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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列“两千年之争”的第一篇，探讨犹太人在流亡期间做了什么。

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有一幅犹太历史的图景，尽管他们从未主动选择过它。这幅图景大致是这样的：圣经时代的犹太人有着他们的国王和圣殿。然后罗马摧毁了一切，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成了一个分散且无助的民族，在国与国之间流浪，等待着并受苦受难，直到1948年终于结束了这场危机，再次给了他们一个家。

几乎每个人都吸收了那个故事的某个版本。它塑造了人们阅读新闻的方式，并迎合了一个特定的结论：那漫长的几个世纪只是一段空白的插曲，而现代国家的建立才最终将犹太人从中拯救出来。

这个故事只有一个问题。它是完全虚假的。

记录显示了什么

想想几个很少出现在大众叙事中的事实。

巴比伦（即现在的伊拉克）伟大的犹太学苑，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运作了一千多年。它们的领袖们回答了来自三大洲犹太社区提出的法律问题。当罗马帝国衰落时它们在运作，当伊斯兰教兴起时它们仍在运作，甚至在欧洲第一批大学尚未建立时，它们依然在运作。

就在那些被认为充满无助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创作了如今恪守教规的犹太人每天都会研究的著作：《塔木德》、那些伟大的注释、以及规范犹太人实践直至最微小细节的法律典籍。今晚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学习厅里翻开一页《塔木德》，你看到的是在远离耶路撒冷的巴比伦，由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学者们写下的文本。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犹太社区在整个已知世界中实行自治，没有军队，没有警察部队，也没有监狱，但他们的法律依然得到了遵守。开罗的商人和科隆的学者遵循着相同的《妥拉》法律体系，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中央政府来强制执行任何事情。

无论这算什么，它绝不是一种昏迷状态。它绝不是一个坐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民族。

从未改变的事物

你可能会想，那几个世纪的犹太教是否是某种新的、即兴发挥的原始版本，是在圣殿被烧毁后重建的宗教。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在深入探讨之前，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明确说明。

犹太教认为，在西奈山赐予的《妥拉》分为两部分，书面文本和解释它的口传教导，而且这两者是一起被赐予的。口传教导始终包含了犹太人将面临的每一种情况的法律，包括圣殿的丧失以及《圣经》本身警告将会到来的漫长流散。当圣殿矗立时，有关圣殿的法律就被执行。当圣殿倒塌时，那些特定的戒律就进入了休眠状态，等待圣殿的重建，而《妥拉》的其余部分则和以前一样准确无误地继续着。

祈祷是最清晰的例子之一。每日的祈祷对应着每日的祭品，而传统教导说，这种对应并不是在危机中发明的一种替代品；它是由《妥拉》本身为无法献祭的情况所提供的安排。圣殿被毁后几代人的圣人们并没有为新情况设计一种新宗教。他们应用了他们所接受的宗教，而这种宗教一直都预料到了这些情况。同样的安息日，同样的节期，同样的关于家庭、食物和商业诚信的法律，同样的《妥拉》，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巴比伦或波兰。

这种连续性正是本系列剩余部分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原因。一个在不断更迭的帝国中承载着未变遗产的民族，是可以跨越几个世纪被追踪的，其记录也是可以被查证的。

流亡实际上是什么

如果这两千年既不是意外，也不是紧急情况，那它们是什么呢？

在犹太人的理解中，流亡是一项法令。《圣经》直接陈述了条件：这片土地是附带条件赐予的，当条件被破坏时，人民将被带离那里。只要人们还记得，犹太人自己就曾在每次节日的祈祷中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被从我们的土地上流放。

这种信念带来了一个大多数外部观察者从未考虑过的后果。如果上帝降下了流亡，那么流亡就有一个目的，而正确地生活在流亡中本身就是一项任务。不是在等待现实生活恢复的同时“忍受它”。而是去生活。任务是在他们降落的任何地方遵守《妥拉》，建立社区和学校，抚养在他们之后会继续遵守它的孩子，并等待上帝按照他开始流亡的方式结束流亡。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上面提到的成就就不再令人惊讶了。一个相信自己有工作要做的民族，只是继续着他们的工作。

本系列为什么存在

本出版物花了很长时间论证：诞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锡安主义，不是犹太教。那个论点总是缺失了一半。说明犹太教不是什么是一回事。而向读者展示它是什么，以及它的人民在这两千年中实际做了什么，则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本系列的目的。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跟随犹太人走过那些世纪：在耶路撒冷燃烧时做出的选择、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运作的法律体系、在巴比伦、西班牙和波兰的黄金时代、整个时期都生活在圣地却从未建立过国家的社区，以及解释了一个每天三次祈祷回归的民族为何拒绝用武力夺取它的神学。

在接近尾声时，我们还将看看这段历史是如何被遗忘的，以及谁觉得遗忘它是有用的。

但第一步仅仅是放下这种假设。流亡中的犹太人并没有在等待被拯救。他们是世界上见过的最成功的无国籍文明，而他们是用书本建立起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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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建立了一种模式：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将犹太教抛在脑后，并在其位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民族本身，神秘地与其土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一种新的宗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神。它需要一种新的信徒。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坦率地表示，现有的犹太人，那个被三千年托拉（Torah）塑造的犹太人，是不合格的。他必须被改造。

改造他的蓝图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源头：一位德国哲学家，他鄙视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拿锤子的哲学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900年去世，就在犹太复国主义将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在震撼欧洲。他宣布，上帝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整个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遗产。尼采认为，那些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的系统。一种是“奴隶道德”，它推崇谦卑、仁慈和善良——这是弱者的价值观，被宗教封为神圣以安慰自己。另一种是“主人道德”，它推崇力量、骄傲和高贵——这是意志坚强者的价值观，他们夺取生活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等待死后的奖赏。

尼采呼吁对价值进行“重估”：蓄意推翻旧的道德秩序，代之以新的道德秩序。他将执行这种推翻的人类理想命名为Übermensch（超人）——一个不受传统道德束缚，强大到足以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价值观的形象。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一个其全部目的就是摆脱他们继承的宗教的运动，尼采的哲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指导手册。

接受

这里的文字记录异常丰富，因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悄悄地吸收了尼采。他们赞颂了他。

早在1894年——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三年——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就发表了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介绍尼采的超人理论，将Übermensch翻译为Adam Elyon（阿达姆·伊里昂/至高的人），并将其作为新希伯来人的典范。大卫·弗里什曼（David Frishman）将关于Übermensch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翻译成了希伯来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其翻译成了波兰语。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一封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中热情地推荐了尼采的作品。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称他为巨人。

作家米哈·约瑟夫·贝尔迪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直接宣布自己是尼采主义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我只知道力量，力量，力量！”他呼吁犹太民族“动摇他们遗产的根基，创造新的价值观”——这是直接将尼采的价值重估应用于犹太教——并争辩说现在是时候将“犹太人置于犹太教之前”了。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鲁文·布赖宁（Reuven Breinin）承诺，多亏了这场运动，后代将不再“渺小、软弱、挨打和病态”，而是将成为“巨人的世代……‘超人’的世代。”诗人雅各布·科恩（Yaakov Cohen）在1912年完成了这幅图景：“新希伯来人将是新人类……他将骄傲挺拔地行走，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后充满敌意的重建。主流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学史家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是尼采的影响，使该运动与犹太历史的决裂变得激进；史蒂文·阿施海姆（Steven Aschheim）写道，古典犹太复国主义征募尼采，恰恰是为了阐明其与过去破裂的关系，并推动其自我创造的“希伯来新人类”的理想。

被抹去的是什么

要理解新希伯来人是用来干什么的，了解他是被设计来取代什么是有帮助的。

塔木德（Talmud）用三个性格特征来定义犹太民族：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谦逊的、他们会做善事。这种自我定义保持了数千年（对于忠诚的托拉犹太人来说，现在依然如此）。传统的犹太英雄从来不是战士；他是学者——俯身在一页塔木德上的苍白学生，代表着耐心、克制和慈善。犹太社区在学识和虔诚中衡量伟大，并将对身体统治力的狂热崇拜视为属于其他国家，属于一个更古老、更残酷的世界。

现在将那幅画像与尼采的类别并列。仁慈、谦逊、善良——整个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一项一项地落入尼采标记为“奴隶道德”的专栏中。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所接受的诊断。他们说，老犹太人软弱、苍白、书生气十足、被动，他的温和不是美德，而是一种流亡的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建立他的对立面：骄傲而不是谦卑，坚硬而不是仁慈，追求物质而不是追求精神，一个土地和肌肉的人而不是一个书本的人。贝尔迪切夫斯基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概括了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有一段时间需要靠剑、靠力量和拳头、靠存在的活力来生活。”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颠倒计划。新希伯来人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老犹太人。他是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地被设计出来的，作为老犹太人的摄影底片——而工程师们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在现在很重要

新希伯来人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它的产品现在每个人都很熟悉：坚韧、晒得黝黑、世俗的以色列人——士兵、农民、创业公司创始人——在一百部电影和新闻特写中被颂扬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观察者有时会注意到这个形象与传统犹太教的谦卑和仁慈理想之间的距离，并得出结论：一种宗教一定背叛了它自己的价值观。

历史记录指向了不同的结论。没有背叛，因为没有可以背叛的连续性。以色列的国民性格是被那些崇拜一位因宣称上帝已死而闻名的哲学家的男人们，在与犹太教性格的对立中制造出来的。当这两个性格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时，那不是因为犹太人是伪君子。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背弃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人民。

这意味着等式再次反转。国家的形象告诉你关于尼采的事情，关于欧洲对力量和国家的观念，关于一次蓄意的文化工程行为。它没有告诉你关于犹太教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告诉你关于数百万依然靠着那幅旧画像——仁慈、谦逊和善良——生活，且从未参与这场实验的犹太人的任何事情。

本系列下一篇：农业是如何变成圣礼的——社会主义拓荒者、基布兹以及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奇怪宗教。

贝尔迪切夫斯基、布赖宁、科恩和其他人的引文摘自大卫·奥哈纳（David Ohana）的《耶路撒冷的查拉图斯特拉：尼采与“新希伯来人”》及相关学术著作，包括梅纳赫姆·布林克尔关于尼采对希伯来文学影响的著作，以及史蒂文·阿施海姆的《德国的尼采遗产》。*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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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之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探讨犹太人在流亡期间做了什么。第一部分。

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包围。罗马军队围困了这座城市，围城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而城墙内的局势比城外还要糟糕。武装的犹太叛军派系控制了这座城市，他们在做出了一个被《塔木德》悲痛记录的决定：烧毁了存放耶路撒冷食物供应的仓库。他们的理由是，饥饿会迫使民众去战斗而不是谈判。然而，民众却因此挨饿。

耶路撒冷的圣人们曾反对这场战争。他们曾激烈反对叛乱，而现在他们被困在一座由发动战争的人统治的城市里，眼睁睁地看着末日的逼近。

他们中有一个人接下来所做的事，塑造了随后的两千年。

出城门

拉班·尤哈南·本·扎卡伊（Rabban Yochanan ben Zakkai）是那个世代的首领圣人。他明白这座城市将会沦陷，圣殿将会被毁，除此以外他还明白一件事：叛军不会允许任何人离开。因此，他装死并被装在一口棺材里抬出了耶路撒冷。

在城墙外，他被带到罗马将军维斯帕先（Vespasian）面前，这位将军很快就会成为皇帝。维斯帕先以一种征服者感到慷慨的方式，提出可以满足他的一个请求。

想想一个处在他位置上的领导人可能会要求什么。赦免这座城市。赦免圣殿。赦免祭司、国库、他人民的首都。拉班·尤哈南没有要求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样。

他请求得到亚夫内（Yavneh）及其圣人们：一个沿海的小镇，并允许学者们继续在那里教学。

《塔木德》就事论事地记录了这一请求，但犹太传统从那时起就将其视为历史上最具重大影响的决定之一。他没有要求一座堡垒。他要求建立一所学校。

他实际上在拯救什么

现代读者很容易将此解释为一个巧妙的转变，一个领导人认识到旧宗教已经完结，并抢救可以重新利用的东西。这种解读是错误的，正确理解它正是本文的重点。

正如前一篇文章所解释的，《妥拉》在西奈山以两部分被赐予，书面部分和口传部分，而口传的教导已经包含了犹太人应对《圣经》本身预言的流亡所需的一切。拉班·尤哈南并没有发明一个便携式的犹太教来取代以圣殿为基础的犹太教。他是在保护犹太人已经完整拥有的《妥拉》传承，包括其针对没有圣殿的时代的所有指示。

这种传承是犹太教一直以来最谨慎守护的东西。该传统通过追溯传承链条来开启其被最广泛研究的伦理著作：《妥拉》在西奈山被接收并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长老，长老传给先知，并世世代代传递下去，每一个环节都接收并交付相同的遗产。存在于耶路撒冷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是承载并教授那份遗产的活生生的学者链条。

建筑可以被重建，而犹太信仰认为，总有一天圣殿会被重建。传承链条的断裂则是一种不同性质的损失。拉班·尤哈南向维斯帕先要求的是唯一无法被替代的东西，而以城墙和黄金来衡量重要性的罗马人，却认为他们赐予了他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

亚夫内做了什么

学者们聚集在亚夫内，犹太法律最高法院迁往那里并继续其工作。一些依赖于圣殿的戒律进入了休眠状态，等待圣殿的恢复。其他一切都在继续：同样的安息日，同样的节期，同样的关于纯洁、家庭和商业的法律，其教授和应用方式与在耶路撒冷时完全相同。

犹太教没有经过修订，没有召开投票决定现代化的理事会，也没有新的经文。亚夫内的圣人们以圣人们一直以来的方式做出裁决，将接受的法律应用于他们面前的局势，使用《妥拉》本身赋予的确切用于该目的的权力。他们的工作是在不同条件下的延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犹太人可以打开在那一时期撰写的书页，并立刻认出那是他自己的宗教。

而且这项工作传播开来。因为被保存下来的是一条教导的链条而不是一个地点，它可以被带到犹太人被派往的任何地方。几个世纪内，同样的《妥拉》在巴比伦被教授，然后在北非，接着在西班牙、莱茵兰和波兰。下一篇文章将跟随它去往那里。

两种理论的检验

退后一步，看看这个故事中包含的对罗马的两种回应，因为它们共同解释了本出版物所写内容的很大一部分。

叛军认为，犹太人的生存是一个武力问题。他们有策略，有武器，也有足够的信念烧毁自己城市的食物供应以防止投降。几年之内，他们的策略导致了圣殿被毁、城市成为废墟，以及巨大的生命损失。《塔木德》自己对这场灾难的描述，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罗马的力量，而是归咎于犹太人内部的仇恨和分裂，这使得战争成为可能。

圣人们认为，犹太人的生存是一个《妥拉》的问题，而流亡作为上帝的法令，将在上帝结束它时结束。他们的策略是在一个沿海小镇建立一所学校。

两千年后，结果毫无疑问。赢得那场战争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它的语言只在教室里存活，它的城市成了一个旅游胜地。那个沿海小镇里的学校仍在运作，在耶路撒冷和布内布拉克，在莱克伍德、伦敦和安特卫普，向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后代教授着同样的文本。

山上的狐狸

来自同一世代的另一个场景应该放在这里，因为它展示了圣人们自己是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

圣殿被毁几年后，他们中的一群人走过圣殿山的废墟，看到一只狐狸从至圣所曾经矗立的地方走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哭了。但阿基瓦拉比（Rabbi Akiva）却笑了。当他们问他怎么笑得出来时，他解释说：先知们既预言了毁灭也预言了重建。看到第一个预言如此精确地应验，让他确信第二个预言也会同样精确地应验。

那不是一个在灾难后随机应变的人的推理。那是一个已经知道书上说了什么、看着故事如预料般展开，并带着完好无损的信心安顿下来漫长等待的人的推理。

因此，流亡时代开始了。犹太人在其间建立的东西，是本系列剩余部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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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指南。

本周，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总会建议接触《开罗宣言II》（Kairos II），这是一份由巴勒斯坦基督徒制作的文件，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指控。英国首席拉比（Chief Rabbi）伊弗雷姆·米尔维斯爵士（Sir Ephraim Mirvis）用异常强烈的措辞谴责了这一决定——他的原话是“可耻的”——称该文件是虚假的、极端的、是和平的障碍，并以这样的裁决作为结语：“对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天。”

本文不对该报告本身采取任何立场。它的主张留给历史学家、法学家和读者自己的良知去衡量。这里的主题是一些更安静、并且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事情：埋藏在最后一句话里的那个前提。

那个前提就是——一个基督教团体对一个国家行为的裁决构成了对犹太民族的裁决，因此审查前者就危及了与后者的友谊。只有当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在实际层面上是一个单一实体时，这种哀叹才有意义：批评国家，就是伤害人民；与政府保持距离，你也就与你的犹太邻居保持了距离。

本系列的读者会认出那个等式。它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主张——犹太民族是像其他国家一样的一个民族，国家是该民族的真正表达，因此国家代表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前面的文章追溯了这个想法的来源：不是来自犹太教，其主要权威人士反对它，而是来自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被那些他们自己承认不相信犹太教上帝的创始人们所采纳。在目前这个时刻，令人震惊的是看到这个等式不是由世俗政治家，而是由一位正统派（Orthodox）首席拉比断言的——并以友谊为条件，将目标对准了基督徒。

这个职位曾经说过什么

这里有一种值得停下来思考的历史讽刺。拉比米尔维斯担任的这个职位并非总是这样说话的。赫尔曼·阿德勒（Hermann Adler），在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恰逢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那些年里担任首席拉比，他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并认为它违背了犹太教导。他并非是个例。在整个欧洲，压倒性多数的拉比权威——从德国的改革派（Reform）领导层到东欧伟大的正统派圣贤——都拒绝了赫茨尔的计划，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其中正统派最为坚决。在1898年，一个英国基督徒可以向当时的首席拉比询问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并被明确告知它并不代表犹太教。

一个又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同一个职位通知英国基督徒，他们与犹太社区的关系取决于他们对该运动所建立的国家采取的姿态。在这两个立场之间并没有什么新的启示，托拉（Torah）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政治——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取得的非凡成功，在世人的眼中并最终在许多犹太机构中，将自己确立为犹太民族的声音。

友谊真正建立在什么之上

想想在1948年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是由什么组成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是邻居、商人、医生和病人，是同一个国王的臣民。这段关系有其黑暗的篇章，而它在现代的修复是真实且珍贵的。但在那段漫长历史的任何时刻，一个犹太家庭和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之间的友谊，都不取决于任何人对一个政府的看法——因为照片里根本没有政府。基督徒欠犹太人的，以及犹太人希望从基督徒那里得到的，是邻居之间相互亏欠的东西：诚实、公平与和平。

那种最初的理解仍然存在，传统的犹太社区仍然靠它生活。他们与周围基督徒的关系建立在共享的社区和共同的体面上，并没有关于外交政策的条款。一个基督徒如果得出结论，无论正确与否，认为一个国家做出了可怕的行为，他根本没有触及那种关系——除非有人教导双方他已经这么做了。

而这正是首席拉比框架中令人不安的真相：教导人们他已经这么做了是一条更危险的道路，包括对犹太人而言。如果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友谊被拴在一个国家的地位上，那么只要这个国家的地位下降，这段友谊就必然会下降。每一场战争、每一桩丑闻、每一项暴行指控——无论是否成立——都会成为一种溶解剂，施加在去教堂的人和他们的犹太邻居之间的纽带上。英国犹太人已经生活在这种逻辑最丑陋形式的后果中：犹太教堂遭到袭击，学童因为加沙发生的事情受到骚扰，而这些事情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也无法控制。治愈那种疯狂的正确方法是大声、永久地打破这个等式。一个将这个等式视为有效的公开哀叹——告诉基督徒他们对以色列的看法就是他们对犹太人的看法——并没有打破它。可悲的是，它肯定了它。

关于报告作者的一句话

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开罗宣言II》是由巴勒斯坦基督徒撰写的。总会回答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英国国教是否可以倾听其他基督徒描述他们自己的境况。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该文件的主张，关于听取这些主张就构成对犹太民族冒犯的暗示，都应该让任何关心这两个社区的人感到不安。除非国家的行为就是犹太人的行为，否则犹太人就不会被卷入报告所描述的事情中——而这，正如本系列一直努力表明的那样，正是犹太教从未教导过的、并被历代托拉权威坚决拒绝的主张。

总会已经做出了它的建议，而本文也不打算就该报告告诉它任何事情。但在问题背后的问题上，历史记录允许一个明确的答案。基督徒与犹太民族的友谊早于以色列国的存在很久，它不欠以色列国任何东西，并且它受到的威胁不是对一个政府的审查，而是认为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是一体的虚假教义。那个教义仅仅在一个世纪前才到来，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来自西奈山（Sinai）——而保护这种友谊和保护犹太人的最可靠方法，就是拒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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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主题指南。

伦敦地铁上流传着一张照片：大都会线（Metropolitan line）通勤者头顶上方的一块广告牌上写着“拆除犹太复国主义战争机器”，并附有参加直接行动培训的邀请。一个被广泛分享的反应称，这是其作者见过的最接近20世纪30年代宣传的东西。

在这个小场景中有两个人在说话——印制海报的活动家和拍下照片的乘客——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存在分歧。其实不然。在争论的表面之下，他们共享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正是问题所在。他们俩都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命名的是同一个东西。活动家接受了这个等式并将其作为目标；乘客接受了它，并在一个关于国家的口号中听到了针对他人民的威胁。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等式本身是有历史的，它从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备受争议，而反驳它的传统——托拉犹太教（Torah Judaism）——仍然存在，而且不方便地位于他们两者的框架之外。

恐惧并非虚构

从诚实要求的地方开始：从乘客开始。一个英国犹太人在他早晨通勤时抬头看到“拆除”这个词，并不是在歇斯底里。在过去的几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反复被用作某种更古老东西的伪装——被钉在不统治任何国家的犹太教堂上，被钉在不指挥任何军队的犹太食品杂货商上，被钉在从未在以色列选举中投过票的学童身上。当一个命名政治意识形态的词语因为人们的身份而不是他们的信仰被应用在人们身上时，这个词就已经停止了做政治工作，而是开始以化名做反犹主义的工作。任何试图挥手打发这件事的人都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海报的受众无法可靠地区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那么无论设计者意图如何，这张海报的作用就是对犹太人的威胁。在今天的英国，这种可靠性是不存在的。这种恐惧是理性的。

诊断仍然是错误的

但理性的恐惧可能会依附于错误的诊断，而“这又是20世纪30年代”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比较假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对犹太人的敌意——这两者一直是一回事，因此攻击这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攻击这个民族。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说得非常坚决。当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出现时，对它最持久的反对来自犹太人——首先是欧洲的拉比（rabbinic）领导层，他们在这种新的民族主义中看到了对犹太宗教本身的背叛。本系列前面的文章用创始人自己的话记录了这一判断：不相信托拉中的上帝的人，用欧洲材料建立了一种民族认同，有意识地与传统的犹太人对立。作为拉比反对派的后代，这些社区今天仍然生活在伦敦。

反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不可能就是反犹主义，因为在国家存在之前，忠于犹太教的犹太人就已经持这种立场。什么是反犹主义——什么经常是反犹主义——是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作一张许可条，一种用新外衣说出旧事物的方式。这种区分不是技术性的细节；它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而且它必须在两个方向上都得到执行，否则它就毫无价值。

最丑陋的证人证实了什么

这里有一段历史值得了解，正是因为它出自谁的笔下。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希特勒描述了他在维也纳的早年岁月，以及他日益坚定的信念：犹太人不是信仰不同宗教的德国人，而是一个外国民族。然后他记录下，在这个问题上他仅存的犹豫不决被一件事解决了，而且是所有事情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由犹太人发起的运动，用他的话来说，其目的是“维护犹太教的民族特性”。

必须仔细阅读这段话，因为很容易从中得出错误的教训。希特勒并没有从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学到种族反犹主义；那种意识形态完全是欧洲人为了欧洲的原因建立的，早于赫茨尔（Herzl）写下任何一行字几十年，而且它的作者不需要犹太人的帮助。这段话所表明的是一些更狭隘的东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地铁海报上的等式来说更具毁灭性：历史上最残忍的反犹主义者看着犹太民族主义，并承认在核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他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德国人；而在这里，一个犹太运动宣称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并应该停止尝试成为德国人。两个敌人，一个前提。在他们两人的叙述中都缺席的那一方，与在海报和推文中缺席的那一方是同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坚持自己是一个信仰的成员，受圣约（covenant）约束，并且是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的忠诚臣民。反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要求那个犹太人不存在。然而他无论如何都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

打破它，而不是在其中选边站

这就把争论带回到了那节火车车厢。希望他的口号是政治性而不是种族性的活动家，只有一条诚实的道路：无情地维持这种区分——把每一个词都瞄准一个国家和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把任何让它滑向犹太教堂或学童的同志视为已经跨入了最古老的仇恨，因为他确实这么做了。

为自己社区担心的乘客，从另一边也有着同样的道路：停止认证这个等式。宣布反犹太复国主义口号是20世纪30年代的宣传，是在告诉英国的每一个反犹主义者，犹太人自己也证实了这两个词意味着同一件事——因此，未来对国家的每一次攻击，都会带着社区自己的认可，落在这个社区身上。

这个等式就是武器。在它成为任何人的旗帜之前，它就是反犹主义者的武器，而每一个重复它的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无论带着什么意图——都在磨快它。古老传统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它，而他们的后代乘坐着同样的火车，要求的不过是成为犹太人一直以来的样子：一个契约的民族，而不是一场关于他们从未接受的国家的战争中的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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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指南。

每个人都看过那些照片，即使他们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穿着工作服的年轻拓荒者，晒得黝黑，面带微笑，正在排干沼泽并种植橘子林。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集体农庄）——在这个公社农场里，一切都是共享的，每个人都在耕种土地。沙漠被改造成了绿洲。这是以色列建国的传奇，而且它通常被当作一个宗教故事来讲：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回到了其应许之地。

照片中的那些人如果听到这种描述，肯定会嘲笑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完全不想与犹太教扯上任何关系。许多人甚至鄙视它。然而，他们怀着一种从任何角度看都完全像是信仰的奉献精神在工作。那是因为这确实是信仰——只不过不是犹太教的信仰。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宗教，而它的仪式就是耕地、种植和建造。历史学家甚至从该运动自己的哲学家那里借用了一个名字来称呼它：劳动的宗教。

拓荒者到底是谁

首先，让我们看一些很少被提及的数据。在1900年代初期俄罗斯发生大屠杀和动荡之后，超过一百五十万犹太人逃离了东欧。他们几乎全部向西走，大多数人去了美国。只有大约三万五千人去了巴勒斯坦——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在几年内就放弃并离开了。

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核心成员成为了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年轻，极度世俗化，并沉浸在俄罗斯的革命政治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工人”的崇拜。大卫·格林（David Green），后来改名为本-古里安（Ben-Gurion），就是从这个世界走出来的。建立基布兹运动的大多数男女也是如此。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作为回到上帝土地的朝圣者，而是作为革命者，寻找一个地方来建立他们的俄罗斯老师们梦想中的新社会。

但革命者需要一些可以相信的东西，而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信仰抛在脑后了。

听听他们的话语

拓荒者的哲学家是一个名叫A. D. 戈登（A. D. Gordon）的人，他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曾教导说，是国家“创造了人”。戈登给了定居者他们的信条，而且他毫不掩饰那是什么样的信条。当有人问他，既然阿拉伯工人收费更低，为什么犹太农场还要雇佣犹太工人时，他没有用经济学来回答。他指向了宗教作为回答——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会为了省钱而破坏安息日（Sabbath）吗？当然不会，因为宗教规定了超越便利的义务。戈登说，国家事业值得同样程度的奉献。

读读该运动是如何谈论自己的，这种模式随处可见。戈登的追随者宣称：“我们所有人都将自己指向同一个神。我们所有人都渴望劳动和劳动的生活。”该运动的一份文本说得更远：“土地，只有土地，才是希伯来灵魂的至圣所。”至圣所（holy of holies）是耶路撒冷古代圣殿中最深处的房间，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地方——而在这里，它被重新分配给了泥土。

外部观察者注意到了这一点。1915年，一位名叫摩西·卡尔瓦里（Moshe Calvary）的作家看着拓荒者们牺牲和自我克制的生活，直白地问道：“难道这不是一种宗教吗？”学者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说，拓荒者们投入工作“充满虔诚和敬畏，就像古时的犹太人对待托拉（Torah，律法书）和祈祷一样。”1924年，在希伯来大学的盛大开学典礼上，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希伯来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赞扬了年轻的拓荒者，因为他们将粗糙的体力劳动提升“到了无上神圣的水平，到了宗教的地位。”

比亚利克是把它当作赞美来说的。他是在公开庆祝，在他们运动最自豪的时刻之一，庆祝农业取代了上帝这一事实。

修复犹太人

拓荒者们把劳动神圣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种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几乎一字不差地接受了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描绘——“寄生虫”、中间人、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小贩。欧洲的仇犹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画这种讽刺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这种看法，并设计了他们的运动来治愈它。戈登写道，犹太民族“被切断了与自然的联系，被困在城墙内两千年”，他们缺乏“劳动的习惯”，只有耕种土壤才能使他们“再次恢复正常”。

正常。这是一个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著作中不断出现的词，它总是意味着同一件事：像其他国家一样。传统的犹太人——学者、商人、读书人——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畸形。如果这种判断听起来很耳熟，那是应该的。这就是上一篇文章中描述的同样的颠倒计划，只不过他们穿上了工作服而不是引用尼采（Nietzsche）。

关于工作，犹太教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犹太教中，工作绝不是这些意思，而且这种区别很容易说清楚。犹太传统尊重劳动——塔木德（Talmud）中的圣贤包括铁匠和樵夫，而养家糊口是一种责任。但工作是受人尊重的，而不是神圣的。神圣性属于上帝，而田地只是一块田地。一个犹太人种植是为了能够生活，而生活是为了服侍他的造物主；当种植本身成为“虔诚和敬畏”的对象那一刻，事情就大错特错了——崇拜的结构还在，但上帝已经被替换了。那一代的拉比们（rabbis）实时看着这一切发生，并用他们的传统一贯的称呼来称呼这些事情——偶像崇拜。

传奇与标签

因此，下一次当以色列的建立被当作宗教上的归乡——一种古老的信仰在它的土地上恢复——来讲时，值得记住那些真正完成建国的人到底相信什么。他们的奉献是真实的，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而他们的宗教是劳动、土地和国家。它是被那些已经背离犹太教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的人建立的。这个传奇借用了犹太教堂（synagogue）的词汇，但拓荒者自己会是第一个告诉你的人：基布兹的信仰不是托拉的信仰，而且它也从未想过要成为。

本系列下一篇：最奇怪的借用——把《圣经》作为土地契约的想法是如何进入犹太复国主义的，它不是来自犹太教堂，而是来自教会。

戈登、克劳斯纳、卡尔瓦里和比亚利克的引文摘自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文献历史，包括《以色列的公民宗教》和什穆埃尔·阿尔莫格（Shmuel Almog）的《犹太复国主义与宗教》。*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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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之五。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归入“犹太教”的信念：上帝将圣地作为民族财产赐给了犹太人——无条件的、永久的、拥有契约和所有权——而现代以色列国就是对这一遗产的合法认领。

问问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显而易见的答案似乎应该是犹太会堂。

实际的答案是教会。

在本系列追溯的所有借用材料中——德国民族主义、尼采（Nietzsche）、俄罗斯社会主义——这一个可能是最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是所有人都认为是犹太教的唯一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事实并非如此。而犹太教对这片土地的教导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其主张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什么细微的神学问题。它是整个争议的焦点。

犹太教对这片土地的教导

从传统本身说起。在犹太教中，以色列的土地非常重要——任何诚实的记述都不能将其淡化。两千年来，犹太人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祈祷，对这片土地的渴望贯穿了整个礼拜仪式。但是听听那些祈祷文实际上说了什么，因为那并不是现代口号所说的内容。

在传统的框架中，这片土地并不是像意大利属于意大利人那样的一个民族家园。它更接近于一座宫殿——上帝的同在栖息的地方，它被赐给犹太人是有一个目的的：在其中过一种神圣的生活。而且这份礼物是附带条件的。《托拉》一再警告说，这片土地容不下任何违反其条件的行为，而且打破契约的民族将无法留在那里。

当流亡到来时，犹太传统并没有把它当成是罗马人犯下的房地产犯罪。它是把它当成一种审判来对待的。节日祈祷文中用五个希伯来语单词这么说，几个世纪以来，每个遵守教规的犹太人都在背诵这句话：“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被从我们的土地上流放。”

这句话承载了完整的神学。流亡来自上帝，回归也是。土地并不是像钱包一样弄丢了，主人只要一变得足够强大就可以随时去要回来；它是被上帝收回的，我们的传统认为，它将由上帝在祂的时间里，在一个被救赎的世界中归还——而不是被一场人类的运动提前夺取，当然更不是被那些否认整个安排所依赖的契约的人所夺取。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拉比巨匠们从第一天起就反对赫茨尔（Herzl）。他们的反对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那么爱这片土地。而是因为他们理解了其中的条件。

另一种解读

现在来说说所有人都认可的版本——将土地视为永久的民族所有权。这种解读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新教基督教。

从十七世纪开始，英国以及后来美国的一些新教运动发展出了一种历史学家称之为复原主义（Restorationism）的教义：相信《圣经》许诺将圣地作为永久的民族财产赐给犹太人，并且他们肉身上回归圣地是上帝末日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解读仅仅基于《圣经》的字面意思，而没有犹太教一直用来解释其自己经文的口传传统（Oral Tradition）——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它得出了一份无条件的契约，而犹太教看到的却是一份有条件的契约。

到了十九世纪，福音派复原主义者正在积极奔走，争取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而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治计划。1891年，一位名叫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美国福音派人士组织了一场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那是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前六年。在赫茨尔写下一个字之前，犹太建国作为圣经宿命的观念就已经在基督教圈子里流传开来了。

带着《圣经》的无神论者

接着犹太复国主义者来了——在这里，故事变得奇怪了。正如本系列文章根据他们自己的声明所记录的那样，这些创始人们并不相信《圣经》是启示。然而，他们需要基督教的解读能够提供的两样东西：一个听起来古老而神圣的土地所有权主张，以及基督教世界（尤其是新教的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于是他们就采纳了它。在他们手中，《圣经》不再是上帝的话语，而成了国家的宪章——可以被那些拒绝其作者的人拿来引用其关于领土的承诺。

没有人比本-古里安更公开地体现了这一举动，他向世界直言不讳地说，他无法向经文中的上帝祈祷，也不相信祂——然而，当被问及如何为犹太人对这片土地的主权辩护时，他指着同一部经文宣称：“这就是我们的委任状。”

一个来自他所否认的上帝的承诺，按照他自己的宗教从未有过的解释来解读，被当作了一张地契来使用。看着这一切的传统犹太人只能感到惊叹。

至少，基督徒们相信他们所引用的那本书。

为什么这很重要

对于有基督教背景的读者来说，这段历史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圣经》说这片土地属于犹太人”而支持以色列国，这是一个有真实渊源的立场——但这个渊源是新教的，而不是犹太教的。它是复原主义的教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将其作为基督教信仰来持有。但这种立场无法诚实地宣称是与犹太教站在一起，因为犹太教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教导——有条件的、契约的、等待上帝而不是先于上帝——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最致力于《托拉》的社区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时是这么说的，现在仍然是这么说的。

其实际结论与本系列每篇文章殊途同归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这个国家的圣经品牌包装，也就仅仅是包装而已。它是被世俗之人因为它的用处而挑选出来的，借用的是基督教对一本犹太书籍的解读。用它来评判犹太人，或者假设犹太教信仰支持着以其名义提出的每一项主张，都是错把标签当成了内容。那本书最古老的主人们有不同的读法，而且一直如此。

本系列接下来：刀剑——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欧洲最不尚武而闻名的民族，是如何被蓄意教导去崇拜军队的，以及教导他们的人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的。

有关复原主义和布莱克斯通纪念馆的历史背景摘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标准历史；本-古里安的陈述出现在他的《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完整的引用可应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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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之六。

让世界上的任何人说出关于以色列的一件事，很有可能答案会涉及军队。士兵是这个国家的标志——出现在它的海报上，在它的电影里，在它的国家故事的中心。而这个故事通常带着一个假定的血统：这就是重生的古代犹太武士，从马加比（Maccabee）到现代突击队，一条从未中断的尚武血脉。

但这条血脉并非从未中断。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条血脉。大约两千年来，犹太人在整个欧洲以相反的特质而闻名——一个由学者、商人和读书人组成的民族，他们如此一贯地不尚武，以至于他们的敌人都把这当成一种诽谤的借口。这种性格并非偶然。

但改变这种性格是一个齐心协力的项目，由特定的人带着特定的导师来运作，而本文就是要讲讲他们是谁。

传统实际教导了什么

传统的犹太人对武士的看法并非中立的。那是谴责——而且这种谴责很古老，早在犹太复国主义存在之前就被记录下来了，因此不可能作为反以色列的政治而被否定。

参孙·拉斐尔·赫希（Samson Raphael Hirsch）拉比，这位死于1888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前九年）的伟大的德国拉比，解释了《托拉》中关于抹除对亚玛力人（Amalek，圣经中邪恶的原型）的记忆的命令，认为这是一场反对美化暴力本身的战争。赫希写道，威胁人类未来的不仅仅是古老的亚玛力部落，而是对“刀剑英雄”的尊崇——因为只要人类崇拜它的征服者，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新的征服者。在他的解读中，通过武力寻求名望是上帝对世界所有期望的敌人。埋头苦读的学者并不是犹太教未能培养出武士的表现。他是犹太教对武士的回应。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接受的遗产。用该运动自己的话来说，这也是它打算要摧毁的东西。

血与火

这种反转开始得很早。1903年，诗人雅各布·卡汉（Yaakov Cahan）发表了一首赞美古代犹太叛乱者的赞美诗，它为该运动提供了一句最持久的口号：“犹大在血与火中倒下；犹大必在血与火中崛起。”犹太人的温和被重新塑造成了耻辱——懦弱、软弱、一个破碎民族的标志——而对温顺的犹太人的嘲笑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写作的一个标准特征，呼应着，有时甚至是逐字逐句地呼应着反犹太主义者一直以来说的话。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向这场运动展示了现代军国主义的样子。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暴力被重新塑造成高尚和有再生能力的；而在意大利，一种名为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上台了，它把军事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崇拜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的仰慕者中，非常公开地包括了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一位创始人。

雅博廷斯基

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他的运动演变成了今天的利库德集团（Likud），也就是在过去五十年里大部分时间统治以色列的政党——认为军队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理想。他教导说，军事教育包含着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传授的崇高价值观。他为犹太青年宣布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年轻人们，学射击吧！”当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学生团体提议取消其仪式性的服饰时，他告诉他们，一切都可以不要，除了刀剑，因为——用他的话说——“《托拉》和刀剑都是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当然，在犹太教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他是在为这种新信仰发明经文。

他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Betar）吸收了那个时代法西斯主义的风格，而这里的记录让人很不舒服，以至于该运动自己的对手都大声地说了出来。在意大利的贝塔部队在墨索里尼（Mussolini）的政权下接受训练；在他们的海事学院的一场仪式上，一份修正主义出版物自豪地记录道，年轻人们向“领袖”（Il Duce，指墨索里尼）欢呼，而一位拉比则为他祈求祝福。1936年，一位高级修正主义官员告诉一家犹太杂志，他个人支持法西斯主义，并庆祝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称其为“白种人的胜利”。而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他们自己也不是《托拉》的朋友——看着这一切，用上了他们能想到的最严厉的称呼：本-古里安（Ben-Gurion）公开称雅博廷斯基为“弗拉基米尔·希特勒”，并用同样难听的词语来描述他的民兵组织。这个结论来自运动内部，来自这个国家的建立者。

雅博廷斯基激发的狂热，从下层讲述了同样的故事。1938年，一名名叫什洛莫·本-约瑟夫（Shlomo Ben-Yosef）的年轻贝塔成员被英国人绞死。一个面对死亡的传统犹太人会念诵《施玛篇》（Shema），那是犹太教核心的信仰宣言。本-约瑟夫走上绞刑架时却宣称：“我死时嘴里念着雅博廷斯基的名字。”新宗教有了它的殉道者，而他们是带着它的信条死去的。

从过去到现在

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在今天仍然息息相关。雅博廷斯基的门徒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宣布，该运动正在进入“军事犹太复国主义”时代，并重写了贝塔的誓言——成员们曾经宣誓只在防御时使用力量，而贝京的版本增加了征服。贝京的政党变成了利库德集团；自1977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里，利库德集团领导着以色列。雅博廷斯基的私人秘书本-锡安·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将服兵役描述为“国家赖以建立的一种崇高的价值观”——不是一种义务，而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价值观——而他的儿子担任该国总理的时间比该国历史上任何人都要长。当在2015年被问及以色列是否将永远靠刀剑生存时，小内塔尼亚胡用一个词回答道：是的。

把这个答案与赫希拉比的话放在一起看，赫希在这些人出生之前就写道，并教导说，一个尊崇刀剑的文明将永远无法摆脱它。这两种立场并不是同一种传统的变体。它们是传统以及对传统的替代。

观点，一如既往

讲述这段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当前的任何战争——本系列文章有意避开了这一点。其目的更为具体。当观察家们看到这个国家的尚武文化并称之为“犹太人的好战”，或者当其领导人把刀剑包裹在西奈山的词汇中时，他们都在重复本系列从一开始就记录的同一个错误：把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国民性，误认为是它所取代的宗教。尚武的理想来自卡汉的血与火的浪漫主义，来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来自一个被他自己的同事比作世纪暴君的人——而且它被强加于一个民族的形象上，而这个民族的圣人们已经花了好几个世纪来教导相反的东西。那些圣人是有继承人的。他们仍然在教导着相反的东西。所有靠刀剑所做的事，都不是以他们的名义去做的。

接下来，本系列将总结：谁是犹太人？两个答案——契约的答案和国家的答案——以及为什么这种区别决定了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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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两者区别为何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七篇。

一个国家的货币就是展示其英雄的小型博物馆。以色列的五十谢克尔（shekel）纸币上印着扫罗·切尔尼霍夫斯基（Shaul Tchernichovsky）的头像，他是希伯来语复兴运动中最受赞誉的诗人之一，被国家尊为该国文化的奠基之声。小学生们学习他的诗句。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1899年，切尔尼霍夫斯基写下了那首让他声名鹊起的诗。这首诗名为《面对阿波罗雕像》（Facing a Statue of Apollo），而且就像标题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首写给希腊神的希伯来颂歌。这首诗不是什么奇闻轶事，也不是年轻时的轻率之举。它是一份宣言，它所宣示的内容，比一整架子历史书，都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本系列一直在描述的那个运动。

诗说了什么

这首诗的叙述者站在代表光明、美丽和活力的神阿波罗的肖像前，介绍他自己：他是犹太人，是神古老的敌人。他说，他跨越了很长的距离才来到这里，而且他来是为了忏悔。他宣布自己是他的人民中第一个回来的，在雕像前鞠躬，向生命、美丽和力量致敬，并为他祖先所做的事寻求宽恕。

他们做了什么？在诗的叙述中，犹太人曾经认识真正的神，那个在征服中席卷迦南地的狂野自然之神。然后他们抓住了他。在全诗最臭名昭著的意象中，这位征服的神祇被绑了起来，正如诗中所言，犹太人“用特菲林（tefillin）的带子绑住了他”。特菲林是犹太男子在日常祈祷时佩戴的小皮盒和皮带，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批信仰物品。在切尔尼霍夫斯基的笔下，它们成了绑住俘虏的绳索：托拉，连同它的律法、它的祈祷以及它对精神无尽的要求，囚禁了活力之神，而宗教犹太教从那时起就一直守着牢房。这位诗人现在逃离了监狱。他从以色列的上帝回归到了希腊人的神。

毫无办法淡化这是什么。一位希伯来复兴运动的奠基诗人，今天在国家货币上受人尊敬，他写下了一份写给异教偶像的、正式宣布放弃犹太教的声明，而且这成为了他那一代人的国歌之一。

为什么在所有的神里，偏偏是阿波罗

切尔尼霍夫斯基在这一点上并不孤单。他也许只是这场运动中最诚实的人，用诗人的清晰，说出了这种意识形态所暗示的东西。

回想一下前几篇文章追溯的那个项目。奠基者们想要彻底扭转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传统中理想的犹太人是学者，一种属于书籍和精神的生物，受过训练去控制本能，去分析每一个行为，去把灵魂的健康置于肉体的欲望之上。新的希伯来人应当是他的反面：接地气的，身体层面的，本能的，在自己的肌肉和自己的土壤中感到自在。尼采为这种反转提供了哲学基础，正如第三篇文章所描述的。但是，对宗教性格的反转最终会想要一种属于自己的宗教，而且架子上正好有一个现成的。异教主义（Paganism）正是对活力的崇拜：将土地、身体、力量和欲望神圣化。它是托拉人格所压抑的一切事物的宗教形式。

严肃的观察家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从那以后一直都这么说。历史学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并不是什么宗教党派人士，他写道，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对土地和自然的崇敬，“与其说让人联想到犹太教，不如说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异教主义”。这场运动的其他学者也描述了在犹太复国主义文化内部，公开涌动着对异教和非犹太人的渴望。第四篇文章中的基布兹（kibbutz）神秘主义，那已经成为至圣所的土壤，第二篇文章中民族与土地的神秘融合：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这个家族。那个时代时髦的自然神秘主义教导说，一种生命力在自然界中跳动，而宗教扼杀了人类健康的本能，这赋予了整个趋势一件体面的哲学外衣。剥去这件外衣，底下的身体非常古老。它正是以色列的先知们花了一生时间去对抗的自然崇拜。

重写过去以相匹配

有些人的做法走得比采用异教情绪更远。他们重写了犹太人的历史，声称它一直就是异教的。

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第三篇文章中那位自称的尼采主义者，教导说希伯来人最初的宗教是一种在山顶上伴随着鲜血、熏香和舞蹈的欢乐狂热崇拜，而犹太历史的灾难在于托拉的到来，它把一个活生生的民族埋在了一本书之下。他的著作想象犹太人恳求从他们自己的经文中被释放出来，他要求恢复失去的东西：“把我们的树木和我们的田野还给我们！”

摩西·赫斯（Moses Hess），这位常被算作第一位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早些时候也曾以类似的精神论证过，犹太教的核心底蕴是献祭式的和接地气的，而不是律法式和精神式的。在这些叙述中，拉比们、学习大厅，这整个犹太学习的文明，相当于一个长长的错误。真正的犹太教是迦南。是托拉打断了它。

传统犹太教对这些材料有一个称呼，而这个称呼不是什么激进学术。圣经花了整卷整卷的书籍记录了以色列人与完全是这些狂热崇拜（山上的祭坛以及对自然和欲望的崇拜）进行斗争的历史，并记录了先知们谴责它们是对契约所代表的一切的否定。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非常清楚这一点。那正是吸引力所在。把真正的犹太特色定位在山顶祭坛上，就是要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宣布，以色列的上帝才是犹太历史上的外来元素，而偶像是土著。

钱币上的博物馆

这把我们带回了以色列的五十谢克尔纸币。国家会慎重地选择他们的英雄。当以色列把切尔尼霍夫斯基的脸印在它的货币上时，它并不是在认可他写的每一节诗，但它是在宣布他是民族文化的父亲，它是对的。他确实是。奠基者们建立的文化真的源自他的诗所宣告的敏感度：对土地、身体、活力和民族的颂扬，披着圣经的词汇，就像这首诗披着希伯来韵律一样，而上帝则被直接打发退休了。

其实际结论正是本系列每条路都通向的那个。一个其形成期的诗人们向阿波罗歌唱，其哲学家们把真正的犹太性定位在山顶祭拜中，其先驱们称土壤为他们的至圣所的国家，有许多属性。但它不是犹太教。

以色列奠基者们的宗教，是建立在有意识地反叛犹太教之上的，他们自己的诗人一个多世纪前就用诗句优美地说出了这一点。只要你自己读一读就知道了。

本系列将在下一篇以上述每篇文章底下的问题来作结：谁是犹太人？两个答案，一个是契约的，一个是国家的，以及为什么这种区别决定了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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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什么两者区别很重要的文章迎来了大结局。

本系列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在围绕一个问题打转，但并没有完全落在它上面。这个问题是关于犹太人最古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留给拉比和哲学家的问题，但它变成了一个成文法的问题，因为以色列国必须在法律中写下一个答案。谁有资格作为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

这个国家最终定下的答案值得我们仔细审视。根据多年来被解释和修订的以色列法律，一个由犹太母亲生下、什么都不信、从未见过犹太教堂内部并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是一个犹太人，有权作为犹太人在以色列国获得公民身份。而一个拥有同样犹太母亲、但开始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人则不是。

该国最著名的测试案例涉及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鲁费森（Oswald Rufeisen）的人，他生来是犹太人，是一位从纳粹手中拯救了其他犹太人的英雄，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天主教修士，被称为丹尼尔修士。当他根据《回归法》（Law of Return）寻求作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时，国家拒绝了他。无神论者自动获得资格；修士却被拒之门外。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宗教定义来评判，这是无法辩护的。如果犹太教是一种信仰，那么离它最远的人就是那个否认其上帝的人，而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至少保持了信仰的习惯。任何连贯一致的宗教测试都不会判无神论者赢而判修士输。所以这个定义肯定不是一个宗教定义，它的确也不是。你所要做的只是理解它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整个系列文章的主题就会变得清晰聚焦。

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国家定义

想想国旗。一个从未在7月4日悬挂过国旗的美国人并没有背叛他的国家；爱国主义并不要求你遵守每一项仪式。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人在那个国家的国庆日挂起了一面外国国旗，他就在发表一份声明，每个人都会把它理解为一份关于忠诚的声明。忽略你自己的象征是可以容忍的。采用另一方的则是不能容忍的。

这就是以色列定义的逻辑，这也是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逻辑。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犹太教并不是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的原因。民族被当作首要事实，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族群实体，而宗教被降级为该民族的文化财产之一，一种民俗，部落的服装。在这种解读下，无神论者只是拒绝穿上这套服装，没有哪个民族会因此惩罚他。而修士则穿上了另一个部落的服装，这是每个民族都会惩罚的。只要你看出法律从未衡量与上帝的距离，而是衡量与部落的距离，针对丹尼尔修士的裁决就变得完全合乎逻辑了。

注意这传统事物的秩序做了什么。三千多年来，传统一直认为托拉创造了犹太民族：西奈山的契约构成了他们，宗教是之所以有一个民族存在的原因。民族主义的定义倒转了这个箭头。民族最先出现，然后在某个时候，这个民族恰好产生了一种宗教，就像民族产生美食和民间舞蹈一样。犹太教变成了犹太人创造的东西，而不是造就犹太人的东西。这种倒置不是立法起草中的意外。它是本系列文章所记录的那个运动的奠基性主张，并被写进了国家法律之中。

一个需要敌人的身份

这种类型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值得理解的结构特征，因为它解释了世界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现象。建立在缺乏内涵的民族身份（peoplehood-without-content）基础上的身份，是通过对比而存在的。一个部落通过它的对手来认识自己；一个球队如果没有其他球队就毫无意义。剥去契约，犹太人身份剩下的就是边界本身，即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事实。这样的身份需要其他人。除了在对立中，它从来不能完全成为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身份认同开始将反犹太主义视为其抛锚点：犹太人就是反犹太分子所迫害的任何人，而迫害就是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公开拥抱了这一点，并且国家的政治文化仍然在从中汲取养分，在每一个敌人身上找到国家目标再次得到证明的证据。

托拉的答案则截然不同，前面的一篇文章用一句话总结了它：在民族主义模式上，仇恨者定义了犹太人，而在托拉的模式上，由上帝来定义。在西奈山授予的身份不需要敌人来维持。而建立在排斥基础上的身份永远无法安全地摆脱它们。

还有一种更黑暗的线索，而诚实要求我们给它点名。今天统治以色列的运动的创始人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用他那个时代的种族科学的词汇来定义犹太人身份，写道犹太人“他的血液，他的身体，他的生理种族类型都是犹太的”，并出于种族保护的目的反对异族通婚。无论对那个定义还能说些什么，它在犹太教中毫无根源。传统自存在以来就一直欢迎皈依者；《路得记》（Book of Ruth）将一位皈依者置于大卫王本人的祖先中，而皈依者的孩子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将他区别开来。

一个地球上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宗教，其王室血统又是一位选择该契约的摩押妇女的后裔，它不可能是，也从来不是一个种族。对犹太人的种族定义是从十九世纪提取出来的，其主要作者是反犹太分子。民族主义者只是批准了它，并以此为傲。

契约的答案

站在所有这一切对立面的，是托拉传统自西奈山以来给出的答案，它值得被直白地陈述出来，因为它是本系列每一篇文章的安静基石。犹太人是上帝带入契约的人民中的一员：生来就背负其义务，或通过皈依加入其中，受到托拉的约束，无论他是尊重还是忽视这一纽带。一个什么都不信的犹太人在犹太法律中仍然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疏远的是契约，而不是部落，回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托拉。这种类型的身份完全是从内部定义的。它不需要国家，不需要军队，不需要旗帜，也不需要敌人。它挺过了每一个占领以色列土地的帝国和几个世纪的流亡，由那些从未指挥过一兵一卒的社区通过书籍和实践传承下来。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继承下来，并按他们自己的说法着手要取代的那个身份。本系列文章已经逐个拼凑地追踪了这种取代：一个从欧洲浪漫主义借来的民族神，一个在尼采指导下被倒置的性格，一种关于劳动和土壤的宗教，一份从教会借来的土地契约，一把从法西斯时代借来的剑，向阿波罗歌唱的诗人们，最后，在这里审查的法律中，是一个对犹太人本身的全新定义：部落的、排他性的、种族化的，而旧有的定义则是契约性和开放性的。这个项目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它没有成功地成为犹太教，而它自己对犹太人的定义就是证明。

如何处理所有这一切

每一篇连载文章的结尾都出现了实际的结论，现在它们应当在整个系列的结尾汇集在一起。

一个国家要对其行为负责，并且可以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因其行为受到评判。犹太人不是那个国家。让伦敦或芝加哥的犹太家庭对一个政府的行为负责，是在敌对一方重复民族主义的等号，而且它是今天所谓的反犹太主义的大部分引擎。拒绝这个等号就是在保护他们。

国家声称代表犹太民族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主张。一个由拒绝犹太教上帝的创始人们发起，其法律无法区分修士和无神论者的运动，只代表其公民和信徒说话。它不代表四千年之久的契约说话，而最忠于那个契约的社区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这个词在两个方向上都应保持诚实。应用于一种意识形态和一个国家时，它仅仅命名了一种政治立场。应用于犹太人，应用于一座犹太教堂或一个学童时，它是旧日仇恨租来的新词，每个关心真相或犹太人安全的人，看到这种用法时都应予以拒绝。

这个系列在传统立足的地方画上句号。在历史上有很多重新定义犹太人的尝试：由皇帝、由教会人士、由种族理论家，以及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由一场从本系列描述的所有来源中汲取营养的民族主义运动。到目前为止，契约的答案已经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活得长。它比国家古老，在国家之后它依然会在那里，而且它不属于任何政府。任何想要知道犹太人是谁的人，仍然可以通过一直以来的方式找到答案：不是通过阅读公民身份法规，而是通过打开犹太人一直携带的那些书。

那叫作《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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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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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正经历一个喧嚣的夏天。七月，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发布了一段视频，宣布他无权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并宣称这位以色列总理“在纽约市不受欢迎”。这段视频被观看了数千万次。随后，上西区爆发了集会。现在有一份请愿书要求州长罢免这位市长。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个词贯穿始终，在声明中、在讲台上、在标语牌上被反复提及：反犹太分子。

这篇文章不打算对马姆达尼作为市长的表现做出任何评判。他的政策对纽约是否有利，他的政府保护市民是好是坏，他关于外国战争的言论对于身处其位的人来说是明智还是鲁莽：这些都是留给纽约人的问题，这里不作任何解答。这篇文章只有一个确切的主题，即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之间的区别。围绕市长的这场风暴，已经将这个话题带到了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城市。

恐惧是真实存在的

要诚实地对待当下，就必须从一点开始。七月下旬，一名犹太男子在上西区被刺伤。该市自己的警察局长报告称仇恨犯罪正在上升，其中大部分针对的是占该市人口十分之一的犹太人。描述恐惧的纽约犹太人并不是在凭空想象，而围绕市长运动中流传的一些东西，确实包含针对犹太人而非国家的图像和口号。这里适用的标准很简单：当敌意降临到犹太教堂、学童或86街的一个男人身上时，它就不再是政治了，无论它使用什么词汇。下面所说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淡化这一点。

问题在于，由恐惧引发了什么。而社区最响亮的声音所选择的答案，正是这篇文章所要挑战的。

指控到底声称了什么

仔细听听这项指控。市长的视频指名道姓地攻击了一位政府首脑，指责其战争行为，并援引了国际逮捕令。他之前的记录也是同类的：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反对其现任政府，并反对作为政治项目的犹太复国主义。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错的、冒犯性的、或有损他职位的尊严。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针对一个国家及其领导层的。

要把这称为反犹太主义，这项指控必须假设一个前提：国家和犹太人是同一回事，因此反对前者就是憎恨后者。这个前提才是问题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市长就是一个对外国有自己立场的政治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与之辩论。有了这个前提，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无论来自谁，都变成了对纽约每一个犹太人的攻击。

而这个前提是有历史渊源的。它本身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主张，一个从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引进的观念：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国家是那个民族的表达，两者不可分割。那些对着市长大喊“反犹太分子”的人，认为他们是在捍卫犹太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执行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教条，并给它递上了一个扩音器。

这项指控将谁定罪

这是一个用来检验这项指控到底有几分斤两的测试。如果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谴责以色列政府本身就是反犹太主义，那么这项指控就给所有从第一天起就反对赫茨尔（Herzl）的欧洲伟大拉比们定了罪。它给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哈西德派（Chassidic）社区、并教导犹太复国主义是对托拉（Torah，即《摩西五经》）的反叛的萨特马尔（Satmar）拉比定了罪。它给七月份那些穿着长外套，站在反马姆达尼集会外作为反抗议者的正统犹太人定了罪，恰恰是因为他们基于宗教理由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任何将纽约最虔诚的犹太人定罪的仇犹定义，都不能被认真对待。

主流犹太界的辩论，正在不太悄悄地承认这一点。左右两翼的社区声音现在都在争论市长的言论在效果上（而非意图上）是否属于反犹太主义，甚至连建制派的监督机构也开始大声疾呼，把犹太人和以色列混为一谈是犹太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而且犹太人必须注意到自己在这个混淆中也推波助澜。这些都是用来表达一个简单真相的小心翼翼的措辞。等号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当犹太人坚持这个等号时，它不会变成解决方案。

这个等号是危险的

现在把恐惧和指控联系起来看，因为这种联系的方向与人们所声称的恰恰相反。

86街那个男人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一部关于内塔尼亚胡的视频。他面临的危险来自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出去吃午饭的犹太人被当作一个外国国家的前哨，要为其战争负责。这个世界并不是由一个市长建立的。它是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犹太人与国家合一”的教条建立起来的，这个教条由国家本身教授，而现在又被每一个让纽约的犹太人为加沙事件付出代价的袭击者背诵出来。在这个时刻，如果一个犹太社区在一场又一场的集会上坚持认为，反对以色列就是仇恨犹太人，那它并没有在瓦解这个教条。它是在公开用自己的签名认证它，而城里的每一个反犹分子都在做笔记。

正确的举措，也是唯一的真相，就是打破这个等号：

可以正当地要求什么

这一切并没有让市长免除责任，而这种区分同样也适用于他。纽约的犹太人可以向这位市长提出他们可以向任何一位市长提出的要求：安全，平等的保护，在犹太人遭到袭击时毫不犹豫地谴责和起诉，并对他自己的政治阵营最容易越过的红线保持警惕。当抗议活动发生在犹太教堂而不是领事馆时，当一幅漫画使用旧的仇恨图像时，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词显然是在代替“犹太人”这个词时，一个政治立场上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市长有特殊的义务，第一个也是最响亮地指出来，正是因为这种混淆无处不在，而他的运动也未能免疫。这就是标准：像评判市长一样评判市长，看看他为他的城市里的犹太人做了什么，以及对他们做了什么。

不能要求他，也不能要求任何人的，是把同意一个国家作为对一个民族保持体面的证明。坚持这种测试的社区应该认真看看这个测试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在这份出版物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起源的系列文章中得到了长篇论述。它来自于那个需要犹太人和国家不可分割的运动，而且它从来没有保护过犹太人。它总是只会危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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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系列《基帕（Kippah）与国旗》的第一篇文章，探讨宗教锡安主义，以及它如何融入、或者说为何无法融入犹太宗教。

本刊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论证一个观点：锡安主义是一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由一群抛弃了犹太宗教的人建立，它绝不是犹太教。其证据来自于创始人自己的著作、历史记录，以及那个时代拉比们的裁决。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问题。打开新闻。那些跟在以色列内阁部长身后登上圣殿山的人，头上戴着基帕，身上穿着祈祷流苏。约旦河西岸山区的定居者中，包括留着胡须、拥有大家庭且严格遵守安息日的男人。一些以色列士兵穿着军装在西墙祈祷。美国许多犹太教堂在建筑中最神圣的物品——存放《托拉》卷轴的约柜旁，展示着以色列国旗。如果锡安主义和犹太教是截然对立的，为什么有那么多显眼的锡安主义者看起来如此虔诚？

这个问题值得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这是对本刊物所有论点最强烈的质疑，而本系列文章将予以解答。

从尊重开始

让我们先从这答案“不是什么”说起。那些新闻照片里的宗教犹太人并没有在伪装。他们虔诚地遵守《托拉》的诫命，研读神圣文本，在笃信宗教的家庭中抚养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愿意为信仰献出生命。无论本系列文章对他们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得出什么结论，他们的真诚是不容置疑的，这里的任何论点都不建立在怀疑这种真诚的基础之上。

争议在于一种教义，以及这种教义来自哪里。一个真诚的人也可能会抱持一种错误的信念，尤其是一个他从未被教导要去审视的信念。本系列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关于这怎么会发生在一部分极其虔诚的人群身上的。

两个答案，缺一不可

完整的解释分为两个层面，而且两者兼需。

第一个层面是一场运动。宗教锡安主义不仅仅是“犹太教加上支持以色列”。它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有着确切的诞生日期、一代创始人和一套教义。在二十世纪初左右，正统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派别接受了这场新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理念——即犹太人是一个现代民族，其身份认同和命运必须通过一个国家来实现——并将这一理念嫁接到了传统的宗教实践上。他们遵守诫命，同时加上了民族主义。接下来的文章将详细描述这种嫁接：它教导什么，它的支持者如何宣称国家与世界末日的关系，以及它在当今世界产生了什么。

第二个层面是一种氛围，这也许更为重要。普通的宗教犹太人从未正式学习过锡安主义的问题。这门学科不存在于任何标准课程中。他对以色列和国家的态度，就像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一样，是从周围的文化、社区、餐桌和犹太街头吸收来的。而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条街头一直被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宣传运动所充斥，这场运动的明确目标——如前文所述——就是要把犹太人和国家在世界上每个人的大脑中融合在一起。犹太人并没有豁免于这场运动。他们是第一批受众。

因此，当世界看到整个宗教犹太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锡安主义情绪时，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两件穿着同一套服装的不同事物：一个有着成熟意识形态的少数派运动，以及一个庞大得多的、继承了自己从未审视过的情绪的更广泛人群。这两者都不能代表犹太教真正的教导。

镜头的选择

样本中还存在一种扭曲。新闻照片不是人口普查。在政治路障前的男人会被拍下来；在书桌前学习的男人则不会。在耶路撒冷、布鲁克林、伦敦、安特卫普，有着整个社区极度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出于宗教原因拒绝锡安主义，或者与它保持距离，而镜头只有在他们看起来像个稀罕物时才会对准他们。本刊物近期报道的读者们已经见过他们一次了：当一名犹太男子因登上圣殿山而被庆祝时，那些最忠于犹太律法的犹太人正是留在山下的人；当一场集会聚集起来谴责纽约市长是犹太人的敌人时，身穿长外套的正统犹太人站在外围进行抗议。显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样本，恰恰偏向于本系列试图解释的那种现象。

传统与街头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正是本系列的核心主题。一个宗教对某个问题的立场，存在于它的权威文本中，存在于历代被认可的权威的裁决中。它不是通过统计人群中的情绪来找到的，就像一个教会的教义不能通过调查信徒的政治倾向来发现一样。情绪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它已经被制造了一百年，我们很难量化这种制造到底延伸了多远。但文本和裁决是无法在事后捏造的。它们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带着日期和签名。

而关于这个问题，历史记录是存在的。一个世纪前，当宗教锡安主义出现时，欧洲顶尖的《托拉》权威们在它发生时就对它进行了审查，并以书面形式、极其强烈的措辞和惊人的一致性拒绝了它。其中一位最受尊敬的拉比，在维尔纳看到宣传新宗教锡安主义学校的海报时，当着学生们的面把它从墙上撕了下来。到了晚年，该运动在美国的首要权威大声表达了他的担忧：民族主义已经取代了他社区心中的《托拉》。然而，这些文件和证言，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根本从未见过。

下一篇文章将翻开这份记录。让我们看看现代最伟大的拉比们，在宗教锡安主义诞生之初，用他们自己的话，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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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帕（Kippah）与国旗》系列的第二篇文章，探讨宗教锡安主义，以及它如何融入、或者说为何无法融入犹太宗教。第1部分见此处。

一个世纪前，当宗教锡安主义出现时，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托拉》（Torah）权威们亲眼目睹了它的发生，并做出了他们的判决。让我们来检视一下。

首先定下一条基本原则，这样这些证言才能被恰当地衡量。在《托拉》的世界里，“权威”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封的头衔。它指的是每一代人中，那些对犹太律法的精通得到极其广泛认可的精英《托拉》学者，世界各地虔诚的社区都会把最棘手的问题提交给他们。他们的名字被附在那些正统犹太人至今仍在学习的标准律法著作上。这就是即将作证的见证人们，在犹太世界里，没有比他们地位更高的见证人了。

维尔纳的一张海报

先从一个场景说起。20世纪30年代，因其代表作而被尊称为“哈宗·伊什”（Chazon Ish）的亚伯拉罕·耶沙亚·卡雷利茨拉比，在维尔纳看到了一张广告海报，宣传一所新的“宗教锡安主义”学校的开办。他从墙上撕下海报，当着学生们的面把它撕得粉碎。然后他解释了自己的做法。他告诉他们，仅仅是“宗教民族主义”这个名字，就宣告了问题所在：它“表达了一种向宗教中添加东西的需求”，宣称犹太民族的国族身份是独立于其宗教之外的东西，并进而将《托拉》可以被附加其上。哈宗·伊什说，这就背离了信仰本身，那是一种不同的宗教，而不是犹太教。

他的反对并非关乎政治，也不是关于边界或政府的争吵。他反对的是那种深植于该运动名称本身的说法，即犹太身份包含一个独立于《托拉》的民族成分，然后可以把《托拉》附加在这个成分上。哈宗·伊什说，这是一种不同的宗教，而不是犹太教。

请注意，不久之后哈宗·伊什就定居在以色列地的贝内贝拉克，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并成为了该国最受追捧的《托拉》律法权威。他的反对从来不是针对犹太律法所珍视的那片土地，也不是针对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自己就住在那里。他反对的是那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形诸文字的判决

维尔纳的这一场景也有着文字上的对应。埃尔乔农·沃瑟曼拉比是巴拉诺维奇伟大经学院的院长，也是被整个犹太世界尊为二十世纪初最圣洁人物“查菲茨·哈伊姆”（Chofetz Chaim）最亲密的弟子。在关于那个时代危机的文章中，沃瑟曼拉比用一句话对这场新运动做出了裁决：他写道，民族主义是一种异端教义，而宗教民族主义则是贴上了“天堂之名”（上帝之名）的同一种异端教义。换句话说，附加上上帝的名字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941 年，沃瑟曼拉比与他的学生们一起被纳粹杀害。如今，他在整个虔诚信仰的世界中被尊为殉道者，他那些年的文章被作为经典来学习。这绝不是为了论战的便利而找出的某个边缘声音。这是绝对主流中的主流，并且白纸黑字印在纸上。

同样的裁决也来自耶路撒冷。伊扎克·泽夫·索洛维奇克拉比，人称“布里斯克拉比”，他是现代最著名塔木德分析学派王朝的继承人，他拒绝认为宗教版本的锡安主义比世俗版本的锡安主义更高尚。当被追问对这两个阵营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只不过一个穿上了宗教的外衣，另一个没有。对他来说，这层外衣丝毫没有改变其底层的意识形态。

诚实的清点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我们不会隐瞒。在二十世纪初，一派拉比创立了宗教锡安主义运动——米兹拉希。本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将审视其思想，并追踪这些思想导致了什么。

但是，那个时代被认可的权威们的立场分量，并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问题。在虔诚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各个学派——立陶宛的经学院院长们、波兰和匈牙利的哈西德派大师们、德国的伟大社区中，领袖们全都站在了同一边。1912年，当虔诚的犹太世界建立其国际公共组织“以色列联盟”时，一个核心目的恰恰就是为了与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宗教分支划清界限。

普通的新闻读者从未听说过这些，这说明了媒体的一些问题，但丝毫无法改变历史记录。

来自内部的证言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文件或许来自几十年后，美国的宗教锡安主义阵营内部。

波士顿的约瑟夫·B·索洛维奇克拉比，是布里斯克拉比的侄子，他成为了美国宗教锡安主义的首要权威，也是该运动几代拉比的导师。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该运动内部没有任何人的分量能超过他。然而，到了晚年，在反思他的社区变成了什么样时，他说了这样的话：“在情感上，我觉得锡安主义——宗教锡安主义——已经取代了《托拉》。”

出于公平起见，我们需要提供上下文，而这上下文非但没有软化，反而更加尖锐地突出了这一点。记录了这段话的谈话出版商解释说，索洛维奇克拉比是在悲伤中说出这番话的，这是一种批评：宗教锡安主义已经把锡安主义变成了宗教的焦点，而《托拉》才应该是它真正且唯一的焦点，生活在以色列地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众多诫命中的一条。

他并不是在背弃他的运动。他是在以该运动最高法官的身份作证，证明这种异端的嫁接已经完全按照欧洲权威们所警告的方向发展了。民族主义不再是他社区信仰的附加物。在它的核心，它已经变成了信仰本身，而领导该运动在美国发展的人，大声说出了这一点。

历史记录确立了什么

把这些文件并排放在一起，第一篇文章答案的轮廓就清晰了。一个世纪前，当宗教锡安主义诞生时，犹太教公认的权威们对其进行了审查，并以书面形式将其定性为一种异端嫁接。一小部分人依然我行我素。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氛围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将这种情绪远远地传播到了这个小团体之外，传播给了无数从未见过这些文件、也从未被告知这些文件存在的真诚的犹太人。然后，世界的镜头拍下了这个结果，并给它加上了“犹太教”的标题。

历史记录是无法在事后捏造的，也没有被捏造。这些记录是在水泥未干时写下的，由那些有责任知晓真相的人写下。下一篇文章将近距离审视他们当时警告的内容：神圣约柜旁的国旗、祈祷书中的国家独立日，以及那个能够区分舶来品与诫命的简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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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帕（Kippah）与国旗》系列的第三篇文章，探讨宗教锡安主义，以及它如何融入、或者说为何无法融入犹太宗教。

走进美国许多现代正统派的犹太教堂，你会看到房间正前方是神圣的约柜：这是一个装饰华丽的柜子，里面存放着《托拉》卷轴，这是犹太生活中最神圣的物品。信众们面向它祈祷。然而，在一个又一个犹太教堂里，紧挨着约柜伫立的，是以色列国的国旗。

如果一位访客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布置是古老的，或者至少是顺理成章的，仿佛信仰和国旗一直都是相伴而生，那是情有可原的。上一篇文章展示了当信仰与民族主义这种结合首次出现时，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托拉》权威们是如何评价的。本文将近距离审视这种布置本身，并运用犹太教本身所坚持的唯一检验标准来进行测试。

检验标准

犹太教是一个以律法为本的宗教。其中的每一项实践都有其分类和渊源：要么是《托拉》中的诫命，要么是拉比们的法令，要么是具有明确文献记载历史的习俗。虔诚守法的犹太人每天都依据这些界限来生活，而本系列文章所描述的这场运动，也一直以他们在这方面的严谨自居。因此，这个检验标准来自于传统本身，而且非常简单。对于每一项新实践，我们都要问：这是诫命，还是舶来品？它源自何处？如果一个犹太人拒绝它，他违背了什么？

让我们把这个标准应用到访客所看到的事物上。

国旗

先从约柜旁的国旗说起。它没有任何出处。既不是诫命，也不是拉比法令，更没有任何早于以色列建国的习俗支持它。一面国旗伫立在传统最神圣的物品旁，这并不是具有历史渊源的犹太教实践；这是世俗国家才会做的事，被直接移植到了圣所之中。

有教会背景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场争论似曾相识。一些教会将国旗放置在圣所内，信徒们为了国旗是否该放在祭坛附近，为了当国家权力的象征竖立在对上帝的敬拜之中意味着什么，争论了好几代人。而犹太教版本的这个问题甚至更加尖锐，因为犹太教堂里的那面旗帜，甚至不是信众自己祖国的国旗。美国的现代正统派犹太人，在放置于《托拉》旁边的外国国旗旁祈祷，而这种布置却被当作宗教的一部分来对待。在检验中，它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失败了。它是一个舶来品，而且是最近才引进的。

日历

接下来是祈祷书。在宗教锡安主义者的会众中，以色列独立日被标记为一个宗教节日，许多社区还会诵读《哈利尔》（Hallel）——这是一系列赞美诗，传统上只保留给像逾越节这样由神圣旨意设定的节日。这是一个比外人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的跨越。犹太教的礼拜仪式非常古老且受到严密保护；一年的历法是由律法和几个世纪的实践固定下来的。为了一个政治事件，将一个现代国家的独立日加入历法，并使用节日的礼拜仪式，这是一种传统绝不允许的改变。在美国的宗教锡安主义者中，庆祝这一天的隆重程度往往超过了他们自己国家（美国）的独立日。

再次进行检验：这是哪条诫命？谁的法令？什么习俗？诚实的答案是：这种做法是在 1948 年之后，由这场运动为这个国家创造出来的。

成绩单

第三点，学校。许多现代正统派的犹太全日制学校都会公布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一套标准的公式通常是：爱上帝，爱犹太民族，爱以色列地。有些学校还会直白地加上第四条：爱以色列国。

诚然，爱以色列地是一件好事。这片土地在犹太律法中是神圣的，犹太人三千年来一直珍视它。但请注意这个公式做了什么。它将这种爱列为犹太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与爱上帝并列，而爱上帝是《托拉》中明确的诫命。所以，用学校自己的问题反问它：这属于什么类别？如果一个孩子缺乏这种爱，他违背了什么？正如上一篇文章引用的布里斯克王朝本身的回答那样，传统的答案是：以色列地只是众诫命中的一条，它是卓越而珍贵的，就像安息日很珍贵，就像割礼很珍贵一样。但《托拉》中没有任何内容将其作为构建犹太人身份的核心。做到这一点的是另一种东西：民族主义，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一个家园才是一切身份认同的核心枢纽。一所把爱这片土地与爱上帝并列的学校，实际上是在向学生教授民族主义，却把它称作犹太教。

一个亲吻

最后是一件小事，由一位反锡安主义传统的拉比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对话。一位宗教锡安主义的拉比同僚描述了他在以色列降落时亲吻了那片土地，这是对圣地表达爱意的举动。第一位拉比问他：黎巴嫩的部分地区也落在《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的边界内；如果你的飞机降落在那里，你会亲吻那片土地吗？那位同僚回答说：不会，落入外邦人手中的土地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他会拒绝亲吻一卷由外邦人拥有的《托拉》卷轴吗？他会在 1947 年亲吻这片完全相同的土地吗？

这些问题自带答案，它们不是一个陷阱，而是一种诊断。那个亲吻的举动是真诚的。但他嘴唇所致敬的并不是那片圣地——这片土地在 1947 年同样神圣，在黎巴嫩边境那边也同样神圣。他致敬的是那个国家。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但它已经被悄无声息地从前者转移到了后者，如此安静，以至于他本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置换。

被命名的转移

关于亲吻的这次对话，是一个大得多的转移过程的一个缩影，这种转移是双向的。世俗锡安主义夺取了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地古老的感情，并将其重定向到了以色列国身上；这是蓄意为之的，本刊物的第一系列文章已经对此进行了记录。宗教锡安主义继承了这种重定向，并完成了闭环：宗教荣誉流向了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一面国旗会竖立在约柜旁，一个政治周年纪念日会进入祈祷书；而国家中心主义则流向了那片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众多诫命中的一条，变成了一个孩子犹太身份公开的核心。

访客在参观过程中看到的每一件物品，都在同一个测试中以同样的方式失败了。它们中没有一个是诫命。它们全都是舶来品，历史不到一个世纪，源自上一篇文章中揭示其诞生记录的那种意识形态。践行这些事的人们的真诚，正如它看起来那样真实，这也是第一篇文章承诺会不断重申的。但是，真诚只能告诉你关于人的事情，而检验标准才能告诉你关于实践的真相。

下一篇文章将探究这一切之下更深层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义，能够让虔诚的犹太人相信一个世俗国家本身就属于他们的宗教？答案涉及世界的终结，也是这个故事中最离奇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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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指文章发布日）是乔尔·泰特尔鲍姆（Joel Teitelbaum）拉比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萨特马尔拉比（Satmar Rebbe），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正统派犹太教领袖之一。

对于外部世界（甚至在犹太人内部）来说，人们记住萨特马尔拉比主要因为一件事：他强烈反对锡安主义，反对建立以色列国。这种立场经常使他被描绘成一个极端分子或边缘人物，认为他完全脱离了主流犹太人的生活。

但这幅画面被严重扭曲了。

泰特尔鲍姆拉比是大屠杀后犹太宗教生活最伟大的建设者之一。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托拉（Torah）学者，也是一位影响力远超其信众范围的领袖。他在二战后重建的社区发展成了萨特马尔（Satmar），如今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哈西德派（Hasidic）运动之一。

而且，他生命中那个最常被用来边缘化他的特征——他反锡安主义的立场，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机，就根本无法理解。

萨特马尔拉比反对锡安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仇恨犹太人。他反对它，是因为他坚信它正在引导犹太人背离他们真正的身份。他的反锡安主义与他对犹太民族的深爱是密不可分的。

大屠杀后的重建

萨特马尔拉比从一个几乎被彻底摧毁的犹太世界中走了出来。

在世界大战之前，东欧和中欧拥有一个由传统犹太社区、宗教学校、学院、犹太教堂、慈善组织和公共机构组成的庞大网络。大屠杀连同数百万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一起，摧毁了大部分的犹太文明。

泰特尔鲍姆拉比幸存了下来，并最终来到了美国。在那里，他面临着许多幸存的犹太宗教领袖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曾经存在于东欧的那种极度虔诚的犹太宗教生活，能在现代美国重建吗？

他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

他建立了学校、犹太教堂、宗教学院、慈善组织以及维持整个社区所需的基础设施。萨特马尔实现了戏剧性的增长。如今，其社区拥有数以万计的家庭，主要人口中心在纽约，世界各地也有他们的社区。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萨特马尔拉比的政治和神学观点，他在大屠杀后重建正统犹太宗教生活方面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保留犹太教的表面仪式。他希望保留人们对犹太人究竟是什么的正确理解。

而这，正是他反对锡安主义的立场变得如此重要的地方。

关于什么是犹太人的根本分歧

要理解萨特马尔拉比的立场，首先必须明白锡安主义和犹太教并不是同义词。

锡安主义作为一场现代政治运动，于十九世纪末在欧洲兴起。它的核心主张是，在现代政治意义上，犹太人构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来巩固这一身份。

对萨特马尔拉比而言，这代表了对传统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一种彻底背离。

犹太人不是一个寻求政治自决的族群或民族。他们是通过《托拉》与上帝绑定在一起的子民。他们之所以能在近两千年的流放中幸存下来，并不依赖于拥有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或政治主权。他们的身份建立在一种宗教契约之上。

因此，他认识到锡安主义者试图将犹太人重新定义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举动，其后果远比一场政治分歧严重得多。这代表了一种从根本上改变“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企图。

这种信念解释了他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

为什么他战斗得如此激烈

人们有时会认为，萨特马尔拉比针对锡安主义的激烈言辞，反映了他对接受锡安主义的犹太人的敌意。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他人生中更大的格局。

这个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重建犹太社区、教育犹太儿童、支持犹太家庭以及提供大规模的慈善援助。他毕生的工作都围绕着犹太民族及其宗教的存续展开。

他反对锡安主义，同样是出于这种责任感。

想象一下，一个父亲看着他的孩子走上一条他深知会带来糟糕结局的道路。一个充满爱的父亲，绝不会仅仅因为孩子不想听他的警告就保持沉默。他可能会争辩，可能会恳求，他甚至可能会发火。如果他认为危险足够严重，他会痛苦地大声疾呼。

他反应的强烈程度，并不能说明他没有爱。它恰恰证明了完全相反的事实。

这就是萨特马尔拉比如何看待自己对犹太同胞的责任。

他看到锡安主义正把犹太民族带上一条毁灭之路。保持沉默本来是个更轻松的选择，但这绝不是更有爱的选择。

对抗压倒性的共识

如今，人们很容易低估坚持这种立场所需的勇气。

在大屠杀之后以及 1948 年以色列建国之际，锡安主义在大部分犹太世界中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对许多犹太人来说，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迫害之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似乎证明了锡安主义计划的正确性。

泰特尔鲍姆拉比拒绝随波逐流。

他不相信政治上的成功可以决定宗教上的真理。他也不相信一种意识形态仅仅因为有大量犹太人拥抱它，就能变得与犹太教相容。

对他来说，软化立场本来要容易得多。他本可以专注于建设自己的社区，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相反，他选择了公开写作、教学和演讲，因为他认为一位宗教领袖有责任说出他认为是真理的话，无论它是否受欢迎。

不仅仅是一位“反锡安主义拉比”

因此，仅仅用“反锡安主义”这个标签来概括萨特马尔拉比，就错失了他人生中更宏大的故事。

他是一位建设者。

他帮助重建了一个几乎被彻底消灭的宗教世界。他创建的机构在他死后很长时间依然在运转。他建立的社区实现了非凡的增长，这证明了他将自己的信仰传给后代是多么成功。

甚至连他的反锡安主义，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建设和保存。

他希望犹太儿童将犹太教理解为与上帝的联结，而不是主要作为某个民族国家的一员。他希望犹太人将《托拉》——而不是一个政府或领土——视为他们集体身份的基础。他担心将犹太教与一个现代国家的行为和命运捆绑在一起，会从根本上扭曲犹太教，并扭曲世界其他地方看待犹太人的方式。

被误解的勇气

有些领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表达了他们那一代人已经相信的东西。而另一些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当他们认为自己那一代人错得离谱时，他们敢于挑战这一代人。

萨特马尔拉比属于第二类。

他知道他的立场会使他备受争议。他知道，反对一种被数百万犹太同胞拥抱的意识形态，会让他遭受嘲笑和谴责。他知道他的动机很容易被误解。

但他依然发声了。

在他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值得记住的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漫画形象：一个在大屠杀的废墟上进行重建的幸存者，一个帮助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哈西德社区之一的宗教领袖，一个对犹太同胞的精神未来感到负有非凡责任的人。

他反对锡安主义，并不是为了脱离犹太民族。

他战斗，是因为他相信犹太民族是他的责任。

他战斗得如此激烈，是因为他在乎得如此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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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圣殿被毁日补充篇。

星期三晚上，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会堂里，灯光将会变暗。犹太人将脱下皮鞋，以哀悼者的姿势坐在地板上或低矮的凳子上，并在昏暗的光线下吟唱《耶利米哀歌》——这部《圣经》中为耶路撒冷谱写的葬礼挽歌。然后，他们将禁食二十五个小时。这一天被称为圣殿被毁日（Tisha B'Av），即埃波月（Av）的第九天，它哀悼圣殿的毁灭：第一座圣殿在二十五个世纪前被巴比伦人焚毁，第二座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焚毁。它是犹太历中最悲伤的一天，只要还有犹太人在流亡，犹太人就一直不间断地遵守着这一天。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细节。明天晚上，这个场景也将同样在耶路撒冷上演——在圣殿山的视线范围内，在一座处于“犹太主权”之下、由“犹太军队”守卫的城市里，在一个“犹太国”的首都。那些本来可以轻松地在十分钟内走到圣殿山的男男女女们，将坐在地板上，像流亡者一样为耶路撒冷哭泣。

在世人被告知的故事中，这是说不通的。如果犹太人的灾难是无家可归，而补救办法是建国，那么哀悼本应在1948年结束，或者最迟在1967年结束。犹太复国主义世界里的声音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他们认为，一旦国家存在了，古老的禁食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应该被淡化、重新定义或取消。

遵守《托拉》的犹太人对他们的回应是置之不理。明天，犹太人将像两千年来一样禁食，甚至——也许最令人心酸的是——在耶路撒冷本地也是如此。

这种拒绝可能是本系列文章提供的一个最清晰的窗口，让我们看到犹太教与冒用其名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区别。

哀悼究竟是为了什么

禁食在民族主义者的头脑中说不通，因为民族主义者认为流亡是地理上的：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领土，四处流浪，遭受苦难，最后又夺回了领土——事情就此结束。但这从来都不是犹太教中“流亡”这个词的含义。礼拜仪式直白地说出了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被从我们的土地上流放。流亡，在《托拉》传统的理解中，是上帝颁布的一种精神状态——祂的同在从不再矗立的圣殿中撤出，从一个尚未修复的世界中撤出。它的终结被先知们以任何政府都无法满足的条件来描述：一座重建的圣殿，一个修补好的世界，一种来自天堂而不是来自议会的救赎。

因此，一张飞往特拉维夫的机票并不能结束流亡，一面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的旗帜也不能。明天晚上，坐在低矮凳子上的犹太人，在这个尘世的城市中为上面陨落的圣所哭泣，是在该国自己的首都发表一份有十八个世纪历史的宣言：这不是救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哀悼仍在继续，因为被哀悼的东西从来都不仅仅是土地——因此，提供了土地的这个国家，回答了一个犹太教并没有提出的问题。

这一天关于刀剑的教导

还有第二层含义，上一篇文章的读者会认出它。圣殿被毁日不仅哀悼罗马所做的事；传统上甚至极少去责怪罗马。《塔木德》的结论是，耶路撒冷的沦陷是因为犹太人之间毫无根据的仇恨——而且其对围城战的描述，将特别的悲痛留给了城墙内武装的狂热分子，他们烧毁了城市自己的仓库，以强行发动一场圣人们反对的战争。传统中这场灾难的英雄不是一个战士。他是拉比约哈南·本·扎卡伊（Rabbi Yochanan ben Zakkai），这位被偷偷运出注定毁灭的城市的圣人，他向征服者要的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所学校——亚夫内（Yavneh）学院，它使犹太教得以生存。因此，使用刀剑的人失去了耶路撒冷；手不释卷的人拯救了犹太民族。

还有一个细节让这个循环闭合。《米书拿》（Mishnah）列出了埃波月第九天的五大灾难，其中最后一个是贝塔（Betar）的沦陷——这是一座堡垒，巴尔·科赫巴（Bar Kochba）反抗罗马的起义于公元135年在这里终结，传统说法称，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几乎无法形容的大屠杀。一千八百年来，贝塔一直是一个让犹太人在这一天为之哭泣的名字。

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将他的军国主义青年运动命名为贝塔（Betar）。官方宣称这个名字是一个缩写，为了纪念一位阵亡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士，但产生共鸣才是其目的，该运动将巴尔·科赫巴的起义作为其榜样来庆祝。这座禁食日哀悼其沦陷了十八个世纪的堡垒，成了新武士文化的旗帜。很难设计出一个比这更纯粹的象征来代表本系列所描述的一切：同样的这段历史，被两种不同的宗教（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解读——一个坐在地板上为贝塔哭泣，另一个则在其名字下行军。

低矮凳子上的见证者

这些都不需要读者接受犹太神学。它只需要注意到禁食证明了遵守它的人的什么特质。每一年，在耶路撒冷本地，公开地，《托拉》社区都在作证，他们的流亡还没有结束，没有哪支军队结束了它，救赎也不是任何国家有能力宣布的。这份证词在犹太复国主义存在之前就已经在作出了，它在这个国家最骄傲的时刻作出了，明天晚上它还将继续作出。不管旗帜上怎么说，世界上最古老的犹太声音仍然在说是流亡者——而且一个无法解释为什么其自己“回归”的人民坐在其首都哀悼的运动，已经比任何争论都更清楚地告诉你，人民和这个运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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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补充篇。

昨天是圣殿被毁日（Tisha B'Av），即本系列上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禁食日，犹太人在这一天会坐在低矮的凳子上，哀悼被毁的圣殿。

到了中午，大约有三千名犹太人登上了圣殿山，这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丘，也是当年圣殿的所在地，如今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就矗立在那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也和他们一起上去了。人群中的一些人公然祈祷，无视长期以来的规定——该规定允许犹太人参观该建筑群，但不允许在那里祈祷。本-格维尔在圣殿山上拍了一段视频庆祝这一场景：“犹太人在祈祷，感觉就像他们是这地方的主人。”他暗示，这个哀悼日正在被进步所回应。

谴责如期而至，来自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当局，而新闻报道则像报道每一个圣殿山事件一样，将其描绘为犹太教信徒与穆斯林守护者之间的冲突。读者若是得出只有穆斯林和外交官在反对的结论，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最古老的反对意见完全来自另一个地方。它来自犹太律法，律法根本禁止这些人上去。

几乎没有外人知道的律法

以下是新闻报道从未解释过的内容。犹太律法认为，今天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带有因为直接或间接接触死者而感染的仪式上的不洁。在圣殿时期，有一种补救方法，即使用红母牛灰烬的净化仪式，但这种仪式已经近两千年无法进行了。因此，这种不洁是无法消除的，如果一个犹太人带着这种不洁进入圣殿山的神圣区域，他就违反了《托拉》中最严重的禁令之一。规定的惩罚是“kareis”，通常被翻译为灵魂被切断，这是《托拉》所有规定中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根本不上去的原因。他们在下方的西墙祈祷，在律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靠近，绝不越雷池一步。

这些都不是为了论战而编造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解读。自1967年以色列国占领该地点以来，以色列首席拉比署一直维持着这项禁令，而且入口处长期以来一直挂着一块以拉比署名义发布的标志，宣布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进入。这个国家自己的最高拉比权威禁止了该国自己的内阁部长站在山上庆祝的行为。读者不需要懂神学也能注意到，事情已经脱节了。

出于诚实，需要澄清一点。近几十年来，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拉比允许在仪式性沐浴后，沿着据说避开神圣核心区域的计算好的路线，登上建筑群的外部区域。他们的立场是存在的，他们的追随者也以此为依据。但是，更古老的共识，即几千年来每个犹太社区的做法以及当今拉比署的现行裁决，仍然保持原样。改变的不是律法。改变的是一场运动的到来，对这场运动来说，这座山的意义改变了，而这才是这里真实的故事。

“主人”揭示了什么

再听听这位部长选择的词汇：犹太人感觉就像这地方的主人。

在地球上的所有地方中，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着重教导犹太人不拥有其所有权的地方。它是君王的宫殿。它属于上帝，进入它需要符合上帝的条件，而上帝目前的条件是任何人都不准进入。上面讨论的不洁律法仅仅是该教义的法律形式。在犹太教中，神圣是一种边界，而敬畏意味着在门槛前战栗。历代所有的犹太人都明白，站在山下而不是山上，并不是一种屈辱。这是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所有权是另一种宗教的范畴。本系列文章已经一步一步地追溯了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用民族取代契约，用家园取代宫殿，将带有条件的托管土地转变为凭权利拥有的所有权的。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圣殿山是一项目前未被充分利用的国家资产，强行登上去只不过是一种收回所有权的行为。这位部长说得很准确。人群上去是为了体验当主人的感觉，而“感觉像主人”恰恰是这个地方被设计来禁止的一种感受。

时机让这幅画面变得完整。圣殿被毁日哀悼的事情之一，是刀剑给耶路撒冷带来的灾难，而且正如上一篇文章所描述的，即使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人们也是以流亡者的身份在哀悼。选择在这一天进行胜利的攀登，并宣布哀悼正在被进步所取代，这是对禁食的神学的直接回应：你们的流亡结束了，因为我们这么说了，这里有我们的旗帜作为证据。

十八个世纪以来的犹太人都在那座山下哭泣。昨天的人群却登上去庆祝。双方不可能是在践行同一种宗教。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是。

哪些犹太人缺席了

有一个细节比任何新闻头条都更值得关注。耶路撒冷最虔诚的犹太教社区，那些遵守人群声称要尊重的律法的每一个字的人，昨天并没有在山上。他们在下面的犹太会堂里，坐在地板上禁食，正是因为他们对犹太律法的忠诚使他们远离了那个山头。那些被报道称为犹太教信徒的人，违反了该国自己拉比署的裁决登上了山；而那些最致力于犹太教敬拜的人却避而远之。任何能让这句话说得通的框架，都已经不再是描述同一种宗教了。

昨天许多登山的人肯定相信自己是虔诚的，但这是一种悲剧，而不是反驳。本系列文章所记录的一个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教导了一代人：国家项目就是信仰，主权就是神圣，插上一面旗帜就是一种祈祷形式。当这两种体系发生冲突时，国家的范畴胜出，而昨天，它在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在犹太教最悲伤的日子里，战胜了犹太教自己明确的律法。

因此，当新闻头条报道犹太人冲进建筑群时，细心的读者现在就知道头条没有说出什么。昨天，犹太教并不在那座山上。犹太教在下面，坐在一张低矮的凳子上，坚守着边界，并在哀悼其他损失的同时，哀悼它的名字竟然如此轻易地被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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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的争论”系列文章第三部分，探讨犹太民族在流亡岁月中的作为。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谜题。两千年来，犹太社区散布在从巴格达、开罗、托莱多、克拉科夫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界各地，生活在波斯统治者、穆斯林哈里发、基督教国王和现代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之间的距离需要数月的旅程才能跨越。

然而，他们却遵守着同样的法律。

不是大致相同的法律。而是绝对相同的法律，在惊人的细节上保持一致。因此，一个来自科隆的犹太人如果回到1200年的开罗，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以同样的方式遵守安息日，按照同样的规则准备食物，法庭适用同样的证据标准，结婚证书按照同样的格式书写。如果你今天在安特卫普和墨尔本之间做同样的事情，你也会发现完全一样的情况。

现代政治思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现代政治思维假设法律需要一个国家来作为后盾。但犹太人的经验说明了另一种可能，而这种机制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运作的，正是本文的主题。

自我管理的城镇

让我们从在其中这种安排最容易被看清的中世纪世界开始。任何规模的犹太社区，从西班牙到波兰的任何地方，都是围绕着一套在地球上任何其他犹太社区都能被认出的机构组织起来的。

那里有一个由学者组成的法庭，处理犹太人之间的纠纷：合同、损害赔偿、继承、结婚和离婚。有一个穷人基金，而且在大多数地方会有好几个，以区分需要每周食物津贴的家庭和需要过夜住宿的旅行者。有一个用于赎回被俘者的基金，这在海盗猖獗和任意监禁的世界中至关重要，而且法律将其视为所有慈善义务中最紧迫的一项。还有一个志愿的墓葬协会。以及，那里有一所学校。

最后一点需要强调，因为它不寻常到了甚至有些奇怪的程度。犹太法律要求每个男孩都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无论父母是否付得起学费，社区都有义务提供老师。结果是，在一个阅读是一项主要局限于神职人员和贵族的专业技能的时代，一个分散的少数族裔人口却拥有着广泛的识字率。当时的访客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些机构中没有一个是为了流亡条件而临时拼凑的。法庭、慈善、教育和赎回俘虏本身就是《妥拉》的义务，而无论在开罗还是克拉科夫，社区都完全按照法律一贯规定的那样履行着这些义务。

是什么维系了这一切

在那些世纪里，犹太社区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自治。国王和哈里发们通常发现，让少数群体管理其内部事务是很方便的，因此犹太法庭拥有真正的管辖权，社区可以向其成员征税，而且作为最后的手段，社区可以正式将某人开除出其生活圈子。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就是解释。遵守法律是因为社区有权力执行它，这就是谜团的全部答案。

然后，现代时代到来了，这个解释受到了考验。

考验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国家逐步瓦解了犹太社区的自治权。“解放运动”赋予犹太人作为个体的公民身份，并剥夺了社区作为法人团体的地位。犹太法庭失去了管辖权。社区失去了征税的权力。旧有的制裁变成了没有分量的空话。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每一个据说维系着这个系统运作的外部结构都被拆除了。

按照强制执行的逻辑，犹太法律本应在那个时刻就瓦解了。

但它并没有。两个世纪后，在那些不会强制执行任何这些法律的国家里，位于六大洲的社区仍然在细节上遵守着同样的法律。拉比法庭在伦敦、莱克伍德和耶路撒冷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们自愿前来，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一个适用《妥拉》的犹太法庭正在做着上帝的工作。慈善基金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数量倍增：无息贷款协会、向买不起安息日食物的家庭运送食物的基金、为贫穷新娘筹备婚礼的组织，以及志愿救护车队。墓葬协会仍然在清洗和准备死者，仍然由志愿者组成，仍然没有报酬。学校从一项社区义务发展成为一个教育数十万儿童的网络，由父母和捐赠者提供资金，没有任何政府强制要求其中的任何部分。

脚手架倒塌了，但建筑却依然屹立。这才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听从的真正答案。这不是因为法庭的权力（那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被开除的威胁（那已成为回忆）。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法律，而这种信仰不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移除国家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的原因。

网络

还有一个要描述的机构，它是所有机构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几乎没有外人听说过的一个。

当出现一个当地学者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他们会写信向其他地方更权威的学者请教。这封信会随着商人、商队和船只一起旅行，有时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回信也会沿着同样的路途返回。两者都会被抄写，这些抄本会流传开来，被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学者收集和研究。巴比伦各学院的院长回答来自北非和西班牙的问题。在开罗，迈蒙尼德（Maimonides）回答来自也门和法国南部的问题。成千上万的此类通信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是现存的关于中世纪世界日常生活的最好历史资料，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真正的问题：合伙关系破裂、寡妇的索赔、货物在海上遗失、关于符合教规食物法律的问题。

这个网络就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在已知世界中维持一个统一法律体系的方式。不是通过命令，因为没有人可以命令任何事情，而是通过学者向知识更渊博的学者请教，每个人都将答案视为具有约束力，因为每个人都接受同样的权威来源。

而且这个网络从未关闭过。今天，它以中世纪学者无法想象的庞大体量在运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通过摆满图书馆的已出版裁决集，以及通过位于耶路撒冷、纽约和伦敦的权威人士，他们回答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问题。这条道路更快了。但上面行驶的交通流量本质上是一样的。

架子上的书

有一件文物捕捉到了整个这种安排的全貌，而今天几乎每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中都摆放着它。

在16世纪，圣地采法特（Tzfat）的一位学者编纂了一部全面的犹太法律法典，将传承下来的传统组织成一部极其清晰的单一著作。它反映了他所来自的塞法迪世界（Sephardic world）的实践。此后不久，克拉科夫（Krakow）的一位学者写了一组注释，记录了阿什肯纳兹（Ashkenazic）实践中不同的地方，并且这两部著作被合并印刷在一起。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一部在中东编纂、在波兰被注释的法典，在整个欧洲和奥斯曼世界被印刷和运送，被那些没有共同政府、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任何方式来对彼此强制执行任何事情的社区公认为权威。他们接受它，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认出了他们都曾从同一个来源领受过，并且一直都在遵守的法律。

没有议会通过它。没有军队在它背后支持。将近五个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地球上所有地方犹太实践的工作参考，今天早上在一百个国家被人们查阅，而如果人们无视它，也不会产生任何政府会注意到的后果。

流亡是为了什么

退后一步，看看它的全貌。一个被逐出自己土地、散布在各个大陆、在任何地方都不掌握权力的民族，建立并运行了一个拥有法庭、福利、普及教育、国际法律通信以及一套统一法律体系的文明。它维持这一切的时间，比大多数国家的存续时间还要长；当每一个外部支撑都被剥除时，它仅凭信仰就继续走了下去。

现代民族主义在看着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时，看到的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那些世纪里的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体验为一个问题，而今天仍然这样生活的他们的后代也同样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有一项使命，这项使命附带了详细的指示，而无论发现自己身在哪个国家，他们都执行了这项使命。他们今天仍在执行着它。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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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家人权组织联合报告：九年之后——缅甸军政权对罗兴亚人暴行必须追责

来源：71家罗兴亚、缅甸和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声明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5日（罗兴亚种族灭绝纪念日）
主要发起机构：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克伦人权组织（Karen Human Rights Group）等

一、标题与执行概要

2026年8月25日，在缅甸军方对若开邦北部罗兴亚平民发动残酷军事行动（"清剿行动"）九周年纪念日之际，由71家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具体、切实的行动，终结纵容暴行的免责文化，追究军方高级指挥官的法律责任。

二、背景与来龙去脉（九年免责的回顾）

2017年暴行回顾：2017年8月25日，缅甸军方（"塔玛都"Tatmadaw）在若开邦发动了大规模、系统性的攻击。安全部队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系统性强奸和性暴力、任意拘押，以及纵火焚毁数百个罗兴亚村庄。

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些行动迫使至少70万罗兴亚男女老幼逃过边境进入孟加拉国，加入了此前已被迫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如今，超过120万罗兴亚人仍滞留在考克斯巴扎尔和巴山查尔的难民营中，人道主义状况日益严峻。

持续的种族隔离与无国籍状态：留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继续生活在对行动自由、基本医疗、谋生手段和教育的严格限制之下——这些状况已构成危害人类罪、迫害罪和种族隔离罪。

三、2026年当前局势与新出现的威胁

军政权加紧控制：2017年清剿行动的总指挥敏昂莱大将于2021年2月1日领导了军事政变，至今仍在全国范围内指挥实施暴行，包括对平民目标的空袭和大规模镇压。

若开邦武装冲突：随着缅甸军政权与若开军（AA）之间的战斗急剧升级，罗兴亚社区被夹在交火之中。双方均被记录实施了严重侵权行为，包括强制征兵、无人机袭击、纵火、炮击平民中心和法外处决。

人道主义状况急剧恶化：严重的资金短缺、口粮削减以及东道国缺乏可持续的合法身份地位，使脆弱程度急剧攀升，迫使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铤而走险，踏上穿越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的危险海上旅程。

四、国际问责与司法机制进展状况

国际刑事法院（ICC）：在对反人类罪（特别是跨越缅甸-孟加拉国边境的强制驱逐和迫害）进行调查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2024年11月申请对军政权领导人敏昂莱大将发出逮捕令。

国际法院（ICJ）：在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国际法院就缅甸依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举行了听证会。法院关于种族灭绝罪的最终判决和裁定尚待作出。

普遍管辖权（阿根廷）：由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发起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法院取得了重大突破，法院对25名缅甸军方、安全部门和文职指挥官发出了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性逮捕令。

缅甸独立调查机制（IIMM）：正在持续收集和保全数以百万计的缅甸国际犯罪证据材料，以支持未来的司法起诉。

五、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核心诉求与行动建议

联盟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紧急落实以下措施：

一、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缅甸全境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涵盖所有针对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犯罪。

二、对军政权、国有企业（如缅甸石油天然气企业MOGE）及其关联金融网络实施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协调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收入来源。

三、立即执行全球性武器禁运，禁止向缅甸军方出售、供应和转让喷气燃油/航空燃油，以制止针对平民的空袭行动。

四、鼓励和协助其他国家司法管辖区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负有国际犯罪责任的缅甸军方领导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五、全额资助联合国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应急计划（JRP）；为孟加拉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罗兴亚难民提供法律保护、教育机会、谋生渠道和人身安全保障。

六、确保任何未来的罗兴亚人遣返均严格遵循自愿、安全、有尊严的原则，并以全面恢复完整公民权、行动自由和基本人权为前提保障。

六、签署机构（部分核心联盟成员）

该声明获得71家人权、民间社会和罗兴亚组织联署，包括：
——英国缅甸罗兴亚组织（BROUK）
——"巩固人权"（Fortify Rights）
——人权观察（HRW）
——"进步之声"（Progressive Voice）
——替代东盟缅甸网络（ALTSEAN-Burma）
——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
——克伦人权组织（KHRG）
——"平等缅甸"（Equality Myanmar）
——缅甸妇女联盟（WLB）
——缅甸人权网络（BHRN）
——罗兴亚青年协会
——自由罗兴亚联盟
——第19条组织（ARTICLE 19）
——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
以及56家地区性、海外侨民和缅甸基层民间社会组织。 收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