与埃尔多安相处融洽。然而，全面重启仍然难以实现。
艾丁塔斯巴斯说，土耳其领导人也对“一个以色列希望不断通过军事手段‘修剪草坪’并压制邻国，且得到美国认可的地区”感到不安。
她说，土耳其的“A计划是改善与北约伙伴的关系，但它必须考虑在没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能做什么。”
过去一年，随着以色列对叙利亚、黎巴嫩、伊朗和卡塔尔发动袭击，同时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安卡拉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土耳其看到了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迅速破坏其他国家稳定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还能拉拢美国站在自己一边。
与此同时，以色列官员指责土耳其与敌视以色列的伊斯兰组织走得太近，并将安卡拉视为争夺中东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对手。
一些官员认为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只是虚张声势。例如，尽管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对抗俄罗斯的利益，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支持阿塞拜疆对抗亚美尼亚，但土耳其仍设法维持了与莫斯科的关系。
但观察人士看到了两个美国盟友之间影响力争夺战加剧的风险，双方正日益将对方视为威胁。
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警告称，伊朗战争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其他势力正“试图将土耳其宣布为新的敌人”。
在此之前，正在寻求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卷土重来的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宣称，“土耳其就是新的伊朗。”他指责安卡拉“试图挑拨沙特阿拉伯反对我们，并与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敌对的逊尼派轴心。”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土耳其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和武器销售。
一些沟通渠道仍然保持开放。但随着土耳其成为以色列摧毁加沙的强烈批评者，埃尔多安和内塔尼亚胡陷入口水战，紧张局势已达到顶峰。
以色列还加深了与希腊的军事合作，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而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正与希腊针锋相对。
土耳其官员表示，他们对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毫无兴趣，但安卡拉方面传达了一个信息：一位外交官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最好别轻举妄动。
“那将是愚蠢的行为，是一场违背逻辑的双输局面，”这位因讨论敏感问题而要求匿名的外交官说道。“我希望这只是虚张声势。”
艾丁塔斯巴斯（Aydintasbas）表示，过去华盛顿通常会介入以“确保局势不失控”，但如今看来“并没有太大兴趣”。
她补充说，无论伊朗局势结果如何，土耳其和以色列都将是该地区两大主要军事强国：“他们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也将决定该地区其他地方的走向。” 收起阅读 »
区域自主是什么意思？土耳其在新中东寻找安全空间
背景：土耳其区域自主是什么？
“区域自主”是土耳其官员提出的安全思路，主张中东国家减少对外部强权依赖，通过区域合作处理安全危机。
摘要
2026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朗战争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后，土耳其推动区域自主，并警惕与以色列的竞争升级。
在特朗普总统中东政策不可预测的背景下，土耳其正呼吁实现“区域自主”，并寻求达成新的安全协议。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土耳其塑造为一个能够与各方对话的调解人——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美国。以及伊朗。（Murad Sezer/路透社）
安卡拉——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战争中寻找一条可行且能获胜的退路，土耳其正为中东地区力量平衡的改变做准备，包括应对与以色列日益加剧的竞争，并推动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对于作为北约成员国且与伊朗拥有350英里共同边界的土耳其而言，这场战争不仅在联盟内部引发了深刻的紧张局势，也凸显了与华盛顿关系的不确定性。最终，美国军队将会撤出，这可能会在土耳其家门口留下混乱，并造就一个更加胆大妄为的以色列。
在土耳其首都，政府的回应是一项被官员们称为“区域自主”的政策——呼吁地区权力掮客联合起来，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了寻求新的安全协议，安卡拉近几周与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进行了会谈。
“我认为区域自主至关重要，因为有时那些不了解该地区问题本质的外部势力可能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土耳其前驻北约大使、土耳其智库EDAM主席塔詹·伊尔代姆（Tacan Ildem）表示。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当然有全球议程，”伊尔代姆说，“我们是美国的盟友，但有时大国的优先事项可能并不一致。”
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在土耳其支持的叛军手中倒台，以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被削弱，为土耳其提供了介入的机会。
现在，伊朗战争正以难以言喻的方式剧烈重塑该地区。
安卡拉正试图利用一些海湾国家的焦虑情绪，此前伊朗的一连串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保护能力极限的质疑。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最令土耳其感到敏锐不安的，是受到与美国联合军事行动鼓舞而日益肆无忌惮的以色列。
“我们正在寻求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团结，”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该地区的每个人现在都知道，如果地区国家不解决自己的问题，等待主导大国提供解决方案是毫无意义的，”菲丹上周说道。他将此视为这场战争带来的教训之一。
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土耳其塑造为一个能够与各方对话的调解人——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美国和伊朗——尽管其军队有时也会选边站队。
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北约第二大武装力量，并拥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包括其标志性的无人机。安卡拉对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黑海门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也是其主要的战略优势。
与此同时，土耳其依赖北约的防空系统，自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该系统已拦截了四枚飞向土耳其领空的伊朗导弹。
尽管有志于成为区域力量，但土耳其并不具备单独制定规则的硬实力或足够的经济实力。华盛顿政策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i Aydintasbas）表示，土耳其正在探索“小型区域联盟”以帮助保护其利益。
“我认为土耳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而在国内，政府一直在利用土耳其无处不在的叙事，”艾丁塔斯巴斯说。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颠覆了美国与盟友及对手之间的关系。
他的政府抨击了北约的欧洲盟友，在中东发动了另一场美国选择性战争（尽管他曾竞选反对此类战争），并有时无视美国传统伙伴的利益。
土耳其官员看到了相似之处，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在内的美国盟友正寻求团结一致，以对冲日益不可预测的华盛顿带来的风险。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最近因在一个土耳其外交论坛上表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只尊重一件事：力量”而遭到反弹。在某种程度上，其他政府正是这样看待特朗普政府的。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土耳其曾希望美国关系能经历多年的冷淡后实现重启，此前的问题包括土耳其因购买俄罗斯防空系统而被暂停参与F-35战斗机项目、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袭击以及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
在特朗普治下，关系有所回暖，他拥抱强人政治并与埃尔多安相处融洽。然而，全面重启仍然难以实现。
艾丁塔斯巴斯说，土耳其领导人也对“一个以色列希望不断通过军事手段‘修剪草坪’并压制邻国，且得到美国认可的地区”感到不安。
她说，土耳其的“A计划是改善与北约伙伴的关系，但它必须考虑在没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能做什么。”
过去一年，随着以色列对叙利亚、黎巴嫩、伊朗和卡塔尔发动袭击，同时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安卡拉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土耳其看到了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迅速破坏其他国家稳定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还能拉拢美国站在自己一边。
与此同时，以色列官员指责土耳其与敌视以色列的伊斯兰组织走得太近，并将安卡拉视为争夺中东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对手。
一些官员认为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只是虚张声势。例如，尽管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对抗俄罗斯的利益，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支持阿塞拜疆对抗亚美尼亚，但土耳其仍设法维持了与莫斯科的关系。
但观察人士看到了两个美国盟友之间影响力争夺战加剧的风险，双方正日益将对方视为威胁。
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警告称，伊朗战争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其他势力正“试图将土耳其宣布为新的敌人”。
在此之前，正在寻求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卷土重来的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宣称，“土耳其就是新的伊朗。”他指责安卡拉“试图挑拨沙特阿拉伯反对我们，并与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敌对的逊尼派轴心。”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土耳其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和武器销售。
一些沟通渠道仍然保持开放。但随着土耳其成为以色列摧毁加沙的强烈批评者，埃尔多安和内塔尼亚胡陷入口水战，紧张局势已达到顶峰。
以色列还加深了与希腊的军事合作，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而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正与希腊针锋相对。
土耳其官员表示，他们对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毫无兴趣，但安卡拉方面传达了一个信息：一位外交官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最好别轻举妄动。
“那将是愚蠢的行为，是一场违背逻辑的双输局面，”这位因讨论敏感问题而要求匿名的外交官说道。“我希望这只是虚张声势。”
艾丁塔斯巴斯（Aydintasbas）表示，过去华盛顿通常会介入以“确保局势不失控”，但如今看来“并没有太大兴趣”。
她补充说，无论伊朗局势结果如何，土耳其和以色列都将是该地区两大主要军事强国：“他们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也将决定该地区其他地方的走向。” 收起阅读 »
特朗普访华被促提出维吾尔政治犯：北京峰会人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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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峰会人权议题会被提上桌吗？Ahmetjan Juma案成焦点
背景：维吾尔政治犯是什么？
报道聚焦维吾尔记者Mamatjan Juma的呼吁：他希望特朗普在北京会谈中向习近平提出其兄Ahmetjan Juma等政治犯处境。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时，双方的会谈将涵盖贸易、台湾和技术等议题。不是我的兄弟。。他的名字叫阿赫麦特江·朱马（Ahmetjan Juma）。
图片说明：维吾尔知识分子Ahmetjan Juma的旧照。他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监狱服刑。
当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时，双方的会谈将涵盖贸易、台湾和技术等议题。不是我的兄弟。
他的名字叫阿赫麦特江·朱马（Ahmetjan Juma）。
中国当局在2006年首次逮捕了他，并在拘留期间对他施以酷刑，随后将其释放。2009年，他们又回来了。接着是2017年5月，他们以所谓的“与境外有联系”为由，判处他14年监禁。而那种联系，就是我。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我的另外两个兄弟也被逮捕了。其中一人遭受了酷刑。直到今天，我仍无法确定他们两人是否安全。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这是为数不多报道中国审查制度高墙背后所发生事件的媒体之一。我的家人早在2007年就开始面临中国当局的骚扰。我现在无法给任何家人打电话。我打去的任何电话都会让他们陷入危险。我们生活在一种恐惧中，深知我们在自由国家所说的话，可能会给身处不自由国家的人带来惩罚。
阿赫麦特江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九年多。在他入狱期间，我们的父亲去世了。他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他至今不知道父亲被葬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2021年1月，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做出了一项正式认定：中国正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群体实施种族灭绝。这并非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基于大规模拘禁、强迫劳动、强制绝育、酷刑以及系统性摧毁维吾尔身份认同的实证记录。
此后，北京一直试图重构这一叙事。它声称这些营地已经关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局势稳定。它安排外国网红发布关于维吾尔人快乐跳舞和市场繁荣的视频。公路和工厂被拍摄下来。表演被精心编排。
但监狱并不会因为宣传说它们不存在就消失。人权观察组织估计，在镇压期间，中国当局通过正式刑事司法系统判处了约五十万人监禁。许多被关在营地里的人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转入了监狱。另一些人则在闭门审判后，因模糊的政治指控被判重刑。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外交公报中。他们的苦难被刻意隐形化了。
北京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关于关税和技术的谈判。这是一个关于美国愿意对一个将本国数十万民众投入监狱的政府说些什么的抉择。
维吾尔危机并非游离于美国战略利益之外，它贯穿其中。强迫劳动、监控技术出口、对美国城市中侨民社区的恐吓。这些并非孤立的问题。
我于去年三月离开了自由亚洲电台。我的兄弟仍在狱中。诚实的报道成了将他关押的借口，而沉默也未能打开那扇牢门。
特朗普总统应该直接向习近平提出具体的囚犯案件，包括那些因亲属在海外的工作而遭到报复的人。他应该询问他们的姓名、关押地点和健康状况。他应该明确表示，美国并没有放弃其对种族灭绝的认定。他应该推动对该地区进行独立访问，要求结束强迫劳动，并促成离散家庭的团聚。
这一切都不应被纳入贸易协议的措辞中而被掩盖。
北京会称这是干涉内政。它总是这么说。但大规模监禁绝非内政。当受惩罚的人是居住在美国的记者和公民的亲属时，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遥远的事情了。
我的兄弟已经失去了九年多的自由。其他家庭失去的更多。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否还活着。当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时，他应该带着这些人的名字。
协议可以重新谈判。市场会波动。但阿赫麦特江无法找回他失去的岁月，也无法获得安葬父亲的机会。美国曾审视过中国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一切，并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那个判断并没有保质期。 收起阅读 »
北京峰会人权议题会被提上桌吗？Ahmetjan Juma案成焦点
背景：维吾尔政治犯是什么？
报道聚焦维吾尔记者Mamatjan Juma的呼吁：他希望特朗普在北京会谈中向习近平提出其兄Ahmetjan Juma等政治犯处境。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时，双方的会谈将涵盖贸易、台湾和技术等议题。不是我的兄弟。。他的名字叫阿赫麦特江·朱马（Ahmetjan Juma）。
图片说明：维吾尔知识分子Ahmetjan Juma的旧照。他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监狱服刑。
当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时，双方的会谈将涵盖贸易、台湾和技术等议题。不是我的兄弟。
他的名字叫阿赫麦特江·朱马（Ahmetjan Juma）。
中国当局在2006年首次逮捕了他，并在拘留期间对他施以酷刑，随后将其释放。2009年，他们又回来了。接着是2017年5月，他们以所谓的“与境外有联系”为由，判处他14年监禁。而那种联系，就是我。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我的另外两个兄弟也被逮捕了。其中一人遭受了酷刑。直到今天，我仍无法确定他们两人是否安全。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这是为数不多报道中国审查制度高墙背后所发生事件的媒体之一。我的家人早在2007年就开始面临中国当局的骚扰。我现在无法给任何家人打电话。我打去的任何电话都会让他们陷入危险。我们生活在一种恐惧中，深知我们在自由国家所说的话，可能会给身处不自由国家的人带来惩罚。
阿赫麦特江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九年多。在他入狱期间，我们的父亲去世了。他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他至今不知道父亲被葬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2021年1月，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做出了一项正式认定：中国正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群体实施种族灭绝。这并非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基于大规模拘禁、强迫劳动、强制绝育、酷刑以及系统性摧毁维吾尔身份认同的实证记录。
此后，北京一直试图重构这一叙事。它声称这些营地已经关闭。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局势稳定。它安排外国网红发布关于维吾尔人快乐跳舞和市场繁荣的视频。公路和工厂被拍摄下来。表演被精心编排。
但监狱并不会因为宣传说它们不存在就消失。人权观察组织估计，在镇压期间，中国当局通过正式刑事司法系统判处了约五十万人监禁。许多被关在营地里的人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转入了监狱。另一些人则在闭门审判后，因模糊的政治指控被判重刑。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外交公报中。他们的苦难被刻意隐形化了。
北京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关于关税和技术的谈判。这是一个关于美国愿意对一个将本国数十万民众投入监狱的政府说些什么的抉择。
维吾尔危机并非游离于美国战略利益之外，它贯穿其中。强迫劳动、监控技术出口、对美国城市中侨民社区的恐吓。这些并非孤立的问题。
我于去年三月离开了自由亚洲电台。我的兄弟仍在狱中。诚实的报道成了将他关押的借口，而沉默也未能打开那扇牢门。
特朗普总统应该直接向习近平提出具体的囚犯案件，包括那些因亲属在海外的工作而遭到报复的人。他应该询问他们的姓名、关押地点和健康状况。他应该明确表示，美国并没有放弃其对种族灭绝的认定。他应该推动对该地区进行独立访问，要求结束强迫劳动，并促成离散家庭的团聚。
这一切都不应被纳入贸易协议的措辞中而被掩盖。
北京会称这是干涉内政。它总是这么说。但大规模监禁绝非内政。当受惩罚的人是居住在美国的记者和公民的亲属时，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遥远的事情了。
我的兄弟已经失去了九年多的自由。其他家庭失去的更多。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否还活着。当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时，他应该带着这些人的名字。
协议可以重新谈判。市场会波动。但阿赫麦特江无法找回他失去的岁月，也无法获得安葬父亲的机会。美国曾审视过中国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一切，并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那个判断并没有保质期。 收起阅读 »
为正义和道德：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第2/2篇）
转载翻译
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作者：Dr. Samir Sweida-Metwally
根据上述讨论的证据，包括泄露的政府文件，显然这五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其中一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满足。 事实上，2021 年 3 月，由国际法、种族灭绝研究和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专家撰写的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表的一份独立报告得出结论：“根据对现有证据和适用的广泛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对违反 1948 年《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种族灭绝公约》）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负有国家责任”国际法的依据是实地事实的证据。 该团队在审查了超出本文讨论范围的更多证据后得出了结论，这些证据包括“可以从中国公共国家通讯、泄露的中国国家通讯、目击者证词以及开源研究方法（例如公共卫星图像分析、对中国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的分析以及任何其他可用来源）收集和核实的证据。” ”
同月，英国埃塞克斯法院的四名律师在收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络的指示后撰写的法律意见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有一个非常可信的案例，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民实施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对埃塞克斯法院实施了制裁，尽管它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或独特的法律身份”。 中国经常采取恐吓手段骚扰海外维吾尔人，并制裁肯尼迪男爵夫人和杰弗里·尼斯爵士等学者和人权专家，因为他们调查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 在国家层面，美国、加拿大、立陶宛和荷兰政府都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的待遇描述为种族灭绝。 尽管英国议员也宣布中国的待遇是种族灭绝，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议会的议员三次投票反对2019-21贸易法案的“种族灭绝修正案”。 2021 年 6 月，英国政府还拒绝了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旨在阻止英国公司从维吾尔奴工中获利的提案。
b. 声称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尽管有权威证据表明北京正在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突厥人进行种族灭绝运动，但一些人拒绝将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种族灭绝。 这一节将阐述推动这一立场所依赖的两个主要论点。
主张一：北京的镇压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它不仅仅针对突厥人。
有些人可能会说，中国政府的镇压遍及其领土，适用于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突厥人。 此外，由于这些事件在全球舞台上尚未被描述为种族灭绝，因此将东突厥斯坦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种族灭绝是不正确的。 例如，中国有通过将人们关进劳教所来“改造”人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历史，北京的“劳动教养”战略就是一个例子，该战略是1957年至2013年的官方国家政策。 夹边沟劳教所就是最早的例子之一。 同样，20世纪90年代的法轮功信徒也受到“再教育”，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此外，基督教团体在中国也面临迫害，他们计划推进“中国基督教”，其中需要“重新翻译和注释”圣经，以确保对文本的“正确理解”。 此外，有证据表明，中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授权在该国其他地区实施非自愿绝育的做法，以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此外，使用人工智能大规模监视是为了控制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突厥人。
虽然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认为由于其中一些罪行没有被描述为种族灭绝，因此东突厥斯坦目前的局势被描述为无效，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过去，而不是粉饰现在。 它还无视北京此前为颠覆对这些过去事件的任何批评所做的努力。 例如，2014年，西班牙高等法院对中国前政府领导人因迫害法轮功成员和与西藏有关的种族灭绝发出逮捕令后，中国威胁要对其造成经济影响，导致当时的西班牙政府修改法律并“限制司法机构调查其他国家侵犯人权案件的权力”。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就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而言，所有上述国家主导的强制策略正在同时使用，使该社区成为持续和多方面国家暴力的目标。 这个支持种族灭绝论点的社区所经历的镇压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北京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社区进行人口工程的战略。 这是由以下内容捕获的。
首先，研究表明，在某些地区，政府的目标是对高达 34% 的已婚维吾尔族育龄妇女进行绝育。 绝育运动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也得到支持； “2020 年，新疆卫健委预算又增加了 1950万美元（1.4亿元人民币）”用于此类绝育行动。 泄露的政府文件（《喀喇喀什名单》）证实了北京的大规模绝育运动，文件显示“违反节育政策是最常被引用的拘留原因”。 其次，中国对东突厥斯坦实施“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政策仅一年后，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就出现了异常下降。 具体来说，“2015 年至 2018 年间，两个最大的维吾尔族地区的增长率下降了 84%，2019 年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到2020年，一个维吾尔族地区设定了史无前例的接近零的出生率目标：每千人仅1.05，而2018年为每千人19.66。 这是通过“计划生育工作”来实现的。”最后，同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自某个特定维吾尔地区开展拘禁行动以来，“18 岁至 49 岁的丧偶或更年期女性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 重要的是，郑国恩展示了如何通过大幅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和增加汉族人数来对东突厥斯坦进行人口改造，这是消除（或大幅减少）少数民族人口的明确意图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种族灭绝正在发生。 具体来说，它显示了一项明确的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在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中“采取旨在阻止生育的措施”来“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这直接违反了《种族灭绝公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拒绝发布最新的2020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重要人口数据，从而限制了未来对该地区人口变化趋势和幅度的重要独立研究。
主张2：种族灭绝的指控是基于伪造的证据，这是“西方”削弱中国阴谋的一部分。
争论这不是种族灭绝的第二个原因要险恶得多。 一些人提出论点，认为得出种族灭绝结论的证据是捏造的。 这一立场的支持者继续表示，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制造的，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稳定。 特别是，郑国恩的批评者认为，国家强制对维吾尔族人口进行节育的指控是基于篡改的数据。 然后，这些批评被用来嘲笑种族灭绝的指控，并宣扬对维吾尔人迫害的指控只是“西方”策略的观点。 鉴于郑国恩的著作（在本文中引用）在揭露东突厥斯坦的虐待规模并为其被贴上种族灭绝标签的理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必要简要提及这些指控。
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发表的大部分学术批评来自新疆大学副教授林芳菲。 人身攻击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为了集中讨论指控的实质内容，郑国恩对芳菲的数据操纵指控进行了全面反驳。 据我所知，芳菲没有做出回应。 还值得一提的是，初始报告中存在的错误，特别是图 6 中的标题错误，这些错误在随后更新的 2021 年 3 月版本中得到了纠正。 其他曾兹的批评者也依赖芳菲的作品。 此外，许多批评者反驳郑国恩工作的来源都集中在攻击郑国恩本人，并依赖中国政府官方消息来源和《环球时报》等国家认可的新闻媒体，这些媒体公开将中国境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称为“败类”。”
考虑到阿德里安·郑国恩 (Adrian Zenz) 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而且他强调北京大规模绝育运动的报告是由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的，这两个基金会都是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右翼保守派智囊团，因此，“西方”阴谋破坏中国稳定的指控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 同样，徐等人的其他基础报告。 和鲁瑟等人。 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出版，该研究所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国防部部分资助的智库。 前一份报告还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作者并没有试图隐藏这些隶属关系，而且这些机构的名称和资助者在报告中清晰可见，供读者调查。 事实上，虽然认为美国不会从经济和政治上被削弱的中国中受益并积极为之努力的想法是天真的，但将没有证据支持的点联系起来并陷入阴谋思维，是一个严重的智力飞跃。
事实上，要断定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是西方列强设计的反华阴谋，就需要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结成不祥的联盟，来自不同国家、跨多个大洲的学者、政治家、智囊团、维吾尔侨民、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媒体都致力于这个联盟。 从理智上讲，任何严肃的学者都无法接受这种对奥莫塔誓言的奉献，特别是考虑到除了偏见推测之外，缺乏实质性证据来支持这种指控。 事实上，这将是驳回：
- 用于得出这一结论的多种来源，包括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例如， 、中国电缆、喀喇喀什名单），中国政府官方统计出版物（例如：，中国统计年鉴），目击者证词，被拘留维吾尔人的视频证据，卫星图像，来自世界各地遭受骚扰且在东突厥斯坦家人失踪的维吾尔族侨民的证词，以及一名前中国警察提供的证据。 重要的是，这些独立来源被发现可以相互证实。 - Adrian Zenz 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其他学者和机构也进行了自己的调查。 例如，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中国电报》进行了分析，该联盟汇集了“来自 ICIJ 的 75 名记者和 14 个国家的 17 家媒体合作组织……来报道这些文件及其重要性。 他们与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德国、瑞典、加拿大、日本、韩国、荷兰和美国等10个国家的40多名维吾尔人以及众多专家进行了交谈。 其他贡献者包括（但不限于）：BBC、独立学者（例如。 、大卫·拜勒、斯坦利·图普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维吾尔法庭和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任命的16名联合国独立专家（非联合国工作人员），其专家小组由30多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大陆的学者和律师。 - 事实上，当有关拘留营的报道首次浮出水面时，中国几个月来一直强烈否认此类拘留营的存在。 直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全球压力，北京才最终承认这些再教育营的存在，此后将其全球战略改为将再教育营正常化为“职业培训”。 ’—通过大规模监视活动，北京制定了一项政策，通过严格限制报道并指派安全官员监视和跟踪外国记者，来控制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所有信息。 - 中国试图通过对那些揭露其侵权行为的人进行恐吓、骚扰和制裁来压制对东突厥斯坦局势的任何批评，无论他们是海外维吾尔社区成员、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议会议员还是记者。 最近，如上所述，中国拒绝发布最新的 2020 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重要人口数据，这限制了对东突厥斯坦人口变化的重要研究。 更具体地说，Zenz 报道称，该发布内容包括：“没有按地区划分的出生率、没有按种族人口细分、没有按地区划分的总人口细分，也没有节育方面的数据。 总而言之，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任何相反的说法都可以被彻底驳斥。 下一部分强调了伊斯兰教中社会正义的核心地位，并概述了穆斯林有义务根据这种痛苦重新评估他们的消费习惯。
五、 伊斯兰必须采取行动
正义是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植根于真主的神圣本性”，真主将自己描述为al-ʿAdl（完全正义）和al-Ḥakam（公正的法官）。 《古兰经》体现了社会正义的核心地位，真主劝告信徒即使反对自己，也要坚持正义：“信道的人们，你们要维护正义，为真主作见证，即使这反对你们自己、你们的父母或你们的近亲。” 伊斯兰教的社会正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穆斯林圣训》中记录的圣训中，真主宣布对自己的压迫为非法，他说道：“我的仆人们，我已经禁止压迫自己，也禁止你们这样做，所以不要互相压迫。 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禁止压迫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造物主的所有创造物，包括昆虫、植物、动物和环境。 先知（愿主福安之）死后第一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愿造物主对他感到满意）在他的军队出发进行军事行动时发出了著名的命令：
在《苏南·阿布·达乌德》中，先知（愿主福安之）也责备了一群同伴（愿真主喜悦他们），他们在一次远征期间焚烧了一座蚁丘，清理出一片区域来扎营。 如果源于《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教义的伊斯兰军事判例禁止穆斯林焚烧昆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动物、甚至在战争期间砍伐树木，那么压迫人类同胞又如何呢？
事实上，伊斯兰教精神救赎的一项基本行动就是释放奴隶。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所说：“什么可以向你们解释陡峭的道路是什么？ 它是为了释放奴隶，在饥饿时喂养孤儿亲戚或处于困境的穷人，并成为那些相信并敦促彼此坚定和同情的人之一。” 遵循这一命令，先知（愿主福安之）在公开反对虐待奴隶的同时，还鼓励他的追随者释放奴隶，无论他们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声称“谁解放了奴隶，安拉就会把他（奴隶）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从地狱中解放出来。”
虽然真主和先知（愿主福安之）劝诫人类反抗的具体形式的奴隶制已经被根除，但如上所述，强迫中国劳改营仍然是现实。 因此，通过 qiyās（类比）可以推断，每个穆斯林在宗教上都有义务不助长并采取积极措施减轻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压迫和痛苦，无论他们是否是穆斯林。 事实上，当先知（愿主福安之）宣称“奴役自由人的人的祈祷不会被真主接受时……圣门弟子们将其理解为一项普遍原则，确认全人类享有免受任何形式剥削或虐待的自由。”
人们可能同意上述观点，但同时不承认自己的个人责任。 这是因为，就像种族主义有时被错误地理解为仅在发生明确的身体或言语攻击时才存在一样，压迫也往往只在其极端形式下才被认识到；也就是说，暴君和当权者直接对人民实施公然的暴力、酷刑、精神和身体侵犯。 以这种方式界定压迫可以让我们远离压迫者。 然而，伊斯兰教并不赞同这种免除人们责任的简单化概念。 穆斯林被反复提醒，人们将对他们一生中享受的所有 rizq（食物）负责。 确保穆斯林不会利用安拉赐予他们的祝福使邪恶永存，这在《贾米提尔米迪》中记录的强大圣训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先知（愿主福安之）宣称，“在审判日，亚当之子的脚不可离开他的主面前，直到他被问到五件事：关于他的一生和他用它所做的事情，关于他的青年和他在其中度过的时光，他的财富以及他如何赚取和花费它，以及他如何利用他所知道的（即：关于他的知识以及他用这些知识做了什么）。”
穆斯林将财富用于行善而非作恶的义务构成了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天课的精神核心。 后者是所有有能力支付的穆斯林的义务 2。 每年将超额财富的 5% 捐献给穷人和赤贫者。 缴纳天课不仅可以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机制，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净化穆斯林财富的一种手段。 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一方面努力按照真主的命定净化他们的财富，但随后又决定将净化后的财富用于延续他人的不公正和痛苦，这是自相矛盾的。 事实上，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将行动与精神信仰分开的宗教。 正如穆罕默德·阿萨德在他的开创性著作《麦加之路》中描述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信息时所说的那样：“行动是信仰的一部分：因为真主不仅关心一个人的信仰，还关心他或她的行为—尤其是影响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行为。”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行动宗教并反抗社会不公正的现实，在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话语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你们中谁看到了可憎的事情，就应该用手去改变它；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那么他应该用舌头去做，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那么他应该从心里（甚至）厌恶它，这是最小的信仰。 在引用这段圣训时，汗解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不允许人们成为任何形式的不公正行为的旁观者；一个人在道义上有义务尽其所能消除压迫。 当然，这一责任还需要智慧，以确保消除邪恶的尝试不会适得其反并导致更大的邪恶。”
《古兰经》中反复强调了穆斯林对自己的消费和支出保持警惕的重要性。 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在第90章（城）中，当谈到人类时，造物主说：“他以为没有人能胜过他吗？ “我浪费了巨大的财富，”他说。 他以为没有人见过他吗？” Ṣaḥīḥ穆斯林的有力叙述进一步捕捉到了消费与精神纯洁之间的联系，其中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提到了一个经常旅行的人（即：为了造物主的事业，例如寻求有益的知识），他的头发蓬乱，布满灰尘（即：他在造物主的道路上付出了努力，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了）。 他向天空举起手（如此祈求）：“主啊，主啊”，而他的饮食是非法的，他的饮料是非法的，他的衣服是非法的，他的营养也是非法的。 那么他的恳求怎样才能被接受呢？”duʿāʾ（祈求）这样的崇拜行为与纯粹的消费之间的联系，即使对于那些在造物主道路上奋斗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考虑我们的消费习惯和选择时，考虑到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斯坦其他突厥人的苦难。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可以否决任何寻求将东突厥斯坦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 中国还对 1948 年《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作出保留，该条规定将缔约国之间的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的保留，巴黎，1948 年 12 月 9 日，78 UNTS 277。 鉴于北京在联合国内的强大地位及其经济影响力，采取有意义的国际措施来防止这种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继续下去将是一项挑战。 因此，以做出更明智的消费选择和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和剥削强迫维吾尔族劳动力的公司为中心的个人行动，是打击针对突厥人民的暴行并减轻他们痛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记住，行动的有效性并不是穆斯林评估他们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唯一棱镜。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采取行动反对压迫的重要性是神圣的劝告，使其本身具有权威性，无论一个人是否认为他们的行动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此，失败主义论点认为，抵制支持维吾尔族苦难或从维吾尔族苦难中获利的中国产品和品牌等个人行动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经济或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个庞然大物无关紧要，这只能证明不作为和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物质欲望是合理的。
事实上，采取这种听天由命的做法是与伊斯兰精神截然相反的。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宣称的那样：“如果最后的时刻到来，而你手中有一株植物的芽，并且可以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种植它，那么你应该种植它。” ’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知道末世即将发生，信徒仍然应该努力尽其所能来完成一件善事。 说到这里，我们想起《古兰经》一再指出的（例如，参见第 53 章，第 38-42 节），行为不仅会产生世俗的后果，而且会带来世俗的后果。如果以正确的 niyya（意图）进行，它们将在 akhira（后世）中受益。
六、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简要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背景，从而挑战了中国只是殖民主义受害者而不是其推动者的神话。 我还概述了使东突厥斯坦成为北京宝贵资产的经济和地理优势。
此后，我审查了指向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现有证据。 评估的证据依赖于泄露的中国政府官方文件（例如： 、中国电缆、喀喇喀什名单）、目击者证词以及中国研究、人权、国际法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发表的报告和研究。 根据这些证据以及《种族灭绝公约》中概述的定义，我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正在对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突厥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运动。 这是通过以下方式执行的：（i）在全国范围内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任意拘留在强迫劳动营和棉田中的政策； (ii) 强迫维吾尔族妇女绝育和有计划地强奸； (iii)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监视，雇用汉族平民在突厥人的家中监视他们，以及东突厥斯坦的军事化； (iv) 费尼利所谓的“人口安全化”（如“新疆汉化”）、“语言安全化”（通过将少数民族语言定为刑事犯罪为例）以及“宗教安全化”（其中涉及剥夺突厥裔穆斯林实践其信仰的权利）。
我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的说法提出了两个反驳。 首先，北京不分皂白地镇压所有反对其强制同化政策的人，而不仅仅是突厥人。 其次，断定种族灭绝正在发生的证据是欺诈性的。 第一个观点被反驳，强调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尤其险恶，因为北京以前可能对所谓的敌人采取的独特行动现在全部针对一个群体。 此外，国家组织的特殊绝育目标和人口增长控制使得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突厥群体所发生的事情成为种族灭绝。 同样，操纵统计数据的指控也受到了全面的谴责。 关于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是西方针对中国的阴谋的指控也被证明依赖于逻辑思维上需要重大阴谋性智力飞跃的论点，特别是考虑到相反的证据（类型和来源）的多样性。
最后，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经文分析，我认为穆斯林有义务采取个人行动来减轻人类同胞的痛苦。 鉴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一点尤其重要，这可能会导致国际和国家行动迟缓。 重要的是，有人认为，这些行为不应仅仅根据其带来变革的效果来评估，而应认为它们本身作为造物主颁布的“ibāda”（崇拜）行为是有价值的。 具体来说，穆斯林被命令不得以一切形式使用他们的 rizq（生计）来支持、参与或从邪恶中获利，而是坚决反对不公正并减轻人类痛苦。 真主最了解。 收起阅读 »
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作者：Dr. Samir Sweida-Metwally
种族灭绝是指意图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行为： (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b) 对团体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 (c) 故意给该群体造成生活条件，意图造成其全部或部分物质毁灭； (d) 采取旨在防止群体内生育的措施； (e) 强行将该团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个团体。
根据上述讨论的证据，包括泄露的政府文件，显然这五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其中一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满足。 事实上，2021 年 3 月，由国际法、种族灭绝研究和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专家撰写的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表的一份独立报告得出结论：“根据对现有证据和适用的广泛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对违反 1948 年《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种族灭绝公约》）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负有国家责任”国际法的依据是实地事实的证据。 该团队在审查了超出本文讨论范围的更多证据后得出了结论，这些证据包括“可以从中国公共国家通讯、泄露的中国国家通讯、目击者证词以及开源研究方法（例如公共卫星图像分析、对中国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的分析以及任何其他可用来源）收集和核实的证据。” ”
同月，英国埃塞克斯法院的四名律师在收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络的指示后撰写的法律意见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有一个非常可信的案例，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民实施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对埃塞克斯法院实施了制裁，尽管它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或独特的法律身份”。 中国经常采取恐吓手段骚扰海外维吾尔人，并制裁肯尼迪男爵夫人和杰弗里·尼斯爵士等学者和人权专家，因为他们调查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 在国家层面，美国、加拿大、立陶宛和荷兰政府都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的待遇描述为种族灭绝。 尽管英国议员也宣布中国的待遇是种族灭绝，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议会的议员三次投票反对2019-21贸易法案的“种族灭绝修正案”。 2021 年 6 月，英国政府还拒绝了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旨在阻止英国公司从维吾尔奴工中获利的提案。
b. 声称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尽管有权威证据表明北京正在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突厥人进行种族灭绝运动，但一些人拒绝将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种族灭绝。 这一节将阐述推动这一立场所依赖的两个主要论点。
主张一：北京的镇压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它不仅仅针对突厥人。
有些人可能会说，中国政府的镇压遍及其领土，适用于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突厥人。 此外，由于这些事件在全球舞台上尚未被描述为种族灭绝，因此将东突厥斯坦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种族灭绝是不正确的。 例如，中国有通过将人们关进劳教所来“改造”人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历史，北京的“劳动教养”战略就是一个例子，该战略是1957年至2013年的官方国家政策。 夹边沟劳教所就是最早的例子之一。 同样，20世纪90年代的法轮功信徒也受到“再教育”，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此外，基督教团体在中国也面临迫害，他们计划推进“中国基督教”，其中需要“重新翻译和注释”圣经，以确保对文本的“正确理解”。 此外，有证据表明，中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授权在该国其他地区实施非自愿绝育的做法，以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此外，使用人工智能大规模监视是为了控制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突厥人。
虽然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认为由于其中一些罪行没有被描述为种族灭绝，因此东突厥斯坦目前的局势被描述为无效，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过去，而不是粉饰现在。 它还无视北京此前为颠覆对这些过去事件的任何批评所做的努力。 例如，2014年，西班牙高等法院对中国前政府领导人因迫害法轮功成员和与西藏有关的种族灭绝发出逮捕令后，中国威胁要对其造成经济影响，导致当时的西班牙政府修改法律并“限制司法机构调查其他国家侵犯人权案件的权力”。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就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而言，所有上述国家主导的强制策略正在同时使用，使该社区成为持续和多方面国家暴力的目标。 这个支持种族灭绝论点的社区所经历的镇压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北京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社区进行人口工程的战略。 这是由以下内容捕获的。
首先，研究表明，在某些地区，政府的目标是对高达 34% 的已婚维吾尔族育龄妇女进行绝育。 绝育运动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也得到支持； “2020 年，新疆卫健委预算又增加了 1950万美元（1.4亿元人民币）”用于此类绝育行动。 泄露的政府文件（《喀喇喀什名单》）证实了北京的大规模绝育运动，文件显示“违反节育政策是最常被引用的拘留原因”。 其次，中国对东突厥斯坦实施“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政策仅一年后，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就出现了异常下降。 具体来说，“2015 年至 2018 年间，两个最大的维吾尔族地区的增长率下降了 84%，2019 年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到2020年，一个维吾尔族地区设定了史无前例的接近零的出生率目标：每千人仅1.05，而2018年为每千人19.66。 这是通过“计划生育工作”来实现的。”最后，同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自某个特定维吾尔地区开展拘禁行动以来，“18 岁至 49 岁的丧偶或更年期女性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 重要的是，郑国恩展示了如何通过大幅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和增加汉族人数来对东突厥斯坦进行人口改造，这是消除（或大幅减少）少数民族人口的明确意图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种族灭绝正在发生。 具体来说，它显示了一项明确的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在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中“采取旨在阻止生育的措施”来“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这直接违反了《种族灭绝公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拒绝发布最新的2020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重要人口数据，从而限制了未来对该地区人口变化趋势和幅度的重要独立研究。
主张2：种族灭绝的指控是基于伪造的证据，这是“西方”削弱中国阴谋的一部分。
争论这不是种族灭绝的第二个原因要险恶得多。 一些人提出论点，认为得出种族灭绝结论的证据是捏造的。 这一立场的支持者继续表示，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制造的，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稳定。 特别是，郑国恩的批评者认为，国家强制对维吾尔族人口进行节育的指控是基于篡改的数据。 然后，这些批评被用来嘲笑种族灭绝的指控，并宣扬对维吾尔人迫害的指控只是“西方”策略的观点。 鉴于郑国恩的著作（在本文中引用）在揭露东突厥斯坦的虐待规模并为其被贴上种族灭绝标签的理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必要简要提及这些指控。
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发表的大部分学术批评来自新疆大学副教授林芳菲。 人身攻击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为了集中讨论指控的实质内容，郑国恩对芳菲的数据操纵指控进行了全面反驳。 据我所知，芳菲没有做出回应。 还值得一提的是，初始报告中存在的错误，特别是图 6 中的标题错误，这些错误在随后更新的 2021 年 3 月版本中得到了纠正。 其他曾兹的批评者也依赖芳菲的作品。 此外，许多批评者反驳郑国恩工作的来源都集中在攻击郑国恩本人，并依赖中国政府官方消息来源和《环球时报》等国家认可的新闻媒体，这些媒体公开将中国境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称为“败类”。”
考虑到阿德里安·郑国恩 (Adrian Zenz) 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而且他强调北京大规模绝育运动的报告是由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的，这两个基金会都是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右翼保守派智囊团，因此，“西方”阴谋破坏中国稳定的指控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 同样，徐等人的其他基础报告。 和鲁瑟等人。 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出版，该研究所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国防部部分资助的智库。 前一份报告还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作者并没有试图隐藏这些隶属关系，而且这些机构的名称和资助者在报告中清晰可见，供读者调查。 事实上，虽然认为美国不会从经济和政治上被削弱的中国中受益并积极为之努力的想法是天真的，但将没有证据支持的点联系起来并陷入阴谋思维，是一个严重的智力飞跃。
事实上，要断定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是西方列强设计的反华阴谋，就需要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结成不祥的联盟，来自不同国家、跨多个大洲的学者、政治家、智囊团、维吾尔侨民、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媒体都致力于这个联盟。 从理智上讲，任何严肃的学者都无法接受这种对奥莫塔誓言的奉献，特别是考虑到除了偏见推测之外，缺乏实质性证据来支持这种指控。 事实上，这将是驳回：
- 用于得出这一结论的多种来源，包括泄露的中国政府文件（例如， 、中国电缆、喀喇喀什名单），中国政府官方统计出版物（例如：，中国统计年鉴），目击者证词，被拘留维吾尔人的视频证据，卫星图像，来自世界各地遭受骚扰且在东突厥斯坦家人失踪的维吾尔族侨民的证词，以及一名前中国警察提供的证据。 重要的是，这些独立来源被发现可以相互证实。 - Adrian Zenz 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其他学者和机构也进行了自己的调查。 例如，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中国电报》进行了分析，该联盟汇集了“来自 ICIJ 的 75 名记者和 14 个国家的 17 家媒体合作组织……来报道这些文件及其重要性。 他们与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德国、瑞典、加拿大、日本、韩国、荷兰和美国等10个国家的40多名维吾尔人以及众多专家进行了交谈。 其他贡献者包括（但不限于）：BBC、独立学者（例如。 、大卫·拜勒、斯坦利·图普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维吾尔法庭和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任命的16名联合国独立专家（非联合国工作人员），其专家小组由30多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大陆的学者和律师。 - 事实上，当有关拘留营的报道首次浮出水面时，中国几个月来一直强烈否认此类拘留营的存在。 直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全球压力，北京才最终承认这些再教育营的存在，此后将其全球战略改为将再教育营正常化为“职业培训”。 ’—通过大规模监视活动，北京制定了一项政策，通过严格限制报道并指派安全官员监视和跟踪外国记者，来控制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所有信息。 - 中国试图通过对那些揭露其侵权行为的人进行恐吓、骚扰和制裁来压制对东突厥斯坦局势的任何批评，无论他们是海外维吾尔社区成员、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议会议员还是记者。 最近，如上所述，中国拒绝发布最新的 2020 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重要人口数据，这限制了对东突厥斯坦人口变化的重要研究。 更具体地说，Zenz 报道称，该发布内容包括：“没有按地区划分的出生率、没有按种族人口细分、没有按地区划分的总人口细分，也没有节育方面的数据。 总而言之，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任何相反的说法都可以被彻底驳斥。 下一部分强调了伊斯兰教中社会正义的核心地位，并概述了穆斯林有义务根据这种痛苦重新评估他们的消费习惯。
五、 伊斯兰必须采取行动
正义是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植根于真主的神圣本性”，真主将自己描述为al-ʿAdl（完全正义）和al-Ḥakam（公正的法官）。 《古兰经》体现了社会正义的核心地位，真主劝告信徒即使反对自己，也要坚持正义：“信道的人们，你们要维护正义，为真主作见证，即使这反对你们自己、你们的父母或你们的近亲。” 伊斯兰教的社会正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穆斯林圣训》中记录的圣训中，真主宣布对自己的压迫为非法，他说道：“我的仆人们，我已经禁止压迫自己，也禁止你们这样做，所以不要互相压迫。 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禁止压迫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造物主的所有创造物，包括昆虫、植物、动物和环境。 先知（愿主福安之）死后第一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愿造物主对他感到满意）在他的军队出发进行军事行动时发出了著名的命令：
不要杀害妇女、儿童或年老体弱的人。 不要砍伐结果树。 不要破坏有人居住的地方。 除食物外，不要宰杀羊或骆驼。 不要焚烧蜜蜂，也不要驱散它们。
在《苏南·阿布·达乌德》中，先知（愿主福安之）也责备了一群同伴（愿真主喜悦他们），他们在一次远征期间焚烧了一座蚁丘，清理出一片区域来扎营。 如果源于《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教义的伊斯兰军事判例禁止穆斯林焚烧昆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动物、甚至在战争期间砍伐树木，那么压迫人类同胞又如何呢？
事实上，伊斯兰教精神救赎的一项基本行动就是释放奴隶。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所说：“什么可以向你们解释陡峭的道路是什么？ 它是为了释放奴隶，在饥饿时喂养孤儿亲戚或处于困境的穷人，并成为那些相信并敦促彼此坚定和同情的人之一。” 遵循这一命令，先知（愿主福安之）在公开反对虐待奴隶的同时，还鼓励他的追随者释放奴隶，无论他们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声称“谁解放了奴隶，安拉就会把他（奴隶）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从地狱中解放出来。”
虽然真主和先知（愿主福安之）劝诫人类反抗的具体形式的奴隶制已经被根除，但如上所述，强迫中国劳改营仍然是现实。 因此，通过 qiyās（类比）可以推断，每个穆斯林在宗教上都有义务不助长并采取积极措施减轻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压迫和痛苦，无论他们是否是穆斯林。 事实上，当先知（愿主福安之）宣称“奴役自由人的人的祈祷不会被真主接受时……圣门弟子们将其理解为一项普遍原则，确认全人类享有免受任何形式剥削或虐待的自由。”
人们可能同意上述观点，但同时不承认自己的个人责任。 这是因为，就像种族主义有时被错误地理解为仅在发生明确的身体或言语攻击时才存在一样，压迫也往往只在其极端形式下才被认识到；也就是说，暴君和当权者直接对人民实施公然的暴力、酷刑、精神和身体侵犯。 以这种方式界定压迫可以让我们远离压迫者。 然而，伊斯兰教并不赞同这种免除人们责任的简单化概念。 穆斯林被反复提醒，人们将对他们一生中享受的所有 rizq（食物）负责。 确保穆斯林不会利用安拉赐予他们的祝福使邪恶永存，这在《贾米提尔米迪》中记录的强大圣训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先知（愿主福安之）宣称，“在审判日，亚当之子的脚不可离开他的主面前，直到他被问到五件事：关于他的一生和他用它所做的事情，关于他的青年和他在其中度过的时光，他的财富以及他如何赚取和花费它，以及他如何利用他所知道的（即：关于他的知识以及他用这些知识做了什么）。”
穆斯林将财富用于行善而非作恶的义务构成了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天课的精神核心。 后者是所有有能力支付的穆斯林的义务 2。 每年将超额财富的 5% 捐献给穷人和赤贫者。 缴纳天课不仅可以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机制，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净化穆斯林财富的一种手段。 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一方面努力按照真主的命定净化他们的财富，但随后又决定将净化后的财富用于延续他人的不公正和痛苦，这是自相矛盾的。 事实上，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将行动与精神信仰分开的宗教。 正如穆罕默德·阿萨德在他的开创性著作《麦加之路》中描述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信息时所说的那样：“行动是信仰的一部分：因为真主不仅关心一个人的信仰，还关心他或她的行为—尤其是影响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行为。”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行动宗教并反抗社会不公正的现实，在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话语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你们中谁看到了可憎的事情，就应该用手去改变它；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那么他应该用舌头去做，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那么他应该从心里（甚至）厌恶它，这是最小的信仰。 在引用这段圣训时，汗解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不允许人们成为任何形式的不公正行为的旁观者；一个人在道义上有义务尽其所能消除压迫。 当然，这一责任还需要智慧，以确保消除邪恶的尝试不会适得其反并导致更大的邪恶。”
《古兰经》中反复强调了穆斯林对自己的消费和支出保持警惕的重要性。 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在第90章（城）中，当谈到人类时，造物主说：“他以为没有人能胜过他吗？ “我浪费了巨大的财富，”他说。 他以为没有人见过他吗？” Ṣaḥīḥ穆斯林的有力叙述进一步捕捉到了消费与精神纯洁之间的联系，其中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提到了一个经常旅行的人（即：为了造物主的事业，例如寻求有益的知识），他的头发蓬乱，布满灰尘（即：他在造物主的道路上付出了努力，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了）。 他向天空举起手（如此祈求）：“主啊，主啊”，而他的饮食是非法的，他的饮料是非法的，他的衣服是非法的，他的营养也是非法的。 那么他的恳求怎样才能被接受呢？”duʿāʾ（祈求）这样的崇拜行为与纯粹的消费之间的联系，即使对于那些在造物主道路上奋斗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考虑我们的消费习惯和选择时，考虑到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斯坦其他突厥人的苦难。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可以否决任何寻求将东突厥斯坦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 中国还对 1948 年《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作出保留，该条规定将缔约国之间的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的保留，巴黎，1948 年 12 月 9 日，78 UNTS 277。 鉴于北京在联合国内的强大地位及其经济影响力，采取有意义的国际措施来防止这种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继续下去将是一项挑战。 因此，以做出更明智的消费选择和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和剥削强迫维吾尔族劳动力的公司为中心的个人行动，是打击针对突厥人民的暴行并减轻他们痛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记住，行动的有效性并不是穆斯林评估他们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唯一棱镜。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采取行动反对压迫的重要性是神圣的劝告，使其本身具有权威性，无论一个人是否认为他们的行动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此，失败主义论点认为，抵制支持维吾尔族苦难或从维吾尔族苦难中获利的中国产品和品牌等个人行动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经济或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个庞然大物无关紧要，这只能证明不作为和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物质欲望是合理的。
事实上，采取这种听天由命的做法是与伊斯兰精神截然相反的。 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宣称的那样：“如果最后的时刻到来，而你手中有一株植物的芽，并且可以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种植它，那么你应该种植它。” ’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知道末世即将发生，信徒仍然应该努力尽其所能来完成一件善事。 说到这里，我们想起《古兰经》一再指出的（例如，参见第 53 章，第 38-42 节），行为不仅会产生世俗的后果，而且会带来世俗的后果。如果以正确的 niyya（意图）进行，它们将在 akhira（后世）中受益。
六、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简要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背景，从而挑战了中国只是殖民主义受害者而不是其推动者的神话。 我还概述了使东突厥斯坦成为北京宝贵资产的经济和地理优势。
此后，我审查了指向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现有证据。 评估的证据依赖于泄露的中国政府官方文件（例如： 、中国电缆、喀喇喀什名单）、目击者证词以及中国研究、人权、国际法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发表的报告和研究。 根据这些证据以及《种族灭绝公约》中概述的定义，我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正在对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突厥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运动。 这是通过以下方式执行的：（i）在全国范围内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任意拘留在强迫劳动营和棉田中的政策； (ii) 强迫维吾尔族妇女绝育和有计划地强奸； (iii)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监视，雇用汉族平民在突厥人的家中监视他们，以及东突厥斯坦的军事化； (iv) 费尼利所谓的“人口安全化”（如“新疆汉化”）、“语言安全化”（通过将少数民族语言定为刑事犯罪为例）以及“宗教安全化”（其中涉及剥夺突厥裔穆斯林实践其信仰的权利）。
我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的说法提出了两个反驳。 首先，北京不分皂白地镇压所有反对其强制同化政策的人，而不仅仅是突厥人。 其次，断定种族灭绝正在发生的证据是欺诈性的。 第一个观点被反驳，强调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尤其险恶，因为北京以前可能对所谓的敌人采取的独特行动现在全部针对一个群体。 此外，国家组织的特殊绝育目标和人口增长控制使得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突厥群体所发生的事情成为种族灭绝。 同样，操纵统计数据的指控也受到了全面的谴责。 关于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是西方针对中国的阴谋的指控也被证明依赖于逻辑思维上需要重大阴谋性智力飞跃的论点，特别是考虑到相反的证据（类型和来源）的多样性。
最后，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经文分析，我认为穆斯林有义务采取个人行动来减轻人类同胞的痛苦。 鉴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一点尤其重要，这可能会导致国际和国家行动迟缓。 重要的是，有人认为，这些行为不应仅仅根据其带来变革的效果来评估，而应认为它们本身作为造物主颁布的“ibāda”（崇拜）行为是有价值的。 具体来说，穆斯林被命令不得以一切形式使用他们的 rizq（生计）来支持、参与或从邪恶中获利，而是坚决反对不公正并减轻人类痛苦。 真主最了解。 收起阅读 »
为正义和道德：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第1/2篇）
转载翻译
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作者：Dr. Samir Sweida-Metwally
图：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摘要
本文的重点是强调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的局势，解释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群体所面临的迫害，以及为什么可以合理地将其描述为种族灭绝。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经文分析，本文认为，面对这种不公正现象，每个穆斯林都有责任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以确保他们不会把自己的 rizq（生计）花在让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继续遭受苦难上。 具体来说，本文表明社会正义是穆斯林信仰的核心，并且仅通过衡量社会行动在今世的有效性来评估社会行动的价值是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悖的。
一、引言
本文讨论了目前在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民族的种族灭绝，并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行（圣训中记载的先知传统）的经文分析，阐述了伊斯兰社会行动的必要性，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 面对歌利亚，个人行动可能显得无关紧要，本文并没有屈服于失败主义心态，而是重申了伊斯兰的要求，即穆斯林必须将自己的行为理解为更广泛的精神框架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通过世俗的结果主义视角来评估行动。
本文分为四部分。 首先，简要介绍了东突厥斯坦冲突的背景。 包括该地区的人口结构，以及它在经济、政治和地理上的优势。 其次，我讨论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突厥人的证据。 第三，我解释为什么这种待遇确实可以被定性为种族灭绝。 最后，我强调社会正义在伊斯兰教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这一核心原则如何责成穆斯林有义务确保他们的行动旨在减轻不公正并避免让他人长期受苦，包括通过他们的消费选择。
二、背景
19世纪，清朝征服东突厥斯坦，并将其改名为新疆，意为“新领土”或“新边疆”。 1955年起，该地区被正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然而，东突厥斯坦仍然是该地区突厥居民的首选名称，因此，为了符合通过人们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压迫方式”来识别人们，这是本文采用的术语。 事实上，直到1949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短暂独立为东突厥斯坦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1933-1934年）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正式吞并东突厥斯坦。 因此，就像1948年以来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东突厥人民自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占领之下。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它破坏了中国关于维吾尔人只是中国领土上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而不是被占领群体的说法。 因此，它挑战了“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即中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不是殖民主义的传播者，西藏事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这样做突显了将东突厥斯坦的民族紧张局势描述为“内部殖民主义”问题而不是“当代殖民化造成的情况”的问题本质。”
东突厥斯坦人口多民族，有13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数量最多。 人口较少的有回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鞑靼族和塔吉克族。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对该数据有异议）：2010年总人口为2182万，其中维吾尔族1000万、汉族883万、哈萨克族142万，回族约100万。
突厥人被视为中亚人，在文化和宗教上与其他中亚民族的关系比与汉族人更接近。 他们的语言与土耳其语比普通话更相似，而且大多数突厥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这与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如此，虽然大多数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但也有一小部分维吾尔人信奉其他宗教，没有任何信仰。 理解这种区别对于理解起作用的机制很重要。 具体来说，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开展种族灭绝运动的动机是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幌子下摆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身份，同时也通过迫害非穆斯林突厥人来延续中国的领土占领。 在讨论表明种族灭绝确实正在发生的证据之前，下一节概述了推动北京对东突厥斯坦霸权的战略优势。
b. 东突厥斯坦：宝贵的资产
中国从保持对东突厥斯坦的控制中受益有几个原因。 首先，这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该地区拥有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总储量的30%、34%和40%。 随着北京寻求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建立能源安全，对东突厥斯坦的主导地位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事实上，报告显示，“中国公司在新疆开采了中国 15% 的石油产量和近 25% 的天然气。 该地区也是“中国最大的棉花、薰衣草和啤酒花种植基地。” 2019年，东突厥斯坦棉花产量占全球五分之一，占中国总产量的85%。 其次，东突厥斯坦还为北京提供了相当大的土地，使其成为“饲养牛羊和细羊毛的主要地区”。 该地区面积是法国的三倍，对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该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安全优势。 第三，东突厥斯坦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 因此，其地理位置提供了与亚洲和欧洲的重要贸易联系，这对于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至关重要。
习近平于 2013 年宣布，这一倡议旨在重振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并大幅扩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该战略计划覆盖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计划建设六大经济走廊（见图1）。 东突厥斯坦在其中三件事的成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自然资源转移为主，依托首府乌鲁木齐作为重要枢纽，经伊朗、伊拉克一直到土耳其。 它还拥有覆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天然气管道。 其次，中巴经济走廊起始于东突厥斯坦，全长3000公里，到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为中国提供了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通道，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石油运输的重要通道”。 中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将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 截至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60%来自中东，其中80%通过这条穿越南海、东海和黄海的危险且海盗猖獗的海上通道运往中国。 第三个是新亚欧大陆桥，旨在通过铁路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从连云港出发，到达鹿特丹。 这条陆路铁路将相对于空运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并相对于海运缩短交货时间。 连接东突厥斯坦、经乌鲁木齐至中国中部地区（甘肃兰州）的兰新高铁是这条走廊的组成部分。
了解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相关的政治影响力）可以解释为什么 50 个国家签署了一封支持中国的信函（A/HRC/41/G/11），以回应 2019 年 7 月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信函（A/HRC/41/G/11），该信函得到了 22 个对维吾尔人待遇表示担忧的“西方”国家的认可。 重要的是，第一封信不仅没有包含任何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签名，第二封为中国辩护的信也包括了许多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明显的例外，卡塔尔也是如此，卡塔尔在最初签署后就撤回了支持。 新西兰也未能幸免于北京方面的压力，因为杰辛达·阿德恩领导的工党拒绝就一项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行为描述为种族灭绝的议会动议进行辩论。 下一节讨论第一封信中提到的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的证据。
图 1. 横跨亚欧非六大经济走廊
图：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 (2015)
三、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方式：看证据
2018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 (Scott Busby) 根据“情报界和开源报告”估计，“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当局已将至少80万、甚至可能超过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在东突厥斯坦拘留营中无限期关押。若区分“被监禁者”和“参加非全日制‘再教育’项目的人”，更准确的估计是2019年被拘留人数约为150万。
一份泄露的长达 137 页的中国政府官方文件（称为“喀喇喀什名单”）显示，他们因“罪行”而被拘留和拘留在这些营地中，其中包括： (i) “多年前戴过面纱”，(ii) “多年前留了长胡子”，(iii) 因为“妻子戴过面纱”，(iv) 在国外有亲戚，或 (v) “申请了护照但从未离开”。”另一个原因就是被归类为“不值得信任”。” 曾兹将后者定义为“一种难以把握的一般怀疑类别。 它代表的是国家认为不能像它希望的那样容易理解或控制的人。 文献中被视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其他迹象包括“定期祈祷；邀请太多人参加婚礼……在葬礼上背诵伊斯兰经文；根据伊斯兰习俗清洗身体……向孩子们教授《古兰经》；要求伊玛目为孩子命名；定期去清真寺；研究或教授“未经授权”形式的伊斯兰教；除周五外，在清真寺祈祷……前往麦加朝圣。”
对于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来说，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强迫劳动，亚马逊和苹果等跨国公司从中受益。 2018年，还有57万人被强行送去采摘棉花。 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国家在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对妇女进行强制绝育，有报道称，被拘留的妇女“被注射不明药物和注射，导致不规则出血和月经周期缩短”。 此外，还有“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和不人道待遇、强迫儿童与父母分离、剥夺信奉宗教或讲自己语言的权利……强迫器官摘取、强迫失踪和拘留期间杀害”的指控。”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报道称，维吾尔族被拘留者描述了这些营地内的“系统性强奸”。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视频报道中，古力齐拉·奥尔汗讲述了她如何被命令“脱掉她们（维吾尔族妇女）的衣服，并将她们铐在床上，让她们无法动弹”，以便汉族男子可以强奸她们。 以下是一位幸存者的叙述：
在这些拘留营之外，穆斯林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受到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监视，中国政府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初创企业和华为等跨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可以追踪突厥人，并“如果发现少数民族成员，就会向警方发出‘维吾尔警报’”。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对 2019 年 11 月泄露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进行调查后，证实了这场极端监视和“法外拘留和强制灌输穆斯林”的行动（中国电报）。
中国政府的社区监控活动不仅限于公共场所。 作为该国在殖民地东突厥斯坦实行“恐怖资本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它招募了“超过一百万中国平民（大多数为汉族），通过占领该地区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家园来协助军队和警察的行动。 中国认为，这个可追溯至 2014 年的“成为家人”计划是识别“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方式，其标志是维吾尔人是否用流行的穆斯林问候语“salām ʿalaykum”（愿你安息）向亲友打招呼，以及他们家里是否有一本《古兰经》。
随着东突厥斯坦军事化的加强，使其成为“世界上治安最严密的地区之一”，正如费尼所说，这场“国家恐怖”运动表现为“人口安全化（加速汉族移民、民族流离失所）、语言安全化（强制实施中文教育）和宗教安全化（镇压伊斯兰教习俗）”。 要理解“人口安全化”的过程，可以考虑一下1949年，汉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占地区总人口的7%和75%。 截至2010年人口普查，这一比例分别为40%和46%。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通过生产建设兵团支持汉人向东突厥斯坦移民的政策，作为实现该地区中国化和开采当地自然资源的手段，形成了郑国恩 (Adrian Zenz) 所说的“汉族定居殖民主义”政策。 尽管有人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汉族不应被视为同质群体或简单地视为国家机器的延伸，但证据表明，总体而言，他们从该地区创造的财富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而维吾尔族则因其民族而遭受种族主义和歧视。 与此同时，“语言安全化”被写入政府政策，自2017年起，至少在伊宁市和和田地区（东突厥斯坦）的学校禁止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并要求“学前三年‘必须坚决全面推行’普通话，从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开始‘推广’普通话。” 最后，“宗教安全化”可以理解为穆斯林面临的压制：（i）给新生儿起穆罕默德这样的穆斯林名字；（ii）自由旅行朝圣，并要求他们“在允许朝觐之前证明自己爱国守法”；（iii）在斋月期间禁食或祈祷（由住在家里的汉族“亲戚”监督）。 穆斯林还被迫吃猪肉，并在餐馆和商店出售香烟和酒（伊斯兰教禁止消费和从中获利的产品）。 与此同时，除老年人外，禁止男性蓄胡须，女性不得戴面纱，并鼓励人们向警方举报戴面罩的女性。 根据卫星图像的估计显示，自2017年以来，65%的清真寺“因政府政策而被摧毁或损坏”，“30%的重要伊斯兰圣地（圣地、墓地和朝圣路线，包括许多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地方）被拆除。”
中国在反恐和打击维吾尔分裂分子方面为其在东突厥斯坦的做法辩护，特别是针对导致197人死亡的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中国官员称其中大部分为汉族）、2013年10月造成5人死亡的天安门广场汽车袭击事件、2014年3月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的持刀袭击事件以及2月份导致8人死亡的持刀袭击事件。 2017年。 然而，2014 年国家“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政策中所规定的全社区惩罚的实施，使得这场运动成为一场种族主义和仇视伊斯兰的政府主导的行动。 此外，将他们贴上暴力分裂分子的标签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维吾尔人和藏人一样，都是被占领的人民，中国政府数十年来一直遭受暴力和镇压运动，试图强行同化他们并消除他们的民族身份、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
四、但这真的是“种族灭绝”吗？
a. 中国违反《灭绝种族罪公约》
中国加入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罪公约》）（联合国大会 1948 年）第二条规定： 收起阅读 »
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作者：Dr. Samir Sweida-Metwally
图：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摘要
本文的重点是强调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的局势，解释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群体所面临的迫害，以及为什么可以合理地将其描述为种族灭绝。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经文分析，本文认为，面对这种不公正现象，每个穆斯林都有责任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以确保他们不会把自己的 rizq（生计）花在让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继续遭受苦难上。 具体来说，本文表明社会正义是穆斯林信仰的核心，并且仅通过衡量社会行动在今世的有效性来评估社会行动的价值是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悖的。
一、引言
本文讨论了目前在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民族的种族灭绝，并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行（圣训中记载的先知传统）的经文分析，阐述了伊斯兰社会行动的必要性，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 面对歌利亚，个人行动可能显得无关紧要，本文并没有屈服于失败主义心态，而是重申了伊斯兰的要求，即穆斯林必须将自己的行为理解为更广泛的精神框架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通过世俗的结果主义视角来评估行动。
本文分为四部分。 首先，简要介绍了东突厥斯坦冲突的背景。 包括该地区的人口结构，以及它在经济、政治和地理上的优势。 其次，我讨论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突厥人的证据。 第三，我解释为什么这种待遇确实可以被定性为种族灭绝。 最后，我强调社会正义在伊斯兰教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这一核心原则如何责成穆斯林有义务确保他们的行动旨在减轻不公正并避免让他人长期受苦，包括通过他们的消费选择。
二、背景
19世纪，清朝征服东突厥斯坦，并将其改名为新疆，意为“新领土”或“新边疆”。 1955年起，该地区被正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然而，东突厥斯坦仍然是该地区突厥居民的首选名称，因此，为了符合通过人们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压迫方式”来识别人们，这是本文采用的术语。 事实上，直到1949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短暂独立为东突厥斯坦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1933-1934年）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正式吞并东突厥斯坦。 因此，就像1948年以来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东突厥人民自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占领之下。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它破坏了中国关于维吾尔人只是中国领土上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而不是被占领群体的说法。 因此，它挑战了“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即中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不是殖民主义的传播者，西藏事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这样做突显了将东突厥斯坦的民族紧张局势描述为“内部殖民主义”问题而不是“当代殖民化造成的情况”的问题本质。”
东突厥斯坦人口多民族，有13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数量最多。 人口较少的有回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鞑靼族和塔吉克族。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对该数据有异议）：2010年总人口为2182万，其中维吾尔族1000万、汉族883万、哈萨克族142万，回族约100万。
突厥人被视为中亚人，在文化和宗教上与其他中亚民族的关系比与汉族人更接近。 他们的语言与土耳其语比普通话更相似，而且大多数突厥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这与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如此，虽然大多数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但也有一小部分维吾尔人信奉其他宗教，没有任何信仰。 理解这种区别对于理解起作用的机制很重要。 具体来说，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开展种族灭绝运动的动机是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幌子下摆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身份，同时也通过迫害非穆斯林突厥人来延续中国的领土占领。 在讨论表明种族灭绝确实正在发生的证据之前，下一节概述了推动北京对东突厥斯坦霸权的战略优势。
b. 东突厥斯坦：宝贵的资产
中国从保持对东突厥斯坦的控制中受益有几个原因。 首先，这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该地区拥有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总储量的30%、34%和40%。 随着北京寻求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建立能源安全，对东突厥斯坦的主导地位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事实上，报告显示，“中国公司在新疆开采了中国 15% 的石油产量和近 25% 的天然气。 该地区也是“中国最大的棉花、薰衣草和啤酒花种植基地。” 2019年，东突厥斯坦棉花产量占全球五分之一，占中国总产量的85%。 其次，东突厥斯坦还为北京提供了相当大的土地，使其成为“饲养牛羊和细羊毛的主要地区”。 该地区面积是法国的三倍，对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该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安全优势。 第三，东突厥斯坦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 因此，其地理位置提供了与亚洲和欧洲的重要贸易联系，这对于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至关重要。
习近平于 2013 年宣布，这一倡议旨在重振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并大幅扩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该战略计划覆盖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计划建设六大经济走廊（见图1）。 东突厥斯坦在其中三件事的成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自然资源转移为主，依托首府乌鲁木齐作为重要枢纽，经伊朗、伊拉克一直到土耳其。 它还拥有覆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天然气管道。 其次，中巴经济走廊起始于东突厥斯坦，全长3000公里，到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为中国提供了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通道，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石油运输的重要通道”。 中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将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 截至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60%来自中东，其中80%通过这条穿越南海、东海和黄海的危险且海盗猖獗的海上通道运往中国。 第三个是新亚欧大陆桥，旨在通过铁路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从连云港出发，到达鹿特丹。 这条陆路铁路将相对于空运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并相对于海运缩短交货时间。 连接东突厥斯坦、经乌鲁木齐至中国中部地区（甘肃兰州）的兰新高铁是这条走廊的组成部分。
了解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相关的政治影响力）可以解释为什么 50 个国家签署了一封支持中国的信函（A/HRC/41/G/11），以回应 2019 年 7 月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信函（A/HRC/41/G/11），该信函得到了 22 个对维吾尔人待遇表示担忧的“西方”国家的认可。 重要的是，第一封信不仅没有包含任何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签名，第二封为中国辩护的信也包括了许多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明显的例外，卡塔尔也是如此，卡塔尔在最初签署后就撤回了支持。 新西兰也未能幸免于北京方面的压力，因为杰辛达·阿德恩领导的工党拒绝就一项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行为描述为种族灭绝的议会动议进行辩论。 下一节讨论第一封信中提到的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的证据。
图 1. 横跨亚欧非六大经济走廊
图：为正义而道德支出：穆斯林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回应
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 (2015)
三、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方式：看证据
2018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 (Scott Busby) 根据“情报界和开源报告”估计，“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当局已将至少80万、甚至可能超过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在东突厥斯坦拘留营中无限期关押。若区分“被监禁者”和“参加非全日制‘再教育’项目的人”，更准确的估计是2019年被拘留人数约为150万。
一份泄露的长达 137 页的中国政府官方文件（称为“喀喇喀什名单”）显示，他们因“罪行”而被拘留和拘留在这些营地中，其中包括： (i) “多年前戴过面纱”，(ii) “多年前留了长胡子”，(iii) 因为“妻子戴过面纱”，(iv) 在国外有亲戚，或 (v) “申请了护照但从未离开”。”另一个原因就是被归类为“不值得信任”。” 曾兹将后者定义为“一种难以把握的一般怀疑类别。 它代表的是国家认为不能像它希望的那样容易理解或控制的人。 文献中被视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其他迹象包括“定期祈祷；邀请太多人参加婚礼……在葬礼上背诵伊斯兰经文；根据伊斯兰习俗清洗身体……向孩子们教授《古兰经》；要求伊玛目为孩子命名；定期去清真寺；研究或教授“未经授权”形式的伊斯兰教；除周五外，在清真寺祈祷……前往麦加朝圣。”
对于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来说，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强迫劳动，亚马逊和苹果等跨国公司从中受益。 2018年，还有57万人被强行送去采摘棉花。 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国家在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对妇女进行强制绝育，有报道称，被拘留的妇女“被注射不明药物和注射，导致不规则出血和月经周期缩短”。 此外，还有“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和不人道待遇、强迫儿童与父母分离、剥夺信奉宗教或讲自己语言的权利……强迫器官摘取、强迫失踪和拘留期间杀害”的指控。”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报道称，维吾尔族被拘留者描述了这些营地内的“系统性强奸”。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视频报道中，古力齐拉·奥尔汗讲述了她如何被命令“脱掉她们（维吾尔族妇女）的衣服，并将她们铐在床上，让她们无法动弹”，以便汉族男子可以强奸她们。 以下是一位幸存者的叙述：
“他们不仅强奸，还咬你全身，你不知道他们是人还是动物”
“他们没有放过身体的任何部位，到处乱咬，留下可怕的痕迹。 看起来很恶心。”
“这样的事我已经经历过三次了。 折磨你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仅仅是一个掠夺者。 每次都是两三个人。”
在这些拘留营之外，穆斯林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受到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监视，中国政府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初创企业和华为等跨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可以追踪突厥人，并“如果发现少数民族成员，就会向警方发出‘维吾尔警报’”。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对 2019 年 11 月泄露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进行调查后，证实了这场极端监视和“法外拘留和强制灌输穆斯林”的行动（中国电报）。
中国政府的社区监控活动不仅限于公共场所。 作为该国在殖民地东突厥斯坦实行“恐怖资本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它招募了“超过一百万中国平民（大多数为汉族），通过占领该地区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家园来协助军队和警察的行动。 中国认为，这个可追溯至 2014 年的“成为家人”计划是识别“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方式，其标志是维吾尔人是否用流行的穆斯林问候语“salām ʿalaykum”（愿你安息）向亲友打招呼，以及他们家里是否有一本《古兰经》。
随着东突厥斯坦军事化的加强，使其成为“世界上治安最严密的地区之一”，正如费尼所说，这场“国家恐怖”运动表现为“人口安全化（加速汉族移民、民族流离失所）、语言安全化（强制实施中文教育）和宗教安全化（镇压伊斯兰教习俗）”。 要理解“人口安全化”的过程，可以考虑一下1949年，汉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占地区总人口的7%和75%。 截至2010年人口普查，这一比例分别为40%和46%。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通过生产建设兵团支持汉人向东突厥斯坦移民的政策，作为实现该地区中国化和开采当地自然资源的手段，形成了郑国恩 (Adrian Zenz) 所说的“汉族定居殖民主义”政策。 尽管有人认为东突厥斯坦的汉族不应被视为同质群体或简单地视为国家机器的延伸，但证据表明，总体而言，他们从该地区创造的财富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而维吾尔族则因其民族而遭受种族主义和歧视。 与此同时，“语言安全化”被写入政府政策，自2017年起，至少在伊宁市和和田地区（东突厥斯坦）的学校禁止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并要求“学前三年‘必须坚决全面推行’普通话，从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开始‘推广’普通话。” 最后，“宗教安全化”可以理解为穆斯林面临的压制：（i）给新生儿起穆罕默德这样的穆斯林名字；（ii）自由旅行朝圣，并要求他们“在允许朝觐之前证明自己爱国守法”；（iii）在斋月期间禁食或祈祷（由住在家里的汉族“亲戚”监督）。 穆斯林还被迫吃猪肉，并在餐馆和商店出售香烟和酒（伊斯兰教禁止消费和从中获利的产品）。 与此同时，除老年人外，禁止男性蓄胡须，女性不得戴面纱，并鼓励人们向警方举报戴面罩的女性。 根据卫星图像的估计显示，自2017年以来，65%的清真寺“因政府政策而被摧毁或损坏”，“30%的重要伊斯兰圣地（圣地、墓地和朝圣路线，包括许多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地方）被拆除。”
中国在反恐和打击维吾尔分裂分子方面为其在东突厥斯坦的做法辩护，特别是针对导致197人死亡的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中国官员称其中大部分为汉族）、2013年10月造成5人死亡的天安门广场汽车袭击事件、2014年3月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的持刀袭击事件以及2月份导致8人死亡的持刀袭击事件。 2017年。 然而，2014 年国家“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政策中所规定的全社区惩罚的实施，使得这场运动成为一场种族主义和仇视伊斯兰的政府主导的行动。 此外，将他们贴上暴力分裂分子的标签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维吾尔人和藏人一样，都是被占领的人民，中国政府数十年来一直遭受暴力和镇压运动，试图强行同化他们并消除他们的民族身份、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
四、但这真的是“种族灭绝”吗？
a. 中国违反《灭绝种族罪公约》
中国加入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罪公约》）（联合国大会 1948 年）第二条规定： 收起阅读 »
团结乌玛：促进维吾尔穆斯林团结的策略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uniting-the-ummah-strategies-to-foster-solidarity-with-uyghur-muslims
原文标题：Uniting the Ummah: Strategies to Foster Solidarity with Uyghur Muslims
作者：Shahd Fulath Khan、Hala Bucheeri、Arzu Gul、Dr. Dilmurat Mahmut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引言
与社区的联系是穆斯林宗教信仰蓬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供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心理学领域常被用来指代人类对接纳、理解以及成为一个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求。 这与伊斯兰教中关于乌玛（Ummah）的兄弟情谊和姐妹情谊（ukhuwwa）的概念相呼应，我们挚爱的圣者 ﷺ 告诉我们：“信士们在相互的关爱、怜悯和同情方面，就像一个身体。当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感到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因失眠和发烧而做出反应。” 在本文中，我们将借鉴圣训传记（sira），探讨先知 ﷺ 如何通过在麦地那的安萨尔（Ansar）和迁士（Muhajirun）之间建立归属感和社区融合感，来实践兄弟姐妹情谊的概念。本文将以全球离散的维吾尔穆斯林为例，他们逃离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现代版的Muhajirun，迫切需要融入更广泛的穆斯林乌玛。这项定性研究通过访谈，概述了维吾尔移民和难民在心理健康方面面临的挑战、归属感的丧失、与乌玛的疏离，以及机构和社区联系的断裂。
正如本文稍后详细介绍的维吾尔人的访谈所揭示的，人们认为乌玛在自愿施舍（sadaqa）和同情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穆斯林国家与中国的持续联盟和经济依赖，西方穆斯林社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无知，乌玛缺乏公众的强烈抗议，以及具体政治行动和倡导的缺失，是导致维吾尔社区对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归属感日益减弱的主要障碍。在本文中，一些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的权力结构似乎偏袒某些种族而非其他种族，特别是那些不属于主流群体（例如阿拉伯人、南亚人）的人，他们被边缘化（例如黑人、改宗者、马来西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富汗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等）。我们将探讨清真寺的先知模式，将其呈现为一个不仅是礼拜场所，更是社区融合、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医院和教育场所等多种功能的空间。由此，我们将进行类比，强调清真寺在当今维吾尔移民和难民社区融合中的核心作用。最后，我们将提出建议，说明如何在我们今天的乌玛中重振这种先知式的社区同情和团结模式以及清真寺的整体作用，从而使穆斯林社区能够成为维吾尔人恢复归属感的支架。
案例分析
阿尔祖多年来一直积极联系穆斯林社区成员和领导人，请求他们支持抗议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活动。她不知疲倦地给每一位她能找到的伊玛目、谢赫或学者发邮件、打电话，但最多只得到冷淡的回应。终于到了抗议日。阿尔祖走下公交车，环顾着聚集在公共广场的人群。虽然她看到大约一百名维吾尔姐妹和兄弟在场，举着海报和横幅，但她只数到有两名来自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穆斯林参加了集会。她拿起横幅，加入了示威队伍。在她示威时，一个人走过来对她说：“愿主赐你平安（Al-salamu alaykum），姐妹。”阿尔祖回应了他的问候，希望有更多来自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前来参加抗议。然而，他却粗暴地问道：“姐妹，你为什么要抗议中国？为什么不抗议以色列、美国或印度？”阿尔祖感到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她对他大喊：“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穆斯林被关在中国集中营里！中国正在进行维吾尔种族灭绝！”那人没有回答，而是拍了一张抗议人群的照片，然后走开了。
第一作者第一次了解到阿尔祖在维吾尔社区的倡导活动，是在多年前她们在一个穆斯林姐妹组织做志愿者时认识的。从那时起，她们一起合作了几个项目，包括组织政治集会和社区教育活动，她们的孩子也上了同一所伊斯兰学校。阿尔祖在为本文做准备时讲述了这个故事；她说，在听到那个男人严厉的斥责后，“我的一部分心死了。”
维吾尔人背景介绍
大约有1300万维吾尔人，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属于突厥语族群，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或如维吾尔人所称的东突厥斯坦。居住在维吾尔故土的穆斯林突厥部落在公元四世纪/十世纪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在此居住了几个世纪。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压制和殖民东突厥斯坦，认为穆斯林身份是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威胁。 自2017年以来，维吾尔人一直遭受中国共产党残酷的种族灭绝，他们试图通过强制同化维吾尔人进入主流中国文化来消灭维吾尔文化。 数百万 穆斯林维吾尔男女被关押在强制劳动集中营中，在那里他们忍受着屈辱和折磨的“再教育”过程，旨在让他们放弃信仰。 严酷的宗教压迫已经实施；礼拜行为，如祈祷、阅读《古兰经》和斋戒，已被禁止。 有报道称存在难以想象的暴行，包括器官摘取、大规模绝育 和集体强奸。 正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
作为回应，数万名维吾尔穆斯林逃离了中国。许多人定居在世界50多个国家。人数最多的是定居在其他以突厥语为主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较少的人口迁移到美国（8,000-10,000人）、加拿大（不到2,000人）、澳大利亚（5,000-10,000人）、瑞典（2,000人）、德国（750人）以及其他国家。
移民后宗教社区的重要性
移民和重新定居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动荡、悲伤和不确定性。当这些与遭受酷刑和种族灭绝威胁等创伤性事件相结合时，诸如痛苦、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心理健康问题就成为紧迫的担忧。 例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分享了移民后的时期“不是创伤后，而是持续的创伤”，因为维吾尔人要应对他们亲人遭受酷刑和拘留的消息。即使在移民之后，维吾尔人也必须应对持续的监视和审查威胁，这侵蚀了维吾尔社区内部的信任。一位参与者解释说：“[维吾尔]社区内部有很多猜疑。有些人担心维吾尔人是告密者……[结果]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
正如移民经历中常见的那样，维吾尔侨民感受到了社会资本的不足。然而，研究表明，成为宗教社区的一员通常能为会众提供群体团结感、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信仰的验证以及归属感。 在经历损失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帮助人们度过哀悼过程的保护因素，而个人宗教信仰则没有同样的影响。 社区宗教参与增强了社会联系、社会支持网络，并增加了结交朋友的可能性。它还提供了一个共享语言、文化和民族的空间。出于这些原因，在移民后在自己的宗教社区中找到归属感可以加速融入并预防心理健康问题。
除了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许多礼拜场所和信仰组织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重要的服务，包括食物银行、住房援助、语言培训和求职援助。
上述大多数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归属感之间存在积极关系，它们衡量的是社区宗教信仰，即一个人的信仰不局限于其私人生活，而是与更广泛的宗教社区相联系。支持这些发现，Yaqeen Institute 对不同宗教信仰模式及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分析也发现，将一个人的宗教生活局限于个人和私人领域（例如，仅在家中进行祈祷和阅读《古兰经》等个人礼拜仪式）与心理健康益处无关。 相反，那些通过个人崇拜并与更广泛的乌玛联系来全面参与信仰的人，体验到了宗教信仰的全部心理健康益处，因为他们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来实践。
研究发现，对于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教可以成为深刻意义、赋权和身份认同的源泉。 对于多年来遭受宗教迫害的维吾尔人来说，移民后重新与穆斯林社区建立联系，对他们信仰的健康至关重要。
乌玛：创造一个归属的社区
在我们的信仰中，乌玛的概念起着核心作用。乌玛是一个信徒的社区，他们都拥有同一个目标：崇拜安拉 ﷻ。这个信徒的社区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种族和语言的界限。正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所说：“你们的这个乌玛确是一乌玛，而我是你们的主和养育者。所以要敬畏我，不要敬畏别的。”
属于一个更广泛的信仰社区是我们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兄弟情谊经文”提醒我们的：“信士们只是兄弟（ikhwa），所以要使你们的兄弟们和睦。并敬畏安拉，以便你们获得怜悯。”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知道兄弟情谊的纽带不是被动形成的。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中，信徒被鼓励在建立社区和促进他人归属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我们挚爱的圣者 ﷺ 告诫我们：“你们三人在一起，不要让两人私下交谈而撇开第三个人。”此外，在另一段传述中，圣者 ﷺ 说：“不要让两人私下交谈而撇开一个人，因为这会伤害信士，而安拉 ﷻ 憎恨信士受到伤害。”
在（hijra）迁徙到麦地那的故事中，没有比这更能体现积极融入乌玛的兄弟姐妹的例子了。在这个《圣训传记》（sira）中美丽的时刻，麦地那的帮助者和居民（Ansar）对进入他们城市的麦加移民（Muhajirun）表现出的巨大慷慨令人震惊。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借鉴这一融合模式，探讨宗教信仰及其对全球维吾尔侨民归属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重振积极融合的圣行
在最非凡的积极乌赫瓦（ukhuwwa）的例子中，圣者 ﷺ 在安萨尔和穆哈吉伦抵达麦地那后，呼吁他的乌玛建立正式的兄弟姐妹关系（mu’akha）。 这种联系如此深厚，以至于最初立法规定他们甚至可以互相继承。 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赞扬了安萨尔的慷慨：
穆哈吉伦被安萨尔压倒性的慷慨行为深深感动，他们对圣者 ﷺ 说：
穆哈吉尔萨阿德·本·拉比（Sa’d b. al-Rabi’）回忆道：
在我们日常的口语中，我们会说慷慨的人会“脱下自己的衬衫送给别人”。然而，安萨尔（Anṣār）萨阿德（Saʿd）的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之举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这同样也是一位穆哈吉尔（muhājir）阿卜杜勒·拉赫曼（ʿAbd al-Raḥmān）感激他兄弟慷慨，但又寻求自立途径的美好记载。
在另一则传述中，安萨尔（Anṣār）对先知 ﷺ 说：“请将椰枣树分给我们和他们（即移民）。”先知 ﷺ 说：“不行。”安萨尔（Anṣār）说：“让他们（即移民）为我们在园子里劳作，然后与我们分享椰枣的果实。”移民们说：“我们接受。”
这就是慷慨的力量，当我们仅仅为了安拉 ﷻ 的缘故而给予时。在这里，安萨尔（Anṣār）愿意放弃他们最珍视的生计——他们的椰枣树——而先知 ﷺ 再次赞赏了这一提议，但坚持认为穆哈吉伦（muhājirūn）应该为自己的生计而工作和奋斗。先知 ﷺ 以其深邃的智慧，深知建立一个建立在社会联系基础上的社群，同时又为移民提供真正参与机会的社群的力量。获得工作和诚实谋生的机会能赋予人们荣誉和尊严，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呼吁为移民和难民群体提供生活工资和技能对接项目时得到了体现。 研究表明，参与“有意义的工作”，即新移民有机会在其居住国运用移居前获得的技能，对心理健康结果有积极影响。 大多数人渴望生产力，渴望有机会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反过来又会创造尊严感和归属感。
先知 ﷺ 以其深切的同情心和远见，还为那些无法在麦地那安顿下来、购置房产或结婚的穆哈吉伦（muhājirūn）在清真寺设立了避难所，让他们选择过着致力于崇拜和精神服务的生活。这些圣门弟子被称为“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或“平台圣门弟子”（aṣḥāb al-ṣuffah）。阿布·胡莱拉（Abū Hurayrah）（愿安拉 ﷻ 怜悯他）评论了他们的贫困：“我看到七十位“平台圣门弟子”（aṣḥāb al-ṣuffah）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没有人拥有完整的衣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裹身的长袍，他们将其系在脖子上。有些人长袍几乎及踝，而另一些人的长袍则刚好到膝盖下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用手抓住长袍的边缘，以免身体暴露。”
我们挚爱的先知 ﷺ 深切关怀“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并会给予他们施舍，喂养他们，或定期鼓励他的圣门弟子这样做。关怀处境不利者是一项集体努力。一些圣门弟子会带来食物，而另一些人则通过教导“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古兰经和书写知识来提供知识的滋养。
居住在先知清真寺（al-Masjid al-Nabawī）使“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的成员，如阿布·胡莱拉（Abū Hurayrah）（愿主喜悦之）能够声名显赫、地位尊贵，因为他们接近先知 ﷺ 并能够传述他的圣行（sunnah）。在这种先知对清真寺和乌玛（ummah）的设想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和归属。先知 ﷺ 甚至明智地努力为“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提供自己行施舍（ṣadaqah）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给予的力量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
以这种先知式的融合和社群建设框架为当前研究的灵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我们清真寺的接纳范围将为新移民提供一个避难、参与和支持的场所。诸如简历工作坊、育儿支持圈、食物银行、施粥点和志愿服务计划等举措，将为人们提供回馈社群的机会，并帮助实现清真寺和乌玛（ummah）的先知愿景。在清真寺内创建新移民家庭匹配计划或“伙伴系统”，将新抵达的家庭与社区中已安顿下来的家庭匹配起来，也是新家庭建立社会资本和增强归属感的一种有力方式。 许多此类计划都是通过安置机构和基督教信仰社群提供的。研究发现，维吾尔族散居社群在适应过程中面临着焦虑。许多维吾尔族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在移民后会疏远伊斯兰教，并觉得他们培养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伊斯兰身份的努力被主流文化和普遍世界观的影响所破坏。 将维吾尔族家庭融入清真寺和更广泛的乌玛（ummah）是抵消这些意识形态力量的一种方式。
方法
对于这项定性研究，我们采访了居住在全球散居地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以探讨以下研究问题：
1) 维吾尔族穆斯林在移民后面临哪些定居和心理健康挑战，他们如何应对？
2) 移民后，维吾尔族穆斯林是否感到社区和归属感？
3) 在努力应对移民后持续的创伤时，维吾尔族穆斯林对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例如，项目、倡议）来培养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有什么建议？
抽样
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以及维吾尔族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外联招募。招募和数据收集持续了 6 周，从 2020 年 6 月至 7 月（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 由于维吾尔族人口难以接触，采用了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招募。因此，由于抽样和招募方法，本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差。
我们采访了五名男性和五名女性，他们有与维吾尔族散居社群合作的经验。 受访者包括 7 名积极倡导当地社区的维吾尔族人，以及 3 名非维吾尔族人，他们是与维吾尔族移民的一线工作者。所有访谈均以英语进行，维吾尔语社区志愿者在小组 Zoom 会议访谈中根据需要口译了问卷。这些受访者按照半结构化访谈指南接受了访谈。受访者被问及一系列话题，包括他们移民后面临的具体挑战、情绪低落的原因、寻求支持的行为以及他们在居住国的归属感。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应对东突厥斯坦创伤记忆的策略，以及与当地宗教社群的联系如何影响他们的归属感。最后，还请维吾尔族人集思广益，讨论需要建立哪些社区和政府项目来支持维吾尔族社群。对非维吾尔族活动家的访谈围绕他们与维吾尔族社群合作的具体经历展开。为了确保严谨性，我们对维吾尔族散居社群的成员进行了成员核查，以确保研究结果和解释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产生共鸣。此外，研究人员还反思了自我反思和立场性（附录 A）。访谈记录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进行了分析。
结果
定性研究结果
在 2019 年的一次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上，心理健康教育家和倡导者扎因·沙蒙博士（Dr. Zain Shamoon）解释道：“灭绝发生在两个层面：它发生在对一个民族的根除以及对其故事的根除。在见证一个人的故事而不必打断它时，存在着治愈。”
由于数字无法提供完整的图景，我们将尝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传达维吾尔族散居社群的亲身经历，以通过收集到的访谈来纪念他们的故事。
孤立的程度
维吾尔族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谈到了维吾尔族散居社群因与家人和亲人失联而面临的日益加深的孤立感。一位在美国定居的维吾尔族人解释说：“我无法让童年朋友和亲戚在我身边。”此外，移民后的维吾尔族人还面临着持续的监视威胁，这导致他们对在国外的同胞产生不信任感，削弱了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安全感。一位与联合国合作的非维吾尔族盟友进一步解释了这种信任的丧失：“当有人出现时，他们会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猜疑。有维吾尔族人向中国报告的情况。”
在另一个层面上，并且符合本文的重点，维吾尔族人谈到了被非维吾尔族穆斯林社群抛弃的感觉。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族人分享道：
除了穆斯林社群之外，参与者还谈到了他们在居住国遭受歧视、仇外心理和疏离的经历。一位非维吾尔族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解释说：“通常当人们看到维吾尔族人时，他们会想，‘他们不会说英语’或‘他们看起来不一样’。”
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的多层面抛弃
参与者广泛讨论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未能为维吾尔族散居社群提供归属感的感觉。从多层面的歧视视角来看， 感觉被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抛弃和剥夺权利的经历被视为多层次的，发生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个人、社区和系统层面）。在被视为空洞的慰问言辞（鉴于缺乏参与反对维吾尔族灭绝的政治倡导）中，微观层面的抛弃据报告是在与更广泛穆斯林社群的日常互动中在个人层面经历的。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族参与者评论道：“要么大多数（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么只是表达他们的同情。”
在中观层面，参与者报告说，他们或他们曾与之共事的维吾尔族人在清真寺内经历了被抛弃。这表现为被排除在集体祈祷（duʿāʾ）之外，而其他受压迫的穆斯林被提及却排除了维吾尔族人，清真寺缺乏欢迎，以及清真寺为维吾尔族事业缺乏募捐。虽然参与者谈到了中国监视的持续威胁，这种威胁在中国监视下产生了维吾尔族社群成员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但同时，维吾尔族社群通常被视为唯一的慰藉来源和分享悲伤的安全空间。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族人回忆道：
受压迫和被剥夺权利者的权利是让我们将财富花在他们身上，因为我们的生计（rizq）是由我们的供给者和维持者赐予的，我们只是暂时被委托保管。将我们的财富用于支持维吾尔族事业和抵制涉及维吾尔族奴隶劳动的商品，都是为了更道德地花费我们的财富，以履行我们伊斯兰教的激进利他主义的责任。 研究还发现，多层面的剥夺甚至让维吾尔族人对那些为维吾尔族事业而工作的伊斯兰慈善组织感到不信任。例如，一位参与者分享说，维吾尔族人“不太信任慈善组织，因为不清楚钱是否去了正确的地方。”有一种感觉是，尽管伊斯兰慈善组织可能声称支持维吾尔族事业，但许多维吾尔族人并不觉得钱真的流向了维吾尔族事业。这可能表明缺乏桥梁建设、维吾尔族社群的参与，以及维吾尔族人在穆斯林慈善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
最后，在宏观层面，维吾尔族人谈到了政治上的抛弃，即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与中国结盟，并且不谴责正在发生的暴行。生活在全球北部的穆斯林也被视为表现出这种冷漠，导致政治不作为和缺乏呼吁。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族人表达了他们的沮丧：
穆斯林“他者”与同情心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在参与者访谈中分享的现实情况，有必要“解开特权的隐形背包”，并审视可能导致维吾尔族社群某些群体感到孤立和被遗弃的权力结构和种族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反黑人情绪在我们社群中存在，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 这已被称为反黑人伊斯兰恐惧症。穆斯林社群中的“他者化”也普遍存在，其中相互关联的权力结构使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享有特权； 那些不完全符合主流群体（即阿拉伯人、南亚人） 的人被排挤到边缘（例如，维吾尔族、黑人、改宗者、中国回民、波斯尼亚人、罗兴亚人以及无数其他人）。
这种阶级和“穆斯林身份” 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可以说是有力地证明了新殖民主义，即我们发明了新的方式来划分我们社群内部的“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 或“他者”的敌对派别。 正如普利策奖获奖记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inson）所写：“人类创造等级制度的冲动贯穿于各种社会和文化之中。” 她还解释道：
然而，为了体现先知 ﷺ 的同情心、仁慈和慷慨的美德，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nafsī）存在框架，并践行先知 ﷺ 的智慧：“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真正拥有信仰，直到他希望自己所希望的也希望给自己的兄弟。”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可以通过其社会资本的水平来衡量，社会资本是衡量群体内社会联系水平的价值或资产，并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传达的同情心水平相关。 正如我们亲爱的先知 ﷺ 告诉我们的：“信士们在相互的喜爱、怜悯和同情方面，就像一个身体。当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因失眠和发烧而做出反应。” 这是对激进同情心的呼唤。同情心要求人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而激进同情心则要求人们更进一步，真正地去创造改变并为社会正义而努力，即使这会损害我们的经济或社会繁荣。 正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秉承公道，作证安拉 ﷻ，即使是你们的父母或亲戚的损失，他（被诉者）是富是贫，安拉 ﷻ 都比他们俩更优待。你们绝不能顺从私欲，以致偏离公道。如果你们歪曲或回避（公道），那么，安拉 ﷻ 确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 先知 ﷺ 所构想的乌玛（Ummah）是一个社会资本蓬勃发展的社群，在那里，每个信士都感受到与他们的造物主之间亲密的联系，以及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深厚的连结感。
与此相反，同情性疏远发生在当我们认为“他者”与我们自己非常不同时，从而形成了阻碍同情心发展的障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当我们认为某人与我们相似时，我们才能完全同情地理解他们。 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只对那些在长相、言谈、思想和行为上与我们足够相似的人产生同情。然而，我们亲爱的使者 ﷺ 提醒我们：“信士对信士，犹如墙壁的砖块，互相支撑。” 因此，尽管存在差异，我们仍然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内省和有意识的努力来弥合同情心的鸿沟。
建议：成为一个有良知和同情心的社群
作为信士，我们被敦促不断进行自我改革（iṣlāḥ），以完善自身。通过这个自我审视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盲点、虚伪的阴影，或傲慢和压迫的种子，并必须努力纠正这些心灵的弱点。这正是与私欲（jihād al-nafs）斗争的意义所在。正如苏富扬·萨乌里（Sufyān al-Thawrī，愿安拉 ﷻ 怜悯他）所说：“我从未比与我自己的私欲打交道更困难，有时它与我为敌，有时它又支持我。” 我们的使者 ﷺ 也曾说：“圣战者（mujāhid，即为吉哈德而奋斗者）是与自己私欲斗争的人。” 在我们离开家时被教导要念诵的美丽杜阿（duʿāʾ）中，我们祈求安拉 ﷻ 保护我们免于“成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 自我反思和改革是先知 ﷺ 的实践，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持续努力去践行。接下来，我们将概述维吾尔族参与者关于培养对维吾尔族困境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的建议。
1. 解开我们的特权
有时，我们无意识的压迫 是由于缺乏对我们特权的认识。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主流”穆斯林群体的人来说，花时间反思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携带的特权隐形背包，可以让我们谦卑私欲（nafs），并控制我们的自我。在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的著作《白人特权：解开隐形背包》（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 的基础上，以下问题被设计成一项旨在培养同情心的活动，以更好地理解维吾尔族和其他非主流穆斯林社群每天所经历的疏离感。
问题清单
1. 问题是否当我进入穆斯林场所时，我受到热烈欢迎，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感到惊讶。
2. 在集体杜阿（duʿāʾ）中，经常会提到我的社群。
3. 我能说出至少五位来自我的民族/种族背景的穆斯林领袖和学者，他们被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所熟知。
4. 周五演讲（khuṭbah）中会提出对我的社群最紧迫的问题。
5. 当我进入穆斯林场所时，我期望人们会知道如何发音我的名字，并熟悉我来自哪里。
6. 我可以期望在开斋（iftar）或其他穆斯林社群或清真寺的活动中吃到我文化中的食物。
7. 当我进入清真寺或其他穆斯林聚会时，人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我交谈，并假定我来自他们的社群。
8. 穆斯林社群的筹款活动会定期支持我社群关心的问题。
9. 当我进入穆斯林场所时，那里有和我长得像的人。
10. 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穆斯林社群领导职位上的人会说我的母语。
11. 当我参加穆斯林聚会时，其他穆斯林会像对待自己人一样欢迎我。
12. 在清真寺和其他穆斯林场所，我经常听到我的母语被说。
13. 有多种语言的《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著作的翻译本是我的母语。
14. 当有伊斯兰会议时，会有和我长得像、说话像我的人担任演讲者。
15. 当我的社群发生悲剧时，穆斯林社群的成员会联系我，向我表示慰问和杜阿（duʿāʾ）。
16. 伊斯兰学者在他们的讲座和著作中引用我族人的学者。
17. 从未有穆斯林质疑我是否是穆斯林。
18. 在开斋节或其他穆斯林集体庆祝活动中，我可以期待看到其他人穿着我文化中的传统服装。
19. 当我的社群发生悲剧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期望穆斯林社群的成员会参与政治倡导、集会、抵制、筹款等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支持。
特权就像一个遮眼布。如果在这项练习之后，你注意到你对大多数问题的回答是“是”，请反思你的特权可能让你看不到乌玛（Ummah）的哪些现实，以及你如何利用你的特权来成为那些不享有同样归属感的人的盟友。如果你选择继续戴着这块遮眼布，你将如何战胜你内心的压迫者？
2. 弥合同情心的鸿沟
有时，我们的同情性距离需要一些内省来揭示我们可能对某些“外部群体”持有的潜在偏见。重要的是要反思主流文化（无论是通过媒体、学校、朋友等）如何在我们身上灌输了潜在的偏见，我们的父母/监护人是否表现出偏见，我们是否拥有多元化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以及我们的工作场所、社区和清真寺是什么样的。这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偏见，从而能够审视它们。
弥合同情心鸿沟的一个实际方法是打破对“穆斯林身份”的狭隘定义，拓宽我们获取宗教知识的途径和地点。多花些精力去学习历史，并从维吾尔族学者如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Muhammad Salih Hajim）等非主流穆斯林群体的学者那里获取宗教知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乌玛（Ummah）所有成员的理解和欣赏。为了欣赏伊斯兰教作为一个超越主流群体的宗教，我们需要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学者那里寻求知识，他们可能因为历史上的边缘化而不那么出名和容易接触到。正如塞内加尔图巴的伟大学者艾哈迈杜·班巴（Ahmadou Bamba）曾说：“不要因为我是黑人就拒绝我的作品。”作为盟友，我们有责任放大这些声音。弥合同情心鸿沟的另一个实际方法是打破我们单调和同质化的环境，将自己推出舒适区。这可能包括去维吾尔族清真寺参加每周的周五（jumuʿah）礼拜（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的话），倡导你的清真寺举办关于维吾尔族问题的社区活动，或举办关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历史的讲座，加入维吾尔族的抗议活动，或参加维吾尔族的活动。了解他人能让我们欣赏我们共同的人性，而我们无法远距离做到这一点。正如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所写：“当你看到你面前的某个人在失去亲人时擦去眼泪，就像你一样……就更难将他们非人化了。” 正如安拉 ﷻ 美妙地提醒我们的：“人类啊！我从一男一女创造了你们，并使你们成为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3. 接受教育
真正的同情心需要积极展示盟友身份。了解正在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是我们迈出的重要第一步。正如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所分享的：“是的，他们绝对需要接受教育；（穆斯林社群）大多数人只是同情，而不是真正政治上支持。”另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谈到了他受伤的感受：
在一个“假新闻”和宣传的时代揭示真相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寻求提供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更平衡报道的新闻来源至关重要，例如半岛电视台。
此外，与维吾尔族社群成员交谈并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了解情况和形成深刻理解的重要途径。
4. 积极行动
积极行动是下一步。我们需要跳出施舍（ṣadaqah）的思维定势。盟友的力量在于主流或多数群体成员与边缘化群体合作，积极支持、社会参与并倡导受压迫者。 作为压迫的见证者，我们必须为正义而战。
我们的使者 ﷺ 劝诫我们：“你们中谁看到邪恶，就让他用手去改变它。如果他做不到，就用舌头去改变。如果他做不到，就用心去改变，这是最弱的信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是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种族灭绝的见证者，而且我们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也勇敢地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这种压迫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先知 ﷺ 提醒我们的：“信士是信士的镜子。如果他看到他兄弟身上有缺点，就应该纠正他。” 参与者们分享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站出来并展示同情心的重要性。尽管伊斯兰恐惧症/排外情绪可能导致这种疏离，正如访谈中所显示的，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也对此负有责任。这令人心碎。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建立联系是健康宗教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继续将我们的兄弟姐妹推向边缘。
积极的团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体现：
1. 在政治上动员和倡导反对维吾尔种族灭绝。通过联系您当地的政治代表或参加集会来进行公民参与，是您可以带来改变的有力方式。
2. 在您的清真寺中开发一个受欢迎的计划，以便维吾尔人和其他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成员能够感受到归属感。这是我们可以体现先知 ﷺ 的安萨尔（辅士）欢迎穆哈吉伦（迁士）来到麦地那的榜样的一种方式。
3. 联系您的清真寺委员会，寻求参与的方式。您也可以确保每年投票选出更多元化和更具代表性的委员会。
4. 筹款以支持您社区中的维吾尔兄弟姐妹们建立一个维吾尔祈祷区（穆萨拉），或者如果社区规模较大，则建立一个专门的清真寺。正如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宗教场所很重要。在我居住的地区没有维吾尔清真寺。如果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能够支持他们，那将是有益的。”
您可以了解哪些产品和品牌与维吾尔强迫劳动有关，以便抵制它们。 正如一位维吾尔参与者建议的那样，穆斯林社区可以采取的一个行动是，“停止那些来自中国、含有维吾尔强迫劳动或来自集中营的产品。”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出色的报告，列出了83家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并应被抵制的公司。
1. 组织围绕维吾尔美食、艺术和文化的定期社区聚会。这可以帮助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们感受到归属感，甚至可以很简单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开斋（iftar）活动中加入传统的维吾尔食物。 这样的活动越频繁，维吾尔人对我们就越可见。
2. 促进维吾尔语（Uyghurche）的教学，通过在当地清真寺、社区中心或其他合适的场所确保免费空间来容纳该计划。这个建议在我们对参与者的访谈中反复出现。
语言、传统和知识的丧失是维吾尔人民最大的悲伤来源之一。剥夺一个民族的母语是一种特别阴险的文化灭绝策略，在这种策略中，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并强加一种外语会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联系的系统性破坏，以及一种与自身历史和生活方式脱节的感觉。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加拿大政府设立的寄宿学校制度的残酷性，以及它如何继续摧残世世代代的原住民人民，这令人心痛。
尽管一些维吾尔团体已经成功地推动当地市政政府建立维吾尔语学校，但这只发生在维吾尔人口众多的选区。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这不适用于 [维吾尔] 小社区，因为选票不多。他们往往被边缘化和忽视。” 为孩子们学习维吾尔语提供空间是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展示团结和培养维吾尔人对乌玛（ummah）归属感的一种非常切实可行的方式。允许受压迫的人民重新掌握他们的语言和故事是赋权的。一位参与者谈到了这种无声的斗争，“维吾尔社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斗争在于正确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并且] 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结论
作为穆斯林社区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成员，或者作为通过公民身份或财务获得赋权的人，我们有机会站出来，成为我们维吾尔兄弟姐妹的盟友。我们作为乌玛（ummah）的力量在于我们是具有意识的人民——认识安拉 ﷻ 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乌玛（ummah）的力量在于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社区，通过乌呼瓦（ukhuwwa，兄弟情谊）的纽带团结在一起，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共同努力，为安拉 ﷻ 的迪恩（dīn，宗教）服务，并崇拜我们的造物主。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机会与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们合作，让他们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当一个受压迫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无意识地或有意识地通过排斥、边缘化和抛弃加剧了他们的压迫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倾听。我们的社区中可能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感到被推到了边缘。乌呼瓦（ukhuwwa，兄弟情谊）至关重要，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信士。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当一位安萨尔（anṣār，辅士）表达了担心先知 ﷺ 会回到麦加并离开他们时，我们的使者 ﷺ 用了最富有诗意的表达之一回答说：
在先知 ﷺ 的最后一次讲道中，这位“全世界的仁慈”提醒我们：
之所以给出这个告诫，正是因为这很困难。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等级划分、区分优劣的倾向，以及偏爱自己部落的习性。这就是为什么与种族主义、种姓制度、部落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偏见作斗争，首先从我们自身开始，是一种勇敢的崇拜行为。
愿安拉 ﷻ 接受我们为他而向维吾尔兄弟姐妹们表示同情并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社区的努力，并愿他因此提升我们在哲尼特（jannah，天堂）中的等级。愿他赐予我们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正义和怜悯。
附录 A
严谨性
自我反思与立场性
由于本文侧重于身份的交叉性，研究人员分享了他们对自身立场性的反思。法拉赫·伊斯兰（Farah Islam）博士认为自己是来自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穆斯林侨民群体（棕色人种/南亚人/孟加拉人）的穆斯林，她来自一个经历过种族灭绝的民族 [当巴基斯坦（前西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民（当时是东巴基斯坦）进行种族灭绝时，约有三百万人死亡，五十万妇女被强奸。] 因此，她在这个项目中既是局内人/局外人，也是侨民社区和被遗忘的种族灭绝历史的参与者和认同者。
沙赫德·富拉思·汗（Shahd Fulath Khan）是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她的祖父辈从突厥斯坦（今乌兹别克斯坦）移民到麦加，为了能够自由地实践伊斯兰教。她的祖母辈则逃离压迫性政权，从叙利亚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希哲拉（hijrah，迁徙）以追求更高目标的主题以及穆哈吉伦（muhājirūn，迁士）的牺牲，在整个项目中都为她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哈拉·布切里（Hala Bucheeri）认为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目前居住在巴林。迁徙的概念在巴林并不陌生，因为其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不同的族裔背景（波斯人、非洲人、南亚人、东南亚人），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家园、经济保障和政治稳定。尽管巴林文化多样，但文化能力仍然不足。因此，本项目强调了理解和满足少数族裔特定文化和宗教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阿尔祖·古尔（Arzu Gul）和迪尔穆拉特·马哈茂特（Dilmurat Mahmut）博士都是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倡导者。
注释
1. ^ 在 Yaqeen 的整体宗教性 BASIC 衡量标准中，这一部分被称为“制度联系”。它指的是一个人与穆斯林社区的参与和联系。它包括一个人对清真寺（masjid）、伊斯兰中心和其他穆斯林机构的感受。联系还包括参加社区活动以及一个人对社区的情感依恋。Tamer Desouky 和 Osman Umarji，“穆斯林宗教性对幸福结果的影响”，Yaqeen，2021年9月15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data/reports/a-holistic-view-of-muslim-religiosity-introducing-basic；Jihad Saafir 和 Osman Umarji，“如何培养虔诚的青少年：一种自我决定理论的方法”，Yaqeen，2022年10月24日，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d/paper/how-to-raise-religious-teens-a-self-determination-theory-approach。
2. ^ Abraham H. Maslow，《走向存在心理学》（纽约：D. Van Nostrand，1968年），第45页。
3. ^ 《布哈里圣训集》（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011条；《穆斯林圣训集》（ḥaḥīḥ Muslim），第2586条；认证等级：根据布哈里和穆斯林认证为穆塔法格·阿莱伊（muttafaq ʿalayh，一致公认）。
4. ^ Svat Soucek，《中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5. ^ Toqa Badran 和 Aydin Anwar，“回应哈比卜·阿里·吉夫里关于维吾尔人的评论”，Muslim Matters，2020年，https://muslimmatters.org/2020/05/13/a-response-to-habib-ali-al-jifris-comments-on-uyghurs/。
6. ^ Edward Wong 和 Chris Buckley，“美国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纽约时报，2021年1月1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1/01/19/us/politics/trump-china-xinjiang.html；Samir Sweida-Metwally，“有道德地消费以争取正义：穆斯林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回应”，Yaqeen，2021年，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7. ^ 尽管有报道称有100万维吾尔男女被监禁，但一些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家对这一数字提出质疑，他们声称这是中国政府试图压制压迫真实规模的一部分。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家估计，集中营中可能有高达3500万维吾尔人。
8. ^ Eva Dou 和 Erin Cunningham，“维吾尔人是谁，他们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华盛顿邮报，2022年5月2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02/11/china-uighurs-genocide-xinjiang/。
9. ^ “毁灭性的打击：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压迫”，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05年4月11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05/04/11/devastating-blows/religious-repression-uighurs-xinjiang。
10. ^ Ewelina U. Ochab，“联合国关注中国器官贩卖”，福布斯（Forbes），2021年7月8日，https://www.forbes.com/sites/ewelinaochab/2021/07/08/united-nations-concerned-about-organ-harvesting-in-china/?sh=7e514da942dd。
11. ^ “中国强迫维吾尔人进行计划生育以压制人口，报告称”，BBC，2020年6月29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3220713。
12. ^ Ivan Watson 和 Rebecca Wright，“中国拘留营内镣铐学生和强奸的指控”，CNN，2021年2月19日，https://www.cnn.com/2021/02/18/asia/china-xinjiang-teacher-abuse-allegations-intl-hnk-dst/index.html。
13. ^ 维吾尔美国人协会（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https://www.uyghuraa.org/latestnews。
14. ^ “2016年人口普查概况 – 加拿大[国家]和加拿大[国家]”，统计局（Statistics），2017年2月8日，www12.statcan.gc.ca。这是加拿大“自我报告”的维吾尔人数量，很可能被低估了。
15. ^ Biwa Kwan，“维吾尔族虐待：敦促澳大利亚对中国实施制裁”，2018年9月18日，www.sbs.com.au。
16. ^ Bertil Lintner，“维吾尔族自由之地”，亚洲时报，2019年10月31日，https://asiatimes.com/2019/10/where-the-uighurs-are-free-to-be/。
17. ^ Yitzhak Shichor，“麻烦的价值：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主义与北京-柏林关系”，当代中国杂志 22，第82期（2013年）：612–29。
18. ^ Jutta Lindert, Ondine S. von Ehrenstein, Stefan Priebe, Andreas Mielck, and Elmar Brähler，“劳动移民和难民的抑郁和焦虑：一项系统性回顾和荟萃分析”，社会科学医学 69（2009年）：246–57；Mina Fazel, Jeremy Wheeler, and John Danesh，“在西方国家重新安置的7000名难民中严重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一项系统性回顾”，柳叶刀，365（2005年）：1309–14；Zachary Steel, Tien Chey, Derrick Silove, Claire Marnane, Richard A. Bryant, and Mark van Ommeren，“酷刑和其他潜在创伤性事件与大规模冲突和流离失所人群的心理健康结果的关联：一项系统性回顾和荟萃分析”，JAMA 302（2009年）：537–49；Laurence J. Kirmayer, Lavanya Narasiah, Marie Munoz, Meb Rashid, Andrew G. Ryder, Jaswant Guzder, Ghayda Hassan, Cécile Rousseau, and Kevin Pottie，“移民和难民的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初级保健中的一般方法”，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de l'Association medicale canadienne） 183，第12期（2011年）：E959–E967，https://doi.org/10.1503/cmaj.0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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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William Herberg，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美国宗教社会学随笔（Garden City：Doubleday and Company，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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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Osman Umarji and Tamer Desouky，“T. BASIC 第3章”，（即将出版）。
25. ^ Beydulla, Mettursun。“维吾尔族向土耳其和美国的移民经历：宗教、法律、社会、居住和公民身份问题”。载于移民与伊斯兰伦理，页174-195。Brill，2019年。
26. ^ 《古兰经》23:52。
27. ^ 《古兰经》49:10。
28. ^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825条。
29. ^ “真主之使者 ﷺ 在我们家中建立了迁士和辅士之间的（兄弟）联盟。有人问他：‘真主之使者 ﷺ 难道不是说：‘伊斯兰教中没有联盟？’他回答说：‘真主之使者 ﷺ 在我们家中建立了迁士和辅士之间的联盟。’他说（这话）两三次。”《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2926条。
30. ^ 此裁决后来被《古兰经》33:6废止。
31. ^ 《古兰经》59:9。
32. ^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487条。
33. ^ 《布哈里圣训集》，第3780条。
34. ^ 《布哈里圣训集》，第378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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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移民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不安全状态的持续压力对家庭和儿童有严重影响，包括：心理健康问题、慢性疲劳、皮质醇水平升高、高血压、冠心病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暴露于收入不安全会导致移民和难民家庭的健康状况恶化和赋权不足。社会经济地位已被发现是生命各个阶段人类健康和发展的最强预测因子。Boyce, W. Thomas. 兰花与蒲公英：为什么敏感的人会挣扎，以及所有人如何茁壮成长。Pan MacMillan，2019年，页134–35；Wilson等人，“工作艰辛，生活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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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问卷填写时间约为30分钟。参与者自我认同为维吾尔族和/或维吾尔族混血。由于本研究采用的心理量表之前未在维吾尔族人群中使用过，因此对量表项目和措辞进行了相应调整，以使调查对参与者来说易于理解且相关。在调查结束时，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选择将10加元捐赠给Darman基金会（一个支持维吾尔族移民和难民的加拿大组织）；接收价值10加元的亚马逊电子礼品卡；接收价值10加元的星巴克电子礼品卡；通过电子转账将10加元发送到他们的银行账户；或拒绝以上任何选项。
45. ^ 访谈通过参与者选择的各种平台进行，例如WebEx、Google Meet、Zoom、电子邮件或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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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Uniting the Ummah: Strategies to Foster Solidarity with Uyghur Muslims
作者：Shahd Fulath Khan、Hala Bucheeri、Arzu Gul、Dr. Dilmurat Mahmut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引言
与社区的联系是穆斯林宗教信仰蓬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供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心理学领域常被用来指代人类对接纳、理解以及成为一个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求。 这与伊斯兰教中关于乌玛（Ummah）的兄弟情谊和姐妹情谊（ukhuwwa）的概念相呼应，我们挚爱的圣者 ﷺ 告诉我们：“信士们在相互的关爱、怜悯和同情方面，就像一个身体。当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感到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因失眠和发烧而做出反应。” 在本文中，我们将借鉴圣训传记（sira），探讨先知 ﷺ 如何通过在麦地那的安萨尔（Ansar）和迁士（Muhajirun）之间建立归属感和社区融合感，来实践兄弟姐妹情谊的概念。本文将以全球离散的维吾尔穆斯林为例，他们逃离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现代版的Muhajirun，迫切需要融入更广泛的穆斯林乌玛。这项定性研究通过访谈，概述了维吾尔移民和难民在心理健康方面面临的挑战、归属感的丧失、与乌玛的疏离，以及机构和社区联系的断裂。
正如本文稍后详细介绍的维吾尔人的访谈所揭示的，人们认为乌玛在自愿施舍（sadaqa）和同情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穆斯林国家与中国的持续联盟和经济依赖，西方穆斯林社区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无知，乌玛缺乏公众的强烈抗议，以及具体政治行动和倡导的缺失，是导致维吾尔社区对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归属感日益减弱的主要障碍。在本文中，一些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的权力结构似乎偏袒某些种族而非其他种族，特别是那些不属于主流群体（例如阿拉伯人、南亚人）的人，他们被边缘化（例如黑人、改宗者、马来西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富汗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等）。我们将探讨清真寺的先知模式，将其呈现为一个不仅是礼拜场所，更是社区融合、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医院和教育场所等多种功能的空间。由此，我们将进行类比，强调清真寺在当今维吾尔移民和难民社区融合中的核心作用。最后，我们将提出建议，说明如何在我们今天的乌玛中重振这种先知式的社区同情和团结模式以及清真寺的整体作用，从而使穆斯林社区能够成为维吾尔人恢复归属感的支架。
案例分析
阿尔祖多年来一直积极联系穆斯林社区成员和领导人，请求他们支持抗议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活动。她不知疲倦地给每一位她能找到的伊玛目、谢赫或学者发邮件、打电话，但最多只得到冷淡的回应。终于到了抗议日。阿尔祖走下公交车，环顾着聚集在公共广场的人群。虽然她看到大约一百名维吾尔姐妹和兄弟在场，举着海报和横幅，但她只数到有两名来自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穆斯林参加了集会。她拿起横幅，加入了示威队伍。在她示威时，一个人走过来对她说：“愿主赐你平安（Al-salamu alaykum），姐妹。”阿尔祖回应了他的问候，希望有更多来自更广泛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前来参加抗议。然而，他却粗暴地问道：“姐妹，你为什么要抗议中国？为什么不抗议以色列、美国或印度？”阿尔祖感到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她对他大喊：“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穆斯林被关在中国集中营里！中国正在进行维吾尔种族灭绝！”那人没有回答，而是拍了一张抗议人群的照片，然后走开了。
第一作者第一次了解到阿尔祖在维吾尔社区的倡导活动，是在多年前她们在一个穆斯林姐妹组织做志愿者时认识的。从那时起，她们一起合作了几个项目，包括组织政治集会和社区教育活动，她们的孩子也上了同一所伊斯兰学校。阿尔祖在为本文做准备时讲述了这个故事；她说，在听到那个男人严厉的斥责后，“我的一部分心死了。”
维吾尔人背景介绍
大约有1300万维吾尔人，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属于突厥语族群，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或如维吾尔人所称的东突厥斯坦。居住在维吾尔故土的穆斯林突厥部落在公元四世纪/十世纪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在此居住了几个世纪。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压制和殖民东突厥斯坦，认为穆斯林身份是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威胁。 自2017年以来，维吾尔人一直遭受中国共产党残酷的种族灭绝，他们试图通过强制同化维吾尔人进入主流中国文化来消灭维吾尔文化。 数百万 穆斯林维吾尔男女被关押在强制劳动集中营中，在那里他们忍受着屈辱和折磨的“再教育”过程，旨在让他们放弃信仰。 严酷的宗教压迫已经实施；礼拜行为，如祈祷、阅读《古兰经》和斋戒，已被禁止。 有报道称存在难以想象的暴行，包括器官摘取、大规模绝育 和集体强奸。 正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
年轻的[维吾尔]男性成为了仇恨和恐怖的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虔诚的……他们只想遵循自己的信仰……但[中国]国家开始将宗教外表与暴力行为混为一谈。年轻男性被定罪并开始失踪。家庭在很多方面都破碎了。它对被拘留者本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将伊斯兰教称为一种疾病——一种传播仇恨的病毒或癌症，需要被根除。为了建立营地系统，你必须非人化人口，而将[维吾尔穆斯林]视为恐怖分子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作为回应，数万名维吾尔穆斯林逃离了中国。许多人定居在世界50多个国家。人数最多的是定居在其他以突厥语为主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较少的人口迁移到美国（8,000-10,000人）、加拿大（不到2,000人）、澳大利亚（5,000-10,000人）、瑞典（2,000人）、德国（750人）以及其他国家。
移民后宗教社区的重要性
移民和重新定居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动荡、悲伤和不确定性。当这些与遭受酷刑和种族灭绝威胁等创伤性事件相结合时，诸如痛苦、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心理健康问题就成为紧迫的担忧。 例如，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分享了移民后的时期“不是创伤后，而是持续的创伤”，因为维吾尔人要应对他们亲人遭受酷刑和拘留的消息。即使在移民之后，维吾尔人也必须应对持续的监视和审查威胁，这侵蚀了维吾尔社区内部的信任。一位参与者解释说：“[维吾尔]社区内部有很多猜疑。有些人担心维吾尔人是告密者……[结果]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
正如移民经历中常见的那样，维吾尔侨民感受到了社会资本的不足。然而，研究表明，成为宗教社区的一员通常能为会众提供群体团结感、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信仰的验证以及归属感。 在经历损失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帮助人们度过哀悼过程的保护因素，而个人宗教信仰则没有同样的影响。 社区宗教参与增强了社会联系、社会支持网络，并增加了结交朋友的可能性。它还提供了一个共享语言、文化和民族的空间。出于这些原因，在移民后在自己的宗教社区中找到归属感可以加速融入并预防心理健康问题。
除了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许多礼拜场所和信仰组织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重要的服务，包括食物银行、住房援助、语言培训和求职援助。
上述大多数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归属感之间存在积极关系，它们衡量的是社区宗教信仰，即一个人的信仰不局限于其私人生活，而是与更广泛的宗教社区相联系。支持这些发现，Yaqeen Institute 对不同宗教信仰模式及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分析也发现，将一个人的宗教生活局限于个人和私人领域（例如，仅在家中进行祈祷和阅读《古兰经》等个人礼拜仪式）与心理健康益处无关。 相反，那些通过个人崇拜并与更广泛的乌玛联系来全面参与信仰的人，体验到了宗教信仰的全部心理健康益处，因为他们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来实践。
研究发现，对于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教可以成为深刻意义、赋权和身份认同的源泉。 对于多年来遭受宗教迫害的维吾尔人来说，移民后重新与穆斯林社区建立联系，对他们信仰的健康至关重要。
乌玛：创造一个归属的社区
在我们的信仰中，乌玛的概念起着核心作用。乌玛是一个信徒的社区，他们都拥有同一个目标：崇拜安拉 ﷻ。这个信徒的社区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种族和语言的界限。正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所说：“你们的这个乌玛确是一乌玛，而我是你们的主和养育者。所以要敬畏我，不要敬畏别的。”
属于一个更广泛的信仰社区是我们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兄弟情谊经文”提醒我们的：“信士们只是兄弟（ikhwa），所以要使你们的兄弟们和睦。并敬畏安拉，以便你们获得怜悯。”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知道兄弟情谊的纽带不是被动形成的。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中，信徒被鼓励在建立社区和促进他人归属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我们挚爱的圣者 ﷺ 告诫我们：“你们三人在一起，不要让两人私下交谈而撇开第三个人。”此外，在另一段传述中，圣者 ﷺ 说：“不要让两人私下交谈而撇开一个人，因为这会伤害信士，而安拉 ﷻ 憎恨信士受到伤害。”
在（hijra）迁徙到麦地那的故事中，没有比这更能体现积极融入乌玛的兄弟姐妹的例子了。在这个《圣训传记》（sira）中美丽的时刻，麦地那的帮助者和居民（Ansar）对进入他们城市的麦加移民（Muhajirun）表现出的巨大慷慨令人震惊。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借鉴这一融合模式，探讨宗教信仰及其对全球维吾尔侨民归属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重振积极融合的圣行
在最非凡的积极乌赫瓦（ukhuwwa）的例子中，圣者 ﷺ 在安萨尔和穆哈吉伦抵达麦地那后，呼吁他的乌玛建立正式的兄弟姐妹关系（mu’akha）。 这种联系如此深厚，以至于最初立法规定他们甚至可以互相继承。 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赞扬了安萨尔的慷慨：
还有那些在麦地那定居下来，并且在他们之前就已信奉此道的人。他们爱慕那些迁居到他们那里来的弟兄，并且在他们的胸中不感到任何的需要，尽管他们自己也贫困。谁能免于吝啬的本性，谁才是成功的。
穆哈吉伦被安萨尔压倒性的慷慨行为深深感动，他们对圣者 ﷺ 说：
主的使者啊！我们从未见过像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人民那样，在富裕时更乐于牺牲，在贫困时更坚韧……
穆哈吉尔萨阿德·本·拉比（Sa’d b. al-Rabi’）回忆道：
当移民抵达麦地那时，安拉的使者 ﷺ 在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Abd al-Rahman b. Awf）和萨阿德·本·拉比（Sa’d b. al-Rabi’）之间建立了兄弟情谊（mu’akha）。萨阿德对阿卜杜勒·拉赫曼说：“我是所有安萨尔中最富有的，所以我想把我的财产（在我们之间）分一下，我有两个妻子，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休了她，等她完成规定的期限（即iddah）后，你就可以娶她。”阿卜杜勒·拉赫曼说：“愿安拉 ﷻ 祝福你的家人和财产。你的市场在哪里？”于是他们给他指了卡伊努卡（Qaynuqa）市场。他[去了那里并]带回了干奶酪和黄油作为利润。他继续去[市场]，直到有一天他带着黄色粉末的痕迹回来。圣者 ﷺ 问道：“这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结婚了。”圣者 ﷺ 问道：“你给了她多少聘礼（mahr）？”他回答说：“我给了她一个金枣核，或者一个重量相当于枣核的金币。”[叙述者易卜拉欣（Ibrahim）不确定哪个是正确的。]
在我们日常的口语中，我们会说慷慨的人会“脱下自己的衬衫送给别人”。然而，安萨尔（Anṣār）萨阿德（Saʿd）的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之举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这同样也是一位穆哈吉尔（muhājir）阿卜杜勒·拉赫曼（ʿAbd al-Raḥmān）感激他兄弟慷慨，但又寻求自立途径的美好记载。
在另一则传述中，安萨尔（Anṣār）对先知 ﷺ 说：“请将椰枣树分给我们和他们（即移民）。”先知 ﷺ 说：“不行。”安萨尔（Anṣār）说：“让他们（即移民）为我们在园子里劳作，然后与我们分享椰枣的果实。”移民们说：“我们接受。”
这就是慷慨的力量，当我们仅仅为了安拉 ﷻ 的缘故而给予时。在这里，安萨尔（Anṣār）愿意放弃他们最珍视的生计——他们的椰枣树——而先知 ﷺ 再次赞赏了这一提议，但坚持认为穆哈吉伦（muhājirūn）应该为自己的生计而工作和奋斗。先知 ﷺ 以其深邃的智慧，深知建立一个建立在社会联系基础上的社群，同时又为移民提供真正参与机会的社群的力量。获得工作和诚实谋生的机会能赋予人们荣誉和尊严，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呼吁为移民和难民群体提供生活工资和技能对接项目时得到了体现。 研究表明，参与“有意义的工作”，即新移民有机会在其居住国运用移居前获得的技能，对心理健康结果有积极影响。 大多数人渴望生产力，渴望有机会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反过来又会创造尊严感和归属感。
先知 ﷺ 以其深切的同情心和远见，还为那些无法在麦地那安顿下来、购置房产或结婚的穆哈吉伦（muhājirūn）在清真寺设立了避难所，让他们选择过着致力于崇拜和精神服务的生活。这些圣门弟子被称为“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或“平台圣门弟子”（aṣḥāb al-ṣuffah）。阿布·胡莱拉（Abū Hurayrah）（愿安拉 ﷻ 怜悯他）评论了他们的贫困：“我看到七十位“平台圣门弟子”（aṣḥāb al-ṣuffah）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没有人拥有完整的衣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裹身的长袍，他们将其系在脖子上。有些人长袍几乎及踝，而另一些人的长袍则刚好到膝盖下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用手抓住长袍的边缘，以免身体暴露。”
我们挚爱的先知 ﷺ 深切关怀“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并会给予他们施舍，喂养他们，或定期鼓励他的圣门弟子这样做。关怀处境不利者是一项集体努力。一些圣门弟子会带来食物，而另一些人则通过教导“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古兰经和书写知识来提供知识的滋养。
居住在先知清真寺（al-Masjid al-Nabawī）使“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的成员，如阿布·胡莱拉（Abū Hurayrah）（愿主喜悦之）能够声名显赫、地位尊贵，因为他们接近先知 ﷺ 并能够传述他的圣行（sunnah）。在这种先知对清真寺和乌玛（ummah）的设想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和归属。先知 ﷺ 甚至明智地努力为“平台之人”（ahl al-ṣuffah）提供自己行施舍（ṣadaqah）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给予的力量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
以这种先知式的融合和社群建设框架为当前研究的灵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我们清真寺的接纳范围将为新移民提供一个避难、参与和支持的场所。诸如简历工作坊、育儿支持圈、食物银行、施粥点和志愿服务计划等举措，将为人们提供回馈社群的机会，并帮助实现清真寺和乌玛（ummah）的先知愿景。在清真寺内创建新移民家庭匹配计划或“伙伴系统”，将新抵达的家庭与社区中已安顿下来的家庭匹配起来，也是新家庭建立社会资本和增强归属感的一种有力方式。 许多此类计划都是通过安置机构和基督教信仰社群提供的。研究发现，维吾尔族散居社群在适应过程中面临着焦虑。许多维吾尔族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在移民后会疏远伊斯兰教，并觉得他们培养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伊斯兰身份的努力被主流文化和普遍世界观的影响所破坏。 将维吾尔族家庭融入清真寺和更广泛的乌玛（ummah）是抵消这些意识形态力量的一种方式。
方法
对于这项定性研究，我们采访了居住在全球散居地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以探讨以下研究问题：
1) 维吾尔族穆斯林在移民后面临哪些定居和心理健康挑战，他们如何应对？
2) 移民后，维吾尔族穆斯林是否感到社区和归属感？
3) 在努力应对移民后持续的创伤时，维吾尔族穆斯林对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例如，项目、倡议）来培养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有什么建议？
抽样
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以及维吾尔族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外联招募。招募和数据收集持续了 6 周，从 2020 年 6 月至 7 月（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 由于维吾尔族人口难以接触，采用了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招募。因此，由于抽样和招募方法，本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差。
我们采访了五名男性和五名女性，他们有与维吾尔族散居社群合作的经验。 受访者包括 7 名积极倡导当地社区的维吾尔族人，以及 3 名非维吾尔族人，他们是与维吾尔族移民的一线工作者。所有访谈均以英语进行，维吾尔语社区志愿者在小组 Zoom 会议访谈中根据需要口译了问卷。这些受访者按照半结构化访谈指南接受了访谈。受访者被问及一系列话题，包括他们移民后面临的具体挑战、情绪低落的原因、寻求支持的行为以及他们在居住国的归属感。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应对东突厥斯坦创伤记忆的策略，以及与当地宗教社群的联系如何影响他们的归属感。最后，还请维吾尔族人集思广益，讨论需要建立哪些社区和政府项目来支持维吾尔族社群。对非维吾尔族活动家的访谈围绕他们与维吾尔族社群合作的具体经历展开。为了确保严谨性，我们对维吾尔族散居社群的成员进行了成员核查，以确保研究结果和解释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产生共鸣。此外，研究人员还反思了自我反思和立场性（附录 A）。访谈记录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进行了分析。
结果
定性研究结果
在 2019 年的一次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上，心理健康教育家和倡导者扎因·沙蒙博士（Dr. Zain Shamoon）解释道：“灭绝发生在两个层面：它发生在对一个民族的根除以及对其故事的根除。在见证一个人的故事而不必打断它时，存在着治愈。”
由于数字无法提供完整的图景，我们将尝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传达维吾尔族散居社群的亲身经历，以通过收集到的访谈来纪念他们的故事。
孤立的程度
维吾尔族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谈到了维吾尔族散居社群因与家人和亲人失联而面临的日益加深的孤立感。一位在美国定居的维吾尔族人解释说：“我无法让童年朋友和亲戚在我身边。”此外，移民后的维吾尔族人还面临着持续的监视威胁，这导致他们对在国外的同胞产生不信任感，削弱了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安全感。一位与联合国合作的非维吾尔族盟友进一步解释了这种信任的丧失：“当有人出现时，他们会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猜疑。有维吾尔族人向中国报告的情况。”
在另一个层面上，并且符合本文的重点，维吾尔族人谈到了被非维吾尔族穆斯林社群抛弃的感觉。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族人分享道：
我感到不受支持，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支持）来自我们的穆斯林社群……即使他们不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至少为我们做祈祷（duʿāʾ）。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被提及……在我们的穆斯林社群中。没有多少人谈论我们。他们在做祈祷（duʿāʾ）时忘记提及我们。我们的问题不是关于一百人或一千人。就像新西兰发生袭击事件时，有 56 人，但我们仍然记得他们，提及他们，谈论他们。但数百万维吾尔族人处于危险之中……并失去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你怎么能忽视它？
除了穆斯林社群之外，参与者还谈到了他们在居住国遭受歧视、仇外心理和疏离的经历。一位非维吾尔族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解释说：“通常当人们看到维吾尔族人时，他们会想，‘他们不会说英语’或‘他们看起来不一样’。”
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的多层面抛弃
参与者广泛讨论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未能为维吾尔族散居社群提供归属感的感觉。从多层面的歧视视角来看， 感觉被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抛弃和剥夺权利的经历被视为多层次的，发生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个人、社区和系统层面）。在被视为空洞的慰问言辞（鉴于缺乏参与反对维吾尔族灭绝的政治倡导）中，微观层面的抛弃据报告是在与更广泛穆斯林社群的日常互动中在个人层面经历的。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族参与者评论道：“要么大多数（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么只是表达他们的同情。”
在中观层面，参与者报告说，他们或他们曾与之共事的维吾尔族人在清真寺内经历了被抛弃。这表现为被排除在集体祈祷（duʿāʾ）之外，而其他受压迫的穆斯林被提及却排除了维吾尔族人，清真寺缺乏欢迎，以及清真寺为维吾尔族事业缺乏募捐。虽然参与者谈到了中国监视的持续威胁，这种威胁在中国监视下产生了维吾尔族社群成员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但同时，维吾尔族社群通常被视为唯一的慰藉来源和分享悲伤的安全空间。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族人回忆道：
大流行之前，我们每周都会在多伦多维吾尔族清真寺聚会一次。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我们聚在一起，试图互相分享故事，或者亲自拜访社区成员，与他们共度时光，分享共同的经历来缓解自己。这就是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现在祈祷很多，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外部世界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失望。那么，你该怎么办？我们无法改变现状，邪恶仍在继续。你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与理解、祈祷和互相安慰的自己社群内部进行交流。这就是你从自己的社群中获得的唯一道义支持，或者给予生活在困境中的社群更多。基本上，我们得不到任何支持，只能独自面对自己。一句好话是安慰，但不能解决问题。
受压迫和被剥夺权利者的权利是让我们将财富花在他们身上，因为我们的生计（rizq）是由我们的供给者和维持者赐予的，我们只是暂时被委托保管。将我们的财富用于支持维吾尔族事业和抵制涉及维吾尔族奴隶劳动的商品，都是为了更道德地花费我们的财富，以履行我们伊斯兰教的激进利他主义的责任。 研究还发现，多层面的剥夺甚至让维吾尔族人对那些为维吾尔族事业而工作的伊斯兰慈善组织感到不信任。例如，一位参与者分享说，维吾尔族人“不太信任慈善组织，因为不清楚钱是否去了正确的地方。”有一种感觉是，尽管伊斯兰慈善组织可能声称支持维吾尔族事业，但许多维吾尔族人并不觉得钱真的流向了维吾尔族事业。这可能表明缺乏桥梁建设、维吾尔族社群的参与，以及维吾尔族人在穆斯林慈善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
最后，在宏观层面，维吾尔族人谈到了政治上的抛弃，即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与中国结盟，并且不谴责正在发生的暴行。生活在全球北部的穆斯林也被视为表现出这种冷漠，导致政治不作为和缺乏呼吁。一位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族人表达了他们的沮丧：
加拿大的穆斯林社群没有愤怒、没有呼吁、没有抗议。这些反应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没有反应……土耳其政府不允许针对中国的“虚假”宣传，所以甚至土耳其媒体也在过滤信息。沙特阿拉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获得援助。[所有这些]基本上与《古兰经》的教诲完全相反。穆斯林国家正在为了金钱而出卖他们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
穆斯林“他者”与同情心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在参与者访谈中分享的现实情况，有必要“解开特权的隐形背包”，并审视可能导致维吾尔族社群某些群体感到孤立和被遗弃的权力结构和种族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反黑人情绪在我们社群中存在，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 这已被称为反黑人伊斯兰恐惧症。穆斯林社群中的“他者化”也普遍存在，其中相互关联的权力结构使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享有特权； 那些不完全符合主流群体（即阿拉伯人、南亚人） 的人被排挤到边缘（例如，维吾尔族、黑人、改宗者、中国回民、波斯尼亚人、罗兴亚人以及无数其他人）。
这种阶级和“穆斯林身份” 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可以说是有力地证明了新殖民主义，即我们发明了新的方式来划分我们社群内部的“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 或“他者”的敌对派别。 正如普利策奖获奖记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inson）所写：“人类创造等级制度的冲动贯穿于各种社会和文化之中。” 她还解释道：
正是在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欧洲人才成为白人，非洲人才成为黑人，其他人则成为黄种人、红种人或棕种人。正是在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人类根据外貌被区分开来，仅仅通过相互对比来定义，并被划分以形成一个基于新的种族概念的等级制度。
然而，为了体现先知 ﷺ 的同情心、仁慈和慷慨的美德，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nafsī）存在框架，并践行先知 ﷺ 的智慧：“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真正拥有信仰，直到他希望自己所希望的也希望给自己的兄弟。”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可以通过其社会资本的水平来衡量，社会资本是衡量群体内社会联系水平的价值或资产，并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传达的同情心水平相关。 正如我们亲爱的先知 ﷺ 告诉我们的：“信士们在相互的喜爱、怜悯和同情方面，就像一个身体。当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因失眠和发烧而做出反应。” 这是对激进同情心的呼唤。同情心要求人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而激进同情心则要求人们更进一步，真正地去创造改变并为社会正义而努力，即使这会损害我们的经济或社会繁荣。 正如安拉 ﷻ 在《古兰经》中提醒我们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秉承公道，作证安拉 ﷻ，即使是你们的父母或亲戚的损失，他（被诉者）是富是贫，安拉 ﷻ 都比他们俩更优待。你们绝不能顺从私欲，以致偏离公道。如果你们歪曲或回避（公道），那么，安拉 ﷻ 确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 先知 ﷺ 所构想的乌玛（Ummah）是一个社会资本蓬勃发展的社群，在那里，每个信士都感受到与他们的造物主之间亲密的联系，以及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深厚的连结感。
与此相反，同情性疏远发生在当我们认为“他者”与我们自己非常不同时，从而形成了阻碍同情心发展的障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当我们认为某人与我们相似时，我们才能完全同情地理解他们。 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只对那些在长相、言谈、思想和行为上与我们足够相似的人产生同情。然而，我们亲爱的使者 ﷺ 提醒我们：“信士对信士，犹如墙壁的砖块，互相支撑。” 因此，尽管存在差异，我们仍然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内省和有意识的努力来弥合同情心的鸿沟。
建议：成为一个有良知和同情心的社群
作为信士，我们被敦促不断进行自我改革（iṣlāḥ），以完善自身。通过这个自我审视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盲点、虚伪的阴影，或傲慢和压迫的种子，并必须努力纠正这些心灵的弱点。这正是与私欲（jihād al-nafs）斗争的意义所在。正如苏富扬·萨乌里（Sufyān al-Thawrī，愿安拉 ﷻ 怜悯他）所说：“我从未比与我自己的私欲打交道更困难，有时它与我为敌，有时它又支持我。” 我们的使者 ﷺ 也曾说：“圣战者（mujāhid，即为吉哈德而奋斗者）是与自己私欲斗争的人。” 在我们离开家时被教导要念诵的美丽杜阿（duʿāʾ）中，我们祈求安拉 ﷻ 保护我们免于“成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 自我反思和改革是先知 ﷺ 的实践，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持续努力去践行。接下来，我们将概述维吾尔族参与者关于培养对维吾尔族困境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的建议。
1. 解开我们的特权
有时，我们无意识的压迫 是由于缺乏对我们特权的认识。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主流”穆斯林群体的人来说，花时间反思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携带的特权隐形背包，可以让我们谦卑私欲（nafs），并控制我们的自我。在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的著作《白人特权：解开隐形背包》（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 的基础上，以下问题被设计成一项旨在培养同情心的活动，以更好地理解维吾尔族和其他非主流穆斯林社群每天所经历的疏离感。
问题清单
1. 问题是否当我进入穆斯林场所时，我受到热烈欢迎，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感到惊讶。
2. 在集体杜阿（duʿāʾ）中，经常会提到我的社群。
3. 我能说出至少五位来自我的民族/种族背景的穆斯林领袖和学者，他们被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所熟知。
4. 周五演讲（khuṭbah）中会提出对我的社群最紧迫的问题。
5. 当我进入穆斯林场所时，我期望人们会知道如何发音我的名字，并熟悉我来自哪里。
6. 我可以期望在开斋（iftar）或其他穆斯林社群或清真寺的活动中吃到我文化中的食物。
7. 当我进入清真寺或其他穆斯林聚会时，人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我交谈，并假定我来自他们的社群。
8. 穆斯林社群的筹款活动会定期支持我社群关心的问题。
9. 当我进入穆斯林场所时，那里有和我长得像的人。
10. 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穆斯林社群领导职位上的人会说我的母语。
11. 当我参加穆斯林聚会时，其他穆斯林会像对待自己人一样欢迎我。
12. 在清真寺和其他穆斯林场所，我经常听到我的母语被说。
13. 有多种语言的《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著作的翻译本是我的母语。
14. 当有伊斯兰会议时，会有和我长得像、说话像我的人担任演讲者。
15. 当我的社群发生悲剧时，穆斯林社群的成员会联系我，向我表示慰问和杜阿（duʿāʾ）。
16. 伊斯兰学者在他们的讲座和著作中引用我族人的学者。
17. 从未有穆斯林质疑我是否是穆斯林。
18. 在开斋节或其他穆斯林集体庆祝活动中，我可以期待看到其他人穿着我文化中的传统服装。
19. 当我的社群发生悲剧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期望穆斯林社群的成员会参与政治倡导、集会、抵制、筹款等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支持。
特权就像一个遮眼布。如果在这项练习之后，你注意到你对大多数问题的回答是“是”，请反思你的特权可能让你看不到乌玛（Ummah）的哪些现实，以及你如何利用你的特权来成为那些不享有同样归属感的人的盟友。如果你选择继续戴着这块遮眼布，你将如何战胜你内心的压迫者？
2. 弥合同情心的鸿沟
有时，我们的同情性距离需要一些内省来揭示我们可能对某些“外部群体”持有的潜在偏见。重要的是要反思主流文化（无论是通过媒体、学校、朋友等）如何在我们身上灌输了潜在的偏见，我们的父母/监护人是否表现出偏见，我们是否拥有多元化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以及我们的工作场所、社区和清真寺是什么样的。这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偏见，从而能够审视它们。
弥合同情心鸿沟的一个实际方法是打破对“穆斯林身份”的狭隘定义，拓宽我们获取宗教知识的途径和地点。多花些精力去学习历史，并从维吾尔族学者如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Muhammad Salih Hajim）等非主流穆斯林群体的学者那里获取宗教知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乌玛（Ummah）所有成员的理解和欣赏。为了欣赏伊斯兰教作为一个超越主流群体的宗教，我们需要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学者那里寻求知识，他们可能因为历史上的边缘化而不那么出名和容易接触到。正如塞内加尔图巴的伟大学者艾哈迈杜·班巴（Ahmadou Bamba）曾说：“不要因为我是黑人就拒绝我的作品。”作为盟友，我们有责任放大这些声音。弥合同情心鸿沟的另一个实际方法是打破我们单调和同质化的环境，将自己推出舒适区。这可能包括去维吾尔族清真寺参加每周的周五（jumuʿah）礼拜（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的话），倡导你的清真寺举办关于维吾尔族问题的社区活动，或举办关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历史的讲座，加入维吾尔族的抗议活动，或参加维吾尔族的活动。了解他人能让我们欣赏我们共同的人性，而我们无法远距离做到这一点。正如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所写：“当你看到你面前的某个人在失去亲人时擦去眼泪，就像你一样……就更难将他们非人化了。” 正如安拉 ﷻ 美妙地提醒我们的：“人类啊！我从一男一女创造了你们，并使你们成为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3. 接受教育
真正的同情心需要积极展示盟友身份。了解正在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是我们迈出的重要第一步。正如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所分享的：“是的，他们绝对需要接受教育；（穆斯林社群）大多数人只是同情，而不是真正政治上支持。”另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谈到了他受伤的感受：
看到穆斯林社群不采取任何行动，这很令人痛苦。当他们比我们更信任中国媒体时，这很伤人。我相信穆斯林社群总体上是好的，但他们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中国人制造了超过 4.5 亿个机器人和类似的东西来散布虚假信息和假视频来欺骗穆斯林社群……我希望这里的穆斯林（在美国）为我们在这里发声。
在一个“假新闻”和宣传的时代揭示真相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寻求提供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更平衡报道的新闻来源至关重要，例如半岛电视台。
此外，与维吾尔族社群成员交谈并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了解情况和形成深刻理解的重要途径。
4. 积极行动
积极行动是下一步。我们需要跳出施舍（ṣadaqah）的思维定势。盟友的力量在于主流或多数群体成员与边缘化群体合作，积极支持、社会参与并倡导受压迫者。 作为压迫的见证者，我们必须为正义而战。
我们的使者 ﷺ 劝诫我们：“你们中谁看到邪恶，就让他用手去改变它。如果他做不到，就用舌头去改变。如果他做不到，就用心去改变，这是最弱的信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是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种族灭绝的见证者，而且我们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也勇敢地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这种压迫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先知 ﷺ 提醒我们的：“信士是信士的镜子。如果他看到他兄弟身上有缺点，就应该纠正他。” 参与者们分享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站出来并展示同情心的重要性。尽管伊斯兰恐惧症/排外情绪可能导致这种疏离，正如访谈中所显示的，但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也对此负有责任。这令人心碎。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建立联系是健康宗教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继续将我们的兄弟姐妹推向边缘。
积极的团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体现：
1. 在政治上动员和倡导反对维吾尔种族灭绝。通过联系您当地的政治代表或参加集会来进行公民参与，是您可以带来改变的有力方式。
2. 在您的清真寺中开发一个受欢迎的计划，以便维吾尔人和其他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成员能够感受到归属感。这是我们可以体现先知 ﷺ 的安萨尔（辅士）欢迎穆哈吉伦（迁士）来到麦地那的榜样的一种方式。
3. 联系您的清真寺委员会，寻求参与的方式。您也可以确保每年投票选出更多元化和更具代表性的委员会。
4. 筹款以支持您社区中的维吾尔兄弟姐妹们建立一个维吾尔祈祷区（穆萨拉），或者如果社区规模较大，则建立一个专门的清真寺。正如一位参与者所分享的，“宗教场所很重要。在我居住的地区没有维吾尔清真寺。如果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能够支持他们，那将是有益的。”
您可以了解哪些产品和品牌与维吾尔强迫劳动有关，以便抵制它们。 正如一位维吾尔参与者建议的那样，穆斯林社区可以采取的一个行动是，“停止那些来自中国、含有维吾尔强迫劳动或来自集中营的产品。”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出色的报告，列出了83家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并应被抵制的公司。
1. 组织围绕维吾尔美食、艺术和文化的定期社区聚会。这可以帮助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们感受到归属感，甚至可以很简单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开斋（iftar）活动中加入传统的维吾尔食物。 这样的活动越频繁，维吾尔人对我们就越可见。
2. 促进维吾尔语（Uyghurche）的教学，通过在当地清真寺、社区中心或其他合适的场所确保免费空间来容纳该计划。这个建议在我们对参与者的访谈中反复出现。
…支持维吾尔孩子们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在加拿大] [维吾尔] 社区 [人数少且] 不够…要可持续发展，维吾尔人就会被同化并融入加拿大文化。 [维吾尔] 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学习和保留他们的语言和传统。
[租金] 非常昂贵。 [维吾尔] 社区很小，分散在大多伦多地区 [在加拿大]。人们很难把他们的孩子从 [城市的各个角落] 接过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语言、传统和知识的丧失是维吾尔人民最大的悲伤来源之一。剥夺一个民族的母语是一种特别阴险的文化灭绝策略，在这种策略中，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并强加一种外语会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联系的系统性破坏，以及一种与自身历史和生活方式脱节的感觉。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加拿大政府设立的寄宿学校制度的残酷性，以及它如何继续摧残世世代代的原住民人民，这令人心痛。
尽管一些维吾尔团体已经成功地推动当地市政政府建立维吾尔语学校，但这只发生在维吾尔人口众多的选区。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这不适用于 [维吾尔] 小社区，因为选票不多。他们往往被边缘化和忽视。” 为孩子们学习维吾尔语提供空间是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展示团结和培养维吾尔人对乌玛（ummah）归属感的一种非常切实可行的方式。允许受压迫的人民重新掌握他们的语言和故事是赋权的。一位参与者谈到了这种无声的斗争，“维吾尔社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斗争在于正确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并且] 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结论
作为穆斯林社区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成员，或者作为通过公民身份或财务获得赋权的人，我们有机会站出来，成为我们维吾尔兄弟姐妹的盟友。我们作为乌玛（ummah）的力量在于我们是具有意识的人民——认识安拉 ﷻ 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乌玛（ummah）的力量在于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社区，通过乌呼瓦（ukhuwwa，兄弟情谊）的纽带团结在一起，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共同努力，为安拉 ﷻ 的迪恩（dīn，宗教）服务，并崇拜我们的造物主。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机会与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们合作，让他们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当一个受压迫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无意识地或有意识地通过排斥、边缘化和抛弃加剧了他们的压迫时，我们应该停下来倾听。我们的社区中可能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感到被推到了边缘。乌呼瓦（ukhuwwa，兄弟情谊）至关重要，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称自己为信士。
安拉的使者 ﷺ 说：
指掌管我灵魂的安拉 ﷻ 发誓！你们不会进入哲尼特（jannah，天堂），直到你们信士；你们不会信士，直到你们相爱。我是否可以告知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们做了，你们就会相爱？在你们之间传播赛俩目（salām，和平），（即互相说艾斯俩目阿莱昆（assalāmu ʿalaykum））。
当一位安萨尔（anṣār，辅士）表达了担心先知 ﷺ 会回到麦加并离开他们时，我们的使者 ﷺ 用了最富有诗意的表达之一回答说：
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你们是我的，我是你们的。
你们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你们的盟友就是我的盟友。
在先知 ﷺ 的最后一次讲道中，这位“全世界的仁慈”提醒我们：
众人啊，你们的主是独一的，你们的父亲是独一的。阿拉伯人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优于阿拉伯人，白人优于黑人，黑人优于白人，除非是以敬畏（taqwā）为标准。
之所以给出这个告诫，正是因为这很困难。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等级划分、区分优劣的倾向，以及偏爱自己部落的习性。这就是为什么与种族主义、种姓制度、部落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偏见作斗争，首先从我们自身开始，是一种勇敢的崇拜行为。
愿安拉 ﷻ 接受我们为他而向维吾尔兄弟姐妹们表示同情并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社区的努力，并愿他因此提升我们在哲尼特（jannah，天堂）中的等级。愿他赐予我们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正义和怜悯。
附录 A
严谨性
自我反思与立场性
由于本文侧重于身份的交叉性，研究人员分享了他们对自身立场性的反思。法拉赫·伊斯兰（Farah Islam）博士认为自己是来自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穆斯林侨民群体（棕色人种/南亚人/孟加拉人）的穆斯林，她来自一个经历过种族灭绝的民族 [当巴基斯坦（前西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民（当时是东巴基斯坦）进行种族灭绝时，约有三百万人死亡，五十万妇女被强奸。] 因此，她在这个项目中既是局内人/局外人，也是侨民社区和被遗忘的种族灭绝历史的参与者和认同者。
沙赫德·富拉思·汗（Shahd Fulath Khan）是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她的祖父辈从突厥斯坦（今乌兹别克斯坦）移民到麦加，为了能够自由地实践伊斯兰教。她的祖母辈则逃离压迫性政权，从叙利亚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希哲拉（hijrah，迁徙）以追求更高目标的主题以及穆哈吉伦（muhājirūn，迁士）的牺牲，在整个项目中都为她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哈拉·布切里（Hala Bucheeri）认为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目前居住在巴林。迁徙的概念在巴林并不陌生，因为其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不同的族裔背景（波斯人、非洲人、南亚人、东南亚人），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家园、经济保障和政治稳定。尽管巴林文化多样，但文化能力仍然不足。因此，本项目强调了理解和满足少数族裔特定文化和宗教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阿尔祖·古尔（Arzu Gul）和迪尔穆拉特·马哈茂特（Dilmurat Mahmut）博士都是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倡导者。
注释
1. ^ 在 Yaqeen 的整体宗教性 BASIC 衡量标准中，这一部分被称为“制度联系”。它指的是一个人与穆斯林社区的参与和联系。它包括一个人对清真寺（masjid）、伊斯兰中心和其他穆斯林机构的感受。联系还包括参加社区活动以及一个人对社区的情感依恋。Tamer Desouky 和 Osman Umarji，“穆斯林宗教性对幸福结果的影响”，Yaqeen，2021年9月15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data/reports/a-holistic-view-of-muslim-religiosity-introducing-basic；Jihad Saafir 和 Osman Umarji，“如何培养虔诚的青少年：一种自我决定理论的方法”，Yaqeen，2022年10月24日，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d/paper/how-to-raise-religious-teens-a-self-determination-theory-approach。
2. ^ Abraham H. Maslow，《走向存在心理学》（纽约：D. Van Nostrand，1968年），第45页。
3. ^ 《布哈里圣训集》（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011条；《穆斯林圣训集》（ḥaḥīḥ Muslim），第2586条；认证等级：根据布哈里和穆斯林认证为穆塔法格·阿莱伊（muttafaq ʿalayh，一致公认）。
4. ^ Svat Soucek，《中亚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5. ^ Toqa Badran 和 Aydin Anwar，“回应哈比卜·阿里·吉夫里关于维吾尔人的评论”，Muslim Matters，2020年，https://muslimmatters.org/2020/05/13/a-response-to-habib-ali-al-jifris-comments-on-uyghurs/。
6. ^ Edward Wong 和 Chris Buckley，“美国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纽约时报，2021年1月1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1/01/19/us/politics/trump-china-xinjiang.html；Samir Sweida-Metwally，“有道德地消费以争取正义：穆斯林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回应”，Yaqeen，2021年，https://yaqeeninstitute.ca/read/paper/spending-ethically-for-justice-a-muslim-response-to-the-uyghur-genocide。
7. ^ 尽管有报道称有100万维吾尔男女被监禁，但一些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家对这一数字提出质疑，他们声称这是中国政府试图压制压迫真实规模的一部分。维吾尔社区成员和活动家估计，集中营中可能有高达3500万维吾尔人。
8. ^ Eva Dou 和 Erin Cunningham，“维吾尔人是谁，他们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华盛顿邮报，2022年5月2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02/11/china-uighurs-genocide-xinjiang/。
9. ^ “毁灭性的打击：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压迫”，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05年4月11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05/04/11/devastating-blows/religious-repression-uighurs-xinjiang。
10. ^ Ewelina U. Ochab，“联合国关注中国器官贩卖”，福布斯（Forbes），2021年7月8日，https://www.forbes.com/sites/ewelinaochab/2021/07/08/united-nations-concerned-about-organ-harvesting-in-china/?sh=7e514da942dd。
11. ^ “中国强迫维吾尔人进行计划生育以压制人口，报告称”，BBC，2020年6月29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3220713。
12. ^ Ivan Watson 和 Rebecca Wright，“中国拘留营内镣铐学生和强奸的指控”，CNN，2021年2月19日，https://www.cnn.com/2021/02/18/asia/china-xinjiang-teacher-abuse-allegations-intl-hnk-dst/index.html。
13. ^ 维吾尔美国人协会（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https://www.uyghuraa.org/latestnews。
14. ^ “2016年人口普查概况 – 加拿大[国家]和加拿大[国家]”，统计局（Statistics），2017年2月8日，www12.statcan.gc.ca。这是加拿大“自我报告”的维吾尔人数量，很可能被低估了。
15. ^ Biwa Kwan，“维吾尔族虐待：敦促澳大利亚对中国实施制裁”，2018年9月18日，www.sbs.com.au。
16. ^ Bertil Lintner，“维吾尔族自由之地”，亚洲时报，2019年10月31日，https://asiatimes.com/2019/10/where-the-uighurs-are-free-to-be/。
17. ^ Yitzhak Shichor，“麻烦的价值：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主义与北京-柏林关系”，当代中国杂志 22，第82期（2013年）：612–29。
18. ^ Jutta Lindert, Ondine S. von Ehrenstein, Stefan Priebe, Andreas Mielck, and Elmar Brähler，“劳动移民和难民的抑郁和焦虑：一项系统性回顾和荟萃分析”，社会科学医学 69（2009年）：246–57；Mina Fazel, Jeremy Wheeler, and John Danesh，“在西方国家重新安置的7000名难民中严重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一项系统性回顾”，柳叶刀，365（2005年）：1309–14；Zachary Steel, Tien Chey, Derrick Silove, Claire Marnane, Richard A. Bryant, and Mark van Ommeren，“酷刑和其他潜在创伤性事件与大规模冲突和流离失所人群的心理健康结果的关联：一项系统性回顾和荟萃分析”，JAMA 302（2009年）：537–49；Laurence J. Kirmayer, Lavanya Narasiah, Marie Munoz, Meb Rashid, Andrew G. Ryder, Jaswant Guzder, Ghayda Hassan, Cécile Rousseau, and Kevin Pottie，“移民和难民的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初级保健中的一般方法”，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de l'Association medicale canadienne） 183，第12期（2011年）：E959–E967，https://doi.org/10.1503/cmaj.090292。
19. ^ Anthony P. Cohen，社区的象征性建构（纽约：Routledge，2013年）；Hansong Zhang, Joshua N. Hook, Jennifer E. Farrell, David K. Mosher, Daryl R. Van Tongeren, and Don E. Davis，“意识形态同质性对宗教归属感和意义的影响：知识谦逊的作用”，宗教和灵性心理学 10（2018年）：72–78。
20. ^ Eva-Maria Stelzer, Roman Palitsky, Emily N. Hernandez, Eli G. Ramirez, and Mary-Frances O’Connor，“个人和集体宗教信仰在丧亲背景下的作用”，社区预防与干预杂志 48，第1期（2002年）：64–80。
21. ^ Christopher G. Ellison and Linda K. George，“宗教参与、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在东南部社区中的作用”，宗教科学研究杂志 33，第1期（1994年）：46–61；Robert Wuthnow，“宗教参与和地位桥接社会资本”，宗教科学研究杂志 41，第4期（2002年）：669–84。
22. ^ William Herberg，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美国宗教社会学随笔（Garden City：Doubleday and Company，1955年）。
23. ^ Helen Rose Ebaugh and Janet Saltzman Chafetz，宗教与新移民：移民会众的连续性和适应性（纽约：AltaMira Press，2000年）；R. Stephen Warner and Judith G. Wittner，编者，散居中的聚会：宗教社群与新移民（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Stephanie Nawyn，“忠实地提供庇护：宗教组织在难民援助和倡导中的作用”，工作论文15，比较移民研究中心（圣地亚哥：加州大学，2005年）；Jessica Eby, Erika Iverson, Jenifer Smyers, and Erol Kekic，“信仰社群在美国家庭难民安置中的作用”，难民研究杂志 24，第3期（2011年）：586–605。
24. ^ Osman Umarji and Tamer Desouky，“T. BASIC 第3章”，（即将出版）。
25. ^ Beydulla, Mettursun。“维吾尔族向土耳其和美国的移民经历：宗教、法律、社会、居住和公民身份问题”。载于移民与伊斯兰伦理，页174-195。Brill，2019年。
26. ^ 《古兰经》23:52。
27. ^ 《古兰经》49:10。
28. ^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825条。
29. ^ “真主之使者 ﷺ 在我们家中建立了迁士和辅士之间的（兄弟）联盟。有人问他：‘真主之使者 ﷺ 难道不是说：‘伊斯兰教中没有联盟？’他回答说：‘真主之使者 ﷺ 在我们家中建立了迁士和辅士之间的联盟。’他说（这话）两三次。”《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2926条。
30. ^ 此裁决后来被《古兰经》33:6废止。
31. ^ 《古兰经》59:9。
32. ^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487条。
33. ^ 《布哈里圣训集》，第3780条。
34. ^ 《布哈里圣训集》，第3782条。
35. ^ Ruth Marie Wilson, Patricia Landolt, Yogendra Shakya, Grace-Edward Galabuzi, Z. Zahoorunissa, Darren Pham, Felix Cabrera, Sherine Dahy, and Marie-Pier Joly，工作艰辛，生活贫困：黑溪地区种族化群体面临的就业和收入不安全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多伦多：Access Alliance Multicultural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2011年）。
36. ^ Farah Islam, Nazilla Khanlou, and Hala Tamim，“也许一旦我找到一份好工作，我就会好起来：在多伦多小孟加拉国寻求心理保健”，并发障碍杂志 2，第1期（2020年）：35–55。
37. ^ 移民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不安全状态的持续压力对家庭和儿童有严重影响，包括：心理健康问题、慢性疲劳、皮质醇水平升高、高血压、冠心病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暴露于收入不安全会导致移民和难民家庭的健康状况恶化和赋权不足。社会经济地位已被发现是生命各个阶段人类健康和发展的最强预测因子。Boyce, W. Thomas. 兰花与蒲公英：为什么敏感的人会挣扎，以及所有人如何茁壮成长。Pan MacMillan，2019年，页134–35；Wilson等人，“工作艰辛，生活贫困”。
38. ^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477条。
39. ^ 《布哈里圣训集》，第602条。
40. ^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477条，等级：严谨认证（Sahih）。
41. ^ Carolyn Schwartz, Janice Bell Meisenhelder, Yunsheng Ma, and George Reed，“利他性社会兴趣行为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身心医学 65，第5期（2003年）：778–85。
42. ^ Shireen Salti，“‘同伴项目欢迎小组’对政府援助难民社会资本的影响”，2021年；Celine de Richoufftz，“从研究到外展再到行动：蒙特利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融入的社区方法”，塞缪尔社会联系中心，2018年，www.socialconnectedn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Community-based-approaches-to-the-integration-of-refugees-and-asylum-seekers-in-Montreal-1.pdf。
43. ^ Dilmurat Mahmut，“加拿大教育的冲突观念：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维吾尔族移民的观点”，散居、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 15，第1期（2021年）：34-46；Dilmurat Mahmut and Edmund Waite，“翻译中的迷失：探索加拿大的维吾尔族身份，禁忌”，文化与教育杂志 20，第1期（2021年）：173–91，https://digitalscholarship.unlv.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05&context=taboo；Rebecca Clothey and Brian McCommons，“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维吾尔族学生：创伤和适应挑战”，散居、土著和少数民族教育 16，第2期（2022年）：106–18。
44. ^ 问卷填写时间约为30分钟。参与者自我认同为维吾尔族和/或维吾尔族混血。由于本研究采用的心理量表之前未在维吾尔族人群中使用过，因此对量表项目和措辞进行了相应调整，以使调查对参与者来说易于理解且相关。在调查结束时，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选择将10加元捐赠给Darman基金会（一个支持维吾尔族移民和难民的加拿大组织）；接收价值10加元的亚马逊电子礼品卡；接收价值10加元的星巴克电子礼品卡；通过电子转账将10加元发送到他们的银行账户；或拒绝以上任何选项。
45. ^ 访谈通过参与者选择的各种平台进行，例如WebEx、Google Meet、Zoom、电子邮件或WhatsApp。
46. ^ Margarete Sandelowski，“定性研究中的严谨性问题”，护理科学进展 8，第3期（1986年）：27–37。
47. ^ Virginia Braun and Victoria Clarke，“在心理学中使用主题分析”，心理学定性研究 3，第2期（2006年）：77–101。
48. ^ “付出努力：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和倡导”，第11届年度穆斯林心理健康会议，2019年4月4日至6日。
49. ^ Coretta Phillips，“制度性种族主义和族裔不平等：一个扩展的多层次框架”，社会政策杂志 40，第1期（2011年）：173–92。
50. ^ Sweida-Metwally，“合乎道德地为正义花钱”。
51. ^ McIntosh, Peggy。“白人特权：解开无形的背包”。（1990年），页29–34。
52. ^ Samia Errazzouki，“在‘黄皮肤的敌人’和‘黑皮肤的奴隶’之间：早期现代摩洛哥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种族和奴隶制谱系”，北非研究杂志（2021年）：1–11；Chouki El Hamel，黑摩洛哥：奴隶制、种族和伊斯兰教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Mariam Durrani，“#BlackOutEid：在数字穆斯林生活中抵制反黑人主义”，语言人类学杂志 31，第2期（2021年）：298–303。
53. ^ Delice Mugabo，“在岩石和坚硬的地方：关于组织反对伊斯兰恐惧症中的反黑人主义的反思”，批判性族裔研究 2，第2期（2016年）：159–83；Fatimah Jackson-Best，“加拿大黑人穆斯林：一项系统性回顾”，2019年，https://blackmusliminitiative.ca/bmic%3A-systematic-review。
54. ^ 例如，一些学者将“阿拉伯穆斯林”优于所有其他穆斯林的等级排序称为“阿拉伯沙文主义”。参见：Rudolph T. Ware III，行走的古兰经：西非的伊斯兰教育、具身知识和历史（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4年）。
55. ^ Pasha-Zaidi, Nausheen, Meg A. Warren, Yvonne El Ashmawi, and Neneh Kowai-Bell。“在美国伊斯兰中心促进南亚和阿拉伯穆斯林与黑人和拉丁裔穆斯林之间的盟友关系”。载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积极心理学：灵性、斗争和社会正义（2021年）：307-331。https://doi.org/10.1007/978-3-030-72606-5_14。在此之内还存在进一步的等级划分，阿拉伯人被认为在“穆斯林性”上优于南亚人。这些群体内部还存在基于肤色歧视（种族内的反黑人主义）、阶级、语言等的更精细分类。例如，巴基斯坦穆斯林可能被认为比斯里兰卡或孟加拉国穆斯林更具穆斯林性（因为说乌尔都语的巴基斯坦人拥有一种更接近阿拉伯语的语言，并且通常皮肤更白皙，原因还有很多）。
56. ^ Jeanine Elif Dağyeli, Claudia Ghrawi, and Ulrike Freitag，编者，“在全球背景下宣称和构建穆斯林世界：宗教与社会”（柏林：de Gruyter，2021年），299。
57. ^ Wilkerson, Isabel。种姓：我们不满的起源。Random House，2020年。
58. ^ Jean-Louis Triaud，“为撒哈拉以南的伊斯兰命名：分类学的一次冒险”，非洲历史杂志 55，第1期（2014年）：3–15。
59. ^ Wilkerson，种姓，67。
60. ^ Wilkerson，种姓，53。
61. ^ 《布哈里圣训集》，第13条；《穆斯林圣训集》，第45条，等级：布哈里和穆斯林一致同意的真实性（muttafaq ‘alayh）。
62. ^ Jayant Venkatanathan, Evangelos Karapanos, Vassilis Kostakos, and Jorge Gonçalves，“一种网络科学方法用于建模和预测共情”，载于2013年IEEE/ACM社交网络分析与挖掘国际会议论文集（2013年）：1395–1400；Pat Dolan，“社会支持、共情、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青年发展的交叉理论”，教育、公民与社会正义 17第3期（2002年）：255–67。
63. ^ Sahih al-Bukhari, no. 6011; Sahih Muslim, no. 2586, 依据布哈里和穆斯林，评定为muttafaq alayh。
64. ^ Terri Givens, Radical Empathy: Finding a Path to Bridging Racial Divides (Bristol: Policy Press, 2021)。
65. ^ 《古兰经》4:135。
66. ^ 参见：Lynne Layton, “Racial Identities, Racial Enactments, and Normative Unconscious Processes,”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75, no. 1 (2006): 237–69；Lynne M. Jacobs, “Learning to Love White Shame and Guilt: Skills for Working as a White Therapist in a Racially Divided Coun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tic Self Psychology 9, no. 4 (2014): 297–312。
67. ^ Sahih al-Bukhari, no.481; Sahih Muslim, no. 2585。
68. ^ Abu Na'im al-Asbahani, Hilyat al-awliya' wa tabaqat al-aṣfiya' ( 收起阅读 »
新疆再教育营｜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这段视频是一个“寻亲证词”。视频中的女士（Bikamal）通过人权组织发声，陈述了她的丈夫（阿地力阿孜）在2017年回新疆后被拘禁的情况。她手里拿的一堆纸，其实就是证明“我丈夫是谁、他住在哪里、他长什么样”的证据。旁边的男士通常是该组织的翻译或工作人员，协助她展示这些文件，以便全世界都能看清这些信息。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 ... 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
我是卡肯·比卡玛尔。
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
这是我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件。
我现在来到阿塔珠儿特志愿者组织，是为了寻求帮助。
我是在为我的丈夫阿地力阿孜·木哈依提供证词。
他出生于1972年11月10日。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复印件。大家请看。
他的身份证号是：650203197211100076。
他的户籍所在地是中国新疆精河县。
他在2017年12月21日那一天被抓走了。
在那之前，他已经拿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居住证（绿卡）。
他当时回中国是为了注销那边的户口并处理房产。
他原本打算处理完这些手续就彻底搬到哈萨克斯坦。
但是当他到达精河县后，他的护照立刻被当地有关部门没收了。
在那之后，他被送进了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者叫“学习班”。
（展示孩子）
我们有三个孩子。这是我们最小的女儿。
大孩子已经在上学了。我们全家人都在等他。
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我根本无法联系上他，也不知道他在里面的生活情况。
（工作人员提醒）
请向镜头清楚展示你手中的这些照片和证件。
好的，这是我丈夫的照片。这是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这些是他在哈萨克斯坦的相关证明材料。
（女士开始读出纸上的文字）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男，哈萨克族。
1972年11月10日出生。
住址是新疆精河县精河镇。
他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他只是想来哈萨克斯坦和妻儿团聚。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抓一个这样诚实工作的普通人。
因为他的失踪，我们家庭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这里生活非常艰难。
我请求全世界的有志之士，请求各国的人权组织。
请关注我丈夫的案子。请关注被关在那里的无辜者。
中国政府说那是“培训中心”，但为什么要关两年不让回家？
如果他做错了什么，请通过法律程序告诉我，而不是直接让他失踪。
（抱起孩子）
孩子每天都在哭着要爸爸。
看着孩子的眼睛，我心如刀割。
这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买的房子的证明。
我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开始新生活。
现在一切都停滞了。
我感觉我们的生活被摧毁了。
（工作人员）
请再次确认他失踪的精确日期。
他是2017年12月21日失联的。
至今已经快两年了。
这两年对他和我们来说都是地狱。
我一定要找回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在精河县那边，原本只是为了处理一些家里的房产和土地手续。
他说办完手续就回来，回哈萨克斯坦和我们团聚。
但是，当地的警察收走了他的护照，告诉他需要“审查”。
没过几天，他就被带到了所谓的“学习班”。
（哽咽）
那是2017年的冬天，天非常冷。
我试着给家乡的亲戚打电话，但他们都非常害怕，不敢跟我多说话。
亲戚们在电话里哭，说：“不要再打来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我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这里等。
你们看，这孩子出生就没怎么见过父亲。
这公平吗？
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守法的父亲，为什么要遭受这些？
我丈夫阿地力阿孜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他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工作人员）
请展示一下那份详细的地址证明。
好的。这是他在精河县的具体住址证明。
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所有邻居都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
我呼吁所有能听到我声音的人，请关注我们的遭遇。
我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请保护你们的国民家属。
我们要的不是钱，不是救济。
我们要的是家人的自由。
（当事人详细描述证件上的编号）
650203197211100076。
请记住这个号码。
请记住这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不放他出来，我会一直在这里说下去，直到全世界都听到。
（当事人强调其丈夫的无辜，并列举多次尝试联系中国使馆无果的过程。）
他们说他在“学习”，
但谁会学习两年都不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这根本不是学习。
这是非法拘禁。
（画面中当事人情绪激动，展示孩子的生活照片，孩子在呼唤父亲。）
（工作人员协助整理材料，向镜头展示阿地力阿孜的全身近照。）
我们希望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看到这些视频。
每一个签名的文件都是我们的血泪。
谢谢大家。
谢谢阿塔珠儿特给予我们发声的机会。
请救救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证词结束。
画面中身份证件文字的深度识别翻译
人像照片下方文字：
Adelhaze Muhay：阿地力阿孜·木哈依（哈萨克语姓名音译）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中文姓名
650203197211100076：中国公民身份号码（前6位 650203 代表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但证件地址显示其居住在精河县）。
女士手持的绿卡/身份证：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ЖЕКЕ КУӘЛІ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身份证。
КӘКЕН БИҚАМАЛ：卡肯·比卡玛尔。
08.07.1976：出生日期 1976年7月8日。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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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
我是卡肯·比卡玛尔。
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
这是我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件。
我现在来到阿塔珠儿特志愿者组织，是为了寻求帮助。
我是在为我的丈夫阿地力阿孜·木哈依提供证词。
他出生于1972年11月10日。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复印件。大家请看。
他的身份证号是：650203197211100076。
他的户籍所在地是中国新疆精河县。
他在2017年12月21日那一天被抓走了。
在那之前，他已经拿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居住证（绿卡）。
他当时回中国是为了注销那边的户口并处理房产。
他原本打算处理完这些手续就彻底搬到哈萨克斯坦。
但是当他到达精河县后，他的护照立刻被当地有关部门没收了。
在那之后，他被送进了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者叫“学习班”。
（展示孩子）
我们有三个孩子。这是我们最小的女儿。
大孩子已经在上学了。我们全家人都在等他。
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我根本无法联系上他，也不知道他在里面的生活情况。
（工作人员提醒）
请向镜头清楚展示你手中的这些照片和证件。
好的，这是我丈夫的照片。这是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这是他的中国身份证。这些是他在哈萨克斯坦的相关证明材料。
（女士开始读出纸上的文字）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男，哈萨克族。
1972年11月10日出生。
住址是新疆精河县精河镇。
他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他只是想来哈萨克斯坦和妻儿团聚。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抓一个这样诚实工作的普通人。
因为他的失踪，我们家庭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这里生活非常艰难。
我请求全世界的有志之士，请求各国的人权组织。
请关注我丈夫的案子。请关注被关在那里的无辜者。
中国政府说那是“培训中心”，但为什么要关两年不让回家？
如果他做错了什么，请通过法律程序告诉我，而不是直接让他失踪。
（抱起孩子）
孩子每天都在哭着要爸爸。
看着孩子的眼睛，我心如刀割。
这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买的房子的证明。
我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开始新生活。
现在一切都停滞了。
我感觉我们的生活被摧毁了。
（工作人员）
请再次确认他失踪的精确日期。
他是2017年12月21日失联的。
至今已经快两年了。
这两年对他和我们来说都是地狱。
我一定要找回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在精河县那边，原本只是为了处理一些家里的房产和土地手续。
他说办完手续就回来，回哈萨克斯坦和我们团聚。
但是，当地的警察收走了他的护照，告诉他需要“审查”。
没过几天，他就被带到了所谓的“学习班”。
（哽咽）
那是2017年的冬天，天非常冷。
我试着给家乡的亲戚打电话，但他们都非常害怕，不敢跟我多说话。
亲戚们在电话里哭，说：“不要再打来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我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这里等。
你们看，这孩子出生就没怎么见过父亲。
这公平吗？
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守法的父亲，为什么要遭受这些？
我丈夫阿地力阿孜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他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工作人员）
请展示一下那份详细的地址证明。
好的。这是他在精河县的具体住址证明。
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所有邻居都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
我呼吁所有能听到我声音的人，请关注我们的遭遇。
我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请保护你们的国民家属。
我们要的不是钱，不是救济。
我们要的是家人的自由。
（当事人详细描述证件上的编号）
650203197211100076。
请记住这个号码。
请记住这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不放他出来，我会一直在这里说下去，直到全世界都听到。
（当事人强调其丈夫的无辜，并列举多次尝试联系中国使馆无果的过程。）
他们说他在“学习”，
但谁会学习两年都不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这根本不是学习。
这是非法拘禁。
（画面中当事人情绪激动，展示孩子的生活照片，孩子在呼唤父亲。）
（工作人员协助整理材料，向镜头展示阿地力阿孜的全身近照。）
我们希望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看到这些视频。
每一个签名的文件都是我们的血泪。
谢谢大家。
谢谢阿塔珠儿特给予我们发声的机会。
请救救阿地力阿孜·木哈依。
证词结束。
画面中身份证件文字的深度识别翻译
人像照片下方文字：
Adelhaze Muhay：阿地力阿孜·木哈依（哈萨克语姓名音译）
阿地力阿孜·木哈依：中文姓名
650203197211100076：中国公民身份号码（前6位 650203 代表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但证件地址显示其居住在精河县）。
女士手持的绿卡/身份证：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ЖЕКЕ КУӘЛІ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身份证。
КӘКЕН БИҚАМАЛ：卡肯·比卡玛尔。
08.07.1976：出生日期 1976年7月8日。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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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新疆再教育营数据库｜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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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巴合提·迪儿努尔。
我在这里是为我远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寻求帮助。
卡斯铁尔·波拉提出生于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
出生日期是2000年3月30日。
他在2019年7月7日从家中被带走抓捕了。
他的所谓“罪名”是：因为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并在社交网络上进行了转发。
他因此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目前他被关押在沙湾县的监狱里。
最近我们收到的消息称，在他服完这15年刑期后，还要被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学习2年。
卡斯铁尔是家里的独生子。
现在他的爷爷奶奶因为受此打击，已经生病住院了。
我恳请国际组织、恳请国家元首（总统）给予帮助，请救救他。
（旁白 / 翻译官介入）
你好，这位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这位女士的全名是巴合提·迪儿努尔，出生于1989年8月1日。
她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她正在为她的外甥寻求帮助。
她外甥的全名是卡斯铁尔·波拉提。
他出生于2000年3月30日，出生地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
他是中国公民。
他的中国身份证号码是：
654225200003300914。
她说他在2019年7月6日被中国警方无辜抓捕。
原因是他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
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并判处他15年监禁。
但现在，她得到消息说，中国警方通知了他的外甥：
在服满刑期后，他们计划将他再转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关押2年。
她说她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是无辜的。
现在她请求国际人权组织能够提供帮助，让他从监狱中获释。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语言鉴定
视频语言：哈萨克语 (Kazakh)。
涉及地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
证件语言：哈萨克语、中文、俄语（哈萨克斯坦身份证）。
画面中展示了三份关键证件，其核心信息如下：
1. 中国居民身份证（卡斯铁尔·波拉提）
姓名：卡斯铁尔·波拉提 (Qaster Bolat)
性别/民族：男 / 哈萨克
出生日期：2000年3月30日
住址：新疆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1306号
公民身份号码：654225200003300914
签发机关：裕民县公安局
有效期：2018.05.04 - 2028.05.04
2.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证（巴合提·迪儿努尔）
姓名：Bakyt Dilnur (巴合提·迪儿努尔)
出生日期：1989年8月1日
出生地：中国新疆
民族：哈萨克
证件有效期至：2025年11月9日
3. 逮捕/羁押文件（哈萨克语手写/打印件）
核心内容：该文件由沙湾县公安局签发，注明卡斯铁尔·波拉提（Qaster Bolat）因违反相关规定，于2019年7月6日19时被采取强制措施，现羁押于沙湾县看守所。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cn ... h-26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大家好，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巴合提·迪儿努尔。
我在这里是为我远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寻求帮助。
卡斯铁尔·波拉提出生于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
出生日期是2000年3月30日。
他在2019年7月7日从家中被带走抓捕了。
他的所谓“罪名”是：因为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并在社交网络上进行了转发。
他因此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目前他被关押在沙湾县的监狱里。
最近我们收到的消息称，在他服完这15年刑期后，还要被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学习2年。
卡斯铁尔是家里的独生子。
现在他的爷爷奶奶因为受此打击，已经生病住院了。
我恳请国际组织、恳请国家元首（总统）给予帮助，请救救他。
（旁白 / 翻译官介入）
你好，这位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这位女士的全名是巴合提·迪儿努尔，出生于1989年8月1日。
她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她正在为她的外甥寻求帮助。
她外甥的全名是卡斯铁尔·波拉提。
他出生于2000年3月30日，出生地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
他是中国公民。
他的中国身份证号码是：
654225200003300914。
她说他在2019年7月6日被中国警方无辜抓捕。
原因是他听了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迪达尔·卡米耶夫的一首诗。
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并判处他15年监禁。
但现在，她得到消息说，中国警方通知了他的外甥：
在服满刑期后，他们计划将他再转送到“再教育营”继续关押2年。
她说她的外甥卡斯铁尔·波拉提是无辜的。
现在她请求国际人权组织能够提供帮助，让他从监狱中获释。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语言鉴定
视频语言：哈萨克语 (Kazakh)。
涉及地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
证件语言：哈萨克语、中文、俄语（哈萨克斯坦身份证）。
画面中展示了三份关键证件，其核心信息如下：
1. 中国居民身份证（卡斯铁尔·波拉提）
姓名：卡斯铁尔·波拉提 (Qaster Bolat)
性别/民族：男 / 哈萨克
出生日期：2000年3月30日
住址：新疆裕民县吉也克镇哈塞村1306号
公民身份号码：654225200003300914
签发机关：裕民县公安局
有效期：2018.05.04 - 2028.05.04
2.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居民证（巴合提·迪儿努尔）
姓名：Bakyt Dilnur (巴合提·迪儿努尔)
出生日期：1989年8月1日
出生地：中国新疆
民族：哈萨克
证件有效期至：2025年11月9日
3. 逮捕/羁押文件（哈萨克语手写/打印件）
核心内容：该文件由沙湾县公安局签发，注明卡斯铁尔·波拉提（Qaster Bolat）因违反相关规定，于2019年7月6日19时被采取强制措施，现羁押于沙湾县看守所。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新疆再教育营数据库｜新疆集中营真相｜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新疆穆斯林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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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b]
[/b][b]该证人的证词：[/b]
我的名字叫穆巴拉克·沙伊马尔丹，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这是我的公民身份证。
我的朋友马国仁（Ma Guoren）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
他出生于1967年7月28日。
身份证号是：654323196707280513。
他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切尔克齐乡，桑斯兹拜阔克铁列克村。
他是该村23号清真寺的伊玛目。
2017年8月3日，他被带到了政治学习培训营。
2018年11月22日，他被以“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假罪名，被无辜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他是中国政府在该村正式任命的合法伊玛目。
这是关于他的判决书，我手里有一页纸。
他是被冤枉判刑的，曾是政府认可的正式伊玛目。
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剥夺了人权，以宗教极端主义的假罪名被判刑。
我之前曾为这位朋友发出过呼吁。
现在，因为我发出了这些呼吁，我的亲属们开始受到压力。
我的妹妹扎比拉（Zabira）和我的妹夫阿莱别克（Araibek）。
当地政府部门和山庄城市组织部向他们施压，让他们告诉我停止发出申诉。
如果不停止，这会威胁到他们及其工作，还有其他亲属。
可能其他亲属也受到了压力。
我请求中国政府停止恐吓我的亲友。
只要马国仁没有被无罪释放，我就不会停止我的申诉。
如果有必要，我会向更高级别的国际组织发出控告。
因此，我向托卡耶夫总统、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呼吁，要求释放无罪的马国仁。
我保证他是清白的。
如果继续对我亲属施压，阻碍他们工作，我将继续向更高层级的国际人权组织发出呼吁。
证件信息识别与翻译
图一：哈萨克共和国身份证（反面）
ТУҒАН ЖЕРІ /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出生地): КНР, ШҰА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ҰЛТЫ /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民族): КАЗАХ (哈萨克族)
БЕРГЕН ОРГАН / ОРГАН ВЫДАЧИ (签发机关): МВД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
БЕРІЛГЕН КҮНІ (签发日期): 02.09.2019
МЕРЗІМІ / СРОК ДЕЙСТВИЯ (有效期至): 01.09.2029
机读区姓名: SHAIMARDAN MUBARAK
图二：哈萨克共和国身份证（正面）
ТЕГІ / ФАМИЛИЯ (姓): ШАЙМАРДАН (沙伊马尔丹)
АТЫ / ИМЯ (名): МУБАРАК (穆巴拉克)
ТУҒАН КҮНІ / 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 (出生日期): 30.06.1975
ЖСН / ИИН (个人识别码): 750630399109
【英语翻译开始】
证人的全名是穆巴拉克·沙伊马尔丹（Mubarak Shaimardan）。
他出生于1975年7月30日，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他正在为他的朋友马国仁（Ma Guoren）寻求帮助。
他的朋友是东干族，出生于1967年7月28日。
居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切尔克齐乡。
他是中国公民。
中国身份证号：654323196707280513。
他于2017年8月3日被捕，并在2018年11月22日被判处10年监禁。
他还被罚款10,000元人民币。
他在20天前通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向国际人权组织求助。
但在那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山庄地区的组织部门，威胁了他的妹妹和他的妹夫。
妹妹叫扎比拉（Zabira），妹夫叫阿莱别克（Araibek）。
他们受到威胁，要求让这位穆巴拉克先生停止国际申诉。
否则，他们会逮捕他的妹妹、妹夫以及其他亲属。
但他表示，除非中国政府释放他的朋友，否则他不会停止。
他说他的朋友是清白的。
现在他再次向哈萨克斯坦总统及外交部求援。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新疆集中营事件｜新疆人权问题｜证人Alkabek Kazyken（阿尔卡别克·哈兹肯）为他在中国新疆被限制出境的家属发声
新疆集中营事件｜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lkabek Kazyken（阿尔卡别克·哈兹肯）
视频备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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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证件信息的中文翻译
在视频和截图中，讲话者展示了多张身份证件。
1. 他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截屏 05.42.56）
姓 (Фамилия): KAZYKEN (哈兹肯)
名 (Аты): ALKABEK (阿尔卡别克)
出生日期: 27.09.1964
出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
民族: 哈萨克族
签发机关: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 (IIM)
有效期: 03.02.2015 - 02.02.2025
2. 中国居民身份证（截屏 05.43.15）
照片中展示了三张中国二代身份证的复印件（正反面）：
第一张（右上）：俄热斯别克·哈尔兹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0年11月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6011050015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长期
第二张（右中）：巴合提古丽·扎比尔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3年4月1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2623196304151922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2027.08.24
第三张（右下）：纳孜帕·俄热斯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90年12月22日
住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8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9012220040
签发机关: 新市区公安分局
有效期限: 2012.03.26 - 2022.03.26
视频中全文内容翻译文稿（哈萨克语转中文）：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公民身份证。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我的姓名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我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在这里申诉。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福海县登记居住并在那里出生的。
这是我的姐夫，俄热斯别克·哈尔兹，俄热斯别克。 这是我的姐姐，巴合提古丽·扎比尔，巴合提古丽。 这是我的外甥女，纳孜帕·俄热斯，纳孜帕。
因为他们无法过来，我今天在这里申诉，寻找他们，为他们呼吁。他们去中国已经两年了，是的，是应中国的邀请回去的。他们都是退休人员。从2017年起，前面的算起来有两年了，后面的有一年半了。直到今天，直到现在这一刻，他们在福海县被政府和警方没收了护照，被收走了护照。他们没有任何人权，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现在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被关在家里。
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一个大儿子，还有三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位80岁的父亲。我姐姐的所有亲人，所有的亲戚都在哈萨克斯坦。他们都在哭泣，互相见不到面。他们在精神上，精神上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因为见不到孩子，见不到孙子，身体也垮了，身体也垮了。心情极其压抑，没有任何权利。回不来，无法回来。
我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不放他们走？为什么？他们以前和现在都没有过任何犯罪记录。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表现良好，努力工作，诚实工作。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工作，在法院工作。他不是会犯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非常本分、非常胆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知道的不多。如果他知道法律的内情，知道会出事，他就不会回中国被关起来了。他当时被召回去，结果去了之后，直到今天，直到现在都没有自由。他生活在惊恐之中，在战栗之中。
而在哈萨克斯坦，他83岁的父母在这里。老人家想申诉，想喊出来，但又不敢申诉，不敢说话。除了我姐姐，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加上我姐姐一共四个女儿都在中国。老人家担心申诉会害得其他女儿和女婿也被判刑，非常害怕。所以老人家没法站出来，没法申诉。
我们一直以为，一直安慰自己：“会变好的，中国的法律在完善，很快就好了。”我们觉得会慢慢纠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完全不是。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我们担心家属会因为这种压力，心理和身体会挺不住。看着他们的健康，我们很揪心。我姐姐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病退的，她患有严重的肿瘤。
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说：“放人，放人。护照在这，都准备好了，都好了。办好签证你们就走。”护照给了他们。但结果呢，上面盖了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印章。说是要有15个印章，还是20个？反正最后一个章总是盖不下来。那到底是个什么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是不结束？为什么一直拖着？
为什么要拆散家庭？为什么要拆散他们？他们没有犯罪，只是普通百姓，普通人。他们对中国没有任何危害，没有任何。是非常守法的人，非常老实的人。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是正直的人。结果现在我们，我们承受着巨大痛苦。
我父亲是哈兹肯，我姐姐叫巴合提古丽·扎比尔。虽然名字后缀不一样，但我们是一家人。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才遭受折磨。为了见孩子、孙子，他们申请了好几次。但那边总说弄错了，或者时间超了，找各种借口，就是不给签。哪怕只是想见一面，见一面都不行。
我们根据国际家庭团聚法，以及哈萨克斯坦驻华领事馆的确认，寄出了家庭团聚邀请函，过了一年多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与此同时，很多人正在死去。在我的老家，福海县，红旗村，有一个叫叶尔波拉特（Erbolat）的小伙子，就因为从哈萨克斯坦回去后登录了WhatsApp，就被定罪了。在巨大的压力下，今年4月15日，他自杀了，他自杀了。他是死于，死于中国的政治压力。
我们非常痛苦，也感到特别恐惧。看到姐姐身体这么差，她之前就有癌症。请放他们走。如果不放人，在放人之前，我们绝不停止抗争。为什么要扣留我们的人？其他人都在回来，难道法律不一样吗？为什么厚此薄彼？
为了这些家人，我向世界人权组织、向联合国、美国人权机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日本首相、德国总理，以及所有保护人类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组织，还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外交部，我向所有人发出，发出最诚恳的哀求和呼吁。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视频备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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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mf2.lain.la/f/qieh5lv4.mp4
lbry://ba71facn
https://archive.org/details/ba71facn
图片中证件信息的中文翻译
在视频和截图中，讲话者展示了多张身份证件。
1. 他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证（截屏 05.42.56）
姓 (Фамилия): KAZYKEN (哈兹肯)
名 (Аты): ALKABEK (阿尔卡别克)
出生日期: 27.09.1964
出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
民族: 哈萨克族
签发机关: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 (IIM)
有效期: 03.02.2015 - 02.02.2025
2. 中国居民身份证（截屏 05.43.15）
照片中展示了三张中国二代身份证的复印件（正反面）：
第一张（右上）：俄热斯别克·哈尔兹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0年11月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6011050015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长期
第二张（右中）：巴合提古丽·扎比尔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63年4月1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2623196304151922
签发机关: 福海县公安局
有效期限: 2007.08.24 - 2027.08.24
第三张（右下）：纳孜帕·俄热斯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90年12月22日
住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8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9012220040
签发机关: 新市区公安分局
有效期限: 2012.03.26 - 2022.03.26
视频中全文内容翻译文稿（哈萨克语转中文）：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公民身份证。我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我的姓名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我是阿尔卡别克·哈兹肯，在这里申诉。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福海县登记居住并在那里出生的。
这是我的姐夫，俄热斯别克·哈尔兹，俄热斯别克。 这是我的姐姐，巴合提古丽·扎比尔，巴合提古丽。 这是我的外甥女，纳孜帕·俄热斯，纳孜帕。
因为他们无法过来，我今天在这里申诉，寻找他们，为他们呼吁。他们去中国已经两年了，是的，是应中国的邀请回去的。他们都是退休人员。从2017年起，前面的算起来有两年了，后面的有一年半了。直到今天，直到现在这一刻，他们在福海县被政府和警方没收了护照，被收走了护照。他们没有任何人权，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现在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被关在家里。
他们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一个大儿子，还有三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位80岁的父亲。我姐姐的所有亲人，所有的亲戚都在哈萨克斯坦。他们都在哭泣，互相见不到面。他们在精神上，精神上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因为见不到孩子，见不到孙子，身体也垮了，身体也垮了。心情极其压抑，没有任何权利。回不来，无法回来。
我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不放他们走？为什么？他们以前和现在都没有过任何犯罪记录。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表现良好，努力工作，诚实工作。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工作，在法院工作。他不是会犯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非常本分、非常胆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知道的不多。如果他知道法律的内情，知道会出事，他就不会回中国被关起来了。他当时被召回去，结果去了之后，直到今天，直到现在都没有自由。他生活在惊恐之中，在战栗之中。
而在哈萨克斯坦，他83岁的父母在这里。老人家想申诉，想喊出来，但又不敢申诉，不敢说话。除了我姐姐，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加上我姐姐一共四个女儿都在中国。老人家担心申诉会害得其他女儿和女婿也被判刑，非常害怕。所以老人家没法站出来，没法申诉。
我们一直以为，一直安慰自己：“会变好的，中国的法律在完善，很快就好了。”我们觉得会慢慢纠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完全不是。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我们担心家属会因为这种压力，心理和身体会挺不住。看着他们的健康，我们很揪心。我姐姐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病退的，她患有严重的肿瘤。
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说：“放人，放人。护照在这，都准备好了，都好了。办好签证你们就走。”护照给了他们。但结果呢，上面盖了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印章。说是要有15个印章，还是20个？反正最后一个章总是盖不下来。那到底是个什么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是不结束？为什么一直拖着？
为什么要拆散家庭？为什么要拆散他们？他们没有犯罪，只是普通百姓，普通人。他们对中国没有任何危害，没有任何。是非常守法的人，非常老实的人。我姐夫以前在法律系统，是正直的人。结果现在我们，我们承受着巨大痛苦。
我父亲是哈兹肯，我姐姐叫巴合提古丽·扎比尔。虽然名字后缀不一样，但我们是一家人。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才遭受折磨。为了见孩子、孙子，他们申请了好几次。但那边总说弄错了，或者时间超了，找各种借口，就是不给签。哪怕只是想见一面，见一面都不行。
我们根据国际家庭团聚法，以及哈萨克斯坦驻华领事馆的确认，寄出了家庭团聚邀请函，过了一年多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与此同时，很多人正在死去。在我的老家，福海县，红旗村，有一个叫叶尔波拉特（Erbolat）的小伙子，就因为从哈萨克斯坦回去后登录了WhatsApp，就被定罪了。在巨大的压力下，今年4月15日，他自杀了，他自杀了。他是死于，死于中国的政治压力。
我们非常痛苦，也感到特别恐惧。看到姐姐身体这么差，她之前就有癌症。请放他们走。如果不放人，在放人之前，我们绝不停止抗争。为什么要扣留我们的人？其他人都在回来，难道法律不一样吗？为什么厚此薄彼？
为了这些家人，我向世界人权组织、向联合国、美国人权机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日本首相、德国总理，以及所有保护人类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组织，还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外交部，我向所有人发出，发出最诚恳的哀求和呼吁。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新疆集中营事件｜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SATYPALDY KULANDA (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files.catbox.moe/h9uq2a.mp4
https://pomf2.lain.la/f/29v8060.mp4
lbry://0f3affcn
https://archive.org/details/0f-3affcn
根据视频中展示的证件照片，主要涉及两份证件：
哈萨克斯坦身份证（左侧蓝绿色卡片）
姓名（ФАМИЛИЯ / АТЫ）: SATYPALDY KULANDA (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出生日期: 05.04.1984 (1984年4月5日)
出生地: 中国新疆 (ҚХР, ШЫҢЖАҢ)
民族: 哈萨克族 (ҚАЗАҚ)
有效期至: 01.10.2024
中国居民身份证（右侧大张打印纸/手持件）
姓名: 卡米努尔·沙特瓦勒德 (卡米努尔·沙特瓦力德)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日期: 1989年9月11日
住址: 新疆特克斯县喀拉托海乡叶西科勒克牧业村256-1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02719890911241X
视频中的哈萨克语证词完整中文翻译 ：
我是萨特巴尔德·库兰达。 我是2014年10月来到哈萨克斯坦的。 我今天来到这里递交申诉书的原因是： 住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托海乡的，我的亲弟弟卡米努尔·沙特瓦力德。 他是1989年9月11日出生的，是新疆的公民。 2018年3月8日到20日期间，当地社会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们。 在他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也就是说， 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就把他带到了叫作“政治学习班”的集中营关了起来。 他家里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处境非常凄惨。 我在这里申诉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给我的弟弟卡米努尔自由。 我本人现在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了。 我在这里最主要的愿望，是让萨特巴尔德·卡米努尔获得自由。 同时，由于他的公民权利被践踏， 也就是在没有罪名、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就把他带走送进政治学习班。 在那里待着，连个平安电话、问候的消息都没有，整整两年了。 我们一直处于断绝联系的状态。 因此，我要求让我的弟弟卡米努尔， 和他的家人团聚，尽快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真的，像这样非法地对待一个人。 还有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把他关进政治学习班。 甚至听说要把他判刑七年、八年。 这种对公民权利的践踏、这种折磨人的行为。 我再次要求让萨特巴尔德·卡米努尔获得自由。 我要求让他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除此之外，现在还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困扰的情况。 比如，让我们停止发声，或者让我们从阿塔珠尔特（组织）退出。 对于这种反对我申诉的情况，以及我父母和亲戚们都断了联系的现状。 作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我一定要让他重获自由。 我要夺回他原本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 在这之前，我绝对不会停止这份申诉。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新疆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diba Bolat-qyzy（阿迪芭·博拉特）
新疆集中营｜维吾尔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Adiba Bolat-qyzy（阿迪芭·博拉特）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files.catbox.moe/d5gbjv.mp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我叫阿迪芭·博拉特（Adiba Bolat-qyzy）。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生于 1990 年。
我这次申诉的原因是，我想寻找住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出生于 1978 年的小叔，也就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萨尔特·奥米尔扎克（Sarqyt Omirzaq-uly）。他在 2019 年 6 月 11 日被带走了，没有说明原因。据我所知，他目前正在接受审判。他被关在监狱里已经有 23 天了。据亲戚们说，如果开庭审判，他可能会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告诉我们，我的亲属为何被抓，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判这么多年的重刑。今天是 2019 年 7 月 3 日，我又联系了亲戚们，根据他们的消息，案件仍在审理中。他们说他将被判刑 10 年并送往监狱。
因此，我想寻找我远在那边的小叔萨尔特·奥米尔扎克，还有他的兄弟们，以及留在那里的我唯一的哥哥厄尔肯·博拉特（Erkin Bolat-uly）。我们一家人被迫分隔两地。
我请求中国政府展现仁慈和宽容，允许我的亲属们回到祖国哈萨克斯坦。我质问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哥哥和小叔，并要求尽快释放我的小叔。同时，我也请求联合国、各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我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还有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请帮助我，让我的家人能够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请求你们，也向你们大家寻求帮助。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姓名（ФАМИЛИЯ/АТЫ）：博拉特（БОЛАТ）· 阿迪芭（ӘДИБА）。
出生日期（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1990年12月9日。
个人识别码（ЖСН/ИИН）：901209402238。
出生地（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证件显示其原籍为中国新疆）。
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哈萨克族（ҚАЗАҚ）。
签发机关（ОРГАН ВЫДАЧИ）：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ІІМ）。
有效期限：2014年4月10日签发，2024年4月9日到期。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files.catbox.moe/d5gbjv.mp4
https://pomf2.lain.la/f/s3wwf7tj.mp4
https://archive.org/details/5010ecc-n
该证人的证词：
我叫阿迪芭·博拉特（Adiba Bolat-qyzy）。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生于 1990 年。
我这次申诉的原因是，我想寻找住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出生于 1978 年的小叔，也就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萨尔特·奥米尔扎克（Sarqyt Omirzaq-uly）。他在 2019 年 6 月 11 日被带走了，没有说明原因。据我所知，他目前正在接受审判。他被关在监狱里已经有 23 天了。据亲戚们说，如果开庭审判，他可能会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告诉我们，我的亲属为何被抓，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判这么多年的重刑。今天是 2019 年 7 月 3 日，我又联系了亲戚们，根据他们的消息，案件仍在审理中。他们说他将被判刑 10 年并送往监狱。
因此，我想寻找我远在那边的小叔萨尔特·奥米尔扎克，还有他的兄弟们，以及留在那里的我唯一的哥哥厄尔肯·博拉特（Erkin Bolat-uly）。我们一家人被迫分隔两地。
我请求中国政府展现仁慈和宽容，允许我的亲属们回到祖国哈萨克斯坦。我质问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哥哥和小叔，并要求尽快释放我的小叔。同时，我也请求联合国、各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我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还有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请帮助我，让我的家人能够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请求你们，也向你们大家寻求帮助。
视频截图中展示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正面与反面）：
姓名（ФАМИЛИЯ/АТЫ）：博拉特（БОЛАТ）· 阿迪芭（ӘДИБА）。
出生日期（ДАТА РОЖДЕНИЯ）：1990年12月9日。
个人识别码（ЖСН/ИИН）：901209402238。
出生地（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证件显示其原籍为中国新疆）。
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哈萨克族（ҚАЗАҚ）。
签发机关（ОРГАН ВЫДАЧИ）：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ІІМ）。
有效期限：2014年4月10日签发，2024年4月9日到期。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
新疆集中营｜维吾尔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证人证词数据库｜证人Nurtas Oneruly（努尔塔斯·俄涅尔乌勒）
视频备份地址：
https://files.catbox.moe/ybhzwe.mp4
https://pomf2.lain.la/f/bilsyoj0.mp4
lbry://cnatajurt-kazakh-human-rights
这段视频是 Nurtas Oneruly（努尔塔斯·俄涅尔乌勒） 为其在中国新疆被限制离境的父母和妹妹发声的证词。
一、 视频中身份证件信息翻译
图片展示了三张中国居民身份证（两正一反）和一张哈萨克斯坦证件。
1. 父亲的身份证（最上方）：
姓名： 俄涅尔·沙尔合子 (Oner Sarqyt)
性别： 男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60年11月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6011050015
2. 母亲的身份证（中间）：
姓名： 巴合提古丽·加吉尔 (Bakhtigul Zhagyr)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63年4月15日
住址： 新疆福海县福海镇建北二路东74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2623196304151922
3. 妹妹的身份证（下方）：
姓名： 娜孜依帕·俄涅尔 (Nazipa Oner)
性别： 女
民族： 哈萨克
出生： 1990年12月22日
住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新医路8号
公民身份号码： 654323199012220040
视频背景备注：
这段视频发布于 2019 年。视频中提到的 Atajurt 是由 Serikzhan Bilash 创立的组织，主要关注在中国大陆受压迫的哈萨克族人权益。
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英语：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在2017年初成立于哈萨克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境内针对哈萨克人权、新疆人权为主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下落不明的哈萨克人的家属对中国当局的控诉录制成视频，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并每周固定汇整最新证据，送到联合国驻哈萨克办事处、欧洲联盟驻哈萨克办事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驻哈萨克大使馆，至今已集结超过3万笔证词。 收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