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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最新：阿尔巴因朝圣人数激增，近300万外国朝圣者涌入伊拉克相关的配图。



根据总部发布的一份声明，迄今已有 2,887,305 名外国朝圣者抵达伊拉克参加阿尔巴因（Arbaeen）游行。

声明宣布，阿尔巴因朝圣的安全与服务计划正在各安全、服务及后勤机构的协调下持续实施，旨在确保进入伊拉克的朝圣者安全，并为边境口岸和主要道路提供最高水平的交通顺畅保障。

声明指出，这些措施是在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直接支持下执行的。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从穆哈拉姆月（Muharram）第一天到昨晚（周三）结束，共有 2,887,305 名朝圣者进入伊拉克。声明补充称，来自不同国家的朝圣者仍在持续抵达，以参加阿尔巴因仪式。

总部还强调，安全部队和后勤机构正根据预定计划，在百万级朝圣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 for Million-strong Pilgrimages）的监督下。继续执行实地任务。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朝圣活动之一，数百万什叶派穆斯林，以及许多逊尼派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徒，从伊拉克各地及邻国步行前往卡尔巴拉（Karbala）。

今年，阿尔巴因纪念日将于 8 月 4 日举行。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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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迪尔伯恩阿尔巴因游行：数千人冒雨集结，纪念伊玛目侯赛因并呼吁坚持正义相关的配图。


周日，人们在连绵细雨中进食、祈祷并徒步前行，以纪念一位在1300多年前因拒绝向暴君屈服而殉道的宗教领袖。

阴云与降雨似乎并未削弱数千名参与者的热情，他们参加了全程1.2英里的游行。游行队伍从沃伦大道（Warren Avenue）的卡尔巴拉清真寺（Karbalaa Islamic Center）出发。前往福特路（Ford Road）的福特伍兹公园（Ford Woods Park）。这是迪尔伯恩（Dearborn）第31届年度阿尔巴因（Arbaeen）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在从沃伦大道到福特路的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沿线，数十个帐篷一字排开，志愿者们在帐篷内向路人分发瓶装水、糖果和其他食物。

阿尔巴因哀悼仪式于今年8月4日举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1]。

该仪式旨在纪念阿舒拉节（Ashura）后的第40天，即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孙子伊玛目侯赛因（愿主赐他平安）的殉难纪念日。

每年，大批什叶派穆斯林都会涌向伊玛目侯赛因（愿主赐他平安）圣陵所在的卡尔巴拉，举行哀悼仪式。

“我们每年都这样做，”迪尔伯恩清真披萨店（Halal Pizza）的老板海德尔·阿尔-胡里（Hyder Al-Huri）说道，他此次捐赠了120份披萨。

“这是为了弘扬自由与仁慈。”

“我们的先知教导我们要善待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谁。”迪尔伯恩Boss Hookah店的老板贾法尔·阿尔-沙欣（Jafer Al-Shaheen）表示，他捐赠了价值约5000美元的食物。

“但这与金钱无关，”他说。

“这关乎坚持正义。”在伊拉克举行的阿尔巴因集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群聚集活动之一。

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曾禁止阿尔巴因朝圣活动，但在他2003年下台后，该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从约200万人增长到去年的2100万人。

按照传统，组织者会在游行路线终点向参与者分发食物，随着活动规模的扩大，这一传统得以延续。

在沃伦大道的卡尔巴拉伊斯兰教育中心举行仪式和祈祷后，游行队伍沿着格林菲尔德大道行进，参与者手持旗帜和其他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愿主赐他平安）的标语牌。

游行在福特伍兹公园结束，现场搭建了数十个食品帐篷，提供烤玉米、西瓜和沙威玛三明治。

在福特伍兹公园的北端，草地上铺着祈祷毯，几名男子跪在上面，面向东北方的麦加方向进行祈祷。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造物主的荣耀和传递信息，”在福特伍兹公园帐篷里协助亲属分发食物的莫·里达（Mo Rida）说。

“这个信息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被爱与尊重对待。”里达帐篷里的菜单包括烟熏酸奶、柠檬水和刨冰。

“我们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包括表亲和叔伯们，”里达说。

“他们捐出了数千美元和大量时间，但造物主会补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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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万万没想到！阿尔拜因朝圣者在纳杰夫至卡尔巴拉途中集会


此次集会汇聚了来自伊朗、伊拉克的古兰经社群，以及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朝圣者。

在集会上，伊朗古兰经社群的成员与各国朝圣者共同高举“雅·利萨拉特·侯赛因（愿主福安之）”的旗帜，并以团结的口号强调了坚持真理之路、寻求正义以及对抗压迫的必要性。

参与这场精神运动的人们在纳杰夫至卡尔巴拉路段的第1080号至1090号路标之间行进，现场充满了侯赛因式的激情与灵性氛围。

集会内容包括诵读神圣经文、缅怀先知后裔（愿主福安之），以及重申对阿舒拉节理想的承诺。

此次活动展现了伊斯兰乌玛（穆斯林社群）在这一全球最大规模宗教集会中的团结一致。

在集会期间，古兰经活动家与相关人士指出，古兰经文化与伊玛目侯赛因（愿主福安之）学派之间存在深厚联系。他们将阿尔拜因（Arbaeen）视为弘扬造物主教诲、加强伊斯兰乌玛团结，以及重申对古兰经与先知后裔（愿主福安之）理想承诺的重要契机。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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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500万朝圣者返程高峰！伊拉克边境口岸全线戒备：数据显示：阿尔巴因朝圣返程效率提升至历史新高

深度揭秘：关于阿尔巴因朝圣返程，那些官方媒体不愿透露的3个关键真相

奥马尔·阿德南·阿尔-瓦埃利（Omar Adnan Al-Waeli）在视察扎尔巴蒂亚（Zarbatiyah）边境口岸的阿尔巴因（Arbaeen）朝圣者返程工作时发表了上述言论。

他强调，边境口岸管理局正基于全面规划，与安全机构及服务提供方保持充分协调，旨在为朝圣者的离境提供便利，并提供优质服务，以展现伊拉克在这一重大宗教活动中的文明形象、良好的组织能力与待客之道。

他补充道，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全天候工作，以加快出境手续办理，接纳大量朝圣者，缩短等待时间，并确保朝圣者顺利通行。

阿尔-瓦埃利进一步表示，所有边境口岸将保持全面戒备状态，直至朝圣者返程工作圆满完成。

近几周内，已有近五百万名外国朝圣者前往伊拉克参加阿尔巴因游行。

阿尔巴因哀悼仪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今年的日期为8月4日。

该仪式旨在纪念阿舒拉节（Ashura）后的第40天，即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愿主福安之）的殉难纪念日。

朝圣者主要来自伊拉克和伊朗，他们徒步跋涉漫长的路线前往圣城。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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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阿尔巴因朝圣：为何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徒步游行，被视为超越宗教仪式的文明史诗

以上内容引自伊朗学者穆罕默德·法纳伊·埃什凯瓦里（Mohammad Fanaei Eshkevari）教授的文章。

该文章内容如下：伊拉克的阿尔巴因（Arbaeen）侯赛尼大规模游行与朝圣，是一场在文化、社会及政治宗教层面均具有深远影响的现象，从当代世界的多个视角来看，它都被视为独一无二的。

这场百万人参与的运动不仅是一项传统仪式或有限的礼拜活动，更是深层、文明构建及人性化哲学的体现，它召唤着全世界自由之人的心灵，向往真理、正义与自由。1.

复兴起义并传承殉道者之首（Seyyed al-Shohada）的使命：阿尔巴因最重要的哲学在于保存并延续阿舒拉（Ashura）的讯息。

阿舒拉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更是一所永恒的学校，旨在反抗压迫、捍卫人类尊严并守护神圣的宗教。

阿尔巴因是宰娜白·库布拉（Zaynab al-Kubra，愿主赐她平安）和萨贾德伊玛目（Imam Sajjad。愿主赐他平安）延续阿舒拉使命的体现——这一使命使得卡尔巴拉殉道者的鲜血没有在歪曲与遗忘的尘埃中消逝。

每年的阿尔巴因游行都在重申这一讯息：真理永不熄灭，侯赛因·本·阿里（愿主赐他平安）的学派将持续激励世界各国的自由追求者。

“愿我们与你同在”（Ya Laytana Kunna Ma'ak）口号的实践体现：阿尔巴因的朝圣者不仅通过言语表达情感，更以脚步展现忠诚。

徒步跋涉数十甚至数百公里，忍受酷暑、疲惫与旅途的艰辛，这是对支持侯赛尼学派的实际宣示。

这场运动是对侯赛因伊玛目（愿主赐他平安）在阿舒拉日呼唤的实际回应：“有谁能来援助我吗？”任何从四面八方启程前往卡尔巴拉的人，本质上都在表达：如果我们未能在公元61年身处卡尔巴拉，那么今天，我们已准备好站在真理、正义与捍卫神圣价值的道路上。3.

集体忠诚与乌玛（Ummah）意志的展现：阿尔巴因之旅既是个人的精神修行，也是一场集体运动。

虽然这对个人而言是一种精神体验，但它同时也是伊斯兰乌玛集体意志的宏大展示。

数百万民众并肩而行，是全球真理追随者与正义寻求者团结一致的体现。

这场大规模集会证明，侯赛尼学派不仅仅是一套个人信仰，更是一种能够动员人心、推动民族前进的鲜活社会潮流。4.

无与伦比的团结与温情：阿尔巴因是展现最高道德与人类价值的舞台。

在浩瀚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宁静、秩序、友善、协作与兄弟情谊。

在这条道路上，人们不分国籍、语言、种族或社会阶层，彼此扶持。

仿佛一个理想社会正在形成——一个以爱、无私与互助为核心的社会。5.

经济牺牲与服务文化的体现：阿尔巴因的奇迹之一在于伊拉克人民及莫卡布（Mokabs，接待站）服务人员的慷慨好客。

他们将自己的家园、财产、时间和精力无偿提供给朝圣者，并将服务侯赛因伊玛目（愿主赐他平安）的朝圣者视为一种荣誉与精神勋章。

这种精神是纯粹的牺牲与慷慨文化的体现——这种文化能够引导人类社会摆脱个人主义与世俗追求，转向同理心与责任感。6.

践行马赫迪（Mahdivite）生活方式：阿尔巴因游行可以被视为理想马赫迪社会的缩影——在这个社会中，衡量优越的标准不是财富或外部权力，而是以精神、服务、安全、正义与情感作为人际关系的核心。

在这种氛围中，阶级隔阂消融，人们体验着建立在合作、兄弟情谊与人类尊严基础上的生活。7.

侯赛尼学派的普世性：来自数十个国家、不同民族、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朝圣者——甚至包括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信徒——的参与，表明侯赛因伊玛目（愿主赐他平安）的讯息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族群。

“对侯赛因的爱将我们团结在一起”（Hubb al-Hussein Yajma'una）这一口号在阿尔巴因中成为了客观现实。这种爱将自由思想者的心灵汇聚在正义、尊严与反抗压迫的轴心上。为各国人民之间的真正团结创造了潜力。8.

乌玛权威与觉醒的象征：阿尔巴因是世界上年度规模最大的人类集会。

这种数百万人的参与向霸权势力和人类的敌人发出了明确的讯息：阿舒拉式的乌玛是鲜活的、觉醒的，绝不会向暴政与屈辱投降。

自我塑造与精神培育：阿尔巴因游行是一所伟大的自我约束与精神训练学校。

忍受旅途艰辛、远离舒适、服务他人，并沉浸在充满对先知后裔（Ahl al-Bayt，愿主赐他们平安）的纪念与爱之中，能够洗涤人类的灵魂。

这段旅程增强了朝圣者的耐心、谦逊、韧性、纪律、宽恕与责任感，使他们准备好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10.

这一社会精神体验的意义：阿尔巴因不仅仅是身体在道路上的移动，更是心灵向造物主、真理、正义与解放的进发。

这场鲜活的史诗每年都在以更加辉煌的方式上演，其对人类良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请至少在有生之年体验一次这段精神与灵魂塑造之旅——这段旅程能够改变你对生活、社会以及什叶派本质的看法。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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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200万人齐聚卡尔巴拉，今年的阿尔巴因朝圣规模竟然如此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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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阿尔巴因：为何它是阿舒拉精神的永恒延续深度，揭秘伊玛目侯赛因运动的全球影响力


在前伊朗外交部长、现任议员马努切赫尔·穆塔基（Manoucheshr Mottaki）接受“阿尔巴因广播电台”（Radio Arbaeen）采访时表示。伊玛目侯赛因（愿主福安之）殉道后的第一个阿尔巴因（Arbaeen），是由圣女宰娜白·库布拉（愿主福安之）所率领的卡尔巴拉俘虏车队所纪念的。

在经历了库法和大马士革的囚禁苦难后，先知家族（圣裔）在第四十天回到了卡尔巴拉，圣女宰娜白也因此成为阿舒拉节后首位瞻仰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朝圣者。

他指出，这次瞻仰具有深远的情感与历史意义。

当先知家族返回以示哀悼并重申誓约时，圣女宰娜白也继续通过布道履行其唤醒民众的使命，确保伊玛目侯赛因起义的目标与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穆塔基表示，自那时起，阿尔巴因已成为对伊玛目侯赛因热爱与忠诚的永恒象征，如今这一盛事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公众集会。

在谈及今年的朝圣活动时，他援引伊拉克政府的数据称，约有480万名朝圣者参与了阿尔巴因游行，这反映了该运动非凡的规模。这反映了该运动非凡的规模。

这位前外交部长强调，阿舒拉运动持续激励着各国人民，并表示近期的事态发展证明，卡尔巴拉的精神依然是觉醒与动员的源泉。

他补充说，伊朗民族同样通过汲取阿舒拉文化的力量，展现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

穆塔基引用伊玛目侯赛因那句历史性的宣言——“像我这样的人，绝不会向像他（叶齐德）那样的人效忠”——表示，伊玛目直到最后一刻都拒绝向暴政屈服。

尽管他最终殉道，但他的名字与事业已成为永恒；而叶齐德在历史上却只留下了仇恨、谴责与耻辱。

在谈到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在伊拉克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葬礼游行时。他表示，民众的踊跃参与反映了牺牲与殉道文化与阿舒拉运动之间的深厚纽带。并补充说这条道路将以力量与尊严继续前行。

穆塔基重申，阿尔巴因是阿舒拉的延续，也是对伊玛目侯赛因理想的重申。

他表示，卡尔巴拉的盛大集会证明，伊玛目侯赛因的追随者始终致力于他所倡导的尊严、自由与荣誉之路。

他补充说，伊玛目侯赛因将压迫与不公视为许多人类悲剧的根源，并挺身而出以恢复正义。

通过牺牲生命，伊玛目证明了被压迫者的鲜血绝不会白流，反而会成为一股足以摧毁暴政根基的力量。

据穆塔基所言，在阿舒拉的学派中，殉道并非终点，而是一种永恒且有意义的生命的开端。

因此，阿尔巴因既是这种永恒生命的象征，也是信徒们每年重申与伊玛目侯赛因誓约的集会。

这位伊朗议员进一步指出，伊斯兰革命本身就是从阿舒拉运动中汲取了灵感。

他表示，在伊玛目霍梅尼的领导下，这场革命代表了牺牲、抵抗与正义文化的延续，其精神正持续传播并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人民。

在谈及地区与国际局势时，穆塔基表示，抵抗的精神通过伊朗烈士、军事指挥官、科学家及其他牺牲英雄的奉献而保持鲜活，未来的发展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

他在采访最后总结道，盛大的阿尔巴因集会本身就是弘扬阿舒拉文化、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革命理想的最伟大媒介，其影响力往往超过了成千上万次的布道或书籍。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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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科索沃代表团在斯科普里国际古兰经大赛中横扫10项大奖

科索沃穆斯林社区现状：为何该国古兰经教育水平能领跑欧洲？

国际古兰经赛事于7月26日至29日在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举行。

据 Muslimsaroundtheworld 网站报道，此次比赛共有来自29个国家的约300名选手参加。

科索沃代表团在比赛中斩获30个奖项中的10个，被评选并宣布为本次赛事中最成功的代表团。

尽管科索沃国土面积狭小且独立时间不长，但它在古兰经教育和诵读者培训方面始终保持着欧洲领先地位。

作为欧洲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科索沃拥有一套由伊斯兰教职人员监管的教育体系，该体系在国际古兰经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在斯科普里举行的国际古兰经大赛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优势。科索沃代表团在29个参赛国中脱颖而出，位居榜首，取得了最佳综合成绩。

该国代表在本次共有来自29个国家的近300名选手参加的比赛中，赢得了30个奖项中的10个。

这一成就源于科索沃代表团在比赛各环节中的出色表现。

哈菲兹·阿尔班·达利（Hafiz Alban Dali）在全本古兰经背诵组别中荣获第一名，这是本次比赛中最突出的成就；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在不同组别中名列前茅。

在10卷背诵组别中，萨姆拉·巴沙尼（Samra Bashani）获得女子组第二名，马里戈纳·米列瓦（Marigona Mileva）和哈娜·马洛库（Hana Maloku）并列获得第三名。

在5卷背诵组别中，穆罕默德·莫雷纳（Mehmet Morena）获得男子组第三名，达里亚·斯迈利（Darya Smaili）获得女子组第三名。

在2卷背诵组别中，埃姆拉·沙拉（Emra Shala）获得女子组第一名，阿多尼斯·吉马利（Adonis Djimali）获得第二名。

在诵读组别中，阿马尔·霍查（Ammar Hoxha）获得第二名，尤努斯·巴贾齐蒂（Yunus Bajaziti）获得第三名；里亚娜·埃瓦齐（Riana Eyvazi）获得女子组第二名。

他强调，评审团在评估过程中执行了最高标准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并指出本次比赛水平极高，选手之间竞争十分激烈。

评审团主席萨米·阿尔-阿瓦吉（Sami Al-Awaji）及其他评委对科索沃代表团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强调该代表团取得了赛事最佳成绩。其代表的表现反映了科索沃古兰经教育机构所达到的先进水平。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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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埃及痛失国宝级诵读者：97岁古兰经大师谢赫·纳贾尔离世，宗教基金部部长发文哀悼

谢赫·赛义德·纳贾尔的历史是什么？这位加尔比亚省最年长诵读者的传奇一生

奥萨马·阿扎里（Osama al-Azhari）在致辞中对谢赫·纳贾尔（Sheikh al-Najjar）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与惋惜。纳贾尔是宗教基金部（Ministry of Awqafs）古兰经诵读委员会最资深的成员之一，也是艾哈迈迪清真寺（Ahmadi 清真寺）最年长的诵读者之一，他为《古兰经》奉献了一生。

致辞称。这位已故诵读者是该部忠诚的成员，曾担任马尼尔·胡韦沙特（Manil Al-Huwayshat）赛义德·苏韦德清真寺（Sayyid Suwaid 清真寺）的宣礼员和《古兰经》诵读者。留下了真诚、谦逊和高尚品格的典范。

阿扎里指出，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依然积极参与诵读会和《古兰经》研讨活动。

宗教基金部部长向逝者家属、学生及友人致以诚挚慰问，并祈求造物主赐予他神圣的怜悯，在天堂中为他预留宽敞之地，奖赏他为《古兰经》所做的贡献，同时祈求造物主赐予其家人和亲属耐心与坚韧。

谢赫·赛义德·纳贾尔（Sheikh Saeed al-Najjar）生前居住在埃及加尔比亚省（Gharbia Province）坦塔市（Tanta）的马尼尔·胡韦沙特村，于8月2日去世。享年97岁。

纳贾尔的《古兰经》生涯涵盖了数十年的工作与传教活动，期间他担任宣礼员并负责赛义德·苏韦德清真寺的《古兰经》诵读工作，他始终以真诚和严谨的态度履行这一职责。

已故的纳贾尔在同事和朋友中以热衷参与《古兰经》诵读会而闻名，他为确立正确的诵读规范和弘扬造物主的经典做出了贡献，这使他在宗教基金部及清真寺信众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他的一生见证了许多体现其宗教使命感的时刻，直到生命最后几天，他依然与求学者和《古兰经》爱好者们在一起。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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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万万没想到！加沙110名女学生在战火中创造奇迹：单次会话完整背诵全卷古兰经

110名学生数据显示：加沙在极端困境下古兰经教育的坚韧趋势

加沙宗教基金管理局（Gaza Awqaf Authority）与人道救援基金会（IHH）合作，为 110 名通过背诵完成《古兰经》全卷（Khatm Quran）的女学生举行了庆祝活动。

据《Al-Ray》报道，这些学生来自女子《古兰经》背诵部（Diwan al-Hafiz）。

此次活动是“Taratil al-Tamkeen”《古兰经》日的一部分，该活动旨在配合加沙地带宗教基金与宗教事务部的一系列《古兰经》背诵计划。

该部《古兰经》与圣训总局局长穆罕默德·萨利姆（Mohammed Salem）称赞了这一善举，这是学生们首次在单次会话中完成全卷《古兰经》的背诵。他形容这一场景是“加沙及其人民的骄傲与荣耀”。

萨利姆感谢 Diwan al-Hafiz 提供了良好的《古兰经》学习环境与条件，使学生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服务造物主之书的活动中。

加沙宗教基金部主任阿萨德·穆什塔希（Asaad al-Mushtahi）对这一运动表示自豪，并强调学生们在战争与破坏中依然坚持背诵《古兰经》的决心。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加沙人民尽管历经磨难，仍始终坚守造物主之书。

尽管面临以色列政权的种族灭绝战争，加沙的《古兰经》诵读活动从未中断。

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表达了他们的喜悦，并决心继续推动这一《古兰经》学习运动。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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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伊朗诵读者呼吁在阿尔巴因朝圣期间大幅增加古兰经诵读活动

关于阿尔巴因古兰经活动的3个误解：不仅是哀悼，更是文化传播

在接受国际古兰经通讯社（IQNA）采访时，哈米德雷扎·艾哈迈迪-瓦法（Hamidreza Ahmadi-Vafa）表示，近年来。阿尔巴因（Arbaeen）朝圣者对古兰经聚会的欢迎程度逐年提高。

他指出，这种广泛的欢迎程度表明，阿尔巴因徒步路线沿线，特别是在大型服务站（Moukebs）中，古兰经聚会和相关项目的数量应当进一步增加。

他表示，阿尔巴因古兰经护送队的活动应侧重于古兰经诵读表演。

艾哈迈迪-瓦法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伊朗诵读者，近年来曾多次随伊朗阿尔巴因古兰经护送队出访，并深度参与了这一全球最大规模公众集会中的古兰经相关活动。

基于实地观察，他强调了这一盛大活动在弘扬古兰经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潜力，并认为专注于诵读聚会的数量增长，是推动阿尔巴因朝圣期间古兰经活动最重要的策略。

“在我有幸随队同行的过程中，我清晰地见证了古兰经项目，特别是诵读环节所受到的广泛欢迎。”

“这种欢迎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年变得更加热烈和广泛。因此，各级官员及相关负责人应顺应公众需求，为举办更多此类聚会提供保障。”

他强调，必须利用一切能力、机会和宣传设施来推广并加强阿尔巴因徒步路线上的古兰经研讨会。他说道：“毫无疑问，在这一盛大的仪式中，还会举办各种其他文化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涉及宗教歌曲，如赞美诗、诵读和哀歌，这些活动都有各自的负责方。”

因此，阿尔巴因古兰经护送队似乎应将其主要使命聚焦于古兰经诵读项目的实施。阿尔巴因哀悼仪式于今年8月4日举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

该仪式标志着阿舒拉节（Ashura）后的第40天，即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外孙侯赛因·伊本·阿里（愿主赐他平安）殉难纪念日。

每年，大批什叶派穆斯林涌向卡尔巴拉（Karbala），前往侯赛因（愿主赐他平安）的圣陵进行哀悼仪式。

伊朗也会在阿尔巴因游行期间派遣一支被称为“努尔（Noor）护送队”的古兰经团队前往伊拉克。

伊朗“努尔护送队”的成员在纳杰夫（Najaf）至卡尔巴拉的沿途以及阿尔巴因游行的其他地点，开展包括古兰经诵读、宣礼（Adhan）和宗教赞美诗（Tawasheeh）在内的各类古兰经及宗教活动。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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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阿尔巴因游行不仅是朝圣

阿尔巴因游行如何成为全球古兰经文化传播的媒体平台？

穆罕默德·哈贾维（Mohammad Khajavi）在接受国际古兰经通讯社（IQNA）采访时表示，邀请其他国家的诵读者不仅能加强古兰经领域的交流。还将使阿尔巴因（Arbaeen）成为推广古兰经文化的全球性媒体平台。

当被问及来自不同国家的古兰经诵读者参与阿尔巴因游行活动的重要性时，他表示这一建议非常有价值，值得深思。

他指出，从技术和艺术能力的角度来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诵读者在伊斯兰国家中享有非常卓越且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提升诵读水平方面，无需借助他人的力量。

“然而，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甚至世界各地穆斯林诵读者的参与，能够带来宝贵的文化成果。”

他强调：“这些人通过参加古兰经研讨会并进行诵读表演，将亲身体验到阿尔巴因游行无与伦比的宏伟、壮丽与灵性。”

“在回到各自国家后，他们可以作为文化和古兰经大使，向更广泛的受众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并在正确介绍这一伟大运动方面发挥作用。”阿尔巴因哀悼仪式于今年8月4日举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

该仪式标志着阿舒拉节（Ashura）后的第40天，即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外孙侯赛因（愿主赐他平安）的殉难纪念日。

朝圣者主要来自伊拉克和伊朗，他们徒步长途跋涉前往这座圣城。

在阿尔巴因游行期间，伊朗还会派遣一支被称为“努尔车队”（Noor Convoy）的古兰经代表团前往伊拉克。

“努尔车队”的成员在纳杰夫（Najaf）至卡尔巴拉（Karbala）的沿途以及阿尔巴因游行的其他地点。开展包括古兰经诵读、宣礼（Adhan）和宗教赞歌（Tawasheeh）在内的各类古兰经及宗教活动。引用资源：[1] 阿尔巴因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重要宗教纪念活动，旨在纪念侯赛因·本·阿里殉难四十日。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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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全网泪目！伊拉克少女仅用43天背诵整部古兰经，这一惊人壮举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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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埃及古兰经电台大动作！已故诵读大师马哈茂德·阿里·班纳的珍贵录音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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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与深度揭秘：关于卡塔尔古兰经诵读奖，那些官方不愿透露的3个真相与80万奖金背后的选拔标准

卡塔尔古兰经诵读大赛指南：给穆斯林读者的参赛关键信息与录音室奖励详情

本届古兰经诵读活动以“弘扬优美诵读之声”为主题。卡塔拉（Katar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报名工作已于8月3日开启，并将于9月30日截止。该奖项旨在发掘并鼓励古兰经诵读领域的杰出人才，甄选出最动听的诵读之声，并根据泰吉威德（Tajweed，古兰经诵读规则）表彰优秀的诵读者。评审团由三位古兰经诵读与泰吉威德专家，以及三位在玛卡姆（maqamat，音阶）、声乐质量与旋律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作为奖项的一部分，卡塔拉将负责在卡塔拉录音室（Katara Studios）为第一名获奖者录制并发行完整的古兰经诵读音频。奖金总额为80万卡塔尔里亚尔，其中第一名奖金为50万卡塔尔里亚尔，第二名20万卡塔尔里亚尔，第三名10万卡塔尔里亚尔。自2017年该奖项设立以来，卡塔尔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下属的宗教基金总局一直担任其官方赞助商。 收起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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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复兴运动在遭强力镇压五年后，准备浴火重生

复兴运动是谁？为何突尼斯年轻一代坚信该伊斯兰政党即将回归？

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导人入狱、办公室被查封，运动也屡遭打击。

然而，在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总统夺取广泛权力并拆解突尼斯民主制度五年后，复兴运动（Ennahda）的支持者们坚称，这个突尼斯最大的伊斯兰运动正准备浴火重生。

该组织许多年轻成员并不认为过去五年是运动的终章，而是将其描述为历史上又一段充满监禁、流亡和政治迫害的时期。

他们表示，这段经历迫使复兴运动直面错误、更新领导层，并为赛义德统治之后的未来做好准备。

“认为复兴运动已被击败、突尼斯人不再需要伊斯兰政党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23岁的艾哈迈德（Ahmed）说道。他居住在突尼斯市的工人阶级郊区埃塔达门（Ettadhamen），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伊斯兰运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看到一个植根于伊斯兰教的运动，一个能够代表我们身份并为世界各地受压迫穆斯林挺身而出的运动。”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复兴，我们将再次崛起。”

“我们没有离开政治舞台，我们依然在这里”

艾哈迈德的乐观与该运动目前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赛义德于2021年7月25日暂停议会以来，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Rached Ghannouchi）及数十名高级反对派人士被监禁，该运动的大部分领导层也遭到起诉或被迫流亡。

复兴运动曾是突尼斯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如今却比前强人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统治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虚弱。

然而，在运动内部，很少有人认为它的故事已经结束。

复兴运动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本·阿里统治下突尼斯主要的伊斯兰反对派运动崛起，其数千名成员曾被监禁、折磨或被迫流亡。

当“阿拉伯之春”推翻了本·阿里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后，该运动重返公共生活，并赢得了突尼斯首次民主选举，将自己定位为领导人所称的“穆斯林民主”典范。

与该地区许多其他伊斯兰运动不同，复兴运动主张伊斯兰教与民主是互补而非矛盾的。

随着时间推移，它从伊斯兰政党的理念转向了加努希所描述的“穆斯林民主人士”政党，致力于多元主义、宪政统治和权力的和平移交。

在2016年的里程碑式大会上，该运动正式将政治活动与宗教活动分离，主张清真寺不应成为党派政治的竞技场。

复兴运动表示，宗教应为社会提供道德指引，而民主制度、竞争性选举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应作为政府的基础，而非主张强加伊斯兰教法。

其宣言承诺致力于公民自由、平等公民权和政治多元化，这些立场使其区别于该地区许多其他伊斯兰政党。

这种演变赢得了西方政府的谨慎支持，他们渴望看到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大部分地区受挫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在复兴运动2011年胜选后，美国国务院表示期待与突尼斯新当选的领导人合作，共同建设“民主的未来”。

英国外交部同样对该国的自由公正选举表示欢迎，并承诺支持突尼斯的民主转型。

对于复兴运动的领导人来说，突尼斯提供了一个机会，证明政治伊斯兰与民主治理可以共存。然而，这一愿景很快就受到了执政现实的考验。

尽管复兴运动与历届世俗联盟伙伴共同执政，从未单独掌权，但突尼斯经济停滞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难以实现许多突尼斯人在革命后所期待的经济改善。

该运动日益成为民主转型伴随的挫败感的代名词，这使得赛义德能够将自己塑造成扫除旧政治阶层的局外人。

他在2021年7月的夺权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突尼斯的政治版图。

复兴运动的支持者认为，该运动最大的错误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战略。

他们表示，多年来试图与世俗竞争对手建立共识并安抚批评者的努力，最终未能保护该党在2011年革命后努力建立的民主制度。

在2019年的总统选举决选中，复兴运动在自己的候选人被淘汰后，拒绝支持媒体大亨纳比勒·卡鲁伊（Nabil Karoui），转而支持赛义德。

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赛义德是更安全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常被称为突尼斯“贝卢斯科尼”的卡鲁伊与旧政治体制联系过于紧密。

复兴运动高级官员艾哈迈德·加卢尔（Ahmed Gaaloul）认为，该运动低估了其对手（包括本地和区域对手）的决心，也低估了突尼斯的国际伙伴接受其民主制度被拆解的意愿。

“我们相信没有人敢推翻突尼斯人付出如此巨大牺牲才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他说。“我们误判了形势。”

他表示，虽然敌视“阿拉伯之春”的区域大国试图破坏突尼斯的民主转型，但欧洲和美国也未能捍卫它。

“分裂和软弱主要存在于欧洲，”他说。“他们没有捍卫我们的民主。”

加卢尔表示，相反，西方政府越来越接受突尼斯民主实验已经失败的论调，同时忽视了他所描述的威权主义倒退。

“我们花了多年时间试图安抚所有人，却牺牲了我们自己的政党”

“革命后幸存了10年的整个民主制度正在被辜负，”他说。

对于许多年轻成员来说，这种经历促使他们对该运动自身的权力方针进行了更广泛的重新评估。

复兴运动大部分高级领导人的被捕，加速了党内关于定义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共识政治是否最终导致该运动变得脆弱的辩论。

“我们许多人尊重复兴运动在革命后取得的成就，但我们也认为它妥协得太多了，”28岁的工程师兼该组织成员哈蒂姆（Hatim）说。

“我们花了多年时间试图安抚所有人，却牺牲了我们自己的政党。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一代，希望领导人有足够的自信去推行他们的纲领，而不是一味地让步。”

“如果这意味着放弃我们的伊斯兰价值观，我们就不想要无休止的共识。”

这种观点在年轻活动家中越来越普遍，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复兴运动花费了太多精力向对手证明政治伊斯兰可以与民主共存，结果却眼睁睁看着这些民主制度被拆解。

前复兴运动议员马赫·马迪乌布（Maher Madhioub）表示，该运动过去五年一直在反思这些失败。

“复兴运动并非诞生于政府或国家机构中，而是源于其成员四十多年来的巨大牺牲，”他说。

“它诞生于一个公民、公共和普世的运动。它赢得过一些选举，也输掉过一些，但它始终与突尼斯人民对自由、尊严和正义的渴望站在一起。执政始终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如果突尼斯最终回归民主政治，马迪乌布相信复兴运动将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毫无疑问，它从所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了很多，”他说。“它将对自己、自己的选择和有能力的成员更加自信，并将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这种机会是否会很快到来仍不确定。

赛义德继续得到邻国阿尔及利亚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最近称突尼斯的国家安全与阿尔及尔的安全密不可分。并承诺捍卫其免受“任何威胁”。

他的言论发表在赛义德夺权五周年纪念日几天后，强调了阿尔及尔尽管面临对其威权统治的日益严厉的批评，仍持续支持突尼斯总统。

然而，在复兴运动内部，人们对即将重返权力几乎不抱期望。

成员们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运动的组织网络，支持被监禁的同事，并为突尼斯政治空间最终重新开放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我们没有离开政治舞台，我们依然在这里，”31岁的小企业主穆罕默德（Mohamed）说。

“但在未来，我们希望该运动能更强有力地谈论我们国界之外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巴勒斯坦、苏丹还是其他影响穆斯林的危机，复兴运动都应该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为面临压迫的人们挺身而出，”他说。

“我们希望有一个领导层，能够挑战那些伤害穆斯林的人。我们不会为了外交而接受沉默，”他补充道。

尽管经历了多年的镇压，伊斯兰与民主研究中心主席拉德万·马斯穆迪（Radwan Masmoudi）认为，该运动在突尼斯社会中根基深厚，不会消失。

“复兴运动，乃至温和的伊斯兰政党，都将长期存在，”他说。“突尼斯或阿拉伯世界的任何真正民主，都不能排除如此重要和关键的社会组成部分。我确实认为，在新的民主突尼斯，复兴运动将有一席之地，就像所有其他伊斯兰和世俗政治运动一样。”

对于支持者而言，该运动的未来最终取决于突尼斯是否回归民主，而不是它是否重返政府。

“人们以前以为我们消失了，”马迪乌布说。

“如果复兴运动赢得了这场可怕的政变结束后的首次民主选举，那是因为它从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了教训。” 收起阅读 »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争取维吾尔族人权的策略

阿里达·梅拉尼，马塔兰大学国际关系系

摘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由维吾尔族流散社群构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争取人权。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世维会为维吾尔族争取人权所采取的策略。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着重于对事件进行描述性呈现，并通过文献研究进行数据收集，随后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作者还借助了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流散社群等概念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最终，作者强调世维会所采取的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强调信息传播并将世维会塑造成和平组织形象的非暴力策略，二是游说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获取支持。

本文讨论了某机构在应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人权侵害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该机构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作者分析了世维会如何制定策略来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群众争取人权。维吾尔族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本土民族名称。新疆本身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多个中亚国家接壤，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种巨大的潜力使得中国毫不犹豫地在中亚多个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例如在2012年，中国投资在中亚地区投资了2500亿美元。与中亚相邻地理位置赋予了新疆对中国极高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存在分裂主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将新疆维持为其国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该议题与人权侵害问题紧密相关。针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害可以从联合国人权概念的视角来看待，该概念涵盖多个方面，即对文化、社会、经济、公民以及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侵犯。这关乎个人在其社群中的安全以及避免文化威胁，例如压迫、民族间暴力以及特定群体的主导地位。文化权利也为每个人发展和开展其文化活动提供了灵活性。

自新疆处于中国管辖之下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汉族人口流动，这使维吾尔族边缘化。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口流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导致了各种人权侵犯现象的出现，例如侵害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和语言权利。维吾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其自身文化语言，与普通话无关。汉族人口在新疆占多数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教育和媒体中使用的语言大多采用普通话。新疆的每家教育机构都要求毕业生掌握普通话。此外，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政策，旨在控制被怀疑涉嫌恐怖主义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的宗教活动。这一政策使得清真寺的阿訇或穆斯林领袖有义务参加中国政府开设的教育课程，并禁止未满18岁的维吾尔族儿童进入清真寺。此外，各种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均受到政府官员的严密监控。这些规定使得维吾尔族甚至仅仅实践其文化和宗教都变得不安全。随后，政府又推出了“靓丽工程”政策，禁止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禁止男性留胡须。所有这些行为在公共场所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还存在社会和经济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新疆的人口分布分为两个区域，即人口以汉族为主的北部地区，以及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北方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而在南方的和田和喀什等地，90%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当地的区域状况属于中国贫困地区之列。2009年，北部居民的收入是南部的三倍。维吾尔族较差的经济状况源于语言障碍，并且难以在被政府贴上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标签的维吾尔人身上建立信任。

此外，由于遭遇各种歧视，维吾尔族还面临着公民和政治权利受侵害的问题。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打”政策伴随着各种指控以及未经正当程序的突击逮捕。2002年，22名维吾尔人因恐怖主义指控被捕并被押送关塔那摩湾关押，但最终有16人因未被证实参与恐怖主义而被释放。此外，维吾尔族在中国举办的若干重大庆祝活动中也面临歧视，例如2008年奥运会庆祝活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维吾尔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严格审查，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参加这些活动的许可。

在维吾尔人社会中可见的另一项侵害行为，是2013年在吐鲁番市设立的政治教育营，吐鲁番是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之一。随后，该教育营扩展至新疆各地，如喀什以及其他以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城市。营内的被羁押者分为四种类型，即A类（“严打”政策下的羁押者）、B类（被认为较为固执者）、C类（接触过极端主义者）以及D类（与C类相似但接触极端主义程度较轻者）。在营内，被羁押者被灌输思想以使其忘记本土文化。中国雇用了约260个汉族警务单位，因为担任警察和教育营工作人员的要求必须是汉族、精通普通话且至少高中毕业。

涉及人权侵害的各种事件已引起多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美国和土耳其等若干国家曾试图介入这些人权议题，但仅限于对中国提出谴责。与此同时，国际组织通常提供年度报告和媒体报道，向世界传达这一事件，包括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在这三个组织中，世维会规模最大，且最常定期就针对该人群的人权侵犯事件发声。世维会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表达利益。本研究旨在阐述世维会在为其争取权利时所采用的策略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和描述性研究类型，旨在获取有关现状的信息，并探究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解释本研究的变量（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策略以及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时，作者在尽可能收集有关这两个变量的信息后进行了描述性说明，随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从而做出解释，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定性方法中数据分析的顺序如下：第一，反复阅读数据，同时减少重叠或重复的信息；第二，观察所获数据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第三，对与其他数据具有相似性或匹配性的数据进行分类；第四，寻找将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主题；第五，构建一个框架，以获取数据试图传达的实质内容。

中国政府调配维吾尔族的历史

新疆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949年随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才正式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过去，新疆地区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殖民，导致该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蒙古控制的区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控制的区域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最终独立发展，如今成为塔吉克斯坦；而东突厥斯坦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作为该地区的原住民，曾于1876年成功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然而这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了该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疆”。根据新疆形成的历史可以理解，深受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影响的新疆原住民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拥有与中国主体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传统和文化方面，维吾尔人拥有类似于中亚和中东的传统。在语言方面，他们使用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自家语言。在面部特征方面，维吾尔族的容貌与通常的中国人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全面控制新疆省。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发展政策为借口，将作为中国本土和主体民族的汉族调配至新疆地区。为了在新疆实现同化，还采用了其他方法，例如在新疆建立中国政府机构或行政管理体系，党员主要由汉族组成，以及开展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汉族人口的迁移对新疆人口比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49年，汉族占新疆人口的7%，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61%。这一数字与维吾尔族的情况成反比，后者最初是主体民族，随后变成了少数民族。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占比为75%，但到2002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47%。这两个民族在居住地理位置上也存在分隔，许多汉族人生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该市经济发展良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而维吾尔人则大多生活在郊区/周边地区，即喀什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9。

中国政府实施的人口迁移旨在总体上改善新疆的经济，但事实上，唯一获得良好经济改善的区域是北疆地区（即乌鲁木齐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南疆地区（即喀什市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取得经济进步。汉族人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大多数人在工业部门工作；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维吾尔人则在喀什市从事农业工作，为现有工业提供原材料。这种差距反映了乌鲁木齐的汉族与喀什的维吾尔人之间生活的差异。

图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中国政府的不同对待方式成了对维吾尔族实施某种形式歧视的开端。这导致1990年出现了由名为“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发起的分裂主义行动。东伊运开始反抗中国政府，袭击了政府官员，造成6人死亡。这一行动引发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紧邻喀什市的克孜勒苏巴仁地区的骚乱。袭击行为最终导致了各民族与政府之间的重大骚乱。东伊运的出现是其他分裂主义组织涌现的起点，例如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人民解放阵线、设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以及随新疆抵抗议程中“圣战”（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斗争）一词出现而壮大的其他几个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有着相同的目标（即将新疆建成一个国家），但它们在实现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时，有着各自的方法、观点和途径。从1991年到1993年，分裂分子通过引爆喀什市的公交车和政府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于东伊运及其他团体的叛乱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名为“严打政策”的措施作为回应。这项政策是一项反恐行动，因为这些组织既被视为叛乱分子，也被视为恐怖分子，其原因在于东伊运成员背景为穆斯林，并被认为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严打政策”旨在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项政策也被称为强硬路线方法，因为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采取的各种行动对平民（即普通百姓，尤其是维吾尔人）产生了影响。维吾尔族随后被中国政府贴上叛乱民族的标签，并成为从“严打政策”开始的人权侵犯的目标。

“严打政策”是中国政府加强对维吾尔人监控以限制其活动空间之开端。斋月等宗教节日受到监控，清真寺被关闭，阿訇因被认为通过“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激进主义源头而被捕。由此，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对彼此产生了固有的看法：维吾尔人将中国视作压迫者，而中国则将维吾尔人视为恐怖分子群体。尽管实施了“严打政策”，新疆多个城市的骚乱依然频繁发生，尤其是喀什市。南疆地区因受到严密控制而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例如宗教自由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在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事件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维吾尔族人发起抗议，要求对因被指控在广东省骚扰两名汉族女性而被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维吾尔族群体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谓性骚扰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些行动最终演变成暴乱，因为政府拒绝了抗议者的要求，甚至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维稳，从而引发冲突并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次事件之后，维吾尔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9年暴乱之后，维吾尔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租房价格被故意抬高，且就业渠道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住房。2014年，学校和工作场所开始出现禁止佩戴头巾（希贾布）的规定，同时还禁止学生、教师和工人进行斋月禁食。2016年，维吾尔族人被禁止前往26个被认为敏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利比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埃及、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哈萨克斯坦、南苏丹、肯尼亚、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16年，新疆由被选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治理。陈全国此前于2011年被中央政府调派至西藏，以促进西藏的稳定。在西藏任职的五年期间，陈通过招募2500名警察加强了安全管控。2016年至2017年间，陈在新疆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招募了9万名警察以改善安全环境。陈被认为是一位在保护该地区免受分离主义威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陈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营，进一步加剧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侵犯。该教育营的作用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有嫌疑和威胁的人，例如活动人士和疑似恐怖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维吾尔族。他们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并在营地里经常遭受酷刑，特别是在审讯期间。

2017年，有12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并关入教育营。据称，设立这些教育营是为了将关押人员的思想改造回应有的状态，因为他们被认为受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营地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灌输中国意识形态的团结教育，到心理咨询以及政府政策学习。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一直持续到2018年。联合国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犯状况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恶劣程度。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的发展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于2004年4月16日在德国成立的组织，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即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该组织旨在以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促进维吾尔族人民的权利，为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命运而奋斗。该组织开始通过与其它维吾尔组织建立联系，以及与美国国会（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关系来拓展其对外联系。世维会由 numerically 一群具有维吾尔背景且曾前往各个国家的维吾尔人士发起。世维会在应对新疆人权侵犯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科普林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世维会是一个由具有相同社会目标的团体或组织联合成立的组织。世维会是最大的维吾尔族组织，下辖分布在各个国家的数十个其它维吾尔协会，例如美国维吾尔协会、加拿大维吾尔协会、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以及分布在16个国家的其它协会。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在作为中央组织的世维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十个活跃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组织为世维会提供支持并隶属于世维会。

人权侵犯是该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从福尔克·海因斯的概念来看世维会，世维会的产生是因为在虐待、被忽视、未被同等对待以及遭受不良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侵犯。这种侵犯的受害者是维吾尔少数民族。因此，世维会希望获得能够结束这些侵犯行为的解决方案。

世维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例如，热比娅·卡德尔是吸引了国际关注的世维会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不仅作为世维会的领导人而闻名，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特别是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和政治人物。热比娅还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议会、政府官员和其它机构面前为维吾尔族的权利发声。在她每次访问期间，热比娅总是受到各种媒体的报道，这间接地推动了有关维吾尔族问题的宣传。这些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西藏电台、台湾中央通讯社、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文化电台、

自2004年以来，作为一家避免暴力、提倡对话与谈判的组织，世维会向许多利益相关者开展了各种游说和沟通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世维会还与其它几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受威胁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形式多样，从交换信息到获得资金援助不等。世维会还积极与几家媒体建立联系，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以及其它媒体。双方以双向方式共享信息，世维会偶尔提供信息以协助宣传维吾尔族的现状，或者由媒体联系世维会进行采访或澄清信息。世维会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工作坊、研讨会和国际座谈会，以促进维吾尔族的权利，例如2011年2月在土耳其举行的有250人参加的会议，以及同月在意大利举行的有400人参加的会议。世维会参与的另一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举行，有议会议员出席。

2012年6月26日，世维会首次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届会议。在这场与人权相关的会议上，世维会由项目协调员迈克尔·菲利普斯代表发言，有机会就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现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世维会讨论了对各种形式人权的保护，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此外，世维会还采用了新的方式来表达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即自2014年起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一整年里对维吾尔族实施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此外，世维会于2016年3月29日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会议。该会议直接针对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主题为“禁止移动，禁止祈祷：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世维会还在2016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通过递交公开信开展斗争。世维会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其它各种组织和活动家共同发送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涉及中国不尊重维吾尔公民社会权利的对待方式，世维会要求中国释放无辜的维吾尔被关押人员。

2018年3月，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并有机会会见了上一届参议院成员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多里坤还出席了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国会会议。世维会在2018年期间多次访问美国。在寻求支持的各种访问中，世维会还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平行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的歧视性对待。该报告随后在一项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审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努力

为争取维吾尔族的权利，世维会采取了多项策略，包括使用非暴力方法，即侧重于将互联网作为宣传平台，并向西方国家开展游说活动。

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

互联网宣传的主要目标是传递关于维吾尔人在人权侵犯问题上所处状况的叙事。正如非政府组织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传递这种叙事对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同情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在通过网站开展的宣传中，世维会还解释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维吾尔人不同于中华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群体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流亡群体的目的在于赋予其身份认同发展的权利，而不受任何一方的压力。网站是吸引那些对维吾尔人经历同情的支持者的一种简便途径。世维会网站每天接收4万至5万次访问。世维会与其他仅包含摘自各种媒体新闻的海外流亡群体网站不同，世维会拥有独立的新闻发布渠道，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文章、新闻和定期报告。世维会网站使用多种语言：英语、维吾尔语、德语、中文和日语。世维会所使用的方法符合海因斯所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概念，即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游说各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

世维会的游说有助于争取各方的同情。有若干非政府组织与世维会开展了合作，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威胁受害人民协会、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无国界人权组织、罗夫托基金会、中国人权、国际跨信仰组织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建立的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资金形式的援助，到关于维吾尔人所处状况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或会期中被传播和提出。

世维会积极向联合国开展游说活动。世维会在联合国的首次机会始于获得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会议的许可。最初，世维会获得的仅是观察员地位，这只允许世维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在出席了几次会议之后，世维会获得了咨询地位，使其能够就维吾尔人经历的案例发表声明。此外，世维会与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合作，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已被接收并加以审议。

每年，在每一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维会都会出席，以扩大对联合国多个委员会的游说。2018年，世维会开始接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这种接触是通过提交关于人权侵犯的建议书或报告进行的，重点关注已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教育营问题。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

上述各种非暴力途径是世维会支持人权保障的一种形式，旨在国际社会眼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其官方网站上，世维会强调自己是代表新疆及其他地区的维吾尔人建立的组织或大型平台。世维会声称自己是一个通过强调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的和平方式争取维吾尔族权利的组织。世维会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方式，是因为它从维吾尔群体对抗暴力行为的形式中吸取了教训，即暴力抵抗只会换来中国方面的暴力回应。

世维会为实现维吾尔人人权保障而进行的斗争强调两种方法：非暴力方法和接触西方国家。非暴力方法是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向其他人权非政府组织 and 联合国进行游说，以及传播有关维吾尔族遭受人权侵犯的报告和新闻。下一个方法是接触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旨在获得支持。通过这两种方法，世维会取得了若干里程碑式的进展，最终能够将维吾尔人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升为一个国际性议题。


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维吾尔问题

世维会在联合国的接触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人权会议，并定期就维吾尔族遭受的人权侵犯发表演讲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情和支持。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上，世维会提交了与维吾尔问题相关的建议并发表了演讲，得到了美国、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热烈回应。即使这种支持当时仍仅限于在联合国会议上表达的口头支持，但自世维会出席联合国人权年度会议以来的过去几年里，这已成为世维会的一项宝贵成就。

除了接触人权理事会外，世维会还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游说，这是联合国组织中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维会获准作为非政府组织出席会议并拥有咨询地位，这种地位允许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每次会议上就某个议题表达观点并影响政策。世维会利用该论坛提出维吾尔族经历的案件。2018年5月17日，中国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对世维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存在提出异议，并要求将世维会从该组织中除名。然而，由于世维会与美国关系密切，世维会通过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使凯利·柯里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也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而使世维会继续留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有权提交有关维吾尔人的建议书。

随后，世维会在联合国的努力进一步升级，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求，要求针对营地的建设对中国采取行动；根据世维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该营地已关押了300万人。尽管最终仍没有任何国际方获准调查该营地，但至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赞赏世维会的努力，警告中国关闭营地并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其进行监督。

各种媒体开始提出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家》杂志，该刊物根据联合国的多次会议继续关注此案。《外交家》报道称，与世维会交换信息并开展合作的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各种报告已被联合国接收。报道称，营地内已有300万名被扣押人员。此外，《外交家》的媒体分支在英国也访问了新疆这一地点，并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此外，《外交家》杂志也开始详细讨论维吾尔族人不得不经历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被关押者被送入集中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下载了瓦茨普应用程序、在国外有亲眷、通过互联网获取宗教资料、访问过特定国家，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明确原因。据报道，集中营内还发生了酷刑折磨，如殴打、剥夺睡眠等。关于维吾尔族的新闻随后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维吾尔族，谷歌搜索数据表明，2018年关于维吾尔族的搜索量较前几年有所增加。

获得国际支持

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源于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游说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以及联合国关于维吾尔族讨论的增加，其他国家也给予了支持。然而，西方国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争取支持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地区倡导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国际支持不仅来自西方国家，也来自土耳其。尽管土耳其近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但土耳其仍就所谓关押了一百万无辜民众的政治教育营事件对中国进行了谴责。

从前面的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争取维吾尔族人权而采取的两项战略，已成功将维吾尔族问题传播到了国际社会。这是向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报道传播与游说的成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了该组织与“东伊运”组织之间的区别。这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强调非暴力方法的结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促成了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直到目前，由于中国拥有的巨大实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仍未能完全阻止中国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能够履行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旨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成功利用联合国论坛，要求会员国因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向其施加压力。这是海外维吾尔侨民为争取新疆同胞的人权所表达的关切形式。 收起阅读 »

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过程：新疆的社会死亡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摘要 灭绝种族是一系列长期演变的过程，它们从“紧急状态”中萌生，旨在改造目标群体并巩固国家。本文借鉴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的文献，对中国的“交融”政策进行历史语境化分析；该政策是一种紧急状态叙事，官方以此来解释新疆的法外关押营和跨代分离。尽管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性方法表明，党国是通过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二元对立来构建族群认同的。党国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分析了日常的、非人化的官方认同与危险叙事如何助长了灭绝种族行为，并将其概念化为通过损耗实现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过程。文章认为，当代“交融”政策将文化优越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试图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死亡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实现新疆的去殖民化。

中国的决策者传统上将“单一民族单一国家思想”定性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对中国族群政治的批判性方法以及关于新疆认同的文献表明，落后/现代和野蛮/文明的殖民叙事二元对立并非西方所独有。同样，比较方法也分析了后殖民社会中针对少数群体的同类暴力。尽管如此，中国的族群政策学者仍在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文明之间划定了固定的认同边界，以此论证必须将族群理论中国化，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习近平的随后的宣言——即“文化认同”是“每个民族的灵魂”——证实了中国族群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同化模式即“交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共）克服殖民“屈辱”的“历史使命”是如何助长殖民主义的？本文展示了“交融”如何在“语义混合”中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通过解决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民族问题”来巩固中国的“伟大复兴”。灭绝种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从长期的“紧急状态”中萌生，为了文明的生存而改造野蛮人。本文将“交融”这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紧急状态叙事置于历史语境中，该叙事解释了法外关押、跨代分离、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的做法。“灭绝种族实践”这一术语在分析上不同于法律概念化，它建立在灭绝种族研究的新方向之上。灭绝种族源于对权力的逐渐主张，旨在重新组织长期民族中心主义叙事中被认为多余或具有威胁性的认同，而不是迅速且非理性地陷入野蛮状态。在官方的中国叙事中，汉族主体被想象为新疆两千年军事屯垦的延续，其“定居者文化”以及作为“中国积极精神之化身”的目的论“功能”，巩固并“屯垦戍边”。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对官方历史编纂具有关键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汉族军队的扩张以及“野蛮人”对中国优越文明的“向往”作为“汉族的新鲜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历史形成。在官方叙事中，这些吸引和“教化”野蛮人的早期帝国渴望，与对殖民主义的抵抗交织在一起，这让借鉴典型灭绝种族案例的英语受众感到困惑。新疆长期的国家暴力反映了费尔施泰因（Feierstein）四种灭绝种族类型的不同要素：建构性、殖民性、后殖民性和重组性。

1949年以后的国家暴力“消灭了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人群”，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和平解放”后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被当作“匪徒”解散的武装哈萨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病毒”。土地掠夺、强迫劳动以及对新疆土著居民的法外对待，类似于早期的殖民灭绝种族，“将一个领土上的土著居民驱逐并将其据为己有”，将他们污名化为局外人和未开发的“应该为文明让路的野蛮人”。

由国家运营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旨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犁”将“牧场变成集体农场”的意图，引发了粮食短缺和哈萨克人向苏联的大规模迁移（1959-1962年）。今天，在反对“西方式”和地方“分裂主义”的持续后殖民独立运动中，党国将当地人口作为关押营中“再教育”和“交融”以及强迫劳动的目标，习近平将其描述为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的“长期斗争”自1949年以来，政策不断波动，违背了机械的解释，但国家暴力得以实现，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非中国人民长期遭受非人化对待。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将当代灭绝种族实践置于历史语境中，在剖析特定案例背景的同时，找出将促进群体消亡的广泛条件与产生这些条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共同主题。新疆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复杂的，因为就其在《中亚》自身的帝国过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而言，中国是后殖民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是通过对内满洲统治和外部欧洲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焦虑而产生的。孙中山努力“驱除鞑虏”，将中国从腐败的满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网络中拯救出来。毛泽东将国民党各部诋毁为“我们洋主子的账房”，威胁到中国的生存。今天，无处不在的标语中仍然存在着持久的紧急状态叙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将“敌对外国势力”与国内的“落后”视为交织在一起的永久威胁，将突厥认同描述为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操纵”的“历史遗留物”，它们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威胁着要瓜分中国。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抓住了族群政策的长期意图，并解释了关押营旨在消除阻碍中国使命的不真实“殖民”认同。党国将关押营和跨代分离这一典型的灭绝种族实践，描述为保护中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的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认同转型的日常化、非人化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种族的过程。第一部分将灭绝种族概念化为有计划的、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社会死亡的过程，这是由对重新组织认同的生存需求叙事所促成的。第二部分将关于国家权力与族群的长期官方叙事中的“交融”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叙事将新疆人民构筑为文化上低劣的生存威胁。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交融”在“再教育”营和国家运营的儿童“寄宿设施”中的实施与影响，这些被土著艺术家描述为日常的、切身体验到的社会死亡。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交融”将文化优越论和发展主义交织在一起，将突厥穆斯林认同的有计划的社会死亡构筑为运用中国传统对新疆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反映了以暴制暴的国家暴力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剧，它不能简化为邪恶的国家或文化。

第一部分：灭绝种族的过程

本部分将灭绝种族理论化为有计划、有纵容的通过损耗实现的社会死亡过程。对“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破坏，取决于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即根据群体对政治目标的贡献对其进行分类。然而，由于不可饶恕的错误对群体造成的“大多数可预见的、不可容忍的伤害”是社会的和弥散的，它们是被允许和助长的，而不是由个人实体实施的。长期的灭绝种族实践既不是主要由谋杀构成的，也无法追溯到个人的罪责。尽管如此，非专业人士对“灭绝种族”的使用——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起诉案件中的“罪中之罪”——排除了有计划的、纵容的群体毁灭，转而执着于死亡营中用手进行的肉体杀戮。对苦难的流行肉体观念反映了对认同的隐含生物学概念化，降低了对剥夺基本生活条件的渐进剥夺的紧迫感。批判性灭绝种族研究表明，由于“总是在寻找比克瑙（Birkenau）”，对经典案例传统解释的偏见阻碍了对新灭绝种族实践的发现和理解。在1942年驱逐出境或“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五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死于华沙隔都。在新疆官方绝育文件公布之前，突厥人民关于灭绝种族的诉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忽视。关注肉体结果和法律定义反映了二十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忽视了对无国籍人民的威胁，并且除非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否则将国家暴力去政治化。相反，将灭绝种族构建为社会死亡，能够对重构社会关系和认同的非线性灭绝种族过程进行分析。

灭绝种族学者一致认为，在描述对米洛斯（公元前五世纪）和迦太基（公元前146年）的消灭时，“这个词是新的，罪行是古老的”。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的灭绝种族将西夏领土并入蒙古帝国，而十八世纪满洲的扩张则将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国，消灭了投降的准噶尔人并将该领土重新命名为新疆（“新的边疆”）。

然而，灭绝种族既不是机械的，也没有将其所有预测指标编目阿伦特在集中营中提到的“极权统治”是指剥夺群体的社会活力，而不是可预测的、机器般的秩序

灭绝行为是由相互联系或脱节的个人与机构在社会层面实施的，他们在识别威胁人群时表现得具有机械性，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混乱不堪。斯汤顿提出的“灭绝的八个阶段”始于“我们与他们”的分类和非人化，最终导致消灭。费恩的“损耗性灭绝”分为五个阶段（识别、剥夺权利、隔离、孤立和集中）。然而，由于变量之间的不同关系，灭绝行为并非呈线性发展；库珀关于无法建立灭绝理论的著名结论，为瑟姆兰研究历史背景如何塑造灭绝执行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国际法中，灭绝通常被解释为旨在从肉体上消灭群体的的大规模杀戮，它保留了“群体的躯体，却允许其灵魂被摧毁”。莱姆金创造了“灭绝种族”一词，旨在捕捉其文化意图和影响，然而，有计划地削弱目标群体的社会实践，往往被当作现代化或文化扩散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加以驳回。这种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学家和原住民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构想群体的维系，从而将人贬低为没有身份的躯体。克劳迪娅·卡德提出的“社会死亡”一词，建立在社会实践如何将群体构成群体、并为个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肉体死亡并不一定比语言丧失、创伤以及与社群断裂等“不可容忍的伤害”更糟糕，因此，剥夺群体的活力和繁衍能力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杀戮。

在描述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时，莱姆金解释说，“灭绝种族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摧毁一个民族”，而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灭绝种族的行为先于工业化出现，消灭性的种族主义也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灭绝行为工业化了。在莱姆金的游说之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UNCG）的最初草案包含了文化维度，但联合国辩论的结论是，文化维度不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消灭、“毒气室中的大屠杀”以及工业化全面战争相提并论。灭绝种族的含义是在全面战争中的国家间谈判中达成的一种妥协。尽管如此，公约起草者将文化灭绝描述为合法的，并且它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识别群体毁灭的行为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根据更广泛的灭绝意图和旨在“全部或局部消灭”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实践背景下的小规模行为，裁定个人犯有灭绝种族罪。UNCG对意图的关注承认了文化维度的存在，并表明肉体消灭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与谋杀不同，“灭绝种族”并不指代加害者是否取得成功。

当代灭绝研究重新激发了莱姆金将灭绝视为文化的理论，对基于生物种族生存来量化结果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基于莱姆金的概念化，UNCG对“全部或局部”消灭群体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指杀戮的数量，但卡德表明，“局部”指的是群体基本基础的“一部分”，包括语言、宗教和育儿。

因此，2004年将维吾尔语从教学语言中移除，代表着对群体复制其文化基础能力的破坏。

灭绝进程在泰国和印尼等后殖民社会中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内部敌人的识别和针对是精英主导的国家建设过程。在预先存在的非对称种族关系中识别这些进程的出现，并辅以关于非人化和转型的官方叙事，有助于在发生大规模暴力之前以及在不包含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察觉损耗性灭绝。新疆的早期预警指标包括中共在1950年决定将新疆穆斯林纳入体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放弃宗教”。

批判性灭绝研究批评了将灭绝视为迅速的大规模杀戮的“社会学意义上不充分”的主导理解。更进一步说，这些将物理层面作为框架的做法，通过重新传播群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灭绝提供了便利，从而削弱了对剥夺身份和社群活力这种渐进式剥夺行为的道德紧迫感。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审议期间，民主国家中根除语言以及对少数群体和原住民进行经济排斥的影响，使这些做法被降格为文化灭绝。UNCG的辩论使原住民遭受的损耗性灭绝被视为仅仅是文化上的或价值中立的现代化，这具有悲剧性地重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群体的生物种族概念化——而这些审议本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概念化。灭绝从来都不是非理性的、可量化的伤害的单一爆发。来自柬埔寨、华沙犹太区和苏丹的实证证据表明，灭绝是文化消灭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可追溯到个人罪责的”“直接谋杀事件”。通过将大规模杀戮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免除渐进式灭绝的责任，物理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得到了强化；而渐进式灭绝既非西方所独有，也非现代所独有。灭绝在许多形式中逐渐展开，并以植根于不同社会上下文的不同逻辑进行辩解，但它们造成了不可容忍的伤害，在质的体验上表现为社会死亡。随后的各节将分析关于中国民族政治的官方叙事如何促成了灭绝进程和社会死亡。

第二节：“融合”作为社会死亡

本节将当代中共的“融合”政策置于历史语境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叙事如何塑造了对讲突厥语穆斯林的包容与排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人类学家一直在辩论“融合”叙事。然而，“融合”作为明确的政策，是从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开始出现的，这是对2009年汉维冲突的回应，当时胡锦涛宣布“交往、交流、交融”为党的政策，以结束“同新疆分裂势力的长期斗争”并解决“民族问题”。习近平在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光荣使命”中，保持了对“长治久安”、“融合”和“跨越式发展”的叙事强调：“治国必治边，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开发和捍卫边疆的使命”。然而，明确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以及习近平旨在“熔铸各个民族”的“大熔炉”隐喻，淡化了交往与交流，转而支持“融合”，甚至颠覆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一体”概念，以宣示中国的文化统一。詹姆斯·莱博尔德认为，习近平将“文化认同”描述为“每个民族的灵魂”的叙事，将政策从“多元文化异质性”转向了“恶毒的”“文化民族主义”。然而，我们的分析将探讨“融合”如何反映了自1949年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为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向明确的同化主义的逐渐转变。习近平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后美国世纪”中西方衰落的“新条件”描述为改变国际和民族关系的空前战略“机遇期”。“融合”政策的时机选择，可以通过处于“关键稳定期”的“机遇期”来解释，此时西方正转向内部，而“一带一路”倡议（BRI）则在扩张。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期间，斯大林1931年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被公共知识分子重新表述为十九世纪对满洲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用以解释二十一世纪对“现代化”和巩固中国安全的渴望。尽管如此，对“融合”的这些解释植根于中国绵延不断的“定居者文化”及其边疆“民族问题”的叙事之中。随着满洲帝国向充满“野蛮人”的“西域”扩张，东突厥斯坦于1884年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普遍拒绝这种殖民命名，通常更喜欢“东突厥斯坦”或“祖国”（weten）。十九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自治的帝国辩论将新疆描述为“不毛之地”。毛泽东和周恩来将该领土及其人民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棋局”中的棋子，中国军队的“和平解放”引发了与武装哈萨克人的冲突（官方将其描述为“匪徒”），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承诺为“每个民族”实现“自决”，但在1949年后，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决”是“反动的”，区域自治（自治）将维持对非汉族地区的领土控制。党国叙事和中国宪法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分裂”，并通过二元殖民叙事加以解释，即少数民族必须由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提高其“科学水平”。

在2012年之前，中共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赞美多样性，但被限制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制定之内，以推动渐进式同化。发展论的二元身份叙事构建了党国历史编纂学，政策文件解释了野蛮人融入中国人的意愿，因为在被“先进”的中原“解放”之前，新疆人民是“落后的”，并在自然的“边疆”生计中被奴役。通过与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的汉族“屯垦者”交换“简单、不复杂的援助”、马匹和其他自然物资，野蛮人被纳入了“经济互补”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官方叙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明优越感交织在一起，通过“生产方式”（游牧或畜牧业）来定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身份构建，而汉族永恒的“积极精神”和“超然的”“屯垦文化”则超越了物质起源。中国在新疆的官方建国叙事类似于罗斯福从“肮脏的野蛮人”手中拯救“伟大大陆”的“定居者与先驱”，以及罗卡将军为了进步和安全，由“充满生气的民族”占领“野蛮人”的“肥沃土地”。

从1949年到习近平时代，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思想违背了中国作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党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为“民族问题”，并通过“科学地”识别民族并为所有人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识旨在结束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推动“自然”同化。随着中共的民族识别项目（民族识别）将中华民族重新定义为56个民族，取代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将其视为源自黄帝的“汉人”的概念，明确界定新疆在中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视角发生了转变。中共在其民族识别项目中强调“科学马克思主义”，但使用了族谱记录，专注于区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与“非汉族”，这被称为中国“55+1”的“奇怪算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民族关系视为在地缘政治上建立汉族中国与欧洲帝国之间安全边疆的“战略棋局”，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国家目标的重大障碍。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汉族被赋予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特殊责任”。邓小平认为“挥之不去的”歧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魂不散”，并认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然而，他所想象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是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二元对立（华-夷）之上，而不是去殖民化帝国的过去。传统上，对民族问题的官方解决是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凝聚力）作为“向心力”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来构架的。这种配置借鉴自伦敦政经学院培养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费孝通，他通过汉族的领土扩张和对野蛮人的同化（“为汉族输入新血液”）来叙述中国的形成。蒙古族人类学家翦伯赞建议，“融合”掩盖了中国的“民族压迫”历史并助长了沙文主义同化。然而，官方对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合”的背书，让与浙江学派范文澜相关的沙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死灰复燃；该学派认为汉族身份自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以来就是正宗的、优越的和连续的，并与少数民族身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构建形成对比。今天，突厥和伊斯兰身份被官方描述为不地道的西方“殖民操纵”。新疆的学校、大学和干部培训中的“民族团结”教科书，将汉族叙述为“超然的民族”，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消亡）描述为“现代化”的进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党国以其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条件来构建中华民族，将原住民文化框定为目的论上的多余，并将文化消亡框定为价值中立的“现代化”。巩固领土和改造身份的国家建设目标，使新疆的突厥人民在同一种历史目的论理解中变得多余，而这种理解曾为欧洲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灭绝行径提供过正当理由。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通过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和“融合”重新构想新疆，将帝国传统、欧洲殖民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经济规划，但两者都认为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经济而言是被动超结构的，并且物质条件通过渐进式同化自然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翦伯赞将“民族消亡”（民族消亡）描述为暴力的西方殖民化，并将其与自然的文化融合（同化）进行对比，但“消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包括“只有存在民族，才有民族问题”）在胡锦涛时期重新出现。2009年后的“民族团结教育”教科书教授，“交融”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习近平的思想建立在长期的中国辩论和向同化逐渐转变的基础之上，例如，在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推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官方政策。然而，习近平的民族政策被官方赞誉为通过优先考虑国家主导的“融合”、统一和安全，而非多样性和发展，来解决中国的国家“矛盾”。

在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不同寻常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学者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以辩论敏感的政策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融入中华民族或国族（guozu）来解决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取消少数民族类别、放弃区域自治以及实行纯普通话教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代”则认为，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且随着发展，民族性将自然消失。“第一代”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重蹈西方的覆辙”，将多样性视为中国传统。

将“融情”斥为“汉族沙文主义”，同时主张逐步同化。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平台，重新演绎了中国共和时代改革派与革命者之间关于同化或排斥“五族”的逻辑，以此服务于反对满洲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2年辩论的潜在逻辑是，确保中国的安全需要通过促成或推动落后的非汉族群的社会性死亡，来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随后取消了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提及干部选拔，却四十多次提及单一的“中华民国/民族”（注：此处指中华民族），并在二十七处与“伟大复兴”并列。“民族”现在官方指代“中华民族”，更准确地翻译为“中华种族”（Chinese race）。马戎赞扬了习近平时代“不强调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质或权利”，并已经“融为大家庭”以及顺应“历史方向”。习近平的“集体意识”方法推动了有机构建（一体）以取代多元，并超越了“民族话语”。习近平对身份认同的“历史性”重组，重新激发了较早的帝国传统，即认为非汉族群是“不够文明”且落后的，而非不同的。放弃“西方”的民族思维并取消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被包装为通过“吸引”重振“教化”蛮夷为中国人的帝国传统，这与西方的同化截然相反。“教化”一词出现在集中营系统的“转化教育”名称以及阐释“职业培训”（学习普通话和高呼赞颂习近平的口号）的宣传视频中。新疆博物馆2015年的“维吾尔文化”展览（图1）公开颂扬了这种二元关系：劣等的、正在消失的遗迹正被现代的汉族“开拓者”所吞噬。“融合”的想象中的目的论终点是一个非西方的中国，以及由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原汉族对落后的边疆蛮夷进行的汉化。自1949年以来，交织着汉族中心主义“融合”与“现代化”的灭绝过程，一直在推动着突厥语族群的逐步社会性死亡。“融合”在目的论的发展进程中，在身体上收容并在文化上重塑了维吾尔人，将他们视作“落后的”“历史残余”“殖民操纵的产物”以及通往“历史方向”的障碍。中国最初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维持对边疆的领土控制，并“现代化”被满族殖民的人群。中共逐渐向同化转向，建立在长期存在的“定居者文化”和“现代化”叙事基础之上，这些叙事规划了2004年向单一语言教育的转变以及2009年之后的“融合”。马戎认为，这项政策对于中国重振自身传统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必要的。官方文本解释说，由于汉族是一个“超然的群体”，普通话是一种能够传达“现代信息”的“超然语言”，这与突厥语不同。“融合”在2012年的民族政策辩论期间成型，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旨在重组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权力和国内不安的“新时代”拯救中国。

第三节：新疆的社会性死亡

本节分析了“融合”在新疆的应用与影响，重点关注对集中营以及针对儿童的安全“集中寄宿设施”的叙事构建。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5年的汉维暴力冲突之后，集中营和代际隔离被解释为促进“融合”的“现代化”和“去极端化”过程。党国通过其既有的叙事镜头来解读族群间暴力，将新疆人民描绘成“落后的”问题。2009年，新疆的高中教科书宣称，民族团结建立在先进的汉族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是“国家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种族灭绝往往由受到威胁的国家引发，但这里的安全所指是政治构建的身份认同，而非物质生存，非中国身份则构成了生存威胁。通过“寻找比克瑙（Birkenau）”，国际媒体忽视了本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更长期的社会性死亡叙事，从而使灭绝实践得以作为单纯的种族灭绝而不受挑战地持续存在。“融合”政策是在党国关于打破民族暴力循环的会议上出现的。泛化的民族团结教育文本通过重组身份叙事来解释暴力，这种叙事将维吾尔历史隐形，并将突厥身份构筑为威胁：只有“三股势力”（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会反驳党国的叙事，即维吾尔人“不是突厥族群”，“也不是伊斯兰族群”2009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被描述为中国为了生存而对抗“三股势力”和“民族败类”的“生死存亡的零和政治斗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试图打破这些循环，并通过“融合”重塑身份认同，像“石榴籽”一样把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以此解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的叙事张力。自2017年以来，“融合”包括将大规模的法外拘禁营称为“教育培训中心”，将代际隔离称为“儿童救助关爱保护中心”。到2018年，学者们根据官方数据推测，自201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以及“去极端化”加剧以来，已有150万人被拘禁。中共将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拘禁和代际隔离描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却将自身可比的“融合”做法描述为对维吾尔人暴力的理性回应，因为“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为了纪念2009年的暴力事件，中国艺术家巴丢草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捕捉了全球的种族灭绝现象，以此“提醒世界中国式种族灭绝是多么邪恶”（图2）。“新疆奥斯威辛”在新疆的集中营系统与纳粹集中营之间建立了平行关系，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并向“一直在寻找比克瑙”的英语世界受众传达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或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不同，中共的“融合”渴望的是蛮夷对中国的向往以及对其自身不真实性的承认。被描述为“爱心托儿所”和“仁爱幼儿园”的安全寄宿设施中的代际隔离，抚养和教育了大约10万名从几个月大开始的维吾尔儿童。当地政府文件解释说，代际隔离有助于那些父母“被拘留在再教育营”以及需要“务工”的儿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幸福成长”。

然而，维吾尔族父母却描述了这些做法如何强行“分离”了所有有孩子的家庭，使他们像“孤儿”一样“生活在监狱里”。一名汉族教师的衣物捐赠呼吁中描述了孩子们穿着“单薄、破烂、肮脏且发臭的衣服”，在结冰的冬日教室里劳作，而父母则在从事季节性劳务。这些灭绝实践“超越了肉体消灭”，利用“象征性制定的机制”来重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以实现中国的“幸福”。

中国的集中营针对的是群体的文化基础，这无法用政治谋杀、反恐或伊斯兰恐惧症来简单概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解释说，政策之所以针对维吾尔人，是因为其中至少30%的人必须作为“极端分子”被“再教育”，而70%的人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与维吾尔人对语言和宗教的情感这种“思想病毒”有关。“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了失踪人员和家庭证词，列出了大多数已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神庙而闻名的拉海尔·达乌特（Rahile Dawut）、因表演民间音乐而闻名的萨努巴尔·吐尔逊（Sanubar Tursun）和阿卜杜热黑提·海依特（Abdurehim Heyit），以及政府艺术团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Adil Mijit）。针对文化机构和高水平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和“职业培训”，说明了他们旨在重组维吾尔性的目标。精英灭绝（Eliticide）——即系统性地针对社区人物以防止对种族灭绝进行抵抗——在流亡艺术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苏鲁艺术行动”（Sulu Artco）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正在消失的维吾尔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认识的艺术行动主义集体”，它利用社交媒体话题标签#MeTooUyghur（图3）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温和知识分子的被禁声描绘成消灭维吾尔文化基础的隐喻。

除了精英灭绝之外，“人口数据收集表”还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通过整理按“民族”“宗教”“持有护照”“有海外联系”或“亲属被拘留”等指标打分的官僚程序来决定拘留。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遭到针对，人们被划分为“安全、一般和不安全”三类，这使得“一般”的维吾尔人构成了潜在威胁。对被拘留者的行政分类界定了参与“恐怖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三类人员：“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表现出接受训练意愿的”以及刑满释放但“经人民法院指定接受教育的”。这些分类的范围是无限的，它们代表了表面上的组织措施，掩盖了任意、法外甄选的本质原则，从而剥夺了新疆人民的任何“权利的权利”。

被拘留者的家属通常不会被告知失踪的原因。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泄露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解放被拘留者时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记录的被释放人员受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中包括因“戴头巾”或“超生”而被判处法外刑罚。







向公开为失踪亲属寻求信息的家庭列出的理由包括：没有恰当向官员问候、不抽烟、不看国家电视台、使用、维持就业的“合同要求”、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不可信的一代”）、在哈萨克斯坦“停留时间过长”并接触到“外国思想”、以及写信探寻亲属下落。官方政府文件将该系统的直接目标总结为“去极端化”和“职业培训”，并使用习近平的口号“居安思危”和“不忘初心”。该系统将新疆原住民的无害行为构筑为“恐怖活动”和对中国“使命”的威胁，从而需要进行超法律拘留。将人们隔离并集中在营地中，创造了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不再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条件，这印证了前被拘留者对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记者和学者的证词描述了营地的情况：空间狭窄、没有卫生设施，因哭泣或使用维吾尔语而遭受殴打和酷刑，营养不良，每天 renunciations of Islam（否定伊斯兰教）并为食物赞美习近平，以及卫兵为了惩罚而进行的多起轮奸，并强迫其他囚犯观看这些暴力行为。古丽孜拉·艾吾力汗（Gulzira Auelhan）因在哈萨克斯坦“停留”“太久”而“接触了外国思想”，她作证说，她和17至72岁的被拘留者被关在多达60人的房间里，当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就会遭到电击枪的反复击打（“总是打头部”）。监控摄像头监视着被拘留者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哭泣会受到惩罚，被罚坐在硬椅子上挺直身体14小时，理由是。阿曼江·塞伊提力（Amanzhan Seiituly）描述了因使用“错误的词语”或不会唱国歌而遭受殴打和单独监禁的情况。这些暴力的表演性仪式向维吾尔人展示了，通过针对维吾尔人身体的性暴力将羞辱扭转为，并将他们视作中国中的多余客体。维吾尔流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将缺乏亲属健康状况信息描述为。家属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引发了类似于下的原住民以及集中营幸存者创伤的经历。英国维吾尔族作家阿齐兹·伊萨（Aziz Isa）在其编导的短片《未接通的电话》中，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被拒绝签证且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悲痛的母亲时的经历。阿齐兹写道：，然而这一切。阿齐兹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政策描述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力米提·巴基（Ablimit Baki）的流散叙事项目解释了家庭分离是如何被感受为的。优素福（Yusuf）是一名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人，他描述了三年的家庭分离：。在挪威的阿卜杜勒（Abdul）描述了精神上的，他问道：。营地幸存者和分离的亲属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欧洲种族灭绝中记录详尽的羞辱技术。古丽孜拉·艾吾力汗作证说，当她的身份证激活新疆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器并导致自动警察审讯时，会反复触发她对性暴力经历的回忆。


本文展示了中国的种族灭绝实践如何试图巩固一种想象中的非西方文明身份，这一过程由关于突厥异质性、落后和威胁的叙事所赋能。中国共产党的“融合”政策交织了语义上混合的西方与中国叙事、殖民与反殖民叙事，试图在二十一世纪通过消灭新疆的突厥穆斯林身份来扭转十九世纪的殖民羞辱。大众将种族灭绝理解为肉体毁灭，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叶对身份的生物学构想，限制了实践者侦测和理解以消耗战形式出现的新型种族灭绝的能力。集中营和跨代分离通过阻止身份实践的传递，促进了新疆突厥人民的社会性死亡和。尽管中国研究有效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献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断言，但在应对新疆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时却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用于隔离人们的集中营与殖民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超出了其传统的知识边界。中共的民族政策文件通过朝向中国现代化和“初心”的目的论进步来解释具体的决策。伟大复兴对民族差异的消灭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进步与文化主义浪漫主义，这类似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悖论性使命：即通过“激进清除”反对国家哲学的“劣等元素”来复兴“古代伟大的文化成就”。然而，中国的“再教育”营系统实行的是隔离而非驱逐，要求维吾尔人承认汉文化的优越性以及他们自身的“落后”。“融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群体生活、语言、宗教和跨代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突厥穆斯林的社会性死亡解决了“民族问题”。性暴力、派遣男干部与被关押男子的妻子同床共寝以及绝育带来的创伤在个人证词中得到了充分记录。这些种族灭绝实践源于关于如何通过社会组织民族身份来增强中国国家权力的世代辩论。种族灭绝在意图和效果上永远都是文化的。中国在2012年关于通过经济发展或身份工程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辩论，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再次循环了共和时期关于通过同化或分离来拯救中国的“五族”争论。这些叙事与卡德（Card）关于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及费尔斯坦（Feierstein）将种族灭绝构想为重构群体身份的权力技术的理论相一致。新疆集中营中的“融合”旨在改造成年人，而跨代分离则阻止了语言和宗教的文化传播，这些都被包装为防范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进步和“幸福”落后威胁的安全措施。前被拘留者在离开营地系统后仍受到监控，海外家属与他们失联，这使“一切皆有可能”的创伤得以延续。营地通过暴力羞辱和“再教育”来。营地中的“再教育”和酷刑无法吸引野蛮人或改变他们的身份，而是通过创伤和切断民族内部联系来阻止其维系。中国种族灭绝式的“融合”政治将全球权力焦虑（“落后就要挨打”）向内投射到新疆的突厥人民身上。中共将西方衰落描述为，并解释说大规模集中营将击败以及突厥和伊斯兰身份。党国对中国的概念化已从名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56个民族）逐渐转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但仍保留了将非汉族边疆视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长期叙事。这个自认为受到威胁的国家的种族灭绝叙事大白于天下，现在正以内蒙古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中小学单一语言教学中得以实施。集中营曾被欧洲定居者用于将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为对殖民国家建设的威胁进行隔离，如今则试图向新疆人民灌输这样一个悖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且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族。党国改造了它认为是欧洲原则的主权概念，以宣称中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权利。对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干涉和。历史悲剧性的无视了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目的论构想，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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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与暴行问题似乎永无止境。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挺身而出，为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参与此项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所激发的运动、贡献和承诺，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各个非政府组织群体为帮助相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实施的角色和援助形式，并确定其方法上的差异。本研究基于定性方法，对来自马来西亚、土耳其、美国以及两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贡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马来西亚、土耳其以及全球其他穆斯林社群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形式中，可以观察到他们努力的成功。

* 作者持有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哲学与文明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另一所机构攻读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本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基础与自由教育中心国家与文明系高级讲师。负责监督本文的发展。



在当今国际网络化的世界中，非政府组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他们参与同社区发展和援助工作相关的项目。关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活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仍然有必要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舞台上的行动者，对其运作的条件进行审查。现有的大量文献认为，非政府组织根据功能主义理论行事，其中非政府组织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迫使国家或国家更加关注人权问题。间接地，这一情景挑战了国家作为人权主要保护者甚至仲裁者的现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一种代表当地社区声音的回应，旨在维护教育、健康和人道等各个方面的人权。近年来，中国的歧视问题已达到顶峰，而这种压迫的受害者是维吾尔人——更具体地说，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年又一年，这种动荡愈演愈烈，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压迫控制，实施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监测、限制和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这种局势使得维吾尔冲突惊人地让人想起在维吾尔危机升级之前展开的缅甸罗兴亚冲突。本文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即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努力如何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生活福祉，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方法的差异。



研究背景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了一种严峻而反乌托邦的现实。与中亚邻国的穆斯林群体相似，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主要认同自己为逊尼派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维吾尔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姆大陆的第三时期。 在文化上，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精通突厥语。 作为中国56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之一，据估计，80%的维吾尔族人口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这片领土是其文化和历史认同的核心。 该地区正式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新疆”意为“新的边界”或“新的领土”，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在汉语中，它指的是原本并非该地区本土的居民。 其位于中国西北边界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比于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广袤的绿洲景观，这些绿洲不仅存在于城市层面，也遍布各个村庄。该地区是多种民族的家园，其中维吾尔族是该地区最早且最重要的本土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仅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地区，也生活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地区， 拥有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他们几代人以来一直认同自己是穆斯林，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如此，维吾尔族人坚称新疆是他们民族的祖祖辈辈的家园。 198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维吾尔族群对中国政府发起的各项发展感到满意，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参与区域经济管理。这种参与使新疆人民能够行使其文化、语言和宗教自由。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出违背先前所保证的宗教自由的新政府政策，该地区的局势开始恶化。因此，由此产生的冲突及其持久的影响——以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压迫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为标志——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和谴责。反应最强烈的各方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其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是专注于在多个领域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减轻贫困、教育倡议、政治意识、环境活动以及人道主义努力。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倡导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塑造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高的认可，它们采用公众游说、政策游说、请愿与抗议、媒体参与、基层动员、讲习班与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策略来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因此，非政府组织被视为向更高当局传达基层民众心声和诉求的载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鉴于它们已被联合国（UN）公认为必不可少的平台。 因此，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中国新疆等发展中地区居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现实中媒体平台往往无法——有时甚至是故意不愿意——提高人们对维吾尔族人民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大量可用的信息往往受到歪曲和操纵。 尽管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援助在覆盖范围、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受到限制，遭受苦难的受压迫维吾尔人所承受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情况也为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向维吾尔族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

文献综述

必须承认人权以及保护所有人人权的重要性，无论其背景、民族或宗教如何。 人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免受侵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干扰或歧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生活。 因此，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处境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立即关注和行动。 中国政府将许多维吾尔人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招致了全球的谴责。 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和科学研究记录了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暴力，但政治复杂性往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实施。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宗教和文化限制以及广泛的监视——令人深感震惊，并凸显了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迫切需要。 此类行为公然违反了人权原则；因此，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石。 它概述了每个人都应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社群在倡导保护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对于有效解决这些违规行为并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各国必须维护人权原则，以确保所有公民（包括少数群体）受到有尊严和受人尊敬的对待。 国际社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外交努力、必要时的制裁实施以及提高全球意识，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保护人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建立公正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石。这一势在必行的任务要求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行动，以应对持续的危机。这也突显了阐明维吾尔社群对中国发展所作积极贡献以及倡导维吾尔难民权利的必要性。不幸的是，该问题的敏感性导致学术研究有限，给全面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重大挑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经历与挑战。研究人员选择定性方法是为了对该主题进行彻底且细致的调查。正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所概述的那样，定性数据可以来源于四种主要方法：观察、访谈、文件分析和视听分析。为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访谈和文件分析。访谈过程结合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形式，以及与几个焦点小组进行的集体访谈。这些深入访谈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旨在捕捉受访者亲身经历和看法的详细见解。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访谈对象为直接参与这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因此他们的经历为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人道主义努力的应对提供了宝贵且多元的视角。访谈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进行，这种双语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与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交流，并对相关问题获得更细致入微的理解。为了促进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舒适度和偏好，利用了各种通讯平台——如、和。现代通讯工具（包括和电子邮件）的整合，可能加速了研究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与身处异地的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更高效的互动。数据分析始于对所有成功收集的数据源的全面评估，这些数据经过了仔细的聆听、阅读和转录。随后，对数据进行系统化的组织和分类，以协助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模式。对于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仔细的识别对于突显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数据呈现和随后的结论在结构上进行了规划，以确保研究完成后具有清晰度。分析遵循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在整个数据收集阶段持续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不断的修正和深化理解。毫无疑问，数据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研究人员具备创造力、勤奋、对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高度的智力敏锐度。因此，在收集数据的同时，持续开展了数据分析工作。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性陈述、范畴构建和理论构建——均在一个归纳分析框架内进行。总之，数据分析过程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所有必要的数据能够根据研究目标，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包括对研究背景的全面审视，最终形成解释，并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构成结论。研究人员的归纳方法从广泛的观察开始，具体的发现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显现。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三角验证法。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比较了多个数据源，包括观察数据、访谈数据以及文献综述中的信息。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非政府组织在支持维吾尔族社群方面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全面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了源自网络分析的数据。本研究涉及十名代表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包括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拯救维吾尔（Save Uyghur）、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M4U）、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以及全球和平使命（GPM））、两名维吾尔族个人以及三名活跃志愿者。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包括：（1）他们分享信息的意愿，以及（2）他们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和了解。这些参与者直接参与了相关进程，并拥有解决与维吾尔族相关冲突的第一手经验。在本研究涉及的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三个总部设在马来西亚，一个在土耳其，另一个在美国。数据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关键代表进行访谈收集的——包括IBC的主席、拯救维吾尔和M4U的代表、MVM的副主席，以及GPM的人力资源管理主管。这些访谈预计将为非政府组织为援助维吾尔族社群所采取的支持和活动提供宝贵的见解。表1中列出了所有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图1 受访者名单。

组织 / 个人标签 代表人数 / 个人人数 职位

国际蓝色新月救援与发展基金会 (IBC) 1 合作伙伴经理

正义之声（拯救维吾尔） 1 主席

马来西亚声援维吾尔 (M4U) 1 主席

马来西亚全球和平使命 (GPM) 1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 (MVM) 1 副主席

受访者1 维吾尔族 1 -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人道主义问题中的角色

受访者2 维吾尔族 1 -

受访者3 - 1 M4U志愿者

受访者 4 - 1 名 MVM 志愿者

受访者 5 - 1 名 GPM 志愿者

总计：10 人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形式

人道主义援助唯有通过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方能有效提供。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落实支持受压迫的维吾尔族人民的倡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当中间人，促进向有关各方分发信息和人道主义援助。任何政策或倡议的成功实施，都有赖于包括更广泛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参与。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以解决各种人道主义问题，并已获得政府机构的大量支持。对受访者的访谈结果表明，一系列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援助，对志愿服务整体格局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组织，被广泛公认为马来西亚穆斯林志愿者组织（MVM），它是国内外提供志愿劳动力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最值得信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他们的显著倡议之一是“教育援助与生计使命：拯救维吾尔 1.0”（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Mission: Save Uyghur 1.0），该倡议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捐助者、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具体对受益人而言，该计划促进了其各个方面福祉的改善，例如个人发展、经济稳定、健康、教育以及其他无形或无法衡量的维度。这一倡议是与速迅行动（ACT）合作开展的，旨在为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开塞利地区的维吾尔难民家庭提供教育和生计援助。分发的援助包括为 100 个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的食品包。此外，赞助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支持，包括资助 280 名维吾尔穆斯林家庭的学生和孤儿接受塔希兹（taḥfīẓ）教育，以及对 60 名支持教师提供教育赞助。MVM 在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提高人们对维吾尔穆斯林所受压迫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已成为后续旨在提高维吾尔族群福利的援助倡议的催化剂。另一项显著倡议是“冬季援助使命运动：拯救维吾尔 3.0”（Winter Aid Mission Campaign: Save Uyghur 3.0），其重点是向维吾尔穆斯林家庭提供基本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严冬。此项援助包括食品包和基本物资，如厨房用品包、含有毛衣、袜子和鞋子的冬季用品包，以及用于取暖的燃料或柴油。此外，还设立了通用赞助，以满足更广泛的需求。MVM 对维吾尔族群的工作主要旨在提供教育和生计支持，特别是在提供食品和衣物方面——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中被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蓝新月会救援与发展基金会（IBC）与 Penny Appeal 以及伊萨·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基金会合作，向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宰廷布尔努、库丘克切克梅杰和巴伊拉姆帕沙地区的维吾尔人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一援助涵盖了健康服务项目、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为其权利进行法律辩护等维度。所有服务均免费提供给在获取医疗保健、社会权利以及满足基本需求方面面临挑战的维吾尔人。这些倡议由一群心怀利他主义的企业家创立，他们致力于改善弱势和痛苦个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属于全球最弱势群体的人。每年一月，IBC 都会通过在土耳其为维吾尔人启动一项紧急救济项目来扩大其业务，向两年前逃离中国并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开塞利、埃斯基谢希尔和安卡拉郊区的难民提供衣物和冬季食品供应。在斋月期间，IBC 向宰廷布尔努、塞法柯伊和塞利姆帕萨的 1,000 个维吾尔家庭分发了食品包裹，优先照顾因缺乏工作许可而难以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这些包裹包括面粉、大米、豆类、通心粉、小扁豆、油、盐、茶和糖。此外，IBC 还开展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激发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支持。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正义之光”（拯救维吾尔）也通过其“拯救维吾尔运动”积极参与支持维吾尔人。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公众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摧毁的一座清真寺遗址上建造的希尔顿酒店项目——这一开发项目被普遍视为对穆斯林信仰和更广泛社区的公然侮辱。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运动，采用诸如“#拯救维吾尔”（#SaveUyghur）和“#抵制中国制造”（#BoycottMadeinChina）等话题标签，劝阻个人通过购买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来间接支持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灭绝种族行径。报告显示，在“再教育”中心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维吾尔人被迫进行强迫劳动，在类似于奴役的条件下生产了中国制造 80% 的服装。组织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要求好市多（Costco）前首席执行官W·克雷格·杰利尼克（W. Craig Jelinek）就据称利用集中营里的维吾尔被扣押人员生产其公司销售的婴儿服装一事发表正式道歉。此外，在斋月期间发起了一项声援运动，鼓励人们禁食，而不是购买中国的产品，鉴于中国政府对实行斋戒的穆斯林实施了限制和惩罚性措施。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正义之光”还发起了一项请愿书，并呼吁抵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其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倡导工作的一部分，并借此提请全球对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关注。“马来西亚4维吾尔”（M4U）运动是一个由 24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涵盖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通过各种倡议（包括宣传运动、请愿书和声援行动）倡导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与尊严。M4U 成立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备忘录和行动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群的迫害，并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该备忘录敦促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去极端化和转化教育营”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类似设施中的个人，除非存在确凿且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国际公认的犯罪行为。除了这些努力之外，M4U 还积极组织网络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探讨诸如“马来西亚：不同信仰的非政府组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新闻稿：为了对王国的爱与捍卫”等主题。这些倡议旨在增进不同信仰和社区之间的理解与声援，同时倡导正义与问责。另一项旨在教育马来西亚穆斯林了解维吾尔问题的倡议包括向车辆分发贴纸，特别是安邦地区运营的电子网约车，作为更广泛宣传运动的一部分。采用创新的方法，传统的维吾尔美食馕饼被纳入该运动中，以吸引人们对维吾尔文化和抗争的关注。开发了一个名为“馕时间”（NaanTime）的专用网页，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提供有关以各种有趣和独特风格制作馕饼的详细说明，同时也突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烹饪传统。此外，在斋月期间，“马来西亚4维吾尔”向吉隆坡地区的交通警察分发了馕饼，将文化赞赏与善举结合起来，以培育对维吾尔人事业的意识和声援。然后是 GPM。他们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之一是通过维吾尔族关怀基金支持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据估计共有超过 5,000 名个人收到了包含开斋饭、宰牲节肉类以及毛衣、毯子、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等冬季必需品的援助包裹。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食品援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维吾尔族群在异国他乡作为难民的生活维持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通过诸如“2022 年贫困人口冬季援助”、“2021 年贫困人口开斋饭”以及“2022 年宰牲肉分发”等运动，GPM 推广了各种项目并向社区传播信息，同时汇聚资金以协助受压迫的维吾尔人。该组织致力于持续提升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总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援助形式，根据其各自的使命、愿景和可用资源，在方向和目的上有所不同。此类援助是社区满足其基本需求、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倡导自身权利从而抵制压迫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在确保这些人群的福祉和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方法

非政府组织在分发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促进应对维吾尔穆斯林面临的无数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由于问题性质各异，非政府组织在识别和执行策略方面各不相同，特别是运营或倡导方法。运营型非政府组织实施针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口、残疾人、老人和边缘化群体）以及亟需援助地区的发展项目。非政府组织通常需要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支持、设备和志愿者，以有效地开展其项目和使命。相比之下，从事倡导工作主要侧重于影响符合其使命宣言的政府或企业政策。这些倡导组织致力于确立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赢得公众青睐的立场。当代倡导类非政府组织越来越被认为对有关全人类福祉的公众舆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正如J. C. 斯科特所言，倡导类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努力“提出公共利益诉求，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与其他人群和团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利益或价值观发生冲突”。上述定义既涵盖了倡导维度，也涵盖了业务维度。对于本研究，确定了三个采用业务型人道主义援助框架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该框架涵盖了教育、生计和健康等各个领域的援助。所考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IBC、GPM和MVM。MVM的业务方针具体针对维吾尔族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教育支持和维持生计的援助，其中包括食品包、基本物资和御寒衣物。凭借其多元化的成员构成，该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所有这些业务方针；其成员包括在教育、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他们都积极投身于人道主义努力。MVM与其他各个非政府组织及政府机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一因素促成了对维吾尔族群体支持的有效动员。事实证明，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取得了成功，并且筹款努力及时且高效，这主要归功于大量与MVM总体使命相契合的志愿者的参与。同样，GPM通过其业务框架，仅专注于食品、牺牲肉分发、御寒衣物和医疗设备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拥有众多积极的志愿者成员，他们贡献了创意、精力和资金支持。为了提高公众对受战争、贫困、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冲突影响之个人所面临挑战的认识，这些积极的志愿者确保了GPM开展的援助任务的筹款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多元化的捐助者。相反，虽然IBC采取了与GPM和MVM类似的业务模式（涉及卫生服务和基本需求援助），但IBC的策略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其中包括为维吾尔族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IBC得到了在土耳其获得承认的两家法律实体的支持，其成员由具有理想主义的影响力商界人士组成。援助和资金以直接和持续的方式获得。

在本研究中，M4U和“正义对于所有人”这两个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倡导方法，实施了各种运动、声援努力、请愿和辩论，以培养社会意识。M4U之所以采纳这种倡导策略，是因为由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的联盟带来了诸多益处。通过这一联盟发出的声音对公众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正义对于所有人”也采用了“拯救维吾尔人”运动模式。该组织的成员先前曾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为组建一个负责组织该运动的知识渊博且奉献精神强的顾问团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长期援助与短期紧急援助的方法之间存在对比。在本研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衣物包以及其他形式的紧急援助。长期支持则是通过实施各种旨在持续造福受压迫受害者的举措来促进的，例如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他们对这些多样化策略的参与，代表了一项强有力且全面的努力，旨在提高人们对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认识并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相关冲突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自从新疆处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冲突。目前，这场冲突继续呈动态演变。在缺乏持久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冲突的烈度日趋波动并不断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众多悲剧包括凶杀、强奸、非法拘禁和其他人权虐待行为。随着人们对冲突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认识不断提高，各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动员其力量，协助开展各项举措和各种救济形式，其中包括MVM、“正义对于所有人”、GPM、IBC和M4Uyghur等组织。鉴于所实施的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广泛，既包含长期救济，也包含短期紧急救济努力，研究人员发现，本研究中的组织倾向于将业务活动置于倡导活动之上。提供的援助类型包括食品包、衣物、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和法律权利服务等必需品。研究人员认为，仅侧重于解决即时基本需求的援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对维吾尔人所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分析，有必要识别进一步的需求和诉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非政府组织应将其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临时住所和就业机会，以支持维吾尔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MVM、马来西亚4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参与本研究的组织）建立的业务框架，因其强调提高公众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面临人道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举措而值得赞扬，从而为促进针对该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努力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政府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才能维持这一人道主义使命，但此类障碍并未阻止有关非政府组织勤勉地执行精心规划的人道主义活动，直至取得成功。为了恢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缓和他们与新疆省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主张，参与维吾尔族人道主义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加大活动力度，传播对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残酷和压迫的认识，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正如《古兰经》中所阐明的：“你们当为善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惩罚（违抗祂命令的人）是严厉的。”《古兰经》筵席章 (5):2。 收起阅读 »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美国华盛顿特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之比较分析

摘要 本研究追溯了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棉花采摘中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演变。研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期的状况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比较，后者在2021年之前一直实施棉花采摘强制劳动。这两个地区都通过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部署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基层动员工作，创造了结构性的强制劳动环境。文章发现，尽管这两个区域实体的强制劳动动态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但由此产生的劳动环境并不能轻易通过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制劳动指标等静态标准衡量标准来捕捉。相反，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由国家诱导的系统性强制动态，这些动态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虽然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但其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北京方面更广泛的民族政治目标。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29号），该公约旨在普遍打击强迫劳动行为，特别是为了应对20世纪20年代西方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问题。然而，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妥协，该公约对“作为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创造了模糊的例外规定，包括“轻微的社区服务”。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05号公约以填补未解决的漏洞，专门针对国家为推进政治目标而强加的强迫劳动，包括将强迫劳动用于经济发展、作为种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或惩罚异见。这些条款旨在反击各国为与“发展型独裁”相关的强制劳动实践所找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强制劳动往往以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官僚现代化为名进行辩护。勒巴伦和菲利普斯认为，对国家在强制劳动实践中作用的分析仍然是文献中的薄弱环节。国家往往只是“潜伏在背景中”，因为它们“主要被视为应对强迫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在形成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中发挥因果作用的行动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与非自由劳动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国家和国家行为者”作为此类非自由状态的直接肇事者被“某种程度上的隐形化”了。勒巴伦和菲利普斯的框架探讨了国家如何促进增加对各种非自由劳动形式脆弱性的条件。这是将国家在强制劳动中的作用概念化的重要第一步。然而，理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情况需要更具体的框架来概念化系统性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直接启动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针，将大量公民赶入强制劳动中。相反，对国家主导的监狱劳动制度的研究，如苏联古拉格或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劳改”（“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制度，同样不适合分析那些并非发生在监狱或拘留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尽管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拘留威胁依然笼罩）。在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棉花采摘的强制劳动动员都发生在拘留环境之外，尽管新疆目前仍在运营一些棉花生产的“劳改”监狱农场（这与再教育营不同）。在这两个地方，强制力主要基于整体的强制劳动招募环境。这种发生在威权政府下广泛强制环境中的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在现代奴隶制文献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而对这种形式的强制劳动的概念分析则更为稀缺（例如，麦奎尔和拉瑟是一个例外）。在新疆，劳动力强制在2016年后加速，其背景是一场大规模拘留运动和其他旨在强制同化和重塑少数民族（非汉族）社区的高度压迫性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背景下，麦奎尔和拉瑟恰如其分地将由此产生的强制环境描述为“结构性强制同意”，定义为“缺乏积极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棉花产业的自由”。“结构性强制同意”植根于并实施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受国家激励的关键社区机构内部。国际劳工组织对强制劳动的概念化受到批评，认为其处理该问题时“脱离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过于二元化的强制劳动概念忽视了强制力如何通过“多种——或许是连续的——非自由形式和程度”构成。此处一个有用的框架是希基和杜托伊特提出的“不利纳入”概念，即利用穷人的脆弱性和短期需求来建立剥削性的劳动关系。不利纳入可能满足了工人的即时物质需求，但却使结构性贫困永久化；它可能被包装为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做出的。在文献中，非自由劳动也曾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并被定性为一种剥削性的公司管理技术。虽然参与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公司经常使用此类技术，但我认为，通过分析设计“结构性强制同意”的国家动员工作，最能理解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动的独特动态。这种框架也促进了对被政府强制劳动计划收编和激励的公司中强制动态的情境化理解。此外，新疆的强制劳动政策记录相对详尽，而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关于2010年代末新疆棉田中维吾尔族工人状况的民族志证据几乎为零。本研究将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两个依赖（或曾经依赖）大规模强制动员的棉花生产中心进行比较。（土库曼斯坦等类似背景的地区规模较小且记录较少。）研究认为，新疆正在进行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前的强制劳动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两者都基于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机器，通过保留了各自社会主义时代显著特征的治理机制，部署强制性的基层动员技术。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制劳动实践主要受经济考量驱动，而新疆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则主要追求政治目标。在新疆，整体的压迫环境以及因拒绝服从国家工作要求而面临制裁的威胁，都比乌兹别克斯坦严重得多。维吾尔族对国家政策和民族歧视的抵制被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新疆实时识别和惩罚异常行为以创造结构性强制同意的能力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大规模拘留之前，政府建立了一个人均警察比例居世界前列的安全国家。新疆广泛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旨在不仅发现而且预防异常行为，追求“没有任何缝隙、盲点或空白”的全面覆盖。通过其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新疆的监控机制生成自动化的实时“推送通知”，触发警察调查，往往导致拘留。基于过去的行动、社会互动和当前的行为模式，维吾尔人很容易被内部评级系统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该系统通过关联和民族特征进行定罪。21世纪初，新疆在强制性扶贫计划的背景下首次引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计划。从2017年起，该地区大幅增加了转移的范围和强制性，特别针对维吾尔族进行棉花采摘。下文提出的新证据表明：（a）2019年该政策进一步强化，甚至强迫年长的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否则将面临“反复……思想教育”；（b）2021/2022年国家动员策略持续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以及（c）机械化采摘并不一定会减少强制，因为机械化往往意味着维吾尔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并被转移到其他行业从事劳动。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具有其自身的强制机制，这些机制与全社会的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协同运作。劳动力转移是减少非汉族人口集中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自2018年以来，该地区还强制将教培中心被拘留者安置到受到严密监控的工厂工作中。

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在最早证明新疆棉花收获中存在强迫劳动的研究基础之上，该研究涵盖了近期压制性政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在概念上，本文遵循作者于2019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新疆两种强制劳动系统的区分，该区分随后被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研究人员（例如Lehr和Bechrakis 以及Murphy等人 ）所采用。即：(a)针对教培中心被拘留者的强迫劳动分配；以及(b)通过劳动力转移（即“转移就业脱贫”）实现的扶贫，这一计划在许多中国地区以大致相似但通常强制性低得多的形式存在。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来比较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监狱式国家资助的强制劳动系统，重点关注新疆这一记录较少且更为紧迫的当代背景。维吾尔族人被转移去采摘棉花是通过季节性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而非与教培中心挂钩的劳动，而随后的棉花加工则涉及这两种系统（此外还有数量未知但可能较少的监狱劳动）。2017年之前，新疆的大多数棉花采摘者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移民。鉴于新疆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全球原棉产量却超过20%，因此棉花生产中劳动力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转移政策，而非拘留营（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可能在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将新疆近期棉花生产中的强制行为主要与教培中心或监狱联系起来，而不提及劳动力转移强制行为背后的基础政策框架的报告具有误导性（例如，）。在2017年和2018年，我开发了一种调查性政策分析方法，以阐明隐蔽的国家政策。我利用这种方法首先记录了大规模拘留运动，方法是：(a)确定关键术语的起源和用法；(b)基于不同行政级别（从自治区到县乡）的三角互证文献证据，确定相关政策框架的发展。在确立了基本的概念基石后，研究随后通过将各种相关来源（国家报告、预算、采购招标、宣传报道）与证人陈述进行三角互证分析，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在2019年中期调整了这一方法论方法用于对新疆强迫劳动计划进行最早的研究，1 并随后将其扩展为包含评估劳动力转移中强制性的六阶段框架。在这一方法论、概念和实证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了我最近的方法，即通过权威的宏观层面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计划”）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强迫劳动计划的演变。此处分析的材料还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所谓的“新疆文件”中，即泄露给维吾尔法庭的内部国家文件。本文还讨论了来自内部政府文件的重要新证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新疆QQ文件”中，我从腾讯QQ网络内未受保护的本地政府文档缓存中获取了这些文件；以及“新疆公安文件”，这是由第三方匿名人士通过入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计算机获取的。总体而言，该分析对跨行政级别的不同类型文献来源进行了三角互证，以分析支撑新疆棉花生产的强制性动态，包括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报告、当地媒体和宣传报道以及中国学术研究。这种多层次的政策分析得益于“政治约束性标准用语”（提法），这些用语将不同行政级别和政策周期各阶段（从审议到实施）的政策连接起来。虽然本文通过评估高层政策指令及其地方实施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在新疆的具体背景下，这种差异往往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小，这是一种被称为“危机模式”的治理现象，在政治敏感的背景下很常见。本文首先追溯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棉花采摘中强制劳动的演变。其次，它展示了新疆的棉花采摘劳动力转移是如何从2017年开始变得更具强制性的。第三，它展示了尽管近期机械化采摘有所增加，但人工采摘的劳动力转移是如何持续存在的。第四，它总结了支撑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的关键要素，并为这种劳动提出了一种除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主要旨在衡量基于公司的而非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之外的替代评估框架。

19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棉花生产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10万多名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些人被苏联从家园强行迁往监狱劳改营。从195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尤其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了苏联全部棉花的60%以上

1. 所引用的2019年12月期刊文章的预印本已于2019年7月发表。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在一个实际上抑制现代化的腐败系统中，机械化变得缺乏吸引力。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后苏联转型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导致机械化率下降，廉价强制劳动的使用增加。2000年，估计有140万名或22.6%的5至14岁乌兹别克儿童被迫参与棉花采摘。国际劳工组织对2014年和2015年收获期间18至50岁的成年采摘者进行的分析发现，该年龄段中有21%至24%（300万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自2012年以来，强制的重点已从强迫童工转向强迫成年劳工，但该系统背后的总体动机保持不变，因为棉花生产的利润充实了腐败的政治精英。
2。至于新疆，在1990年代初，在这一战略边疆地区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巩固国家控制的数十年努力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扩大了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将其变成了中国主要的棉花产区。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宣布，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棉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的投资，该实体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军事农业殖民地，促进了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营着一个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网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吸收了来自中国东部的数万名囚犯。在1990年代中期的高峰期，估计新疆2.4%的棉花产量来自劳改劳动。Seymour和Anderson 认为，1994年后，囚犯人数的减少本应降低劳改劳动在新疆农业生产中的份额（第105页）。从1994年开始，该地区开始每年动员超过一百万名三年级以上的在校学生参与棉花收获，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阿克苏地区的一名维吾尔族知情者Meriyem Sultan （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即初中和高中阶段采摘过棉花）报告称，他们被分配了每日配额。有时，他们被派往塔里木劳改农场经营的田地，在警察看守的囚犯旁边工作。当她和其他学生没有完成配额时，会遭到殴打。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同学在前往棉田的通风不良且拥挤的巴士上，因已知的某种心脏病（这并没有使他免于采摘棉花）发作而倒下死亡。从2006年开始，小学生（但不是中学生）被免除了棉花采摘任务。2001年至2021年间，新疆在中国棉花产量中的份额从27.4%增长到89.5%，并在2021年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20%左右。



2020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中的强制劳动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规定的棉花生产配额制度构成了其强制劳动系统的主要驱动力。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于2020年启动改革并废除该制度后不久，该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国家控制着棉花生产的方方面面，并由其压制性机构予以强化。该系统在苏联统治时期建立，并在独立后由卡里莫夫总统延续。卡里莫夫的渐进式后社会主义改革旨在保持国家对棉花生产的控制，有意保留了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关键要素，同时额外利用新建立的地方机构（农民协会）来强制小农户执行政府的作物生产计划。国家生产配额被下达给地区官员，他们反过来向从属实体施压，要求招募相应数量的采摘者。Bilal Bhat 谈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层级，其中收获的国家目标被分解为配额，然后在国家行政的每一级强制执行，一直到田间（采摘者）的个人配额”（第80页）。这是通过所谓的“霍基姆”（hokims）进行的，他们是地方行政当局的首脑，大致相当于地方长官。中央政府文件要求在地区和区级“霍基姆”行政机构下建立“棉花指挥单位”。知情者回忆起夜间会议，会上“霍基姆”在配额未完成时对所在地区的机构发出威胁。“霍基姆”反过来利用“马哈拉”（mahallas，居民社区协会）的领导人来招募指定的工人数量。“马哈拉”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它们控制着社会福利的发放并实施社会控制，包括通过辅助执法职能。“霍基姆”还强迫公共组织派遣采摘者，该系统进一步依赖于由国家支付报酬的采摘队队长和私人职业介绍所。那些负责动员的人往往直接控制着他们所招募人员的就业或经济福祉，在就业率高的情况下，害怕失去工作是服从的常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监督人们的同一批官员往往会在田间招募和监控他们。不出所料，调查发现“招募方式……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马哈拉”的任务是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并组建由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组成的团队，“编制失业人员名单，挨家挨户招募人们去采摘棉花”。团队对那些未能参加的人进行每日访问。负责发放社会福利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压力，要求招募采摘者，并建立拒绝者的黑名单，禁止他们获得国家福利或服务。采摘者被分配了大量的每日配额，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报酬微薄，如果未达到配额，还会面临暴力威胁、言语辱骂和罚款。由于主要目标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完成收获，公民可以付费雇人代采。乌兹别克的招募系统营造了一种强制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潜在的后果威胁往往足以强制执行合规。一位当地企业主评论说，即使没有公开的威胁，企业也会遵守国家派遣工人到田间的请求：“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政府实体）肯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税务检查会来，发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2014年，只有约15%的被要求采摘棉花的人拒绝，即使在2019年，当废除强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时，仍有48.3%的受访者对“你能拒绝采摘棉花吗？”这一问题回答“不”。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中大多数拒绝者已经是失业者，因此无法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惩罚。一位接受采访的“马哈拉”招募员承认，她告诉采摘者“工作是自愿的”，然而，“拒绝不是一个选项”。“马哈拉”招募员有时会有警察陪同，警察也经常监督采摘者前往田地的交通。正如外部观察员所指出的，“对于一个对执法部门有着深刻且根深蒂固恐惧的群体来说，执法部门的存在强化了棉花采摘是强制性的这一信息”。在2009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棉花进行为期13年的国际抵制后，国家对独立监督员的骚扰和系统性强制行为一直存在，直到2021年才逐渐消除。

2000年代新疆的劳动力供给策略

1990年至2007年间，在东部地区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以及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下，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翻了两番，从42万公顷增加到166万公顷。到2008年，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00万名采棉工。尽管农村存在就业不足，但为这项艰苦且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寻找劳动力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吸引了来自其他省份的20万名采棉工，但仍有部分作物无法及时采摘。因此，国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尤其推行了一种主动、大规模的“有组织”招募和转移中国外来采棉工的模式，通过专列进行运输，并与各省当地国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劳务合作关系”。这些采棉工是在通过其他个人或私人渠道抵达新疆的采棉工之外的补充。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68.6万名采棉工，其中22.8万名来自新疆，45.8万名（约占三分之二）来自其他省份。从21世纪初开始，新疆开始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刘易斯-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可以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之后，中国陷入低生产率农业的贫困农村人口，通过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自行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然而，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民族歧视、语言障碍以及社区、土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非汉族人口不愿离开土地，特别是进入与汉族存在经济依附关系的劳动关系中。2003年，在农村民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动员了13万名当地农民参与采棉。然而，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仍占主导地位。到2016年，当地人（主要来自南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万名采棉工中仅占10万人。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和强力维稳措施（这些措施显著影响了维吾尔族向非维吾尔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动员维吾尔族参与采棉可能已不再是首要关注点。

2014年，北京的中央领导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去极端化和维护稳定。2014年至2019年间，特别是与2017年大规模拘禁运动同时期，创造就业成为一项主要的政治优先事项，其执行力度也日益具有强制性。在内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失业人员容易“滋事”，而企业就业“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帮助他们“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在同一场合，时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俞正声指出，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要求，旨在带动至少一百万人就业。此事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到2017年，这些论点已深刻影响了政策重点。继习近平之后，喀什地委书记李宁平告诫官员，脱贫攻坚与反恐维稳紧密相连：超过90%的非法宗教活动发生在农村，超过90%的暴力恐怖分子生活在农村……农村地区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例，与贫困密不可分……有些人长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他们很容易被“三股势力”煽动和诱惑而走上邪路……如果我们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引导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这将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力抵御……因此……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稳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2017年12月，在新疆经营着全球最大纺织厂的华孚公司展示了600名身着迷彩服的维吾尔族转移劳动力正在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照片，并指出：由于信息闭塞、缺乏勇气、害怕外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在家，增加了家庭负担，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隐患。

新疆2016年2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的意见，明确要求利用“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官员挨家挨户走访）来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并警告称，在实现脱贫目标之前，工作队不会撤出村庄。脱贫攻坚战将涉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而“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通过增加工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将有174万人实现脱贫。中国学术研究发现，即使在提供充足经济报酬和免费住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维吾尔族人抵制此类转移。学者和官员将这种不愿参与归因于“思想封闭”和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打破南疆固化的社会结构”。该地区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专项行动方案》规定了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方法，包括在农业“农闲时期”由国家主导转移至采棉等季节性工作中。2016年9月，新疆发布了关于季节性务工人员（包括采棉工）国家管理的通知，作为实施2016年6月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该通知规定了与公安机关合作对这些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和强化思想灌输的过程，包括“思想教育”。各县被要求主动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区的劳动力需求，然后动员所需工人。2016年12月，新疆宣布计划加强南北疆就业合作机制，扩大政府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包括季节性工作。这显著加速了南疆维吾尔族劳动力向北疆兵团棉田的转移。新疆2017年5月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意愿和能力不足”，并五次重复当地人的“内生动力”不足，必须加以“激发”。该规划特别强调了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在实现国家脱贫目标中的作用。2017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甚至正式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和公共工程强制无偿劳动制度“哈什尔”（hashar），其明确目的是促进维吾尔族更深入地参与劳动力转移。2017年初，国家还开始系统性地用转移来的非汉族劳动力取代汉族外来采棉工。2016年9月的通知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兵团招募季节性劳动力应“优先使用新疆当地农民和牧民”。一份关于喀什岳普湖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报告称，通过劳动力转移，当地维吾尔族人“根深蒂固的懒惰思想”得到了克服。报告引用一位汉族棉农的话说，由于工作队从2017年开始实施转移，他“不再使用外地（外来）采棉工”。2016年，新疆本地采棉工仅占兵团棉田所有采棉工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汉族外来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南疆采棉工的大多数，因为汉族棉农从他们东部的家乡招募工人。相比之下，到2018年，喀什地区的采棉工中只有2.5%是外来务工人员，而21.09万人（即84.4%）来自本地区，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那一年，仅阿克苏和和田地区就向兵团输送了21万名采棉工。2016年至2020年间，新疆年均转移劳动力287万人。季节性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2017年至2020年中期，南疆和田地区所有转移劳动力中，约有一半集中在采棉等季节性劳动。2017年至2018年间，和田地区墨玉县将劳动力转移采棉工人数从4.06万增加到5.4万，动员了其18至59岁人口的15.7%前往其他地区采棉。据估计，2018年新疆动员了至少57万名来自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剩余劳动力参与采棉。用于采棉的强制性季节性劳动力转移与新疆的“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脱贫”的强制性计划有关，但与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对再教育营的委婉说法）前被拘留者的强制工作安置无关。虽然这两个系统截然不同，且在不同的政策和行政体系下运作，但拒绝参与脱贫或就业政策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面临拘禁。2014年，该地区发布了一份包含75种“宗教极端主义表现”的清单，其中之一是“拒绝接受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广泛的表述，可以涵盖脱贫和就业措施。拘禁的威胁并没有改变新疆强制劳动系统之间的概念区别。通过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脱贫本身就产生了强制压力，独立于营地之外。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显著增强了此类压力。

来自莎车县阿斯兰巴格乡脱贫攻坚工作组此前未公开的内部政府文件显示，国家强迫维吾尔族参与脱贫措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和季节性劳动）的努力在2018年后有所加强。莎车县2019年1月的整改工作通知要求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地位”，严厉警告干部若未达到规定目标将面临“严重”后果。在其旨在压制任何政策反对意见的秘密五年计划中（该计划始于2017年，结束于2021年），2019年是新疆应实现“基本常态化”的一年。莎车县2019年7月关于“脱贫攻坚近期重点工作”的文件警告官员要“防止干部和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文件规定，“懒汉、酒鬼及其他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员”需要接受“反复……思想教育”。如果这未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将“按照文件”处理（其确切含义尚不明确，但上下文暗示了强制措施）。60岁以上的人员和学生被要求采摘棉花、蔬菜、西红柿和辣椒等作物。脱贫就业办公室需列出那些“尚未实现稳定就业（因此）必须（从事）季节性劳动”的人员名单，并将他们纳入集中、有组织的季节性劳动（如采棉）转移中。国家将组织幼儿集中托管，以“防止出现这类人员既无稳定就业，又无法获得季节性劳动收入的问题”。到2019年底，莎车县正在编制“懒汉”、“酒鬼”和“内生动力不足”人员名单。一份名单将年仅77岁的人标记为“懒汉”，在五名被列出“懒惰”解决方案的个人中，有两人被送往另一个县采棉。

新疆棉花采摘的劳动力转移：地方实施情况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新疆棉花采摘中的强制压力主要存在于招募阶段。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收集每户家庭的就业状况信息，并强迫村民参与劳动力转移：

曾经阻碍当地劳动力进入棉花采摘市场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在转移剩余劳动力工作上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连续五年共派出35万名干部下沉基层，帮助群众摆脱贫困与苦难。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的一个村庄，当国家发现维吾尔族人“不愿外出务工”时，官员们第二次进入每家每户，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直到动员了60人去采摘棉花。2018年9月，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一个村庄（总劳动力为983人）动员了345名村民去邻近的喀什地区采摘棉花，该村此前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参与度极低。三名村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监督。阿克苏地区拜城县2018年9月的一份记录描述了驻村工作队如何将维吾尔族村民艾尔艾力·哈基姆从“严重”的思想问题中“解放”出来。得益于“思想转化工作”，他随后响应政府号召去采摘棉花：

过去，我“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很严重。我只知道向党和政府索取。现在，我终于明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汗水赚取报酬。未来，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会赚更多的钱，让家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招募行动的特点是组织严密的转移和密切的监督。喀什地区2017年的一份记录指出，采棉工由官员陪同，且“工作队干部和派出所警卫定期探访他们”。阿克苏地区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采棉工以“点对点转移”的方式被送往工作目的地，干部必须全程陪同：

充分发挥一线“指导员”、“安全员”和“服务员”的作用。除特殊情况外，这些人必须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在采棉期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并协助解决工资或意外伤害相关问题。

这些记录还表明，新疆的新就业政策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中央政府的援助及相关政策旨在保护劳动者免受雇主剥削，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标准，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推广社会福利覆盖。鉴于棉花采摘这一经济部门在历史上一直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这些好处不应被轻易忽视，它们表明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收入贫困的标志性目标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些国家计划招募的采棉工受到随行干部和工作队的监控。例如，2019年末，一支喀什执法工作队探访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采摘棉花的150名维吾尔族人。他们评估了采棉工的“思想状态”并告诫他们：“希望你们发扬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精神，按计划完成采棉任务。”此类记录表明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存在显著相似之处。在两个地区，采棉工都是（或曾经是）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被强制组织的。其结果是强制劳动在社会层面的常态化。当麦尔耶姆·苏尔坦（2021）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时，她真诚地以为自己必须履行强制劳动任务：

当我问导师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任何强制劳动时，大家都哄堂大笑。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来到了一所可以专注于学业而无需担心强制劳动的机构。

超越采摘：新疆棉花价值链中两种形式的强制劳动

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生产原棉，而新疆在2014年后的国家政策推动下，棉花价值链向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扩张。2014年7月，北京宣布了到2023年将至少100万名工人安置到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的目标，其中65万人来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南部地区。虽然目前关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劳改劳动力规模的证据有限，但仍有多个监狱农场参与其中。库车县芳草湖监狱农场的轧花厂在2016年6月仍在运营。与沙雅县监狱农场相关联的沙雅县塔里木润成监狱轧花厂在2017年9月仍在运营。来自莎车县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哈米特·巴拉特表示，在不同监狱服刑的18年间（1995年至2013年），他一直被迫生产各种类型的服装，包括手套、毛衣和制服，每天工作15至16小时。

大规模的强制采棉仅与“劳动力转移扶贫”相关。然而，随后的纱线、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也涉及大规模雇佣被“释放”到国家指定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2018年初，多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将学员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服装生产的优惠国家政策，通过每名受训学员1800元人民币的补贴吸引了中国东部企业；那一年，仅喀什地区就计划雇佣10万名营地学员，其中7万人进入纺织和服装工厂。新疆纺织业也对来自劳动力转移系统的少数民族工人采取了强制管理措施。例如，莎车县的雄鹰纺织公司利用“半军事化管理”雇佣贫困和剩余劳动力。汉族工厂老板表示，这些工人最初“缺乏劳动热情”，且持有“等、靠、要”的心态。然而，经过一年的“潜移默化”，他们“明白了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此处“潜移默化”一词与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使用的词汇相同，他当时主张企业就业能使少数民族“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文化”。此类公司在实施国家的灌输和强制同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机械化采摘与持续的劳动力转移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大力推广机械化，特别是在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由于农场规模更大、田块更连片，这些地区比南部更适合机械化采摘。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棉花种植机械化率达到82.9%，而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一比例仅为30.2%（254万公顷中的77万公顷）。在2020年12月首次公布新疆棉花采摘中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的证据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70%”。然而，这一说法背后的数据仅涉及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的64.5%。2021年12月6日，政府随后声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械化率为80%，但未提供机械化与人工采摘棉花区域的具体面积，也未披露南疆低得多的机械化率。不到六周后，即2022年1月14日，北京突然声称机械化率“超过85%”，但未提供任何依据。相比之下，2020年10月在2020年12月披露之前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南疆的机械化率仅为34.7%，并指出“大型机械设备作业条件差”且“土地破碎化程度高”，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的应用”。

农业机械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0)。2019年，新疆45%的棉田位于这五个南部地州。

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德国媒体在2022年春季使用收获速度的代理指标估计，该地区至少有36%的棉花仍是手工采摘（此方法可能低估了手工采摘的比例，因为零散的小地块比大片连片的地块更容易被忽略）(Dauben-berger & Guckelsberger, 2022)。然而，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估计的手工采摘比例为96%。南疆的棉花品质尤为优良，不仅因为手工采摘的棉花被认为优于机器采摘的品种，还因为该地区种植了近四分之三的特别珍贵的长绒棉。5 中国的报道证实，截至2022年3月，长绒棉仍无法机械化收获，因为其长而柔软的纤维通过手工采摘能更好地保存（新浪新闻, 2022）。尽管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扩张速度仍然需要大量的采摘工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该地区播种棉花面积在机械化程度最低的新疆南部地区增长最快，从2000年至2020年nearly tripling from 574,200 to 1,605,900 hectares（刘等人, 2021）。在兵团控制的农田中，棉田总面积也从2010年的498,000公顷增加到2021年的870,000公顷。事实上，在2018年，阿克苏和和田两地就向兵团地区输送了210,000名季节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当年兵团的机械化率为80.4%——这可能与这种快速增长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9）。尽管北京方面声称，新疆在2021-22年期间继续转移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行棉花采摘。2021年10月，喀什地区夸耀“全地区各县、乡、村在动员采棉工方面做得很好，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乡、村的群众为大棉农工作……解决了大棉农的‘燃眉之急’” (搜狐, 2021)。喀什的博斯腾县利用专门的大规模动员方法，动员了6,000名采摘工人。这些并非孤立的案例。新疆的《“十四五”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求兵团与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以“扩大”季节性（与收获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点媒体《天山网》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新疆的就业项目和劳动力转移，证实了南疆棉花、番茄等种植园的“巨大规模”继续“提供了丰富的短期就业途径”（天山网, 2022）。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能降低强迫劳动的风险。为了推广机械化，国家大力推行土地流转计划，当地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大规模运营商，以换取租金

4.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南疆包括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喀什和巴音郭楞。5. 根据新疆统计局（2020年，表12-20）计算。
 
被剥夺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随后经常被强制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新疆主要国家媒体将土地流转描述为减少土地碎片化和推广机械化棉花种植的关键措施（新华社, 2018）。到2019年，阿克苏的乌什县计划将66,667公顷土地从小型持有者转让给国有合作社、兵团农场和大公司，以“全面实施机械化采棉”，同时“让农民摆脱土地”（通过劳动力转移）（中国棉花网, 2018）。到2021年，尉犁县已将26,667公顷土地从农民转让给丽华棉业公司，以推广“现代化、机械化”的棉花生产，大幅提高了机械化收获（朱, 2021）。虽然使用权转让理论上可以撤销，但新疆的政策背景清楚地表明，转让是建立大规模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以及永久将小农转变为产业工人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enz, 2021a）。那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转移劳动力，常常成为新疆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廉价劳动力。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比较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套衡量强迫劳动的11项指标，包括利用弱点、限制行动自由、孤立、恐吓、恶劣工作条件、暴力、债务束缚和扣发工资（国际劳工组织, 2012）。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个体公司或经济部门的强迫劳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在新疆，那里的国家强制动员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中一些与经济剥削相关的指标适用于乌兹别克斯坦以营利为目的的棉花收获。然而，广泛的工人剥削将与北京方面旨在实现长期社会稳定和实现习近平消除绝对贫困的标志性目标相悖。因此，新疆至少名义上寻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对于劳动力转移，它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剥削（被释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学员的工作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剥削廉价的维吾尔族劳动力，因为采摘工人的报酬很低，而他们的工作却极其艰辛。然而，劳动力剥削不是新疆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标，而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就业政策的长期目标相悖。与其依赖静态和脱离背景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如将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视为一个系统性和情境化的过程来理解和衡量。基于对新疆劳动力转移的审查，我之前开发了一个六阶段框架来评估劳动力转移中的胁迫（Zenz, 2021a）。下面，除了比较乌兹别克斯坦和新疆之外，还为每个阶段展示了一套新的指标，这些指标专门用于评估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的风险（表1）。
系统性识别国家规定的人口的生计并配合国家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潜在适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指标：不适用就业运动。阶段乌兹别克斯坦新疆总体风险指标级机构。表 1. 通过六个阶段识别系统性强迫诱导的思想环境，要求目标群体自行摆脱（或找到替代方案）。上门运动，涉及强烈的心理压力实现北京的扶贫目标，并转变剩余劳动力与植棉区共同识别季节性劳动力以完成强制性劳动力转移配额，基于数据库和侵入式上门招聘包括可能被拘禁。在国家生产任务的支持下并分配劳动力需求并计划劳动力动员。地区使用（“思想教育”）以及潜在或公开的威胁，族裔社群。

指标表明，国际劳工组织的指标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评估在初期劳动力识别、招募、培训和转移阶段（这些是评估与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相关风险的最相关阶段）中的强迫行为。总体而言，两个地区的强制机制具有可比性，尽管新疆的环境要压抑得多。在两种情况下，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在五个关键方面十分相似：

1. 拥有强大官僚机构的集权威权国家；

2. 驾驭经济政策并激励或征用相关的经济参与者（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3. 在目标人群中营造强制性的社会环境；

4. 连同大量基层的М人力资源和机构共同利用这一环境，以

5. 在基层产生动员压力。

在这两个地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残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乌兹别克斯坦依赖于持续的中央集权计划配额制度。新疆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也以重要且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影响农作物种植优先事项，根据政治目标征用国有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体，并引导季节性工人流动（用维吾尔族采棉工取代汉族采棉工）。然而，新疆当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系统性地激励私营部门进一步贯彻国家政策，特别是自 2010 年代以来。强大的人口发展主义国家利用上述五种方法实施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其实施的便利程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相上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其最终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直接使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受益。北京在新疆的政策侧重于族群识别，并被框定为国家的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该国将维吾尔族人描绘为一种“生物威胁”。与传统的农村生计相比，中国受监控的工厂环境使国家能够对工人实施更强的控制，削弱了传统的社区结构，并限制了本土文化的代际传递。

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部署（或曾部署）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系统，通过高度集中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利用大量基层人力资源来强行招募和留住采棉工。最初，两地都严重依赖童工，随后转向强制性成年劳动力，而当时正值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过去时代，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制指派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迫劳动力动员是通过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家征用或激励相关经济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创建并由后继领导人维持或演变的广泛动员基层机构来运作（或曾运作）的。尽管新疆的压迫程度要严重得多，但两个地区都严重依赖（或曾依赖）中央集权的威权系统来营造惩罚不服从行为的强制性环境。在新疆，这包括关押的威胁以及通过预防性警务自动化系统对异常行为的侦测。由于缺乏法律救济，公民“选择”顺从，而不是在这个让他们无能为力系统中面临潜在的后果。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强制同意”环境对于局外人来说未必能立即察觉，并且可能很难通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框架等常规手段来评估，该框架本来就不是为了评估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而设计的。通过检查单个工人（特别是在新疆这样无法自由发言的高度压迫环境）或甚至单个工作场所，并不容易察觉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这些可能只需要与非强制性工作场所相当的安全和监控水平，因为强制压力在最初招募时最强，而且社会背景排除了自由流动。结构性强制环境最恰当的概念化是一系列“不自由的形式和程度”的“连续统一体”，其中自愿与非自愿之间清晰的界限不再适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系统利用结构性边缘化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系统至少名义上旨在增加收入，以便国家宣布民族地区摆脱贫困。鉴于中国极低的绝对贫困线，即使是采棉的微薄报酬也足以将少数民族采棉工推过这条线。然而，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将人们从传统的生计和社区转移到受国家控制的“现代”工作、思想改造和社会控制环境中。全球制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的经济逻辑，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变革，这也是由于该国对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实力、在新疆的长期政治目标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意味着向采棉及相关产业的强迫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公司通过混淆供应链来规避西方制裁。虽然制裁对于避免消费者沦为暴行的帮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将国内安全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优先考量，以及颁布惩罚遵守制裁的公司的反制裁法，使得制裁的影响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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