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克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 谁给泽连斯基上一课？

文/ 约瑟夫·马萨德

译/ zambos
 
 
 
 
当乌克兰战争成为焦点，牢牢吸引了全球媒体与民众的目光和同情心，而在这一侧，我们却始终念念不忘巴勒斯坦……难免会被人视为狭隘，甚至有蹭热点之嫌。
 


事实并非如此。不仅由于同时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更为恐怖、更为残酷，也更加——就其尖锐性和剧本化而言——更加重大，而且：巴勒斯坦之所以成为巴勒斯坦，从历史到现实，皆与今天正消费着世界同情心的乌克兰犹太人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在整个巴勒斯坦殖民史上，乌克兰犹太人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直到此刻，巴勒斯坦人不仅极具戏剧性地承担着被迫救助乌克兰犹太人——由以色列政府把他们的土地强行转赠给乌克兰犹太裔难民，就像当年英国人把他们的土地强行转赠给以色列人——的后果，而且被乌克兰政客和世界媒体描绘成像俄罗斯一样的、“想看到我们去死”的坏心眼邻居……

感谢约瑟夫·马萨德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篇扫盲评论文章，虽然是粗线条、却大致勾勒出了：从奥斯曼帝国时代至今两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19 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乌克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殖民史中的角色。
 

 
 
2022年3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特拉维夫的电视视频讲话   / 法新社

 几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议会发表讲话，要求以色列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入侵他的国家。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总统引用了以色列前总理、乌克兰裔犹太殖民者果尔达·马波维奇（Golda Mabovitch，即最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之一梅厄夫人，拉丁名转写为Golda Meir，果尔达·梅厄——译注），她公开否认巴勒斯坦人民曾经存在过。泽连斯基谈到今天乌克兰是怎样看到自己与以色列处于相同的境地——即两国似乎都有“想看到我们去死”的可怕邻居（指俄罗斯和巴勒斯坦人——译注）。

事实上，早在此次俄罗斯干预开始之前，以色列就一直最关心乌克兰犹太人。

早在2022年1月，以色列就开始计划将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使之成为殖民者。以色列的Aliyah和移民归化部宣布：“我们呼吁乌克兰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你的家。”

（乌克兰）难民／殖民者于3月初开始抵达，并获得优越待遇。而无法根据以色列对难民的种族主义标准证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乌克兰难民，则面临着无数困难。

与此同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the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的定居部已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被盗窃和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土地上，着手为乌克兰犹太人准备1000套住宅。
 
然而，2022年的乌克兰难民／殖民者并不是第一批殖民巴勒斯坦的乌克兰犹太人。早自1882年以来，乌克兰犹太人就在巴勒斯坦殖民化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先遣军角色

 乌克兰南部和乌克兰犹太人的故事是巴勒斯坦殖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始于18世纪后期，当时凯瑟琳大帝（一位皈依东正教成为沙皇的德国路德派教徒）在1768年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击败了奥斯曼帝国。

这导致了“库楚克·凯纳尔吉和平条约”(the Kuchuk Kainarji peace treaty)的签署，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对包括克里米亚和库班地区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的主权，并使伊斯坦布尔背负上成千上万的鞑靼难民。凯瑟琳立即着手在这些地区进行定居者殖民。

第一波俄罗斯移民于1778年抵达，并立即引起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反抗。凯瑟琳在1783年正式吞并克里米亚之前镇压了克里米亚鞑靼人。

 接着，1787年-1792年的俄罗斯-奥斯曼帝国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再次失败并失去领土，包括黑海北部与克里米亚相邻的奥齐桑贾克。今天被称为“新俄罗斯”的俄罗斯化随之而来。
 
 1794年，黑海奥斯曼帝国的哈西贝镇（Hacibey）被扩建为俄罗斯人的新定居者殖民地，并被命名为“敖德萨”，荒谬地假设古希腊的敖德索斯（Odessos）殖民地曾存在于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凯瑟琳以希腊名字命名哈西贝，旨在“用伟大的凯瑟琳的辉煌成就让每个人眼花缭乱……（以及）迈向摆脱欧洲伊斯兰教徒和征服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步。” 

在克里米亚半岛，凯瑟琳于1783年在鞑靼镇Akhtiar的旧址上建立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同样也用希腊名字命名），并于1784年更名为“辛菲罗波尔”鞑靼镇（Aqmescit，意为白色或西部清真寺）。

克里米亚本身则更名为“陶里德省”（Tauride Governorate），以纪念古希腊的Tauris（古希腊神话伊菲吉尼亚故事中，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地名，希腊人曾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译注）。而其它以希腊名字命名的殖民地包括：Olviopol、Tiraspol、Melitopol、Nikopol、Grigoriopol、Aleksopol和Mariupol。

敖德萨和巴勒斯坦之间 

 1804年，俄罗斯政府的“犹太人条例” 承诺向愿意在被占领的奥斯曼帝国地区进行殖民定居的前波兰裔俄罗斯犹太人（former-Polish-turned-Russian Jews）提供10年的补贴和免税优惠。

到1810年，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地区的10,000名无地犹太人被派遣往黑海的赫尔松省。该省被从奥斯曼帝国占领后，由凯瑟琳以古希腊殖民地Chersonesus的名字命名。

到1820年代，新一波犹太殖民者定居在赫尔松和邻近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也是以凯瑟琳从奥斯曼帝国征服后的名字命名），更多犹太人在1830年代末和1840年代抵达，被正式指定为“犹太农耕者”（Jewish-agriculturalists）。到1859年，将犹太人变成农民的大臣计划似乎没有成功，因此到了1866年新俄罗斯的新犹太人殖民定居点正式停止扩张，同时保留了已有的犹太殖民地。

与此同时，敖德萨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帝国疆域中除华沙之外的最大的犹太人口城市。事实上，正是在敖德萨，犹太哈斯卡拉（Haskalah）希伯来语报刊开始鼓动犹太知识分子前往巴勒斯坦进行定居者殖民。

敖德萨作为殖民定居点的起源似乎对城市中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
 

 
2022年3月13日，敖德萨的居民穿过反坦克障碍物旁边的一条空荡荡的街道   / 法新社

在19世纪初发起希腊独立运动并成立民族主义组织“Philiki  Etairia”（友好协会）的希腊知识分子也来自敖德萨定居者殖民地的希腊社区。

到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敖德萨——当时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俄罗斯、西乌克兰和波兰犹太殖民定居者及其后代——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主要中心。
 
在1880年代初期的反犹大屠杀之后，呼吁俄罗斯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的呼声与日俱增。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有两百万人将流向美洲和西欧，而一小部分人将去殖民巴勒斯坦。

摩西·L 利林普鲁姆（Moses L Lilienblum ，1843-1910）出生于立陶宛，1869年作为定居者抵达敖德萨，并于1884年成为最早的“原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运动”（proto-Zionist settler-colonial movement，即“Hovevei Tsiyon”或“锡安追求者”，于1882年在敖德萨成立——译注）的领袖。利林普鲁姆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和民族实体”，所有俄罗斯犹太人都应该被迁移到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农业殖民地。

犹太复国主义的策源地

 敖德萨也是犹太复国主义高层领导人的出生地，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拉基米尔·叶夫根耶维奇·扎博廷斯基（Vladimir Yevgenyevich Zhabotinsky，后改名为“Ze'ev” Jabotinsky），他是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的创始人，他本人是敖德萨的乌克兰犹太定居者的直系后裔。他的父亲耶夫格尼·尤纳·格里戈里维奇（Yevgeni "Yona" Grigorievitch）来自乌克兰的尼科波尔（Nikopol）镇，母亲伊娃·扎克（Eva Zak）来自乌克兰的伯迪奇夫·施泰尔（Berdychiv shtetl）。




 法德犹太银行家和慈善家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资助了Hovevei Tsiyon 运动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地，包括1882年在“Rishon le Zion”（意为“首先到锡安”）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




 1890年，该运动在俄罗斯注册为一个慈善组织，总部设在敖德萨，名称为“支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犹太农民和工匠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upport of Jewish Farmers and Artisans in Syriaand Palestine）。




 它由俄罗斯犹太医生和活动家里奥·品斯克（Leo Pinsker）领导，他是1882年支持将俄罗斯犹太人转变为殖民者的《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一书的作者。




 Hovevei Tsiyon将援助在1890年代在巴勒斯坦建立另外两个定居者殖民地，包括雷霍沃特（Rehovot）和哈德拉（Hadera）。在哈德拉殖民地，他们输入了数百名埃及和苏丹劳工为他们填平沼泽，其中许多人死于疟疾）。它麇集了4000 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后来加入了西奥多·赫茨尔于 1897 年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the Zionist Organization，ZO）。 


 早从1884年开始，由于土地被盗窃和流离失所，巴勒斯坦农民掀起了反抗斗争，并袭击了包括哈德拉和雷霍沃特在内的几个乌克兰犹太殖民地。Hovevei Tsiyon  殖民者继续进行他们的殖民活动，直到该组织于1913年解散，因为殖民地成为ZO殖民项目的一部分。
 
 

乌克兰犹太难民于 2022年3月16日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基希讷乌）的以色列领事馆等候登记前往以色列
 
 
沙皇也在克里米亚建立了犹太殖民地。在俄罗斯革命之后，犹太人成为可怕的大屠杀的目标，这些大屠杀摧毁了他们居住的定居点，也摧毁了当地经济。尽管当地鞑靼人强烈反对，苏联人与建立“美国联合农业公司”的美国犹太银行家-慈善家合作，将继续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资助和扩大克里米亚的犹太殖民地。

当纳粹入侵时，苏联政府尽可能多地疏散犹太人，包括从乌克兰南部和红军后方的克里米亚撤离，以保护他们。留下来的人被纳粹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合作者杀害。

当乌克兰西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在1940年后被斯大林重新吞并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导这些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浪潮，这些地区的犹太人仍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更加拥抱。

以色列的邻居

 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以色列和美国就所谓的“苏联反犹太主义”（他们当时描述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镇压）向苏联施压，声称后者不允许苏联犹太人移民，而事实上苏联对移民的限制适用于所有苏联公民。

苏联在1970年代心软，对那些想要移民的苏联犹太人网开一面。大多数人来自乌克兰西部、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立陶宛，大多数人想去美国，这引起以色列限制他们的选择，迫使移民以色列成为他们唯一可能的选择。然而，尽管以色列阻挠，仍有超过一半的移民得以在美国定居。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90年代100万俄罗斯和乌克兰犹太人抵达以色列之前。根据以色列法律，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证明不是“犹太人”，更不用说犹太宗教法律，但他们开始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进行殖民。

当泽连斯基总统抱怨以色列的邻居时，他应该被提醒：巴勒斯坦人不是乌克兰犹太殖民者的偶然邻居，而是被乌克兰犹太殖民者驱逐并偷走他们的土地的人。

2022 年 3 月 5 日，加沙民众向世界要求与乌克兰类似的支持   / 法新社

然而，正是泽连斯基在2020年让乌克兰退出了“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the Exercise of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thePalestinian People）。当以色列在2021年5月杀害和轰炸巴勒斯坦人时，也正是泽连斯基，将以色列描绘成“巴勒斯坦人的受害者”而不是乌克兰犹太人帮助建立的掠夺性定居者殖民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泽连斯基认为以色列的邻居“希望看到我们去死”——这很可能只是他本人和以色列人希望看到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情的心理倒像，而非相反。

 

说明  文中黑色粗体字部分为译者所加。

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阿拉伯政治和思想史教授，著有多种著作，并转写学术和新闻评论文章。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殖民影响：约旦民族认同的形成》，《想望阿拉伯人》，《巴勒斯坦问题的持久性：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文集》，以及最近的《伊斯兰的解放神学》。他的书籍和文章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

 

原址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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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文化与伊斯兰

文、图/ Bayt Al Fann

译/ zambos
 

 
伊斯兰与嘻哈音乐从来都是契合的。从历史上看，阿拉伯人之中有一种诗歌文化，诗人们会互相竞技。古兰经中有许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些诗人，其中有一章完整的古兰经，章名就叫Ash-Shu'ara（众诗人章）。
 

 
众所周知，先知穆罕默德喜欢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他曾指派穆斯林诗人回答非穆斯林诗人的口头挑战。通过这种方式，诗歌扮演了宣教或伊斯兰召唤的角色。伊斯兰鼓励大声朗读和背诵古兰经，同样，嘻哈有一个关于背诵和记忆的传统。在不同的三章中，古兰经驳斥了不信者，挑战他们写出更优胜的文本来。
 
 
通过Qawwali——苏菲派用来激发宗教信仰的一种音乐形式，从公元11世纪开始，南亚就发生了诗歌之战。Qawwali表演者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诗人，能够适应不同的仪式氛围，并在诗歌竞赛中即兴创作。
 
早期的嘻哈文化与此直接有关，艺术家们正是尝试口语和表演风格——通过抒情竞技来比赛。古兰经被认为是最高形式的交流，语言驾驭在伊斯兰和嘻哈音乐中都很重要。
 

 
 
嘻哈音乐的先驱是一群来自纽约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诗人，他们被称为“最后的诗人”。该组织于1968年5月19日在纽约市哈莱姆区的一个黑人作家工作室成立。“最后的诗人”的最初阵容是：吉兰·凯恩（Gylain Kain）、阿比奥登·奥伊沃（Abiodun Oyewole）、大卫·纳尔逊（David Nelson）、费利佩·卢西亚诺（Felipe Luciano）、奥马尔·本·侯赛尼（Omar Bin Hassen）、贾拉里·努尔丁（Jalal Nuriddin）和苏莱曼·哈迪（Suleiman El-Hadi）。他们在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在种族主义的美国社会中，他们是贫穷的少数民族。
 

 
 
“最后的诗人”中的穆斯林贾拉里·努尔丁和苏莱曼·哈迪，在将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融入诗歌的同时，就美国黑人的严酷现实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

 
伊斯兰对非裔美国人文化的影响早在嘻哈文化在布朗克斯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当时的马尔科姆·X（Malcolm X）、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和“伊斯兰民族”（the Nation of Islam）影响了黑人文化，以寻求一种抵制压迫的最终可能。
 

 
嘻哈音乐兴起之际，许多人都在谈论伊斯兰历史上也一直关注的社会问题，诸如不平等、自决以及对民族共同体或乌玛的需求，等。
 

 
从一开始，嘻哈文化的先驱们——拉吉姆（Rakim）、阿弗莱卡·伊斯兰（Afrika Islam）、Q-Tip、大爸爸凯恩（Big Daddy Kane）、纳斯（Nas）、莫斯·迪夫（Mos Def）（现为雅辛·贝Yasiin Bey）以及更多人，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实践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初以来，这种意识形态和实践一直在为黑人运动提供力量。
 

 
布鲁克林MC Yasiin Bey谈到了由Sohail Daulatzai策划的“回归麦加：伊斯兰艺术与嘻哈文化”展览。它展示了嘻哈文化从创立之初到今天，是如何受到它与伊斯兰的关系的影响。
 
众所周知，伊斯兰的祈祷词和阿拉伯语词汇已经融入到说唱音乐中。Yasiin Bey/ Mos Def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Black on Both Sides》（《里外皆黑》）中使用了“Bismillah ir Rahman ir Raheem”这个句子，意思是“以至仁至慈的安拉的名义”。
 

 
在大爸爸凯恩的曲目Ain't No Half-Steppinthe中，说唱歌手以“举起和平的标志，as-salamu alaykum！”（阿拉伯语穆斯林问候语）这句著名的台词作为结束语，它的意思是“愿你平安”。而且它并不是嘻哈音乐基础曲目中唯一提到伊斯兰的地方。

英国说唱音乐领跑者和U频道最受欢迎的Sway在他2006年的唱片《这是我的暗示》（This Is My Demo）中完整背诵了古兰经的第一章 Surah Al-Fatiha。

 
 
即使非穆斯林艺术家也经常引用伊斯兰元素。阿萨普·菲戈（ASAP Ferg）在其2017年的单曲《平凡的简》（Plain Jane）中的“Ride with the mob， Alhamdulallah”（意为：赞美安拉）等台词，德雷克在《甜心人》（Sweeterman）混音中的“This is a bless mashallah，wallahi”（意为：这是一个来自安拉的祝福，啊，安拉！）等歌词。
 

 
今天，伊斯兰持续出现于嘻哈音乐中。我们通过Jay Electronica、Yasiin Bey、Lupe Fiasco等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英国的Backroad Gee&Lowkey、约旦的Synaptik和巴勒斯坦的Tamer Nafar等公司看到了这一点。
 
 
嘻哈鼓舞了全世界的穆斯林艺术家。这段视频展示了来自伊朗所有31个省份的说唱歌手，代表了许多地方的方言和代表性语言
 
Eva B是巴基斯坦嘻哈说唱歌手。她来自俾路支家庭，用俾路支语和乌尔都语写作和唱歌。她以明亮的面纱而闻名。2022年她在音乐电视连续剧《可口可乐工作室》（Coke Studio）中以歌曲《卡纳·亚尔》（Kana Yaar）亮相，并为漫威小姐创作了一首歌曲。
 
嘻哈音乐的五大元素是：MCing、DJing、霹雳舞、涂鸦和知识。与之对应的是伊斯兰的“五个支柱”。例如，在穆斯林的视觉艺术中，书法是伊斯兰艺术最突出的形式，以文字为表现形式。这与涂鸦相类似。




当代的阿拉伯书法艺术家创造出了一种新风格——书法涂鸦。这是嘻哈文化、涂鸦和视觉艺术的结合。Calligraffiti既是一种画廊艺术，也是一种城市艺术，因此它已成为重新利用公共空间的工具。
 

 
艺术家El Seed将其独特的阿拉伯书法风格与涂鸦相结合，传播和平信息，突出人类存在的共性。他的书法涂鸦是团结社区的工具，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
 
这位以他居住的街道AS Official而闻名的沙特艺术家生活在吉达。他的作品以写意的书法涂鸦壁画而闻名，反映了他对书面文字的钟爱和热情。

英国穆斯林艺术和兼品牌主义活动家蒂克斯特（Teakster）认为，艺术具有凝聚人们的力量，通过挑战对空间的认知，用美丽的艺术品取代户外广告，连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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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阿里 / 桑博. 转载文章
 
幸运的是，历史已经将阿里视为一位超凡脱俗的英雄——尽管在55年前，他因反对战争和拒绝服兵役而遭到全民的唾骂。

但在2022年10月的第一天，在庆祝我居住的那栋楼房被宣布“解封”的日子，55年前他说的一句话，像一颗锋锐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

之所以特意强调这个日期，并不仅仅因为巧合，我更是想让它嵌入我的文字——嵌入我的人生行为（我的阿玛力）——在未来的日子里，当册页被打开，那时候的人们会看得清楚：这个时刻，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不顾94岁高龄、一再向人类发出警告：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灾难，整个西方媒体和政治集团，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世界逼近核战争……这真是人类史上最疯狂的一个时刻。

普京已经批准正式吞并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地区，乌克兰政府立即向北约提出入伙申请。普京下令征召300，000预备役士兵，泽连斯基则誓言收复被俄罗斯侵占的所有领土，包括2014年被吞并的克里米亚。普京威胁动用“一切俄罗斯所拥有的武器”，拜登提高调门宣称将不遗余力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拉”的叫嚣响彻莫斯科红场上空，形势只能被描述为：剑既拔，弩已张！

……我是怕死吗？套用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话：我已经死过四百次了。
 
-只是出自我的良心-

缺乏常识的人们需要明白：所谓核战争，一旦当一枚核弹被射出，毫无悬念，意味着成几何倍数增加的核弹头将立即被射出——没有犹豫。冲突升级得越高，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而此刻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无节制地被升高……

这就意味着核灾难的危险并非杞人忧天——而避免它，毫不夸张，是当前全人类唯一最重要的事务。没有第二，它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项世界议程。

然而不仅仅是帝国机器、政客集团和媒体，包括多数民众，你看到的是：大多数普通人感兴趣的只是选择站在冲突的某一方，互相谴责和谩骂，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也许很快，也许就在明晨或者今夜，自己和与自己敌对立场上的所有人，可能都将灰飞烟灭。

不同阵营不同立场上的人们彼此谴责、谩骂的语言武器，基本上都来自媒体的生产：例如“绥靖政策”、“支持极权”、“没有和平”、“制暴必须以暴”等等之类……这些尚是自视理性和优雅辩论者的用语，简中圈的语言武器就不堪一举了——然而，无论优雅者下流者，皆未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被洗过脑的一群小小帝国机器人。

——这是真正可怕之处，也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悲剧根源所在。
 
在一个由无休止的战争定义的时代——换言之，在一个“暴力说话”观念统治了人们头脑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永远都无法认识我们这个物种中一些另类的生命价值。比如穆罕默德·阿里。

时隔多年之后，在被媒体要求对自己当年拒绝服兵役、谴责战争的行为作出“反思”时，他回答说：有些人认为我是英雄，有些人说我做错了……但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出自我的良心。

注意，他说的是：良心。

-整个国家就是一座监狱-我没有逃避兵役。我没有焚烧国旗。我也没有偷渡加拿大……我就待在这里。你们想把我送进监狱吗？好吧，那就走吧。我已经在这座监狱里生活了400年，再待四五年也没问题。但我不会去一万英里以外的地方协助谋杀、杀害其他穷人。如果我想死，我会死在这里。如果我想活，也是在这里，现在，和你们斗争——我的敌人不是中国人，不是越共，不是日本人……我的敌人是你们——当我想要自由时，你们是我的反对者。当我需要正义时，你们是我的反对者。当我想要平等时，你们是我的反对者。让我找个地方跟你们战斗吗？那就是在美国——你们反对我的权利、我的宗教信仰……甚至在我自己的家里，你们都会反对。
——穆罕默德·阿里
 
 

 
1967年4月28日，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接到他被应征入伍的通知时，他说：“为什么你们要让我穿上制服，离家一万英里，去向越南的陌生穷人投掷炸弹和子弹呢？我跟那些越共没有仇——而路易斯维尔的黑人正在被当作狗对待。”

路易斯维尔是他的故乡，1967年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刻。对于1967年的阿里来说，整个国家就是一座监狱。

由于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论，两个月后，拳王阿里被休斯顿法庭判处“逃避兵役”罪：入狱监禁5年，罚款1万美元，禁赛3年。次日，《纽约时报》头条新闻的标题是：“Clay Guilty in Draft Case; Gets Five Years in Prison”（Clay Guilty有罪，入狱五年）。Clay Guilty是穆罕默德·阿里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名字。

在美国，这项判决异常严厉。并且，在浏览相关史料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对穆罕默德·阿里作出判决时，法庭坚持要求他必须到庭。所有这些非同寻常，只是出于一个原因：执政的民主、共和两党联合起来，要将阿里彻底压倒，确保他不会成为一个反战的象征。

在阿里被判有罪的当天，美国国会以337票对29票通过了将相关法草案再延长四年。他们还以385比19的投票结果，将亵渎国旗定为联邦罪行……此时，距离揭开“美国军队正在赢得越南战争”的谎言宣传，仍需半年。当阿里在休斯顿法庭上接受判决时，在越南战场上，每一周，有1000名越南非战斗人员被美国军队杀死。每一天，有100名美国士兵死亡。每一月，战争耗资20亿美元。
 

 
1967年6月20日，穆罕默德·阿里因拒绝入伍而被定罪，随后离开联邦法院大楼

阿里的勇敢姿态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军队正在取得节节胜利”的谎言宣传鼓舞着美国民众的士气，人们普遍对阿里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包括Elijah Muhammad和他的Nation of Islam（此刻他们已与他们那位最著名的成员之间开始保持距离）。穆罕默德·阿里成为每一名媒体记者笔下的出气筒，正如Julian Bond所描述的：“整个社会都在回响……你可以在街角听到人们在谈论它。每个人都在说。正是因为阿里，以前从未思考过战争的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涟漪是巨大的。”

因为阿里，1967年的夏天，成为美国公众支持越南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不应该只是阿里-

而正当整个美国媒体阶层和全社会针对穆罕默德·阿里进行口诛笔伐、全民声讨之际，他本人决心上诉：

“我强烈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么多报纸给美国公众和全世界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在这个立场上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牢，要么参军。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正义。如果正义得到伸张，如果我的宪法权利得到维护，我将实现既不参军也不坐牢。最后，我相信正义会降临到我的面前，因为真理终将获胜。”

“真理终将获胜”——他揭示了一个朴素的规律。他话音甫落，世界应声而起：1968年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

在圭亚那，美国大使馆门前发生了反对对阿里作出有罪判决的抗议活动。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民众为此在美国领事馆门前开始绝食抗议。在开罗，示威者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在加纳，报纸发表社论谴责了对他的定罪。在伦敦，一位名叫帕迪·莫纳根的爱尔兰拳击迷一个人开始了对美国大使馆漫长而孤独的PK：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将在呼吁恢复穆罕默德·阿里重量级头衔的请愿书上收集20000多个签名……
 

 
 
1967年6月4日，黑人运动员在克利夫兰会面，商议他们对阿里的支持

至此，阿里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对国际风潮负有更大责任的人，而不仅仅是一名运动员：

“拳击没什么，它只是满足了一些嗜血的人。我不再是Clay Guilty，一个来自肯塔基州的黑人。我属于世界，属于黑人世界。我将永远在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家。”——他真是幸福的。

事情最终以喜剧形式收场，正义得到了伸张：1971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阿里的定罪。

也许，这也可以算作人类对战争的共识取得的一次小小胜利，尽管东南亚和美国的一代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经过了对他个人来说漫长岁月的反思之后，阿里说他并不后悔：

“有些人认为我是个英雄。有些人说我所做的是错误的。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我的良心。我并不是想成为一个领导者。我只是想自由。我做出了一个立场，所有人，不仅仅是黑人，都应该考虑做出这个立场……”

是的，不应该仅仅是黑人，更不应该仅仅是阿里——所有人，包括此刻阅读这些文字的你，所有我们，都应当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战争”这头怪魔——当我们永久地被它拖入毁灭的泥潭中——以及拆除战争机器所需的代价、牺牲，和作为人的原则。
 
在这篇短文的结尾，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被文学圈奉为“生态文学鼻祖”的亨利·戴维·梭罗，1840年代，他以一人宣布拒绝纳税支持美墨战争，为此付出了入狱一夜的代价，并以一页《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表达了他对暴政的拒绝效忠。

一百年后的穆罕默德·阿里，因自己拒绝服兵役的行为遭到全民的唾骂，却为人类留下了关于人的定义的遗训：我们不该是一条只会摇尾效忠的狗。

当人们理解了这一句，我们就有资格宣言：阿里的勇敢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站在2022年10月初的这个黄昏，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那就用这些不会引人注目的文字，来为一个生命默默作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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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Mahsa（Zhina）Amini因头巾问题在被风化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再一次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也再次引起了全球舆论对伊朗妇女头巾的关注
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 桑博

伊朗的“反头巾大起义”（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姑且我们这么称之），已经演变成了西方的和东方的媒体的一场狂欢。

在西方社会舆论场上，伊朗事件给伊斯兰恐惧症行业和Anti-Islam主义者们（两者虽然极其相似但仍有细微差别）提供了千载难得的证据：瞧，这不是我们西方人认为伊斯兰邪恶了吧！而在东方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连最愚蠢的极端世俗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们，也为“受压迫的伊朗妇女得解放”而高潮了……

无论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兴奋者们，恐怕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特别是他们的兴奋，正是那些满心悲愤、冒死抗议的伊朗妇女的最直接的敌人。

他们并不在意那些挥舞着点燃的头巾、与警察对垒街头的伊朗妇女们在反对什么，又在追求什么。他们更不可能用一颗朴素的、人类的心灵去体验新闻镜头中那些挥起剪刀剪掉头发的伊朗女人们的心情……他们只是粗俗地、卑鄙地利用这场运动。
 

 
 
在纽约，人们举着Mahsa（Zhina）Amini头像在联合国总部门前，对伊朗总统伊布拉欣·莱西举行抗议活动

兴奋者们和抗议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和对立，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后者追求的是自由，而前者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

具体到头巾这个象征物上，在兴奋者们的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最原始的道理讲不清楚：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同样是邪恶，至少说它与强迫女性戴头巾没有分别，一样邪恶。




通过全球媒体，毫不费力地，我们看见了类似伊朗、沙特、塔利班这种冒神之名的极权政权如何针对民众实施恐怖行为，包括强迫妇女戴头巾——强行规范妇女着装在内。而在另一面，我们却很难“看见”极端世俗主义者是如何强迫妇女不戴头巾的——同样是一种强行规范妇女着装、侵犯妇女着装自由的恐怖行为。

很难“看见”，并非指信息遮蔽，而是极端观念导致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每一天都在报道着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暴力攻击事件——每一天，丝毫没有夸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攻击，每一天都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攻击者的动机和理由形形色色：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Anti-Islam主义，厌女症，新纳粹……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记录仇恨犯罪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报告称：“在美国，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其中许多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出现的。这些团体广泛诽谤伊斯兰教，并传播阴谋论，认为穆斯林是对国家的颠覆性威胁——这导致了一种针对穆斯林或那些被认为是穆斯林的人们的恐惧、仇恨和恐吓气氛。”

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仇恨和强迫限制，并不单单来自类似新纳粹、撒旦教这样的暗黑组织，也不只是那些亿万富翁资助的种族主义团队——在欧洲和北美，它同样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有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立法。奥地利、法国、比利时、丹麦、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区）、瑞士、挪威和其他地方全面或部分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我们的疑问是：如此的立法，在本质上它与伊朗、沙特、塔利班的头巾法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仅仅因为它是欧美国家的立法，因此就享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

——当头巾成为女性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




是的，选择戴头巾也是女性的权利。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它不能被这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接受。

但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在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自主的前提下，乐意戴头巾。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在巴列维时代同样有伊朗妇女为戴头巾的权利而抗议、斗争（看清楚了，是为戴头巾的权利）。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直到今天，同样有数百万伊朗妇女自愿并且自豪地佩戴头巾，以此作为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就像另外有数百万妇女不愿让这种象征强加给她们一样。
 

 
 
 
2022年9月23日，戴头巾的伊朗妇女在参加完德黑兰大学的周五聚礼之后

对于礼萨·沙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位专注于维护妇女服饰治安的暴君来说，女人的头巾——那一块作为象征物的丝织品，只是他们藉以表达专制极权诉求的借口而已。世俗主义暴君没有头巾这块布，但他们同样能够找到表达同样诉求的理由，比如COVID-19就是一个被实践得不错的理由。穆斯林女人的身体，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因此，必须意识到伊朗妇女在抗议什么，又在争取和追求什么——她们不能容忍的是以头巾的名义、以暴力手段强加于她们头上的一套恐吓和恐怖的严刑峻法，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四十多年来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梦想被以宗教的名义系统地毁灭……当然她们更不能容忍：本质上只是一个头饰的选择自由——在21世纪不能被这个世界容忍。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为什么我要说那些西方的和东方的兴奋者们是伊朗起义妇女的真正敌人。




对于伊朗起义，最美好的想象莫过于：不是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是作为阶级动力和头巾象征双重意义的伊朗妇女，能够领导并主宰这一场斗争的过程。

因此，只有当那些坚决地、丝毫不犹豫地烧掉头巾的妇女，和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们能够携手并肩，一起站在抗争的前方——只有这个镜头，才能诠释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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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在自由沙漠里的豪华监狱
/ 桑博 转帖



还有没有人记得在本月初，在一篇关于沙特人权状况的译文中，我曾提到过一位名叫萨里玛·舍哈布（Salma Al-Shehab）的沙特妇女？她是利兹大学的一名在读医学博士，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

2022年8月15日，因一则批评沙特人权状况的推文，34岁的萨里玛被当局司法机关判处34年入狱监禁和34年旅行禁令。这是沙特王权利用“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IF）”控制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的间接股权的一个典型例证。

但要知道：运用资本手段影响、干预和控制全球媒体和社交平台，沙特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例如在Twitter上，甚至“Israel”这个国家名字都无法正常使用，需要用“*”符号替代其中一个或几个字母才能发出。
 

 
 
萨里玛的案例引起全球舆论耸动。出于某种特殊兴趣，我也跟踪了解了一些与此有关的信息碎片。这种特殊兴趣，准确地说是一种亲切感。之所以在这里我再次提到萨里玛·舍哈布的名字，是因为在她被判处34年刑期后，一款叫作“Kollna Amn”（这个软件名可以译为“我们都是安全的”）的安全（或告密）应用程序被暴露出来——它可能是她被捕的最初原因。这款“安全软件”为其他社交媒体用户向政府举报萨里玛的批评言论提供了便利。而我对于这个案件的亲切感，并非来自宗教，乃是因为沙特也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在过去的这大半年里，人们的目光总是追着俄乌战争、追着疫情类似这样的一些“重大新闻”跑。但实际上，俄乌战争是一个老旧的模式，它属于旧世纪之前的主题。所谓疫情更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大事，正在媒体的镜头之外、人们的眼皮底下，默默进行着。相反地，多数人们把后者视作“发展”，视作人类的进步，而为之欢欣雀跃。

“科技”，或者更本质地说，工具正在全面毁灭人类生活的根基——从方式和精神两个方面。如盗墓贼处理一座古墓的方式。

例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两月前展示的“NEOM计划”——不知这个宣称投资5000亿美元的项目，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豪华监狱：萨勒曼的“The Line”

“NEOM计划”是萨勒曼王储2030愿景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在王储的愿景中，它是一个占地26,500平方公里的红海高科技开发项目，NEOM拥有多个区域，包括工业和物流区。

今年6月，当被命名为“The Line”的项目核心区——一座位于阿拉伯沙漠中、长达75英里的“垂直城市”——的愿景向世界展示时，以其革命性、绿色、环保、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的领先技术……特别是它与科幻小说或电影中所构想的未来城市的高度逼真性，引来了全世界的一片啧啧赞叹声……
 

 
 
但是，人们更应该注意到的、“The Line”的本质，既不是它的设计的前瞻性，也不是它的环保绿色等等先进技术，“The Line”的本质在于：数字化。是的，它是一座数字化（管控）的城市。

这座“垂直城市”采用可再生能源、向人们提供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等等“绿色”和“便捷”，例如从城市的一段抵达另一端仅需20分钟，而每个居民从其住所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但实现这一切，或者享受这一切的前提是：居民需要毫无保留地交出有关于自身的一切数据。换言之，“智慧城市”的管理者（国家/ 政府或科技公司）将成为居民数据的理所当然的采用者。

再换言之，作为“The Line”的居民，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坐标位置，都可能将在城市管理系统的掌握之中。而有效利用空间和高效率交通工具的理由下，个人车辆的使用权有可能被禁止。进一步说，一切个人隐私、个性化选择、作为生命的人的主动性，在未来城市“The Line”中可能将被忽略，或被剥夺。

萨勒曼王储在两月前向世界展示他的这一“改革愿景”时，雄心勃勃地宣布：预计到2026年，NEOM将可容纳450,000人，到2030年可容纳1.5万至200万人，到2045年最终可容纳900万人……届时，这座城市的规模将超过阿布扎比。

——我的一个有趣的猜想是：当NEOM建成之后，王储和他的国家的那些权贵家庭，会不会搬进去入住、亲自享受一番高科技带来的“安全”、“便捷”和“绿色”——如同他们所宣传的那些优越性？

暗黑乌托邦：数字ID

然而，如果把类似“NEOM计划”的设想，当成了一个沙漠深处的极权主义疯子、被视为有精神疾患的萨勒曼王储的独创，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截至目前，从美国的Telosa到西北欧的Tristate city，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智慧城市”或“未来项目”正在建设之中，这些项目都与沙特的“NEOM计划”具有许多方面的相似性，特别是在数字管控系统方面。此外，还有许多全球主要城市正在将智能技术集成到其基础设施的管理系统中。

与此同时，另一些类似建设的项目报告正在被提出，其中一个例子是“墨尔本实验报告”，已在为投资建设规划用地和设计框架。

因此，“智慧城市”并非电锯王子一个人头脑中的疯狂念头——它是否会成为未来人类居住环境的新模式、或主要潮流，也不好说。
 
 

 
 
而在另一方面，许多国际组织也正在积极推动各种其它类似的项目发展——同样以“绿色”、“便捷”、“高效”一类的理由。这些项目名目繁杂，但其本质特征是相似甚至是一致的，都可以概括为同一个概念：“数字ID”。

“数字ID”的实质是个人身份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大同小异：将一个人的所有文件——包括从出生到死亡每一个环节的身份数据、生物信息，采集、录入一个在线数据库，然后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数字身份证或人体芯片植入等方式，使用户能够在购物、就医、通过海关或机场安检旅行，或是在享用大多数城市公共设施如乘坐地铁、使用图书馆等等时，办事效率更为简便、高效，获得极大的便利。

在一些早期采用类似系统的国家中，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真实的例子：例如在阿联酋，这个国家的公民和居民必须持有可通过管理芯片追踪的身份证。微芯片也已被引进并植入人们的手中——这项技术预计将在2050年取代手机并记录人们的一举一动。

这种管理系统，尤其是当它——目前看起来不是可能，而是已经是——被应用到整个社会、国家和国际基础设施如国际航班中时，毫无疑问，它将彻底改变大多数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日常活动以及旅行方式。

我们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在一个民众普遍对“国家”或“政府”存在高度依赖心理的社会里，你很难做到让人们理解隐私的意味。就像你很难在多数人们的意识和观念里发现诸如尊严、自由一类的事物。所以你很难让人们对于上述的信息与你产生共鸣。

“数字ID”管理系统不但让人类的隐私领地从此丧失，更严重的后果是：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在某些宗教经典里存在着类似的结论，但主语是不同的：宗教经典中的主语是你的创造者，“数字ID”管理语境下的主语却不是。那么它是谁？这是显而易见的：国家/ 政府或科技公司。
 
 

 
正如以色列作家Yuval Noah Harari（也就是《今日简史》的作者，这本书在中国非常流行）在接受CBS的60分钟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像破解设备或操作系统一样，“破解”人类将成为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黑客”（破解者，即上段中所说的那个“它”）有可能“比你自己（被破解者）更了解你。并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地操纵你。”他解释说，这将基于“关于我体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是，公司和政府正在收集关于我们去哪里、我们会见谁、我们看什么电影的数据。下一阶段的监控是在我们的皮肤下。”

大约三年前，这位以色列作家还曾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达沃斯会议上警告说：“人类应该习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不再是神秘的灵魂——我们现在是有可能被黑客攻击的动物。”同时他还警告道：“如果这种权力落入21世纪的斯大林手中,结果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极权主义政权。目前我们已经有了21世纪斯大林事业的许多接班人。”

仰赖法律的保护么？好吧我再告诉您一件事：事实上沙特早已出台了《个人数据保护法》。并且毫无疑问，其中的条款详细备至，应有尽有。

但“了解”（掌握个人信息）还只是第一层次的问题。麻烦在第二个层次：它将替你做出选择。包括你的行止，一举一动，购物偏好甚至点餐……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世界经济论坛（WEF）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其2017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就像产品或包装可以通过芯片或跟踪系统在供应链中进行跟踪一样，人类也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的监控系统也将应用于人员的移动和跟踪。”
 

有人曾如此构想20年后的高丽国社会景观：每个人都必须佩戴生物识别手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监测你的血压、心率和大脑活动——伟大领袖知道你的真实心情。你可以拍手微笑，但如果你心生怨气，他会立即知道——明天你就会被送进古拉格。

事实上，在过去数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的人们已经提前品尝到了这一切的滋味。

完美工具：入住头脑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到萨里玛·舍哈布案例：当类似“Kollna Amn”的安全/举报应用程序被普及，举报渠道和系统变得更加畅通便利，实际上监控者就已经不再只是权力者或科技公司了，而是将一部分奴隶也纳入了监控者的体系。这等于是人们被鼓励举报自己的同类——尤其是在一些拥有悠久告密传统的社会。

想象一下，有了“Kollna Amn”软件，当举报成为一个不为人知的举手之劳，人们更不必再面对什么道德疑虑或背负社会舆论的压力。假如——我只是说假如：当一些Authoritarian试图促使社会成员彼此对立的状态下，那么，植于个人皮肤下的数字身份系统将会给一个社会的道德系统带来毁灭性后果。这已不再是科幻或者想象，而是确定无疑的。
 
记住一件事情很重要：进入臣民的头脑和心灵，窥视他们的念头和心理——监察其异动，控制其行动，影响其思想，操纵其生命——从来这都是每一个叫作权力的怪物梦寐以求的夙愿。没有例外。而伴随着社会成员的隐私领域的萎缩，必然是nation极权主义边界的扩张。

阻碍着权力者实现这一梦想的，并不是道德或者别的什么原则，只是工具。在漫长的追求历程中，他们只是苦于缺乏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梦想的神奇工具。如今好了，工具来了，一切将迎刃而解。

科技为极权主义和国家控制提供了完美的工具，极权主义梦想今天可以实现了。并且，绝不仅限于高丽，也不仅限于沙特以及海湾酋长国或者以色列，伴随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成员国相继开始实施它们各自的“The Line”项目开发，未来的人类生活景观将发生全面的、颠覆性的改观。

并且这一愿景的实现也不会在多么遥远之后，2030年之前的未来十年，将是关键期。

——假如我的读者们鄙夷地认为我所讲述的这一切都已是过时的信息，唉唉，那可就真是太不妙了！

尼采曾说“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子”，尼采又曾宣言“上帝已经死了”——如果说他所指的是人们的信仰已经死了，那么在21世纪，无疑人们已经又为自己亲手创造了一个新“上帝”：它对你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

似乎历史真的走到尽头了？

2022. 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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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这样一个话题：礼拜的过程中，帽子掉了，捡还是不捡？

不由叹了一口气，还要继续琐碎下去吗？还要继续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浪费精力吗？作为有知识的阿訇与老师，如何带领穆斯林教胞从这些本来就可以灵活变通的小问题上走出来，从而避免没完没了的兜圈子，难道不是应该思考并践行的问题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试问怎样提升信仰？怎样改善心灵？怎样完善道德？如果琐碎的心事只是发生在普通教民身上，作为教导者，是否应该趁机引导他们不断超越这些小问题，进一步学习比这些小问题更重要的教门知识呢？

为了谨慎起见，虽然心里不情愿，我还是点开了内容来看，希望能够看到有意义的答案，结果是一个不足一分钟的音频，应该是某个阿訇在回答群众的提问，结果又扯到礼拜前戴的帽子还是礼拜中戴的帽子，又扯到戴帽子会不会坏礼拜，或许是口音问题，虽然回答很短，但听得出来阿訇的回答也很纠结，他是想努力适应群众的提问，给出八面玲珑的答案，却又感觉吃力，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越是想完美的回答那些毫无意义小琐碎的问题，越是很难做到，所以听到最后，结论模棱两可，依据不清不白，我听了个似是而非，听完以后的人一点也没有变得更明白。我真的搞不明白，提问题的人对教门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问题上，还是认真到诚惶诚恐，担心哪怕些微的错误也会影响到信仰层面呢？而作为阿訇要怎样对这个层面的教胞善加引导？

礼拜的时候帽子掉了，该不该捡，让我们设想一下场景，如果顺手，捡起来再戴上，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不顺手，出拜以后再捡，有什么问题吗？

这又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些问题，诸如：洗小净的时候，如果指甲缝没有洗净怎么办？作为一个成年人，礼拜前的小净却连指甲缝都洗不干净吗？这个问题要让人来怎样理解？如果担心自己指甲缝洗不干净，那就时常把指甲剪短一点，洗小净的时候再认真一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反正勤剪指甲也是圣行，既然心细到在担心有关小净中指甲缝洗没洗干净的问题，还不如心细到干脆洗干净指甲缝，也不要再提这么小儿科的问题更好。

毫不客气地说，我真的不知道总是纠缠在这些问题上面，到底属于知识层面，还是智商层面，或者属于心灵层面的问题。我并非是说这些问题完全不可以提，而是说问题再小也要有意义。如果一直在没有意义又比较低层次的问题上兜圈子，实际上信仰尚没有进入真实的层面。

我理解，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一些区域穆斯林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自然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也有局限，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学习的理由，而不是长期在原地踏步的理由。

我们总是说，伊斯兰是最好的宗教，穆斯林是真主为世人创造的最优秀的民族，而历史来到当今时代，伊斯兰的伟大，穆斯林的优秀只在极少数穆斯林身上体现，而这本来是应该体现在大多数穆斯林身上的闪光点，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将伊斯兰的伟大之光散播出去？

真的不想再讲更多大道理，学习是终生的主命。就让我们以谦卑而虔敬的心，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吧，并且不断地拓展学习的领域，让社会知识和宗教知识彼此相通，相互交融，使穆斯林成为信仰纯诚，同时对社会也贡献良多的优秀人才。 收起阅读 »

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星期一
也是伊历1444年7月2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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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叙大地震中，各国率先积极救援的事迹，至今依旧在感动着整个稳麦。可以说，各种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动世界各国人民。
然而，在救援土耳其国际队伍中，却有一支奇葩救援队，在看到土耳其遭遇大地震后，马上就急不可待地就飞往地震灾区哈塔伊，然而，在救援刚三天后，这支救援队便又急急忙忙地以面临人身安全为由，提出要马上离开土耳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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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也没有办法，虽然当时正是营救幸存者的关键时刻，但是人家是来人道主义救援的，非要返回，你也不能硬拦不是！只能放行。
于是，这支所谓的人道救援队就返回锡安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没错，就是来自锡安主义占领实体的人道救援队。
这些原本也没啥可说的，毕竟是人道主义救援土叙大地震嘛！能来就不错了，救援三天也是够高尚，够高光的时刻！
然而今天在真宰大能的意欲下，全球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却爆出一个惊天奇葩的大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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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支所谓的人道救援队伍中，其救援队长是一个锡安主义特殊人才，他之所以参加这次人道主义救灾行动，并不是去营救被废墟掩埋的幸存者，而是去偷盗一部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二世纪讨拉特卷轴古卷。
这个希伯来文卷轴古卷原本珍藏在安塔基亚的一座犹太会堂内，大地震袭来，犹太会堂遭到部分损毁，但是这部被视为土耳其珍贵文物的《讨拉特》的卷轴古卷却完好无损，在被他发现后，他未上报和交还给土耳其政府当局，而是被这位以人道救援为幌子的锡安定居民私下隐匿私藏起来，理由嘛，当然是为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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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大胆又无耻的偷窃走私计划就出现了！这位锡安主义特殊人才，伴随着踊跃加入对土叙大地震的救援队为幌子和掩饰，在成功偷盗得手这部《以斯帖纪》卷轴古卷后，马上安排三天后锡安主义人道搜救队离开土耳其，原因是队员在土耳其面临人身安全。
就这样，这位偷盗者就堂而皇之地将这份珍贵文物盗运出了土耳其国境。
这真可谓是借助土叙大地震，以人道主义救援为幌子，趁火打劫打劫的最高境界——披着人道主义的高光，安全地将这份珍贵文物盗运到了到了锡安主义占领手中。
这就很好地解释，为何这支人道救援队刚到灾区三天，正是救灾抗震救援，营救幸存者的关键时刻，锡安主义救援队却突然以人身安全为由，要离开土耳其。因为，这份珍贵的卷轴古卷已经到手，不希望再夜长梦多。
然而，冥冥中的天道却要揭露这伙锡安主义定居民的阴谋（他们如不是团伙作案，又怎么就会在短短三天后，便集体以人身安全为由，要全体逃离土耳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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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全球热搜之一，便是这位恬不知耻的锡安定居，人道救援土的救助队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晒出这份偷盗来到土耳其卷轴古卷，见证锡安分子恬不知耻的道德底线的全球丑闻。
这样也好，让那些受蒙蔽的人，乡愿的人，呆萌天真的人都好好看清楚，锡安定居民的道德底线！
最新的好消息是，迫于在土耳其的犹太团体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压力，锡安占领当局已经表示要把这本卷轴古卷原物送还土耳其！
是的，这已经不是锡安主义分子第一次偷窃他人财物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1948年，锡安主义便连哄带骗地偷了巴勒斯坦。从此，偷窃便已经根深蒂固地烙在这些锡安定居民的脑海中，融入在他们的血液中！


如果说，在世界各国面前这伙锡安定居民还要伪装一下，那他们在那些被占领铁蹄踩踏下的巴勒斯坦民众来说，早就撕下了伪装的面具！
如今，在这个弱势的稳麦面前，锡安主义侵略者对古都斯和阿克萨远寺，早已经是公开地垂涎欲滴，更无需再大费周章地来伪装什么了，每天他们的任务便是直接扮演一匹匹恶狼，开启明火执仗的抢劫和掠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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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若像匪帮


马保·优素馥|文


时代激变，人性惟微，人心惟危，利害算计，龃龉不免，而砍斫不休，遂哀而复哀。情形多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注定了穆民间永久不得安然。善善恶恶，真真假假，何以分清？正说明当下穆民之困窘，走投无路。

如此这般，怎生是好？却原来，说到底，人间像是匪帮，没有底线。也守不住这底线——敬畏。

暴戾乖张，源自野心，缺乏人性，我们的胸膛缺少人心——智慧的人心，否则，世道不会如此。

世间亦复循环，直到那个盛大的日子降临，直到抵达那个黑暗的洞穴。那一刻未到，便只能旦夕爬坡，只能爱莫能助。

可惜，今昔局势早已表明，一再表明，一不小心，教门即刻崩解，一夜复归丛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鱼死网破拼来的不过瓜剖豆分。

哦，这大千，好一个舞台，戏分三场：一场喜剧，一场闹剧，一场悲剧。你演的是哪一出戏？？

至高无上的真主冥冥中俯察一切、洞悉一切、掌控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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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thnic Hui Community at Risk of Erasure 
 
原文地址：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CHRD-HUIF-ESCR-Submission-Hu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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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提•艾木杜拉（也称买买提•艾木都）：1983年出生，维吾尔族，新疆巴音郭楞州库尔勒市人，穆斯林，民营企业家、房地产商人，中国在押政治犯。2020年9月获悉其被新疆库尔勒市法院以疑似“煽动民族仇恨罪”等重判有期徒刑15年，刑期至2032年10月；据悉，其两个姐妹亦遭抓捕，至今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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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26 日，安德鲁·泰特 (Andrew Tate)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拍摄了一张携带古兰经的照片。他声称已于去年 10 月信仰了伊斯兰教。
也有人说他在利用伊斯兰教来提高互联网知名度，获取网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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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地震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以来，在Jandaris 的萨拉赫丁清真寺举行了第一个星期五聚礼祈祷
 
 
 
视频来源：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1624125689153863681/vid/1920x1080/LyLkzfc43ma673mA.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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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Khamgaon, Buldhana, Maharashtra

一个印度教组织团体主席普拉文·托加迪亚 (Pravin Togadia) 发表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并威胁要使用暴力。
 
视频：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 ... F.mp4 收起阅读 »

跨党派国会议员对 FCDO邀请中共维吾尔地区省长访问英国的决定表示愤慨。他们明确表示：取消任何官方邀请，并为这一令人震惊的错误决定向英国维吾尔社区道歉。
 
视频来源：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 ... P.mp4 收起阅读 »

维吾尔穆斯林正前往土耳其南部帮助地震灾民。一个遭受种族灭绝的民族帮助一个接纳他们进入自己国家的民族。
 

2 月 4 日，德国汉堡市的 3,000 多名穆斯林抗议丹麦政客在瑞典焚烧古兰经。抗议活动由青年组织 Muslim Interaktiv 组织。
 
在线视频：https://video.twimg.com/amplif ... v.mp4 收起阅读 »

马来西亚和日本的救灾队伍于周二上午抵达土耳其，协助抗震救灾。
 

在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的首府巨港, 现存有木制古兰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古兰经，由坦贝苏树的木材制成。它的尺寸为 1.77 x 1.40 米（5.8 x 4.6 英尺）。
 
视频：https://video.twimg.com/amplif ...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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