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先知努哈向他的族人宣讲了几百年，希望他们悔过自新，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扬言将要杀害他。此时，先知努哈知道他们的心已经越来越硬，对他的仇视也越来越重，并且意识到他的族人们对于回归认主独一的道路上的可能性也没有了，遂向安拉祈祷道：“我的主啊！我的宗族的确否认我。求你在我与他们之间进行裁判，求你拯救我和与我同在一起的信士们。”（26:117-118）
努哈奉到启示说：“你的宗族中除已归信者外，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故你不要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你应当在我的监视下，依我的启示而造船。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他们必定要被淹死。”（11:36-37）当我们看到真主对努哈的回应后，就应该知道努哈的族人被洪水淹没是真主已经判定好的，因为他们违反真主的规定已经太久太严重，真主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回归正道，但他们没有珍惜。
真主说：“你在我的照顾下，依我的启示而造船。当我的命令来临，而洪水泛滥于地面的时候，你把每种动物，各取一对，放在船上， 使你的家属也上船去。”（23:26）关于造船用的哪种树木的木材，用了多长时间，历史资料并没有强有力的记载。但根据真主的要求，需要把大地上的各种动物都带一对到船上，可以预想到这艘船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而且，这艘船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造好的，因此，每当努哈的族人路过时，都在嘲笑和讥讽先知努哈，认为他们不可能遭受什么洪水之灾。他正在造船。他的宗族中的贵族们每逢从他面前走过，都嘲笑他，他说：“如果你们嘲笑我们，我们也必定要像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你们将来就知道谁要受凌辱的惩罚，谁要遭永久的惩治。”（11:38-39）
当努哈造好船后，真主说：我就以倾注的雨水开了许多天门，我又使大地上的泉源涌出；雨水和泉水，就依既定的情状而汇合。（54:11-12）努哈除了把每种动物各拿一对放在船上之外，跟他一同上船的信士中也包括他的孩子。据伊本·阿巴斯传述：船上共是80对夫妻，其中包括先知努哈的三个儿子萨米、哈姆和亚菲斯，以及他们三人的妻子。本来，先知努哈共有四个儿子，但其中有一个叫亚姆的儿子，先知要求他接受正信，并跟随他上船，但他的这个儿子拒绝了，成为一名隐昧者。那只船载着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努哈喊叫他儿子——那时他远在船外——说：“我的孩子啊！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你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他儿子说：“我要到一座山上去躲避洪水。”他说：“今天，除真主所怜悯的人外，绝没有任何人能保护别人不受真主的惩罚。”波涛隔开了他们俩，他就被淹死了。（11:42-43）
真主说：我就拯救了他，以及在满载的船中与他共济的人。随后我溺杀了其余的人。（26:119--120）关于这场洪水过了多久才退去，有传述说是长达6个月之后，我们不必深究这个时间，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大地上的人都被毁灭了，除了先知努哈船上的人。
有话声说：“地啊！汲干你上面的水吧！云啊！散开吧！”于是洪水退去了，事情就被判决了。船停舶在朱迭山上。有话声说：“不义的人们已遭毁灭了。”（11:44）关于朱迭山的位置，学者们对此有分歧，再传弟子穆佳黑德说，这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①的一座山。当时，各山都巍然傲立（想战胜洪水），惟独此山对安拉极度谦恭，所以没有被淹没，努哈的船就停靠于这座山上。格塔德说，安拉让努哈的船在半岛地区的朱迭山上永世长存，作为对世人的一种教训和迹象。本民族的一些先驱曾见过该船的遗迹，而它之后的船虽然数不胜数，但都毁于一旦，化为灰烬。
努哈确已向我祈祷，我是最善于应答的！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脱离大难。我只使他的子孙得以生存。我使他的令名，永存于后代。（37:75-78）通过“我只使他的子孙得以生存”这节经文，伊本·阿拔斯说，（从此以后）大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努哈的子孙；格塔德解释说，全人类都是努哈的子孙。据提尔密济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解释这段经文时说，努哈的子孙是萨米、哈姆和亚菲斯。他说：“萨米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哈姆是阿比西尼亚人的祖先，亚菲斯是罗马人的祖先。”这里的“罗马人”指原始罗马人，即希腊人，他们的祖先名叫罗马，是努哈先知之子亚菲斯的重孙。

现在我们已知道，根据《古兰经》记载，以及穆圣（愿主福安之）的解释，地球上现在生活的人都是先知努哈的后代。那么，这里会有一个疑问，这场大洪水发生的时间大致是什么时候呢？
有关大洪水的传说，在很多的民族中都有所流传，虽然版本不尽相同。苏美尔人记录洪水的故事中，众神之王恩利尔，由于地上人类的喧闹让他无法安睡,一怒之下说服其他神消灭所有人类;另一位神祗埃阿发誓要保护人类,就在梦中将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智者乌特纳比西丁。提前得到警告的乌特纳比西丁,带着家人、动物和其他一些他能拯救的物种一起坐上小舟逃命。
而巴比伦的故事中，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国王阿特拉哈西斯，他提前获知灾难将要发生，便建造了一艘木船。但他知道这艘船只能挽救一小部分人，就请那些他不能拯救的人们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让他们在灾难来临前最后尽情狂欢一下。
类似的传说在古印度诗集《梨俱吠陀》中也有记载，第一位国王同时也是人类始祖摩奴，经一条鱼提醒将要到来一场大洪水，因此而造船。但这个传说中，只有摩奴一人活下来了，摩奴又与从他登陆后的祭品中出现的一个女人繁衍了众多后代。
通过苏美尔、巴比伦、古印度这三个传说，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点都是大洪水和造船，说明《古兰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和努哈造船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但传说的版本却又千差万别，说明大洪水发生的年代相当久远，先知努哈生活的时代远远早于生活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苏美尔人，以及之后的巴比伦人和古印度人生活的年代。在没有文字记录，仅凭一代接一代口耳相传时，很容易出现偏差。不过，核心内容变化不是很大，都认为现在人类是当时船上的人的后代。
接下来，我们将要思考的是，这场大洪水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古兰经》与注释中并没有讲述大洪水发生的具体年代，但我们能否依托近现代的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试图通过农牧文化、陶器以及铜器的出现这几部分，寻找出人类变迁的轨迹，以及推导出大洪水发生的大致时间呢？
那么，就从下一章开始吧，我们将依次讲述农牧文化发展、陶器演变、以及铜器的使用。最后，通过以上三种线索做出总结，寻找出人类文明的起源。
 

本章注释
 
①美索不达米亚 

古希腊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地区的称呼。我国学术界一般意译为“两河流域”或音译为“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广义上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下游地区，北迄陶鲁斯山，南到波斯湾，东迄扎格罗斯山脉，西到叙利亚沙漠，包括现伊拉克的全境以及叙利亚和土耳其与其相连的部分地区。 收起阅读 »

德里苏丹国共五个王朝：奴隶王朝（1206-1290年）、卡尔吉王朝（1290-1320年）、图格鲁克王朝（1320-1414年）、赛义德王朝（1414-1451年）、洛迪王朝（1451-1526年）。国家政权的支柱是由突厥人、阿富汗人、波斯人组成的军事贵族集团。他们之间争权夺势，宫廷政变或反对中央的叛乱不断发生，320年期间共换了35个苏丹。
1186年，在阿富汗赫拉特地区兴起的古尔王朝灭了伽色尼王朝，在夺取阿富汗和旁遮普领土后，继续向朱木拿河和恒河流域深入。由于古尔王朝的阿富汗人信仰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的势力便深入南亚次大陆。1206年古尔王朝陷于分裂，该王朝驻德里的总督、出身于奴隶的库特布·乌德·丁·艾伯克自立为苏丹，占有以德里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从此开始了德里苏丹国时期。
 
1210年，艾伯克在拉合尔打马球时严重摔伤后不久就死去了。作为奴隶王朝的创建者，他成功地稳定了突厥人在北印的统治。据某些史学家描述，他不仅是一个严格的统帅和帝王，也是一个公正而大方的人。他爱好文学和艺术，
当卡尔吉建立王朝时，他已经70岁了。1292年旭烈兀的孙子阿卜杜勒带蒙古兵侵印，卡尔吉亲率大军迎敌于印度河畔，打败了侵略者。之后，卡尔吉的侄子加女婿阿拉·乌德·丁杀害了卡尔吉，夺取了王位。在1297年以后的10年内，蒙古人对德里苏丹国发动了6次(一说7次)入侵，规模最大的一次有20万骑，但均被阿拉·乌德·丁或他的将领所击退。
在五个王朝中，图格鲁克王朝的统治时间最长，并一度达到德里苏丹时期的鼎盛。图格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登基后，他设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帝国。向北，他远征花剌子模，甚至深入中亚腹地；向南，他征服了瓦朗加尔。为了实现帝国梦，穆罕默德统治时期征战经久不息。他征服了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坎格拉，在南印度的领土扩张也屡屡成功，他的版图一度超过以前任何一位苏丹。其版图西起印度河流域，东到孟加拉，北抵喜马拉雅山脚下，南至科佛里河流域。但好景不长，1334年潘地亚王国宣布独立，1335年稍北的瓦朗加尔同样仿效，1336年维阇耶那伽王国建立，1338年孟加拉反叛，随后巴玛尼王朝自称苏丹。这样，德干地区和东印度都先后脱离了德里朝廷。气急败坏的穆罕默德四出平叛，疲于奔命，1351年他在信德讨伐反叛者时，死于热病。
图格鲁克王朝的崩溃源于帖木儿大举入侵印度。帖木儿于14世纪后叶兴起于撒马尔罕，自称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先后征服察合台、波斯、花刺子模、阿富汗、叙利亚及小亚大部，建立了庞大的帖木儿帝国。1398年4月，62岁的帖木儿声称德里苏丹允许偶像崇拜，不是好的穆斯林，必须受到惩罚。他带领9.2万骑兵从撒马尔罕出发，9月渡印度河，于12月中旬到达德里近郊，12月18日，帖木儿进入德里。起初他答应绝不虐杀无辜，但是他的军队到处抢劫，引起了德里居民的反抗。在一次冲突中，忍无可忍的印度人杀死了几个强盗兵。于是帖木儿撕毁前约，下令屠城。5日之后，德里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幸免一死者,全部发为奴隶。帖木儿的入侵，给印度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数千个城市和村庄被毁，几十万居民丧生，德里两个月内成了一座死城。帖木儿回归时，用印度的牲口拉着印度工匠造的车装着从印度得来的战利品，足有几十里长，最后连德里的金属城门也一并拆下装上车拉走。在归途中，还顺便抢劫了密拉特、坎格拉等城镇。北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破坏，经历这一场罕见的劫难之后，图格鲁克王朝变得奄奄一息。图格鲁克王朝灭亡后，赛义德王朝与洛迪王朝并没有太大建树，尤其是到洛迪王朝统治时，版图仅剩西北印度及德里附近一点地方，直到被莫卧儿王朝终结。
德里著名的库特布塔就是他在世时开始修建的。但是他不善行政，常常用指挥军队的方式管理国家。在宗教方面，他表现狭隘。他建造的两座清真大寺是在拆毁当地印度教寺庙后营建的。
 
名词解释
 
德里苏丹与非洲国家苏丹，虽然都被翻译为苏丹，但实际是两个不同的阿拉伯语名词。德里苏丹来源于السلطان，该词为国王的意思。因此，有的书籍在提到某穆斯林国家国王时，为了避免与非洲苏丹相混淆，翻译为素丹。而非洲国家苏丹来源于السودان，该词为黑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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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移民入境英犹矛盾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犹太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迅猛增加。英国殖民大臣1939年7月20日宣布,自4月1日以来,非法移民人数已达到5500人。从1939年7月1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内查明属实的非法移民人数为6320人。因此,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以移民人数限额已满为理由不再为非法移民签发入境证件。但是,只要移民人数在委任统治政府规定的限额之内,一般还是准许入境的。高级专员政府之所以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入境也有其自己的考虑。首先,由于犹太移民的增加,其失业或者只有临时工作的人已达到2.5~3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已占到犹太人总数的1/4。其次,英国害怕非法移民的猛增,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会对当地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构成对英国在中东利益的严重威胁。再次,在战争期间,德国曾组织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并发给他们伪造的入境许可证。想以此来作为制造英阿之间纠纷的手段;此外也怀疑其敌人可能会利用非法移民渠道,派遣密探或特务。于是,英国政府决心不让非法移民入境,但病人、孕妇、孤儿例外。对此,英国的通常作法是给难民在英国殖民地提供一个避难处。

1940年11月11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海岸截获了两艘非法移民船,共有1171名移民,被英国当局带到海法,不久又来了第三艘船,船上移民也没有入境许可证。因此,委任统治当局没有让他们上岸。这件事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抗议。11月20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发动总罢工抗议英国。后来,高级专员政府决定用一艘名叫“佩塔里亚”轮船把他们全部送往毛里求斯。但是,在11月25日,轮船爆炸沉入海底,250人死亡,其中还有英国警察。船上的1500名难民大部分获救被收容。这件事再次激起了犹太人的义愤,发生了一场反对委任统治政府、特别是高级专员的运动,并且导致了犹太恐怖活动的增加。事后查明,爆炸事件是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成员所为,原想只破坏船上的发动机,不料用炸药太多,炸沉了船。总之,在战时和战后初期,英国对非法移民是严格限制的,但是委任统治当局只阻止了其中的一部分,在犹太人组织的帮助下,非法入境者一直没有间断。

比尔特莫尔纲领

随着英犹关系的紧张,双方矛盾的不断加剧,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的不信任感和失望日甚一日。1942年5月6日到11日,大约600名美国和67名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一家名叫比尔特莫尔的旅馆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后来被称之为比尔特莫尔纲领。决议要求: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的;废除1939年的白皮书;要求建立一支犹太军队;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打开;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的移民入境事宜;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为建立国家、包括开拓无人居住和未经开垦的土地的必要权力;巴勒斯坦必须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成为新民主世界结构中的一员。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钱姆·魏兹曼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本一古里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抛弃了英国转而投向了美国,同时也表明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亲美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虽然是英犹关系变化的产物但又为以后的英犹关系恶化,特别是给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同英国的对抗注入催化剂。

英犹全面对抗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虽然对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但就欧洲和中东战场而言,战争已基本结束了。英国和犹太人共同的敌人已经打败了,双方在战时联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正如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言,“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从此开始,英犹关系就从战时的既合作又对抗变为全面对抗。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的运动。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但是在竞选演说中,工党曾明确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前,在1944年12月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声称,“除非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达到多数,否则一个犹太民族之家是无意义的;应该鼓励阿拉伯人在犹太人进入的时候迁移出去;对他们的土地应给予优厚的补偿,阿拉伯人毕竟有自已最广阔的领土,不应该要求把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这块小小的地面上排除出去”。这个决议曾受到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同年8月1日,即在英国大选工党获胜的结果公布周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伦敦召开大会,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本-古里安向犹太人发出号召:“(英国工党政府)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用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抗。”此外,“抵抗、战斗、进攻、斗争”等口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调。

工党上台后,艾德礼政府对欧洲10万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事持保留态度,更加引起犹太人的不满。1945年9月,哈加纳司令摩西·斯奈给驻伦敦办事处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建议,如果英国政府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战斗组织就制造“严重的政治事件”作为给其的一种警告。这个建议标志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进入了对英国进行暴力行动的新阶段。

从此以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袭击英国的军事机构、交通、通讯设施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同年10月,哈加纳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组织伊尔贡(包括莱希)结成联盟,组成“希伯来抵抗运动”。伊尔贡和莱希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中接受哈加纳的指挥。但是他们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政治权力。新统一的抵抗运动马上向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国交通设施发动了进攻。10月31日晚到11月1日凌晨,总共有800人,50个帕尔马赫(犹太人武装)小分队炸坏了铁路线153处;还炸毁了用来防止非法移民的3艘海岸巡逻艇;伊尔贡袭击了利达火车站和军事设施。1946年2月20日,帕尔马赫炸毁了海法的雷达站,8名英国空军人员受伤;两天后,又袭击了3个巴勒斯坦警察营地;25日,三个机场上的15架飞机被伊尔贡和莱希炸毁,造成损失达75万英镑。6月7日,帕尔马赫炸毁了5座铁路桥和4座公路桥,造成的损失高达25万英镑。7月22日,伊尔贡炸毁了英国行政和军事人员办公机构所在地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一角,死91人,伤45人,主要是阿拉伯和犹太文职人员。总之,不管怎样说,到这时,犹太人的反英情绪已达到高潮,愤怒的犹太复国主义将矛头指向英国委任统治当局。1946年秋,伊尔贡已同哈加纳分手。面对着委任统治当局最严厉的军事控制,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也达到顶点。1947年5月,伊尔贡攻入阿克监狱,释放了大约30名被关的伊尔贡和莱希分子和大约200名其他犯人。对此,曾任英国委任统治第一任高级专员的赫伯特·塞缪尔(英籍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1947年3月在英国上院的演说中说:“今天,在犹太人中间却产生了一帮刺客,他们用假军装伪装起来,袭击士兵和警察,乱扔炸弹,炸毁列车……我不能不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犹太代办处是应该受谴责的,因为他们没有把这种已经给所有的犹太人带来的耻辱的祸害加以清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7年10月20日期间,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士兵已有127人死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331人受伤。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收起阅读 »

英犹双方政策的调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英国被迫对其中东政策,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了调整。英国已意识到,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承诺、迁就和一味偏袒不但激怒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且也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更加担心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一旦同它的敌国结盟,不仅会直接威胁大英帝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而且也会给欧洲战场的前途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英国调整政策,对阿拉伯人作出了某些让步,缓和其敌对情绪。这就成了英国发表1939年白皮书的真正用意之一。这时,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由前一段的“扶犹抑阿”变为“限犹拉阿”,即对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作出了某些限制,以此博得阿拉伯人的好感,将其拉入自己战略利益的轨道。

1939年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不满,声称要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白皮书。于是,白皮书成为英犹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但是,犹太复国义十分清楚,他们和英国在二战中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如果德国在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不但会使欧洲犹太人面临着灭顶之灾,而且也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陷落和民族之家的告终。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向英国首相张伯伦保证,他们之间的分歧将抛在一边,犹太人在战争中将同盟国站在一起,犹太人的人力、技术、能力和资源将由英国统一支配。当英国对德国宣战后,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英国。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头面人物本一古里安号召,“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态度的真实写照。总之,在二战中,英犹关系基本上从前期的全面合作关系变为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即在战争中与英国合作,反对德国;在巴勒斯坦,反对英国的限犹政策并与英国抗衡。

土地转让条例 英犹关系紧张

夭折的皮尔分治计划唤醒了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意其购买土地中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优先考虑购买那些对于未来划定边界或者将来实施分治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从此之后,犹太国民基金会加速在巴勒斯坦北方地区、特别是在加利利地区、或者更靠近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的步法。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其他地区也加紧购买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土地。这些土地的购置扩大了犹太人定居的中心,巩固了孤立的犹太定居点,扩大了皮尔分治计划中拟议的边境地区。1940年初,美国犹太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基金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可能为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的土地是分散的,东一块,西一块,两块之间夹着阿拉伯人的土地………,我们本应把这些土地弄到手,但是阿拉伯人已捷足先登,占有了这些土地。因此,我们只有贿赂英国人、贿赂阿拉伯村长和农民,尽量设法把这些土地弄回来;对有些土地,我们还采取起诉的办法;有些土地,我们使用武力对付少数阿拉伯人”。这就是乔治·柯克在《战时中东》一书中引用的犹太人自己供认的,他们购买土地所采用的三种方法。

为了防止无地的阿拉伯农民继续锐增,1940年2月28日,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按照1939年白皮书的规定,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条例把巴勒斯坦分为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称A区,禁止土地转让,即犹太人不能在此区购买土地。第二个地区称B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第三个地区称C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不受限制。对此,犹太复国主义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犹太人在该区已拥有51%的土地;占巴勒斯坦总面积63%的A区,却禁止土地买卖;在B区,犹太购置土地虽不被禁止而却受到限制,但该地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32%。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根本没有遵守,反而想方设法避开土地转让条例,串通出售土地的阿拉伯地主,获得新的土地。从1940年到1947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占有的土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获得36.2万杜纳姆,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在“自由区”(即C区)以外得到的土地。此外,犹太人定居点的范围和分布地区也有了进一步扩大。土地转让条例实施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书在加拿大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头一年里新建立了8个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指分治)到来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不仅仅是一部分。”1937年皮尔分治决议鉴于贝桑地区和加沙以北地区当时并无犹太人定居点,也就从来未考虑把这两个地区包括在拟议的犹太国范围内。所以到1947年时,犹太人在贝桑建立了22个定居点,在加沙以北地区建立30个定居点,致使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这两个地区划归给以色列。土地转让条例虽未能制止犹太复国主义兼并土地的进程,但却引起了犹太人对英国的不满。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收起阅读 »

1935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且日趋激化。同年,犹太移民锐增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愤怒;无地的巴勒斯坦农民和城市的失业者急剧增加,农民、工人、手工业者的贫困化日益加深;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给巴勒斯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啊,水果收成由于喀新风(干热风)的影响而严重减产,加之世界性的价格下跌,国民收入大幅减少。经济形势的恶化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日益不满,政治局势更加动荡。
1935年1月,从犹太人购买的土地上被驱逐的阿拉伯人用石块袭击警察,警察开枪还击,打死1名阿拉伯人。8月,一群阿拉伯农民袭击耕地的犹太人,阿拉伯农民声称这块土地是他们的,结果又有1名阿拉伯人被打死。10月,一艘装运水泥的船发现偷运了几百支手枪和数万发子弹,犹太人偷运武器的真相曝光,阿拉伯人为之哗然。10月26日,雅法港口的阿拉伯人举行罢工,可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全由犹太人代替。11月,来自加利利山区的一伙身份不明的宗教人士,声称向英国帝国主义宣战,要求驱逐外国人。警察在杰宁附近杀死4人,其中一位是备受人们欢迎和崇敬的谢赫伊扎丁·卡萨姆。穆斯林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与此同时,埃及发生的反对英国的示威游行和暴乱、叙利亚反对法国占领的总攻击仍在继续等消息通过阿文报刊传到巴勒斯坦,使沿海地区的青年学生深受鼓舞。特别是1936年2~3月期间,当英国上院和下院否决选举一个立法会议的要求之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期望最终被粉碎了。4月中旬,暴乱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地方发生。4月17日,委任统治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宵禁和紧急状态。4月20日,纳布卢斯、耶路撒冷、雅法、图勒卡姆及其他地区号召举行罢工,并且迅速建立了协调行动的“地区民族委员会”。4月21日,巴勒斯坦5党领导人放弃派代表团去伦敦游说的计划。4月25日,建立以哈吉·阿明·侯赛尼为主席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同时宣布全国进行总罢工并且提出罢工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立即停止所有犹太移民;禁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建立独立的民族政府。

当时各地的地区民族委员会、交通罢工委员会、阿拉伯“民族警卫队”、劳动社团、穆斯林和基督教运动俱乐部、童子军、雅法船工协会、妇女委员会以及各种其他方面的有关组织均处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松散协调之下。5月7日,地区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号召公民不服从、不缴税和举行罢工。在一段时间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罢工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但是,为了迎接皮尔调查团的到来,在阿拉伯国家出面调解下,罢工在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下,于1936年10月中旬暂时停止。

在这次造反行动中,16名警察和22名军人被打死,102名警察和148名军人受伤;犹太人死80人,伤308人;据官方报道,145名阿拉伯人被杀,804人受伤。但是,皮尔委员会认为1000名阿拉伯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在战斗中被英国警察和军人打死的。

1937年7月,皮尔分治计划的公布更加激怒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英国的武装斗争或起义又掀起新的髙潮。散布在巴勒斯坦山区的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有些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枪,但对委任统治已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他们破坏电报、电话设施,使通讯中断;炸毁铁路、公路和桥梁使交通瘫痪;切断从伊拉克到海法的输油管道,使石油出口受阻;同时,还袭击警察局和兵营。在18个月以来,国家的许多地区的内政继续掌握在起义者手中,当时一位老资格的警察告诉记者说:“他们的炸弹是有杀伤力的,他们的地雷炸毁了公路,他们的路障阻止我们巡逻,最后我们从农村撤出”。当时的另一位行政人员洛德·卡拉登(后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起草者)回忆说:“一切日常的行政管理停止了,每天早上我看到一长串混乱和破坏的名单”。

到1938年秋天,起义者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区实施了他们的集体命令,颁布了反映他们社会意识及民族独立意志的措施:宣布延期偿还地主的债务;城市的债权人——大部分是商人和地主——禁止进入起义者控制的农村;柑橘种植园主应该用“税收支持起义”;禁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违反者或做土地交易中的经纪人都被视为有罪,应受惩罚甚至处死;没收逃到国外的那些人的财产。但是,这些命令、措施明显伤害了巴勒斯坦地主阶级和精英家族的利益,表明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上层统治阶层和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分裂。最后,这场持续3年的阿拉伯起义被英国镇压下去。起义最终失败了。

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首先,起义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敌人。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特别是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保证对其生死攸关的中东交通线的安全,保证中东石油产地的安全和石油的正常供应。1937年,为了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英国财政部拨给委任统治政府的安全费用成倍增加,达到192万巴勒斯坦镑(1935年为84.3万巴勒斯坦镑)。

第二,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缺乏团结、各政党及家族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首先表现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和地方民族委员会的意见分歧。在总罢工开始后,地方委员会多次建议,请求政府部门工作的阿拉伯工人和职员支持罢工并参加罢工。但是,以哈吉·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及其支持者没有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这些要求。其主要原因是:惟恐他们自己在穆斯林最高委员会地位的丧失;担心对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委员会雇佣的领薪金的官吏队伍失去控制;害怕委任统治政府停止付给穆斯林最高委员会的什一税款。另外,领导集团之间的分歧加剧。纳沙西比及其支持者,虽然支持地方民族委员会要求罢工的建议,但只是把它作为除掉自己憎恨的对手的一种方式,然而却拒绝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参加罢工。因此,在整个罢工期间,市长、市政官员、政府部门的职员和工人继续坚持工作,一些重要部门如铁路、电讯、邮政、港口和石油精炼厂的工人继续上班。

第三,阿拉伯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处在领导地位的富裕的地主家族的精英人物问广大工人、农民之间利害冲突,是罢工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罢工持续到秋季—一柑橘作物的收获季节时,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提出罢工、起义不能威胁他们至关重要的利益。在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中,有权有势的大地主阿伍尼·贝伊·阿卜杜勒·哈迪和亚古卜·古赛因在哈吉·阿明·侯赛尼和拉吉布·贝伊·纳沙西比的支持下,不顾阿拉伯人的要求不满足就不让步的誓言,强烈要求停止罢工。因此,1936年的罢工在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下就停止了。此外,在其后重新开始的起义中,广大农民及失去土地流落到城市的农民,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巴勒斯坦的大地主阶级及其传统的领导者。农民首领不但谴责把土地卖给犹太人的阿拉伯地主和土地交易的经纪人,而且其愤怒和暴力也直接针对他们;指责阿拉伯传统领导者应对未能阻止土地交易活动负责;特别是当起义者的行为、要求直接损害了地主阶级和精英家族的利益时,他们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镇压起义,甚至不惜同民族的敌人同流合污。纳沙西比家族和一些大地主、富裕的商人以及在起义中丢失地位的农村显贵组织自己的军事小分队进攻、袭击农村起义者的据点。纳沙西比家族的支持者向英国通报消息,致使起义的指挥官和战士被捕或被关押。

第四,起义的领导者远离斗争现场是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起义的高潮到来时,1937年9月,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把起义的领导者驱逐出巴勒斯坦,使其失去对斗争的直接指挥。被驱逐的领导人有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主席哈古·阿明·侯赛尼;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总书记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司库艾哈迈德·希勒米和拉希德·哈吉·伊布拉欣,后三人也是独立党领导人,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长达18个月。这样以来,致使起义的领导岗位空缺和精英家族群龙无首,未能在起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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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特辑（九）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主要活动
 
从20年代初开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逐渐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分离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完成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地区分离,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和领土单位,处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而叙利亚和黎巴嫩处在法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外约旦和伊拉克也有了自已的国王。其次,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与其他阿拉伯地区有所不同,除了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之外,还要面对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任务——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其他阿拉伯地区却没有直接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第三,1920年7月,费萨尔政府在叙利亚的垮台加速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政治态度和方向的重新定位。他们认为政治上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巴勒斯坦的独立,然后再提与叙利亚的统一问题。第四,其他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都把关心自已所在地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在次要地位。最后,哈吉·阿明·侯赛尼于1921年任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主席,随后又当选为耶路撒冷穆夫提。拉吉布·贝伊·纳沙西比任耶路撒冷市市长,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已合法地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政治舞台。尽管这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中仍然保留着泛阿拉伯主义、大叙利亚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仍然坚持维护阿拉伯的统一,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其纲领中更加突出了巴勒斯坦的地区特色,围绕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委任统治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追求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范围内实现民族独立,维护民族权益。


从1920年12月~1923年6月,围绕斗争目标,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连续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更加凸显了其地方特色。当时提出的主要目标是:组成一个民族政府并向国内居民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废除犹太民族之家的原则;结束犹太移民,直到民族政府建立,然后由政府决定移民政策;巴勒斯坦的治理按照战前的奥斯曼法律而不是战后的英国法令;巴勒斯坦不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分离(各次会议的详情见《中东研究》,2000年,第16-21页)。

从20年代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出现的主要政党有:民族党:1923年11月9日和10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了该党的第一次会议,以阿里夫·达贾尼为首的政治精英人物出席了会议,此人是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的著名反对者。另外,拉姆安拉地区的村民也出席了会议。谢赫苏莱曼·塔吉·法鲁基当选为主席。该党的中央委员会由8名成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由20人组成。外界评论说,民族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很一般,在政治上也缺乏自信心。但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是拉吉布·纳沙西比市长。新党受到阿拉伯执委会支持者的猛烈攻击,不久双方就卷入了在报刊上的相互指责。

阿拉伯独立党:其前身是1919~1925年间的原独立运动,其成员由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地主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最初支持费萨尔大马士革政府,后来许多成员到了外约旦,与阿卜杜拉国王发生冲突,20年代后期被驱逐出外约旦该党的领导者曾是独立运动的杰出成员。1931年12月13日的伊斯兰全体会议和“民族宪章”促进了独立党的再生。该党的发起者,阿拉伯执行委员会主任哈德拉在刊物上撰文,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灾难归昝于英国的政策。另一位发起者,著名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也发表文章,主张阿拉伯人同英国的政策宣战,号召面对日益增长的危险团结起来,重新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在建党之前,1932年8月,曾与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行了几次会谈。由于受个人地位和权益的影响,穆夫提降低了自已公开反对英国政策的调门。于是,独立党决定与哈吉·阿明·侯赛尼分道扬镳。

在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独立党把可悲的混乱局面归咎于民族运动队伍中自私自利的政治精英们,认为他们有助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党的创始人宣布对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为反对犹太移民和土地买卖而斗争;尽力促成阿拉伯政府的建立并为达到阿拉伯的完全统一而努力;号召广大巴勒斯坦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另外,该党的著名成员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还辞去了在委任统治政府中担任的职务。

该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出身于地主贵族家庭及上层社会的青年。该党成立后不久便出现了深刻分歧。因此在1936年的起义中,它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未发挥作用,但是,该党的有些党员积极参加起义并发挥了杰出作用。

1934年,拉吉布·纳沙西比在耶路撒冷市政选举中失败,打乱了自1920年以来保持的侯赛尼一纳沙西比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更多的权力集中在哈吉·阿明·侯赛尼手中。另外,阿拉伯执行委员会主席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享年82岁)去逝,最终导致了阿拉伯执行委员会的解散,每个政治派别都在组建自己的政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

民族保卫党:1934年12月,前耶路撒冷市市长拉吉布·纳沙西比脱离民族党,另建自己的政党“民族保卫党”,由富裕的有权势的精英分子组成。在皮尔分治计划公布前4天,“民族保卫党”宣布退出反对皮尔分治计划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以便保证自己对英国政府新措施有完全行动的自由。该党对英国采取温和立场,与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结盟,主张维护巴勒斯坦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1935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贾马尔·侯赛尼。此人是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的拥护者。该党自称是“一个人民大众的党”,在巴勒斯坦各地有很多分支机构,明确宣布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委任统治而战斗。与纳沙西比的民族保卫党不同,该党支持阿拉伯统一,并且在实践中努力防止把阿拉伯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

另外,还有在1933年底以前建立的两个党,一个是哈立迪领导的“改革党”,另一个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萨拉赫领导的“民族集团”。这两个党宣布,它们的目标是与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建立密切的关系。

巴勒斯坦政党、团体的家族色彩特别浓厚,因为有的政党就是由著名家族中的政治精英所建立的,有的政党成员是来自某个家族及其支持者他们把忠于家族放在忠于政党之上。因此,家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就变成了各个政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政党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甚至成为巴勒斯坦政治的特点之一。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家族和政党相比,家族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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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全称应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体系、奋斗目标既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2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单独的政治实体之后,加之犹太复国主义的猛烈冲击,地方性的色彩更加浓厚。正因为如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脱颖而出,自立门户。综观其发展轨迹,大体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奥斯曼主义阶段(1908~1914年):在奥斯曼统治后期(1856~1918年),巴勒斯坦社会逐渐形成“掌权的城市精英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精英家族的成员,并且成为当地城乡主要的统治力量。在奥斯曼各级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大部分人是在巴勒斯坦境外或者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接受较高级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先驱及杰出代表人物——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拉菲克·塔米米和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等人的政治生涯基本上代表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走过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们不仅信奉奥斯曼主义而且自身也是奥斯曼主义者,当时,他们追求的中心目标与奥斯曼主义者是一致的,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统一是保卫伊斯兰免遭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最好方式,当时还没有提出阿拉伯地区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来的要求。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1908年)和拉菲克·塔米米还参加了“统一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的纳布卢斯支部,成为青年土耳其党党员。

阿拉伯民族主义阶段:青年土耳其党掌权后,并未平等地对待阿拉伯人,采取了更加集权化和土耳其化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且同青年土耳其党分道扬镳。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和拉菲克·塔米米及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起退出了“统一进步委员会”。1911年,在巴黎求学的7位阿拉伯青年发起成立了“青年阿拉伯协会”(法塔特)。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反对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实行体化的主张,努力争取阿拉伯人的完全自由和独立。当时在巴黎求学的巴勒斯坦纳布卢斯青年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和拉菲克·塔米米成为法塔特的发起者。1913年法塔特的总部从奥斯曼帝国首都迁入贝鲁特,第二年又迁到大马士革。另外,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建立“协调自由党”纳布卢斯支部。1914年,他同家乡的同事们筹建“分权党”纳布卢斯支部,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夭折。从总体上来说,从1914年开始(个别人可能还早一两年),巴勒斯坦的政治精英们从奥斯曼主义者彻底地转变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并且在其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1916年,穆罕默德·伊扎特·达尔瓦扎参加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法塔特,并且在1919年5月到1920年3月,曾担任法塔特总书记,另一位巴勒斯坦的著名人物拉菲克·塔米米也曾担任过该组织的总书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包括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在内,他们追求的共同目标是:阿拉伯领土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并且以叙利亚为其领土核心。因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的政府并在政府中服务。


除此之外,巴勒斯坦的政治精英还在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等地建立了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到1920年底以前,巴勒斯坦先后建立40多个阿拉伯政治团体和组织,参加的人数超过3000人,其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有:穆斯林一基督教协会、阿拉伯文学俱乐部、阿拉伯俱乐部、巴勒斯坦协会、巴勒斯坦青年协会和达贾尼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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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爆发的反英斗争曾因皮尔调查团的到来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1937年7月,随着皮尔分治计划的公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英斗争又掀起了高潮,不但发展成武装暴动而且还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在农民的支持下,起义者给英国以沉重打击。1938年10月,起义者曾一度占领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英斗争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形成了整个阿拉伯地区空前未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1937年9月8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及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非官方代表在叙利亚布卢丹举行会议。会议一致谴责贝尔福宣言、委任统治以及分割巴勒斯坦领土的任何计划。1938年10月,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在开罗举行各国议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宗旨之一是“保卫巴勒斯坦”。在这种局势下,1939年2~3月间,英国邀请阿犹双方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试图在双方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参加会议的除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之外,还有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外约旦的代表。在犹太人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非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应邀也出席了会议。

1939年5月17日,英国公布了自己的方案,称在10年内建立一个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对犹太移民入境和土地购买予以较大的削减。犹太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而离开会场,其原因是建议规定阿拉伯人将占人口2/3的多数,这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将永远是一个少数民族,最后圆桌会议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发表了1939年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计划在10年时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双民族的巴勒斯坦国家并且与英国有条约联系;对于移民问题,白皮书估计当时的犹太人约为45万,占人口总数的近1/3,规定在5年内再接收移民7.5万人,从而使犹太人达到1/3,其后犹太人的移入须经阿拉伯人同意。关于土地问题,白皮书规定在一些地区土地转让应加以制止,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剩余的土地可供交易转让;在另一些地区,阿拉伯农民如果要保持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或者不愿成为无地者,土地转让须加限制;在第三个地区,土地的购买可以自由进行,英国高级专员有权管理或禁止这些转让。

对于白皮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显得过分高兴。因为1930年11月,英国政府将墨迹未干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轻而易举地变为废纸,这种言而无信的勾当,在阿拉伯人心目中记忆犹新,所以他们不相信这个白皮书能顺利实施。1939年6月,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给国联的一份报告中曾声称“白皮书的政策很难说是符合委任统治精神的”。这又给白皮书的实施投下了阴影。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白皮书抨击为“一份奸诈的文件”,认为它是对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条文的否定,并且扬言要不惜牺牲来挫败它。1939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1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本一古里安力促犹太人抗拒英国。从此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同犹太人的“蜜月”就结束了,双方关系已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白皮书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促进剂。

总而言之,在1922~1939年期间,英国在巴勒斯坦执行的是套明显的“扶犹抑阿”政策:为了实施贝尔福宜言和委任统治的条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尽量给予照顾和满足;对阿拉伯人的合理要求不是给予压抑、反对就是不屑一顾。犹太复国主义则尽量利用英国和委任统治当局为自己的既定目标服务,即使对于某些与自己本意不相符合的政策也能给予谅解与合作;而对阿拉伯人反对移民的行为采取严厉地打击和报复措施,甚至在某些时候出现了英犹联合打击阿拉伯人的行动,阿犹矛盾不断激化;犹太复国主义在英国的庇护下,步步得胜,为犹太国的建立准备了充裕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犹太国的雏形已经形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既反对委任统治,又反对犹太移民,他们面对着两个目标一致甚至联合起来的强大对手,两面作战,因而处在下风,节节败退,既未能阻止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又未能使大规模的土地转让停止。阿拉伯人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羽毛已丰对英国政策的不满日甚一日,最后视英国为敌手。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英国试图在阿犹之间采取某种平衡政策,但为时已晚,阿拉伯人既不领情而又与犹太人结怨,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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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独立党恢复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担心1936~1939年的席卷全国的冲突再次发生,实际上禁止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的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拒绝允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结束流亡,返回国内。因此在战争开始前几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政党活动基本上消声匿迹,有的转入地下。巴勒斯坦也相对平静,阿拉伯人在战争期间基本上支持英国。

阿拉伯独立党成立后不久,由于陷入沙特阿拉伯和外约旦哈希姆家族斗争的旋涡而分裂,党的活动一度停止,甚至在1936—1939年的起义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英国发表了1939年白皮书,支持阿拉伯团结,并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武装发起的恐怖主义活动有所抑制,导致了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态度的转变,采取了明显地亲英政策。1939年,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阿伍尼·阿卜杜勒·哈迪和艾哈迈德·希勒米曾强烈要求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承认英国政策的变化,接受白皮书。后来,英国也发现这些人比穆夫提及其支持者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持一种更友好的态度,并且允许他们较早地返回巴勒斯坦。
在1939年,被英国军队拘留的阿拉伯独立党领导人从拘留营获释,出席了伦敦会议,讨论英国对未来巴勒斯坦的建议。40年代初,他们重新返回国内。但是,他们竞争者侯赛尼及其支持者继续在流放或被拘留中。艾哈迈德·希勒米回到巴勒斯坦,重返他银行董事长的职位(1930年他创立阿拉伯民族银行),阿卜杜勒·哈迪和哈吉·伊布拉欣被吸收进入董事会。此后,他们试图重新树立该党的政治影响,购买了有广泛读者的阿文报纸《巴勒斯坦》,成为他们和阿拉伯独立党发表政治主张的讲坛和舆论阵地。1943年8月,艾哈迈德·希勒米建立了阿拉伯民族基金会以便阻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望。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民族基金会成为巴勒斯坦惟一有能力阻止把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的机构,在农民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中获得巨大的支持。到1944年夏天,阿拉伯民族基金会在大部分城镇和较大的村庄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办事处。

阿拉伯独立党和基金会日益大得人心的成功直接威胁到侯赛尼家族的威望,有人认为,一旦战争结束,阿拉伯独立党将会控制民族领导权力,加之该党领导人早已返回国内;另外,该党也获得了耶路撒冷其他显贵家族的同情。这些家族大多数不同意侯赛尼在1936~1939年起义中采取的行动。因此,阿拉伯独立党实际上已向阿拉伯社团内部处在权力顶峰的人提出了挑战。

1943年11月,阿拉伯独立党呼吁召开民族会议,其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领导机构,选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开罗举行的讨论阿拉伯统一的会议。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来自侯赛尼家族、一些市长和农村谢赫及其支持者的抵制;与此同时,还受到改革党和阿拉伯青年会议成员的联合抵制。当时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法克里·卡利迪博士和亚库卜·古赛尼(拉姆拉的一个富裕的地主)从1937年被流放以来仍未回国,上述两个党派是支持侯赛尼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重新活跃

当侯赛尼家族及其支持者拒绝阿拉伯独立党召开民族会议的呼吁后,1944年4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在耶路撒冷召开代表大会,来自巴勒斯坦各大城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建立了中央委员会,陶菲克·萨里赫·侯赛尼(穆夫提的堂兄弟)任执行主席,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和纳布卢斯设立了党的办事处。雅法日报《保卫》虽未正式归党所有,但已成为其喉舌。阿拉伯银行向其提供资金。这个银行是1930年由阿卜杜勒·哈米德·舒曼在耶路撒冷建立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还获得富图瓦的支持。这是一个准军事青年组织,在30年代中期由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创立(独立党没有类似的武装团体支持)。但是,由于该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和贾马勒·侯赛尼仍在境外流放;在起义期间委任统治政府于1937年接收了财政管理机构之后,阿伍加夫的资金损失使党继续受到困扰;加之穆夫提仍在德国避难,从事反对英国的宣传活动,使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国内的支持者,当盟国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到,仍对穆夫提保持支持和忠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尽管如此,为了扩大影响,该党还是举行了几次公开集会,一次是阿明·塔米米的葬礼(1944年10月,他在罗德西亚南部流放期间逝世),另一次是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周年纪念日。这些活动收到谋求同情者支持的效果。

阿拉伯国家的促和行动
 
1944年初,阿拉伯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并且决定于9月在亚历山大召开各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由于巴勒斯坦统治家族、政党之间的分歧、分裂未能就出席会议的人选问题达成一致共识。为此,出席亚历山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决定任命以叙利亚外长贾马尔·马丹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试图弥合侯赛尼党和独立党以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分歧,组成个统一的联合代表团参加亚历山大会议。但是,贾马尔·马丹未能获得成功。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曾试图说服侯赛尼党人同意派党外的其他人率团出席会议,但也未获得成功。最后,巴勒斯坦6个政党终于同意派穆萨·阿拉米(1939年出席伦敦圆桌会议的代表)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实际上,亚历山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9月25日)和第二次会议(9月28日)已经结束。穆萨·阿拉米以享有充分的代表资格出席了第三次会议。后来,他又以巴勒斯坦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1945年2月28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阿拉伯联盟公约的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

穆萨·阿拉米代表巴勒斯坦出席会议本身说明各政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深刻,特别是各个政党都不愿意其他政党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害怕其影响超过自己的党。另外,阿拉米的当选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统治阶级内部的紧张关系。在亚历山大会议上,阿拉米承诺出资进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建立阿拉伯情报机构,使其成为代表巴勒斯坦人观点的一个独特的并能发挥影响的部门。第一项任务就把阿拉米带进了与阿拉伯独立党和阿拉伯民族基金会的冲突之中。民族基金会希望获得对土地问题的控制权,对阿拉米的巴勒斯坦土地开发计划显然不感兴趣。第二项任务激起侯赛尼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对他的恼怒,他们认为,他们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不能由阿拉米在国外代表巴勒斯坦人及其要求。

1945年11月,贾马尔·马丹试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运动的目标获得了暂时的成功。在侯赛尼家族的坚持下,经过马丹的调解,重新恢复了1937年被英国解散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并且成为维系阿拉伯各党派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时组成的第二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像第一届委员会一样仍处在侯赛尼家族的控制之下,致使其他政党和穆萨·阿拉米的退出。1946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党负责人贾马尔·侯赛尼从罗得西亚南部结束流放回国,在他的坚持下组成了第三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当侯赛尼家族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党保持着对最高委员会的控制时,阿拉伯独立党同其他党派“民族解放联盟”和“阿拉伯工人协会”联合组成一个单独的组织称“阿拉伯民族阵线”,试图与最高委员会相抗衡。但是,为了抗衡犹太复国主义日益增加的压力,为了希望在盟国关于巴勒斯坦未来的讨论中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精英对加强政党间的团结有了一种迫切感。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代表的支持与斡旋下,巴勒斯坦各政党、组织的分歧暂时弥合,建立了第四届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第三届委员会和“阿拉伯民族阵线”的双方成员。贾马尔·侯赛尼当选为最高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的职务仍留给哈吉·阿明·侯赛尼(前些月,他被允许居住在埃及,但仍禁止他进入巴勒斯坦)。此外,艾哈迈德·希勒米（阿拉伯民族基金会董事长,独立党领导人)改革党领导人侯赛因·哈利迪博土也包括在内。1947年1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进步扩大,包括了另外4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党的领导人,侯赛尼派别就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领导权。但是,在最高委员会中,完全缺少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这样,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精英家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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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达乌德归真后，Allah使他的儿子苏莱曼继承了他的王位和先知的身份，并赐予他之后任何人都没有过的能力。根据众学者对第38章36—38节①的注释，苏莱曼可以在木板或者地毯上面放上王国所需的一切，在Allah的意欲下，风托起木板（地毯）飞翔，他和他的侍卫们可以借助木板（地毯）任意地去世界各地。不仅如此，Allah还让魔鬼为苏莱曼服务，它们可以为他建造人类无法胜任的宏伟的巨大建筑，也可以为他潜入深海，寻找奇珍异宝。虽然，它们的能力非常强大，但因为有Allah的看护，它们丝毫不能伤害到苏莱曼。它们只能服从苏莱曼的统治，苏莱曼可以任意地监禁它们或给它们自由，还可以给一些桀骜不驯，抗拒命令，或玩忽职守的魔鬼带上镣铐。

苏莱曼作为Allah的先知和使者，一并被赐予了非凡的知识和智慧，尤其在审案断案方面，与他的父亲达乌德相比，更是青出于蓝。当年，曾经有一群羊在夜间进入葡萄园践踏了串串累累的葡萄。先知达乌德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把羊群断给了葡萄园子的主人。苏莱曼看到后，当即对他的父亲说：“Allah的先知啊！还有比这种判决更好的方法。”达乌德问：“那该怎么办呢？”苏莱曼说：“把葡萄园交给羊群的主人照料，让它长成原来的样子；羊群交给葡萄园子的主人，让他从它身上获益。直到葡萄长成原来的样子后，双方再把自己的财产换过来。”

在布穆等圣训集里，还记载了他另一次断案的经过。有一天，两个妇女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突然狼叼走了一个妇女的孩子。后来这两个妇女到达乌德跟前，都声称没被狼叼走的孩子属于自己。不知出于各种考虑，达乌德将孩子断给了年龄略大的妇女。两妇女离开达乌德后依然争执不休，苏莱曼把他们叫来，说：“拿来一把大刀！把孩子劈成两半，你俩各得一半。”听到他的话后，年龄略小的妇女赶紧说：“愿主慈悯你！孩子是她的，请你不要劈开他。”苏莱曼根据她的话，判断出只有孩子的亲生母亲才会为了保护孩子而放弃争夺，遂将孩子断给了年龄略小的妇女。

除此以外，苏莱曼还被Allah赐予精通动物界的各种语言，并可以与它们对话。他拥有一支由精灵、人类和鸟类组成的庞大而威严的军队，每次出行，人类与精灵分别列队，鸟类在他的头上盘旋，当天气炎热时，它们为他遮阳。有一次，苏莱曼率领这支大军，经过一个山谷时，苏莱曼听到一只蚂蚁说：“蚂蚁们啊！快躲进你们的穴中去，免得苏莱曼和他的军队在无意中踩碎你们。”苏莱曼听到这句话后微微笑了，他说：“我的主啊！求你启示我，让我感谢你赐给我和我父母的恩典，让我做你所喜欢的善行，并求你以你的仁慈将我列入你清廉的仆人之中。”

在Koran的启示中，为我们详细讲述了苏莱曼与赛百邑女王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苏莱曼在检阅他的军队时，发现作为探测水源的工程师戴胜鸟缺席了，他非常生气，称等它回来，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将要严厉惩罚它。他这句话刚刚说完不久，戴胜鸟就赶到了，它告诉苏莱曼，它的迟到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为他带来了一个来自赛百邑（位于现也门地区内）②的消息。在那里的人们，被一个女王统治着，她拥有万物的享受和一个巨大的镶嵌着金银珠宝的宝座。但是，她和她的臣民被魔鬼迷惑了，没有走上崇拜Allah的道路上，而是把太阳当做造物主不停的叩拜。
苏莱曼并没有轻易相信戴胜鸟的话，而是让它带一封信给赛百邑女王。根据伊本凯西尔注释记载，这位赛百邑女王名叫白丽盖斯，当戴胜鸟飞进白丽盖斯的密室后，把信从她眼前的一扇窗户中投了进去，然后恭敬地退到一边。女王看到后非常惊讶，等缓过神后走过去，捡起信拆开便读。信中写着：“它来自苏莱曼。须知！奉普慈特慈的Allah之尊名：你们不要对我傲慢，而要前来归顺。”

白丽盖斯看完后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并告诉他们，她收到了一封信，并当众宣读了这封信。之后，她和文武百官商议，如何应对这件事情。这些人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最后，白丽盖斯做了一个机智的决定，她要送给苏莱曼大量精美的礼物，以此试探他，如果他接受了，说明他只是个贪恋财物的国王，这样便可以和他发动战争；如果他拒绝了，说明了他真的是一位先知，她就要带领臣民真心归顺。

不言而喻，苏莱曼对女王送来的礼物自然是不屑一顾的。他谴责赛百邑来使：不要妄想用财富来讨好我，以便放任你们继续以物配主，Allah赐给我的王权、财产、军队远比你们的更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如果你们不归顺的话，我一定会带领一支你们不能抵抗的军队到你们那里，并把你们屈辱的驱逐出去。

赛百邑的使节们带着大批礼物悻悻而归，向白丽盖斯汇报了苏莱曼的言辞。由此，她基本相信了苏莱曼是Allah的先知与使者，但她还需要亲眼见证一下。她亲自写信给苏莱曼，并让她的使节再次觐见苏莱曼，告知他白丽盖斯将率领她的民族的诸王前来投诚，听从他的命令，追随苏莱曼的信仰。

白丽盖斯在动身前，她命人把她宫殿锁好，因为里面放着她巨大的宝座。她的宝座是由镶嵌着红宝石、绿玉和珍珠的黄金铸成的，陈列在七间房屋大的一座宫殿中。女王命令她手下保护好她的宝座，不要让任何人靠近它，在她回来之前，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它。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以后，她率领也门诸王派来的一万二千名酋长前去投奔苏莱曼，每位酋长都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与此同时，苏莱曼派遣精灵，让他们昼夜不停地向他汇报白丽盖斯的行军情况。

苏莱曼已经通过戴胜鸟知道白丽盖斯的宝座，他询问他的属下，谁有能力在她带领军队来之前，把她的宝座带来。这时一个巨大的精灵回答说，它可以在苏莱曼傍晚退朝前，就可以完好无损地把白丽盖斯的宝座带来。但苏莱曼觉得这个时间还是太长，他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见到它。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想通过取来对方的宝座，在白丽盖斯及其人民面前，显示Allah赐给他无与伦比的权力和军威，以此作为他的先知身份的证据。因为在她到来之前，从她的国家原封不动地搬来她的宝座，确实是一件伟大的奇迹。更何况这个宝座被安置在一座封闭而紧锁的宫殿中，由重兵把守。

这时，一位人类中的信士，苏莱曼的书记官阿绥夫站出来，向苏莱曼承诺，他可以在转眼之间把她的宝座呈现到苏莱曼面前。之后，他起身做了小净，向Allah做了祈祷。紧跟着，苏莱曼及其军队就已看到宝座已经稳稳当当地摆放在众人眼前。苏莱曼感慨道：“这确实是我的主赐给我的恩典”。随后，苏莱曼命人改造白丽盖斯的宝座，以便考验她见到宝座后是否能认得出来，以及她看到宝座后是否还会镇定自如。伊本·阿拔斯说：“当时宝座上的一些镶嵌物和附件被拆卸。”

当白丽盖斯带着军队觐见苏莱曼时，她被问道：“你的宝座是这样的吗？”女王看着那个被改变得面目全非的宝座，出于一贯慎重、理智的性格，她没有肯定地说“不是”，因为她从这个宝座上发现了一些熟悉的特征，也没有说“是”，因为她觉得在很短的时间中，将自己的宝座从万里之外的也门，运抵此处是不可能的，况且自己的宝座尚有重兵把守。因此，她仅仅说了一句：“好像是它”。

之后，苏莱曼为了显示他的权力和地位，邀请她进入为了迎接她而让魔鬼新建的巨大宫殿，那座宫殿的地面由晶莹剔透的玻璃铺就，下面流水潺潺，从表面看就像一片汪洋。白丽盖斯进去后，真的以为宫殿建在水中，她卷起裤脚，露出了她的两条小腿。正当她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时，苏莱曼告诉她，那不是水，而是用玻璃铺成的。白丽盖斯想到先是亲眼看到了苏莱曼取来的宝座，之后又深处这美轮美奂的宫殿，她更加确信人类绝对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只有Allah有权力赐予他派遣的先知，而眼前的苏莱曼就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而且还是尊贵的国王。她当即宣布了自己的信仰：“我的主啊！我确是亏负了自己，我现在同苏莱曼一道归顺Allah——养育众世界的主。”
 
 
历史之谜
根据布哈里等圣训记载，苏莱曼修建（或者翻新）了易卜拉欣时代建造的远寺。
 
犹太历史中记载，称苏莱曼（所罗门）在世之时修建了第一圣殿。但之后在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所毁。
 
现在留下的疑问就是，由于远寺和第一圣殿的位置都处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那么，苏莱曼重修的远寺是不是其实就是犹太人口中的第一圣殿。但由于年代太过久远，第一圣殿早已被毁，现在看到的远寺也是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期（公元705年）再次重修的，所以，这个问题目前依然没有确定答案。 收起阅读 »

优努斯，是一位以色列人中的先知，Koran简明扼要的记载了他的故事。伊本凯西尔认为他生活的地方是尼尼微。由于在古代同时存在着三个都称为“尼尼微”的城市，因而“尼尼微”这一城市名称对于古希腊和古犹太人来说是很容易引起混淆的，西方一些学者往往把三个不同地点的“尼尼微”混同为一而作出错误的论断。根据地理位置，第一个尼尼微是亚述帝国首都，它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第二个尼尼微是通常称为希拉波里斯( Hierapolis)，位于现代 Membidj的、有时被古希腊文献称为“老尼尼微”的一个叙利亚城市；第三个尼尼微是位于安那托里亚西部麦安德尔( Maeander)河上的阿芙洛迪，在那里考古工作者发据出土了一座表示尼尼微名年官制度创立者尼诺斯的雕刻。至于优努斯生活的是哪个尼尼微，目前还不好判断。不过，一部分学者认为他生活的是亚述都城尼尼微，并把他生活的年代划定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期。

先知苏莱曼去世后，以色列的后裔中再次出现了拜偶像者，我们可以从犹太史中试图寻找真相。据记载，希伯来王国分裂后，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在位期间（公元前933年至前912年），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稳定，他力图从宗教上摆脱南国的影响。他在北国设立两个圣所，铸造两个金牛犊象征雅赫维（上帝），阻止百姓到耶路撒冷献祭，从而取消北国臣民对耶路撒冷的向往。

如果这段犹太史没有记错的话，在耶罗波安后两百年，以色列后裔重返迷途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Allah派遣了新的先知优努斯号召他们放弃偶像崇拜，回归认主独一的道路之上。

但是，劝导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必然有很多坎坷和挫折。先知优努斯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愤然离开了他的民族。有关他出走的原因，Koran中没有提及。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引用其中一种观点。

当时，由于他的族人一直拒绝跟随优努斯的信仰，在气愤的状态下，他警告他的民族三天后将受到Allah严厉的惩罚，之后转身离开，并登上了一艘装满货物的大船，准备远走他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航行，突然有一天，这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危险，巨浪从四面八方袭向他们，船濒临沉没。同船的人担心船过重可能导致随时沉没，这样必须为船只减重才能平安渡过危机。或许因为他们害怕抛弃货物会遭到货主的巨额赔偿，只能决定通过抓阄，让抽到的那个人自愿被扔进大海，为船只减轻重量。经过三次抓阄的结果，都显示出优努斯应该被扔进大海，但同船的人毕竟和他共同生活了多日，不忍心这么做。这时，优努斯主动站了起来，脱掉衣服，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大海。

如果不是Allah拯救了优努斯，他必定无法安然从大海中逃生。据伊本·麦斯欧迪传述，主从大海中派来一条大鱼，那鱼划开波浪，优努斯刚一离开船，就被它吞入腹中。Allah启示这条大鱼说：“你不能吃他的肉，也不能消化他的骨，优努斯不是你的食物，你的肚腹是他的监牢。”

伊本·麦斯欧迪、伊本·阿拔斯等学者说：“那条鱼带着优努斯划破波浪去海底，在那里，优努斯听到了沙砾赞美Allah的声音。此时此刻，优努斯由衷地呼喊道：“应受拜者，惟有你，赞你清净，我确实成了一个不义者。”之后，他动了动头、两脚和其他部位，感到自己身体各个部位都完好无损，于是站了起来在鱼腹中叩拜Allah，他在祷词中念道：“主啊！我在任何世人未曾涉足的这个地方为你设了一座礼拜殿。”

伊本·阿拔斯说：“在你宽裕的时候尽力去认识Allah，他会在你窘迫的时候认识你。”优努斯也正因为之前不断积累的善功和祈祷，获得了主的拯救，否则他誓必会留在鱼腹中直到复生日。

缘于优努斯的呼求和他在宽裕时期做的善行，Allah回应了他，并把他由艰难中拯救出来，命令大鱼将他从口中吐到一个既没有植物，也没有任何建筑物的地方上。由于优努斯在大鱼腹中受到胃液的侵袭，身体非常虚弱，Allah使一颗瓠瓜生长在他的上面，这种植物生长时间快，叶子硕大柔软，能遮阳光，苍蝇不接近它，其果实营养丰富，茎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而且不用去皮。


当优努斯身体康复后，Allah要求他再次回到他的家乡，回到他的族人那里，当时，他的族人有十万人或者更多。其实，优努斯根本没想到的是，在他走后，优努斯的族人已经认识到了他先知的真实身份和事情的严重性后，更加恐惧他警告的惩罚真实来临，遂携儿带女，拉着牲畜来到旷野，恳求Allah原谅。因此，主对他们解除了惩罚。这也是Koran中唯一提到的一位先知，其罪恶的族民因为忏悔而免受主的惩罚。


通过优努斯的故事，我们应该明确两个重要性。第一是做事要坚韧有恒心，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为了一点挫折就意志消沉。第二是在遭遇挫折时，应该忍耐，应该积极地、持续地祈祷，等待主的援助。主的使者说：“谁说了优努斯的祷词，他的祈求一定会被应允。”

在简单讲述优努斯的故事后，我们继续介绍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的亚述历史。

萨尔贡二世在位十余年期间内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扩大帝国版图，镇压属国叛军，与敌国发动战争。以至于他的年代记上没有一年不记载战争。

公元前720年，萨尔贡二世发起了对卡尔卡尔的战争，在这次战役中，他击败了反叛者和支持他们的埃及人，控制了亚铒拔、大马士革、加沙、拉法和推罗等地。埃及法老、南阿拉伯的赛百邑女王和叙利亚草原诸部落女王都向萨尔贡二世奉献上自赎的礼物。在返回的途中，他重建了被摧毁的原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将其定为亚述撒玛利亚行省的都城。
公元前717年，卡尔凯美什在乌拉尔图的支持下反叛。萨尔贡二世前往平叛，攻陷了卡尔凯美什。至此，亚述占领了从小亚细亚边界到阿拉伯与埃及边境上的全部叙利亚领土，叙利亚文明从此衰落。

公元前714年，萨尔贡二世进攻乌拉尔图，讨伐乌尔米亚湖以东地区。由于库尔迪斯坦山区环境复杂，森林茂密，这次远征异常艰辛。士兵们不得不翻越高山，穿过河流，并将战车拆开运输。根据亚述史料记载，亚述军队在陡峭的乌阿乌什山谷击败了乌拉尔图的军队。对乌拉尔图来说，这次战争简直是一场屠杀。乌拉尔图国王鲁萨一世的战马被亚述士兵刺死，他被迫骑着一头母驴，率领残兵败将逃走，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击败了鲁萨一世后，亚述攻入乌尔米亚湖的西部和南部，所到之处，亚述士兵大肆烧杀抢掠，砍掉果园，烧掉庄稼。之后，萨尔贡二世带领军队向北挺进凡湖，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乌拉尔图人纷纷逃到城堡或深山避难。在返回亚述途中，萨尔贡二世率领一支精锐部队穿过高山和丛林，出其不意地袭击了穆萨希尔，从宫廷和乌拉尔图人的主要朝圣地穆萨希尔神庙里掠走了大量财物：约1吨黄金，5吨白银，334000件物品。当鲁萨一世闻知历代国王加冕仪式所在的穆萨希尔神庙被毁，用黄金制作的哈尔迪亚( Haldia)神像被掳走，他羞愤至极，拔刀自尽。在被亚述击败后，乌拉尔图完全改变了其外交策略，不再在西南、东南地区与亚述争雄，而是集中力量向南高加索和小亚细亚方向发展。

亚述帝国的南方是巴比伦尼亚，当时统治巴比伦的人，是埃兰国王支持的迦勒底人马尔都克阿帕尔伊丁那( Marduk-Apal-lddina，又译马尔都克巴拉丹)。在他统治巴比伦的前12年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敌视巴比伦贵族，争取平民支持的政策。他把大量土地分给迦勒底人，引起了奴隶主贵族的不满和反抗，于是他把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关进监狱。在他的统治下，巴比伦工商业奴隶主和祭司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害，对外贸易受挫。因此，巴比伦上层阶级希望萨尔贡二世统治巴比伦。
 
公元前710年，萨尔贡二世利用埃兰王国内部出现严重骚乱，无力支援这一有利时机，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巴比伦。一路大军攻占了埃兰王国和巴比伦尼亚之间的交界地带，然后把新占领地区的税收赠给当时还没有被亚述占领的巴比伦马尔杜克神庙，以争取祭司集团对亚述的支持。另一路大军则由萨尔贡二世本人率领，在巴比伦附近大败马尔都克阿帕尔伊丁那，后者狼狈地逃到埃兰避难。
 
征服巴比伦后，萨尔贡二世亲自登上巴比伦宝座，恢复了亚述和巴比伦的双元君主制，并给予巴比伦和尼普尔等9个城市自治权及各种特权。萨尔贡二世征服整个巴比伦尼亚的消息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弗里吉亚人主动示好，建立友谊；底尔蒙(巴林)王“风闻了亚述的伟业后，向他敬献了礼物；伊亚特那那(塞浦路斯)的七个王，送来了礼物，并宣誓效忠于亚述伟大的君主。

作为战争领袖，萨尔贡二世很喜欢居住在亚述帝国的军事首都卡尔胡。他在那里不仅修复和装饰了其先辈留下的旧宫殿，还在附近为自己修建了新宫殿。公元前717年，“萨尔贡堡”( 杜尔—沙鲁金)奠基，整个城堡设计成方形，城墙上有7个防御城门，修建和装饰用了10年时间。宫殿建在16米高的平台之上，有200多间房屋和30多个庭院，还有神殿和塔庙等附属建筑。
 
公元前707年，萨尔贡二世将宫邸迁进杜尔—沙鲁金。他在一份铭文中这样写道：“对于我，萨尔贡，居住在这座宫殿之人，愿他(阿淑尔神)保佑我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灵魂明亮。”然而阿淑尔神并没有满足萨尔贡二世的祈祷，公元前705年，他在征伐塔巴尔的战争中身亡。 收起阅读 »

很多人都会发出疑问，咱们的经典那么好，穆斯林社区那么优秀，怎么不在1400多年前废除奴隶制度？

这个问题我早就思考过，也并没有成熟的答案，今天发出我的个人感想，纯属抛砖引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可以给出更加准确的答案。

网络时代，更新最快的不仅是各种数码产品，还包括每年各种网络热词。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近些年的反映社会信息的词汇，譬如房奴、卡奴、社畜、人矿。看看这些词汇，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底层人群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降低，从奴隶降低到了牲畜类生产力，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人们的一种自嘲方式，但难道它没有反映出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吗？

我们再看看1400多年前的他ﷺ对拥有奴隶的主人是怎么教育的，首选是鼓励主人释放奴隶，让他们成为自由民；如果在没有释放奴隶的情况下，则要求主人善待奴隶，并且给出了具体指导方法，如合理的工作时长，不能贬低他们的人格，与他们兄弟相称，同坐同吃一样的食物等等。

我们只说最后一点，现在家里请保姆的人们，都能做到让她们吃和家人一样的饭菜吗？

我们要知道，奴隶制度早就废除了，但很多人对人群高低贵贱的划分并没有在心里去除干净。

因此，他ﷺ带来的经典，并不是从表面上废除一种制度，而是要让人们从心理层面彻底清除这种卑劣的思想！ 收起阅读 »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同英国、法国、俄国作战。为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获得阿拉伯人对英国的支持,在战争的艰苦年代,1915-1916年期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多次交换信件。英国政府答应侯赛因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并且保证战争结束后立即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只是在涉及到国家的疆域时麦克马洪复信说:“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这两个地区,以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以西的叙利亚部分地区不能认为是纯粹的阿拉伯地区,因此不应包括在(您)所要求的疆界之内。”作为对这一承诺的回报,阿拉伯人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起义,给协约国的军队以大力支持并且为最终打败奥斯曼帝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不久,英国就背叛了向阿拉伯人所做出的承诺。至于巴勒斯坦,虽然麦克马洪在25年后仍辩解说,在他心目中,1915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土地从未包括巴勒斯坦在内,但是多数学者、政治家认为巴勒斯坦应包括在英国承诺建立的独立国家的疆界之内。

1916年5月,麦克马洪向侯赛因的承诺刚过7个月,法国代表乔治·皮柯特和英国代表马克·赛克斯签订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三方秘密协议”,后来称赛克斯——皮柯特协定。协定要求将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分离,置于国际管理之下,最后的命运将在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代表也出席的和平会议上决定。

这项协定一直向阿拉伯人保密。侯赛因从土耳其政府领导人那里获悉了协定内容并要求英国对此作出解释,英法向阿拉伯人再次保证:“法国和大英帝国在德国发动的东方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是处在土耳其长期压迫下的人民获得完全的明确的自由,从当地民众主动自由选择的权力机构过渡到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的建立;法国和大英帝国同意鼓励并支持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以及他们求得解放的领土上建立当地政府和行政机构。”侯赛因对英法的保证深信不疑,阿拉伯人继续同英国军队一起奋勇战斗。

1917年对巴勒斯坦来说是关键的一年。2月,一支英国正规军越过埃及边界进入巴勒斯坦。同年3、4月间,英军在加沙的战斗中两度被击败,伤亡惨重,战争陷人疆局,迫使英国不得不撤换军队的司令官。1917年7月,阿拉伯起义军占领亚喀巴,巴勒斯坦的战局才有所转变。同年10月,英军占领比尔谢巴。11月12日夜间,英军攻克加沙城,7日全部占领加沙地区。11月6日,英军攻占雅法。12月9日,英国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年底前杰里科相继被占。英军司令艾伦比在评价阿拉伯人起义时说,他们对英国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正当阿拉伯人协同英国军队与奥斯曼部队在巴勒斯坦浴血奋战时,英国政府不但再次背弃了自己的承诺而且还向自己的盟友阿拉伯人背上捅了一刀。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英国犹太社团首脑罗思柴尔德一封信,后称贝尔福宣言。其内容是:“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在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贝尔福宣言的发表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使其起死回生。


贝尔福宣言是在阿拉伯人不了解和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尔后,巴勒斯坦英国军事统治者当局竭尽全力禁止宣言的消息在“非犹太居民”中流传,直到1920年,贝尔福宣言才在巴勒斯坦正式出版。当阿拉伯人得知贝尔福宣言之后,他们为之震惊和愤怒,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侯赛因得知宣言后,请求英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英国政府说,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只以“与现有的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相适应为度”。谢里夫侯赛因对此感到满意。阿拉伯学者认为,“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它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任何主权、统治权或其他权利,因而它根本没有任何资格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任何权利”。当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根据国际法,对敌方领土的军事占领并不能使占领者得到该领土的主权”。因此,英国政府不可能合法地把巴勒斯坦的任何所有权或任何权利给予犹太人,因为一个施主是不能把不属于他的东西送给别人的。


另外,宣言中提到的“非犹太社团”,实际上指的是“祖祖辈辈连续占有巴勒斯坦达1300多年的阿拉伯人。当时,他们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90%以上,占有土地达97.5%。因此,有人认为“非犹太社团”的用词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连续多次召开处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分赃会议。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在讨论巴勒斯坦和战中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其他阿拉伯地区前途问题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与英国代表一起磋商了委任统治书的条文。犹太复国主义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但是,协约国最高级会议既没有让占巴勒斯坦人口90%以上的阿拉伯人代表参加,也没有就巴勒斯坦的未来或协议的委任统治书的条款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1919年3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应当派代表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征求“关于这两个地区的前途问题解决办法的各种意见”。最高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对这种行动的后果感到担心,法国人拒不任命代表,英国代表退出了这项工作。最后仅有美国的两名代表亨利·金和查尔斯·R·克兰组成的金——克兰委员会前往中东进行调查。1919年8月28日,金——克兰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在今天看来报告确实具有先见之明。

报告说:“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不等于将巴勒斯坦变为一个犹太国,而且如果不极其严重地侵害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和宗教权,这样的一个犹太国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委员会同犹太代表的商谈中,大量事实表明,犹太人企图以各种购买手段将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居民几乎全部驱逐出去。

金——克兰委员会报告强调指出,实行贝尔福宜言是极其不公正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所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常常提出的头一条要求,即他们根据两千年以前对巴勒斯坦的一度占领而提出对巴勒斯坦拥有“主权的主张是很难加以认真考虑的。

但是,金——克兰委员会提出的各种建议由于与英法的立场相悖被扣压三年之久才发表。


1920年4月,协约国主要国家最高委员会在圣勒摩召开会议,决定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实行委任统治。同年8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认、同意把阿拉伯各省分离出去,同时还承认了贝尔福宣言。但是,后来由于土耳其议会对色佛尔条约其中包括贝尔福宣言在内的一些条款持有异议,拒绝批准这个条约。1922年7月24日,国际联盟委员会向英国政府颁发了委任统治书,但是,此时土耳其尚未同意把阿拉伯各省分离出去,故委任统治书实际上没有正式生效。直到1923年7月24日,当土耳其签署了洛桑条约后,阿拉伯地区从土耳其分离出去才在法律上生效，但是洛桑条约并未包含贝尔福宣言的内容。

另外,巴勒斯坦的地域范围发生了一些变化。1920年4月的圣勒摩会议计划归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还包括约旦河以东地区。从1918年以来,这个地区归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府管理。1920年7月,大马士革政府被法国推翻以后,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召集外约旦当地的精英人物,告诉他们英国政府打算让他们在英国顾问的协助下,成立自主政府。1921年2月,阿卜杜拉率支阿拉伯军队进驻马安,后推进到安曼。在4月的开罗会议上,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同意承认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实际统治者。1922年9月,英国得到国联的同意,决定不让外约旦承担为巴勒斯坦规定的许多委任统治条款的义务,特别是关于圣所和贝尔福宣言的那些条款。1923年,英国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宣布外约旦独立。从此,约旦河西部地区仍叫巴勒斯坦,东部地区叫外约旦。

以上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收起阅读 »

众传圣训的分类：


部分学者⼜把众传圣训分为字⾯众传圣训和意义众传圣训。


字⾯众传圣训，是指每⼀个传述层次上有⼗⼈以上传来的圣训，

其字句完全相同。如：“故意借我的名义说谎者，让他⾃备座位于⽕狱

中” 。这段圣训是由六⼗⼆位圣⻔弟⼦或七⼗多位圣⻔弟⼦⽤同样的

字句传来的，接着由很多⼈传了下来，字⾯没有任何出⼊。

意义众传圣训，是指许多⼈传来的圣训虽然字句不同却共同表达

了同⼀个意思。例如，祈祷时升两⼿的问题，许多⼈⽤不同的字句传来了穆圣在不同的场合升⼿祈祷的圣训，虽然字句和场合不同，却共同表达了⼀

个主题：祈祷时升两⼿。

 这两种形式的众传圣训具有同样的法律效⽤。
 
众传圣训

     
  圣训学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圣训的可靠性，为法学家和教义学家提供可靠的立法依据。为了保证这项⼯作的科学性，圣训学家总结了⼀套全⾯分析圣训的方法，把圣训从多方位进⾏分类，并制定了严密的条件，对圣训加以取舍。根据考证的⻆度不同，圣训可以分若⼲类。


 首先，从传述渠道的多少来分，圣训可以分为众传圣训和单传圣训。


 第⼀节 众传圣训


 所谓众传圣训，顾名思义就是指由很多⼈传来的圣训，也就是说

由许多渠道传来了同样的⼀段圣训。

所谓传述渠道，便是传述系统或圣训的来源，即甲从乙、乙从丙、丙从丁传述的线索。因此，圣训学意义上的众传圣训是，由众多的⼈传来的，从习惯和理性方面来说他们不可能串通一气进⾏伪造的，这样的圣训就叫众传圣训。


 根据这⼀定义，众传圣训有四个条件：


（1）传述渠道多，即圣训收集者从较多的来源和线索收集到了这段

圣训。“多”是指三以上，有⼈说必须够四个渠道，有⼈说五个渠道，

或七个渠道，或⼗个渠道，或十二个渠道，或四十个渠道，或七十个

渠道，折衷的说法是⼗个渠道 。也就是说最少要从⼗个渠道传来同

⼀段圣训。


（2）每⼀个传述层次上都要有这样多的⼈。例如某⼀段圣训由⼗

多位圣门弟子传述了，他们就是第⼀代传述⼈，到第⼆代传述⼈时，

⾄少要⼗多位⼈，这样，每⼀代就是⼀个层次。众传圣训的每⼀个传

述阶层都要有⼗⼈以上的⼈传述，直到被记下来。


（3）从习惯⽅⾯⽽⾔，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伪造同⼀段圣训。例

如，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种传来了同样的⼀段圣训，

按照惯例，这样的圣训不可能是他们串通⼀⽓共同伪造的⼀段圣训。


（4）每个⼈的消息来源⼀定是直观的。即某⼈亲⾃听到某⼈说如

何如何，或亲眼⻅到某⼈做什么什么，或亲⾃触及到什么等。也就是

说第⼀代传述⼈亲⾃听到或⻅到圣训所传述的内容，以后的传述⼈则

是亲⾃从上⼀代传述⼈听到的，因此，推理得来的传闻不能成为众传圣训 。



达到以上四个条件的圣训叫作众传圣训。
 
 圣训学研究应遵守的原则



圣训学规定，任何人对圣训的研究，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第一，要坚持公正的判断态度。即要求对传述人必须持客观态度，对他们进行判断时决不允许掺杂个人恩怨。

   第二，要坚持准确的研究方法。即断定某一传述人所传圣训是否真实，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判断诚恳、看法准确，而不随意下结论。

   第三，要坚持严肃的学风。即研究传述人的生平和作风时，必须从维护圣训的目的出发，坚持原则，正确提出自己对传述人的看法和意见，而不必涉及有损于他们人格的方面，或者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
 
 
   

圣训学的主要内容

圣训学研究的主要有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圣训在教法领域的地位

 该学科把圣训列为除《古兰经》外的教法第二源泉，是对《古兰经》明文规定的权威性阐释、补充和强调；是立法时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性理论根据，是创制教法律例时的典范；是确定伦理思想与道德修养及立论立说时的重要依归；是排难解纷、进行判决时的有力佐证；是穆斯林效法的行为准则。


 关于辨别圣训真伪的原则和方法

该学科规定，每段圣训是否真实可靠，首先就要核查每段圣训的传述世系是否真实可靠，即每个传述世系是否完整无缺，其中的传述人物是否公正诚实。

 为此，古典圣训学家拟定了这样一条公式：

    1.  传述世系中各传述人必须依次相连结而无遗漏现象；
    2.   传述世系从尾至首必须追溯到一位著名的圣门弟子，所有传述人都必须为人诚实可靠，传述谨严、精确；
    3.   传述人如何由他人听传圣训和向他人口传圣训，以及哪种人传述的圣训可以接受，哪种人传述的圣训不可以接受，甚至传述人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状况如何。


后期的圣训学家，除坚持古典圣训学家的标准外，又增补了新的标准，即：还要考查圣训是否符合《古兰经》的精神和穆罕默德的品格，是否符合理性原则；已定本的圣训集是否为原稿，有无篡改。


关于圣训的分类
从圣训的传述世系来看，有两种分类法：
第一种是按单一的传述世系进行分类，通过这一线索传下来的圣训按其可靠性依次分为真实的圣训，良好的圣训和弱而无力的圣训。

  圣训学规定，真实的圣训前边必须带有传述确切、公正的传述人与传述确切、公正的受传人依次连结而无中断现象的传述世系，这一传述世系必须由尾至首一直追溯到穆罕默德本人，其中无任何意外情况和其它缺陷，传述人和受传人都必须信仰虔诚、公正廉洁、作风正派，听传、背记和口传都必须准确无误。符合这些原则的圣训，在教法上居于被采纳的地位。


良好的圣训也具备真实可靠等条件，只是部分传述人达不到真实的圣训传述人在准确无误方面所达到的等级。弱而无力的圣训，既不具备可采纳性，也不具备前两类圣训所必具的真实可靠等条件。其弱点是传述世系本身不相连结，不是中间漏人，就是开头漏人，传述世系和圣训正文中常有混乱现象或含有影响其可靠性的某种缺陷和意外情况。


     第二种是按多个传述世系进行分类，通过多个传述世系传下来的圣训，其可靠性要大大超过从单一传述世系传下来的圣训。这类圣训分为众传的圣训，著名的圣训和单传的圣训。

 众传的圣训较之单传的圣训更为可靠有力，故能使人获得确切的知识，著名的圣训因未达到众传的圣训等级而居于众传与单传二者之间的中间等级，单传的圣训是一个或两人传述的圣训，这种圣训因有讹传和错误之可能，故不能使人获得确切的知识。


关于各种专用术语的确定

 如传述世系由尾至首追溯到一位著名圣门弟子的圣训，被称为“麦尔夫尔”(Marfu‘)的圣训，传述世系中遗漏第一代传述人的圣训，被称为“穆尔赛勒’，(Mursal)的圣训，传述世系中遗漏其他传述人的圣训,被称为“蒙盖推尔”(Munqati‘)的圣训。这种术语约有100多个，另外，各家还有一些独特的术语。

关于传述人的情况的核查、考证方法

     包括传述人的民族、出生地、生卒年月及其别名、诨名、浑号，性格、品格、操守、历史等情况的核查与考证。


 关于圣训的辑录方法


      辑录方法有5种：


     第一种是把圣训按所涉及的问题分门别类予以辑录；

     第二种是把圣训按第一代传述人的名字分别辑录；

     第三种是把圣训按第一代传述人的民族排列次序分别辑录；

     第四种是把圣训按第一代传述人信教先后的次序排列分别辑录；

     第五种是把圣训按正文第一个词的词头字母排列顺序分别辑录。




     关于圣训的分级


     圣训学把真实可靠的圣训分为7级：


   第一级是布哈里和穆斯林·本·哈贾吉两家所辑录的圣训，又称“会同”的圣训；

   第二级是布哈里独家辑录的圣训；

    第三级是穆斯林·本·哈贾吉独家辑录的圣训，

    第四级是他人按布哈里和穆斯林·本·哈贾吉两家的原则辑录的圣训；

     第五级是他人按布哈里独家的原则辑录的圣训；

     第六级是他人按穆斯林·本·哈贾吉独家的原则辑录的圣训；

     第七级是权威的圣训学家公认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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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目محمود الطحان 麦哈穆德•塔哈尼，1935年出生于叙利亚，1956---1960年在大马士革大学教法系学习；
1960---1965年在多个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和演讲员；
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签约，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教授圣训术语学；
1971年获得了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宗教原理系圣训专业的博士学位；
后又在沙特阿拉伯伊玛目大学七年之久，并在此期间（1977年）完成了他的著作《تيسير مصطلح الحديث 》——《简明圣训术语学》；
1982---2005年在科威特大学教法系任教，教授圣训术语学，直至古稀之年，之后便返回了故乡叙利亚。
他曾在叙利亚，埃及等地求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地任教，也曾远赴德国，美国进行宣教工作，是当代伊斯兰世界德高望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求主赐予他及他的家人两世幸福，آمين. 
 
单传圣训是指相对众传圣训⽽⾔的。所谓“单传”，并⾮指单独⼀⼈传述，⽽是指传述⼈或传述渠道相对的少或单⼀，没有达到众传圣训的条件和级别。


单传圣训⼜分三类：著名圣训，双传圣训和独传圣训。

（⼀） 著名圣训


著名圣训有两个意思，即⼀般意义上的著名和圣训学意义上的著名。


⼀般意义上的著名，是指以格⾔或哲理的形式流传较⼴的训示，它本身也许不是肯定的圣训，也许是⼀段假圣训，也许是没有传述系统的哲⾔，由于其哲理性较强⽽在⺠间⼴为流传。 这类圣训是⼀般意义上的著名圣训，各⾏各业都有⾃⼰⾏业的著名圣训，如法学界的著名圣训是：“真主最不喜欢的合法事是离婚”；教义学家的⾏业著名圣训是：“我的教徒被免去了失误、遗忘和被迫⽽犯的罪”。


圣训学意义上的著名圣训是，每个传述层次上由三个⼈以上的⼈传来，但未达到众传圣训的可靠程度，这类圣训叫圣训学意义上的著名圣训。如：“真主不收回知识便罢，要收回，先收回学者 ”。 这段圣训的历代传述⼈都超过了三⼈，但⼈数没有多到众传圣训的程度。


 注意：每段圣训从圣⻔第⼦第⼀代传述⼈到最后由布哈⾥教⻓等⼈收集，其间要⼤概经过五⾄七代传述⼈，这五⾄七个层次以上，若哪⼀层出现了三个⼈传述的现象，那么，这段圣训便是著名圣训。⼀般来说圣训在第⼀代和第⼆代传述⼈时，传述者较少，三代以后就⼴泛传播开了。
 
（⼆）双传圣训

 双传圣训，是指某⼀个传述层次上出现了只有两个⼈传述的圣训。例如：“你们中任何⼈没有正信，除⾮爱我胜过⾃⼰的⽗亲和⼉⼦。”这段圣训是由布哈⾥和穆斯林⼆位教⻓分别收录的。第⼀代传述⼈是艾奈斯和艾布•胡赖尔两⼈，接着，第⼆代传述⼈只有格塔德和阿布都⼒•阿宰资两⼈传述。第三代时，从格塔德处两⼈传述了这段圣训，他们是舒尔伯和塞埃德。从阿不都⼒•阿宰资处也是两⼈传述了这段圣训，他们是伊斯玛埃兰•本•阿领叶和阿布都⼒•瓦勒斯。

   由于第⼀代和第⼆代传述⼈都是两⼈，这段圣训就成了双传圣训。
 
三、独传圣训

     

      独传圣训是指某⼀传述层次上只有⼀⼈传述的圣训。这是狭义的概念，但独传有时不是指绝对的⼀个⼈传述，因⽽，独传圣训⼜分两种：绝对独传圣训和相对独传圣训。

绝对独传圣训是指在圣⻔弟⼦传述的第⼀层次上只有⼀位传述的圣训 。 如：“一切功修唯凭举意”这段圣训，圣⻔弟⼦中只有欧麦尔⼀⼈传述了这段圣训，单传了⼏代后，逐步有很多⼈传述。

相对独传的形式⽐较多：

   （1）第⼀层次后的某⼀层次上只有⼀位传述⼈传述。

   （2）某⼀传述⼈固定地从另⼀个⼈处传述。

   （3）只有某⼀地⽅的⼈传述。如只有沙⽬地区传述的圣训。

   （4）某⼀地⽅的⼈从另⼀地⽅的⼈听到，⽽未从别处听到。如只有巴⼠拉⼈从⻨地那⼈那⾥听到的圣训。以上⼏类都属独传圣训，虽然在⼈数上不⼀定是由⼀⼈单独传述的，但从另⼀个⻆度上讲仍然是独家传述的圣训。


当然后来的传述系统不断庞⼤起来，传述⼈越来越多。这类圣训较为稀有，也没有专⻔的著作收编这类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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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目محمود الطحان 麦哈穆德•塔哈尼，1935年出生于叙利亚，1956---1960年在大马士革大学教法系学习；
1960---1965年在多个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和演讲员；
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签约，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教授圣训术语学；
1971年获得了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宗教原理系圣训专业的博士学位；
后又在沙特阿拉伯伊玛目大学七年之久，并在此期间（1977年）完成了他的著作《تيسير مصطلح الحديث 》——《简明圣训术语学》；
1982---2005年在科威特大学教法系任教，教授圣训术语学，直至古稀之年，之后便返回了故乡叙利亚。
他曾在叙利亚，埃及等地求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地任教，也曾远赴德国，美国进行宣教工作，是当代伊斯兰世界德高望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求主赐予他及他的家人两世幸福，آمين. 
 
圣训学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圣训的可靠性，为法学家和教义学家提供可靠的立法依据。为了保证这项⼯作的科学性，圣训学家总结了⼀套全⾯分析圣训的方法，把圣训从多方位进⾏分类，并制定了严密的条件，对圣训加以取舍。根据考证的⻆度不同，圣训可以分若⼲类。
 
首先，从传述渠道的多少来分，圣训可以分为众传圣训和单传圣训。




     第⼀节 众传圣训

所谓众传圣训，顾名思义就是指由很多⼈传来的圣训，也就是说

由许多渠道传来了同样的⼀段圣训。

 所谓传述渠道，便是传述系统或圣训的来源，即甲从乙、乙从丙、丙从丁传述的线索。因此，圣训学意义上的众传圣训是，由众多的⼈传来的，从习惯和理性方面来说他们不可能串通一气进⾏伪造的，这样的圣训就叫众传圣训。


根据这⼀定义，众传圣训有四个条件：


（1）传述渠道多，即圣训收集者从较多的来源和线索收集到了这段圣训。“多”是指三以上，有⼈说必须够四个渠道，有⼈说五个渠道，或七个渠道，或⼗个渠道，或十二个渠道，或四十个渠道，或七十个渠道，折衷的说法是⼗个渠道 。也就是说最少要从⼗个渠道传来同⼀段圣训。

（2）每⼀个传述层次上都要有这样多的⼈。例如某⼀段圣训由⼗多位圣门弟子传述了，他们就是第⼀代传述⼈，到第⼆代传述⼈时，⾄少要⼗多位⼈，这样，每⼀代就是⼀个层次。众传圣训的每⼀个传述阶层都要有⼗⼈以上的⼈传述，直到被记下来。

（3）从习惯⽅⾯⽽⾔，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伪造同⼀段圣训。例如，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种传来了同样的⼀段圣训，按照惯例，这样的圣训不可能是他们串通⼀⽓共同伪造的⼀段圣训。


（4）每个⼈的消息来源⼀定是直观的。即某⼈亲⾃听到某⼈说如何如何，或亲眼⻅到某⼈做什么什么，或亲⾃触及到什么等。也就是说第⼀代传述⼈亲⾃听到或⻅到圣训所传述的内容，以后的传述⼈则是亲⾃从上⼀代传述⼈听到的，因此，推理得来的传闻不能成为众传圣训 。达到以上四个条件的圣训叫作众传圣训。
 
众传圣训的分类：

 部分学者⼜把众传圣训分为字⾯众传圣训和意义众传圣训。
 
字⾯众传圣训，是指每⼀个传述层次上有⼗⼈以上传来的圣训，其字句完全相同。如：“故意借我的名义说谎者，让他⾃备座位于⽕狱中” 。这段圣训是由六⼗⼆位圣⻔弟⼦或七⼗多位圣⻔弟⼦⽤同样的字句传来的，接着由很多⼈传了下来，字⾯没有任何出⼊。


意义众传圣训，是指许多⼈传来的圣训虽然字句不同却共同表达了同⼀个意思。例如，祈祷时升两⼿的问题，许多⼈⽤不同的字句传来了穆圣在不同的场合升⼿祈祷的圣训，虽然字句和场合不同，却共同表达了⼀个主题：祈祷时升两⼿。这两种形式的众传圣训具有同样的法律效⽤。
 
 
众传圣训的地位：

符合以上条件的众传圣训是不可怀疑的正确圣训。它所表达的意义是肯定的知识，穆斯林⼀定要执⾏这种圣训的指示 。由于不可能想象他们串通⼀⽓编造同样的圣训⽽不再需要考证它的传述系统。⽽且，只有这种圣训和《古兰经》中“明确的经⽂”才可以作伊斯兰信仰的依据。


我们前⾯已经说过，穆圣⼀⾔⼀⾏是得到真主的启示⽽发出的，完全表达了《古兰经》的精神和真主的意愿。圣训也是天启的真理，要是我们通过这样可靠的传述渠道肯定了某段圣训确是穆圣的⾔⾏，那么，就必须遵从它的指示。


众传圣训的数量：


圣训的数量数以百万计，但符合以上条件的圣训却很少。有⼈说⼏段，有⼈说⼗⼏段，或⼏⼗段，甚⾄有⼈说没有这样的圣训。⽽有⼈却认为很多，⽽且还单独编辑成册，如苏尤推的《鲜花摘集》 就是专⻔收录众传圣训的集⼦。总⽽⾔之，这类圣训是有的，但其数量相对整个圣训⽽⾔⽆疑是很少的。 收起阅读 »

伊玛目محمود الطحان 麦哈穆德•塔哈尼，1935年出生于叙利亚，1956---1960年在大马士革大学教法系学习；
1960---1965年在多个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和演讲员；
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签约，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教授圣训术语学；
1971年获得了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宗教原理系圣训专业的博士学位；
后又在沙特阿拉伯伊玛目大学七年之久，并在此期间（1977年）完成了他的著作《تيسير مصطلح الحديث 》——《简明圣训术语学》；
1982---2005年在科威特大学教法系任教，教授圣训术语学，直至古稀之年，之后便返回了故乡叙利亚。
他曾在叙利亚，埃及等地求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地任教，也曾远赴德国，美国进行宣教工作，是当代伊斯兰世界德高望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求主赐予他及他的家人两世幸福，آمين. 
 
圣训学名著：

 经过⽆数学者上千年的⾟勤耕耘，圣训学也如其它学科⼀样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成了具有⼤量学者参与耕作的良⽥美地，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极⼤的丰富了伊斯兰⽂化的内涵。

圣训学领域卷帙浩繁，佳作频出，其中最著名的有下列⼏本：

（1）《分明的圣训学家》，艾布•穆罕默德•拉曼胡尔穆宰（伊历 360 年卒）著 。

（2）《圣训学认识》， 哈凯⽬•内萨布勒（伊历 405 年卒）著 。

（3）《传述学⼤全》， 赫推布•巴格达迪（伊历 463 年卒）著 。

（4）《传述原理认识指导》，嘎最•埃雅祖（伊历 544 年卒）著 。

（5）《圣训学----不可不知的知识》，艾布•哈夫赛•⽶洋吉（伊历 570年卒）著 。

（6）《圣训学》，伊本•索俩哈（伊历 643 年卒）著 。

（7）《报喜警骇者的⾔⾏认识捷径》，伊玛⽬•脑威（伊历 676 年卒）著 。

（8）《传述者练训》，苏优推教⻓（伊历 911 年卒）著 。

（9）《思想精华》，伊本•哈吉勒•阿斯格俩尼（伊历 852 年卒）著 。

（10）《传述原理》，穆罕默德•哲玛尤丁•嘎⻄⽶（伊历 1332 年卒）著。 收起阅读 »

伊玛目محمود الطحان 麦哈穆德•塔哈尼，1935年出生于叙利亚，1956---1960年在大马士革大学教法系学习；
1960---1965年在多个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和演讲员；
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签约，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教授圣训术语学；
1971年获得了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宗教原理系圣训专业的博士学位；
后又在沙特阿拉伯伊玛目大学七年之久，并在此期间（1977年）完成了他的著作《تيسير مصطلح الحديث 》——《简明圣训术语学》；
1982---2005年在科威特大学教法系任教，教授圣训术语学，直至古稀之年，之后便返回了故乡叙利亚。
他曾在叙利亚，埃及等地求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地任教，也曾远赴德国，美国进行宣教工作，是当代伊斯兰世界德高望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求主赐予他及他的家人两世幸福，آمين. 
 
 第四节 补全圣训和补良圣训


 前⾯讲过的三种圣训，是根据⾃身的条件⽽划分为健全圣训或优良圣训或羸弱圣训的，是因⾃身的因素决定了其归属的类型，⽽补全圣训和补良圣训则是以外部因素将其划归为健全圣训和优良圣训的。

（⼀）补全圣训

  所谓“补全圣训”，其原本是优良圣训，只是由于外部因素的补充⽽使它上升为健全圣训的，因此，被称为补全圣训 。


  补充它的外部因素是什么呢？

  补充它的外部因素是，从另⼀渠道传来同⼀内容的圣训，后⼀段圣训证实了前⼀段圣训的内容，增加了它的可靠性，补充了前⼀段传述系统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前⼀段优良圣训因后⼀段圣训的补充和证实⽽上升为健全圣训。但由于⾃身不具备健全圣训的条件，⽽是得到另⼀段圣训的弥补⽽变得真实可信的。因⽽被称为补全圣训。然⽽即使被另⼀条传述得到了证实和确认，这段圣训仍然不是完全的健全圣训，因为从它⾃身的⻆度去考查，它缺少⼀种完全令⼈信服的品位，虽然从另⼀条系统对其内容得到了证实，但由原系统传述该内容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因⽽，它只能屈居健全圣训之下。

  补全圣训法律地位：

  补全圣训虽然属于健全圣训的⼀个种类，但在⽤作证据时没有健全圣训那样有⼒。它的品位⽐健全圣训低⽽⽐优良圣训⾼ 。在两段圣训之间应进⾏取舍时 ，它应在健全圣训之后优良圣训之前考虑。

 补全圣训的例⼦：

     据提尔⽶宰记载，由穆罕默德•本•阿⽬勒-从-艾⽐•塞利⻨-从-艾布•胡赖勒传述，穆圣（愿主福安之）说：“要不是我担⼼我的教⺠感到繁难，我⼀定命令他们每番拜都 ⽤“⽶斯挖克”（牙刷树的树枝） 刷⽛。


 据圣训学家伊本•索莱赫分析，这段圣训是补全圣训，原因是，在其传述系统中，穆罕默德•阿⽬勒虽然是诚实可信的⼈，但他不属于记忆⼗分准确的⼈。因此，由他传来的圣训不能是健全圣训，⽽只能是优良圣训。可是从另⼀系统也传来了同样的圣训。这就消除了穆罕默德•阿⽬勒在这段圣训中记忆不准确之嫌，因⽽这⼀段圣训⽐⼀般的优良圣训要强，但因传述⼈本身的问题尚在，他所传的圣训就不能上升到完全的健全圣训的地位，只能是补全圣训 。 收起阅读 »

伊玛目محمود الطحان 麦哈穆德•塔哈尼，1935年出生于叙利亚，1956---1960年在大马士革大学教法系学习；
1960---1965年在多个大清真寺担任伊玛目和演讲员；
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签约，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教授圣训术语学；
1971年获得了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宗教原理系圣训专业的博士学位；
后又在沙特阿拉伯伊玛目大学七年之久，并在此期间（1977年）完成了他的著作《تيسير مصطلح الحديث 》——《简明圣训术语学》；
1982---2005年在科威特大学教法系任教，教授圣训术语学，直至古稀之年，之后便返回了故乡叙利亚。
他曾在叙利亚，埃及等地求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地任教，也曾远赴德国，美国进行宣教工作，是当代伊斯兰世界德高望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求主赐予他及他的家人两世幸福，آمين. 
 
 对传述羸弱圣训的规定：


圣训学家和其他学者都允许传述羸弱圣训，不计较它在传述系统上的残缺， 但这类圣训只能限于劝导、警告和⿎励的场合传述和使⽤，⽽且应选择相应的语⽓，不要给⼈造成这段圣训⼗分可靠的感觉。也就是说，你既然知道该圣训是羸弱的，就不应该以肯定的⼝吻说圣⼈如何如何做了或说了，⽽应该说：“相传圣⼈曾”如何说，如何做。尽量不要给⼈造成很肯定的错觉 。
 
 
羸弱圣训的法律效⽤：


 对是否执⾏羸弱圣训的问题，学者间产⽣了分歧。有些⼈认为既然是羸弱圣训，其可靠程度不⾼，就不应以穆圣的确切指示来看待，因此，不必执⾏。⼤多数学者则认为，提倡善⾏的羸弱圣训，执⾏其指示是可嘉的 ， 但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

   （1）传述⼈不是极为羸弱的，如在系统中未出现撒谎者或认为有撒谎⾏为的⼈。

   （2）圣训的精神有章可寻的。如传述的内容符合《古兰经》的明⽂原则。

   （3）执⾏时不要认定它就是确凿⽆疑的圣训，只管认作它有可能是圣训。


 因此，对羸弱圣训的执⾏是有条件的。倡导善⾏的羸弱圣训在满⾜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应⽤，因为即使不把它当作圣训看待，倡导善⾏也是⼀件好事。但羸弱圣训绝不能作信仰的依据，即不能依羸弱圣训为依据建⽴宗教信条，因宗教信条不能有丝毫的疑虑和含糊。

 所以，根据众圣训学家和法学家的主张，健全圣训和优良圣训是不可怀疑的圣训，应⽆条件地接受，应遵守它的教导，⽽羸弱圣训则不宜笼统接受，只是有条件地接受其弃恶扬善的部分。 收起阅读 »

第三节 羸弱圣训


    羸弱圣训是相对健全圣训⽽⾔的。前⾯已经说过，凡具备了五个条件者为健全圣训。那么，所谓羸弱圣训，便是指缺少保证圣训可靠的⼀个或⼏个条件的圣训。由于它缺乏必要的可信条件⽽不具备⽤作证据应有的⼒量，因⽽被称为羸弱圣训。

  从圣训学上讲，羸弱圣训是由于缺乏健全的条件⽽不具备可靠品质的圣训。这并不是说圣训的内容带有什么明显的错误。

 羸弱圣训的种类很多，由于其残缺的程度和形式不同，可以划分为⼏⼗类羸弱圣训 。影响圣训健全的因素很多，但总的有两⼤原因。
（1）传述系统的残缺。如传述系统中缺少⼀两个传述⼈⽽出现系

统的中断。

（2）传述⼈的缺陷。如某个传述⼈被认为有撒谎⾏为或记忆不准

确等问题。

凡是这两⽅⾯有问题的圣训统统称为“羸弱圣训”。

相对⽽⾔，健全圣训和优良圣训完全具备五个条件，只是优良圣训中的可靠程度稍不及健全圣训，因某⼀传述者虽然可靠却不很准确。⽽羸弱圣训却是缺乏五个条件中的⼀两个条件⽽变成既不健全⼜不优良的圣训。 收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