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为何曾推动科学繁荣:破解东方学家关于衰落的经典叙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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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tructure-of-scientific-productivity-in-islamic-civilization-orientalists-fables
原文标题: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in Islamic Civilization: Orientalists’ Fables
作者:Asadullah Ali Al-Andalusi
作者简介:阿萨杜拉·阿里·安达卢西:拥有本尼迪克特大学西方哲学学士学位,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为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研究博士候选人。

伊斯兰文明为何曾推动科学繁荣:破解东方学家关于衰落的经典叙事(下篇)

安萨里:恶棍还是替罪羊?

鉴于“经典叙事”无法充分代表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起的历史数据,它在代表其衰落方面也可能是不充分的。 换句话说,暗示那些推动科学探索和创造力的价值观同时也是导致其停滞的原因,这简直是不连贯的典型例子。 然而,尽管仅凭逻辑就否定“经典叙事”可能很简单,但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讨论其关于衰落的一些细节,哪怕只是为了强调另一种理论的有效性。

人们普遍认为,“依赖时代”的开端大约始于公元16世纪。 当时穆斯林世界的科学生产力明显开始衰退。 衰落的初期阶段伴随着对源自欧洲的科学机构、技术和理论的日益依赖。 逐渐地,这种依赖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持久特征,并在公元19和20世纪达到顶峰,使其在智力上完全屈从于外国势力。 ——这一现实在今天的穆斯林看来最为明显。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史学家尚未定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近才开始对“经典叙事”提供的确定性结论产生怀疑。 这种审视并非没有价值,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针对东方学家将上述安萨里描绘成“理性”与“宗教”历史剧中的典型反派。

虽然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位杰出的学者总是被挑出来作为主要的罪魁祸首,但“经典叙事”的推动者认为,这与他那部现在(不)出名的反驳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哲学家的不连贯》(Tahāfut al-Falāsifa)有关。 故事是这样的:穆斯林之所以有科学产出,是因为他们采用了希腊哲学思想(即“西方”)的理性框架,然后突然有一位学者出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所知的理性思维就此终结了。 除了一个极其理性的社会屈服于一个人所谓的非理性这一奇怪情况外,这种观点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安萨里在其论著背后公开声明的意图。

在《哲学家的不连贯》的导言中,安萨里

详细列出了他希望反驳的观点,同时不遗余力地澄清了他所认同的那些观点

。 他特别提到了天文学和数学作为后者的例子,甚至谴责任何试图反驳它们的人:

另一个例子[我所同意的]是他们的陈述:“日食意味着月球轨道出现在观察者和太阳之间。 这发生在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度数的两个交点上时。” 这个话题我们也不打算深入反驳,因为这毫无意义。 任何认为参与辩论以反驳这种理论是一种宗教义务的人,都是在伤害宗教并削弱它。 因为这些事情建立在几何和算术的论证之上,不容置疑。 因此,当一个人研究了这些论证并确定了它们的证明,从而推导出关于两次日食的时间、范围和持续时间的信息时,如果被告知这与宗教相悖,[这样的人]不会怀疑这种[科学,而]只会怀疑宗教。 那些以不恰当的方式捍卫宗教的人对宗教造成的伤害,比那些以恰当方式攻击它的人[造成的伤害]更大。 正如人们所说:“理性的敌人胜过愚蠢的朋友。”



那么,如果安萨里并不反对我们对科学的传统理解,那么他到底在反对什么,他又如何对导致“依赖时代”负责呢?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安萨里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对哲学家的批评仅仅是针对他们那些与伊斯兰教相悖的、抽象的、无法通过经验验证的信仰:

当我察觉到这些笨蛋心中跳动着这种愚蠢的脉络时,我便承担起撰写此书的责任,以反驳古代哲学家,揭示他们信仰的不连贯和他们在形而上学相关问题上言论的矛盾;揭示他们学说的危险及其缺陷,这些缺陷在真相可查的情况下,对于理性者来说是笑料,对于聪明人来说是教训——我指的是他们特别持有的那种与大众和普通人截然不同的各种信仰和观点。 [我将这样做] 同时阐述他们的学说本来的面目,以便让那些因盲目模仿而陷入不信的人明白:古往今来所有重要的思想家,在信仰造物主和后世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仅限于那些核心要点之外的细节问题(而先知们正是带着奇迹的证明,为了这些核心要点而被派遣的);除了少数思想偏激、观点片面的人之外,没有人否认这两点[信仰]。这些人在思辨思想家的讨论中既不被注意,也不被考虑,[他们]只被归入邪恶魔鬼的行列,以及愚钝和缺乏经验之辈的群体中。 [我将这样做] 是为了让那些认为以模仿性的不信来装饰自己显示出良好判断力,并能引起人们对其机智和聪明才智关注的人,能够停止这种荒唐行为。因为对他而言,他所效仿的那些杰出的哲学领袖们,其实并没有否认宗教律法;[相反]他们信仰造物主和他的使者;只是他们在这些原则之外的某些细节上陷入了混乱,在这一点上犯了错,偏离了正道,并误导了他人。 我们将揭示他们所沉迷的各种幻想和虚荣,并证明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荒唐之举。 造物主,愿他受尊崇,是我们在努力证明我们意图时,赐予成功的护佑者。



仅此陈述就足以引起人们对“经典叙事”中针对安萨里指控的怀疑。 关于第二个问题,批评者声称,正是他的形而上学观点最终导致穆斯林对理性和科学的认知发生了恶化。 更具体地说,他们的愤怒通常集中在他当时反对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时所采取的三个立场上。 这些立场如下:1) 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2) 数学研究可能对个人的信仰有害;3) 知识只有在具备实用性(即工具主义)时才应被获取和实践。

- 安萨里与因果关系。为了审视安萨里关于因果的观点,我们应该首先透过他批评者的视角来看待——其中一位就是前述“经典叙事”的拥护者,佩尔韦兹·胡德博伊(Pervez Hoodbhoy)。

在他的著作《伊斯兰与科学:宗教正统与理性之战》中,胡德博伊试图通过简单地全盘复述“经典叙事”来解释这种衰落;他的整个论点都建立在诋毁伊斯兰宗教正统(既定的学术传统)之上,并将安萨里作为其明显的典型代表进行攻击。 在专门论述这位学者的章节中,胡德博伊首先总结并抨击了安萨里关于因果关系的观点:

火引起燃烧,闪电引起雷鸣,风引起波浪,重力引起物体下落。 这种结果与原因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和古典科学思维的基石。 但这种因果观念是阿什阿里学派明确拒绝的,而物理因果关系最清晰、最有力的反对者就是安萨里。 根据安萨里的观点,相信世界是按照物理定律运行的是徒劳的。 造物主在每一瞬间之后都会毁灭并重新创造世界。 因此,时刻之间不可能存在连续性,人们也不能假设某个特定的行为一定会导致特定的后果。 反之,将任何现象归因于物理原因都是错误的。 在安萨里的神学中,造物主直接是所有物理事件和现象的原因,并不断地干预世界。



胡德博伊随后得出结论,接受安萨里的观点会导致一种“宿命论态度”,这种态度否认了做出预测的可能性,并使人们失去了探究自然世界运作规律的动力。 然而,虽然安萨里确实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此类关系中必然或永久的特征——因为万物最终都由安拉决定——但认为这种信仰会导致智力迟钝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当人们注意到胡德博伊未能回应安萨里对其反驳的答复时,他的结论就显得尤为可疑。 换句话说,安萨里在《哲学家的自相矛盾》(Tahāfut)中早已扮演了自己的“魔鬼代言人”,并提前预见了这种批评:

[对此](我们的反对者)可能会说:这会导致令人反感的矛盾。 因为如果一个人否认结果必然随原因而来,并将它们归结为造物主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没有特定的既定路径,而是可以改变和转换类型的,那么让我们每个人都设想一下:他面前可能有猛兽、烈火、高山或准备好武器[杀他]的敌人,但[也可能]因为造物主没有为他创造[看见它们的]视觉,所以他看不见它们。 如果有人把一本书留在家里,让他设想一下,当他回家时,书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胡子的奴隶男孩——聪明伶俐,忙于杂务——或者变成一只动物;或者如果他把一个男孩留在家里,让他设想一下他可能会变成一条狗;或者如果他留下灰烬,[让他设想]它变成麝香的可能性;并让他设想石头变成黄金、黄金变成石头的可能性……确实,如果[这样的人]看着一个他刚刚才见到的人,并被问及这个人是否是一个出生的人,让他犹豫一下,让他说市场上的某种水果变成了一个人——即这个人——并非不可能,因为造物主对每一件可能的事情都有能力,而这件事是可能的;因此,人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 这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模式,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但这些已经足够了。 [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如果确定了某种可能性,使得人类无法创造出关于其不存在的知识,那么这些不可能的情况就必然会随之而来。 然而,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们给出的例子而产生怀疑,因为造物主为我们创造了知识,使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实施这些可能性。 我们并没有声称这些事情是必然的。 相反,它们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反复发生的持续习惯,使我们心中坚定地相信它们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发生的。 …. 如果造物主通过在习惯性事件发生中断之时制造奇迹,从而打破了自然的习惯性进程,那么人们心中关于这些异常可能性不会发生的认知就会消失,而造物主也不会创造这些认知。 因此,并没有什么能阻止某件事在造物主的能力范围内成为可能,只是造物主凭借其先验知识,预知到尽管某事是可能的,但他在某些时候不会去做,并且他为我们创造了关于他在那个时刻不会创造该事物的认知。 因此,在他们的这些言论中,除了纯粹的诋毁之外,别无他物。



安萨里对批评者嘲讽的转述中,包含了一些因误解其立场而产生的荒谬观点:从感知的剧烈变化,到水果自发变成人类。 显然,鉴于这种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这使得人们无法指望从可观察的世界中获得任何形式的一致性。

然而,安萨里通过强调“可能性并非现实”这一事实来回应他虚构的反对者;仅仅因为某事可能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发生。 他进一步指出,安拉所创造的事物具有一种习惯性的本质,这使得人们能够不受阻碍地获取知识,同时也容纳了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任何潜在异常情况。 换句话说,无论一个人是否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他们对这些习惯性关系的感知依然保持不变。 他甚至更进一步诉诸安拉的全知,暗示造物主的预知限制了每一种可能性的发生,从而使人类免于因预见到这些可能性而陷入瘫痪。

但即使有人认为安萨里的推理不成立,也无需费多少常识就能证明针对他的指控是错误的。 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在任何一天里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已知可能性的数量;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到入睡的那一刻,我们可能受到伤害或死亡的各种方式是不可估量的。 无论是吃东西噎住、绊倒摔断脖子、突发心脏病、被行驶的车辆撞倒、被闪电击中、被野生或家养动物袭击、被重物砸中、溺水、脱水、中毒、感染致命疾病、被谋杀等等——以及所有这些可能发生的各种方式——大多数人依然能够正常生活,没有太多顾虑,尽管他们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此,认为这种观点会滋生“宿命论态度”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人类太固执了,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些。 或许,如果胡德博伊(Hoodbhoy)及其同伙花点时间去阅读《哲学家的自相矛盾》(Tahāfut),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带有确认偏见的粗浅层面,并运用一点常识,那么安萨里虚构的反对者们可能也会停留在可能性的范畴内。

针对“经典叙事”拥护者更具定罪意义的证据,是他们在安萨里式因果关系问题上的虚伪。 在斥责他“不理性”的同时,他们却又推崇那些持有极其相似观点的自身知识界人物。 例如,胡德博伊称赞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卒于1650年)是现代科学背后“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们今天对科学的理解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归功于他。 讽刺的是,虽然笛卡尔认为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他并不认为感知和知识之间存在这种关系——这可以说是科学繁荣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展示笛卡尔在这一认识论关系上的立场,我们只需看看他开创性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的几段话,他在书中论证说,一个人观察和抽象推论的不可推翻性,只有通过首先信仰造物主才能建立:

无神论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事实我并不否认。 但我坚持认为他的这种意识并非真正的知识,因为任何可能被质疑的意识行为都不配被称为知识。 既然我们假设此人是无神论者,他就无法确定自己在那些对他而言似乎非常明显的事务上没有受到欺骗……尽管这种怀疑可能不会出现在他脑海中,但如果别人提出这一点,或者他自己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它仍然可能浮现出来。 因此,除非他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否则他永远无法摆脱怀疑。



在这里,笛卡尔非常明确地表示,无神论者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因为他们不信仰造物主。 尽管他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许多理由,但我们只需关注这一点如何揭示了胡德博伊将这位哲学家提名为现代科学背后核心人物所带来的深刻讽刺;认为无神论者在科学上无能的观点,与那种暗示反宗教思想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叙事并不相符。

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接受笛卡尔的推理是有效的,他的认识论也存在一种明显的逻辑不连贯,这实际上使得知识几乎无法获得。 这一点在他题为“第四沉思”的章节中最为明显,他在该章节中暗示,只有在“清晰且明确地”确定了造物主的存在之后,其他知识才有可能存在: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习惯于将我的思想从感官中引开;我仔细注意到,关于物质事物,真正被感知到的东西很少,而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则多得多,关于造物主的知识则更多。 结果就是,我现在可以毫无困难地将我的思想从可想象的事物转向仅作为智力对象且与物质完全分离的事物……当我考虑到我有怀疑,或者我是一个不完整且依赖性的存在时,我心中就会产生一个关于独立且完整的存在的清晰而明确的观念,即关于造物主的观念。 仅从我心中有这样一个观念,或者拥有这个观念的我存在这一事实,我就清楚地推断出造物主也存在,并且我整个存在的每一刻都依赖于他。 这个结论如此清晰,以至于我确信人类的智力无法知道比这更明显或更确定的事情。 现在,通过对这位安拉的沉思——他蕴藏着智慧和科学的所有宝藏——我想我可以看到通往其他事物知识的道路。



对这段文字的仔细审视揭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矛盾,这使得笛卡尔的整个论证都变得可疑:如果一个人需要信仰造物主才能获得确定性,那么如何可能确信地信仰造物主呢?

这个难题现在被称为“笛卡尔循环”,笛卡尔本人并没有回避,他也确实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他的批评者们并不认为他的解决方案令人信服,他的认识论最终还是被更站得住脚的解释所取代了。 考虑到这一切,胡德博伊(Hoodbhoy)指责安萨里(Al-Ghazālī)宣扬“宿命论”,同时却又推崇一位让自己陷入思维瘫痪的思想家,这看起来极其荒谬。 换句话说,如果后者能如此轻信地被视为现代科学思维的典范,那么将前者视为其对立面就显得非常可笑了。

- 安萨里与数学。在对安萨里的因果论进行了一番令人质疑的揭露后,胡德博伊迅速将焦点从《哲学家的自相矛盾》(Tahāfut)移开,转而从这位中世纪学者的自传《迷途指津》(Al-Munqidh min al-Dalāl)中取材,考察他对数学的看法。 胡德博伊对他的分析几乎只是以引用安萨里的一段话并加上简短评论作为开始和结束:

[安萨里指出:] “数学会带来两个弊端。 第一个弊端是,每一位数学学习者都会钦佩其精确性和论证的清晰度。 这导致他信任哲学家们,并认为他们所有的科学在清晰度和论证力上都与数学相似。 此外,他已经听到了人们口中关于他们不信教、否认造物主的属性以及蔑视天启真理的传闻;他仅仅因为接受他们作为权威,就变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 这里的论点很明确,即数学是有潜在危险的,但并非必然如此。 这种危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些学习这门学科的人可能会沉醉于精确推理的力量和美感,从而放弃对天启的信仰。



尽管安萨里看起来似乎明确否定了数学研究——因为它赋予了学习者“精确推理的力量和美感”,并随之拒绝了宗教信仰——但安萨里显然被误解了。 我的论点并非关于简单的解释差异,而是针对一种选择性关注的情况。 无论是由于他仅仅从二手来源获取了这段引文,还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呈现所讨论段落的完整语境,胡德博伊显然是不诚实的。

除了安萨里在《哲学家的自相矛盾》中提到的对数学的认可外,他在此处对数学研究的反对,具体是指他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即哲学家们坚持认为纯数学的价值完全在于评估特定的形而上学教义。 这些教义包括“世界前永恒”学说、“世界后永恒”学说、“天体是有生命的动物,通过意志运动”学说,以及“人类灵魂不可能湮灭”学说等等。 此外,数学还被用作证明哲学家们从属科学的手段,例如星象测定(即占星术)、护身符,甚至是魔法。 换句话说,虽然数学对于了解自然世界很重要,但它主要被用于除此以外的任何目的。

因此,安萨里警告人们不要学习这门学科,因为它当时还没有完全从哲学家的迷信中划分出来。 事实上,他的担忧在胡德博伊引用段落之后的紧接着的部分中被提到了:

[……他仅仅因为接受他们作为权威,就变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他断言:“如果宗教是真实的,鉴于这些哲学家在数学这门科学上的精确性,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因此,当他从传闻中得知他们不信教并拒绝宗教时,他便得出结论,认为拒绝和否认宗教是正确的。 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借口而偏离了真理之路,除此之外别无他因! 人们可以对这样的人说:“一个在某一领域有造诣的人,未必在所有领域都有造诣……相反,在每个领域都有人在其中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技能和卓越,尽管他们在其他事情上可能非常愚蠢和无知。 古人对数学课题的论述是必然性的,而他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看法则是推测性的。 但这只有经验丰富且对该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的人才知道。” 当这种论点被用来反驳一个仅仅出于盲从而不信教的人时,他会觉得无法接受。 相反,任性、虚荣的激情以及渴望显得聪明,促使他坚持对哲学家们的所有科学保持高度评价。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正因如此,人们应该告诫任何想要开始学习那些数学科学的人。 因为即使它们不属于宗教领域,但由于它们是哲学家科学的主要要素之一,数学学习者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哲学家邪恶思想的侵害。 因此,很少有人在学习数学的同时不失去宗教信仰并抛弃虔诚的约束。



令人惊讶的是,胡德博伊懒得提及安萨里陈述的另一半,并从这位学者实际传达的内容中推断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然而,更与胡德博伊的指责背道而驰的是安萨里的另一段陈述,他在其中解释了学习数学可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因:

学习数学科学可能带来的第二个弊端,源于伊斯兰教的一位无知的朋友,他认为我们的宗教必须通过拒绝所有归属于哲学家的科学来捍卫。 于是他拒绝了他们所有的科学,声称他们在这些科学中表现出无知和愚蠢。 他甚至否认他们关于日食和月食的陈述,并断言他们的观点违背了天启律法。 当这样的断言传到那些通过必然性论证了解这些事物的人耳中时,他不会怀疑自己证明的有效性,反而会认为伊斯兰教建立在无知和对必然性论证的否认之上。 于是他变得更加迷恋哲学,并对伊斯兰教更加仇视。 任何认为伊斯兰教必须通过拒绝这些数学科学来捍卫的人,对宗教所犯下的罪行确实是巨大的。



总之,安萨里也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完全排斥数学的极端做法。 因此,当我们深入研读这些文本时,会发现他关注数学研究,并非因为数学本身与宗教或科学对立,而是因为哲学家们为了支撑其未经证实的形而上学观点,而垄断了数学。 因此,与胡德博伊(Hoodbhoy)的断言相反,安萨里并非反对数学研究本身;相反,他通过指出其学术对手对数学的滥用,试图使数学研究回归正轨。

- 安萨里与工具主义:胡德博伊在总结他对宗教正统派的批评时提出,早期穆斯林所实行的显性工具主义,是导致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下降的另一个因素:

第二个阻碍为知识而知识的学习的因素,是后黄金时代伊斯兰社会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倾向。 功利主义——即认为只有有用的东西才值得追求的观念——在伊斯兰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社会的主流追求。



在这里,胡德博伊间接地继续攻击安萨里,指责他反对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却似乎没有意识到后者将科学学科与他们的形而上学教条混为一谈了。 尽管已经证明工具主义是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提升的驱动力,但这种指责显得毫无道理。 因此,我们应该审视胡德博伊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看看他是否在不加批判地引用。

“经典叙事”最早的批评者之一是科学史学家阿卜杜勒哈米德·易卜拉欣·萨布拉(Abdelhamid Ibrahim Sabra,卒于2013年),他认为冲突论是不充分的,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科学的衰落并非发生在对立的背景下(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发生在接受和同化的背景下。” 尽管萨布拉对该主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他的假设更多是对“经典叙事”的修正,而非真正的批判。 例如,虽然他认为穆斯林世界科学生产力的下降并非宗教反对科学的过错,但他认为这是由于科学扮演了从属角色(即工具主义)所致。

鉴于萨布拉的假设仍然大量借用了“经典叙事”对事件的描述,他的分析同样对宗教在科学探索中的影响持负面看法,这并不令人惊讶。 更具体地说,他无法抵御诱惑,去指责那些与他前人相同的历史人物。 例如,萨布拉在他的文章《中世纪伊斯兰对希腊科学的挪用与随后的本土化》中写道: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在《历史绪论》(Muqaddima)中专门用一章篇幅对哲学进行了长篇反驳,他写道:“物理学的问题 [他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 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生计毫无重要性。 因此,我们必须置之不理。” 他呼应了安萨里在三百年前表达过的观点……每当人们必须决定某个学科是否值得追求时,只有一个原则应该参考:那就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即“今世是后世的耕耘地”;安萨里在此联系中引用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愿造物主保护我们免受无益知识的伤害。” 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工具主义的、以宗教为导向的世俗和许可知识观……[这]会抑制理论探索。



我们再次发现安萨里承担了衰落的责任,只是这一次他的影响被重新解读为将科学限制在宗教功能之内,而不是完全反对科学。 为了支持他的立场,萨布拉在15世纪末的观点之间建立了一种脆弱的联系。 历史学家阿布·扎伊德·阿卜杜·拉赫曼·本·穆罕默德·本·赫勒敦·哈德拉米(Abū Zayd 'Abd ar-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Khaldūn al-Ḥaḍramī,卒于1406年)与安萨里,并辅以一条圣训。 尽管萨布拉认为这是一个“强烈暗示的观察”,但如此贫乏的证据肯定不足以构成提出科学传统衰落理论的历史数据。 这一点通过意识到安萨里对“无用科学”的排斥绝非毫无根据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如果我们回想起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包含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如占星术、静止的地球以及对天体运动的错误看法。 对安萨里而言,天文学等学科在方法论上与自然哲学并不相同;前者以致力于观察和精确运用数学为特征——就像当代物理学一样——而后者几乎完全基于推测性的推理。 尽管哲学家们混淆了这两者,但在伊斯兰科学出现之前,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较弱的界限,并且随着穆斯林对希腊文本中实用材料的批判性审视,这种界限变得更加明显。 正如雷格普(Regep)所指出的:

伊斯兰科学家从古人那里继承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自然哲学区分开来。 然而,伊斯兰天文学家将这一过程推进得更远,将此视为对希腊化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宗教反对,以及对数学的宗教中立态度的回应,这似乎并非不合理。



因此,安萨里想要寻求更实用的替代方案,不应被视为对历史学家的冒犯。 萨布拉似乎不知道,伊本·赫勒敦也做出了这种区分。 就在他引用伊本·赫勒敦的前几段,他解释说他所指的“问题”围绕着哲学家们关于亚里士多德抽象普遍性与感官知觉之间明确关系的假设:

关于物质存在物的论证构成了他们 [哲学家们] 所称的物理学。 其不足之处在于,思维结果(正如他们所假设的那样,由理性规范和推理产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并非绝对明确。 心灵的所有判断都是普遍的,而外部世界的存在物在本质上是个体的。 也许,在这些物质中存在某种东西,阻碍了心灵的普遍(判断)与外部世界的个体(物质)之间的一致性。 无论如何,感官知觉所证实的任何(一致性),其证据在于它是可观察的。 (它并不)在于(逻辑)论证中。 那么,他们(在论点中)所发现的明确特征究竟在哪里呢?



因此,伊本·赫勒敦绝非反科学情绪的代表。 话虽如此,反驳萨布拉(以及随后的胡德博伊)观点最有力的证据,或许就是安萨里之后五个世纪里所涌现的众多科学成就。 尽管这些发现多处于个人层面,似乎并非源于任何制度化的倡议,但它们依然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科学精神,且这种精神并未受到真正的限制。 这些例子包括:发现了肺循环的阿拉丁·阿布·哈桑·阿里·伊本·阿比·哈兹姆·库拉希·伊本·纳菲斯(卒于1288年);发现了彩虹成因的卡迈勒丁·法里西(卒于1319年);以及撰写了批评托勒密体系的天文学评注的穆拉·法特哈拉·希尔瓦尼(卒于1450年)和沙姆斯丁·哈菲里(卒于1550年)等学者的成就,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者。 换句话说,后安萨里时代充满了科学发现和论著,这些成果无疑影响了欧洲科学家,并为西方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经典叙事”不仅未能充分代表导致“生产力时代”的事件与影响,还歪曲了导致其衰落的事件与影响。 那个被选作反科学宗教正统代表的“大反派”,不仅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反而证明了自己只是东方主义者虚构故事的替罪羊。

迈向新的理解

我迄今为止对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所做的分析,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更是为了彻底建立对该主题的全新理解。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经典叙事”已不再是理解伊斯兰文明科学史的有效且连贯的手段——即“宗教与科学冲突或导致科学无法运作”的论点,根本站不住脚。 相反,我们发现,由宗教正统派所主导的公开工具主义,实际上通过拒绝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过时的范式,培育了科学创造力。 那么问题依然存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伊斯兰科学在16世纪依然繁荣,此后才衰落到穆斯林开始完全依赖欧洲思想和发明的地步。 在这一时期结束前的某个时间点,伊斯兰文明内部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其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些事件最终导致其彻底放弃了自身的科学价值观。 正如阿奇克根奇所言:

……科学传统是连续的,因此,它不能被中断。 因为一旦出现中断,它就可能无法像今天的伊斯兰科学传统那样继续创造性地发展。 不连续性必然会使该传统的成员转向另一个能够找到连续传统的文明。



与之前的讨论一致,安萨里及其思想继承者当然不应因破坏科学而受到指责;他们只是认为理性知识应当产生实际成果,而不应停留在抽象领域。 因此,与“经典叙事”相反,科学创造力并不受限于对某些形式的思辨推理的反对——因为如果对每一个理论上的奇思妙想都赋予同等价值,那是不现实且不切实际的。 相反,所讨论的限制需要更具约束力,即不是通过功利主义的从属地位,而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绝对主义来禁锢理论探索。 如果早期穆斯林的工具主义倾向于后者,结果将是彻底放弃科学研究,因为对已解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究是多余的。 相反,我们发现具有工具主义思想的科学家们正努力通过制定更务实的模型来使他们的研究具有相关性——例如库什吉等人的情况——这使得后来能够找到替代解决方案成为可能。 因此,回顾杜威的观点,我们或许能找到揭示罪魁祸首的线索: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获取更有效的工具以处理生活和行动条件的历史。 但当人们忽视这些科学对象与初级经验事务之间的联系时,结果就会呈现出一幅与人类利益无关的世界图景,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经验。 它不仅仅是孤立的,而且是处于对立状态。 因此,当它被视为固定且最终的事物时,它就成了心灵的压迫和想象力的麻痹之源。 …… 自17世纪以来,这种将经验等同于主观私人意识,并将其与完全由物理对象组成的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念,在哲学界造成了严重破坏。



这段话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似乎承认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处于困境的伊斯兰文明与其如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在17世纪才刚刚开始经历的事情,很可能在同一时期就决定了前者的命运。

世纪。

正是从这段话开始,我踏上了探索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衰落原因的旅程,我相信答案就在这里。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探讨“依赖时代”背后的实际影响,以及穆斯林如何能够复兴“生产力时代”。

引用资源

引用资源

• 佩尔韦兹·胡德博伊,《伊斯兰如何迷失方向:昨日的成就曾是黄金》,《华盛顿邮报》,2001年12月30日,访问于2016年10月2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6dca1

• 斯蒂芬·尚克兰,《尼尔·德格拉塞·泰森:美国无需在科学领域失去优势》,CNET,2014年6月20日,访问于2016年10月21日,http://www.cnet.com/news/neil- ... ence/

• 这是指代“西方”(即欧洲、美洲及其随后的殖民地、领土等)的正式术语。

• 奥斯曼·巴卡尔,《认主学与科学》序言,第2版(莎阿南:Arah出版社,2008年),xxx-xxxi。

• 阿尔帕斯兰·阿奇克根奇,《历史中的伊斯兰科学传统》(吉隆坡:IKIM,2014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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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45。

• 同上,15。

• “科学”,牛津词典,访问于2016年12月6日,http://en.oxforddictionaries.c ... ience

• 齐亚乌丁·萨达尔,《我们如何知道?》 阅读齐亚乌丁·萨达尔的《关于伊斯兰、科学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6年),170。

• 正如读者可以轻易查证的那样,库恩的著作是本文标题背后的主要影响来源。

•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3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192。

• 价值论是对价值的哲学研究。 价值通常被认为是人们所珍视的信念,这些信念指导着他们处理所有事务(即道德和伦理)。

• “文化”,牛津词典,访问于2016年12月6日,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 ... lture

• 若要全面理解这一层面的科学,请参阅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 阿尔帕斯兰·阿奇根奇,《历史中的伊斯兰科学传统》(吉隆坡:IKIM,2012年),27。

• 乔治·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形成》(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7年),248。

• 托比·哈夫,《早期现代科学的兴起:伊斯兰、中国与西方》,第2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19。

• 大卫·德明,《世界历史中的科学与技术》,第2卷: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兴起与中世纪(杰斐逊:麦克法兰公司,2010年),81-82。

• 迪米特里·古塔斯,《希腊思想,阿拉伯文化:巴格达的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与早期阿拔斯社会(公元2-4世纪/5-10世纪)》 (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8年),11。

• 东方学家被广泛定义为“研究东方(即东部地区)的人”。 然而,此处特指那些戴着西方偏见眼镜进行研究的人,他们将其他文化和宗教视为静态的、不发达的和低劣的。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1-2。

• 同上,234。

• 穆扎法尔·伊克巴尔,《伊斯兰科学的形成》(吉隆坡:伊斯兰图书信托,2009年),73。

• 哈夫,《早期现代科学的兴起》,219。

• 索尼娅·布伦特杰斯,“书评:过度简化伊斯兰科学传统”,《元科学》13(2004年):83-86,访问于2016年10月17日,doi: 10.1023/B:MESC.0000023270.62689.51

• 参见,索尼娅·布伦特杰斯,“论穆斯林教育景观中古代或‘理性’科学的位置(回历500-1100年)”,《皇家跨信仰研究所公报》4(2002年):47-71。

• 参见,古塔斯,《希腊思想,阿拉伯文化》。

• 参见,艾哈迈德·达拉尔,《伊斯兰、科学与历史的挑战》(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13。

• 同上,28。

• 同上,40。

• 穆罕默德·纳迪姆,《纳迪姆的索引:十世纪穆斯林文化调查》,第2卷,译者: 巴亚德·道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583。

• 同上,579-581。

• 达拉尔,《伊斯兰、科学与历史的挑战》,10-11。

•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从起源到当代的伊斯兰哲学:预言之地的哲学》(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121。

• 同上,122。

• 同上,124。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13-14。

• 纳迪姆,《索引》,581-583。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50-51。

• 同上,53。

• 同上,54-55。

• 萨达尔,《我们如何知道?》 ,137。

• F·贾米尔·拉杰普与阿里·库什吉。 “将天文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伊斯兰对科学影响的一个侧面”,《奥西里斯》第16卷, 《有神论语境下的科学:认知维度》(2001年),50。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189-190。

• 同上,186。

• 拉杰普,“解放天文学”,61。

• 同上,61-63。

• 事实上,有人认为库什吉可能直接促成了哥白尼后来的发现。 关于此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F·贾米尔·拉杰普,“阿里·库什吉与雷吉奥蒙塔努斯:偏心变换与哥白尼革命”,《天文学史杂志》36/4(2005年):359-371。

• 萨达尔,《我们如何知道?》 ,184。

• 萨达尔此处将“浪费”一词误译为“dhiya”。 因此,我已将其更改以反映正确的术语。

• 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序言(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有限公司,1929年),v。

• 迈克尔·利斯顿,“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哲学网络百科全书》,访问于2017年1月12日,http://www.iep.utm.edu/sci-real/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247。

• 穆罕默德·加扎利,《哲学家的不连贯性》第二版序言,译者: 迈克尔·E·马穆拉(普罗沃,犹他州:杨百翰大学出版社,2000年),5-6。

• 同上,宗教序言,3。

• 佩尔韦兹·胡德博伊,《伊斯兰与科学:宗教正统与理性之战》(伦敦:Zed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105。

• 同上,120-121。

• 同上,169-171。

• “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争议性假设的证据,而不去寻找反驳证据,或者对反驳证据关注不足。”——布拉德利·道登,“谬误”,《哲学网络百科全书》,访问于2017年2月21日,http://www.iep.utm.edu/fallacy/#ConfirmationBias

• 胡德博伊,《伊斯兰与科学》,11。

• 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及反驳与答辩选集》,编辑:约翰·科廷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103。

• 同上,37。

• 笛卡尔试图调和其循环论证的做法,仅仅在于区分了即时知识与回忆知识:最后,关于我所说的“我们确信自己清晰且明确地感知到的事物是真实的,其唯一理由是造物主存在,但我们确信造物主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清晰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并不构成循环论证,这一点我在对《第二组反驳》的回复中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解释,我在那里区分了我们实际上清晰感知到的事物,以及我们记忆中曾在先前场合清晰感知到的事物。 首先,我们确信造物主存在,是因为我们关注了证明这一点的论证;但随后,我们只需记住我们曾清晰地感知到某事,就足以确信它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造物主存在且并非欺骗者,这还不足以构成确信。 – 同上,第106页。 总之,确定造物主的存在可以在当下实现确信,但对得出该结论的记忆,只有通过信仰造物主才能获得确信。 然而,这种解决方案是肤浅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人的记忆已经足够可靠,能够回想起在信仰造物主之前就已经确定地证实了他的存在。

• 胡德博伊,《伊斯兰与科学》,第105-106页。

• 胡德博伊引用自 W. 蒙哥马利·瓦特,《安萨里的信仰与实践》(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53年),第33页。

• 安萨里,《哲学家的矛盾》,第8-9页。

• 同上,第10-11页。

• 同上,第162页。

• 安萨里,《迷途指津》(al-Munqidh min al-Dalāl),理查德·J·麦卡锡译(波士顿:特韦恩出版社,1980年),第8-9页。访问日期:2017年2月14日,https://www.aub.edu.lb/fas/cvs ... i.pdf

• 同上,第9页。

• 胡德博伊,《伊斯兰与科学》,第121页。

• 阿卜杜勒哈米德·易卜拉欣·萨布拉,“中世纪伊斯兰对希腊科学的挪用与随后的本土化:初步陈述”,《科学史》第25卷(1987年),第240页。

• 同上,第239-240页。

• 同上,第239页。

• 考虑到萨布拉并不打算将其论点视为全面性的,也不打算让安萨里为(科学)衰落承担全部责任,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他进一步声称,这仅仅是“作为一种相关的、可能有启发性的观察,旨在通过引导我们关注特定方向而非其他方向,从而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帮助” —— 同上,第240-241页。

• 拉杰普,“解放天文学”,第59-60页。

• 同上,第60页。

•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V.3,译者: 弗朗茨·罗森塔尔(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251页。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第239页。

• 同上,第240页。

• 阿奇克根奇,《历史中的伊斯兰科学传统》,第28页。

• 关于安萨里认为什么是“有益的”和“应受谴责的”更深入的讨论,请参阅切·扎琳娜·萨阿里,“科学的分类:对《宗教科学复兴》与《神授书》的比较研究”,《知识论述》第7卷第1期(贡巴克:国际伊斯兰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77页。

• 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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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tructure-of-scientific-productivity-in-islamic-civilization-orientalists-fables
原文标题: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in Islamic Civilization: Orientalists’ Fables
作者:Asadullah Ali Al-Andalusi
作者简介:阿萨杜拉·阿里·安达卢西:拥有本尼迪克特大学西方哲学学士学位,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为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研究博士候选人。

伊斯兰文明为何曾推动科学繁荣:破解东方学家关于衰落的经典叙事(下篇)

安萨里:恶棍还是替罪羊?

鉴于“经典叙事”无法充分代表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起的历史数据,它在代表其衰落方面也可能是不充分的。 换句话说,暗示那些推动科学探索和创造力的价值观同时也是导致其停滞的原因,这简直是不连贯的典型例子。 然而,尽管仅凭逻辑就否定“经典叙事”可能很简单,但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讨论其关于衰落的一些细节,哪怕只是为了强调另一种理论的有效性。

人们普遍认为,“依赖时代”的开端大约始于公元16世纪。 当时穆斯林世界的科学生产力明显开始衰退。 衰落的初期阶段伴随着对源自欧洲的科学机构、技术和理论的日益依赖。 逐渐地,这种依赖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持久特征,并在公元19和20世纪达到顶峰,使其在智力上完全屈从于外国势力。 ——这一现实在今天的穆斯林看来最为明显。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史学家尚未定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近才开始对“经典叙事”提供的确定性结论产生怀疑。 这种审视并非没有价值,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针对东方学家将上述安萨里描绘成“理性”与“宗教”历史剧中的典型反派。

虽然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位杰出的学者总是被挑出来作为主要的罪魁祸首,但“经典叙事”的推动者认为,这与他那部现在(不)出名的反驳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哲学家的不连贯》(Tahāfut al-Falāsifa)有关。 故事是这样的:穆斯林之所以有科学产出,是因为他们采用了希腊哲学思想(即“西方”)的理性框架,然后突然有一位学者出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所知的理性思维就此终结了。 除了一个极其理性的社会屈服于一个人所谓的非理性这一奇怪情况外,这种观点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安萨里在其论著背后公开声明的意图。

在《哲学家的不连贯》的导言中,安萨里

详细列出了他希望反驳的观点,同时不遗余力地澄清了他所认同的那些观点

。 他特别提到了天文学和数学作为后者的例子,甚至谴责任何试图反驳它们的人:

另一个例子[我所同意的]是他们的陈述:“日食意味着月球轨道出现在观察者和太阳之间。 这发生在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度数的两个交点上时。” 这个话题我们也不打算深入反驳,因为这毫无意义。 任何认为参与辩论以反驳这种理论是一种宗教义务的人,都是在伤害宗教并削弱它。 因为这些事情建立在几何和算术的论证之上,不容置疑。 因此,当一个人研究了这些论证并确定了它们的证明,从而推导出关于两次日食的时间、范围和持续时间的信息时,如果被告知这与宗教相悖,[这样的人]不会怀疑这种[科学,而]只会怀疑宗教。 那些以不恰当的方式捍卫宗教的人对宗教造成的伤害,比那些以恰当方式攻击它的人[造成的伤害]更大。 正如人们所说:“理性的敌人胜过愚蠢的朋友。”



那么,如果安萨里并不反对我们对科学的传统理解,那么他到底在反对什么,他又如何对导致“依赖时代”负责呢?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安萨里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对哲学家的批评仅仅是针对他们那些与伊斯兰教相悖的、抽象的、无法通过经验验证的信仰:

当我察觉到这些笨蛋心中跳动着这种愚蠢的脉络时,我便承担起撰写此书的责任,以反驳古代哲学家,揭示他们信仰的不连贯和他们在形而上学相关问题上言论的矛盾;揭示他们学说的危险及其缺陷,这些缺陷在真相可查的情况下,对于理性者来说是笑料,对于聪明人来说是教训——我指的是他们特别持有的那种与大众和普通人截然不同的各种信仰和观点。 [我将这样做] 同时阐述他们的学说本来的面目,以便让那些因盲目模仿而陷入不信的人明白:古往今来所有重要的思想家,在信仰造物主和后世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仅限于那些核心要点之外的细节问题(而先知们正是带着奇迹的证明,为了这些核心要点而被派遣的);除了少数思想偏激、观点片面的人之外,没有人否认这两点[信仰]。这些人在思辨思想家的讨论中既不被注意,也不被考虑,[他们]只被归入邪恶魔鬼的行列,以及愚钝和缺乏经验之辈的群体中。 [我将这样做] 是为了让那些认为以模仿性的不信来装饰自己显示出良好判断力,并能引起人们对其机智和聪明才智关注的人,能够停止这种荒唐行为。因为对他而言,他所效仿的那些杰出的哲学领袖们,其实并没有否认宗教律法;[相反]他们信仰造物主和他的使者;只是他们在这些原则之外的某些细节上陷入了混乱,在这一点上犯了错,偏离了正道,并误导了他人。 我们将揭示他们所沉迷的各种幻想和虚荣,并证明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荒唐之举。 造物主,愿他受尊崇,是我们在努力证明我们意图时,赐予成功的护佑者。



仅此陈述就足以引起人们对“经典叙事”中针对安萨里指控的怀疑。 关于第二个问题,批评者声称,正是他的形而上学观点最终导致穆斯林对理性和科学的认知发生了恶化。 更具体地说,他们的愤怒通常集中在他当时反对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时所采取的三个立场上。 这些立场如下:1) 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2) 数学研究可能对个人的信仰有害;3) 知识只有在具备实用性(即工具主义)时才应被获取和实践。

- 安萨里与因果关系。为了审视安萨里关于因果的观点,我们应该首先透过他批评者的视角来看待——其中一位就是前述“经典叙事”的拥护者,佩尔韦兹·胡德博伊(Pervez Hoodbhoy)。

在他的著作《伊斯兰与科学:宗教正统与理性之战》中,胡德博伊试图通过简单地全盘复述“经典叙事”来解释这种衰落;他的整个论点都建立在诋毁伊斯兰宗教正统(既定的学术传统)之上,并将安萨里作为其明显的典型代表进行攻击。 在专门论述这位学者的章节中,胡德博伊首先总结并抨击了安萨里关于因果关系的观点:

火引起燃烧,闪电引起雷鸣,风引起波浪,重力引起物体下落。 这种结果与原因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和古典科学思维的基石。 但这种因果观念是阿什阿里学派明确拒绝的,而物理因果关系最清晰、最有力的反对者就是安萨里。 根据安萨里的观点,相信世界是按照物理定律运行的是徒劳的。 造物主在每一瞬间之后都会毁灭并重新创造世界。 因此,时刻之间不可能存在连续性,人们也不能假设某个特定的行为一定会导致特定的后果。 反之,将任何现象归因于物理原因都是错误的。 在安萨里的神学中,造物主直接是所有物理事件和现象的原因,并不断地干预世界。



胡德博伊随后得出结论,接受安萨里的观点会导致一种“宿命论态度”,这种态度否认了做出预测的可能性,并使人们失去了探究自然世界运作规律的动力。 然而,虽然安萨里确实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此类关系中必然或永久的特征——因为万物最终都由安拉决定——但认为这种信仰会导致智力迟钝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当人们注意到胡德博伊未能回应安萨里对其反驳的答复时,他的结论就显得尤为可疑。 换句话说,安萨里在《哲学家的自相矛盾》(Tahāfut)中早已扮演了自己的“魔鬼代言人”,并提前预见了这种批评:

[对此](我们的反对者)可能会说:这会导致令人反感的矛盾。 因为如果一个人否认结果必然随原因而来,并将它们归结为造物主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没有特定的既定路径,而是可以改变和转换类型的,那么让我们每个人都设想一下:他面前可能有猛兽、烈火、高山或准备好武器[杀他]的敌人,但[也可能]因为造物主没有为他创造[看见它们的]视觉,所以他看不见它们。 如果有人把一本书留在家里,让他设想一下,当他回家时,书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胡子的奴隶男孩——聪明伶俐,忙于杂务——或者变成一只动物;或者如果他把一个男孩留在家里,让他设想一下他可能会变成一条狗;或者如果他留下灰烬,[让他设想]它变成麝香的可能性;并让他设想石头变成黄金、黄金变成石头的可能性……确实,如果[这样的人]看着一个他刚刚才见到的人,并被问及这个人是否是一个出生的人,让他犹豫一下,让他说市场上的某种水果变成了一个人——即这个人——并非不可能,因为造物主对每一件可能的事情都有能力,而这件事是可能的;因此,人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 这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模式,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但这些已经足够了。 [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如果确定了某种可能性,使得人类无法创造出关于其不存在的知识,那么这些不可能的情况就必然会随之而来。 然而,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们给出的例子而产生怀疑,因为造物主为我们创造了知识,使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实施这些可能性。 我们并没有声称这些事情是必然的。 相反,它们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反复发生的持续习惯,使我们心中坚定地相信它们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发生的。 …. 如果造物主通过在习惯性事件发生中断之时制造奇迹,从而打破了自然的习惯性进程,那么人们心中关于这些异常可能性不会发生的认知就会消失,而造物主也不会创造这些认知。 因此,并没有什么能阻止某件事在造物主的能力范围内成为可能,只是造物主凭借其先验知识,预知到尽管某事是可能的,但他在某些时候不会去做,并且他为我们创造了关于他在那个时刻不会创造该事物的认知。 因此,在他们的这些言论中,除了纯粹的诋毁之外,别无他物。



安萨里对批评者嘲讽的转述中,包含了一些因误解其立场而产生的荒谬观点:从感知的剧烈变化,到水果自发变成人类。 显然,鉴于这种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这使得人们无法指望从可观察的世界中获得任何形式的一致性。

然而,安萨里通过强调“可能性并非现实”这一事实来回应他虚构的反对者;仅仅因为某事可能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发生。 他进一步指出,安拉所创造的事物具有一种习惯性的本质,这使得人们能够不受阻碍地获取知识,同时也容纳了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任何潜在异常情况。 换句话说,无论一个人是否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他们对这些习惯性关系的感知依然保持不变。 他甚至更进一步诉诸安拉的全知,暗示造物主的预知限制了每一种可能性的发生,从而使人类免于因预见到这些可能性而陷入瘫痪。

但即使有人认为安萨里的推理不成立,也无需费多少常识就能证明针对他的指控是错误的。 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在任何一天里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已知可能性的数量;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到入睡的那一刻,我们可能受到伤害或死亡的各种方式是不可估量的。 无论是吃东西噎住、绊倒摔断脖子、突发心脏病、被行驶的车辆撞倒、被闪电击中、被野生或家养动物袭击、被重物砸中、溺水、脱水、中毒、感染致命疾病、被谋杀等等——以及所有这些可能发生的各种方式——大多数人依然能够正常生活,没有太多顾虑,尽管他们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此,认为这种观点会滋生“宿命论态度”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人类太固执了,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些。 或许,如果胡德博伊(Hoodbhoy)及其同伙花点时间去阅读《哲学家的自相矛盾》(Tahāfut),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带有确认偏见的粗浅层面,并运用一点常识,那么安萨里虚构的反对者们可能也会停留在可能性的范畴内。

针对“经典叙事”拥护者更具定罪意义的证据,是他们在安萨里式因果关系问题上的虚伪。 在斥责他“不理性”的同时,他们却又推崇那些持有极其相似观点的自身知识界人物。 例如,胡德博伊称赞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卒于1650年)是现代科学背后“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们今天对科学的理解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归功于他。 讽刺的是,虽然笛卡尔认为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他并不认为感知和知识之间存在这种关系——这可以说是科学繁荣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展示笛卡尔在这一认识论关系上的立场,我们只需看看他开创性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的几段话,他在书中论证说,一个人观察和抽象推论的不可推翻性,只有通过首先信仰造物主才能建立:

无神论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事实我并不否认。 但我坚持认为他的这种意识并非真正的知识,因为任何可能被质疑的意识行为都不配被称为知识。 既然我们假设此人是无神论者,他就无法确定自己在那些对他而言似乎非常明显的事务上没有受到欺骗……尽管这种怀疑可能不会出现在他脑海中,但如果别人提出这一点,或者他自己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它仍然可能浮现出来。 因此,除非他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否则他永远无法摆脱怀疑。



在这里,笛卡尔非常明确地表示,无神论者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因为他们不信仰造物主。 尽管他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许多理由,但我们只需关注这一点如何揭示了胡德博伊将这位哲学家提名为现代科学背后核心人物所带来的深刻讽刺;认为无神论者在科学上无能的观点,与那种暗示反宗教思想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叙事并不相符。

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接受笛卡尔的推理是有效的,他的认识论也存在一种明显的逻辑不连贯,这实际上使得知识几乎无法获得。 这一点在他题为“第四沉思”的章节中最为明显,他在该章节中暗示,只有在“清晰且明确地”确定了造物主的存在之后,其他知识才有可能存在: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习惯于将我的思想从感官中引开;我仔细注意到,关于物质事物,真正被感知到的东西很少,而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则多得多,关于造物主的知识则更多。 结果就是,我现在可以毫无困难地将我的思想从可想象的事物转向仅作为智力对象且与物质完全分离的事物……当我考虑到我有怀疑,或者我是一个不完整且依赖性的存在时,我心中就会产生一个关于独立且完整的存在的清晰而明确的观念,即关于造物主的观念。 仅从我心中有这样一个观念,或者拥有这个观念的我存在这一事实,我就清楚地推断出造物主也存在,并且我整个存在的每一刻都依赖于他。 这个结论如此清晰,以至于我确信人类的智力无法知道比这更明显或更确定的事情。 现在,通过对这位安拉的沉思——他蕴藏着智慧和科学的所有宝藏——我想我可以看到通往其他事物知识的道路。



对这段文字的仔细审视揭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矛盾,这使得笛卡尔的整个论证都变得可疑:如果一个人需要信仰造物主才能获得确定性,那么如何可能确信地信仰造物主呢?

这个难题现在被称为“笛卡尔循环”,笛卡尔本人并没有回避,他也确实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他的批评者们并不认为他的解决方案令人信服,他的认识论最终还是被更站得住脚的解释所取代了。 考虑到这一切,胡德博伊(Hoodbhoy)指责安萨里(Al-Ghazālī)宣扬“宿命论”,同时却又推崇一位让自己陷入思维瘫痪的思想家,这看起来极其荒谬。 换句话说,如果后者能如此轻信地被视为现代科学思维的典范,那么将前者视为其对立面就显得非常可笑了。

- 安萨里与数学。在对安萨里的因果论进行了一番令人质疑的揭露后,胡德博伊迅速将焦点从《哲学家的自相矛盾》(Tahāfut)移开,转而从这位中世纪学者的自传《迷途指津》(Al-Munqidh min al-Dalāl)中取材,考察他对数学的看法。 胡德博伊对他的分析几乎只是以引用安萨里的一段话并加上简短评论作为开始和结束:

[安萨里指出:] “数学会带来两个弊端。 第一个弊端是,每一位数学学习者都会钦佩其精确性和论证的清晰度。 这导致他信任哲学家们,并认为他们所有的科学在清晰度和论证力上都与数学相似。 此外,他已经听到了人们口中关于他们不信教、否认造物主的属性以及蔑视天启真理的传闻;他仅仅因为接受他们作为权威,就变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 这里的论点很明确,即数学是有潜在危险的,但并非必然如此。 这种危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些学习这门学科的人可能会沉醉于精确推理的力量和美感,从而放弃对天启的信仰。



尽管安萨里看起来似乎明确否定了数学研究——因为它赋予了学习者“精确推理的力量和美感”,并随之拒绝了宗教信仰——但安萨里显然被误解了。 我的论点并非关于简单的解释差异,而是针对一种选择性关注的情况。 无论是由于他仅仅从二手来源获取了这段引文,还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呈现所讨论段落的完整语境,胡德博伊显然是不诚实的。

除了安萨里在《哲学家的自相矛盾》中提到的对数学的认可外,他在此处对数学研究的反对,具体是指他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即哲学家们坚持认为纯数学的价值完全在于评估特定的形而上学教义。 这些教义包括“世界前永恒”学说、“世界后永恒”学说、“天体是有生命的动物,通过意志运动”学说,以及“人类灵魂不可能湮灭”学说等等。 此外,数学还被用作证明哲学家们从属科学的手段,例如星象测定(即占星术)、护身符,甚至是魔法。 换句话说,虽然数学对于了解自然世界很重要,但它主要被用于除此以外的任何目的。

因此,安萨里警告人们不要学习这门学科,因为它当时还没有完全从哲学家的迷信中划分出来。 事实上,他的担忧在胡德博伊引用段落之后的紧接着的部分中被提到了:

[……他仅仅因为接受他们作为权威,就变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他断言:“如果宗教是真实的,鉴于这些哲学家在数学这门科学上的精确性,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因此,当他从传闻中得知他们不信教并拒绝宗教时,他便得出结论,认为拒绝和否认宗教是正确的。 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借口而偏离了真理之路,除此之外别无他因! 人们可以对这样的人说:“一个在某一领域有造诣的人,未必在所有领域都有造诣……相反,在每个领域都有人在其中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技能和卓越,尽管他们在其他事情上可能非常愚蠢和无知。 古人对数学课题的论述是必然性的,而他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看法则是推测性的。 但这只有经验丰富且对该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的人才知道。” 当这种论点被用来反驳一个仅仅出于盲从而不信教的人时,他会觉得无法接受。 相反,任性、虚荣的激情以及渴望显得聪明,促使他坚持对哲学家们的所有科学保持高度评价。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正因如此,人们应该告诫任何想要开始学习那些数学科学的人。 因为即使它们不属于宗教领域,但由于它们是哲学家科学的主要要素之一,数学学习者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哲学家邪恶思想的侵害。 因此,很少有人在学习数学的同时不失去宗教信仰并抛弃虔诚的约束。



令人惊讶的是,胡德博伊懒得提及安萨里陈述的另一半,并从这位学者实际传达的内容中推断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然而,更与胡德博伊的指责背道而驰的是安萨里的另一段陈述,他在其中解释了学习数学可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因:

学习数学科学可能带来的第二个弊端,源于伊斯兰教的一位无知的朋友,他认为我们的宗教必须通过拒绝所有归属于哲学家的科学来捍卫。 于是他拒绝了他们所有的科学,声称他们在这些科学中表现出无知和愚蠢。 他甚至否认他们关于日食和月食的陈述,并断言他们的观点违背了天启律法。 当这样的断言传到那些通过必然性论证了解这些事物的人耳中时,他不会怀疑自己证明的有效性,反而会认为伊斯兰教建立在无知和对必然性论证的否认之上。 于是他变得更加迷恋哲学,并对伊斯兰教更加仇视。 任何认为伊斯兰教必须通过拒绝这些数学科学来捍卫的人,对宗教所犯下的罪行确实是巨大的。



总之,安萨里也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完全排斥数学的极端做法。 因此,当我们深入研读这些文本时,会发现他关注数学研究,并非因为数学本身与宗教或科学对立,而是因为哲学家们为了支撑其未经证实的形而上学观点,而垄断了数学。 因此,与胡德博伊(Hoodbhoy)的断言相反,安萨里并非反对数学研究本身;相反,他通过指出其学术对手对数学的滥用,试图使数学研究回归正轨。

- 安萨里与工具主义:胡德博伊在总结他对宗教正统派的批评时提出,早期穆斯林所实行的显性工具主义,是导致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下降的另一个因素:

第二个阻碍为知识而知识的学习的因素,是后黄金时代伊斯兰社会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倾向。 功利主义——即认为只有有用的东西才值得追求的观念——在伊斯兰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社会的主流追求。



在这里,胡德博伊间接地继续攻击安萨里,指责他反对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却似乎没有意识到后者将科学学科与他们的形而上学教条混为一谈了。 尽管已经证明工具主义是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提升的驱动力,但这种指责显得毫无道理。 因此,我们应该审视胡德博伊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看看他是否在不加批判地引用。

“经典叙事”最早的批评者之一是科学史学家阿卜杜勒哈米德·易卜拉欣·萨布拉(Abdelhamid Ibrahim Sabra,卒于2013年),他认为冲突论是不充分的,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科学的衰落并非发生在对立的背景下(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发生在接受和同化的背景下。” 尽管萨布拉对该主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他的假设更多是对“经典叙事”的修正,而非真正的批判。 例如,虽然他认为穆斯林世界科学生产力的下降并非宗教反对科学的过错,但他认为这是由于科学扮演了从属角色(即工具主义)所致。

鉴于萨布拉的假设仍然大量借用了“经典叙事”对事件的描述,他的分析同样对宗教在科学探索中的影响持负面看法,这并不令人惊讶。 更具体地说,他无法抵御诱惑,去指责那些与他前人相同的历史人物。 例如,萨布拉在他的文章《中世纪伊斯兰对希腊科学的挪用与随后的本土化》中写道: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在《历史绪论》(Muqaddima)中专门用一章篇幅对哲学进行了长篇反驳,他写道:“物理学的问题 [他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 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生计毫无重要性。 因此,我们必须置之不理。” 他呼应了安萨里在三百年前表达过的观点……每当人们必须决定某个学科是否值得追求时,只有一个原则应该参考:那就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即“今世是后世的耕耘地”;安萨里在此联系中引用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愿造物主保护我们免受无益知识的伤害。” 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工具主义的、以宗教为导向的世俗和许可知识观……[这]会抑制理论探索。



我们再次发现安萨里承担了衰落的责任,只是这一次他的影响被重新解读为将科学限制在宗教功能之内,而不是完全反对科学。 为了支持他的立场,萨布拉在15世纪末的观点之间建立了一种脆弱的联系。 历史学家阿布·扎伊德·阿卜杜·拉赫曼·本·穆罕默德·本·赫勒敦·哈德拉米(Abū Zayd 'Abd ar-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Khaldūn al-Ḥaḍramī,卒于1406年)与安萨里,并辅以一条圣训。 尽管萨布拉认为这是一个“强烈暗示的观察”,但如此贫乏的证据肯定不足以构成提出科学传统衰落理论的历史数据。 这一点通过意识到安萨里对“无用科学”的排斥绝非毫无根据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如果我们回想起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包含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如占星术、静止的地球以及对天体运动的错误看法。 对安萨里而言,天文学等学科在方法论上与自然哲学并不相同;前者以致力于观察和精确运用数学为特征——就像当代物理学一样——而后者几乎完全基于推测性的推理。 尽管哲学家们混淆了这两者,但在伊斯兰科学出现之前,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较弱的界限,并且随着穆斯林对希腊文本中实用材料的批判性审视,这种界限变得更加明显。 正如雷格普(Regep)所指出的:

伊斯兰科学家从古人那里继承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自然哲学区分开来。 然而,伊斯兰天文学家将这一过程推进得更远,将此视为对希腊化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宗教反对,以及对数学的宗教中立态度的回应,这似乎并非不合理。



因此,安萨里想要寻求更实用的替代方案,不应被视为对历史学家的冒犯。 萨布拉似乎不知道,伊本·赫勒敦也做出了这种区分。 就在他引用伊本·赫勒敦的前几段,他解释说他所指的“问题”围绕着哲学家们关于亚里士多德抽象普遍性与感官知觉之间明确关系的假设:

关于物质存在物的论证构成了他们 [哲学家们] 所称的物理学。 其不足之处在于,思维结果(正如他们所假设的那样,由理性规范和推理产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并非绝对明确。 心灵的所有判断都是普遍的,而外部世界的存在物在本质上是个体的。 也许,在这些物质中存在某种东西,阻碍了心灵的普遍(判断)与外部世界的个体(物质)之间的一致性。 无论如何,感官知觉所证实的任何(一致性),其证据在于它是可观察的。 (它并不)在于(逻辑)论证中。 那么,他们(在论点中)所发现的明确特征究竟在哪里呢?



因此,伊本·赫勒敦绝非反科学情绪的代表。 话虽如此,反驳萨布拉(以及随后的胡德博伊)观点最有力的证据,或许就是安萨里之后五个世纪里所涌现的众多科学成就。 尽管这些发现多处于个人层面,似乎并非源于任何制度化的倡议,但它们依然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科学精神,且这种精神并未受到真正的限制。 这些例子包括:发现了肺循环的阿拉丁·阿布·哈桑·阿里·伊本·阿比·哈兹姆·库拉希·伊本·纳菲斯(卒于1288年);发现了彩虹成因的卡迈勒丁·法里西(卒于1319年);以及撰写了批评托勒密体系的天文学评注的穆拉·法特哈拉·希尔瓦尼(卒于1450年)和沙姆斯丁·哈菲里(卒于1550年)等学者的成就,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者。 换句话说,后安萨里时代充满了科学发现和论著,这些成果无疑影响了欧洲科学家,并为西方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经典叙事”不仅未能充分代表导致“生产力时代”的事件与影响,还歪曲了导致其衰落的事件与影响。 那个被选作反科学宗教正统代表的“大反派”,不仅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反而证明了自己只是东方主义者虚构故事的替罪羊。

迈向新的理解

我迄今为止对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所做的分析,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更是为了彻底建立对该主题的全新理解。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经典叙事”已不再是理解伊斯兰文明科学史的有效且连贯的手段——即“宗教与科学冲突或导致科学无法运作”的论点,根本站不住脚。 相反,我们发现,由宗教正统派所主导的公开工具主义,实际上通过拒绝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过时的范式,培育了科学创造力。 那么问题依然存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伊斯兰科学在16世纪依然繁荣,此后才衰落到穆斯林开始完全依赖欧洲思想和发明的地步。 在这一时期结束前的某个时间点,伊斯兰文明内部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其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些事件最终导致其彻底放弃了自身的科学价值观。 正如阿奇克根奇所言:

……科学传统是连续的,因此,它不能被中断。 因为一旦出现中断,它就可能无法像今天的伊斯兰科学传统那样继续创造性地发展。 不连续性必然会使该传统的成员转向另一个能够找到连续传统的文明。



与之前的讨论一致,安萨里及其思想继承者当然不应因破坏科学而受到指责;他们只是认为理性知识应当产生实际成果,而不应停留在抽象领域。 因此,与“经典叙事”相反,科学创造力并不受限于对某些形式的思辨推理的反对——因为如果对每一个理论上的奇思妙想都赋予同等价值,那是不现实且不切实际的。 相反,所讨论的限制需要更具约束力,即不是通过功利主义的从属地位,而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绝对主义来禁锢理论探索。 如果早期穆斯林的工具主义倾向于后者,结果将是彻底放弃科学研究,因为对已解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究是多余的。 相反,我们发现具有工具主义思想的科学家们正努力通过制定更务实的模型来使他们的研究具有相关性——例如库什吉等人的情况——这使得后来能够找到替代解决方案成为可能。 因此,回顾杜威的观点,我们或许能找到揭示罪魁祸首的线索: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获取更有效的工具以处理生活和行动条件的历史。 但当人们忽视这些科学对象与初级经验事务之间的联系时,结果就会呈现出一幅与人类利益无关的世界图景,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经验。 它不仅仅是孤立的,而且是处于对立状态。 因此,当它被视为固定且最终的事物时,它就成了心灵的压迫和想象力的麻痹之源。 …… 自17世纪以来,这种将经验等同于主观私人意识,并将其与完全由物理对象组成的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念,在哲学界造成了严重破坏。



这段话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似乎承认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处于困境的伊斯兰文明与其如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在17世纪才刚刚开始经历的事情,很可能在同一时期就决定了前者的命运。

世纪。

正是从这段话开始,我踏上了探索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衰落原因的旅程,我相信答案就在这里。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探讨“依赖时代”背后的实际影响,以及穆斯林如何能够复兴“生产力时代”。

引用资源

引用资源

• 佩尔韦兹·胡德博伊,《伊斯兰如何迷失方向:昨日的成就曾是黄金》,《华盛顿邮报》,2001年12月30日,访问于2016年10月2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6dc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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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指代“西方”(即欧洲、美洲及其随后的殖民地、领土等)的正式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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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读者可以轻易查证的那样,库恩的著作是本文标题背后的主要影响来源。

•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3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192。

• 价值论是对价值的哲学研究。 价值通常被认为是人们所珍视的信念,这些信念指导着他们处理所有事务(即道德和伦理)。

• “文化”,牛津词典,访问于2016年12月6日,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 ... lture

• 若要全面理解这一层面的科学,请参阅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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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学家被广泛定义为“研究东方(即东部地区)的人”。 然而,此处特指那些戴着西方偏见眼镜进行研究的人,他们将其他文化和宗教视为静态的、不发达的和低劣的。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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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索尼娅·布伦特杰斯,“论穆斯林教育景观中古代或‘理性’科学的位置(回历500-1100年)”,《皇家跨信仰研究所公报》4(2002年):47-71。

• 参见,古塔斯,《希腊思想,阿拉伯文化》。

• 参见,艾哈迈德·达拉尔,《伊斯兰、科学与历史的挑战》(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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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有人认为库什吉可能直接促成了哥白尼后来的发现。 关于此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F·贾米尔·拉杰普,“阿里·库什吉与雷吉奥蒙塔努斯:偏心变换与哥白尼革命”,《天文学史杂志》36/4(2005年):35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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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达尔此处将“浪费”一词误译为“dhiya”。 因此,我已将其更改以反映正确的术语。

• 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序言(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有限公司,1929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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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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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争议性假设的证据,而不去寻找反驳证据,或者对反驳证据关注不足。”——布拉德利·道登,“谬误”,《哲学网络百科全书》,访问于2017年2月21日,http://www.iep.utm.edu/fallacy/#ConfirmationBias

• 胡德博伊,《伊斯兰与科学》,11。

• 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及反驳与答辩选集》,编辑:约翰·科廷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103。

• 同上,37。

• 笛卡尔试图调和其循环论证的做法,仅仅在于区分了即时知识与回忆知识:最后,关于我所说的“我们确信自己清晰且明确地感知到的事物是真实的,其唯一理由是造物主存在,但我们确信造物主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清晰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并不构成循环论证,这一点我在对《第二组反驳》的回复中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解释,我在那里区分了我们实际上清晰感知到的事物,以及我们记忆中曾在先前场合清晰感知到的事物。 首先,我们确信造物主存在,是因为我们关注了证明这一点的论证;但随后,我们只需记住我们曾清晰地感知到某事,就足以确信它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造物主存在且并非欺骗者,这还不足以构成确信。 – 同上,第106页。 总之,确定造物主的存在可以在当下实现确信,但对得出该结论的记忆,只有通过信仰造物主才能获得确信。 然而,这种解决方案是肤浅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人的记忆已经足够可靠,能够回想起在信仰造物主之前就已经确定地证实了他的存在。

• 胡德博伊,《伊斯兰与科学》,第105-106页。

• 胡德博伊引用自 W. 蒙哥马利·瓦特,《安萨里的信仰与实践》(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53年),第33页。

• 安萨里,《哲学家的矛盾》,第8-9页。

• 同上,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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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萨里,《迷途指津》(al-Munqidh min al-Dalāl),理查德·J·麦卡锡译(波士顿:特韦恩出版社,1980年),第8-9页。访问日期:2017年2月14日,https://www.aub.edu.lb/fas/cvs ... i.pdf

• 同上,第9页。

• 胡德博伊,《伊斯兰与科学》,第121页。

• 阿卜杜勒哈米德·易卜拉欣·萨布拉,“中世纪伊斯兰对希腊科学的挪用与随后的本土化:初步陈述”,《科学史》第25卷(1987年),第240页。

• 同上,第239-240页。

• 同上,第239页。

• 考虑到萨布拉并不打算将其论点视为全面性的,也不打算让安萨里为(科学)衰落承担全部责任,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他进一步声称,这仅仅是“作为一种相关的、可能有启发性的观察,旨在通过引导我们关注特定方向而非其他方向,从而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帮助” —— 同上,第240-241页。

• 拉杰普,“解放天文学”,第59-60页。

• 同上,第60页。

•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V.3,译者: 弗朗茨·罗森塔尔(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251页。

• 萨利巴,《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第239页。

• 同上,第240页。

• 阿奇克根奇,《历史中的伊斯兰科学传统》,第28页。

• 关于安萨里认为什么是“有益的”和“应受谴责的”更深入的讨论,请参阅切·扎琳娜·萨阿里,“科学的分类:对《宗教科学复兴》与《神授书》的比较研究”,《知识论述》第7卷第1期(贡巴克:国际伊斯兰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77页。

• 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1页。 收起阅读 »

奴隶制与伊斯兰第一部分:我们到底如何定义奴隶制问题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lavery-and-islam-what-is-slavery
原文标题:Slavery and Islam: What is Slavery?
作者:Dr. Jonathan Brown、Dr. Abdullah Hamid Ali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是《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的主编,著有多部书籍,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选择》。阿卜杜拉·哈米德·阿里博士:拥有摩洛哥非斯卡拉维因大学伊斯兰法(沙里亚)学士学位(ijaza ‘ulya)。拥有研究生神学联盟的伦理与社会理论硕士学位,以及宗教文化与历史研究博士学位。

奴隶制与伊斯兰第一部分:我们到底如何定义奴隶制问题



图:奴隶制与伊斯兰:什么是奴隶制?

引言

伊斯兰教中存在奴隶制吗? 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通常会认为需要澄清的是“伊斯兰”这一部分。 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什么是奴隶制了。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伊斯兰这一部分相对直截了当。 真正的问题在于试图界定我们所说的“奴隶制”到底是什么。 我们越是深入挖掘这个词并试图定义它,就越发现我们的假设甚至我们的语言都无法胜任。 在我们自己的美国经验之外,我们以为的奴隶制含义几乎毫无意义;而当我们试图将奴隶制作为一个人类现象来固定定义时,我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面镜子大厅,映照出的全是我们的主观臆断。 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奴隶制,但如果真的见到了,我们能认出来吗?

想象一下,我们可以探索贯穿历史的奴隶制现象。 想象一下,作为《神秘博士》的忠实粉丝,我们搭上了塔迪斯(Tardis),它能让我们穿越时空。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沙漠之地,那里奴隶制很常见。 我们走进一户富裕人家,看到一些人在做家务,而一位老者正坐着喝茶。 所有人的肤色都一样深。 突然,那个悠闲喝茶的人对着一个伺候他的年轻人大吼,并用苍蝇拍狠狠地抽了他一下。 我们很想知道这些人都是谁。 幸运的是,塔迪斯能将所有语言直接翻译到你的大脑中。 我们问其中一个倒茶的人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藏红花”(Saffron),是家里“娇贵的人”之一。 他在这个家里工作了五年,但他告诉我们,再过一年,他就能攒够钱离开这里,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茶馆。 我们询问了那个挨打的年轻人。 “噢,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那个老头去世。”

回到塔迪斯,我们继续穿越时空,这次去见一个庞大帝国的强力首相。 首相在数十名武装士兵的簇拥下进入王座大厅,我们能感受到周围人群低声细语中透出的不安。 一个声音低语道:“这位大臣身价8000万金杜卡特。” 另一个人回应说:“他娶了国王的女儿。” 大臣和他的保镖们都是浅肤色、浅发色。 而许多前来请愿和寻求恩宠的人肤色较深,呈橄榄色。

见过大臣后,我们继续航行,来到一个寒冷的地方,遇见了一个在钟表厂工作的人。 他厌倦了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同意带他一起走。 但工厂老板抓住了正要离开的他,那个人被投入了监狱。

我们继续乘坐塔迪斯前往一片新土地,路过时看到一群深肤色的年轻人在烈日下清理灌木丛,他们双腿戴着镣铐,并被锁链连在一起。 一个浅肤色的人手持武器看守着他们。

在探索奴隶制的旅程中,塔迪斯带我们去了哪里? 我们访问的第一个地方是15世纪的麦加城。 那个“娇贵的人(raqīq)”藏红花是富人家里的奴隶,他与主人达成协议,通过分期付款赎回自己的自由(mukataba)。 Raqīq 是当时奴隶的标准称呼,而像“藏红花”这样带有享乐色彩的名字很典型。 那个因为服务不周被抽打、似乎永远被束缚在家庭里的年轻人,其实是富人自己的儿子。

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地方是1579年的奥斯曼帝国首都。 那位大臣是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Sokollu Mehmet Pasha),他是三位苏丹统治时期的帝国大维齐尔,也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在我们访问时,他已经作为帝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统治了近二十年。 他同时也是苏丹的奴隶。 他出生于波斯尼亚,他的所有保镖也都是苏丹的奴隶。

我们遇见钟表厂工人的地方是1860年的英国。 虽然这名工人是自由人,但根据当时英国的劳动法,未按时上班的工人被视为窃取了雇主的利益,会被当作罪犯进行审判和判刑。 最后,我们访问的地方是一个奴隶制早已非法的土地:2004年的亚利桑那州农村,当地警长正在监管一队戴着镣铐的少年犯。

定义“奴隶制”的难题

在我们的旅程中,我们该如何分辨谁是奴隶,谁不是? 今天大多数西方人可能会认为那个挨打的年轻人和戴着镣铐的劳工是奴隶,因为我们将奴隶制与身体上的屈辱、繁重的劳动和暴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能不会认为那个“娇贵的人”是奴隶,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换一份工作,而我们将奴隶制与完全丧失自主权(通常是终身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那位大臣是奴隶,因为他显然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并在整个帝国拥有生杀大权。

如果我们正在寻找奴隶制这种现象,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重要的是“奴隶”这个标签吗? 还是标签背后那种状况的现实? 中国清朝(1644-1912)的士兵和官员在技术上是王朝的奴隶(aha),并且以此为荣。 “奴隶”这一头衔后来被应用于清朝所有满族后裔。 但这个词与任何奴役状况的现实毫无关联。 直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高层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被技术性归类为 kul(享有特权的苏丹奴隶)的人手中,他们比自由民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尊严。

当我们遇到一个在英语中翻译为“奴隶”的词时,这个词一定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奴隶制吗? 英语中的“slave”一词源自中世纪拉丁语中指代斯拉夫民族的 Sclavus,因为直到13世纪,巴尔干半岛的人口一直是欧洲奴隶贩子获取“货物”的来源。 英语词典对奴隶的常见定义是“在法律上被他人拥有,并被迫无偿为该人工作的人”。 这种将人类贬低为他人财产的奴隶制观念,一直是西方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主题。 这对于18和19世纪废奴运动开始时,废奴主义者如何理解奴隶制至关重要。 但这一定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 它们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将人分为两类:自由人(自由人拥有“自然权利”,即“可以随心所欲,除非受到法律力量的阻碍”)和奴隶,奴隶被视为他人的财产。

然而,即使通过所有权和剥削等概念来定义奴隶制,留下的问题也比答案多。 所有权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法律中,我们将所有权视为“权利束”:包括使用权、排他权、销毁权和转让权。 有时所有者只拥有其中部分权利,且往往受到重大限制,有时则拥有全部权利。 我们大概不会认为孩子们“拥有”他们的玩具,因为他们显然无法掌控这些玩具(理想情况下是这样!)。 但从法律上讲,美国的儿童确实“拥有”我们给他们的玩具。 然而,他们的所有权并不完整,因为他们使用玩具的权利受到父母的高度限制。

所有权不仅关乎行使实际控制权,也关乎我们如何想象人际关系。 正如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所指出的,我们声称拥有谁或拥有什么,实际上仅仅取决于我们的习俗和礼仪。 现代美国人会对“拥有”自己孩子这一观念感到震惊,但从罗马时期到欧洲中世纪,父母确实可以将孩子作为奴隶卖给债权人以偿还债务。 此外,贫困父母遗弃子女也是欧洲奴隶市场的一个常规来源。 然而,所有这些孩子在法律意义上最初都是“自由”的,并没有在法律上被任何人拥有。 在美国,妻子和丈夫对彼此及其劳动拥有众多主张和权力,这一点在离婚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我们绝不会将婚姻称为一种所有权关系。 早期中华帝国的习俗则有所不同。 在那里,丈夫经常将他们的(自由的!) 妻子列为遗嘱中的财产,并将她们遗赠给朋友。 令人震惊的是,在1760年至1880年间——不到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发生了218起通过拍卖出售妻子的案例,甚至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些拍卖广告。

“拥有”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是指对他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吗? 我们对年幼的孩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但与椅子或钢笔不同,我们不能在没有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严重伤害他们。 事实上,这种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区别对于定义奴隶制并没有太大帮助。 正如我们今天对待孩子一样,穆斯林是不允许杀害或严重伤害其奴隶的,这样做的人会根据沙里亚法面临法律后果。 在某些语境下,所有权作为理解奴隶制的概念可能会完全失效。 奴隶制在中华帝国确实存在,但它并非通过所有权来概念化。 奴隶在法律上根本不被“拥有”,原因非常技术性:中国法律无法将人归类为“物”。

如果我们把奴隶制看作剥削,那么奴隶制是否意味着不为某人的劳动支付报酬? 索科鲁·穆罕默德帕夏是奥斯曼苏丹“拥有”的奴隶,但他作为大维齐尔的工作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 藏红花(Saffron)被他的主人拥有,但只是部分拥有,因为他已经通过在空闲时间从别处赚取的工资买回了部分自由。 他没有从主人那里得到报酬,但主人支付了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费用。 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奴隶与主人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是他的受抚养人,依靠他的支持来满足基本需求。

我们通常认为奴隶制与自由是二元对立的。 但自由意味着什么? 正如法律学者沃恩·洛所嘲讽的那样,他颠倒了卢梭关于人类自然自由状态的名言:“人人生而受缚,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且自以为自由。” 几乎没有人能摆脱对他人的依赖,也无法脱离整个社会而独立。 几乎每个人都被迫工作,以赚取工资购买食物。 我们在麦加探访的那户人家里的儿子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他所有的支持都依赖于父亲,必须服从他,否则就会面临父亲的愤怒。 如果他为了逃离刻薄的父亲而离家出走,他会被所有他认识和爱的人排斥。 与此同时,那个人的奴隶却有晚上的空闲时间去赚取自己的钱,并且很快就能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谁是自由的?

从理论层面来看,我们对西方自由的理解继承自古典希腊和罗马,在那里,“自由”是民主共和国公民的法律范畴。 自由人是自主的,除非法律禁止,否则他或她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其他人都是奴隶。 但即使在古典时代,这种自由的法律定义也不过是“修辞论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因为在现实中,希腊和罗马世界中很少有人能按此定义被称为“自由”。 几乎每个人都受到强大的社会、经济甚至法律纽带的束缚。 讽刺的是,即使在理论上,这种自由观念也只适用于自由民主国家。 在专制国家——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的情况——按照这个定义,几乎没有人是自由的。

自由也不存在于单一的层面上。 它往往是关系性的,根据所涉及的关系而扩张或收缩。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包括欧洲和伊斯兰文明),奴隶强烈的从属地位并非绝对的。 他或她是从属于主人,而不是从属于整个社会。 因此,罗马和后来的拜占庭主人利用奴隶来经营店铺,并作为他们业务的公众形象,每天与无数“自由”的客户和承包商进行谈判和争论。 在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奴隶并不是社会阶梯的最底层。 如果他们的主人是一个有权势或富有的人,奴隶在公共生活中也会享受到这种关系带来的地位。 奴隶的地位取决于他或她主人的地位。

我们如何看待奴隶制——美国动产奴隶制

现在你应该明白,任何关于奴隶制的问题都非常复杂。 对奴隶制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是否存在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可以供他们研究的单一奴隶制制度。 人们很容易认为,尽管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叫作“奴隶制”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见到它,一定能认出来。 但当然,正如我们假设的TARDIS之旅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所认知的奴隶制,是由我们对英语单词“slavery”含义的文化记忆所决定的。

当美国人想到奴隶制时,会想到《为奴十二年》和《根》。 这些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非洲男女老少被冷酷的奴隶贩子抓走,与家人和家园分离,像牲口一样被塞进闷热的奴隶船舱,在拍卖会上像牛羊一样被卖给白人种植园主,随后终身遭受无情的奴役、压迫和鞭笞。 在我们文化记忆中的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一个人违背意愿,被贬低为财产,由另一个人拥有,而后者对其劳动拥有绝对权利,并剥夺了他们享有自由和家庭的自然权利。

强迫劳动的光谱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所有权、自由和剥削之间存在着灰色地带。 它们存在于一个光谱之上。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在这个光谱上划分出类别,部分原因是为了确定我们是否真的能将奴隶制视为一种独立于其他形式强迫劳动或非自愿劳役的存在。 除了奴隶制之外,这种“依赖连续体”上的主要类别包括:

- 农奴制:在欧洲,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劳动者通常是农民,他们拥有自己的衣服、工具、牲畜以及劳动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自由的。 但他们被束缚在所居住的土地上,或者无论地主去哪,他们都必须跟随。 欧洲的农奴制是在罗马帝国晚期,随着自由农民和定居的蛮族战俘的地位崩塌,合并成一种与奴隶制相差无几的“准奴役”阶层而形成的。 14世纪黑死病过后,农奴制在西欧大部分地区消失了,尽管它在英国作为一种“维兰制”(villeinage)一直持续到1600年左右,并在苏格兰和德语地区的矿区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农奴制与俄罗斯的联系最为紧密,在那里,它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取代了农业和家庭领域的奴隶制。 - 主仆关系:当农奴制在西欧消失后,它被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雇主之间的关系所取代。 然而,与我们现代的劳动合同概念不同,未能履行这种合同是一种刑事犯罪。 直到18世纪,北美英国殖民地才出现了自由劳动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直到1875年才传回英国。 - 债务奴役:这是最广泛的强迫劳动形式之一。 当一个人无力偿还债务时,他或她就成了债权人的奴隶。 这在东南亚极为普遍,而我们西方的奴隶制模式在那里却非常罕见。 - 契约劳工/契约奴役:这与债务奴役类似,在历史上也非常普遍。 一个人自愿达成协议,以牺牲部分自由和劳动为代价,换取固定期限内的某种服务或预付款。 这与债务奴役不同,因为当事人是自愿放弃劳动和一定程度的自由。 这些类别并非固定不变或界限分明的。 它们相互渗透,使得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区分奴隶制与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 例如,苏格兰的矿工农奴经常戴着刻有主人名字的项圈,这大概是我们更倾向于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来自英国的契约劳工占1776年前移民到英属北美人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可以被买卖、被强迫劳动至精疲力竭,并因行为不端而受到鞭打。 他们不能结婚,而且至少在弗吉尼亚州,如果试图逃跑还可能被残害。 在马里兰州,惩罚则是死刑。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奴隶制更糟糕,但仅仅是因为它是永久性的。 另一方面,早在15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战争中被俘的人有时会被安置在苏丹拥有的土地上工作。 虽然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奴隶,但他们的状况更接近农奴。 这些奴隶组建了延续几代的家庭,并将他们耕种的土地传给子女。 只有当户主去世且没有子女时,他的遗产才会归还给帝国国库。 后来,随着奥斯曼城市工业化,工厂主更喜欢使用奴隶劳动力,因为奴隶不会为了季节性工作而离开。 通过与这些奴隶签订“mukātaba”合同(奴隶通过分期付款买回自己的自由),工厂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奴隶的生产力。 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主仆关系中按固定期限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奴隶。

我们可能会认为,奴隶制与其他类型的强迫劳动区别在于“选择”这一问题。 契约劳工选择了签订那些合同。 奴隶绝不会选择成为奴隶,对吧? 但现实要复杂得多。 在美洲的奴隶制之外,“自愿奴隶制”一点也不罕见。 在明朝的中国,许多贫困的佃农在付不起租金时会卖身为奴。 1724年,俄国沙皇废除了奴隶制,将俄国所有的奴隶转为农奴,因为农奴为了逃避纳税而主动要求成为奴隶;农奴需要纳税,而奴隶则不用。 更早之前,在15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学者们所称的“有限服务合同奴隶制”变得很普遍。 在这种合同中,一个人向富人借款一年,到期后不仅要还款,在此期间还要为对方工作以代替利息。 如果借款人一年后无法偿还债权人,他们就会成为对方的奴隶。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成为终身奴隶。 这种奴隶制取代了俄国所有其他形式的奴隶制。 然而,当时也存在契约奴役,它与奴隶制的唯一区别在于,契约奴仆不会受到主人的身体伤害。

与契约劳工或农奴不同,我们可能会认为奴隶是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法律保护权利的人。 这通常是事实。 在明朝的中国,奴隶常被称为“非人”。 他们不仅不能拥有财产、结婚或拥有合法子女,而且杀死其中一人在法律上也完全没有问题。 在苏拉威西(今属印度尼西亚)的托拉查人中,被判处死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奴隶代替自己受刑。 184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法官宣称,奴隶“既不能援引《大宪章》,也不能援引普通法”;对奴隶而言,主人说的话就是法律。

然而,不仅法律现实往往相当复杂,法律背后的社会现实也同样复杂。 在罗马法中,奴隶被概念化为没有权利的人。 由于他们理论上是免于处决的战俘,因此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是死人了。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没有任何法律限制。 然而,这类法律在区分自由人和奴隶方面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当时的罗马户主对家中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也享有理论上的“生杀大权”。 不过,随着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奴隶数量的增加,旨在保护他们的法律也随之出台。 在哈德良皇帝(卒于公元138年)统治下,过度的惩罚被禁止,未经法律裁决杀死奴隶的行为也被禁止。 安敦宁·毕尤皇帝(卒于公元161年)和后来的君士坦丁皇帝(卒于公元337年)明确规定,如果主人冷血地杀死奴隶或施以过度惩罚,即构成杀人罪。 在查士丁尼皇帝(卒于公元565年)的法典中,明确规定主人对奴隶施暴的权利仅限于合理的管教。

在早期的美国,所有十三个殖民地都有规范种族和奴隶制的法律,并会不时进行修订。 尽管南方十个州有将虐待奴隶定为犯罪的奴隶法典,但虐待的定义是根据主人所惩罚的违抗或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来理解的。 当所谓的罪行严重时,截肢、阉割和处决都被允许作为惩罚手段。 而且奴隶几乎不可能在法庭上对任何待遇提出质疑,因为他们甚至没有作证权。 尽管如此,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仍有少数白人奴隶主因谋杀或残酷对待奴隶而被处决或监禁。

似乎永远行不通的定义

作为奴隶制研究的领军学者,大卫·戴维斯曾观察到:“我们对奴隶制了解得越多,就越难对其进行定义。” 事实证明,寻找一个跨历史的奴隶制定义确实非常困难。 正如一位奥斯曼奴隶制研究的领军学者所言,仅仅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就很难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可定义的现象,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了(尽管他强调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奴隶制形式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质不同)。努尔·索伯斯-汗在观察奥斯曼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制时指出,它非常多样化,以至于即使在一个城市内,将其视为一种统一的现象也说不通,更不用说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了。 学者们甚至在从何处入手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范式出发,试图将奴隶制解释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 其他人,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制学者,则强调奴隶制往往更多是一种社会现象。 奴隶制的定义往往围绕三个概念展开:作为无家庭局外人的奴隶、作为财产的奴隶,以及作为暴力对象的奴隶。 但如果一个定义要涵盖人们今天通常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事物,那么这个定义就必须非常模糊,以至于几乎毫无用处。 因此,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奴隶制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强迫劳动”。 另一些人则认为,奴隶永远是被排斥者。 戴维斯认为,要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奴隶制只能被定义为极端的社会“贬低”;无论等级制度如何,奴隶永远处于最底层。

一些学者为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提出了更具体的定义。 有人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剥削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其自我再生产的方式,即通过政治暴力或战争俘虏。

最具影响力的具体定义来自奥兰多·帕特森,他将奴隶制定义为始终表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奴隶制涉及最终由暴力强制执行的永久性统治。 其次,奴隶制涉及一种出生异化状态,“即丧失了上下几代人的血缘联系”,这使得他们无法主张出生权利或将其传给子女,并将奴隶与家庭和社区隔绝,除非得到主人的允许。 他们继承不到任何保护或特权,也无法将其传给子女。 最后,奴隶被剥夺了任何荣誉。 因此,奴隶制被定义为“对出生异化且普遍丧失荣誉的人的永久性、暴力性统治”。

但帕特森的定义无法适用于许多我们本会认为是奴隶制的案例。 有时是奴隶统治着自由人,例如9世纪和10世纪初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士兵。 甚至在奥斯曼人开始其帝国奴隶制度之前,埃及和叙利亚就由马穆鲁克(字面意思为“奴隶”)政权统治(约公元1260-1517年)。 1260-1517年。 尽管他们在完成军事训练后获得了自由,但由突厥或高加索军阀组成的马穆鲁克王朝通过不断引入新的奴隶士兵进入统治军事精英阶层,代代相传,而这一阶层正是通过其军事奴隶经历来定义自己的。 他们远未受到任何人的统治,而是自己的主人,并统治着整个国家和社会。 帕特森认为,伊斯兰文明中的奴隶精英实际上仍然是无权的,因为他们的命运仍然取决于主人的心血来潮。 但阿拔斯王朝的突厥奴隶、埃及马穆鲁克和奥斯曼禁卫军在合适时随意处决主人的频率,有力地表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被认定为奴隶的人也并非总是处于出生异化状态。 拜占庭帝国的奴隶可以拥有财产并将其遗赠给子女。 定居在帝国土地上的奥斯曼农业奴隶将他们的地产传给子女,延续了数代。 与罗马奴隶制不同(罗马奴隶制中子女的地位由母亲决定),沙里亚法的主要立场是,为主人产子的女奴在主人去世后即获得自由,其子女亦然。 在此之前,主人不能出售她。 母亲与孩子之间远非那种与生俱来的疏离,孩子作为自由民后代的身份,反而保障了母亲自身的自由。 像索科鲁·穆罕默德帕夏(Sokollu Mehmet Pasha)这样的帝国精英奴隶,在技术层面上确实存在“与生俱来的疏离”,因为根据奥斯曼帝国境内伊斯兰教法的条文,他们去世后,其财产会归还给国库(bayt al-mal)。 但实际上,当像索科鲁这样的帝国精英奴隶去世时,发生的情况是国家官员与继承人之间的一种协商。 由于这些奴隶中的许多人积累并隐藏了巨额财富,国家通过协商获取其中一部分,以换取让继承人无障碍地获得剩余财产,这对国家来说效率更高。 在这里,奴隶的“与生俱来的疏离”更多地起到了一种非正规遗产税的作用,而不是完全剥夺他们将财产传给继承人的权利。 此外,还有其他简便的方法可以规避这种财富上的“与生俱来的疏离”。 像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富裕公民一样,帝国奴隶可以将他们的财富投入到宗教捐赠(阿拉伯语: waqf,复数: awqaaf)中,并指定他们的后代为受益人。

此外,奥斯曼帝国奴隶的孩子虽然不能将财富传给自己的后代(他们去世后财产会归还给帝国国库),但他们的孩子保留了其父辈接近权力核心所带来的特权,以及其母亲的身份地位。 索科鲁·穆罕默德的妻子是苏丹的女儿,因此他的儿子们得以身居高位。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奴隶保持着与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基督教地区原生家庭的联系,并利用他们新获得的权力来提拔亲属。 索科鲁·穆罕默德任命他的兄弟为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牧首,他的堂兄弟后来也追随他担任了大维齐尔。 后来,在18世纪末,负责管理奥斯曼帝国埃及行省的格鲁吉亚奴隶精英们,与他们在高加索地区的家人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还会接待家人的探访。

有时,利用家族关系正是奴役的主要目的之一。 尽管在技术上是奴隶,但18世纪被阿尔及尔奥斯曼海军俘虏的基督徒欧洲人,往往更像是人质。 他们可以与家人通信,如果他们的主人运气好,他们的家人会支付赎金来换取他们的自由。 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拥有财产、赚钱(那些被分配到精英岗位的人,比如咖啡侍从 cofeegi,生活可能比在他们本国还要好),并自由地进行社交。

伊斯兰教中的奴隶制——一个政治问题

在深入探讨伊斯兰教中奴隶制的存在方式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并不是一个在真空中提出的问题。 两百多年来一直如此。 在对话和辩论中,回应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奴隶制是可以接受的?” 是反驳那些主张包容不同价值观的人的终极王牌。 奴隶制是一个理想的引用案例,因为它的邪恶在道德上如此清晰,且被广泛承认。 谁会为奴隶制辩护呢? 它是人类行为中的希特勒。 然而,尽管“奴隶制”这个词威力巨大,但它却很少被定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很像“恐怖主义”这个词——它的力量在于其含义背后的假设以及它所承载的道德谴责。 但它定义得非常模糊。

像“恐怖主义”这个词一样,“奴隶制”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议题,这并非指我们在晚间新闻中看到的政治,而是指它本质上与权力问题紧密相连。 正如奴隶制实践是一些人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极端表现一样,运用“奴隶制”这一话语,也是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权威主张。 难怪那些主张终结残酷或不可接受的剥削性劳动行为(如血汗工厂、儿童性交易、强迫婚姻和器官买卖)的人,会将这些现象称为“现代奴隶制”。 使用“奴隶制”一词而不是其他定义(如契约劳工或童工)的原因很明确:奴隶制能激起一种情感反应,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支持某项事业。 从学生到摇滚明星,谁会不支持终结奴隶制呢?

尽管这些行为确实应受谴责,但对于“现代”奴隶制,我们遇到了一些熟悉的问题。 如果我们采用那些打击“现代奴隶制”的活动家所使用的定义(主要定义是“如果你无法离开,那就是奴隶制”),并将其应用于西方历史,我们会发现按照他们的标准,几乎没有人是自由的。 正如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终结现代奴隶制最著名的倡导者们,并没有将这一标签贴在美国刑罚体系中罪犯的强迫劳动上。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选择,因为很少有摇滚明星和学生愿意指责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奴隶制。 因此,即使在今天被用于崇高的事业,“奴隶制”仍然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词汇,无论是在它触发的情感反应方面,还是在人们决定何时何地使用它时的自我审查方面。

奴隶制的政治属性在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历史中尤为突出。 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被大西洋和西地中海的穆斯林海盗俘虏的恐惧,在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想象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事实上,确实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以这种方式被掳为奴。 我们仍然可以在电影中看到这种恐惧的文化印记,例如《007之巡弋飞弹》(1983),詹姆斯·邦德从一场极其突兀的阿拉伯奴隶拍卖会上救出了金·贝辛格;以及《飓风营救》(2008),连姆·尼森最终从(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口贩子手中,最后又从一个好色的阿拉伯酋长手中救出了他的女儿。 但是,就像对“现代奴隶制”一词的选择性使用一样,这种对话在宣称西方道德权威时也是选择性的。 在欧洲人和美国人谴责被穆斯林海盗俘虏和奴役的同一时代,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奴役正处于鼎盛时期。 而我们的西方文化记忆甚至更加具有选择性。 在《007之海底城》(1977)中,当邦德拜访他的阿拉伯酋长朋友的后宫并被赠予其中一名女性时(酋长说,在东方,“人们应该深入挖掘其宝藏”),西方观众可能并没有感到任何愤怒。 从英国小报到当时的普通公民唐纳德·特朗普,2015年许多人都在鹦鹉学舌地声称,英格兰北部的穆斯林正在诱骗年轻的白人女孩充当性奴隶。 一些穆斯林确实在这样做,但很少有媒体报道指出,绝大多数违规者实际上是白人男性。

结论:关注条件,而非词汇

“奴隶制”这个词即使在被用于最崇高的事业时,也带有政治色彩。 而那些塑造了人们对奴隶制理解的政治力量,往往阻碍了那些为反抗同类遭受极端剥削而奋斗的人们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选择将奴隶制定义为“将人类视为财产”,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他们将奴隶制定义为严酷的剥夺或剥削,他们支持奴隶制的对手就会指出工业化英国和美国的工厂状况,并指出“自由”工人的待遇同样糟糕。

在强调了奴隶制就是将人视为财产之后,废奴主义者们发现,一旦拥有人口在技术上变得非法,他们就无法反对继续剥削那些他们刚刚解放的人。 英国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终结了印度洋地区的奴隶制。 但随后他们发现,劳工们仍然在与奴隶相同的可怕条件下,以同样高的死亡率,从印度被运往东非。 他们只是被称为“苦力”而非奴隶。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废除拥有他人的合法权利几十年后,被称为“新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人士为了动员公众关注剥削性劳动,将奴隶制重新定义为“无法离开”。

归根结底,“奴隶制”这个词可以指代太多事物,以至于它对于准确交流来说并没有太大用处。 它最终往往指代的是我们在想到奴隶制时并不想表达的东西,或者它无法涵盖我们确实与奴隶制相关联的事物。 因此,作为一种分类或概念工具,“奴隶制”一词的用途有限。 讨论人类劳动的极端剥削和权利的极端剥夺要有用得多。 在任何社会中,无论是否存在“奴隶制”,我们都可能发现此类状况。 与其执着于一个词或定义不清的类别,不如专注于规范条件和保护人们的权利,以防止极端的人格贬损,这要有用得多。 关于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奴隶制与伊斯兰》。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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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lavery-and-islam-what-is-slavery
原文标题:Slavery and Islam: What is Slavery?
作者:Dr. Jonathan Brown、Dr. Abdullah Hamid Ali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是《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的主编,著有多部书籍,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选择》。阿卜杜拉·哈米德·阿里博士:拥有摩洛哥非斯卡拉维因大学伊斯兰法(沙里亚)学士学位(ijaza ‘ulya)。拥有研究生神学联盟的伦理与社会理论硕士学位,以及宗教文化与历史研究博士学位。

奴隶制与伊斯兰第一部分:我们到底如何定义奴隶制问题



图:奴隶制与伊斯兰:什么是奴隶制?

引言

伊斯兰教中存在奴隶制吗? 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通常会认为需要澄清的是“伊斯兰”这一部分。 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什么是奴隶制了。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伊斯兰这一部分相对直截了当。 真正的问题在于试图界定我们所说的“奴隶制”到底是什么。 我们越是深入挖掘这个词并试图定义它,就越发现我们的假设甚至我们的语言都无法胜任。 在我们自己的美国经验之外,我们以为的奴隶制含义几乎毫无意义;而当我们试图将奴隶制作为一个人类现象来固定定义时,我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面镜子大厅,映照出的全是我们的主观臆断。 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奴隶制,但如果真的见到了,我们能认出来吗?

想象一下,我们可以探索贯穿历史的奴隶制现象。 想象一下,作为《神秘博士》的忠实粉丝,我们搭上了塔迪斯(Tardis),它能让我们穿越时空。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沙漠之地,那里奴隶制很常见。 我们走进一户富裕人家,看到一些人在做家务,而一位老者正坐着喝茶。 所有人的肤色都一样深。 突然,那个悠闲喝茶的人对着一个伺候他的年轻人大吼,并用苍蝇拍狠狠地抽了他一下。 我们很想知道这些人都是谁。 幸运的是,塔迪斯能将所有语言直接翻译到你的大脑中。 我们问其中一个倒茶的人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藏红花”(Saffron),是家里“娇贵的人”之一。 他在这个家里工作了五年,但他告诉我们,再过一年,他就能攒够钱离开这里,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茶馆。 我们询问了那个挨打的年轻人。 “噢,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那个老头去世。”

回到塔迪斯,我们继续穿越时空,这次去见一个庞大帝国的强力首相。 首相在数十名武装士兵的簇拥下进入王座大厅,我们能感受到周围人群低声细语中透出的不安。 一个声音低语道:“这位大臣身价8000万金杜卡特。” 另一个人回应说:“他娶了国王的女儿。” 大臣和他的保镖们都是浅肤色、浅发色。 而许多前来请愿和寻求恩宠的人肤色较深,呈橄榄色。

见过大臣后,我们继续航行,来到一个寒冷的地方,遇见了一个在钟表厂工作的人。 他厌倦了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同意带他一起走。 但工厂老板抓住了正要离开的他,那个人被投入了监狱。

我们继续乘坐塔迪斯前往一片新土地,路过时看到一群深肤色的年轻人在烈日下清理灌木丛,他们双腿戴着镣铐,并被锁链连在一起。 一个浅肤色的人手持武器看守着他们。

在探索奴隶制的旅程中,塔迪斯带我们去了哪里? 我们访问的第一个地方是15世纪的麦加城。 那个“娇贵的人(raqīq)”藏红花是富人家里的奴隶,他与主人达成协议,通过分期付款赎回自己的自由(mukataba)。 Raqīq 是当时奴隶的标准称呼,而像“藏红花”这样带有享乐色彩的名字很典型。 那个因为服务不周被抽打、似乎永远被束缚在家庭里的年轻人,其实是富人自己的儿子。

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地方是1579年的奥斯曼帝国首都。 那位大臣是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Sokollu Mehmet Pasha),他是三位苏丹统治时期的帝国大维齐尔,也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在我们访问时,他已经作为帝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统治了近二十年。 他同时也是苏丹的奴隶。 他出生于波斯尼亚,他的所有保镖也都是苏丹的奴隶。

我们遇见钟表厂工人的地方是1860年的英国。 虽然这名工人是自由人,但根据当时英国的劳动法,未按时上班的工人被视为窃取了雇主的利益,会被当作罪犯进行审判和判刑。 最后,我们访问的地方是一个奴隶制早已非法的土地:2004年的亚利桑那州农村,当地警长正在监管一队戴着镣铐的少年犯。

定义“奴隶制”的难题

在我们的旅程中,我们该如何分辨谁是奴隶,谁不是? 今天大多数西方人可能会认为那个挨打的年轻人和戴着镣铐的劳工是奴隶,因为我们将奴隶制与身体上的屈辱、繁重的劳动和暴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能不会认为那个“娇贵的人”是奴隶,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换一份工作,而我们将奴隶制与完全丧失自主权(通常是终身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那位大臣是奴隶,因为他显然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并在整个帝国拥有生杀大权。

如果我们正在寻找奴隶制这种现象,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重要的是“奴隶”这个标签吗? 还是标签背后那种状况的现实? 中国清朝(1644-1912)的士兵和官员在技术上是王朝的奴隶(aha),并且以此为荣。 “奴隶”这一头衔后来被应用于清朝所有满族后裔。 但这个词与任何奴役状况的现实毫无关联。 直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高层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被技术性归类为 kul(享有特权的苏丹奴隶)的人手中,他们比自由民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尊严。

当我们遇到一个在英语中翻译为“奴隶”的词时,这个词一定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奴隶制吗? 英语中的“slave”一词源自中世纪拉丁语中指代斯拉夫民族的 Sclavus,因为直到13世纪,巴尔干半岛的人口一直是欧洲奴隶贩子获取“货物”的来源。 英语词典对奴隶的常见定义是“在法律上被他人拥有,并被迫无偿为该人工作的人”。 这种将人类贬低为他人财产的奴隶制观念,一直是西方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主题。 这对于18和19世纪废奴运动开始时,废奴主义者如何理解奴隶制至关重要。 但这一定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 它们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将人分为两类:自由人(自由人拥有“自然权利”,即“可以随心所欲,除非受到法律力量的阻碍”)和奴隶,奴隶被视为他人的财产。

然而,即使通过所有权和剥削等概念来定义奴隶制,留下的问题也比答案多。 所有权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法律中,我们将所有权视为“权利束”:包括使用权、排他权、销毁权和转让权。 有时所有者只拥有其中部分权利,且往往受到重大限制,有时则拥有全部权利。 我们大概不会认为孩子们“拥有”他们的玩具,因为他们显然无法掌控这些玩具(理想情况下是这样!)。 但从法律上讲,美国的儿童确实“拥有”我们给他们的玩具。 然而,他们的所有权并不完整,因为他们使用玩具的权利受到父母的高度限制。

所有权不仅关乎行使实际控制权,也关乎我们如何想象人际关系。 正如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所指出的,我们声称拥有谁或拥有什么,实际上仅仅取决于我们的习俗和礼仪。 现代美国人会对“拥有”自己孩子这一观念感到震惊,但从罗马时期到欧洲中世纪,父母确实可以将孩子作为奴隶卖给债权人以偿还债务。 此外,贫困父母遗弃子女也是欧洲奴隶市场的一个常规来源。 然而,所有这些孩子在法律意义上最初都是“自由”的,并没有在法律上被任何人拥有。 在美国,妻子和丈夫对彼此及其劳动拥有众多主张和权力,这一点在离婚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我们绝不会将婚姻称为一种所有权关系。 早期中华帝国的习俗则有所不同。 在那里,丈夫经常将他们的(自由的!) 妻子列为遗嘱中的财产,并将她们遗赠给朋友。 令人震惊的是,在1760年至1880年间——不到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发生了218起通过拍卖出售妻子的案例,甚至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些拍卖广告。

“拥有”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是指对他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吗? 我们对年幼的孩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但与椅子或钢笔不同,我们不能在没有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严重伤害他们。 事实上,这种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区别对于定义奴隶制并没有太大帮助。 正如我们今天对待孩子一样,穆斯林是不允许杀害或严重伤害其奴隶的,这样做的人会根据沙里亚法面临法律后果。 在某些语境下,所有权作为理解奴隶制的概念可能会完全失效。 奴隶制在中华帝国确实存在,但它并非通过所有权来概念化。 奴隶在法律上根本不被“拥有”,原因非常技术性:中国法律无法将人归类为“物”。

如果我们把奴隶制看作剥削,那么奴隶制是否意味着不为某人的劳动支付报酬? 索科鲁·穆罕默德帕夏是奥斯曼苏丹“拥有”的奴隶,但他作为大维齐尔的工作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 藏红花(Saffron)被他的主人拥有,但只是部分拥有,因为他已经通过在空闲时间从别处赚取的工资买回了部分自由。 他没有从主人那里得到报酬,但主人支付了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费用。 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奴隶与主人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是他的受抚养人,依靠他的支持来满足基本需求。

我们通常认为奴隶制与自由是二元对立的。 但自由意味着什么? 正如法律学者沃恩·洛所嘲讽的那样,他颠倒了卢梭关于人类自然自由状态的名言:“人人生而受缚,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且自以为自由。” 几乎没有人能摆脱对他人的依赖,也无法脱离整个社会而独立。 几乎每个人都被迫工作,以赚取工资购买食物。 我们在麦加探访的那户人家里的儿子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他所有的支持都依赖于父亲,必须服从他,否则就会面临父亲的愤怒。 如果他为了逃离刻薄的父亲而离家出走,他会被所有他认识和爱的人排斥。 与此同时,那个人的奴隶却有晚上的空闲时间去赚取自己的钱,并且很快就能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谁是自由的?

从理论层面来看,我们对西方自由的理解继承自古典希腊和罗马,在那里,“自由”是民主共和国公民的法律范畴。 自由人是自主的,除非法律禁止,否则他或她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其他人都是奴隶。 但即使在古典时代,这种自由的法律定义也不过是“修辞论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因为在现实中,希腊和罗马世界中很少有人能按此定义被称为“自由”。 几乎每个人都受到强大的社会、经济甚至法律纽带的束缚。 讽刺的是,即使在理论上,这种自由观念也只适用于自由民主国家。 在专制国家——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的情况——按照这个定义,几乎没有人是自由的。

自由也不存在于单一的层面上。 它往往是关系性的,根据所涉及的关系而扩张或收缩。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包括欧洲和伊斯兰文明),奴隶强烈的从属地位并非绝对的。 他或她是从属于主人,而不是从属于整个社会。 因此,罗马和后来的拜占庭主人利用奴隶来经营店铺,并作为他们业务的公众形象,每天与无数“自由”的客户和承包商进行谈判和争论。 在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奴隶并不是社会阶梯的最底层。 如果他们的主人是一个有权势或富有的人,奴隶在公共生活中也会享受到这种关系带来的地位。 奴隶的地位取决于他或她主人的地位。

我们如何看待奴隶制——美国动产奴隶制

现在你应该明白,任何关于奴隶制的问题都非常复杂。 对奴隶制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是否存在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可以供他们研究的单一奴隶制制度。 人们很容易认为,尽管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叫作“奴隶制”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见到它,一定能认出来。 但当然,正如我们假设的TARDIS之旅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所认知的奴隶制,是由我们对英语单词“slavery”含义的文化记忆所决定的。

当美国人想到奴隶制时,会想到《为奴十二年》和《根》。 这些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非洲男女老少被冷酷的奴隶贩子抓走,与家人和家园分离,像牲口一样被塞进闷热的奴隶船舱,在拍卖会上像牛羊一样被卖给白人种植园主,随后终身遭受无情的奴役、压迫和鞭笞。 在我们文化记忆中的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一个人违背意愿,被贬低为财产,由另一个人拥有,而后者对其劳动拥有绝对权利,并剥夺了他们享有自由和家庭的自然权利。

强迫劳动的光谱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所有权、自由和剥削之间存在着灰色地带。 它们存在于一个光谱之上。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在这个光谱上划分出类别,部分原因是为了确定我们是否真的能将奴隶制视为一种独立于其他形式强迫劳动或非自愿劳役的存在。 除了奴隶制之外,这种“依赖连续体”上的主要类别包括:

- 农奴制:在欧洲,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劳动者通常是农民,他们拥有自己的衣服、工具、牲畜以及劳动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自由的。 但他们被束缚在所居住的土地上,或者无论地主去哪,他们都必须跟随。 欧洲的农奴制是在罗马帝国晚期,随着自由农民和定居的蛮族战俘的地位崩塌,合并成一种与奴隶制相差无几的“准奴役”阶层而形成的。 14世纪黑死病过后,农奴制在西欧大部分地区消失了,尽管它在英国作为一种“维兰制”(villeinage)一直持续到1600年左右,并在苏格兰和德语地区的矿区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农奴制与俄罗斯的联系最为紧密,在那里,它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取代了农业和家庭领域的奴隶制。 - 主仆关系:当农奴制在西欧消失后,它被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雇主之间的关系所取代。 然而,与我们现代的劳动合同概念不同,未能履行这种合同是一种刑事犯罪。 直到18世纪,北美英国殖民地才出现了自由劳动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直到1875年才传回英国。 - 债务奴役:这是最广泛的强迫劳动形式之一。 当一个人无力偿还债务时,他或她就成了债权人的奴隶。 这在东南亚极为普遍,而我们西方的奴隶制模式在那里却非常罕见。 - 契约劳工/契约奴役:这与债务奴役类似,在历史上也非常普遍。 一个人自愿达成协议,以牺牲部分自由和劳动为代价,换取固定期限内的某种服务或预付款。 这与债务奴役不同,因为当事人是自愿放弃劳动和一定程度的自由。 这些类别并非固定不变或界限分明的。 它们相互渗透,使得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区分奴隶制与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 例如,苏格兰的矿工农奴经常戴着刻有主人名字的项圈,这大概是我们更倾向于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来自英国的契约劳工占1776年前移民到英属北美人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可以被买卖、被强迫劳动至精疲力竭,并因行为不端而受到鞭打。 他们不能结婚,而且至少在弗吉尼亚州,如果试图逃跑还可能被残害。 在马里兰州,惩罚则是死刑。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奴隶制更糟糕,但仅仅是因为它是永久性的。 另一方面,早在15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战争中被俘的人有时会被安置在苏丹拥有的土地上工作。 虽然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奴隶,但他们的状况更接近农奴。 这些奴隶组建了延续几代的家庭,并将他们耕种的土地传给子女。 只有当户主去世且没有子女时,他的遗产才会归还给帝国国库。 后来,随着奥斯曼城市工业化,工厂主更喜欢使用奴隶劳动力,因为奴隶不会为了季节性工作而离开。 通过与这些奴隶签订“mukātaba”合同(奴隶通过分期付款买回自己的自由),工厂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奴隶的生产力。 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主仆关系中按固定期限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奴隶。

我们可能会认为,奴隶制与其他类型的强迫劳动区别在于“选择”这一问题。 契约劳工选择了签订那些合同。 奴隶绝不会选择成为奴隶,对吧? 但现实要复杂得多。 在美洲的奴隶制之外,“自愿奴隶制”一点也不罕见。 在明朝的中国,许多贫困的佃农在付不起租金时会卖身为奴。 1724年,俄国沙皇废除了奴隶制,将俄国所有的奴隶转为农奴,因为农奴为了逃避纳税而主动要求成为奴隶;农奴需要纳税,而奴隶则不用。 更早之前,在15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学者们所称的“有限服务合同奴隶制”变得很普遍。 在这种合同中,一个人向富人借款一年,到期后不仅要还款,在此期间还要为对方工作以代替利息。 如果借款人一年后无法偿还债权人,他们就会成为对方的奴隶。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成为终身奴隶。 这种奴隶制取代了俄国所有其他形式的奴隶制。 然而,当时也存在契约奴役,它与奴隶制的唯一区别在于,契约奴仆不会受到主人的身体伤害。

与契约劳工或农奴不同,我们可能会认为奴隶是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法律保护权利的人。 这通常是事实。 在明朝的中国,奴隶常被称为“非人”。 他们不仅不能拥有财产、结婚或拥有合法子女,而且杀死其中一人在法律上也完全没有问题。 在苏拉威西(今属印度尼西亚)的托拉查人中,被判处死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奴隶代替自己受刑。 184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法官宣称,奴隶“既不能援引《大宪章》,也不能援引普通法”;对奴隶而言,主人说的话就是法律。

然而,不仅法律现实往往相当复杂,法律背后的社会现实也同样复杂。 在罗马法中,奴隶被概念化为没有权利的人。 由于他们理论上是免于处决的战俘,因此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是死人了。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没有任何法律限制。 然而,这类法律在区分自由人和奴隶方面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当时的罗马户主对家中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也享有理论上的“生杀大权”。 不过,随着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奴隶数量的增加,旨在保护他们的法律也随之出台。 在哈德良皇帝(卒于公元138年)统治下,过度的惩罚被禁止,未经法律裁决杀死奴隶的行为也被禁止。 安敦宁·毕尤皇帝(卒于公元161年)和后来的君士坦丁皇帝(卒于公元337年)明确规定,如果主人冷血地杀死奴隶或施以过度惩罚,即构成杀人罪。 在查士丁尼皇帝(卒于公元565年)的法典中,明确规定主人对奴隶施暴的权利仅限于合理的管教。

在早期的美国,所有十三个殖民地都有规范种族和奴隶制的法律,并会不时进行修订。 尽管南方十个州有将虐待奴隶定为犯罪的奴隶法典,但虐待的定义是根据主人所惩罚的违抗或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来理解的。 当所谓的罪行严重时,截肢、阉割和处决都被允许作为惩罚手段。 而且奴隶几乎不可能在法庭上对任何待遇提出质疑,因为他们甚至没有作证权。 尽管如此,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仍有少数白人奴隶主因谋杀或残酷对待奴隶而被处决或监禁。

似乎永远行不通的定义

作为奴隶制研究的领军学者,大卫·戴维斯曾观察到:“我们对奴隶制了解得越多,就越难对其进行定义。” 事实证明,寻找一个跨历史的奴隶制定义确实非常困难。 正如一位奥斯曼奴隶制研究的领军学者所言,仅仅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就很难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可定义的现象,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了(尽管他强调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奴隶制形式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质不同)。努尔·索伯斯-汗在观察奥斯曼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制时指出,它非常多样化,以至于即使在一个城市内,将其视为一种统一的现象也说不通,更不用说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了。 学者们甚至在从何处入手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范式出发,试图将奴隶制解释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 其他人,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制学者,则强调奴隶制往往更多是一种社会现象。 奴隶制的定义往往围绕三个概念展开:作为无家庭局外人的奴隶、作为财产的奴隶,以及作为暴力对象的奴隶。 但如果一个定义要涵盖人们今天通常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事物,那么这个定义就必须非常模糊,以至于几乎毫无用处。 因此,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奴隶制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强迫劳动”。 另一些人则认为,奴隶永远是被排斥者。 戴维斯认为,要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奴隶制只能被定义为极端的社会“贬低”;无论等级制度如何,奴隶永远处于最底层。

一些学者为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提出了更具体的定义。 有人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剥削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其自我再生产的方式,即通过政治暴力或战争俘虏。

最具影响力的具体定义来自奥兰多·帕特森,他将奴隶制定义为始终表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奴隶制涉及最终由暴力强制执行的永久性统治。 其次,奴隶制涉及一种出生异化状态,“即丧失了上下几代人的血缘联系”,这使得他们无法主张出生权利或将其传给子女,并将奴隶与家庭和社区隔绝,除非得到主人的允许。 他们继承不到任何保护或特权,也无法将其传给子女。 最后,奴隶被剥夺了任何荣誉。 因此,奴隶制被定义为“对出生异化且普遍丧失荣誉的人的永久性、暴力性统治”。

但帕特森的定义无法适用于许多我们本会认为是奴隶制的案例。 有时是奴隶统治着自由人,例如9世纪和10世纪初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士兵。 甚至在奥斯曼人开始其帝国奴隶制度之前,埃及和叙利亚就由马穆鲁克(字面意思为“奴隶”)政权统治(约公元1260-1517年)。 1260-1517年。 尽管他们在完成军事训练后获得了自由,但由突厥或高加索军阀组成的马穆鲁克王朝通过不断引入新的奴隶士兵进入统治军事精英阶层,代代相传,而这一阶层正是通过其军事奴隶经历来定义自己的。 他们远未受到任何人的统治,而是自己的主人,并统治着整个国家和社会。 帕特森认为,伊斯兰文明中的奴隶精英实际上仍然是无权的,因为他们的命运仍然取决于主人的心血来潮。 但阿拔斯王朝的突厥奴隶、埃及马穆鲁克和奥斯曼禁卫军在合适时随意处决主人的频率,有力地表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被认定为奴隶的人也并非总是处于出生异化状态。 拜占庭帝国的奴隶可以拥有财产并将其遗赠给子女。 定居在帝国土地上的奥斯曼农业奴隶将他们的地产传给子女,延续了数代。 与罗马奴隶制不同(罗马奴隶制中子女的地位由母亲决定),沙里亚法的主要立场是,为主人产子的女奴在主人去世后即获得自由,其子女亦然。 在此之前,主人不能出售她。 母亲与孩子之间远非那种与生俱来的疏离,孩子作为自由民后代的身份,反而保障了母亲自身的自由。 像索科鲁·穆罕默德帕夏(Sokollu Mehmet Pasha)这样的帝国精英奴隶,在技术层面上确实存在“与生俱来的疏离”,因为根据奥斯曼帝国境内伊斯兰教法的条文,他们去世后,其财产会归还给国库(bayt al-mal)。 但实际上,当像索科鲁这样的帝国精英奴隶去世时,发生的情况是国家官员与继承人之间的一种协商。 由于这些奴隶中的许多人积累并隐藏了巨额财富,国家通过协商获取其中一部分,以换取让继承人无障碍地获得剩余财产,这对国家来说效率更高。 在这里,奴隶的“与生俱来的疏离”更多地起到了一种非正规遗产税的作用,而不是完全剥夺他们将财产传给继承人的权利。 此外,还有其他简便的方法可以规避这种财富上的“与生俱来的疏离”。 像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富裕公民一样,帝国奴隶可以将他们的财富投入到宗教捐赠(阿拉伯语: waqf,复数: awqaaf)中,并指定他们的后代为受益人。

此外,奥斯曼帝国奴隶的孩子虽然不能将财富传给自己的后代(他们去世后财产会归还给帝国国库),但他们的孩子保留了其父辈接近权力核心所带来的特权,以及其母亲的身份地位。 索科鲁·穆罕默德的妻子是苏丹的女儿,因此他的儿子们得以身居高位。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奴隶保持着与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基督教地区原生家庭的联系,并利用他们新获得的权力来提拔亲属。 索科鲁·穆罕默德任命他的兄弟为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牧首,他的堂兄弟后来也追随他担任了大维齐尔。 后来,在18世纪末,负责管理奥斯曼帝国埃及行省的格鲁吉亚奴隶精英们,与他们在高加索地区的家人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还会接待家人的探访。

有时,利用家族关系正是奴役的主要目的之一。 尽管在技术上是奴隶,但18世纪被阿尔及尔奥斯曼海军俘虏的基督徒欧洲人,往往更像是人质。 他们可以与家人通信,如果他们的主人运气好,他们的家人会支付赎金来换取他们的自由。 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拥有财产、赚钱(那些被分配到精英岗位的人,比如咖啡侍从 cofeegi,生活可能比在他们本国还要好),并自由地进行社交。

伊斯兰教中的奴隶制——一个政治问题

在深入探讨伊斯兰教中奴隶制的存在方式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并不是一个在真空中提出的问题。 两百多年来一直如此。 在对话和辩论中,回应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奴隶制是可以接受的?” 是反驳那些主张包容不同价值观的人的终极王牌。 奴隶制是一个理想的引用案例,因为它的邪恶在道德上如此清晰,且被广泛承认。 谁会为奴隶制辩护呢? 它是人类行为中的希特勒。 然而,尽管“奴隶制”这个词威力巨大,但它却很少被定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很像“恐怖主义”这个词——它的力量在于其含义背后的假设以及它所承载的道德谴责。 但它定义得非常模糊。

像“恐怖主义”这个词一样,“奴隶制”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议题,这并非指我们在晚间新闻中看到的政治,而是指它本质上与权力问题紧密相连。 正如奴隶制实践是一些人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极端表现一样,运用“奴隶制”这一话语,也是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权威主张。 难怪那些主张终结残酷或不可接受的剥削性劳动行为(如血汗工厂、儿童性交易、强迫婚姻和器官买卖)的人,会将这些现象称为“现代奴隶制”。 使用“奴隶制”一词而不是其他定义(如契约劳工或童工)的原因很明确:奴隶制能激起一种情感反应,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支持某项事业。 从学生到摇滚明星,谁会不支持终结奴隶制呢?

尽管这些行为确实应受谴责,但对于“现代”奴隶制,我们遇到了一些熟悉的问题。 如果我们采用那些打击“现代奴隶制”的活动家所使用的定义(主要定义是“如果你无法离开,那就是奴隶制”),并将其应用于西方历史,我们会发现按照他们的标准,几乎没有人是自由的。 正如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终结现代奴隶制最著名的倡导者们,并没有将这一标签贴在美国刑罚体系中罪犯的强迫劳动上。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选择,因为很少有摇滚明星和学生愿意指责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奴隶制。 因此,即使在今天被用于崇高的事业,“奴隶制”仍然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词汇,无论是在它触发的情感反应方面,还是在人们决定何时何地使用它时的自我审查方面。

奴隶制的政治属性在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历史中尤为突出。 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被大西洋和西地中海的穆斯林海盗俘虏的恐惧,在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想象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事实上,确实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以这种方式被掳为奴。 我们仍然可以在电影中看到这种恐惧的文化印记,例如《007之巡弋飞弹》(1983),詹姆斯·邦德从一场极其突兀的阿拉伯奴隶拍卖会上救出了金·贝辛格;以及《飓风营救》(2008),连姆·尼森最终从(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口贩子手中,最后又从一个好色的阿拉伯酋长手中救出了他的女儿。 但是,就像对“现代奴隶制”一词的选择性使用一样,这种对话在宣称西方道德权威时也是选择性的。 在欧洲人和美国人谴责被穆斯林海盗俘虏和奴役的同一时代,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奴役正处于鼎盛时期。 而我们的西方文化记忆甚至更加具有选择性。 在《007之海底城》(1977)中,当邦德拜访他的阿拉伯酋长朋友的后宫并被赠予其中一名女性时(酋长说,在东方,“人们应该深入挖掘其宝藏”),西方观众可能并没有感到任何愤怒。 从英国小报到当时的普通公民唐纳德·特朗普,2015年许多人都在鹦鹉学舌地声称,英格兰北部的穆斯林正在诱骗年轻的白人女孩充当性奴隶。 一些穆斯林确实在这样做,但很少有媒体报道指出,绝大多数违规者实际上是白人男性。

结论:关注条件,而非词汇

“奴隶制”这个词即使在被用于最崇高的事业时,也带有政治色彩。 而那些塑造了人们对奴隶制理解的政治力量,往往阻碍了那些为反抗同类遭受极端剥削而奋斗的人们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选择将奴隶制定义为“将人类视为财产”,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他们将奴隶制定义为严酷的剥夺或剥削,他们支持奴隶制的对手就会指出工业化英国和美国的工厂状况,并指出“自由”工人的待遇同样糟糕。

在强调了奴隶制就是将人视为财产之后,废奴主义者们发现,一旦拥有人口在技术上变得非法,他们就无法反对继续剥削那些他们刚刚解放的人。 英国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终结了印度洋地区的奴隶制。 但随后他们发现,劳工们仍然在与奴隶相同的可怕条件下,以同样高的死亡率,从印度被运往东非。 他们只是被称为“苦力”而非奴隶。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废除拥有他人的合法权利几十年后,被称为“新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人士为了动员公众关注剥削性劳动,将奴隶制重新定义为“无法离开”。

归根结底,“奴隶制”这个词可以指代太多事物,以至于它对于准确交流来说并没有太大用处。 它最终往往指代的是我们在想到奴隶制时并不想表达的东西,或者它无法涵盖我们确实与奴隶制相关联的事物。 因此,作为一种分类或概念工具,“奴隶制”一词的用途有限。 讨论人类劳动的极端剥削和权利的极端剥夺要有用得多。 在任何社会中,无论是否存在“奴隶制”,我们都可能发现此类状况。 与其执着于一个词或定义不清的类别,不如专注于规范条件和保护人们的权利,以防止极端的人格贬损,这要有用得多。 关于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奴隶制与伊斯兰》。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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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刑与断手如何理解?伊斯兰法、固定刑与沙里亚的真实目的(上篇)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toning-and-hand-cutting-understanding-the-hudud-and-the-shariah-in-islam
原文标题:Stoning and Hand Cutting—Understanding the Hudud and the Shariah in Islam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石刑与断手如何理解?伊斯兰法、固定刑与沙里亚的真实目的(上篇)



图:石刑与断手——理解伊斯兰教中的侯杜德(Hudud)与沙里亚(Shariah)

引言

在西方,人们提到伊斯兰教时,往往只会联想到石刑和断手。 这些形象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中,从《罗宾汉:侠盗王子》(1991)这类热门电影的预告片,到《逃亡:人体货物》(1998)这类直接在有线电视播放的平庸之作(同样是在预告片里…… “如果你不能按他们的规则生活,你可能会死在这些规则之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持续且深刻地误解伊斯兰教及其法律传统——即沙里亚(Shariah)的了。 石刑和断手确实存在于沙里亚中,但要理解它们的实际功能,必须退后一步,审视沙里亚是如何从整体上构想法律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最严厉的肉刑和死刑,即所谓的侯杜德(Hudud,发音为Hudood)。

造物主法律的理念

沙里亚并非一部印刷并装订成册的法典。 它是造物主法律的理念。 像“美国法律”或“国际法”这类宽泛的法律概念一样,沙里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多样性。 正如美国法律在不同州或地区表现为截然不同的交通法规或分区规划法一样,沙里亚的应用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始终保持着一个连贯的法律传统。

沙里亚源自四个来源。 穆斯林认为前两个来源是由造物主直接或间接启示的:1)《古兰经》的启示(与某位知名特朗普支持者的说法相反,它本身包含的法律内容相对较少),以及2)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权威先例,即他的圣行(Sunna,通常通过关于先知言行的报告传达,称为圣训 Hadith)。 这两个来源相辅相成。 圣行是解读《古兰经》的透镜,它对《古兰经》进行了解释和补充。

后两个来源是人类努力通过先知(愿主福安之)来理解和传达造物主启示的产物:3)早期穆斯林社区应用《古兰经》和圣行的方式,以及4)此后几个世纪穆斯林学者对这一法律推理传统的进一步扩展。 人类挖掘这些来源并从沙里亚的抽象概念中构建具体、可适用规则的努力,被称为法学(fiqh)。 如果说沙里亚是造物主法律的理念和理想,那么法学就是它在世间的表现——因此也是不可避免地会出错且具有多样性的表现。

法律不仅仅是法律与秩序

大众想象中石刑和断手无处不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这些刑罚在沙里亚中仅占极小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是穆斯林为回答“什么能取悦造物主?”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 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皆是如此。 因此,与我们现代国家所认为的法律不同,沙里亚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 这些领域中的大多数在穆斯林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法庭上都不会出现(尽管奇怪的是,伊斯兰法中的一些冷门观点有时会出现在宗教自由的案件中)。 如果我们看一本典型的、全面的法学著作(通常超过十几卷),我们会发现沙里亚的核心主题是伊斯兰教的崇拜形式,包括礼拜(以及进行礼拜所需的仪式洁净规则)、斋戒、天课、麦加朝觐以及狩猎和屠宰动物(12卷中约占4卷)。 只有在那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婚姻、离婚、继承、合同、财产、责任、伤害等我们熟悉的法律领域。尽管它们似乎是大多数人对沙里亚仅有的了解,但在典型的法学著作中,关于侯杜德罪行及其惩罚的内容不到全书的2%。

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刑法

为了理解伊斯兰刑法,我们首先必须确保理解我们所说的“刑法”是什么意思。 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法律领域都是民法,这意味着它们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包括合同、婚姻、财产等。政府可能会通过法院基础设施在裁决这些领域的纠纷中发挥作用,但这些纠纷是私人之间因彼此造成的损害而产生的。

犯罪涉及的是对公众、社会或整个国家造成的损害,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是政府采取行动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当然,对个人的损害和对社会的损害可能会重合。 在古老的(非常古老的)英国法律中,如果一个人在街上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就造成了两种损害。 凶手通过杀害受害者伤害了他的家人,同时也通过破坏国王的“和平”或其领土的整体秩序而伤害了国王(这就是我们“扰乱治安”这一术语的由来)。 凶手必须对这两个受害方负责。 几个世纪(以及许多法律转折)之后,我们看到辛普森(OJ Simpson)因两项罪名受审:一项是民事罪(因非法致死及其给受害者家庭造成的损失),另一项是刑事罪(谋杀),并由国家对他进行了起诉。

正如我们所记得的,辛普森在刑事审判中被判无罪,但在民事审判中被判有责任(即有罪)。 如果这两次审判实际上针对的是同一行为,怎么会这样呢? 他到底有没有谋杀? 这两次审判产生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满足举证责任的标准不同。 在美国的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只需得出证据优势表明某人有罪的结论(即超过50%的可能性),而在刑事审判中,陪审团必须确信“排除合理怀疑”。 之所以存在不同的举证责任,是因为民事损害和刑事损害的惩罚不同。 民事损害通过赔偿来惩罚。 刑事损害则通过监禁、肉刑甚至死刑来惩罚。 在西方,法官或陪审团在判定某人有罪时应格外谨慎的观念,源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教会法(天主教会的法律),“无罪推定”的观念也是如此。

沙里亚有着惊人相似的特征(事实上,我认为西方教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伊斯兰法的影响,正如西方哲学和科学在十到十三世纪深受该领域穆斯林学者的影响一样……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穆斯林法学家并没有将法律分为民法和刑法,但这些标签在试图理解侯杜德时仍然是有用的。 穆斯林法学家所使用的分类是“安拉的权利”(ḥuqūq Allāh)的侵犯,与之相对的是对“安拉仆人的权利”,即人类权利(ḥuqūq al-ʿibād)的侵犯。 人类的权利包括身体不可侵犯权(换言之,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杀害或伤害他人)、尊严权、财产权、家庭权和宗教信仰权。

正如现代人权一样,这些权利并非绝对。 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可能会受到限制。 但无论是否为穆斯林,这些权利属于全人类。 如果有人踩伤了你的脚趾、撞坏了你的车或违背了与你签订的合同,他们就欠你赔偿,因为他们侵犯了你的权利。 即使他们并非有意为之,他们也负有赔偿责任,因为损害已经造成,且他们是造成损害的原因。 这同样适用于美国民法(在伊斯兰法和美国法中,一个例外情况是,如果你撞坏了别人的车是因为别人把你推向了那辆车,这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 同样,根据沙里亚法中关于人类权利的规定,如果有人偷了你的手机,他们必须归还你的手机或赔偿其等值金额。 如果有人意外杀害了你的家人,那么你的家人有权获得《古兰经》和圣训中规定的赔偿金。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教导的那样,法官的职责是“确保所有享有权利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权利”。

沙里亚法中对“安拉的权利”的侵犯,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犯罪概念的重要对应物。 当然,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解释的那样,人类对造物主最终的“安拉的权利”是崇拜安拉且不以任何事物配主,这种权利也延伸到其他崇拜行为,例如缴纳天课(zakat)。 但是,与人类不同,造物主超然于任何受造物可能造成的伤害之上。 同样与人类不同的是,造物主“为自己规定了仁慈”(《古兰经》6:54),并承诺他的“仁慈包罗万物”(《古兰经》7:156)。 造物主广博仁慈的这一要素,在穆斯林法学家所确定的其他“安拉的权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犯罪。

什么是“侯杜德”?

伊斯兰刑法中“侯杜德”的概念在《古兰经》中并未出现,尽管它在被穆斯林视为可靠的圣训中有所提及。 “侯杜德”(Ḥudūd)在阿拉伯语中是“哈德”(ḥadd)的复数,意为限制或界限。 《古兰经》多次提到“安拉的界限”,警告穆斯林越界的罪过,并告诫他们甚至不要靠近这些界限(《古兰经》2:187)。 但该短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在明确界定某些犯罪的语境中(参见《古兰经》2:229、4:14、58:4、65:1,尽管4:14之后讨论了性不当行为)。

正如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所指出的,伊斯兰法中犯罪类别(及其相应的惩罚)的定义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非经文的直接规定。 早期的穆斯林法学家很可能是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早期穆斯林世代的言论中,继承了被称为“侯杜德”的犯罪类别概念。 穆斯林学者一致认为,“侯杜德”包括:通奸/私通(zinā)、饮用酒精饮料(shurb al-khamr)、诬告他人通奸(qadhf)、某些类型的盗窃(sariqa)以及武装抢劫或强盗行为(ḥirāba)。 穆斯林各法学派对于是否应将另外三种犯罪也纳入其中存在分歧:公开叛教(ridda)、鸡奸(liwāṭ)以及为了抢劫而进行的暗杀/蓄意谋杀(ghīla)。

“侯杜德”犯罪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惩罚在《古兰经》或圣训中有明确规定,且被视为对“安拉的权利”的侵犯。 当然,某些“侯杜德”犯罪同时也侵犯了人类的权利。 盗窃(sariqa,指“侯杜德”级别的盗窃,见下文)、性诽谤(qadhf)和武装抢劫/强盗(ḥirāba)显然侵犯了人们的生命权、财产权和/或尊严权。

规定这些“侯杜德”惩罚的经文命令简述如下:

- 私通(Zinā):《古兰经》命令对参与私通的男女处以100鞭刑(《古兰经》24:2),圣训补充说,如果当事人是单身且从未结过婚,还应被流放一年。 哈乃斐法学派不接受流放这一额外惩罚,因为它认为相关的圣训不足以作为改变《古兰经》裁决的有力证据。 所有穆斯林法学派都一致认为,此处提到的《古兰经》惩罚是针对未婚者的。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所证明的那样,犯有通奸罪的已婚男女应处以石刑。 - 盗窃(Sariqa):《古兰经》规定,无论男女,盗窃者应被砍断手,“以报复他们所犯的罪行,并作为安拉规定的惩戒”(《古兰经》5:38)。 - 诬告(Qadhf):《古兰经》命令,任何指控他人通奸却无法提供四名证人证明该行为的人,应被处以80鞭刑,且其证词永远不再被接受(《古兰经》24:4)。 - 饮酒(Shurb al-Khamr):尽管《古兰经》禁止饮酒(khamr)和醉酒,但饮酒的惩罚来自圣训。 最可靠的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会对醉酒者处以40鞭刑,但哈里发欧麦尔和阿里在与其他圣门弟子协商后,随后将其增加到80鞭。 - 武装抢劫(Ḥirāba):这种犯罪被认为是在《古兰经》对“那些与安拉及其使者作战,并试图在土地上散布伤害和腐败的人”的谴责中设定的。 《古兰经》对其规定了伊斯兰教中最严厉的惩罚:钉十字架和/或截断手脚(《古兰经》5:33)。 绝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这节经文是在一群人残忍地弄瞎、残害并杀害了一名牧羊人,然后偷走了他的骆驼之后启示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下令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惩罚这些杀人犯。 然而,著名学者们对有关他确实下令砍断谋杀者手脚的传述持怀疑态度。 《古兰经》规定的惩罚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下令的惩罚之间的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先知的命令是在经文启示之前下达的,但这种模糊性通常被理解为表明统治者/国家在决定“武装抢劫”的适当惩罚时拥有裁量权。 “侯杜德”并不涵盖大多数法律体系所认为的刑法中最严重的部分:谋杀。 但这确实属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伊斯兰刑法的范畴。 尽管《古兰经》和圣训将谋杀、过失杀人以及对他人的身体伤害视为针对个人及其家庭的私人侵害,但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起,就是由国家来监督这些纠纷并执行惩罚的。 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还触及了公共秩序和暴力领域,而这正是统治者的管辖范围。 由于杀人案件是由受害者的亲属提起的(这与19世纪之前的西方很像),国家(以法官或总督的身份)将负责为没有亲属的受害者提起诉讼,其依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名言:“权威(sulṭān)是那些没有监护权之人的监护人。” 当无法确定罪魁祸首时,国家也经常承担起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责任。

造物主的仁慈与“侯杜德”刑罚的适用

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必须得到赔偿,因为这些人遭受了实际的损害或损失。 另一方面,造物主并不会因为其权利受到侵犯而真正受到伤害。 在涉及造物主权利的情况下,正是造物主的仁慈定义了伊斯兰法律程序。 只有心智健全的成年穆斯林,在明知某种“侯杜德”行为是被造物主所禁止的情况下,依然故意去触犯,才在理论上应承担惩罚。 在这方面,“侯杜德”罪行与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如过失杀人或意外损坏他人财产)不同,后者不需要主观意图,且儿童的家庭需对造成的损害负责。

适用“侯杜德”刑罚的核心原则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仁慈。 这一原则在归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一段圣训中得到了明确阐述,并得到了包括其妻子阿伊莎以及哈里发欧麦尔和阿里在内的杰出圣门弟子的响应。 流传最广的版本写道:“尽可能地让穆斯林免受‘侯杜德’刑罚,如果你们能为当事人找到出路,就放过他们。” “因为权威在仁慈上犯错,好过在惩罚上犯错。” 在先知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穆斯林学者将这段圣训提炼为一条关键的法律原则:“通过疑点(shubuhāt)来免除‘侯杜德’刑罚。”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一教义是由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一代的穆斯林法学家为了补救《古兰经》中严厉的惩罚而制定的。 换句话说,他们继承了一套严厉的惩罚制度,或许他们认为需要找到某种方法来避免执行这些惩罚。 或者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先知本人 ﷺ 提倡尽可能免除“侯杜德”刑罚,是因为他对《古兰经》中揭示的惩罚感到不安。

但这些理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建立严厉的惩罚制度与几乎无法达到的证据标准,这两者在《古兰经》本身中是同时出现的。 《古兰经》规定通奸者应鞭笞100下,但仅在一节经文之后,它就指出,任何在没有四名证人的情况下指控他人通奸的人,都要因诽谤而受到80下鞭笞。 为什么一个旨在建立法律秩序的信息会设定严厉的惩罚,却又让它们几乎无法执行呢?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但现在让我们转向穆斯林法学家为避免适用“侯杜德”刑罚而阐述的疑点(shubuhāt)。

制定了庞大而多样化的法学体系的穆斯林法学家们,非常严肃地对待先知关于免除“侯杜德”刑罚的命令。 一些程序性保障措施在《古兰经》本身中就能找到,例如对通奸(zinā)需要四名证人的要求。 相当多的保障措施是在圣训中增加的。 在最著名的案例(已知有六个实例)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下令将一名通奸男子乱石砸死,该男子来到先知 ﷺ 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先知问他是否疯了,当他继续坚持时,先知 ﷺ 暗示他可能只是亲吻了那个女人。 为了防止证人在当事人可能只是拥抱或躺在一起时就断定发生了性行为,先知 ﷺ 要求证人必须证明他们看到“他的阴茎进入她的阴道,就像眼线笔进入笔筒一样”。 由于承认罪行的男子马伊兹(Māʿiz)坚持向先知 ﷺ 承认了四次,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要求所有关于通奸的供述都必须重复四次。 少于四次的供述不能作为适用“侯杜德”刑罚的依据。

基于马伊兹的同一个案例,法学家们一致认为,即使是承认了通奸的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撤回供述,从而不再面临“侯杜德”刑罚。 最后,在大多数穆斯林学者的观点中,即使是怀孕等外部迹象也不被视为通奸已经发生的证据。 例如,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已经离家多年,他可能奇迹般地被传送回来与她团聚。 或者她可能遭到了强奸。 唯一将怀孕视为通奸决定性证据的学派(假设该女子没有声称自己被强奸)允许女性怀孕期长达五年。 通常在伊斯兰教法中,这种奇迹般或离奇的说法在法律事务中是没有任何分量的。 但作为防止适用“侯杜德”刑罚的潜在疑点,它们被接受了。

这种在裁决性犯罪时对疑点的巨大宽容,在作为奥斯曼帝国官方学派的哈乃斐学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妓女及其嫖客被抓获时,他们不会因通奸罪受审,因为存在一种(确实离奇的)疑点,即卖淫在结构上类似于婚姻;两者都是以金钱换取性接触(在婚姻中,是新郎支付的聘礼)。 这并不是因为穆斯林学者对卖淫有任何同情或对婚姻不尊重,而是因为他们寻找任何可能的疑点来避免执行“侯杜德”刑罚。

在盗窃(sariqa)案件中,圣训对该罪行的严格定义解释了我为何如此不愿将其简单翻译为“偷窃”。 盗窃只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偷窃行为。 首先,圣训明确规定,只有偷窃超过一定价值的东西,小偷才会被砍手。 在另一段圣训以及圣门弟子的实践中,我们被告知,应该提示被指控的小偷两到三次,让他否认自己偷窃。 在法庭程序中,这意味着即使小偷被当场抓获,且有通常数量的证人(两人)作证说他们看到他偷窃,小偷所要做的仅仅是声称该物品是他自己的,这就足以建立足够的疑点,从而使砍手刑罚不再适用。 基于一个男人从熟睡者头下偷走斗篷的案例,法学家们得出结论:只有从安全地点(ḥirz)偷窃的东西——这一概念由当地习俗和条件决定——才应受到哈杜德(hudud)刑罚。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豁免了在公开场合明目张胆进行的挪用行为。 最终,穆斯林学者为消除所有歧义而达成一致的条件清单长达三页多(参见附录:al-Subki关于盗窃断肢刑的条件)。 结果正如学者鲁道夫·彼得斯(Rudolph Peters)所描述的那样,“除非小偷或通奸者本人愿意并供认不讳,否则几乎不可能对其判刑。”

这种通过歧义使哈杜德刑罚几乎无法实施的制度,也同样适用于醉酒罪,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诬告罪。 身上有酒味的人不会被处以哈杜德刑罚。 即使是被人看到喝醉并呕吐出葡萄酒的人,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也认为他不应受到哈杜德刑罚,因为他可能是误饮了葡萄酒。 由于穆斯林学者对于何为致醉物存在很大分歧,应用哈杜德刑罚的方法一直是遵循沙斐仪(Imam Shafi)的立场,即“人们只能基于确凿证据受到惩罚”。

逃脱惩罚? 非哈杜德罪行是如何惩处的

当然,仅仅因为发现了歧义而避免了哈杜德刑罚,并不意味着被指控的违法者就此逃脱了惩罚。 相反,他们的罪行只是从侵犯造物主权利的高层级,降级到了侵犯人类权利的范畴。 此类罪行根据“塔齐尔”(taʿzīr)进行惩处,即由法官裁定的酌情惩罚。 因此,一个被两名正直证人(犯罪的标准证据门槛)当场抓获从保险箱中偷走金条的小偷,只需否认自己做过此事,就能避免哈杜德刑罚。 他不会被砍掉手。 但仍有足够的证据以“加斯布”(ghaṣb)或篡夺罪(类似于普通法中的轻微盗窃或民事侵权)对他进行定罪。 被发现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未婚男女不能因通奸罪(zinā)受到惩罚,但他们仍可能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

法官或总督也可以利用其维护公共秩序的权力,来惩处未达到哈杜德门槛的罪行。 例如,一个浑身酒气且明显喝醉的人可能不会受到哈杜德级别的惩罚,但他仍可能受到低于该级别的惩罚。 在武装抢劫或拦路抢劫的案件中,如果肇事者悔过并自首,那么这些歧义将使该罪行脱离哈杜德的范畴。 但他们仍需承担杀人罪和非哈杜德盗窃罪的惩罚。

与美国法律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不同的举证责任不同,防止哈杜德罪名成立的主要保护措施并非举证责任(尽管在通奸罪的情况下这几乎无法实现)。 逃生通道更多是由法官认为有义务去探究的、近乎无穷无尽的歧义清单所提供的。

美国刑事与民事法律的类比仍然有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被告如何能因某种法律标准的证据而在一个法律类别中被判无罪,同时在另一个法律类别中被判有罪。 产生足以让法官相信肇事者犯有塔齐尔罪的证据,要比证明其犯有哈杜德罪容易得多。 例如,在沙斐仪法学派中,一个人可以根据一名男性和两名女性的证词被判犯有非哈杜德盗窃罪。 而在罕百里法学派中,奴隶可以在非哈杜德案件中作证。 但没有主要的穆斯林法学派允许女性或奴隶在哈杜德案件中作证,因为对证人资格的限制越多,给被告定罪就越困难。由于塔齐尔的核心在于由法官酌情决定,因此在没有任何固定证据标准的情况下,也可以分配某些惩罚。

酌情惩罚在历史上是伊斯兰教法中主要的惩罚类别。 在一些法学派中,法学家们在各自的学派内制定了详细的惩罚表,规定了针对何种罪行适用何种塔齐尔惩罚。 鞭刑、足底鞭刑(用藤条抽打脚底)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监禁,一直是主要的惩罚方式。 尽管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但穆斯林法学家中最普遍的立场是,塔齐尔惩罚的上限不能达到同等哈杜德罪行的惩罚程度。 这在性不检点或醉酒案件中很简单,因为哈杜德罪行有固定的鞭刑次数。 塔齐尔惩罚的最高限度是性犯罪99鞭,或流放一年减去一天。 盗窃则是另一回事。 轻微盗窃通常通过鞭刑或短期监禁处理,而累犯则可能被送往小偷监狱(关于伊斯兰文明中使用的惩罚类型,请参阅更多内容)。

在圣训和后来的法学家对哈杜德罪行的概念化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避免“塔贾苏斯”(tajassus,即探查私下犯下的罪行)并提供“萨特”(satr,即为私下不当行为寻找借口或视而不见)的核心作用。 这些概念植根于《古兰经》,其中禁止“塔贾苏斯”(《古兰经》49:12),以及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一再无视一个试图承认自己“触犯了哈杜德之一”的人。 “如果你探查人们的秘密或羞耻之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警告说,“你就会毁了他们。”

圣门弟子们认为这是法律程序的关键。 著名的圣门弟子兼库法总督伊本·马苏德(Ibn Masʿūd)被带到一个“胡须上滴着酒”的人面前,但伊本·马苏德唯一的反应是:“我们被禁止探查过失。 但如果他在我们面前公开做某事,我们就会让他为此负责。” 一份可靠的报告称,哈里发欧麦尔(Umar)听到麦地那的一所房子里有喧闹声,于是他翻墙进去,发现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酒。 当他质问那个男人时,对方回答说,虽然他确实在犯罪,但欧麦尔犯了三项罪:他违反了《古兰经》中关于禁止探查他人过失的命令(49:12)、翻越房屋围墙(2:189)以及未经许可进入他人住宅(24:27)。 欧麦尔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离开了。

正如伊斯兰刑法的其他领域一样,哈杜德的适用最终属于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力范围。 尽管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告诫说,一旦胡杜德(hudud)罪行上达官府,就必须进行审判,但这旨在强调任何人都不应指望获得优待。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早期的哈里发们明确表示,如果必要,统治当局可以完全中止胡杜德刑罚,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在外出征期间偷窃的士兵所下的命令,以及欧麦尔在饥荒时期对偷窃行为所作的著名裁决那样。 正如著名的哈乃斐派法学家卡萨尼(卒于1191年)所写:“若无任何益处的可能性,执行胡杜德是不被允许的。”

伊斯兰文明中胡杜德的历史应用

应用伊斯兰法(fiqh)规则的穆斯林法官们,也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通过模糊性来规避胡杜德”的教导视为神圣的命令。 所有迹象都表明,胡杜德刑罚在历史上极少被执行。 一位18世纪中叶在阿勒颇工作的苏格兰医生观察到,二十年间仅有六次公开处决。 他观察到,偷窃行为很少见,一旦发生,便会处以杖刑。 一位19世纪中叶在埃及的著名英国阿拉伯语学者报告称,近来已无人记得曾执行过针对偷窃的胡杜德刑罚。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大约五百年间,记录显示仅发生过一起因通奸而被石刑的案例(相比之下,在1608年至1785年间,殖民时期的美国有五十多人因各种性犯罪被处决)。

法学家关于牵强模糊性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应用。 16世纪末,印度的一位穆斯林妇女在丈夫战死沙场后,突然被发现怀孕,并被指控犯有通奸罪。 她声称丈夫奇迹般地在每周五晚上复活并来看望她。 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哈乃斐派法学家们就此案进行了咨询,并回复称,从技术上讲,这种奇迹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非侵入性(即避免窥探 tajassus)和掩盖过错(satr)的概念也成为了现实中的实践。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中,饮酒、通奸、卖淫和同性恋变得十分普遍。 然而,穆斯林学者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只能抱怨。 莫卧儿帝国时期的一位学者自己也误入歧途,开始沉溺于女色并举办酒会。 当市场警察翻墙进入他家试图取缔其中一场聚会时,他提醒警察注意哈里发欧麦尔的过失,以此训斥了他们。 警察羞愧地离开了这位学者的家(据其传记作者记载,该学者后来改过自新)。 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14世纪初非斯城的首席法官因其公正和学识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但他因雇人“嗅探”人们口中的酒精味而受到批评。 “他确实该受那样的批评,”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家补充道。

小偷被砍手的案例在当地民众看来是令人震惊的。 著名的摩洛哥学者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卒于约1366年)讲述了在麦加发生的一件事:当一名司法官员下令砍掉一名年轻人的手以惩罚其偷窃行为后,该青年后来杀死了那名法官。 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大帝(卒于1605年)发现他的首席法官处决了一名被判胡杜德罪的人时感到非常愤怒,他援引了通过模糊性来规避刑罚的原则。 该法官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最终在流放中去世。

法官们将规避胡杜德视为宗教义务的严肃程度,最好的例证莫过于1513年马穆鲁克王朝开罗发生的一起近乎肥皂剧级别的丑闻。 一位哈乃斐派的法官有一位美貌的妻子,一位沙斐仪派的法官对她垂涎三尺。 这位沙斐仪派法官趁同事不在家,潜入其家中并与该女子发生了关系。 但一位同样爱慕该妻子的嫉妒邻居告知了丈夫,丈夫立即赶回家,冲进房间,发现两人正在他的床上。 这位沙斐仪派法官向愤怒的丈夫恳求,提出给他钱以换取不公开羞辱他。 该男子的妻子也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恳求道:“应当执行掩盖(Satr)。” 但丈夫拒绝了,并将他们锁在卧室里,直到当局赶到。 面对质询时,这位沙斐仪派法官承认了通奸(zinā),甚至在另一位法官面前写下了供词。

听到这起丑闻,马穆鲁克苏丹阿勒·古里对法官中暴露出的腐败感到愤怒。 于是他要求一位沙斐仪派法官作出裁决,该法官(正确地)宣布这对男女应被处以石刑。 首席法官予以确认,而一直被认为在惩罚上过于严苛的苏丹感到欣喜若狂。 他惊呼,他将因其公正而被铭记,因为“历史将记录下在他那个时代有人因通奸而被处以石刑”。

但与此同时,这对男女撤回了他们的供词。 主要学者们写道,胡杜德刑罚必须被撤销。 苏丹愤怒地回应道:“穆斯林们啊!”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家中,与其妻子行不义之事,他们被当场抓获,该男子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亲手写下供词,结果在这一切之后,他们却说他可以撤回供词?!” 苏丹召集了宫廷中所有的资深法官和法学家,包括当时已九十多岁、作为沙斐仪派支柱的伊斯兰教长扎卡里亚·安萨里(卒于1520年)。 一位主要的沙斐仪派学者布尔汉丁·伊本·阿比·沙里夫(卒于1517年)回复苏丹说:“那是造物主的法律”,并警告说,任何处决这对男女的人都将承担谋杀罪。 扎卡里亚·安萨里表示赞同。 苏丹大怒,还是处决了这对男女,解雇了所有首席法官和学者的职务及教职,并将伊本·阿比·沙里夫流放。

我们必须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马穆鲁克王朝开罗的几位主要学者和法官宁愿接受被免职和流放,也不愿确认胡杜德刑罚的执行。 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纳吉姆丁·加齐(卒于1650年)写道,苏丹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处决两人并无视伊斯兰教法程序的罪行,是马穆鲁克国家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奥斯曼人在该丑闻发生仅三年后就征服了该国。

除了胡杜德之外,穆斯林法官在历史上对于执行死刑或严厉的肉刑通常持保守态度。 例如,法官可以拒绝执行另一法院适用其他法学派别所作裁决的极少数情况之一,就是如果该学派在诸如要求对谋杀罪处以死刑等问题上有着更为严苛的规定。 当一位奥斯曼苏丹下令处决一群因违抗其限价令而获罪的商人时,一位穆斯林法学家出面干预并提出异议:“在沙里亚法中,处死这些人是不被允许的。” 苏丹回应称这些商人违抗了他发布的命令,而学者回答道:“如果你的命令根本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呢?”

如果不遵守规则,那还要规则做什么? 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法律

当我的学生读到沙里亚法时,他们在了解了“侯杜德”(hudud)刑罚后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设立那些根本不会去执行的惩罚呢?” 这个问题直击现代法律与许多人看待沙里亚法方式之间不协调的根源。 尽管这对当今许多人来说似乎显而易见,甚至必不可少,但那种认为法律体系应该像一台剔除了文化虚构和传统、常规化且高效有序的机器一样运作的观念,其实相当新颖。 它是英国哲学家兼法学家杰里米·边沁(卒于1832年)等现代主义者所设想的法律改革的产物。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美国和英国进行全面法律改革之前,法律条文中存在并不打算执行的法律是很正常的。 事实上,这至今仍是美国法律的一个特征。 我们见过多少次警告我们乱扔垃圾将被处以最高1000美元罚款的告示牌? 我们中有多少人认识因乱扔垃圾而被罚款1000美元的人? 有多少大学生在未满21岁时被允许饮酒? 引用保守派法学家罗伯特·乔治(以及塔尔苏斯的保罗)的话说,法律是我们的老师。 它不仅仅是解决纠纷或维持秩序的手段。 它是社会中权威声音对于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一种宣示。

另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发生在执法领域。 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执法体系出现于19世纪初的英国。 英国也是第一个过渡到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国家,这并非巧合;这一阶段在剧烈变革程度上,可与五千年前人类定居农业社区相提并论,即现代工业化社会。 这涉及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变化,从文化和宗教到政治代表权和经济权力。

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前现代国家,更不用说那些庞大的跨国帝国,其权力高度分散。 通常,统治者在主要城市区域之外几乎没有直接控制力,有时仅限于首都周边。 铁路(英国于1851年通铁路,随后是美国)和电报(19世纪50年代已常规使用)等技术使国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民众中投射其权威。 与此同时,医疗保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像伦敦这样的城市人口第一次实现了自主增长,而不再依赖移民(此前,欧洲城市的死亡率极高,以至于它们成了死亡陷阱,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到1850年,英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里程碑在全球范围内直到2000年左右才达到。 这意味着城市中的犯罪问题也出现了成倍的增长。

因此,就法律而言,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和社会意味着:1)前所未有的法律与秩序挑战;2)对一个有序、理性、技术化和官僚化世界的全新愿景;3)追求这一愿景并应对新挑战的技术、行政和财政资源。

我们很难想象在19世纪中叶这些发展之前,法律和秩序是如何运作的。 在1830年之前,英国没有组织化的警察部队。 尽管纽约和波士顿等大城市在19世纪40年代建立了警察部队,但直到内战之后,官方警察部队才成为美国城市生活的常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南部的正式警察部队是从几十年前为了追踪奴隶和自由黑人动向、出于对叛乱的恐惧而组建的“奴隶巡逻队”发展而来的。

当然,在此之前城市并非无法无天。 早在1285年,英国君主就颁布了法令以维护伦敦的法律与秩序,正如路易十四(卒于1715年)在巴黎所做的那样。 但这些临时的、通常不专业的更夫只存在于首都城市。 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从事预防性警务(巡逻),也不调查所报告的各类犯罪。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伊斯兰文明中的“舒尔塔”(shurṭa)、“希赫纳”(shiḥna)或“法夫吉达尔”(fawjdār)(大致都指警察)制度,这些制度最早可以在早期哈里发时期找到。 [62]

在19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城市和城镇中唯一的执法官员相当于当地的法警或治安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看管囚犯并在法庭提供安全保障。 在英国,如果有人犯下重罪,人们的假设是会发出“大声疾呼”,然后由人群将罪犯带到法院接受审判。 在开罗或伊斯坦布尔等伊斯兰大都市之外,那里有现成的沙里亚法庭来处理人们的纠纷,而在农村地区,人们可能大多在村庄或家庭网络内部非正式地解决了纠纷。

法警和治安官让人联想到“狂野西部”的形象,这实际上很有帮助。 正如在《正午》(1952年)或《墓碑镇》(1993年)等电影中那样,前现代城镇的法警是孤军奋战的。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能召集并授权普通公民组成“搜捕队”(posse,即posse comitatus的缩写)。 像《日落黄沙》(1969年)和《虎豹小霸王》(1969年)这样的电影,讲述了坚韧而讨人喜欢的亡命之徒最终被现代国家有序的武力无情地消灭,这些电影纪念了从前现代的自助与社区,转向现代纪律严明且非人情世界时所感受到的得与失。

简而言之,前现代国家没有手段从事我们今天认为正常的执法工作,特别是预防性警务和对日常犯罪的调查。 这一重要事实是伊斯兰法律以及许多前现代法律体系中惩罚严厉性的背后原因。 尽管刑法学者们对于威慑犯罪的最佳手段仍存在分歧,但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由边沁(Bentham)所形式化的功利主义路径。 其基本前提是以下等式:

(E)预期惩罚/威慑力 = (S)惩罚的严厉程度 x (P)被抓获的概率…… E = S x P。

在一个警察很少甚至没有警察,或者警察不忙于调查犯罪的系统中,稍微聪明一点的罪犯被抓获的几率都很小。 根据 E = S x P 这个等式,如果被抓获的概率(P)微乎其微,那么为了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威慑效果,惩罚的严厉程度(S)就必须非常巨大。 令人恐惧的惩罚被视为威慑潜在罪犯的唯一途径,因为警察(即便有那么几个)根本无法触及他们。 我们可以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英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820年,英国有超过两百种罪行可判处死刑,包括偷窃木柴和从他人的鱼塘中非法捕鱼。 弗吉尼亚殖民地对于从花园中拿走蔬菜或水果的行为也设有死刑。

但是,与“侯杜德”(hudud)类似,很少有被判犯有这些罪行的人真正被处决。 将成千上万的小罪犯处死并非英国及其殖民地法律的初衷。 其目的是通过恐吓人们来防止他们触犯法律。 不可避免地,法官和陪审团会寻找程序上的漏洞来减轻惩罚,例如故意低估被盗物品的价值,从而将罪行从重窃罪(可判死刑)降为轻窃罪(可判鞭刑)。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技术和行政能力的惊人进步是如何改变了英国的法律格局的。 更有效的警务、更好的监狱,以及更重要的,更好的市政服务和大幅进步的经济,意味着更多的罪犯被抓获并定罪。 (P)大幅上升,因此(S)也相应下降。 到1900年,英国仅剩下四种死刑罪行。

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

任何关于伊斯兰教法中刑法的讨论,都无法绕过西方对鞭刑(穆斯林法庭历史上最常采用的惩罚形式)以及对“侯杜德”中截肢和石刑等严厉惩罚的厌恶这一议题。

今天,我们将监禁视为惩罚犯罪的正常方式,以至于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很难想象监狱不在刑事司法核心地位的时刻”。 但在人类历史上,监狱一直是惩罚的例外,而非惯例。 它们成本极其高昂,对于长期资金短缺的前现代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并且伴随着持续的安全担忧。 在17世纪欧洲局势发生变化之前,全球监狱的主要用途是关押候审和审判期间的嫌疑人,而非用于惩罚。

另一方面,体罚既快捷又廉价。 尽管今天许多人谴责体罚是野蛮的,但在人类社会中,对犯罪者身体施加某种形式的痛苦,一直是惩罚严重不法行为的主要手段。 从欧洲中世纪到18世纪,各种骇人听闻的残肢刑罚曾是标准惩罚方式:截断手、手指、耳朵、舌头,用热钳灼烧,以及车裂等。托马斯·杰斐逊曾建议,对犯有鸡奸罪的女性,要在其鼻子上切开一个半英寸的洞。 要理解这种状况是如何改变的,必须认识到近现代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刑事惩罚的重要趋势。

在18世纪的西欧及后来的英国,死刑和严酷体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监禁和流放至殖民地所取代。 虽然第一所现代监狱于1790年在费城附近开设,但其背后的理念已经酝酿了几十年。 监狱起源于17世纪(特别是在欧洲大陆)的强迫劳动机构,作为一种将监禁与强迫劳动相结合的机构而出现,用于惩罚那些原本会被判处死刑的罪犯。 在贵格会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像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卒于1813年)这样的思想家开始阐述一种改良主义的正义理论,即放弃严酷的体罚或死刑,转而通过净化罪犯的灵魂,以期最终实现救赎。 这就是美国感化院的起源,囚犯被关进各自的小牢房,只提供微薄的口粮,目的是让他们专注于反思和研读《圣经》。 这种模式即使在世俗化并允许更多社交活动之后,也已被广泛输出到世界各地。

这段历史轨迹似乎很容易理解——从体罚到监狱;残酷的中世纪残肢刑罚让位于更“卫生”的死刑,又让位于监狱中的强迫劳动,最终让位于罪犯被“改造”的现代感化院。 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西方的刑事制裁并非从野蛮走向开明,而仅仅是表达了对什么是“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这一问题,所持有的全新且极具文化特殊性的理解。

美国放弃了公开体罚,转而采用感化院制度,通过正确引导罪犯的灵魂来改造他们。 但这种引导手段极其残暴,比起礼拜场所,反而更让人想起阿布格莱布监狱。 在19世纪中叶之前,囚犯们会遭到无情的鞭笞,被塞住嘴巴关进狭小的储物柜,以至于无法跪下或躺下,脸上还会被浇上冰水。 所有惩罚中最致命的似乎是强迫囚犯长期处于完全隔离和强制沉默的状态。 所有这些在当时竟然被认为比以前那些“不开化”的惩罚方式(如将人关在木枷里任人投掷水果)更人道。

在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也能看到这种将文化习俗与开明进步错误混为一谈的现象。 18世纪末,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其控制的印度地区的沙里亚法(Shariah)行政权时,英国官员们感到既愤怒又震惊。 他们主要感到沮丧的是,根据沙里亚法执行罪犯死刑是多么困难。 他们认为,被害人家属可以接受凶手的赔偿金而不坚持要求处决凶手,这是一种“野蛮的结构”。 英国官员不禁将此视为某种贿赂。

但真正让英国官员在道德上感到震惊的是将截肢作为一种惩罚手段,他们最终在1834年将其取缔。 因此,我们发现一位英国女性表达了一种离奇的困惑:为什么一位很少处决罪犯,而是以截肢作为惩罚的锡克教统治者,其臣民却并不认为他残忍(英国人所指的截肢主要不是断手,而是印度一种作为最严厉的“塔齐尔”(taʿzīr)惩罚手段的割鼻刑;讽刺的是,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 [卒于1707年] 曾因其不符合伊斯兰教法而禁止过这种刑罚)。 英国人对肉刑的迷恋,以及对死刑这一“长兄”般的刑罚所持的轻率态度,在J. Fisch关于印度殖民法律的著作《廉价的生命与昂贵的肢体》(Cheap Lives and Dear Limbs)这一讽刺书名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正如美国法学教授彼得·莫斯科斯(Peter Moskos)最近在他的著作《为鞭刑辩护》(In Defense of Flogging)中所指出的,认为将人关在牢房里比让他们遭受短暂但剧烈的身体痛苦更人道的观念,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虚构。 而这完全被美国监狱生活的现实所否定。 莫斯科斯指出,即使在那些残酷肉刑很常见的社会里,“也极少甚至从未将一个人关进牢房作为惩罚”。 “因此,”他总结道,“我们接受监狱作为一种常态,是一个历史性的怪事。” 而且,与被关进单人牢房相比,在美国监狱的普通监区服刑简直是轻微的待遇,而单人监禁是美国监狱中常见的做法。 正如19世纪的美国感化院所发现的那样,单人监禁会导致严重的、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心理创伤。 2011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得出结论,仅仅15天的单人监禁就“构成了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在此期限之后,可能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心理损害。

美国监狱系统深重的弊端进一步证明了它是一种残忍且不同寻常的惩罚形式。 首先,美国的监狱完全未能改造被送进去的人,考虑到罪犯不是被安置在积极的榜样周围,而是被安置在其他罪犯中间,且在这样一个环境中,5%的囚犯称他们在过去一年内曾遭受过性侵犯,且毒品使用猖獗,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多的囚犯人数,人均囚犯比例位居世界第二。

其次,美国监狱之所以残忍且不同寻常,是因为它们破坏并瓦解了社区。 正如安妮-玛丽·库萨克(Anne-Marie Cusac)所指出的,在感化院运动之前,肉刑或羞辱刑是在公共场合执行的,通常是在城镇广场上。 罪犯可能会受到公开羞辱,但这种公开的痛苦“将罪犯理解为存在于该社区之内”。 在20世纪中期之前,许多监狱位于城镇中心,囚犯仍然靠近他们的家人。 现在,大多数监狱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距离受监禁影响最严重的城市社区极其遥远。 在美国,即使在出狱后,重罪犯也被剥夺了投票权,且几乎无法就业。 大约有530万美国人,如果不是因为过去的重罪记录,本可以在社区和国家的政治进程中拥有发言权,但他们却被剥夺了投票权。

美国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神经质在死刑的适用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电椅和注射死刑被开发出来,本意是作为比绞刑更人道的替代方案,但它们只是掩盖了执行死刑这一行为中的暴力本质。 正如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在2014年关于一起死刑执行的裁决中所观察到的,一个执行死刑的社会必须承认这一行为的残酷性,而不是试图通过所谓的暴力程度较低的手段(这些手段往往无法像预期的那样快速且无痛地发挥作用)来掩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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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toning-and-hand-cutting-understanding-the-hudud-and-the-shariah-in-islam
原文标题:Stoning and Hand Cutting—Understanding the Hudud and the Shariah in Islam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石刑与断手如何理解?伊斯兰法、固定刑与沙里亚的真实目的(上篇)



图:石刑与断手——理解伊斯兰教中的侯杜德(Hudud)与沙里亚(Shariah)

引言

在西方,人们提到伊斯兰教时,往往只会联想到石刑和断手。 这些形象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中,从《罗宾汉:侠盗王子》(1991)这类热门电影的预告片,到《逃亡:人体货物》(1998)这类直接在有线电视播放的平庸之作(同样是在预告片里…… “如果你不能按他们的规则生活,你可能会死在这些规则之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持续且深刻地误解伊斯兰教及其法律传统——即沙里亚(Shariah)的了。 石刑和断手确实存在于沙里亚中,但要理解它们的实际功能,必须退后一步,审视沙里亚是如何从整体上构想法律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最严厉的肉刑和死刑,即所谓的侯杜德(Hudud,发音为Hudood)。

造物主法律的理念

沙里亚并非一部印刷并装订成册的法典。 它是造物主法律的理念。 像“美国法律”或“国际法”这类宽泛的法律概念一样,沙里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多样性。 正如美国法律在不同州或地区表现为截然不同的交通法规或分区规划法一样,沙里亚的应用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始终保持着一个连贯的法律传统。

沙里亚源自四个来源。 穆斯林认为前两个来源是由造物主直接或间接启示的:1)《古兰经》的启示(与某位知名特朗普支持者的说法相反,它本身包含的法律内容相对较少),以及2)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权威先例,即他的圣行(Sunna,通常通过关于先知言行的报告传达,称为圣训 Hadith)。 这两个来源相辅相成。 圣行是解读《古兰经》的透镜,它对《古兰经》进行了解释和补充。

后两个来源是人类努力通过先知(愿主福安之)来理解和传达造物主启示的产物:3)早期穆斯林社区应用《古兰经》和圣行的方式,以及4)此后几个世纪穆斯林学者对这一法律推理传统的进一步扩展。 人类挖掘这些来源并从沙里亚的抽象概念中构建具体、可适用规则的努力,被称为法学(fiqh)。 如果说沙里亚是造物主法律的理念和理想,那么法学就是它在世间的表现——因此也是不可避免地会出错且具有多样性的表现。

法律不仅仅是法律与秩序

大众想象中石刑和断手无处不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这些刑罚在沙里亚中仅占极小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是穆斯林为回答“什么能取悦造物主?”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 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皆是如此。 因此,与我们现代国家所认为的法律不同,沙里亚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 这些领域中的大多数在穆斯林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法庭上都不会出现(尽管奇怪的是,伊斯兰法中的一些冷门观点有时会出现在宗教自由的案件中)。 如果我们看一本典型的、全面的法学著作(通常超过十几卷),我们会发现沙里亚的核心主题是伊斯兰教的崇拜形式,包括礼拜(以及进行礼拜所需的仪式洁净规则)、斋戒、天课、麦加朝觐以及狩猎和屠宰动物(12卷中约占4卷)。 只有在那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婚姻、离婚、继承、合同、财产、责任、伤害等我们熟悉的法律领域。尽管它们似乎是大多数人对沙里亚仅有的了解,但在典型的法学著作中,关于侯杜德罪行及其惩罚的内容不到全书的2%。

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刑法

为了理解伊斯兰刑法,我们首先必须确保理解我们所说的“刑法”是什么意思。 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法律领域都是民法,这意味着它们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包括合同、婚姻、财产等。政府可能会通过法院基础设施在裁决这些领域的纠纷中发挥作用,但这些纠纷是私人之间因彼此造成的损害而产生的。

犯罪涉及的是对公众、社会或整个国家造成的损害,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是政府采取行动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当然,对个人的损害和对社会的损害可能会重合。 在古老的(非常古老的)英国法律中,如果一个人在街上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就造成了两种损害。 凶手通过杀害受害者伤害了他的家人,同时也通过破坏国王的“和平”或其领土的整体秩序而伤害了国王(这就是我们“扰乱治安”这一术语的由来)。 凶手必须对这两个受害方负责。 几个世纪(以及许多法律转折)之后,我们看到辛普森(OJ Simpson)因两项罪名受审:一项是民事罪(因非法致死及其给受害者家庭造成的损失),另一项是刑事罪(谋杀),并由国家对他进行了起诉。

正如我们所记得的,辛普森在刑事审判中被判无罪,但在民事审判中被判有责任(即有罪)。 如果这两次审判实际上针对的是同一行为,怎么会这样呢? 他到底有没有谋杀? 这两次审判产生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满足举证责任的标准不同。 在美国的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只需得出证据优势表明某人有罪的结论(即超过50%的可能性),而在刑事审判中,陪审团必须确信“排除合理怀疑”。 之所以存在不同的举证责任,是因为民事损害和刑事损害的惩罚不同。 民事损害通过赔偿来惩罚。 刑事损害则通过监禁、肉刑甚至死刑来惩罚。 在西方,法官或陪审团在判定某人有罪时应格外谨慎的观念,源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教会法(天主教会的法律),“无罪推定”的观念也是如此。

沙里亚有着惊人相似的特征(事实上,我认为西方教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伊斯兰法的影响,正如西方哲学和科学在十到十三世纪深受该领域穆斯林学者的影响一样……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穆斯林法学家并没有将法律分为民法和刑法,但这些标签在试图理解侯杜德时仍然是有用的。 穆斯林法学家所使用的分类是“安拉的权利”(ḥuqūq Allāh)的侵犯,与之相对的是对“安拉仆人的权利”,即人类权利(ḥuqūq al-ʿibād)的侵犯。 人类的权利包括身体不可侵犯权(换言之,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杀害或伤害他人)、尊严权、财产权、家庭权和宗教信仰权。

正如现代人权一样,这些权利并非绝对。 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可能会受到限制。 但无论是否为穆斯林,这些权利属于全人类。 如果有人踩伤了你的脚趾、撞坏了你的车或违背了与你签订的合同,他们就欠你赔偿,因为他们侵犯了你的权利。 即使他们并非有意为之,他们也负有赔偿责任,因为损害已经造成,且他们是造成损害的原因。 这同样适用于美国民法(在伊斯兰法和美国法中,一个例外情况是,如果你撞坏了别人的车是因为别人把你推向了那辆车,这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 同样,根据沙里亚法中关于人类权利的规定,如果有人偷了你的手机,他们必须归还你的手机或赔偿其等值金额。 如果有人意外杀害了你的家人,那么你的家人有权获得《古兰经》和圣训中规定的赔偿金。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教导的那样,法官的职责是“确保所有享有权利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权利”。

沙里亚法中对“安拉的权利”的侵犯,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犯罪概念的重要对应物。 当然,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解释的那样,人类对造物主最终的“安拉的权利”是崇拜安拉且不以任何事物配主,这种权利也延伸到其他崇拜行为,例如缴纳天课(zakat)。 但是,与人类不同,造物主超然于任何受造物可能造成的伤害之上。 同样与人类不同的是,造物主“为自己规定了仁慈”(《古兰经》6:54),并承诺他的“仁慈包罗万物”(《古兰经》7:156)。 造物主广博仁慈的这一要素,在穆斯林法学家所确定的其他“安拉的权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犯罪。

什么是“侯杜德”?

伊斯兰刑法中“侯杜德”的概念在《古兰经》中并未出现,尽管它在被穆斯林视为可靠的圣训中有所提及。 “侯杜德”(Ḥudūd)在阿拉伯语中是“哈德”(ḥadd)的复数,意为限制或界限。 《古兰经》多次提到“安拉的界限”,警告穆斯林越界的罪过,并告诫他们甚至不要靠近这些界限(《古兰经》2:187)。 但该短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在明确界定某些犯罪的语境中(参见《古兰经》2:229、4:14、58:4、65:1,尽管4:14之后讨论了性不当行为)。

正如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所指出的,伊斯兰法中犯罪类别(及其相应的惩罚)的定义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非经文的直接规定。 早期的穆斯林法学家很可能是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早期穆斯林世代的言论中,继承了被称为“侯杜德”的犯罪类别概念。 穆斯林学者一致认为,“侯杜德”包括:通奸/私通(zinā)、饮用酒精饮料(shurb al-khamr)、诬告他人通奸(qadhf)、某些类型的盗窃(sariqa)以及武装抢劫或强盗行为(ḥirāba)。 穆斯林各法学派对于是否应将另外三种犯罪也纳入其中存在分歧:公开叛教(ridda)、鸡奸(liwāṭ)以及为了抢劫而进行的暗杀/蓄意谋杀(ghīla)。

“侯杜德”犯罪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惩罚在《古兰经》或圣训中有明确规定,且被视为对“安拉的权利”的侵犯。 当然,某些“侯杜德”犯罪同时也侵犯了人类的权利。 盗窃(sariqa,指“侯杜德”级别的盗窃,见下文)、性诽谤(qadhf)和武装抢劫/强盗(ḥirāba)显然侵犯了人们的生命权、财产权和/或尊严权。

规定这些“侯杜德”惩罚的经文命令简述如下:

- 私通(Zinā):《古兰经》命令对参与私通的男女处以100鞭刑(《古兰经》24:2),圣训补充说,如果当事人是单身且从未结过婚,还应被流放一年。 哈乃斐法学派不接受流放这一额外惩罚,因为它认为相关的圣训不足以作为改变《古兰经》裁决的有力证据。 所有穆斯林法学派都一致认为,此处提到的《古兰经》惩罚是针对未婚者的。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所证明的那样,犯有通奸罪的已婚男女应处以石刑。 - 盗窃(Sariqa):《古兰经》规定,无论男女,盗窃者应被砍断手,“以报复他们所犯的罪行,并作为安拉规定的惩戒”(《古兰经》5:38)。 - 诬告(Qadhf):《古兰经》命令,任何指控他人通奸却无法提供四名证人证明该行为的人,应被处以80鞭刑,且其证词永远不再被接受(《古兰经》24:4)。 - 饮酒(Shurb al-Khamr):尽管《古兰经》禁止饮酒(khamr)和醉酒,但饮酒的惩罚来自圣训。 最可靠的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会对醉酒者处以40鞭刑,但哈里发欧麦尔和阿里在与其他圣门弟子协商后,随后将其增加到80鞭。 - 武装抢劫(Ḥirāba):这种犯罪被认为是在《古兰经》对“那些与安拉及其使者作战,并试图在土地上散布伤害和腐败的人”的谴责中设定的。 《古兰经》对其规定了伊斯兰教中最严厉的惩罚:钉十字架和/或截断手脚(《古兰经》5:33)。 绝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这节经文是在一群人残忍地弄瞎、残害并杀害了一名牧羊人,然后偷走了他的骆驼之后启示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下令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惩罚这些杀人犯。 然而,著名学者们对有关他确实下令砍断谋杀者手脚的传述持怀疑态度。 《古兰经》规定的惩罚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下令的惩罚之间的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先知的命令是在经文启示之前下达的,但这种模糊性通常被理解为表明统治者/国家在决定“武装抢劫”的适当惩罚时拥有裁量权。 “侯杜德”并不涵盖大多数法律体系所认为的刑法中最严重的部分:谋杀。 但这确实属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伊斯兰刑法的范畴。 尽管《古兰经》和圣训将谋杀、过失杀人以及对他人的身体伤害视为针对个人及其家庭的私人侵害,但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起,就是由国家来监督这些纠纷并执行惩罚的。 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还触及了公共秩序和暴力领域,而这正是统治者的管辖范围。 由于杀人案件是由受害者的亲属提起的(这与19世纪之前的西方很像),国家(以法官或总督的身份)将负责为没有亲属的受害者提起诉讼,其依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名言:“权威(sulṭān)是那些没有监护权之人的监护人。” 当无法确定罪魁祸首时,国家也经常承担起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责任。

造物主的仁慈与“侯杜德”刑罚的适用

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必须得到赔偿,因为这些人遭受了实际的损害或损失。 另一方面,造物主并不会因为其权利受到侵犯而真正受到伤害。 在涉及造物主权利的情况下,正是造物主的仁慈定义了伊斯兰法律程序。 只有心智健全的成年穆斯林,在明知某种“侯杜德”行为是被造物主所禁止的情况下,依然故意去触犯,才在理论上应承担惩罚。 在这方面,“侯杜德”罪行与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如过失杀人或意外损坏他人财产)不同,后者不需要主观意图,且儿童的家庭需对造成的损害负责。

适用“侯杜德”刑罚的核心原则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仁慈。 这一原则在归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一段圣训中得到了明确阐述,并得到了包括其妻子阿伊莎以及哈里发欧麦尔和阿里在内的杰出圣门弟子的响应。 流传最广的版本写道:“尽可能地让穆斯林免受‘侯杜德’刑罚,如果你们能为当事人找到出路,就放过他们。” “因为权威在仁慈上犯错,好过在惩罚上犯错。” 在先知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穆斯林学者将这段圣训提炼为一条关键的法律原则:“通过疑点(shubuhāt)来免除‘侯杜德’刑罚。”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一教义是由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一代的穆斯林法学家为了补救《古兰经》中严厉的惩罚而制定的。 换句话说,他们继承了一套严厉的惩罚制度,或许他们认为需要找到某种方法来避免执行这些惩罚。 或者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先知本人 ﷺ 提倡尽可能免除“侯杜德”刑罚,是因为他对《古兰经》中揭示的惩罚感到不安。

但这些理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建立严厉的惩罚制度与几乎无法达到的证据标准,这两者在《古兰经》本身中是同时出现的。 《古兰经》规定通奸者应鞭笞100下,但仅在一节经文之后,它就指出,任何在没有四名证人的情况下指控他人通奸的人,都要因诽谤而受到80下鞭笞。 为什么一个旨在建立法律秩序的信息会设定严厉的惩罚,却又让它们几乎无法执行呢?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但现在让我们转向穆斯林法学家为避免适用“侯杜德”刑罚而阐述的疑点(shubuhāt)。

制定了庞大而多样化的法学体系的穆斯林法学家们,非常严肃地对待先知关于免除“侯杜德”刑罚的命令。 一些程序性保障措施在《古兰经》本身中就能找到,例如对通奸(zinā)需要四名证人的要求。 相当多的保障措施是在圣训中增加的。 在最著名的案例(已知有六个实例)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下令将一名通奸男子乱石砸死,该男子来到先知 ﷺ 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先知问他是否疯了,当他继续坚持时,先知 ﷺ 暗示他可能只是亲吻了那个女人。 为了防止证人在当事人可能只是拥抱或躺在一起时就断定发生了性行为,先知 ﷺ 要求证人必须证明他们看到“他的阴茎进入她的阴道,就像眼线笔进入笔筒一样”。 由于承认罪行的男子马伊兹(Māʿiz)坚持向先知 ﷺ 承认了四次,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要求所有关于通奸的供述都必须重复四次。 少于四次的供述不能作为适用“侯杜德”刑罚的依据。

基于马伊兹的同一个案例,法学家们一致认为,即使是承认了通奸的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撤回供述,从而不再面临“侯杜德”刑罚。 最后,在大多数穆斯林学者的观点中,即使是怀孕等外部迹象也不被视为通奸已经发生的证据。 例如,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已经离家多年,他可能奇迹般地被传送回来与她团聚。 或者她可能遭到了强奸。 唯一将怀孕视为通奸决定性证据的学派(假设该女子没有声称自己被强奸)允许女性怀孕期长达五年。 通常在伊斯兰教法中,这种奇迹般或离奇的说法在法律事务中是没有任何分量的。 但作为防止适用“侯杜德”刑罚的潜在疑点,它们被接受了。

这种在裁决性犯罪时对疑点的巨大宽容,在作为奥斯曼帝国官方学派的哈乃斐学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妓女及其嫖客被抓获时,他们不会因通奸罪受审,因为存在一种(确实离奇的)疑点,即卖淫在结构上类似于婚姻;两者都是以金钱换取性接触(在婚姻中,是新郎支付的聘礼)。 这并不是因为穆斯林学者对卖淫有任何同情或对婚姻不尊重,而是因为他们寻找任何可能的疑点来避免执行“侯杜德”刑罚。

在盗窃(sariqa)案件中,圣训对该罪行的严格定义解释了我为何如此不愿将其简单翻译为“偷窃”。 盗窃只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偷窃行为。 首先,圣训明确规定,只有偷窃超过一定价值的东西,小偷才会被砍手。 在另一段圣训以及圣门弟子的实践中,我们被告知,应该提示被指控的小偷两到三次,让他否认自己偷窃。 在法庭程序中,这意味着即使小偷被当场抓获,且有通常数量的证人(两人)作证说他们看到他偷窃,小偷所要做的仅仅是声称该物品是他自己的,这就足以建立足够的疑点,从而使砍手刑罚不再适用。 基于一个男人从熟睡者头下偷走斗篷的案例,法学家们得出结论:只有从安全地点(ḥirz)偷窃的东西——这一概念由当地习俗和条件决定——才应受到哈杜德(hudud)刑罚。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豁免了在公开场合明目张胆进行的挪用行为。 最终,穆斯林学者为消除所有歧义而达成一致的条件清单长达三页多(参见附录:al-Subki关于盗窃断肢刑的条件)。 结果正如学者鲁道夫·彼得斯(Rudolph Peters)所描述的那样,“除非小偷或通奸者本人愿意并供认不讳,否则几乎不可能对其判刑。”

这种通过歧义使哈杜德刑罚几乎无法实施的制度,也同样适用于醉酒罪,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诬告罪。 身上有酒味的人不会被处以哈杜德刑罚。 即使是被人看到喝醉并呕吐出葡萄酒的人,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也认为他不应受到哈杜德刑罚,因为他可能是误饮了葡萄酒。 由于穆斯林学者对于何为致醉物存在很大分歧,应用哈杜德刑罚的方法一直是遵循沙斐仪(Imam Shafi)的立场,即“人们只能基于确凿证据受到惩罚”。

逃脱惩罚? 非哈杜德罪行是如何惩处的

当然,仅仅因为发现了歧义而避免了哈杜德刑罚,并不意味着被指控的违法者就此逃脱了惩罚。 相反,他们的罪行只是从侵犯造物主权利的高层级,降级到了侵犯人类权利的范畴。 此类罪行根据“塔齐尔”(taʿzīr)进行惩处,即由法官裁定的酌情惩罚。 因此,一个被两名正直证人(犯罪的标准证据门槛)当场抓获从保险箱中偷走金条的小偷,只需否认自己做过此事,就能避免哈杜德刑罚。 他不会被砍掉手。 但仍有足够的证据以“加斯布”(ghaṣb)或篡夺罪(类似于普通法中的轻微盗窃或民事侵权)对他进行定罪。 被发现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未婚男女不能因通奸罪(zinā)受到惩罚,但他们仍可能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

法官或总督也可以利用其维护公共秩序的权力,来惩处未达到哈杜德门槛的罪行。 例如,一个浑身酒气且明显喝醉的人可能不会受到哈杜德级别的惩罚,但他仍可能受到低于该级别的惩罚。 在武装抢劫或拦路抢劫的案件中,如果肇事者悔过并自首,那么这些歧义将使该罪行脱离哈杜德的范畴。 但他们仍需承担杀人罪和非哈杜德盗窃罪的惩罚。

与美国法律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不同的举证责任不同,防止哈杜德罪名成立的主要保护措施并非举证责任(尽管在通奸罪的情况下这几乎无法实现)。 逃生通道更多是由法官认为有义务去探究的、近乎无穷无尽的歧义清单所提供的。

美国刑事与民事法律的类比仍然有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被告如何能因某种法律标准的证据而在一个法律类别中被判无罪,同时在另一个法律类别中被判有罪。 产生足以让法官相信肇事者犯有塔齐尔罪的证据,要比证明其犯有哈杜德罪容易得多。 例如,在沙斐仪法学派中,一个人可以根据一名男性和两名女性的证词被判犯有非哈杜德盗窃罪。 而在罕百里法学派中,奴隶可以在非哈杜德案件中作证。 但没有主要的穆斯林法学派允许女性或奴隶在哈杜德案件中作证,因为对证人资格的限制越多,给被告定罪就越困难。由于塔齐尔的核心在于由法官酌情决定,因此在没有任何固定证据标准的情况下,也可以分配某些惩罚。

酌情惩罚在历史上是伊斯兰教法中主要的惩罚类别。 在一些法学派中,法学家们在各自的学派内制定了详细的惩罚表,规定了针对何种罪行适用何种塔齐尔惩罚。 鞭刑、足底鞭刑(用藤条抽打脚底)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监禁,一直是主要的惩罚方式。 尽管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但穆斯林法学家中最普遍的立场是,塔齐尔惩罚的上限不能达到同等哈杜德罪行的惩罚程度。 这在性不检点或醉酒案件中很简单,因为哈杜德罪行有固定的鞭刑次数。 塔齐尔惩罚的最高限度是性犯罪99鞭,或流放一年减去一天。 盗窃则是另一回事。 轻微盗窃通常通过鞭刑或短期监禁处理,而累犯则可能被送往小偷监狱(关于伊斯兰文明中使用的惩罚类型,请参阅更多内容)。

在圣训和后来的法学家对哈杜德罪行的概念化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避免“塔贾苏斯”(tajassus,即探查私下犯下的罪行)并提供“萨特”(satr,即为私下不当行为寻找借口或视而不见)的核心作用。 这些概念植根于《古兰经》,其中禁止“塔贾苏斯”(《古兰经》49:12),以及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一再无视一个试图承认自己“触犯了哈杜德之一”的人。 “如果你探查人们的秘密或羞耻之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警告说,“你就会毁了他们。”

圣门弟子们认为这是法律程序的关键。 著名的圣门弟子兼库法总督伊本·马苏德(Ibn Masʿūd)被带到一个“胡须上滴着酒”的人面前,但伊本·马苏德唯一的反应是:“我们被禁止探查过失。 但如果他在我们面前公开做某事,我们就会让他为此负责。” 一份可靠的报告称,哈里发欧麦尔(Umar)听到麦地那的一所房子里有喧闹声,于是他翻墙进去,发现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酒。 当他质问那个男人时,对方回答说,虽然他确实在犯罪,但欧麦尔犯了三项罪:他违反了《古兰经》中关于禁止探查他人过失的命令(49:12)、翻越房屋围墙(2:189)以及未经许可进入他人住宅(24:27)。 欧麦尔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离开了。

正如伊斯兰刑法的其他领域一样,哈杜德的适用最终属于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力范围。 尽管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告诫说,一旦胡杜德(hudud)罪行上达官府,就必须进行审判,但这旨在强调任何人都不应指望获得优待。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早期的哈里发们明确表示,如果必要,统治当局可以完全中止胡杜德刑罚,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在外出征期间偷窃的士兵所下的命令,以及欧麦尔在饥荒时期对偷窃行为所作的著名裁决那样。 正如著名的哈乃斐派法学家卡萨尼(卒于1191年)所写:“若无任何益处的可能性,执行胡杜德是不被允许的。”

伊斯兰文明中胡杜德的历史应用

应用伊斯兰法(fiqh)规则的穆斯林法官们,也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通过模糊性来规避胡杜德”的教导视为神圣的命令。 所有迹象都表明,胡杜德刑罚在历史上极少被执行。 一位18世纪中叶在阿勒颇工作的苏格兰医生观察到,二十年间仅有六次公开处决。 他观察到,偷窃行为很少见,一旦发生,便会处以杖刑。 一位19世纪中叶在埃及的著名英国阿拉伯语学者报告称,近来已无人记得曾执行过针对偷窃的胡杜德刑罚。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大约五百年间,记录显示仅发生过一起因通奸而被石刑的案例(相比之下,在1608年至1785年间,殖民时期的美国有五十多人因各种性犯罪被处决)。

法学家关于牵强模糊性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应用。 16世纪末,印度的一位穆斯林妇女在丈夫战死沙场后,突然被发现怀孕,并被指控犯有通奸罪。 她声称丈夫奇迹般地在每周五晚上复活并来看望她。 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哈乃斐派法学家们就此案进行了咨询,并回复称,从技术上讲,这种奇迹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非侵入性(即避免窥探 tajassus)和掩盖过错(satr)的概念也成为了现实中的实践。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中,饮酒、通奸、卖淫和同性恋变得十分普遍。 然而,穆斯林学者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只能抱怨。 莫卧儿帝国时期的一位学者自己也误入歧途,开始沉溺于女色并举办酒会。 当市场警察翻墙进入他家试图取缔其中一场聚会时,他提醒警察注意哈里发欧麦尔的过失,以此训斥了他们。 警察羞愧地离开了这位学者的家(据其传记作者记载,该学者后来改过自新)。 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14世纪初非斯城的首席法官因其公正和学识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但他因雇人“嗅探”人们口中的酒精味而受到批评。 “他确实该受那样的批评,”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家补充道。

小偷被砍手的案例在当地民众看来是令人震惊的。 著名的摩洛哥学者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卒于约1366年)讲述了在麦加发生的一件事:当一名司法官员下令砍掉一名年轻人的手以惩罚其偷窃行为后,该青年后来杀死了那名法官。 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大帝(卒于1605年)发现他的首席法官处决了一名被判胡杜德罪的人时感到非常愤怒,他援引了通过模糊性来规避刑罚的原则。 该法官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最终在流放中去世。

法官们将规避胡杜德视为宗教义务的严肃程度,最好的例证莫过于1513年马穆鲁克王朝开罗发生的一起近乎肥皂剧级别的丑闻。 一位哈乃斐派的法官有一位美貌的妻子,一位沙斐仪派的法官对她垂涎三尺。 这位沙斐仪派法官趁同事不在家,潜入其家中并与该女子发生了关系。 但一位同样爱慕该妻子的嫉妒邻居告知了丈夫,丈夫立即赶回家,冲进房间,发现两人正在他的床上。 这位沙斐仪派法官向愤怒的丈夫恳求,提出给他钱以换取不公开羞辱他。 该男子的妻子也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恳求道:“应当执行掩盖(Satr)。” 但丈夫拒绝了,并将他们锁在卧室里,直到当局赶到。 面对质询时,这位沙斐仪派法官承认了通奸(zinā),甚至在另一位法官面前写下了供词。

听到这起丑闻,马穆鲁克苏丹阿勒·古里对法官中暴露出的腐败感到愤怒。 于是他要求一位沙斐仪派法官作出裁决,该法官(正确地)宣布这对男女应被处以石刑。 首席法官予以确认,而一直被认为在惩罚上过于严苛的苏丹感到欣喜若狂。 他惊呼,他将因其公正而被铭记,因为“历史将记录下在他那个时代有人因通奸而被处以石刑”。

但与此同时,这对男女撤回了他们的供词。 主要学者们写道,胡杜德刑罚必须被撤销。 苏丹愤怒地回应道:“穆斯林们啊!”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家中,与其妻子行不义之事,他们被当场抓获,该男子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亲手写下供词,结果在这一切之后,他们却说他可以撤回供词?!” 苏丹召集了宫廷中所有的资深法官和法学家,包括当时已九十多岁、作为沙斐仪派支柱的伊斯兰教长扎卡里亚·安萨里(卒于1520年)。 一位主要的沙斐仪派学者布尔汉丁·伊本·阿比·沙里夫(卒于1517年)回复苏丹说:“那是造物主的法律”,并警告说,任何处决这对男女的人都将承担谋杀罪。 扎卡里亚·安萨里表示赞同。 苏丹大怒,还是处决了这对男女,解雇了所有首席法官和学者的职务及教职,并将伊本·阿比·沙里夫流放。

我们必须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马穆鲁克王朝开罗的几位主要学者和法官宁愿接受被免职和流放,也不愿确认胡杜德刑罚的执行。 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纳吉姆丁·加齐(卒于1650年)写道,苏丹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处决两人并无视伊斯兰教法程序的罪行,是马穆鲁克国家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奥斯曼人在该丑闻发生仅三年后就征服了该国。

除了胡杜德之外,穆斯林法官在历史上对于执行死刑或严厉的肉刑通常持保守态度。 例如,法官可以拒绝执行另一法院适用其他法学派别所作裁决的极少数情况之一,就是如果该学派在诸如要求对谋杀罪处以死刑等问题上有着更为严苛的规定。 当一位奥斯曼苏丹下令处决一群因违抗其限价令而获罪的商人时,一位穆斯林法学家出面干预并提出异议:“在沙里亚法中,处死这些人是不被允许的。” 苏丹回应称这些商人违抗了他发布的命令,而学者回答道:“如果你的命令根本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呢?”

如果不遵守规则,那还要规则做什么? 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法律

当我的学生读到沙里亚法时,他们在了解了“侯杜德”(hudud)刑罚后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设立那些根本不会去执行的惩罚呢?” 这个问题直击现代法律与许多人看待沙里亚法方式之间不协调的根源。 尽管这对当今许多人来说似乎显而易见,甚至必不可少,但那种认为法律体系应该像一台剔除了文化虚构和传统、常规化且高效有序的机器一样运作的观念,其实相当新颖。 它是英国哲学家兼法学家杰里米·边沁(卒于1832年)等现代主义者所设想的法律改革的产物。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美国和英国进行全面法律改革之前,法律条文中存在并不打算执行的法律是很正常的。 事实上,这至今仍是美国法律的一个特征。 我们见过多少次警告我们乱扔垃圾将被处以最高1000美元罚款的告示牌? 我们中有多少人认识因乱扔垃圾而被罚款1000美元的人? 有多少大学生在未满21岁时被允许饮酒? 引用保守派法学家罗伯特·乔治(以及塔尔苏斯的保罗)的话说,法律是我们的老师。 它不仅仅是解决纠纷或维持秩序的手段。 它是社会中权威声音对于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一种宣示。

另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发生在执法领域。 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执法体系出现于19世纪初的英国。 英国也是第一个过渡到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国家,这并非巧合;这一阶段在剧烈变革程度上,可与五千年前人类定居农业社区相提并论,即现代工业化社会。 这涉及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变化,从文化和宗教到政治代表权和经济权力。

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前现代国家,更不用说那些庞大的跨国帝国,其权力高度分散。 通常,统治者在主要城市区域之外几乎没有直接控制力,有时仅限于首都周边。 铁路(英国于1851年通铁路,随后是美国)和电报(19世纪50年代已常规使用)等技术使国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民众中投射其权威。 与此同时,医疗保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像伦敦这样的城市人口第一次实现了自主增长,而不再依赖移民(此前,欧洲城市的死亡率极高,以至于它们成了死亡陷阱,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到1850年,英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里程碑在全球范围内直到2000年左右才达到。 这意味着城市中的犯罪问题也出现了成倍的增长。

因此,就法律而言,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和社会意味着:1)前所未有的法律与秩序挑战;2)对一个有序、理性、技术化和官僚化世界的全新愿景;3)追求这一愿景并应对新挑战的技术、行政和财政资源。

我们很难想象在19世纪中叶这些发展之前,法律和秩序是如何运作的。 在1830年之前,英国没有组织化的警察部队。 尽管纽约和波士顿等大城市在19世纪40年代建立了警察部队,但直到内战之后,官方警察部队才成为美国城市生活的常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南部的正式警察部队是从几十年前为了追踪奴隶和自由黑人动向、出于对叛乱的恐惧而组建的“奴隶巡逻队”发展而来的。

当然,在此之前城市并非无法无天。 早在1285年,英国君主就颁布了法令以维护伦敦的法律与秩序,正如路易十四(卒于1715年)在巴黎所做的那样。 但这些临时的、通常不专业的更夫只存在于首都城市。 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从事预防性警务(巡逻),也不调查所报告的各类犯罪。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伊斯兰文明中的“舒尔塔”(shurṭa)、“希赫纳”(shiḥna)或“法夫吉达尔”(fawjdār)(大致都指警察)制度,这些制度最早可以在早期哈里发时期找到。 [62]

在19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城市和城镇中唯一的执法官员相当于当地的法警或治安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看管囚犯并在法庭提供安全保障。 在英国,如果有人犯下重罪,人们的假设是会发出“大声疾呼”,然后由人群将罪犯带到法院接受审判。 在开罗或伊斯坦布尔等伊斯兰大都市之外,那里有现成的沙里亚法庭来处理人们的纠纷,而在农村地区,人们可能大多在村庄或家庭网络内部非正式地解决了纠纷。

法警和治安官让人联想到“狂野西部”的形象,这实际上很有帮助。 正如在《正午》(1952年)或《墓碑镇》(1993年)等电影中那样,前现代城镇的法警是孤军奋战的。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能召集并授权普通公民组成“搜捕队”(posse,即posse comitatus的缩写)。 像《日落黄沙》(1969年)和《虎豹小霸王》(1969年)这样的电影,讲述了坚韧而讨人喜欢的亡命之徒最终被现代国家有序的武力无情地消灭,这些电影纪念了从前现代的自助与社区,转向现代纪律严明且非人情世界时所感受到的得与失。

简而言之,前现代国家没有手段从事我们今天认为正常的执法工作,特别是预防性警务和对日常犯罪的调查。 这一重要事实是伊斯兰法律以及许多前现代法律体系中惩罚严厉性的背后原因。 尽管刑法学者们对于威慑犯罪的最佳手段仍存在分歧,但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由边沁(Bentham)所形式化的功利主义路径。 其基本前提是以下等式:

(E)预期惩罚/威慑力 = (S)惩罚的严厉程度 x (P)被抓获的概率…… E = S x P。

在一个警察很少甚至没有警察,或者警察不忙于调查犯罪的系统中,稍微聪明一点的罪犯被抓获的几率都很小。 根据 E = S x P 这个等式,如果被抓获的概率(P)微乎其微,那么为了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威慑效果,惩罚的严厉程度(S)就必须非常巨大。 令人恐惧的惩罚被视为威慑潜在罪犯的唯一途径,因为警察(即便有那么几个)根本无法触及他们。 我们可以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英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820年,英国有超过两百种罪行可判处死刑,包括偷窃木柴和从他人的鱼塘中非法捕鱼。 弗吉尼亚殖民地对于从花园中拿走蔬菜或水果的行为也设有死刑。

但是,与“侯杜德”(hudud)类似,很少有被判犯有这些罪行的人真正被处决。 将成千上万的小罪犯处死并非英国及其殖民地法律的初衷。 其目的是通过恐吓人们来防止他们触犯法律。 不可避免地,法官和陪审团会寻找程序上的漏洞来减轻惩罚,例如故意低估被盗物品的价值,从而将罪行从重窃罪(可判死刑)降为轻窃罪(可判鞭刑)。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技术和行政能力的惊人进步是如何改变了英国的法律格局的。 更有效的警务、更好的监狱,以及更重要的,更好的市政服务和大幅进步的经济,意味着更多的罪犯被抓获并定罪。 (P)大幅上升,因此(S)也相应下降。 到1900年,英国仅剩下四种死刑罪行。

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

任何关于伊斯兰教法中刑法的讨论,都无法绕过西方对鞭刑(穆斯林法庭历史上最常采用的惩罚形式)以及对“侯杜德”中截肢和石刑等严厉惩罚的厌恶这一议题。

今天,我们将监禁视为惩罚犯罪的正常方式,以至于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很难想象监狱不在刑事司法核心地位的时刻”。 但在人类历史上,监狱一直是惩罚的例外,而非惯例。 它们成本极其高昂,对于长期资金短缺的前现代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并且伴随着持续的安全担忧。 在17世纪欧洲局势发生变化之前,全球监狱的主要用途是关押候审和审判期间的嫌疑人,而非用于惩罚。

另一方面,体罚既快捷又廉价。 尽管今天许多人谴责体罚是野蛮的,但在人类社会中,对犯罪者身体施加某种形式的痛苦,一直是惩罚严重不法行为的主要手段。 从欧洲中世纪到18世纪,各种骇人听闻的残肢刑罚曾是标准惩罚方式:截断手、手指、耳朵、舌头,用热钳灼烧,以及车裂等。托马斯·杰斐逊曾建议,对犯有鸡奸罪的女性,要在其鼻子上切开一个半英寸的洞。 要理解这种状况是如何改变的,必须认识到近现代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刑事惩罚的重要趋势。

在18世纪的西欧及后来的英国,死刑和严酷体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监禁和流放至殖民地所取代。 虽然第一所现代监狱于1790年在费城附近开设,但其背后的理念已经酝酿了几十年。 监狱起源于17世纪(特别是在欧洲大陆)的强迫劳动机构,作为一种将监禁与强迫劳动相结合的机构而出现,用于惩罚那些原本会被判处死刑的罪犯。 在贵格会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像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卒于1813年)这样的思想家开始阐述一种改良主义的正义理论,即放弃严酷的体罚或死刑,转而通过净化罪犯的灵魂,以期最终实现救赎。 这就是美国感化院的起源,囚犯被关进各自的小牢房,只提供微薄的口粮,目的是让他们专注于反思和研读《圣经》。 这种模式即使在世俗化并允许更多社交活动之后,也已被广泛输出到世界各地。

这段历史轨迹似乎很容易理解——从体罚到监狱;残酷的中世纪残肢刑罚让位于更“卫生”的死刑,又让位于监狱中的强迫劳动,最终让位于罪犯被“改造”的现代感化院。 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西方的刑事制裁并非从野蛮走向开明,而仅仅是表达了对什么是“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这一问题,所持有的全新且极具文化特殊性的理解。

美国放弃了公开体罚,转而采用感化院制度,通过正确引导罪犯的灵魂来改造他们。 但这种引导手段极其残暴,比起礼拜场所,反而更让人想起阿布格莱布监狱。 在19世纪中叶之前,囚犯们会遭到无情的鞭笞,被塞住嘴巴关进狭小的储物柜,以至于无法跪下或躺下,脸上还会被浇上冰水。 所有惩罚中最致命的似乎是强迫囚犯长期处于完全隔离和强制沉默的状态。 所有这些在当时竟然被认为比以前那些“不开化”的惩罚方式(如将人关在木枷里任人投掷水果)更人道。

在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也能看到这种将文化习俗与开明进步错误混为一谈的现象。 18世纪末,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其控制的印度地区的沙里亚法(Shariah)行政权时,英国官员们感到既愤怒又震惊。 他们主要感到沮丧的是,根据沙里亚法执行罪犯死刑是多么困难。 他们认为,被害人家属可以接受凶手的赔偿金而不坚持要求处决凶手,这是一种“野蛮的结构”。 英国官员不禁将此视为某种贿赂。

但真正让英国官员在道德上感到震惊的是将截肢作为一种惩罚手段,他们最终在1834年将其取缔。 因此,我们发现一位英国女性表达了一种离奇的困惑:为什么一位很少处决罪犯,而是以截肢作为惩罚的锡克教统治者,其臣民却并不认为他残忍(英国人所指的截肢主要不是断手,而是印度一种作为最严厉的“塔齐尔”(taʿzīr)惩罚手段的割鼻刑;讽刺的是,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 [卒于1707年] 曾因其不符合伊斯兰教法而禁止过这种刑罚)。 英国人对肉刑的迷恋,以及对死刑这一“长兄”般的刑罚所持的轻率态度,在J. Fisch关于印度殖民法律的著作《廉价的生命与昂贵的肢体》(Cheap Lives and Dear Limbs)这一讽刺书名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正如美国法学教授彼得·莫斯科斯(Peter Moskos)最近在他的著作《为鞭刑辩护》(In Defense of Flogging)中所指出的,认为将人关在牢房里比让他们遭受短暂但剧烈的身体痛苦更人道的观念,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虚构。 而这完全被美国监狱生活的现实所否定。 莫斯科斯指出,即使在那些残酷肉刑很常见的社会里,“也极少甚至从未将一个人关进牢房作为惩罚”。 “因此,”他总结道,“我们接受监狱作为一种常态,是一个历史性的怪事。” 而且,与被关进单人牢房相比,在美国监狱的普通监区服刑简直是轻微的待遇,而单人监禁是美国监狱中常见的做法。 正如19世纪的美国感化院所发现的那样,单人监禁会导致严重的、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心理创伤。 2011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得出结论,仅仅15天的单人监禁就“构成了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在此期限之后,可能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心理损害。

美国监狱系统深重的弊端进一步证明了它是一种残忍且不同寻常的惩罚形式。 首先,美国的监狱完全未能改造被送进去的人,考虑到罪犯不是被安置在积极的榜样周围,而是被安置在其他罪犯中间,且在这样一个环境中,5%的囚犯称他们在过去一年内曾遭受过性侵犯,且毒品使用猖獗,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多的囚犯人数,人均囚犯比例位居世界第二。

其次,美国监狱之所以残忍且不同寻常,是因为它们破坏并瓦解了社区。 正如安妮-玛丽·库萨克(Anne-Marie Cusac)所指出的,在感化院运动之前,肉刑或羞辱刑是在公共场合执行的,通常是在城镇广场上。 罪犯可能会受到公开羞辱,但这种公开的痛苦“将罪犯理解为存在于该社区之内”。 在20世纪中期之前,许多监狱位于城镇中心,囚犯仍然靠近他们的家人。 现在,大多数监狱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距离受监禁影响最严重的城市社区极其遥远。 在美国,即使在出狱后,重罪犯也被剥夺了投票权,且几乎无法就业。 大约有530万美国人,如果不是因为过去的重罪记录,本可以在社区和国家的政治进程中拥有发言权,但他们却被剥夺了投票权。

美国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神经质在死刑的适用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电椅和注射死刑被开发出来,本意是作为比绞刑更人道的替代方案,但它们只是掩盖了执行死刑这一行为中的暴力本质。 正如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在2014年关于一起死刑执行的裁决中所观察到的,一个执行死刑的社会必须承认这一行为的残酷性,而不是试图通过所谓的暴力程度较低的手段(这些手段往往无法像预期的那样快速且无痛地发挥作用)来掩盖它。 收起阅读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伟大成就:先知身份证据系列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accomplishments-of-prophet-muhammad
原文标题:The Accomplishments of Prophet Muhammad ﷺ: The Proofs Of Prophethood Series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伟大成就:先知身份证据系列



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成就:先知使命的证据系列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引言

“你们将通过他们的果实来认识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他传教事业所结出的又一颗福果。 除了他个人的行为和无可挑剔的品格之外,他先知身份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找到:这个人究竟成就了什么? 他的成就是代表了非凡的才华和美德,还是仅仅源于追随者们夸张的赞誉? 科尔多瓦博学家伊本·哈兹姆(卒于1064年)在阐述了穆罕默德 ﷺ 如何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他周围的世界后,写道:

对于任何深入思考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人来说,这必然会使人相信他,并见证他确实是安拉的使者 ﷺ。 如果他 ﷺ 除了生平之外没有其他奇迹,这也已经足够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方面非同寻常,而且在宗教信仰、灵性以及整体社会福祉方面,他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明显超过了任何其他主要信仰的创始人。 他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同时在多个角色中表现卓越:精神领袖、国家元首、军事统帅、外交家、顾家的男人和教育家。 耶稣基督(愿主安之)是一位伟大的精神人物,但他并非军事统帅或国家元首。 亚历山大大帝和其他许多标志性的政治领袖,并未因其道德美德或精神动机而受到赞誉。 相反,许多伟大的国王、统治者和皇帝往往冷酷无情、傲慢自大,或者沉溺于权力和虚荣的幻觉之中。 但穆罕默德 ﷺ 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让发现它的人感到敬畏。 事实是,没有任何单一的方面奠定了他留给后世的遗产,而是无数杰出的功绩汇聚在了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过去一千五百年来让如此多的人着迷和困惑的原因,使他们不禁怀疑:这样的人真的可能存在于传说之外吗? 对此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也许他真的是由造物主派遣的?

英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廉·德雷珀(卒于1882年)写道:

查士丁尼去世四年后,即公元569年,在阿拉伯的麦加诞生了这样一个人,他在所有人类中对人类种族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对于“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的宣言,他补充道:“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任何想要知道事态的发展是否回应了这一宣言的胆识的人,最好审视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地图。 他会发现这不仅仅是欺世盗名之举的痕迹。 作为多个帝国的宗教领袖,引导着三分之一人类的日常生活,这或许足以证明他作为造物主使者的称号。



这里不需要盲目的信仰。 如果有人声称所有这些成就仅仅归功于纯粹的运气,那只能说明此人要么对现实一无所知,要么被偏见所扭曲。 试想一下这个人的谜团:他本人目不识丁,出生在落后且纷争不断的阿拉伯,与周边帝国的艺术、哲学、政治、战争和教育隔绝。 试想一下,正是这个人,一夜之间挺身而出,发出了一种其深刻性、影响力和持久性至今无人能及的呼吁。 他的宗教传播的速度、他的呼吁至今在全球范围内的号召力,以及这位单一个体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且将永远如此。 德雷珀当然不是西方唯一认识到这一点的非穆斯林历史学家。 美国学者兼法学家塞缪尔·P·斯科特(卒于1929年)写道:

无论如何,如果宗教的目的是灌输道德、减少邪恶、促进人类幸福、扩展人类智慧;如果行善在人类被召唤进行最终清算的那伟大日子里是有益的,那么承认穆罕默德确实是造物主的使者,既不亵渎也不无理。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阿方斯·德·拉马丁(卒于1869年)巧妙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目标宏大、手段有限、结果惊人是人类天才的三个标准,那么在现代历史上,谁敢将任何伟人与穆罕默德相提并论? 最著名的人仅仅创造了武器、法律和帝国。 他们即便有所创建,也不过是物质力量,这些力量往往在他们眼前就土崩瓦解了。 而这个人不仅推动了军队、立法、帝国、民族和王朝,还推动了当时人类居住世界三分之一的数百万人;不仅如此,他还推动了祭坛、神灵、宗教、思想、信仰和灵魂。 以一部书为基础,其中的每一个字母都成为了法律,他创造了一种精神民族性,将各种语言和种族的人民融合在一起。 他留给我们这种穆斯林民族性不可磨灭的特征,即对虚假神灵的憎恶和对唯一且非物质的造物主的热爱。 这种针对亵渎天堂的复仇式爱国主义构成了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美德:将地球的三分之一征服于他的信仰之下,这就是他的奇迹。 在荒诞的神话体系令人疲惫不堪之际,他所宣扬的造物主独一的理念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当它从他的唇间吐露时,摧毁了所有古老的偶像神庙,并点燃了世界的三分之一……



他的一生、他的沉思、他对抗本国迷信的英雄姿态,以及他蔑视偶像崇拜狂热的胆识;他在麦加忍受十三年苦难的坚定,他接受公众蔑视甚至几乎成为同胞受害者的角色:所有这些,以及最终他坚持不懈的传教、他在逆境中的战争、他对成功的信念以及他在不幸中超人的安宁,在胜利时的宽容,他的雄心壮志完全致力于一个理念,绝非为了建立帝国;他无尽的祈祷、他与造物主的神秘对话、他的死亡以及他死后的胜利;所有这些证明的不是欺世盗名,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这赋予了他恢复教义的力量。 这一教义包含两方面:造物主的独一性和造物主的非物质性;前者说明造物主是什么,后者说明造物主不是什么;前者以剑推翻虚假神灵,后者以言语开启思想。 哲学家、演说家、使者、立法者、战士、思想的征服者、理性教义的恢复者、无偶像崇拜的创立者,二十个世俗帝国和一个精神帝国的建立者;这就是穆罕默德。 关于衡量人类伟大的所有标准,我们完全可以问:还有比他更伟大的人吗?



超越生命的爱

在人类历史上,还有谁像先知穆罕默德 ﷺ 那样被深深地爱着吗? 许多人低估了,或者说并不了解,他在过去两千年中所赢得的尊崇与效仿。 其他人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又匆忙地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定还有其他人也获得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崇拜。 但更严谨的审视会告诉你另一个故事。

在先知 ﷺ 在世时,他的圣门弟子们渴望牺牲生命和肢体来保卫他。 例如,当他在伍侯德战役中被打得失去知觉时,他的圣门弟子们展现出了非凡的英雄气概,纷纷冲上前去营救他。 阿布·杜贾纳 (rA) 俯身护住先知 ﷺ,任由箭雨射向自己的后背。 阿纳斯·本·纳德尔 (rA) 冲入人群,直到他殉道的遗体上被发现有九十多处伤口。 阿布·塔勒哈 (rA) 在找不到其他掩体时,用赤裸的胸膛为先知 ﷺ 挡住伤害,并恳求道:“安拉的使者啊,请不要看! 让我的脖子(被击中)来代替您吧!” 塔勒哈·本·欧拜杜拉 (rA) 将先知 ﷺ 扶上一块巨石,随后返回击退敌人的猛攻,接着又再次返回,将先知 ﷺ 带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努赛拜·宾特·卡布 (rAh) 是一位无畏的女性,她在伍侯德战役中从男人手中夺过剑,冲向许多体格更强壮的战士,直到她的锁骨被军刀砍伤,这是她一生中留下的众多英勇伤疤中的第一道,最终她以烈士身份牺牲。 当硝烟散去时,他们对先知 ﷺ 无私的爱已被永载史册。 回到麦地那城后,有人告诉巴努·迪纳尔部落的一位妇女,她的丈夫、父亲和兄弟都在伍侯德战役中阵亡了。 她回应道:“那么安拉的使者 ﷺ 怎么样了?” 他们回答说:“他平安无事,正如你所愿。” 她说:“带我去见他;我必须亲眼看看。” 当她终于见到先知 ﷺ 时,她说:“安拉的使者啊,除了失去您,一切悲剧都微不足道。” 这一天发生的事件(此处并未全部记录)只是一个缩影,反映了在造物主最后一位先知 ﷺ 二十三年的传教期间,围绕在他身边的爱与深情的精神风貌。

伍侯德战役几年后,欧尔瓦·本·麦斯欧德作为当时敌对部落古莱氏的使者前来,寻求与穆罕默德 ﷺ 谈判条约。 在穆斯林中间待了三天后,他回到麦加,向古莱氏人汇报了他的观察:

古莱氏的议会啊,我曾拜访过波斯国王的王国、罗马皇帝的王国,以及阿比西尼亚国王的王国。 但凭造物主起誓,我从未见过像穆罕默德这样在民众中如此受尊崇的君王。 他洗漱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接(从他身上落下的)水滴;他掉落一根头发,他们都会捡起来。 每当他说话时,他们都会立刻压低声音,出于对他的敬畏,没有人敢直视他。 他已经向你们提出了很好的条件,接受它们吧,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背弃他的可能。 现在做出你们的决定吧。



即使在先知 ﷺ 去世几十年后,我们仍看到像阿慕尔·本·阿绥 (rA) 这样的圣门弟子在临终前回忆起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生活,回想起他是如何从先知 ﷺ 的激进对手转变为他最伟大的追随者之一的。 在回忆中,他说:

那时,没有人比安拉的使者 ﷺ 更令我亲近,也没有人比他更令我崇敬。 出于对他的敬畏,我甚至无法直视他,因此如果有人让我描述他的相貌,我无法描述,因为我从未完全注视过他。



那些比先知 ﷺ 长寿的圣门弟子们怀着同样的热情和渴望;整整一代人,每当听到他的名字,内心就会颤抖,双眼盈满泪水,期待着在后世与他重逢。 比拉勒·本·拉巴赫 (rA) 是一位获得自由的埃塞俄比亚奴隶,他是最早在先知 ﷺ 手中皈依伊斯兰教的少数人之一,他忍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只因他反抗主人并拥抱了穆罕默德的宗教。 他后来成为了穆斯林历史上第一位宣礼员。 爱穆罕默德 ﷺ 的情感流淌在比拉勒的血液里,失去他带来的悲伤只有重逢才能治愈。 九年后,当比拉勒 (rA) 在大马士革临终时,他听到妻子说:“我多么悲伤啊! 我的比拉勒啊!” 对此,他反驳道:“我多么快乐啊! 明天我就要见到我所爱的人了:穆罕默德和他的圣门弟子们!”

此后,成千上万的人继承了对这位最后一位先知 ﷺ 的爱,并由此成为世界历史上真理、正义和贡献的典范。 其中有许多先驱,他们对神圣真理有着深刻的洞察,创造了物质和智力上的奇迹,并追随他们所爱之人——那位文盲先知 ﷺ 的脚步,攀登到了罕见的高度。 无数虔诚的圣贤、严谨的学者、文学天才、无私的利他主义者、有成就的政治家和品德高尚的将军们都相信,效仿穆罕默德 ﷺ 是在所有事业中获得真正卓越的途径,也是成为人类火炬手的必要条件。 即使在今天,这个星球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在以某种方式管理着他们的生活,这反映了他们对穆罕默德 ﷺ 的崇敬。 穆斯林当然不崇拜穆罕默德,只崇拜造物主,但他们将他的人格视为信仰在尘世的支点,将他的榜样视为美德的典范,从而将其作为通往造物主喜悦的渠道。 乔治城大学的乔纳森·布朗博士写道: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提到先知后说“愿造物主的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他”是一种习俗。 因此,在周五的集体礼拜中,讲经者在布道时提到先知的名字,会引起会众集体低声祈祷穆罕默德。 在这种场合下,先知本人成为了穆斯林仪式关注的共同焦点。 铭记穆罕默德并尊崇他的圣行,是尘世的焦点,由此将注意力引向造物主。



今天,穆斯林对这位将他们与造物主联系起来的人的崇拜,使得穆罕默德成为2019年伦敦及英国其他地区最受欢迎的婴儿名字,而迄今为止,穆斯林在当地人口中仅占少数。 如果将该名字的所有拼写变体加在一起,穆罕默德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名字。 一代又一代,他虔诚的追随者们不断钻研他的每一句话,严谨地探求一切与他有关的事迹,并效仿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细致到祈祷时手指的动作。 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物能赢得如此深厚的爱戴,且这种爱戴在长达十五个世纪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始终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英国学者兼考古学家大卫·乔治·霍加斯(卒于1927年)曾说:

无论大事小情,他日常的行为都已成为一种准则,时至今日,仍有数百万人自觉地模仿着。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被视为“完人”的个体,能像他这样被如此细致入微地效仿。 基督教创始人的言行并未主导其追随者的日常生活。 此外,没有任何一位宗教创始人能像这位穆斯林的使者那样,处于如此超然的地位。



令人着迷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名字在这一现象发生前就已经预示了它。 穆罕默德字面意思就是“备受赞颂者”,确实,没有任何人曾获得过比他更伟大的赞誉与认可。 即便没有社交媒体的曝光机会,没有Twitter、Facebook、Instagram或WhatsApp账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当今世界仍拥有18亿追随者。 想到在他逝世1400年后,全世界每一秒钟都有人赞颂他,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 在全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穆斯林宣礼(礼拜召唤)中,紧随其后的就是礼拜本身,日日夜夜回荡着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祈祷,以及对他先知身份的见证。 人们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着如此深厚的情感依恋,且当他受到轻慢时,人们会持续表达最热烈的捍卫,这实在令人惊叹。

事实上,造物主亲自预言了这一点,他说:“我曾为你提升了你的声望。” 这段经文启示于麦加早期,当时穆斯林仅是少数弱势群体,伊斯兰教的前途未卜。如今再看这段经文的应验,当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提到并铭记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这显得更加不可思议。 即便是非穆斯林的伊斯兰学者,如德国东方学家西奥多·诺尔德克,也承认《古兰经》中这一章的启示时间很早。 他认为这是《古兰经》114章中的第12章,而标准的埃及版《古兰经》编年史将其列为第11章。

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故事

仅仅是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及其世俗成就的粗略一瞥,就吸引了全球学者的关注,即便是在那些可能并未意识到他教义中蕴含巨大实质与真理的人群中也是如此。 正如比较宗教研究领域的著名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所言:

伊斯兰教是一个成功的宗教。 与基督教不同——至少在西方,基督教的主要形象是一个在毁灭性、耻辱且无助的死亡中离世的人……穆罕默德并非一个显而易见的失败者。 他在政治和精神层面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功,伊斯兰教的发展势如破竹,不断壮大。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特曾著有《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他简洁地阐述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

我选择穆罕默德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的首位,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也可能会受到他人的质疑,但他确实是历史上唯一在宗教和世俗层面都取得巨大成功的人。 穆罕默德出身卑微,却创立并传播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并成为了一位极其高效的政治领袖。 今天,在他逝世十三个世纪后,他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且无处不在。 本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有幸出生并成长于文明中心、文化高度发达或政治关键的国家。 然而,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570年,地点是阿拉伯南部的麦加,当时那里是世界的落后地区,远离贸易、艺术和学术中心。 他六岁时沦为孤儿,在简朴的环境中长大。 伊斯兰传统告诉我们,他是文盲。 二十五岁时,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 尽管如此,在他接近四十岁时,几乎没有任何外在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当时的阿拉伯人大多是多神教徒,崇拜许多神灵。 然而,麦加也有少数犹太人和基督徒;毫无疑问,穆罕默德正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了解到统治整个宇宙的唯一、全能的造物主。 四十岁时,穆罕默德确信这位唯一的安拉(安拉)正在对他说话,并选择了让他去传播真正的信仰。 最初三年,穆罕默德只向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传教。 随后,大约在公元613年,他开始公开传教。 随着他逐渐获得追随者,麦加当局开始视他为危险的麻烦制造者。 公元622年,出于安全考虑,穆罕默德迁徙至麦地那(位于麦加以北约200英里的城市),在那里他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当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时,他已是整个阿拉伯南部的实际统治者。 阿拉伯的贝都因部落以骁勇善战著称。 但他们人数稀少,且饱受分裂和内部战争的困扰,无法与北方定居农业区王国的大规模军队抗衡。 然而,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他们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统一,并受到对唯一安拉虔诚信仰的激励,这些小规模的阿拉伯军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一系列征服。



因此,伊斯兰教扩张的迅猛速度不仅引起了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惊叹,也成为穆斯林将其作为伊斯兰教真理性的奇迹证明而引用的依据。 正如拉马丁之前所言,让穆罕默德 ﷺ 独一无二的,不仅是那令人惊叹的征服系列及其惊人的速度,更是他 ﷺ 完成这一切所凭借的微薄手段,以及他无私地放弃任何物质利益,并在取得所有成就后依然保持其崇高目标,这些才标志着他的伟大。 博斯沃思·史密斯(卒于1908年),一位牧师、校长兼作家,写道:

他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教会领袖;他集凯撒与教皇于一身;但他是一位没有教皇虚荣心的教皇,也是一位没有凯撒军团的凯撒。 没有常备军,没有保镖,没有宫殿,没有固定的收入,如果说有谁有权说他是受神圣权利统治,那一定是穆罕默德;因为他拥有了所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权力的工具和支撑…… 凭借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好运,穆罕默德 ﷺ 三位一体地成为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和一个宗教的奠基人。



许多人对史密斯所描述的穆罕默德 ﷺ 独特的崛起之路及其信息无论在何处传播(无论当地是否有政治支持)都能产生持久影响的现象深感着迷,并对此表示赞同。 爱德华·吉本,尽管他的著作中不乏对穆罕默德 ﷺ 的敌意,却也不得不记录下他对伊斯兰教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的韧性的钦佩。 他写道:

值得我们惊叹的并非他所传宗教的传播,而是其永恒性;他在麦加和麦地那所刻下的纯粹而完美的印记,在经历了十二个世纪的变迁后,依然被印度、非洲和土耳其的古兰经信徒们所保留……



在著名的圣雄甘地(卒于1948年)因入狱而读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后,他得以洞察先知 ﷺ 克服重重难以逾越的障碍并达到如此全球性成功地位背后的秘密。 那就是政治掌控与不让政治权力掌控自己之间的结合。 穆斯林相信,唯有造物主能将这两种特质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并以这些物质和道德上的胜利来强化他作为先知的使命。 用甘地的话说:

我想了解那位在当今世界对数百万人的心灵拥有无可争议影响的人,其生平中最精华的部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在那个时代,为伊斯兰教赢得一席之地的并非刀剑。 而是先知 ﷺ 那严谨的简朴、彻底的自我牺牲、对承诺的恪守、对朋友和追随者深沉的关爱、他的勇敢、无畏,以及他对造物主及其自身使命的绝对信赖。 正是这些,而非刀剑,战胜了一切并克服了每一个障碍。



恢复造物主的独一性

最后一位先知 ﷺ 完成了一项罕见的壮举,即向世界提供了关于造物主的身份、他的独一性和他的完美性无可挑剔的清晰阐述。 这种清晰度既符合人性又符合理性,因此成为了伊斯兰教的标志。 他教授了一种简单而直观的神学,以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的方式向人们描述了他们的造物主以及通往他的道路。 伊斯兰的一神论在短短二十年的传教中就成为了阿拉伯半岛的宗教,这与罗马帝国需要大约三个世纪才能成为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证明了穆罕默德 ﷺ 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理念,它在人类心中引起了如此深刻的共鸣,以至于有效地剥离了他们身上一些最阻碍发展的倾向——例如文化中有时会延续的盲目从众,以及在许多文明中都出现过的祖先崇拜。 穆罕默德 ﷺ 为脆弱的世界发掘了他们久违的避难所;即直接通往唯一安拉、至仁至慈者的途径。 他 ﷺ 坚持不懈,直到人们明白只有通过在崇拜中独尊造物主,他们才能找到满足与安宁,也只有通过他,他们的道德指南针才能被校正。 对于那些明白在以造物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之外只会存在混乱的人来说,这是穆罕默德 ﷺ 的独特成就。 在人们的生活中恢复造物主的独一性,带来了秩序与意义的回归,因为它消除了生活是一场漫无目的之旅的观念。 对于那些在当今时代难以理解真实神学价值的人,或许他们应该考虑在动荡的现代世界中,人们对“灵性智慧”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显著较低的谋杀率和自杀率。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对此评价道:

从未有人能自愿或非自愿地为自己设定一个比这更崇高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无法估量的:消除置于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迷信,将造物主还给人,将人还给造物主,在偶像崇拜的物质与扭曲之神的混乱中,恢复关于神性的理性而神圣的观念…… 从未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且持久的世界性革命,因为在他预言后的不到两个世纪里,伊斯兰教,无论是通过传教还是武力,统治了三个阿拉伯地区,并为了造物主的独一性征服了波斯、河中地区的呼罗珊、西印度、叙利亚、埃及、阿比西尼亚,以及所有已知的北非大陆、地中海的许多岛屿、西班牙和高卢的一部分。



爱德华·吉本补充道:

穆斯林始终抵制住了将他们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降低到人类感官和想象力水平的诱惑。 “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使者”是伊斯兰教简单而永恒的信条。 造物主的理智形象从未被任何可见的偶像所贬低;先知的荣誉从未超越人类美德的尺度,他鲜活的教诲将追随者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性和宗教的范围内。



这种最纯粹的一神论概念是由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灌输的:一种与造物主之间纯粹的个人关系,没有任何中介或人为的干预。 这种严格的一神论使所有男女在造物主面前处于平等地位,并拥有平等的接近造物主的途径。 这有助于塑造伊斯兰教的平等主义本质,提供了一种社会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人的神圣性并非由其物质财富或社会阶层来证明,而是由其虔诚和正义的行为来体现。

此外,他 ﷺ 带来的神学纠正了关于造物主的相互竞争的神学观点,从而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一神论世界观。 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解释力,赋予了它巨大的吸引力:它能够令人信服地满足关于造物主和创造的生存问题。 至于其精神吸引力,那也是它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留下持久印记的驱动力。 毕竟,穆罕默德 ﷺ 最伟大的奇迹是《古兰经》,它作为造物主对人类的直接话语,供所有选择研究它的人使用,直到时间的尽头。

人权的革命

在纠正了人们与造物主的关系之后,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下一步。 最后一位先知 ﷺ 的这一成就,不仅仅是倡导人际交往中的善良、同理心和谦逊等美德,还包括建立一个务实的制度,以确保这些抽象概念能够在现实中落实。 他 ﷺ 与所有人友好相处,不分彼此,并清除了他们的偏见。 他在著名的辞朝演说中说道:

人们啊,你们的主是独一的,你们的祖先阿丹也是唯一的。 阿拉伯人并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白皮肤的人并不比黑皮肤的人优越,黑皮肤的人也不比白皮肤的人优越,除非是因为敬畏之心。 我是否已经传达了使命?



伊斯兰教肯定了普世的人类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承认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并要求终结一切基于种族、肤色或阶级的偏见。 不仅如此,伊斯兰教所建立的普世兄弟情谊,是基于人们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而进行的合作。 人类因基于血统(民族主义)、经济地位(社会精英主义)和/或肤色(种族至上)的歧视而遭受了无数的不公。 从历史上看,这些区别对待不仅导致了激烈的争论,还引发了无尽的仇恨、冲突和几代人的杀戮。 伊斯兰教降临到一个深陷封建部落主义和偏见的民族中,在二十年内将那个社会转变为社会和谐的典范,人们从歧视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优越感”仅基于敬畏——这只有造物主才能评判,且所有人都可以为此竞争。 伦敦大学国际历史教授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在《文明经受考验》一书中写道:

穆斯林之间种族意识的消亡是伊斯兰教最杰出的道德成就之一,而在当今世界,恰恰迫切需要弘扬这种伊斯兰美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做的比单纯消除偏见和种族主义更出色;他更进一步主张,种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应当受到赞赏和拥抱。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他的一种迹象是:他创造了天地,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 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已故的马利克·沙巴兹(即马尔科姆·X)在他著名的1964年《麦加书信》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需要了解伊斯兰教,因为这是唯一能从社会中消除种族问题的宗教。 在我游历穆斯林世界的过程中,我见过、交谈过,甚至与那些在美国会被视为白人的人一起吃过饭——但伊斯兰教的信仰消除了他们头脑中的白人优越感。 我从未见过不同肤色的人能够如此真诚、真实地实践兄弟情谊,而不受肤色的影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根除的不仅是种族主义,还有阶级歧视。 在一个普世人权准则常被双重标准应用并被武器化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时代,现在正是审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实际道德成就的最佳时机。 与当今那些往往只满足于引用人权辞令的政治精英不同,我们看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行使最高权力时,始终铭记着每个人的人格尊严。 他的号召中有一种纯粹的公平,如果财富不是剥削或囤积的果实,如果权力没有转化为统治或威权,他甚至认可富人的财富和强者的权力。 他提升了受压迫者,谦卑了富有者,将他们汇聚在一种被称为兄弟情谊的美好中道上。 在最后一位先知 ﷺ 回归造物主之后的几代人里,你可以发现一个充满正义与安全的文明,无论贫富、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能从中受益——这是许多人权倡导者今天所向往的生活典范。 通过“在工人的汗水干透之前支付其应得的工资”这样的训诫,先知 ﷺ 根除了当时许多被广泛默许的经济不公。 先知 ﷺ 的经济正义在伊斯兰早期几个世纪中对提高普遍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当存在金融腐败时,繁荣很难体现在普通民众身上。 我们在《经济史杂志》中发现:

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伊斯兰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伊拉克和埃及的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远高于生存水平,也远高于瘟疫前几个世纪罗马和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 这种高工资和高收入的环境促进了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生产力增长,并反过来得到了这种增长的支持。 随着人口水平先在伊拉克、后在埃及开始恢复,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开始下降。 然而,由于从八世纪到十世纪的集约增长期,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显著高于生存水平。



阿布·扎尔(愿安拉喜悦之)是先知 ﷺ 的一位杰出圣门弟子,人们无法将他与他的劳工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 当被问及此事时,他解释说先知 ﷺ 曾说:“你们的仆人是你们的兄弟,是安拉将他们置于你们的管辖之下。 凡是兄弟在自己管辖下的人,应当给他吃自己吃的食物,给他穿自己穿的衣服,不要让他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 如果你们委派他一项任务,那就协助他。” 传记作者记载,另一位杰出的圣门弟子阿布·达尔达(愿安拉喜悦之)甚至会对垂死的坐骑说:“噢,骆驼,不要在你的主面前控告我,因为我从未让你背负超过你所能承受的重担!” 另一位伟大圣门弟子的孙子乌尔瓦·伊本·穆罕默德(愿安拉喜悦之)在就任也门总督时宣布:“噢,也门人民! 这只骆驼是我的。 如果我离开你们的土地时带走了超过它的东西,那我就是个窃贼。”

列举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的各种人权以及他在世时根除的暴行,已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保障妇女的尊严与尊重,为非穆斯林伸张正义,更不用说动物和环境的权利,每一项都是独特的成就,即便与今天的标准相比也是如此。

塑造一代典范

在短短二十三年的时间里,先知 ﷺ 成功地培养了一代典范,人类从未见过,未来也不会再见到这样的一代人。 这是一个由部落组成的群体,位于世界偏远地区,被危险的沙漠所包围,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主要文明的思想和事件隔绝,且因不团结和普遍的文盲而更加虚弱。 在二十年内,他们以某种方式永远地改变了世界。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已成为继众先知之后人类历史上最纯粹的造物主仆人,是地球上最忠实的认主独一践行者。 这不仅使他们成为最虔诚的信徒,也让他们站在了造福人类的最前沿。 夜晚,他们伫立祈祷,渴望着造物主,当听到他启示的经文时,泪水顺着脸颊流下。 白天,他们为超越自身的崇高目标而活,在慈善、教育事业中倾尽全力,或化身为骑士,骑马去将人类从暴政中解放出来。 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见《伦理与历史的必然:先知使命的证据》系列),他们建立了正义,并在数个世纪里激发了成千上万苦行者、改革家和伟大思想家的美德。

伊斯兰文明的标志是正义与平等、平衡与中道、多元、进步以及对美的追求。 人们跨越重洋,试图将这些美德带回自己的家园,无数专家见证了从那时起,世界便已焕然一新。 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这位开创了西方自由市场体系的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承认:

……哈里发的帝国似乎是第一个让世界享受到科学发展所必需的那种宁静的国家。 正是在那些慷慨而伟大的君主的庇护下,古希腊的哲学和天文学才得以在东方复兴并确立;他们那温和、公正且虔诚的统治在广袤的帝国中散播了宁静,唤起了人类探索自然界内在规律的好奇心。



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回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们,将他们视为宽容与大度的黄金标准,甚至在军事冲突的交战规则中也援引他们的先例。 阿布·阿齐兹·伊本·乌迈尔(愿安拉喜悦之)曾作为敌对的偶像崇拜者在巴德尔战役中被俘,他讲述了这一先例的片段。 他报告说,安拉的使者 ﷺ 向他的同伴们下达了明确的指示,说道:“善待俘虏。”因此,每当俘虏者吃午餐或晚餐时,他们只会吃枣,而把面包留给他,以遵从先知 ﷺ 的命令。 结果,早在全球和平峰会召开之前,且与周围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历史上就有了人道对待战俘的光辉典范,大赦与宽恕也被视为人类集体修复关系的理想准则。 乔治城大学宗教高级教授约翰·埃斯波西托对此写道:

穆斯林军队在胜利时表现得同样大度,正如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同样顽强。 平民得到了宽恕;教堂和神龛通常未受侵犯。 十字军东征中两位主要人物: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体现了军事行为上惊人的差异。 富有骑士精神的萨拉丁信守诺言,对非战斗人员充满怜悯。 理查接受了阿卡的投降,随后却继续屠杀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尽管他曾做出相反的承诺。



从那一代模范中涌现出一种文明,其中美德与贞洁是常态,酒精从未泛滥。 直到今天,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酒精每年导致全球250万人死亡,但伊斯兰教在预防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如北非和东南亚国家)滥用酒精方面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



图:15岁以上人群酒精消费地图

历史上还有谁能有能力在酗酒这头野兽被释放到一个国家后将其驯服? 为什么穆斯林能够轻易戒掉它? 先知 ﷺ 在他有生之年,在一个荣耀与收入都与葡萄酒紧密相连的民族中实现了这一点。 遵循着造物主规划的渐进路线图,他 ﷺ 亲眼见证了其系统性方案的圆满成功——当穆斯林倒掉剩余的酒桶时,葡萄酒在麦地那的街道上流淌。 还有谁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禁止掉由来已久的无限制一夫多妻制、仅限男性的继承法以及杀婴陋习? 例如,当今印度所有旨在打击杀害女婴的法律,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严格执行后,仍未根除这一做法。 在先知 ﷺ 时代之前或之后,是否还有过其他历史先例,其民族沙文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如此剧烈的衰退? 许多与他同时代、曾经狂热的阿拉伯至上主义者,后来都变成了愿意服从非阿拉伯人和前奴隶领导的人。 萨利姆(愿安拉喜悦之),阿布·胡扎伊法的获释奴隶,因其精通《古兰经》诵读,曾带领先知 ﷺ 最资深的同伴们祈祷。 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曾询问,为什么麦加总督在他缺席期间,偏偏让另一位获释奴隶伊本·阿布扎(愿安拉喜悦之)主持伊斯兰的宗教中心。 他告诉欧麦尔,这一选择是鉴于伊本·阿布扎对《古兰经》及其遗产分配法的精通。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对这一理由表示赞同,并转述了先知 ﷺ 的话:“安拉确实会因这部《古兰经》而提升一些人的地位,也会因它而贬低另一些人。” 毛拉·阿里·卡里(卒于1605年)对此圣训评论道:

这一现象在我们的正义先辈中显而易见:大多数学者都是获释奴隶,但他们却是穆斯林民族无可争议的领袖和仁慈的源泉,而那些出身皇室却缺乏学识的人,则在各自的无知领域中被遗忘了。



关于这些变革后的规范,一个有力的例证是阿塔·伊本·阿比·拉巴赫(卒于732年,麦加早期最重要的法官之一)与苏莱曼·伊本·阿卜杜勒-马利克(卒于717年,当时人类历史上已知最大帝国的倭马亚哈里发)之间有据可查的会面。 阿塔是一位黑人获释奴隶,他双目失明、身体残疾,早年曾流浪多年。 然而,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社会流动性的动力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社会劣势都无法阻止他享有高于苏莱曼的威望,而苏莱曼在政治军事意义上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当苏莱曼在麦加接近阿塔向他咨询宗教事务,急于确认自己是否正确履行了朝觐仪式时,这位虔诚的法官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以此表明他无意从统治者那里获得任何财富或地位。 没有得到他习惯的尊重和奉承,苏莱曼转向他的孩子们说:“我的儿子们,要坚持不懈地追求神圣的知识,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那个黑人奴隶面前所受的羞辱。”

这里记录的仅仅是造物主赐予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部分独特成就。 公正的历史读者会证明,其中每一项成就本身都令人惊叹,而这些成就以及更多成果,都是由在他 ﷺ 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所实现的。 他将那些受他教导的人从野蛮无序的状态,转化为了可能达到的最优秀的社群。 这一历史成就的无与伦比,是这只能是造物主作为的又一迹象。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所说:“并且(他)联合了他们的心。” 如果你耗尽大地上的一切,你也不可能联合他们的心;但安拉联合了他们。 他确是万能的,至睿的。”

此后,穆斯林文明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早期几个世纪,以其在灵性、道德、正义、博爱、科学活力和进步思想之间的独特平衡而闻名。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提供了开明的理想,虽然这些理想并不总是被完全拥抱和实现,但它们确实激发了个人和社会福祉方面的一些惊人飞跃。

可以理解,许多穆斯林国家今天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滞后,可能会削弱一些人欣赏伊斯兰文明历史伟大的能力。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今天这种令人悲伤的状态投射到穆斯林过去那辉煌而卓越的“黄金时代”上。 当然,如果伊斯兰教来自完美的造物主,而先知之后的实践者却不完美,那么在人类历史的每个时代都存在黑暗痛苦的时刻,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穆斯林世界只是在过去400-500年里才遭受了如此巨大且前所未有的挫折,而且这仅仅是在穆斯林偏离了对伊斯兰教的正确理解和实践之后。 但只要穆斯林给予他们的宗教应有的尊重,正确且虔诚地遵守它,今天这种程度的耻辱就不会存在。 这是一个可证明的历史事实:每当穆斯林更加遵循伊斯兰教及其先知 ﷺ 的指引时,他们就会繁荣昌盛。 这与欧洲和美洲不同,后者的复兴是通过将信仰与公共生活分离,甚至完全摒弃信仰来推动的。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对“政教合一”的想法持抵触态度,因为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宗教正是过去阻碍进步和发展的枷锁。 因此,尤其是在世俗的西方,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宗教的复兴必然意味着回归落后和停滞。 但在我们穆斯林的经验中,宗教和精神力量是推动早期穆斯林在世俗和后世追求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动力。 做出这种区分将极大地帮助敏锐的历史读者,摆脱我们当前环境所滋生的、围绕宗教普遍功用以及伊斯兰教对世界深远贡献的怀疑。 那些无论被呈现多少确凿事实,仍难以承认这些成就的人,很可能是在一种范式中进行对话,在这种范式中,人们无法将“宗教”视为早已过时的人造系统的同义词。 这种心理包袱是基于从这些信仰体系中继承的文明创伤,并产生了许多人今天无法逃脱的关于“宗教”的刻板印象和过度概括。 但归根结底,那些有勇气挑战自己预设前提的人,将继续认识到穆罕默德 ﷺ 一定是造物主的先知,他和他的教导促成了许多独特的成就和成功。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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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accomplishments-of-prophet-muhammad
原文标题:The Accomplishments of Prophet Muhammad ﷺ: The Proofs Of Prophethood Series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伟大成就:先知身份证据系列



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成就:先知使命的证据系列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引言

“你们将通过他们的果实来认识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他传教事业所结出的又一颗福果。 除了他个人的行为和无可挑剔的品格之外,他先知身份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找到:这个人究竟成就了什么? 他的成就是代表了非凡的才华和美德,还是仅仅源于追随者们夸张的赞誉? 科尔多瓦博学家伊本·哈兹姆(卒于1064年)在阐述了穆罕默德 ﷺ 如何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他周围的世界后,写道:

对于任何深入思考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人来说,这必然会使人相信他,并见证他确实是安拉的使者 ﷺ。 如果他 ﷺ 除了生平之外没有其他奇迹,这也已经足够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方面非同寻常,而且在宗教信仰、灵性以及整体社会福祉方面,他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明显超过了任何其他主要信仰的创始人。 他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同时在多个角色中表现卓越:精神领袖、国家元首、军事统帅、外交家、顾家的男人和教育家。 耶稣基督(愿主安之)是一位伟大的精神人物,但他并非军事统帅或国家元首。 亚历山大大帝和其他许多标志性的政治领袖,并未因其道德美德或精神动机而受到赞誉。 相反,许多伟大的国王、统治者和皇帝往往冷酷无情、傲慢自大,或者沉溺于权力和虚荣的幻觉之中。 但穆罕默德 ﷺ 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让发现它的人感到敬畏。 事实是,没有任何单一的方面奠定了他留给后世的遗产,而是无数杰出的功绩汇聚在了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过去一千五百年来让如此多的人着迷和困惑的原因,使他们不禁怀疑:这样的人真的可能存在于传说之外吗? 对此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也许他真的是由造物主派遣的?

英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廉·德雷珀(卒于1882年)写道:

查士丁尼去世四年后,即公元569年,在阿拉伯的麦加诞生了这样一个人,他在所有人类中对人类种族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对于“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的宣言,他补充道:“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任何想要知道事态的发展是否回应了这一宣言的胆识的人,最好审视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地图。 他会发现这不仅仅是欺世盗名之举的痕迹。 作为多个帝国的宗教领袖,引导着三分之一人类的日常生活,这或许足以证明他作为造物主使者的称号。



这里不需要盲目的信仰。 如果有人声称所有这些成就仅仅归功于纯粹的运气,那只能说明此人要么对现实一无所知,要么被偏见所扭曲。 试想一下这个人的谜团:他本人目不识丁,出生在落后且纷争不断的阿拉伯,与周边帝国的艺术、哲学、政治、战争和教育隔绝。 试想一下,正是这个人,一夜之间挺身而出,发出了一种其深刻性、影响力和持久性至今无人能及的呼吁。 他的宗教传播的速度、他的呼吁至今在全球范围内的号召力,以及这位单一个体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且将永远如此。 德雷珀当然不是西方唯一认识到这一点的非穆斯林历史学家。 美国学者兼法学家塞缪尔·P·斯科特(卒于1929年)写道:

无论如何,如果宗教的目的是灌输道德、减少邪恶、促进人类幸福、扩展人类智慧;如果行善在人类被召唤进行最终清算的那伟大日子里是有益的,那么承认穆罕默德确实是造物主的使者,既不亵渎也不无理。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阿方斯·德·拉马丁(卒于1869年)巧妙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目标宏大、手段有限、结果惊人是人类天才的三个标准,那么在现代历史上,谁敢将任何伟人与穆罕默德相提并论? 最著名的人仅仅创造了武器、法律和帝国。 他们即便有所创建,也不过是物质力量,这些力量往往在他们眼前就土崩瓦解了。 而这个人不仅推动了军队、立法、帝国、民族和王朝,还推动了当时人类居住世界三分之一的数百万人;不仅如此,他还推动了祭坛、神灵、宗教、思想、信仰和灵魂。 以一部书为基础,其中的每一个字母都成为了法律,他创造了一种精神民族性,将各种语言和种族的人民融合在一起。 他留给我们这种穆斯林民族性不可磨灭的特征,即对虚假神灵的憎恶和对唯一且非物质的造物主的热爱。 这种针对亵渎天堂的复仇式爱国主义构成了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美德:将地球的三分之一征服于他的信仰之下,这就是他的奇迹。 在荒诞的神话体系令人疲惫不堪之际,他所宣扬的造物主独一的理念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当它从他的唇间吐露时,摧毁了所有古老的偶像神庙,并点燃了世界的三分之一……



他的一生、他的沉思、他对抗本国迷信的英雄姿态,以及他蔑视偶像崇拜狂热的胆识;他在麦加忍受十三年苦难的坚定,他接受公众蔑视甚至几乎成为同胞受害者的角色:所有这些,以及最终他坚持不懈的传教、他在逆境中的战争、他对成功的信念以及他在不幸中超人的安宁,在胜利时的宽容,他的雄心壮志完全致力于一个理念,绝非为了建立帝国;他无尽的祈祷、他与造物主的神秘对话、他的死亡以及他死后的胜利;所有这些证明的不是欺世盗名,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这赋予了他恢复教义的力量。 这一教义包含两方面:造物主的独一性和造物主的非物质性;前者说明造物主是什么,后者说明造物主不是什么;前者以剑推翻虚假神灵,后者以言语开启思想。 哲学家、演说家、使者、立法者、战士、思想的征服者、理性教义的恢复者、无偶像崇拜的创立者,二十个世俗帝国和一个精神帝国的建立者;这就是穆罕默德。 关于衡量人类伟大的所有标准,我们完全可以问:还有比他更伟大的人吗?



超越生命的爱

在人类历史上,还有谁像先知穆罕默德 ﷺ 那样被深深地爱着吗? 许多人低估了,或者说并不了解,他在过去两千年中所赢得的尊崇与效仿。 其他人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又匆忙地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定还有其他人也获得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崇拜。 但更严谨的审视会告诉你另一个故事。

在先知 ﷺ 在世时,他的圣门弟子们渴望牺牲生命和肢体来保卫他。 例如,当他在伍侯德战役中被打得失去知觉时,他的圣门弟子们展现出了非凡的英雄气概,纷纷冲上前去营救他。 阿布·杜贾纳 (rA) 俯身护住先知 ﷺ,任由箭雨射向自己的后背。 阿纳斯·本·纳德尔 (rA) 冲入人群,直到他殉道的遗体上被发现有九十多处伤口。 阿布·塔勒哈 (rA) 在找不到其他掩体时,用赤裸的胸膛为先知 ﷺ 挡住伤害,并恳求道:“安拉的使者啊,请不要看! 让我的脖子(被击中)来代替您吧!” 塔勒哈·本·欧拜杜拉 (rA) 将先知 ﷺ 扶上一块巨石,随后返回击退敌人的猛攻,接着又再次返回,将先知 ﷺ 带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努赛拜·宾特·卡布 (rAh) 是一位无畏的女性,她在伍侯德战役中从男人手中夺过剑,冲向许多体格更强壮的战士,直到她的锁骨被军刀砍伤,这是她一生中留下的众多英勇伤疤中的第一道,最终她以烈士身份牺牲。 当硝烟散去时,他们对先知 ﷺ 无私的爱已被永载史册。 回到麦地那城后,有人告诉巴努·迪纳尔部落的一位妇女,她的丈夫、父亲和兄弟都在伍侯德战役中阵亡了。 她回应道:“那么安拉的使者 ﷺ 怎么样了?” 他们回答说:“他平安无事,正如你所愿。” 她说:“带我去见他;我必须亲眼看看。” 当她终于见到先知 ﷺ 时,她说:“安拉的使者啊,除了失去您,一切悲剧都微不足道。” 这一天发生的事件(此处并未全部记录)只是一个缩影,反映了在造物主最后一位先知 ﷺ 二十三年的传教期间,围绕在他身边的爱与深情的精神风貌。

伍侯德战役几年后,欧尔瓦·本·麦斯欧德作为当时敌对部落古莱氏的使者前来,寻求与穆罕默德 ﷺ 谈判条约。 在穆斯林中间待了三天后,他回到麦加,向古莱氏人汇报了他的观察:

古莱氏的议会啊,我曾拜访过波斯国王的王国、罗马皇帝的王国,以及阿比西尼亚国王的王国。 但凭造物主起誓,我从未见过像穆罕默德这样在民众中如此受尊崇的君王。 他洗漱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接(从他身上落下的)水滴;他掉落一根头发,他们都会捡起来。 每当他说话时,他们都会立刻压低声音,出于对他的敬畏,没有人敢直视他。 他已经向你们提出了很好的条件,接受它们吧,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背弃他的可能。 现在做出你们的决定吧。



即使在先知 ﷺ 去世几十年后,我们仍看到像阿慕尔·本·阿绥 (rA) 这样的圣门弟子在临终前回忆起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生活,回想起他是如何从先知 ﷺ 的激进对手转变为他最伟大的追随者之一的。 在回忆中,他说:

那时,没有人比安拉的使者 ﷺ 更令我亲近,也没有人比他更令我崇敬。 出于对他的敬畏,我甚至无法直视他,因此如果有人让我描述他的相貌,我无法描述,因为我从未完全注视过他。



那些比先知 ﷺ 长寿的圣门弟子们怀着同样的热情和渴望;整整一代人,每当听到他的名字,内心就会颤抖,双眼盈满泪水,期待着在后世与他重逢。 比拉勒·本·拉巴赫 (rA) 是一位获得自由的埃塞俄比亚奴隶,他是最早在先知 ﷺ 手中皈依伊斯兰教的少数人之一,他忍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只因他反抗主人并拥抱了穆罕默德的宗教。 他后来成为了穆斯林历史上第一位宣礼员。 爱穆罕默德 ﷺ 的情感流淌在比拉勒的血液里,失去他带来的悲伤只有重逢才能治愈。 九年后,当比拉勒 (rA) 在大马士革临终时,他听到妻子说:“我多么悲伤啊! 我的比拉勒啊!” 对此,他反驳道:“我多么快乐啊! 明天我就要见到我所爱的人了:穆罕默德和他的圣门弟子们!”

此后,成千上万的人继承了对这位最后一位先知 ﷺ 的爱,并由此成为世界历史上真理、正义和贡献的典范。 其中有许多先驱,他们对神圣真理有着深刻的洞察,创造了物质和智力上的奇迹,并追随他们所爱之人——那位文盲先知 ﷺ 的脚步,攀登到了罕见的高度。 无数虔诚的圣贤、严谨的学者、文学天才、无私的利他主义者、有成就的政治家和品德高尚的将军们都相信,效仿穆罕默德 ﷺ 是在所有事业中获得真正卓越的途径,也是成为人类火炬手的必要条件。 即使在今天,这个星球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在以某种方式管理着他们的生活,这反映了他们对穆罕默德 ﷺ 的崇敬。 穆斯林当然不崇拜穆罕默德,只崇拜造物主,但他们将他的人格视为信仰在尘世的支点,将他的榜样视为美德的典范,从而将其作为通往造物主喜悦的渠道。 乔治城大学的乔纳森·布朗博士写道: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提到先知后说“愿造物主的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他”是一种习俗。 因此,在周五的集体礼拜中,讲经者在布道时提到先知的名字,会引起会众集体低声祈祷穆罕默德。 在这种场合下,先知本人成为了穆斯林仪式关注的共同焦点。 铭记穆罕默德并尊崇他的圣行,是尘世的焦点,由此将注意力引向造物主。



今天,穆斯林对这位将他们与造物主联系起来的人的崇拜,使得穆罕默德成为2019年伦敦及英国其他地区最受欢迎的婴儿名字,而迄今为止,穆斯林在当地人口中仅占少数。 如果将该名字的所有拼写变体加在一起,穆罕默德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名字。 一代又一代,他虔诚的追随者们不断钻研他的每一句话,严谨地探求一切与他有关的事迹,并效仿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细致到祈祷时手指的动作。 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物能赢得如此深厚的爱戴,且这种爱戴在长达十五个世纪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始终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英国学者兼考古学家大卫·乔治·霍加斯(卒于1927年)曾说:

无论大事小情,他日常的行为都已成为一种准则,时至今日,仍有数百万人自觉地模仿着。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被视为“完人”的个体,能像他这样被如此细致入微地效仿。 基督教创始人的言行并未主导其追随者的日常生活。 此外,没有任何一位宗教创始人能像这位穆斯林的使者那样,处于如此超然的地位。



令人着迷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名字在这一现象发生前就已经预示了它。 穆罕默德字面意思就是“备受赞颂者”,确实,没有任何人曾获得过比他更伟大的赞誉与认可。 即便没有社交媒体的曝光机会,没有Twitter、Facebook、Instagram或WhatsApp账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当今世界仍拥有18亿追随者。 想到在他逝世1400年后,全世界每一秒钟都有人赞颂他,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 在全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穆斯林宣礼(礼拜召唤)中,紧随其后的就是礼拜本身,日日夜夜回荡着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祈祷,以及对他先知身份的见证。 人们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着如此深厚的情感依恋,且当他受到轻慢时,人们会持续表达最热烈的捍卫,这实在令人惊叹。

事实上,造物主亲自预言了这一点,他说:“我曾为你提升了你的声望。” 这段经文启示于麦加早期,当时穆斯林仅是少数弱势群体,伊斯兰教的前途未卜。如今再看这段经文的应验,当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提到并铭记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这显得更加不可思议。 即便是非穆斯林的伊斯兰学者,如德国东方学家西奥多·诺尔德克,也承认《古兰经》中这一章的启示时间很早。 他认为这是《古兰经》114章中的第12章,而标准的埃及版《古兰经》编年史将其列为第11章。

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故事

仅仅是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及其世俗成就的粗略一瞥,就吸引了全球学者的关注,即便是在那些可能并未意识到他教义中蕴含巨大实质与真理的人群中也是如此。 正如比较宗教研究领域的著名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所言:

伊斯兰教是一个成功的宗教。 与基督教不同——至少在西方,基督教的主要形象是一个在毁灭性、耻辱且无助的死亡中离世的人……穆罕默德并非一个显而易见的失败者。 他在政治和精神层面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功,伊斯兰教的发展势如破竹,不断壮大。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特曾著有《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他简洁地阐述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

我选择穆罕默德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的首位,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也可能会受到他人的质疑,但他确实是历史上唯一在宗教和世俗层面都取得巨大成功的人。 穆罕默德出身卑微,却创立并传播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并成为了一位极其高效的政治领袖。 今天,在他逝世十三个世纪后,他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且无处不在。 本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有幸出生并成长于文明中心、文化高度发达或政治关键的国家。 然而,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570年,地点是阿拉伯南部的麦加,当时那里是世界的落后地区,远离贸易、艺术和学术中心。 他六岁时沦为孤儿,在简朴的环境中长大。 伊斯兰传统告诉我们,他是文盲。 二十五岁时,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 尽管如此,在他接近四十岁时,几乎没有任何外在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当时的阿拉伯人大多是多神教徒,崇拜许多神灵。 然而,麦加也有少数犹太人和基督徒;毫无疑问,穆罕默德正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了解到统治整个宇宙的唯一、全能的造物主。 四十岁时,穆罕默德确信这位唯一的安拉(安拉)正在对他说话,并选择了让他去传播真正的信仰。 最初三年,穆罕默德只向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传教。 随后,大约在公元613年,他开始公开传教。 随着他逐渐获得追随者,麦加当局开始视他为危险的麻烦制造者。 公元622年,出于安全考虑,穆罕默德迁徙至麦地那(位于麦加以北约200英里的城市),在那里他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当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时,他已是整个阿拉伯南部的实际统治者。 阿拉伯的贝都因部落以骁勇善战著称。 但他们人数稀少,且饱受分裂和内部战争的困扰,无法与北方定居农业区王国的大规模军队抗衡。 然而,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他们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统一,并受到对唯一安拉虔诚信仰的激励,这些小规模的阿拉伯军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一系列征服。



因此,伊斯兰教扩张的迅猛速度不仅引起了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惊叹,也成为穆斯林将其作为伊斯兰教真理性的奇迹证明而引用的依据。 正如拉马丁之前所言,让穆罕默德 ﷺ 独一无二的,不仅是那令人惊叹的征服系列及其惊人的速度,更是他 ﷺ 完成这一切所凭借的微薄手段,以及他无私地放弃任何物质利益,并在取得所有成就后依然保持其崇高目标,这些才标志着他的伟大。 博斯沃思·史密斯(卒于1908年),一位牧师、校长兼作家,写道:

他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教会领袖;他集凯撒与教皇于一身;但他是一位没有教皇虚荣心的教皇,也是一位没有凯撒军团的凯撒。 没有常备军,没有保镖,没有宫殿,没有固定的收入,如果说有谁有权说他是受神圣权利统治,那一定是穆罕默德;因为他拥有了所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权力的工具和支撑…… 凭借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好运,穆罕默德 ﷺ 三位一体地成为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和一个宗教的奠基人。



许多人对史密斯所描述的穆罕默德 ﷺ 独特的崛起之路及其信息无论在何处传播(无论当地是否有政治支持)都能产生持久影响的现象深感着迷,并对此表示赞同。 爱德华·吉本,尽管他的著作中不乏对穆罕默德 ﷺ 的敌意,却也不得不记录下他对伊斯兰教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的韧性的钦佩。 他写道:

值得我们惊叹的并非他所传宗教的传播,而是其永恒性;他在麦加和麦地那所刻下的纯粹而完美的印记,在经历了十二个世纪的变迁后,依然被印度、非洲和土耳其的古兰经信徒们所保留……



在著名的圣雄甘地(卒于1948年)因入狱而读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后,他得以洞察先知 ﷺ 克服重重难以逾越的障碍并达到如此全球性成功地位背后的秘密。 那就是政治掌控与不让政治权力掌控自己之间的结合。 穆斯林相信,唯有造物主能将这两种特质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并以这些物质和道德上的胜利来强化他作为先知的使命。 用甘地的话说:

我想了解那位在当今世界对数百万人的心灵拥有无可争议影响的人,其生平中最精华的部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在那个时代,为伊斯兰教赢得一席之地的并非刀剑。 而是先知 ﷺ 那严谨的简朴、彻底的自我牺牲、对承诺的恪守、对朋友和追随者深沉的关爱、他的勇敢、无畏,以及他对造物主及其自身使命的绝对信赖。 正是这些,而非刀剑,战胜了一切并克服了每一个障碍。



恢复造物主的独一性

最后一位先知 ﷺ 完成了一项罕见的壮举,即向世界提供了关于造物主的身份、他的独一性和他的完美性无可挑剔的清晰阐述。 这种清晰度既符合人性又符合理性,因此成为了伊斯兰教的标志。 他教授了一种简单而直观的神学,以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的方式向人们描述了他们的造物主以及通往他的道路。 伊斯兰的一神论在短短二十年的传教中就成为了阿拉伯半岛的宗教,这与罗马帝国需要大约三个世纪才能成为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证明了穆罕默德 ﷺ 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理念,它在人类心中引起了如此深刻的共鸣,以至于有效地剥离了他们身上一些最阻碍发展的倾向——例如文化中有时会延续的盲目从众,以及在许多文明中都出现过的祖先崇拜。 穆罕默德 ﷺ 为脆弱的世界发掘了他们久违的避难所;即直接通往唯一安拉、至仁至慈者的途径。 他 ﷺ 坚持不懈,直到人们明白只有通过在崇拜中独尊造物主,他们才能找到满足与安宁,也只有通过他,他们的道德指南针才能被校正。 对于那些明白在以造物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之外只会存在混乱的人来说,这是穆罕默德 ﷺ 的独特成就。 在人们的生活中恢复造物主的独一性,带来了秩序与意义的回归,因为它消除了生活是一场漫无目的之旅的观念。 对于那些在当今时代难以理解真实神学价值的人,或许他们应该考虑在动荡的现代世界中,人们对“灵性智慧”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显著较低的谋杀率和自杀率。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对此评价道:

从未有人能自愿或非自愿地为自己设定一个比这更崇高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无法估量的:消除置于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迷信,将造物主还给人,将人还给造物主,在偶像崇拜的物质与扭曲之神的混乱中,恢复关于神性的理性而神圣的观念…… 从未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且持久的世界性革命,因为在他预言后的不到两个世纪里,伊斯兰教,无论是通过传教还是武力,统治了三个阿拉伯地区,并为了造物主的独一性征服了波斯、河中地区的呼罗珊、西印度、叙利亚、埃及、阿比西尼亚,以及所有已知的北非大陆、地中海的许多岛屿、西班牙和高卢的一部分。



爱德华·吉本补充道:

穆斯林始终抵制住了将他们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降低到人类感官和想象力水平的诱惑。 “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使者”是伊斯兰教简单而永恒的信条。 造物主的理智形象从未被任何可见的偶像所贬低;先知的荣誉从未超越人类美德的尺度,他鲜活的教诲将追随者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性和宗教的范围内。



这种最纯粹的一神论概念是由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灌输的:一种与造物主之间纯粹的个人关系,没有任何中介或人为的干预。 这种严格的一神论使所有男女在造物主面前处于平等地位,并拥有平等的接近造物主的途径。 这有助于塑造伊斯兰教的平等主义本质,提供了一种社会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人的神圣性并非由其物质财富或社会阶层来证明,而是由其虔诚和正义的行为来体现。

此外,他 ﷺ 带来的神学纠正了关于造物主的相互竞争的神学观点,从而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一神论世界观。 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解释力,赋予了它巨大的吸引力:它能够令人信服地满足关于造物主和创造的生存问题。 至于其精神吸引力,那也是它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留下持久印记的驱动力。 毕竟,穆罕默德 ﷺ 最伟大的奇迹是《古兰经》,它作为造物主对人类的直接话语,供所有选择研究它的人使用,直到时间的尽头。

人权的革命

在纠正了人们与造物主的关系之后,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下一步。 最后一位先知 ﷺ 的这一成就,不仅仅是倡导人际交往中的善良、同理心和谦逊等美德,还包括建立一个务实的制度,以确保这些抽象概念能够在现实中落实。 他 ﷺ 与所有人友好相处,不分彼此,并清除了他们的偏见。 他在著名的辞朝演说中说道:

人们啊,你们的主是独一的,你们的祖先阿丹也是唯一的。 阿拉伯人并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白皮肤的人并不比黑皮肤的人优越,黑皮肤的人也不比白皮肤的人优越,除非是因为敬畏之心。 我是否已经传达了使命?



伊斯兰教肯定了普世的人类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承认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并要求终结一切基于种族、肤色或阶级的偏见。 不仅如此,伊斯兰教所建立的普世兄弟情谊,是基于人们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而进行的合作。 人类因基于血统(民族主义)、经济地位(社会精英主义)和/或肤色(种族至上)的歧视而遭受了无数的不公。 从历史上看,这些区别对待不仅导致了激烈的争论,还引发了无尽的仇恨、冲突和几代人的杀戮。 伊斯兰教降临到一个深陷封建部落主义和偏见的民族中,在二十年内将那个社会转变为社会和谐的典范,人们从歧视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优越感”仅基于敬畏——这只有造物主才能评判,且所有人都可以为此竞争。 伦敦大学国际历史教授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在《文明经受考验》一书中写道:

穆斯林之间种族意识的消亡是伊斯兰教最杰出的道德成就之一,而在当今世界,恰恰迫切需要弘扬这种伊斯兰美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做的比单纯消除偏见和种族主义更出色;他更进一步主张,种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应当受到赞赏和拥抱。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他的一种迹象是:他创造了天地,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 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已故的马利克·沙巴兹(即马尔科姆·X)在他著名的1964年《麦加书信》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需要了解伊斯兰教,因为这是唯一能从社会中消除种族问题的宗教。 在我游历穆斯林世界的过程中,我见过、交谈过,甚至与那些在美国会被视为白人的人一起吃过饭——但伊斯兰教的信仰消除了他们头脑中的白人优越感。 我从未见过不同肤色的人能够如此真诚、真实地实践兄弟情谊,而不受肤色的影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根除的不仅是种族主义,还有阶级歧视。 在一个普世人权准则常被双重标准应用并被武器化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时代,现在正是审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实际道德成就的最佳时机。 与当今那些往往只满足于引用人权辞令的政治精英不同,我们看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行使最高权力时,始终铭记着每个人的人格尊严。 他的号召中有一种纯粹的公平,如果财富不是剥削或囤积的果实,如果权力没有转化为统治或威权,他甚至认可富人的财富和强者的权力。 他提升了受压迫者,谦卑了富有者,将他们汇聚在一种被称为兄弟情谊的美好中道上。 在最后一位先知 ﷺ 回归造物主之后的几代人里,你可以发现一个充满正义与安全的文明,无论贫富、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能从中受益——这是许多人权倡导者今天所向往的生活典范。 通过“在工人的汗水干透之前支付其应得的工资”这样的训诫,先知 ﷺ 根除了当时许多被广泛默许的经济不公。 先知 ﷺ 的经济正义在伊斯兰早期几个世纪中对提高普遍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当存在金融腐败时,繁荣很难体现在普通民众身上。 我们在《经济史杂志》中发现:

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伊斯兰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伊拉克和埃及的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远高于生存水平,也远高于瘟疫前几个世纪罗马和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 这种高工资和高收入的环境促进了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生产力增长,并反过来得到了这种增长的支持。 随着人口水平先在伊拉克、后在埃及开始恢复,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开始下降。 然而,由于从八世纪到十世纪的集约增长期,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显著高于生存水平。



阿布·扎尔(愿安拉喜悦之)是先知 ﷺ 的一位杰出圣门弟子,人们无法将他与他的劳工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 当被问及此事时,他解释说先知 ﷺ 曾说:“你们的仆人是你们的兄弟,是安拉将他们置于你们的管辖之下。 凡是兄弟在自己管辖下的人,应当给他吃自己吃的食物,给他穿自己穿的衣服,不要让他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 如果你们委派他一项任务,那就协助他。” 传记作者记载,另一位杰出的圣门弟子阿布·达尔达(愿安拉喜悦之)甚至会对垂死的坐骑说:“噢,骆驼,不要在你的主面前控告我,因为我从未让你背负超过你所能承受的重担!” 另一位伟大圣门弟子的孙子乌尔瓦·伊本·穆罕默德(愿安拉喜悦之)在就任也门总督时宣布:“噢,也门人民! 这只骆驼是我的。 如果我离开你们的土地时带走了超过它的东西,那我就是个窃贼。”

列举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的各种人权以及他在世时根除的暴行,已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保障妇女的尊严与尊重,为非穆斯林伸张正义,更不用说动物和环境的权利,每一项都是独特的成就,即便与今天的标准相比也是如此。

塑造一代典范

在短短二十三年的时间里,先知 ﷺ 成功地培养了一代典范,人类从未见过,未来也不会再见到这样的一代人。 这是一个由部落组成的群体,位于世界偏远地区,被危险的沙漠所包围,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主要文明的思想和事件隔绝,且因不团结和普遍的文盲而更加虚弱。 在二十年内,他们以某种方式永远地改变了世界。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已成为继众先知之后人类历史上最纯粹的造物主仆人,是地球上最忠实的认主独一践行者。 这不仅使他们成为最虔诚的信徒,也让他们站在了造福人类的最前沿。 夜晚,他们伫立祈祷,渴望着造物主,当听到他启示的经文时,泪水顺着脸颊流下。 白天,他们为超越自身的崇高目标而活,在慈善、教育事业中倾尽全力,或化身为骑士,骑马去将人类从暴政中解放出来。 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见《伦理与历史的必然:先知使命的证据》系列),他们建立了正义,并在数个世纪里激发了成千上万苦行者、改革家和伟大思想家的美德。

伊斯兰文明的标志是正义与平等、平衡与中道、多元、进步以及对美的追求。 人们跨越重洋,试图将这些美德带回自己的家园,无数专家见证了从那时起,世界便已焕然一新。 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这位开创了西方自由市场体系的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承认:

……哈里发的帝国似乎是第一个让世界享受到科学发展所必需的那种宁静的国家。 正是在那些慷慨而伟大的君主的庇护下,古希腊的哲学和天文学才得以在东方复兴并确立;他们那温和、公正且虔诚的统治在广袤的帝国中散播了宁静,唤起了人类探索自然界内在规律的好奇心。



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回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们,将他们视为宽容与大度的黄金标准,甚至在军事冲突的交战规则中也援引他们的先例。 阿布·阿齐兹·伊本·乌迈尔(愿安拉喜悦之)曾作为敌对的偶像崇拜者在巴德尔战役中被俘,他讲述了这一先例的片段。 他报告说,安拉的使者 ﷺ 向他的同伴们下达了明确的指示,说道:“善待俘虏。”因此,每当俘虏者吃午餐或晚餐时,他们只会吃枣,而把面包留给他,以遵从先知 ﷺ 的命令。 结果,早在全球和平峰会召开之前,且与周围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历史上就有了人道对待战俘的光辉典范,大赦与宽恕也被视为人类集体修复关系的理想准则。 乔治城大学宗教高级教授约翰·埃斯波西托对此写道:

穆斯林军队在胜利时表现得同样大度,正如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同样顽强。 平民得到了宽恕;教堂和神龛通常未受侵犯。 十字军东征中两位主要人物: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体现了军事行为上惊人的差异。 富有骑士精神的萨拉丁信守诺言,对非战斗人员充满怜悯。 理查接受了阿卡的投降,随后却继续屠杀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尽管他曾做出相反的承诺。



从那一代模范中涌现出一种文明,其中美德与贞洁是常态,酒精从未泛滥。 直到今天,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酒精每年导致全球250万人死亡,但伊斯兰教在预防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如北非和东南亚国家)滥用酒精方面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



图:15岁以上人群酒精消费地图

历史上还有谁能有能力在酗酒这头野兽被释放到一个国家后将其驯服? 为什么穆斯林能够轻易戒掉它? 先知 ﷺ 在他有生之年,在一个荣耀与收入都与葡萄酒紧密相连的民族中实现了这一点。 遵循着造物主规划的渐进路线图,他 ﷺ 亲眼见证了其系统性方案的圆满成功——当穆斯林倒掉剩余的酒桶时,葡萄酒在麦地那的街道上流淌。 还有谁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禁止掉由来已久的无限制一夫多妻制、仅限男性的继承法以及杀婴陋习? 例如,当今印度所有旨在打击杀害女婴的法律,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严格执行后,仍未根除这一做法。 在先知 ﷺ 时代之前或之后,是否还有过其他历史先例,其民族沙文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如此剧烈的衰退? 许多与他同时代、曾经狂热的阿拉伯至上主义者,后来都变成了愿意服从非阿拉伯人和前奴隶领导的人。 萨利姆(愿安拉喜悦之),阿布·胡扎伊法的获释奴隶,因其精通《古兰经》诵读,曾带领先知 ﷺ 最资深的同伴们祈祷。 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曾询问,为什么麦加总督在他缺席期间,偏偏让另一位获释奴隶伊本·阿布扎(愿安拉喜悦之)主持伊斯兰的宗教中心。 他告诉欧麦尔,这一选择是鉴于伊本·阿布扎对《古兰经》及其遗产分配法的精通。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对这一理由表示赞同,并转述了先知 ﷺ 的话:“安拉确实会因这部《古兰经》而提升一些人的地位,也会因它而贬低另一些人。” 毛拉·阿里·卡里(卒于1605年)对此圣训评论道:

这一现象在我们的正义先辈中显而易见:大多数学者都是获释奴隶,但他们却是穆斯林民族无可争议的领袖和仁慈的源泉,而那些出身皇室却缺乏学识的人,则在各自的无知领域中被遗忘了。



关于这些变革后的规范,一个有力的例证是阿塔·伊本·阿比·拉巴赫(卒于732年,麦加早期最重要的法官之一)与苏莱曼·伊本·阿卜杜勒-马利克(卒于717年,当时人类历史上已知最大帝国的倭马亚哈里发)之间有据可查的会面。 阿塔是一位黑人获释奴隶,他双目失明、身体残疾,早年曾流浪多年。 然而,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社会流动性的动力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社会劣势都无法阻止他享有高于苏莱曼的威望,而苏莱曼在政治军事意义上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当苏莱曼在麦加接近阿塔向他咨询宗教事务,急于确认自己是否正确履行了朝觐仪式时,这位虔诚的法官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以此表明他无意从统治者那里获得任何财富或地位。 没有得到他习惯的尊重和奉承,苏莱曼转向他的孩子们说:“我的儿子们,要坚持不懈地追求神圣的知识,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那个黑人奴隶面前所受的羞辱。”

这里记录的仅仅是造物主赐予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部分独特成就。 公正的历史读者会证明,其中每一项成就本身都令人惊叹,而这些成就以及更多成果,都是由在他 ﷺ 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所实现的。 他将那些受他教导的人从野蛮无序的状态,转化为了可能达到的最优秀的社群。 这一历史成就的无与伦比,是这只能是造物主作为的又一迹象。 正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所说:“并且(他)联合了他们的心。” 如果你耗尽大地上的一切,你也不可能联合他们的心;但安拉联合了他们。 他确是万能的,至睿的。”

此后,穆斯林文明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早期几个世纪,以其在灵性、道德、正义、博爱、科学活力和进步思想之间的独特平衡而闻名。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提供了开明的理想,虽然这些理想并不总是被完全拥抱和实现,但它们确实激发了个人和社会福祉方面的一些惊人飞跃。

可以理解,许多穆斯林国家今天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滞后,可能会削弱一些人欣赏伊斯兰文明历史伟大的能力。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今天这种令人悲伤的状态投射到穆斯林过去那辉煌而卓越的“黄金时代”上。 当然,如果伊斯兰教来自完美的造物主,而先知之后的实践者却不完美,那么在人类历史的每个时代都存在黑暗痛苦的时刻,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穆斯林世界只是在过去400-500年里才遭受了如此巨大且前所未有的挫折,而且这仅仅是在穆斯林偏离了对伊斯兰教的正确理解和实践之后。 但只要穆斯林给予他们的宗教应有的尊重,正确且虔诚地遵守它,今天这种程度的耻辱就不会存在。 这是一个可证明的历史事实:每当穆斯林更加遵循伊斯兰教及其先知 ﷺ 的指引时,他们就会繁荣昌盛。 这与欧洲和美洲不同,后者的复兴是通过将信仰与公共生活分离,甚至完全摒弃信仰来推动的。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对“政教合一”的想法持抵触态度,因为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宗教正是过去阻碍进步和发展的枷锁。 因此,尤其是在世俗的西方,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宗教的复兴必然意味着回归落后和停滞。 但在我们穆斯林的经验中,宗教和精神力量是推动早期穆斯林在世俗和后世追求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动力。 做出这种区分将极大地帮助敏锐的历史读者,摆脱我们当前环境所滋生的、围绕宗教普遍功用以及伊斯兰教对世界深远贡献的怀疑。 那些无论被呈现多少确凿事实,仍难以承认这些成就的人,很可能是在一种范式中进行对话,在这种范式中,人们无法将“宗教”视为早已过时的人造系统的同义词。 这种心理包袱是基于从这些信仰体系中继承的文明创伤,并产生了许多人今天无法逃脱的关于“宗教”的刻板印象和过度概括。 但归根结底,那些有勇气挑战自己预设前提的人,将继续认识到穆罕默德 ﷺ 一定是造物主的先知,他和他的教导促成了许多独特的成就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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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真的存在吗?《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信仰、理性与直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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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case-for-allahs-existence-in-the-quran-and-sunnah
原文标题:Does God Exist? The Case for Allah’s Existence in the Quran and Sunnah
作者:Anonymous Guest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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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真的存在吗?《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信仰、理性与直觉证据



图:造物主存在吗? 《古兰经》与圣训中关于安拉存在的论证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对于信士而言,关于造物主存在的知识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真实的宗教体验——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得到印证——使得对造物主的信仰显得如此自然,以至于被视为一种必然。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信仰造物主和探求存在主义真理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一个将信仰嘲讽为迷信、一厢情愿,甚至是一种危险幻想的社会环境中。

在伊斯兰传统中,关于造物主存在的论证,无论是在理性基础方面,还是在它为我们的生活所赋予的目标、意义、慰藉和指引方面,都是坚实的。 《古兰经》通过诉诸人类内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心灵与理智,来激发人们的信念。 直觉与经验与逻辑和理性协同工作,从而达到信仰确信的状态。

这种对信念的理解得到了现代科学概念的强化。 例如,认知科学家贾斯汀·巴雷特(Justin Barrett)证明,对造物主的信仰——以及更广泛的信念——是通过两种方式形成和获得的:1)源于经验的非反思性直觉信念;2)源于思考的反思性意识信念。 人类自然地从这两个来源形成信念。 同样,《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造物主存在的论证也涉及这两个信念来源:基于直觉的心灵诉求,以及基于理性反思的理智诉求。

诉诸心灵、直觉和经验的理由

天性——安拉的本性(Fiṭrat Allāh)

人类凭借纯粹的本能,无论是否有先知的启示引导,都能感知到造物主的存在,或者他们所认为的某种更高力量的存在。 这种“神圣感”(sensus divinitatis)的表达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宗教中,尽管它们在时间、地理和语言上相隔甚远。 在伊斯兰精神层面,这是因为在世界被创造之前,造物主与每个人都订立了一个原始契约,即他们会认出他们的造物主。

安拉说:

(先知啊,)当时你的主从阿丹子孙的背脊中取出他们的后裔,并让他们为自己作证,他说:“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主吗?” 他们回答说:“是的,我们作证。” 以免你们在复活日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阿布·苏迪(Al-Suddī,卒于745年)在评论这节经文时说:“因此,大地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主是安拉,也没有一个人以物配主,除非他会说‘我发现我的祖先追随的是另一种宗教’。” 这种原始契约导致人们内心产生一种天生的冲动,去寻找他们所能感知到的更高力量,正如他们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以某种形式所做的那样,以至于今天的一些科学家认为,对造物主或更高力量的信仰是植入我们基因的。

所有真实且被启示的宗教都证实并符合造物主植入我们内心的天性。 《古兰经》将人类的宗教天性称为“安拉的本性”(fiṭrat Allāh),即造物主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本能和内在倾向。

安拉说:

所以,(先知穆罕默德 ﷺ,)你作为纯正信仰的人,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正教。 这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天性——造物主的创造是不可改变的——这才是正教,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



所有人天生都是造物主的信士,先知们的启示只是唤醒并强化了我们内心已有的天性。 即使是多神论者,他们信仰多个神灵和偶像,往往也相信存在一个更高的力量,一个凌驾于所有神灵之上的更伟大的造物主。

安拉说: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他们一定会说:“造物主。” 说:“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明白。



安拉又说:

如果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问他们是谁创造了他们,他们一定会说:“造物主。”那么他们为何被迷惑了呢?



既然所有人都能感知到一种更高的力量,他们在危险时刻会本能地转向造物主。 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会经历强烈的体验,从而引发一种转向祈祷的自然反应。 有许多案例显示,人们在经历突然的死亡威胁后,变得更加忠实于他们的宗教传统。

安拉说:当他们乘船时,他们祈祷造物主,虔诚地只向他祈祷;但当他把他们平安地送回陆地时,看哪,他们竟以物配主!



安拉又说:

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当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黑暗中,谦卑而秘密地向他祈祷(并说):如果他拯救我们脱离这次灾难,我们一定会感恩,是谁拯救了你们?’ 说:‘造物主拯救你们脱离这次灾难以及一切苦难;然而你们仍然以物配主。’



安拉又说:

当人们遭遇不幸时,他们向他们的主呼求并转向他寻求帮助,但当他让他们尝到他的恩典时——瞧!——他们中的一些人竟以物配主,对我们所赐予他们的恩惠毫无感激。



安拉又说:

当人遭受苦难时,他向他的主祈祷并转向他,但一旦他获得了造物主的恩惠,他就会忘记他曾经祈祷的对象,并为造物主树立对手,以使他人偏离他的道路。



安拉·加扎里(Al-Ghazālī,卒于1111年)在他的自传中,将他亲身经历的内在宗教倾向描述为一种促使人们“寻求事物真相的知识”的冲动。 他将这种对真理的精神渴望描述为一种必须被满足的“渴求”(ta’aṭṭash)。 这是一种心灵的空虚与匮乏,一种对存在的不安,必须通过发现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来填补。 虽然理性是实现信仰造物主的重要工具,但它仅仅是精神道路上的一步:“在理性层面之上,还有另一个层面,它开启了另一只眼睛,通过它,人们可以洞察幽玄,洞察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他事物。”

关于造物主的知识主要存在于心中,并由理性强化,但仅靠理性是无法获得并巩固它的。 必须有真实的宗教体验,承认宇宙有更伟大的目标和意义,并品尝精神的果实。 因此,早期的伊斯兰学者将关于造物主的知识定义为并非事实和论据的集合,而是一种心中的光芒。 伊玛目马立克(卒于795年)说:“知识并非在于知道许多言论。” “真正的知识,只是安拉置于人心中的一道光。” 伊本·拉贾布(卒于1393年)说:“知识并非在于背诵许多传述或言论,而是一道安拉置于心中的光,仆人借此理解真理,并将其与虚妄区分开来。”

平安与满足的体验

对造物主认知的“光”,存在于信士通过践行伊斯兰所获得的引导、精神指引以及内心的平安感之中。 它能填补我们所有人内心的精神空虚。 因此,证明安拉存在及其主权的最好证据,是在内心深处的真实体验中发现的;信士通过这些体验获得慰藉、内心平安、道德教化以及人生意义——这些都是真正宗教的精神果实。

安拉说:

“现在,从造物主那里降临你们的,有一道光和一部阐明万物的经典。造物主借此引导追求他喜悦的人走上平安之路,依他的意愿将他们从黑暗引向光明,并引导他们走上正道。”



安拉说:

“信士们啊,你们要敬畏造物主,并信仰他的使者:他将赐予你们双倍的慈悯;他将为你们提供一道光,助你们前行;他将宽恕你们——造物主是至赦的,至慈的。”



安拉说:

“真的,唯有记念造物主,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古兰经》向信士承诺,他们将过上“美好的生活”,并在后世进入一个无限广阔的生命境界。 信士在今生所体验到的平安,只是后世将要到来的平安的短暂一瞥。 在祈祷中日复一日地反思这一事实,有助于保持冷静与安宁的状态。

安拉说:

“凡行善且有信仰的男女,我必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并根据他们最好的行为给予奖赏。”



安拉说:

“(但)你这安宁的灵魂啊:回到你的主那里去吧,你既是喜悦的,又是被喜悦的;进入我的仆人行列吧;进入我的乐园吧。”



这并不是承诺信士永远不会经历逆境。 事实上,安拉保证,信士终将面临考验,以检验他们的耐心与毅力。 相反,安拉承诺,信士通过精神修行以及道德和神学教育,将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和对生活的知足感。

安拉说:

“你的主必将赐予你,直到你感到满足。”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皈依伊斯兰、给养充足且对安拉所赐予的一切感到满足的人,已经成功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精神上的满足描述为“信仰的甘甜”,这是真正宗教的果实,需要去品尝和体验。 它涉及与造物主真实的相遇,信士借此在信仰的真理中变得坚定且确信。

先知 ﷺ 说:

“以安拉为主、以伊斯兰为宗教、以穆罕默德为先知而感到满足的人,已经品尝到了信仰的甘甜。”



伊斯兰文献中所描述的满足感,包含一种稳定的存在状态,使信士免于在瞬间的狂喜与悲伤之间摇摆,从而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都能保持冷静与安宁。 它表现为对世俗财产和暂时性忧虑的超脱(zuhd),以及对贫穷恐惧的终结。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就是先知 ﷺ 所描述的真正的财富。

先知 ﷺ 说:

“财富不在于拥有许多财产。” “真正的财富是灵魂的富足。”



先知 ﷺ 说:

“财富在心中,贫穷也在心中。”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感到满足。 他只会因自己灵魂的贪婪而受到伤害。



因此,那些在满足基本世俗需求的同时达到这种存在状态的人,才是世界上真正富有的人。

先知 ﷺ 说:

“你们中谁在清晨醒来时,财产安全、身体健康,且拥有当天的食物,就如同被赐予了整个世界。”



当人们被财富、财产和世俗地位所吞噬时,无论他们拥有多少,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种导致不幸的空虚感。 早期的穆斯林常说:“如果世间的君王及其子嗣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恩典与幸福,他们会为了争夺它而与我们兵戎相见。” 真正且稳定的幸福,并非像君王和权贵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从“外部”获取的。 物质世界无法让我们长久地感到幸福和满足;我们必须通过与造物主的关系,在内心深处发现幸福的源泉。 这是伊斯兰给予所有人的免费礼物。

在这种满足的状态下,信士更有能力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变迁。 相比之下,伪信者——那些在宗教上不真诚的人——无法以同样的稳定感和冷静度过逆境。

先知 ﷺ 说:

“信士的比喻就像一株能抵御风吹的庄稼,因为信士会持续忍受考验带来的痛苦。” “伪信者的比喻就像一棵雪松,它纹丝不动,直到被连根拔起。”



通过品尝这些精神果实,信士在每一次积极且有意义的体验中都增强了他们的信念。 对造物主的认知,通过这些体验比通过逻辑或哲学论证得到巩固要有效得多。

安萨里写道:

“因此,当你理解了先知使命的意义,并充分研读了《古兰经》和圣训后,你必然会得出这样的认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体现了先知使命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认知通过体验他关于崇拜及其对净化心灵的影响的教导得到了加强……因此,当你体验过一千次、两千次乃至成千上万次之后,你必然会获得一种毫无疑虑的认知。”



正如认知科学家所证明的那样,这是增强信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原因在于宗教体验的强度使其令人难以忘怀。 一个亲眼见证了精神实践在生活中带来的益处——日复一日——的信士,将获得一种他绝不会考虑放弃的确定感与宁静感。

被遗弃的本能

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真实的宗教体验,或在恰当的神学框架内理解它。 人性并非不会受到误导性教义和哲学的影响,这些思想往往与我们健康的本能相抵触,即便是那些声称以有神论为基础的观点也不例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每个人出生时都保持着自然本能。 然后他的父母使他成为犹太人、基督徒或拜火教徒。 正如动物产下肢体健全的幼崽,你看到有什么缺陷吗?



在这段传述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为了接受对唯一、全能且仁慈的造物主的纯粹、自然的崇拜。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发明了一些宗教教义,将造物主拟人化(赋予他人类的特征),或将神圣属性归于受造物(如将圣徒和贤哲神化),甚至完全否认造物主的存在。

当人性以及对唯一造物主的直觉信仰受到负面经历或他人影响而腐化时,一个人可能需要逻辑论证才能回归其自然状态。

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写道:

确立并承认造物主是人性中的基本本能,尽管有些人因行为不端而腐化了本性,以至于他们需要论证才能获得关于造物主的知识。 这是大多数人以及精通辩论者的观点,即关于造物主的知识有时是毫不费力地获得的,有时则是通过论证获得的,正如不止一位神学家所承认的那样。



我们从自然禀赋和经验中获得的直觉信仰,起到了锚定和充实我们通过反思与理性思考所获得信仰的作用。 通过这种方式,阅读和反思《古兰经》通过诉诸理智和推理的力量,建立在心灵的直觉体验之上。

诉诸理智、理性与逻辑的理由

宇宙论论述

大多数人最终都会问自己的问题是关于存在的本质:我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世界和宇宙? 为什么存在着事物,而不是空无一物?

《古兰经》以宇宙论的论述回应了这个问题,提醒人们是造物主创造了一切并使其存在。 人类被要求反思自身存在和宇宙的本质。 宇宙毫无理由地凭空出现,这真的合理、明智且符合直觉吗?

安拉说:

难道他们没有思考过他们自身吗? 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并非没有严肃的目的和预定的期限,然而许多人却否认他们终将见到他们的主。



我们的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结果必有原因;事物的产生是因为有某种力量使其如此。 既然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因果链条,那么得出它有一个启动这一切的原始原因的结论是合理的。

安拉说:

他们是被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吗? 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 难道他们创造了天地吗? 不! 他们并没有信仰。



这些经文提出了三种可能性:1)宇宙在没有任何推动者的情况下出现;2)人们创造了自己;或者隐含地 3)宇宙必然是被创造出来的。

前两个命题是不可能的。 宇宙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由、目的或力量注入能量和方向的情况下,从虚无中产生。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见证的所有事物,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结果,在某种层面上都必须有一个解释。 第二个命题,即人们创造了自己,从表面上就可以被驳回。 因此,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宇宙是有原因的——它是被创造的——它是由某种比它自身更伟大、更强大的力量使其存在的。

伊本·哈杰尔(卒于1449年)引用学者哈塔比的话解释了这些经文的含义:

据说(该经文的)意思是:他们是在没有创造者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吗?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有一个创造者。 如果他们否认造物主,那么他们必然是创造了自己,而这个命题更加愚蠢且虚假,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怎么可能创造任何东西呢? 如果他们拒绝这两种观点(即他们是在没有创造者的情况下产生的,或者他们创造了自己),那么证据就确立了,即他们实际上是被创造出来的。



学者们从这些经文及其他经文中推导出一套逻辑思维,有时被称为宇宙论论证,它确定了造物主作为无因之因或第一因,是对存在主义问题最合理的回答。 伊斯梅尔·拉蒂夫·哈吉内比奥卢(İsmail Latif Hacınebioğlu)将该论证的逻辑总结为以下步骤:

宇宙中任何有开端的事物都必须有一个原因。



宇宙开始存在了。



因此,宇宙存在的开端必然是由某种事物引起的。



唯一这样的原因必然是一个无因之因,即造物主。



这种思维方式是理智所能接受的,并且在人类的直觉和经验中得到了验证。 它充分回答了为什么事物最初会存在的问题。 朱拜尔·本·穆特伊姆(卒于677年)传述,他听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昏礼中诵读这些经文,他说:“我的心几乎要飞出来了!” 这段经文中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以至于朱拜尔皈依了伊斯兰教。

伟大的法学家和神学家阿布·哈尼法(卒于767年)在与怀疑造物主存在的哲学家辩论时,使用了该论证的一个版本:

据传,阿布·哈尼法曾与一些哲学家(教义学者)讨论确立唯一造物主存在的问题。 阿布·哈尼法说:‘在我们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请告诉我,如果有一艘船在底格里斯河上自动航行,装满了食物、货物和其他材料,然后它又自动返回,接着自动抛锚,最后自动卸货,并且在没有任何人管理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切。’ 他们说:‘这绝不可能发生。’ 阿布·哈尼法说:‘如果这对一艘船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整个广袤的世界来说,怎么可能呢?’



伊本·盖伊姆(卒于1350年)曾用过一个类似的水磨例子:它独自旋转,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生产、收割并分配作物:

你如何看待一座在河上完美旋转的水磨? 它的工具精良,部件尺寸精准,显而易见,任何观察者都无法在其部件或形态上挑出毛病。 它统管着一座宏伟的果园,园内种满了各种果实和作物,并按需进行灌溉。 在这座果园里,灌木丛被妥善收集,其维护工作也得到了保障,以确保其健康生长。 它的产出优良且有保障,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很好的满足。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杂乱无章,也没有任何果实被任其腐烂。 随后,所有产出的价值根据需求和必要性进行划分,按种类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始终如一地进行着。 你认为这种安排背后有创造者、收割者或管理者吗? 还是说,那座水磨和果园的安排是没有行动者、维护者或管理者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理智告诉你什么?你又该如何解释它?



常识告诉我们,船或水磨一定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 既定的科学原理也认同这一点。 伟大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第一运动定律指出:“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每个物体都会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换句话说,宇宙中的事物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不会移动或改变其运动状态。 这对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适用的,对于整个宇宙本身也同样适用。

那些否认造物主存在的人,试图挑战宇宙有一个明确开端的先验前提。 他们的论点是,宇宙一直存在于无穷无尽的因果链条中,即无限倒退,而不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力来使其运动。 这不仅违背直觉——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开端——而且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宇宙论论证的前提视为事实。 “大爆炸”理论假设宇宙起源于约120亿至140亿年前的一个奇点。

即使我们为了辩论而接受无限倒退的观点,且尽管缺乏科学或直觉证据,但这并不能消除对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造物主来产生并维持它的需求。 博学家兼哲学家G.W. 莱布尼茨(卒于1716年)断言,一个无限序列仍然必然有一个存在的充分理由:

假设有一本关于几何学基础的书一直存在,每一本都是由前一本复制而来的。 显而易见,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前一本复制品来解释当前这本书,但这永远无法带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解释,无论我们追溯到多少本书之前,因为我们总是会好奇: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书?为什么这些书会被编写?以及为什么它们是以这种方式编写的? 这些书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世界的不同状态,因为随后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前一个状态复制而来的,尽管是遵循了某些变化规律。 因此,无论我们追溯到过去多少个状态,我们永远无法在这些状态中找到一个完整的解释(ratio),说明为什么确实存在一个世界,以及为什么它是现在的样子……由此可见,即使我们假设世界是永恒的,我们也无法逃避事物最终的、超然的理由,即造物主。



同样,物理学家唐·佩奇举了一个艺术家在画布上画圆的例子;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但它仍然需要一位外部艺术家来绘制它。 宇宙本身的存在,无论其是有限还是无限,都必须有一位造物主来启动因果链条。

然而,宇宙论论证本身只是关于存在本质这一宏大论述中的一部分。 《古兰经》以一种更伟大、更令人信服的目的论论述补充了这一讨论——即世界是被设计出来的。

目的论论述

宇宙的结构,从宏观的恒星到微观的微生物世界以及其间的一切,都包含了一套产生秩序的普遍自然法则。 这些法则的结果是,宇宙中的许多事物都表现出可识别的目的性。 我们的眼睛是为了看而造的。 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听而造的。 我们的肺是为了呼吸而造的。 我们的树木是为了生产果实和净化空气而造的。 我们的水是为了维持生命而造的,等等。 鉴于我们在宇宙各处反复体验到如此多明确的目的性实例,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整个宇宙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事实上,目的论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中是不可避免的。 生物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谈论各种器官的“作用”和“功能”(是谁赋予了它们作用和功能?),以及遗传“密码”和“信息”(是谁编码并赋予了它们信息?)。 查尔斯·达尔文本人常被视为无神论哲学的捍卫者,但他若不频繁诉诸设计和目的的语言,就无法传达他的科学思想。 我们认识到宇宙的目的论是自然且直观的。

因此,《古兰经》不断地引导人们关注自然界中的迹象(āyāt),这些迹象展示了造物主的宏大设计和力量。 我们被呼吁对所有这些迹象进行深思(tafakkur),以此作为认识我们目的并获得确信的途径。

安拉说:

“在天地的创造中,以及昼夜的交替中,对于有理智的人,确实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躺着纪念造物主,并思考天地的创造:‘我们的主啊! 你创造这一切并非毫无目的——你超越了这一切!——所以请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罚。’”



因此,真正的信仰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放弃理性的结果。 宗教与科学之间明显的二分法是错误的。 相反,运用理性的能力,并结合一颗健全的心,是通往造物主的道路,也是一种伊斯兰美德。 早期穆斯林之一的阿布·阿拉曾说:“对于一个礼拜者来说,在伊斯兰之后,没有比获得健全的理智更好的恩赐了。”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古兰经》明确呼吁读者运用理智(al-’aql),特别是运用他们思考存在之目的的能力。

安拉说:

在天地的创造中,在昼夜的更替中,在载着货物为人类航行于海上的船舶中,在造物主从天降下雨水使干涸的大地重获生机并散布各种生物的过程中,在风向的转变以及在天地间按既定轨道运行的云彩中,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一切确实都有迹象。



安拉又说:

他的迹象之一是:他用尘土创造了你们,看哪!你们竟成了人类,并散布在各地。 他的另一个迹象是:他从你们自身创造了配偶,让你们在安宁中共同生活,并在你们之间建立了爱与仁慈。 对于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他的另一个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语言和肤色的多样性。 对于那些有知识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他的迹象之一是:你们在夜间和白天的睡眠,以及你们对他恩惠的寻求。 对于那些能听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他的迹象之一还有:他向你们展示令人恐惧又充满希望的闪电;他从天降下雨水,使大地在死寂后重获生机。 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安拉说:

在大地上有相邻的土地、葡萄园、庄稼地、丛生或非丛生的棕榈树,它们都用同一种水浇灌,但我们使其中一些的果实比另一些更美味: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安拉说:

他凭自己的命令使昼夜、太阳、月亮和星辰都为你们所用。 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在我们所见的各个层面,万物中都有造物主的迹象:太阳、月亮、星辰、行星、昼夜、山川、海洋、风、云、雨、每一种动植物、各种水果、食物和饮料、人类基因组的奇迹、爱、智慧和美等美德,以及更多数不胜数的迹象。 我们越是审视这些迹象并深入思考,就越能坚定我们的信念。

安拉说:

我们将向他们展示我们在远方地平线上的迹象,以及他们自身的迹象,直到他们明白这就是真理。 难道你的主见证万物还不够吗?



强调自然界中造物主工作的迹象,是确认造物主存在的最主要、最强有力的理性方法。 伊本·泰米叶写道:“通过迹象来确认造物主是一种义务,正如《古兰经》所启示的那样,安拉已将其作为一种本能赋予了他的仆人。” 虽然演绎论证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缺乏实用性。 更复杂的哲学论证虽然不一定错误,但并不那么有效,因为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受过哲学论证术语和方法的训练。 在同一段文字中,伊本·泰米叶继续批评了伊本·西那(卒于1037年)、拉齐(卒于1210年)等人的论点,他们提出了纯粹的哲学论证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在他看来,这些论证是软弱或无效的。

基于同样的思路,伟大的伊玛目们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他们首先会相信造物主,他们会通过引导人们关注造物主的迹象来回答。

伊玛目马利克(卒于795年)曾被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问及造物主的存在,马利克告诉他要在生物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旋律中寻找证据。

伊玛目沙斐仪(卒于820年)被问及造物主的存在时回答说:“浆果灌木的叶子味道都是一样的。 蚕吃了它,吐出丝。 蜜蜂吃了它,酿出蜜。 山羊、骆驼和牛吃了它,繁衍后代。 鹿吃了它,产生麝香。 然而,所有这些都来自同一种东西。” 灌木叶子简单的奇迹,以及它所产生的每一个其他奇迹,都表明它是为了这个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

伊玛目艾哈迈德(卒于855年)被问及造物主的存在时回答说:“想象一座光滑、坚不可摧且没有门窗的堡垒。 外面像白银,里面像纯金。 它就是这样建造的,看哪! 它的墙壁裂开了,从中走出一只听得见、看得见、外形优美且声音悦耳的动物。” 艾哈迈德指的是小鸡从母鸡蛋中孵化出来的自然奇迹。

造物主的迹象中所包含的有力证据,不需要专门的哲学训练或知识就能理解并相信它们。 正如我们所说,识别它们是自然而直观的。 在一个著名的故事中,一位贝都因人——通常不识字的游牧部落成员——曾被问及造物主的存在,他回答说:“赞美安拉! 骆驼的粪便证明了骆驼的存在,脚印证明了行路者的存在。 那拥有星辰的天空、拥有大道的土地、拥有波涛的大海? 难道这一切不都证明了那位仁慈者、全知者的存在吗?”

目的论论证的简洁性甚至被伊本·穆塔兹(卒于908年)写成了简洁的诗句:

奇怪的是造物主竟被违抗,

奇怪的是否认者的争辩,

万物之中皆有迹象,

证明他是独一的。

伊本·凯西尔(卒于1373年)在他的注释中提到所有这些轶事后,进一步评论道:

奔流的河水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带来益处,安拉从大地上创造出各种味道、气味、形状和颜色各异的动物和植物,而土壤和水却是一样的;这一切都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证明了他对受造物那令人敬畏的大能、智慧和怜悯,以及他对他们的仁慈、善待和恩惠。 除他之外,别无造物主。 没有像他一样的主。 我依赖他,我归向他。 《古兰经》中表明这一点的经文非常多。



到了这一步,有人可能会接受宇宙确实是被设计出来的观点,但为什么只能有一位造物主呢? 为什么不能有许多不同的神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宇宙的自然法则是有意为之、前后一致且目标统一的。

安拉说:

如果天地间有除他之外的众神,那么天地必将陷入混乱:宝座的主——造物主,远超他们所描述的一切。



宇宙中的所有力量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同工作:创造世界并维持生命。 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切背后存在着单一的智慧力量。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位神创造了引力,另一位神创造了电磁力,还有其他神在管理着其他每一种自然力,且所有这些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目标。 我们本应预料到,如果存在多位创造者,会导致自然现象变得随意,甚至相互冲突。 对于那些认为自然界似乎毫无规律可循的古代社会来说,那种解释或许看起来还说得过去。

科学验证

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已经理所当然地认识到自然法则的一致性和普遍性。 事实上,如果不是预设了宇宙结构中存在统一的模式,科学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引力定律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任何有质量的物体,无论它是在地球上还是在深空中。 讽刺的是,现代科学隐含地依赖于一神论的前提。

像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这样的物理学家指出,宇宙的自然法则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假设宇宙法则无缘无故地以现在的形式出现,这简直是不理性的,也是不科学的:

对宇宙理性可理解性最精辟的表达,体现在物理定律中,即自然运行的基本规则。 引力定律和电磁定律、调节原子内部世界的定律、运动定律——所有这些都以简洁的数学关系表达出来。 但这些定律从何而来? 为什么它们呈现出现在的形式? . . . 多年来,我经常问我的物理学家同事,为什么物理定律是现在这个样子。 答案各不相同,从“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到“没人知道”。 最常见的回答是:“它们之所以是这样,并没有什么理由——它们就是这样。” 认为定律的存在没有理由,这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 毕竟,对某种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的核心在于:世界是按逻辑有序运行的,且事物之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 如果一个人将这些原因追溯到现实的基石——物理定律——却发现理性在此时抛弃了我们,那这简直是对科学的嘲弄。



追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一系列解释,会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宇宙是为生命而设计的。 科学家们将其称为“微调宇宙”或“人择原理”,即自然定律以如此惊人精确的尺度进行配置,才使得宇宙得以存在,生命得以繁衍。 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罗宾·柯林斯(Robin Collins)认为:“如果大爆炸的初始强度哪怕只有 10⁶⁰ 分之一的偏差,宇宙要么会迅速坍缩,要么会膨胀得太快而无法形成恒星。” 无论是哪种情况,生命都不可能存在。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就像向两百亿光年外的一英寸目标射击并命中一样。

柯林斯通过考察宇宙结构中内置的六个令人信服的微调案例,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 宇宙学常数。 - 强核力和电磁力。 - 恒星中的碳产生。 - 质子与中子的质量差。 - 弱核力。 - 引力。 这些力和现象中的每一个都以某种方式保持平衡,从而造就了我们所处的奇妙宇宙。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所有这些自然定律及其产生的每一个奇迹都是无缘无故、毫无目的出现的,这既不理性也不合逻辑。

在科学界,微调宇宙的观点也有其批评者和怀疑者。 即便如此,自然界中丰富的证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有神论的合理、理性的论证,是无法被诚实地否认的。 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是一位长期反对有神论的无神论哲学家,他撰写反有神论著作超过五十年。但在审视了新出现的微调证据后,他后来得出结论:某种超越人类的智慧必然是生命起源和宇宙复杂性的原因。 他写道,有神论不能被简单地斥为一厢情愿或迷信:

无论这种微调论证在构建自然神学(而非启示神学)的语境下有何优劣,必须承认的是,对于那些相信自己已经拥有充分证据来接受三大启示性有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的人来说——无论这种相信是对是错——将微调论证视为对其原有宗教信仰的有力证实,是合理的。



那么,真正的迷信或许是那种认为宇宙是一场毫无目的的意外的无根据教条。

安拉说:

他们说:‘我们只有今世的生活:我们死,我们活,只有时间毁灭我们。’ 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臆测。



泰伯里(Al-Ṭabarī)对此节经文评论道:“(这节经文)意味着他们没有确凿的知识,因为他们只是在没有安拉降示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假设,也没有任何可证明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换句话说,反有神论者本身的世界观也缺乏证据和逻辑的坚实基础。 他们作为一种运动,其大部分动力涉及歪曲有神论的立场(“稻草人”谬误),或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某些自称信徒者的非理性和虚伪行为上(“红鲱鱼”谬误)。 实际上,想要断定或证明造物主不存在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这位最尖锐的无神论者和宗教批评家之一,也承认他无法确定造物主——进而包括后世——是不存在的。

然而,对有神论——或者至少是对更高力量和目的存在——的否定,始终并将继续只被少数人所持有,因为对造物主的信仰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人性之中,永远无法被彻底抹去。 即使宗教信仰暂时消退,它也能够并且终将再次复兴。

造物主在幽玄之中

最后,对信仰造物主的一个常见反驳是:造物主无法被直接看见或感知。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看不见的东西呢? 答案是,造物主作为全能的至高存在,独一无二且超乎尘世,存在于宇宙帷幕之外的幽玄(al-ghayb)之中。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见造物主,但我们可以通过世间万物的设计迹象,合理地推断出他的存在。

“造物主不可见,因此不应被信仰”这一命题,并非“造物主已死”哲学家们提出的什么新颖观点。 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曾被提出过。

安拉说:

那些不畏惧与我们会面的人说:‘为什么没有天使降临给我们?’ 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 他们太自负,也太傲慢了。



麦加多神崇拜者的论点并非出于诚恳的提问,而仅仅是他们拒绝践行信仰的借口。 没有人能在逻辑上声称:无法看见某物就证明了它不存在。 世界上有许多我们看不见但却相信的事物,因为我们通过它们的迹象或影响推断出了它们的存在。 我们看不见风,但我们能看到它吹动草木。 我们看不见无线电波,但我们能看到它们传输的结果。

从定义上讲,科学无法像在实验室里那样,以直接且常规的方式“证明”或“反驳”造物主的存在。 科学只处理物理的、有形的、可测量的事物世界。 造物主超越了物理世界,也超越了测量。 那些将望远镜指向天空,却因为没看到云端坐着长胡子的老者而否定神圣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造物主的真正尺度”。

试想一下科学家在培养皿中研究的微生物世界。 这些生物太小了,科学家必须使用强大的仪器才能观察到它们。 这些生物有可能感知到科学家的存在吗? 这些生物有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衡量科学家吗? 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微生物无法完全理解超出它们认知范围的现实。

我们与造物主的关系类似于那些被科学家观察的生物,只不过与至高存在的无限性相比,我们有限的生命显得更加微不足道。 我们可以通过造物主的迹象来认识他,但永远无法完全理解造物主的全部尺度。 造物主的真实存在太过宏大,无法被直接看见或用仪器测量。 如果宇宙的帷幕被揭开,全能造物主那令人敬畏的威严将会使我们灰飞烟灭。

先知 ﷺ 说:

他的帷幕是光。 如果他揭开帷幕,他容颜的光辉将焚毁他目光所及的一切受造物。



因此,造物主并不直接与人类交谈,而是通过传达给先知们的启示进行沟通。

安拉说:

凡人是不可能与造物主直接交谈的,除非通过启示,或在帷幕之后,或派遣使者,依他的旨意启示他所欲启示的:他是至高、至睿的。



启示给先知们的话语——无论是易卜拉欣、穆萨、尔萨还是穆罕默德,愿主赐他们平安与祝福——都曾震撼世界,并持续塑造着历史,为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慰藉与指引。 全能者的指引之手,尽管在幽玄中运作,却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结论

《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造物主存在的论证直截了当、易于理解,并有逻辑和健全的理性支持。 当心灵与理智的基本功能结合起来,反思存在的真相和先知们传达的信息时,便能获得坚定的信仰。 得出有神论的真理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训练或哲学;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所有人都能接触到这些证据和论点。 这正是造物主智慧与慈悯的体现,他创造世界是为了让人认识他,并作为通往后世更伟大生命的垫脚石。 然而,灵性之路确实需要持续而耐心的努力去寻求真理,去回答最重要的存在主义问题,并消除虚假的疑虑。

尽管如此,这个论点并不会被所有人接受。 他们要么拒绝这种逻辑,要么提出自己关于宇宙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中并不包含造物主。 还有更多的障碍使人们远离信仰,特别是远离伊斯兰:某些信徒的虚伪、因他们而遭受的创伤,或各种各样的其他疑虑。 对神圣的认知是造物主首先置于人心中的光,任何辩论都无法将他的光强行注入那些因各种原因而无法看见它的人心中。 我们作为信徒的角色,是尽可能成为信仰的最佳榜样,以优雅、慈悲和美好的劝诫来阐述伊斯兰,向所有人表达善意,并为那些需要指引的人祈祷。

成功来自安拉,安拉最知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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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case-for-allahs-existence-in-the-quran-and-sunnah
原文标题:Does God Exist? The Case for Allah’s Existence in the Quran and Sunnah
作者:Anonymous Guest Auth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造物主真的存在吗?《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信仰、理性与直觉证据



图:造物主存在吗? 《古兰经》与圣训中关于安拉存在的论证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对于信士而言,关于造物主存在的知识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真实的宗教体验——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得到印证——使得对造物主的信仰显得如此自然,以至于被视为一种必然。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信仰造物主和探求存在主义真理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一个将信仰嘲讽为迷信、一厢情愿,甚至是一种危险幻想的社会环境中。

在伊斯兰传统中,关于造物主存在的论证,无论是在理性基础方面,还是在它为我们的生活所赋予的目标、意义、慰藉和指引方面,都是坚实的。 《古兰经》通过诉诸人类内心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心灵与理智,来激发人们的信念。 直觉与经验与逻辑和理性协同工作,从而达到信仰确信的状态。

这种对信念的理解得到了现代科学概念的强化。 例如,认知科学家贾斯汀·巴雷特(Justin Barrett)证明,对造物主的信仰——以及更广泛的信念——是通过两种方式形成和获得的:1)源于经验的非反思性直觉信念;2)源于思考的反思性意识信念。 人类自然地从这两个来源形成信念。 同样,《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造物主存在的论证也涉及这两个信念来源:基于直觉的心灵诉求,以及基于理性反思的理智诉求。

诉诸心灵、直觉和经验的理由

天性——安拉的本性(Fiṭrat Allāh)

人类凭借纯粹的本能,无论是否有先知的启示引导,都能感知到造物主的存在,或者他们所认为的某种更高力量的存在。 这种“神圣感”(sensus divinitatis)的表达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宗教中,尽管它们在时间、地理和语言上相隔甚远。 在伊斯兰精神层面,这是因为在世界被创造之前,造物主与每个人都订立了一个原始契约,即他们会认出他们的造物主。

安拉说:

(先知啊,)当时你的主从阿丹子孙的背脊中取出他们的后裔,并让他们为自己作证,他说:“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主吗?” 他们回答说:“是的,我们作证。” 以免你们在复活日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阿布·苏迪(Al-Suddī,卒于745年)在评论这节经文时说:“因此,大地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主是安拉,也没有一个人以物配主,除非他会说‘我发现我的祖先追随的是另一种宗教’。” 这种原始契约导致人们内心产生一种天生的冲动,去寻找他们所能感知到的更高力量,正如他们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以某种形式所做的那样,以至于今天的一些科学家认为,对造物主或更高力量的信仰是植入我们基因的。

所有真实且被启示的宗教都证实并符合造物主植入我们内心的天性。 《古兰经》将人类的宗教天性称为“安拉的本性”(fiṭrat Allāh),即造物主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本能和内在倾向。

安拉说:

所以,(先知穆罕默德 ﷺ,)你作为纯正信仰的人,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正教。 这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天性——造物主的创造是不可改变的——这才是正教,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



所有人天生都是造物主的信士,先知们的启示只是唤醒并强化了我们内心已有的天性。 即使是多神论者,他们信仰多个神灵和偶像,往往也相信存在一个更高的力量,一个凌驾于所有神灵之上的更伟大的造物主。

安拉说: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他们一定会说:“造物主。” 说:“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明白。



安拉又说:

如果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问他们是谁创造了他们,他们一定会说:“造物主。”那么他们为何被迷惑了呢?



既然所有人都能感知到一种更高的力量,他们在危险时刻会本能地转向造物主。 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会经历强烈的体验,从而引发一种转向祈祷的自然反应。 有许多案例显示,人们在经历突然的死亡威胁后,变得更加忠实于他们的宗教传统。

安拉说:当他们乘船时,他们祈祷造物主,虔诚地只向他祈祷;但当他把他们平安地送回陆地时,看哪,他们竟以物配主!



安拉又说:

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当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黑暗中,谦卑而秘密地向他祈祷(并说):如果他拯救我们脱离这次灾难,我们一定会感恩,是谁拯救了你们?’ 说:‘造物主拯救你们脱离这次灾难以及一切苦难;然而你们仍然以物配主。’



安拉又说:

当人们遭遇不幸时,他们向他们的主呼求并转向他寻求帮助,但当他让他们尝到他的恩典时——瞧!——他们中的一些人竟以物配主,对我们所赐予他们的恩惠毫无感激。



安拉又说:

当人遭受苦难时,他向他的主祈祷并转向他,但一旦他获得了造物主的恩惠,他就会忘记他曾经祈祷的对象,并为造物主树立对手,以使他人偏离他的道路。



安拉·加扎里(Al-Ghazālī,卒于1111年)在他的自传中,将他亲身经历的内在宗教倾向描述为一种促使人们“寻求事物真相的知识”的冲动。 他将这种对真理的精神渴望描述为一种必须被满足的“渴求”(ta’aṭṭash)。 这是一种心灵的空虚与匮乏,一种对存在的不安,必须通过发现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来填补。 虽然理性是实现信仰造物主的重要工具,但它仅仅是精神道路上的一步:“在理性层面之上,还有另一个层面,它开启了另一只眼睛,通过它,人们可以洞察幽玄,洞察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他事物。”

关于造物主的知识主要存在于心中,并由理性强化,但仅靠理性是无法获得并巩固它的。 必须有真实的宗教体验,承认宇宙有更伟大的目标和意义,并品尝精神的果实。 因此,早期的伊斯兰学者将关于造物主的知识定义为并非事实和论据的集合,而是一种心中的光芒。 伊玛目马立克(卒于795年)说:“知识并非在于知道许多言论。” “真正的知识,只是安拉置于人心中的一道光。” 伊本·拉贾布(卒于1393年)说:“知识并非在于背诵许多传述或言论,而是一道安拉置于心中的光,仆人借此理解真理,并将其与虚妄区分开来。”

平安与满足的体验

对造物主认知的“光”,存在于信士通过践行伊斯兰所获得的引导、精神指引以及内心的平安感之中。 它能填补我们所有人内心的精神空虚。 因此,证明安拉存在及其主权的最好证据,是在内心深处的真实体验中发现的;信士通过这些体验获得慰藉、内心平安、道德教化以及人生意义——这些都是真正宗教的精神果实。

安拉说:

“现在,从造物主那里降临你们的,有一道光和一部阐明万物的经典。造物主借此引导追求他喜悦的人走上平安之路,依他的意愿将他们从黑暗引向光明,并引导他们走上正道。”



安拉说:

“信士们啊,你们要敬畏造物主,并信仰他的使者:他将赐予你们双倍的慈悯;他将为你们提供一道光,助你们前行;他将宽恕你们——造物主是至赦的,至慈的。”



安拉说:

“真的,唯有记念造物主,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古兰经》向信士承诺,他们将过上“美好的生活”,并在后世进入一个无限广阔的生命境界。 信士在今生所体验到的平安,只是后世将要到来的平安的短暂一瞥。 在祈祷中日复一日地反思这一事实,有助于保持冷静与安宁的状态。

安拉说:

“凡行善且有信仰的男女,我必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并根据他们最好的行为给予奖赏。”



安拉说:

“(但)你这安宁的灵魂啊:回到你的主那里去吧,你既是喜悦的,又是被喜悦的;进入我的仆人行列吧;进入我的乐园吧。”



这并不是承诺信士永远不会经历逆境。 事实上,安拉保证,信士终将面临考验,以检验他们的耐心与毅力。 相反,安拉承诺,信士通过精神修行以及道德和神学教育,将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和对生活的知足感。

安拉说:

“你的主必将赐予你,直到你感到满足。”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皈依伊斯兰、给养充足且对安拉所赐予的一切感到满足的人,已经成功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精神上的满足描述为“信仰的甘甜”,这是真正宗教的果实,需要去品尝和体验。 它涉及与造物主真实的相遇,信士借此在信仰的真理中变得坚定且确信。

先知 ﷺ 说:

“以安拉为主、以伊斯兰为宗教、以穆罕默德为先知而感到满足的人,已经品尝到了信仰的甘甜。”



伊斯兰文献中所描述的满足感,包含一种稳定的存在状态,使信士免于在瞬间的狂喜与悲伤之间摇摆,从而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都能保持冷静与安宁。 它表现为对世俗财产和暂时性忧虑的超脱(zuhd),以及对贫穷恐惧的终结。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就是先知 ﷺ 所描述的真正的财富。

先知 ﷺ 说:

“财富不在于拥有许多财产。” “真正的财富是灵魂的富足。”



先知 ﷺ 说:

“财富在心中,贫穷也在心中。”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感到满足。 他只会因自己灵魂的贪婪而受到伤害。



因此,那些在满足基本世俗需求的同时达到这种存在状态的人,才是世界上真正富有的人。

先知 ﷺ 说:

“你们中谁在清晨醒来时,财产安全、身体健康,且拥有当天的食物,就如同被赐予了整个世界。”



当人们被财富、财产和世俗地位所吞噬时,无论他们拥有多少,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种导致不幸的空虚感。 早期的穆斯林常说:“如果世间的君王及其子嗣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恩典与幸福,他们会为了争夺它而与我们兵戎相见。” 真正且稳定的幸福,并非像君王和权贵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从“外部”获取的。 物质世界无法让我们长久地感到幸福和满足;我们必须通过与造物主的关系,在内心深处发现幸福的源泉。 这是伊斯兰给予所有人的免费礼物。

在这种满足的状态下,信士更有能力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变迁。 相比之下,伪信者——那些在宗教上不真诚的人——无法以同样的稳定感和冷静度过逆境。

先知 ﷺ 说:

“信士的比喻就像一株能抵御风吹的庄稼,因为信士会持续忍受考验带来的痛苦。” “伪信者的比喻就像一棵雪松,它纹丝不动,直到被连根拔起。”



通过品尝这些精神果实,信士在每一次积极且有意义的体验中都增强了他们的信念。 对造物主的认知,通过这些体验比通过逻辑或哲学论证得到巩固要有效得多。

安萨里写道:

“因此,当你理解了先知使命的意义,并充分研读了《古兰经》和圣训后,你必然会得出这样的认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体现了先知使命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认知通过体验他关于崇拜及其对净化心灵的影响的教导得到了加强……因此,当你体验过一千次、两千次乃至成千上万次之后,你必然会获得一种毫无疑虑的认知。”



正如认知科学家所证明的那样,这是增强信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原因在于宗教体验的强度使其令人难以忘怀。 一个亲眼见证了精神实践在生活中带来的益处——日复一日——的信士,将获得一种他绝不会考虑放弃的确定感与宁静感。

被遗弃的本能

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真实的宗教体验,或在恰当的神学框架内理解它。 人性并非不会受到误导性教义和哲学的影响,这些思想往往与我们健康的本能相抵触,即便是那些声称以有神论为基础的观点也不例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每个人出生时都保持着自然本能。 然后他的父母使他成为犹太人、基督徒或拜火教徒。 正如动物产下肢体健全的幼崽,你看到有什么缺陷吗?



在这段传述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为了接受对唯一、全能且仁慈的造物主的纯粹、自然的崇拜。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发明了一些宗教教义,将造物主拟人化(赋予他人类的特征),或将神圣属性归于受造物(如将圣徒和贤哲神化),甚至完全否认造物主的存在。

当人性以及对唯一造物主的直觉信仰受到负面经历或他人影响而腐化时,一个人可能需要逻辑论证才能回归其自然状态。

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写道:

确立并承认造物主是人性中的基本本能,尽管有些人因行为不端而腐化了本性,以至于他们需要论证才能获得关于造物主的知识。 这是大多数人以及精通辩论者的观点,即关于造物主的知识有时是毫不费力地获得的,有时则是通过论证获得的,正如不止一位神学家所承认的那样。



我们从自然禀赋和经验中获得的直觉信仰,起到了锚定和充实我们通过反思与理性思考所获得信仰的作用。 通过这种方式,阅读和反思《古兰经》通过诉诸理智和推理的力量,建立在心灵的直觉体验之上。

诉诸理智、理性与逻辑的理由

宇宙论论述

大多数人最终都会问自己的问题是关于存在的本质:我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世界和宇宙? 为什么存在着事物,而不是空无一物?

《古兰经》以宇宙论的论述回应了这个问题,提醒人们是造物主创造了一切并使其存在。 人类被要求反思自身存在和宇宙的本质。 宇宙毫无理由地凭空出现,这真的合理、明智且符合直觉吗?

安拉说:

难道他们没有思考过他们自身吗? 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并非没有严肃的目的和预定的期限,然而许多人却否认他们终将见到他们的主。



我们的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结果必有原因;事物的产生是因为有某种力量使其如此。 既然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因果链条,那么得出它有一个启动这一切的原始原因的结论是合理的。

安拉说:

他们是被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吗? 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 难道他们创造了天地吗? 不! 他们并没有信仰。



这些经文提出了三种可能性:1)宇宙在没有任何推动者的情况下出现;2)人们创造了自己;或者隐含地 3)宇宙必然是被创造出来的。

前两个命题是不可能的。 宇宙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由、目的或力量注入能量和方向的情况下,从虚无中产生。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见证的所有事物,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结果,在某种层面上都必须有一个解释。 第二个命题,即人们创造了自己,从表面上就可以被驳回。 因此,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宇宙是有原因的——它是被创造的——它是由某种比它自身更伟大、更强大的力量使其存在的。

伊本·哈杰尔(卒于1449年)引用学者哈塔比的话解释了这些经文的含义:

据说(该经文的)意思是:他们是在没有创造者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吗?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有一个创造者。 如果他们否认造物主,那么他们必然是创造了自己,而这个命题更加愚蠢且虚假,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怎么可能创造任何东西呢? 如果他们拒绝这两种观点(即他们是在没有创造者的情况下产生的,或者他们创造了自己),那么证据就确立了,即他们实际上是被创造出来的。



学者们从这些经文及其他经文中推导出一套逻辑思维,有时被称为宇宙论论证,它确定了造物主作为无因之因或第一因,是对存在主义问题最合理的回答。 伊斯梅尔·拉蒂夫·哈吉内比奥卢(İsmail Latif Hacınebioğlu)将该论证的逻辑总结为以下步骤:

宇宙中任何有开端的事物都必须有一个原因。



宇宙开始存在了。



因此,宇宙存在的开端必然是由某种事物引起的。



唯一这样的原因必然是一个无因之因,即造物主。



这种思维方式是理智所能接受的,并且在人类的直觉和经验中得到了验证。 它充分回答了为什么事物最初会存在的问题。 朱拜尔·本·穆特伊姆(卒于677年)传述,他听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昏礼中诵读这些经文,他说:“我的心几乎要飞出来了!” 这段经文中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以至于朱拜尔皈依了伊斯兰教。

伟大的法学家和神学家阿布·哈尼法(卒于767年)在与怀疑造物主存在的哲学家辩论时,使用了该论证的一个版本:

据传,阿布·哈尼法曾与一些哲学家(教义学者)讨论确立唯一造物主存在的问题。 阿布·哈尼法说:‘在我们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请告诉我,如果有一艘船在底格里斯河上自动航行,装满了食物、货物和其他材料,然后它又自动返回,接着自动抛锚,最后自动卸货,并且在没有任何人管理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切。’ 他们说:‘这绝不可能发生。’ 阿布·哈尼法说:‘如果这对一艘船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整个广袤的世界来说,怎么可能呢?’



伊本·盖伊姆(卒于1350年)曾用过一个类似的水磨例子:它独自旋转,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生产、收割并分配作物:

你如何看待一座在河上完美旋转的水磨? 它的工具精良,部件尺寸精准,显而易见,任何观察者都无法在其部件或形态上挑出毛病。 它统管着一座宏伟的果园,园内种满了各种果实和作物,并按需进行灌溉。 在这座果园里,灌木丛被妥善收集,其维护工作也得到了保障,以确保其健康生长。 它的产出优良且有保障,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很好的满足。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杂乱无章,也没有任何果实被任其腐烂。 随后,所有产出的价值根据需求和必要性进行划分,按种类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始终如一地进行着。 你认为这种安排背后有创造者、收割者或管理者吗? 还是说,那座水磨和果园的安排是没有行动者、维护者或管理者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理智告诉你什么?你又该如何解释它?



常识告诉我们,船或水磨一定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 既定的科学原理也认同这一点。 伟大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第一运动定律指出:“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每个物体都会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换句话说,宇宙中的事物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不会移动或改变其运动状态。 这对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适用的,对于整个宇宙本身也同样适用。

那些否认造物主存在的人,试图挑战宇宙有一个明确开端的先验前提。 他们的论点是,宇宙一直存在于无穷无尽的因果链条中,即无限倒退,而不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力来使其运动。 这不仅违背直觉——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开端——而且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宇宙论论证的前提视为事实。 “大爆炸”理论假设宇宙起源于约120亿至140亿年前的一个奇点。

即使我们为了辩论而接受无限倒退的观点,且尽管缺乏科学或直觉证据,但这并不能消除对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造物主来产生并维持它的需求。 博学家兼哲学家G.W. 莱布尼茨(卒于1716年)断言,一个无限序列仍然必然有一个存在的充分理由:

假设有一本关于几何学基础的书一直存在,每一本都是由前一本复制而来的。 显而易见,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前一本复制品来解释当前这本书,但这永远无法带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解释,无论我们追溯到多少本书之前,因为我们总是会好奇: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书?为什么这些书会被编写?以及为什么它们是以这种方式编写的? 这些书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世界的不同状态,因为随后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前一个状态复制而来的,尽管是遵循了某些变化规律。 因此,无论我们追溯到过去多少个状态,我们永远无法在这些状态中找到一个完整的解释(ratio),说明为什么确实存在一个世界,以及为什么它是现在的样子……由此可见,即使我们假设世界是永恒的,我们也无法逃避事物最终的、超然的理由,即造物主。



同样,物理学家唐·佩奇举了一个艺术家在画布上画圆的例子;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但它仍然需要一位外部艺术家来绘制它。 宇宙本身的存在,无论其是有限还是无限,都必须有一位造物主来启动因果链条。

然而,宇宙论论证本身只是关于存在本质这一宏大论述中的一部分。 《古兰经》以一种更伟大、更令人信服的目的论论述补充了这一讨论——即世界是被设计出来的。

目的论论述

宇宙的结构,从宏观的恒星到微观的微生物世界以及其间的一切,都包含了一套产生秩序的普遍自然法则。 这些法则的结果是,宇宙中的许多事物都表现出可识别的目的性。 我们的眼睛是为了看而造的。 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听而造的。 我们的肺是为了呼吸而造的。 我们的树木是为了生产果实和净化空气而造的。 我们的水是为了维持生命而造的,等等。 鉴于我们在宇宙各处反复体验到如此多明确的目的性实例,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整个宇宙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事实上,目的论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中是不可避免的。 生物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谈论各种器官的“作用”和“功能”(是谁赋予了它们作用和功能?),以及遗传“密码”和“信息”(是谁编码并赋予了它们信息?)。 查尔斯·达尔文本人常被视为无神论哲学的捍卫者,但他若不频繁诉诸设计和目的的语言,就无法传达他的科学思想。 我们认识到宇宙的目的论是自然且直观的。

因此,《古兰经》不断地引导人们关注自然界中的迹象(āyāt),这些迹象展示了造物主的宏大设计和力量。 我们被呼吁对所有这些迹象进行深思(tafakkur),以此作为认识我们目的并获得确信的途径。

安拉说:

“在天地的创造中,以及昼夜的交替中,对于有理智的人,确实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躺着纪念造物主,并思考天地的创造:‘我们的主啊! 你创造这一切并非毫无目的——你超越了这一切!——所以请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罚。’”



因此,真正的信仰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放弃理性的结果。 宗教与科学之间明显的二分法是错误的。 相反,运用理性的能力,并结合一颗健全的心,是通往造物主的道路,也是一种伊斯兰美德。 早期穆斯林之一的阿布·阿拉曾说:“对于一个礼拜者来说,在伊斯兰之后,没有比获得健全的理智更好的恩赐了。”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古兰经》明确呼吁读者运用理智(al-’aql),特别是运用他们思考存在之目的的能力。

安拉说:

在天地的创造中,在昼夜的更替中,在载着货物为人类航行于海上的船舶中,在造物主从天降下雨水使干涸的大地重获生机并散布各种生物的过程中,在风向的转变以及在天地间按既定轨道运行的云彩中,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一切确实都有迹象。



安拉又说:

他的迹象之一是:他用尘土创造了你们,看哪!你们竟成了人类,并散布在各地。 他的另一个迹象是:他从你们自身创造了配偶,让你们在安宁中共同生活,并在你们之间建立了爱与仁慈。 对于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他的另一个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语言和肤色的多样性。 对于那些有知识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他的迹象之一是:你们在夜间和白天的睡眠,以及你们对他恩惠的寻求。 对于那些能听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他的迹象之一还有:他向你们展示令人恐惧又充满希望的闪电;他从天降下雨水,使大地在死寂后重获生机。 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安拉说:

在大地上有相邻的土地、葡萄园、庄稼地、丛生或非丛生的棕榈树,它们都用同一种水浇灌,但我们使其中一些的果实比另一些更美味: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安拉说:

他凭自己的命令使昼夜、太阳、月亮和星辰都为你们所用。 对于那些运用理智的人来说,这其中确实有迹象。



在我们所见的各个层面,万物中都有造物主的迹象:太阳、月亮、星辰、行星、昼夜、山川、海洋、风、云、雨、每一种动植物、各种水果、食物和饮料、人类基因组的奇迹、爱、智慧和美等美德,以及更多数不胜数的迹象。 我们越是审视这些迹象并深入思考,就越能坚定我们的信念。

安拉说:

我们将向他们展示我们在远方地平线上的迹象,以及他们自身的迹象,直到他们明白这就是真理。 难道你的主见证万物还不够吗?



强调自然界中造物主工作的迹象,是确认造物主存在的最主要、最强有力的理性方法。 伊本·泰米叶写道:“通过迹象来确认造物主是一种义务,正如《古兰经》所启示的那样,安拉已将其作为一种本能赋予了他的仆人。” 虽然演绎论证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缺乏实用性。 更复杂的哲学论证虽然不一定错误,但并不那么有效,因为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受过哲学论证术语和方法的训练。 在同一段文字中,伊本·泰米叶继续批评了伊本·西那(卒于1037年)、拉齐(卒于1210年)等人的论点,他们提出了纯粹的哲学论证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在他看来,这些论证是软弱或无效的。

基于同样的思路,伟大的伊玛目们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他们首先会相信造物主,他们会通过引导人们关注造物主的迹象来回答。

伊玛目马利克(卒于795年)曾被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问及造物主的存在,马利克告诉他要在生物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旋律中寻找证据。

伊玛目沙斐仪(卒于820年)被问及造物主的存在时回答说:“浆果灌木的叶子味道都是一样的。 蚕吃了它,吐出丝。 蜜蜂吃了它,酿出蜜。 山羊、骆驼和牛吃了它,繁衍后代。 鹿吃了它,产生麝香。 然而,所有这些都来自同一种东西。” 灌木叶子简单的奇迹,以及它所产生的每一个其他奇迹,都表明它是为了这个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

伊玛目艾哈迈德(卒于855年)被问及造物主的存在时回答说:“想象一座光滑、坚不可摧且没有门窗的堡垒。 外面像白银,里面像纯金。 它就是这样建造的,看哪! 它的墙壁裂开了,从中走出一只听得见、看得见、外形优美且声音悦耳的动物。” 艾哈迈德指的是小鸡从母鸡蛋中孵化出来的自然奇迹。

造物主的迹象中所包含的有力证据,不需要专门的哲学训练或知识就能理解并相信它们。 正如我们所说,识别它们是自然而直观的。 在一个著名的故事中,一位贝都因人——通常不识字的游牧部落成员——曾被问及造物主的存在,他回答说:“赞美安拉! 骆驼的粪便证明了骆驼的存在,脚印证明了行路者的存在。 那拥有星辰的天空、拥有大道的土地、拥有波涛的大海? 难道这一切不都证明了那位仁慈者、全知者的存在吗?”

目的论论证的简洁性甚至被伊本·穆塔兹(卒于908年)写成了简洁的诗句:

奇怪的是造物主竟被违抗,

奇怪的是否认者的争辩,

万物之中皆有迹象,

证明他是独一的。

伊本·凯西尔(卒于1373年)在他的注释中提到所有这些轶事后,进一步评论道:

奔流的河水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带来益处,安拉从大地上创造出各种味道、气味、形状和颜色各异的动物和植物,而土壤和水却是一样的;这一切都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证明了他对受造物那令人敬畏的大能、智慧和怜悯,以及他对他们的仁慈、善待和恩惠。 除他之外,别无造物主。 没有像他一样的主。 我依赖他,我归向他。 《古兰经》中表明这一点的经文非常多。



到了这一步,有人可能会接受宇宙确实是被设计出来的观点,但为什么只能有一位造物主呢? 为什么不能有许多不同的神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宇宙的自然法则是有意为之、前后一致且目标统一的。

安拉说:

如果天地间有除他之外的众神,那么天地必将陷入混乱:宝座的主——造物主,远超他们所描述的一切。



宇宙中的所有力量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同工作:创造世界并维持生命。 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切背后存在着单一的智慧力量。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位神创造了引力,另一位神创造了电磁力,还有其他神在管理着其他每一种自然力,且所有这些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目标。 我们本应预料到,如果存在多位创造者,会导致自然现象变得随意,甚至相互冲突。 对于那些认为自然界似乎毫无规律可循的古代社会来说,那种解释或许看起来还说得过去。

科学验证

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已经理所当然地认识到自然法则的一致性和普遍性。 事实上,如果不是预设了宇宙结构中存在统一的模式,科学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引力定律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任何有质量的物体,无论它是在地球上还是在深空中。 讽刺的是,现代科学隐含地依赖于一神论的前提。

像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这样的物理学家指出,宇宙的自然法则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假设宇宙法则无缘无故地以现在的形式出现,这简直是不理性的,也是不科学的:

对宇宙理性可理解性最精辟的表达,体现在物理定律中,即自然运行的基本规则。 引力定律和电磁定律、调节原子内部世界的定律、运动定律——所有这些都以简洁的数学关系表达出来。 但这些定律从何而来? 为什么它们呈现出现在的形式? . . . 多年来,我经常问我的物理学家同事,为什么物理定律是现在这个样子。 答案各不相同,从“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到“没人知道”。 最常见的回答是:“它们之所以是这样,并没有什么理由——它们就是这样。” 认为定律的存在没有理由,这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 毕竟,对某种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的核心在于:世界是按逻辑有序运行的,且事物之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 如果一个人将这些原因追溯到现实的基石——物理定律——却发现理性在此时抛弃了我们,那这简直是对科学的嘲弄。



追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一系列解释,会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宇宙是为生命而设计的。 科学家们将其称为“微调宇宙”或“人择原理”,即自然定律以如此惊人精确的尺度进行配置,才使得宇宙得以存在,生命得以繁衍。 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罗宾·柯林斯(Robin Collins)认为:“如果大爆炸的初始强度哪怕只有 10⁶⁰ 分之一的偏差,宇宙要么会迅速坍缩,要么会膨胀得太快而无法形成恒星。” 无论是哪种情况,生命都不可能存在。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就像向两百亿光年外的一英寸目标射击并命中一样。

柯林斯通过考察宇宙结构中内置的六个令人信服的微调案例,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 宇宙学常数。 - 强核力和电磁力。 - 恒星中的碳产生。 - 质子与中子的质量差。 - 弱核力。 - 引力。 这些力和现象中的每一个都以某种方式保持平衡,从而造就了我们所处的奇妙宇宙。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所有这些自然定律及其产生的每一个奇迹都是无缘无故、毫无目的出现的,这既不理性也不合逻辑。

在科学界,微调宇宙的观点也有其批评者和怀疑者。 即便如此,自然界中丰富的证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有神论的合理、理性的论证,是无法被诚实地否认的。 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是一位长期反对有神论的无神论哲学家,他撰写反有神论著作超过五十年。但在审视了新出现的微调证据后,他后来得出结论:某种超越人类的智慧必然是生命起源和宇宙复杂性的原因。 他写道,有神论不能被简单地斥为一厢情愿或迷信:

无论这种微调论证在构建自然神学(而非启示神学)的语境下有何优劣,必须承认的是,对于那些相信自己已经拥有充分证据来接受三大启示性有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的人来说——无论这种相信是对是错——将微调论证视为对其原有宗教信仰的有力证实,是合理的。



那么,真正的迷信或许是那种认为宇宙是一场毫无目的的意外的无根据教条。

安拉说:

他们说:‘我们只有今世的生活:我们死,我们活,只有时间毁灭我们。’ 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臆测。



泰伯里(Al-Ṭabarī)对此节经文评论道:“(这节经文)意味着他们没有确凿的知识,因为他们只是在没有安拉降示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假设,也没有任何可证明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换句话说,反有神论者本身的世界观也缺乏证据和逻辑的坚实基础。 他们作为一种运动,其大部分动力涉及歪曲有神论的立场(“稻草人”谬误),或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某些自称信徒者的非理性和虚伪行为上(“红鲱鱼”谬误)。 实际上,想要断定或证明造物主不存在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这位最尖锐的无神论者和宗教批评家之一,也承认他无法确定造物主——进而包括后世——是不存在的。

然而,对有神论——或者至少是对更高力量和目的存在——的否定,始终并将继续只被少数人所持有,因为对造物主的信仰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人性之中,永远无法被彻底抹去。 即使宗教信仰暂时消退,它也能够并且终将再次复兴。

造物主在幽玄之中

最后,对信仰造物主的一个常见反驳是:造物主无法被直接看见或感知。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看不见的东西呢? 答案是,造物主作为全能的至高存在,独一无二且超乎尘世,存在于宇宙帷幕之外的幽玄(al-ghayb)之中。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见造物主,但我们可以通过世间万物的设计迹象,合理地推断出他的存在。

“造物主不可见,因此不应被信仰”这一命题,并非“造物主已死”哲学家们提出的什么新颖观点。 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曾被提出过。

安拉说:

那些不畏惧与我们会面的人说:‘为什么没有天使降临给我们?’ 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 他们太自负,也太傲慢了。



麦加多神崇拜者的论点并非出于诚恳的提问,而仅仅是他们拒绝践行信仰的借口。 没有人能在逻辑上声称:无法看见某物就证明了它不存在。 世界上有许多我们看不见但却相信的事物,因为我们通过它们的迹象或影响推断出了它们的存在。 我们看不见风,但我们能看到它吹动草木。 我们看不见无线电波,但我们能看到它们传输的结果。

从定义上讲,科学无法像在实验室里那样,以直接且常规的方式“证明”或“反驳”造物主的存在。 科学只处理物理的、有形的、可测量的事物世界。 造物主超越了物理世界,也超越了测量。 那些将望远镜指向天空,却因为没看到云端坐着长胡子的老者而否定神圣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造物主的真正尺度”。

试想一下科学家在培养皿中研究的微生物世界。 这些生物太小了,科学家必须使用强大的仪器才能观察到它们。 这些生物有可能感知到科学家的存在吗? 这些生物有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衡量科学家吗? 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微生物无法完全理解超出它们认知范围的现实。

我们与造物主的关系类似于那些被科学家观察的生物,只不过与至高存在的无限性相比,我们有限的生命显得更加微不足道。 我们可以通过造物主的迹象来认识他,但永远无法完全理解造物主的全部尺度。 造物主的真实存在太过宏大,无法被直接看见或用仪器测量。 如果宇宙的帷幕被揭开,全能造物主那令人敬畏的威严将会使我们灰飞烟灭。

先知 ﷺ 说:

他的帷幕是光。 如果他揭开帷幕,他容颜的光辉将焚毁他目光所及的一切受造物。



因此,造物主并不直接与人类交谈,而是通过传达给先知们的启示进行沟通。

安拉说:

凡人是不可能与造物主直接交谈的,除非通过启示,或在帷幕之后,或派遣使者,依他的旨意启示他所欲启示的:他是至高、至睿的。



启示给先知们的话语——无论是易卜拉欣、穆萨、尔萨还是穆罕默德,愿主赐他们平安与祝福——都曾震撼世界,并持续塑造着历史,为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慰藉与指引。 全能者的指引之手,尽管在幽玄中运作,却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结论

《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造物主存在的论证直截了当、易于理解,并有逻辑和健全的理性支持。 当心灵与理智的基本功能结合起来,反思存在的真相和先知们传达的信息时,便能获得坚定的信仰。 得出有神论的真理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训练或哲学;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所有人都能接触到这些证据和论点。 这正是造物主智慧与慈悯的体现,他创造世界是为了让人认识他,并作为通往后世更伟大生命的垫脚石。 然而,灵性之路确实需要持续而耐心的努力去寻求真理,去回答最重要的存在主义问题,并消除虚假的疑虑。

尽管如此,这个论点并不会被所有人接受。 他们要么拒绝这种逻辑,要么提出自己关于宇宙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中并不包含造物主。 还有更多的障碍使人们远离信仰,特别是远离伊斯兰:某些信徒的虚伪、因他们而遭受的创伤,或各种各样的其他疑虑。 对神圣的认知是造物主首先置于人心中的光,任何辩论都无法将他的光强行注入那些因各种原因而无法看见它的人心中。 我们作为信徒的角色,是尽可能成为信仰的最佳榜样,以优雅、慈悲和美好的劝诫来阐述伊斯兰,向所有人表达善意,并为那些需要指引的人祈祷。

成功来自安拉,安拉最知晓一切。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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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品格:为什么他的高贵人格本身就是先知身份的证据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character-of-prophet-muhammad-how-his-noble-qualities-and-personality-are-proof-of-his-prophethood
原文标题:The Character of Prophet Muhammad ﷺ: How His Noble Qualities and Personality Are Proof of His Prophethood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品格:为什么他的高贵人格本身就是先知身份的证据



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品格:他高尚的品质与人格如何证明了他的先知使命

奉安拉之名,至仁至慈的安拉

引言

《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愿主安之)提出了以下逻辑标准,用以区分真先知与假先知: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先知耶稣(愿主安之)的意思可能是指,行动比言语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品格,因此,一位真先知的个人操守必须是高尚的。 他也可能意指,先知教导对他人的积极影响必须是良善的,或者说,其传达的信息本身必须是对纯洁与良善的明确呼吁。 分析穆罕默德 ﷺ 的使命之美妙之处在于,这三种解读对他而言都完全成立。 本文将阐述他高尚的品格如何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先知使命。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品格

造物主在穆罕默德 ﷺ 身上集结了最杰出的品质,以此作为他确实获得神圣授权的证据。 他的人格魅力在各个方面都熠熠生辉,无论是亲身接触过他的人,还是后来阅读他传记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们都在穆罕默德 ﷺ 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凡的真诚、信念与美德,这对任何质疑他先知使命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正如杰出的穆斯林神学家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所言:

众所周知,自称先知的人,要么是造物主创造中最优秀、最高尚的人,要么是最恶劣、最邪恶的人……那么,最优秀、最高尚的人与最恶劣、最邪恶的人之间,怎么可能混淆不清呢?……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撒谎者自称先知,而其无知、不诚实、邪恶和魔鬼般的行径不被任何稍具辨别力的人所看穿。



人们可能会对后续篇章中记载的历史可靠性产生疑问,并怀疑这些记载是否仅仅是穆罕默德 ﷺ 的崇拜者们对他品格伟大之处的虔诚夸大。 这一顾虑将在关于奇迹的讨论中得到更详细的回应,但在此,让我们引用两位专门研究伊斯兰先知传统可追溯性的非穆斯林史学家的证言。 著名的英国东方学家大卫·S·马戈利乌斯(卒于1940年)在谈到伊斯兰学术中的传述系统(isnād)时说,该系统要求报告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的传述链进行传递:

……它在确保准确性方面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穆斯林有理由为他们的传述科学感到自豪。 在其他古代记录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作者的一面之词:希腊或罗马历史学家很少告诉我们其信息的来源……



即使是像伯纳德·刘易斯(卒于2018年)这样坚定的东方学家,尽管他是现代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尖锐批评者,也承认了圣训传统的严谨性。 这位英裔美国史学家写道:

但他们对传述链的仔细审查,以及对传述叙事中变体的细致收集和保存,赋予了中世纪阿拉伯史学一种前所未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在当代中世纪西方是无与伦比的。 相比之下,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史学显得贫乏而单薄,即使是更先进、更复杂的希腊基督教史学,在数量、多样性和分析深度上也无法与伊斯兰的历史文献相提并论。



接下来的篇章将展示,即使是对穆罕默德 ﷺ 品格的简要概述,不仅反驳了针对他的一再重复的指控——即他是一个冒牌先知或冷酷的军阀——而且还确立了他作为造物主派遣给世界的最后一位先知这一主张的真实性。

1. 他的诚实与正直

先知 ﷺ 是一个诚实品质在身边人中众所周知的人。 事实上,他的族人正式称他为“艾敏”(al-Amīn,意为“忠诚可靠者”)。 即使在他们迫害他并拒绝他的使命时,他们仍然将最珍贵的财物托付给他。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说:“他 ﷺ 指示阿里(愿主喜悦之)留在麦加,归还安拉的使者 ﷺ 为人们代管的所有财物。 在麦加,没有人(即使是他的敌人)担心自己的贵重物品,除非他们将其存放在安拉的使者 ﷺ 那里,因为他众所周知的诚实和可靠。” 阿里(愿主喜悦之)留下来三天三夜,将人们托付给安拉的使者 ﷺ 的一切归还,然后在完成任务后追上了他 ﷺ。”

他的诚实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和不同宗教的人都认可这一点。 确实很难想象一个公正的人在阅读他的生平后,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尽管苏格兰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卒于1881年)对伊斯兰教有所保留,但他对这位最后先知 ﷺ 真诚的着迷,有时似乎在怀疑与明显的信服之间摇摆。 例如:

“冒牌货”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在四十岁之前一直过着这种无可挑剔、完全平静且平凡的生活。 他在谈论来自上天的任何使命之前,已经四十岁了。 他所有真实或被臆想出来的“不规则行为”,都发生在他五十岁之后,即贤妻赫蒂彻去世之后。 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野心”似乎都只是为了过上诚实的生活;他的“名声”,即了解他的邻居们的好评,在此之前已经足够了。 直到他年事已高……当和平成为这个世界能给予他的最主要的东西时,他才开始所谓的“野心勃勃的生涯”;并背弃了他过去所有的品格和生活,被(他人)塑造成一个可悲、空虚的江湖骗子,去获取他现在已无法享受的东西! 就我而言,我完全不相信那种(冒牌货理论)。



在同一本书中,卡莱尔说:“善意的狂热者围绕这个人(穆罕默德)堆砌的谎言(西方诽谤),只会让我们自己感到羞耻。”

早在卡莱尔之前,就有历史人物将冒牌货理论斥为荒谬的诽谤。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初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卒于641年)通信,呼吁他皈依伊斯兰教时,希拉克略立即派出一支队伍,去寻找任何能证实此人先知身份的人。 当时穆罕默德的主要对手阿布·苏富扬·本·哈尔布,就在被捕并带到拜占庭权贵面前审问的人员之中。 希拉克略——一位精通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的军事统帅——向阿布·苏富扬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随后又与他的族人核对了答案。 调查结束后,希拉克略对阿布·苏富扬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问过你,在他声称自己(是先知)之前,你是否曾指责他撒谎。 你回答没有,我知道如果一个人不会对他人撒谎,那他也不会对造物主撒谎……我还问过你,他是否曾背叛过(任何人)。 你回答没有,同样地,使者从不背叛……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他终将征服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从经典中)得知他很快就会出现,但我从未想过他会出自你们中间。 如果我知道我能(安全地)见到他,我一定会设法去见他。 如果我能在他面前,我会亲自为他洗脚。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骗子都曾自称先知,但他们迟早会被发现,要么是心理障碍者,要么是毫无道德的投机分子。 第一类人在世界舞台上从未产生过任何影响,更不用说建立一套完整的信仰和法律体系,以赢得成千上万的圣贤、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智者的尊重了。 第二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暴露其阴险和操纵的本质,臭名昭著的约瑟夫·史密斯(卒于1844年)就是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些是渗透在第二类人身上的固有品质,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正如对朋友撒谎比对陌生人撒谎更恶劣,对父母撒谎比对朋友撒谎更恶劣一样,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对造物主撒谎更丑陋的了。 因此,当一个像穆罕默德 ﷺ 那样对世界产生独特影响的人,同时又以其无可挑剔的诚实而闻名,且其公共和私人生活都被详细记录在案时,他自称是造物主的先知这一主张就不应被忽视。

他正直的另一个有力证明,是他坚决拒绝让任何人神化他。 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主喜悦之)叙述道,在安拉的使者 ﷺ 的儿子易卜拉欣去世的那天,发生了日食。 当人们开始说日食是因为这个幼童的去世而发生时,安拉的使者 ﷺ 立即站起来说:“太阳和月亮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生死而发生日食。 相反,它们是造物主的两个迹象,他以此让他的仆民感到敬畏。 当你们看到日食时,请祈祷并呼求造物主。” 如果先知 ﷺ 是一个自恋的骗子,这将是利用这种便利的信誉助推器的大好机会。 这些巧合的事件对于任何个人议程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然而先知 ﷺ 却不允许人们将其解读为苍天为易卜拉欣而悲伤。 尽管因失去爱子而悲痛万分,他 ﷺ 还是登上讲台,驳斥了这种错误的解读,并确立了日食遵循的只是造物主在宇宙中设定的天体运行规律。

另有一次,胡宰法·本· 耶曼(愿主喜悦之)在白德尔战役前带着一个道德困境来找先知 ﷺ。 古莱什部落的异教徒刚刚释放了胡宰法和他的父亲,条件是他不能加入穆罕默德的队伍,也不能与他并肩对抗古莱什。 尽管穆斯林军队处于劣势,即将面对三倍于己的军事力量,先知 ﷺ 仍然说:“那么你们继续(前往麦地那)。 我们会信守对他们的承诺,并向安拉寻求援助以对抗他们。” 他的先知道德不允许他 ﷺ 在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去妥协诚实和正直的原则。

2. 他的简朴与谦逊

先知 ﷺ 简朴、清苦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表明他的使命不可能是为了私利,尤其是当与世界历史上许多假先知那种颓废、奢靡的生活方式形成对比时。 毕竟,这是一个在生命终结时统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人。 甚至在此之前,他在麦地那就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对他痴迷,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然而,我们在他生活的任何方面都看不到奢侈的迹象。



图: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简朴空旷房间的3D渲染图

他的住所非常狭窄,以至于当他 ﷺ 想要祈祷时,他会轻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让她弯曲双腿,以便腾出空间让他叩头。 要喝水或洗澡时,他会伸手去拿挂在房间里的小皮水袋。 连续几个月,他家里都不会生火做饭,除非有人送来牛奶,否则他的家人就满足于椰枣和水。 欧麦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报告说,他曾走进安拉使者 ﷺ 的房间,发现他躺着,并注意到身下的草席粗糙,在他的侧身留下了印记。 当注意到这一点,以及那少得可怜的大麦和叶子,还有挂在角落里的皮袋时,他的眼眶湿润了。 先知 ﷺ 说:“哈塔卜之子啊,是什么让你哭泣?” 他说:“安拉的先知啊,看到草席在您的侧身留下了这些印记,看到您的食品柜里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怎能不哭呢? 凯撒和霍斯鲁生活在水果和泉水环绕之中,而您是造物主的使者和他的选民,您的境况却是如此。” 先知 ﷺ 说:“哈塔卜之子啊,难道你不高兴这些(奢侈品)是留给他们在今世的,而留给我们的是在后世吗?” 我说:“当然高兴。” 在另一段叙述中,他以这样的话开始回答:“你怀疑吗,哈塔卜之子? 这些人是在今世就提前享受了快乐的人。”

爱德华·吉本(卒于1794年),一位历史学家兼英国议会议员,写道:

穆罕默德的理智鄙视皇室的排场。 这位造物主的使者亲自承担家务琐事;他生火、扫地、挤羊奶,并亲手缝补自己的鞋子和衣服。 他蔑视隐士的苦行与功德,却毫不费力、毫无虚荣地遵循着阿拉伯人节俭的饮食习惯。



换句话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忍受了艰苦生活的粗粝,而且这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他并非试图鼓励出家或斯多葛主义,也没有为了博取赞美而伪装这种极简主义。 吉本继续写道:

在隆重的场合,他会以质朴而热情的丰盛宴席款待同伴。 但在日常生活中,先知家里的炉火常常数周都不会点燃。



据美国传记作家兼外交官华盛顿·欧文(卒于1859年)所述:

他在饮食上清心寡欲,并严格遵守斋戒。 他不沉溺于华丽的服饰,认为那是小家子气的炫耀;他的衣着朴素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于他真正不在乎这种琐碎的身份区别……



而且:

他的军事胜利没有唤起任何骄傲或虚荣,如果这些胜利是为了自私的目的,那情况本会截然不同。 在他权力最鼎盛的时期,他依然保持着与逆境时期同样的言行举止和外表。 他不仅不摆出帝王的架子,反而如果有人在他进入房间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敬意,他还会感到不悦。



关于这些“非同寻常的敬意”,阿纳斯·本·马利克(愿安拉喜悦之)说:“对于他们(同伴们)来说,没有人比安拉的使者 ﷺ 更受爱戴。 尽管如此,当他们见到他时,也不会起身迎接,因为他们知道他有多么不喜欢那样。” 牧师兼作家博斯沃思·史密斯(卒于1908年)写道:

他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教会领袖;他集凯撒与教皇于一身;但他没有教皇的傲慢,也没有凯撒的军团,没有常备军,没有保镖,没有警察部队,也没有固定的税收。 如果说有人是凭借神圣的权利进行统治,那一定是穆罕默德,因为他拥有所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权力的支撑。 他不在乎权力的外在包装。 他私生活的简朴与他的公共生活保持一致。



直到今天,伊斯兰伦理学的文献准则和穆斯林传道人的每周讲道中,依然充斥着先知 ﷺ 作为谦逊典范的事例。 他是一位从不羞于说“我不知道”的教育家,是一位愿意让别人共乘坐骑的将军,是一位即使再忙也会让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牵着手去解决需求的政治家,是一位会与年轻人比赛搬运第一座清真寺砖块的长者,也是一位能察觉妻子对自己不满的细微迹象的体贴丈夫。 最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是造物主最伟大的使者,他一生都在重申:“我与我之前众先知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建造了一座美丽辉煌的建筑——除了角落里缺了一块砖,其余部分都已完工。 人们开始绕着它走,赞叹它的结构,但却说:‘如果那最后一块砖能放上去,那就完美了。’ 我就是那块砖,我是众先知的封印。” 在另一段圣训中,他谦逊地告诫道:“不要像基督徒夸大玛利亚之子那样夸大我。 我只是一个仆人,所以称我为造物主的仆人和他的使者。”

3. 他的仁慈与怜悯

正如他的妻子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所描述的那样,先知 ﷺ 的“品格就是《古兰经》”。 先知 ﷺ 践行了他所宣讲的一切,由于《古兰经》的信息首要宣讲的就是仁慈,因此这一品质在他的实践中比其他任何品质都更为突出。 因此,先知 ﷺ 对仁慈的呼吁并非空谈,而是他视为神圣并认为自己必须比任何其他伊斯兰追随者都更好地体现出来的教导。 他曾在不同场合以最明确的措辞向人们宣布:“仁慈的人将受到至仁主的怜悯。 你们要怜悯大地上的人,天上的主宰就会怜悯你们。”

即使在进行礼拜——这一伊斯兰的支柱及其最重要的身体功修时,先知 ﷺ 依然时刻关注着人们的苦难。 阿布·卡塔达(愿安拉喜悦之)传述,先知 ﷺ 曾说:“我有时在礼拜中听到孩子的哭声,便会缩短礼拜,因为我不愿给他的母亲造成困难。” 在另一段圣训中,他告诫道:“当你们中有人带领人们礼拜时,应当简短,因为人群中有体弱者、病人和老人。 而当你们中有人独自礼拜时,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延长。”

关于先知 ﷺ 对待儿童的仁慈典范以及他关于善待儿童的教导,其可靠的传述足以写满几十页纸。 在一次生动的交流中,当阿格拉·本·哈比斯(愿安拉喜悦之)看到先知 ﷺ 亲吻他的孙子时,对穆罕默德 ﷺ 如此细腻的爱意表达感到困惑。 这位同伴粗犷的贝都因成长背景让他觉得这有违男子气概,于是他傲慢地说:“你亲吻你的孩子吗? 我有十个儿子,却从未亲吻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先知 ﷺ 回应道:“如果安拉从你的心中抽走了仁慈,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虽然父母天生爱自己的孩子,但许多人忽视了孩子对表达这种爱的情感需求,而仁慈的先知 ﷺ 从未忽视过。 事实上,他对待孩子的方式不仅限于他自己的孩子。 阿纳斯·本·马利克(愿安拉喜悦之)传述,先知 ﷺ 有一次进去发现阿布·塔勒哈(愿安拉喜悦之)的一个儿子情绪低落,很快注意到他养的宠物鸟(nughayr)不见了,于是他为了安慰孩子,轻松地开玩笑道:“噢,阿布·乌迈尔,那只鸟怎么了?” 他询问那只小动物是因为它对那个孩子意义重大,并称呼他为“乌迈尔的父亲”,尽管他当时还不是父亲,这是为了与“nughayr”一词押韵,并以对他未来长大的期许来俏皮地提升他的精神。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心甚至对动物的痛苦也感同身受。 先知 ﷺ 会向追随者讲述过去那些罪人因爬进井里为干渴的狗取水而得到造物主宽恕的故事,并在另一个场合指出:“善待任何有生命的生物都有获得回赐的机会。” 他教导说,磨快刀刃是善待祭祀动物的必要环节,并禁止为了娱乐或非食用目的而杀害无害的动物。 他会斥责那些在田间过度劳役骆驼的追随者,以及那些在到达目的地后没有及时卸下坐骑负荷的人,并曾警告过他们关于一个因囚禁猫且不给食物而注定进入火狱的女人。 在一段优美的圣训中,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传述道,有一次他们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出行,先知走开去方便了。 同伴们随后发现了一个鸟巢,里面有幼鸟,于是就把它们抓住了。 母鸟飞了回来,惊慌失措地拍打着翅膀。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看到这一幕,便说:“是谁让这只鸟为它的幼雏感到悲伤? 把它的幼雏还给它!” 这种对待动物都如此仁慈的性情并不令人意外,尤其是当安拉(至高者)在《古兰经》中确认道:“我派遣你(穆罕默德),只为慈悯全世界。”

最后,他那深邃且普世的慈悯,最主要地体现在他对人们获得救赎的关切上。 《古兰经》经常提到他因人们拒绝接受引导而深感悲痛,例如经文:“如果他们不信这信息,你(穆罕默德)或许会因为悲伤而自责致死。” 先知 ﷺ 在夜间祈祷时会痛哭流涕,恳求造物主免除他的民族遭受许多前人所经历的惩罚,直到安拉最终指示大天使说:“吉卜利里啊,去告诉穆罕默德,关于他的民族,我们将使他满意,绝不会让他失望。” 在另一段圣训中,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报告说,有一天她看到先知 ﷺ 的脸容光焕发,便说:“安拉的使者啊,请为我祈祷。” 他说:“安拉啊,求你宽恕阿伊莎过去和未来的罪过,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 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因自己获得的这份福分而欣喜若狂,笑得头从他的膝盖上滑落下来。 先知 ﷺ 接着问:“我的祈祷让你感到高兴吗?” 她说:“你的祈祷怎能不让我高兴呢?” 他说:“指安拉发誓,这就是我每一次祈祷中为我的民族所做的祈祷。”

4. 他的宽容与饶恕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开始公开宣扬伊斯兰教时,他最初的追随者们发现,仅仅是信仰就意味着要面对残酷的折磨,甚至被处决。 有些人被殴打至奄奄一息地扔在街头,另一些人则被拖到沙漠中,在正午烈日的炙烤下哀嚎数小时。 沉重且滚烫的石头被压在他们的胸口上以压垮他们,灼热的锁子甲被强行穿在身上以烘烤他们的身体,像哈巴布·本·阿拉特(愿安拉喜悦之)这样的人甚至被直接扔在燃烧的煤炭上,以至于他们能闻到自己皮肉烧焦的味道。 随着这悲惨的十年过去,许多暴行愈演愈烈,先知 ﷺ 本人也遭受了古莱什多神教徒的残酷虐待。 他们不放过任何抹黑他的机会,强迫他的女儿们离婚,并对他整个家族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封锁禁运,导致他的妻子和他最支持他的叔父相继去世。 在身体攻击方面,乌格巴·本·阿比·穆阿伊特曾在他公开礼拜时从背后勒住他的脖子,阿布·贾赫勒曾在他叩头时将血淋淋的骆驼内脏倒在他身上,乌泰巴·本·阿比·拉哈布曾向他吐口水,还有其他人曾将他殴打至昏迷。 这些例子只是先知 ﷺ 和早期穆斯林所面临的残酷迫害海洋中的一滴水。 然而,这片海洋从未能淹没先知 ﷺ 内心对朋友和敌人同样怀有的慈悯、善意和保护之心。 以下是他宽宏大量品格的几个简短写照,即使在他权力巅峰时期,面对敌意和侮辱时也是如此。

阿布·贾赫勒是他最早且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是那个民族的法老。 尽管他给先知 ﷺ 造成了所有的身体和情感创伤,尽管他打断了同伴们的骨头,后来还率领第一支军队对抗他们,但阿布·贾赫勒的引导和救赎依然在先知的心头。 先知 ﷺ 在麦加时常说:“安拉啊,求你用阿布·贾赫勒·本·希沙姆或欧麦尔·本·哈塔卜来增强伊斯兰教。” 不久之后,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布·贾赫勒作为一个冷酷的杀人犯,并没有阻止先知 ﷺ 为他祈祷,也没有阻止先知欣赏他那可能被用于善途的领导才能。

在掌握了国家领导权后,先知 ﷺ 从未实施过报复或不宽容的政策。 相反,他实施了一套慈悯的制度,这与他和他的追随者在麦加所遭受的残酷对待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一次,一群麦地那的犹太人来到先知 ﷺ 面前,嘲弄地说:“Al-sāmu ‘alaykum(愿死亡降临于你)”,以此代替通常的伊斯兰问候语“Al-salāmu ‘alaykum(愿平安降临于你)”。 他的妻子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对他们这种厚颜无耻的无礼感到震惊,便以同样的诅咒回敬他们,但先知 ﷺ 说:“阿伊莎啊,要温和! 安拉是温和的,喜爱在所有事情上保持温和,所以要远离严厉和粗俗。” 他在那个阶段的权威并没有诱使他进行报复,也没有以牙还牙,甚至没有让他的妻子对那些侮辱他 ﷺ 的人进行严厉回应。

在吴侯德战役期间,古莱什军队——3000人对阵穆斯林的700人——成功伏击了先知 ﷺ。 他的门牙被打断,身体受到重创,鲜血从头盔刺入脸部的地方流出。 不知何故,在再次死于他们之手后,安拉的使者 ﷺ 在擦拭脸上的血迹时,依然保持着坚韧的品格,说道:“安拉啊,宽恕我的族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 在其他传述中,他首先说:“当一个民族伤害了他们的先知,并让他流血,而他却在召唤他们归向安拉时,他们怎能成功呢?” 然后,先知 ﷺ 沉默了片刻,随后向安拉祈求宽恕。 当尘埃落定,他的同伴们来到他 ﷺ 身边说:“诅咒这些多神教徒吧。” 他 ﷺ 说:“我被派遣并非为了诅咒。 相反,我被派遣是为了慈悯。” 尽管《古兰经》提到以色列人中的恶徒曾被他们的先知诅咒,尽管先知 ﷺ 曾诅咒过高利贷等某些行为,并曾一度请求安拉诅咒那些主要的迫害者,但他一贯的作风是为那些伤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寻求宽恕。

多年后,当穆斯林从扎特·里卡战役返回途中,先知 ﷺ 和他的同伴们下马,在正午的烈日下寻找阴凉处。 他 ﷺ 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下休息,并将剑挂在树上。 军队休息了一会儿,随后听到了安拉的使者 ﷺ 在呼唤他们。 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安拉喜悦之)报告说,当他们赶到时,发现一个名叫加瓦拉特·本·哈里斯的贝都因人正坐在他身边。 安拉的使者 ﷺ 说:“我睡觉时,这个人拔出了我的剑,我醒来时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把出鞘的利刃。” 他对我说:‘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他说:‘谁能保护你不受我的伤害?’ 我连说了三遍:‘安拉。’于是他把剑插回了剑鞘。 就这样,他现在正坐在那儿。 贾比尔(愿安拉喜悦之)补充道:“此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没有惩罚他。” 在另一段传述中,剑从他手中掉落,先知 ﷺ 捡起剑问道:“谁能保护你?” 他说:“做个更宽宏的胜利者吧。” 先知说:“你还是不愿作证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的吗?” 他说:“我承诺绝不与你为敌,也不会与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为伍。” 先知 ﷺ 放了他,那人回到部落后说:“我从最好的人那里回来了。” 就这样,尽管那人拒绝皈依伊斯兰,先知 ﷺ 还是无条件地宽恕并释放了他。

欣德·宾特·乌特巴(愿安拉喜悦之)是阿布·苏富扬的妻子,也是乌特巴·伊本·拉比阿的女儿,这两位古莱什贵族都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死敌。 欣德是一个对穆罕默德怀有刻骨仇恨的女人,她亲自参与了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敌对活动。 她曾招募瓦赫希去杀害先知 ﷺ 的叔父哈姆扎·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愿安拉喜悦之),并承诺给他丰厚的奖赏,以报复她在巴德尔战役中被杀的父亲。 早期史学家记载,她割下了哈姆扎的耳朵和鼻子做成项链,还有记载称她挖出了他的肝脏并试图吃掉它。 当先知 ﷺ 在伍侯德战役后找到叔父残缺的遗体时,他悲痛欲绝,在向敬爱的叔父告别时说道:“愿安拉慈悯你,我的叔父。” “你确实一直维系着亲情,总是争先恐后地行善。” 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说:“我们从未见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像为哈姆扎哭泣那样伤心。”

五年后,在麦加光复时,欣德站在那里,指责古莱什人向穆斯林投降。 但她很快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苍天似乎确实在支持穆罕默德 ﷺ,于是她跟随一群妇女来到他面前,以穆斯林的身份宣誓效忠。 当得知她的身份后,先知 ﷺ 和蔼地回答道:“欢迎你,欣德。” 被先知 ﷺ 出人意料的宽宏大量所打动,她宣称:“指安拉发誓,以前我最想摧毁的家庭就是你们家,但现在,我最想尊崇的家庭也是你们家。” 至于瓦赫希,那个通过杀害哈姆扎而获得自由的埃塞俄比亚奴隶刺客,他在麦加光复时逃离了城市,确信杀害统治者的亲属必死无疑。 然而,先知 ﷺ 与任何统治者都不同。 瓦赫希后来感慨道:“我听说,无论一个人对他犯下的罪行有多严重,先知穆罕默德 ﷺ 总是选择宽恕。” 这鼓励他最终回到了麦加,皈依了伊斯兰,并亲身体验了安拉的使者 ﷺ 的宽恕。 瓦赫希(愿安拉喜悦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活到赎罪的那一天。 他常回忆起此事并说:“安拉借我的手让哈姆扎·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和塔法伊勒·伊本·努尔曼(获得殉教),并没有让我(因以不信道者的身份被杀)而蒙羞。”

5. 他的勇敢与英勇

穆罕默德 ﷺ 一贯且无与伦比的勇敢表明,他不仅是诚实的,而且确信自己的诚实,这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先知使命。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战斗中从未逃跑过。 相反,他有时会无畏地在最前线作战。 如果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选择躲在军队后方,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若过早离世,就意味着使命的终结。 然而,著名的勇士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愿主喜悦之)曾说:“在白德尔战役那天,我亲眼目睹了我们是如何紧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以寻求掩护的,而他却是我们之中离敌人最近的人,也是那天最勇猛的战士。”

有人曾对巴拉·本·阿兹卜(愿主喜悦之)说:“阿布·乌马拉,你在侯奈因战役那天逃跑了吗?” 他回答说:“我可以作证,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没有撤退。” 当时有一些年轻气盛的人,在没有充足武器的情况下,遭遇了一群来自哈瓦津部落和巴努纳迪尔部落的人。 对方恰好是神箭手,他们射出的一阵箭雨打乱了这些年轻人的阵型。 人们转向安拉的使者 ﷺ 寻求帮助,当时阿布·苏富扬·本·哈里斯正牵着他的骡子。 他 ﷺ 下了骡子,进行了祈祷,并祈求造物主的援助。 他当时说的是:“我是先知,这绝非谎言!” “我是阿卜杜勒·穆塔利卜的后代!” “安拉啊,请降下您的援助!” 指安拉发誓,当战斗变得激烈时,我们会寻求他的庇护,只有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人才能在战斗中站在他身边。”

当安拉启示说:“使者啊!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示你的教义……安拉必保护你免受众人的伤害”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便禁止他的同伴们继续在他门前彻夜守卫。 一天晚上,穆斯林们因为担心罗马人随时会进攻麦地那而忧心忡忡,这时他们被一声巨响惊醒了。 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已经骑着阿布·塔勒哈(愿主喜悦之)的一匹马,没备马鞍地返回了,他的剑挂在脖子上,并安抚大家说这只是虚惊一场。 独自冲出去面对潜在的危险,这需要非凡的勇气,这种勇气连最勇敢的人都会钦佩。

6. 他的慷慨

每一个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打过交道的人都公认他是最慷慨的人,而且众所周知,他从不使用他所收集的任何慈善捐赠。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甚至会与他的敌人分享他所获得的财富,以帮助他们克服偏见。

扎伊德·本· 苏奈(愿主喜悦之)是麦地那主要的拉比之一。 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前不久,扎伊德想通过借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八十米斯卡尔(350克黄金)并约定固定还款期限来考验他。 在还款期限前几天,扎伊德在所有资深圣门弟子面前,愤怒地抓住安拉的使者 ﷺ 的斗篷说:“穆罕默德啊,你为什么不按时还债?” “凭安拉起誓,我非常了解你们家族!” “你们向来以拖欠债务而闻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愤怒的欧麦尔(愿主喜悦之)说,因为欧麦尔威胁要杀了无礼的扎伊德,“欧麦尔啊,我们不需要这样……你跟他去,还清他的贷款,并额外给他二十萨(32公斤)椰枣,因为你吓到他了。” 正是这种回应说服了扎伊德·本· 苏奈皈依了伊斯兰教。 他向欧麦尔解释道:“先知的迹象我一眼就能认出,唯独有两点我尚未在他身上见到:一是他的宽容胜过他的愤怒,二是强烈的辱骂只会增加他的忍耐。” “如今我已证实了这些,所以欧麦尔啊,你要知道,我接受安拉作为我的主,伊斯兰作为我的宗教,穆罕默德作为我的先知,并且我将我一半的财富——因为我有很多财富——捐献给穆罕默德(ﷺ)的民族。”

在另一个场合,阿纳斯(愿主喜悦之)传述道:“我曾与安拉的使者 ﷺ 一起行走,他当时穿着一件领口粗糙的纳吉兰斗篷。” 一名贝都因人追上他,粗暴地拽住他的斗篷,导致斗篷被撕破,领口还挂在安拉的使者 ﷺ 的脖子上。 我看着安拉的使者 ﷺ 的脖子,由于那人拽得太用力,斗篷的领口已经在上面留下了勒痕。 然后,那人说:‘穆罕默德啊,命令他们从你保管的安拉的财富中分给我一些!’ 安拉的使者 ﷺ 转过身,微笑着,然后下令给他一些赏赐。”

欧格拜·本·哈里斯(愿主喜悦之)传述,他曾与先知 ﷺ 一起礼晌礼,礼毕后,先知 ﷺ 迅速起身走进了他的居所。 随后,他重新出来,注意到人们因为他的匆忙而感到困惑。 为了澄清,他 ﷺ 说:“我在礼拜时想起我们还有些黄金没处理,我不希望在还有这些黄金的情况下度过夜晚,所以我下令将其分发出去。” 在另一次类似的事件中,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叙述道,在先知 ﷺ 临终前的那段时间,他曾委托她保管七或九枚金币。 她说,尽管他当时正承受着剧烈的痛苦,但他仍不断要求她确认这些金币是否已经施舍出去,而她每次都解释说,因为忙于照顾他而没能顾上。 最后,他坚持说:“把它们给我。”当他拿到金币时,先知 ﷺ 说:“如果穆罕默德在持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敢去见安拉,他会面临什么呢?”

7. 他的坚韧与对造物主的信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他的一生中展现了典范般的坚韧与始终如一。 试想一个人,他从未见过父亲,年幼时失去了母亲,接着失去了祖父,随后又同时失去了叔叔和妻子。 试想一个人,他亲眼目睹了六个孩子中的五个相继离世,并且在为族人建立了完美的声誉几十年后,却被视为威胁和逃犯。 试想一个人,他遭受身体虐待直到昏厥,被自己的族人饿了多年,并面临无数次人格抹黑的运动。 试想一个人,他被赶出家园,逃往麦地那寻求庇护,却发现那里有伪信者在等待每一个背叛他的机会。 试想一个人,他看着针对自己生命的暗杀企图不断发生,亲人和同伴被杀害和肢解,随后他最珍爱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他最忠诚战友的女儿——还遭到了诽谤。 即便如此,他 ﷺ 依然怀着希望坚持不懈,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道德品质。 先知 ﷺ 从那负面情绪的深渊中站了起来,不仅幸存下来,还成为了对人类、动物乃至植物充满慈悲与同情的源泉。 我们难道不认为这是奇迹吗? 这难道不暗示着他 ﷺ 一定得到了来自天上的独特援助吗? 唯有造物主能使生命从死亡中产生,从岩石中涌出泉水,并在沙漠中滋养出一朵玫瑰。 唯有造物主能让他始终保持微笑,与孙辈玩耍,坚守原则,并鼓舞那些受苦远少于他的人们。 唯有造物主能赋予他 ﷺ 对冷酷者怀有怜悯,对敌人予以宽恕,并对傲慢者心存关怀。 唯有造物主能让他在别人甚至无法忍耐时保持感恩,在别人甚至无法做到公正时保持仁慈。

虽然反映他坚韧的事迹不胜枚举,但对于诚实的人来说,只需了解阿布·塔利卜山谷的抵制事件就足够了。 在那极其残酷的三年里,先知 ﷺ 看着他的同伴们因为绝望地寻找食物,以至于吃树叶、啃动物皮,嘴唇都变成了绿色。 事实上,他 ﷺ 看着他最亲爱的家人们在他眼前慢慢衰弱。 海蒂彻(愿主喜悦之)和阿布·塔利卜因禁运而变得极其虚弱,从此再未恢复;他们两人不久后都去世了。 随着阿布·塔利卜的保护消失,先知 ﷺ 在那一年遭受了他一生中最屈辱的对待。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传述,她曾问先知 ﷺ:“你是否遇到过比伍侯德战役更艰难的一天?” 先知 ﷺ 说,

“你的部落(古莱什)让我受尽了苦头,但没有哪天比阿格白那天更糟糕了,当时我向[塔伊夫首领]阿卜杜·亚莱勒·本·阿卜杜·库拉勒展示自己,但他并没有如我所愿地回应。” 我最终离开了,悲痛欲绝,直到我发现自己在一棵树下,抬头望向天空,看到一朵云遮蔽着我,才回过神来。 我抬头看见了吉卜利勒(加百列)。 他呼唤我,说道:“安拉已经听到了你族人对你说的话以及他们的回应,安拉派来了山岳天使,以便你可以命令他随心所欲地处置这些人。” 山岳天使向我问候并说:“穆罕默德啊,下令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两座山压在他们身上。” 我说:“不,我反而希望安拉能从他们的后代中带来崇拜安拉独一、不以任何事物配主的人。”



在其他传述中,先知 ﷺ 在与塔伊夫的领导层交谈并号召其民众信仰伊斯兰后,在那里停留了十天,随后暴徒们聚集起来将他驱逐。 他们排成两行,强迫他从中间走过,同时对他辱骂并投掷石块,直到鲜血流过他那受祝福的双腿。 他的养子扎伊德·本·哈里斯(愿主喜悦之)在试图保护他(ﷺ)时,头部也被砸伤了。 但即使在那最黑暗的时刻,所有这些叠加的痛苦依然没有摧毁先知 ﷺ 的坚韧。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无论情况看起来多么绝望,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对安拉的援助和胜利失去希望。 这种乐观精神诉说着一颗充满至高信仰的心。 在离开麦加进行迁徙时,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塞迪格(愿主喜悦之)被追踪到了一个洞穴。 雇佣兵们站在洞口,只要弯下腰往里看一眼,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发现并抓住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那令人不安的时刻,当绝望足以渗透最坚定的灵魂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平静地对他的同伴说:“噢,阿布·伯克尔,当安拉与我们同在时,你觉得我们这两个人会怎样?” 《古兰经》后来提到了这件事,说道:

“如果你们不援助他,安拉确已援助了他,当时不信道的人把他驱逐出境,他只是二圣之一,当时他们二人在洞中,他对他的同伴说:‘不要忧愁,安拉确是与我们同在的。’ 安拉就把安宁降给他,并以你们所未见的军队扶助他,且使不信道者言辞卑下,而安拉的言辞是至高的。 安拉是万能的,是至睿的。”



怀疑论者可能会好奇,我们怎么知道穆罕默德 ﷺ 不是在事后编造了这段经文,以虚构出他对造物主坚定不移的信念呢? 这种怀疑不仅无视了穆罕默德 ﷺ 既定的诚信,也忽略了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曾亲眼见证了安拉的使者 ﷺ 在那些恐怖时刻是多么冷静沉着,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对此作了见证。

这就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其信仰的坚定信念,他内心所见的安拉的应许,超越了他双眼所见的绝望。 这与摩西(愿主安之)在海边所经历的如出一辙:“当两军(以色列人和法老的军队)相见时,摩西的同伴们说:‘我们确实要被追上了!’ 他(摩西)说:‘绝不会! 我的主确实与我同在,他会指引我。’” 这种程度的笃信是先知和使者们所独有的;即使世界失去了希望,他们也绝不会动摇。

以上内容让我们得以一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可思议的人格魅力。 他真正伟大的道德品质,对于那些与他生活在不同世纪、相隔重洋的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用英国东方学家斯坦利·莱恩-普尔(卒于1931年)的话来说:

他是他所保护之人最忠诚的守护者,在交谈中最为亲切和蔼。 见到他的人会突然肃然起敬;接近他的人会爱戴他;描述他的人会说:“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 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当他开口时,总是语重心长、深思熟虑,没有人能忘记他说过的话。



虽然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是人类历史上追随者最多的人,但他最伟大的追随者无疑是他的同伴们,这正是他们对他的品格和其使命真实性的见证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 在评估穆罕默德的品格完整性时,绝不能忽视他的同伴们对他有多么深切的钦佩和效仿,即使是在他举止中最私密、最细微的方面也是如此。 苏格兰历史学家、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名誉教授威廉·蒙哥马利·瓦特(卒于2006年)写道:

他为了信仰而甘愿忍受迫害的准备,那些信仰他并视他为领袖的人们所具备的高尚道德品质,以及他最终成就的伟大——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基本诚信。 认为穆罕默德是个骗子,只会带来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此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伟人像穆罕默德那样在西方被如此低估……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不仅必须承认穆罕默德具有基本的诚实和纯正的目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错误,我们就必须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坚定地相信他的真诚,直到相反的结论被确凿证明;我们必须记住,确凿的证据比表面上的合理性要求严格得多,在这样的问题上,很难获得确凿证据。



这些同伴们争相效仿他的微笑、他的无私、他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他对人类的服务。 他们终其一生都被他的忠诚、思维的清晰、平衡的观点、教导时的温和、坚定的决心以及富有魅力的言辞所吸引。 在第一批追随者传述的数十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愿安拉喜悦之)说:

当他 ﷺ 看向某人时,他会直视对方的眼睛。 他是人们中心胸最宽广的,言语最诚实的,脾气最温和的,出身最高贵的。 任何描述他的人都会说,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



这些同伴不仅仅是夜间礼拜、毕生奉献给造物主的善人。 例如,仅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的天才就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可。 事实上,《哥伦比亚世界历史》断言,欧麦尔建立的官僚体系比穆斯林统治之前的庞大罗马帝国还要优越。 当一个部落阿拉伯人能够构建一个拥有中央集权,同时又具备使联盟边缘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灵活性的政府——并以此改变历史进程时——人们应该承认,这至少是一个非凡的头脑。 这仅仅是其中一位信仰穆罕默德 ﷺ 先知身份的人,一位怀着深深的钦佩之情效仿他的人。 阿布·伯克尔·塞迪克(愿安拉喜悦之)为了伊斯兰捐出半数家产,比拉勒·本·拉巴赫(愿安拉喜悦之)尽管遭受难以想象的酷刑仍拒绝放弃信仰,以及苏玛雅·宾特·哈亚特(愿安拉喜悦之)因拒绝假装不相信穆罕默德 ﷺ 而被处决,这些都不是琐碎的小事。 至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承担了将他的精神和使命融入生活的重大任务,使他们完全配得上《古兰经》中造物主的赞美:“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 你们劝善戒恶,确信安拉。” 被这样一群人如此热切地追随,他们在他成为先知前后都经历过他,并几十年来见证了他的日常行为,这是他们对他 ﷺ 和他的使命有多么确信的明确衡量标准。

引用资源

[1] 《马太福音》7:15–20(新钦定版圣经)。

[2] 塔基·丁·艾哈迈德·本·泰米叶,《阿斯法哈尼教义注释》(利雅得:Rushd图书馆,2001年),第156–57页。

[3] 大卫·S·马戈利乌斯,《阿拉伯历史学家讲座:1929年在加尔各答大学发表》(印度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大学,1930年),第20页。

[4]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中的伊斯兰:中东的思想、人物与事件》(伊利诺伊州:Open Court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5]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第1卷,第183、197页。

[6] 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拜哈基,《圣训学大典》(贝鲁特:达尔库图布·伊尔米亚出版社,2003年),6:472,第12696段;另见伊斯梅尔·伊本·凯西尔,《历史的开端与终结》(开罗:达尔哈贾尔出版社,1997年),4:445。

[7] 托马斯·卡莱尔,大卫·R·索伦森(编),布伦特·E·金瑟(编),《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中的英雄》(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59。

[8] 卡莱尔、索伦森和金瑟,《论英雄》,52。

[9]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1:8,第7段。

[1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2:39,第1060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2:630,第915段。

[11]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14,第1787段。

[1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97,第6459段。

[13]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2:1105,第1479段。

[1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3:133,第468段。

[15]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五卷》(伦敦:电子图书公司,2001年),第L章,252。

[16]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251–52。

[17] 华盛顿·欧文和伯特伦·R·戴维斯,《穆罕默德传》(伦敦:G. 劳特利奇父子出版社,1850年),186–87。

[18] 欧文和戴维斯,《穆罕默德传》,203。

[19]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5:90,第2754段,由提尔米齐在注释中认证。

[20] 博斯沃思·史密斯,《穆罕默德与穆罕默德教》(伦敦:史密斯、埃尔德父子出版社,1874年),235。

[21]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1,第8段。

[2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74,第6228段。

[23] 阿布·达伍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赛达:阿斯里亚图书馆,1980年),43:46,第4818段。

[2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5:58,第3906段。

[2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7:62,第5228段。

[26]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43:22,第2286段。

[2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55,第3445段。

[28]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512,第746段。

[29]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3:388,第1924段。

[3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1:143,第710段。

[31]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1:142,第702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340,第466段。

[3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7,第5998段。

[33] 阿布·达伍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4:293,第4969段。

[3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130,第3321段。

[3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9,第6009段。

[36]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548,第1955段。

[3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176,第3482段。

[38] 阿布·达伍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4:367,第5268段。

[39] 《古兰经》21:107(萨希国际译本)。

[40] 《古兰经》18:6(萨希国际译本)。

[41]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191,第202段。

[42] 穆罕默德·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贝鲁特:里萨拉基金会,1993年),16:47,第7111段。

[43] 阿布·努埃姆,《圣徒传与纯洁者等级》(埃及:萨阿达印刷厂,1974年),1:143。

[44]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6:58,第3681段。

[4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85,第6401段及9:16,第6927段。

[46] 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3:254,第973段。

[47]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17,第1791段。

[48] 见《古兰经》5:78。

[49]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4:2006,第2599段。

[5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39,第2910段。

[51] 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玛目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圣训集》(贝鲁特:里萨拉基金会,2001年),23:369,第15190段。

[52] 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普里,《封印的圣蜜》(开罗:达尔瓦法出版社,1987年),1:255。

[53]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9:66,第7161段。

[5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5:100,第4072段。

[55] 穆罕默德·伊本·萨阿德,《圣门弟子传》(贝鲁特:达尔萨迪尔出版社,1968年),3:573。

[56] 伊本·罕百里,《艾哈迈德圣训集》,2:81,第653段,由阿尔纳乌特在注释中认证。

[5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30,第2864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01,第1776b段。

[58] 《古兰经》5:67(萨希国际译本)。

[59]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5:101,第3046段。

[6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66,第3040段。

[61] 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1:521,第288段。

[6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24,第6088段。

[63]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2:67,第1221段。

[64] 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2:491,第715段。

[6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115,第3231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20,第1795段。

[66] 伊本·萨阿德,《圣门弟子传》,1:212。

[67] 有一段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启示中断期间曾产生自杀念头的传述。 正如圣训学家舒艾卜·阿尔纳乌特在对《艾哈迈德圣训集》(43:114)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该报告的传述链是不完整的(mu‘allaq)。 即便它是可追溯的,它也只是描绘了先知 ﷺ 所承受的痛苦、动荡和悲伤。 毕竟,他 ﷺ 从未屈服于这些转瞬即逝的念头,而是平息了它们。 因此,这件事恰恰证明了他的乐观精神战胜了痛苦,且他生活和人性中的一切从未被隐瞒。 归根结底,启示的这种中断增加了穆罕默德对天使造访的渴望,并确保他永远不会将这些神圣的交流视为理所当然。

[68]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5:4,第3653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4:1854,第2381段。

[69] 《古兰经》9:40(萨希国际译本)。

[70] 《古兰经》26:61–62(萨希国际译本)。

[71] 斯坦利·莱恩-普尔,《先知穆罕默德的演说与谈话录》(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882年),xxix。

[72] 威廉·蒙哥马利·瓦特,《麦加时期的穆罕默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3年),52。

[73]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6:35,第3638段。

[74] 约翰·A·加拉蒂和彼得·盖伊(编),《哥伦比亚世界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2年),264。

[75] 《古兰经》3:110(萨希国际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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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character-of-prophet-muhammad-how-his-noble-qualities-and-personality-are-proof-of-his-prophethood
原文标题:The Character of Prophet Muhammad ﷺ: How His Noble Qualities and Personality Are Proof of His Prophethood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品格:为什么他的高贵人格本身就是先知身份的证据



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品格:他高尚的品质与人格如何证明了他的先知使命

奉安拉之名,至仁至慈的安拉

引言

《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愿主安之)提出了以下逻辑标准,用以区分真先知与假先知: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先知耶稣(愿主安之)的意思可能是指,行动比言语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品格,因此,一位真先知的个人操守必须是高尚的。 他也可能意指,先知教导对他人的积极影响必须是良善的,或者说,其传达的信息本身必须是对纯洁与良善的明确呼吁。 分析穆罕默德 ﷺ 的使命之美妙之处在于,这三种解读对他而言都完全成立。 本文将阐述他高尚的品格如何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先知使命。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品格

造物主在穆罕默德 ﷺ 身上集结了最杰出的品质,以此作为他确实获得神圣授权的证据。 他的人格魅力在各个方面都熠熠生辉,无论是亲身接触过他的人,还是后来阅读他传记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们都在穆罕默德 ﷺ 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凡的真诚、信念与美德,这对任何质疑他先知使命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正如杰出的穆斯林神学家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所言:

众所周知,自称先知的人,要么是造物主创造中最优秀、最高尚的人,要么是最恶劣、最邪恶的人……那么,最优秀、最高尚的人与最恶劣、最邪恶的人之间,怎么可能混淆不清呢?……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撒谎者自称先知,而其无知、不诚实、邪恶和魔鬼般的行径不被任何稍具辨别力的人所看穿。



人们可能会对后续篇章中记载的历史可靠性产生疑问,并怀疑这些记载是否仅仅是穆罕默德 ﷺ 的崇拜者们对他品格伟大之处的虔诚夸大。 这一顾虑将在关于奇迹的讨论中得到更详细的回应,但在此,让我们引用两位专门研究伊斯兰先知传统可追溯性的非穆斯林史学家的证言。 著名的英国东方学家大卫·S·马戈利乌斯(卒于1940年)在谈到伊斯兰学术中的传述系统(isnād)时说,该系统要求报告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的传述链进行传递:

……它在确保准确性方面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穆斯林有理由为他们的传述科学感到自豪。 在其他古代记录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作者的一面之词:希腊或罗马历史学家很少告诉我们其信息的来源……



即使是像伯纳德·刘易斯(卒于2018年)这样坚定的东方学家,尽管他是现代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尖锐批评者,也承认了圣训传统的严谨性。 这位英裔美国史学家写道:

但他们对传述链的仔细审查,以及对传述叙事中变体的细致收集和保存,赋予了中世纪阿拉伯史学一种前所未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在当代中世纪西方是无与伦比的。 相比之下,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史学显得贫乏而单薄,即使是更先进、更复杂的希腊基督教史学,在数量、多样性和分析深度上也无法与伊斯兰的历史文献相提并论。



接下来的篇章将展示,即使是对穆罕默德 ﷺ 品格的简要概述,不仅反驳了针对他的一再重复的指控——即他是一个冒牌先知或冷酷的军阀——而且还确立了他作为造物主派遣给世界的最后一位先知这一主张的真实性。

1. 他的诚实与正直

先知 ﷺ 是一个诚实品质在身边人中众所周知的人。 事实上,他的族人正式称他为“艾敏”(al-Amīn,意为“忠诚可靠者”)。 即使在他们迫害他并拒绝他的使命时,他们仍然将最珍贵的财物托付给他。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说:“他 ﷺ 指示阿里(愿主喜悦之)留在麦加,归还安拉的使者 ﷺ 为人们代管的所有财物。 在麦加,没有人(即使是他的敌人)担心自己的贵重物品,除非他们将其存放在安拉的使者 ﷺ 那里,因为他众所周知的诚实和可靠。” 阿里(愿主喜悦之)留下来三天三夜,将人们托付给安拉的使者 ﷺ 的一切归还,然后在完成任务后追上了他 ﷺ。”

他的诚实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和不同宗教的人都认可这一点。 确实很难想象一个公正的人在阅读他的生平后,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尽管苏格兰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卒于1881年)对伊斯兰教有所保留,但他对这位最后先知 ﷺ 真诚的着迷,有时似乎在怀疑与明显的信服之间摇摆。 例如:

“冒牌货”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在四十岁之前一直过着这种无可挑剔、完全平静且平凡的生活。 他在谈论来自上天的任何使命之前,已经四十岁了。 他所有真实或被臆想出来的“不规则行为”,都发生在他五十岁之后,即贤妻赫蒂彻去世之后。 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野心”似乎都只是为了过上诚实的生活;他的“名声”,即了解他的邻居们的好评,在此之前已经足够了。 直到他年事已高……当和平成为这个世界能给予他的最主要的东西时,他才开始所谓的“野心勃勃的生涯”;并背弃了他过去所有的品格和生活,被(他人)塑造成一个可悲、空虚的江湖骗子,去获取他现在已无法享受的东西! 就我而言,我完全不相信那种(冒牌货理论)。



在同一本书中,卡莱尔说:“善意的狂热者围绕这个人(穆罕默德)堆砌的谎言(西方诽谤),只会让我们自己感到羞耻。”

早在卡莱尔之前,就有历史人物将冒牌货理论斥为荒谬的诽谤。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初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卒于641年)通信,呼吁他皈依伊斯兰教时,希拉克略立即派出一支队伍,去寻找任何能证实此人先知身份的人。 当时穆罕默德的主要对手阿布·苏富扬·本·哈尔布,就在被捕并带到拜占庭权贵面前审问的人员之中。 希拉克略——一位精通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的军事统帅——向阿布·苏富扬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随后又与他的族人核对了答案。 调查结束后,希拉克略对阿布·苏富扬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问过你,在他声称自己(是先知)之前,你是否曾指责他撒谎。 你回答没有,我知道如果一个人不会对他人撒谎,那他也不会对造物主撒谎……我还问过你,他是否曾背叛过(任何人)。 你回答没有,同样地,使者从不背叛……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他终将征服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从经典中)得知他很快就会出现,但我从未想过他会出自你们中间。 如果我知道我能(安全地)见到他,我一定会设法去见他。 如果我能在他面前,我会亲自为他洗脚。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骗子都曾自称先知,但他们迟早会被发现,要么是心理障碍者,要么是毫无道德的投机分子。 第一类人在世界舞台上从未产生过任何影响,更不用说建立一套完整的信仰和法律体系,以赢得成千上万的圣贤、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智者的尊重了。 第二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暴露其阴险和操纵的本质,臭名昭著的约瑟夫·史密斯(卒于1844年)就是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些是渗透在第二类人身上的固有品质,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正如对朋友撒谎比对陌生人撒谎更恶劣,对父母撒谎比对朋友撒谎更恶劣一样,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对造物主撒谎更丑陋的了。 因此,当一个像穆罕默德 ﷺ 那样对世界产生独特影响的人,同时又以其无可挑剔的诚实而闻名,且其公共和私人生活都被详细记录在案时,他自称是造物主的先知这一主张就不应被忽视。

他正直的另一个有力证明,是他坚决拒绝让任何人神化他。 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主喜悦之)叙述道,在安拉的使者 ﷺ 的儿子易卜拉欣去世的那天,发生了日食。 当人们开始说日食是因为这个幼童的去世而发生时,安拉的使者 ﷺ 立即站起来说:“太阳和月亮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生死而发生日食。 相反,它们是造物主的两个迹象,他以此让他的仆民感到敬畏。 当你们看到日食时,请祈祷并呼求造物主。” 如果先知 ﷺ 是一个自恋的骗子,这将是利用这种便利的信誉助推器的大好机会。 这些巧合的事件对于任何个人议程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然而先知 ﷺ 却不允许人们将其解读为苍天为易卜拉欣而悲伤。 尽管因失去爱子而悲痛万分,他 ﷺ 还是登上讲台,驳斥了这种错误的解读,并确立了日食遵循的只是造物主在宇宙中设定的天体运行规律。

另有一次,胡宰法·本· 耶曼(愿主喜悦之)在白德尔战役前带着一个道德困境来找先知 ﷺ。 古莱什部落的异教徒刚刚释放了胡宰法和他的父亲,条件是他不能加入穆罕默德的队伍,也不能与他并肩对抗古莱什。 尽管穆斯林军队处于劣势,即将面对三倍于己的军事力量,先知 ﷺ 仍然说:“那么你们继续(前往麦地那)。 我们会信守对他们的承诺,并向安拉寻求援助以对抗他们。” 他的先知道德不允许他 ﷺ 在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去妥协诚实和正直的原则。

2. 他的简朴与谦逊

先知 ﷺ 简朴、清苦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表明他的使命不可能是为了私利,尤其是当与世界历史上许多假先知那种颓废、奢靡的生活方式形成对比时。 毕竟,这是一个在生命终结时统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人。 甚至在此之前,他在麦地那就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对他痴迷,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然而,我们在他生活的任何方面都看不到奢侈的迹象。



图: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简朴空旷房间的3D渲染图

他的住所非常狭窄,以至于当他 ﷺ 想要祈祷时,他会轻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让她弯曲双腿,以便腾出空间让他叩头。 要喝水或洗澡时,他会伸手去拿挂在房间里的小皮水袋。 连续几个月,他家里都不会生火做饭,除非有人送来牛奶,否则他的家人就满足于椰枣和水。 欧麦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报告说,他曾走进安拉使者 ﷺ 的房间,发现他躺着,并注意到身下的草席粗糙,在他的侧身留下了印记。 当注意到这一点,以及那少得可怜的大麦和叶子,还有挂在角落里的皮袋时,他的眼眶湿润了。 先知 ﷺ 说:“哈塔卜之子啊,是什么让你哭泣?” 他说:“安拉的先知啊,看到草席在您的侧身留下了这些印记,看到您的食品柜里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怎能不哭呢? 凯撒和霍斯鲁生活在水果和泉水环绕之中,而您是造物主的使者和他的选民,您的境况却是如此。” 先知 ﷺ 说:“哈塔卜之子啊,难道你不高兴这些(奢侈品)是留给他们在今世的,而留给我们的是在后世吗?” 我说:“当然高兴。” 在另一段叙述中,他以这样的话开始回答:“你怀疑吗,哈塔卜之子? 这些人是在今世就提前享受了快乐的人。”

爱德华·吉本(卒于1794年),一位历史学家兼英国议会议员,写道:

穆罕默德的理智鄙视皇室的排场。 这位造物主的使者亲自承担家务琐事;他生火、扫地、挤羊奶,并亲手缝补自己的鞋子和衣服。 他蔑视隐士的苦行与功德,却毫不费力、毫无虚荣地遵循着阿拉伯人节俭的饮食习惯。



换句话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忍受了艰苦生活的粗粝,而且这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他并非试图鼓励出家或斯多葛主义,也没有为了博取赞美而伪装这种极简主义。 吉本继续写道:

在隆重的场合,他会以质朴而热情的丰盛宴席款待同伴。 但在日常生活中,先知家里的炉火常常数周都不会点燃。



据美国传记作家兼外交官华盛顿·欧文(卒于1859年)所述:

他在饮食上清心寡欲,并严格遵守斋戒。 他不沉溺于华丽的服饰,认为那是小家子气的炫耀;他的衣着朴素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于他真正不在乎这种琐碎的身份区别……



而且:

他的军事胜利没有唤起任何骄傲或虚荣,如果这些胜利是为了自私的目的,那情况本会截然不同。 在他权力最鼎盛的时期,他依然保持着与逆境时期同样的言行举止和外表。 他不仅不摆出帝王的架子,反而如果有人在他进入房间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敬意,他还会感到不悦。



关于这些“非同寻常的敬意”,阿纳斯·本·马利克(愿安拉喜悦之)说:“对于他们(同伴们)来说,没有人比安拉的使者 ﷺ 更受爱戴。 尽管如此,当他们见到他时,也不会起身迎接,因为他们知道他有多么不喜欢那样。” 牧师兼作家博斯沃思·史密斯(卒于1908年)写道:

他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教会领袖;他集凯撒与教皇于一身;但他没有教皇的傲慢,也没有凯撒的军团,没有常备军,没有保镖,没有警察部队,也没有固定的税收。 如果说有人是凭借神圣的权利进行统治,那一定是穆罕默德,因为他拥有所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权力的支撑。 他不在乎权力的外在包装。 他私生活的简朴与他的公共生活保持一致。



直到今天,伊斯兰伦理学的文献准则和穆斯林传道人的每周讲道中,依然充斥着先知 ﷺ 作为谦逊典范的事例。 他是一位从不羞于说“我不知道”的教育家,是一位愿意让别人共乘坐骑的将军,是一位即使再忙也会让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牵着手去解决需求的政治家,是一位会与年轻人比赛搬运第一座清真寺砖块的长者,也是一位能察觉妻子对自己不满的细微迹象的体贴丈夫。 最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是造物主最伟大的使者,他一生都在重申:“我与我之前众先知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建造了一座美丽辉煌的建筑——除了角落里缺了一块砖,其余部分都已完工。 人们开始绕着它走,赞叹它的结构,但却说:‘如果那最后一块砖能放上去,那就完美了。’ 我就是那块砖,我是众先知的封印。” 在另一段圣训中,他谦逊地告诫道:“不要像基督徒夸大玛利亚之子那样夸大我。 我只是一个仆人,所以称我为造物主的仆人和他的使者。”

3. 他的仁慈与怜悯

正如他的妻子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所描述的那样,先知 ﷺ 的“品格就是《古兰经》”。 先知 ﷺ 践行了他所宣讲的一切,由于《古兰经》的信息首要宣讲的就是仁慈,因此这一品质在他的实践中比其他任何品质都更为突出。 因此,先知 ﷺ 对仁慈的呼吁并非空谈,而是他视为神圣并认为自己必须比任何其他伊斯兰追随者都更好地体现出来的教导。 他曾在不同场合以最明确的措辞向人们宣布:“仁慈的人将受到至仁主的怜悯。 你们要怜悯大地上的人,天上的主宰就会怜悯你们。”

即使在进行礼拜——这一伊斯兰的支柱及其最重要的身体功修时,先知 ﷺ 依然时刻关注着人们的苦难。 阿布·卡塔达(愿安拉喜悦之)传述,先知 ﷺ 曾说:“我有时在礼拜中听到孩子的哭声,便会缩短礼拜,因为我不愿给他的母亲造成困难。” 在另一段圣训中,他告诫道:“当你们中有人带领人们礼拜时,应当简短,因为人群中有体弱者、病人和老人。 而当你们中有人独自礼拜时,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延长。”

关于先知 ﷺ 对待儿童的仁慈典范以及他关于善待儿童的教导,其可靠的传述足以写满几十页纸。 在一次生动的交流中,当阿格拉·本·哈比斯(愿安拉喜悦之)看到先知 ﷺ 亲吻他的孙子时,对穆罕默德 ﷺ 如此细腻的爱意表达感到困惑。 这位同伴粗犷的贝都因成长背景让他觉得这有违男子气概,于是他傲慢地说:“你亲吻你的孩子吗? 我有十个儿子,却从未亲吻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先知 ﷺ 回应道:“如果安拉从你的心中抽走了仁慈,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虽然父母天生爱自己的孩子,但许多人忽视了孩子对表达这种爱的情感需求,而仁慈的先知 ﷺ 从未忽视过。 事实上,他对待孩子的方式不仅限于他自己的孩子。 阿纳斯·本·马利克(愿安拉喜悦之)传述,先知 ﷺ 有一次进去发现阿布·塔勒哈(愿安拉喜悦之)的一个儿子情绪低落,很快注意到他养的宠物鸟(nughayr)不见了,于是他为了安慰孩子,轻松地开玩笑道:“噢,阿布·乌迈尔,那只鸟怎么了?” 他询问那只小动物是因为它对那个孩子意义重大,并称呼他为“乌迈尔的父亲”,尽管他当时还不是父亲,这是为了与“nughayr”一词押韵,并以对他未来长大的期许来俏皮地提升他的精神。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心甚至对动物的痛苦也感同身受。 先知 ﷺ 会向追随者讲述过去那些罪人因爬进井里为干渴的狗取水而得到造物主宽恕的故事,并在另一个场合指出:“善待任何有生命的生物都有获得回赐的机会。” 他教导说,磨快刀刃是善待祭祀动物的必要环节,并禁止为了娱乐或非食用目的而杀害无害的动物。 他会斥责那些在田间过度劳役骆驼的追随者,以及那些在到达目的地后没有及时卸下坐骑负荷的人,并曾警告过他们关于一个因囚禁猫且不给食物而注定进入火狱的女人。 在一段优美的圣训中,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传述道,有一次他们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出行,先知走开去方便了。 同伴们随后发现了一个鸟巢,里面有幼鸟,于是就把它们抓住了。 母鸟飞了回来,惊慌失措地拍打着翅膀。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看到这一幕,便说:“是谁让这只鸟为它的幼雏感到悲伤? 把它的幼雏还给它!” 这种对待动物都如此仁慈的性情并不令人意外,尤其是当安拉(至高者)在《古兰经》中确认道:“我派遣你(穆罕默德),只为慈悯全世界。”

最后,他那深邃且普世的慈悯,最主要地体现在他对人们获得救赎的关切上。 《古兰经》经常提到他因人们拒绝接受引导而深感悲痛,例如经文:“如果他们不信这信息,你(穆罕默德)或许会因为悲伤而自责致死。” 先知 ﷺ 在夜间祈祷时会痛哭流涕,恳求造物主免除他的民族遭受许多前人所经历的惩罚,直到安拉最终指示大天使说:“吉卜利里啊,去告诉穆罕默德,关于他的民族,我们将使他满意,绝不会让他失望。” 在另一段圣训中,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报告说,有一天她看到先知 ﷺ 的脸容光焕发,便说:“安拉的使者啊,请为我祈祷。” 他说:“安拉啊,求你宽恕阿伊莎过去和未来的罪过,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 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因自己获得的这份福分而欣喜若狂,笑得头从他的膝盖上滑落下来。 先知 ﷺ 接着问:“我的祈祷让你感到高兴吗?” 她说:“你的祈祷怎能不让我高兴呢?” 他说:“指安拉发誓,这就是我每一次祈祷中为我的民族所做的祈祷。”

4. 他的宽容与饶恕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开始公开宣扬伊斯兰教时,他最初的追随者们发现,仅仅是信仰就意味着要面对残酷的折磨,甚至被处决。 有些人被殴打至奄奄一息地扔在街头,另一些人则被拖到沙漠中,在正午烈日的炙烤下哀嚎数小时。 沉重且滚烫的石头被压在他们的胸口上以压垮他们,灼热的锁子甲被强行穿在身上以烘烤他们的身体,像哈巴布·本·阿拉特(愿安拉喜悦之)这样的人甚至被直接扔在燃烧的煤炭上,以至于他们能闻到自己皮肉烧焦的味道。 随着这悲惨的十年过去,许多暴行愈演愈烈,先知 ﷺ 本人也遭受了古莱什多神教徒的残酷虐待。 他们不放过任何抹黑他的机会,强迫他的女儿们离婚,并对他整个家族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封锁禁运,导致他的妻子和他最支持他的叔父相继去世。 在身体攻击方面,乌格巴·本·阿比·穆阿伊特曾在他公开礼拜时从背后勒住他的脖子,阿布·贾赫勒曾在他叩头时将血淋淋的骆驼内脏倒在他身上,乌泰巴·本·阿比·拉哈布曾向他吐口水,还有其他人曾将他殴打至昏迷。 这些例子只是先知 ﷺ 和早期穆斯林所面临的残酷迫害海洋中的一滴水。 然而,这片海洋从未能淹没先知 ﷺ 内心对朋友和敌人同样怀有的慈悯、善意和保护之心。 以下是他宽宏大量品格的几个简短写照,即使在他权力巅峰时期,面对敌意和侮辱时也是如此。

阿布·贾赫勒是他最早且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是那个民族的法老。 尽管他给先知 ﷺ 造成了所有的身体和情感创伤,尽管他打断了同伴们的骨头,后来还率领第一支军队对抗他们,但阿布·贾赫勒的引导和救赎依然在先知的心头。 先知 ﷺ 在麦加时常说:“安拉啊,求你用阿布·贾赫勒·本·希沙姆或欧麦尔·本·哈塔卜来增强伊斯兰教。” 不久之后,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布·贾赫勒作为一个冷酷的杀人犯,并没有阻止先知 ﷺ 为他祈祷,也没有阻止先知欣赏他那可能被用于善途的领导才能。

在掌握了国家领导权后,先知 ﷺ 从未实施过报复或不宽容的政策。 相反,他实施了一套慈悯的制度,这与他和他的追随者在麦加所遭受的残酷对待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一次,一群麦地那的犹太人来到先知 ﷺ 面前,嘲弄地说:“Al-sāmu ‘alaykum(愿死亡降临于你)”,以此代替通常的伊斯兰问候语“Al-salāmu ‘alaykum(愿平安降临于你)”。 他的妻子阿伊莎(愿安拉喜悦之)对他们这种厚颜无耻的无礼感到震惊,便以同样的诅咒回敬他们,但先知 ﷺ 说:“阿伊莎啊,要温和! 安拉是温和的,喜爱在所有事情上保持温和,所以要远离严厉和粗俗。” 他在那个阶段的权威并没有诱使他进行报复,也没有以牙还牙,甚至没有让他的妻子对那些侮辱他 ﷺ 的人进行严厉回应。

在吴侯德战役期间,古莱什军队——3000人对阵穆斯林的700人——成功伏击了先知 ﷺ。 他的门牙被打断,身体受到重创,鲜血从头盔刺入脸部的地方流出。 不知何故,在再次死于他们之手后,安拉的使者 ﷺ 在擦拭脸上的血迹时,依然保持着坚韧的品格,说道:“安拉啊,宽恕我的族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 在其他传述中,他首先说:“当一个民族伤害了他们的先知,并让他流血,而他却在召唤他们归向安拉时,他们怎能成功呢?” 然后,先知 ﷺ 沉默了片刻,随后向安拉祈求宽恕。 当尘埃落定,他的同伴们来到他 ﷺ 身边说:“诅咒这些多神教徒吧。” 他 ﷺ 说:“我被派遣并非为了诅咒。 相反,我被派遣是为了慈悯。” 尽管《古兰经》提到以色列人中的恶徒曾被他们的先知诅咒,尽管先知 ﷺ 曾诅咒过高利贷等某些行为,并曾一度请求安拉诅咒那些主要的迫害者,但他一贯的作风是为那些伤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寻求宽恕。

多年后,当穆斯林从扎特·里卡战役返回途中,先知 ﷺ 和他的同伴们下马,在正午的烈日下寻找阴凉处。 他 ﷺ 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下休息,并将剑挂在树上。 军队休息了一会儿,随后听到了安拉的使者 ﷺ 在呼唤他们。 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安拉喜悦之)报告说,当他们赶到时,发现一个名叫加瓦拉特·本·哈里斯的贝都因人正坐在他身边。 安拉的使者 ﷺ 说:“我睡觉时,这个人拔出了我的剑,我醒来时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把出鞘的利刃。” 他对我说:‘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他说:‘谁能保护你不受我的伤害?’ 我连说了三遍:‘安拉。’于是他把剑插回了剑鞘。 就这样,他现在正坐在那儿。 贾比尔(愿安拉喜悦之)补充道:“此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没有惩罚他。” 在另一段传述中,剑从他手中掉落,先知 ﷺ 捡起剑问道:“谁能保护你?” 他说:“做个更宽宏的胜利者吧。” 先知说:“你还是不愿作证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的吗?” 他说:“我承诺绝不与你为敌,也不会与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为伍。” 先知 ﷺ 放了他,那人回到部落后说:“我从最好的人那里回来了。” 就这样,尽管那人拒绝皈依伊斯兰,先知 ﷺ 还是无条件地宽恕并释放了他。

欣德·宾特·乌特巴(愿安拉喜悦之)是阿布·苏富扬的妻子,也是乌特巴·伊本·拉比阿的女儿,这两位古莱什贵族都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死敌。 欣德是一个对穆罕默德怀有刻骨仇恨的女人,她亲自参与了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敌对活动。 她曾招募瓦赫希去杀害先知 ﷺ 的叔父哈姆扎·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愿安拉喜悦之),并承诺给他丰厚的奖赏,以报复她在巴德尔战役中被杀的父亲。 早期史学家记载,她割下了哈姆扎的耳朵和鼻子做成项链,还有记载称她挖出了他的肝脏并试图吃掉它。 当先知 ﷺ 在伍侯德战役后找到叔父残缺的遗体时,他悲痛欲绝,在向敬爱的叔父告别时说道:“愿安拉慈悯你,我的叔父。” “你确实一直维系着亲情,总是争先恐后地行善。” 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愿安拉喜悦之)说:“我们从未见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像为哈姆扎哭泣那样伤心。”

五年后,在麦加光复时,欣德站在那里,指责古莱什人向穆斯林投降。 但她很快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苍天似乎确实在支持穆罕默德 ﷺ,于是她跟随一群妇女来到他面前,以穆斯林的身份宣誓效忠。 当得知她的身份后,先知 ﷺ 和蔼地回答道:“欢迎你,欣德。” 被先知 ﷺ 出人意料的宽宏大量所打动,她宣称:“指安拉发誓,以前我最想摧毁的家庭就是你们家,但现在,我最想尊崇的家庭也是你们家。” 至于瓦赫希,那个通过杀害哈姆扎而获得自由的埃塞俄比亚奴隶刺客,他在麦加光复时逃离了城市,确信杀害统治者的亲属必死无疑。 然而,先知 ﷺ 与任何统治者都不同。 瓦赫希后来感慨道:“我听说,无论一个人对他犯下的罪行有多严重,先知穆罕默德 ﷺ 总是选择宽恕。” 这鼓励他最终回到了麦加,皈依了伊斯兰,并亲身体验了安拉的使者 ﷺ 的宽恕。 瓦赫希(愿安拉喜悦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活到赎罪的那一天。 他常回忆起此事并说:“安拉借我的手让哈姆扎·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和塔法伊勒·伊本·努尔曼(获得殉教),并没有让我(因以不信道者的身份被杀)而蒙羞。”

5. 他的勇敢与英勇

穆罕默德 ﷺ 一贯且无与伦比的勇敢表明,他不仅是诚实的,而且确信自己的诚实,这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先知使命。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战斗中从未逃跑过。 相反,他有时会无畏地在最前线作战。 如果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选择躲在军队后方,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若过早离世,就意味着使命的终结。 然而,著名的勇士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愿主喜悦之)曾说:“在白德尔战役那天,我亲眼目睹了我们是如何紧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以寻求掩护的,而他却是我们之中离敌人最近的人,也是那天最勇猛的战士。”

有人曾对巴拉·本·阿兹卜(愿主喜悦之)说:“阿布·乌马拉,你在侯奈因战役那天逃跑了吗?” 他回答说:“我可以作证,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没有撤退。” 当时有一些年轻气盛的人,在没有充足武器的情况下,遭遇了一群来自哈瓦津部落和巴努纳迪尔部落的人。 对方恰好是神箭手,他们射出的一阵箭雨打乱了这些年轻人的阵型。 人们转向安拉的使者 ﷺ 寻求帮助,当时阿布·苏富扬·本·哈里斯正牵着他的骡子。 他 ﷺ 下了骡子,进行了祈祷,并祈求造物主的援助。 他当时说的是:“我是先知,这绝非谎言!” “我是阿卜杜勒·穆塔利卜的后代!” “安拉啊,请降下您的援助!” 指安拉发誓,当战斗变得激烈时,我们会寻求他的庇护,只有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人才能在战斗中站在他身边。”

当安拉启示说:“使者啊!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示你的教义……安拉必保护你免受众人的伤害”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便禁止他的同伴们继续在他门前彻夜守卫。 一天晚上,穆斯林们因为担心罗马人随时会进攻麦地那而忧心忡忡,这时他们被一声巨响惊醒了。 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已经骑着阿布·塔勒哈(愿主喜悦之)的一匹马,没备马鞍地返回了,他的剑挂在脖子上,并安抚大家说这只是虚惊一场。 独自冲出去面对潜在的危险,这需要非凡的勇气,这种勇气连最勇敢的人都会钦佩。

6. 他的慷慨

每一个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打过交道的人都公认他是最慷慨的人,而且众所周知,他从不使用他所收集的任何慈善捐赠。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甚至会与他的敌人分享他所获得的财富,以帮助他们克服偏见。

扎伊德·本· 苏奈(愿主喜悦之)是麦地那主要的拉比之一。 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前不久,扎伊德想通过借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八十米斯卡尔(350克黄金)并约定固定还款期限来考验他。 在还款期限前几天,扎伊德在所有资深圣门弟子面前,愤怒地抓住安拉的使者 ﷺ 的斗篷说:“穆罕默德啊,你为什么不按时还债?” “凭安拉起誓,我非常了解你们家族!” “你们向来以拖欠债务而闻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愤怒的欧麦尔(愿主喜悦之)说,因为欧麦尔威胁要杀了无礼的扎伊德,“欧麦尔啊,我们不需要这样……你跟他去,还清他的贷款,并额外给他二十萨(32公斤)椰枣,因为你吓到他了。” 正是这种回应说服了扎伊德·本· 苏奈皈依了伊斯兰教。 他向欧麦尔解释道:“先知的迹象我一眼就能认出,唯独有两点我尚未在他身上见到:一是他的宽容胜过他的愤怒,二是强烈的辱骂只会增加他的忍耐。” “如今我已证实了这些,所以欧麦尔啊,你要知道,我接受安拉作为我的主,伊斯兰作为我的宗教,穆罕默德作为我的先知,并且我将我一半的财富——因为我有很多财富——捐献给穆罕默德(ﷺ)的民族。”

在另一个场合,阿纳斯(愿主喜悦之)传述道:“我曾与安拉的使者 ﷺ 一起行走,他当时穿着一件领口粗糙的纳吉兰斗篷。” 一名贝都因人追上他,粗暴地拽住他的斗篷,导致斗篷被撕破,领口还挂在安拉的使者 ﷺ 的脖子上。 我看着安拉的使者 ﷺ 的脖子,由于那人拽得太用力,斗篷的领口已经在上面留下了勒痕。 然后,那人说:‘穆罕默德啊,命令他们从你保管的安拉的财富中分给我一些!’ 安拉的使者 ﷺ 转过身,微笑着,然后下令给他一些赏赐。”

欧格拜·本·哈里斯(愿主喜悦之)传述,他曾与先知 ﷺ 一起礼晌礼,礼毕后,先知 ﷺ 迅速起身走进了他的居所。 随后,他重新出来,注意到人们因为他的匆忙而感到困惑。 为了澄清,他 ﷺ 说:“我在礼拜时想起我们还有些黄金没处理,我不希望在还有这些黄金的情况下度过夜晚,所以我下令将其分发出去。” 在另一次类似的事件中,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叙述道,在先知 ﷺ 临终前的那段时间,他曾委托她保管七或九枚金币。 她说,尽管他当时正承受着剧烈的痛苦,但他仍不断要求她确认这些金币是否已经施舍出去,而她每次都解释说,因为忙于照顾他而没能顾上。 最后,他坚持说:“把它们给我。”当他拿到金币时,先知 ﷺ 说:“如果穆罕默德在持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敢去见安拉,他会面临什么呢?”

7. 他的坚韧与对造物主的信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他的一生中展现了典范般的坚韧与始终如一。 试想一个人,他从未见过父亲,年幼时失去了母亲,接着失去了祖父,随后又同时失去了叔叔和妻子。 试想一个人,他亲眼目睹了六个孩子中的五个相继离世,并且在为族人建立了完美的声誉几十年后,却被视为威胁和逃犯。 试想一个人,他遭受身体虐待直到昏厥,被自己的族人饿了多年,并面临无数次人格抹黑的运动。 试想一个人,他被赶出家园,逃往麦地那寻求庇护,却发现那里有伪信者在等待每一个背叛他的机会。 试想一个人,他看着针对自己生命的暗杀企图不断发生,亲人和同伴被杀害和肢解,随后他最珍爱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他最忠诚战友的女儿——还遭到了诽谤。 即便如此,他 ﷺ 依然怀着希望坚持不懈,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道德品质。 先知 ﷺ 从那负面情绪的深渊中站了起来,不仅幸存下来,还成为了对人类、动物乃至植物充满慈悲与同情的源泉。 我们难道不认为这是奇迹吗? 这难道不暗示着他 ﷺ 一定得到了来自天上的独特援助吗? 唯有造物主能使生命从死亡中产生,从岩石中涌出泉水,并在沙漠中滋养出一朵玫瑰。 唯有造物主能让他始终保持微笑,与孙辈玩耍,坚守原则,并鼓舞那些受苦远少于他的人们。 唯有造物主能赋予他 ﷺ 对冷酷者怀有怜悯,对敌人予以宽恕,并对傲慢者心存关怀。 唯有造物主能让他在别人甚至无法忍耐时保持感恩,在别人甚至无法做到公正时保持仁慈。

虽然反映他坚韧的事迹不胜枚举,但对于诚实的人来说,只需了解阿布·塔利卜山谷的抵制事件就足够了。 在那极其残酷的三年里,先知 ﷺ 看着他的同伴们因为绝望地寻找食物,以至于吃树叶、啃动物皮,嘴唇都变成了绿色。 事实上,他 ﷺ 看着他最亲爱的家人们在他眼前慢慢衰弱。 海蒂彻(愿主喜悦之)和阿布·塔利卜因禁运而变得极其虚弱,从此再未恢复;他们两人不久后都去世了。 随着阿布·塔利卜的保护消失,先知 ﷺ 在那一年遭受了他一生中最屈辱的对待。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传述,她曾问先知 ﷺ:“你是否遇到过比伍侯德战役更艰难的一天?” 先知 ﷺ 说,

“你的部落(古莱什)让我受尽了苦头,但没有哪天比阿格白那天更糟糕了,当时我向[塔伊夫首领]阿卜杜·亚莱勒·本·阿卜杜·库拉勒展示自己,但他并没有如我所愿地回应。” 我最终离开了,悲痛欲绝,直到我发现自己在一棵树下,抬头望向天空,看到一朵云遮蔽着我,才回过神来。 我抬头看见了吉卜利勒(加百列)。 他呼唤我,说道:“安拉已经听到了你族人对你说的话以及他们的回应,安拉派来了山岳天使,以便你可以命令他随心所欲地处置这些人。” 山岳天使向我问候并说:“穆罕默德啊,下令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两座山压在他们身上。” 我说:“不,我反而希望安拉能从他们的后代中带来崇拜安拉独一、不以任何事物配主的人。”



在其他传述中,先知 ﷺ 在与塔伊夫的领导层交谈并号召其民众信仰伊斯兰后,在那里停留了十天,随后暴徒们聚集起来将他驱逐。 他们排成两行,强迫他从中间走过,同时对他辱骂并投掷石块,直到鲜血流过他那受祝福的双腿。 他的养子扎伊德·本·哈里斯(愿主喜悦之)在试图保护他(ﷺ)时,头部也被砸伤了。 但即使在那最黑暗的时刻,所有这些叠加的痛苦依然没有摧毁先知 ﷺ 的坚韧。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无论情况看起来多么绝望,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对安拉的援助和胜利失去希望。 这种乐观精神诉说着一颗充满至高信仰的心。 在离开麦加进行迁徙时,先知 ﷺ 和阿布·伯克尔·塞迪格(愿主喜悦之)被追踪到了一个洞穴。 雇佣兵们站在洞口,只要弯下腰往里看一眼,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发现并抓住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那令人不安的时刻,当绝望足以渗透最坚定的灵魂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平静地对他的同伴说:“噢,阿布·伯克尔,当安拉与我们同在时,你觉得我们这两个人会怎样?” 《古兰经》后来提到了这件事,说道:

“如果你们不援助他,安拉确已援助了他,当时不信道的人把他驱逐出境,他只是二圣之一,当时他们二人在洞中,他对他的同伴说:‘不要忧愁,安拉确是与我们同在的。’ 安拉就把安宁降给他,并以你们所未见的军队扶助他,且使不信道者言辞卑下,而安拉的言辞是至高的。 安拉是万能的,是至睿的。”



怀疑论者可能会好奇,我们怎么知道穆罕默德 ﷺ 不是在事后编造了这段经文,以虚构出他对造物主坚定不移的信念呢? 这种怀疑不仅无视了穆罕默德 ﷺ 既定的诚信,也忽略了阿布·伯克尔(愿安拉喜悦之)曾亲眼见证了安拉的使者 ﷺ 在那些恐怖时刻是多么冷静沉着,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对此作了见证。

这就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其信仰的坚定信念,他内心所见的安拉的应许,超越了他双眼所见的绝望。 这与摩西(愿主安之)在海边所经历的如出一辙:“当两军(以色列人和法老的军队)相见时,摩西的同伴们说:‘我们确实要被追上了!’ 他(摩西)说:‘绝不会! 我的主确实与我同在,他会指引我。’” 这种程度的笃信是先知和使者们所独有的;即使世界失去了希望,他们也绝不会动摇。

以上内容让我们得以一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可思议的人格魅力。 他真正伟大的道德品质,对于那些与他生活在不同世纪、相隔重洋的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用英国东方学家斯坦利·莱恩-普尔(卒于1931年)的话来说:

他是他所保护之人最忠诚的守护者,在交谈中最为亲切和蔼。 见到他的人会突然肃然起敬;接近他的人会爱戴他;描述他的人会说:“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 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当他开口时,总是语重心长、深思熟虑,没有人能忘记他说过的话。



虽然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是人类历史上追随者最多的人,但他最伟大的追随者无疑是他的同伴们,这正是他们对他的品格和其使命真实性的见证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 在评估穆罕默德的品格完整性时,绝不能忽视他的同伴们对他有多么深切的钦佩和效仿,即使是在他举止中最私密、最细微的方面也是如此。 苏格兰历史学家、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名誉教授威廉·蒙哥马利·瓦特(卒于2006年)写道:

他为了信仰而甘愿忍受迫害的准备,那些信仰他并视他为领袖的人们所具备的高尚道德品质,以及他最终成就的伟大——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基本诚信。 认为穆罕默德是个骗子,只会带来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此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伟人像穆罕默德那样在西方被如此低估……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不仅必须承认穆罕默德具有基本的诚实和纯正的目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错误,我们就必须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坚定地相信他的真诚,直到相反的结论被确凿证明;我们必须记住,确凿的证据比表面上的合理性要求严格得多,在这样的问题上,很难获得确凿证据。



这些同伴们争相效仿他的微笑、他的无私、他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他对人类的服务。 他们终其一生都被他的忠诚、思维的清晰、平衡的观点、教导时的温和、坚定的决心以及富有魅力的言辞所吸引。 在第一批追随者传述的数十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愿安拉喜悦之)说:

当他 ﷺ 看向某人时,他会直视对方的眼睛。 他是人们中心胸最宽广的,言语最诚实的,脾气最温和的,出身最高贵的。 任何描述他的人都会说,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



这些同伴不仅仅是夜间礼拜、毕生奉献给造物主的善人。 例如,仅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之)的天才就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可。 事实上,《哥伦比亚世界历史》断言,欧麦尔建立的官僚体系比穆斯林统治之前的庞大罗马帝国还要优越。 当一个部落阿拉伯人能够构建一个拥有中央集权,同时又具备使联盟边缘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灵活性的政府——并以此改变历史进程时——人们应该承认,这至少是一个非凡的头脑。 这仅仅是其中一位信仰穆罕默德 ﷺ 先知身份的人,一位怀着深深的钦佩之情效仿他的人。 阿布·伯克尔·塞迪克(愿安拉喜悦之)为了伊斯兰捐出半数家产,比拉勒·本·拉巴赫(愿安拉喜悦之)尽管遭受难以想象的酷刑仍拒绝放弃信仰,以及苏玛雅·宾特·哈亚特(愿安拉喜悦之)因拒绝假装不相信穆罕默德 ﷺ 而被处决,这些都不是琐碎的小事。 至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承担了将他的精神和使命融入生活的重大任务,使他们完全配得上《古兰经》中造物主的赞美:“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 你们劝善戒恶,确信安拉。” 被这样一群人如此热切地追随,他们在他成为先知前后都经历过他,并几十年来见证了他的日常行为,这是他们对他 ﷺ 和他的使命有多么确信的明确衡量标准。

引用资源

[1] 《马太福音》7:15–20(新钦定版圣经)。

[2] 塔基·丁·艾哈迈德·本·泰米叶,《阿斯法哈尼教义注释》(利雅得:Rushd图书馆,2001年),第156–57页。

[3] 大卫·S·马戈利乌斯,《阿拉伯历史学家讲座:1929年在加尔各答大学发表》(印度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大学,1930年),第20页。

[4]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中的伊斯兰:中东的思想、人物与事件》(伊利诺伊州:Open Court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5]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第1卷,第183、197页。

[6] 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拜哈基,《圣训学大典》(贝鲁特:达尔库图布·伊尔米亚出版社,2003年),6:472,第12696段;另见伊斯梅尔·伊本·凯西尔,《历史的开端与终结》(开罗:达尔哈贾尔出版社,1997年),4:445。

[7] 托马斯·卡莱尔,大卫·R·索伦森(编),布伦特·E·金瑟(编),《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中的英雄》(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59。

[8] 卡莱尔、索伦森和金瑟,《论英雄》,52。

[9]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1:8,第7段。

[1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2:39,第1060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2:630,第915段。

[11]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14,第1787段。

[1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97,第6459段。

[13]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2:1105,第1479段。

[1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3:133,第468段。

[15]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五卷》(伦敦:电子图书公司,2001年),第L章,252。

[16]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251–52。

[17] 华盛顿·欧文和伯特伦·R·戴维斯,《穆罕默德传》(伦敦:G. 劳特利奇父子出版社,1850年),186–87。

[18] 欧文和戴维斯,《穆罕默德传》,203。

[19]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5:90,第2754段,由提尔米齐在注释中认证。

[20] 博斯沃思·史密斯,《穆罕默德与穆罕默德教》(伦敦:史密斯、埃尔德父子出版社,1874年),235。

[21]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1,第8段。

[2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74,第6228段。

[23] 阿布·达伍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赛达:阿斯里亚图书馆,1980年),43:46,第4818段。

[2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5:58,第3906段。

[2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7:62,第5228段。

[26]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43:22,第2286段。

[2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55,第3445段。

[28]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512,第746段。

[29]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3:388,第1924段。

[3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1:143,第710段。

[31]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1:142,第702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340,第466段。

[3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7,第5998段。

[33] 阿布·达伍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4:293,第49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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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548,第19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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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阿布·达伍德,《阿布·达伍德圣训集》,4:367,第5268段。

[39] 《古兰经》21:107(萨希国际译本)。

[40] 《古兰经》18:6(萨希国际译本)。

[41]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1:191,第202段。

[42] 穆罕默德·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贝鲁特:里萨拉基金会,1993年),16:47,第7111段。

[43] 阿布·努埃姆,《圣徒传与纯洁者等级》(埃及:萨阿达印刷厂,1974年),1:143。

[44]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6:58,第3681段。

[4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85,第6401段及9:16,第6927段。

[46] 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3:254,第973段。

[47]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17,第1791段。

[48] 见《古兰经》5:78。

[49] 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4:2006,第2599段。

[5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39,第2910段。

[51] 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玛目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圣训集》(贝鲁特:里萨拉基金会,2001年),23:369,第15190段。

[52] 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普里,《封印的圣蜜》(开罗:达尔瓦法出版社,1987年),1:255。

[53]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9:66,第7161段。

[54]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5:100,第4072段。

[55] 穆罕默德·伊本·萨阿德,《圣门弟子传》(贝鲁特:达尔萨迪尔出版社,1968年),3:573。

[56] 伊本·罕百里,《艾哈迈德圣训集》,2:81,第653段,由阿尔纳乌特在注释中认证。

[57]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30,第2864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01,第1776b段。

[58] 《古兰经》5:67(萨希国际译本)。

[59]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5:101,第3046段。

[60]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66,第3040段。

[61] 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1:521,第288段。

[62]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8:24,第6088段。

[63]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2:67,第1221段。

[64] 伊本·希班,《伊本·希班圣训实录》,2:491,第715段。

[65]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4:115,第3231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3:1420,第1795段。

[66] 伊本·萨阿德,《圣门弟子传》,1:212。

[67] 有一段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启示中断期间曾产生自杀念头的传述。 正如圣训学家舒艾卜·阿尔纳乌特在对《艾哈迈德圣训集》(43:114)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该报告的传述链是不完整的(mu‘allaq)。 即便它是可追溯的,它也只是描绘了先知 ﷺ 所承受的痛苦、动荡和悲伤。 毕竟,他 ﷺ 从未屈服于这些转瞬即逝的念头,而是平息了它们。 因此,这件事恰恰证明了他的乐观精神战胜了痛苦,且他生活和人性中的一切从未被隐瞒。 归根结底,启示的这种中断增加了穆罕默德对天使造访的渴望,并确保他永远不会将这些神圣的交流视为理所当然。

[68] 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5:4,第3653段;穆斯林,《穆斯林圣训实录》,4:1854,第2381段。

[69] 《古兰经》9:40(萨希国际译本)。

[70] 《古兰经》26:61–62(萨希国际译本)。

[71] 斯坦利·莱恩-普尔,《先知穆罕默德的演说与谈话录》(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882年),xxix。

[72] 威廉·蒙哥马利·瓦特,《麦加时期的穆罕默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3年),52。

[73] 提尔米齐,《提尔米齐圣训集》,6:35,第3638段。

[74] 约翰·A·加拉蒂和彼得·盖伊(编),《哥伦比亚世界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2年),264。

[75] 《古兰经》3:110(萨希国际译本)。 收起阅读 »

伊斯兰如何看待叛教问题:信仰自由、公共秩序与沙里亚的边界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issue-of-apostasy-in-islam
原文标题:The Issue of Apostasy in Islam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伊斯兰如何看待叛教问题:信仰自由、公共秩序与沙里亚的边界



图:伊斯兰教中的叛教问题

引言

沙里亚法包含一些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保持不变的法律,也包含一些随环境变化而调整的法律。 沙里亚法的大部分内容由穆斯林个人在生活中自行遵循。 有些内容则由法官在法庭上执行。 最后,第三类法律是供统治者或政治权威根据社会最大利益来执行的。 关于穆斯林决定脱离伊斯兰教的沙里亚裁决,就属于这第三类。 过去为了保护穆斯林社群的完整性而实施了这些裁决,而今天,穆斯林政府通过行使搁置叛教惩罚的权利,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针对伊斯兰教最常见的指控之一涉及宗教自由。 批评者认为问题在于:伊斯兰教根本没有宗教自由。

这种批评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显得很奇怪,因为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所展现出的宗教宽容程度,足以让现代美国人感到汗颜。 那么,这些批评者到底在说什么呢? 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宽容其他宗教信徒的问题。 他们谈论的是伊斯兰教对脱离本教的穆斯林所采取的传统惩罚。 这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 ridda 或 irtidād,在英语中通常被翻译为“叛教”(即放弃或离开自己宗教的一般行为)。

就像石刑和断手刑一样,只有愿意超越煽动性的标题,深入了解前现代世界、特别是伊斯兰教法学是如何发展的,才能理解伊斯兰教中的叛教问题。 正如这些严厉的惩罚(参见 Yaqeen 关于 Hudud 惩罚的出版物 URL_TOKEN),现代社会对伊斯兰教叛教问题的困惑,与其说是伊斯兰教经典存在某种基本缺陷,不如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发展,即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法律和治理中的作用大大减弱了。

虽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 ridda 称为叛教,但和许多情况一样,问题的核心在于翻译这一简单的行为。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早期穆斯林社群时代,阿拉伯语名词 ridda 及其动词形式,并不被理解为改变宗教的个人选择,而是被理解为从穆斯林社群中政治分裂的公开行为。

有趣的是,叛教作为背叛和反对所属社群的这一维度,在英语单词“apostasy”的日常用法中是缺失的,但在叛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却得到了体现。 许多针对那些离开宗教团体以及由世俗意识形态定义的社群的研究表明,叛教者与普通离开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叛教者成为了他们先前身份的积极反对者,与其说是异见者,不如说是叛徒。 同样,伊斯兰教中 ridda 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行使了良知自由,选择了不再追随该宗教。 问题在于当这种决定成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公开行为时。

前现代世界的宗教

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第一个复杂社会时,人类社会就视宗教为根本。 它确保了个人和社群与周围表面世界之上某种现实之间的关系。 它也超越了个人和社群层面。 无论是古埃及法老的统治、孔子的“天下秩序”,还是欧洲君主的君权神授,宗教都支撑着人类社群及其所建立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罗马皇帝要求帝国的所有居民为皇帝的神圣指引提供象征性的祭祀,这并非因为他们压迫或不宽容;人们可以崇拜他们想要的任何神灵。 但他们必须帮助维护 pax deorum(众神的和平),即那种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繁荣的、神圣与世俗交织的秩序。 《旧约》中以色列人的法律反映了这种宗教归属与部落乃至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叠;那些背弃以色列造物主而去崇拜其他神灵的犹太人会被判处石刑(《申命记》13:8-9;17:2-7)。

建立伊斯兰文明的穆斯林继承并肯定了这种古老的宗教角色设定。 穆斯林政治理论家写道,广泛遵循的宗教和稳定的国家是世俗繁荣的两大支柱。 “宗教与世俗主权是孪生兄弟,”这是一句常见的格言。

在伊斯兰文明中,天下秩序很简单。 穆斯林相信造物主已向人类揭示了他最后的讯息。 与之前的先知不同,最后这位先知是被派遣给所有社群的,他的讯息纠正了早期先知所带来的启示教义中混入的错误。 对人类而言最好的事情很明确:崇拜唯一的造物主并追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宗教,这将促进“两世的幸福(al-saʿāda fī al-dārayn)”,即今世与后世的幸福。 但《古兰经》和先知 ﷺ 也赋予了人们拒绝这条道路,并在穆斯林统治下继续实践其宗教的权利。 正如穆斯林学者和统治者所理解的那样,他们的使命很明确:尽可能地扩展伊斯兰教和造物主法律的统治,不是为了强迫每个人皈依伊斯兰教(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而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话语至高无上”(著名的圣训),并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在造物主最后的天下秩序之中。

对于塑造和统治这个世界的学术和政治精英来说,这个世界的秩序是明确的。 正如先知 ﷺ 所说:“伊斯兰教是崇高的。 它不会被凌驾。” 非穆斯林在几个世纪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永久地构成了伊斯兰文明中的多数,他们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宗教和宗教法律生活。 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皈依伊斯兰教,加入穆斯林统治阶层。 (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哪个系统更具歧视性?是一个宗教团体统治但完全向进入者开放的系统,还是一个只有民族国家的公民才能享有全部(或任何)权利,且获得公民身份大多困难或不可能的系统?) 但是,鼓励、宣传甚至允许向相反方向流动,即从统治阶层中流出,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这种秩序的逻辑中,质疑伊斯兰教的至高地位就是破坏社会秩序本身。 因此,所有前现代的穆斯林法学派都认为叛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这属于“侯杜德”(Hudud)罪行(哈乃斐学派的领军人物对此有例外看法),尽管其中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

从穆斯林法学家对叛教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叛教主要被视为对整体政治秩序的威胁,而非其本身就是一种罪行。 叛教与其他严重罪行(如通奸和谋杀)不同,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 因此,与其他罪行不同,如果某人离开伊斯兰教后决定悔改,叛教罪就会消失,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另一方面,对于谋杀等罪行,即使肇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伤害已经造成,受害者及其家人仍有权要求正义。 著名的哈乃斐派法学家萨拉赫西(卒于公元1096年左右)说,离开伊斯兰教并信奉不信是重大的冒犯。 “但它们是发生在人类(字面意思为奴仆)与他们的造物主之间的事情,”他补充道。 “但它们是发生在人类(字面意思为奴仆)与他们的造物主之间的事情,”他补充道。 对它们的惩罚在于后世。 “至于今世对叛教的惩罚,”他继续说道,“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制定的政策(siyāsāt mashrūʿa li-maṣāliḥ taʿūdu ilā al-ʿibād)。” 萨拉赫西解释说,反复且坚持宣称自己背离伊斯兰教的人,类似于威胁公共安全的暴力罪犯。 叛教所威胁的共同利益是沙里亚法本身,以及它承诺为所有臣民(无论是否为穆斯林)保护的权利:即身体完整权、财产权、宗教信仰权、理性权、家庭权和名誉权(ʿirḍ)。

萨拉赫西用来表示“政策”的词汇“siyāsa”,对于理解伊斯兰法律的整体运作,尤其是叛教这类问题至关重要。 Siyāsa 可以翻译为政治、治理、行政法,甚至刑法。 它的功能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虽然大部分伊斯兰法律是由独立的穆斯林法官执行的(事实上,他们极力维护这些法律,部分原因是担心政治滥权),但 siyāsa 属于统治者或政治权威的管辖范围。 Siyāsa 包括明确属于行政政治权威的领域,例如外交政策、军事组织、处理穆斯林国家内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以及日常行政法律(例如:交通法规)。 其他问题,如税收,只要统治者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也可以归入 siyāsa。

最后,还有一些刑法领域,如暴力盗窃或蓄意谋杀,穆斯林法学家认为这些应留给统治者做最终决定。 根据萨拉赫西和许多其他穆斯林法律理论家的观点,叛教问题就属于这一范畴。 Siyāsa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沙里亚法的一部分,但它是由世俗统治者而非穆斯林学者或法官来执行的(尽管在刑法等问题上,穆斯林学者制定了政治当局执行的大部分法律,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出现在刑事法庭上)。 因此,当十世纪中叶埃及的一位法官裁定应处决一名叛教者时,他必须请求哈里发的许可才能执行死刑。 几年前,当埃及总督面对一名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时,该判决只能在法官的咨询下才能做出。

在政治(siyāsa)的各个方面,穆斯林学者都确认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统治者“对待臣民的政策应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前提”。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叛教罪在至少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定刑(Hudud)犯罪和谋杀等罪行。 一旦某人被认定犯有一般的定刑(Hudud)罪,统治当局就必须执行惩罚(基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声明,即如果他自己的女儿犯了罪,他也会惩罚她)。 如果发生了谋杀案,而受害者的亲属要求惩罚罪犯,统治当局不得拒绝,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 我们在此的讨论将表明,相比之下,处理叛教问题完全属于统治当局的裁量权范围。

宗教在现代及全球化西方社会中的新角色

继马丁·路德挑战教皇权威(今年是五百周年)之后,西欧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可怕宗教战争。 当交战的君主们达成一致,即由每个国家的统治者决定其国家遵循哪一派基督教时,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由于宗教诉求被暴力地强加于公众,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令人精疲力竭,社会开始逐渐转向将宗教视为私人事务。 荷兰共和国处于领先地位。 在十六世纪末,它决定尽管其下属的各个州都有官方教会,但不能因个人的信仰而歧视或迫害持不同政见者。

这些发展伴随着新教神学家(例如美国清教徒罗杰·威廉姆斯 [卒于1683年] 和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 [卒于1704年])日益增长的一种共识,即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同胞,强迫个人在宗教上保持一致,既是对造物主的亵渎,在哲学上也毫无意义。 洛克曾质疑,你怎么能“强迫”一个人去相信某种东西呢?

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也有人试图恢复宗教的公共权威及其与政府的联系,但到19世纪中叶,许多西欧国家已经大幅限制了其法律和政治体系根据宗教来划定界限或授予权利的程度。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承诺联邦政府(最终也包括州政府)既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也不限制宗教活动,尽管这种界限一直很难把握。 这种政教分离在法国的世俗主义(laïcité,即极端世俗化)体系中达到了极致,该体系于1905年正式确立,不仅承诺结束公共领域的宗教歧视,还承诺将宗教完全驱逐出公共领域。

当然,将宗教与政府分开,或者仅仅确保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都是艰巨的任务。 法律和政策源于并反映了创造它们的文化,而文化深受宗教影响。 正如马修·黑尔(卒于1676年)所写:“基督教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

即使政府在正式允许宗教影响法律和政策的能力上受到限制,宗教的作用依然显而易见。 1818年,一名在纽约公开发表反基督教言论的男子并未被判亵渎罪,因为在一个维护宗教自由的州,此类罪名无法执行。 但他因冒犯公众情感而被定罪。

即使在今天,西欧国家通过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在海滩穿“布基尼”泳装,或在学校佩戴头巾,理由仅仅是这些行为违反了“公共秩序”。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遗迹,反映了传统如何影响即使是世俗国家也会基于宗教理由进行歧视。 头巾或面纱本身并没有任何危险性。 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女性在几十个国家里每天都佩戴它们,无论是她们还是她们的政府,都不觉得这会对公共秩序构成任何威胁。 此外,即使在西方国家,一些修女也会遮住头发并穿着得体——甚至在海滩上也是如此(正如2016年法国禁止布基尼时,一些对这种虚伪行为感到不满的普通公民所宣传的那样)。 还有一些世俗的面部遮盖物,比如寒冷天气下佩戴的滑雪面罩。 正如一位法国法律学者所观察到的,在法国关于头巾和布基尼的持续闹剧中,“公共秩序”已经从保护和平、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合理愿望,演变成了一种“被用来为限制宗教自由辩护并使其合法化”的工具。

随着宗教作为西欧及其殖民后裔官方生活中的正式力量逐渐衰落,民族国家取而代之。 到19世纪中叶,西欧人所倡导的主要身份认同不再是基督教,甚至不再是对某个地方或区域文化的忠诚。 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其边界至少在理想上与同质化的民族人民(法国是法国人居住的地方)、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和非法语必须消失)以及——令人战栗的——民族命运相一致。 这些民族国家的所有公民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因为是民族身份而非任何其他类别赋予了法律和政治意义。 即使是欧洲的犹太人,长期以来作为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内部“他者”,在19世纪中后期也至少在形式上被“解放”并获得了完全的公民权。 女性被剥夺了重要的法律权利,例如已婚女性拥有财产的权利,或直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中叶才获得政治参与权(瑞士女性直到1971年才获得联邦选举投票权),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并不被视为与民族国家的新秩序相矛盾。

这意味着宗教日益成为——甚至完全成为——私人事务。 要么它在公共领域中本就不该有一席之地(如法国模式),要么它不应受到国家公共机构的控制或支持(如美国模式)。 无论哪种方式,宗教都不应影响一个人的公共权利。 事实上,允许宗教身份影响国家如何看待其公民的权利,对于一种理应在公民如何理解自身义务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上拥有最终话语权的民族身份来说,是令人厌恶的。

世界其他地区很快效仿了西欧的先例,从19世纪中叶的埃及开始,随后是列强从奥斯曼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中分割出来,或像印度那样被捆绑在一起形成新的“民族”的其他民族国家(丘吉尔曾有名言称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术语)。 这个新的民族国家世界,宗教要么在私人生活之外(理论上)没有作用,要么明显从属于民族身份,这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世界前现代的“天下秩序”完全相反。

伊斯兰法学传统中对叛教的惩罚

在“伊斯兰领地”的公共和宇宙秩序中,那个由对伊斯兰法律秩序的信仰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共同体(乌玛)的归属感所维系的多元王国与民族的宏大结构中,官方对叛教的惩罚是严厉的,这并不令人惊讶。 部分原因是,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明确指出的那样,前现代法律体系依赖严厉的惩罚来弥补有效警务和执法方面的不足,从而起到威慑作用。 但主要塑造了穆斯林法学传统对伊斯兰叛教立场的是它对秩序和身份的理解。 这比《古兰经》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的任何明确规定,都更能影响关于叛教的规则。

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所有古典学派中,对穆斯林叛教者(murtadd)的惩罚都是死刑。 法学家们还一致认为,只有统治者才能下令执行这种惩罚,私刑将会受到惩罚(正如只有法院或合格的法官才能宣布某人为不信道者一样)。 关于叛教的裁决主要基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的三段圣训。 首先,圣门弟子伊本·阿拔斯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谁改变了他的宗教,就杀了他。” 其次,穆阿兹·本·贾巴尔告诉另一位圣门弟子阿布·穆萨·艾什阿里,处决叛教者是造物主及其使者的裁决。 第三,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穆斯林只有在犯下谋杀、通奸或叛教罪时才会被处决。

这些传述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说明必须根据外部证据来解读圣训。 首先,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杀掉任何改变宗教的人”的命令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显而易见,人们改信伊斯兰教并不是犯罪。 这是值得称赞的。 而且,例如从基督教改信佛教,也没有任何后果。 因此,这段圣训必须被理解为仅针对那些离开伊斯兰教的人。

同样,只要内心仍然信仰,出于安全考虑而表面上放弃伊斯兰教并不构成犯罪,正如《古兰经》(16:106)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最后,只有当事人神志清醒、成年,并且对于哈乃斐学派及其他学派的几种观点而言,处于清醒状态时,才会被视为叛教。

这些限定条件似乎显而易见,但一旦明确了上述圣训之类的陈述不应被绝对化或按其表面含义来理解,就会开启许多解释的可能性。 例如,穆斯林学者一致认为,当局只应关注叛教的外部表现,而不是人们私下的宗教实践。 这一点从沙里亚法(伊斯兰法)的总原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法律并不试图探究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警告乌萨马·本·扎伊德,除非他能“剖开他的心”,否则他无法知道某人的皈依是否真诚。 据传先知穆罕默德 ﷺ 自己曾说:“我并未被命令去探究人们的内心或剖开它们。” 伊玛目沙斐仪(卒于820年)指出,即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知道某些人内心是叛教者或不信道者,他依然根据他们外在的信仰表白来对待他们。 即使造物主已经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直接揭示了某人隐秘的叛教行为,该人对伊斯兰教的表面遵循也使得其生命和财产不可侵犯。

这一原则被铭刻在学者们的格言中,即:“沙里亚法规关注的是显而易见和外在的事物,而造物主则掌管人心(innamā al-aḥkām bi’l-ẓāhir wa Allāh yatawallā al-sarā’ir)。” 刻意忽略个人私下信仰状况的做法,符合沙里亚法中关于尊重隐私、避免 tajassus(探听他人私下里未侵犯他人权利的过错)以及提供 satr(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就为私下不当行为寻找借口或视而不见)的宏观原则。 这些概念植根于《古兰经》,其中禁止了 tajassus(《古兰经》49:12),以及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多次无视一名试图承认自己触犯了 Hudud(定刑)罪行的人。 “如果你探听人们的秘密或羞耻之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警告说,“你就会毁了他们。” 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不重视真诚,也不意味着不重视源于内心信仰的人们的外在行为。 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只有外在的信仰表现是可以衡量的。 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无法确定地进行评估。

穆斯林学者在叛教的其他两个细节上存在分歧。 哈乃斐学派与其他法学派不同,他们认为女性叛教者不会被处死,而只是被监禁。 他们基于一条被哈乃斐派视为可靠的圣训,其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禁止杀害脱离伊斯兰教的女性。 然而,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这条圣训不可靠,并遵循男女在 Hudud 惩罚中受到平等对待的原则。

其次,学者们对于是否应该给背弃宗教的穆斯林一个忏悔的机会存在分歧。 三个逊尼派法学派要求给予他们机会,而哈乃斐派则认为这是值得推荐的。 绝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应该给予这种悔改的机会,这是基于一系列圣训,其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到要给叛教者改变主意的机会,以及哈里发欧麦尔的先例。 大多数法学家给出了三天或三次机会的期限,伊本·罕百里(卒于855年)和阿布·哈尼法(卒于767年)则认为应该给被告人一个月的时间来忏悔。 著名学者伊本·哈兹姆(卒于1064年)报告了一种观点,即应该一直要求叛教者悔改,直到……永远(yustatābu abadan wa lā yuqtalu),这是基于欧麦尔的一项声明和早期法学家纳哈伊(卒于717年;尽管纳哈伊可能指的是应该给反复叛教者每次悔改的机会)的一项裁决。

叛教与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实践

早期穆斯林社区理解叛教的方式,似乎与后来法学派的果断裁决有着显著的不同。 这一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的裁决中最为明显。 正如科尔多瓦著名学者伊本·塔拉(卒于1103年)所观察到的,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因叛教而处决过任何人。 当圣门弟子之一乌拜杜拉·本·贾赫什在穆斯林寻求埃塞俄比亚避难时脱离伊斯兰教并皈依基督教,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没有下令惩罚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古莱什部落缔结的《侯代比耶和约》规定,如果有人决定离开麦地那的穆斯林社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其中没有提到对叛教的惩罚。 事实上,当一名在前一天刚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宣誓效忠伊斯兰教的男子想要解除誓言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放他走了。 伊玛目沙斐仪本人指出,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麦地那期间,“有些人信仰了,然后又叛教了。 然后他们又重新披上了信仰的外衣。 但安拉的使者并没有杀他们。”

这一点在早期哈里发的行为中同样清晰可见。 当巴克尔·本·瓦伊尔部落的六名男子在伊朗南部的一次战役中叛教时,军队指挥官处死了他们。 当哈里发欧麦尔得知此事后,他责备了指挥官们。 哈里发解释说,如果是由他来做决定,他会给这些人提供“一条从他们离开的门回来的路”,或者他会把他们关进监狱。 当虔诚的倭马亚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卒于720年)被告知伊拉克北部一群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叛教时,他允许他们恢复之前受保护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身份。

即使是早期伊斯兰时期耐心和宽容的最坏例子——哈瓦利吉派极端分子,在叛教问题上似乎也被后来的学者部分误解了。 他们杀害任何被视为犯下大罪的其他穆斯林的政策,通常被解释为他们断定这些人是叛教者(他们推测的理由是:如果罪人真的信仰造物主,他们会犯罪吗?)。 但根据一份早期的哈瓦利吉派资料,哈瓦利吉派这样做似乎更多是因为他们认为对手公然违抗了造物主的法律,而不是因为他们被视为纯粹的叛教者。 在穆斯林军队于公元673-4年征服布哈拉市后,其居民不断皈依伊斯兰教,但一旦阿拉伯军队离开城镇,他们又会回到之前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 军队不得不不断返回以重建纪律。 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人因此被杀。

当然,在早期伊斯兰时期,确实有人因叛教而被处决。 然而,在提供细节的情况下,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公开性。 叛教不是私下发生的,而是伴随着当事人非常公开的声明。 哈里发阿里(愿主喜悦之)据传处决了一名因皈依基督教而名为穆斯塔瓦拉德·伊吉利的人,这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例证。 尽管根据大多数穆斯林学者的说法,关于此事的报告总体上是不可靠的,但似乎导致穆斯塔瓦拉德被定罪的不是皈依,而是他在阿里面前公开挑衅。

最近一项关于阿拉伯基督徒详细记录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圣徒英雄事迹的书籍的研究,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叛教只有在被视为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时才会受到惩罚。 这些基督教“圣徒传”作品讲述了早期伊斯兰时期一些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的故事。 根据这些故事,每一位叛教者/圣徒都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新信仰,随后每一位都被处决了。 在十世纪埃及的一个案例中,有一位叛教者没有被处死,当时他加入的僧侣告诉他,他必须公开否认伊斯兰教。 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也从未被处死(尽管他自己的父亲曾写信给哈里发,请求处死他的儿子)。 事实上,此人以僧侣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建立了一座修道院,甚至还撰写了至今仍存世的对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批判文章。

穆斯林国家在前现代时期处理叛教问题的方式表明,只有当叛教成为公共事务时,他们才会表现出类似的关注。 著名的阿拉伯诗人阿布·阿拉·马阿里(卒于1058年)公开质疑先知预言和正式宗教,他嘲笑朝觐并写道:“世界上有两种人:有头脑但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有宗教信仰但没有头脑的人。” 马阿里是自然死亡的,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其他著名“自由思想家”也是如此。

最近一项针对马穆鲁克时期(1260-1517年)六十起因叛教或其他异端罪行而被处决案例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那些因宣布叛教而被处决的人主要是皈依伊斯兰教后又公开宣称放弃该信仰的基督徒,例如1383年的两名科普特基督徒和1379年的一整群人。 在后一个案例中,他们在受到惩罚之前曾多次获得悔改叛教的机会。 后来在奥斯曼帝国,一名皈依基督教并成为僧侣的穆斯林被带到法庭,要求他在法官面前忏悔。 当法官请那个人喝咖啡(大概是土耳其咖啡)时,他把咖啡泼在法官脸上,并开始咒骂伊斯兰教。 法官判定此人精神失常。 直到他公开又三次侮辱伊斯兰教后,此人才被处决。

重新审视现代时期的叛教问题

在受民族主义和西方世俗主义强烈影响的社会中,人们对宗教角色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一些穆斯林学者开始研究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叛教的遗产。 赛义德·阿米尔·阿里(卒于1928年)和拉希德·里达(卒于1935年)在十九世纪末提出,伊斯兰教中叛教罪更多是关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而非监管个人信仰。 后来的学者,如印度的A.A.A. 费齐(卒于1981年)、埃及的马哈茂德·沙尔图特(爱资哈尔大教长,卒于1964年)和优素福·卡拉达维,以及已故伊拉克裔美国学者塔哈·贾比尔·阿勒瓦尼(卒于2016年),都重新审视了在宗教身份不再是国家事务的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叛教。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叛教之所以成为犯罪,是因为其公共层面以及它对建立在教派认同基础上的公共秩序构成的威胁。 他们认为,伊斯兰法应该关注的正是这种公共因素,而不是一个人为了追随良心而改变宗教的个人决定。

在伊斯兰法律史上,叛教作为公共威胁的这一方面绝非隐藏或未被察觉,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法学家和国家对人们的私人宗教选择兴趣寥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的穆斯林法学家都坚持一项裁决,而该裁决似乎与《古兰经》中关于宗教选择自由的反复声明明显冲突。 《古兰经》警告那些皈依伊斯兰教后又背弃它的人,他们的善行在今世和后世都将毫无意义(《古兰经》2:217)。 经文中没有提到任何世俗惩罚。 即使是“那些信道而后不信,再信而后不信,且变本加厉不信的人”,《古兰经》也没有给予任何尘世的惩罚。 相反,造物主只是警告说,他“绝不赦宥他们,也绝不指引他们任何道路”(《古兰经》4:137)。 《古兰经》中与叛教死刑最不和谐的经文是那句宣告:“宗教绝无强迫。 正道与迷误已经分明了”(《古兰经》2:256)。

穆斯林法学家在法律书籍中将叛教议题放置的位置,进一步揭示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叛教的公共性质,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它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沙斐仪学派的一本基础教科书(阿布·伊斯哈格·希拉齐的《穆哈扎布》,卒于1083年)没有将叛教(ridda)列在刑事惩罚(Hudud)之下,而是列在处理叛乱(al-Bughāt)的章节中。 哈乃斐学派的著名法学家,包括萨拉赫西、伊本·胡马姆(卒于1457年)和伊本·萨阿提(卒于1295年),都在关于国家间政治(kitāb al-siyar)的章节中处理叛教问题,而不是将其与刑事惩罚并列。 伊本·胡马姆在解释时明确指出:“有必要以死刑惩罚叛教以防止战争之恶,而不是作为对不信行为的惩罚,因为对那种行为最大的惩罚是在造物主那里。”

沙尔图特和其他学者在长期以来被用作叛教死刑证据的圣训中,为他们的论点找到了强有力的证实。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认为应处以死刑的,并非停止信仰和实践伊斯兰教的个人决定,而是通过加入敌人行列来背叛穆斯林社区的行为。 叛教死刑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伊本·阿巴斯传述的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命令:“谁改变了他的宗教,就杀了他。” 这条圣训被伊本·阿巴斯引用时,背景是一群穆斯林拒绝了伊斯兰教,开始宣扬甚至书写“异端”思想(这些叛教者被称为zanādiqa,即异端分子),试图挑战哈里发阿里。 用来描述他们所作所为的阿拉伯语词汇“irtaddū”,在伊斯兰早期被理解为一种政治上脱离或反抗穆斯林社区的公开行为。 因此,在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时期(公元632-34年)进行了著名的两年“叛教战争”(Ridda Wars),其名称本身就显示了将作为叛教的ridda与作为叛乱和脱离穆斯林政体的ridda混为一谈(在圣训中,这个词两种含义都有使用)。

关于叛教裁决的第二条主要圣训证据也留下了类似的印象。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穆斯林除非因谋杀、通奸或离开伊斯兰教而受罚,否则不得被杀时,他在这里将叛教者定义为“离开他的宗教并背离社区(al-tārik li-dīnihi al-mufāriq li’l-jamāʿa)的人”。 或者在另一个版本中,指那些“与造物主及其使者开战”的人。

唯一不包含叛教罪特定政治维度的圣训证据,是圣门弟子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和穆阿兹·本·贾巴尔之间关于一名皈依伊斯兰教后又离开的犹太人的讨论。 但这仅仅是因为该报告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背景信息。 此外,有证据表明哈里发欧麦尔后来得知了阿布·穆萨和穆阿兹的决定,并表达了他的不满。 “难道你们不能把他关押三天,每天给他一个面包,并劝他忏悔吗?”欧麦尔问道。 “他或许会忏悔并回归到造物主的命令中。”

审视这些证据,沙尔图特解释说,伊斯兰教并不以死刑来惩罚不信(kufr)。 他总结道,真正应处以死刑的是“与穆斯林作战、攻击他们并试图将他们从宗教中分裂出去的行为”。 因此,像优素福·卡拉达维这样的学者将叛教的惩罚比作现代的叛国罪。 卡拉达维解释说,个人决定停止信仰伊斯兰教并不受惩罚,因为《古兰经》明确指出“宗教无强迫”(《古兰经》2:256)。 只有那些将脱离伊斯兰教与公开破坏穆斯林社区稳定相结合的人,才可能因叛教(ridda)而受到惩罚。 卡拉达维引入了“越界叛教(al-ridda al-mutaʿaddiyya)”与“非越界叛教(al-ridda al-qāṣira)”之间的区别。 前者是指穆斯林以一种积极鼓励他人背教或破坏稳定的方式放弃信仰,这种行为受叛教惩罚的约束。 而仅仅是私下离开伊斯兰教或改信其他宗教的人,则不会受到干涉。

当今穆斯林应如何看待叛教问题?

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讲,穆斯林应如何处理叛教问题,恰恰说明了“穆斯林”议题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全球性的人类议题。 半个多世纪前,《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不论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第18条)。 然而,同一宣言的第29条规定,其所阐述的人权可以为了“满足民主社会中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要求”而受到限制。 宗教自由极其重要,但它确实可以被限制。 人们如何知道何时允许这种限制,以及文化、政治制度和宗教传统的差异将如何影响这一决定?

令人惊讶的是,从广泛的理论视角来看,前现代的伊斯兰传统与现代人权愿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它们都将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视为限制宗教自由的正当基础。 在沙里亚法的情况下,公共秩序和道德本身显然都源于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来源。 但由于西方的公共秩序和道德在历史上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今,这意味着在许多西方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理由往往带有偏见。 它们借鉴了由西方基督教习俗所塑造的公共秩序和道德观念。

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这一点,例如摩门教徒、穆斯林和其他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权利问题。 1890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案件“戴维斯诉比森案”(Davis v. Beason)。 引入了一个原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即一个人可能因其宗教信仰而面临法律后果,即使他们从未付诸行动。 法院拒绝了摩门教徒应受保护免受法律歧视的观点,理由是他们信仰一夫多妻制,即使他们并未实行。 菲尔德大法官写道:“重婚和一夫多妻制是美国法律……以及所有文明和基督教国家法律下的犯罪行为,将它们的主张称为宗教信条是对人类常识的冒犯。” 一夫多妻制在美国文化中如此令人厌恶,以至于仅仅是信仰它实际上也是可受惩罚的。

在美国历史上,这种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被归入所谓的“警察权力”之下,即各州保护公共秩序、安全,甚至——没错——保护道德的权利。 正如上面提到的纽约案件一样,这意味着美国法院“支持各州禁止赌博、饮酒、卖淫、在安息日经商以及其他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活动的权力”。 在欧洲,这一点可以从欧洲人权法院给予各国“裁量余地”的程度中看出,即国家有权基于特定的国家关切或地方背景来限制人权。

当然,一方面限制集会或婚姻等权利,与另一方面因叛教而判处某人死刑,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但先知的裁决、哈里发欧麦尔和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裁决,以及叛教在哈乃斐学派中被概念化的方式,都表明叛教的惩罚并非自动执行的。 惩罚应该是什么,以及是否应该执行,从根本上是一个政策决定,因此,这取决于统治者在权衡所有相关方的最佳利益后所作的裁量。

当今最好的政策是什么?穆斯林的最佳利益又是什么? 对于生活在法律提供宗教自由保护的国家里的穆斯林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正是得益于这些法律保护,穆斯林才得以在这些国家居住并享受其法律的保护。 通过致力于破坏其他公民的宗教自由,来违反我们居住在这些国家时所达成的默示或明示契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至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是否有理由立法限制脱离伊斯兰教,或惩罚这样做的人? 从人权法的角度来看,几乎肯定没有,因为该法律体系认为选择宗教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人权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启蒙运动的经验有关,即决定将宗教归入私人领域,并将国家从宗教控制的事务中剥离出来。

那么,对于那些尚未采取西方政教分离举措的国家又该如何呢? 例如,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宪法上宣布自己为伊斯兰国家。 那么,对于那些将宗教信仰、实践或表达视为与公共秩序问题紧密相关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又该如何呢? (一位评论者写道,该国的统治者“并不将信仰视为个人私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公共现象,对国家认同和安全至关重要。” 他们认为,公民需要受到保护,免受个人选择反复无常的影响”。)

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如果我们考虑一种叛教案例,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做出的私人宗教选择,而是非常公开地宣称他们为何做出这种选择,那会怎样呢? 在这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如果叛教者公开主张脱离伊斯兰教或诋毁它,那么这个问题就从宗教自由的范畴上升到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以欧洲人权法院为例,各国在限制言论自由方面被赋予了比限制宗教自由更大的裁量空间。

我们还应记住,政教分离以及将宗教从秩序和安全的核心概念中剥离出来,并非人类进化中影响所有社会的生物学阶段。 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主义的复兴、一个胜利的中国对“普世价值”的敌意,以及几十年来无处不在的“伊斯兰与西方”的紧张关系,都表明这种演变反映了特定的西方启蒙运动经验。 它并非普世的。

它也不一致。 就在2015年,英国政府还在考虑制定惩罚宗教极端主义的法律,其含义是“对英国基本价值观的公开或积极反对,包括民主、法治、个人自由以及对不同信仰和信念的相互尊重与宽容”。 那么,一个穆斯林国家能否通过法律来限制它认为反对其“基本价值观”的行为呢? 如果英国政府认为穆斯林公开呼吁人们不要投票是值得法律制裁的行为,那么对于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呼吁他人不要祈祷或不要尊崇先知穆罕默德 ﷺ,又该如何看待呢? 如果一个公民积极宣扬自己背离伊斯兰教并呼吁他人加入,这是否会被视为一种与英国政府所担忧的行为相当的“极端主义”行为? 如果所有国家都能通过法律来保护其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那么穆斯林国家是否也能通过一项反对叛教的法律来做到这一点?

马来西亚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该国试图将伊斯兰教对叛教的担忧体现在现代法律框架中。 该国的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但其宪法保障其他宗教可以“和平与和谐地”进行实践(约40%的马来西亚人不是穆斯林)。 尽管在一个种族、宗教和政治紧密交织的国家里,这些做法颇具争议,但马来西亚的一些州已经制定了各自处理叛教的方法。 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叛教者会被处以最长180天的拘留以进行改造。 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采取了另一种方法:那些想要脱离伊斯兰教的人需要申请许可。 在经过面试以确定其意图的严肃性,并经过劝导试图改变其想法后,他们才被允许叛教(1998年至2013年间,17%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叛教法的后果

今天,穆斯林应该倡导什么样的全球政策? 关于宗教自由的辩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不同立场的人基于非常不同的前提。 在西方极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理想认为,政府干预人们的信仰问题是错误的,原因有二。 首先,因为欧洲血腥的历史表明,这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暴力。 其次,因为宗教信仰被视为一种无法真正强加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而且无论如何,如果信仰是被强迫的,造物主并不想要这样的信仰。 信仰必须是自由且真诚地奉献的。

伊斯兰教的视角有所不同,因为它将宗教认同视为一种公共类别和内在信仰的结合。 当然,造物主用来评判我们的信仰和意图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 它们不能被强迫,如果不是真诚的,它们就毫无意义,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宣称:“行为的价值取决于意图。” 但是,为了让人们过上以造物主、善行和正义为导向,并远离不信和罪恶的生活,一个适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而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是由人们的外在行为所塑造的。 因此,鼓励个人内心深处的动荡或信仰丧失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并不能促进社区内部的真诚信仰。 这反而有撕裂社区纽带的风险。

人权和公民自由的主题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 但对于那些不认同其部分前提,或在如何实施这些权利上存在分歧的人来说,它们未必具有吸引力。 即使全世界都同意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在如何平衡这一权利与公共秩序和道德问题上,仍将存在(且确实存在)重大分歧。 此外,许多西方以外的人将尊重人权的要求斥为西方化和西方帝国野心的代理工具。 那些坚持在伊斯兰教中对叛教者处以死刑的穆斯林,不可避免地持有这种观点,这并非巧合。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以人权话语构建的论点不太可能打动那些他们试图改变其观点的穆斯林。

基于各方都能接受的前提进行辩论可能更有用。 从伊斯兰法和人权法的角度来看,ISIS对任何反对者所施加的恐怖暴力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 但除此之外,其后果对于伊斯兰教试图保护的那些优先事项也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ISIS对那些被其宣布为叛教者的人所实施的严厉惩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的共同反感。 我曾听说过许多穆斯林,无论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还是在西方,他们都因为以伊斯兰教名义进行的暴力行为而经历了信仰危机,甚至完全失去了信仰。 诸如ISIS处决叛教者之类的事情,往往是导致这些危机的首要原因。

在沙里亚法中,惩罚叛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穆斯林国家的集体信仰和社会秩序。 如果严厉惩罚叛教反而将穆斯林推离了他们的宗教,那么这项政策就是在破坏其自身的目的。 在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里,维持对叛教者的严厉惩罚究竟能维护什么样的“天下秩序”,尚不清楚。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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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之书,关于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的章节;《穆斯林圣训实录》:行政之书,关于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斗者的章节。 。

• 这段圣训并未出现在任何主要的圣训集中,但被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等学者视为弱圣训,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优良(ḥasan)或真实(ṣaḥīḥ)的。 参见 ʿAbd Ra’ūf al-Munāwī, Fayḍ al-qadīr sharḥ al-Jāmiʿ al-ṣaghir, ed. Ḥamdī al-Damardāsh Muḥammad, 13 vols. (Mecca: Maktabat Nizār Muṣṭafā al-Bāz, 1998), 5: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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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00年代中期,埃及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Banū ʿAbd Kulūl 部落的一群人向法官 Ibrāhīm al-Ruʿaynī(卒于771年)抗议,称一名男子娶了他们部落的一名女子,但他们作为女子的亲属(awliyā’)表示反对。 他们要求法官废除这桩婚姻。 法官回应说,他不会禁止造物主所允许的事,如果女子的监护人(walī)已经同意,那么婚姻就是有效的。 这些人向总督上诉,总督下令法官废除该婚姻。 他拒绝了。 参见 Muḥammad b. Yūsuf al-Kindī, Kitāb al-Wulāt wa kitāb al-quḍāt, ed. Rhuvon Guest (Beirut: al-Ābā, 1908 and Leiden: Brill, 1912),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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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刑罚之书,关于当案件上报给统治者后,为刑罚求情的厌恶之情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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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劝导叛教者与顽固者悔改及与其战斗之书,关于叛教男女判决的章节。

• 《布哈里圣训实录》:血金之书,关于造物主至高者之言“以命抵命”的章节……;《穆斯林圣训实录》:血金与武装暴徒之书……,关于穆斯林血液在何种情况下被允许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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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hāfiʿī 指出,对叛教的惩罚只能基于外在表现,他教导我们:“要知道,[法官的]裁决是基于外在现实(al-ẓāhir),他并没有使造物主所禁止的事合法化。 但造物主对内在(al-bāṭin)进行裁决,因为造物主至高者是内在的主宰”;al-Shāfiʿī, Kitāb al-Umm, ed. Rifʿāt Fawzī ʿAbd al-Muṭṭalib (Mansoura: Dār al-Wafā’, 2001), 7:416.

• 《布哈里圣训实录》:不信与叛教的武装暴徒之书,关于如果承认了刑罚但未说明,伊玛目是否有权为其隐瞒的章节;《穆斯林圣训实录》:忏悔之书,关于造物主至高者之言“善行必能消除恶行”的章节。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礼仪之书,关于禁止窥探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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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报告出现在 Ibn Isḥāq 的《先知传》(Sīra)、al-Ṭabarī 的《历史》(Tārīkh)以及 al-Ḥākim 的《补遗》(Mustadrak)中。关于这些材料的有用分类,参见 http://www.ahlalhdeeth.com/vb/ ... D5614

• 《布哈里圣训实录》:判决之书,关于违背誓言者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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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报告见于 Saʿīd bin al-Manṣūr 的《圣训集》(Sunan),ed. Ḥabīb al-Raḥmān al-Aʿẓamī (Beirut: 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n.d.), vol. 3, pt 2 pp. 226-7. 它也见于 al-Bayhaqī 的《圣训集》,8:337-41。 Yūsuf al-Qaraḍāwī 认为,欧麦尔(Umar)不赞成执行死刑,并非因为他不认为死刑是叛教的适当惩罚,而是因为此类惩罚不应在行军中的军队里执行(由于战争的必要性,ḍarūrat al-ḥarb);Yūsuf al-Qaraḍāwī, al-Ḥurriyya al-dīniyya wa’l-taʿaddudiyya (Beirut: al-Maktab al-Islāmī, 200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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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 kitāb aḥādīth al-anbiyā’, bāb wa’adhkur fī kitāb Maryam …; 以及 Ibn Ḥanbal 的 Musnad, 2:528,这些都是例子。

•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 kitāb al-diyāt, bāb qawl Allāh taʿālā inna al-nafs bi’l-nafs …; Ṣaḥīḥ Muslim: kitāb al-qasāma wa’l-muḥāribīn …, bāb mā yubāḥu bihi dam al-muslim.

• 在这第二段传述中(见于 Sahih al-Bukhari),是后继者(Successor)Abū Qilāba 指出,先知穆罕默德 ﷺ 除了这三种原因外不杀任何人,实际上是将“背弃社群”解释为“与安拉及其使者开战”。 参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 kitāb al-tafsīr, bāb sūrat al-mā’ida – innamā jazā’ alladhīna yuḥāribūna Allāh…; kitāb al-diyāt, bāb al-qasāma; Sunan of Abū Dāwūd: kitāb al-ḥudūd, bāb al-ḥukm fī-man irtadda. Al-Tirmidhī 有一个版本仅包含 al-tārik li-dīnihi 的措辞,但这只是他在讨论结束时对圣训的个人总结。 《两大圣训集》(Ṣaḥīḥayn)及其他书籍中该圣训的主要传述都包含 al-tārik li-dīnihi al-mufāriq li/il-jamāʿa 或 al-mufāriq li-dīnihi al-tārik al-jamāʿa 的措辞。 该圣训的一些传述既不可靠也不常见,反而包含“伊斯兰教后的不信”和“伊斯兰教后的叛教”的措辞。 这些措辞的传述见于 Sunan of Abū Dāwūd: kitāb al-diyāt, bāb al-imām ya’muru bi’l-ʿafw fī al-dam; Jāmiʿ al-Tirmidhī: kitāb al-fitan, bāb mā jā’a lā yaḥillu dam imri’ illā bi-iḥdā thalāth.

• Muwaṭṭa’: kitāb al-aqḍiya, kitāb al-qaḍā’ fī-man irtadda ʿan al-Islām.

• Maḥmūd Shaltūt, al-Islām ʿaqīda wa sharīʿa (Cairo: Dār al-Shurūq), 281.

• 参见 al-Qaraḍāwī, al-Ḥurriyya al-dīniyya, 36-37, 46-53.

• Al-Qaraḍāwī, 同上。

• Randy E. Barnett, “The Proper Scope of the Police Power,” 79 Notre Dame Law Revue 485 (2004).

• 参见 http://www.echr.coe.int/Docume ... G.pdf ,特别是 Larissis and Others v. Greece 1998 和 Kosteski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2006 案。关于“裁量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更明显的应用,请参阅 http://www.echr.coe.int/Docume ... G.pdf 处的仇恨言论问题。关于裁量余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欧洲委员会的这份资源,特别是关于欧洲人权法院如何裁定土耳其和瑞士政府限制佩戴头巾的措施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属于“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在 Sahin 案中则是“维护公共秩序”。报告指出:“在这两起案件中,法院都适用了广泛的裁量余地,因为在佩戴面纱是否包含在第9条提供的保护范围内,社群内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共识。通过对不同因素应用比例原则测试,法院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欧洲在如何对待宗教符号佩戴问题上缺乏核心共识,这证明了国家当局行为的合理性,并赋予了它们广泛的裁量余地。”在美国,宗教自由案件表明,重要的不是某种特定做法是否被某些宗教权威认可为宗教的一部分,而是当事人是否觉得它在宗教上是必须的。

• Mohd. Al Adib Samuri and Muzammil Quraishi, “Negotiating Apostasy: Applying to ‘Leave Islam’ in Malaysia,”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5, 引用资源 4 (2014): 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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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issue-of-apostasy-in-islam
原文标题:The Issue of Apostasy in Islam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伊斯兰如何看待叛教问题:信仰自由、公共秩序与沙里亚的边界



图:伊斯兰教中的叛教问题

引言

沙里亚法包含一些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保持不变的法律,也包含一些随环境变化而调整的法律。 沙里亚法的大部分内容由穆斯林个人在生活中自行遵循。 有些内容则由法官在法庭上执行。 最后,第三类法律是供统治者或政治权威根据社会最大利益来执行的。 关于穆斯林决定脱离伊斯兰教的沙里亚裁决,就属于这第三类。 过去为了保护穆斯林社群的完整性而实施了这些裁决,而今天,穆斯林政府通过行使搁置叛教惩罚的权利,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针对伊斯兰教最常见的指控之一涉及宗教自由。 批评者认为问题在于:伊斯兰教根本没有宗教自由。

这种批评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显得很奇怪,因为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所展现出的宗教宽容程度,足以让现代美国人感到汗颜。 那么,这些批评者到底在说什么呢? 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宽容其他宗教信徒的问题。 他们谈论的是伊斯兰教对脱离本教的穆斯林所采取的传统惩罚。 这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 ridda 或 irtidād,在英语中通常被翻译为“叛教”(即放弃或离开自己宗教的一般行为)。

就像石刑和断手刑一样,只有愿意超越煽动性的标题,深入了解前现代世界、特别是伊斯兰教法学是如何发展的,才能理解伊斯兰教中的叛教问题。 正如这些严厉的惩罚(参见 Yaqeen 关于 Hudud 惩罚的出版物 URL_TOKEN),现代社会对伊斯兰教叛教问题的困惑,与其说是伊斯兰教经典存在某种基本缺陷,不如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发展,即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法律和治理中的作用大大减弱了。

虽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 ridda 称为叛教,但和许多情况一样,问题的核心在于翻译这一简单的行为。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早期穆斯林社群时代,阿拉伯语名词 ridda 及其动词形式,并不被理解为改变宗教的个人选择,而是被理解为从穆斯林社群中政治分裂的公开行为。

有趣的是,叛教作为背叛和反对所属社群的这一维度,在英语单词“apostasy”的日常用法中是缺失的,但在叛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却得到了体现。 许多针对那些离开宗教团体以及由世俗意识形态定义的社群的研究表明,叛教者与普通离开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叛教者成为了他们先前身份的积极反对者,与其说是异见者,不如说是叛徒。 同样,伊斯兰教中 ridda 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行使了良知自由,选择了不再追随该宗教。 问题在于当这种决定成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公开行为时。

前现代世界的宗教

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第一个复杂社会时,人类社会就视宗教为根本。 它确保了个人和社群与周围表面世界之上某种现实之间的关系。 它也超越了个人和社群层面。 无论是古埃及法老的统治、孔子的“天下秩序”,还是欧洲君主的君权神授,宗教都支撑着人类社群及其所建立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罗马皇帝要求帝国的所有居民为皇帝的神圣指引提供象征性的祭祀,这并非因为他们压迫或不宽容;人们可以崇拜他们想要的任何神灵。 但他们必须帮助维护 pax deorum(众神的和平),即那种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繁荣的、神圣与世俗交织的秩序。 《旧约》中以色列人的法律反映了这种宗教归属与部落乃至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叠;那些背弃以色列造物主而去崇拜其他神灵的犹太人会被判处石刑(《申命记》13:8-9;17:2-7)。

建立伊斯兰文明的穆斯林继承并肯定了这种古老的宗教角色设定。 穆斯林政治理论家写道,广泛遵循的宗教和稳定的国家是世俗繁荣的两大支柱。 “宗教与世俗主权是孪生兄弟,”这是一句常见的格言。

在伊斯兰文明中,天下秩序很简单。 穆斯林相信造物主已向人类揭示了他最后的讯息。 与之前的先知不同,最后这位先知是被派遣给所有社群的,他的讯息纠正了早期先知所带来的启示教义中混入的错误。 对人类而言最好的事情很明确:崇拜唯一的造物主并追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宗教,这将促进“两世的幸福(al-saʿāda fī al-dārayn)”,即今世与后世的幸福。 但《古兰经》和先知 ﷺ 也赋予了人们拒绝这条道路,并在穆斯林统治下继续实践其宗教的权利。 正如穆斯林学者和统治者所理解的那样,他们的使命很明确:尽可能地扩展伊斯兰教和造物主法律的统治,不是为了强迫每个人皈依伊斯兰教(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而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话语至高无上”(著名的圣训),并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在造物主最后的天下秩序之中。

对于塑造和统治这个世界的学术和政治精英来说,这个世界的秩序是明确的。 正如先知 ﷺ 所说:“伊斯兰教是崇高的。 它不会被凌驾。” 非穆斯林在几个世纪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永久地构成了伊斯兰文明中的多数,他们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宗教和宗教法律生活。 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皈依伊斯兰教,加入穆斯林统治阶层。 (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哪个系统更具歧视性?是一个宗教团体统治但完全向进入者开放的系统,还是一个只有民族国家的公民才能享有全部(或任何)权利,且获得公民身份大多困难或不可能的系统?) 但是,鼓励、宣传甚至允许向相反方向流动,即从统治阶层中流出,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这种秩序的逻辑中,质疑伊斯兰教的至高地位就是破坏社会秩序本身。 因此,所有前现代的穆斯林法学派都认为叛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这属于“侯杜德”(Hudud)罪行(哈乃斐学派的领军人物对此有例外看法),尽管其中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

从穆斯林法学家对叛教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叛教主要被视为对整体政治秩序的威胁,而非其本身就是一种罪行。 叛教与其他严重罪行(如通奸和谋杀)不同,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 因此,与其他罪行不同,如果某人离开伊斯兰教后决定悔改,叛教罪就会消失,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另一方面,对于谋杀等罪行,即使肇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伤害已经造成,受害者及其家人仍有权要求正义。 著名的哈乃斐派法学家萨拉赫西(卒于公元1096年左右)说,离开伊斯兰教并信奉不信是重大的冒犯。 “但它们是发生在人类(字面意思为奴仆)与他们的造物主之间的事情,”他补充道。 “但它们是发生在人类(字面意思为奴仆)与他们的造物主之间的事情,”他补充道。 对它们的惩罚在于后世。 “至于今世对叛教的惩罚,”他继续说道,“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制定的政策(siyāsāt mashrūʿa li-maṣāliḥ taʿūdu ilā al-ʿibād)。” 萨拉赫西解释说,反复且坚持宣称自己背离伊斯兰教的人,类似于威胁公共安全的暴力罪犯。 叛教所威胁的共同利益是沙里亚法本身,以及它承诺为所有臣民(无论是否为穆斯林)保护的权利:即身体完整权、财产权、宗教信仰权、理性权、家庭权和名誉权(ʿirḍ)。

萨拉赫西用来表示“政策”的词汇“siyāsa”,对于理解伊斯兰法律的整体运作,尤其是叛教这类问题至关重要。 Siyāsa 可以翻译为政治、治理、行政法,甚至刑法。 它的功能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虽然大部分伊斯兰法律是由独立的穆斯林法官执行的(事实上,他们极力维护这些法律,部分原因是担心政治滥权),但 siyāsa 属于统治者或政治权威的管辖范围。 Siyāsa 包括明确属于行政政治权威的领域,例如外交政策、军事组织、处理穆斯林国家内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以及日常行政法律(例如:交通法规)。 其他问题,如税收,只要统治者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也可以归入 siyāsa。

最后,还有一些刑法领域,如暴力盗窃或蓄意谋杀,穆斯林法学家认为这些应留给统治者做最终决定。 根据萨拉赫西和许多其他穆斯林法律理论家的观点,叛教问题就属于这一范畴。 Siyāsa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沙里亚法的一部分,但它是由世俗统治者而非穆斯林学者或法官来执行的(尽管在刑法等问题上,穆斯林学者制定了政治当局执行的大部分法律,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出现在刑事法庭上)。 因此,当十世纪中叶埃及的一位法官裁定应处决一名叛教者时,他必须请求哈里发的许可才能执行死刑。 几年前,当埃及总督面对一名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时,该判决只能在法官的咨询下才能做出。

在政治(siyāsa)的各个方面,穆斯林学者都确认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统治者“对待臣民的政策应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前提”。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叛教罪在至少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定刑(Hudud)犯罪和谋杀等罪行。 一旦某人被认定犯有一般的定刑(Hudud)罪,统治当局就必须执行惩罚(基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声明,即如果他自己的女儿犯了罪,他也会惩罚她)。 如果发生了谋杀案,而受害者的亲属要求惩罚罪犯,统治当局不得拒绝,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 我们在此的讨论将表明,相比之下,处理叛教问题完全属于统治当局的裁量权范围。

宗教在现代及全球化西方社会中的新角色

继马丁·路德挑战教皇权威(今年是五百周年)之后,西欧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可怕宗教战争。 当交战的君主们达成一致,即由每个国家的统治者决定其国家遵循哪一派基督教时,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由于宗教诉求被暴力地强加于公众,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令人精疲力竭,社会开始逐渐转向将宗教视为私人事务。 荷兰共和国处于领先地位。 在十六世纪末,它决定尽管其下属的各个州都有官方教会,但不能因个人的信仰而歧视或迫害持不同政见者。

这些发展伴随着新教神学家(例如美国清教徒罗杰·威廉姆斯 [卒于1683年] 和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 [卒于1704年])日益增长的一种共识,即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同胞,强迫个人在宗教上保持一致,既是对造物主的亵渎,在哲学上也毫无意义。 洛克曾质疑,你怎么能“强迫”一个人去相信某种东西呢?

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也有人试图恢复宗教的公共权威及其与政府的联系,但到19世纪中叶,许多西欧国家已经大幅限制了其法律和政治体系根据宗教来划定界限或授予权利的程度。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承诺联邦政府(最终也包括州政府)既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也不限制宗教活动,尽管这种界限一直很难把握。 这种政教分离在法国的世俗主义(laïcité,即极端世俗化)体系中达到了极致,该体系于1905年正式确立,不仅承诺结束公共领域的宗教歧视,还承诺将宗教完全驱逐出公共领域。

当然,将宗教与政府分开,或者仅仅确保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都是艰巨的任务。 法律和政策源于并反映了创造它们的文化,而文化深受宗教影响。 正如马修·黑尔(卒于1676年)所写:“基督教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

即使政府在正式允许宗教影响法律和政策的能力上受到限制,宗教的作用依然显而易见。 1818年,一名在纽约公开发表反基督教言论的男子并未被判亵渎罪,因为在一个维护宗教自由的州,此类罪名无法执行。 但他因冒犯公众情感而被定罪。

即使在今天,西欧国家通过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在海滩穿“布基尼”泳装,或在学校佩戴头巾,理由仅仅是这些行为违反了“公共秩序”。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遗迹,反映了传统如何影响即使是世俗国家也会基于宗教理由进行歧视。 头巾或面纱本身并没有任何危险性。 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女性在几十个国家里每天都佩戴它们,无论是她们还是她们的政府,都不觉得这会对公共秩序构成任何威胁。 此外,即使在西方国家,一些修女也会遮住头发并穿着得体——甚至在海滩上也是如此(正如2016年法国禁止布基尼时,一些对这种虚伪行为感到不满的普通公民所宣传的那样)。 还有一些世俗的面部遮盖物,比如寒冷天气下佩戴的滑雪面罩。 正如一位法国法律学者所观察到的,在法国关于头巾和布基尼的持续闹剧中,“公共秩序”已经从保护和平、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合理愿望,演变成了一种“被用来为限制宗教自由辩护并使其合法化”的工具。

随着宗教作为西欧及其殖民后裔官方生活中的正式力量逐渐衰落,民族国家取而代之。 到19世纪中叶,西欧人所倡导的主要身份认同不再是基督教,甚至不再是对某个地方或区域文化的忠诚。 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其边界至少在理想上与同质化的民族人民(法国是法国人居住的地方)、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和非法语必须消失)以及——令人战栗的——民族命运相一致。 这些民族国家的所有公民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因为是民族身份而非任何其他类别赋予了法律和政治意义。 即使是欧洲的犹太人,长期以来作为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内部“他者”,在19世纪中后期也至少在形式上被“解放”并获得了完全的公民权。 女性被剥夺了重要的法律权利,例如已婚女性拥有财产的权利,或直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中叶才获得政治参与权(瑞士女性直到1971年才获得联邦选举投票权),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并不被视为与民族国家的新秩序相矛盾。

这意味着宗教日益成为——甚至完全成为——私人事务。 要么它在公共领域中本就不该有一席之地(如法国模式),要么它不应受到国家公共机构的控制或支持(如美国模式)。 无论哪种方式,宗教都不应影响一个人的公共权利。 事实上,允许宗教身份影响国家如何看待其公民的权利,对于一种理应在公民如何理解自身义务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上拥有最终话语权的民族身份来说,是令人厌恶的。

世界其他地区很快效仿了西欧的先例,从19世纪中叶的埃及开始,随后是列强从奥斯曼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中分割出来,或像印度那样被捆绑在一起形成新的“民族”的其他民族国家(丘吉尔曾有名言称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术语)。 这个新的民族国家世界,宗教要么在私人生活之外(理论上)没有作用,要么明显从属于民族身份,这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世界前现代的“天下秩序”完全相反。

伊斯兰法学传统中对叛教的惩罚

在“伊斯兰领地”的公共和宇宙秩序中,那个由对伊斯兰法律秩序的信仰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共同体(乌玛)的归属感所维系的多元王国与民族的宏大结构中,官方对叛教的惩罚是严厉的,这并不令人惊讶。 部分原因是,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明确指出的那样,前现代法律体系依赖严厉的惩罚来弥补有效警务和执法方面的不足,从而起到威慑作用。 但主要塑造了穆斯林法学传统对伊斯兰叛教立场的是它对秩序和身份的理解。 这比《古兰经》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的任何明确规定,都更能影响关于叛教的规则。

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所有古典学派中,对穆斯林叛教者(murtadd)的惩罚都是死刑。 法学家们还一致认为,只有统治者才能下令执行这种惩罚,私刑将会受到惩罚(正如只有法院或合格的法官才能宣布某人为不信道者一样)。 关于叛教的裁决主要基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的三段圣训。 首先,圣门弟子伊本·阿拔斯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谁改变了他的宗教,就杀了他。” 其次,穆阿兹·本·贾巴尔告诉另一位圣门弟子阿布·穆萨·艾什阿里,处决叛教者是造物主及其使者的裁决。 第三,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穆斯林只有在犯下谋杀、通奸或叛教罪时才会被处决。

这些传述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说明必须根据外部证据来解读圣训。 首先,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杀掉任何改变宗教的人”的命令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显而易见,人们改信伊斯兰教并不是犯罪。 这是值得称赞的。 而且,例如从基督教改信佛教,也没有任何后果。 因此,这段圣训必须被理解为仅针对那些离开伊斯兰教的人。

同样,只要内心仍然信仰,出于安全考虑而表面上放弃伊斯兰教并不构成犯罪,正如《古兰经》(16:106)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最后,只有当事人神志清醒、成年,并且对于哈乃斐学派及其他学派的几种观点而言,处于清醒状态时,才会被视为叛教。

这些限定条件似乎显而易见,但一旦明确了上述圣训之类的陈述不应被绝对化或按其表面含义来理解,就会开启许多解释的可能性。 例如,穆斯林学者一致认为,当局只应关注叛教的外部表现,而不是人们私下的宗教实践。 这一点从沙里亚法(伊斯兰法)的总原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法律并不试图探究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警告乌萨马·本·扎伊德,除非他能“剖开他的心”,否则他无法知道某人的皈依是否真诚。 据传先知穆罕默德 ﷺ 自己曾说:“我并未被命令去探究人们的内心或剖开它们。” 伊玛目沙斐仪(卒于820年)指出,即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知道某些人内心是叛教者或不信道者,他依然根据他们外在的信仰表白来对待他们。 即使造物主已经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直接揭示了某人隐秘的叛教行为,该人对伊斯兰教的表面遵循也使得其生命和财产不可侵犯。

这一原则被铭刻在学者们的格言中,即:“沙里亚法规关注的是显而易见和外在的事物,而造物主则掌管人心(innamā al-aḥkām bi’l-ẓāhir wa Allāh yatawallā al-sarā’ir)。” 刻意忽略个人私下信仰状况的做法,符合沙里亚法中关于尊重隐私、避免 tajassus(探听他人私下里未侵犯他人权利的过错)以及提供 satr(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就为私下不当行为寻找借口或视而不见)的宏观原则。 这些概念植根于《古兰经》,其中禁止了 tajassus(《古兰经》49:12),以及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多次无视一名试图承认自己触犯了 Hudud(定刑)罪行的人。 “如果你探听人们的秘密或羞耻之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警告说,“你就会毁了他们。” 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不重视真诚,也不意味着不重视源于内心信仰的人们的外在行为。 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只有外在的信仰表现是可以衡量的。 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无法确定地进行评估。

穆斯林学者在叛教的其他两个细节上存在分歧。 哈乃斐学派与其他法学派不同,他们认为女性叛教者不会被处死,而只是被监禁。 他们基于一条被哈乃斐派视为可靠的圣训,其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禁止杀害脱离伊斯兰教的女性。 然而,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这条圣训不可靠,并遵循男女在 Hudud 惩罚中受到平等对待的原则。

其次,学者们对于是否应该给背弃宗教的穆斯林一个忏悔的机会存在分歧。 三个逊尼派法学派要求给予他们机会,而哈乃斐派则认为这是值得推荐的。 绝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应该给予这种悔改的机会,这是基于一系列圣训,其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到要给叛教者改变主意的机会,以及哈里发欧麦尔的先例。 大多数法学家给出了三天或三次机会的期限,伊本·罕百里(卒于855年)和阿布·哈尼法(卒于767年)则认为应该给被告人一个月的时间来忏悔。 著名学者伊本·哈兹姆(卒于1064年)报告了一种观点,即应该一直要求叛教者悔改,直到……永远(yustatābu abadan wa lā yuqtalu),这是基于欧麦尔的一项声明和早期法学家纳哈伊(卒于717年;尽管纳哈伊可能指的是应该给反复叛教者每次悔改的机会)的一项裁决。

叛教与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实践

早期穆斯林社区理解叛教的方式,似乎与后来法学派的果断裁决有着显著的不同。 这一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的裁决中最为明显。 正如科尔多瓦著名学者伊本·塔拉(卒于1103年)所观察到的,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因叛教而处决过任何人。 当圣门弟子之一乌拜杜拉·本·贾赫什在穆斯林寻求埃塞俄比亚避难时脱离伊斯兰教并皈依基督教,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没有下令惩罚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古莱什部落缔结的《侯代比耶和约》规定,如果有人决定离开麦地那的穆斯林社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其中没有提到对叛教的惩罚。 事实上,当一名在前一天刚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宣誓效忠伊斯兰教的男子想要解除誓言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放他走了。 伊玛目沙斐仪本人指出,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麦地那期间,“有些人信仰了,然后又叛教了。 然后他们又重新披上了信仰的外衣。 但安拉的使者并没有杀他们。”

这一点在早期哈里发的行为中同样清晰可见。 当巴克尔·本·瓦伊尔部落的六名男子在伊朗南部的一次战役中叛教时,军队指挥官处死了他们。 当哈里发欧麦尔得知此事后,他责备了指挥官们。 哈里发解释说,如果是由他来做决定,他会给这些人提供“一条从他们离开的门回来的路”,或者他会把他们关进监狱。 当虔诚的倭马亚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卒于720年)被告知伊拉克北部一群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叛教时,他允许他们恢复之前受保护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身份。

即使是早期伊斯兰时期耐心和宽容的最坏例子——哈瓦利吉派极端分子,在叛教问题上似乎也被后来的学者部分误解了。 他们杀害任何被视为犯下大罪的其他穆斯林的政策,通常被解释为他们断定这些人是叛教者(他们推测的理由是:如果罪人真的信仰造物主,他们会犯罪吗?)。 但根据一份早期的哈瓦利吉派资料,哈瓦利吉派这样做似乎更多是因为他们认为对手公然违抗了造物主的法律,而不是因为他们被视为纯粹的叛教者。 在穆斯林军队于公元673-4年征服布哈拉市后,其居民不断皈依伊斯兰教,但一旦阿拉伯军队离开城镇,他们又会回到之前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 军队不得不不断返回以重建纪律。 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人因此被杀。

当然,在早期伊斯兰时期,确实有人因叛教而被处决。 然而,在提供细节的情况下,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公开性。 叛教不是私下发生的,而是伴随着当事人非常公开的声明。 哈里发阿里(愿主喜悦之)据传处决了一名因皈依基督教而名为穆斯塔瓦拉德·伊吉利的人,这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例证。 尽管根据大多数穆斯林学者的说法,关于此事的报告总体上是不可靠的,但似乎导致穆斯塔瓦拉德被定罪的不是皈依,而是他在阿里面前公开挑衅。

最近一项关于阿拉伯基督徒详细记录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圣徒英雄事迹的书籍的研究,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叛教只有在被视为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时才会受到惩罚。 这些基督教“圣徒传”作品讲述了早期伊斯兰时期一些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的故事。 根据这些故事,每一位叛教者/圣徒都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新信仰,随后每一位都被处决了。 在十世纪埃及的一个案例中,有一位叛教者没有被处死,当时他加入的僧侣告诉他,他必须公开否认伊斯兰教。 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也从未被处死(尽管他自己的父亲曾写信给哈里发,请求处死他的儿子)。 事实上,此人以僧侣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建立了一座修道院,甚至还撰写了至今仍存世的对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批判文章。

穆斯林国家在前现代时期处理叛教问题的方式表明,只有当叛教成为公共事务时,他们才会表现出类似的关注。 著名的阿拉伯诗人阿布·阿拉·马阿里(卒于1058年)公开质疑先知预言和正式宗教,他嘲笑朝觐并写道:“世界上有两种人:有头脑但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有宗教信仰但没有头脑的人。” 马阿里是自然死亡的,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其他著名“自由思想家”也是如此。

最近一项针对马穆鲁克时期(1260-1517年)六十起因叛教或其他异端罪行而被处决案例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那些因宣布叛教而被处决的人主要是皈依伊斯兰教后又公开宣称放弃该信仰的基督徒,例如1383年的两名科普特基督徒和1379年的一整群人。 在后一个案例中,他们在受到惩罚之前曾多次获得悔改叛教的机会。 后来在奥斯曼帝国,一名皈依基督教并成为僧侣的穆斯林被带到法庭,要求他在法官面前忏悔。 当法官请那个人喝咖啡(大概是土耳其咖啡)时,他把咖啡泼在法官脸上,并开始咒骂伊斯兰教。 法官判定此人精神失常。 直到他公开又三次侮辱伊斯兰教后,此人才被处决。

重新审视现代时期的叛教问题

在受民族主义和西方世俗主义强烈影响的社会中,人们对宗教角色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一些穆斯林学者开始研究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叛教的遗产。 赛义德·阿米尔·阿里(卒于1928年)和拉希德·里达(卒于1935年)在十九世纪末提出,伊斯兰教中叛教罪更多是关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而非监管个人信仰。 后来的学者,如印度的A.A.A. 费齐(卒于1981年)、埃及的马哈茂德·沙尔图特(爱资哈尔大教长,卒于1964年)和优素福·卡拉达维,以及已故伊拉克裔美国学者塔哈·贾比尔·阿勒瓦尼(卒于2016年),都重新审视了在宗教身份不再是国家事务的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叛教。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叛教之所以成为犯罪,是因为其公共层面以及它对建立在教派认同基础上的公共秩序构成的威胁。 他们认为,伊斯兰法应该关注的正是这种公共因素,而不是一个人为了追随良心而改变宗教的个人决定。

在伊斯兰法律史上,叛教作为公共威胁的这一方面绝非隐藏或未被察觉,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法学家和国家对人们的私人宗教选择兴趣寥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的穆斯林法学家都坚持一项裁决,而该裁决似乎与《古兰经》中关于宗教选择自由的反复声明明显冲突。 《古兰经》警告那些皈依伊斯兰教后又背弃它的人,他们的善行在今世和后世都将毫无意义(《古兰经》2:217)。 经文中没有提到任何世俗惩罚。 即使是“那些信道而后不信,再信而后不信,且变本加厉不信的人”,《古兰经》也没有给予任何尘世的惩罚。 相反,造物主只是警告说,他“绝不赦宥他们,也绝不指引他们任何道路”(《古兰经》4:137)。 《古兰经》中与叛教死刑最不和谐的经文是那句宣告:“宗教绝无强迫。 正道与迷误已经分明了”(《古兰经》2:256)。

穆斯林法学家在法律书籍中将叛教议题放置的位置,进一步揭示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叛教的公共性质,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它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沙斐仪学派的一本基础教科书(阿布·伊斯哈格·希拉齐的《穆哈扎布》,卒于1083年)没有将叛教(ridda)列在刑事惩罚(Hudud)之下,而是列在处理叛乱(al-Bughāt)的章节中。 哈乃斐学派的著名法学家,包括萨拉赫西、伊本·胡马姆(卒于1457年)和伊本·萨阿提(卒于1295年),都在关于国家间政治(kitāb al-siyar)的章节中处理叛教问题,而不是将其与刑事惩罚并列。 伊本·胡马姆在解释时明确指出:“有必要以死刑惩罚叛教以防止战争之恶,而不是作为对不信行为的惩罚,因为对那种行为最大的惩罚是在造物主那里。”

沙尔图特和其他学者在长期以来被用作叛教死刑证据的圣训中,为他们的论点找到了强有力的证实。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认为应处以死刑的,并非停止信仰和实践伊斯兰教的个人决定,而是通过加入敌人行列来背叛穆斯林社区的行为。 叛教死刑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伊本·阿巴斯传述的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命令:“谁改变了他的宗教,就杀了他。” 这条圣训被伊本·阿巴斯引用时,背景是一群穆斯林拒绝了伊斯兰教,开始宣扬甚至书写“异端”思想(这些叛教者被称为zanādiqa,即异端分子),试图挑战哈里发阿里。 用来描述他们所作所为的阿拉伯语词汇“irtaddū”,在伊斯兰早期被理解为一种政治上脱离或反抗穆斯林社区的公开行为。 因此,在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时期(公元632-34年)进行了著名的两年“叛教战争”(Ridda Wars),其名称本身就显示了将作为叛教的ridda与作为叛乱和脱离穆斯林政体的ridda混为一谈(在圣训中,这个词两种含义都有使用)。

关于叛教裁决的第二条主要圣训证据也留下了类似的印象。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穆斯林除非因谋杀、通奸或离开伊斯兰教而受罚,否则不得被杀时,他在这里将叛教者定义为“离开他的宗教并背离社区(al-tārik li-dīnihi al-mufāriq li’l-jamāʿa)的人”。 或者在另一个版本中,指那些“与造物主及其使者开战”的人。

唯一不包含叛教罪特定政治维度的圣训证据,是圣门弟子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和穆阿兹·本·贾巴尔之间关于一名皈依伊斯兰教后又离开的犹太人的讨论。 但这仅仅是因为该报告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背景信息。 此外,有证据表明哈里发欧麦尔后来得知了阿布·穆萨和穆阿兹的决定,并表达了他的不满。 “难道你们不能把他关押三天,每天给他一个面包,并劝他忏悔吗?”欧麦尔问道。 “他或许会忏悔并回归到造物主的命令中。”

审视这些证据,沙尔图特解释说,伊斯兰教并不以死刑来惩罚不信(kufr)。 他总结道,真正应处以死刑的是“与穆斯林作战、攻击他们并试图将他们从宗教中分裂出去的行为”。 因此,像优素福·卡拉达维这样的学者将叛教的惩罚比作现代的叛国罪。 卡拉达维解释说,个人决定停止信仰伊斯兰教并不受惩罚,因为《古兰经》明确指出“宗教无强迫”(《古兰经》2:256)。 只有那些将脱离伊斯兰教与公开破坏穆斯林社区稳定相结合的人,才可能因叛教(ridda)而受到惩罚。 卡拉达维引入了“越界叛教(al-ridda al-mutaʿaddiyya)”与“非越界叛教(al-ridda al-qāṣira)”之间的区别。 前者是指穆斯林以一种积极鼓励他人背教或破坏稳定的方式放弃信仰,这种行为受叛教惩罚的约束。 而仅仅是私下离开伊斯兰教或改信其他宗教的人,则不会受到干涉。

当今穆斯林应如何看待叛教问题?

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讲,穆斯林应如何处理叛教问题,恰恰说明了“穆斯林”议题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全球性的人类议题。 半个多世纪前,《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不论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第18条)。 然而,同一宣言的第29条规定,其所阐述的人权可以为了“满足民主社会中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要求”而受到限制。 宗教自由极其重要,但它确实可以被限制。 人们如何知道何时允许这种限制,以及文化、政治制度和宗教传统的差异将如何影响这一决定?

令人惊讶的是,从广泛的理论视角来看,前现代的伊斯兰传统与现代人权愿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它们都将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视为限制宗教自由的正当基础。 在沙里亚法的情况下,公共秩序和道德本身显然都源于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来源。 但由于西方的公共秩序和道德在历史上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今,这意味着在许多西方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理由往往带有偏见。 它们借鉴了由西方基督教习俗所塑造的公共秩序和道德观念。

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这一点,例如摩门教徒、穆斯林和其他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权利问题。 1890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案件“戴维斯诉比森案”(Davis v. Beason)。 引入了一个原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即一个人可能因其宗教信仰而面临法律后果,即使他们从未付诸行动。 法院拒绝了摩门教徒应受保护免受法律歧视的观点,理由是他们信仰一夫多妻制,即使他们并未实行。 菲尔德大法官写道:“重婚和一夫多妻制是美国法律……以及所有文明和基督教国家法律下的犯罪行为,将它们的主张称为宗教信条是对人类常识的冒犯。” 一夫多妻制在美国文化中如此令人厌恶,以至于仅仅是信仰它实际上也是可受惩罚的。

在美国历史上,这种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被归入所谓的“警察权力”之下,即各州保护公共秩序、安全,甚至——没错——保护道德的权利。 正如上面提到的纽约案件一样,这意味着美国法院“支持各州禁止赌博、饮酒、卖淫、在安息日经商以及其他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活动的权力”。 在欧洲,这一点可以从欧洲人权法院给予各国“裁量余地”的程度中看出,即国家有权基于特定的国家关切或地方背景来限制人权。

当然,一方面限制集会或婚姻等权利,与另一方面因叛教而判处某人死刑,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但先知的裁决、哈里发欧麦尔和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裁决,以及叛教在哈乃斐学派中被概念化的方式,都表明叛教的惩罚并非自动执行的。 惩罚应该是什么,以及是否应该执行,从根本上是一个政策决定,因此,这取决于统治者在权衡所有相关方的最佳利益后所作的裁量。

当今最好的政策是什么?穆斯林的最佳利益又是什么? 对于生活在法律提供宗教自由保护的国家里的穆斯林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正是得益于这些法律保护,穆斯林才得以在这些国家居住并享受其法律的保护。 通过致力于破坏其他公民的宗教自由,来违反我们居住在这些国家时所达成的默示或明示契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至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是否有理由立法限制脱离伊斯兰教,或惩罚这样做的人? 从人权法的角度来看,几乎肯定没有,因为该法律体系认为选择宗教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人权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启蒙运动的经验有关,即决定将宗教归入私人领域,并将国家从宗教控制的事务中剥离出来。

那么,对于那些尚未采取西方政教分离举措的国家又该如何呢? 例如,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国,在宪法上宣布自己为伊斯兰国家。 那么,对于那些将宗教信仰、实践或表达视为与公共秩序问题紧密相关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又该如何呢? (一位评论者写道,该国的统治者“并不将信仰视为个人私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公共现象,对国家认同和安全至关重要。” 他们认为,公民需要受到保护,免受个人选择反复无常的影响”。)

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如果我们考虑一种叛教案例,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做出的私人宗教选择,而是非常公开地宣称他们为何做出这种选择,那会怎样呢? 在这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如果叛教者公开主张脱离伊斯兰教或诋毁它,那么这个问题就从宗教自由的范畴上升到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以欧洲人权法院为例,各国在限制言论自由方面被赋予了比限制宗教自由更大的裁量空间。

我们还应记住,政教分离以及将宗教从秩序和安全的核心概念中剥离出来,并非人类进化中影响所有社会的生物学阶段。 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主义的复兴、一个胜利的中国对“普世价值”的敌意,以及几十年来无处不在的“伊斯兰与西方”的紧张关系,都表明这种演变反映了特定的西方启蒙运动经验。 它并非普世的。

它也不一致。 就在2015年,英国政府还在考虑制定惩罚宗教极端主义的法律,其含义是“对英国基本价值观的公开或积极反对,包括民主、法治、个人自由以及对不同信仰和信念的相互尊重与宽容”。 那么,一个穆斯林国家能否通过法律来限制它认为反对其“基本价值观”的行为呢? 如果英国政府认为穆斯林公开呼吁人们不要投票是值得法律制裁的行为,那么对于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呼吁他人不要祈祷或不要尊崇先知穆罕默德 ﷺ,又该如何看待呢? 如果一个公民积极宣扬自己背离伊斯兰教并呼吁他人加入,这是否会被视为一种与英国政府所担忧的行为相当的“极端主义”行为? 如果所有国家都能通过法律来保护其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那么穆斯林国家是否也能通过一项反对叛教的法律来做到这一点?

马来西亚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该国试图将伊斯兰教对叛教的担忧体现在现代法律框架中。 该国的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但其宪法保障其他宗教可以“和平与和谐地”进行实践(约40%的马来西亚人不是穆斯林)。 尽管在一个种族、宗教和政治紧密交织的国家里,这些做法颇具争议,但马来西亚的一些州已经制定了各自处理叛教的方法。 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叛教者会被处以最长180天的拘留以进行改造。 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采取了另一种方法:那些想要脱离伊斯兰教的人需要申请许可。 在经过面试以确定其意图的严肃性,并经过劝导试图改变其想法后,他们才被允许叛教(1998年至2013年间,17%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叛教法的后果

今天,穆斯林应该倡导什么样的全球政策? 关于宗教自由的辩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不同立场的人基于非常不同的前提。 在西方极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理想认为,政府干预人们的信仰问题是错误的,原因有二。 首先,因为欧洲血腥的历史表明,这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暴力。 其次,因为宗教信仰被视为一种无法真正强加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而且无论如何,如果信仰是被强迫的,造物主并不想要这样的信仰。 信仰必须是自由且真诚地奉献的。

伊斯兰教的视角有所不同,因为它将宗教认同视为一种公共类别和内在信仰的结合。 当然,造物主用来评判我们的信仰和意图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 它们不能被强迫,如果不是真诚的,它们就毫无意义,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宣称:“行为的价值取决于意图。” 但是,为了让人们过上以造物主、善行和正义为导向,并远离不信和罪恶的生活,一个适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而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是由人们的外在行为所塑造的。 因此,鼓励个人内心深处的动荡或信仰丧失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并不能促进社区内部的真诚信仰。 这反而有撕裂社区纽带的风险。

人权和公民自由的主题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 但对于那些不认同其部分前提,或在如何实施这些权利上存在分歧的人来说,它们未必具有吸引力。 即使全世界都同意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在如何平衡这一权利与公共秩序和道德问题上,仍将存在(且确实存在)重大分歧。 此外,许多西方以外的人将尊重人权的要求斥为西方化和西方帝国野心的代理工具。 那些坚持在伊斯兰教中对叛教者处以死刑的穆斯林,不可避免地持有这种观点,这并非巧合。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以人权话语构建的论点不太可能打动那些他们试图改变其观点的穆斯林。

基于各方都能接受的前提进行辩论可能更有用。 从伊斯兰法和人权法的角度来看,ISIS对任何反对者所施加的恐怖暴力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 但除此之外,其后果对于伊斯兰教试图保护的那些优先事项也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ISIS对那些被其宣布为叛教者的人所实施的严厉惩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的共同反感。 我曾听说过许多穆斯林,无论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还是在西方,他们都因为以伊斯兰教名义进行的暴力行为而经历了信仰危机,甚至完全失去了信仰。 诸如ISIS处决叛教者之类的事情,往往是导致这些危机的首要原因。

在沙里亚法中,惩罚叛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穆斯林国家的集体信仰和社会秩序。 如果严厉惩罚叛教反而将穆斯林推离了他们的宗教,那么这项政策就是在破坏其自身的目的。 在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里,维持对叛教者的严厉惩罚究竟能维护什么样的“天下秩序”,尚不清楚。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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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之书,关于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的章节;《穆斯林圣训实录》:行政之书,关于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斗者的章节。 。

• 这段圣训并未出现在任何主要的圣训集中,但被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等学者视为弱圣训,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优良(ḥasan)或真实(ṣaḥīḥ)的。 参见 ʿAbd Ra’ūf al-Munāwī, Fayḍ al-qadīr sharḥ al-Jāmiʿ al-ṣaghir, ed. Ḥamdī al-Damardāsh Muḥammad, 13 vols. (Mecca: Maktabat Nizār Muṣṭafā al-Bāz, 1998), 5:2547.

• 例如,即使在伊斯兰征服230年后,伊拉克只有50%的人口是穆斯林,伊朗只有40%;Richard Bulliet, “Conversion to Islam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uslim Society in Iran,” in Nehemia Levtzion, ed., Conversion to Isla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9), 31; 同上, Conversion to Islam in the Medieval Perio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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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00年代中期,埃及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Banū ʿAbd Kulūl 部落的一群人向法官 Ibrāhīm al-Ruʿaynī(卒于771年)抗议,称一名男子娶了他们部落的一名女子,但他们作为女子的亲属(awliyā’)表示反对。 他们要求法官废除这桩婚姻。 法官回应说,他不会禁止造物主所允许的事,如果女子的监护人(walī)已经同意,那么婚姻就是有效的。 这些人向总督上诉,总督下令法官废除该婚姻。 他拒绝了。 参见 Muḥammad b. Yūsuf al-Kindī, Kitāb al-Wulāt wa kitāb al-quḍāt, ed. Rhuvon Guest (Beirut: al-Ābā, 1908 and Leiden: Brill, 1912),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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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刑罚之书,关于当案件上报给统治者后,为刑罚求情的厌恶之情的章节。

• ʿAbd al-Wahhāb al-Shaʿrānī, al-Mīzān al-kubrā (Cairo: Maktabat Zahrān [无日期]。 1862年开罗版重印。 来自 Maktabat al-Kastiliyya),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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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圣战与远征之书,关于不得以安拉的刑罚进行惩罚的章节。

• 《布哈里圣训实录》:劝导叛教者与顽固者悔改及与其战斗之书,关于叛教男女判决的章节。

• 《布哈里圣训实录》:血金之书,关于造物主至高者之言“以命抵命”的章节……;《穆斯林圣训实录》:血金与武装暴徒之书……,关于穆斯林血液在何种情况下被允许的章节。

• 《穆宛塔圣训集》:判决之书,关于对叛教者判决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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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圣训实录》:信仰之书,关于禁止杀害在说出“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后的不信者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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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hāfiʿī 指出,对叛教的惩罚只能基于外在表现,他教导我们:“要知道,[法官的]裁决是基于外在现实(al-ẓāhir),他并没有使造物主所禁止的事合法化。 但造物主对内在(al-bāṭin)进行裁决,因为造物主至高者是内在的主宰”;al-Shāfiʿī, Kitāb al-Umm, ed. Rifʿāt Fawzī ʿAbd al-Muṭṭalib (Mansoura: Dār al-Wafā’, 2001), 7:416.

• 《布哈里圣训实录》:不信与叛教的武装暴徒之书,关于如果承认了刑罚但未说明,伊玛目是否有权为其隐瞒的章节;《穆斯林圣训实录》:忏悔之书,关于造物主至高者之言“善行必能消除恶行”的章节。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礼仪之书,关于禁止窥探的章节。

• 关于这些圣训的讨论,参见 Ibn Ḥajar, al-Dirāya fī takhrīj aḥādīth al-Hidāya, ed. ʿAbdallāh Hāshim al-Yamānī (Beirut: n.d.), 2:136-8; 同上, Lisān al-mīzān, 6 vols. (Hyderabad: Dā’irat al-Maʿārif al-ʿUthmāniyya, 1330/[1912]), 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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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报告出现在 Ibn Isḥāq 的《先知传》(Sīra)、al-Ṭabarī 的《历史》(Tārīkh)以及 al-Ḥākim 的《补遗》(Mustadrak)中。关于这些材料的有用分类,参见 http://www.ahlalhdeeth.com/vb/ ... D5614

• 《布哈里圣训实录》:判决之书,关于违背誓言者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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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报告见于 Saʿīd bin al-Manṣūr 的《圣训集》(Sunan),ed. Ḥabīb al-Raḥmān al-Aʿẓamī (Beirut: Dār al-Kutub al-ʿIlmiyya, n.d.), vol. 3, pt 2 pp. 226-7. 它也见于 al-Bayhaqī 的《圣训集》,8:337-41。 Yūsuf al-Qaraḍāwī 认为,欧麦尔(Umar)不赞成执行死刑,并非因为他不认为死刑是叛教的适当惩罚,而是因为此类惩罚不应在行军中的军队里执行(由于战争的必要性,ḍarūrat al-ḥarb);Yūsuf al-Qaraḍāwī, al-Ḥurriyya al-dīniyya wa’l-taʿaddudiyya (Beirut: al-Maktab al-Islāmī, 200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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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 kitāb aḥādīth al-anbiyā’, bāb wa’adhkur fī kitāb Maryam …; 以及 Ibn Ḥanbal 的 Musnad, 2:528,这些都是例子。

•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 kitāb al-diyāt, bāb qawl Allāh taʿālā inna al-nafs bi’l-nafs …; Ṣaḥīḥ Muslim: kitāb al-qasāma wa’l-muḥāribīn …, bāb mā yubāḥu bihi dam al-muslim.

• 在这第二段传述中(见于 Sahih al-Bukhari),是后继者(Successor)Abū Qilāba 指出,先知穆罕默德 ﷺ 除了这三种原因外不杀任何人,实际上是将“背弃社群”解释为“与安拉及其使者开战”。 参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 kitāb al-tafsīr, bāb sūrat al-mā’ida – innamā jazā’ alladhīna yuḥāribūna Allāh…; kitāb al-diyāt, bāb al-qasāma; Sunan of Abū Dāwūd: kitāb al-ḥudūd, bāb al-ḥukm fī-man irtadda. Al-Tirmidhī 有一个版本仅包含 al-tārik li-dīnihi 的措辞,但这只是他在讨论结束时对圣训的个人总结。 《两大圣训集》(Ṣaḥīḥayn)及其他书籍中该圣训的主要传述都包含 al-tārik li-dīnihi al-mufāriq li/il-jamāʿa 或 al-mufāriq li-dīnihi al-tārik al-jamāʿa 的措辞。 该圣训的一些传述既不可靠也不常见,反而包含“伊斯兰教后的不信”和“伊斯兰教后的叛教”的措辞。 这些措辞的传述见于 Sunan of Abū Dāwūd: kitāb al-diyāt, bāb al-imām ya’muru bi’l-ʿafw fī al-dam; Jāmiʿ al-Tirmidhī: kitāb al-fitan, bāb mā jā’a lā yaḥillu dam imri’ illā bi-iḥdā thalāth.

• Muwaṭṭa’: kitāb al-aqḍiya, kitāb al-qaḍā’ fī-man irtadda ʿan al-Islām.

• Maḥmūd Shaltūt, al-Islām ʿaqīda wa sharīʿa (Cairo: Dār al-Shurūq), 281.

• 参见 al-Qaraḍāwī, al-Ḥurriyya al-dīniyya, 36-37, 46-53.

• Al-Qaraḍāwī, 同上。

• Randy E. Barnett, “The Proper Scope of the Police Power,” 79 Notre Dame Law Revue 485 (2004).

• 参见 http://www.echr.coe.int/Docume ... G.pdf ,特别是 Larissis and Others v. Greece 1998 和 Kosteski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2006 案。关于“裁量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更明显的应用,请参阅 http://www.echr.coe.int/Docume ... G.pdf 处的仇恨言论问题。关于裁量余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欧洲委员会的这份资源,特别是关于欧洲人权法院如何裁定土耳其和瑞士政府限制佩戴头巾的措施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属于“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在 Sahin 案中则是“维护公共秩序”。报告指出:“在这两起案件中,法院都适用了广泛的裁量余地,因为在佩戴面纱是否包含在第9条提供的保护范围内,社群内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共识。通过对不同因素应用比例原则测试,法院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欧洲在如何对待宗教符号佩戴问题上缺乏核心共识,这证明了国家当局行为的合理性,并赋予了它们广泛的裁量余地。”在美国,宗教自由案件表明,重要的不是某种特定做法是否被某些宗教权威认可为宗教的一部分,而是当事人是否觉得它在宗教上是必须的。

• Mohd. Al Adib Samuri and Muzammil Quraishi, “Negotiating Apostasy: Applying to ‘Leave Islam’ in Malaysia,”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25, 引用资源 4 (2014): 513-14. 收起阅读 »

失落的沉思艺术:伊斯兰灵性心理学如何帮助人认识内心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lost-art-of-contemplation
原文标题:The Lost Art of Contemplation
作者:Dr. Zohair Abdul-Rahman
作者简介:祖海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博士:祖海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雅琴研究所系统神学部门的高级研究员。他居住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在那里担任医生,并在多家清真寺担任志愿伊玛目,为成年人和青年发表胡特巴(演讲)和讲座。他是一位求知者,在过去18年里,他以兼职方式在国内外多位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科学。他获得了信仰(神学)和圣训(先知言行录)领域的伊贾扎(认证)。他发表过关于伊斯兰神学、伊斯兰灵性、伊斯兰心理学和心理健康的文章。他目前正在攻读伊斯兰神学博士学位。

失落的沉思艺术:伊斯兰灵性心理学如何帮助人认识内心



图:沉思的失落艺术

引言

现代心理学涉及对人类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研究。 这三种现象代表了人类体验的基本组成部分。 它们也与伊斯兰关于自我净化(tazkiyyat an-nafs 或 tasawwuf)的信息有着深刻的联系。 这一过程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成功的巅峰:“成功者确是净化了心灵的人”;以及“净化了心灵的人确已成功”。

伊斯兰教代表了一套旨在改变个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体系,最终将引导他们走向有意义且充实的生活。 因此,那些将大量学术精力投入到自我净化课题上的古典学者们,随之发展出了深刻的人类心理学理论。 在之前一篇探讨伊斯兰灵性与心理健康的文章中,我们得出结论:有必要基于《古兰经》中的术语,从伊斯兰传统出发,构建人类心理学模型。 这样的努力将具有临床意义,为从业者提供适当的灵性范式,以帮助患有精神疾病的穆斯林客户。 此外,发展伊斯兰心理学框架将展示伊斯兰传统在人类心理学和灵性方面所蕴含的广度与深度,使他人能够领略其深奥之处,以及它们在21世纪为人类带来的价值。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伊斯兰灵性心理学模型,涵盖人类认知、元认知、意识、动机、情感和行为,并强调其对灵性心理成长和建立信念的实际意义。 由于存在将现代心理学话语强加于伊斯兰传统的风险,我们将以《古兰经》词汇和古典文献中的术语作为讨论的起点。 随后,我们将与现代见解进行比较和对照,通过整合或区分,为21世纪的读者提供更清晰的理解。

本文是根据伊斯兰传统中常提到的 Maraatib al-Qasd(动机等级)模型来组织的。 该模型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从思想开始,发展为动机,最后落实为行动。 这5个步骤的顺序描述如下:

- Al-Haajis:一种转瞬即逝的念头,进入意识快,消失也快;- Al-Khaatir:进入心智并由个人选择去思考的念头;- Hadith an-Nafs:内心对话,即对一个念头进行深入审视;- Al-Hamm:行动的动机,即思维过程已经影响了一个人的动机或情绪状态;以及 - Al-’Azm:执行行动的坚定决心。 虽然一个人在 hamm 阶段可能还会犹豫,但一旦达到 ‘azm 的阶段,这就成了无法回头的坚定决定。 本文重点关注前三个阶段。 它考察了意识思维的出现以及《古兰经》中提到的各种审视类型。 第一部分关注思想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探讨思想的基础;第三部分描述元认知和沉思的概念;第四部分展示了由著名博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开发的用于道德和灵性成长的实用沉思练习。

第一部分:思想的重要性

思想是我们与灵性维度接触的最深层界面。 这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 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人何时在思考,但我们永远无法从物理上观察到思想的实际内容。 除了安拉,没有人能像我们体验那样了解我们的思想。 思想本质上承载着意义和内容。 因此,尽管脑电图(EEG)可以测量与思考相关的神经元活动,但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到其本质内容。 从这个角度来看,思考是一个形而上的过程,它将我们带到了物质世界边界之外。 思想本身是超凡脱俗的,因为它们的内容并非由粒子或原子构成。

难怪《古兰经》极其强调思考这一灵性行为。 《古兰经》在750多处指示人类去思考、琢磨、反思、倾听和观察。 所有这些过程的共同要素是心智中产生的意识思维。 令人悲哀的是,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与心智中存在的丰富体验的联系。 尽管21世纪见证了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但世界对此的反应却适得其反,心智已从中心退居幕后。

分心的时代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人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学习如何利用最新的数字系统来提升生活各方面的生产力。 在职业生涯中,雇主非常看重技术能力。 那些无法跟上数字浪潮不断冲击的人,在日益萎缩的就业市场上将失去竞争力,因为市场正转向整合新系统以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的社交生活也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工具的创新而发生了改变,这些创新几乎消除了与亲友沟通的所有障碍。 我们的心智不断被拥有的各种新设备所分散,我们疲于应对似乎永无止境的更新和变化。

《分心上瘾》(The distraction addiction)一书的作者亚历克斯·庞(Alex Pang)将我们的在线生活描述为实际的工作:“如果维持你的在线生活感觉像是一份工作,那也许是因为它确实如此。” 他解释说,美国人平均每月在线时间为60小时。 这些时间加起来相当于每年3个月的全职工作。 在这种“在线职业”中,我们花费20天在社交网站上,38天在博客、YouTube和新闻网站上,32天纯粹用于电子邮件。 仅观察一天的设备使用情况,我们发现美国人平均发送和接收110条信息,查看手机34次,访问Facebook 5次,总共花费30分钟点赞。

与技术、屏幕和设备的持续接触,不仅矛盾地阻碍了我们实现目标的生产力,而且对心智产生了重大影响。 意识哲学家克拉克(Clark)和查尔默斯(Chalmers)在1998年提出了“延展心智”理论,该理论在近期的发明中得到了更好的理解。 该理论指出,人类经常利用外部环境中的设备来辅助那些通常在脑内进行的认知过程。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记忆。 过去人们使用笔记本,而现在,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电脑上的应用程序让我们能够比过去卸载更多的记忆,这得益于新技术带来的便捷访问和高效存储。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人们记忆电话号码方式的转变。 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 Lab)在欧洲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60%的成年人能回忆起他们10岁时居住的家里的电话号码,却记不住他们孩子或办公室现在的电话号码。 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无法回忆起他们伴侣的电话号码。 我们过去习惯将重要的电话号码记在脑海的记忆系统中,但现在已经将这一过程外包到了脑外。

思维扩展不仅限于记忆,还包括规划等执行功能。 谷歌会自动向你发送消息,建议你何时离家以赶上航班。 甚至还有一些应用程序会将你预设的饮食偏好与餐厅菜单进行交叉比对,从而建议最合适的食物选择。

由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思维外包程度,我们已经失去了隐藏在思维运用中的宝藏。 沉迷于各种小工具、屏幕和设备,使我们忽略了大脑本应具备的强大创造力、洞察力和自我意识。 现代科学已经认识到我们内心深处和灵魂中蕴含的效用与潜力。 特别是,人们针对远东传统的冥想练习进行了许多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练习对情绪、心理和生理疾病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包括抑郁症、药物滥用、酒精滥用以及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在更基础的层面上,科学已经证明思想对我们的生物机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个常见的现象被称为“安慰剂效应”,即仅通过一个人相信自己会康复的信念而获得的治疗益处,这就是思想影响我们健康的一个深刻例子。 关于安慰剂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它无处不在,并且对各种病理生理和心理病理状态都有效。 相反,众所周知,压力(部分基于我们对生活环境的认知框架)对包括激素调节、心血管疾病和免疫系统功能在内的多种生物系统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第2部分:思想的基础

Khawaatir(心念)

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将我们在清醒时刻涌入脑海的思想统称为khawaatir(涵盖了之前定义的haajis和hadith al-nafs类别)。 当代穆斯林心理学家马利克·巴德里博士(Dr. Maalik el-Badri)将khawaatir定义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内心对话”或“隐秘言语”。 这些思想存在于持续不断的对话中,构成了我们生活现实的透镜。 在这方面,khawaatir似乎与认知疗法创始人亚伦·贝克(Aaron Beck)所描述的“自动思维”类似。 自动思维是指在受到刺激时,无需有意识努力而产生的心理活动。 一个似乎与我们khawaatir内容相关的因素是我们的先天性格。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khawaatir可以被概念化为我们潜意识中相互竞争力量的融合。 这些力量作为我们的一部分存在于内部,或作为独立的代理(神圣的、天使的或撒旦的)存在于外部。

潜意识

潜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心理学领域已通过认知和心理动力学两种视角对其进行了探讨。 弗洛伊德是首批讨论潜意识(或下意识)对有意识的思想、动机、欲望和梦境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 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防御机制的一些观点,早在很久之前就被穆斯林神学家提出过了。 例如,伊本·哈兹姆(Ibn Hazm,卒于回历456年)描述了对家庭成员被禁止的性冲动的压抑,会导致各种有意识的行为。

尽管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攻击性和性欲上,但他的门生卡尔·荣格(Carl Jung)提出了自己的潜意识理论,将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纳入了他所谓的“集体潜意识”中。 两位心理学家都试图发现每个人身上共同的潜意识心理结构。 人类心灵的这一维度并非物质实体,这使得对其研究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经验局限。 因此,在西方世界,除了这两位人物之外,它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然而,最近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探索潜意识偏见在决定态度、信仰和偏见中的作用。 研究重点已从描述潜意识的结构组成部分,转向描述其功能影响。

如前所述,潜意识是人类本质上属于“幽玄”(ghayb)领域的一个维度。 因此,任何寻求更好地理解心灵的穆斯林,都有必要探索启示的视角。 至少有一段先知圣训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心灵的潜意识部分可以影响我们的意识思想和驱动力。

艾布·胡莱勒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安拉确实宽恕了我的教民心中所产生的(haddathat)念头(nafs),只要他们没有将其付诸行动或说出来。”



问责仅适用于我们有意识选择范围内的现象。 《古兰经》告诉我们:

造物主不强求任何人,只依其能力而为之。



因此,我们不对任何超出我们意志范围的心理现象负责。 这段圣训暗示存在一种潜在的潜意识结构,它决定了某些超出我们意志的有意识思想。 我们将探索圣训中暗示的潜意识结构,并阐明其各个组成部分。

潜意识的组成部分

Waswaas(私语/诱惑)

对我们意识影响最深远的因素之一被称为waswaas(私语)。 伊斯兰传统在(1)恶魔的低语、(2)自我的低语,以及(3)天使的低语这一背景下讨论这种现象。

恶魔的低语

恶魔的低语进一步分为来自隐秘领域和可见领域的邪恶暗示。 这两类恶魔的低语在《古兰经》的最后一章中都有提及,

你说:我寻求人类的主、人类的王、人类的造物主的庇护,免受那退缩者的邪恶低语之害。 他向人类的胸中低语,(这些低语者)来自精灵(隐秘的生物)和人类。



显而易见,精灵的低语(waswaas)会被视为潜意识领域,但什么是人类的低语,它又是如何被视为潜意识的呢? 人类的低语涵盖了来自人类的任何交流,这些交流可以延伸到直接对话之外,包括书籍、媒体和图像。 尽管来自其他人类的最初暗示处于意识领域,但当它被纳入我们的记忆系统时,它随后就变成了潜意识。 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任何相关事物时,这些暗示随时都可能在我们内心激起情绪和欲望。 伊本·盖伊姆写道:“接下来,思想会被转移或存储到记忆中,记忆会将其转化为一种意志和动机,并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行为表现出来。”

因此,外部因素可以决定我们潜意识的构成,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意识思维。 伊本·贾兹(卒于伊斯兰历597年)对这些外部因素如何进入我们的潜意识提供了生动的概念化描述,

易卜劣厮根据留给他的空间进入人类内心。 这个空间会随着疏忽、无知或缺乏知识的程度而增加。 要意识到,心就像一座有围墙的堡垒。 在这些围墙中有大门。 通过这些大门,堡垒有可能被攻破。 理智居住在这座堡垒内,天使环绕着它。 在这座堡垒的一侧是欲望的所在之处。 恶魔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这个区域。 于是,堡垒与外部势力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 撒旦不断寻找堡垒的缺口,即一个人防备松懈的地方,以便他能突破围墙。



潜意识中低语的领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干预来调节。 一个人有可能通过摆脱干扰并获得对造物主的认知和意识,从而改变潜意识的整个动态。 个人与撒旦之间的这种斗争是潜意识和意识的一个关键维度,伊本·盖伊姆也谈到了这一点。 他解释说,自我每天都会进入战场,

他穿上军装,拿起武器,进入战场。 他的欲望和激情对抗着他的理智(‘aql)和引导(huda)。 获得胜利的唯一途径是寻求安拉的帮助。



撒旦利用个人自身的激情和欲望作为武器来对付他本人。 如果他被击败,那么

他的理智在撒旦面前就像敌人手中的囚犯……安拉赋予他尊严并提升其地位的东西,反而落入了他的敌人手中,并被用来摧毁他。



自我的低语

源于自我的低语在《古兰经》中有所提及,

我确已创造了人,并知道他内心(nafs)向他低语什么……



自我低语的内容取决于一个人的欲望、引导和性格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受约束的人类欲望追求的是能带来快乐的事物。 伊本·盖伊姆将快乐分为三类,对应三种普遍的欲望。 第一类快乐包括那些植根于获取生存和繁衍必需品的快乐,如饮食和生育。 第二类快乐涉及攀登支配等级以获得权力和领导地位。 最后一类快乐是通过对造物主的认知和培养美德来体验的。 这些类别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罪恶欲望。 伊本·泰米叶(卒于伊斯兰历728年)描述了快乐的基础:“体验与自身相兼容的事物是快乐的途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快乐的渴望是积极的。 然而,《古兰经》将追随欲望描述为一种阻碍个人成长的消极品质:

他们是安拉在他们的心上加了封印的人,他们追随自己的欲望。 尽管引导已从他们的主那里降临,他们却只追随臆测和自我所渴望的东西。



伊本·盖伊姆通过关注最终结果,将应受谴责的快乐与值得赞扬的快乐区分开来。 他解释说,最终导致痛苦的快乐是应受谴责的。 因此,过度沉溺于欲望或为了获得快乐而压迫他人,最终会导致今世和后世的痛苦。 对永恒快乐的真正追求,只能在与造物主建立有意义且充实的关系中找到。

自我(nafs)可以根据其与人类本性中积极因素(如理智和引导)或消极因素(如私欲和邪恶低语)的整合程度,来激励向善或向恶。 《古兰经》将自我的层次分为三类:

第一层:作恶的自我(Nafs Ammara bis-Soo’)

“自我确实是命令作恶的,除非安拉施以慈悯的人。”

第二层:自责的自我(Nafs Lawwama)

“我以那自责的自我起誓。”

第三层:安宁的自我(Nafs Mutma’inna)

“你这安宁的自我啊,回到你的主那里去吧,你是喜悦的,也是被喜悦的。”

源于自我的思想与它在这一谱系中所处的位置相一致。 那些未发育成熟的自我容易受到邪恶低语的影响,更有可能过度沉溺于自然欲望。 那些发育成熟的自我将利用启示和理智来抑制欲望并克服撒旦的低语。

本文的第二部分,若造物主意欲,将对自我及其在构建我们的动机、情绪和思想中的作用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来自天使的低语

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来自精灵的伙伴和一个来自天使的伙伴。”

天使的低语是指那些被启发到人类心中的向善倾向,正如另一段传述中所描述的那样。

阿卜杜拉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撒旦对亚当的子孙有一份影响,天使对他也有一个份额。 恶魔引导人去行恶和否认真理,而天使则鼓励人去行善和信仰真理。”



Ilhaam(灵感)与 Firaasa(直觉)

Ilham 指的是来自造物主的直接灵感。 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例子可以在穆萨(摩西)和他母亲的故事中找到。

“我曾启示穆萨的母亲:‘你哺乳他吧;当你担心他时,把他投在河里,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 我必将他归还你,并使他成为众使者之一。’ ”



灵感通常表现为直觉,被称为 firaasa。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 firaasa 描述为来自造物主的光。

“当心信士的 firaasa(属灵直觉),因为他是在安拉的光照下观察的。”

古兰经中也暗示了 firaasa 的概念。

“对于 mutawassimeen(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其中(鲁特的故事)确实有迹象。”

伊本·阿巴斯和其他古兰经注释家指出,此处的 mutawassimeen 指的是 mutafarriseen,即拥有 firaasa 的人。

伊本·盖伊姆阐明了 firaasa 与鲁特故事之间的联系,他解释道:“……当一个人观察到先前违抗的民族的结局时,他便被赋予了 firaasa……”

伊本·盖伊姆将 firaasa 定义为“安拉投射在信士心中的光,使他能够分辨真理与虚妄。” 他还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描述了 firaasa 中与获取隐秘现实知识相关的维度。 他进一步解释说,从现象学上讲,firaasa 表现为一种信念、思想或观念,它浮现在人的意识中,并消除了任何与之对立的事物。 区分 firaasa 与其他思想的一种方法是,“firaasa 是最初浮现的思想,且没有伴随任何对立的思想。 如果伴随有对立的思想,那么这被视为普通的思想。”

Firaasa 可以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那些无法通过经验验证或直接观察到的人的判断。 后一个概念在一个关于朱奈德·巴格达迪的故事中得到了阐明:

有一次,朱奈德正在进行公开演讲,一个伪装成穆斯林的年轻基督徒男孩来提问。 他说:“噢,谢赫,先知那句‘当心信士的直觉,因为他是在安拉的光照下观察的’是什么意思?” 朱奈德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看着他说:‘皈依伊斯兰吧,你皈依的时候到了。’ 那个男孩立刻皈依了伊斯兰。



伊本·盖伊姆还描述了其他类型的 firaasa,它们与信仰无关,且基于其他重要特征,所有人都可以获得。 例如,他解释说,医学医生基于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拥有一种 firaasa。 也有非穆斯林能够根据他们解释符号的能力来解梦。 他还解释说,科学理论在得出准确预测方面可能很有用。 他将其解释为基于自然事件之间联系的“自然直觉”(al-firaasa al-khalqiyyah)。 伊本·盖伊姆指出,这些类型的直觉并不能帮助一个人理解那些能为他们在两世带来益处的更深层真理。 这种对深层真理的认知需要那种作为安拉恩赐的特殊 firaasa,它源自安拉的光。

伊玛目加扎利(卒于回历505年)将 firaasa 概念化为源自心中一扇通向隐秘世界(unseen world)的“窗户”。 其他的窗户代表我们正常的生理感官。 当一个人专注于灵魂而非物质世界时,就能感知到来自隐秘世界的不同印象。 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真实的异象发生在睡眠状态下,即身体与感官世界隔绝时。

在睡眠状态下,当感官通道关闭时,这扇窗户就会打开,人会接收到来自隐秘世界的印象,有时还会预见到未来。 他的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天命之板”(Tablet of Fate)上所描绘的内容。 但是,即使在睡眠中,对世俗事物的思虑也会使这面镜子变得暗淡,以至于它接收到的印象不再清晰。



我们看到伊本·盖伊姆讨论了类似的意象,即心如同玻璃和镜子。 伊玛目加扎利解释说,在清醒状态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根据其内心的纯净程度通过这扇隐秘之窗进行感知,“一个人越是净化自己,摆脱肉欲,并将思想集中在安拉身上,他就越能意识到这种直觉。 那些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人,无权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因此,我们可以将 firaasa 理解为来自安拉的光,它包含了隐秘现实的含义。 这种光与信士纯洁的心灵相互作用,并将准确的图像投射到其意识中。 这种光的质量远高于个人所拥有的任何其他思想、观念或知识,因为它直接来自安拉。 因此,它胜过任何与之相关的其他思想,并固定在心中。

总结

我们讨论了潜意识的结构组成部分,它们影响着我们头脑中每时每刻涌现出的意识思想。 我们的意识思想正基于潜意识各部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被改变和塑造。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主张对那些从潜意识中不由自主涌现的思想持完全决定论的观点。 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抵消潜意识的影响。 例如,人格的转变可以通过提升我们的私欲(nafs)使其更接近安宁的灵魂(nafs mutma’innah)来帮助改变我们的念头(khawaatir)。 寻求安拉的庇护并加固我们内心的堡垒,可以帮助我们在对抗撒旦的低语时取得胜利。 结交那些用言行激励我们的朋友,能让我们的记忆中充满积极的观念,当面对困难局面时,这些观念便可随时提取。 发展我们的品格和智力,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整合自我的欲望。 保持个人卫生并处于天使般的环境中,可以增加来自天使的积极力量。 最后,净化心灵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修行将带来更敏锐的洞察力(firaasa)。

第三部分:思维过程

就思维过程而言,古兰经运用了一系列术语,它们虽然都包含“沉思”这一大意,但各自在思维的细微差别上又有所不同。 一些古兰经注释家描述了30个不同的术语,例如思考(tafakkur)、反思(tadabbur)和记念(tadhakkur),这些都是从安拉在古兰经中的迹象以及自然界中有效提取意义所必需的过程。

本文的这一部分涉及一个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概念,即元认知——或称“关于思维的思维”。 关于思想的思维是一种高阶思维形式,它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周围的世界。 我们在特定情况下选择采取的认知策略涉及一种元认知选择,它将决定我们能从中抽象出的知识的质量和数量。 这些知识单元随后可以形成概念框架,通过这些框架,未来的信息得以被理解。 因此,古兰经为我们提供了从世界中抽象出意义和真理所必需的元认知指导,为我们提供了概念框架,使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

沉思的组成部分

伊本·盖伊姆在他的著作《幸福之门的钥匙》(Miftaah Dar as-Sa’adah)中对不同类型的思维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探讨。 他解释了古兰经中用于表示沉思的术语。 本节将重点讨论他关于思考(tafakkur)、记念(tadhakkur)、领悟(i’tibaar)和反思(tadabbur)的论述。 前两个过程描述了最初的思想如何通过刻意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无意识自动产生)而浮现;后两个过程则描述了最初的思想(无论是自动的还是刻意的)如何引导出新的见解和知识。

思考(Tafakkur)

“思考(Tafakkur):将某物带入个人的认知空间。”

这是古兰经所引用的主要思维形式。 “思维”(Fikr)是这些术语中最通用的一个,涵盖了将思想带入有意识觉知的过程。 思考(Tafakkur)与“念头”(khawaatir)不同,它是一个更刻意的过程,个体通过该过程选择引导和聚焦自己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带入意识的最初思想要么源于环境,要么源于一种独立于我们环境的内在创造过程。 因此,念头(khawaatir)涉及一个主要是被动的过程,而思考(Tafakkur)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记念(Tadhakkur)

“记念(Tadhakkur):在一个人因分心而忽略或看不见某项知识后,重新唤起对该知识的觉知:‘敬畏者当恶魔的诱惑触碰他们时,他们立刻记念(tadkhakkar),于是他们便获得了洞察力’(古兰经,高处章:201)。”

当一个人受到撒旦的低语或肉欲的影响时,他迫切需要这种思维方法。 记念(Tadhakkar)涉及调动一个人先前获得的知识的能力,以此作为抵御撒旦妄想和抑制欲望的手段。 当一个人因忘恩负义、物质主义和对他人的蔑视而产生嫉妒时,他必须想起关于前定(al-Qadar)的知识。 通过记住安拉将恩惠分配给他所意欲的人,一个人就会明白,嫉妒他人实际上是在挑战安拉前定的正当性。 通过这种反思,一个人不仅能洞察困扰内心的疾病,还能学会感恩自己的福分。 当一个人被无法延迟满足的头脑和渴望享乐的心所带来的成瘾冲动所淹没时,他必须记住他所违抗的那一位,记住他的权能、他的威严、他的伟大。 在《坚忍者的准备》(Iddat as-Sabireen)中,伊本·盖伊姆建议被欲望所困的人将20种不同的思想带入有意识的觉知中。 为了简洁起见,我们仅提及其中三种。

• 记住安拉赐予你无数的恩典,而你的违抗将在你与这些恩典之间筑起一道屏障。

• 记住,通过满足欲望和获得短暂的快乐,你将失去今世和后世的善果。 信仰、天命和财富都会因此而减少。

• 记住,安拉已应许,凡你为他而放弃的,他必以更好的东西来补偿。 这值得你去奋斗。

当一个人从内心的沙砾下挖掘出这些被遗忘的宝藏时,他就能在几乎以廉价出卖灵魂后,将其赎回。 记念这些智慧的珍珠,使人能够从撒旦的妄想中解脱出来,并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是一场通往安拉的旅程。 他将阻碍这条道路的一切视为挑战,将促进这条道路的一切视为礼物。

思考(Tafakkur)与记念(Tadhakkur)

思考与记念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致力于用知识充实人类的心智。 记念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内心不断根据新的经历重新评估已学的知识,以获得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坚定的根基(fahm)。 一个知道“安拉对他的事物拥有绝对主权”(古兰经,优素福章:21)的人,无论他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中感到多么孤独,或者感到被周围人的消极和悲观所征服,他都会意识到安拉的前定凌驾于一切之上。 当一个人在经历挣扎或困难时,以及在获得解脱和成功时,将这一思想带入有意识的觉知,他将对安拉在自己生命中的角色获得更深刻的洞察。 因此,接踵而至的考验变得更容易应对,因为他的心在记念安拉中找到了安宁。 如果一个人在遇到新情况时不对所学的关于安拉的知识进行记念,他最终会失去这些知识,它们将不再影响他的内心。 这些知识会在心中“生锈”,导致在最需要的时候无法调取:“绝不然,其实他们所作的罪恶,已遮蔽了他们的心。”

通过真诚的劝诫、激励性的提醒以及对安拉迹象的启发性接触,这种锈迹被刮除,使先前获得的知识能够自由地浮现在我们的意识中。 伊本·盖伊姆提到:“(进行记念)是为了让内心不失去知识的影响,使其不至于消失。”

思考的功能被描述为“增加一个人的知识,并使内心获得它先前所没有的东西”。 伊本·盖伊姆解释道:“Tafakkur(深思)构建内心,而Tadhakkur(铭记)则守护内心。” Tafakkur和Tadhakkur是知识的种子。 雨水降临滋养它们(Tafakkur),而铭记(Tadhakkur)则是它们的疫苗。”

I’tibaar(借鉴)

“I’tibaar:从语言学上讲,它源自‘uboor,意为跨越。 这是因为一个人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从最初的想法跨越到了新的认知(ma’rifah)。 这就是I’tibaar的目标。 这是一个建设性的过程,通过综合现有的思想,产生更深刻、更复杂的认知。

‘在他们的故事中,对于有理智的人来说,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启示(‘ibrah)。’ (古兰经,优素福章:111)

‘对于心怀敬畏的人来说,其中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启示(‘ibrah)。’ (古兰经,纳兹阿特章:26)

‘对于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其中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启示(‘ibrah)。’ (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13;光明章:44)。”

这是一个作用于大脑中既有思想的二次处理过程。 在古兰经中,这一过程与对故事的深思联系在一起。 大脑从故事中提取深刻教训的过程被称为I’tibaar。 通过I’tibaar这座桥梁,从原始故事走向深刻认知,涉及抽象化的过程。 这使人能够从叙事中获得一种元教训,尽管与原始故事存在明显差异,但仍可应用于自己的生活。 例如,当我们读到麦尔彦和扎卡里亚在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生育的故事时,我们学会了克服自我设限的信念,并通过安拉的力量实现我们的全部潜能。 当我们读到撒旦堕落的黑暗故事时,我们洞察到了可能困扰我们内心和思想的魔鬼般的念头或疾病。 当我们读到我们先祖阿丹获得救赎的故事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获得了向善改变的灵感。

Tadabbur(深究)

“Tadabbur: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专注于事物的adbaar(结局)。 它是起始思想的逻辑结果。 这被用于指代言语:

‘难道他们没有深究言语(古兰经)的后果吗?’(古兰经,信士章:68)

‘难道他们不深究(yatadabaroon)古兰经吗?’ (古兰经,妇女章:82)。”

Tadabbur就是追随一个思想,直到其逻辑终点或起始基础。 在实践层面,对古兰经的Tadabbur是读者审视经文并确定其含义对自身生活影响的过程。 当我们经历困难时,若以Tadabbur深究“我的慈悯包罗万象”(古兰经,高处章:156)这句话,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我所经历的痛苦、磨难和困难,都被安拉的神圣慈悯所包容。 正如伊本·盖伊姆在别处所解释的那样:“出于安拉的智慧,他使快乐产生痛苦,又使痛苦产生快乐。” 因此,一个人因失去亲人、心碎、经济拮据、社会孤立或抑郁而经历的痛苦,都被包裹在安拉慈悯与智慧的神圣计划中。 这是信士在航行于人生狂风巨浪时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从不失去希望。 他深究了古兰经中讲述安拉对他的仆人们的恩惠、祝福和慈爱的经文,得出的结论只有:“与困难相伴的,确实有安逸。 与困难相伴的,确实有安逸。”(古兰经,舒尔哈章:5-6)

从思想走向行为

人类有能力阻止或反抗内心产生的冲动或想法。 此外,他们能够进行元认知,以改变思想或将其纳入知识网络。 意识思想转化为知识进而转化为行为的过程,由伊本·盖伊姆概述,他指出有五个因果关联的认知行为阶段:“因此有五个阶段:fikr(思想),产生‘ilm(知识),产生刺激内心的haal(范式或概念架构),产生irada(动机驱动),进而产生‘aml(行动)。”

扩展伊本·盖伊姆的模型

Fikr、Ilm和Haal

第一步是(1) fikr,涉及将新信息或想法引入意识。 当一个人回忆起这些新信息来指导决策时,他就在进行tadhakkur,它就变成了(2) ilm。 如果这些信息不能在人的精神、智力和道德旅程中提供帮助,它就没有达到知识的层面,而停留在(1) fikr阶段。 因此,知识的定义在于它能为人的生活带来益处的能力。 随着知识碎片从我们思考的事物中发展出来,它们就变成了知识的排列组合。 这些知识排列的模式由我们的逻辑、推理以及我们的品格所决定。 例如,句子中的词语根据语法规则串联在一起,以产生有意义的陈述。 然而,内容的选择源于我们的品格和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重视真理,他言语的内容将永远是真实的。 如果一个人自私,那么他构建的句子将被用来操纵他人。 在这个类比中,词语代表知识,语法代表理性,而句子本身代表知识的具体排列。 因此,知识碎片根据理性连接成排列,就像词语根据语法连接成排列一样。 最终产物就是知识结构。 这些代表了锚点、公理、起点和基础,我们通过它们来解读随后关于我们自身和环境的信息。 这些信息被转化为知识,并添加到现有的知识结构中,以建立新的基础,或构建和丰富现有的基础。 遵循我们关于语言的类比,代表我们知识结构的句子被进一步组合成段落。 这些段落被组合成篇章,随后组合成一本完整的书。 从我们的一套知识结构中产生的整个排列就是(3) haal(概念架构)。

作为透镜的内心

思维的概念架构是心灵的透镜,环境正是通过这面透镜被处理的。 这面透镜在《古兰经》中有所提及,

“安拉是天地之光。 他的光辉的譬喻,就像一个壁龛,里面有一盏灯,灯在玻璃罩里,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星,由一棵吉祥的橄榄树的油点燃……”

正如伊本·盖伊姆所解释的,玻璃代表心灵,灯代表照亮灵魂的信仰之光。 玻璃之所以被用作心灵的象征,原因之一是它的透明度。 伊本·盖伊姆说:“凭借这种透明度,(信士)能看到真理和方向。”

当这个世界的物理光线反射在造物中的 a yaat(迹象)上并被心灵感知时,光线会发生折射并产生图像。 图像的清晰度和深度取决于概念架构的复杂程度。 更复杂的架构源于更丰富、更广博的知识结构,并结合了智慧与良好的品格。 图像代表了从安拉的迹象中抽象出来的意义。

三个层级的意义

这种意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意义源于迹象的经验特征。 它需要思维的感知系统才能察觉。 与之相关的意义属于 k habar(描述)的范畴。 例如,某种特定的岩层可以通过仅仅描述其外观、形状、颜色和成分来进行科学解释。 这就是以 khabar 形式从迹象中显现出来的意义。 这可以被视为 (1) fikr(思考)。

第二层意义源于对迹象的理性审视,被称为 (2) ilm(知识)。 需要认知过程来抽象出与嵌入在更广泛背景中的特定自然现象的病因或目的( hikmah,即智慧)相关的意义。 延续前面的例子,解释导致岩层形成的地质过程,以及它在特定地理区域生态系统中的当前作用,都属于第二层意义。 第二层意义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近几个世纪,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进步。

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层意义,源于无数的认知过程以及《古兰经》中所描述的身心灵状态。 分心和恶行会阻碍一个人识别这一层意义的能力。 《古兰经》一贯强调,安拉的迹象只有具备信仰、确信、知识和理智的人,通过沉思、记念、审视、倾听和观察等行为才能感知。 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基本认知过程被称为 Qiyaas bil-Awlaa(高阶类比)。 这在《古兰经》中有所提及:“安拉拥有最高级的类比。” 因此,仅仅依赖字面和三段论式的思维,会使人对这一层意义视而不见。 Qiyaas bil-Awlaa 涉及从自然界中抽象出价值(道德、智力和精神价值),并适当地认识到它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造物主( ma’rifah,即认主学)的依赖。 被抽象出来的价值是安拉的尊名和属性,它们以有限的形式显现在这个现实中。 凝视岩层时产生的优美、威严和敬畏感,以及对这些价值在造物主那里具有形而上学基础的认识,构成了这一最高层意义的本质。

处理第三层意义

所有意义的处理主要通过如前所述的心灵 (3) haal(状态)发生。 具体而言,第三层意义需要一个更复杂且未受玷污的概念架构。 有些透镜已经变得污浊,使它们对这一层意义视而不见。 伊本·盖伊姆说:“如果污垢积聚、变黑并完全笼罩了心灵,心灵的反射质量和感知力就会完全丧失,以至于它既不能接受真理,也不能拒绝虚妄。”

《古兰经》经常描述那些无法感知从安拉迹象中显现出的光芒的人的身心灵状态。 事实上,这一现实在《古兰经》的第三页就已表达出来:

“不信道者,你对他们加以警告,或不加以警告,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终究不信。 安拉封锁了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障。 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

Haal(状态)激发 Iraadah(意愿)

当概念架构由我们的知识、推理和良好品格形成时,它会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精神驿站的现象学体验。 在安拉的迹象中感知到的意义会触动心灵,使其趋向 t awakkul(托靠安拉)、s abr(坚忍)、s hukr(感恩)、k hawf(敬畏)、m ahabba(爱)和 r ajaa’(希望)。 当一个人通过安拉的迹象看到他的尊名和属性时,就会体验到这些精神驿站。 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们的 (4) i raada(抱负、意愿、选择和决定)便产生了。 从一个人的意愿和抱负中,产生了 (5) 行为和行动。

伊本·盖伊姆从他关于思想与行为之间联系的理论中得出结论:

Fikr(思考)是一切善行的开端和关键。 这个(框架)应该阐明 tafakkur(沉思)的重要性和价值,它是心灵所能从事的最美德、最有益的行动,以至于有人说:‘沉思一小时胜过一年的功修。’ Fikr 是将一个人从分心的死亡和沉睡中唤醒,使其变得清醒和鲜活的东西。 它使人从所厌恶的转向所喜爱的,从对世俗的依赖转向对世俗的独立,从今世的牢笼转向后世的自由,从无知的束缚转向知识的广阔,从欲望的疾病转向归向安拉的疗愈,从盲目、耳聋和哑口无言转向视觉、听觉和对安拉深刻理解的恩典,从怀疑的疾病转向确信的慰藉。

那么,一个不进行 tafakkur 的人处于什么状态呢? 伊本·盖伊姆将心灵比作一片土地,这个比喻非常优美。 它要么可以从你思想的种子中生长,要么你最大的敌人可以占领这片土地并播种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恶魔发现心灵的土地空旷荒芜,于是播下种子,引发邪恶的念头,进而产生私欲、禁忌的冲动和欲望。 这随后会导致(禁忌且具有破坏性的)行为。 但如果心灵的土地忙于思考关于人生目标、思考问责与后世、思考永恒的喜悦与痛苦的惩罚等有益的念头,那么私欲就无处容身了。



第四节:伊斯兰沉思体系

前几节重点讨论了理想的思维过程。 本节作为总结,将重点讨论理想的思维内容。 伊本·盖伊姆提到了应该积极培养的四类普遍思想:

- 我们最挚爱的目标;- 通往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导致惩罚的伤害;以及 - 通往这种伤害的路径。不存在所谓的“中性”思想。 人生被概念化为通往特定目的地的旅程。 如果在旅途中的任何时刻,一个人没有向着目的地前进,那么他们就被视为“浪费了时间”。 因此,人类始终处于亏折之中,除非他们正在积极追求自己的终极目标。 这一点在《古兰经》中得到了完美的阐述:

“以时光盟誓。 人类确是在亏折之中,唯有信道、行善、互相劝勉以真理、互相劝勉以坚忍的人。” (《时光章》:1-3)

因此,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不属于上述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它们就被视为虚妄的思想。 这些思想滋养了存在于人类内心的邪恶。 它们驱使一个人走向失败。 今世和后世成功的关键在于,确保一个人的意识充满积极的思想,这些思想最终会转化为积极的行为。

伊本·盖伊姆解释说,当一个人处于对特定目的地、人或目标的激励状态时,必然意味着他们热爱自己所向往的事物。 激励的持续程度取决于对终极目标的热爱程度。

这种爱通过这四类思想得到加强。 第一类积极思想是思考一个人最重要或最挚爱的目标。 伊本·盖伊姆将这些思想分为两类:(1)思考其内在的美;(2)思考从中获得的益处。

人类最终的挚爱是安拉,超绝的、和平的源泉、真理。 思考他美好的属性会产生爱,这种爱维持并加强了激励状态。 通过思考他散布在大地上的迹象(ayaat),去沉思他的美、完美、宁静、和平、爱、慈悯和仁慈,将建立起爱的基础。 然后,你应该记住,安拉是创造了你、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本质,并赐予你生命本身这一礼物的主。 他的爱与关怀通过你父母的爱与关怀降临于你。 安拉是那位将你从生活困境中拉出来,并帮助你实现目标的主。 最重要的是,安拉是那位将你从这个世界的黑暗中带入他的光明中的主。

人类随后从思考他们的终极目标,过渡到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断地思考安拉,他们就会渴望寻求与他建立关系。 思想随后将集中在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一个人向安拉的灵性提升。 由于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取决于激励状态,因此思考这一目标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后果至关重要。 这就是伊本·盖伊姆推导出其他三类思想的地方。 他还增加了子类别以使其更具体。 该体系如下:

- 思考我们最挚爱的目标 a。 思考他的美与属性

b。 思考他的作为、仁慈和天命,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恩惠

- 通往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a。 思考挚爱者所喜爱的品质。 一个人进行品格审查并沉思,

i。 这种品质是安拉所喜爱的吗?

ii。 我具备这种品质吗?

iii。 如果我不具备,我该如何获得它? 如果我具备,我该如何保持它?

- 思考我们最厌恶的结局 a。 思考它们的丑陋

b。 思考这些厌恶的结局所导致的痛苦和伤害

- 通往我们最厌恶的结局并导致惩罚的路径 a。 思考挚爱者所厌恶的品质。 一个人进行品格审查并沉思,

i。 这种品质是安拉所憎恶的吗?

ii。

iii。 如果我不具备,我该如何保持并确保自己远离它? 如果我具备,我该如何去除这种品质?

将它们放在一起时,伊本·盖伊姆解释说,第一类增加了人对安拉的爱,而其余类别使个人更受安拉的喜爱。 他还将它们归纳为以下三点:

- 关于安拉的认主独一(Tawheed)和属性的知识 - 通往安拉的路径 - 远离安拉的路径。这种思维过程体现在《开端章》本身。 前四节经文谈到了安拉的尊名与属性,以及只崇拜他。 第五和第六节经文谈到了通往安拉的路径,第七节经文谈到了远离安拉的路径。

结论

在这个充满干扰的时代,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内心以发现思想的秘密,这一点至关重要。 思维和意识的体验是深刻的灵性体验,可以解锁我们内心许多隐藏的宝藏。 它们代表了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它们是我们人生目标和抱负的基础。 它们是我们所经历的情绪的基石。 通过沉思、记念和反省,我们可以用知识和理解的材料在心中构建宏伟壮丽的结构。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概念架构类似于在物理世界中构建的建筑景观。 建筑和路径使城市居民能够穿行于物质的物理世界。 同样,我们的概念架构使我们能够穿行于意义的形而上世界。 知识结构是建筑,而思维过程(tafakkur、tadhakkur、i’tibaar 和 tadhakkur)则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路径。 它们共同作用,能在我们心中创造出一种闪耀的文明,丰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

伊斯兰传统能为人类心理学领域提供许多宝贵的见解。 本文重点探讨了认知和元认知,研究了它们的构成要素、过程和目标。 后续文章将聚焦于动机、行为和人格转变,从而完成我们对伊斯兰精神心理学的入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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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该类别进行了轻微修改,以使其系统更具连贯性。 原文为“思考伤害与惩罚”,且没有任何子类别。

• 伊本·盖伊姆,《幸福之门的钥匙》(Miftaah Daar Sa’aadah),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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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lost-art-of-contemplation
原文标题:The Lost Art of Contemplation
作者:Dr. Zohair Abdul-Rahman
作者简介:祖海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博士:祖海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雅琴研究所系统神学部门的高级研究员。他居住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在那里担任医生,并在多家清真寺担任志愿伊玛目,为成年人和青年发表胡特巴(演讲)和讲座。他是一位求知者,在过去18年里,他以兼职方式在国内外多位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伊斯兰科学。他获得了信仰(神学)和圣训(先知言行录)领域的伊贾扎(认证)。他发表过关于伊斯兰神学、伊斯兰灵性、伊斯兰心理学和心理健康的文章。他目前正在攻读伊斯兰神学博士学位。

失落的沉思艺术:伊斯兰灵性心理学如何帮助人认识内心



图:沉思的失落艺术

引言

现代心理学涉及对人类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研究。 这三种现象代表了人类体验的基本组成部分。 它们也与伊斯兰关于自我净化(tazkiyyat an-nafs 或 tasawwuf)的信息有着深刻的联系。 这一过程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成功的巅峰:“成功者确是净化了心灵的人”;以及“净化了心灵的人确已成功”。

伊斯兰教代表了一套旨在改变个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体系,最终将引导他们走向有意义且充实的生活。 因此,那些将大量学术精力投入到自我净化课题上的古典学者们,随之发展出了深刻的人类心理学理论。 在之前一篇探讨伊斯兰灵性与心理健康的文章中,我们得出结论:有必要基于《古兰经》中的术语,从伊斯兰传统出发,构建人类心理学模型。 这样的努力将具有临床意义,为从业者提供适当的灵性范式,以帮助患有精神疾病的穆斯林客户。 此外,发展伊斯兰心理学框架将展示伊斯兰传统在人类心理学和灵性方面所蕴含的广度与深度,使他人能够领略其深奥之处,以及它们在21世纪为人类带来的价值。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伊斯兰灵性心理学模型,涵盖人类认知、元认知、意识、动机、情感和行为,并强调其对灵性心理成长和建立信念的实际意义。 由于存在将现代心理学话语强加于伊斯兰传统的风险,我们将以《古兰经》词汇和古典文献中的术语作为讨论的起点。 随后,我们将与现代见解进行比较和对照,通过整合或区分,为21世纪的读者提供更清晰的理解。

本文是根据伊斯兰传统中常提到的 Maraatib al-Qasd(动机等级)模型来组织的。 该模型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从思想开始,发展为动机,最后落实为行动。 这5个步骤的顺序描述如下:

- Al-Haajis:一种转瞬即逝的念头,进入意识快,消失也快;- Al-Khaatir:进入心智并由个人选择去思考的念头;- Hadith an-Nafs:内心对话,即对一个念头进行深入审视;- Al-Hamm:行动的动机,即思维过程已经影响了一个人的动机或情绪状态;以及 - Al-’Azm:执行行动的坚定决心。 虽然一个人在 hamm 阶段可能还会犹豫,但一旦达到 ‘azm 的阶段,这就成了无法回头的坚定决定。 本文重点关注前三个阶段。 它考察了意识思维的出现以及《古兰经》中提到的各种审视类型。 第一部分关注思想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探讨思想的基础;第三部分描述元认知和沉思的概念;第四部分展示了由著名博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开发的用于道德和灵性成长的实用沉思练习。

第一部分:思想的重要性

思想是我们与灵性维度接触的最深层界面。 这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 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人何时在思考,但我们永远无法从物理上观察到思想的实际内容。 除了安拉,没有人能像我们体验那样了解我们的思想。 思想本质上承载着意义和内容。 因此,尽管脑电图(EEG)可以测量与思考相关的神经元活动,但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到其本质内容。 从这个角度来看,思考是一个形而上的过程,它将我们带到了物质世界边界之外。 思想本身是超凡脱俗的,因为它们的内容并非由粒子或原子构成。

难怪《古兰经》极其强调思考这一灵性行为。 《古兰经》在750多处指示人类去思考、琢磨、反思、倾听和观察。 所有这些过程的共同要素是心智中产生的意识思维。 令人悲哀的是,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与心智中存在的丰富体验的联系。 尽管21世纪见证了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但世界对此的反应却适得其反,心智已从中心退居幕后。

分心的时代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人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学习如何利用最新的数字系统来提升生活各方面的生产力。 在职业生涯中,雇主非常看重技术能力。 那些无法跟上数字浪潮不断冲击的人,在日益萎缩的就业市场上将失去竞争力,因为市场正转向整合新系统以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的社交生活也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工具的创新而发生了改变,这些创新几乎消除了与亲友沟通的所有障碍。 我们的心智不断被拥有的各种新设备所分散,我们疲于应对似乎永无止境的更新和变化。

《分心上瘾》(The distraction addiction)一书的作者亚历克斯·庞(Alex Pang)将我们的在线生活描述为实际的工作:“如果维持你的在线生活感觉像是一份工作,那也许是因为它确实如此。” 他解释说,美国人平均每月在线时间为60小时。 这些时间加起来相当于每年3个月的全职工作。 在这种“在线职业”中,我们花费20天在社交网站上,38天在博客、YouTube和新闻网站上,32天纯粹用于电子邮件。 仅观察一天的设备使用情况,我们发现美国人平均发送和接收110条信息,查看手机34次,访问Facebook 5次,总共花费30分钟点赞。

与技术、屏幕和设备的持续接触,不仅矛盾地阻碍了我们实现目标的生产力,而且对心智产生了重大影响。 意识哲学家克拉克(Clark)和查尔默斯(Chalmers)在1998年提出了“延展心智”理论,该理论在近期的发明中得到了更好的理解。 该理论指出,人类经常利用外部环境中的设备来辅助那些通常在脑内进行的认知过程。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记忆。 过去人们使用笔记本,而现在,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电脑上的应用程序让我们能够比过去卸载更多的记忆,这得益于新技术带来的便捷访问和高效存储。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人们记忆电话号码方式的转变。 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 Lab)在欧洲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60%的成年人能回忆起他们10岁时居住的家里的电话号码,却记不住他们孩子或办公室现在的电话号码。 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无法回忆起他们伴侣的电话号码。 我们过去习惯将重要的电话号码记在脑海的记忆系统中,但现在已经将这一过程外包到了脑外。

思维扩展不仅限于记忆,还包括规划等执行功能。 谷歌会自动向你发送消息,建议你何时离家以赶上航班。 甚至还有一些应用程序会将你预设的饮食偏好与餐厅菜单进行交叉比对,从而建议最合适的食物选择。

由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思维外包程度,我们已经失去了隐藏在思维运用中的宝藏。 沉迷于各种小工具、屏幕和设备,使我们忽略了大脑本应具备的强大创造力、洞察力和自我意识。 现代科学已经认识到我们内心深处和灵魂中蕴含的效用与潜力。 特别是,人们针对远东传统的冥想练习进行了许多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练习对情绪、心理和生理疾病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包括抑郁症、药物滥用、酒精滥用以及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在更基础的层面上,科学已经证明思想对我们的生物机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个常见的现象被称为“安慰剂效应”,即仅通过一个人相信自己会康复的信念而获得的治疗益处,这就是思想影响我们健康的一个深刻例子。 关于安慰剂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它无处不在,并且对各种病理生理和心理病理状态都有效。 相反,众所周知,压力(部分基于我们对生活环境的认知框架)对包括激素调节、心血管疾病和免疫系统功能在内的多种生物系统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第2部分:思想的基础

Khawaatir(心念)

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将我们在清醒时刻涌入脑海的思想统称为khawaatir(涵盖了之前定义的haajis和hadith al-nafs类别)。 当代穆斯林心理学家马利克·巴德里博士(Dr. Maalik el-Badri)将khawaatir定义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内心对话”或“隐秘言语”。 这些思想存在于持续不断的对话中,构成了我们生活现实的透镜。 在这方面,khawaatir似乎与认知疗法创始人亚伦·贝克(Aaron Beck)所描述的“自动思维”类似。 自动思维是指在受到刺激时,无需有意识努力而产生的心理活动。 一个似乎与我们khawaatir内容相关的因素是我们的先天性格。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khawaatir可以被概念化为我们潜意识中相互竞争力量的融合。 这些力量作为我们的一部分存在于内部,或作为独立的代理(神圣的、天使的或撒旦的)存在于外部。

潜意识

潜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心理学领域已通过认知和心理动力学两种视角对其进行了探讨。 弗洛伊德是首批讨论潜意识(或下意识)对有意识的思想、动机、欲望和梦境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一。 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防御机制的一些观点,早在很久之前就被穆斯林神学家提出过了。 例如,伊本·哈兹姆(Ibn Hazm,卒于回历456年)描述了对家庭成员被禁止的性冲动的压抑,会导致各种有意识的行为。

尽管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攻击性和性欲上,但他的门生卡尔·荣格(Carl Jung)提出了自己的潜意识理论,将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纳入了他所谓的“集体潜意识”中。 两位心理学家都试图发现每个人身上共同的潜意识心理结构。 人类心灵的这一维度并非物质实体,这使得对其研究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经验局限。 因此,在西方世界,除了这两位人物之外,它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然而,最近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探索潜意识偏见在决定态度、信仰和偏见中的作用。 研究重点已从描述潜意识的结构组成部分,转向描述其功能影响。

如前所述,潜意识是人类本质上属于“幽玄”(ghayb)领域的一个维度。 因此,任何寻求更好地理解心灵的穆斯林,都有必要探索启示的视角。 至少有一段先知圣训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心灵的潜意识部分可以影响我们的意识思想和驱动力。

艾布·胡莱勒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安拉确实宽恕了我的教民心中所产生的(haddathat)念头(nafs),只要他们没有将其付诸行动或说出来。”



问责仅适用于我们有意识选择范围内的现象。 《古兰经》告诉我们:

造物主不强求任何人,只依其能力而为之。



因此,我们不对任何超出我们意志范围的心理现象负责。 这段圣训暗示存在一种潜在的潜意识结构,它决定了某些超出我们意志的有意识思想。 我们将探索圣训中暗示的潜意识结构,并阐明其各个组成部分。

潜意识的组成部分

Waswaas(私语/诱惑)

对我们意识影响最深远的因素之一被称为waswaas(私语)。 伊斯兰传统在(1)恶魔的低语、(2)自我的低语,以及(3)天使的低语这一背景下讨论这种现象。

恶魔的低语

恶魔的低语进一步分为来自隐秘领域和可见领域的邪恶暗示。 这两类恶魔的低语在《古兰经》的最后一章中都有提及,

你说:我寻求人类的主、人类的王、人类的造物主的庇护,免受那退缩者的邪恶低语之害。 他向人类的胸中低语,(这些低语者)来自精灵(隐秘的生物)和人类。



显而易见,精灵的低语(waswaas)会被视为潜意识领域,但什么是人类的低语,它又是如何被视为潜意识的呢? 人类的低语涵盖了来自人类的任何交流,这些交流可以延伸到直接对话之外,包括书籍、媒体和图像。 尽管来自其他人类的最初暗示处于意识领域,但当它被纳入我们的记忆系统时,它随后就变成了潜意识。 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任何相关事物时,这些暗示随时都可能在我们内心激起情绪和欲望。 伊本·盖伊姆写道:“接下来,思想会被转移或存储到记忆中,记忆会将其转化为一种意志和动机,并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行为表现出来。”

因此,外部因素可以决定我们潜意识的构成,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意识思维。 伊本·贾兹(卒于伊斯兰历597年)对这些外部因素如何进入我们的潜意识提供了生动的概念化描述,

易卜劣厮根据留给他的空间进入人类内心。 这个空间会随着疏忽、无知或缺乏知识的程度而增加。 要意识到,心就像一座有围墙的堡垒。 在这些围墙中有大门。 通过这些大门,堡垒有可能被攻破。 理智居住在这座堡垒内,天使环绕着它。 在这座堡垒的一侧是欲望的所在之处。 恶魔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这个区域。 于是,堡垒与外部势力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 撒旦不断寻找堡垒的缺口,即一个人防备松懈的地方,以便他能突破围墙。



潜意识中低语的领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干预来调节。 一个人有可能通过摆脱干扰并获得对造物主的认知和意识,从而改变潜意识的整个动态。 个人与撒旦之间的这种斗争是潜意识和意识的一个关键维度,伊本·盖伊姆也谈到了这一点。 他解释说,自我每天都会进入战场,

他穿上军装,拿起武器,进入战场。 他的欲望和激情对抗着他的理智(‘aql)和引导(huda)。 获得胜利的唯一途径是寻求安拉的帮助。



撒旦利用个人自身的激情和欲望作为武器来对付他本人。 如果他被击败,那么

他的理智在撒旦面前就像敌人手中的囚犯……安拉赋予他尊严并提升其地位的东西,反而落入了他的敌人手中,并被用来摧毁他。



自我的低语

源于自我的低语在《古兰经》中有所提及,

我确已创造了人,并知道他内心(nafs)向他低语什么……



自我低语的内容取决于一个人的欲望、引导和性格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受约束的人类欲望追求的是能带来快乐的事物。 伊本·盖伊姆将快乐分为三类,对应三种普遍的欲望。 第一类快乐包括那些植根于获取生存和繁衍必需品的快乐,如饮食和生育。 第二类快乐涉及攀登支配等级以获得权力和领导地位。 最后一类快乐是通过对造物主的认知和培养美德来体验的。 这些类别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罪恶欲望。 伊本·泰米叶(卒于伊斯兰历728年)描述了快乐的基础:“体验与自身相兼容的事物是快乐的途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快乐的渴望是积极的。 然而,《古兰经》将追随欲望描述为一种阻碍个人成长的消极品质:

他们是安拉在他们的心上加了封印的人,他们追随自己的欲望。 尽管引导已从他们的主那里降临,他们却只追随臆测和自我所渴望的东西。



伊本·盖伊姆通过关注最终结果,将应受谴责的快乐与值得赞扬的快乐区分开来。 他解释说,最终导致痛苦的快乐是应受谴责的。 因此,过度沉溺于欲望或为了获得快乐而压迫他人,最终会导致今世和后世的痛苦。 对永恒快乐的真正追求,只能在与造物主建立有意义且充实的关系中找到。

自我(nafs)可以根据其与人类本性中积极因素(如理智和引导)或消极因素(如私欲和邪恶低语)的整合程度,来激励向善或向恶。 《古兰经》将自我的层次分为三类:

第一层:作恶的自我(Nafs Ammara bis-Soo’)

“自我确实是命令作恶的,除非安拉施以慈悯的人。”

第二层:自责的自我(Nafs Lawwama)

“我以那自责的自我起誓。”

第三层:安宁的自我(Nafs Mutma’inna)

“你这安宁的自我啊,回到你的主那里去吧,你是喜悦的,也是被喜悦的。”

源于自我的思想与它在这一谱系中所处的位置相一致。 那些未发育成熟的自我容易受到邪恶低语的影响,更有可能过度沉溺于自然欲望。 那些发育成熟的自我将利用启示和理智来抑制欲望并克服撒旦的低语。

本文的第二部分,若造物主意欲,将对自我及其在构建我们的动机、情绪和思想中的作用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来自天使的低语

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来自精灵的伙伴和一个来自天使的伙伴。”

天使的低语是指那些被启发到人类心中的向善倾向,正如另一段传述中所描述的那样。

阿卜杜拉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撒旦对亚当的子孙有一份影响,天使对他也有一个份额。 恶魔引导人去行恶和否认真理,而天使则鼓励人去行善和信仰真理。”



Ilhaam(灵感)与 Firaasa(直觉)

Ilham 指的是来自造物主的直接灵感。 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例子可以在穆萨(摩西)和他母亲的故事中找到。

“我曾启示穆萨的母亲:‘你哺乳他吧;当你担心他时,把他投在河里,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 我必将他归还你,并使他成为众使者之一。’ ”



灵感通常表现为直觉,被称为 firaasa。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 firaasa 描述为来自造物主的光。

“当心信士的 firaasa(属灵直觉),因为他是在安拉的光照下观察的。”

古兰经中也暗示了 firaasa 的概念。

“对于 mutawassimeen(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其中(鲁特的故事)确实有迹象。”

伊本·阿巴斯和其他古兰经注释家指出,此处的 mutawassimeen 指的是 mutafarriseen,即拥有 firaasa 的人。

伊本·盖伊姆阐明了 firaasa 与鲁特故事之间的联系,他解释道:“……当一个人观察到先前违抗的民族的结局时,他便被赋予了 firaasa……”

伊本·盖伊姆将 firaasa 定义为“安拉投射在信士心中的光,使他能够分辨真理与虚妄。” 他还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描述了 firaasa 中与获取隐秘现实知识相关的维度。 他进一步解释说,从现象学上讲,firaasa 表现为一种信念、思想或观念,它浮现在人的意识中,并消除了任何与之对立的事物。 区分 firaasa 与其他思想的一种方法是,“firaasa 是最初浮现的思想,且没有伴随任何对立的思想。 如果伴随有对立的思想,那么这被视为普通的思想。”

Firaasa 可以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那些无法通过经验验证或直接观察到的人的判断。 后一个概念在一个关于朱奈德·巴格达迪的故事中得到了阐明:

有一次,朱奈德正在进行公开演讲,一个伪装成穆斯林的年轻基督徒男孩来提问。 他说:“噢,谢赫,先知那句‘当心信士的直觉,因为他是在安拉的光照下观察的’是什么意思?” 朱奈德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看着他说:‘皈依伊斯兰吧,你皈依的时候到了。’ 那个男孩立刻皈依了伊斯兰。



伊本·盖伊姆还描述了其他类型的 firaasa,它们与信仰无关,且基于其他重要特征,所有人都可以获得。 例如,他解释说,医学医生基于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拥有一种 firaasa。 也有非穆斯林能够根据他们解释符号的能力来解梦。 他还解释说,科学理论在得出准确预测方面可能很有用。 他将其解释为基于自然事件之间联系的“自然直觉”(al-firaasa al-khalqiyyah)。 伊本·盖伊姆指出,这些类型的直觉并不能帮助一个人理解那些能为他们在两世带来益处的更深层真理。 这种对深层真理的认知需要那种作为安拉恩赐的特殊 firaasa,它源自安拉的光。

伊玛目加扎利(卒于回历505年)将 firaasa 概念化为源自心中一扇通向隐秘世界(unseen world)的“窗户”。 其他的窗户代表我们正常的生理感官。 当一个人专注于灵魂而非物质世界时,就能感知到来自隐秘世界的不同印象。 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真实的异象发生在睡眠状态下,即身体与感官世界隔绝时。

在睡眠状态下,当感官通道关闭时,这扇窗户就会打开,人会接收到来自隐秘世界的印象,有时还会预见到未来。 他的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天命之板”(Tablet of Fate)上所描绘的内容。 但是,即使在睡眠中,对世俗事物的思虑也会使这面镜子变得暗淡,以至于它接收到的印象不再清晰。



我们看到伊本·盖伊姆讨论了类似的意象,即心如同玻璃和镜子。 伊玛目加扎利解释说,在清醒状态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根据其内心的纯净程度通过这扇隐秘之窗进行感知,“一个人越是净化自己,摆脱肉欲,并将思想集中在安拉身上,他就越能意识到这种直觉。 那些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人,无权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因此,我们可以将 firaasa 理解为来自安拉的光,它包含了隐秘现实的含义。 这种光与信士纯洁的心灵相互作用,并将准确的图像投射到其意识中。 这种光的质量远高于个人所拥有的任何其他思想、观念或知识,因为它直接来自安拉。 因此,它胜过任何与之相关的其他思想,并固定在心中。

总结

我们讨论了潜意识的结构组成部分,它们影响着我们头脑中每时每刻涌现出的意识思想。 我们的意识思想正基于潜意识各部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被改变和塑造。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主张对那些从潜意识中不由自主涌现的思想持完全决定论的观点。 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抵消潜意识的影响。 例如,人格的转变可以通过提升我们的私欲(nafs)使其更接近安宁的灵魂(nafs mutma’innah)来帮助改变我们的念头(khawaatir)。 寻求安拉的庇护并加固我们内心的堡垒,可以帮助我们在对抗撒旦的低语时取得胜利。 结交那些用言行激励我们的朋友,能让我们的记忆中充满积极的观念,当面对困难局面时,这些观念便可随时提取。 发展我们的品格和智力,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整合自我的欲望。 保持个人卫生并处于天使般的环境中,可以增加来自天使的积极力量。 最后,净化心灵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修行将带来更敏锐的洞察力(firaasa)。

第三部分:思维过程

就思维过程而言,古兰经运用了一系列术语,它们虽然都包含“沉思”这一大意,但各自在思维的细微差别上又有所不同。 一些古兰经注释家描述了30个不同的术语,例如思考(tafakkur)、反思(tadabbur)和记念(tadhakkur),这些都是从安拉在古兰经中的迹象以及自然界中有效提取意义所必需的过程。

本文的这一部分涉及一个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概念,即元认知——或称“关于思维的思维”。 关于思想的思维是一种高阶思维形式,它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周围的世界。 我们在特定情况下选择采取的认知策略涉及一种元认知选择,它将决定我们能从中抽象出的知识的质量和数量。 这些知识单元随后可以形成概念框架,通过这些框架,未来的信息得以被理解。 因此,古兰经为我们提供了从世界中抽象出意义和真理所必需的元认知指导,为我们提供了概念框架,使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

沉思的组成部分

伊本·盖伊姆在他的著作《幸福之门的钥匙》(Miftaah Dar as-Sa’adah)中对不同类型的思维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探讨。 他解释了古兰经中用于表示沉思的术语。 本节将重点讨论他关于思考(tafakkur)、记念(tadhakkur)、领悟(i’tibaar)和反思(tadabbur)的论述。 前两个过程描述了最初的思想如何通过刻意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无意识自动产生)而浮现;后两个过程则描述了最初的思想(无论是自动的还是刻意的)如何引导出新的见解和知识。

思考(Tafakkur)

“思考(Tafakkur):将某物带入个人的认知空间。”

这是古兰经所引用的主要思维形式。 “思维”(Fikr)是这些术语中最通用的一个,涵盖了将思想带入有意识觉知的过程。 思考(Tafakkur)与“念头”(khawaatir)不同,它是一个更刻意的过程,个体通过该过程选择引导和聚焦自己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带入意识的最初思想要么源于环境,要么源于一种独立于我们环境的内在创造过程。 因此,念头(khawaatir)涉及一个主要是被动的过程,而思考(Tafakkur)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记念(Tadhakkur)

“记念(Tadhakkur):在一个人因分心而忽略或看不见某项知识后,重新唤起对该知识的觉知:‘敬畏者当恶魔的诱惑触碰他们时,他们立刻记念(tadkhakkar),于是他们便获得了洞察力’(古兰经,高处章:201)。”

当一个人受到撒旦的低语或肉欲的影响时,他迫切需要这种思维方法。 记念(Tadhakkar)涉及调动一个人先前获得的知识的能力,以此作为抵御撒旦妄想和抑制欲望的手段。 当一个人因忘恩负义、物质主义和对他人的蔑视而产生嫉妒时,他必须想起关于前定(al-Qadar)的知识。 通过记住安拉将恩惠分配给他所意欲的人,一个人就会明白,嫉妒他人实际上是在挑战安拉前定的正当性。 通过这种反思,一个人不仅能洞察困扰内心的疾病,还能学会感恩自己的福分。 当一个人被无法延迟满足的头脑和渴望享乐的心所带来的成瘾冲动所淹没时,他必须记住他所违抗的那一位,记住他的权能、他的威严、他的伟大。 在《坚忍者的准备》(Iddat as-Sabireen)中,伊本·盖伊姆建议被欲望所困的人将20种不同的思想带入有意识的觉知中。 为了简洁起见,我们仅提及其中三种。

• 记住安拉赐予你无数的恩典,而你的违抗将在你与这些恩典之间筑起一道屏障。

• 记住,通过满足欲望和获得短暂的快乐,你将失去今世和后世的善果。 信仰、天命和财富都会因此而减少。

• 记住,安拉已应许,凡你为他而放弃的,他必以更好的东西来补偿。 这值得你去奋斗。

当一个人从内心的沙砾下挖掘出这些被遗忘的宝藏时,他就能在几乎以廉价出卖灵魂后,将其赎回。 记念这些智慧的珍珠,使人能够从撒旦的妄想中解脱出来,并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是一场通往安拉的旅程。 他将阻碍这条道路的一切视为挑战,将促进这条道路的一切视为礼物。

思考(Tafakkur)与记念(Tadhakkur)

思考与记念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致力于用知识充实人类的心智。 记念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内心不断根据新的经历重新评估已学的知识,以获得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坚定的根基(fahm)。 一个知道“安拉对他的事物拥有绝对主权”(古兰经,优素福章:21)的人,无论他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中感到多么孤独,或者感到被周围人的消极和悲观所征服,他都会意识到安拉的前定凌驾于一切之上。 当一个人在经历挣扎或困难时,以及在获得解脱和成功时,将这一思想带入有意识的觉知,他将对安拉在自己生命中的角色获得更深刻的洞察。 因此,接踵而至的考验变得更容易应对,因为他的心在记念安拉中找到了安宁。 如果一个人在遇到新情况时不对所学的关于安拉的知识进行记念,他最终会失去这些知识,它们将不再影响他的内心。 这些知识会在心中“生锈”,导致在最需要的时候无法调取:“绝不然,其实他们所作的罪恶,已遮蔽了他们的心。”

通过真诚的劝诫、激励性的提醒以及对安拉迹象的启发性接触,这种锈迹被刮除,使先前获得的知识能够自由地浮现在我们的意识中。 伊本·盖伊姆提到:“(进行记念)是为了让内心不失去知识的影响,使其不至于消失。”

思考的功能被描述为“增加一个人的知识,并使内心获得它先前所没有的东西”。 伊本·盖伊姆解释道:“Tafakkur(深思)构建内心,而Tadhakkur(铭记)则守护内心。” Tafakkur和Tadhakkur是知识的种子。 雨水降临滋养它们(Tafakkur),而铭记(Tadhakkur)则是它们的疫苗。”

I’tibaar(借鉴)

“I’tibaar:从语言学上讲,它源自‘uboor,意为跨越。 这是因为一个人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从最初的想法跨越到了新的认知(ma’rifah)。 这就是I’tibaar的目标。 这是一个建设性的过程,通过综合现有的思想,产生更深刻、更复杂的认知。

‘在他们的故事中,对于有理智的人来说,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启示(‘ibrah)。’ (古兰经,优素福章:111)

‘对于心怀敬畏的人来说,其中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启示(‘ibrah)。’ (古兰经,纳兹阿特章:26)

‘对于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其中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启示(‘ibrah)。’ (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13;光明章:44)。”

这是一个作用于大脑中既有思想的二次处理过程。 在古兰经中,这一过程与对故事的深思联系在一起。 大脑从故事中提取深刻教训的过程被称为I’tibaar。 通过I’tibaar这座桥梁,从原始故事走向深刻认知,涉及抽象化的过程。 这使人能够从叙事中获得一种元教训,尽管与原始故事存在明显差异,但仍可应用于自己的生活。 例如,当我们读到麦尔彦和扎卡里亚在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生育的故事时,我们学会了克服自我设限的信念,并通过安拉的力量实现我们的全部潜能。 当我们读到撒旦堕落的黑暗故事时,我们洞察到了可能困扰我们内心和思想的魔鬼般的念头或疾病。 当我们读到我们先祖阿丹获得救赎的故事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获得了向善改变的灵感。

Tadabbur(深究)

“Tadabbur: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专注于事物的adbaar(结局)。 它是起始思想的逻辑结果。 这被用于指代言语:

‘难道他们没有深究言语(古兰经)的后果吗?’(古兰经,信士章:68)

‘难道他们不深究(yatadabaroon)古兰经吗?’ (古兰经,妇女章:82)。”

Tadabbur就是追随一个思想,直到其逻辑终点或起始基础。 在实践层面,对古兰经的Tadabbur是读者审视经文并确定其含义对自身生活影响的过程。 当我们经历困难时,若以Tadabbur深究“我的慈悯包罗万象”(古兰经,高处章:156)这句话,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我所经历的痛苦、磨难和困难,都被安拉的神圣慈悯所包容。 正如伊本·盖伊姆在别处所解释的那样:“出于安拉的智慧,他使快乐产生痛苦,又使痛苦产生快乐。” 因此,一个人因失去亲人、心碎、经济拮据、社会孤立或抑郁而经历的痛苦,都被包裹在安拉慈悯与智慧的神圣计划中。 这是信士在航行于人生狂风巨浪时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从不失去希望。 他深究了古兰经中讲述安拉对他的仆人们的恩惠、祝福和慈爱的经文,得出的结论只有:“与困难相伴的,确实有安逸。 与困难相伴的,确实有安逸。”(古兰经,舒尔哈章:5-6)

从思想走向行为

人类有能力阻止或反抗内心产生的冲动或想法。 此外,他们能够进行元认知,以改变思想或将其纳入知识网络。 意识思想转化为知识进而转化为行为的过程,由伊本·盖伊姆概述,他指出有五个因果关联的认知行为阶段:“因此有五个阶段:fikr(思想),产生‘ilm(知识),产生刺激内心的haal(范式或概念架构),产生irada(动机驱动),进而产生‘aml(行动)。”

扩展伊本·盖伊姆的模型

Fikr、Ilm和Haal

第一步是(1) fikr,涉及将新信息或想法引入意识。 当一个人回忆起这些新信息来指导决策时,他就在进行tadhakkur,它就变成了(2) ilm。 如果这些信息不能在人的精神、智力和道德旅程中提供帮助,它就没有达到知识的层面,而停留在(1) fikr阶段。 因此,知识的定义在于它能为人的生活带来益处的能力。 随着知识碎片从我们思考的事物中发展出来,它们就变成了知识的排列组合。 这些知识排列的模式由我们的逻辑、推理以及我们的品格所决定。 例如,句子中的词语根据语法规则串联在一起,以产生有意义的陈述。 然而,内容的选择源于我们的品格和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重视真理,他言语的内容将永远是真实的。 如果一个人自私,那么他构建的句子将被用来操纵他人。 在这个类比中,词语代表知识,语法代表理性,而句子本身代表知识的具体排列。 因此,知识碎片根据理性连接成排列,就像词语根据语法连接成排列一样。 最终产物就是知识结构。 这些代表了锚点、公理、起点和基础,我们通过它们来解读随后关于我们自身和环境的信息。 这些信息被转化为知识,并添加到现有的知识结构中,以建立新的基础,或构建和丰富现有的基础。 遵循我们关于语言的类比,代表我们知识结构的句子被进一步组合成段落。 这些段落被组合成篇章,随后组合成一本完整的书。 从我们的一套知识结构中产生的整个排列就是(3) haal(概念架构)。

作为透镜的内心

思维的概念架构是心灵的透镜,环境正是通过这面透镜被处理的。 这面透镜在《古兰经》中有所提及,

“安拉是天地之光。 他的光辉的譬喻,就像一个壁龛,里面有一盏灯,灯在玻璃罩里,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星,由一棵吉祥的橄榄树的油点燃……”

正如伊本·盖伊姆所解释的,玻璃代表心灵,灯代表照亮灵魂的信仰之光。 玻璃之所以被用作心灵的象征,原因之一是它的透明度。 伊本·盖伊姆说:“凭借这种透明度,(信士)能看到真理和方向。”

当这个世界的物理光线反射在造物中的 a yaat(迹象)上并被心灵感知时,光线会发生折射并产生图像。 图像的清晰度和深度取决于概念架构的复杂程度。 更复杂的架构源于更丰富、更广博的知识结构,并结合了智慧与良好的品格。 图像代表了从安拉的迹象中抽象出来的意义。

三个层级的意义

这种意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意义源于迹象的经验特征。 它需要思维的感知系统才能察觉。 与之相关的意义属于 k habar(描述)的范畴。 例如,某种特定的岩层可以通过仅仅描述其外观、形状、颜色和成分来进行科学解释。 这就是以 khabar 形式从迹象中显现出来的意义。 这可以被视为 (1) fikr(思考)。

第二层意义源于对迹象的理性审视,被称为 (2) ilm(知识)。 需要认知过程来抽象出与嵌入在更广泛背景中的特定自然现象的病因或目的( hikmah,即智慧)相关的意义。 延续前面的例子,解释导致岩层形成的地质过程,以及它在特定地理区域生态系统中的当前作用,都属于第二层意义。 第二层意义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近几个世纪,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进步。

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层意义,源于无数的认知过程以及《古兰经》中所描述的身心灵状态。 分心和恶行会阻碍一个人识别这一层意义的能力。 《古兰经》一贯强调,安拉的迹象只有具备信仰、确信、知识和理智的人,通过沉思、记念、审视、倾听和观察等行为才能感知。 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基本认知过程被称为 Qiyaas bil-Awlaa(高阶类比)。 这在《古兰经》中有所提及:“安拉拥有最高级的类比。” 因此,仅仅依赖字面和三段论式的思维,会使人对这一层意义视而不见。 Qiyaas bil-Awlaa 涉及从自然界中抽象出价值(道德、智力和精神价值),并适当地认识到它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造物主( ma’rifah,即认主学)的依赖。 被抽象出来的价值是安拉的尊名和属性,它们以有限的形式显现在这个现实中。 凝视岩层时产生的优美、威严和敬畏感,以及对这些价值在造物主那里具有形而上学基础的认识,构成了这一最高层意义的本质。

处理第三层意义

所有意义的处理主要通过如前所述的心灵 (3) haal(状态)发生。 具体而言,第三层意义需要一个更复杂且未受玷污的概念架构。 有些透镜已经变得污浊,使它们对这一层意义视而不见。 伊本·盖伊姆说:“如果污垢积聚、变黑并完全笼罩了心灵,心灵的反射质量和感知力就会完全丧失,以至于它既不能接受真理,也不能拒绝虚妄。”

《古兰经》经常描述那些无法感知从安拉迹象中显现出的光芒的人的身心灵状态。 事实上,这一现实在《古兰经》的第三页就已表达出来:

“不信道者,你对他们加以警告,或不加以警告,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终究不信。 安拉封锁了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障。 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

Haal(状态)激发 Iraadah(意愿)

当概念架构由我们的知识、推理和良好品格形成时,它会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精神驿站的现象学体验。 在安拉的迹象中感知到的意义会触动心灵,使其趋向 t awakkul(托靠安拉)、s abr(坚忍)、s hukr(感恩)、k hawf(敬畏)、m ahabba(爱)和 r ajaa’(希望)。 当一个人通过安拉的迹象看到他的尊名和属性时,就会体验到这些精神驿站。 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们的 (4) i raada(抱负、意愿、选择和决定)便产生了。 从一个人的意愿和抱负中,产生了 (5) 行为和行动。

伊本·盖伊姆从他关于思想与行为之间联系的理论中得出结论:

Fikr(思考)是一切善行的开端和关键。 这个(框架)应该阐明 tafakkur(沉思)的重要性和价值,它是心灵所能从事的最美德、最有益的行动,以至于有人说:‘沉思一小时胜过一年的功修。’ Fikr 是将一个人从分心的死亡和沉睡中唤醒,使其变得清醒和鲜活的东西。 它使人从所厌恶的转向所喜爱的,从对世俗的依赖转向对世俗的独立,从今世的牢笼转向后世的自由,从无知的束缚转向知识的广阔,从欲望的疾病转向归向安拉的疗愈,从盲目、耳聋和哑口无言转向视觉、听觉和对安拉深刻理解的恩典,从怀疑的疾病转向确信的慰藉。

那么,一个不进行 tafakkur 的人处于什么状态呢? 伊本·盖伊姆将心灵比作一片土地,这个比喻非常优美。 它要么可以从你思想的种子中生长,要么你最大的敌人可以占领这片土地并播种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恶魔发现心灵的土地空旷荒芜,于是播下种子,引发邪恶的念头,进而产生私欲、禁忌的冲动和欲望。 这随后会导致(禁忌且具有破坏性的)行为。 但如果心灵的土地忙于思考关于人生目标、思考问责与后世、思考永恒的喜悦与痛苦的惩罚等有益的念头,那么私欲就无处容身了。



第四节:伊斯兰沉思体系

前几节重点讨论了理想的思维过程。 本节作为总结,将重点讨论理想的思维内容。 伊本·盖伊姆提到了应该积极培养的四类普遍思想:

- 我们最挚爱的目标;- 通往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导致惩罚的伤害;以及 - 通往这种伤害的路径。不存在所谓的“中性”思想。 人生被概念化为通往特定目的地的旅程。 如果在旅途中的任何时刻,一个人没有向着目的地前进,那么他们就被视为“浪费了时间”。 因此,人类始终处于亏折之中,除非他们正在积极追求自己的终极目标。 这一点在《古兰经》中得到了完美的阐述:

“以时光盟誓。 人类确是在亏折之中,唯有信道、行善、互相劝勉以真理、互相劝勉以坚忍的人。” (《时光章》:1-3)

因此,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不属于上述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它们就被视为虚妄的思想。 这些思想滋养了存在于人类内心的邪恶。 它们驱使一个人走向失败。 今世和后世成功的关键在于,确保一个人的意识充满积极的思想,这些思想最终会转化为积极的行为。

伊本·盖伊姆解释说,当一个人处于对特定目的地、人或目标的激励状态时,必然意味着他们热爱自己所向往的事物。 激励的持续程度取决于对终极目标的热爱程度。

这种爱通过这四类思想得到加强。 第一类积极思想是思考一个人最重要或最挚爱的目标。 伊本·盖伊姆将这些思想分为两类:(1)思考其内在的美;(2)思考从中获得的益处。

人类最终的挚爱是安拉,超绝的、和平的源泉、真理。 思考他美好的属性会产生爱,这种爱维持并加强了激励状态。 通过思考他散布在大地上的迹象(ayaat),去沉思他的美、完美、宁静、和平、爱、慈悯和仁慈,将建立起爱的基础。 然后,你应该记住,安拉是创造了你、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本质,并赐予你生命本身这一礼物的主。 他的爱与关怀通过你父母的爱与关怀降临于你。 安拉是那位将你从生活困境中拉出来,并帮助你实现目标的主。 最重要的是,安拉是那位将你从这个世界的黑暗中带入他的光明中的主。

人类随后从思考他们的终极目标,过渡到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断地思考安拉,他们就会渴望寻求与他建立关系。 思想随后将集中在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一个人向安拉的灵性提升。 由于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取决于激励状态,因此思考这一目标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后果至关重要。 这就是伊本·盖伊姆推导出其他三类思想的地方。 他还增加了子类别以使其更具体。 该体系如下:

- 思考我们最挚爱的目标 a。 思考他的美与属性

b。 思考他的作为、仁慈和天命,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恩惠

- 通往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a。 思考挚爱者所喜爱的品质。 一个人进行品格审查并沉思,

i。 这种品质是安拉所喜爱的吗?

ii。 我具备这种品质吗?

iii。 如果我不具备,我该如何获得它? 如果我具备,我该如何保持它?

- 思考我们最厌恶的结局 a。 思考它们的丑陋

b。 思考这些厌恶的结局所导致的痛苦和伤害

- 通往我们最厌恶的结局并导致惩罚的路径 a。 思考挚爱者所厌恶的品质。 一个人进行品格审查并沉思,

i。 这种品质是安拉所憎恶的吗?

ii。

iii。 如果我不具备,我该如何保持并确保自己远离它? 如果我具备,我该如何去除这种品质?

将它们放在一起时,伊本·盖伊姆解释说,第一类增加了人对安拉的爱,而其余类别使个人更受安拉的喜爱。 他还将它们归纳为以下三点:

- 关于安拉的认主独一(Tawheed)和属性的知识 - 通往安拉的路径 - 远离安拉的路径。这种思维过程体现在《开端章》本身。 前四节经文谈到了安拉的尊名与属性,以及只崇拜他。 第五和第六节经文谈到了通往安拉的路径,第七节经文谈到了远离安拉的路径。

结论

在这个充满干扰的时代,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内心以发现思想的秘密,这一点至关重要。 思维和意识的体验是深刻的灵性体验,可以解锁我们内心许多隐藏的宝藏。 它们代表了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它们是我们人生目标和抱负的基础。 它们是我们所经历的情绪的基石。 通过沉思、记念和反省,我们可以用知识和理解的材料在心中构建宏伟壮丽的结构。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概念架构类似于在物理世界中构建的建筑景观。 建筑和路径使城市居民能够穿行于物质的物理世界。 同样,我们的概念架构使我们能够穿行于意义的形而上世界。 知识结构是建筑,而思维过程(tafakkur、tadhakkur、i’tibaar 和 tadhakkur)则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路径。 它们共同作用,能在我们心中创造出一种闪耀的文明,丰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

伊斯兰传统能为人类心理学领域提供许多宝贵的见解。 本文重点探讨了认知和元认知,研究了它们的构成要素、过程和目标。 后续文章将聚焦于动机、行为和人格转变,从而完成我们对伊斯兰精神心理学的入门研究。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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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圣训学者指出该传述链存在薄弱之处,例如塔巴拉尼(《Al-Mu’jam al-Awsat》,第8卷,第23页)、阿基里(《Ad-Du’afaa al-Kabeer》,第4卷,第129页)以及伊本·贾兹(《Mawdu’aat ibn al-Jawzi》,第3卷,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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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该类别进行了轻微修改,以使其系统更具连贯性。 原文为“思考伤害与惩罚”,且没有任何子类别。

• 伊本·盖伊姆,《幸福之门的钥匙》(Miftaah Daar Sa’aadah),第531页。 收起阅读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信息为何可信:先知身份的理性与道德证据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essage-of-prophet-muhammad
原文标题:The Message of Prophet Muhammad ﷺ: The Proofs of Prophethood Series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信息为何可信:先知身份的理性与道德证据



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使命:先知证明系列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带来的使命——即《古兰经》与圣训(他的先知典范)——其道德与智慧的伟大,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正如柏拉图在其著名的超验价值三位一体论中所主张的那样,真、善、美是不可分割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欣赏伊斯兰生活方式内在的纯洁与美好,不仅吸引我们去了解其使命,也证实了其最后一位先知作为来自造物主的使者的合法性。 这一使命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先知在基本信条上的契合,来为穆罕默德 ﷺ 的先知身份作证。 《旧约》认为,先知的教诲是揭示其真实身份的关键,并警告说,即使某人能够预知未来,如果他号召人们崇拜其他神灵,他依然是一位伪先知。

人们还可以惊叹于穆罕默德 ﷺ 从公元610年至632年间短暂的传教生涯中,所记录下来的海量文献。 例如,《古兰经》和圣训不能与《圣经》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并不单纯包含穆萨(摩西)的教诲,而是一部跨越数世纪编纂而成的历史典籍。 考虑到其内容的质量和范围的广度,先知 ﷺ 所传授的教诲,始终以其非凡的深度和价值而独树一帜。 它定义了人与造物主的关系,人与周围人的关系,甚至人与动物及无生命物体的关系,并为个人和集体福祉相关的一切提供了永恒的智慧。

由此,人们可能会被其内在的一致性所吸引;这一全面体系的和谐性,以如此精妙的方式涵盖了神学、精神启迪、个人美德、人际行为、民法和外交政策,以至于历史上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奇迹。 他们认为这一最终使命的层面超越了人类的复杂性,更合理地解释为一种只能归功于造物主完美本性的平衡之道。

最后,当与其他在批评面前或随着时间流逝而衰落的宗教教义相比时,这一使命的深邃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在我们这个促进了思想全球化和事实核查的科技时代,在欧洲和北美,离开基督教的人数远多于离开伊斯兰教的人数。 另一方面,尽管伊斯兰教面临诸多诋毁,但其持续的增长证明了其内在的真实性以及跨越时空的普世性,使其适用于具有不同教育、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人们。 伊斯兰教的法律及其宗教教义也持续存在,而没有任何社会能够设计出一种同样具有永恒意义的体系,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提供平衡与全面的福祉。

本文将展示这一使命的十大亮点,重点关注那些更容易被二十一世纪人们所理解的内容。 这些维度应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最后一位先知 ﷺ 的使命,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捍卫其先知身份的有力证据。

纯粹的一神论

你说(穆罕默德啊):“这是我的道路;我凭着明证号召人们归向安拉,我和追随我的人都是如此。” “赞美安拉超绝万物;我绝非以物配主的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要求人们崇拜他。 他甚至不允许人们对他表现出过度的崇敬,总是明确区分造物主与他自己的人性,并会阻止人们在他进入房间时起立迎接。 他 ﷺ 反对人们在言语中含蓄地将他与安拉等同起来,并在临终前警告人们,不要重蹈前人将先知坟墓变成圣地的覆辙。 他的使命中没有比保护人们心中最纯粹的一神论理解,并消除个人与造物主之间直接且个人化联系的任何障碍更重要的基石了。

列夫·托尔斯泰(卒于1910年)出身于俄罗斯贵族家庭,被一些人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许多人报道过他尽管身为基督徒,却对伊斯兰教怀有极大的敬意,因为他认为伊斯兰教包含了他希望让更广泛的受众所了解的有价值的元素。 他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列入了一系列名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思想家》的书中。 在这一系列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这种信仰的本质归结为:除了一位安拉外,没有应受崇拜的神灵;他是仁慈且公正的,他将根据每个人的信仰以及善恶行为的平衡来单独审判每个人,这意味着义人将获得和平,而作恶者将遭受惩罚……他希望人们爱他,也爱彼此。 对造物主的爱体现在祈祷、对他人的同情、援助和宽恕之中。



如果人类最大的存在需求是认出唯一的安拉并与他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那么只有关于造物主及其独一性最纯粹的信仰才能吸引他们。 当皮尤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分析师调查伊斯兰教为何被预测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宗教时,他们发现“更倾向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在其中找到了更多意义”以及“研究伊斯兰教/阅读其宗教经典”实际上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动机。 这并不令人惊讶。 当人类将自己视为有目的的造物时,他们自然会认为,没有谁比创造和设计他们的造物主更适合告知他们存在的目的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也意味着一位至睿、至慈的造物主一定会将这一目的传达给他们,因此,“天启”宗教模式或如前所述的“受天启的使者”模式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在探求造物主的古老征程中,我们面临的选择要么是无法回答人们关于生命意义最迫切问题的有限哲学,要么是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亚伯拉罕诸教”,它们在理论上认同造物主的独一性,但在那之后便产生了分歧。 归根结底,正是伊斯兰教对造物主独一性及其荣耀的独特强调,使其区别于将造物主视为对单一血统有偏袒的部落主义的传统犹太教,以及将造物主视为以信仰主张代替善行的还原论的主流基督教。 正如英国外交官兼伊斯兰学者查尔斯·勒·盖·伊顿(卒于2010年)在这一点上所写的那样,

在穆斯林看来,犹太教将一神论“民族化”了,将其据为单一民族所有;而在基督教中,耶稣的位格似乎掩盖了造物主,就像月亮遮住了太阳一样;换句话说:犹太教稳固了这种一神论,为其提供了家园和军队,但同时也将其据为己有;基督教普及了真理,却也将其稀释了。 伊斯兰教闭合了这个圆环,恢复了易卜拉欣信仰的纯洁性,赋予了穆萨和尔萨在其宇宙观中卓越的地位,并抓住了这一神论的精髓——即对独一造物主的专一崇拜,以及在个人和社会平衡中对神圣统一性的反映——这是所有相反力量与人类不同经验层面之间的一种平衡。 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主张,伊斯兰教将穆萨的正义律法与基督教的恩典律法结合起来,在犹太教的严苛与耶稣的仁慈之间采取了一条中道;他说,穆萨宣扬了造物主的威严,耶稣宣扬了造物主的良善,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则宣扬了造物主的完美。 在同样的背景下,人们认为耶稣揭示了穆萨所隐藏的东西,即神圣慈悯的秘密和神圣之爱的丰富,而伊斯兰教最终在绝对真理的光照下,将一切纳入了正确的视角。



尽管《古兰经》中对造物主的描述在许多方面与《圣经》相似,但其中的差异是重大且深远的。 例如,《古兰经》中关于造物主的独一性和身份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与三位一体教义的晦涩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种教义的复杂性反映在今天基督教各教派在造物主的位格和本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 同样,《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关于造物主全能的例外,而《旧约》却将造物主描绘成例如在与雅各(愿主安宁)的摔跤比赛中落败的形象。

唯有在伊斯兰教中,人们才能发现对造物主的独特关注:他在独一性和完美性上是绝对的,在权能和正义上是超绝的,他崇高到不会与受造物相似,也不会将他们弃之不顾,他对全人类同样慈悯,并以同样的讯息教导他们所有人。

对前定(Destiny)的信仰

大地上的灾难,或你们自身的灾难,在我创造它们之前,都记录在天经中。 这对于安拉来说是容易的——这是为了让你们不要因为失去的东西而悲伤,也不要因为他所赐予你们的而狂妄自大。 安拉不喜欢每一个自欺欺人且傲慢自大的人。

当被要求定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信仰就是信仰安拉、他的天使、他的经典、他的使者、末日,并信仰前定,无论是好是坏 [一切皆来自安拉]。



相信一切都在造物主的掌握之中,且永远如此;相信造物主安排了人生的起伏,是为了某种唯有他完全知晓、而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理解的智慧——这是使生活变得可忍受且令人愉悦的两大强大资源。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前定的教导,不仅与那种将现实误解为随机且无方向的无神论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种世界观认为现实仅仅存在于一套无情、冷酷且毫无目的、无法提供任何慰藉的物理定律的掌控之下。 它们还否定了造物主不干预世界的自然神论观点,而这种观点已被许多有神论者所内化。 这种观点剥夺了人们对造物主监管宇宙中每一个原子的信心盔甲。 先知 ﷺ 教导说,穿上这副盔甲是有效信仰的要求,他在关于这一基本真理的众多传述中说道:

如果你为了造物主的事业捐献了相当于吴侯德山那么多的黄金,造物主也不会接受,直到你信仰前定——即你确信,凡是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凡是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如果你死时持相反的信仰,你将进入火狱。



本森-亨利身心医学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赫伯特·本森医学博士,在他对信仰与疗愈的医学探索接近尾声时总结道:“我所呈现的数据表明,积极的信念和希望是非常具有疗愈性的,尤其是对造物主的信仰,对健康有着许多积极的影响。” 同样,布莱恩·沃尔什在《幸福科学》中写道:“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发现,宗教人士往往比无神论者更少抑郁和焦虑,比无神论者更能应对生活的变迁……就好像灵性意识和积极的社会宗教实践是预防不幸病毒的有效疫苗。”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另一项大型全球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宗教生活的人往往更快乐。 有人可能会说,伊斯兰教关于信仰和顺从造物主的这些教导,在其他信仰传统中也存在。 虽然这是事实,但这种共性可以被视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圣职的证明,而非反证,因为他带来的讯息在某些方面与他并不知晓的其他经典相吻合。 此外,先知 ﷺ 以一种使其区别于先前经典残余的方式,对这一特定主题给予了独特的强调,而当时的环境充斥着关于命运和凶兆的迷信教条。

先知 ﷺ 还教导他的追随者,对前定的信仰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种本体论现实并存,尽管这种现实并不否认造物主的全能。 造物主赋予人类真正的主观能动性是他完美公正的体现,因为这对人类的问责制是必要的:我们只对我们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 在传授这一教义时,他 ﷺ 在经典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辩论中开辟了一个独特而强大的空间,这个空间被称为伊斯兰(顺从)。 通过顺从造物主的创造意志,人可以卸下背负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的沉重负担;通过顺从他的规范意志,人最终可以放下试图去迎合一个无神社会不断变化的标准所带来的重担。 正如查尔斯·泰勒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世俗时代》中所承认的那样,这是“伊斯兰教中顺从造物主的呼唤,它以一种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提供的方式赋予了人类力量。”

如果没有造物主最终掌控一切的信念,内心的平静将遥不可及。 一个人将永远被宇宙中对抗力量的阴影所困扰。 这反过来会破坏一个人灵性的完整性,因为即使他们崇拜造物主,他们仍然会担心宇宙中其他敌对的力量。 但如果坚信最终是造物主让事件发生,即使我可能拥有足够的意志来为我能影响的事情负责,那么对生活的满足感和信仰的甘甜就变得可以实现了。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一段可靠的圣训中所言:“品尝到信仰滋味的人,是那些以安拉为主宰,以伊斯兰为宗教,以穆罕默德为使者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从哲学角度来看,治愈和幸福仅仅是审美层面的因素,那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的疗愈价值,又怎能构成他作为先知的逻辑证明呢? 但我们不能将证明局限于那些可以被理性化的事物,也不能忽视那些践行这些教导的人所分享的生活经验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传授的这些信仰,使他的追随者在面对贫困、恐惧以及世界各地人类都会遇到的其他挑战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 因此,这种韧性和内心的平静构成了伊斯兰之美的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它与人类本性的和谐一致。

礼拜(Ṣalāh)

人类确实被造得急躁:当灾祸降临时,他惊慌失措;当好运降临时,他吝啬贪婪——唯有礼拜者除外,他们始终坚持履行礼拜。



礼拜是继信仰见证之后的伊斯兰教第二大支柱。 从语言学上讲,它意味着一种连接(ṣilah),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从生活的琐碎中抽身出来,加强与造物主的关系,浇灌信仰之树,滋润自己的心灵,否则这些心灵就会在追求世俗享乐的荒漠中干涸、开裂。 对于灵魂而言,礼拜的作用就像是在炎炎夏日的工作间隙,转入树荫下休憩。 这是一个重振我们灵性的机会,提醒我们关于起源、造物主以及我们存在的原因。 如果礼拜做得得当且虔诚,它将成为抵御罪恶和侵犯的最有力屏障。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践行仪式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拜仪式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核心肯定行为。 没有了它,人们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就像一个被掏空了心脏却试图存活的躯体。 然而,当多神论者试图通过戏剧化的形式与神灵建立联系,而享乐主义者终其一生跪拜在自我放纵的粗陋神龛前时,那些能够接触到确凿先知教导的一神论者,却享有造物主所揭示的真实途径,从而与他建立起真实的联系。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穆斯林,造物主命令他们每天在特定的时间以规范的形式进行五次礼拜。 局外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项繁琐或干扰性的任务,但许多穆斯林在体验过这种礼拜后,自愿选择在每日五次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礼拜。 这种独特崇拜行为的磁力,足以说明其意义所在。 礼拜是信念最明显的果实,而其深处蕴藏着最肥沃的种子。 关于穆斯林礼拜的这一观察,已故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卒于2005年)曾表达过,尽管他在神学观点上与伊斯兰教存在分歧,但他曾说:

穆斯林的虔诚值得尊重。 例如,他们对礼拜的忠诚令人无法不钦佩。 那些安拉的信徒们,不分时间地点,跪下并沉浸在祈祷中的形象,对于所有呼求真实造物主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榜样,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抛弃了宏伟教堂、几乎不祈祷或根本不祈祷的基督徒而言。



因此,礼拜最大的益处在于今生与造物主建立联系的机会,这种联系滋养灵魂,使其能够坚持完成人生使命,并确保其在后世获得救赎。 然而,礼拜在世俗层面的益处也是不可否认的。

从生理学上讲,伊斯兰礼拜仪式有助于稳定我们的生物钟,而我们的基因代谢正是依赖于此。 我们都知道跨时区旅行会导致时差反应,使我们功能失调,但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夜间房间里开着的灯,或者电子设备发出的光,也会阻碍我们体内褪黑素的自然分泌,而褪黑素能让身体获得恢复性的睡眠。 但当第一次礼拜必须在黎明前进行,且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鼓励在晚间礼拜后进行不必要的社交时,这种过程就被逆转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先知教导,我们需要意识到,睡眠不足不仅会导致第二天的疲惫或表现不佳,还会扰乱体内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可能与组织炎症以及对抗疾病和压力的能力有关,最终可能在肥胖、糖尿病、心脏病和一系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展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研究表明礼拜的冥想层面可以增强专注力和自控力,并抵消日常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伊斯兰礼拜中,先知 ﷺ 所要求的礼拜动作必须从容有度,这与穆斯林在每次礼拜中背诵《古兰经》复杂章节所需的脑力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联系。

从情感上讲,礼拜也有显著的益处。 《古兰经》鼓励穆斯林共同礼拜,有时将礼拜与摆脱悲伤和社交疏离的窒息感联系起来。 安拉说:“我们确已知道,你的胸怀因他们所说的话而感到局促。” “所以,你应当赞颂你的主,并成为叩头者之一。” 科学研究现在表明,积极的宗教团体生活通过其提供的共同目标和社会支持,对个人的情感健康具有多么大的疗愈作用。 关于孤独生活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脆弱性,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谈到每日礼拜时说:“你们要坚持集体礼拜,因为狼只会吃掉离群的羊。” 这种集体仪式的规律性,减轻了人们在身体分离时自然产生的深刻疏离感。 穆斯林礼拜方式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先知 ﷺ 鼓励信徒在排队礼拜时“填补空隙”,并互相握手。 我们现在知道,受欢迎的身体接触会导致身体释放催产素,这是一种非正式地被称为“结合荷尔蒙”的神经递质,因为它与同理心、信任和建立关系有关。 随着现代生活的原子化,朋友们往往相隔万里,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根据政府记录,英国现在是“欧洲最孤独的首都”。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心血管疾病和重度抑郁症将成为世界上最令人衰弱的疾病。 考虑到社会孤立、抑郁、药物滥用和自杀率上升这种令人担忧的激增趋势,穆斯林的每日祈祷可以成为一种受欢迎的解药。 安拉说:“他们曾被召唤去叩头,而他们当时(依然)是健康的。”

斋戒(虔诚的斋戒)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正如它曾为你们之前的人所定制的一样,以便你们能更加敬畏安拉。



斋戒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大支柱,全球超过十亿穆斯林在伊斯兰历的斋月期间以及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定期实践。 从黎明到日落,穆斯林为了对造物主的虔诚而禁绝饮食和夫妻生活。 这种对肉体欲望的限制滋养了人的灵性,强化了宗教良知,并培养了对造物主的真诚——因为只有造物主时刻在注视着你。 它还教导人们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进行自我克制,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谁在斋戒时不放弃恶言,(要知道)安拉并不需要此人放弃饮食。” 当然,斋戒也让穆斯林能够体验饥饿和不适,从而对弱势群体和受压迫者产生同理心。 正因如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斋月期间会格外慷慨,并要求他的追随者在月末缴纳强制性的慈善捐赠(开斋捐)。

至于斋戒带来的健康益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都非常明显。 在巴尔的摩国家老龄化研究所 2003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限制热量摄入可以延长寿命并减少与年龄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同样,康奈尔大学的克莱夫·麦凯发现,只要摄入适当的营养,在严格限制热量饮食下的实验鼠寿命几乎是预期寿命的两倍。 在著名的“坎托和欧文实验”中,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的抗衰老研究员理查德·温德鲁奇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展示了两只年龄相仿但饮食截然不同的恒河猴。 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限制热量”和“斋戒”可以逆转并减缓与衰老相关的细胞衰退。 至于斋戒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一项心理学研究追踪发现,虽然一个健康的女性在进行 18 小时斋戒时可能会感到烦躁增加,但她也可能体验到成就感、奖励感、自豪感和掌控感的提升。 因此,可以说健康人在斋戒时经历的轻微焦虑(《古兰经》豁免了病人的斋戒)正是人们培养挫折耐受力所需的挑战,这种成就感能激发我们作为有目的的生命体的幸福感。

有趣的是,间歇性斋戒带来的整体健康益处直到最近才开始被广泛认可,而就在不久前,最新的科学还建议每天三餐外加零食,作为稳定新陈代谢和大脑葡萄糖供应的理想饮食方式。 随着间歇性斋戒的日益流行及其新发现的益处,这些理论正逐渐失去可信度,尽管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追随者中已经持续实践了十四个世纪,且仍在继续。 穆斯林不仅在斋月期间作为信仰的义务和支柱,每天从黎明到日落进行斋戒,而且先知 ﷺ 还鼓励他们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每周进行两次斋戒,或者至少每月三次。

禁止婚外关系

你(穆罕默德)告诉信道的男人们,让他们降低视线,保护贞操。 这对他们来说更纯洁。 安拉确是彻知他们所做的一切的。 也告诉信道的女人们,让她们降低视线,保护贞操……



这部名为《光明》(al-Nūr)的《古兰经》章节中对贞操的呼吁,不仅禁止了通奸和淫乱,还概述了一套行为准则,以预防导致这些行为的滑坡效应。 不尊重此类准则的文明往往会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他们的放荡摧毁了他们的感知力,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通奸是一条邪恶的道路——不仅仅是一个邪恶的结局——需要预先防范。 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不要接近非法性行为。” “它确实是一种丑行,作为一种方式,它是邪恶的。”

这可能始于婚外关系,然后将性取向作为个人身份的核心部分,随后是接受所有形式的性表达,甚至是恋童癖、兽奸和恋尸癖。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会对这节经文的开头产生新的理解:“不要接近通奸”,就好像它是一场野火,会吞噬那些哪怕只是靠近它的人。 尽管性自由已变得如此普遍,但你仍然会发现来自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承认禁欲和婚姻忠诚在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的作用。

伊斯兰教减轻这种威胁的另一种方式是强调家庭制度。 通奸不仅是招致身体疾病的邀请,还代表了一种自私的心态,它不关心它所摧毁的家庭、那些出生后被剥夺爱与关怀的孩子、数以百万计的晚期堕胎、我们共同支付的监狱系统等等。 伊斯兰教为这一切建立了保障措施,其中就包括贞操和社会责任感。 通奸甚至影响到那些孤独且沮丧地死去的老人,因为那些父母未婚或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人,自然会与祖父母进一步疏远。 结果,老人们发现自己在脆弱的晚年被遗弃了——而这通常需要大家庭共同承担负担。 先知 ﷺ 在许多场合强调了这些危险;例如,他问那个在欲望中挣扎的年轻人:“你会接受别人对你的母亲、姐妹、女儿进行通奸吗……?”

禁止基于利息的借贷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如果你们是信士,就放弃(你们应得的)剩余的利息。 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么就通知(你们)安拉及其使者将向你们开战。 但如果你们悔改,你们可以收回本金——(这样)你们既没有亏待别人,也没有受到亏待。



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安拉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诅咒了收取利息者、支付利息者、记录利息者及其两位见证人,并说:“他们在(罪孽上)是平等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淡化了利息交易的危险性,尤其是在双方自愿达成的情况下。 然而,造物主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的短视,并将参与基于利息的交易视为一种极大的罪恶。 如今,我们亲眼目睹了基于利息的体系是如何将国家摧毁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尼日利亚和牙买加经济的崩溃就是两个悲惨的例子,说明当国家年度预算中如此巨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债务时会发生什么。 发放高利贷的邪恶本质显而易见;它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快速获取资金的途径,但往往会让个人和国家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 它将大部分风险转嫁给债务人,而对于通过放贷来“投资”的债权人来说,风险却微乎其微。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它还贬低了生产力和劳动,因为在这里,钱生钱靠的不是努力或手艺。 结果,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甚至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毁灭程度,这随后成为金融崩溃和下层阶级起义的催化剂,正如柏拉图曾经警告过的那样,这种起义在历史上已经吞噬了许多国家。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禁止从贷款中获取世俗意义上的利润,他说:“利润取决于责任(承担损失的可能性)。”

除了禁止放贷者收取利息外,借款人也被禁止参与此类贷款。 这防止了借款人入不敷出,从而减轻了他们被放贷者剥削的程度,也减少了消费主义造成的生态破坏。 当你把高利贷的危害与过度投机(gharar)的危害结合起来时——先知 ﷺ 也禁止了后者——你就拥有了经济危机的所有要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相对近期的例子。 正因如此,欧洲及其他地区正在兴起一种全球趋势,人们认识到伊斯兰金融法规为经济困境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替代方案和补救措施。 为了强调这些法规背后的主要目标,安拉在《古兰经》中谈到金钱时说:“……以免它在你们的富人之间成为一种永久的流通[手段]。” 这种补救措施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通过天课(Zakat)制度来减少财富集中。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基础支柱之一;这是一种针对大额资本的强制性慈善捐赠,每年必须重新分配2.5%,主要用于救济穷人,也用于其他高尚的事业。 当然,随着天课制度将这些财富直接输送给有需要的人,人们常提到的关于政府通过向富人征税而过度获利的担忧也就消失了。 此外,与政府税收不同,天课制度强调个人在造物主面前的责任;造物主是无法像政府审计员那样被那些通过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来逃税的投机取巧者所欺骗的。

禁止饮酒

信士们啊! 饮酒、赌博、偶像崇拜和求签占卜,都是恶魔行为中的污秽。 你们应当远离它们,以便你们成功。



伊斯兰教对饮酒直截了当、明确无误的拒绝,可能是先知 ﷺ 的教导中最容易被理解的方面之一。 一方面,这一事实与当时多神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中盛行的规范背道而驰,这反驳了那种认为他的使命只是吸收周围环境教义的观点。 但除了具有革命性和原创性之外,其构思也极其明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人们:“凡是大量饮用会致醉的东西,即使少量也是非法的。” 明智的人应该注意到,这种建议比当前“负责任地饮酒”的建议要高明得多,因为后者依赖于那些判断力已经受损的人的决策能力。

一些现代社会已经承认这种逻辑的失败,并试图通过要求“指定司机”完全戒酒来安全地将饮酒者送回家,从而绕过这个问题。 为了说明这些措施的不足,请意识到哈佛酒精项目(Harvard Alcohol Project)在1991年之前通过庞大的网络推广了“指定司机”的概念,这些网络涵盖了政府倡导团体、好莱坞、职业体育联盟、大型企业,甚至还有由酿酒和蒸馏公司亲自准备的公益广告。 当尘埃落定时,事实证明这场运动的目标选错了。 三十年后,因酒精损害导致的机动车事故下降50%的目标仍未实现。 2016年,美国有超过10,000人死于酒精损害导致的驾驶事故,占所有交通死亡人数的28%。 由于非语言的同伴压力即使对成年人来说也是现实,再加上在与饮酒者社交时还要费心确定谁将自愿保持清醒,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从未具备彻底解决问题的潜力。 如果我们转向先知 ﷺ 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他教导说,仅仅通过对饮酒采取零容忍政策来禁止人们踏上“轻度饮酒”的滑坡是不够的。 他 ﷺ 补充说,要让不饮酒者免受其诱惑,唯一的方法就是禁止他们坐在有酒流通的桌旁。 但最重要的是,他 ﷺ 教导说,精神和道德的完善是建立节制和改革的真正基石,一个人才能从这种恶习中解脱出来。 他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说:

《古兰经》最初降示的章节,无非是《穆法萨勒》(较短的章节),其中包含了对天堂和火狱的提及。 然后,当人们倾向于伊斯兰教时,合法和非法的事物才被降示。 如果最先降示的是“不要喝酒”,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戒酒。” 如果最先降示的是“不要通奸”,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通奸。”



同样,匿名戒酒互助会(Alcoholics Anonymous)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康复项目,迄今已有数百万人受益,它要求参与者相信一种更高的力量,因为这在帮助人们从成瘾中恢复方面非常有效。

除了交通死亡事故外,与饮酒相关的健康风险是巨大的,几乎涉及人体内的每一个系统和器官。 其毒性最严重的例子包括脑损伤和肝功能衰竭。 孕期饮酒是另一种流行病,因为酒精对发育中的胎儿毒性极大。 胎儿酒精综合征仍然是美国导致可预防智力残疾的主要原因,并伴有各种其他临床表现。 除了酒精的直接毒性外,酒精造成的损害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还体现在酒精消费与工作效率下降、艾滋病传播增加、致命事故、暴力和虐待之间的既定相关性上。 在提到由麻醉品引发的侵犯行为时,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诫人类:

恶魔只想要借酒和赌博在你们之间挑起敌意和仇恨,并阻止你们记念安拉和进行祈祷。 那么,你们还不戒除吗?



因此,难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仅在美国,每年就有95,000人因过量饮酒而死亡。 《柳叶刀》最近发表了一项评估与酒精相关的疾病负担的研究,涵盖了1990年至2016年间的195个国家。 在试图确定既能最大限度减少有害影响又能获得微小益处的酒精摄入量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零酒精”是唯一没有威胁的摄入量。 换句话说,与饮酒相关的危害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摄入多少,其益处都无法超过其危害。 无数医学研究强化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古兰经》中阐述的永恒信息:“他们问你(穆罕默德啊)关于酒和赌博的事。 你说:‘在这两件事中都有大罪,虽然对人们也有一些益处。 但它们的罪过比它们的益处还要大。’”

和今天很像,先知 ﷺ 的同时代人在伊斯兰教之前会吹嘘醉酒如何让他们变得无所畏惧,从而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在慈善中表现得慷慨。 《古兰经》的降临推翻了这种短视的思维,它将这些所谓的优势与无法与之剥离的、不可避免的更大危害——如不必要的暴力和重要财富的浪费——进行了对比。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信息使伊斯兰教对酒精独特的坚定立场成为经文,且永远具有现实意义,不会因政治波动或所谓的益处而改变。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经常因饮酒而受到不成比例伤害的少数群体,今天正成群结队地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之一。

健康饮食与个人卫生

阿丹的后裔啊!在每一处礼拜场所,你们都要穿戴整齐,吃喝吧,但不要浪费。 他确实不喜欢浪费的人。



这些神圣的指示并非没有限定条件。 相反,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饮食和着装方面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指导。 例如,《古兰经》禁止穆斯林吃猪肉,除非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种禁令在《圣经》中也有体现。 先知 ﷺ 还劝阻(而非禁止)穆斯林食用牛肉,以避免医疗并发症。 在一段圣训中提到:“我建议你们喝牛奶,因为它们吃各种草药,牛奶中含有治疗各种疾病的良药。” 在另一份相关报告中提到:“远离牛肉,因为它是致病之源。” 过量食用牛肉的危害在最近已成为常识。

不仅食物的种类受到了关注,摄入量也同样如此。 先知 ﷺ 说:

人类填满的任何容器中,没有比胃更糟糕的了。 阿丹的后裔只需吃几口,以维持脊椎挺立(即维持生命)就足够了。 但如果必须(多吃),那么三分之一留给食物,三分之一留给饮料,三分之一留给空气。



先知 ﷺ 更进一步,为穆斯林提供了一份少食的路线图,将这些指导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实际应用。 阿纳斯·本·马利克(愿主喜悦之)传述,先知 ﷺ 禁止他们站着喝水,并(阿纳斯补充说)站着吃东西甚至更糟糕。 这种关于正念饮食的建议,是避免暴饮暴食和肥胖危害的有效关键。

至于个人卫生,以下言论被归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名下:

十种行为属于天性(fiṭrah):修剪胡须、蓄须、刷牙、清洗鼻腔、修剪指甲、清洗指关节、拔除腋毛、剃除阴毛,以及如厕后用水清洗身体。



一位次级传述者说:“我忘记了第十种,除非是漱口。”

当人们反思这些教导的智慧,看到其实践效果,并从更高目标的角度审视伊斯兰教法时,他们往往会在理智和精神上受到触动。 例如,上述十种行为不仅证明了最后一位先知 ﷺ 在卫生方面领先于他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文明几个世纪,而且还表明了至仁至慈、大能的主对他的创造物是多么仁慈。

乔治·萧伯纳(卒于1950年),一位有影响力的爱尔兰剧作家和评论家写道:

……那些被取代的本土宗教的创立者,如穆罕默德,已经足够开明,将沐浴以及对人体排泄物(甚至指甲屑和毛发)最细致、最恭敬的处理等卫生措施作为宗教义务引入;而我们的传教士却轻率地诋毁了这种神圣的教义,却没有提供替代方案,这导致懒惰和忽视迅速取而代之。

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接触之前,洗澡在欧洲人中还不是一种习惯。 瘟疫会定期光顾他们不卫生的住所,他们会穿着沾满污垢的衣服,直到衣服从身上脱落。 到那时,穆斯林已经为了礼拜、性交后、仪式崇拜,甚至为逝者清洗身体长达四百年了。 正如詹姆斯·哈珀在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作中所写:

在欧洲,洗澡并不被视为优先事项,事实上,它经常被鄙视为软弱的标志。 但十字军很快开始发现公共浴室的治疗乐趣——类似于现代的土耳其浴室——这在穆斯林生活中是正常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甚至劝阻食用生洋葱,并提倡定期漱口和经常刷牙。 正如先知 ﷺ 所说:“牙刷是口腔的净化,也是取悦主的一种方式。” 伊斯兰教的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说,这些是接近造物主的方式,也是为了不冒犯那些会被难闻气味困扰的人们和天使。 随着今天医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刷牙和稀释口腔中的糖分——例如——在预防牙齿腐烂以及由此产生的牙龈感染痛苦方面是多么有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导穆斯林在开始小净(wu ḍ ū’,即礼拜前的洗礼)时,应先彻底清洗双手。 据估计,全球仅有 19% 的人在如厕后会洗手。如今,在美洲地区,因手部卫生状况不佳而导致的各类可预防疾病,其数据比穆斯林占多数的东地中海地区更为惊人。 尽管有大量科学证据记录了这种基本清洁习惯对健康乃至挽救生命的益处,但我们发现,在当今现代世界,尽管卫生预防措施总体上促进了人口健康,但人们在卫生方面的积极性仍不及穆斯林近 1500 年来所保持的那样。

小净的另一个环节是清洗鼻腔。 研究人员正开始发现这一简单习惯对我们的健康有多么宝贵。 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鼻腔冲洗在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改善数百万患者的生活质量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鼻科医生将其称为“鼻腔冲洗”,因为让少量水完全通过鼻腔是治疗和预防鼻窦炎等疾病的正确方法。 这正是先知 ﷺ 在其声明中所规定的:“除非你在封斋,否则要彻底冲洗鼻腔。” 换句话说,在进行鼻腔冲洗时,水应该几乎到达喉咙,因此在封斋期间需要格外小心。

伊斯兰教义还强化了一个观念,即仪式性的洗礼不仅仅是为了外在的清洁。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说,在进行礼拜(ṣ alāh)以与造物主沟通之前,即使我们外表看起来并不脏,也应先进行小净。 这似乎象征着物质领域与形而上学领域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水从天而降,洗净我们身体上的污垢和异味,它也让我们通过洗净灵魂中被污染的部分,重新与天堂建立联系。 在仪式性净化的背景下,安拉以对这一深刻双重功能的暗示结束了讨论,他说:“安拉喜爱那些不断悔改的人,也喜爱那些洁净自己的人。” 先知 ﷺ 还将外在与内在的净化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记住,在进行身体的仪式性洗礼时,我们也在洗净灵魂和潜意识中经常污染它们的罪过。 他 ﷺ 说:

你们之中,无论谁准备好小净用水,然后漱口、冲洗并清理鼻腔,他脸部、嘴巴和鼻孔的罪过都会随之洗去。 然后,当他按照安拉的指示洗脸时,他脸上的罪过会随着水从胡须尖端流走。 然后,当他洗手臂至肘部时,他手臂的罪过会随着水从指尖流走。 然后,当他用(湿手)擦拭头部时,他头部的罪过会随着水从发梢洗去。 然后,当他洗脚至脚踝时,他双脚的罪过会随着水从脚趾洗去。 接着,当他起身礼拜,赞美安拉、荣耀安拉、以应有的方式宣扬安拉的伟大,并向安拉倾诉衷肠时,他礼拜结束时就像他母亲生他那天一样没有罪过。



科学与医学

在首次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经文中,安拉说:

你(先知啊)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诵读。 (他)用凝血创造了人类。 你应当诵读,你的创造主是最尊贵的。 他曾教导用笔书写。 (他)教导人类他们所不知道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被忽视的教导,同时也是人类欠他最大的恩情之一,就是他教导了世界知识的重要性。 他将追随者从几个世纪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教导他们必须将一生投入到追求教育中。 历史学家们承认,正是受他的启发,识字率才超过了当时的社会,尽管在他出生的阿拉伯地区,文盲曾是常态。 在很短的时间内,麦加、麦地那、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等主要的穆斯林城市成为了知识和学术的中心。 只需考虑一点:据报道,中世纪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图书馆(当时其七十座图书馆之一)拥有 40 万册书籍,而当时基督教欧洲最大的图书馆可能只有 400 份手稿。

他 ﷺ 通过说“你们更了解你们的世俗事务”来肯定了追随者的智力潜能。 通过这类言论,早期的穆斯林明白,经过验证的专业知识和实证研究结果应当受到尊重。 基于这一范式,伊斯兰教确立了医生的责任制,并制定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知识标准。 这并非巧合,而是源于先知 ﷺ 的教导:“凡行医而未以医术精湛闻名者,须承担责任。” 受此声明的警示,十世纪的巴格达(伊拉克)设立了医疗执照考试,所有医生在行医前都必须参加。 除了开创这种问责制外,伊斯兰教还提供了一种方法,以抵消当今互联网上由非专业人士传播的大量医疗错误信息。 如今,知识民主化的现象使我们的世界陷入了无法区分可靠事实与伪科学医疗主张的困境,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提供了一种保障,防止我们退回到大众识字前那种教条式的反智主义中。

在另一段圣训中,先知 ﷺ 说:“安拉降下任何疾病,必会降下相应的治愈方法,无论谁知道它,也无论谁对此一无所知。” 换句话说,这些治愈方法都是可以发现的,所以让研究的复兴开始吧。 穆斯林在医学上取得了如此先进的成就,以至于医学图书馆协会的创始人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曾说,伊本·西那(Ibn Sīna)的《医典》(Qanūn)在欧洲作为医学圣经的地位,比任何其他著作都要长久。

也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引入了医疗隔离的概念。 当先知的第二任继承人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他)在旅途中到达一个叫萨尔格(Sargh)的地方时,他被告知他正前往的沙姆地区发生了瘟疫。 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愿安拉喜悦之)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另一位资深同伴,他告诉欧麦尔,安拉的使者 ﷺ 曾说:“当你们听说某个地方发生了瘟疫,就不要进入那里。” “而当它发生在你们所在的地方时,也不要逃离那里。”

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指引所激发的知识复兴,耶鲁大学的弗朗茨·罗森塔尔在《知识的胜利》中写道:

因为“伊尔姆”(知识)是那些主导了伊斯兰教并赋予穆斯林文明独特形态与面貌的概念之一。 事实上,没有其他任何概念能像“伊尔姆”这样,在穆斯林文明的各个方面都起到如此决定性的作用……穆斯林知识生活、宗教与政治生活,以及普通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分支不受这种将知识视为穆斯林存在之至高价值的普遍态度的影响。 “伊尔姆”即是伊斯兰,尽管神学家们对接受这一等式的技术准确性持保留态度。 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热烈讨论,恰恰证明了它对伊斯兰教的根本重要性。



在《伊斯兰教的古典遗产》中,罗森塔尔补充道:

然而,无论是使穆斯林觉得有必要了解医学、炼金术和精密科学的实用功利主义,还是促使他们投身于哲学-神学问题的理论功利主义,如果不是穆罕默德的宗教从一开始就强调知识(‘ilm)作为宗教乃至整个人类生活的驱动力,这些都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广泛的翻译活动。



罗伯特·布里福特(卒于1948年),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和社会人类学家,写道:

我们的科学对阿拉伯科学的亏欠,并不在于那些惊人的发现或革命性的理论;科学对阿拉伯人的亏欠要多得多;科学本身的存在…… 罗杰·培根不过是穆斯林科学和方法论向基督教欧洲传播的使徒之一;他不断地宣称,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掌握阿拉伯语和阿拉伯科学是通往真知的唯一途径…… 科学是阿拉伯文明对现代世界最重要的贡献……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仅是一位以慈悲拥抱世界的孤儿,更是一位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牧羊人,他提供了一个非凡的棱镜,能够解答直到世界末日的所有神学、伦理或文明层面的疑问。 他提出了一份内涵深邃的信息,并辅以精密的法律,这些法律保持了足够的灵活性,使得这份信息能够永远切中时弊,永不过时。 他向世界提供了一份决定性的信息,但这份信息也足够灵活,能够适应1400年前最聪明的人都无法想象的世界动态变化。 这种生命力反映了他教导中达成的完美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似乎无需任何试错阶段。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智力奇迹的探索,即他的信息是他先知使命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也是其神圣起源最有力的证明。 他的教导为一套连贯且完整的神学、法律和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满足了人类存在的所有需求: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 他的体系延续至今,并将按照造物主的意愿持续下去,为历史上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数百万信徒带来启迪、智慧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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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塔尔在其他地方补充说,《古兰经》的降示也以一种改变了史学进程的方式刺激了历史研究。 他认为,原因在于个人(如先知们)的行为、过去的事件以及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境况,突然之间都成了具有宗教重要性的事项,再加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带来的《古兰经》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些都促使人们去追求更多具有说明意义的历史信息。 (参见:Franz Rosenthal,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Leiden: E.J. Brill, 196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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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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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essage-of-prophet-muhammad
原文标题:The Message of Prophet Muhammad ﷺ: The Proofs of Prophethood Series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信息为何可信:先知身份的理性与道德证据



图: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使命:先知证明系列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带来的使命——即《古兰经》与圣训(他的先知典范)——其道德与智慧的伟大,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正如柏拉图在其著名的超验价值三位一体论中所主张的那样,真、善、美是不可分割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欣赏伊斯兰生活方式内在的纯洁与美好,不仅吸引我们去了解其使命,也证实了其最后一位先知作为来自造物主的使者的合法性。 这一使命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先知在基本信条上的契合,来为穆罕默德 ﷺ 的先知身份作证。 《旧约》认为,先知的教诲是揭示其真实身份的关键,并警告说,即使某人能够预知未来,如果他号召人们崇拜其他神灵,他依然是一位伪先知。

人们还可以惊叹于穆罕默德 ﷺ 从公元610年至632年间短暂的传教生涯中,所记录下来的海量文献。 例如,《古兰经》和圣训不能与《圣经》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并不单纯包含穆萨(摩西)的教诲,而是一部跨越数世纪编纂而成的历史典籍。 考虑到其内容的质量和范围的广度,先知 ﷺ 所传授的教诲,始终以其非凡的深度和价值而独树一帜。 它定义了人与造物主的关系,人与周围人的关系,甚至人与动物及无生命物体的关系,并为个人和集体福祉相关的一切提供了永恒的智慧。

由此,人们可能会被其内在的一致性所吸引;这一全面体系的和谐性,以如此精妙的方式涵盖了神学、精神启迪、个人美德、人际行为、民法和外交政策,以至于历史上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奇迹。 他们认为这一最终使命的层面超越了人类的复杂性,更合理地解释为一种只能归功于造物主完美本性的平衡之道。

最后,当与其他在批评面前或随着时间流逝而衰落的宗教教义相比时,这一使命的深邃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在我们这个促进了思想全球化和事实核查的科技时代,在欧洲和北美,离开基督教的人数远多于离开伊斯兰教的人数。 另一方面,尽管伊斯兰教面临诸多诋毁,但其持续的增长证明了其内在的真实性以及跨越时空的普世性,使其适用于具有不同教育、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人们。 伊斯兰教的法律及其宗教教义也持续存在,而没有任何社会能够设计出一种同样具有永恒意义的体系,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提供平衡与全面的福祉。

本文将展示这一使命的十大亮点,重点关注那些更容易被二十一世纪人们所理解的内容。 这些维度应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最后一位先知 ﷺ 的使命,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捍卫其先知身份的有力证据。

纯粹的一神论

你说(穆罕默德啊):“这是我的道路;我凭着明证号召人们归向安拉,我和追随我的人都是如此。” “赞美安拉超绝万物;我绝非以物配主的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要求人们崇拜他。 他甚至不允许人们对他表现出过度的崇敬,总是明确区分造物主与他自己的人性,并会阻止人们在他进入房间时起立迎接。 他 ﷺ 反对人们在言语中含蓄地将他与安拉等同起来,并在临终前警告人们,不要重蹈前人将先知坟墓变成圣地的覆辙。 他的使命中没有比保护人们心中最纯粹的一神论理解,并消除个人与造物主之间直接且个人化联系的任何障碍更重要的基石了。

列夫·托尔斯泰(卒于1910年)出身于俄罗斯贵族家庭,被一些人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许多人报道过他尽管身为基督徒,却对伊斯兰教怀有极大的敬意,因为他认为伊斯兰教包含了他希望让更广泛的受众所了解的有价值的元素。 他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列入了一系列名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思想家》的书中。 在这一系列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这种信仰的本质归结为:除了一位安拉外,没有应受崇拜的神灵;他是仁慈且公正的,他将根据每个人的信仰以及善恶行为的平衡来单独审判每个人,这意味着义人将获得和平,而作恶者将遭受惩罚……他希望人们爱他,也爱彼此。 对造物主的爱体现在祈祷、对他人的同情、援助和宽恕之中。



如果人类最大的存在需求是认出唯一的安拉并与他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那么只有关于造物主及其独一性最纯粹的信仰才能吸引他们。 当皮尤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分析师调查伊斯兰教为何被预测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宗教时,他们发现“更倾向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在其中找到了更多意义”以及“研究伊斯兰教/阅读其宗教经典”实际上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动机。 这并不令人惊讶。 当人类将自己视为有目的的造物时,他们自然会认为,没有谁比创造和设计他们的造物主更适合告知他们存在的目的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也意味着一位至睿、至慈的造物主一定会将这一目的传达给他们,因此,“天启”宗教模式或如前所述的“受天启的使者”模式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在探求造物主的古老征程中,我们面临的选择要么是无法回答人们关于生命意义最迫切问题的有限哲学,要么是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亚伯拉罕诸教”,它们在理论上认同造物主的独一性,但在那之后便产生了分歧。 归根结底,正是伊斯兰教对造物主独一性及其荣耀的独特强调,使其区别于将造物主视为对单一血统有偏袒的部落主义的传统犹太教,以及将造物主视为以信仰主张代替善行的还原论的主流基督教。 正如英国外交官兼伊斯兰学者查尔斯·勒·盖·伊顿(卒于2010年)在这一点上所写的那样,

在穆斯林看来,犹太教将一神论“民族化”了,将其据为单一民族所有;而在基督教中,耶稣的位格似乎掩盖了造物主,就像月亮遮住了太阳一样;换句话说:犹太教稳固了这种一神论,为其提供了家园和军队,但同时也将其据为己有;基督教普及了真理,却也将其稀释了。 伊斯兰教闭合了这个圆环,恢复了易卜拉欣信仰的纯洁性,赋予了穆萨和尔萨在其宇宙观中卓越的地位,并抓住了这一神论的精髓——即对独一造物主的专一崇拜,以及在个人和社会平衡中对神圣统一性的反映——这是所有相反力量与人类不同经验层面之间的一种平衡。 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主张,伊斯兰教将穆萨的正义律法与基督教的恩典律法结合起来,在犹太教的严苛与耶稣的仁慈之间采取了一条中道;他说,穆萨宣扬了造物主的威严,耶稣宣扬了造物主的良善,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则宣扬了造物主的完美。 在同样的背景下,人们认为耶稣揭示了穆萨所隐藏的东西,即神圣慈悯的秘密和神圣之爱的丰富,而伊斯兰教最终在绝对真理的光照下,将一切纳入了正确的视角。



尽管《古兰经》中对造物主的描述在许多方面与《圣经》相似,但其中的差异是重大且深远的。 例如,《古兰经》中关于造物主的独一性和身份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与三位一体教义的晦涩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种教义的复杂性反映在今天基督教各教派在造物主的位格和本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 同样,《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关于造物主全能的例外,而《旧约》却将造物主描绘成例如在与雅各(愿主安宁)的摔跤比赛中落败的形象。

唯有在伊斯兰教中,人们才能发现对造物主的独特关注:他在独一性和完美性上是绝对的,在权能和正义上是超绝的,他崇高到不会与受造物相似,也不会将他们弃之不顾,他对全人类同样慈悯,并以同样的讯息教导他们所有人。

对前定(Destiny)的信仰

大地上的灾难,或你们自身的灾难,在我创造它们之前,都记录在天经中。 这对于安拉来说是容易的——这是为了让你们不要因为失去的东西而悲伤,也不要因为他所赐予你们的而狂妄自大。 安拉不喜欢每一个自欺欺人且傲慢自大的人。

当被要求定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信仰就是信仰安拉、他的天使、他的经典、他的使者、末日,并信仰前定,无论是好是坏 [一切皆来自安拉]。



相信一切都在造物主的掌握之中,且永远如此;相信造物主安排了人生的起伏,是为了某种唯有他完全知晓、而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理解的智慧——这是使生活变得可忍受且令人愉悦的两大强大资源。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关于前定的教导,不仅与那种将现实误解为随机且无方向的无神论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种世界观认为现实仅仅存在于一套无情、冷酷且毫无目的、无法提供任何慰藉的物理定律的掌控之下。 它们还否定了造物主不干预世界的自然神论观点,而这种观点已被许多有神论者所内化。 这种观点剥夺了人们对造物主监管宇宙中每一个原子的信心盔甲。 先知 ﷺ 教导说,穿上这副盔甲是有效信仰的要求,他在关于这一基本真理的众多传述中说道:

如果你为了造物主的事业捐献了相当于吴侯德山那么多的黄金,造物主也不会接受,直到你信仰前定——即你确信,凡是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凡是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如果你死时持相反的信仰,你将进入火狱。



本森-亨利身心医学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赫伯特·本森医学博士,在他对信仰与疗愈的医学探索接近尾声时总结道:“我所呈现的数据表明,积极的信念和希望是非常具有疗愈性的,尤其是对造物主的信仰,对健康有着许多积极的影响。” 同样,布莱恩·沃尔什在《幸福科学》中写道:“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发现,宗教人士往往比无神论者更少抑郁和焦虑,比无神论者更能应对生活的变迁……就好像灵性意识和积极的社会宗教实践是预防不幸病毒的有效疫苗。”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另一项大型全球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宗教生活的人往往更快乐。 有人可能会说,伊斯兰教关于信仰和顺从造物主的这些教导,在其他信仰传统中也存在。 虽然这是事实,但这种共性可以被视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圣职的证明,而非反证,因为他带来的讯息在某些方面与他并不知晓的其他经典相吻合。 此外,先知 ﷺ 以一种使其区别于先前经典残余的方式,对这一特定主题给予了独特的强调,而当时的环境充斥着关于命运和凶兆的迷信教条。

先知 ﷺ 还教导他的追随者,对前定的信仰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种本体论现实并存,尽管这种现实并不否认造物主的全能。 造物主赋予人类真正的主观能动性是他完美公正的体现,因为这对人类的问责制是必要的:我们只对我们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 在传授这一教义时,他 ﷺ 在经典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辩论中开辟了一个独特而强大的空间,这个空间被称为伊斯兰(顺从)。 通过顺从造物主的创造意志,人可以卸下背负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的沉重负担;通过顺从他的规范意志,人最终可以放下试图去迎合一个无神社会不断变化的标准所带来的重担。 正如查尔斯·泰勒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世俗时代》中所承认的那样,这是“伊斯兰教中顺从造物主的呼唤,它以一种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提供的方式赋予了人类力量。”

如果没有造物主最终掌控一切的信念,内心的平静将遥不可及。 一个人将永远被宇宙中对抗力量的阴影所困扰。 这反过来会破坏一个人灵性的完整性,因为即使他们崇拜造物主,他们仍然会担心宇宙中其他敌对的力量。 但如果坚信最终是造物主让事件发生,即使我可能拥有足够的意志来为我能影响的事情负责,那么对生活的满足感和信仰的甘甜就变得可以实现了。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一段可靠的圣训中所言:“品尝到信仰滋味的人,是那些以安拉为主宰,以伊斯兰为宗教,以穆罕默德为使者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从哲学角度来看,治愈和幸福仅仅是审美层面的因素,那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的疗愈价值,又怎能构成他作为先知的逻辑证明呢? 但我们不能将证明局限于那些可以被理性化的事物,也不能忽视那些践行这些教导的人所分享的生活经验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传授的这些信仰,使他的追随者在面对贫困、恐惧以及世界各地人类都会遇到的其他挑战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 因此,这种韧性和内心的平静构成了伊斯兰之美的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它与人类本性的和谐一致。

礼拜(Ṣalāh)

人类确实被造得急躁:当灾祸降临时,他惊慌失措;当好运降临时,他吝啬贪婪——唯有礼拜者除外,他们始终坚持履行礼拜。



礼拜是继信仰见证之后的伊斯兰教第二大支柱。 从语言学上讲,它意味着一种连接(ṣilah),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从生活的琐碎中抽身出来,加强与造物主的关系,浇灌信仰之树,滋润自己的心灵,否则这些心灵就会在追求世俗享乐的荒漠中干涸、开裂。 对于灵魂而言,礼拜的作用就像是在炎炎夏日的工作间隙,转入树荫下休憩。 这是一个重振我们灵性的机会,提醒我们关于起源、造物主以及我们存在的原因。 如果礼拜做得得当且虔诚,它将成为抵御罪恶和侵犯的最有力屏障。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践行仪式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拜仪式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核心肯定行为。 没有了它,人们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就像一个被掏空了心脏却试图存活的躯体。 然而,当多神论者试图通过戏剧化的形式与神灵建立联系,而享乐主义者终其一生跪拜在自我放纵的粗陋神龛前时,那些能够接触到确凿先知教导的一神论者,却享有造物主所揭示的真实途径,从而与他建立起真实的联系。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穆斯林,造物主命令他们每天在特定的时间以规范的形式进行五次礼拜。 局外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项繁琐或干扰性的任务,但许多穆斯林在体验过这种礼拜后,自愿选择在每日五次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礼拜。 这种独特崇拜行为的磁力,足以说明其意义所在。 礼拜是信念最明显的果实,而其深处蕴藏着最肥沃的种子。 关于穆斯林礼拜的这一观察,已故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卒于2005年)曾表达过,尽管他在神学观点上与伊斯兰教存在分歧,但他曾说:

穆斯林的虔诚值得尊重。 例如,他们对礼拜的忠诚令人无法不钦佩。 那些安拉的信徒们,不分时间地点,跪下并沉浸在祈祷中的形象,对于所有呼求真实造物主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榜样,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抛弃了宏伟教堂、几乎不祈祷或根本不祈祷的基督徒而言。



因此,礼拜最大的益处在于今生与造物主建立联系的机会,这种联系滋养灵魂,使其能够坚持完成人生使命,并确保其在后世获得救赎。 然而,礼拜在世俗层面的益处也是不可否认的。

从生理学上讲,伊斯兰礼拜仪式有助于稳定我们的生物钟,而我们的基因代谢正是依赖于此。 我们都知道跨时区旅行会导致时差反应,使我们功能失调,但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夜间房间里开着的灯,或者电子设备发出的光,也会阻碍我们体内褪黑素的自然分泌,而褪黑素能让身体获得恢复性的睡眠。 但当第一次礼拜必须在黎明前进行,且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鼓励在晚间礼拜后进行不必要的社交时,这种过程就被逆转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先知教导,我们需要意识到,睡眠不足不仅会导致第二天的疲惫或表现不佳,还会扰乱体内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可能与组织炎症以及对抗疾病和压力的能力有关,最终可能在肥胖、糖尿病、心脏病和一系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展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研究表明礼拜的冥想层面可以增强专注力和自控力,并抵消日常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伊斯兰礼拜中,先知 ﷺ 所要求的礼拜动作必须从容有度,这与穆斯林在每次礼拜中背诵《古兰经》复杂章节所需的脑力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联系。

从情感上讲,礼拜也有显著的益处。 《古兰经》鼓励穆斯林共同礼拜,有时将礼拜与摆脱悲伤和社交疏离的窒息感联系起来。 安拉说:“我们确已知道,你的胸怀因他们所说的话而感到局促。” “所以,你应当赞颂你的主,并成为叩头者之一。” 科学研究现在表明,积极的宗教团体生活通过其提供的共同目标和社会支持,对个人的情感健康具有多么大的疗愈作用。 关于孤独生活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脆弱性,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谈到每日礼拜时说:“你们要坚持集体礼拜,因为狼只会吃掉离群的羊。” 这种集体仪式的规律性,减轻了人们在身体分离时自然产生的深刻疏离感。 穆斯林礼拜方式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先知 ﷺ 鼓励信徒在排队礼拜时“填补空隙”,并互相握手。 我们现在知道,受欢迎的身体接触会导致身体释放催产素,这是一种非正式地被称为“结合荷尔蒙”的神经递质,因为它与同理心、信任和建立关系有关。 随着现代生活的原子化,朋友们往往相隔万里,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根据政府记录,英国现在是“欧洲最孤独的首都”。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心血管疾病和重度抑郁症将成为世界上最令人衰弱的疾病。 考虑到社会孤立、抑郁、药物滥用和自杀率上升这种令人担忧的激增趋势,穆斯林的每日祈祷可以成为一种受欢迎的解药。 安拉说:“他们曾被召唤去叩头,而他们当时(依然)是健康的。”

斋戒(虔诚的斋戒)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正如它曾为你们之前的人所定制的一样,以便你们能更加敬畏安拉。



斋戒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大支柱,全球超过十亿穆斯林在伊斯兰历的斋月期间以及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定期实践。 从黎明到日落,穆斯林为了对造物主的虔诚而禁绝饮食和夫妻生活。 这种对肉体欲望的限制滋养了人的灵性,强化了宗教良知,并培养了对造物主的真诚——因为只有造物主时刻在注视着你。 它还教导人们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进行自我克制,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谁在斋戒时不放弃恶言,(要知道)安拉并不需要此人放弃饮食。” 当然,斋戒也让穆斯林能够体验饥饿和不适,从而对弱势群体和受压迫者产生同理心。 正因如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斋月期间会格外慷慨,并要求他的追随者在月末缴纳强制性的慈善捐赠(开斋捐)。

至于斋戒带来的健康益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都非常明显。 在巴尔的摩国家老龄化研究所 2003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限制热量摄入可以延长寿命并减少与年龄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同样,康奈尔大学的克莱夫·麦凯发现,只要摄入适当的营养,在严格限制热量饮食下的实验鼠寿命几乎是预期寿命的两倍。 在著名的“坎托和欧文实验”中,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的抗衰老研究员理查德·温德鲁奇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展示了两只年龄相仿但饮食截然不同的恒河猴。 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限制热量”和“斋戒”可以逆转并减缓与衰老相关的细胞衰退。 至于斋戒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一项心理学研究追踪发现,虽然一个健康的女性在进行 18 小时斋戒时可能会感到烦躁增加,但她也可能体验到成就感、奖励感、自豪感和掌控感的提升。 因此,可以说健康人在斋戒时经历的轻微焦虑(《古兰经》豁免了病人的斋戒)正是人们培养挫折耐受力所需的挑战,这种成就感能激发我们作为有目的的生命体的幸福感。

有趣的是,间歇性斋戒带来的整体健康益处直到最近才开始被广泛认可,而就在不久前,最新的科学还建议每天三餐外加零食,作为稳定新陈代谢和大脑葡萄糖供应的理想饮食方式。 随着间歇性斋戒的日益流行及其新发现的益处,这些理论正逐渐失去可信度,尽管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追随者中已经持续实践了十四个世纪,且仍在继续。 穆斯林不仅在斋月期间作为信仰的义务和支柱,每天从黎明到日落进行斋戒,而且先知 ﷺ 还鼓励他们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每周进行两次斋戒,或者至少每月三次。

禁止婚外关系

你(穆罕默德)告诉信道的男人们,让他们降低视线,保护贞操。 这对他们来说更纯洁。 安拉确是彻知他们所做的一切的。 也告诉信道的女人们,让她们降低视线,保护贞操……



这部名为《光明》(al-Nūr)的《古兰经》章节中对贞操的呼吁,不仅禁止了通奸和淫乱,还概述了一套行为准则,以预防导致这些行为的滑坡效应。 不尊重此类准则的文明往往会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他们的放荡摧毁了他们的感知力,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通奸是一条邪恶的道路——不仅仅是一个邪恶的结局——需要预先防范。 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不要接近非法性行为。” “它确实是一种丑行,作为一种方式,它是邪恶的。”

这可能始于婚外关系,然后将性取向作为个人身份的核心部分,随后是接受所有形式的性表达,甚至是恋童癖、兽奸和恋尸癖。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会对这节经文的开头产生新的理解:“不要接近通奸”,就好像它是一场野火,会吞噬那些哪怕只是靠近它的人。 尽管性自由已变得如此普遍,但你仍然会发现来自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承认禁欲和婚姻忠诚在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的作用。

伊斯兰教减轻这种威胁的另一种方式是强调家庭制度。 通奸不仅是招致身体疾病的邀请,还代表了一种自私的心态,它不关心它所摧毁的家庭、那些出生后被剥夺爱与关怀的孩子、数以百万计的晚期堕胎、我们共同支付的监狱系统等等。 伊斯兰教为这一切建立了保障措施,其中就包括贞操和社会责任感。 通奸甚至影响到那些孤独且沮丧地死去的老人,因为那些父母未婚或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人,自然会与祖父母进一步疏远。 结果,老人们发现自己在脆弱的晚年被遗弃了——而这通常需要大家庭共同承担负担。 先知 ﷺ 在许多场合强调了这些危险;例如,他问那个在欲望中挣扎的年轻人:“你会接受别人对你的母亲、姐妹、女儿进行通奸吗……?”

禁止基于利息的借贷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如果你们是信士,就放弃(你们应得的)剩余的利息。 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么就通知(你们)安拉及其使者将向你们开战。 但如果你们悔改,你们可以收回本金——(这样)你们既没有亏待别人,也没有受到亏待。



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愿安拉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 ﷺ 诅咒了收取利息者、支付利息者、记录利息者及其两位见证人,并说:“他们在(罪孽上)是平等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淡化了利息交易的危险性,尤其是在双方自愿达成的情况下。 然而,造物主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的短视,并将参与基于利息的交易视为一种极大的罪恶。 如今,我们亲眼目睹了基于利息的体系是如何将国家摧毁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尼日利亚和牙买加经济的崩溃就是两个悲惨的例子,说明当国家年度预算中如此巨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债务时会发生什么。 发放高利贷的邪恶本质显而易见;它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快速获取资金的途径,但往往会让个人和国家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 它将大部分风险转嫁给债务人,而对于通过放贷来“投资”的债权人来说,风险却微乎其微。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它还贬低了生产力和劳动,因为在这里,钱生钱靠的不是努力或手艺。 结果,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甚至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毁灭程度,这随后成为金融崩溃和下层阶级起义的催化剂,正如柏拉图曾经警告过的那样,这种起义在历史上已经吞噬了许多国家。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禁止从贷款中获取世俗意义上的利润,他说:“利润取决于责任(承担损失的可能性)。”

除了禁止放贷者收取利息外,借款人也被禁止参与此类贷款。 这防止了借款人入不敷出,从而减轻了他们被放贷者剥削的程度,也减少了消费主义造成的生态破坏。 当你把高利贷的危害与过度投机(gharar)的危害结合起来时——先知 ﷺ 也禁止了后者——你就拥有了经济危机的所有要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相对近期的例子。 正因如此,欧洲及其他地区正在兴起一种全球趋势,人们认识到伊斯兰金融法规为经济困境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替代方案和补救措施。 为了强调这些法规背后的主要目标,安拉在《古兰经》中谈到金钱时说:“……以免它在你们的富人之间成为一种永久的流通[手段]。” 这种补救措施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通过天课(Zakat)制度来减少财富集中。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基础支柱之一;这是一种针对大额资本的强制性慈善捐赠,每年必须重新分配2.5%,主要用于救济穷人,也用于其他高尚的事业。 当然,随着天课制度将这些财富直接输送给有需要的人,人们常提到的关于政府通过向富人征税而过度获利的担忧也就消失了。 此外,与政府税收不同,天课制度强调个人在造物主面前的责任;造物主是无法像政府审计员那样被那些通过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来逃税的投机取巧者所欺骗的。

禁止饮酒

信士们啊! 饮酒、赌博、偶像崇拜和求签占卜,都是恶魔行为中的污秽。 你们应当远离它们,以便你们成功。



伊斯兰教对饮酒直截了当、明确无误的拒绝,可能是先知 ﷺ 的教导中最容易被理解的方面之一。 一方面,这一事实与当时多神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中盛行的规范背道而驰,这反驳了那种认为他的使命只是吸收周围环境教义的观点。 但除了具有革命性和原创性之外,其构思也极其明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人们:“凡是大量饮用会致醉的东西,即使少量也是非法的。” 明智的人应该注意到,这种建议比当前“负责任地饮酒”的建议要高明得多,因为后者依赖于那些判断力已经受损的人的决策能力。

一些现代社会已经承认这种逻辑的失败,并试图通过要求“指定司机”完全戒酒来安全地将饮酒者送回家,从而绕过这个问题。 为了说明这些措施的不足,请意识到哈佛酒精项目(Harvard Alcohol Project)在1991年之前通过庞大的网络推广了“指定司机”的概念,这些网络涵盖了政府倡导团体、好莱坞、职业体育联盟、大型企业,甚至还有由酿酒和蒸馏公司亲自准备的公益广告。 当尘埃落定时,事实证明这场运动的目标选错了。 三十年后,因酒精损害导致的机动车事故下降50%的目标仍未实现。 2016年,美国有超过10,000人死于酒精损害导致的驾驶事故,占所有交通死亡人数的28%。 由于非语言的同伴压力即使对成年人来说也是现实,再加上在与饮酒者社交时还要费心确定谁将自愿保持清醒,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从未具备彻底解决问题的潜力。 如果我们转向先知 ﷺ 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他教导说,仅仅通过对饮酒采取零容忍政策来禁止人们踏上“轻度饮酒”的滑坡是不够的。 他 ﷺ 补充说,要让不饮酒者免受其诱惑,唯一的方法就是禁止他们坐在有酒流通的桌旁。 但最重要的是,他 ﷺ 教导说,精神和道德的完善是建立节制和改革的真正基石,一个人才能从这种恶习中解脱出来。 他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之)说:

《古兰经》最初降示的章节,无非是《穆法萨勒》(较短的章节),其中包含了对天堂和火狱的提及。 然后,当人们倾向于伊斯兰教时,合法和非法的事物才被降示。 如果最先降示的是“不要喝酒”,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戒酒。” 如果最先降示的是“不要通奸”,他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通奸。”



同样,匿名戒酒互助会(Alcoholics Anonymous)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康复项目,迄今已有数百万人受益,它要求参与者相信一种更高的力量,因为这在帮助人们从成瘾中恢复方面非常有效。

除了交通死亡事故外,与饮酒相关的健康风险是巨大的,几乎涉及人体内的每一个系统和器官。 其毒性最严重的例子包括脑损伤和肝功能衰竭。 孕期饮酒是另一种流行病,因为酒精对发育中的胎儿毒性极大。 胎儿酒精综合征仍然是美国导致可预防智力残疾的主要原因,并伴有各种其他临床表现。 除了酒精的直接毒性外,酒精造成的损害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还体现在酒精消费与工作效率下降、艾滋病传播增加、致命事故、暴力和虐待之间的既定相关性上。 在提到由麻醉品引发的侵犯行为时,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诫人类:

恶魔只想要借酒和赌博在你们之间挑起敌意和仇恨,并阻止你们记念安拉和进行祈祷。 那么,你们还不戒除吗?



因此,难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仅在美国,每年就有95,000人因过量饮酒而死亡。 《柳叶刀》最近发表了一项评估与酒精相关的疾病负担的研究,涵盖了1990年至2016年间的195个国家。 在试图确定既能最大限度减少有害影响又能获得微小益处的酒精摄入量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零酒精”是唯一没有威胁的摄入量。 换句话说,与饮酒相关的危害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摄入多少,其益处都无法超过其危害。 无数医学研究强化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古兰经》中阐述的永恒信息:“他们问你(穆罕默德啊)关于酒和赌博的事。 你说:‘在这两件事中都有大罪,虽然对人们也有一些益处。 但它们的罪过比它们的益处还要大。’”

和今天很像,先知 ﷺ 的同时代人在伊斯兰教之前会吹嘘醉酒如何让他们变得无所畏惧,从而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在慈善中表现得慷慨。 《古兰经》的降临推翻了这种短视的思维,它将这些所谓的优势与无法与之剥离的、不可避免的更大危害——如不必要的暴力和重要财富的浪费——进行了对比。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信息使伊斯兰教对酒精独特的坚定立场成为经文,且永远具有现实意义,不会因政治波动或所谓的益处而改变。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经常因饮酒而受到不成比例伤害的少数群体,今天正成群结队地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之一。

健康饮食与个人卫生

阿丹的后裔啊!在每一处礼拜场所,你们都要穿戴整齐,吃喝吧,但不要浪费。 他确实不喜欢浪费的人。



这些神圣的指示并非没有限定条件。 相反,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饮食和着装方面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指导。 例如,《古兰经》禁止穆斯林吃猪肉,除非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种禁令在《圣经》中也有体现。 先知 ﷺ 还劝阻(而非禁止)穆斯林食用牛肉,以避免医疗并发症。 在一段圣训中提到:“我建议你们喝牛奶,因为它们吃各种草药,牛奶中含有治疗各种疾病的良药。” 在另一份相关报告中提到:“远离牛肉,因为它是致病之源。” 过量食用牛肉的危害在最近已成为常识。

不仅食物的种类受到了关注,摄入量也同样如此。 先知 ﷺ 说:

人类填满的任何容器中,没有比胃更糟糕的了。 阿丹的后裔只需吃几口,以维持脊椎挺立(即维持生命)就足够了。 但如果必须(多吃),那么三分之一留给食物,三分之一留给饮料,三分之一留给空气。



先知 ﷺ 更进一步,为穆斯林提供了一份少食的路线图,将这些指导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实际应用。 阿纳斯·本·马利克(愿主喜悦之)传述,先知 ﷺ 禁止他们站着喝水,并(阿纳斯补充说)站着吃东西甚至更糟糕。 这种关于正念饮食的建议,是避免暴饮暴食和肥胖危害的有效关键。

至于个人卫生,以下言论被归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名下:

十种行为属于天性(fiṭrah):修剪胡须、蓄须、刷牙、清洗鼻腔、修剪指甲、清洗指关节、拔除腋毛、剃除阴毛,以及如厕后用水清洗身体。



一位次级传述者说:“我忘记了第十种,除非是漱口。”

当人们反思这些教导的智慧,看到其实践效果,并从更高目标的角度审视伊斯兰教法时,他们往往会在理智和精神上受到触动。 例如,上述十种行为不仅证明了最后一位先知 ﷺ 在卫生方面领先于他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文明几个世纪,而且还表明了至仁至慈、大能的主对他的创造物是多么仁慈。

乔治·萧伯纳(卒于1950年),一位有影响力的爱尔兰剧作家和评论家写道:

……那些被取代的本土宗教的创立者,如穆罕默德,已经足够开明,将沐浴以及对人体排泄物(甚至指甲屑和毛发)最细致、最恭敬的处理等卫生措施作为宗教义务引入;而我们的传教士却轻率地诋毁了这种神圣的教义,却没有提供替代方案,这导致懒惰和忽视迅速取而代之。

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接触之前,洗澡在欧洲人中还不是一种习惯。 瘟疫会定期光顾他们不卫生的住所,他们会穿着沾满污垢的衣服,直到衣服从身上脱落。 到那时,穆斯林已经为了礼拜、性交后、仪式崇拜,甚至为逝者清洗身体长达四百年了。 正如詹姆斯·哈珀在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作中所写:

在欧洲,洗澡并不被视为优先事项,事实上,它经常被鄙视为软弱的标志。 但十字军很快开始发现公共浴室的治疗乐趣——类似于现代的土耳其浴室——这在穆斯林生活中是正常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甚至劝阻食用生洋葱,并提倡定期漱口和经常刷牙。 正如先知 ﷺ 所说:“牙刷是口腔的净化,也是取悦主的一种方式。” 伊斯兰教的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说,这些是接近造物主的方式,也是为了不冒犯那些会被难闻气味困扰的人们和天使。 随着今天医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刷牙和稀释口腔中的糖分——例如——在预防牙齿腐烂以及由此产生的牙龈感染痛苦方面是多么有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导穆斯林在开始小净(wu ḍ ū’,即礼拜前的洗礼)时,应先彻底清洗双手。 据估计,全球仅有 19% 的人在如厕后会洗手。如今,在美洲地区,因手部卫生状况不佳而导致的各类可预防疾病,其数据比穆斯林占多数的东地中海地区更为惊人。 尽管有大量科学证据记录了这种基本清洁习惯对健康乃至挽救生命的益处,但我们发现,在当今现代世界,尽管卫生预防措施总体上促进了人口健康,但人们在卫生方面的积极性仍不及穆斯林近 1500 年来所保持的那样。

小净的另一个环节是清洗鼻腔。 研究人员正开始发现这一简单习惯对我们的健康有多么宝贵。 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鼻腔冲洗在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改善数百万患者的生活质量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鼻科医生将其称为“鼻腔冲洗”,因为让少量水完全通过鼻腔是治疗和预防鼻窦炎等疾病的正确方法。 这正是先知 ﷺ 在其声明中所规定的:“除非你在封斋,否则要彻底冲洗鼻腔。” 换句话说,在进行鼻腔冲洗时,水应该几乎到达喉咙,因此在封斋期间需要格外小心。

伊斯兰教义还强化了一个观念,即仪式性的洗礼不仅仅是为了外在的清洁。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说,在进行礼拜(ṣ alāh)以与造物主沟通之前,即使我们外表看起来并不脏,也应先进行小净。 这似乎象征着物质领域与形而上学领域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水从天而降,洗净我们身体上的污垢和异味,它也让我们通过洗净灵魂中被污染的部分,重新与天堂建立联系。 在仪式性净化的背景下,安拉以对这一深刻双重功能的暗示结束了讨论,他说:“安拉喜爱那些不断悔改的人,也喜爱那些洁净自己的人。” 先知 ﷺ 还将外在与内在的净化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记住,在进行身体的仪式性洗礼时,我们也在洗净灵魂和潜意识中经常污染它们的罪过。 他 ﷺ 说:

你们之中,无论谁准备好小净用水,然后漱口、冲洗并清理鼻腔,他脸部、嘴巴和鼻孔的罪过都会随之洗去。 然后,当他按照安拉的指示洗脸时,他脸上的罪过会随着水从胡须尖端流走。 然后,当他洗手臂至肘部时,他手臂的罪过会随着水从指尖流走。 然后,当他用(湿手)擦拭头部时,他头部的罪过会随着水从发梢洗去。 然后,当他洗脚至脚踝时,他双脚的罪过会随着水从脚趾洗去。 接着,当他起身礼拜,赞美安拉、荣耀安拉、以应有的方式宣扬安拉的伟大,并向安拉倾诉衷肠时,他礼拜结束时就像他母亲生他那天一样没有罪过。



科学与医学

在首次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经文中,安拉说:

你(先知啊)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诵读。 (他)用凝血创造了人类。 你应当诵读,你的创造主是最尊贵的。 他曾教导用笔书写。 (他)教导人类他们所不知道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被忽视的教导,同时也是人类欠他最大的恩情之一,就是他教导了世界知识的重要性。 他将追随者从几个世纪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教导他们必须将一生投入到追求教育中。 历史学家们承认,正是受他的启发,识字率才超过了当时的社会,尽管在他出生的阿拉伯地区,文盲曾是常态。 在很短的时间内,麦加、麦地那、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等主要的穆斯林城市成为了知识和学术的中心。 只需考虑一点:据报道,中世纪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图书馆(当时其七十座图书馆之一)拥有 40 万册书籍,而当时基督教欧洲最大的图书馆可能只有 400 份手稿。

他 ﷺ 通过说“你们更了解你们的世俗事务”来肯定了追随者的智力潜能。 通过这类言论,早期的穆斯林明白,经过验证的专业知识和实证研究结果应当受到尊重。 基于这一范式,伊斯兰教确立了医生的责任制,并制定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知识标准。 这并非巧合,而是源于先知 ﷺ 的教导:“凡行医而未以医术精湛闻名者,须承担责任。” 受此声明的警示,十世纪的巴格达(伊拉克)设立了医疗执照考试,所有医生在行医前都必须参加。 除了开创这种问责制外,伊斯兰教还提供了一种方法,以抵消当今互联网上由非专业人士传播的大量医疗错误信息。 如今,知识民主化的现象使我们的世界陷入了无法区分可靠事实与伪科学医疗主张的困境,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提供了一种保障,防止我们退回到大众识字前那种教条式的反智主义中。

在另一段圣训中,先知 ﷺ 说:“安拉降下任何疾病,必会降下相应的治愈方法,无论谁知道它,也无论谁对此一无所知。” 换句话说,这些治愈方法都是可以发现的,所以让研究的复兴开始吧。 穆斯林在医学上取得了如此先进的成就,以至于医学图书馆协会的创始人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曾说,伊本·西那(Ibn Sīna)的《医典》(Qanūn)在欧洲作为医学圣经的地位,比任何其他著作都要长久。

也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引入了医疗隔离的概念。 当先知的第二任继承人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悦他)在旅途中到达一个叫萨尔格(Sargh)的地方时,他被告知他正前往的沙姆地区发生了瘟疫。 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愿安拉喜悦之)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另一位资深同伴,他告诉欧麦尔,安拉的使者 ﷺ 曾说:“当你们听说某个地方发生了瘟疫,就不要进入那里。” “而当它发生在你们所在的地方时,也不要逃离那里。”

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指引所激发的知识复兴,耶鲁大学的弗朗茨·罗森塔尔在《知识的胜利》中写道:

因为“伊尔姆”(知识)是那些主导了伊斯兰教并赋予穆斯林文明独特形态与面貌的概念之一。 事实上,没有其他任何概念能像“伊尔姆”这样,在穆斯林文明的各个方面都起到如此决定性的作用……穆斯林知识生活、宗教与政治生活,以及普通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分支不受这种将知识视为穆斯林存在之至高价值的普遍态度的影响。 “伊尔姆”即是伊斯兰,尽管神学家们对接受这一等式的技术准确性持保留态度。 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热烈讨论,恰恰证明了它对伊斯兰教的根本重要性。



在《伊斯兰教的古典遗产》中,罗森塔尔补充道:

然而,无论是使穆斯林觉得有必要了解医学、炼金术和精密科学的实用功利主义,还是促使他们投身于哲学-神学问题的理论功利主义,如果不是穆罕默德的宗教从一开始就强调知识(‘ilm)作为宗教乃至整个人类生活的驱动力,这些都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广泛的翻译活动。



罗伯特·布里福特(卒于1948年),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和社会人类学家,写道:

我们的科学对阿拉伯科学的亏欠,并不在于那些惊人的发现或革命性的理论;科学对阿拉伯人的亏欠要多得多;科学本身的存在…… 罗杰·培根不过是穆斯林科学和方法论向基督教欧洲传播的使徒之一;他不断地宣称,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掌握阿拉伯语和阿拉伯科学是通往真知的唯一途径…… 科学是阿拉伯文明对现代世界最重要的贡献……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仅是一位以慈悲拥抱世界的孤儿,更是一位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牧羊人,他提供了一个非凡的棱镜,能够解答直到世界末日的所有神学、伦理或文明层面的疑问。 他提出了一份内涵深邃的信息,并辅以精密的法律,这些法律保持了足够的灵活性,使得这份信息能够永远切中时弊,永不过时。 他向世界提供了一份决定性的信息,但这份信息也足够灵活,能够适应1400年前最聪明的人都无法想象的世界动态变化。 这种生命力反映了他教导中达成的完美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似乎无需任何试错阶段。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智力奇迹的探索,即他的信息是他先知使命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也是其神圣起源最有力的证明。 他的教导为一套连贯且完整的神学、法律和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满足了人类存在的所有需求: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 他的体系延续至今,并将按照造物主的意愿持续下去,为历史上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数百万信徒带来启迪、智慧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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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塔尔在其他地方补充说,《古兰经》的降示也以一种改变了史学进程的方式刺激了历史研究。 他认为,原因在于个人(如先知们)的行为、过去的事件以及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境况,突然之间都成了具有宗教重要性的事项,再加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带来的《古兰经》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些都促使人们去追求更多具有说明意义的历史信息。 (参见:Franz Rosenthal,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Leiden: E.J. Brill, 196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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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201-202。 收起阅读 »

伊斯兰文明为何曾推动科学繁荣:破解东方学家关于衰落的经典叙事(上篇)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tructure-of-scientific-productivity-in-islamic-civilization-orientalists-fables
原文标题: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in Islamic Civilization: Orientalists’ Fables
作者:Asadullah Ali Al-Andalusi
作者简介:阿萨杜拉·阿里·安达卢西:拥有本尼迪克特大学西方哲学学士学位,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为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研究博士候选人。

伊斯兰文明为何曾推动科学繁荣:破解东方学家关于衰落的经典叙事(上篇)



图: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

摘要

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的流行分析(由东方学者所宣扬)将伊斯兰历史事件二元对立化,视为宗教与理性之间的冲突。 这种分析后来被称为“经典叙事”,它认为穆斯林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完全基于外来影响,而伊斯兰价值观和思想则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 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由于这种叙事对历史数据的解读前后矛盾,它是站不住脚的。 相反,对数据更连贯的理解表明,通过拒绝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伊斯兰价值观在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都促进了穆斯林的科学生产力。 尽管有了这些进展,衰落背后的原因仍未被完全查明。 因此,本文对“经典叙事”进行了总结和批判,并提出了修正性的构想,以理解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背后的影响因素。

引言

在9月11日悲剧事件发生三个月后



,2001年,著名的巴基斯坦核物理学家佩尔韦兹·胡德博伊(Pervez Hoodbhoy)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伊斯兰教是如何迷失方向的:昨日的成就已成往事》的文章,试图解释9/11袭击背后的原因,以及当代穆斯林世界陷入困境的状态。 在整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理性和科学战胜宗教保守主义的时代。 他总结自己的分析时,将这一辉煌时代的终结归咎于宗教正统派——更具体地说,是将责任归咎于11

世纪

至12

世纪

的学者。 神学家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安萨里(卒于1111年):

但在12世纪,以阿拉伯教士伊玛目安萨里为首的穆斯林正统派重新觉醒。 安萨里推崇天启胜过理性,推崇宿命论胜过自由意志。 他谴责数学违背伊斯兰教,称其为削弱信仰的“精神毒品”……在正统派的铁腕控制下,伊斯兰教窒息了。 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学者再也不会聚集在皇家宫廷里共同工作了。 那是穆斯林世界宽容、智慧和科学的终结。



除了关于安萨里是阿拉伯人(他实际上是波斯人)这一相当奇怪的说法外,胡德博伊并没有解释一个人是如何有能力摧毁整个文明的——更不用说此人所谓的对自由意志和数学的厌恶与9/11有什么关系——但很明显,他认为这位杰出的学者有责任在穆斯林世界中植入一种令人衰弱且永恒的非理性,这导致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政治动荡以及诺贝尔奖的匮乏。

十多年后,在戛纳国际创意节上,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和科普教育家尼尔·德格拉塞·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重复了这个关于伊斯兰文明曾经开明的过去,以及被这位穆斯林版“伏地魔”所摧毁的悲剧故事,称他通过对数学效用的明显漠视和对因果关系必要性的否定,单枪匹马地战胜了理性。

但当代穆斯林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真的都是源于一个人思想中所散发出的反理性主义和反科学精神的结果吗? 为什么两位来自世界和文化对立面的科学家,不仅在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的兴衰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且还能以这种方式发表意见,并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 因为他们的观点显然与他们作为科学史学家的资历毫无关系。 相反,他们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一种流行且根深蒂固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直未受到挑战——至少直到最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科学史学家对这种叙事进行了深入研究,审视了其基本假设以及对历史数据不连贯的解读:这是一种受西方自身意识形态历史(即启蒙运动与教会的对立)所启发的投射。

话虽如此,伊斯兰文明的科学生产力是如何兴起的呢? 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随后的衰落是公开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结果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分析历史数据以及对这些数据的流行观念,同时考察最新的替代理论。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先定义这一论述中必不可少的许多术语,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一主题。

定义术语

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背后的论述,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它应该如何进行;也就是说,在审视手头的问题之前,需要确定哪些主要术语和概念? 同样的问题适用于任何和所有的智力探究,无论是关于科学、神学、哲学、法律还是历史。

因此,第一个需要定义的术语是“科学”本身。 然而,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但鉴于该术语根据其使用的语境可以包含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并非易事。 作为一个例子,科学哲学家奥斯曼·巴卡尔(Osman Bakar)指出:

科学并不是一个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实体……首先,在术语用法本身上就存在分歧,即“科学”一词所应用的知识领域是应局限于自然科学,还是应扩展到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有些人在这两种意义上都使用了这个词。



从广义上讲,“科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知识体系”。 在这方面,另一位科学哲学家阿尔帕斯兰·阿奇根奇(Alparslan Açikgenç)认为,任何值得被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事物都必须具备四个基本特征,其中第一个是它必须有一个“主题”或“研究对象”,该对象“排除了所有不相关的探究课题”。 在此之后,它需要有一个“方法”或“进行科学调查的方式”。 此后,它必须有一个“理论”或“作为特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的表述”。 最后,它必须具备一种“传统”,或者说具备获取新信息的功能,这些信息可以被命名和组织,从而促成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然而,尽管这个定义在更广泛的分析中可能有用,但当代关于任何特定文明中科学兴衰这一历史现象的讨论,往往强调对“科学”更具体的理解,即“通过观察和实验,对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结构与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智力与实践活动”。 以及其实际应用性(即技术)。 话虽如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界定中隐含着一种普遍观念,即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价值中立且客观的事业,完全脱离了科学家自身的主观性。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将在本讨论中受到明确的质疑。 正如科学哲学家兼博学家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所指出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是科学之外的因素。 认为在科学内部,科学方法通过遵循严格的逻辑——观察、实验、演绎和无价值偏见的结论——来确保中立性和客观性。 但科学家并非孤立地进行观察。 所有的观察都发生在定义明确的理论框架内。 这些观察以及随之进行的数据收集,其目的要么是为了反驳某个理论,要么是为了支持它。 而且理论本身并非凭空产生。 理论存在于范式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一套信仰和教条之中。



这种观点的含义可能看起来有悖常理;事实并非“客观”,而是完全依赖于科学家为了连贯地理解其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而构建的理论。 事实上,“范式”这一概念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理解科学本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为确定科学共同体的动机、范围和研究兴趣提供了基础。 在解释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卒于1996年)——他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这个术语。 ——解释说,虽然人类的体验确实是普遍的,但我们对这些体验的理解会根据我们的背景信仰而有所不同:

如果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地方并看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们接收到的刺激非常相似。 (如果两人都能把眼睛放在同一个位置,那么刺激将是完全相同的。) 但人们看到的并非刺激本身;我们对它们的认知是高度理论化和抽象的。 相反,他们拥有的是感觉,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两位观察者的感觉是相同的。 (怀疑论者或许记得,直到1794年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对其进行描述之前,色盲从未被注意到。)



因此,任何特定科学的实践和应用绝非中立,而是完全取决于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论和形而上学动机。 例如,世俗社会中科学产出的本质,其目标和成果可能与更倾向于宗教的社会截然不同,因为每个文明中科学家的主要价值观和信仰几乎肯定会有所不同。 前者可能专注于与维护和运作非宗教国家及其人民相关的问题和目标,而后者则会受到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和环境的驱动。 换句话说,文化,即“特定民族或社会的思想、习俗和社会行为”,决定了什么是“科学”,包括为解释经验数据(即“事实”)而形成的理论。 因此,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主流科学传统实际上是“西方科学”,而本研究论文讨论的是伊斯兰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即“伊斯兰科学”)的兴衰,这种认知发生于伊斯兰文化框架内,投射出在职穆斯林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

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否也会影响我们对一个文明科学史的分析呢? 当然会。 例如,如果我们采用上述的“中立观点”,那么关于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兴起”和“衰落”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我们用今天对科学的体验,对历史进行的一种时代错乱的投射性解读。 这种观点会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即科学在当代穆斯林世界要么不存在,要么正处于灭绝的边缘。 事实远非如此,科学在穆斯林中依然活跃且发展良好——从iPhone到最新的医疗技术——只是不再从伊斯兰视角进行开创而已。 因此,“承载价值”的观念更符合历史和当代的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史学家,如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将文明科学活动范围内的“衰落”定义为“一个文明开始成为科学思想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时代”。

尽管有此逻辑,将科学视为中立的观念在普通大众中仍然最受欢迎。 因此,重新构建某些历史范畴以更恰当地反映其解释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可能会有所帮助。 因此,我建议将“兴起”和“衰落”这两个范畴分别重新概念化为“生产时代”和“依赖时代”。 这两个标签既不暗示一种独立于文化影响的科学中立视角,也不会让我们陷入必须解释为何伊斯兰文明的科学会“衰落”的困境,尽管当代穆斯林拥有的科学活动产品与西方同行一样多。 相反,它们更准确地代表了伊斯兰科学的现状,即曾经是一个生产性的事业,现在却被掩盖并依赖于外部因素。 话虽如此,为了简洁起见,文中仍将引用“兴起”和“衰落”这两个术语,但应将其视为与这些提议的修订结构可以互换。

最后,有必要了解那些代表任何特定科学传统兴衰背后主要影响因素的术语。 这些影响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科学兴衰背后的原因,还为我们提供了衡量其发生时间的手段。 因此,科学史学家托比·哈夫(Toby Huff)将这些影响分为两类:“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 前者代表了“科学的方法、理论、范式和工具”,而后者代表了“使科学探索在社会和文明的智识生活中占据稳固地位的文化与制度结构”。

换句话说,内部影响仅仅是一个特定文明对科学的抽象认知与实践,而外部影响则构成了促进这些认知得以显现和应用的物质因素(例如:政府资助的研究设施、图书馆、大学等)。 话虽如此,我还要在赫夫(Huff)对“外部影响”的定义中补充一些内容,比如战争、经济繁荣与衰退、自然灾害、瘟疫等,因为这些现象在决定一个社会是否专注于培育其科学传统以及其目标为何时,也起着重要作用。



图1

对科学传统的“兴起”与“衰落”的重新概念化。

在上述讨论之后,我们将对伊斯兰文明生产力时代背后的历史进行粗略分析。 虽然阐明这段历史中各种观点的全貌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们将对流行的叙事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总结,以便为解释伊斯兰科学历史发展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提供背景。

“经典叙事”与学术异议

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时,



世纪。 在阿拉伯半岛,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力量由于内部行政、军事扩张、经济方面的缺陷以及彼此间无休止的冲突,开始走向衰落。

当时的穆斯林利用了这些弱点,在短短几十年内征服了这两个帝国。 随着力量平衡的转移,新的伊斯兰政体得以将其资源和时间投入到创造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世界中。 正如迪米特里·古塔斯(Dimitri Gutas)所指出的:

阿拉伯征服的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埃及和新月沃地首次在政治、行政,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与波斯和印度重新统一……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一千年里,将文明世界隔开的巨大经济和文化鸿沟——即由两条大河在两侧形成对抗性势力所构成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了。 这使得原材料和制成品、农产品和奢侈品、人员和服务、技术和技能,以及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得以自由流动。



尽管如此,穆斯林最终还是无法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并开始依赖外国的思想和发明来与邻国竞争。 结果,力量平衡再次发生转移,穆斯林不再拥有他们曾经拥有的自主权和统治地位。 这一点在当代伊斯兰文明的状况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它在不团结以及西方军事化及其对全球经济和技术的垄断面前,正艰难求存。

然而,在讨论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兴起时,历史学家们往往会投射出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淡化了伊斯兰价值观的内部影响,同时夸大了地缘政治这些外部影响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在解释其衰落时,却毫不犹豫地将功劳归于前者。 这种受东方主义启发的事件版本,即所谓的“经典叙事”,不幸地在西方文明中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流行分析框架,现在在穆斯林中也是如此,导致了几十年来未经质疑的偏见和被压制的证据。 话虽如此,近年来也有人尝试提供其他的解释。 例如,科学史学家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在解构这一理论及其偏见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在其不朽著作《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形成》中总结了其主要假设:

这种叙事似乎始于这样一个假设:伊斯兰文明是一个远离城市生活的沙漠文明,几乎没有机会独立发展出任何对其他文化有意义的科学。 这种文明只有在接触到其他更古老的文明时才开始发展科学思想,而这些文明被认为更为先进……这些周边文明通常被赋予相当悠久的历史,具有高度的科学产出(至少在其历史的某些时期),以及一种在伊斯兰沙漠文明中不可能存在的智识活力。 同样的叙事总是会讲述伊斯兰时期确实进行过的一项事业:通过有意的翻译过程,积极占有那些文明的科学。 据说这场翻译运动涵盖了那些古代文明曾经产生过的几乎所有科学和哲学文本。 …… 在这种背景下,很少有作者会将这一伊斯兰黄金时代描述为古希腊辉煌的重现之外的其他事物……有些人有时会冒险说,伊斯兰的科学产出确实为积累的希腊科学体系增加了一些特征,但这种增加通常不会被描述为如果给希腊人足够的时间,他们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 …… 然而,经典叙事坚持认为,由这些广泛翻译所激发的伊斯兰科学作为一项事业是短命的,因为它很快就与伊斯兰社会内部更传统的势力发生了冲突,这些势力通常被指定为某种类型的宗教正统派。 这些正统派所产生的反科学攻击,被认为在11-12世纪神学家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ālī)的著名著作中达到了顶峰。



萨利巴进而驳斥了这种叙事,认为这是西方对自己教会历史的投射(即理性主义与宗教教条及制度之间的战争),其第一个迹象就是双重标准:在穆斯林世界科学兴起的问题上,完全不归功于伊斯兰价值观,而在其衰落时,却将其作为主要的罪魁祸首。

伊斯兰学者穆扎法尔·伊克巴尔(Muzaffar Iqbal)指出,这种推论可以追溯到东方学家伊格纳兹·戈德齐赫(Ignáz Goldziher,卒于1921年)及其论文《正统伊斯兰对古代科学的态度》。他在文中提出,科学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宗教学者对所谓的希腊和波斯“外来科学”持负面态度,因为这些科学的教义似乎与伊斯兰教义相抵触。 他的“冲突论”最终获得了势头,并渗透到从20世纪到当代许多大众历史学家的著作中。 例如,赫夫(Huff)在撰写以下内容时就表现出了这种态度:

如果从长远来看,科学思想和一般的智力创造力要保持活力并进入新的征服和创造领域,就必须存在多个自由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立区——在这些领域内,广大群体可以自由地追求天才,而不受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审查。 此外,这种自由必须伴随着某些形而上学和哲学假设。 就科学而言,必须认为个人被赋予了理性,世界必须被认为是一个理性和一致的整体,并且必须具备各种层面的普遍代表性、参与和话语。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发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作为现代科学孵化器的巨大弱点。



赫夫反映出一种对伊斯兰文明的神学思想和制度的公开偏见,甚至使用了“阿拉伯科学”这一短语,以便将重点放在翻译运动的语言/民族特征上,而不是宗教的任何感知影响上。 根据这种观点,穆斯林在这一时期唯一的积极贡献是通过共同的语言统一了社会,并挪用了希腊哲学——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后来却自相矛盾地被伊斯兰教本身固有的反科学精神所瓦解。 然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反科学情绪在运动开始之前和期间就已存在,那么这种运动是如何可能的呢? 换句话说,如果“外来科学”因为与伊斯兰教义相悖而本就不受欢迎,那么很难确定它们最初是如何被容忍并持续了那么长时间的。

尽管冲突论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但戈德齐赫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异常之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的假设只能通过刻意挖掘伊斯兰学术文本中脱离语境的引文来形成。 因此,索尼娅·布伦特杰斯(Sonja Brentjes)、迪米特里·贡塔斯(Dimitri Guntas)、艾哈迈德·达拉尔(Ahmad Dallal)以及前述的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试图就伊斯兰科学史提供更细致、更基于证据的观点——我认为后者提供了最突出的解构,他认为科学的兴起与其说是对希腊思想的偶然挪用,不如说是早期穆斯林社区自身务实关切的结果。

萨利巴在批判“经典叙事”时,首先探讨了科学兴起究竟始于何时,而不是简单地假设它是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布·贾法尔·阿卜杜拉·马蒙·伊本·哈伦·拉希德(Abū Jaʿfar Abdullāh al-M’amūn ibn Hārūn al-Rashīd,卒于833年)在公元813年至833年间突然发起的翻译运动所推动的。

根据传说,马蒙翻译希腊著作的愿望源于一次神秘的经历:他在梦中见到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告诉他应该开始学习科学知识。 尽管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未经证实——而且很可能是一个事后解释而编造的神话——但这并没有阻止“经典叙事”的支持者将其作为科学生产力如何在伊斯兰文明中奇迹般兴起的证据。

萨利巴承认这个起源故事的脆弱性,他发现科学兴起的时期要早得多,讽刺的是,这是通过考察“梦境叙事”背后的来源——公元10世纪——发现的。 波斯穆斯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伊本·阿比·雅库布·伊斯哈格·纳迪姆(Muḥammad ibn Abī Ya’qūb Isḥāq al-Nadīm,卒于940年),他在公元987/988年撰写了一部关于伊斯兰文明的知识史,名为《索引之书》(Kitab al-Fihrist)。 在书中,他不仅发现了马蒙梦境的故事,还发现了其他各种伪经。

在梳理了众多记载后,萨利巴得出结论:纳迪姆只是在记录他那个时代的流行故事,并不打算将所有这些故事都作为推导真实历史叙事的手段。 经过进一步审查,东方学家对马蒙梦境的使用显得相当虚伪,因为纳迪姆本人只认为它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有影响,而不是将其视为科学的来源。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将这一特定记载命名为“提及哲学和其他古代科学书籍为何变得丰富的原因……”,并认为这个故事只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

同样,纳迪姆反驳了“经典叙事”,他断言拜占庭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古代著作是不允许学习的,因为它们“与先知[基督教]教义相悖”,并且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伊斯兰帝国兴起。 换句话说,穆斯林翻译这些文本并非基于他们与拜占庭文化的突然接触,相反,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科学了。 如果他们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些文本的价值,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希腊文本并去寻找它们呢? 正如达拉尔所言:

这场翻译运动为新兴科学提供了知识基础。 但虽然这解释了部分情况,而且诚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并没有对起源提供完整的解释。 首先,最初触发对翻译和科学兴趣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素养是什么? 其次,什么样的文化条件和文化素养使一个重要的利益群体能够知道如何翻译复杂的科学文本,开发在两种语言之间转移科学知识所需的技术术语,在翻译后理解科学文本,并建设性地运用从中获得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不是一个机械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不能简化为外部知识的转移;相反,它涉及接收文化内在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翻译时伊斯兰文化内部的认识论条件。



然而,支持“经典叙事”的学者在阅读这些记载时有所选择并不令人惊讶——他们更喜欢根据自己预设的偏见来塑造这些记载,而不是尝试进行批判性审查。 正如Saliba之前所指出的,西方在宗教教条和制度方面的经验投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解读其他历史事件和文化的背景。 因此,东方学家们积极地只寻找那些看起来符合这种理解的证据。 与此相一致,关于Al-M’amūn梦境的叙述也成为了一个方便的手段,用来串联起其他历史数据,从而支撑起“经典叙事”——因为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813-833年) 伊斯兰文明中最伟大的神学争议之一发生了: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ah)的兴起。

根据穆斯林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的说法,穆尔太齐赖派是一群神学家,他们“在伊拉克的神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超过一个世纪,并建立了一座宏伟的神学大厦,其基础是强调在宗教事务中使用理性以及人类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他们对信仰基本教义的“理性方法”导致他们支持被视为异端的观点,例如将安拉完全模糊为一个人类智力完全无法理解的抽象概念。 这与更正统的观点相反,后者认为虽然神圣本质无法被完全理解,但正如伊斯兰原始文本中所提到的,他的属性具有一种至少对于普通穆斯林来说相对可理解的现实。 然而,穆尔太齐赖派因一个更具争议的观点而声名狼藉:即《古兰经》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安拉永恒的话语。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场神学争议对东方学家如此重要呢? 因为正是Al-Ma’mūn,他在统治期间深信穆尔太齐赖派的正确性,批准在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中强行推行其教义——甚至将其作为衡量个人信仰真实性的试金石。 因此,那些寻找理性主义与宗教之间“战争”明显例子的人,可以从Al-Ma’mūn的梦境叙述、穆尔太齐赖派的建立,以及随后伊斯兰文明中科学产出的兴起之间,勾勒出一条方便的线性关系。 然而,撇开对Al-Nadīm记录的明显误读不谈,这种观点依赖于一个短命(34年)群体的短暂影响,该群体最终被社会中更保守的宗教力量通过哈里发Abu’ Faḍl Jaʿfar ibn Muḥammad al-Muʿtaṣim bi’llāh al-Mutawakkil(卒于861年)的继位而抵制并推翻。 换句话说,很难相信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执政——能够成为随后七个世纪穆斯林科学进步和创造力的先驱,而这些进步和创造力实际上处于他们神学和知识对手的控制之下。

作为替代方案,Saliba发现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即al-Nadīm回忆了一个关于第二位倭马亚哈里发Khālid ibn Yazīd ibn Mu’āwiya(卒于704年)的故事,他曾命令一些哲学家将希腊关于炼金术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目的不明。 他似乎将这一事件与后来第五位倭马亚哈里发‘Abd al-Malik ibn Marwan(卒于705年)统治期间政府记录(dīwāns)的翻译联系起来,后者统治时期为

公元685年至705年,以及他在伊拉克的总督Abū Muḥammad al-Ḥajjāj ibn Yūsuf(卒于714年):

Khālid ibn Yazīd ibn Mu’āwiya被称为“马尔万家族的智者”。 他天生贤德,对科学有兴趣且喜爱。 由于这门艺术[炼金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命令一群居住在埃及某城市的希腊哲学家来到他身边。 因为他关心阿拉伯文学,他命令他们将关于这门艺术的书籍从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翻译成阿拉伯语。 这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次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 后来,在al-Hajjaj [Ibn Yusuf]时期,原本是波斯语的登记册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 大马士革的记录是希腊语的……这些记录是在Hishām ‘Abd al-Malik时期翻译的……也有人说这些记录是在‘Abd al-Malik [ibn Marwan]时期翻译的。



Al-Nadīm并没有精确解释故事的第一部分,只是提到了Khālid对“科学的热爱”。 这个简短的故事——除了上述提到的内容外几乎没有其他解释——被他认为是翻译的最早尝试。 然而,当我们审视这个故事的其他来源时,它们表明Khālid在促使‘Abd al-Malik翻译这些著作方面发挥了作用,这是基于后者希望铸造伊斯兰政体专属货币的愿望。 在此之前,穆斯林一直依赖拜占庭和波斯的货币。 这表明,翻译和学习炼金术著作背后的主要动机,仅仅是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渴望独立于邻国并实现自给自足。

同样,政府记录的翻译也是出于务实的目标,因为它们构成了国家运作实力的基础。 至于这些记录最初为何用波斯语和希腊语记录的原因? 这与一个简单的事实有关,即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在当时以擅长“处理分数等算术运算”而闻名,这是制作此类记录所必需的才能。 因此,‘Abd al-Malik感到有必要将dīwāns“阿拉伯化”,以便他的官员能更好地查阅这些记录,并提高国家管理和其中财富流动的效率。

结果,这些对透明度和高效管理国库的实际关切,导致了意想不到——尽管是富有成效的——后果。 由于记录dīwāns不仅需要算术技能,还需要天文学(为了能够知道收税的时间)、几何学(用于土地测量)以及度量衡知识(用于商业),这导致了翻译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科学著作的愿望,以及随后对想要获得政府职位资格的阿拉伯语母语者的教育。 换句话说,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境内的一个文职办公室,成为了寻求、翻译和学习其他科学文本的跳板。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也将促进与宗教实践(祈祷)相关的实际需求。 例如,天文学对于计算礼拜(拜功)、斋月和节日(开斋节/宰牲节)等义务性功修的具体时间也是必要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了穆斯林社区最基本的活动。

伊斯兰作为价值观——科学作为工具

总结上述讨论,翻译运动并非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突然发生,而是出于当时伊斯兰政体的实际需要,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就已经启动了。 换句话说,伊斯兰价值观的内在影响是最初获取和利用科学的主要驱动因素。 尽管在《古兰经》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中从未明确宣扬过,

但在古典时期,穆斯林中已经培养出一种科学理智主义,其指导思想是基于伊斯兰传统本身去践行他们的价值观。 例如,《古兰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动机:

他为你们制服了天地间的一切,这是来自他的恩赐。 对于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其中确实有迹象。 (《古兰经》,45:13)

此外,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鼓励寻求知识,其效果相同,主要侧重于知识的实用性:

“安拉的仆人在审判日将一直站着,直到他被问及他的(在世时间)以及……他的知识以及他是如何利用它的……”(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48段)

“没有从中获益的知识,就像在安拉的事业中没有花费分文的宝藏。”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08段)

“安拉、他的天使以及天地间的所有人,甚至蚁穴中的蚂蚁和水中的鱼,都会为那些教导他人有益知识的人祈祷。”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422段)

这些圣训告诫穆斯林要获取“有益的”知识并“利用它”,这意味着知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获取本身。 举例来说,许多人都知道道德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如果这些知识没有被用来鼓励美德和远离罪恶,那么它就毫无价值。 同样,知道如何进行心脏直视手术,除非一个人愿意真正去执行它或教给他人,否则也毫无益处。 因此,根据伊斯兰教的观点,仅仅知道某事并不足以被视为“有益的”。

萨达尔指出,正是这种对知识——更具体地说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实用主义观点——被早期穆斯林所实践和实施:

伊斯兰古典学者们担心,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应忽视社区的需求;知识(ilm)不应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它不应趋向于那种导致人与世界及同胞疏离,或导致困惑而非启蒙的抽象程度。 在这个框架下,科学被引导向一条中庸之道。 虽然科学应当具有社会相关性,但纯粹功利主义的科学理念是被拒绝的。 此外,不存在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但为了完善自我而追求纯粹知识是受到鼓励的。 科学绝不能被视为目的本身,而必须是实现更高目标的工具。



这种认知最终导致了一种本质上属于伊斯兰的科学传统的建立(即由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认识和实践所驱动)。 但这种新科学与其它科学有何不同呢? 在这方面,科学史学家贾米尔·雷格普在评论中世纪天文学实践时,指出了穆斯林科学家在此之前普遍采用的两种方法:

广义上讲,可以识别出宗教影响在中世纪伊斯兰天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方式。 首先,是试图赋予天文学宗教价值……宗教影响表现出来的第二种普遍方式是,试图使天文学在形而上学上尽可能保持中立,以确保它不会直接挑战伊斯兰教义。



提到的第一种方式可以被视为对自然世界研究的一种“主动”方法,因为穆斯林科学家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与特定的科学实践直接联系起来。 一个例子是阿拉丁·阿里·伊本·易卜拉欣·伊本·沙提尔(卒于1375年),他是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的一名普通计时员(muwaqqit)。 尽管他的职业仅仅是确保每个人都知道礼拜的准确时间,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自己的任务中拥有更大的抱负。 在业余时间——他很可能有充足的时间——伊本·沙提尔制造了更精确的仪器(如日晷),并对天体运动进行了理论研究,以便更好地履行职责。 因此,由于他的补充性活动,伊本·沙提尔能够为上行星制定一个模型,该模型在近两个世纪后被哥白尼在发展日心说时明显地使用了。 这促使研究人员推测,前者可能在后者的思考中发挥了作用。

穆斯林科学家对待学科的另一种方式可以被视为更“被动”;他们不是将价值观直接与研究和观察联系起来,而是经常回避任何被认为与这些价值观相抵触的问题或想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任何探究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那么将科学视为一种由这些价值观支持并为之服务的工具的认知本身就会被削弱。 即便如此,这种被动性的实践似乎与早先关于伊斯兰教鼓励获取知识的主张相矛盾。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反映了将科学视为一种“中立”事业的过时观念——因为所获取知识的类型首先是由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因此,这些自我设定的限制并不一定是有害的。 举例来说,穆斯林科学家最终能够通过放弃其前人(即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旧范式,将天文学领域引向新的、更进步的方向,因为旧范式支持许多与伊斯兰教义相抵触的概念,例如占星术。 萨利巴以如下方式总结了这场科学革命:

至于宗教与天文学之间的交集,并通过它实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交集……新的“海亚”(hay’a)天文学是与早期伊斯兰教的宗教要求同步发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的天文学可以被定义为在宗教引导下远离占星术。 由于来自反占星学界的压力(通常具有宗教性质或与宗教势力结盟),天文学不得不重新定位,使其更多地成为一门旨在对物理世界行为进行现象学描述的学科,并避免像占星学所要求的那样,去研究天体对月下区域的影响。



这种被动方法成功体现的一个显著例子,可以在15世纪的阿拉丁·阿里·本·穆罕默德·库什吉(卒于1474年)身上找到。 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在撒马尔罕——当时世界科学中心之一——的宫廷中长大,并在晚年担任伊斯坦布尔阿亚索菲亚伊斯兰学校的天文学和数学教席。 在评论这一时期对天文学的宗教神学反对意见时,拉格普指出了库什吉在安抚神学家同时捍卫其科学实践所做的尝试:

库什吉显然对阿什阿里派(神学家)关于因果关系的立场很敏感,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们对天文学的部分反对意见,与占星学关于天体位置与地面事件(特别是“异常情况”)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主张有关。 为了绕过这些反对意见,库什吉坚持认为天文学不需要哲学,因为人们仅利用几何学、合理的假设、适当的判断和临时假说,就能构建起天文学事业所需的整个天体体系。 这些前提允许天文学家(用库什吉的话说):“从可能的途径中构想出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行星的情况及其多样的不规则性可以被整理得井井有条,从而方便他们在任何希望的时间确定这些行星的位置和合相,并使其符合感知和视觉。” .... 库什吉的立场之所以特别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对他天文学工作产生的一些影响。 由于他声称不再受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原则的束缚,他感到可以自由地探索其他可能性,包括地球的自转。



由于库什吉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放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旧秩序”,他不仅能够通过更具实证性的天文模型挑战当时传统的占星天文学,还被引导去论证地球自转是一种可能性,从而为不到一个世纪后哥白尼构建日心说范式铺平了道路。 换句话说,当穆斯林在探究自然世界的运作方式时,那些强加在他们思维上的界限,也成为了摆脱过时范式的解放性替代方案,并以重要且革命性的方式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然而,仅仅知道穆斯林为何以那种方式对待科学,并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这些替代方案是如何构建的——这只是等式的一部分。 了解形式与了解其实质有着显著的区别。 因此,我们还需要知道定义伊斯兰科学事业本质的具体价值观是什么,以及是什么激励了穆斯林科学家以他们那样的方式探索自然世界。 在这方面,许多当代学者试图为构成“伊斯兰科学价值观”的内容提供具体的标准。 作为一个例子,萨达尔提到198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科学家试图构建一份这些价值观的清单。 在那次会议上达成共识的内容总共包含十个概念。 前四个被认为是自成一体的,并且是其余概念的基础:

- 认主独一(Tawḥīd): “你说:‘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主,是万物所仰赖的安拉。 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 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他匹敌。’” (《古兰经》,112: 1-4)

安拉独一或统一的概念是伊斯兰教义的核心;《古兰经》中甚至有一整章专门用于阐述它。 因此,穆斯林不仅有义务信仰这一信条——以及安拉的所有特定属性——而且有义务不相信任何会与之产生丝毫矛盾的事物。 这意味着伊斯兰教在所有关于一个人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们对科学的认知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 话虽如此,这一概念也激励人们在现实的所有其他方面推导出统一性,例如在人类层面(即反种族主义、反仇外心理等)以及知识与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 代治(Khilāfah): “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他们说:‘你要在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的人吗?我们赞颂你,宣扬你的神圣。’ 他说:‘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古兰经》,2:30)

“‘达伍德啊,我确已任命你为大地上的代治者。 你当秉公在众人间判决。 你不要顺从私欲,以免它使你偏离安拉的道路:偏离他道路的人,必受严厉的刑罚,因为他们忘记了清算之日。’” (《古兰经》,38:26)

人类在大地上的代治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规定了人类应该如何理解自己在存在中的位置:作为造物主托付给他们的、对其他创造物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安拉为了这项任务将人类安置在大地上,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身份。 这一概念的影响体现在人类对环境的关注、对地球健康、动物和其他人类的影响,以及科学和技术应该用于何种目的。

- 崇拜(Ībadah):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让他们崇拜我。” (《古兰经》,51:56)

继代治概念之后,穆斯林也被造物主告知,他们的人生目的是崇拜他。 与此一致,保护和维护地球以及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事物的义务,被明确视为一种崇拜行为本身。 因此,理解自然世界并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应用这些知识,无论是通过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医学等,都是符合伊斯兰教义、实现穆斯林人生目的的行为。

- 知识(‘Ilm): “在天地创造中,在昼夜交替中,对于有理智的人,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侧卧着纪念安拉,并思考天地的创造……”(《古兰经》,3:190-191)。

如前所述,获取有益的知识是伊斯兰教义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古兰经》不断要求穆斯林对造物的迹象进行“反思”,并运用理性去探究世界的奇妙以及其存在背后的智慧。

尽管接下来的六项价值观同样重要,但它们依赖于前述的四项,并以三对对比的形式发挥作用:

5-6。 哈拉勒(合法)与 哈拉姆(非法):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偶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故你们应当远离它,以便你们成功。” (《古兰经》,5:90)

伊斯兰教所认为的“值得赞扬”和“应当谴责”的事物,对于穆斯林科学家如何对待其研究领域至关重要。 例如,穆斯林有义务开发不涉及酒精或某些被认定为“不洁”(如猪)动物的药物。 因此,遵循伊斯兰传统的医生更有可能寻找对患者具有更佳疗效的替代成分。 此外,涉及占卜(如占星术)等不切实际且缺乏根据的做法是被禁止的,这使得穆斯林能够专注于更现实、更有效的实验手段及其后续应用。

7-8。 阿德尔(正义)与 祖尔姆(暴政):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谨守正义,当为安拉而作证,即使对你们自己,或父母,或至亲不利。” 无论被证人是富人还是穷人,安拉最能照顾他们双方。 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致偏私。如果你们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么,安拉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古兰经》,4:135)

建立反对暴政的正义是穆斯林科学家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引导人们只发展有益且无害的科学实践。 例如,任何导致对人类或环境不公的自然界研究方法都必须立即摒弃;任何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纯粹为了个人利益进行的科学研究也是被禁止的。

9-10。 伊斯提斯拉赫/马斯拉哈(公共利益)与 伊斯拉夫/塔布齐尔(浪费):

你当把亲戚、贫民、旅客应得的权利交给他们,不要挥霍浪费。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对于他的主是极忘恩的。如果你因为追求从主那里希望得到的恩惠而不得不拒绝他们,那么,你至少要对他们说些温和的话。 (《古兰经》,17:26-28)

这最后一对概念通过将穆斯林科学家的目标限制在造福人类,并限制他们进行会导致不必要伤害的过度行为,继续在他们心中建立起人道主义和环保主义的伦理观。 例如,生产某种能源或燃料、食物来源或建筑材料,应以促进人类生存和福祉为目的,但不应过度生产,以至于产生不必要的污染物,最终损害了它们本应造福的人群,或破坏了它们所赖以培育的环境。

尽管这份清单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并不详尽,但它已成为构建明确的伊斯兰科学价值观清单的仅有尝试之一。 这些结构也有助于体现伊斯兰科学事业的本质,反映了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历史现实及其对待自然界的方式。 因此,在许多方面,穆斯林科学家试图理解现实并从中获益的尝试,正是他们严格遵循自身精神准则的体现。 所以,虽然伊斯兰教本身并没有明确构建一种特定的科学理解,但它无疑可以被视为核心范式,激励了穆斯林形成他们所从事的科学实践和理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并促进了在希腊思想之外的真正科学发现,而希腊思想在此前几个世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穆斯林科学家如何通过自身价值观来实践其领域并感知世界,这在科学史上并非新鲜现象,也不违背当今科学的实践方式。 相反,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认同这种观点。 一位名叫约翰·杜威(卒于1952年)的哲学家甚至创造了“工具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种历史上规范的科学实践:

自然科学的职能是发现事物的属性和关系,凭借这些属性和关系,事物能够被用作工具;自然科学声称揭示的不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而只是事物之间决定结果并因此可用作手段的联系。



杜威是挑战科学实在论观念的先驱之一,即挑战那种认为理论及其从属事实完全对应于现实的观点。 作为一名反实在论者,他认为科学不是真理的近似度量,而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并受到科学家自身意图和欲望的限制。 没有人能对物理世界有完整的描述,因为没有人拥有完整的数据,他们也无法超越文化背景去感知,而正是这些文化背景定义并组织了他们的经验。 因此,理论的构建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过程,其中“真理”不是在绝对意义上定义的,而是根据对实现预期目标有效的事物来定义的;最好的理论是那些产生最好结果的理论。

杜威的观点后来启发了其他科学哲学家,包括威拉德·奎因(卒于2000年)和前述的托马斯·库恩,形成了今天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 尽管这种对科学的理解被认为是相对较新的——因为它是为了回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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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但借鉴这一传统的哲学家们已将他们的思想推广为对规范性历史科学实践最连贯、最可行的理解。 遗憾的是,将科学视为“中立”和“客观”的观点在普通大众中仍然是主流范式。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这种疏离的关系(对此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撇开这一点不谈,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更准确地反映了早期穆斯林科学实践的历史现实,仅仅是因为“经典叙事”(基于科学现实主义)在其核心假设上显然是错误的,即认为伊斯兰价值观与科学生产力无关或相抵触。

因此,将伊斯兰科学概括为一种在伊斯兰价值观方面采取工具主义方法的企业是恰当的。 同样,我们可以将当代科学定义为一种采取世俗工具主义形式的科学,因为西方精神在当代占据主导地位且最具影响力。

然而,既然现在了解了科学生产力兴起过程中的内部影响,那么这与伊斯兰文明外部的影响又是如何关联的呢? 与伊斯兰价值观共生,当时穆斯林所处的环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通过统一语言和行政协议来高效地作为一个共同体运作的愿望,也是出于生存和与环绕伊斯兰政权的其他敌对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竞争的需要。 因此,科学的获取及其随后的翻译,不仅受到穆斯林共同体共同价值观的推动,也受到促使这些价值观得以表达和保护的条件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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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tructure-of-scientific-productivity-in-islamic-civilization-orientalists-fables
原文标题: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in Islamic Civilization: Orientalists’ Fables
作者:Asadullah Ali Al-Andalusi
作者简介:阿萨杜拉·阿里·安达卢西:拥有本尼迪克特大学西方哲学学士学位,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为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研究博士候选人。

伊斯兰文明为何曾推动科学繁荣:破解东方学家关于衰落的经典叙事(上篇)



图: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

摘要

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的流行分析(由东方学者所宣扬)将伊斯兰历史事件二元对立化,视为宗教与理性之间的冲突。 这种分析后来被称为“经典叙事”,它认为穆斯林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完全基于外来影响,而伊斯兰价值观和思想则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 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由于这种叙事对历史数据的解读前后矛盾,它是站不住脚的。 相反,对数据更连贯的理解表明,通过拒绝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伊斯兰价值观在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都促进了穆斯林的科学生产力。 尽管有了这些进展,衰落背后的原因仍未被完全查明。 因此,本文对“经典叙事”进行了总结和批判,并提出了修正性的构想,以理解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背后的影响因素。

引言

在9月11日悲剧事件发生三个月后



,2001年,著名的巴基斯坦核物理学家佩尔韦兹·胡德博伊(Pervez Hoodbhoy)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伊斯兰教是如何迷失方向的:昨日的成就已成往事》的文章,试图解释9/11袭击背后的原因,以及当代穆斯林世界陷入困境的状态。 在整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理性和科学战胜宗教保守主义的时代。 他总结自己的分析时,将这一辉煌时代的终结归咎于宗教正统派——更具体地说,是将责任归咎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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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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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 神学家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安萨里(卒于1111年):

但在12世纪,以阿拉伯教士伊玛目安萨里为首的穆斯林正统派重新觉醒。 安萨里推崇天启胜过理性,推崇宿命论胜过自由意志。 他谴责数学违背伊斯兰教,称其为削弱信仰的“精神毒品”……在正统派的铁腕控制下,伊斯兰教窒息了。 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学者再也不会聚集在皇家宫廷里共同工作了。 那是穆斯林世界宽容、智慧和科学的终结。



除了关于安萨里是阿拉伯人(他实际上是波斯人)这一相当奇怪的说法外,胡德博伊并没有解释一个人是如何有能力摧毁整个文明的——更不用说此人所谓的对自由意志和数学的厌恶与9/11有什么关系——但很明显,他认为这位杰出的学者有责任在穆斯林世界中植入一种令人衰弱且永恒的非理性,这导致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政治动荡以及诺贝尔奖的匮乏。

十多年后,在戛纳国际创意节上,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和科普教育家尼尔·德格拉塞·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重复了这个关于伊斯兰文明曾经开明的过去,以及被这位穆斯林版“伏地魔”所摧毁的悲剧故事,称他通过对数学效用的明显漠视和对因果关系必要性的否定,单枪匹马地战胜了理性。

但当代穆斯林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真的都是源于一个人思想中所散发出的反理性主义和反科学精神的结果吗? 为什么两位来自世界和文化对立面的科学家,不仅在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的兴衰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且还能以这种方式发表意见,并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 因为他们的观点显然与他们作为科学史学家的资历毫无关系。 相反,他们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一种流行且根深蒂固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直未受到挑战——至少直到最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科学史学家对这种叙事进行了深入研究,审视了其基本假设以及对历史数据不连贯的解读:这是一种受西方自身意识形态历史(即启蒙运动与教会的对立)所启发的投射。

话虽如此,伊斯兰文明的科学生产力是如何兴起的呢? 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随后的衰落是公开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结果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分析历史数据以及对这些数据的流行观念,同时考察最新的替代理论。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先定义这一论述中必不可少的许多术语,以便更好地掌握这一主题。

定义术语

关于“伊斯兰文明科学生产力兴衰”背后的论述,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它应该如何进行;也就是说,在审视手头的问题之前,需要确定哪些主要术语和概念? 同样的问题适用于任何和所有的智力探究,无论是关于科学、神学、哲学、法律还是历史。

因此,第一个需要定义的术语是“科学”本身。 然而,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但鉴于该术语根据其使用的语境可以包含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并非易事。 作为一个例子,科学哲学家奥斯曼·巴卡尔(Osman Bakar)指出:

科学并不是一个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实体……首先,在术语用法本身上就存在分歧,即“科学”一词所应用的知识领域是应局限于自然科学,还是应扩展到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有些人在这两种意义上都使用了这个词。



从广义上讲,“科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知识体系”。 在这方面,另一位科学哲学家阿尔帕斯兰·阿奇根奇(Alparslan Açikgenç)认为,任何值得被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事物都必须具备四个基本特征,其中第一个是它必须有一个“主题”或“研究对象”,该对象“排除了所有不相关的探究课题”。 在此之后,它需要有一个“方法”或“进行科学调查的方式”。 此后,它必须有一个“理论”或“作为特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的表述”。 最后,它必须具备一种“传统”,或者说具备获取新信息的功能,这些信息可以被命名和组织,从而促成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然而,尽管这个定义在更广泛的分析中可能有用,但当代关于任何特定文明中科学兴衰这一历史现象的讨论,往往强调对“科学”更具体的理解,即“通过观察和实验,对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结构与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智力与实践活动”。 以及其实际应用性(即技术)。 话虽如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界定中隐含着一种普遍观念,即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价值中立且客观的事业,完全脱离了科学家自身的主观性。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将在本讨论中受到明确的质疑。 正如科学哲学家兼博学家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所指出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是科学之外的因素。 认为在科学内部,科学方法通过遵循严格的逻辑——观察、实验、演绎和无价值偏见的结论——来确保中立性和客观性。 但科学家并非孤立地进行观察。 所有的观察都发生在定义明确的理论框架内。 这些观察以及随之进行的数据收集,其目的要么是为了反驳某个理论,要么是为了支持它。 而且理论本身并非凭空产生。 理论存在于范式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一套信仰和教条之中。



这种观点的含义可能看起来有悖常理;事实并非“客观”,而是完全依赖于科学家为了连贯地理解其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而构建的理论。 事实上,“范式”这一概念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理解科学本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为确定科学共同体的动机、范围和研究兴趣提供了基础。 在解释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卒于1996年)——他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这个术语。 ——解释说,虽然人类的体验确实是普遍的,但我们对这些体验的理解会根据我们的背景信仰而有所不同:

如果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地方并看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们接收到的刺激非常相似。 (如果两人都能把眼睛放在同一个位置,那么刺激将是完全相同的。) 但人们看到的并非刺激本身;我们对它们的认知是高度理论化和抽象的。 相反,他们拥有的是感觉,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两位观察者的感觉是相同的。 (怀疑论者或许记得,直到1794年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对其进行描述之前,色盲从未被注意到。)



因此,任何特定科学的实践和应用绝非中立,而是完全取决于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论和形而上学动机。 例如,世俗社会中科学产出的本质,其目标和成果可能与更倾向于宗教的社会截然不同,因为每个文明中科学家的主要价值观和信仰几乎肯定会有所不同。 前者可能专注于与维护和运作非宗教国家及其人民相关的问题和目标,而后者则会受到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和环境的驱动。 换句话说,文化,即“特定民族或社会的思想、习俗和社会行为”,决定了什么是“科学”,包括为解释经验数据(即“事实”)而形成的理论。 因此,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主流科学传统实际上是“西方科学”,而本研究论文讨论的是伊斯兰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即“伊斯兰科学”)的兴衰,这种认知发生于伊斯兰文化框架内,投射出在职穆斯林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

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否也会影响我们对一个文明科学史的分析呢? 当然会。 例如,如果我们采用上述的“中立观点”,那么关于科学在伊斯兰文明中“兴起”和“衰落”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我们用今天对科学的体验,对历史进行的一种时代错乱的投射性解读。 这种观点会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即科学在当代穆斯林世界要么不存在,要么正处于灭绝的边缘。 事实远非如此,科学在穆斯林中依然活跃且发展良好——从iPhone到最新的医疗技术——只是不再从伊斯兰视角进行开创而已。 因此,“承载价值”的观念更符合历史和当代的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史学家,如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将文明科学活动范围内的“衰落”定义为“一个文明开始成为科学思想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时代”。

尽管有此逻辑,将科学视为中立的观念在普通大众中仍然最受欢迎。 因此,重新构建某些历史范畴以更恰当地反映其解释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可能会有所帮助。 因此,我建议将“兴起”和“衰落”这两个范畴分别重新概念化为“生产时代”和“依赖时代”。 这两个标签既不暗示一种独立于文化影响的科学中立视角,也不会让我们陷入必须解释为何伊斯兰文明的科学会“衰落”的困境,尽管当代穆斯林拥有的科学活动产品与西方同行一样多。 相反,它们更准确地代表了伊斯兰科学的现状,即曾经是一个生产性的事业,现在却被掩盖并依赖于外部因素。 话虽如此,为了简洁起见,文中仍将引用“兴起”和“衰落”这两个术语,但应将其视为与这些提议的修订结构可以互换。

最后,有必要了解那些代表任何特定科学传统兴衰背后主要影响因素的术语。 这些影响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科学兴衰背后的原因,还为我们提供了衡量其发生时间的手段。 因此,科学史学家托比·哈夫(Toby Huff)将这些影响分为两类:“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 前者代表了“科学的方法、理论、范式和工具”,而后者代表了“使科学探索在社会和文明的智识生活中占据稳固地位的文化与制度结构”。

换句话说,内部影响仅仅是一个特定文明对科学的抽象认知与实践,而外部影响则构成了促进这些认知得以显现和应用的物质因素(例如:政府资助的研究设施、图书馆、大学等)。 话虽如此,我还要在赫夫(Huff)对“外部影响”的定义中补充一些内容,比如战争、经济繁荣与衰退、自然灾害、瘟疫等,因为这些现象在决定一个社会是否专注于培育其科学传统以及其目标为何时,也起着重要作用。



图1

对科学传统的“兴起”与“衰落”的重新概念化。

在上述讨论之后,我们将对伊斯兰文明生产力时代背后的历史进行粗略分析。 虽然阐明这段历史中各种观点的全貌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们将对流行的叙事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总结,以便为解释伊斯兰科学历史发展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提供背景。

“经典叙事”与学术异议

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时,



世纪。 在阿拉伯半岛,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力量由于内部行政、军事扩张、经济方面的缺陷以及彼此间无休止的冲突,开始走向衰落。

当时的穆斯林利用了这些弱点,在短短几十年内征服了这两个帝国。 随着力量平衡的转移,新的伊斯兰政体得以将其资源和时间投入到创造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世界中。 正如迪米特里·古塔斯(Dimitri Gutas)所指出的:

阿拉伯征服的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埃及和新月沃地首次在政治、行政,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与波斯和印度重新统一……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一千年里,将文明世界隔开的巨大经济和文化鸿沟——即由两条大河在两侧形成对抗性势力所构成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了。 这使得原材料和制成品、农产品和奢侈品、人员和服务、技术和技能,以及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得以自由流动。



尽管如此,穆斯林最终还是无法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并开始依赖外国的思想和发明来与邻国竞争。 结果,力量平衡再次发生转移,穆斯林不再拥有他们曾经拥有的自主权和统治地位。 这一点在当代伊斯兰文明的状况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它在不团结以及西方军事化及其对全球经济和技术的垄断面前,正艰难求存。

然而,在讨论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兴起时,历史学家们往往会投射出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淡化了伊斯兰价值观的内部影响,同时夸大了地缘政治这些外部影响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在解释其衰落时,却毫不犹豫地将功劳归于前者。 这种受东方主义启发的事件版本,即所谓的“经典叙事”,不幸地在西方文明中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流行分析框架,现在在穆斯林中也是如此,导致了几十年来未经质疑的偏见和被压制的证据。 话虽如此,近年来也有人尝试提供其他的解释。 例如,科学史学家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在解构这一理论及其偏见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在其不朽著作《伊斯兰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形成》中总结了其主要假设:

这种叙事似乎始于这样一个假设:伊斯兰文明是一个远离城市生活的沙漠文明,几乎没有机会独立发展出任何对其他文化有意义的科学。 这种文明只有在接触到其他更古老的文明时才开始发展科学思想,而这些文明被认为更为先进……这些周边文明通常被赋予相当悠久的历史,具有高度的科学产出(至少在其历史的某些时期),以及一种在伊斯兰沙漠文明中不可能存在的智识活力。 同样的叙事总是会讲述伊斯兰时期确实进行过的一项事业:通过有意的翻译过程,积极占有那些文明的科学。 据说这场翻译运动涵盖了那些古代文明曾经产生过的几乎所有科学和哲学文本。 …… 在这种背景下,很少有作者会将这一伊斯兰黄金时代描述为古希腊辉煌的重现之外的其他事物……有些人有时会冒险说,伊斯兰的科学产出确实为积累的希腊科学体系增加了一些特征,但这种增加通常不会被描述为如果给希腊人足够的时间,他们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 …… 然而,经典叙事坚持认为,由这些广泛翻译所激发的伊斯兰科学作为一项事业是短命的,因为它很快就与伊斯兰社会内部更传统的势力发生了冲突,这些势力通常被指定为某种类型的宗教正统派。 这些正统派所产生的反科学攻击,被认为在11-12世纪神学家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ālī)的著名著作中达到了顶峰。



萨利巴进而驳斥了这种叙事,认为这是西方对自己教会历史的投射(即理性主义与宗教教条及制度之间的战争),其第一个迹象就是双重标准:在穆斯林世界科学兴起的问题上,完全不归功于伊斯兰价值观,而在其衰落时,却将其作为主要的罪魁祸首。

伊斯兰学者穆扎法尔·伊克巴尔(Muzaffar Iqbal)指出,这种推论可以追溯到东方学家伊格纳兹·戈德齐赫(Ignáz Goldziher,卒于1921年)及其论文《正统伊斯兰对古代科学的态度》。他在文中提出,科学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宗教学者对所谓的希腊和波斯“外来科学”持负面态度,因为这些科学的教义似乎与伊斯兰教义相抵触。 他的“冲突论”最终获得了势头,并渗透到从20世纪到当代许多大众历史学家的著作中。 例如,赫夫(Huff)在撰写以下内容时就表现出了这种态度:

如果从长远来看,科学思想和一般的智力创造力要保持活力并进入新的征服和创造领域,就必须存在多个自由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立区——在这些领域内,广大群体可以自由地追求天才,而不受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审查。 此外,这种自由必须伴随着某些形而上学和哲学假设。 就科学而言,必须认为个人被赋予了理性,世界必须被认为是一个理性和一致的整体,并且必须具备各种层面的普遍代表性、参与和话语。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发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作为现代科学孵化器的巨大弱点。



赫夫反映出一种对伊斯兰文明的神学思想和制度的公开偏见,甚至使用了“阿拉伯科学”这一短语,以便将重点放在翻译运动的语言/民族特征上,而不是宗教的任何感知影响上。 根据这种观点,穆斯林在这一时期唯一的积极贡献是通过共同的语言统一了社会,并挪用了希腊哲学——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后来却自相矛盾地被伊斯兰教本身固有的反科学精神所瓦解。 然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反科学情绪在运动开始之前和期间就已存在,那么这种运动是如何可能的呢? 换句话说,如果“外来科学”因为与伊斯兰教义相悖而本就不受欢迎,那么很难确定它们最初是如何被容忍并持续了那么长时间的。

尽管冲突论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但戈德齐赫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异常之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的假设只能通过刻意挖掘伊斯兰学术文本中脱离语境的引文来形成。 因此,索尼娅·布伦特杰斯(Sonja Brentjes)、迪米特里·贡塔斯(Dimitri Guntas)、艾哈迈德·达拉尔(Ahmad Dallal)以及前述的乔治·萨利巴(George Saliba)试图就伊斯兰科学史提供更细致、更基于证据的观点——我认为后者提供了最突出的解构,他认为科学的兴起与其说是对希腊思想的偶然挪用,不如说是早期穆斯林社区自身务实关切的结果。

萨利巴在批判“经典叙事”时,首先探讨了科学兴起究竟始于何时,而不是简单地假设它是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布·贾法尔·阿卜杜拉·马蒙·伊本·哈伦·拉希德(Abū Jaʿfar Abdullāh al-M’amūn ibn Hārūn al-Rashīd,卒于833年)在公元813年至833年间突然发起的翻译运动所推动的。

根据传说,马蒙翻译希腊著作的愿望源于一次神秘的经历:他在梦中见到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告诉他应该开始学习科学知识。 尽管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未经证实——而且很可能是一个事后解释而编造的神话——但这并没有阻止“经典叙事”的支持者将其作为科学生产力如何在伊斯兰文明中奇迹般兴起的证据。

萨利巴承认这个起源故事的脆弱性,他发现科学兴起的时期要早得多,讽刺的是,这是通过考察“梦境叙事”背后的来源——公元10世纪——发现的。 波斯穆斯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伊本·阿比·雅库布·伊斯哈格·纳迪姆(Muḥammad ibn Abī Ya’qūb Isḥāq al-Nadīm,卒于940年),他在公元987/988年撰写了一部关于伊斯兰文明的知识史,名为《索引之书》(Kitab al-Fihrist)。 在书中,他不仅发现了马蒙梦境的故事,还发现了其他各种伪经。

在梳理了众多记载后,萨利巴得出结论:纳迪姆只是在记录他那个时代的流行故事,并不打算将所有这些故事都作为推导真实历史叙事的手段。 经过进一步审查,东方学家对马蒙梦境的使用显得相当虚伪,因为纳迪姆本人只认为它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有影响,而不是将其视为科学的来源。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将这一特定记载命名为“提及哲学和其他古代科学书籍为何变得丰富的原因……”,并认为这个故事只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

同样,纳迪姆反驳了“经典叙事”,他断言拜占庭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古代著作是不允许学习的,因为它们“与先知[基督教]教义相悖”,并且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伊斯兰帝国兴起。 换句话说,穆斯林翻译这些文本并非基于他们与拜占庭文化的突然接触,相反,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科学了。 如果他们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些文本的价值,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希腊文本并去寻找它们呢? 正如达拉尔所言:

这场翻译运动为新兴科学提供了知识基础。 但虽然这解释了部分情况,而且诚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并没有对起源提供完整的解释。 首先,最初触发对翻译和科学兴趣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素养是什么? 其次,什么样的文化条件和文化素养使一个重要的利益群体能够知道如何翻译复杂的科学文本,开发在两种语言之间转移科学知识所需的技术术语,在翻译后理解科学文本,并建设性地运用从中获得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不是一个机械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不能简化为外部知识的转移;相反,它涉及接收文化内在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翻译时伊斯兰文化内部的认识论条件。



然而,支持“经典叙事”的学者在阅读这些记载时有所选择并不令人惊讶——他们更喜欢根据自己预设的偏见来塑造这些记载,而不是尝试进行批判性审查。 正如Saliba之前所指出的,西方在宗教教条和制度方面的经验投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解读其他历史事件和文化的背景。 因此,东方学家们积极地只寻找那些看起来符合这种理解的证据。 与此相一致,关于Al-M’amūn梦境的叙述也成为了一个方便的手段,用来串联起其他历史数据,从而支撑起“经典叙事”——因为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813-833年) 伊斯兰文明中最伟大的神学争议之一发生了: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ah)的兴起。

根据穆斯林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的说法,穆尔太齐赖派是一群神学家,他们“在伊拉克的神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超过一个世纪,并建立了一座宏伟的神学大厦,其基础是强调在宗教事务中使用理性以及人类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他们对信仰基本教义的“理性方法”导致他们支持被视为异端的观点,例如将安拉完全模糊为一个人类智力完全无法理解的抽象概念。 这与更正统的观点相反,后者认为虽然神圣本质无法被完全理解,但正如伊斯兰原始文本中所提到的,他的属性具有一种至少对于普通穆斯林来说相对可理解的现实。 然而,穆尔太齐赖派因一个更具争议的观点而声名狼藉:即《古兰经》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安拉永恒的话语。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场神学争议对东方学家如此重要呢? 因为正是Al-Ma’mūn,他在统治期间深信穆尔太齐赖派的正确性,批准在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中强行推行其教义——甚至将其作为衡量个人信仰真实性的试金石。 因此,那些寻找理性主义与宗教之间“战争”明显例子的人,可以从Al-Ma’mūn的梦境叙述、穆尔太齐赖派的建立,以及随后伊斯兰文明中科学产出的兴起之间,勾勒出一条方便的线性关系。 然而,撇开对Al-Nadīm记录的明显误读不谈,这种观点依赖于一个短命(34年)群体的短暂影响,该群体最终被社会中更保守的宗教力量通过哈里发Abu’ Faḍl Jaʿfar ibn Muḥammad al-Muʿtaṣim bi’llāh al-Mutawakkil(卒于861年)的继位而抵制并推翻。 换句话说,很难相信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执政——能够成为随后七个世纪穆斯林科学进步和创造力的先驱,而这些进步和创造力实际上处于他们神学和知识对手的控制之下。

作为替代方案,Saliba发现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即al-Nadīm回忆了一个关于第二位倭马亚哈里发Khālid ibn Yazīd ibn Mu’āwiya(卒于704年)的故事,他曾命令一些哲学家将希腊关于炼金术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目的不明。 他似乎将这一事件与后来第五位倭马亚哈里发‘Abd al-Malik ibn Marwan(卒于705年)统治期间政府记录(dīwāns)的翻译联系起来,后者统治时期为

公元685年至705年,以及他在伊拉克的总督Abū Muḥammad al-Ḥajjāj ibn Yūsuf(卒于714年):

Khālid ibn Yazīd ibn Mu’āwiya被称为“马尔万家族的智者”。 他天生贤德,对科学有兴趣且喜爱。 由于这门艺术[炼金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命令一群居住在埃及某城市的希腊哲学家来到他身边。 因为他关心阿拉伯文学,他命令他们将关于这门艺术的书籍从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翻译成阿拉伯语。 这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次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 后来,在al-Hajjaj [Ibn Yusuf]时期,原本是波斯语的登记册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 大马士革的记录是希腊语的……这些记录是在Hishām ‘Abd al-Malik时期翻译的……也有人说这些记录是在‘Abd al-Malik [ibn Marwan]时期翻译的。



Al-Nadīm并没有精确解释故事的第一部分,只是提到了Khālid对“科学的热爱”。 这个简短的故事——除了上述提到的内容外几乎没有其他解释——被他认为是翻译的最早尝试。 然而,当我们审视这个故事的其他来源时,它们表明Khālid在促使‘Abd al-Malik翻译这些著作方面发挥了作用,这是基于后者希望铸造伊斯兰政体专属货币的愿望。 在此之前,穆斯林一直依赖拜占庭和波斯的货币。 这表明,翻译和学习炼金术著作背后的主要动机,仅仅是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渴望独立于邻国并实现自给自足。

同样,政府记录的翻译也是出于务实的目标,因为它们构成了国家运作实力的基础。 至于这些记录最初为何用波斯语和希腊语记录的原因? 这与一个简单的事实有关,即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在当时以擅长“处理分数等算术运算”而闻名,这是制作此类记录所必需的才能。 因此,‘Abd al-Malik感到有必要将dīwāns“阿拉伯化”,以便他的官员能更好地查阅这些记录,并提高国家管理和其中财富流动的效率。

结果,这些对透明度和高效管理国库的实际关切,导致了意想不到——尽管是富有成效的——后果。 由于记录dīwāns不仅需要算术技能,还需要天文学(为了能够知道收税的时间)、几何学(用于土地测量)以及度量衡知识(用于商业),这导致了翻译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科学著作的愿望,以及随后对想要获得政府职位资格的阿拉伯语母语者的教育。 换句话说,新成立的伊斯兰帝国境内的一个文职办公室,成为了寻求、翻译和学习其他科学文本的跳板。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也将促进与宗教实践(祈祷)相关的实际需求。 例如,天文学对于计算礼拜(拜功)、斋月和节日(开斋节/宰牲节)等义务性功修的具体时间也是必要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了穆斯林社区最基本的活动。

伊斯兰作为价值观——科学作为工具

总结上述讨论,翻译运动并非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突然发生,而是出于当时伊斯兰政体的实际需要,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就已经启动了。 换句话说,伊斯兰价值观的内在影响是最初获取和利用科学的主要驱动因素。 尽管在《古兰经》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中从未明确宣扬过,

但在古典时期,穆斯林中已经培养出一种科学理智主义,其指导思想是基于伊斯兰传统本身去践行他们的价值观。 例如,《古兰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动机:

他为你们制服了天地间的一切,这是来自他的恩赐。 对于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其中确实有迹象。 (《古兰经》,45:13)

此外,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鼓励寻求知识,其效果相同,主要侧重于知识的实用性:

“安拉的仆人在审判日将一直站着,直到他被问及他的(在世时间)以及……他的知识以及他是如何利用它的……”(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48段)

“没有从中获益的知识,就像在安拉的事业中没有花费分文的宝藏。”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108段)

“安拉、他的天使以及天地间的所有人,甚至蚁穴中的蚂蚁和水中的鱼,都会为那些教导他人有益知识的人祈祷。” (提尔米济圣训集,第422段)

这些圣训告诫穆斯林要获取“有益的”知识并“利用它”,这意味着知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获取本身。 举例来说,许多人都知道道德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如果这些知识没有被用来鼓励美德和远离罪恶,那么它就毫无价值。 同样,知道如何进行心脏直视手术,除非一个人愿意真正去执行它或教给他人,否则也毫无益处。 因此,根据伊斯兰教的观点,仅仅知道某事并不足以被视为“有益的”。

萨达尔指出,正是这种对知识——更具体地说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实用主义观点——被早期穆斯林所实践和实施:

伊斯兰古典学者们担心,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应忽视社区的需求;知识(ilm)不应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它不应趋向于那种导致人与世界及同胞疏离,或导致困惑而非启蒙的抽象程度。 在这个框架下,科学被引导向一条中庸之道。 虽然科学应当具有社会相关性,但纯粹功利主义的科学理念是被拒绝的。 此外,不存在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但为了完善自我而追求纯粹知识是受到鼓励的。 科学绝不能被视为目的本身,而必须是实现更高目标的工具。



这种认知最终导致了一种本质上属于伊斯兰的科学传统的建立(即由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认识和实践所驱动)。 但这种新科学与其它科学有何不同呢? 在这方面,科学史学家贾米尔·雷格普在评论中世纪天文学实践时,指出了穆斯林科学家在此之前普遍采用的两种方法:

广义上讲,可以识别出宗教影响在中世纪伊斯兰天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方式。 首先,是试图赋予天文学宗教价值……宗教影响表现出来的第二种普遍方式是,试图使天文学在形而上学上尽可能保持中立,以确保它不会直接挑战伊斯兰教义。



提到的第一种方式可以被视为对自然世界研究的一种“主动”方法,因为穆斯林科学家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与特定的科学实践直接联系起来。 一个例子是阿拉丁·阿里·伊本·易卜拉欣·伊本·沙提尔(卒于1375年),他是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的一名普通计时员(muwaqqit)。 尽管他的职业仅仅是确保每个人都知道礼拜的准确时间,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自己的任务中拥有更大的抱负。 在业余时间——他很可能有充足的时间——伊本·沙提尔制造了更精确的仪器(如日晷),并对天体运动进行了理论研究,以便更好地履行职责。 因此,由于他的补充性活动,伊本·沙提尔能够为上行星制定一个模型,该模型在近两个世纪后被哥白尼在发展日心说时明显地使用了。 这促使研究人员推测,前者可能在后者的思考中发挥了作用。

穆斯林科学家对待学科的另一种方式可以被视为更“被动”;他们不是将价值观直接与研究和观察联系起来,而是经常回避任何被认为与这些价值观相抵触的问题或想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任何探究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那么将科学视为一种由这些价值观支持并为之服务的工具的认知本身就会被削弱。 即便如此,这种被动性的实践似乎与早先关于伊斯兰教鼓励获取知识的主张相矛盾。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反映了将科学视为一种“中立”事业的过时观念——因为所获取知识的类型首先是由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因此,这些自我设定的限制并不一定是有害的。 举例来说,穆斯林科学家最终能够通过放弃其前人(即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旧范式,将天文学领域引向新的、更进步的方向,因为旧范式支持许多与伊斯兰教义相抵触的概念,例如占星术。 萨利巴以如下方式总结了这场科学革命:

至于宗教与天文学之间的交集,并通过它实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交集……新的“海亚”(hay’a)天文学是与早期伊斯兰教的宗教要求同步发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的天文学可以被定义为在宗教引导下远离占星术。 由于来自反占星学界的压力(通常具有宗教性质或与宗教势力结盟),天文学不得不重新定位,使其更多地成为一门旨在对物理世界行为进行现象学描述的学科,并避免像占星学所要求的那样,去研究天体对月下区域的影响。



这种被动方法成功体现的一个显著例子,可以在15世纪的阿拉丁·阿里·本·穆罕默德·库什吉(卒于1474年)身上找到。 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在撒马尔罕——当时世界科学中心之一——的宫廷中长大,并在晚年担任伊斯坦布尔阿亚索菲亚伊斯兰学校的天文学和数学教席。 在评论这一时期对天文学的宗教神学反对意见时,拉格普指出了库什吉在安抚神学家同时捍卫其科学实践所做的尝试:

库什吉显然对阿什阿里派(神学家)关于因果关系的立场很敏感,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们对天文学的部分反对意见,与占星学关于天体位置与地面事件(特别是“异常情况”)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主张有关。 为了绕过这些反对意见,库什吉坚持认为天文学不需要哲学,因为人们仅利用几何学、合理的假设、适当的判断和临时假说,就能构建起天文学事业所需的整个天体体系。 这些前提允许天文学家(用库什吉的话说):“从可能的途径中构想出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行星的情况及其多样的不规则性可以被整理得井井有条,从而方便他们在任何希望的时间确定这些行星的位置和合相,并使其符合感知和视觉。” .... 库什吉的立场之所以特别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对他天文学工作产生的一些影响。 由于他声称不再受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原则的束缚,他感到可以自由地探索其他可能性,包括地球的自转。



由于库什吉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放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旧秩序”,他不仅能够通过更具实证性的天文模型挑战当时传统的占星天文学,还被引导去论证地球自转是一种可能性,从而为不到一个世纪后哥白尼构建日心说范式铺平了道路。 换句话说,当穆斯林在探究自然世界的运作方式时,那些强加在他们思维上的界限,也成为了摆脱过时范式的解放性替代方案,并以重要且革命性的方式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然而,仅仅知道穆斯林为何以那种方式对待科学,并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这些替代方案是如何构建的——这只是等式的一部分。 了解形式与了解其实质有着显著的区别。 因此,我们还需要知道定义伊斯兰科学事业本质的具体价值观是什么,以及是什么激励了穆斯林科学家以他们那样的方式探索自然世界。 在这方面,许多当代学者试图为构成“伊斯兰科学价值观”的内容提供具体的标准。 作为一个例子,萨达尔提到198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科学家试图构建一份这些价值观的清单。 在那次会议上达成共识的内容总共包含十个概念。 前四个被认为是自成一体的,并且是其余概念的基础:

- 认主独一(Tawḥīd): “你说:‘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主,是万物所仰赖的安拉。 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 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他匹敌。’” (《古兰经》,112: 1-4)

安拉独一或统一的概念是伊斯兰教义的核心;《古兰经》中甚至有一整章专门用于阐述它。 因此,穆斯林不仅有义务信仰这一信条——以及安拉的所有特定属性——而且有义务不相信任何会与之产生丝毫矛盾的事物。 这意味着伊斯兰教在所有关于一个人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们对科学的认知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 话虽如此,这一概念也激励人们在现实的所有其他方面推导出统一性,例如在人类层面(即反种族主义、反仇外心理等)以及知识与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 代治(Khilāfah): “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他们说:‘你要在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的人吗?我们赞颂你,宣扬你的神圣。’ 他说:‘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古兰经》,2:30)

“‘达伍德啊,我确已任命你为大地上的代治者。 你当秉公在众人间判决。 你不要顺从私欲,以免它使你偏离安拉的道路:偏离他道路的人,必受严厉的刑罚,因为他们忘记了清算之日。’” (《古兰经》,38:26)

人类在大地上的代治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规定了人类应该如何理解自己在存在中的位置:作为造物主托付给他们的、对其他创造物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安拉为了这项任务将人类安置在大地上,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身份。 这一概念的影响体现在人类对环境的关注、对地球健康、动物和其他人类的影响,以及科学和技术应该用于何种目的。

- 崇拜(Ībadah):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让他们崇拜我。” (《古兰经》,51:56)

继代治概念之后,穆斯林也被造物主告知,他们的人生目的是崇拜他。 与此一致,保护和维护地球以及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事物的义务,被明确视为一种崇拜行为本身。 因此,理解自然世界并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应用这些知识,无论是通过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医学等,都是符合伊斯兰教义、实现穆斯林人生目的的行为。

- 知识(‘Ilm): “在天地创造中,在昼夜交替中,对于有理智的人,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侧卧着纪念安拉,并思考天地的创造……”(《古兰经》,3:190-191)。

如前所述,获取有益的知识是伊斯兰教义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古兰经》不断要求穆斯林对造物的迹象进行“反思”,并运用理性去探究世界的奇妙以及其存在背后的智慧。

尽管接下来的六项价值观同样重要,但它们依赖于前述的四项,并以三对对比的形式发挥作用:

5-6。 哈拉勒(合法)与 哈拉姆(非法):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偶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故你们应当远离它,以便你们成功。” (《古兰经》,5:90)

伊斯兰教所认为的“值得赞扬”和“应当谴责”的事物,对于穆斯林科学家如何对待其研究领域至关重要。 例如,穆斯林有义务开发不涉及酒精或某些被认定为“不洁”(如猪)动物的药物。 因此,遵循伊斯兰传统的医生更有可能寻找对患者具有更佳疗效的替代成分。 此外,涉及占卜(如占星术)等不切实际且缺乏根据的做法是被禁止的,这使得穆斯林能够专注于更现实、更有效的实验手段及其后续应用。

7-8。 阿德尔(正义)与 祖尔姆(暴政):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谨守正义,当为安拉而作证,即使对你们自己,或父母,或至亲不利。” 无论被证人是富人还是穷人,安拉最能照顾他们双方。 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致偏私。如果你们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那么,安拉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古兰经》,4:135)

建立反对暴政的正义是穆斯林科学家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引导人们只发展有益且无害的科学实践。 例如,任何导致对人类或环境不公的自然界研究方法都必须立即摒弃;任何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纯粹为了个人利益进行的科学研究也是被禁止的。

9-10。 伊斯提斯拉赫/马斯拉哈(公共利益)与 伊斯拉夫/塔布齐尔(浪费):

你当把亲戚、贫民、旅客应得的权利交给他们,不要挥霍浪费。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对于他的主是极忘恩的。如果你因为追求从主那里希望得到的恩惠而不得不拒绝他们,那么,你至少要对他们说些温和的话。 (《古兰经》,17:26-28)

这最后一对概念通过将穆斯林科学家的目标限制在造福人类,并限制他们进行会导致不必要伤害的过度行为,继续在他们心中建立起人道主义和环保主义的伦理观。 例如,生产某种能源或燃料、食物来源或建筑材料,应以促进人类生存和福祉为目的,但不应过度生产,以至于产生不必要的污染物,最终损害了它们本应造福的人群,或破坏了它们所赖以培育的环境。

尽管这份清单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并不详尽,但它已成为构建明确的伊斯兰科学价值观清单的仅有尝试之一。 这些结构也有助于体现伊斯兰科学事业的本质,反映了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历史现实及其对待自然界的方式。 因此,在许多方面,穆斯林科学家试图理解现实并从中获益的尝试,正是他们严格遵循自身精神准则的体现。 所以,虽然伊斯兰教本身并没有明确构建一种特定的科学理解,但它无疑可以被视为核心范式,激励了穆斯林形成他们所从事的科学实践和理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并促进了在希腊思想之外的真正科学发现,而希腊思想在此前几个世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穆斯林科学家如何通过自身价值观来实践其领域并感知世界,这在科学史上并非新鲜现象,也不违背当今科学的实践方式。 相反,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认同这种观点。 一位名叫约翰·杜威(卒于1952年)的哲学家甚至创造了“工具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种历史上规范的科学实践:

自然科学的职能是发现事物的属性和关系,凭借这些属性和关系,事物能够被用作工具;自然科学声称揭示的不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而只是事物之间决定结果并因此可用作手段的联系。



杜威是挑战科学实在论观念的先驱之一,即挑战那种认为理论及其从属事实完全对应于现实的观点。 作为一名反实在论者,他认为科学不是真理的近似度量,而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并受到科学家自身意图和欲望的限制。 没有人能对物理世界有完整的描述,因为没有人拥有完整的数据,他们也无法超越文化背景去感知,而正是这些文化背景定义并组织了他们的经验。 因此,理论的构建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过程,其中“真理”不是在绝对意义上定义的,而是根据对实现预期目标有效的事物来定义的;最好的理论是那些产生最好结果的理论。

杜威的观点后来启发了其他科学哲学家,包括威拉德·奎因(卒于2000年)和前述的托马斯·库恩,形成了今天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 尽管这种对科学的理解被认为是相对较新的——因为它是为了回应20

世纪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但借鉴这一传统的哲学家们已将他们的思想推广为对规范性历史科学实践最连贯、最可行的理解。 遗憾的是,将科学视为“中立”和“客观”的观点在普通大众中仍然是主流范式。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这种疏离的关系(对此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撇开这一点不谈,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更准确地反映了早期穆斯林科学实践的历史现实,仅仅是因为“经典叙事”(基于科学现实主义)在其核心假设上显然是错误的,即认为伊斯兰价值观与科学生产力无关或相抵触。

因此,将伊斯兰科学概括为一种在伊斯兰价值观方面采取工具主义方法的企业是恰当的。 同样,我们可以将当代科学定义为一种采取世俗工具主义形式的科学,因为西方精神在当代占据主导地位且最具影响力。

然而,既然现在了解了科学生产力兴起过程中的内部影响,那么这与伊斯兰文明外部的影响又是如何关联的呢? 与伊斯兰价值观共生,当时穆斯林所处的环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通过统一语言和行政协议来高效地作为一个共同体运作的愿望,也是出于生存和与环绕伊斯兰政权的其他敌对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竞争的需要。 因此,科学的获取及其随后的翻译,不仅受到穆斯林共同体共同价值观的推动,也受到促使这些价值观得以表达和保护的条件的推动。 收起阅读 »

战争、伊斯兰与生命神圣性:伊斯兰战争法为何反对侵略并保护平民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ar-islam-and-the-sanctity-of-life-non-aggression-in-the-islamic-code-of-combat
原文标题:War, Islam, and the Sanctity of Life: Non-Aggression in the Islamic Code of Combat
作者:Hassan Shibly
作者简介:哈桑·希布利(Hassan Shibly):哈桑·希布利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政治学学位,主修国际关系。随后,他以班级顶尖成绩毕业于布法罗大学法学院。他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库夫塔罗学院(Kuftaro Institution)任教,并经常就伊斯兰教、公民权利、伊斯兰恐惧症和灵性等相关议题发表演讲。他是北美最大的传统伊斯兰神学院出版机构——马达尼亚出版社(Madania Publications)的创始人。哈桑自2011年起从事法律工作,目前担任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佛罗里达分会(CAIR-Florida)的首席执行官,并经常代表该机构在媒体上露面,为美国穆斯林社区的相关议题进行倡导和普及教育。

战争、伊斯兰与生命神圣性:伊斯兰战争法为何反对侵略并保护平民



图:战争、伊斯兰与生命的神圣性:伊斯兰战斗准则中的非侵略原则

引言

众所周知,保护生命是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价值和目标。 无论宗教、哲学或其他方面有何差异,和平应当是人与人之间常态化的关系。 然而,和平的获得是以抵御针对无辜者的不义侵略为代价的。 为此,伊斯兰教及其学术传统制定了关于战争的规则,涵盖了什么情况可以宣战(开战法理,jus ad bellum)以及宣战后应如何进行正义的战争(交战法理,jus in bello)。 事实上,伊斯兰的正义战争传统先于并预示了现代正义战争理论中许多公认的原则。

本文重点探讨伊斯兰正义战争理论的第二部分:禁止过度使用武力的具体裁决。 这些规则保护平民的生命、财产及环境,要求人道对待战俘,并禁止任何涉及酷刑或恐怖主义的军事战术。

非侵略原则

贯穿伊斯兰战争教义的核心原则是非侵略原则:绝不能主动发起侵略,只能对侵略进行对等的反击。 这一原则的基础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诲:“不得伤害他人,也不要以伤害回敬伤害。” 这一声明成为了伊斯兰法中指导所有行为的“五大准则”之一。 任何对他人或动物造成伤害的行为在默认情况下都是被禁止的,除非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或根据“以较小的伤害消除较大的伤害”这一辅助原则来抵御更大的伤害。 在伊斯兰教中,禁止以更大的伤害去消除较小的伤害。

战争是人类活动中对人、动物和环境造成伤害最大的行为之一。 因此,除非是为了抵御更大的伤害,否则不应发动战争,正如造物主所言:“迫害比杀戮更严重。” 该经文所谴责的迫害是指古莱什人,他们暴力镇压伊斯兰教的实践,阻止人们在麦加禁寺进行朝觐,并无故将穆斯林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 战争涉及杀戮,固然是一种罪恶,但这种宗教迫害的罪恶更为严重。 当时的迫害涉及对信仰自由的暴力限制,以及对贫弱者的系统性暴力压迫。 伊斯兰正义战争的设立,是为了确保穆斯林不必再忍受其先辈所遭受的苦难。

有时,穆斯林学者在历史上的规定被解读为似乎违反了非侵略原则。 例如,一些法学家发展出了“进攻性圣战”(jihad al-talab)的概念,即在敌人的领土上攻击敌人。 这类似于西方“先发制人战争”的概念,即针对可信的威胁采取主动行动。 在王朝帝国扩张的前现代世界中,这种“进攻性”活动被认为是出于自卫目的所必需的。 正如阿拉伯人所说:“当你不去征讨罗马人时,他们就会(向你)发起征讨。”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一些法学家才声称“在造物主的道路上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作战”这一经文被“剑之经文”所“废止”。 正如经注学家阿尔-巴达维(Al-Badawi)所解释的那样,后者的经文授权对“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或预期会与你们作战的人”进行战争。 非侵略原则本身并没有被废止或取消,而是命令穆斯林对自身安全面临的实际威胁(即罗马和波斯帝国)采取主动,而不是坐等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攻击。

因此,像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这样的法学家断言,古兰经和大多数学者仅在对方先发动战争或威胁战争的前提下,才授权对他人进行战争。 他将所有类别的人都排除在侵略之外,除了“战斗和阻碍者”,即那些攻击穆斯林或暴力阻止他们实践宗教的人。 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僧侣、老人、盲人等,除非他们加入战争,否则不得受到攻击。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非侵略原则不仅防止了不义战争的爆发,也防止了战争一旦宣布后不义行为的发生。 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教如何基于非侵略原则制定规则,以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伤害。

战争中的正义(交战法理)

正如“迫害比杀戮更严重”是描述授权正义战争(开战法理)的关键经文一样,以下经文强调了伊斯兰教关于战争正义的标准,即在交战规则内如何正确地进行战争: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作战,但不要越界:造物主不喜爱那些越界的人。



这是古兰经中第一条命令穆斯林作战的经文。 在此经文及其他允许穆斯林作战的经文之前,古兰经“建议穆斯林对不信者施加的痛苦保持耐心,甚至在能够做到时选择忽视和宽恕”。 然而,当穆斯林为了避免被杀而必须反击侵略时,这条经文被启示出来,命令穆斯林投入战争。 从这条经文中,衍生出了许多关键的伊斯兰交战规则。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战斗仅限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即仅限于战斗人员。

经文明确指出“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作战”,因此不得以平民为目标。 正如现代正义战争理论的杰出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论证的那样,只有在战争被合法宣布时,才能杀伤战斗人员。 伊斯兰教补充了这一论点。 穆斯林法学家从上述经文中得出结论,杀害未参与实际战斗的人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神职人员、僧侣、残疾人,甚至包括为敌人工作但未直接参与战斗的劳工或农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同伴、第二任领导人阿布·伯克尔(Abu Bakr)在最早的伊斯兰法手册中记录了他对军队的指示,强调了这一点:

你们会遇到一群声称已完全献身于造物主的人。 让他们保持他们所声称的献身状态……不要杀害妇女、儿童或年迈体弱的人。 不要砍伐果树。 不要摧毁有人居住的地方。 除了作为食物,不要宰杀绵羊或骆驼。 不要焚烧蜜蜂,也不要驱散它们。 不要窃取战利品,也不要怯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他的许多行动和指示中都树立了这一先例。 有一次,在战场上发现一名妇女被杀后,先知穆罕默德 ﷺ “谴责”了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 在另一段传述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解释了他谴责的原因,他说:“她并没有参战。”这体现了对非战斗人员的豁免权,他还进一步命令他的同伴们不要杀害劳动者。 这种不侵略的信息甚至被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剑上,以提醒所有人:“确实,最傲慢的人是那些攻击没有攻击他们的人,即杀害那些没有与他作战的人。” 有许多类似的传述和传统,强调保护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的生命。

鉴于这一原则,必须强调另一条交战规则:禁止越界。

在战场上,老人、弱者、妇女、儿童、僧侣、劳动者和其他平民不得成为攻击目标,除非他们因亲自参战而丧失了这种豁免权。 即便如此,武力也只能与威胁程度相称,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应避免杀害他们。

另外两条禁止对战斗人员施加残忍行为和破坏财产的规则是:1)禁止毁伤尸体和施加酷刑;2)除非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稍后探讨),否则不得破坏农作物、树木、牲畜或民用基础设施。

这些原则在1990年开罗第十九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上发布并采纳的《开罗人权宣言》第三条中得到了确认,该宣言基于传统的沙里亚(或伊斯兰法律原则):

a) 在使用武力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不得杀害非战斗人员,如老人、妇女和儿童。 伤者和病者有权获得医疗救治;战俘有权获得食物、住所和衣物。 禁止毁伤尸体。 交换战俘以及安排因战争局势而分离的家庭进行探视或团聚是一项义务。 b) 禁止砍伐树木、破坏农作物或牲畜,以及通过炮击、爆破或任何其他手段摧毁敌方的民用建筑和设施。



因此,《古兰经》和圣训明确为战争期间的非战斗人员提供了严格的保护。 平民绝不能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 《古兰经》通过说“不要越界,因为造物主不爱越界者”来强调这一规则。 换句话说,战斗仅限于战斗人员——即那些参与战斗的人——根据伊斯兰法律,杀害除他们以外的任何人都是被造物主所憎恶的越界行为。 不出所料,这些规则与沃尔泽的现代理论是一致的。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剥夺无辜生命是多么严重的罪行:

由于[他的行为],我们对以色列后裔规定:凡杀害一个人——除非是为了报复谋杀或在土地上散布腐败——就如同杀害了全人类;而凡拯救一条生命,就如同拯救了全人类。



在这里,《古兰经》同时做出了禁止和命令。 它宣称剥夺无辜的人类生命等同于大规模谋杀,因为认可一次谋杀在道德上就等于认可了所有的谋杀。 同时,该经文允许国家在最严格的条件下使用死刑(对此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尽管如此,如果杀害一个人的合法性存在争议,那么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应该让每一位信士都三思,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在杀戮方面最克制的人是信仰者。” 《古兰经》的措辞也刻意旨在保护所有生命,包括非穆斯林的生命。 它并没有说:“如果有人杀害了一名穆斯林,就如同他杀害了全人类。” 相反,阿拉伯语中使用的词是 nafs,意思是“一个灵魂”或“一条生命”,无论其信仰、种族或任何其他身份特征如何。 谋杀任何生命都等同于大规模谋杀,是(字面意义上的)反人类罪;这是绝对被严厉禁止的。

然而,《古兰经》明确允许在战争期间杀害战斗人员。 根据沃尔泽概述的正义战争理论,敌方战斗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合法杀害,即使他们没有武装,只要他们没有受伤或被俘。 他详细论证了在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杀害敌方士兵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正当的,即使在当时没有积极参与战斗,被指定的士兵也不会恢复他们的生存权。

同样,《古兰经》也认为在战争期间杀害敌方士兵是合法的,这就是经文“你们在何处遇见他们,就在何处杀戮他们,并将他们驱逐出他们驱逐你们的地方,因为迫害比杀戮更严重”的背景。 这段经文是在签署《侯代比亚和约》后,穆斯林即将前往麦加朝觐时启示的。 他们不知道如果遇到侵略该如何反应。 他们是否被允许反击那些攻击他们的人? 他们是否被允许夺回被他人以武力非法夺走的土地和财产?

这段经文回答了这些问题。 即:攻击并杀害与你交战的战斗人员,以及使用相称的武力收回被非法夺走的土地和财产是允许的。 如果不参考周围的经文或历史和法律背景,仅引用“你们在何处遇见他们,就在何处杀戮他们”这一条款是完全误导性的。 通常,一些非穆斯林甚至穆斯林会断章取义地引用这段经文来为他们自己的议程辩护,仿佛《古兰经》在煽动肆意的暴力。 然而,当在适当的背景下解读时,这段经文是非常明确的。 它定义了战争中的重要限制。 它并不允许“在任何地方遇见”人就进行无限制的杀戮。

《古兰经》以“这就是那些不信道者应得的报应”结束了这段经文,指的是在麦加攻击穆斯林的偶像崇拜者。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条款并不允许仅仅因为非穆斯林不信仰伊斯兰教就杀害他们,因为前一段经文只允许攻击那些先发起攻击的人。 非战斗人员中的男人、妇女、儿童、老人等从未成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军队的攻击目标。 事实上,麦加最终从压迫性的古莱什贵族手中解放出来时,没有流一滴血,尽管当时许多曾迫害穆斯林多年的偶像崇拜者正处于脆弱的境地。 除了少数最严重的战争罪犯外,他们全都得到了赦免。

最后,相关的段落以以下缓和性的限定条件结束:

但如果他们停止(敌对),那么造物主是至赦的、至慈的。 与他们战斗,直到不再有迫害,且崇拜专属于造物主。 如果他们停止敌对,那么就不应再有(进一步的)敌对,除非是针对侵略者。 以神圣之月抵神圣之月:对神圣性的侵犯(需要)公正的报复。 因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进行侵犯,你们也要像他侵犯你们那样回击他,但要敬畏造物主,并要知道他与敬畏他的人同在。



正义战争理论的简明图景由此清晰呈现。 这段文字重申了战斗的理由:为了终结侵略和压迫。 “崇拜专属于造物主”意味着造物主的公正法则得到维护,所有人的自然权利得到保护。 这并不要求人们必须在个人层面信奉伊斯兰教,而只是要求他们维护符合伊斯兰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正义。

此外,如果敌人停止战斗,例如当士兵投降或国家呼吁签订和平条约时,那么他们的求和提议就应被接受,而不应有任何报复(除了那些犯有战争罪的个人)。 正如《古兰经》在其他地方所言:“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也必须倾向它,并信赖造物主。” 即使是个人战斗人员,如果他们请求庇护,也必须获得庇护:“如果偶像崇拜者中有任何人寻求你的保护,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应当给予他保护,以便他能听到造物主的话语,然后将他带到对他安全的地方,因为他们是无知(于此)的人。”

《古兰经》强调,无论敌人的信仰、种族或任何其他身份特征如何,都应与他们实现和平。 只要敌人倾向于和平并停止侵略,和平总是首选。 在那一点上,除了针对那些继续侵略或犯下战争罪的人之外,没有任何敌对的授权。 此外,如果敌方战斗人员寻求庇护,穆斯林被命令给予他庇护。

话虽如此,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交战规则:

- 战争仅在为了终结侵略或迫害时才被允许。 - 求和提议应按其字面意思接受。 - 投降的敌方士兵不应受到伤害。 既然正义战争的基本基础已经确立,我们将继续讨论其细节。

战俘 (POWs)

正如之前所证明的,投降或停止战斗的敌人必须获得安全保障。 《古兰经》宣称,向战俘施舍与供养贫困者同等重要,它在描述信士时说:“他们尽管自己喜爱食物,却将食物施舍给贫民、孤儿和俘虏。” 根据最早的注释家塔巴里(Al-Ṭabari)的说法,这节经文中的“俘虏”是指“在战争中被武力俘获的敌方战斗人员……因此,造物主赞扬这些义人供养这些(俘虏)的行为,他们以此寻求接近造物主并获得他的喜悦,以及他们对这些人的怜悯。” 换句话说,早期的信士将他们自己渴望的食物,分给了那些此前曾攻击过他们的俘虏。

伊斯兰教为如何处理战俘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自古以来,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各国,并在现代世界继续引发道德难题,正如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湾军事监狱中所见的那样。 沃尔泽(Walzer)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

投降的士兵与俘虏他的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他们给予他法律手册中所称的“仁慈的隔离”,他将停止战斗……战俘有权尝试逃跑——他们不能因尝试逃跑而受到惩罚——但如果他们为了逃跑而杀死守卫,这种杀戮就不是战争行为,而是谋杀。 因为他们在投降时,就已经承诺停止战斗,并放弃了杀人的权利。



虽然这听起来很理想,但它很模糊,在今天很少得到真正的实践。 究竟什么是“仁慈的隔离”? 俘虏应该被关押多久? 他们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纵观历史,关于战俘的待遇有几种标准选择:

处决他们

简单明了,或许是对俘虏者而言最快、最容易的解决方案。 当然,除了作为对真正的战争罪犯的法律惩罚外,这在道德上是应受谴责的。 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定,处决违背了伊斯兰教和现代正义战争的原则。

监禁他们

只要不虐待俘虏,这种做法与伊斯兰教和正义战争理论是相容的。 这种制度的缺点,即使在实施得当的情况下,也会对俘虏和俘虏者双方造成伤害。 对于俘虏来说,这迫使他们被无限期地关押,既不能造福自己,也不能造福社会。 对于俘虏者来说,这给他们的社会带来了负担,因为他们必须支付俘虏的住所、食物、医疗和守卫等费用。 从后勤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资源来建造配备适当人员和设施的大规模监禁系统,这在大型战役之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历史实践中,俘虏在理想条件下被关押的情况很少见。 他们经常遭受非人道的待遇,除了逃跑或被处决外,看不到任何明确的终点。

释放他们

这是最慷慨的解决方案,但它完全不切实际,甚至可能很危险。 如果你的敌人知道他们一旦被俘就会被释放,他们就知道自己以后可以重新集结并再次攻击你。

由于这些解决方案作为一般规则在道德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行,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现有的做法并将其人性化、改造和改革:即“ruq”(束缚)制度,有时被错误地等同于动产奴隶制。 每个俘虏都被分配到穆斯林社区的一个家庭中。 该家庭负责为被束缚者提供充足的住所,以及与家庭所有成员共享同等质量的食物和衣物。 作为回报,被束缚者会协助家庭处理日常杂务和劳动。 这种关系会一直持续,直到被俘者由其所属群体赎回、被其看管人释放,或者他自己买回了自由。 通过这种方式,被俘者既利用了时间,又造福了自己和社会,且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 此外,要求支付金钱以获得自由的做法,也对敌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伊斯兰制度完全符合现代正义战争理论中“仁慈的隔离”的定义。 被俘者受到保护,免受虐待,并享有与其所居住家庭主人同等的待遇和生活水平。 被俘者也能通过劳动来回报这种善待,从而不会给社区带来不利。

为了确保这一制度的目标,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奴役制定了若干规则和限制。 看管人不得更改被俘者的姓名,从而损害其家族血统。 必须给予被俘者通过劳动换取自由的机会,正如《古兰经》所言:“如果你们的被俘者要求赎身,你们就与他们订立契约吧。” 被俘者必须被平等对待,其自然权利应受到尊重,且不能被强加过重的劳动。 有人看到圣门弟子阿布·扎尔穿着和他被俘者一样的衣服。 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因他虐待被俘者而责备他,说道:

他们是你们的兄弟姐妹。 造物主将他们交托在你们手中。 谁的兄弟在他手下,就应该让他吃自己吃的食物,穿自己穿的衣服,不要让他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重负。 如果让他承担了重负,那就帮助他。



释放被俘者也会得到造物主的巨大奖赏,甚至被视为赎罪的必要条件。 《古兰经》将通往救赎的道路描述为“释放一个被俘者”。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释放俘虏,他说:“去喂养饥饿者,探望病人,并释放俘虏。” 他还规定,仅仅以羞辱的方式掌掴被俘者或仆人,就必须将其释放,“谁无故殴打他的被俘者或掌掴他,那么赎罪的方法就是释放他。”

从上述限制可以看出,伊斯兰的奴役制度旨在将战俘融入社会,使其成为有生产力的成员。 有时,被俘者在受到如此优待后会皈依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真理性的标志在于,许多曾经的敌人,如欧麦尔·本·哈塔卜和阿布·苏富扬,最终都自愿接受了它。

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制度非常成功,以至于整个被俘者阶层或他们的子女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在穆斯林世界成为了统治者,例如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穆鲁克(意为“被拥有的人”)。 遗憾的是,这一制度被不公正地描述为等同于欧洲和美国奴隶主对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的方式。 那些奴隶通常没有任何权利或权利极少,受到虐待、残酷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 但伊斯兰教中的“奴役”与欧美奴隶制度之间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人们给它起的名字相同。 伊斯兰法律下的被俘者受到控制的原因完全不同,他们是因为战俘身份,而不是因为种族。 伊斯兰教中的俘虏待遇要好得多,并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机会。 此外,如前所述,伊斯兰教鼓励并促进了被俘者的释放。

事实上,伊斯兰制度可以成为现代战俘待遇的一种公平且仁慈的替代方案。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西方对待战俘的标准——正如在关塔那摩湾和其他“黑监狱”中所见——实际上比传统的伊斯兰制度更不人道。

双重效应

在战争中,有时必须采取不可避免地会夺走平民生命并摧毁财产的军事行动。 这样的行动可以被认为是正义的吗?

“双重效应”原则考虑到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有两个要素: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而积极效应才是行动的目的。 消极效应可以作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被正当化。 沃尔泽断言,这一原则是接受合理程度附带损害的基础:

如果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则允许执行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如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1)行为本身是好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是合法的战争行为。 2)直接效应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摧毁军事补给或杀害敌方士兵。 3)行动者的意图是好的,也就是说,他只追求可接受的效应;不良效应既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4)积极效应足够好,足以补偿允许不良效应的发生;它必须符合西季威克的比例原则。



换句话说,沃尔泽认为,只要最初的行为是合法的,且积极的结果(击退威胁)是主要动机,那么采取可能产生有害的非预期后果(如平民死亡)的军事行动就是正义且可接受的。 不良后果绝不能是行动的目的和目标,而且重要的是,不良效应必须被行动的积极结果充分抵消。

这种理解与伊斯兰法律原则是一致的,即允许以较小的伤害消除较大的伤害,并尽可能计算行动的净收益和损害。 作为一项规则,很明确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禁止蓄意针对和杀害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即便如此,由于普遍接受的军事必要性原则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并受到双重效应四个条件的限制,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承认在可能导致平民伤害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是允许的,但前提是此类行动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

前提条件仍然是不能蓄意针对平民,但现实中预期会导致附带损害的合法军事行动不必完全被禁止。 当然,这并不证明直接攻击平民或任何可能导致不成比例伤害的行动是正当的。 伊玛目穆斯林在他的一章中表达了这种理解,标题为“若非蓄意,夜袭中杀害妇女儿童的许可”。 他引用了一起事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敌人进行了夜袭,后来发现一些妇女和儿童在意外中丧生。 有人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询问此事,他说:“他们是他们(敌人)中的一员。” 这被认为是敌人的过错,因为他们将平民置于合法的军事目标附近。

这一事件确立了伊斯兰教中军事必要性的原则,并受到双重效应条件的限制。 尽管杀害非战斗人员是极其应受谴责的,但在采取行动反击敌人的侵略时,有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禁止杀害平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即使在不可避免且非蓄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那么这本质上将允许敌人利用人盾来推进他们的行动。 没有理智的军事领导人会接受这种劣势。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让步不能被延伸到直接针对平民或造成不成比例的破坏的程度。 伊斯兰教和正义战争理论不允许为了明显邪恶的结果而操纵“大局利益”这一概念。

在同样的军事必要性和双重效应原则下,伊斯兰教通常禁止破坏敌人的田地、农场和基础设施,正如前面引用的阿布·伯克尔的命令所提到的那样。 然而,这条规则也受双重效应原则的约束。 《古兰经》在必要时允许焚烧敌人的树木,但同时并不强制或建议采取此类策略,“你们所砍伐的枣椰树,或任其直立在根上的,都是奉造物主的许可,以便他羞辱那些违抗他的人。”

这节经文是关于麦地那的一个特定犹太部落——巴努纳迪尔部落而启示的,他们通过协助古莱什部落的战争努力,违反了《麦地那宪章》,背叛了穆斯林。 这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对他们进行的攻击。 在袭击期间,有人建议烧毁他们的枣椰树,因为这些树为巴努纳迪尔部落提供了继续战斗的保护和资源。 穆斯林对于是否应采取这一行动存在分歧,但经文证实了对他们的枣椰树进行攻击是合理的。 这是一种通常被禁止的行动,但由于必要性而变得合法。

由于这节经文,穆斯林学者谢赫·伊本·胡马姆裁定,在战争期间攻击敌人的植物和基础设施是合法的,“前提是除非采取上述措施,否则无法击败或制服敌人。” 再一次,一种通常被禁止的行动只有作为对军事必要性的让步才被允许。 这种让步本身并非好事,只有在唯一的选择更糟糕时,它才被视为可允许的。

这种让步的非法扩张,到了蓄意造成肆意死亡和破坏的程度,正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恐怖主义的本质。

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被定义为“为了追求政治目的,非法使用暴力和恐吓,特别是针对平民的行为。” 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或对不侵犯原则的违反,在伊斯兰法和现代正义战争理论中都是完全非法的战争罪行,原因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概述的那样。

遗憾的是,有时《古兰经》的翻译方式似乎在鼓励恐怖,例如这节经文:“你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借此威慑造物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以及除他们之外你们所不知道的、但造物主所知道的其他人。” 其背景显而易见,目的不是为了恐吓整个社会或为了某种自私的政治目标而威胁民众,而是为了威慑潜在的威胁。 这种“恐惧”或“恐怖”并非源于实际的攻击,尤其是针对平民或其财产的攻击。 目的是威慑,而非恐怖。 此外,紧随这节经文之后的是接受和平的命令(如前所述),这让我们知道这种威慑仅适用于敌方侵略者。

威慑是正义战争理论中另一种合法的行动。 根据政治学家弗兰克·扎加雷和D·马克·基尔戈的说法,要成功通过威慑避免战争,不仅需要能力,还需要在“互惠规范”内的可信度。 当一个国家既有能力又有可信度来执行威胁或回应攻击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较小。 一个攻击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应该预料到反击。 在冷战期间,正是基于互惠威慑的相互保证毁灭原则或“权力平衡”,阻止了苏联和美国引发全球核浩劫。 为了维护和平,《古兰经》主张加强军事准备,作为对可能威胁的威慑。 这就是《古兰经》中使用“恐怖”一词的背景,尽管所使用的术语可以有不同的翻译,以避免这种不当的内涵。 《古兰经》绝不为蓄意杀害无辜平民或当今所理解的“恐怖主义”辩护。 即使是以严厉批评穆斯林而闻名的学者伯纳德·刘易斯也承认这一点:“伊斯兰教的基本文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要求恐怖主义和谋杀。”

正如对恐怖主义的严肃学术研究表明的那样,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之间所谓的联系往好了说是虚假的,往坏了说是危险的。 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研究了由穆斯林极端分子(或更准确地说是变节者)实施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发现伊斯兰教本身并非动机:

数据表明,自杀式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世界任何一种宗教之间几乎没有联系……相反,几乎所有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共同点是一个特定的世俗和战略目标:迫使现代民主国家从恐怖分子认为是其家园的领土上撤出军事力量。 宗教很少是根本原因,尽管它经常被恐怖组织用作招募和为更广泛战略目标服务的工具。



佩普还警告了那些将伊斯兰教视为恐怖主义根源的政策的危险性,“……自杀式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所谓的联系是误导性的,可能会鼓励那些可能恶化美国处境并无谓伤害许多穆斯林的国内和外交政策。”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受到了一种错误的政治话语的伤害,这种话语将恐怖主义完全归咎于伊斯兰教。

另一位政治学家约瑟夫·施瓦茨(Joseph Schwartz)写道,即使是9/11那场骇人听闻的袭击,也与伊斯兰信仰几乎毫无关系,而完全是出于对美国在中东外交政策的抵制(尽管采用了非法的手段):

但这类运动并非仅仅是扭曲、非理性的头脑所创造的产物。 恐怖主义的愤怒,无论多么无效,往往源于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不满。 将基地组织视为一个非理性的屠杀邪教,就是忽视了其袭击世界贸易中心背后潜在的理性逻辑,而美国随后对阿富汗的攻击恰恰迎合了这种逻辑。



许多真实的政治不满可以成为恐怖分子的动机:美国对以色列残酷占领巴勒斯坦的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与破坏、伊拉克战争前导致多达五十万人死亡的制裁,以及美国对压迫性政府的持续支持等等。 虽然这些不满绝不能以任何方式为恐怖主义辩护,但它们确实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提供了燃料。 向这些恐怖分子解释伊斯兰教谴责他们的方法是无效的,因为尽管他们的宣传声称如此,但伊斯兰教并非他们的动机。 虽然穆斯林学者可以继续以伊斯兰的名义对恐怖主义提出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但挑战恐怖主义需要采取三管齐下的方法:持续倡导穆斯林世界的人道主义政策改革;挑战那些为恐怖分子招募提供温床的失败且不公正的美国政策和行动;同时,对那些招募弱势群体以劫持各种事业之名进行无差别暴力的扭曲犯罪组织,开展持续的去合法化运动。

结论

《古兰经》和圣训明确指出,发动战争仅在应对侵略和迫害,以及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时才是被允许的。 伊斯兰教坚持不侵犯原则,即除非为了确保更大的利益或防止更大的伤害,否则不应伤害任何人和动物。 基于此,《古兰经》要求进行军事干预以援助受压迫者,必要时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伊斯兰教严格禁止蓄意针对和杀害任何平民或非战斗人员,或破坏其财产,除非经过审慎的军事评估,认定附带损害的风险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战俘应受到人道对待,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并通过合理的劳动预期获得争取自由的现实途径。 鼓励通过展示对无端敌对行为进行可靠反击的能力来威慑敌人,以此作为维持和平的一种手段。 相比之下,恐怖主义是一种应受谴责的策略,它既违反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也违背了现代正义战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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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ar-islam-and-the-sanctity-of-life-non-aggression-in-the-islamic-code-of-combat
原文标题:War, Islam, and the Sanctity of Life: Non-Aggression in the Islamic Code of Combat
作者:Hassan Shibly
作者简介:哈桑·希布利(Hassan Shibly):哈桑·希布利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政治学学位,主修国际关系。随后,他以班级顶尖成绩毕业于布法罗大学法学院。他曾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库夫塔罗学院(Kuftaro Institution)任教,并经常就伊斯兰教、公民权利、伊斯兰恐惧症和灵性等相关议题发表演讲。他是北美最大的传统伊斯兰神学院出版机构——马达尼亚出版社(Madania Publications)的创始人。哈桑自2011年起从事法律工作,目前担任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佛罗里达分会(CAIR-Florida)的首席执行官,并经常代表该机构在媒体上露面,为美国穆斯林社区的相关议题进行倡导和普及教育。

战争、伊斯兰与生命神圣性:伊斯兰战争法为何反对侵略并保护平民



图:战争、伊斯兰与生命的神圣性:伊斯兰战斗准则中的非侵略原则

引言

众所周知,保护生命是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价值和目标。 无论宗教、哲学或其他方面有何差异,和平应当是人与人之间常态化的关系。 然而,和平的获得是以抵御针对无辜者的不义侵略为代价的。 为此,伊斯兰教及其学术传统制定了关于战争的规则,涵盖了什么情况可以宣战(开战法理,jus ad bellum)以及宣战后应如何进行正义的战争(交战法理,jus in bello)。 事实上,伊斯兰的正义战争传统先于并预示了现代正义战争理论中许多公认的原则。

本文重点探讨伊斯兰正义战争理论的第二部分:禁止过度使用武力的具体裁决。 这些规则保护平民的生命、财产及环境,要求人道对待战俘,并禁止任何涉及酷刑或恐怖主义的军事战术。

非侵略原则

贯穿伊斯兰战争教义的核心原则是非侵略原则:绝不能主动发起侵略,只能对侵略进行对等的反击。 这一原则的基础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诲:“不得伤害他人,也不要以伤害回敬伤害。” 这一声明成为了伊斯兰法中指导所有行为的“五大准则”之一。 任何对他人或动物造成伤害的行为在默认情况下都是被禁止的,除非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或根据“以较小的伤害消除较大的伤害”这一辅助原则来抵御更大的伤害。 在伊斯兰教中,禁止以更大的伤害去消除较小的伤害。

战争是人类活动中对人、动物和环境造成伤害最大的行为之一。 因此,除非是为了抵御更大的伤害,否则不应发动战争,正如造物主所言:“迫害比杀戮更严重。” 该经文所谴责的迫害是指古莱什人,他们暴力镇压伊斯兰教的实践,阻止人们在麦加禁寺进行朝觐,并无故将穆斯林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 战争涉及杀戮,固然是一种罪恶,但这种宗教迫害的罪恶更为严重。 当时的迫害涉及对信仰自由的暴力限制,以及对贫弱者的系统性暴力压迫。 伊斯兰正义战争的设立,是为了确保穆斯林不必再忍受其先辈所遭受的苦难。

有时,穆斯林学者在历史上的规定被解读为似乎违反了非侵略原则。 例如,一些法学家发展出了“进攻性圣战”(jihad al-talab)的概念,即在敌人的领土上攻击敌人。 这类似于西方“先发制人战争”的概念,即针对可信的威胁采取主动行动。 在王朝帝国扩张的前现代世界中,这种“进攻性”活动被认为是出于自卫目的所必需的。 正如阿拉伯人所说:“当你不去征讨罗马人时,他们就会(向你)发起征讨。”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一些法学家才声称“在造物主的道路上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作战”这一经文被“剑之经文”所“废止”。 正如经注学家阿尔-巴达维(Al-Badawi)所解释的那样,后者的经文授权对“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或预期会与你们作战的人”进行战争。 非侵略原则本身并没有被废止或取消,而是命令穆斯林对自身安全面临的实际威胁(即罗马和波斯帝国)采取主动,而不是坐等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攻击。

因此,像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这样的法学家断言,古兰经和大多数学者仅在对方先发动战争或威胁战争的前提下,才授权对他人进行战争。 他将所有类别的人都排除在侵略之外,除了“战斗和阻碍者”,即那些攻击穆斯林或暴力阻止他们实践宗教的人。 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僧侣、老人、盲人等,除非他们加入战争,否则不得受到攻击。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非侵略原则不仅防止了不义战争的爆发,也防止了战争一旦宣布后不义行为的发生。 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教如何基于非侵略原则制定规则,以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伤害。

战争中的正义(交战法理)

正如“迫害比杀戮更严重”是描述授权正义战争(开战法理)的关键经文一样,以下经文强调了伊斯兰教关于战争正义的标准,即在交战规则内如何正确地进行战争: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作战,但不要越界:造物主不喜爱那些越界的人。



这是古兰经中第一条命令穆斯林作战的经文。 在此经文及其他允许穆斯林作战的经文之前,古兰经“建议穆斯林对不信者施加的痛苦保持耐心,甚至在能够做到时选择忽视和宽恕”。 然而,当穆斯林为了避免被杀而必须反击侵略时,这条经文被启示出来,命令穆斯林投入战争。 从这条经文中,衍生出了许多关键的伊斯兰交战规则。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战斗仅限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即仅限于战斗人员。

经文明确指出“与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作战”,因此不得以平民为目标。 正如现代正义战争理论的杰出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论证的那样,只有在战争被合法宣布时,才能杀伤战斗人员。 伊斯兰教补充了这一论点。 穆斯林法学家从上述经文中得出结论,杀害未参与实际战斗的人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神职人员、僧侣、残疾人,甚至包括为敌人工作但未直接参与战斗的劳工或农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同伴、第二任领导人阿布·伯克尔(Abu Bakr)在最早的伊斯兰法手册中记录了他对军队的指示,强调了这一点:

你们会遇到一群声称已完全献身于造物主的人。 让他们保持他们所声称的献身状态……不要杀害妇女、儿童或年迈体弱的人。 不要砍伐果树。 不要摧毁有人居住的地方。 除了作为食物,不要宰杀绵羊或骆驼。 不要焚烧蜜蜂,也不要驱散它们。 不要窃取战利品,也不要怯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他的许多行动和指示中都树立了这一先例。 有一次,在战场上发现一名妇女被杀后,先知穆罕默德 ﷺ “谴责”了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 在另一段传述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解释了他谴责的原因,他说:“她并没有参战。”这体现了对非战斗人员的豁免权,他还进一步命令他的同伴们不要杀害劳动者。 这种不侵略的信息甚至被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剑上,以提醒所有人:“确实,最傲慢的人是那些攻击没有攻击他们的人,即杀害那些没有与他作战的人。” 有许多类似的传述和传统,强调保护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的生命。

鉴于这一原则,必须强调另一条交战规则:禁止越界。

在战场上,老人、弱者、妇女、儿童、僧侣、劳动者和其他平民不得成为攻击目标,除非他们因亲自参战而丧失了这种豁免权。 即便如此,武力也只能与威胁程度相称,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应避免杀害他们。

另外两条禁止对战斗人员施加残忍行为和破坏财产的规则是:1)禁止毁伤尸体和施加酷刑;2)除非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稍后探讨),否则不得破坏农作物、树木、牲畜或民用基础设施。

这些原则在1990年开罗第十九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上发布并采纳的《开罗人权宣言》第三条中得到了确认,该宣言基于传统的沙里亚(或伊斯兰法律原则):

a) 在使用武力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不得杀害非战斗人员,如老人、妇女和儿童。 伤者和病者有权获得医疗救治;战俘有权获得食物、住所和衣物。 禁止毁伤尸体。 交换战俘以及安排因战争局势而分离的家庭进行探视或团聚是一项义务。 b) 禁止砍伐树木、破坏农作物或牲畜,以及通过炮击、爆破或任何其他手段摧毁敌方的民用建筑和设施。



因此,《古兰经》和圣训明确为战争期间的非战斗人员提供了严格的保护。 平民绝不能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 《古兰经》通过说“不要越界,因为造物主不爱越界者”来强调这一规则。 换句话说,战斗仅限于战斗人员——即那些参与战斗的人——根据伊斯兰法律,杀害除他们以外的任何人都是被造物主所憎恶的越界行为。 不出所料,这些规则与沃尔泽的现代理论是一致的。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剥夺无辜生命是多么严重的罪行:

由于[他的行为],我们对以色列后裔规定:凡杀害一个人——除非是为了报复谋杀或在土地上散布腐败——就如同杀害了全人类;而凡拯救一条生命,就如同拯救了全人类。



在这里,《古兰经》同时做出了禁止和命令。 它宣称剥夺无辜的人类生命等同于大规模谋杀,因为认可一次谋杀在道德上就等于认可了所有的谋杀。 同时,该经文允许国家在最严格的条件下使用死刑(对此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尽管如此,如果杀害一个人的合法性存在争议,那么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应该让每一位信士都三思,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在杀戮方面最克制的人是信仰者。” 《古兰经》的措辞也刻意旨在保护所有生命,包括非穆斯林的生命。 它并没有说:“如果有人杀害了一名穆斯林,就如同他杀害了全人类。” 相反,阿拉伯语中使用的词是 nafs,意思是“一个灵魂”或“一条生命”,无论其信仰、种族或任何其他身份特征如何。 谋杀任何生命都等同于大规模谋杀,是(字面意义上的)反人类罪;这是绝对被严厉禁止的。

然而,《古兰经》明确允许在战争期间杀害战斗人员。 根据沃尔泽概述的正义战争理论,敌方战斗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合法杀害,即使他们没有武装,只要他们没有受伤或被俘。 他详细论证了在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杀害敌方士兵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正当的,即使在当时没有积极参与战斗,被指定的士兵也不会恢复他们的生存权。

同样,《古兰经》也认为在战争期间杀害敌方士兵是合法的,这就是经文“你们在何处遇见他们,就在何处杀戮他们,并将他们驱逐出他们驱逐你们的地方,因为迫害比杀戮更严重”的背景。 这段经文是在签署《侯代比亚和约》后,穆斯林即将前往麦加朝觐时启示的。 他们不知道如果遇到侵略该如何反应。 他们是否被允许反击那些攻击他们的人? 他们是否被允许夺回被他人以武力非法夺走的土地和财产?

这段经文回答了这些问题。 即:攻击并杀害与你交战的战斗人员,以及使用相称的武力收回被非法夺走的土地和财产是允许的。 如果不参考周围的经文或历史和法律背景,仅引用“你们在何处遇见他们,就在何处杀戮他们”这一条款是完全误导性的。 通常,一些非穆斯林甚至穆斯林会断章取义地引用这段经文来为他们自己的议程辩护,仿佛《古兰经》在煽动肆意的暴力。 然而,当在适当的背景下解读时,这段经文是非常明确的。 它定义了战争中的重要限制。 它并不允许“在任何地方遇见”人就进行无限制的杀戮。

《古兰经》以“这就是那些不信道者应得的报应”结束了这段经文,指的是在麦加攻击穆斯林的偶像崇拜者。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条款并不允许仅仅因为非穆斯林不信仰伊斯兰教就杀害他们,因为前一段经文只允许攻击那些先发起攻击的人。 非战斗人员中的男人、妇女、儿童、老人等从未成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军队的攻击目标。 事实上,麦加最终从压迫性的古莱什贵族手中解放出来时,没有流一滴血,尽管当时许多曾迫害穆斯林多年的偶像崇拜者正处于脆弱的境地。 除了少数最严重的战争罪犯外,他们全都得到了赦免。

最后,相关的段落以以下缓和性的限定条件结束:

但如果他们停止(敌对),那么造物主是至赦的、至慈的。 与他们战斗,直到不再有迫害,且崇拜专属于造物主。 如果他们停止敌对,那么就不应再有(进一步的)敌对,除非是针对侵略者。 以神圣之月抵神圣之月:对神圣性的侵犯(需要)公正的报复。 因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进行侵犯,你们也要像他侵犯你们那样回击他,但要敬畏造物主,并要知道他与敬畏他的人同在。



正义战争理论的简明图景由此清晰呈现。 这段文字重申了战斗的理由:为了终结侵略和压迫。 “崇拜专属于造物主”意味着造物主的公正法则得到维护,所有人的自然权利得到保护。 这并不要求人们必须在个人层面信奉伊斯兰教,而只是要求他们维护符合伊斯兰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正义。

此外,如果敌人停止战斗,例如当士兵投降或国家呼吁签订和平条约时,那么他们的求和提议就应被接受,而不应有任何报复(除了那些犯有战争罪的个人)。 正如《古兰经》在其他地方所言:“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也必须倾向它,并信赖造物主。” 即使是个人战斗人员,如果他们请求庇护,也必须获得庇护:“如果偶像崇拜者中有任何人寻求你的保护,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应当给予他保护,以便他能听到造物主的话语,然后将他带到对他安全的地方,因为他们是无知(于此)的人。”

《古兰经》强调,无论敌人的信仰、种族或任何其他身份特征如何,都应与他们实现和平。 只要敌人倾向于和平并停止侵略,和平总是首选。 在那一点上,除了针对那些继续侵略或犯下战争罪的人之外,没有任何敌对的授权。 此外,如果敌方战斗人员寻求庇护,穆斯林被命令给予他庇护。

话虽如此,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交战规则:

- 战争仅在为了终结侵略或迫害时才被允许。 - 求和提议应按其字面意思接受。 - 投降的敌方士兵不应受到伤害。 既然正义战争的基本基础已经确立,我们将继续讨论其细节。

战俘 (POWs)

正如之前所证明的,投降或停止战斗的敌人必须获得安全保障。 《古兰经》宣称,向战俘施舍与供养贫困者同等重要,它在描述信士时说:“他们尽管自己喜爱食物,却将食物施舍给贫民、孤儿和俘虏。” 根据最早的注释家塔巴里(Al-Ṭabari)的说法,这节经文中的“俘虏”是指“在战争中被武力俘获的敌方战斗人员……因此,造物主赞扬这些义人供养这些(俘虏)的行为,他们以此寻求接近造物主并获得他的喜悦,以及他们对这些人的怜悯。” 换句话说,早期的信士将他们自己渴望的食物,分给了那些此前曾攻击过他们的俘虏。

伊斯兰教为如何处理战俘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自古以来,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各国,并在现代世界继续引发道德难题,正如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湾军事监狱中所见的那样。 沃尔泽(Walzer)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

投降的士兵与俘虏他的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他们给予他法律手册中所称的“仁慈的隔离”,他将停止战斗……战俘有权尝试逃跑——他们不能因尝试逃跑而受到惩罚——但如果他们为了逃跑而杀死守卫,这种杀戮就不是战争行为,而是谋杀。 因为他们在投降时,就已经承诺停止战斗,并放弃了杀人的权利。



虽然这听起来很理想,但它很模糊,在今天很少得到真正的实践。 究竟什么是“仁慈的隔离”? 俘虏应该被关押多久? 他们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纵观历史,关于战俘的待遇有几种标准选择:

处决他们

简单明了,或许是对俘虏者而言最快、最容易的解决方案。 当然,除了作为对真正的战争罪犯的法律惩罚外,这在道德上是应受谴责的。 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定,处决违背了伊斯兰教和现代正义战争的原则。

监禁他们

只要不虐待俘虏,这种做法与伊斯兰教和正义战争理论是相容的。 这种制度的缺点,即使在实施得当的情况下,也会对俘虏和俘虏者双方造成伤害。 对于俘虏来说,这迫使他们被无限期地关押,既不能造福自己,也不能造福社会。 对于俘虏者来说,这给他们的社会带来了负担,因为他们必须支付俘虏的住所、食物、医疗和守卫等费用。 从后勤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资源来建造配备适当人员和设施的大规模监禁系统,这在大型战役之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历史实践中,俘虏在理想条件下被关押的情况很少见。 他们经常遭受非人道的待遇,除了逃跑或被处决外,看不到任何明确的终点。

释放他们

这是最慷慨的解决方案,但它完全不切实际,甚至可能很危险。 如果你的敌人知道他们一旦被俘就会被释放,他们就知道自己以后可以重新集结并再次攻击你。

由于这些解决方案作为一般规则在道德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行,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现有的做法并将其人性化、改造和改革:即“ruq”(束缚)制度,有时被错误地等同于动产奴隶制。 每个俘虏都被分配到穆斯林社区的一个家庭中。 该家庭负责为被束缚者提供充足的住所,以及与家庭所有成员共享同等质量的食物和衣物。 作为回报,被束缚者会协助家庭处理日常杂务和劳动。 这种关系会一直持续,直到被俘者由其所属群体赎回、被其看管人释放,或者他自己买回了自由。 通过这种方式,被俘者既利用了时间,又造福了自己和社会,且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 此外,要求支付金钱以获得自由的做法,也对敌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伊斯兰制度完全符合现代正义战争理论中“仁慈的隔离”的定义。 被俘者受到保护,免受虐待,并享有与其所居住家庭主人同等的待遇和生活水平。 被俘者也能通过劳动来回报这种善待,从而不会给社区带来不利。

为了确保这一制度的目标,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奴役制定了若干规则和限制。 看管人不得更改被俘者的姓名,从而损害其家族血统。 必须给予被俘者通过劳动换取自由的机会,正如《古兰经》所言:“如果你们的被俘者要求赎身,你们就与他们订立契约吧。” 被俘者必须被平等对待,其自然权利应受到尊重,且不能被强加过重的劳动。 有人看到圣门弟子阿布·扎尔穿着和他被俘者一样的衣服。 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因他虐待被俘者而责备他,说道:

他们是你们的兄弟姐妹。 造物主将他们交托在你们手中。 谁的兄弟在他手下,就应该让他吃自己吃的食物,穿自己穿的衣服,不要让他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重负。 如果让他承担了重负,那就帮助他。



释放被俘者也会得到造物主的巨大奖赏,甚至被视为赎罪的必要条件。 《古兰经》将通往救赎的道路描述为“释放一个被俘者”。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鼓励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释放俘虏,他说:“去喂养饥饿者,探望病人,并释放俘虏。” 他还规定,仅仅以羞辱的方式掌掴被俘者或仆人,就必须将其释放,“谁无故殴打他的被俘者或掌掴他,那么赎罪的方法就是释放他。”

从上述限制可以看出,伊斯兰的奴役制度旨在将战俘融入社会,使其成为有生产力的成员。 有时,被俘者在受到如此优待后会皈依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真理性的标志在于,许多曾经的敌人,如欧麦尔·本·哈塔卜和阿布·苏富扬,最终都自愿接受了它。

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制度非常成功,以至于整个被俘者阶层或他们的子女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在穆斯林世界成为了统治者,例如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穆鲁克(意为“被拥有的人”)。 遗憾的是,这一制度被不公正地描述为等同于欧洲和美国奴隶主对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的方式。 那些奴隶通常没有任何权利或权利极少,受到虐待、残酷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 但伊斯兰教中的“奴役”与欧美奴隶制度之间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人们给它起的名字相同。 伊斯兰法律下的被俘者受到控制的原因完全不同,他们是因为战俘身份,而不是因为种族。 伊斯兰教中的俘虏待遇要好得多,并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机会。 此外,如前所述,伊斯兰教鼓励并促进了被俘者的释放。

事实上,伊斯兰制度可以成为现代战俘待遇的一种公平且仁慈的替代方案。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西方对待战俘的标准——正如在关塔那摩湾和其他“黑监狱”中所见——实际上比传统的伊斯兰制度更不人道。

双重效应

在战争中,有时必须采取不可避免地会夺走平民生命并摧毁财产的军事行动。 这样的行动可以被认为是正义的吗?

“双重效应”原则考虑到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有两个要素: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而积极效应才是行动的目的。 消极效应可以作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被正当化。 沃尔泽断言,这一原则是接受合理程度附带损害的基础:

如果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则允许执行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如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1)行为本身是好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是合法的战争行为。 2)直接效应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摧毁军事补给或杀害敌方士兵。 3)行动者的意图是好的,也就是说,他只追求可接受的效应;不良效应既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4)积极效应足够好,足以补偿允许不良效应的发生;它必须符合西季威克的比例原则。



换句话说,沃尔泽认为,只要最初的行为是合法的,且积极的结果(击退威胁)是主要动机,那么采取可能产生有害的非预期后果(如平民死亡)的军事行动就是正义且可接受的。 不良后果绝不能是行动的目的和目标,而且重要的是,不良效应必须被行动的积极结果充分抵消。

这种理解与伊斯兰法律原则是一致的,即允许以较小的伤害消除较大的伤害,并尽可能计算行动的净收益和损害。 作为一项规则,很明确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禁止蓄意针对和杀害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即便如此,由于普遍接受的军事必要性原则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并受到双重效应四个条件的限制,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承认在可能导致平民伤害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是允许的,但前提是此类行动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

前提条件仍然是不能蓄意针对平民,但现实中预期会导致附带损害的合法军事行动不必完全被禁止。 当然,这并不证明直接攻击平民或任何可能导致不成比例伤害的行动是正当的。 伊玛目穆斯林在他的一章中表达了这种理解,标题为“若非蓄意,夜袭中杀害妇女儿童的许可”。 他引用了一起事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敌人进行了夜袭,后来发现一些妇女和儿童在意外中丧生。 有人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询问此事,他说:“他们是他们(敌人)中的一员。” 这被认为是敌人的过错,因为他们将平民置于合法的军事目标附近。

这一事件确立了伊斯兰教中军事必要性的原则,并受到双重效应条件的限制。 尽管杀害非战斗人员是极其应受谴责的,但在采取行动反击敌人的侵略时,有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禁止杀害平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即使在不可避免且非蓄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那么这本质上将允许敌人利用人盾来推进他们的行动。 没有理智的军事领导人会接受这种劣势。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让步不能被延伸到直接针对平民或造成不成比例的破坏的程度。 伊斯兰教和正义战争理论不允许为了明显邪恶的结果而操纵“大局利益”这一概念。

在同样的军事必要性和双重效应原则下,伊斯兰教通常禁止破坏敌人的田地、农场和基础设施,正如前面引用的阿布·伯克尔的命令所提到的那样。 然而,这条规则也受双重效应原则的约束。 《古兰经》在必要时允许焚烧敌人的树木,但同时并不强制或建议采取此类策略,“你们所砍伐的枣椰树,或任其直立在根上的,都是奉造物主的许可,以便他羞辱那些违抗他的人。”

这节经文是关于麦地那的一个特定犹太部落——巴努纳迪尔部落而启示的,他们通过协助古莱什部落的战争努力,违反了《麦地那宪章》,背叛了穆斯林。 这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对他们进行的攻击。 在袭击期间,有人建议烧毁他们的枣椰树,因为这些树为巴努纳迪尔部落提供了继续战斗的保护和资源。 穆斯林对于是否应采取这一行动存在分歧,但经文证实了对他们的枣椰树进行攻击是合理的。 这是一种通常被禁止的行动,但由于必要性而变得合法。

由于这节经文,穆斯林学者谢赫·伊本·胡马姆裁定,在战争期间攻击敌人的植物和基础设施是合法的,“前提是除非采取上述措施,否则无法击败或制服敌人。” 再一次,一种通常被禁止的行动只有作为对军事必要性的让步才被允许。 这种让步本身并非好事,只有在唯一的选择更糟糕时,它才被视为可允许的。

这种让步的非法扩张,到了蓄意造成肆意死亡和破坏的程度,正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恐怖主义的本质。

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被定义为“为了追求政治目的,非法使用暴力和恐吓,特别是针对平民的行为。” 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或对不侵犯原则的违反,在伊斯兰法和现代正义战争理论中都是完全非法的战争罪行,原因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概述的那样。

遗憾的是,有时《古兰经》的翻译方式似乎在鼓励恐怖,例如这节经文:“你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借此威慑造物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以及除他们之外你们所不知道的、但造物主所知道的其他人。” 其背景显而易见,目的不是为了恐吓整个社会或为了某种自私的政治目标而威胁民众,而是为了威慑潜在的威胁。 这种“恐惧”或“恐怖”并非源于实际的攻击,尤其是针对平民或其财产的攻击。 目的是威慑,而非恐怖。 此外,紧随这节经文之后的是接受和平的命令(如前所述),这让我们知道这种威慑仅适用于敌方侵略者。

威慑是正义战争理论中另一种合法的行动。 根据政治学家弗兰克·扎加雷和D·马克·基尔戈的说法,要成功通过威慑避免战争,不仅需要能力,还需要在“互惠规范”内的可信度。 当一个国家既有能力又有可信度来执行威胁或回应攻击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较小。 一个攻击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应该预料到反击。 在冷战期间,正是基于互惠威慑的相互保证毁灭原则或“权力平衡”,阻止了苏联和美国引发全球核浩劫。 为了维护和平,《古兰经》主张加强军事准备,作为对可能威胁的威慑。 这就是《古兰经》中使用“恐怖”一词的背景,尽管所使用的术语可以有不同的翻译,以避免这种不当的内涵。 《古兰经》绝不为蓄意杀害无辜平民或当今所理解的“恐怖主义”辩护。 即使是以严厉批评穆斯林而闻名的学者伯纳德·刘易斯也承认这一点:“伊斯兰教的基本文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要求恐怖主义和谋杀。”

正如对恐怖主义的严肃学术研究表明的那样,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之间所谓的联系往好了说是虚假的,往坏了说是危险的。 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研究了由穆斯林极端分子(或更准确地说是变节者)实施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发现伊斯兰教本身并非动机:

数据表明,自杀式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世界任何一种宗教之间几乎没有联系……相反,几乎所有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共同点是一个特定的世俗和战略目标:迫使现代民主国家从恐怖分子认为是其家园的领土上撤出军事力量。 宗教很少是根本原因,尽管它经常被恐怖组织用作招募和为更广泛战略目标服务的工具。



佩普还警告了那些将伊斯兰教视为恐怖主义根源的政策的危险性,“……自杀式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所谓的联系是误导性的,可能会鼓励那些可能恶化美国处境并无谓伤害许多穆斯林的国内和外交政策。”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受到了一种错误的政治话语的伤害,这种话语将恐怖主义完全归咎于伊斯兰教。

另一位政治学家约瑟夫·施瓦茨(Joseph Schwartz)写道,即使是9/11那场骇人听闻的袭击,也与伊斯兰信仰几乎毫无关系,而完全是出于对美国在中东外交政策的抵制(尽管采用了非法的手段):

但这类运动并非仅仅是扭曲、非理性的头脑所创造的产物。 恐怖主义的愤怒,无论多么无效,往往源于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不满。 将基地组织视为一个非理性的屠杀邪教,就是忽视了其袭击世界贸易中心背后潜在的理性逻辑,而美国随后对阿富汗的攻击恰恰迎合了这种逻辑。



许多真实的政治不满可以成为恐怖分子的动机:美国对以色列残酷占领巴勒斯坦的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与破坏、伊拉克战争前导致多达五十万人死亡的制裁,以及美国对压迫性政府的持续支持等等。 虽然这些不满绝不能以任何方式为恐怖主义辩护,但它们确实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提供了燃料。 向这些恐怖分子解释伊斯兰教谴责他们的方法是无效的,因为尽管他们的宣传声称如此,但伊斯兰教并非他们的动机。 虽然穆斯林学者可以继续以伊斯兰的名义对恐怖主义提出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但挑战恐怖主义需要采取三管齐下的方法:持续倡导穆斯林世界的人道主义政策改革;挑战那些为恐怖分子招募提供温床的失败且不公正的美国政策和行动;同时,对那些招募弱势群体以劫持各种事业之名进行无差别暴力的扭曲犯罪组织,开展持续的去合法化运动。

结论

《古兰经》和圣训明确指出,发动战争仅在应对侵略和迫害,以及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时才是被允许的。 伊斯兰教坚持不侵犯原则,即除非为了确保更大的利益或防止更大的伤害,否则不应伤害任何人和动物。 基于此,《古兰经》要求进行军事干预以援助受压迫者,必要时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伊斯兰教严格禁止蓄意针对和杀害任何平民或非战斗人员,或破坏其财产,除非经过审慎的军事评估,认定附带损害的风险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战俘应受到人道对待,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并通过合理的劳动预期获得争取自由的现实途径。 鼓励通过展示对无端敌对行为进行可靠反击的能力来威慑敌人,以此作为维持和平的一种手段。 相比之下,恐怖主义是一种应受谴责的策略,它既违反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也违背了现代正义战争理论。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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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战利品章 8:61;阿卜杜勒·哈利姆,《古兰经》,第185页。

• 《古兰经》忏悔章 9:6;阿卜杜勒·哈利姆,《古兰经》,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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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如何提升女性地位:从“我们曾不重视女性”到真正的尊严与公平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used-to-have-no-regard-for-women-gender-equity-the-advent-of-islam
原文标题:"We Used to Have No Regard for Women": Gender Equity & the Advent of Islam
作者:Roohi Tahir、Dr. Omar Suleiman、Sh. Mohammad Elshinawy、Maryam Al-Dabbagh
作者简介:Roohi Tahir:Roohi Tahir 是雅琴伊斯兰研究所的研究员。她拥有波士顿大学计算机工程荣誉学士学位,是 BMAIS 高等硕士衔接文凭的毕业生,目前正在国际开放大学攻读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她还是伊斯兰教育平台“滋养你的灵魂”(Nourish Your Soul)的创始人和讲师。Omar Suleiman 博士:Omar Suleiman 伊玛目是雅琴伊斯兰研究所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的伊斯兰研究兼职教授。Mohammad Elshinawy 谢赫:Mohammad Elshinawy 拥有米什卡大学(Mishkah University)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 IECPA 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 Al-Maghrib 学院、米什卡大学和 Legacy IOHS 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 ﷺ 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星叩拜时:对优素福章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Maryam Al-Dabbagh:前撰稿人 | Maryam Al-Dabbagh 获得了沙特阿拉伯达尔赫克马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LLB),以及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环境与能源法法学硕士学位(LLM)。她目前在沙特环境保护局担任法律顾问。

伊斯兰如何提升女性地位:从“我们曾不重视女性”到真正的尊严与公平



图:“我们过去从不尊重女性”:性别平等与伊斯兰教的降临

引言

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在不同文化内部及文化之间都是充满争议的话题。 由于个人偏见会随时间和地点而波动,人们基于最主观的原因产生了分歧。 当我们通过特定社会自身民众的视角,并考虑到该社会宗教、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偏见时,这一点在审视该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时就变得显而易见。

在当今时代,文化间的这种差异依然争论激烈,关于性别在社会中作用的不同观点,仍在引发社会内部及社会之间的辩论。 深入探讨此类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相反,我们将重点关注一个特定社会成功克服厌女症恶疾的时期。 在7世纪阿拉伯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根深蒂固的负面女性观被扭转,她们的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

通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传达的信息,在后来被称为“蒙昧时代”期间,那种针对女性、极其成问题的普遍文化态度发生了非凡的转变。 伊斯兰教在社会、家庭和精神领域对女性平等地位的认可,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其对男女权利与义务的界定至今仍无可比拟。 通过应用伊斯兰教的伦理原则,以及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精神地位的范式,前伊斯兰社会得到了永久性的改善。

本文将概述这一转变,这种转变可以通过一位杰出男性视角的改变来证明。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欧麦尔·本·赫塔卜(愿主喜悦之)成为了伊斯兰教的第二任哈里发,也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 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他在先知 ﷺ 温和的引导下,对女性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 正如他亲口所言:“在蒙昧时代,我们根本不尊重女性。 但当伊斯兰教降临,安拉提及她们时,这使我们意识到她们对我们享有权利……”为了真正履行伊斯兰教关于正义与仁慈的使命,欧麦尔对女性应有地位的认识,必须在所有时间和地点,不断地在所有穆斯林心中重温。

凡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我必使他过上美好的生活,并必将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好行为给予他们报酬 [在后世]。 [古兰经 16: 97]



社会地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任何社会一样,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女性地位存在差异。 早期资料表明,尽管社会环境受限,但一些女性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 例如,先知 ﷺ 富有的妻子赫蒂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经商,前伊斯兰时期的女性通常也敢于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女性,例如欣德·宾特·欧特白。 (注:此处原文拆分,合并处理) 然而,如下文所述,在前伊斯兰社会身为女性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尤其受到践踏和压迫。

总的来说,在前伊斯兰阿拉伯僵化的部落社会中,没有强大部落的支持,贫穷和边缘化群体往往会遭受苦难。 这种社会现实在许多《古兰经》经文中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构成了先知 ﷺ 传达信息的基本部分。 作为亚伯拉罕传统中漫长先知序列中的最后一位先知,先知 ﷺ 必须挑战阿拉伯长期存在的习俗,同时复兴先前亚伯拉罕先知律法的原始精神。 因此,在分析伊斯兰教信息对阿拉伯社会女性的影响时,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皈依先知 ﷺ 信息的男性是否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女性,以及如何看待;早期皈依伊斯兰教的女性是否感到被新信仰赋予了力量或受到了阻碍。

《古兰经》中最早反对前伊斯兰社会明显不公的立场之一,就是谴责其对待女性的方式,特别是将女婴视为纯粹的经济负担。 因此,杀害女婴的残暴行径被合理化,并毫无后果地实施。 《古兰经》在以下经文中描述并谴责了这种行为:

当他们中有人被告知(生了)女孩时,他的脸变得阴沉,并压抑着悲伤。 他因所获知的恶讯而躲避人群。 他是该忍受屈辱保留她,还是把她埋在土里? 他们所做的决定真是太恶劣了。 [古兰经 16: 59]



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往往面临其他残酷的习俗。 在前伊斯兰阿拉伯环境中,将女性视为纯粹的财产非常普遍。 例如,当一个男人去世时,他的男性亲属会“继承”他的妻子。 在这种逻辑下,大多数情况下,女性自己无法继承任何东西:“只有佩剑并保护部落的人才能继承,”阿拉伯人常这样说。 以这种方式,女性的经济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当时的世界观无视女性,并边缘化了她们对社会的贡献。 对其他部落劫掠的恐惧导致了女性进一步被边缘化,因为她们会被视为战利品的一部分,被劫掠者绑架并俘虏。 这使得女性仅仅成为家庭潜在的“耻辱”来源,事实上,这也是那些活埋女儿的人的动机之一:为了规避这种预期的羞辱。

然而从沙里亚(伊斯兰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都被认为与女性的本质价值无关。 无论与女性相关的所谓“耻辱”如何,杀婴和任何形式的荣誉谋杀在沙里亚中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先知 ﷺ 被一位同伴问及如果发现妻子通奸该怎么办时,他明确禁止杀死妻子或与她在一起的男人;因此,即使是极端的挑衅也不被视为可接受的辩护理由。 剥夺女性的生命并不被视为比剥夺男性的生命罪行轻,并使凶手面临最严厉的报复性惩罚:死刑。 在生命的尊严面前,没有性别差异。

即使在私人领域,女性也常常面临社会性的性别歧视。 在某些关于月经的法律和习俗下,女性的生理特征常被用作进一步边缘化她们的借口。 穆斯林女性在月经期间确实会遵守某些限制,这在某些方面与正统犹太教女性相似。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名言“信士绝不会变得不洁”,是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所有围绕这一问题及类似礼仪洁净问题的法律,无论针对女性还是男性,其初衷绝非为了惩罚罪过,也不被视为一种惩罚。 由于月经出血带来的身体虚弱,女性在经期可以免除礼拜和斋戒,但她们不会因此被排斥,也不会被视为精神上的不洁,更没有义务将自己与社会隔绝。

有充分的文献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会特意在妻子经期时与她们保持亲密,但不进行性交。 他会在妻子阿伊莎的怀里诵读《古兰经》,并让她在经期为自己梳头。 他会告诉妻子可以自由地触摸物品,并对她说:“你的月经并不在你的手上。” 此外,他还会鼓励经期的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开斋节或宰牲节的庆祝活动,从而向女性灌输她们本质上是纯洁且有价值的观念。

与其他价值体系和社会对女性的抹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教肯定了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其身份、财产和尊严的权利。 即使在婚后,穆斯林女性的姓名和财产依然归她自己所有。 正如下一节将详细阐述的那样,她没有义务用自己的钱来供养家庭。 此外,穆斯林女性有权在法庭上代表自己,也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作证和宣誓效忠。 《古兰经》(60:12)指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直接接受女性的效忠誓言,从而赋予她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和选择的主导责任。

此外,即使在伊斯兰教早期,女性也感到可以自由地为自己发声,并且她们的声音会被倾听。 《古兰经》中有一章的开头提到了一个女人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哀求,经文见证道:“安拉确已听见那个与你(穆罕默德)争论她丈夫之事,并向安拉诉苦的妇女的言语。 安拉听着你们的对话;安拉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 [《古兰经》58:1]。 从那时起,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们,包括欧麦尔本人,都对这位女性给予了极大的尊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对女性的困境感同身受,还会虚心听取她们的建议。 在《侯代比亚和约》签订后,许多穆斯林对和约中的一些条件感到懊恼,认为这些条件不公平。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命令他们宰杀为此带来的牲畜并剃头时,无论他怎么说,他们起初都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当他尊贵的妻子之一乌姆·萨拉玛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时,她建议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要再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剃掉自己的头发并献上自己的祭品。 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同伴们很快就顺从并效仿了,由于她的明智建议,事态升级得以避免。

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和认可,也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其他同伴的内容。 回到欧麦尔·本·哈塔卜转变的观点:在他担任哈里发期间,他任命了两位女性,萨姆拉·宾特·努海克(Samra b. Nuhayk)和希法·宾特·阿卜杜拉(Shifa b. Abdullah),担任市场监督员。 (注:原文拆分,此处合并以符合逻辑) (注:原文拆分,此处合并以符合逻辑) 她们会巡视市场,确保公平的商业行为得到执行,并维护良好的伊斯兰行为规范。

因此,女性并没有被局限于私人领域中作为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家庭角色。 履行有价值的公共职责也可以被视为有天赋的女性发挥潜力并造福整个社会的一种方式。 伊斯兰教寻求在女性的公共角色和私人角色之间建立明确的平衡,以一种不让任何一方面获得不成比例的重视而损害另一方面的方式,来界定她的权利和责任。 通过这种方式,在承认女性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的有效途径的同时,伊斯兰教并不认为女性在私人领域作为母亲或妻子的角色低于公共角色;相反,伊斯兰教赞美所有这些角色的美德,并呼吁整个社会认识到履行这些角色的价值,并尊重那些履行这些角色的女性。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者——无论男女——的工作徒劳,你们彼此相属。’ 迁居的、被逐出家园的、在我的道上受过伤害的、战斗过的、被杀的人,我必赦免他们的罪行,并必使他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作为安拉的赏赐;安拉那里有最好的赏赐。’ [《古兰经》3: 195]



家庭地位

可以说,一个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最终反映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 因此,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社会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岌岌可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无法控制的环境,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对儿子的母亲的赞美(她们在社会中受到尊重,并通过诗歌受到赞扬,特别是如果她们生下了勇敢的战士)与对女婴的完全无视(如前所述)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对比。 仿佛女性的价值只能通过她与男性的依附关系来确立,这不幸地反映了伊斯兰教前阿拉伯社会对女性缺乏内在价值的看法。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女性可能进入的各种可疑的伊斯兰教前婚姻安排来说明,这些安排种类繁多,从有正式求婚和嫁妆的正式婚姻,到可能仅持续几个小时的临时契约。 然而,这些婚姻形式都不能保障女性的安全,也不能确保一种平等和相互负责的关系。 在伊斯兰教之前,丈夫对妻子没有任何官方的经济或社会义务,而妻子也没有离婚的途径。 相比之下,丈夫可以随意离婚,并可以无限制地娶尽可能多的女性。 因此,女性可能会被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没有物质或情感上的供养,也无法通过离婚摆脱不幸的处境。

男性也可以随意支配妻子,而不考虑除自己任性之外的任何因素。 丈夫甚至可以暂时把妻子“送给”他所钦佩的另一个男人——也许是一位勇敢的骑士或高贵的诗人——以便让她受孕,等她显露出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后,再把她接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的感受完全不会被考虑。 虽然大多数贵族,比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属的古莱什部落,认为通奸是有失身份的行为并对此避而远之,但一些精英阶层却会将女性囚禁起来,违背她们的意愿强迫她们卖淫以牟利。 他们还参与了许多其他压迫性的行径,如强迫婚姻、荣誉谋杀和女性割礼:这些侵犯人权的悲剧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至今仍存在于一些对伊斯兰教指引一无所知的部落文化中。

婚姻中同样充斥着不祥的结局。 在伊斯兰教出现前的阿拉伯社会,寡妇等同于丈夫留下的财产,由丈夫的男性亲属继承,他们可以随意支配她的未来。 一种常见的婚姻形式是儿子“继承”他的继母。 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出现前的社会要求女性在丈夫去世后,必须把自己关在婚房里最狭小、最黑暗的房间里整整一年,这种令人发指的习俗被称为 iftidâd。 她必须穿上最破烂的衣服,不能碰水,不能剪指甲,不能去除任何体毛,也不能在公共场合露面。 一年期满后,作为哀悼仪式的终结,她会用一只动物擦拭私处(该动物通常会因此死亡),然后向她看到的第一只流浪狗投掷动物粪便,以此结束她的哀悼期。 即便在那之后,她的未来也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受到继承她的人的摆布。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发生了范式转移,这要求她们的家庭生活必须发生巨大的改变。 为了确立女性在家庭中作为独立个体被重视和珍视的正当地位,法律明确废除了这些古老的习俗。 首先,伊斯兰教确立了母亲的高贵地位,呼吁人们给予她们最大的尊重和善待,无论她们的行为如何,甚至无论她们的信仰如何。 母亲因其仁慈、温柔和无私而受到认可,并在《古兰经》中被特别提及:

我曾命人孝敬父母。 他母亲辛苦地怀他,又辛苦地生他,他受乳的时期是两年。 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我是最后的归宿。 [《古兰经》31:1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强调母亲的巨大价值和重要性。 他会教导同伴们要特别关爱和感激自己的母亲,告诉他们善待母亲是获得造物主喜悦和巨大回赐的途径。 有一次,穆阿维叶·本·贾希马(Muʿāwiya b. Jāhima)来到他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我想出去参加战斗(圣战),我来是想征求您的意见。”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按要求逐句翻译) 他问:“你有母亲吗?” 穆阿维叶说:“有。” 他说:“那么留下来照顾她吧,因为天堂就在她的脚下。” 因此,照顾父母被等同于为正义事业和保护受压迫者而献出生命。

在描述另一次类似的互动时,同伴艾布·胡莱赖叙述道:“一个人来到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谁最值得我善待?’ 他说:‘你的母亲。’ 那人问:‘然后是谁?’ 他说:‘然后是你的母亲。’ 他说:‘那接下来是谁?’ 他说:‘那接下来是你的母亲。’ 他说:‘那接下来是谁?’ 他说:‘那接下来是你的父亲。’从而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特殊且独特关系的重要性。

他的同伴们深受这些教诲的影响。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之)曾看到一个人背着自己的母亲环游克尔白。 那个人问他:“噢,伊本·欧麦尔,我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了吗?” 他说:“没有,甚至连她分娩时的一次阵痛都没有报答。” “但你做得很好,安拉会因你这点微薄的善行而给予你丰厚的回报。” 在另一个体现了伊斯兰教所带来的观念转变的传述中,同伴阿布·扎尔(愿主喜悦之)谦卑地承认:“我曾与人发生口角,并辱骂了他的母亲。” 他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投诉了我,先知随后对我说:‘你与某某人发生口角了吗?’ 我说:‘是的。’ 他说:‘你辱骂了他的母亲吗?’ 我说:‘是的。’ 他说:‘你身上还残留着[前伊斯兰时期]蒙昧时代的习气。’

虽然伊斯兰教肯定了前伊斯兰社会中关于母亲的既定地位,但它彻底改变了对待女儿的方式。 如上所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完全理解他所处社会对女性漠视的根源:即看待女性的方式本身,以及未能赋予女性基本的、独立的价值。 活埋女婴在生理上只是她那早已被“埋没”的价值的最终体现。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通过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展示了女性自出生起就拥有的内在价值,从而改变了这一切:这是彻底颠覆现状的最伟大典范。 当他心爱的女儿法蒂玛——他称之为“天堂妇女之首”的女性——走进他的家时,他会起身迎接她,亲吻她的额头,并让她坐在自己刚才坐的地方。 他谈到她时说:“她是我的骨肉。”

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通过以下话语彻底扭转了社会对女儿的负面看法:“凡抚养两个女儿并善待她们的,在天堂里将与我在一起,就像这两根手指一样(说着将食指和中指并拢)。” 与蒙昧时代将女儿视为经济负担的观念相反,她们现在被视为追求后世之人最伟大的投资。 任何残留的关于女儿的负面文化观念,都会通过不断回归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榜样而消除。 雅各布·本· 巴赫坦说:“我生了七个女儿。 每当有一个女儿出生,我就会去见学者艾哈迈德·本· 罕百里,他会告诉我:‘噢,阿布·优素福! 众先知都是女儿的父亲,’他的话语消除了我的忧愁。”

作为通往天堂的途径,为人父者抚养女儿的角色被视为一项重大的责任。 穆罕默德·本· 苏莱曼曾说:“男孩是恩典,女孩是善行。” 安拉会询问关于恩典的事,并会为善行给予奖赏。” 对于父亲而言,这意味着要全心全意对待女儿,给予她们爱与怜悯,通过教育和照料她们的生活给予她们最好的教养,从而通过她们寻求天堂。 伊玛目沙比曾说:“谁将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一个恶人,谁就断绝了与她的亲情。” 就这样,对女儿的关怀会一直持续到她们婚后,甚至更久。

关于女性的婚姻,伊斯兰教法明确规定,未经女性同意(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的婚姻一律无效,这一事实强调了女性在塑造自己命运中的作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再次以身作则,明确要求在婚姻问题上必须考虑女性的意愿。 伊本·阿巴斯传述,当一位处女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告诉他父亲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将她嫁人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给了她撤销这段婚姻的选择权。 在类似的记载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撤销了阿尔-汉莎·宾特· 希扎姆的婚姻,她是一位曾有过婚史的女性,其父亲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将她嫁了出去。 另一位女性曾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妻子阿伊莎那里,说她的父亲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将她嫁给了堂兄。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听到她的遭遇后,他将是否维持婚姻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了这位女性自己。 那时,她说她其实并不反对这桩婚姻,“但我只是想让女人们知道,她们的父亲无权这样做。”

关于伊斯兰教离婚法的深入探讨将在未来的出版物中处理。 就本文而言,只需指出穆斯林女性有适当的渠道来启动分居及随后的离婚程序,同时确保双方都能获得公平的结果,这就足够了。 妻子主动提出与丈夫分居的一个实际例子是,萨比特·本· 盖斯的妻子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 我并不责怪萨比特的人品或宗教信仰有缺陷,但我作为一名穆斯林,不喜欢(如果继续和他在一起)做出违背伊斯兰教义的行为。” 对此,安拉的使者 ﷺ 说:“你愿意归还你丈夫给你的花园(作为聘礼)吗?” 她说:“愿意。” 于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萨比特说:“萨比特啊! 收下你的花园,并休她一次。”

总的来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极大地限制了男性对女性的肆意控制。 男人再也不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强迫女仆卖淫。 在婚姻方面,妻子被教导在伊斯兰教中非法的事情上不必服从丈夫。 男人可以拥有的妻子数量被限制为四人,前提是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妻子。 男人在不承担后果的情况下宣布与妻子离婚的次数被限制为三次,之后离婚即为最终决定。 这确保了离婚被严肃对待,并防止男人试图通过空洞的威胁来操纵妻子。

此外,女性在婚前获得的聘礼被视为她自己的财产,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 在婚姻中,妻子享有不可剥夺的经济权利,包括她们自己和子女的抚养费权利。 曾有一位女性,她的吝啬丈夫不给她和孩子足够的钱,她咨询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允许她从丈夫的钱财中拿取合理满足她和孩子需求的部分。 无论女性是否结婚,根据伊斯兰教法,她没有义务用自己的钱来支付自己的开销,同时她仍有权获得遗产和收入的一部分。 经济责任被委派给她最近的男性亲属,无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兄弟。

穆斯林丈夫去世后,待婚期(规定的哀悼期,持续四个月零十天)被视为对女性的一种仁慈,允许她在该期间留在丈夫家中。 这为女性在脆弱时期反思失去亲人的痛苦提供了必要的实际和情感空间。 一旦这段时期结束,她可以自由地嫁给任何她希望嫁的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也娶了多位自愿接受他的寡妇,这表明了他致力于消除围绕她们的污名和不公,这与之前以冷酷态度对待寡妇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女性同伴们也会利用他崇高的榜样来约束丈夫的行为,欧麦尔就曾亲身经历过。 欧麦尔曾对妻子大声呵斥,而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当他因她的回应而愤怒时,她指出欧麦尔没有权利感到愤怒。 毕竟,欧麦尔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嫁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那位,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她的丈夫。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会允许他的妻子表达意见而不让她噤声,“而他比你更好,”欧麦尔的妻子指出。 这种对女性的尊重,仅仅是实践了《古兰经》关于婚姻的教导,即描述丈夫和妻子互为“仁慈”。

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慕,互相怜悯。 对于思维的人们,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古兰经》30: 21]



精神层面的尊重

由于社会对女性的负面对待只是对其本质观念的一种症状,因此为了找到治愈方法,诊断潜在的病根至关重要。 糟糕的现状本质上是关于女性内在价值,或被认为缺乏价值的观点所导致的后果。 然而,伊斯兰教对女性精神地位的看法,植根于《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榜样,将男女置于完全平等的精神竞技场上,他们在与造物主建立深厚关系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

从一开始,《古兰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叙述就没有给女性留出任何过错的空间。 虽然伊甸园故事的基本内容与《创世记》基本相同,但并没有夏娃诱惑亚当的描述;相反,撒旦诱骗了亚当和夏娃两人去吃果子。 随后他们两人都因自己的错误而受到指责——《古兰经》专门使用了双数语言形式来指代他们两人——并且一旦他们寻求造物主的怜悯,两人都得到了宽恕。 因此,无论是在负面行为的属灵责任上,还是在寻求造物主时所能达到的属灵境界上,男女都是平等的。

《古兰经》中通过讲述耶稣之母玛利亚(愿主赐他们平安)的故事,最清晰地展现了女性所独有的属灵潜能。 她因在多方面展现出对造物主的积极虔诚而受到赞扬,其中包括在当时文化中传统上仅限于男性的行为:在撒迦利亚(愿主赐他平安)的教导下学习、进行真诚的礼拜,甚至被赐予奇迹。

当时,天使们说:“玛利亚啊!安拉确实拣选了你,净化了你,并让你超越了全世界的妇女。” 玛利亚啊!你要虔诚地顺从你的主,与礼拜者一同叩头和鞠躬。 [《古兰经》3:42-43]



特别是《古兰经》以极大的同情心突显了玛利亚的分娩经历,通过她自己的话语传达了她的痛苦,并给予她安慰:

分娩的阵痛迫使她来到一棵椰枣树下。 她说:“哎!我真希望在此之前就死了,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于是,树下有一个声音呼唤她:“不要忧愁,你的主已在你的下方为你开辟了一条溪流。” “你向着自己摇动椰枣树的树干,它就会为你落下新鲜成熟的椰枣。” “你就吃喝吧,并感到心安。” [《古兰经》19:23-26]



这强调了女性有能力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她们特有的经历中,融入属灵的意识。

就这样,玛利亚(愿主赐她平安)被《古兰经》不断赞誉为信仰的典范,是男女共同追随的榜样和灵感来源。 这种崇高的地位并非玛利亚一人所独有。 暴君法老的信道妻子阿西娅,也被引用为所有信徒的榜样,无论性别如何。 她那发自内心的祈祷——祈求造物主在天堂里为她建造一座靠近他的房子——被记录在《古兰经》中,供穆斯林永恒诵读。

女性在传播伊斯兰教中的作用一直是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通过他对女性学习的鼓励态度,为此树立了榜样。 一位圣门弟子讲述了一个例子,当时一位妇女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男人们已经独享了向您请教的特权,请您为我们专门安排一天,让我们能来到您身边,让您教导我们安拉所传授给您的知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聚集在某某地方。’ 于是她们聚集在一起,他来到她们中间,教导了她们安拉所传授给他的知识。” 考虑到目前女性接触穆斯林学者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先知对女性求知欲的体恤,特别是他努力为女性创造一个安全、私密的群体环境,让她们可以自在地提问,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

这种包容的视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造就了女性伊斯兰学术的繁荣传统,始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妻子赛义达·阿伊莎(愿主喜悦她),她是逊尼派圣训集中最顶尖的传述者之一,也是无数教法裁决的来源。 伟大的学者兼修行者乌姆·达尔达(愿主喜悦之)曾说:“我曾在万事万物中寻求虔诚,却发现没有什么比与学者们坐在一起学习更令人满足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女性在不久前几乎不被视为人类的文化中,她不仅被允许,甚至受到欢迎进入学术圈——考虑到如今女性有时仍被排除在学术空间之外,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的榜样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一位以卓越的精神和智慧而闻名的杰出女性是赛义达·纳菲萨,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 她曾一度向四大逊尼派法学派别创始人之一的伊玛目沙斐仪传授圣训,并应他的请求为他主持了殡礼祈祷。 在更近的时期,娜娜·阿斯玛在19世纪领导了广泛的教育工作,旨在教导整个非洲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女性。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博士的一项研究记录了8000位女性圣训学者,而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人因不诚实而被取消资格。

穆斯林女性对历史的影响力也远不止于学术领域。 努赛巴·宾特·卡阿布(愿主喜悦之)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伍侯德战役危急时刻的捍卫者之一,当时她英勇地保护先知免受麦加人刀剑的伤害。 努赛巴·宾特·卡阿布(愿主喜悦之)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伍侯德战役危急时刻的捍卫者之一,当时她英勇地保护先知免受麦加人刀剑的伤害。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孙女宰娜白·宾特·阿里(愿主喜悦之),在她的兄弟侯赛因·宾特·阿里(愿主喜悦之)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家族的其他成员惨遭屠杀后,成为了反抗暴君耶齐德的正义之声中最强有力的一位。 阿里(愿主喜悦之),是反抗暴君耶齐德的最强有力的正义之声之一,此前她的兄弟侯赛因·宾特·阿里(愿主喜悦之)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家族的其他成员惨遭屠杀。 阿里(愿主喜悦之),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家族的其他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前往麦加的朝觐者通过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妻子祖拜达下令修建的朝觐道路上的灌溉渠来解渴;而拉比阿·阿达维亚描述她对造物主渴望的精神诗篇,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吟诵。

女性对伊斯兰教的广泛贡献不足为奇,这源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遗产,如前所述,他曾形容他挚爱的女儿法蒂玛(愿主喜悦之)是他的一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存在一种广泛的相反认知,且伊斯兰文献中一些“有争议的”段落被用来边缘化女性。 这些可憎行径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穆斯林社区中都能看到。 这一现实不应被粉饰或浪漫化,而应利用传统本身的工具直面应对。

一种拒绝以厌女视角解读某些经文和传述的、有原则且根基深厚的立场,其力量在于由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世时及其追随者所确立的、严谨的经文解释方法论原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清晰阐述的信息,为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使命,即为所有人建立公平。 法学裁决必须根据伊斯兰教既定的目标,并考虑到相关情况来做出,正如权威的伊斯兰传统所证明的那样。 伊斯兰教显著的公平体系将男女平等确立为默认原则,除非启示对该规则作出了例外规定,这符合造物主对他所有创造物普遍的仁慈与公正。

受人尊敬的前现代穆斯林学者伊本·盖伊姆(卒于伊斯兰历751年/公元1350年)指出:“确实,沙里亚法建立在对仆人在今世和后世的智慧与福祉之上。” 它整体上就是公正、仁慈、利益和智慧。 凡是背离正义而走向暴政、背离仁慈而走向残忍、背离利益而走向腐败、背离智慧而走向愚昧的事物,都不属于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即使它是通过某种解读被引入其中的。

因此,正如本文通篇所论证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作为普世慈悯的受命使命,延伸至确保女性获得伊斯兰教法所赋予的应有地位,无需迟疑,亦无需辩解。 如果某种偏激的观点违背了伊斯兰教关于公平的基本原则,那么即使从最传统的角度来看,也应当予以拒绝。 对于一位明确宣称“女性是男性的同胞”的先知的追随者来说,这已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这种性别之间相互尊重和敬重的原则,可以在欧麦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的例子中再次得到体现。 作为哈里发,他曾公开颁布过一项法律裁决。 但当一位女性从人群中走出来,引用《古兰经》纠正他时,这位统治着广大穆斯林土地的领袖承认道:“这个女人反驳了欧麦尔,并且她战胜了他。” 在真理面前对女性表现出谦逊——没有任何大男子主义的意味——这正是欧麦尔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那里学到的。 这种态度是穆斯林男性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认真想要在今天追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榜样的人,都应将其铭记在心。

信道的男女,互为盟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古兰经》9: 71]



结论

正如本文所阐述的,伊斯兰教的出现是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社会女性地位的一次重大飞跃。 从历史上看,《古兰经》和圣训从未被视为压迫或倒退的,相反,它们是女性权益的倡导者。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女性同伴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她们抱怨启示本身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执行方式的记载。 相反,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她们曾说:“安拉及其使者对我们的慈悯,确实胜过我们对自己。” 她们并不认为任何与她们相关的教法裁决是压迫性的,她们积极地谈论着启示带给她们的赋权感,这些启示提升了社会中曾经最脆弱的成员。

当然,仅仅指出伊斯兰教在7世纪为女性带来的积极变化,而忽视当今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诸多负面处境,是不够的。 相反,伊斯兰学者和整个穆斯林群体有责任深化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以确保我们实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正如他所说:“信士中信仰最完美者,是品德最好的人;你们中最好的人,是善待女性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在不受任何其他性别正义范式的影响下,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建立的伊斯兰范式为所有人提供了最公平、最公正和最有益的结果。 伊斯兰学者在未来应贯彻他所体现的同样的赋权精神,以确保为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利益。

也许用这节经文来结束本文是最合适的——尽管正如以下附录所列,存在许多类似的经文——这节经文的启示背景展示了造物主对他所有受造物(无论男女)的慈悯。 当受人尊敬的温姆·萨拉玛(愿主喜悦之)询问女性是否会像男性一样在《古兰经》中被提及后,以下经文被启示出来,以有力地阐明这种公平慈悯的原则:

穆斯林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从的男女,诚实的男女,坚忍的男女,谦恭的男女,施舍的男女,斋戒的男女,保守贞操的男女,常念安拉的男女,安拉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重大的报酬。 [《古兰经》33: 35]



附录:《古兰经》对女性的尊重

• 平等的为人:

众人啊! 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 安拉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古兰经》49: 13]



• 平等的救赎资格:

安拉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且在常住的乐园里有优美的住所;安拉的喜悦,更是至大的。 这确是伟大的成功。 [《古兰经》9: 72] 在那日,你将看见信道的男女,他们的光辉在他们的前面和右边奔走,(有人对他们说):‘今日你们的佳音是下临诸河的乐园,你们将永居其中。’ 这确是伟大的成功。 [《古兰经》57: 12] 以便他使信道的男女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并赦免他们的罪恶。这在安拉看来,是伟大的成功。 [《古兰经》48: 5]



• 平等的报酬资格:

凡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这些人将入乐园,他们不会受到丝毫亏待,哪怕像枣核上的小凹点那样。 [《古兰经》4:124] 凡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我必使他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必以他们所做的最好的行为报酬他们。 [《古兰经》16: 97] 作恶者,只受同样的报酬;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这些人将入乐园,他们在其中获得无量的供给。 [《古兰经》40: 40]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行善者(无论男女)的工作徒劳,你们彼此相属。’ 迁居的、被逐出家园的、为我的道而受伤害的、作战的、被杀的,我必勾销他们的罪恶,我必使他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作为安拉的报酬。安拉那里有优美的报酬。 [《古兰经》3: 195]



• 平等的不可侵犯性:

当那个被活埋的女婴被问起时,她因何罪而被杀。 [古兰经 81: 8-9] 你们不要因为贫困而杀害你们的孩子。 我们会供养你们和他们……你们不要杀害安拉所禁止杀害的生命……[古兰经 6: 151] 那些诬告贞洁妇女,随后又不能拿出四个见证人的人,你们要鞭打他们八十鞭,并且永远不要接受他们的见证。 这些人就是悖逆者。 [古兰经 24: 4]



• 同样被公认为行善的倡导者:

信道的男女,互为盟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缴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安拉将怜悯这些人。 安拉确是万能的,至睿的。 [古兰经 9: 71]



• 造物主仁慈的迹象:

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了配偶,以便你们在她们那里获得安宁;并在你们之间安置了爱与慈悯。 对于善于思考的人们,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古兰经 30: 21] 正是他从一个灵魂创造了你们,并从中创造了它的配偶,以便他能与她安居。 [古兰经 7: 189]



引用资源

• 阿拉伯语意为“蒙昧时代”——指伊斯兰教降临之前的时期。

• 《布哈里圣训实录》;《不义篇》;《高层建筑章》;第5505段

• Sulaimani, F. (1986) 《伊斯兰教早期七世纪阿拉伯妇女地位的变迁》。索尔福德大学,国际研究部。http://美国ir.salford.ac.uk/14814/1/361089.pdf

• Brown, J. (2016) 《伊斯兰教并非荣誉谋杀的根源,它反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雅琴伊斯兰研究所。https://yaqeeninstitute.org/en ... tion/

• 《布哈里圣训实录》283,书内引用:第5卷,第35段;美国C-MSA网络(英文)引用:第1卷,第5卷,第281段 https://sunnah.com/bukhari/5/35

• 由穆斯林(298)、艾布·达伍德(261)、提尔米济(134)和奈萨仪(1/192)收集

• 归于拜哈基的《名号与属性》及伊本·阿比·哈提姆的《曼苏尔珍珠》(6/179)

• 塔巴拉尼的《大辞典》785

• 《独一与双重》2860

• 由马立克在《穆宛塔圣训集》(2/596-598)的《离婚篇》、《关于守制期的规定》中收集。

• 由艾哈迈德(15577)、奈萨仪(3104)和伊本·马哲(2781)收集,并被阿尔纳乌特评为健全的。

• 由布哈里(5971)和穆斯林(2548)收集

• 由布哈里(11)在《礼仪单行本》中收集,伊本·穆巴拉克在《善行与联系》中收集,拜哈基在《信仰分支》(55)中收集。

• 由布哈里(6050)和穆斯林(1661)收集

• 《布哈里圣训实录》(3714)

• 《提尔米济圣训集》(1914)

• 《爱子之礼》:(第26页)

• 《关爱女儿以保全尊严》

• 由艾布·达伍德(2096)收集,并被阿尔巴尼评为真实的

• 由布哈里(4845)收集

• 由伊本·马哲(1874)收集,并被布韦西里和瓦迪伊评为真实的

• 《布哈里圣训实录》(5273)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3533,第23卷,第3526段

• 《布哈里圣训实录》;《不义篇》;《高层建筑章》;第5505段

• 由布哈里(1/175)和穆斯林(2633)收集

• Nadwi, A. M. (2007)。 《穆哈迪萨特:伊斯兰教的女学者》。 Interface Publications。

• 《法学家的启示》3/11

• 由艾哈迈德(2/256)、艾布·达伍德(236)和提尔米济(113)收集

• 伊本·哈杰尔《布哈里圣训注释》4853

• 提尔米济,穆罕默德·本·伊萨。 《提尔米济圣训集》。 (贝鲁特:伊斯兰西方出版社,1998),第3卷,第204页,第1597段;被提尔米济在其注释中评为真实的(sahih)。

• 由提尔米济(1/217-218)、艾哈迈德(2/250 & 472)和伊本·希班(1311)收集。 提尔米济将其评为“哈桑-萨希”(优良且真实),阿尔巴尼在《真实圣训集》(284)中将其评为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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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e-used-to-have-no-regard-for-women-gender-equity-the-advent-of-islam
原文标题:"We Used to Have No Regard for Women": Gender Equity & the Advent of Islam
作者:Roohi Tahir、Dr. Omar Suleiman、Sh. Mohammad Elshinawy、Maryam Al-Dabbagh
作者简介:Roohi Tahir:Roohi Tahir 是雅琴伊斯兰研究所的研究员。她拥有波士顿大学计算机工程荣誉学士学位,是 BMAIS 高等硕士衔接文凭的毕业生,目前正在国际开放大学攻读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她还是伊斯兰教育平台“滋养你的灵魂”(Nourish Your Soul)的创始人和讲师。Omar Suleiman 博士:Omar Suleiman 伊玛目是雅琴伊斯兰研究所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的伊斯兰研究兼职教授。Mohammad Elshinawy 谢赫:Mohammad Elshinawy 拥有米什卡大学(Mishkah University)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 IECPA 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 Al-Maghrib 学院、米什卡大学和 Legacy IOHS 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 ﷺ 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星叩拜时:对优素福章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Maryam Al-Dabbagh:前撰稿人 | Maryam Al-Dabbagh 获得了沙特阿拉伯达尔赫克马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LLB),以及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环境与能源法法学硕士学位(LLM)。她目前在沙特环境保护局担任法律顾问。

伊斯兰如何提升女性地位:从“我们曾不重视女性”到真正的尊严与公平



图:“我们过去从不尊重女性”:性别平等与伊斯兰教的降临

引言

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在不同文化内部及文化之间都是充满争议的话题。 由于个人偏见会随时间和地点而波动,人们基于最主观的原因产生了分歧。 当我们通过特定社会自身民众的视角,并考虑到该社会宗教、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偏见时,这一点在审视该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时就变得显而易见。

在当今时代,文化间的这种差异依然争论激烈,关于性别在社会中作用的不同观点,仍在引发社会内部及社会之间的辩论。 深入探讨此类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相反,我们将重点关注一个特定社会成功克服厌女症恶疾的时期。 在7世纪阿拉伯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根深蒂固的负面女性观被扭转,她们的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

通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传达的信息,在后来被称为“蒙昧时代”期间,那种针对女性、极其成问题的普遍文化态度发生了非凡的转变。 伊斯兰教在社会、家庭和精神领域对女性平等地位的认可,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其对男女权利与义务的界定至今仍无可比拟。 通过应用伊斯兰教的伦理原则,以及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精神地位的范式,前伊斯兰社会得到了永久性的改善。

本文将概述这一转变,这种转变可以通过一位杰出男性视角的改变来证明。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欧麦尔·本·赫塔卜(愿主喜悦之)成为了伊斯兰教的第二任哈里发,也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 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他在先知 ﷺ 温和的引导下,对女性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 正如他亲口所言:“在蒙昧时代,我们根本不尊重女性。 但当伊斯兰教降临,安拉提及她们时,这使我们意识到她们对我们享有权利……”为了真正履行伊斯兰教关于正义与仁慈的使命,欧麦尔对女性应有地位的认识,必须在所有时间和地点,不断地在所有穆斯林心中重温。

凡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我必使他过上美好的生活,并必将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好行为给予他们报酬 [在后世]。 [古兰经 16: 97]



社会地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任何社会一样,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女性地位存在差异。 早期资料表明,尽管社会环境受限,但一些女性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 例如,先知 ﷺ 富有的妻子赫蒂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经商,前伊斯兰时期的女性通常也敢于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女性,例如欣德·宾特·欧特白。 (注:此处原文拆分,合并处理) 然而,如下文所述,在前伊斯兰社会身为女性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尤其受到践踏和压迫。

总的来说,在前伊斯兰阿拉伯僵化的部落社会中,没有强大部落的支持,贫穷和边缘化群体往往会遭受苦难。 这种社会现实在许多《古兰经》经文中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构成了先知 ﷺ 传达信息的基本部分。 作为亚伯拉罕传统中漫长先知序列中的最后一位先知,先知 ﷺ 必须挑战阿拉伯长期存在的习俗,同时复兴先前亚伯拉罕先知律法的原始精神。 因此,在分析伊斯兰教信息对阿拉伯社会女性的影响时,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皈依先知 ﷺ 信息的男性是否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女性,以及如何看待;早期皈依伊斯兰教的女性是否感到被新信仰赋予了力量或受到了阻碍。

《古兰经》中最早反对前伊斯兰社会明显不公的立场之一,就是谴责其对待女性的方式,特别是将女婴视为纯粹的经济负担。 因此,杀害女婴的残暴行径被合理化,并毫无后果地实施。 《古兰经》在以下经文中描述并谴责了这种行为:

当他们中有人被告知(生了)女孩时,他的脸变得阴沉,并压抑着悲伤。 他因所获知的恶讯而躲避人群。 他是该忍受屈辱保留她,还是把她埋在土里? 他们所做的决定真是太恶劣了。 [古兰经 16: 59]



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往往面临其他残酷的习俗。 在前伊斯兰阿拉伯环境中,将女性视为纯粹的财产非常普遍。 例如,当一个男人去世时,他的男性亲属会“继承”他的妻子。 在这种逻辑下,大多数情况下,女性自己无法继承任何东西:“只有佩剑并保护部落的人才能继承,”阿拉伯人常这样说。 以这种方式,女性的经济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当时的世界观无视女性,并边缘化了她们对社会的贡献。 对其他部落劫掠的恐惧导致了女性进一步被边缘化,因为她们会被视为战利品的一部分,被劫掠者绑架并俘虏。 这使得女性仅仅成为家庭潜在的“耻辱”来源,事实上,这也是那些活埋女儿的人的动机之一:为了规避这种预期的羞辱。

然而从沙里亚(伊斯兰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都被认为与女性的本质价值无关。 无论与女性相关的所谓“耻辱”如何,杀婴和任何形式的荣誉谋杀在沙里亚中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先知 ﷺ 被一位同伴问及如果发现妻子通奸该怎么办时,他明确禁止杀死妻子或与她在一起的男人;因此,即使是极端的挑衅也不被视为可接受的辩护理由。 剥夺女性的生命并不被视为比剥夺男性的生命罪行轻,并使凶手面临最严厉的报复性惩罚:死刑。 在生命的尊严面前,没有性别差异。

即使在私人领域,女性也常常面临社会性的性别歧视。 在某些关于月经的法律和习俗下,女性的生理特征常被用作进一步边缘化她们的借口。 穆斯林女性在月经期间确实会遵守某些限制,这在某些方面与正统犹太教女性相似。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名言“信士绝不会变得不洁”,是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所有围绕这一问题及类似礼仪洁净问题的法律,无论针对女性还是男性,其初衷绝非为了惩罚罪过,也不被视为一种惩罚。 由于月经出血带来的身体虚弱,女性在经期可以免除礼拜和斋戒,但她们不会因此被排斥,也不会被视为精神上的不洁,更没有义务将自己与社会隔绝。

有充分的文献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会特意在妻子经期时与她们保持亲密,但不进行性交。 他会在妻子阿伊莎的怀里诵读《古兰经》,并让她在经期为自己梳头。 他会告诉妻子可以自由地触摸物品,并对她说:“你的月经并不在你的手上。” 此外,他还会鼓励经期的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开斋节或宰牲节的庆祝活动,从而向女性灌输她们本质上是纯洁且有价值的观念。

与其他价值体系和社会对女性的抹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教肯定了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其身份、财产和尊严的权利。 即使在婚后,穆斯林女性的姓名和财产依然归她自己所有。 正如下一节将详细阐述的那样,她没有义务用自己的钱来供养家庭。 此外,穆斯林女性有权在法庭上代表自己,也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作证和宣誓效忠。 《古兰经》(60:12)指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直接接受女性的效忠誓言,从而赋予她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和选择的主导责任。

此外,即使在伊斯兰教早期,女性也感到可以自由地为自己发声,并且她们的声音会被倾听。 《古兰经》中有一章的开头提到了一个女人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哀求,经文见证道:“安拉确已听见那个与你(穆罕默德)争论她丈夫之事,并向安拉诉苦的妇女的言语。 安拉听着你们的对话;安拉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 [《古兰经》58:1]。 从那时起,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同伴们,包括欧麦尔本人,都对这位女性给予了极大的尊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仅对女性的困境感同身受,还会虚心听取她们的建议。 在《侯代比亚和约》签订后,许多穆斯林对和约中的一些条件感到懊恼,认为这些条件不公平。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命令他们宰杀为此带来的牲畜并剃头时,无论他怎么说,他们起初都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当他尊贵的妻子之一乌姆·萨拉玛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时,她建议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要再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剃掉自己的头发并献上自己的祭品。 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同伴们很快就顺从并效仿了,由于她的明智建议,事态升级得以避免。

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和认可,也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其他同伴的内容。 回到欧麦尔·本·哈塔卜转变的观点:在他担任哈里发期间,他任命了两位女性,萨姆拉·宾特·努海克(Samra b. Nuhayk)和希法·宾特·阿卜杜拉(Shifa b. Abdullah),担任市场监督员。 (注:原文拆分,此处合并以符合逻辑) (注:原文拆分,此处合并以符合逻辑) 她们会巡视市场,确保公平的商业行为得到执行,并维护良好的伊斯兰行为规范。

因此,女性并没有被局限于私人领域中作为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家庭角色。 履行有价值的公共职责也可以被视为有天赋的女性发挥潜力并造福整个社会的一种方式。 伊斯兰教寻求在女性的公共角色和私人角色之间建立明确的平衡,以一种不让任何一方面获得不成比例的重视而损害另一方面的方式,来界定她的权利和责任。 通过这种方式,在承认女性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的有效途径的同时,伊斯兰教并不认为女性在私人领域作为母亲或妻子的角色低于公共角色;相反,伊斯兰教赞美所有这些角色的美德,并呼吁整个社会认识到履行这些角色的价值,并尊重那些履行这些角色的女性。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者——无论男女——的工作徒劳,你们彼此相属。’ 迁居的、被逐出家园的、在我的道上受过伤害的、战斗过的、被杀的人,我必赦免他们的罪行,并必使他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作为安拉的赏赐;安拉那里有最好的赏赐。’ [《古兰经》3: 195]



家庭地位

可以说,一个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最终反映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 因此,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社会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岌岌可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无法控制的环境,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对儿子的母亲的赞美(她们在社会中受到尊重,并通过诗歌受到赞扬,特别是如果她们生下了勇敢的战士)与对女婴的完全无视(如前所述)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对比。 仿佛女性的价值只能通过她与男性的依附关系来确立,这不幸地反映了伊斯兰教前阿拉伯社会对女性缺乏内在价值的看法。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女性可能进入的各种可疑的伊斯兰教前婚姻安排来说明,这些安排种类繁多,从有正式求婚和嫁妆的正式婚姻,到可能仅持续几个小时的临时契约。 然而,这些婚姻形式都不能保障女性的安全,也不能确保一种平等和相互负责的关系。 在伊斯兰教之前,丈夫对妻子没有任何官方的经济或社会义务,而妻子也没有离婚的途径。 相比之下,丈夫可以随意离婚,并可以无限制地娶尽可能多的女性。 因此,女性可能会被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没有物质或情感上的供养,也无法通过离婚摆脱不幸的处境。

男性也可以随意支配妻子,而不考虑除自己任性之外的任何因素。 丈夫甚至可以暂时把妻子“送给”他所钦佩的另一个男人——也许是一位勇敢的骑士或高贵的诗人——以便让她受孕,等她显露出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后,再把她接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的感受完全不会被考虑。 虽然大多数贵族,比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属的古莱什部落,认为通奸是有失身份的行为并对此避而远之,但一些精英阶层却会将女性囚禁起来,违背她们的意愿强迫她们卖淫以牟利。 他们还参与了许多其他压迫性的行径,如强迫婚姻、荣誉谋杀和女性割礼:这些侵犯人权的悲剧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至今仍存在于一些对伊斯兰教指引一无所知的部落文化中。

婚姻中同样充斥着不祥的结局。 在伊斯兰教出现前的阿拉伯社会,寡妇等同于丈夫留下的财产,由丈夫的男性亲属继承,他们可以随意支配她的未来。 一种常见的婚姻形式是儿子“继承”他的继母。 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出现前的社会要求女性在丈夫去世后,必须把自己关在婚房里最狭小、最黑暗的房间里整整一年,这种令人发指的习俗被称为 iftidâd。 她必须穿上最破烂的衣服,不能碰水,不能剪指甲,不能去除任何体毛,也不能在公共场合露面。 一年期满后,作为哀悼仪式的终结,她会用一只动物擦拭私处(该动物通常会因此死亡),然后向她看到的第一只流浪狗投掷动物粪便,以此结束她的哀悼期。 即便在那之后,她的未来也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受到继承她的人的摆布。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发生了范式转移,这要求她们的家庭生活必须发生巨大的改变。 为了确立女性在家庭中作为独立个体被重视和珍视的正当地位,法律明确废除了这些古老的习俗。 首先,伊斯兰教确立了母亲的高贵地位,呼吁人们给予她们最大的尊重和善待,无论她们的行为如何,甚至无论她们的信仰如何。 母亲因其仁慈、温柔和无私而受到认可,并在《古兰经》中被特别提及:

我曾命人孝敬父母。 他母亲辛苦地怀他,又辛苦地生他,他受乳的时期是两年。 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我是最后的归宿。 [《古兰经》31:1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强调母亲的巨大价值和重要性。 他会教导同伴们要特别关爱和感激自己的母亲,告诉他们善待母亲是获得造物主喜悦和巨大回赐的途径。 有一次,穆阿维叶·本·贾希马(Muʿāwiya b. Jāhima)来到他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我想出去参加战斗(圣战),我来是想征求您的意见。”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按要求逐句翻译) 他问:“你有母亲吗?” 穆阿维叶说:“有。” 他说:“那么留下来照顾她吧,因为天堂就在她的脚下。” 因此,照顾父母被等同于为正义事业和保护受压迫者而献出生命。

在描述另一次类似的互动时,同伴艾布·胡莱赖叙述道:“一个人来到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谁最值得我善待?’ 他说:‘你的母亲。’ 那人问:‘然后是谁?’ 他说:‘然后是你的母亲。’ 他说:‘那接下来是谁?’ 他说:‘那接下来是你的母亲。’ 他说:‘那接下来是谁?’ 他说:‘那接下来是你的父亲。’从而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特殊且独特关系的重要性。

他的同伴们深受这些教诲的影响。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之)曾看到一个人背着自己的母亲环游克尔白。 那个人问他:“噢,伊本·欧麦尔,我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了吗?” 他说:“没有,甚至连她分娩时的一次阵痛都没有报答。” “但你做得很好,安拉会因你这点微薄的善行而给予你丰厚的回报。” 在另一个体现了伊斯兰教所带来的观念转变的传述中,同伴阿布·扎尔(愿主喜悦之)谦卑地承认:“我曾与人发生口角,并辱骂了他的母亲。” 他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投诉了我,先知随后对我说:‘你与某某人发生口角了吗?’ 我说:‘是的。’ 他说:‘你辱骂了他的母亲吗?’ 我说:‘是的。’ 他说:‘你身上还残留着[前伊斯兰时期]蒙昧时代的习气。’

虽然伊斯兰教肯定了前伊斯兰社会中关于母亲的既定地位,但它彻底改变了对待女儿的方式。 如上所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完全理解他所处社会对女性漠视的根源:即看待女性的方式本身,以及未能赋予女性基本的、独立的价值。 活埋女婴在生理上只是她那早已被“埋没”的价值的最终体现。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通过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展示了女性自出生起就拥有的内在价值,从而改变了这一切:这是彻底颠覆现状的最伟大典范。 当他心爱的女儿法蒂玛——他称之为“天堂妇女之首”的女性——走进他的家时,他会起身迎接她,亲吻她的额头,并让她坐在自己刚才坐的地方。 他谈到她时说:“她是我的骨肉。”

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通过以下话语彻底扭转了社会对女儿的负面看法:“凡抚养两个女儿并善待她们的,在天堂里将与我在一起,就像这两根手指一样(说着将食指和中指并拢)。” 与蒙昧时代将女儿视为经济负担的观念相反,她们现在被视为追求后世之人最伟大的投资。 任何残留的关于女儿的负面文化观念,都会通过不断回归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榜样而消除。 雅各布·本· 巴赫坦说:“我生了七个女儿。 每当有一个女儿出生,我就会去见学者艾哈迈德·本· 罕百里,他会告诉我:‘噢,阿布·优素福! 众先知都是女儿的父亲,’他的话语消除了我的忧愁。”

作为通往天堂的途径,为人父者抚养女儿的角色被视为一项重大的责任。 穆罕默德·本· 苏莱曼曾说:“男孩是恩典,女孩是善行。” 安拉会询问关于恩典的事,并会为善行给予奖赏。” 对于父亲而言,这意味着要全心全意对待女儿,给予她们爱与怜悯,通过教育和照料她们的生活给予她们最好的教养,从而通过她们寻求天堂。 伊玛目沙比曾说:“谁将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一个恶人,谁就断绝了与她的亲情。” 就这样,对女儿的关怀会一直持续到她们婚后,甚至更久。

关于女性的婚姻,伊斯兰教法明确规定,未经女性同意(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的婚姻一律无效,这一事实强调了女性在塑造自己命运中的作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再次以身作则,明确要求在婚姻问题上必须考虑女性的意愿。 伊本·阿巴斯传述,当一位处女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告诉他父亲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将她嫁人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给了她撤销这段婚姻的选择权。 在类似的记载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撤销了阿尔-汉莎·宾特· 希扎姆的婚姻,她是一位曾有过婚史的女性,其父亲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将她嫁了出去。 另一位女性曾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妻子阿伊莎那里,说她的父亲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将她嫁给了堂兄。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听到她的遭遇后,他将是否维持婚姻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了这位女性自己。 那时,她说她其实并不反对这桩婚姻,“但我只是想让女人们知道,她们的父亲无权这样做。”

关于伊斯兰教离婚法的深入探讨将在未来的出版物中处理。 就本文而言,只需指出穆斯林女性有适当的渠道来启动分居及随后的离婚程序,同时确保双方都能获得公平的结果,这就足够了。 妻子主动提出与丈夫分居的一个实际例子是,萨比特·本· 盖斯的妻子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 我并不责怪萨比特的人品或宗教信仰有缺陷,但我作为一名穆斯林,不喜欢(如果继续和他在一起)做出违背伊斯兰教义的行为。” 对此,安拉的使者 ﷺ 说:“你愿意归还你丈夫给你的花园(作为聘礼)吗?” 她说:“愿意。” 于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萨比特说:“萨比特啊! 收下你的花园,并休她一次。”

总的来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极大地限制了男性对女性的肆意控制。 男人再也不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强迫女仆卖淫。 在婚姻方面,妻子被教导在伊斯兰教中非法的事情上不必服从丈夫。 男人可以拥有的妻子数量被限制为四人,前提是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妻子。 男人在不承担后果的情况下宣布与妻子离婚的次数被限制为三次,之后离婚即为最终决定。 这确保了离婚被严肃对待,并防止男人试图通过空洞的威胁来操纵妻子。

此外,女性在婚前获得的聘礼被视为她自己的财产,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 在婚姻中,妻子享有不可剥夺的经济权利,包括她们自己和子女的抚养费权利。 曾有一位女性,她的吝啬丈夫不给她和孩子足够的钱,她咨询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先知允许她从丈夫的钱财中拿取合理满足她和孩子需求的部分。 无论女性是否结婚,根据伊斯兰教法,她没有义务用自己的钱来支付自己的开销,同时她仍有权获得遗产和收入的一部分。 经济责任被委派给她最近的男性亲属,无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兄弟。

穆斯林丈夫去世后,待婚期(规定的哀悼期,持续四个月零十天)被视为对女性的一种仁慈,允许她在该期间留在丈夫家中。 这为女性在脆弱时期反思失去亲人的痛苦提供了必要的实际和情感空间。 一旦这段时期结束,她可以自由地嫁给任何她希望嫁的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也娶了多位自愿接受他的寡妇,这表明了他致力于消除围绕她们的污名和不公,这与之前以冷酷态度对待寡妇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女性同伴们也会利用他崇高的榜样来约束丈夫的行为,欧麦尔就曾亲身经历过。 欧麦尔曾对妻子大声呵斥,而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当他因她的回应而愤怒时,她指出欧麦尔没有权利感到愤怒。 毕竟,欧麦尔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嫁给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那位,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她的丈夫。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会允许他的妻子表达意见而不让她噤声,“而他比你更好,”欧麦尔的妻子指出。 这种对女性的尊重,仅仅是实践了《古兰经》关于婚姻的教导,即描述丈夫和妻子互为“仁慈”。

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慕,互相怜悯。 对于思维的人们,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古兰经》30: 21]



精神层面的尊重

由于社会对女性的负面对待只是对其本质观念的一种症状,因此为了找到治愈方法,诊断潜在的病根至关重要。 糟糕的现状本质上是关于女性内在价值,或被认为缺乏价值的观点所导致的后果。 然而,伊斯兰教对女性精神地位的看法,植根于《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榜样,将男女置于完全平等的精神竞技场上,他们在与造物主建立深厚关系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

从一开始,《古兰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叙述就没有给女性留出任何过错的空间。 虽然伊甸园故事的基本内容与《创世记》基本相同,但并没有夏娃诱惑亚当的描述;相反,撒旦诱骗了亚当和夏娃两人去吃果子。 随后他们两人都因自己的错误而受到指责——《古兰经》专门使用了双数语言形式来指代他们两人——并且一旦他们寻求造物主的怜悯,两人都得到了宽恕。 因此,无论是在负面行为的属灵责任上,还是在寻求造物主时所能达到的属灵境界上,男女都是平等的。

《古兰经》中通过讲述耶稣之母玛利亚(愿主赐他们平安)的故事,最清晰地展现了女性所独有的属灵潜能。 她因在多方面展现出对造物主的积极虔诚而受到赞扬,其中包括在当时文化中传统上仅限于男性的行为:在撒迦利亚(愿主赐他平安)的教导下学习、进行真诚的礼拜,甚至被赐予奇迹。

当时,天使们说:“玛利亚啊!安拉确实拣选了你,净化了你,并让你超越了全世界的妇女。” 玛利亚啊!你要虔诚地顺从你的主,与礼拜者一同叩头和鞠躬。 [《古兰经》3:42-43]



特别是《古兰经》以极大的同情心突显了玛利亚的分娩经历,通过她自己的话语传达了她的痛苦,并给予她安慰:

分娩的阵痛迫使她来到一棵椰枣树下。 她说:“哎!我真希望在此之前就死了,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于是,树下有一个声音呼唤她:“不要忧愁,你的主已在你的下方为你开辟了一条溪流。” “你向着自己摇动椰枣树的树干,它就会为你落下新鲜成熟的椰枣。” “你就吃喝吧,并感到心安。” [《古兰经》19:23-26]



这强调了女性有能力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她们特有的经历中,融入属灵的意识。

就这样,玛利亚(愿主赐她平安)被《古兰经》不断赞誉为信仰的典范,是男女共同追随的榜样和灵感来源。 这种崇高的地位并非玛利亚一人所独有。 暴君法老的信道妻子阿西娅,也被引用为所有信徒的榜样,无论性别如何。 她那发自内心的祈祷——祈求造物主在天堂里为她建造一座靠近他的房子——被记录在《古兰经》中,供穆斯林永恒诵读。

女性在传播伊斯兰教中的作用一直是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通过他对女性学习的鼓励态度,为此树立了榜样。 一位圣门弟子讲述了一个例子,当时一位妇女来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男人们已经独享了向您请教的特权,请您为我们专门安排一天,让我们能来到您身边,让您教导我们安拉所传授给您的知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聚集在某某地方。’ 于是她们聚集在一起,他来到她们中间,教导了她们安拉所传授给他的知识。” 考虑到目前女性接触穆斯林学者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先知对女性求知欲的体恤,特别是他努力为女性创造一个安全、私密的群体环境,让她们可以自在地提问,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

这种包容的视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造就了女性伊斯兰学术的繁荣传统,始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妻子赛义达·阿伊莎(愿主喜悦她),她是逊尼派圣训集中最顶尖的传述者之一,也是无数教法裁决的来源。 伟大的学者兼修行者乌姆·达尔达(愿主喜悦之)曾说:“我曾在万事万物中寻求虔诚,却发现没有什么比与学者们坐在一起学习更令人满足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女性在不久前几乎不被视为人类的文化中,她不仅被允许,甚至受到欢迎进入学术圈——考虑到如今女性有时仍被排除在学术空间之外,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的榜样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一位以卓越的精神和智慧而闻名的杰出女性是赛义达·纳菲萨,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 她曾一度向四大逊尼派法学派别创始人之一的伊玛目沙斐仪传授圣训,并应他的请求为他主持了殡礼祈祷。 在更近的时期,娜娜·阿斯玛在19世纪领导了广泛的教育工作,旨在教导整个非洲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女性。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博士的一项研究记录了8000位女性圣训学者,而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人因不诚实而被取消资格。

穆斯林女性对历史的影响力也远不止于学术领域。 努赛巴·宾特·卡阿布(愿主喜悦之)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伍侯德战役危急时刻的捍卫者之一,当时她英勇地保护先知免受麦加人刀剑的伤害。 努赛巴·宾特·卡阿布(愿主喜悦之)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伍侯德战役危急时刻的捍卫者之一,当时她英勇地保护先知免受麦加人刀剑的伤害。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孙女宰娜白·宾特·阿里(愿主喜悦之),在她的兄弟侯赛因·宾特·阿里(愿主喜悦之)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家族的其他成员惨遭屠杀后,成为了反抗暴君耶齐德的正义之声中最强有力的一位。 阿里(愿主喜悦之),是反抗暴君耶齐德的最强有力的正义之声之一,此前她的兄弟侯赛因·宾特·阿里(愿主喜悦之)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家族的其他成员惨遭屠杀。 阿里(愿主喜悦之),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家族的其他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前往麦加的朝觐者通过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妻子祖拜达下令修建的朝觐道路上的灌溉渠来解渴;而拉比阿·阿达维亚描述她对造物主渴望的精神诗篇,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吟诵。

女性对伊斯兰教的广泛贡献不足为奇,这源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遗产,如前所述,他曾形容他挚爱的女儿法蒂玛(愿主喜悦之)是他的一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存在一种广泛的相反认知,且伊斯兰文献中一些“有争议的”段落被用来边缘化女性。 这些可憎行径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穆斯林社区中都能看到。 这一现实不应被粉饰或浪漫化,而应利用传统本身的工具直面应对。

一种拒绝以厌女视角解读某些经文和传述的、有原则且根基深厚的立场,其力量在于由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世时及其追随者所确立的、严谨的经文解释方法论原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清晰阐述的信息,为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使命,即为所有人建立公平。 法学裁决必须根据伊斯兰教既定的目标,并考虑到相关情况来做出,正如权威的伊斯兰传统所证明的那样。 伊斯兰教显著的公平体系将男女平等确立为默认原则,除非启示对该规则作出了例外规定,这符合造物主对他所有创造物普遍的仁慈与公正。

受人尊敬的前现代穆斯林学者伊本·盖伊姆(卒于伊斯兰历751年/公元1350年)指出:“确实,沙里亚法建立在对仆人在今世和后世的智慧与福祉之上。” 它整体上就是公正、仁慈、利益和智慧。 凡是背离正义而走向暴政、背离仁慈而走向残忍、背离利益而走向腐败、背离智慧而走向愚昧的事物,都不属于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即使它是通过某种解读被引入其中的。

因此,正如本文通篇所论证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作为普世慈悯的受命使命,延伸至确保女性获得伊斯兰教法所赋予的应有地位,无需迟疑,亦无需辩解。 如果某种偏激的观点违背了伊斯兰教关于公平的基本原则,那么即使从最传统的角度来看,也应当予以拒绝。 对于一位明确宣称“女性是男性的同胞”的先知的追随者来说,这已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这种性别之间相互尊重和敬重的原则,可以在欧麦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的例子中再次得到体现。 作为哈里发,他曾公开颁布过一项法律裁决。 但当一位女性从人群中走出来,引用《古兰经》纠正他时,这位统治着广大穆斯林土地的领袖承认道:“这个女人反驳了欧麦尔,并且她战胜了他。” 在真理面前对女性表现出谦逊——没有任何大男子主义的意味——这正是欧麦尔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那里学到的。 这种态度是穆斯林男性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认真想要在今天追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榜样的人,都应将其铭记在心。

信道的男女,互为盟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古兰经》9: 71]



结论

正如本文所阐述的,伊斯兰教的出现是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社会女性地位的一次重大飞跃。 从历史上看,《古兰经》和圣训从未被视为压迫或倒退的,相反,它们是女性权益的倡导者。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女性同伴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她们抱怨启示本身或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执行方式的记载。 相反,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她们曾说:“安拉及其使者对我们的慈悯,确实胜过我们对自己。” 她们并不认为任何与她们相关的教法裁决是压迫性的,她们积极地谈论着启示带给她们的赋权感,这些启示提升了社会中曾经最脆弱的成员。

当然,仅仅指出伊斯兰教在7世纪为女性带来的积极变化,而忽视当今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诸多负面处境,是不够的。 相反,伊斯兰学者和整个穆斯林群体有责任深化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以确保我们实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正如他所说:“信士中信仰最完美者,是品德最好的人;你们中最好的人,是善待女性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在不受任何其他性别正义范式的影响下,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建立的伊斯兰范式为所有人提供了最公平、最公正和最有益的结果。 伊斯兰学者在未来应贯彻他所体现的同样的赋权精神,以确保为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利益。

也许用这节经文来结束本文是最合适的——尽管正如以下附录所列,存在许多类似的经文——这节经文的启示背景展示了造物主对他所有受造物(无论男女)的慈悯。 当受人尊敬的温姆·萨拉玛(愿主喜悦之)询问女性是否会像男性一样在《古兰经》中被提及后,以下经文被启示出来,以有力地阐明这种公平慈悯的原则:

穆斯林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从的男女,诚实的男女,坚忍的男女,谦恭的男女,施舍的男女,斋戒的男女,保守贞操的男女,常念安拉的男女,安拉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重大的报酬。 [《古兰经》33: 35]



附录:《古兰经》对女性的尊重

• 平等的为人:

众人啊! 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 安拉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古兰经》49: 13]



• 平等的救赎资格:

安拉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且在常住的乐园里有优美的住所;安拉的喜悦,更是至大的。 这确是伟大的成功。 [《古兰经》9: 72] 在那日,你将看见信道的男女,他们的光辉在他们的前面和右边奔走,(有人对他们说):‘今日你们的佳音是下临诸河的乐园,你们将永居其中。’ 这确是伟大的成功。 [《古兰经》57: 12] 以便他使信道的男女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并赦免他们的罪恶。这在安拉看来,是伟大的成功。 [《古兰经》48: 5]



• 平等的报酬资格:

凡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这些人将入乐园,他们不会受到丝毫亏待,哪怕像枣核上的小凹点那样。 [《古兰经》4:124] 凡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我必使他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必以他们所做的最好的行为报酬他们。 [《古兰经》16: 97] 作恶者,只受同样的报酬;行善者,无论男女,只要他是信士,这些人将入乐园,他们在其中获得无量的供给。 [《古兰经》40: 40]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行善者(无论男女)的工作徒劳,你们彼此相属。’ 迁居的、被逐出家园的、为我的道而受伤害的、作战的、被杀的,我必勾销他们的罪恶,我必使他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作为安拉的报酬。安拉那里有优美的报酬。 [《古兰经》3: 195]



• 平等的不可侵犯性:

当那个被活埋的女婴被问起时,她因何罪而被杀。 [古兰经 81: 8-9] 你们不要因为贫困而杀害你们的孩子。 我们会供养你们和他们……你们不要杀害安拉所禁止杀害的生命……[古兰经 6: 151] 那些诬告贞洁妇女,随后又不能拿出四个见证人的人,你们要鞭打他们八十鞭,并且永远不要接受他们的见证。 这些人就是悖逆者。 [古兰经 24: 4]



• 同样被公认为行善的倡导者:

信道的男女,互为盟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缴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安拉将怜悯这些人。 安拉确是万能的,至睿的。 [古兰经 9: 71]



• 造物主仁慈的迹象:

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了配偶,以便你们在她们那里获得安宁;并在你们之间安置了爱与慈悯。 对于善于思考的人们,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古兰经 30: 21] 正是他从一个灵魂创造了你们,并从中创造了它的配偶,以便他能与她安居。 [古兰经 7: 189]



引用资源

• 阿拉伯语意为“蒙昧时代”——指伊斯兰教降临之前的时期。

• 《布哈里圣训实录》;《不义篇》;《高层建筑章》;第5505段

• Sulaimani, F. (1986) 《伊斯兰教早期七世纪阿拉伯妇女地位的变迁》。索尔福德大学,国际研究部。http://美国ir.salford.ac.uk/14814/1/361089.pdf

• Brown, J. (2016) 《伊斯兰教并非荣誉谋杀的根源,它反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雅琴伊斯兰研究所。https://yaqeeninstitute.org/en ... tion/

• 《布哈里圣训实录》283,书内引用:第5卷,第35段;美国C-MSA网络(英文)引用:第1卷,第5卷,第281段 https://sunnah.com/bukhari/5/35

• 由穆斯林(298)、艾布·达伍德(261)、提尔米济(134)和奈萨仪(1/192)收集

• 归于拜哈基的《名号与属性》及伊本·阿比·哈提姆的《曼苏尔珍珠》(6/179)

• 塔巴拉尼的《大辞典》785

• 《独一与双重》2860

• 由马立克在《穆宛塔圣训集》(2/596-598)的《离婚篇》、《关于守制期的规定》中收集。

• 由艾哈迈德(15577)、奈萨仪(3104)和伊本·马哲(2781)收集,并被阿尔纳乌特评为健全的。

• 由布哈里(5971)和穆斯林(2548)收集

• 由布哈里(11)在《礼仪单行本》中收集,伊本·穆巴拉克在《善行与联系》中收集,拜哈基在《信仰分支》(55)中收集。

• 由布哈里(6050)和穆斯林(1661)收集

• 《布哈里圣训实录》(3714)

• 《提尔米济圣训集》(1914)

• 《爱子之礼》:(第26页)

• 《关爱女儿以保全尊严》

• 由艾布·达伍德(2096)收集,并被阿尔巴尼评为真实的

• 由布哈里(4845)收集

• 由伊本·马哲(1874)收集,并被布韦西里和瓦迪伊评为真实的

• 《布哈里圣训实录》(5273)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3533,第23卷,第3526段

• 《布哈里圣训实录》;《不义篇》;《高层建筑章》;第550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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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dwi, A. M. (2007)。 《穆哈迪萨特:伊斯兰教的女学者》。 Interface Publications。

• 《法学家的启示》3/11

• 由艾哈迈德(2/256)、艾布·达伍德(236)和提尔米济(113)收集

• 伊本·哈杰尔《布哈里圣训注释》4853

• 提尔米济,穆罕默德·本·伊萨。 《提尔米济圣训集》。 (贝鲁特:伊斯兰西方出版社,1998),第3卷,第204页,第1597段;被提尔米济在其注释中评为真实的(sahih)。

• 由提尔米济(1/217-218)、艾哈迈德(2/250 & 472)和伊本·希班(1311)收集。 提尔米济将其评为“哈桑-萨希”(优良且真实),阿尔巴尼在《真实圣训集》(284)中将其评为真实的。 收起阅读 »

为什么造物主要求人类崇拜他?伊斯兰对敬拜意义的深度解答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es-god-ask-for-worship
原文标题:Why Does God Ask for Worship?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为什么造物主要求人类崇拜他?伊斯兰对敬拜意义的深度解答



图:造物主为何要求崇拜?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反对者反复提出的批评。 它甚至在许多有神论者心中引发了怀疑,他们要么因其不断的重复而感到疲惫,要么仅仅是对能否得到满意的答复失去了希望。 本文基于萨米·阿梅里(Dr. Sami Ameri)博士所著的同名书籍,该书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批判,并给出了多种回应。

无神论者的论点声音很大且无处不在,以至于它们看起来似乎很多且深刻。 然而,仔细审视后,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它们实际上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是陈词滥调。 它们通常涉及对我们有限领域之外的现实所做的未经证实的假设,例如物质的永恒性,或造物主的属性和行为。 当然,后者比前者更复杂,因为它们涉及我们无法直接接触的非物质世界。

无神论者提出的一个常见问题,涉及造物主为何要求他的创造物崇拜他背后的智慧。 通常,它的表述类似于:既然造物主不需要我们的崇拜,为什么他还要要求我们崇拜他? 造物主从我们的礼拜、祈祷和斋戒中得到了什么益处? 有些人可能会先问:造物主创造我们的智慧是什么? 但当他们被告知是为了崇拜时,他们会立即反驳:但他从我们对他的崇拜中获得了什么? 由此,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本文首先提出了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造物主为何要求崇拜?”这个问题本身存在问题。 然后,它探讨了更相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崇拜造物主?”

解构问题

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无神论的论点在措辞上掩盖了其内在的谬误。 关注问题本身的措辞,就能揭示其预设的前提。 在收集论据去反驳一个问题之前,先确定该问题内部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是很重要的。 当提问者所理所当然的前提实际上并非他们所声称的那样“符合常识”时,内部矛盾就产生了。

1. 我们在理解造物主方面的局限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他(造物主)的帷幕是光。 如果他揭开帷幕,他面容的荣耀将焚毁他视线所及的一切(即造物主之外的一切存在)。”

对某事做出评判,首先需要理解它。 由于人类是有限的受造物,他们无法完全理解永恒的造物主的本质,也无法领会他的完美。 毕竟,他们既无法直接接触造物主,也没有能力在获得这种接触时处理它,更没有接触过任何类似的事物来让他们的想象力构建出心理图像。 因此,批判造物主的前提条件——即理解造物主——并不存在。 至高者说:“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他相比,他是全听的,是全观的” [古兰经 舒拉章 42:11]。 在其他地方,安拉重申道:“安拉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但他们却无法在知识上包罗他” [古兰经 塔哈章 20:110]。 正因如此,我们说,若没有启示,仅凭人类自己的思维去描述造物主是超出了其能力的。 人类可以也应该深入思考造物主的迹象,并从中推导出关于造物主及其属性的一些不可否认的真理。 然而,这样做时必须意识到,在人类思维与造物主本质的全部真相之间,已经降下了帷幕。 这里的智慧在于意识到一个人自身智慧的局限性。

例如,审视我们宇宙的宏大与精妙设计,使我们能够推断出那位创造了这一切的造物主的伟大与仁慈。 因此,造物主说:“他们站着、坐着或侧卧着纪念安拉,并思考天地万物的创造,(说):‘我们的主啊,你创造这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你超越了这一切。’” [《古兰经》3:191]。 然而,我们的思维在解读这些迹象时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试图完全理解那些被锁在坚不可摧之门后的奥秘。

正是由于人类的这些局限性,尽管《古兰经》对造物主的描述相当详尽,但仍将其限制在特定的神圣属性上,这是因为人类思维对理解神圣本质的能力有限。 鉴于这些局限性,人类随意质疑造物主要求被崇拜的智慧是不恰当的。

2. 假定造物主具有人性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前提

关于造物主“需要”崇拜的疑问从何而来? 为什么崇拜如何“利益”造物主这一问题,会成为那些提出此类疑问的人的核心议题? 这些问题源于人类将非人类事物拟人化的倾向。 这是一个在各大文明中都广为人知的历史现象,也是偶像崇拜者们全盘接受的观念。 那些认为造物主因某种需求或缺陷而要求崇拜的人,保留了古老的异教思维模式。在那种模式下,他们神话中的神灵就像凡人一样,因依赖而索取,因嫉妒而剥夺,并为了争夺宇宙的统治权而挑起战争。 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卒于公元前475年)曾评论过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将神灵拟人化的,他说:“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认为他们的神是塌鼻子的,而色雷斯人则给他们的神画上红头发和蓝眼睛……更奇怪的是,这些神灵还参与了违背正直品格的最令人发指的行为,比如杀戮、偷窃和抢劫,就像他们的崇拜者所做的那样……如果牛、马和狮子有手,并且能够绘画,那么马会把神画成马的样子,牛会把神画成牛的样子。”

拟人化论点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假设造物主在各个方面都与人类相似,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过度延伸的类比可能会这样展开:人类的行为和请求源于需求,因此所有的行为和请求都源于需求,包括造物主的行为和请求。

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说:“正因如此,古兰经的道路——这也是伟大的伊玛目们和早期穆斯林的道路——在于避免在涉及神圣事物时使用假设子部分完全相同的‘范畴三段论’(qiyās shūmūl)和‘演绎类比’(qiyās tamthīl)。” 相反,他们使用‘优先类比’(qiyās awlā)——因为安拉拥有最崇高的描述。” 换句话说,古兰经和早期穆斯林拒绝将造物主拟人化的解读,因为这种解读将人类作为理解造物主属性的棱镜。 相反,他们通过更高级的类比来理解造物主的属性,这意味着如果人类拥有一种值得称赞的特质,而造物主也拥有这种特质,那么人们对造物主的理解是该特质的一种更高级的形式,一种更符合他独一性和完美性的形式。 举例来说,人类拥有“生命”这一值得称赞的特质,造物主也拥有生命,因此造物主的生命必须被理解为是不同的且更伟大的(例如,他的生命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同样,人类拥有“知识”这一值得称赞的特质,造物主也拥有知识,尽管造物主的知识是圆满的。 因此,每当造物主和人类共享某种特质时,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相同,而仅仅是描述该特质的名称在语义上相似。 正如赛跑的“腿”不是狗的“腿”,风暴的“眼”也不是人类的“眼”一样,人类的特质只是造物主更伟大、更完美的特质的拙劣模仿。

因此,那些认为造物主索求崇拜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或弥补某种缺陷的人,本质上是在将神圣者拟人化。 这些人认为,所有的请求都是出于填补空虚的渴望,因为他们与人打交道的毕生经验告诉他们,这就是人们提出请求的原因。 然而,当我们并不完全理解造物主的本质时,却将这种动机强加于他,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当我们通过理性和启示所理解的他的本质,都表明他没有任何需求时,这种想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3. 并非每一个请求都源于请求者的需求

即使在人类之间,并非所有的请求都代表着需求。 试想一位医生要求病人张开嘴,以便给病人喂药。 这位医生希望病人听从这个请求,并非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听从这个请求对病人有益。 同样,安拉对崇拜的喜爱,也指向了崇拜对人类所带来的益处。 试想一个富人要求乞丐伸出手,并乐于看到乞丐照做,以便他能将钱递给对方。 这些例子能更好地类比造物主对被崇拜的渴望;他喜爱被崇拜和顺从,并不意味着他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任何请求——即使是在人与人之间——也并不总是与想要获得某种东西的欲望相关联。

事实上,有些请求可能纯粹是请求者出于仁慈,希望他人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并达成目标。 另一些请求则起到教学和示范的作用。 这些例子以及许多其他例子都表明,仅仅提出请求并不代表对某物有需求;请求被用于各种交流意图,其中许多并不涉及请求者自身的任何需求。 至于安拉,最完美的本质和属性都属于他。 人们的崇拜丝毫不会增加他的任何东西;相反,崇拜和行善的机会归根结底是造物主(荣耀归于他)赐予人类的礼物——考虑到他最初就赋予了人类行善的能力。 至高者说:“天地万物都归他所有,崇拜也理应始终归于他。” 那么,难道你们所畏惧的竟是安拉之外的吗? “你们所享有的任何恩惠,都是来自安拉的。” [《蜜蜂章》16:52-53]

回应这个问题

在揭示了这个问题背后的错误前提后,我们现在继续说明为什么崇拜造物主是必要且有益的。

1. 唯有造物主值得崇拜(‘Ibāda)

由于许多人认为“崇拜”仅由肢体的机械仪式组成,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古兰经》术语“‘ibāda”(通常译为崇拜或虔诚)核心所蕴含的情感。 博学的语言学家拉吉布·阿斯法哈尼(卒于1108年)解释说,‘ibāda代表了谦卑与破碎的极致。 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1350年)解释说,ta‘abbud(对‘ibāda的承诺)是爱的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一个人在所爱者面前会感到无能为力。 伊本·盖伊姆在别处阐述道:“完全的‘ubūdiyya(仆从身份)是完全之爱的副产品,而完全之爱则是所爱者被感知到的完美之副产品。” 至于安拉(受赞颂者),他拥有绝对的完美,以至于连想象他有缺陷都是不可能的。 凡是这样的人,只要他们的天性和理智保持健全,他们的心中就不会认为有任何事物比他更珍贵。 如果这种[爱]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那么爱他就必然要求侍奉他、服从他、追求他的喜悦,并竭尽全力去崇拜他、寻求接近他。 这种激励是‘ubudiyya背后最强大、最好的驱动力。 即使这种[感觉]没有伴随着命令、禁令、奖赏和惩罚,一个人仍然会倾尽[自己的]能力,并将[自己的]心奉献给真正值得‘ibāda的那一位。”

因此,‘ibāda涉及一种体现在内心和肢体臣服中的状态。 它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绝对的爱和绝对的谦卑。 这些源于对造物主完美属性的理解,以及对造物主恩典的认知(这会产生爱),同时也源于在他的完美面前意识到自身的缺陷(这会产生谦卑)。 可以说,崇拜(‘ibāda)是观察到存在之双重性后的必然现象:造物主与被造物、施予者与受予者、赐福者与蒙福者。 崇拜并非一项沉重的负担,也不是为了换取报酬的单纯劳作,而是一种通过灵性洞察和真诚努力所获得的恩赐。 一个人对造物主的伟大及其无数恩典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理解崇拜的必要性。 崇拜代表了对造物主爱的宣言,因为如果不先爱造物主而“崇拜”他,那便不是崇拜。一个人在爱的阶梯上攀登得越高,在侍奉的园圃中就越感到自在。

在《古兰经》的开篇章(法提哈章)中,造物主将“我们只崇拜祢”这句话放在赞美和颂扬他的经文之后,这意义深远。 这种顺序体现了侍奉是如何从认知中衍生出来的,因此穆斯林会受到感召,从内心和外在去崇拜造物主。 外在的动力是造物主所启示的命令,它要求人们履行仪式性的崇拜;而内在的动力则源于对造物主完美性的欣赏、对自身不完美性的认识,以及对他仁慈的感激。 因此,你会发现造物主的使者 ﷺ(人类中最优秀者)在夜间礼拜(仪式性虔诚的最佳时刻)中,于叩头时(宣告臣服与顺从的最佳状态)说道:“我无法充分赞美祢;祢正如祢所赞美的那样。” 即使是那些在天地间每一寸空间里叩头臣服的天使,在复生日也会说:“赞美祢;我们没有按照祢应受的崇拜去崇拜祢。” 这些由光所造、不间断地致力于侍奉造物主、处于永恒顺从中的高贵生命,深知他的威严(荣耀归于他)是受造物永远无法充分认知的。

安拉在创造万物之前就配受崇拜,即便他从未创造过任何事物,他那崇高的本质本身就使他理应成为我们内心虔诚的归宿。 即便我们从未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依然配受这种崇拜,更何况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他都向我们倾注着如倾盆大雨般的恩典呢? 敬畏他是必要的,因为整个今世和后世都属于他,而且他将在末日以完美的公正进行审判,并给予义人无量的奖赏。 安拉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后世的一切赞颂,也全归他。 他是至睿的,是彻知的。” [赛伯邑章 34:1]。 敬畏造物主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令人惊叹的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指向他。 “安拉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 天命降临在它们之间,以便你们知道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安拉的知识确实包罗万象。” [离婚章 65:1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到有必要认可人们的杰出成就和道德卓越。 那么,我们怎能不认可造物主那无与伦比的作为,以及他赋予人们一种天性(纯洁的本性),而人们身上一切令人钦佩的特质正是从中散发出来的呢? 那些声称自己成就完全归功于自己的人,在我们看来是自负且忘恩负义的。 对于那些拒绝感谢造物主的人,这种情绪难道不应该成倍增加吗?他将他们沉浸在他们所察觉的和未察觉的恩典中,并为他们提供了无数舒适和享受的途径。

2. 造物主是极其仁慈的

安拉喜爱他的仆人们将生命奉献给他进行崇拜和顺从,因为这种崇拜对他们自身是有益的。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安拉对仆人悔改的喜悦,远胜于一个人在沙漠中迷路,在确信自己必死无疑后又重新获得生存机会时的喜悦。 但如果这对造物主既无害也无益,那么造物主为何要求我们这样做呢? 造物主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们感恩并信仰,安拉为什么要惩罚你们呢? 安拉是善于报答的,是全知的” [《妇女章》4:147]。 这是因为安拉是“阿什-沙库尔”(ash-Shakūr),即至善报答者,他给予无量,并珍视哪怕最微小的努力。 这是因为安拉是“阿勒-拉赫曼”(ar-Rahmān),即无限仁慈者,他对仆人的怜悯和呵护,胜过任何母亲对新生儿的爱。 这是因为安拉是“阿勒-卡里姆”(al-Karīm),即至尊慷慨者,他乐于给予和宽恕,即使是对那些一生只知索取却遗忘他的人也是如此。 他乐于见到自己的仆人获得成功,因此他乐于见到他们通过崇拜他来实现这种成功。 接下来的小节将解释崇拜如何以多种方式促进人类的繁荣。

“伊巴达”(‘Ibāda)是获得内心平静与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

“伊巴达”让人们能够直接与伟大且至近的造物主交流,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这种虔诚的交流使灵魂得以亲近造物主,并获得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提供的宁静与满足。 这种亲近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齐克尔”(dhikr,即记念造物主)或这种正念所激发的身体行为(顺从造物主)来实现。 因此,崇拜造物主意味着通过灵性回归自我,它提供了清晰的认知,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并让人摆脱存在主义的焦虑。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灵性满足的强烈渴望。 如果没有这种满足,灵魂就会面临严重的干渴,随后陷入一个又一个海市蜃楼的痛苦幻觉中,每一个幻觉都给它带来片刻绿洲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失望。 这就是人类经验的悲剧,每当人们试图从外部世界寻求内心平静,或试图通过物质主义来实现自我时,就会陷入这种境地。 事实是,我们是居住在肉体中的灵性存在,而不是拥有灵性成分的肉体存在,也不是肉体与灵性各占一半的存在。 造物主邀请人们崇拜并顺从他,以充分发现并应对我们的双重本质。 正如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才能茁壮成长,我们的灵魂更需要崇拜(‘ibādah)才能生存和繁荣。 每当这种崇拜缺失时,一个人不仅感到空虚,本质上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地活着。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记念他的主(造物主)的人与不记念他的主的人之间的区别,就像活人与死人之间的区别。”

难怪现代社会面临着自杀率惊人的增长,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生命不值得活下去。 事实上,盖洛普民意调查一贯表明,宗教信仰程度较低的国家自杀率较高,研究也证实,“在大多数进行自杀研究的环境中,宗教在预防自杀方面发挥着保护作用。” 如果没有对造物主的真诚崇拜,人们就会被情感和行为上的疾病所困扰,这些疾病会让他们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感到窒息。 安拉(至高者)说:“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 [塔哈章 20:124]。 正如氧气对于身体呼吸是必要的,爱造物主并记念他对于灵魂呼吸也是必要的。 那些理解这一点并通过崇拜与造物主建立联系的人,会攀登上一座独特的灵性高山,那里的空气格外令人振奋,悲剧不会导致绝望,社会关系不会令人瘫痪,诱惑也无法动摇一个人的道德坚韧。

因此,伊斯兰教中的崇拜代表了实现人类卓越的明确路线图,它始于内在的灵性形式,并延伸至外在的卓越品格形式。 如果没有崇拜,人类注定会陷入心理灵性疾病和行为功能障碍之中。 正因如此,与大多数人对仪式性礼拜的理解不同,古兰经指出,每日礼拜的深层功能之一是遏制邪恶与丑行 [29:45]——正如斋戒能培养正直的品格 [2:183],施舍能净化贪婪与不义之财一样 [9:103]。

伟大的罕百里学派神学家伊本·拉贾布(卒于1393年)曾说:“内心若没有对造物主及其伟大的认知,没有对他的爱、敬畏、崇敬、希望和依赖,若没有被这一切所充满,内心就不会获得真正的安宁。” 这就是认主独一的真谛,也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的实际含义。 内心若没有将安拉作为唯一崇拜、深知、爱戴和敬畏的对象,就不会获得真正的健全……正如至高者所言:“天地间若有除安拉之外的众神,天地必将毁灭了” [众先知章 21:22]。 这表明,除非世间万物的行为完全归于安拉,否则无论天上还是人间,都不会有真正的福祉。 鉴于身体的活动遵循内心的活动与意志,只有当内心的活动与意志完全为了安拉时,内心才能变得健全,进而所有肢体的活动也会随之变得健全。 但当内心的活动与意志指向安拉(至高者)之外的事物时,内心便已腐坏,而肢体也会随着内心腐坏的程度而变得腐坏。”

“伊巴达”(崇拜)是解放

人类被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将生命投入到实现某种目标之中。 拥有目标是我们功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天性”(fiṭra)之中——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形而上学DNA。 然而,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可能是造物主,也可能是我们的肉欲、自我或社会压力。 侍奉安拉能保护我们免受心理与精神上的混乱——避免因试图同时满足生活中无数相互冲突的力量而导致内心撕裂。 安拉(至高者)说:“安拉设了一个比喻:一个属于意见不合的合伙人的奴隶,和一个专属于一个主人的奴隶——他们相等吗?”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 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队伍》章 39:29】。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造物主的崇拜和服从,使人类从低级追求的奴役和枷锁中解放出来。

当人们将生命奉献给他们的造物主时,他们会因崇拜唯一配受崇拜的主而感到力量倍增。 将心灵和肢体交付给安拉是尊严的巅峰,而向无情且无能的受造物屈服则是卑微的。 因此,拥抱一种被造物主所吸引的生活方式,才是最真实的解放,因为它最终服务于一个人最大的需求和利益;而让自己成为其他任何事物的俘虏,等同于自愿将自己囚禁在奴役的牢笼中。 关于这一点,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金银、华服和衣饰的奴隶是可悲的。 如果他得到了,他会很高兴;但如果他没得到,他就会不满。” 这就是为什么伊本·泰米叶在遭遇监禁并最终死于狱中之前会说:“真正的囚犯是那些心灵被锁住而远离其主(至高者)的人,而真正的俘虏是被自己的欲望所囚禁的人。”

在我们周围的社会特权阶层中,不难观察到,与那些生活相对简约的人相比,财富和名望的囚徒们是多么痛苦。 研究表明,那些认为生活除了肉体追求外毫无意义的享乐主义群体——尽管他们拥有获取这些追求的途径——却是最容易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这一阶层陷入了一种极其可悲的困境:尽管他们拥有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但他们既无法从财富中获得快乐,也无法放弃这些财富。 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幸福取决于这些物质财富。 至于造物主的虔诚追随者,他们只侍奉大能的造物主;他们在界限内享受物质世界的乐趣,但不会沦为物质的奴隶。

“伊巴达”(功修)提供了原则性道德的基础

人类需要记住,他们被创造是为了实现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并且是被造物主特意安置在地球上的。 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认知,道德辩论就会持续不断,且在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就道德动机而言,许多人表现得有道德是为了在他人眼中显得体面,或是为了获得内啡肽带来的愉悦感;如果这些激励因素不存在,他们可能就不会再表现得有道德了。 但当一个人将自己视为造物主的臣民(“阿卜德”/仆人),并认识到道德准则源于他,且唯一重要的看法是他的看法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会是有原则且始终如一的。 缺乏这种认知会导致内心冲突,这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因为他们通过定期的“伊巴达”(功修),使自己作为造物主国度中“阿卜德”(仆人)的自我形象始终鲜活。

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先知穆罕默德 ﷺ 都始终如一地意识到自己作为造物主面前“阿卜德”(仆人)的现实。 例如,他 ﷺ 每天早晚都会说:“安拉啊,你是我的主,除你之外没有应受崇拜的;你创造了我,我是你的仆人,我尽我所能遵守与你的盟约和承诺;我向你寻求庇护,以抵御我所犯下的罪恶。” “我承认你对我的恩典,我也承认我的罪过,所以请宽恕我,因为除了你,确实没有人能宽恕罪过。”

一个人的道德指南针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责任,而“伊巴达”(功修)通过与神圣者的关系,代表了这些价值观的本体论基础。 一个人通过体现反映造物主尊名和属性的品质(如仁慈、善良、爱和慷慨)来亲近造物主,从而度过人生的挣扎。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个人行善时,例如帮助穷人或捍卫弱势群体,如果不是为了通过这种行为亲近造物主,他们就忽略了这些美德的根本基础。 此外,对于那位赐予生命并赋予人类无价恩典的造物主,我们负有重大的道德责任。 这些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的道德义务,反而享受着尘世的果实,却从不举起双手进行感恩的祈祷,试图在忽视对造物主道德责任的同时过上美德生活。 这就像走进一位富有且有权势之人的豪宅——尽管“唯独属于安拉”才是最高尚的描述——然后坐在他奢华的椅子上,睡在他昂贵的床上(且没有弄脏它们)。 当豪宅主人回来,对这个人的擅自闯入以及未经许可使用这些奢侈品感到震惊时,闯入者却对他说:“我什么都没弄坏。” “我甚至还保持了它的整洁!” 他既没有承认这位富人的美德,也没有承认他对这座豪宅的所有权。 这正是那些在世间行善却不承认这些美德的基础或其所有者权威之人的态度。

“伊巴达”(崇拜)也使道德行为者在造物主眼中具备获得奖赏的资格。 行善所需的基本工具是一个人的存在、善意,以及实施善行所需的各种能力(肢体、财富等)。 由于这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赐,拒绝通过崇拜造物主来承认他,本质上是一种剽窃来的善行。 无论剽窃的作品多么令人印象深刻,造物主和世人都不会将其视为值得奖赏的。 但当“伊巴达”存在时,人们便可以请求对过去的奖赏以及对未来的支持。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仆人最接近造物主的时候,就是他/她叩头的时候,所以(那时)要多做祈祷。” 将脸伏在地上叩头是一种“伊巴达”行为,也是对造物主极致谦卑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时向造物主祈求最有可能得到回应。 那些因傲慢而不愿进行“伊巴达”的人,本质上是在拒绝造物主的邀请,因此安拉说:“你们的主说:‘你们祈祷我吧,我必应答你们。’” “的确,那些傲慢而不愿崇拜我的人,将卑微地进入火狱” [《赦免者》40:60]。

崇拜能更新信仰

伊斯兰教中的仪式性崇拜,让人的心灵时刻与造物主紧密相连。 《古兰经》号召人们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记念造物主,并拨出夜晚的一部分时间与他进行亲密的夜间对话。 它呼吁穆斯林通过每日五次礼拜、通过小净(仪式性洗礼)以及礼拜前的祈祷、通过每年一个月的斋戒、通过定期通读整部《古兰经》等方式来记念造物主。 这种美妙的循环让心灵与造化的真相保持同步,不断思考他们与造物主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人心(qalb)本质上是不稳定的(mutaqallib),容易遗忘,也容易被拖入疏忽和焦虑的状态;崇拜的作用就是让心灵保持纯净与光明。 当人从睡眠的疏忽中醒来时,便会记念造物主;礼晨礼(fajr,黎明礼拜)能增强精神力量,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 出门时诵念对造物主的记念,能让人免受应对物质世界所带来的困扰。 礼晌礼(ḍuḥa,上午礼拜)能为之前礼拜所点燃、可能已开始减弱的精神火炬重新充电。 正午时分,当精神几乎被世俗事务消耗殆尽时,礼晌礼(dhuhr,正午礼拜)能使其恢复原有的光彩。 就在疏忽感再次袭来时,礼晡礼(aṣr,下午礼拜)能唤起心中对造物主早先的那份渴望。 日落时分,人通过礼昏礼(maghrib,日落礼拜)寻求庇护,这能平复他疲惫而焦虑的精神。 在入睡前,穆斯林会礼宵礼(ishā’,夜晚礼拜),以持之以恒的态度结束这一天。 这就是基本的崇拜如何引发反思并更新一个人的信仰,洗去污点,让心灵保持鲜活与充沛的活力。 如果没有这些,人们可能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毁灭性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即便他们身边围绕着家人和仰慕者,也依然会感到孤独。 “伊巴达”(崇拜)保留了一个人的自主权,使其有权不仅仅是残酷生活磨盘中的一颗齿轮,并有能力从宇宙之王那里获得重获新生的力量。

“伊巴达”使人类与宇宙和谐共处

整个宇宙都处于俯伏状态,意即它们时刻都在顺从造物主的旨意。 安拉说:“天地万物都是他的。” “一切都虔诚地顺从他” [《罗马人章》30:26]。 造物主(至高至大者)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顺从的宇宙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创造的。 因此,我们周围存在的一切都被置于人类的掌控之下,这并非因为人类有权占有它们,而是为了让人类能够实现“伊巴达”,完成从微小原子到广袤星系所涵盖的宇宙统一。 安拉说:“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真理。” “(应当遵循)安拉所赋予人类的本性(fiṭra)。” “安拉的创造是不可改变的。” “这才是正教,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罗马人章》30:30]。 一个人自愿顺从造物主的旨意,反映了宇宙对造物主旨意的非自愿顺从,这种和谐以其协同效应和稳定性造福人类,而最早期的穆斯林群体最完美地展现了这一点。

3. 造物主乐于倾听并与他的仆人交谈

一些宗教怀疑论者将崇拜视为一种单方面的对话。 然而,《古兰经》告诉我们,仪式崇拜的本质是仆人与他们的主之间亲密的对话,而大能的主通过施予慈悯和关爱,回应了这些寻求亲近他的行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描述了这种双向关系,他解释说,在每天的五次礼拜中,造物主会对《开端章》的每一节经文多次做出回应。 每当穆斯林以警觉的心灵祈祷时,他/她都会发现造物主在专注地倾听,并以只有至慷慨者那永不枯竭的宝库才能提供的恩赐作为回应。

在礼拜之外,穆斯林在每一刻都受到邀请去与造物主建立联系并感受他的亲近,因为至仁慈者曾说:“我如我的仆人所预期的那样,当他记念我时,我便与他同在。” 如果他在私下里记念我,我也会在私下里记念他。 如果他在人群中提及我,我也会在更盛大的集会中提及他。 当他向我靠近一掌之距时,我便向他靠近一肘之长。 当他向我靠近一肘之长时,我便向他靠近一寻之距。 当他向我走来时,我便向他跑去。”

这些以及类似的经文强调,这绝非一位冷漠好战、以残酷统治为乐的造物主,甚至也不是一位仅仅回应人类爱慕的造物主。 相反,他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他无所需求——他爱与仆人建立联系的程度,远胜于仆人爱与他建立联系的程度;他寻求亲近仆人的渴望,远胜于仆人寻求亲近他的渴望;他奔向仆人的速度,也远快于仆人奔向他的速度。

4. 崇拜(‘Ibāda)是完美的考试题目

安拉(荣耀与崇高者)说:“如果你的主意欲,他本可以使人类成为一个(信仰)共同体;但他们将继续分歧——除非你的主所怜悯的人,他正是为此而创造了他们。” [《呼德》11:118-119]

全能的造物主创造人类是为了让他们崇拜他,并为此目的降下经典、派遣使者。 然而,他也赋予了人类不同的倾向,以及相当程度的自由意志,正直者借此升华,作恶者借此坠落。 在造物主赋予的这种自主权内,一群人投身于崇拜(‘ibāda),从而获得救赎;而另一群人拒绝崇拜,从而走向毁灭。 正如扎马赫沙里(卒于1143年)所言,安拉使人们“拥有选择权,这是(承担)责任所必需的根本基础。” 正因如此,他说:‘但他们将继续分歧——除非你的主所怜悯的人,’意指那些蒙受安拉恩典与引导的人,因此他们在真正的宗教上达成了一致,并未产生分歧。 [安拉随后说] ‘他创造他们正是为了这个’…… 以便他能奖赏那些选择真理的人,因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惩罚那些选择虚妄的人,因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抉择。”

然而,古兰经中明确指出,造物主希望对他的创造物施以仁慈,而非惩罚。 安拉说:“至于赛莫德人,我曾引导他们,但他们却宁愿选择盲从而不愿接受引导” [《古兰经》41:17]。 反思伊斯兰教中获得宽恕的多种多样的方式,显而易见,造物主希望因最微小的理由就赐予他的仆人恩典,并几乎接受任何借口来宽恕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念诵一百遍“subḥānAllāhi wa biḥamdih”可以洗清一个人的罪孽,即使这些罪孽多如海洋的泡沫;念诵一百遍“subḥānAllāh”则能让人获得一千件善功。 那么,怎么还会有人对造物主持有负面看法呢? 意识到每一次‘ibāda(功修),哪怕是片刻的沉思或被遗忘的低语,都将在天堂中获得永恒的奖赏,这是对造物主至高仁慈与恩典的深刻提醒。

‘ibāda(功修)是衡量人们美德的尺度。 考验需要一定程度的挑战来筛选受评估者,而‘ibāda(功修)往往需要抵御对安逸和舒适的本能偏好。 因此,安拉说:“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你要崇拜他,并坚定地崇拜他。 你知道有任何与他相似的[事物]吗?” [《古兰经》19:65]。 此处应注意,那些看似涉及回避“逆境”的说法实际上是误导性的。 伊本·盖伊姆说,随着在崇拜中持续不断的努力,“……崇拜的甘甜之门为他敞开,以至于他几乎无法满足;他在其中发现的快乐和慰藉,远胜于他在分心、游戏和满足欲望的快乐中所找到的一切。” 因为造物主希望人类能有更轻松的攀登和更甜美的回报,所以他要求他们崇拜他。

没有任何评估方法能与‘ibāda(功修)相提并论。 首先,崇拜(‘ibāda)本身就包含一种内在的奖赏机制:对造物主的认知会引向敬畏,敬畏又会引向心甘情愿的侍奉,而侍奉反过来又会加深认知与敬畏,从而促成更多的侍奉行为,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带来不断提升的灵性进步。 其次,崇拜的理性吸引力在于其内在的意义。 如果人生的考验是把一块巨石从山谷最低处搬到山顶,一旦滚落就必须重新搬回,那么人类自然会反抗这种毫无意义且痛苦的任务。 崇拜中所包含的困难实际上是伪装的祝福,其甘甜之处微妙而深远。 伊斯兰的崇拜是独特的,因为它赋予礼拜者阵阵神圣的慈悯,具有内在的价值,并通过将立足于大地与仰望天堂及后世相结合,来推动生产力。

结论

兜兜转转回到原点,让我们重申《古兰经》中贯穿始终的教导:造物主崇高的本质否定了他会无目的行事的可能性。 造物主,荣耀且尊严的主,深知他的受造物有时会对某些事件中看似缺乏智慧而产生怀疑,于是他说:“我并未以游戏的方式创造天地万物。” “我创造它们并非为了虚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晓” [烟雾章 44:38-39]。 安拉也说:“难道你们以为我创造你们只是为了玩乐,而你们终将不会被召回我这里吗?” “安拉是崇高的,他是主宰,是真理;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他是尊贵宝座的主” [信士章 23:115-116]。 造物主的伟大体现在他创造物的伟大之中;事实上,受造物无可挑剔的设计指向了一位有目的且智慧独一的造物主,而不是一位行事缺乏智慧或益处的造物主。

《古兰经》也明确断言,造物主并不需要人类的崇拜。 安拉说:“凡遵循正道的,他只是为了自己而遵循” [蚂蚁章 27:92]。 在这方面最常被引用的经文是安拉的教导:“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让他们崇拜我(独一)” [《播种者章》51:56]。 值得注意的是,紧随其后的经文明确否定了造物主对这种崇拜的需求:“我不需要他们提供任何给养,也不需要他们供养我。” “安拉确是(持续的)给养者,是拥有坚定力量的” [《播种者章》51:56-58]。 《古兰经》中有数十处经文强调,造物主(荣耀且崇高)并不会因被崇拜而获得任何东西,相反,他对行善者和作恶者同样慷慨施予。 其他经文也确立了这一点:不信道者对他的拒绝丝毫不能伤害他,正如信道者的信仰也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益处一样。 至高者说:“穆萨说:‘如果你和大地上的所有人都不信道,那么安拉确是无求的,是受赞颂的’” [《易卜拉欣章》14:8]。

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思考全能造物主的本质,也没有接触到他所启示的话语,就会误将神圣者视为古代神话中那种有需求或自恋的形象——即那些为了满足凡人可悲渴望而存在的众神。 坚持认为神圣者是出于自我中心而要求人们进行崇拜,这既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逻辑。 相反,这种想法源于对造物主错误的认知——即认为神是因为有需求才索取,或者毫无意义地索取。 至于穆斯林,他们有幸理解到,造物主喜爱被他的创造物崇拜和顺从,这并非因为他需要被认可或被服侍,而是因为他乐于看到我们从中获得的益处。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是全人类慈悲的主。

引用资源

• 萨米·阿梅里(Sami Ameri)博士是一位伊斯兰研究教授,也是一位多产的伊斯兰与哲学著作作家,同时还是比较宗教研究学术倡议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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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本·泰米叶,《理智与传述的冲突》,Dar al-Kunūz al-Adabiyya(利雅得,沙特阿拉伯:1391年希吉拉历),(4/35)。Qiyās shūmūl(全称推理)是一种范畴推理;即利用一条规则对属于该大范畴的特定事物得出结论。 Qiyās tamthīl(类比推理)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即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相似的事物进行比较。 Qiyās awlā(优先推理)是一种更强的类比;即利用特定事物的某种属性,对更大或逻辑上更必然的事物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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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6309),《穆斯林圣训实录》(2747);布哈里,穆罕默德·本·伊斯梅尔。 《布哈里圣训实录》。 (贝鲁特:Dār Ṭawq al-Najjāh,2002年),8/68;《穆斯林圣训实录》,([贝鲁特]:Dār Iḥyāʼ al-Kutub al-ʻArabīyah,1955年),4/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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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es-god-ask-for-worship
原文标题:Why Does God Ask for Worship?
作者:Sh. Mohammad Elshinawy
作者简介:谢赫·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穆罕默德·埃尔希纳维拥有米什卡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学士学位,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市)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除了在雅琴研究所工作外,他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IECPA的宗教主任,同时也是马格里布学院、米什卡大学和遗产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OHS)的讲师。他已将数十本书籍和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著有《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先知身份的证据》,并合著了《当星辰叩首:苏拉特优素福的沉思》和《仁慈的先知》。

为什么造物主要求人类崇拜他?伊斯兰对敬拜意义的深度解答



图:造物主为何要求崇拜?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反对者反复提出的批评。 它甚至在许多有神论者心中引发了怀疑,他们要么因其不断的重复而感到疲惫,要么仅仅是对能否得到满意的答复失去了希望。 本文基于萨米·阿梅里(Dr. Sami Ameri)博士所著的同名书籍,该书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批判,并给出了多种回应。

无神论者的论点声音很大且无处不在,以至于它们看起来似乎很多且深刻。 然而,仔细审视后,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它们实际上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是陈词滥调。 它们通常涉及对我们有限领域之外的现实所做的未经证实的假设,例如物质的永恒性,或造物主的属性和行为。 当然,后者比前者更复杂,因为它们涉及我们无法直接接触的非物质世界。

无神论者提出的一个常见问题,涉及造物主为何要求他的创造物崇拜他背后的智慧。 通常,它的表述类似于:既然造物主不需要我们的崇拜,为什么他还要要求我们崇拜他? 造物主从我们的礼拜、祈祷和斋戒中得到了什么益处? 有些人可能会先问:造物主创造我们的智慧是什么? 但当他们被告知是为了崇拜时,他们会立即反驳:但他从我们对他的崇拜中获得了什么? 由此,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本文首先提出了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造物主为何要求崇拜?”这个问题本身存在问题。 然后,它探讨了更相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崇拜造物主?”

解构问题

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无神论的论点在措辞上掩盖了其内在的谬误。 关注问题本身的措辞,就能揭示其预设的前提。 在收集论据去反驳一个问题之前,先确定该问题内部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是很重要的。 当提问者所理所当然的前提实际上并非他们所声称的那样“符合常识”时,内部矛盾就产生了。

1. 我们在理解造物主方面的局限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他(造物主)的帷幕是光。 如果他揭开帷幕,他面容的荣耀将焚毁他视线所及的一切(即造物主之外的一切存在)。”

对某事做出评判,首先需要理解它。 由于人类是有限的受造物,他们无法完全理解永恒的造物主的本质,也无法领会他的完美。 毕竟,他们既无法直接接触造物主,也没有能力在获得这种接触时处理它,更没有接触过任何类似的事物来让他们的想象力构建出心理图像。 因此,批判造物主的前提条件——即理解造物主——并不存在。 至高者说:“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他相比,他是全听的,是全观的” [古兰经 舒拉章 42:11]。 在其他地方,安拉重申道:“安拉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但他们却无法在知识上包罗他” [古兰经 塔哈章 20:110]。 正因如此,我们说,若没有启示,仅凭人类自己的思维去描述造物主是超出了其能力的。 人类可以也应该深入思考造物主的迹象,并从中推导出关于造物主及其属性的一些不可否认的真理。 然而,这样做时必须意识到,在人类思维与造物主本质的全部真相之间,已经降下了帷幕。 这里的智慧在于意识到一个人自身智慧的局限性。

例如,审视我们宇宙的宏大与精妙设计,使我们能够推断出那位创造了这一切的造物主的伟大与仁慈。 因此,造物主说:“他们站着、坐着或侧卧着纪念安拉,并思考天地万物的创造,(说):‘我们的主啊,你创造这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你超越了这一切。’” [《古兰经》3:191]。 然而,我们的思维在解读这些迹象时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试图完全理解那些被锁在坚不可摧之门后的奥秘。

正是由于人类的这些局限性,尽管《古兰经》对造物主的描述相当详尽,但仍将其限制在特定的神圣属性上,这是因为人类思维对理解神圣本质的能力有限。 鉴于这些局限性,人类随意质疑造物主要求被崇拜的智慧是不恰当的。

2. 假定造物主具有人性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前提

关于造物主“需要”崇拜的疑问从何而来? 为什么崇拜如何“利益”造物主这一问题,会成为那些提出此类疑问的人的核心议题? 这些问题源于人类将非人类事物拟人化的倾向。 这是一个在各大文明中都广为人知的历史现象,也是偶像崇拜者们全盘接受的观念。 那些认为造物主因某种需求或缺陷而要求崇拜的人,保留了古老的异教思维模式。在那种模式下,他们神话中的神灵就像凡人一样,因依赖而索取,因嫉妒而剥夺,并为了争夺宇宙的统治权而挑起战争。 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卒于公元前475年)曾评论过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将神灵拟人化的,他说:“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认为他们的神是塌鼻子的,而色雷斯人则给他们的神画上红头发和蓝眼睛……更奇怪的是,这些神灵还参与了违背正直品格的最令人发指的行为,比如杀戮、偷窃和抢劫,就像他们的崇拜者所做的那样……如果牛、马和狮子有手,并且能够绘画,那么马会把神画成马的样子,牛会把神画成牛的样子。”

拟人化论点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假设造物主在各个方面都与人类相似,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过度延伸的类比可能会这样展开:人类的行为和请求源于需求,因此所有的行为和请求都源于需求,包括造物主的行为和请求。

伊本·泰米叶(卒于1328年)说:“正因如此,古兰经的道路——这也是伟大的伊玛目们和早期穆斯林的道路——在于避免在涉及神圣事物时使用假设子部分完全相同的‘范畴三段论’(qiyās shūmūl)和‘演绎类比’(qiyās tamthīl)。” 相反,他们使用‘优先类比’(qiyās awlā)——因为安拉拥有最崇高的描述。” 换句话说,古兰经和早期穆斯林拒绝将造物主拟人化的解读,因为这种解读将人类作为理解造物主属性的棱镜。 相反,他们通过更高级的类比来理解造物主的属性,这意味着如果人类拥有一种值得称赞的特质,而造物主也拥有这种特质,那么人们对造物主的理解是该特质的一种更高级的形式,一种更符合他独一性和完美性的形式。 举例来说,人类拥有“生命”这一值得称赞的特质,造物主也拥有生命,因此造物主的生命必须被理解为是不同的且更伟大的(例如,他的生命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同样,人类拥有“知识”这一值得称赞的特质,造物主也拥有知识,尽管造物主的知识是圆满的。 因此,每当造物主和人类共享某种特质时,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相同,而仅仅是描述该特质的名称在语义上相似。 正如赛跑的“腿”不是狗的“腿”,风暴的“眼”也不是人类的“眼”一样,人类的特质只是造物主更伟大、更完美的特质的拙劣模仿。

因此,那些认为造物主索求崇拜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或弥补某种缺陷的人,本质上是在将神圣者拟人化。 这些人认为,所有的请求都是出于填补空虚的渴望,因为他们与人打交道的毕生经验告诉他们,这就是人们提出请求的原因。 然而,当我们并不完全理解造物主的本质时,却将这种动机强加于他,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当我们通过理性和启示所理解的他的本质,都表明他没有任何需求时,这种想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3. 并非每一个请求都源于请求者的需求

即使在人类之间,并非所有的请求都代表着需求。 试想一位医生要求病人张开嘴,以便给病人喂药。 这位医生希望病人听从这个请求,并非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听从这个请求对病人有益。 同样,安拉对崇拜的喜爱,也指向了崇拜对人类所带来的益处。 试想一个富人要求乞丐伸出手,并乐于看到乞丐照做,以便他能将钱递给对方。 这些例子能更好地类比造物主对被崇拜的渴望;他喜爱被崇拜和顺从,并不意味着他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任何请求——即使是在人与人之间——也并不总是与想要获得某种东西的欲望相关联。

事实上,有些请求可能纯粹是请求者出于仁慈,希望他人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并达成目标。 另一些请求则起到教学和示范的作用。 这些例子以及许多其他例子都表明,仅仅提出请求并不代表对某物有需求;请求被用于各种交流意图,其中许多并不涉及请求者自身的任何需求。 至于安拉,最完美的本质和属性都属于他。 人们的崇拜丝毫不会增加他的任何东西;相反,崇拜和行善的机会归根结底是造物主(荣耀归于他)赐予人类的礼物——考虑到他最初就赋予了人类行善的能力。 至高者说:“天地万物都归他所有,崇拜也理应始终归于他。” 那么,难道你们所畏惧的竟是安拉之外的吗? “你们所享有的任何恩惠,都是来自安拉的。” [《蜜蜂章》16:52-53]

回应这个问题

在揭示了这个问题背后的错误前提后,我们现在继续说明为什么崇拜造物主是必要且有益的。

1. 唯有造物主值得崇拜(‘Ibāda)

由于许多人认为“崇拜”仅由肢体的机械仪式组成,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古兰经》术语“‘ibāda”(通常译为崇拜或虔诚)核心所蕴含的情感。 博学的语言学家拉吉布·阿斯法哈尼(卒于1108年)解释说,‘ibāda代表了谦卑与破碎的极致。 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1350年)解释说,ta‘abbud(对‘ibāda的承诺)是爱的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一个人在所爱者面前会感到无能为力。 伊本·盖伊姆在别处阐述道:“完全的‘ubūdiyya(仆从身份)是完全之爱的副产品,而完全之爱则是所爱者被感知到的完美之副产品。” 至于安拉(受赞颂者),他拥有绝对的完美,以至于连想象他有缺陷都是不可能的。 凡是这样的人,只要他们的天性和理智保持健全,他们的心中就不会认为有任何事物比他更珍贵。 如果这种[爱]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那么爱他就必然要求侍奉他、服从他、追求他的喜悦,并竭尽全力去崇拜他、寻求接近他。 这种激励是‘ubudiyya背后最强大、最好的驱动力。 即使这种[感觉]没有伴随着命令、禁令、奖赏和惩罚,一个人仍然会倾尽[自己的]能力,并将[自己的]心奉献给真正值得‘ibāda的那一位。”

因此,‘ibāda涉及一种体现在内心和肢体臣服中的状态。 它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绝对的爱和绝对的谦卑。 这些源于对造物主完美属性的理解,以及对造物主恩典的认知(这会产生爱),同时也源于在他的完美面前意识到自身的缺陷(这会产生谦卑)。 可以说,崇拜(‘ibāda)是观察到存在之双重性后的必然现象:造物主与被造物、施予者与受予者、赐福者与蒙福者。 崇拜并非一项沉重的负担,也不是为了换取报酬的单纯劳作,而是一种通过灵性洞察和真诚努力所获得的恩赐。 一个人对造物主的伟大及其无数恩典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理解崇拜的必要性。 崇拜代表了对造物主爱的宣言,因为如果不先爱造物主而“崇拜”他,那便不是崇拜。一个人在爱的阶梯上攀登得越高,在侍奉的园圃中就越感到自在。

在《古兰经》的开篇章(法提哈章)中,造物主将“我们只崇拜祢”这句话放在赞美和颂扬他的经文之后,这意义深远。 这种顺序体现了侍奉是如何从认知中衍生出来的,因此穆斯林会受到感召,从内心和外在去崇拜造物主。 外在的动力是造物主所启示的命令,它要求人们履行仪式性的崇拜;而内在的动力则源于对造物主完美性的欣赏、对自身不完美性的认识,以及对他仁慈的感激。 因此,你会发现造物主的使者 ﷺ(人类中最优秀者)在夜间礼拜(仪式性虔诚的最佳时刻)中,于叩头时(宣告臣服与顺从的最佳状态)说道:“我无法充分赞美祢;祢正如祢所赞美的那样。” 即使是那些在天地间每一寸空间里叩头臣服的天使,在复生日也会说:“赞美祢;我们没有按照祢应受的崇拜去崇拜祢。” 这些由光所造、不间断地致力于侍奉造物主、处于永恒顺从中的高贵生命,深知他的威严(荣耀归于他)是受造物永远无法充分认知的。

安拉在创造万物之前就配受崇拜,即便他从未创造过任何事物,他那崇高的本质本身就使他理应成为我们内心虔诚的归宿。 即便我们从未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依然配受这种崇拜,更何况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他都向我们倾注着如倾盆大雨般的恩典呢? 敬畏他是必要的,因为整个今世和后世都属于他,而且他将在末日以完美的公正进行审判,并给予义人无量的奖赏。 安拉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后世的一切赞颂,也全归他。 他是至睿的,是彻知的。” [赛伯邑章 34:1]。 敬畏造物主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令人惊叹的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指向他。 “安拉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 天命降临在它们之间,以便你们知道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安拉的知识确实包罗万象。” [离婚章 65:1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到有必要认可人们的杰出成就和道德卓越。 那么,我们怎能不认可造物主那无与伦比的作为,以及他赋予人们一种天性(纯洁的本性),而人们身上一切令人钦佩的特质正是从中散发出来的呢? 那些声称自己成就完全归功于自己的人,在我们看来是自负且忘恩负义的。 对于那些拒绝感谢造物主的人,这种情绪难道不应该成倍增加吗?他将他们沉浸在他们所察觉的和未察觉的恩典中,并为他们提供了无数舒适和享受的途径。

2. 造物主是极其仁慈的

安拉喜爱他的仆人们将生命奉献给他进行崇拜和顺从,因为这种崇拜对他们自身是有益的。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安拉对仆人悔改的喜悦,远胜于一个人在沙漠中迷路,在确信自己必死无疑后又重新获得生存机会时的喜悦。 但如果这对造物主既无害也无益,那么造物主为何要求我们这样做呢? 造物主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们感恩并信仰,安拉为什么要惩罚你们呢? 安拉是善于报答的,是全知的” [《妇女章》4:147]。 这是因为安拉是“阿什-沙库尔”(ash-Shakūr),即至善报答者,他给予无量,并珍视哪怕最微小的努力。 这是因为安拉是“阿勒-拉赫曼”(ar-Rahmān),即无限仁慈者,他对仆人的怜悯和呵护,胜过任何母亲对新生儿的爱。 这是因为安拉是“阿勒-卡里姆”(al-Karīm),即至尊慷慨者,他乐于给予和宽恕,即使是对那些一生只知索取却遗忘他的人也是如此。 他乐于见到自己的仆人获得成功,因此他乐于见到他们通过崇拜他来实现这种成功。 接下来的小节将解释崇拜如何以多种方式促进人类的繁荣。

“伊巴达”(‘Ibāda)是获得内心平静与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

“伊巴达”让人们能够直接与伟大且至近的造物主交流,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这种虔诚的交流使灵魂得以亲近造物主,并获得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提供的宁静与满足。 这种亲近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齐克尔”(dhikr,即记念造物主)或这种正念所激发的身体行为(顺从造物主)来实现。 因此,崇拜造物主意味着通过灵性回归自我,它提供了清晰的认知,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并让人摆脱存在主义的焦虑。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灵性满足的强烈渴望。 如果没有这种满足,灵魂就会面临严重的干渴,随后陷入一个又一个海市蜃楼的痛苦幻觉中,每一个幻觉都给它带来片刻绿洲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失望。 这就是人类经验的悲剧,每当人们试图从外部世界寻求内心平静,或试图通过物质主义来实现自我时,就会陷入这种境地。 事实是,我们是居住在肉体中的灵性存在,而不是拥有灵性成分的肉体存在,也不是肉体与灵性各占一半的存在。 造物主邀请人们崇拜并顺从他,以充分发现并应对我们的双重本质。 正如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才能茁壮成长,我们的灵魂更需要崇拜(‘ibādah)才能生存和繁荣。 每当这种崇拜缺失时,一个人不仅感到空虚,本质上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地活着。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记念他的主(造物主)的人与不记念他的主的人之间的区别,就像活人与死人之间的区别。”

难怪现代社会面临着自杀率惊人的增长,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生命不值得活下去。 事实上,盖洛普民意调查一贯表明,宗教信仰程度较低的国家自杀率较高,研究也证实,“在大多数进行自杀研究的环境中,宗教在预防自杀方面发挥着保护作用。” 如果没有对造物主的真诚崇拜,人们就会被情感和行为上的疾病所困扰,这些疾病会让他们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感到窒息。 安拉(至高者)说:“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 [塔哈章 20:124]。 正如氧气对于身体呼吸是必要的,爱造物主并记念他对于灵魂呼吸也是必要的。 那些理解这一点并通过崇拜与造物主建立联系的人,会攀登上一座独特的灵性高山,那里的空气格外令人振奋,悲剧不会导致绝望,社会关系不会令人瘫痪,诱惑也无法动摇一个人的道德坚韧。

因此,伊斯兰教中的崇拜代表了实现人类卓越的明确路线图,它始于内在的灵性形式,并延伸至外在的卓越品格形式。 如果没有崇拜,人类注定会陷入心理灵性疾病和行为功能障碍之中。 正因如此,与大多数人对仪式性礼拜的理解不同,古兰经指出,每日礼拜的深层功能之一是遏制邪恶与丑行 [29:45]——正如斋戒能培养正直的品格 [2:183],施舍能净化贪婪与不义之财一样 [9:103]。

伟大的罕百里学派神学家伊本·拉贾布(卒于1393年)曾说:“内心若没有对造物主及其伟大的认知,没有对他的爱、敬畏、崇敬、希望和依赖,若没有被这一切所充满,内心就不会获得真正的安宁。” 这就是认主独一的真谛,也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的实际含义。 内心若没有将安拉作为唯一崇拜、深知、爱戴和敬畏的对象,就不会获得真正的健全……正如至高者所言:“天地间若有除安拉之外的众神,天地必将毁灭了” [众先知章 21:22]。 这表明,除非世间万物的行为完全归于安拉,否则无论天上还是人间,都不会有真正的福祉。 鉴于身体的活动遵循内心的活动与意志,只有当内心的活动与意志完全为了安拉时,内心才能变得健全,进而所有肢体的活动也会随之变得健全。 但当内心的活动与意志指向安拉(至高者)之外的事物时,内心便已腐坏,而肢体也会随着内心腐坏的程度而变得腐坏。”

“伊巴达”(崇拜)是解放

人类被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将生命投入到实现某种目标之中。 拥有目标是我们功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天性”(fiṭra)之中——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形而上学DNA。 然而,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可能是造物主,也可能是我们的肉欲、自我或社会压力。 侍奉安拉能保护我们免受心理与精神上的混乱——避免因试图同时满足生活中无数相互冲突的力量而导致内心撕裂。 安拉(至高者)说:“安拉设了一个比喻:一个属于意见不合的合伙人的奴隶,和一个专属于一个主人的奴隶——他们相等吗?”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 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队伍》章 39:29】。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造物主的崇拜和服从,使人类从低级追求的奴役和枷锁中解放出来。

当人们将生命奉献给他们的造物主时,他们会因崇拜唯一配受崇拜的主而感到力量倍增。 将心灵和肢体交付给安拉是尊严的巅峰,而向无情且无能的受造物屈服则是卑微的。 因此,拥抱一种被造物主所吸引的生活方式,才是最真实的解放,因为它最终服务于一个人最大的需求和利益;而让自己成为其他任何事物的俘虏,等同于自愿将自己囚禁在奴役的牢笼中。 关于这一点,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金银、华服和衣饰的奴隶是可悲的。 如果他得到了,他会很高兴;但如果他没得到,他就会不满。” 这就是为什么伊本·泰米叶在遭遇监禁并最终死于狱中之前会说:“真正的囚犯是那些心灵被锁住而远离其主(至高者)的人,而真正的俘虏是被自己的欲望所囚禁的人。”

在我们周围的社会特权阶层中,不难观察到,与那些生活相对简约的人相比,财富和名望的囚徒们是多么痛苦。 研究表明,那些认为生活除了肉体追求外毫无意义的享乐主义群体——尽管他们拥有获取这些追求的途径——却是最容易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这一阶层陷入了一种极其可悲的困境:尽管他们拥有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但他们既无法从财富中获得快乐,也无法放弃这些财富。 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幸福取决于这些物质财富。 至于造物主的虔诚追随者,他们只侍奉大能的造物主;他们在界限内享受物质世界的乐趣,但不会沦为物质的奴隶。

“伊巴达”(功修)提供了原则性道德的基础

人类需要记住,他们被创造是为了实现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并且是被造物主特意安置在地球上的。 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认知,道德辩论就会持续不断,且在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就道德动机而言,许多人表现得有道德是为了在他人眼中显得体面,或是为了获得内啡肽带来的愉悦感;如果这些激励因素不存在,他们可能就不会再表现得有道德了。 但当一个人将自己视为造物主的臣民(“阿卜德”/仆人),并认识到道德准则源于他,且唯一重要的看法是他的看法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会是有原则且始终如一的。 缺乏这种认知会导致内心冲突,这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因为他们通过定期的“伊巴达”(功修),使自己作为造物主国度中“阿卜德”(仆人)的自我形象始终鲜活。

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先知穆罕默德 ﷺ 都始终如一地意识到自己作为造物主面前“阿卜德”(仆人)的现实。 例如,他 ﷺ 每天早晚都会说:“安拉啊,你是我的主,除你之外没有应受崇拜的;你创造了我,我是你的仆人,我尽我所能遵守与你的盟约和承诺;我向你寻求庇护,以抵御我所犯下的罪恶。” “我承认你对我的恩典,我也承认我的罪过,所以请宽恕我,因为除了你,确实没有人能宽恕罪过。”

一个人的道德指南针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责任,而“伊巴达”(功修)通过与神圣者的关系,代表了这些价值观的本体论基础。 一个人通过体现反映造物主尊名和属性的品质(如仁慈、善良、爱和慷慨)来亲近造物主,从而度过人生的挣扎。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个人行善时,例如帮助穷人或捍卫弱势群体,如果不是为了通过这种行为亲近造物主,他们就忽略了这些美德的根本基础。 此外,对于那位赐予生命并赋予人类无价恩典的造物主,我们负有重大的道德责任。 这些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的道德义务,反而享受着尘世的果实,却从不举起双手进行感恩的祈祷,试图在忽视对造物主道德责任的同时过上美德生活。 这就像走进一位富有且有权势之人的豪宅——尽管“唯独属于安拉”才是最高尚的描述——然后坐在他奢华的椅子上,睡在他昂贵的床上(且没有弄脏它们)。 当豪宅主人回来,对这个人的擅自闯入以及未经许可使用这些奢侈品感到震惊时,闯入者却对他说:“我什么都没弄坏。” “我甚至还保持了它的整洁!” 他既没有承认这位富人的美德,也没有承认他对这座豪宅的所有权。 这正是那些在世间行善却不承认这些美德的基础或其所有者权威之人的态度。

“伊巴达”(崇拜)也使道德行为者在造物主眼中具备获得奖赏的资格。 行善所需的基本工具是一个人的存在、善意,以及实施善行所需的各种能力(肢体、财富等)。 由于这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赐,拒绝通过崇拜造物主来承认他,本质上是一种剽窃来的善行。 无论剽窃的作品多么令人印象深刻,造物主和世人都不会将其视为值得奖赏的。 但当“伊巴达”存在时,人们便可以请求对过去的奖赏以及对未来的支持。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仆人最接近造物主的时候,就是他/她叩头的时候,所以(那时)要多做祈祷。” 将脸伏在地上叩头是一种“伊巴达”行为,也是对造物主极致谦卑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时向造物主祈求最有可能得到回应。 那些因傲慢而不愿进行“伊巴达”的人,本质上是在拒绝造物主的邀请,因此安拉说:“你们的主说:‘你们祈祷我吧,我必应答你们。’” “的确,那些傲慢而不愿崇拜我的人,将卑微地进入火狱” [《赦免者》40:60]。

崇拜能更新信仰

伊斯兰教中的仪式性崇拜,让人的心灵时刻与造物主紧密相连。 《古兰经》号召人们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记念造物主,并拨出夜晚的一部分时间与他进行亲密的夜间对话。 它呼吁穆斯林通过每日五次礼拜、通过小净(仪式性洗礼)以及礼拜前的祈祷、通过每年一个月的斋戒、通过定期通读整部《古兰经》等方式来记念造物主。 这种美妙的循环让心灵与造化的真相保持同步,不断思考他们与造物主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人心(qalb)本质上是不稳定的(mutaqallib),容易遗忘,也容易被拖入疏忽和焦虑的状态;崇拜的作用就是让心灵保持纯净与光明。 当人从睡眠的疏忽中醒来时,便会记念造物主;礼晨礼(fajr,黎明礼拜)能增强精神力量,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 出门时诵念对造物主的记念,能让人免受应对物质世界所带来的困扰。 礼晌礼(ḍuḥa,上午礼拜)能为之前礼拜所点燃、可能已开始减弱的精神火炬重新充电。 正午时分,当精神几乎被世俗事务消耗殆尽时,礼晌礼(dhuhr,正午礼拜)能使其恢复原有的光彩。 就在疏忽感再次袭来时,礼晡礼(aṣr,下午礼拜)能唤起心中对造物主早先的那份渴望。 日落时分,人通过礼昏礼(maghrib,日落礼拜)寻求庇护,这能平复他疲惫而焦虑的精神。 在入睡前,穆斯林会礼宵礼(ishā’,夜晚礼拜),以持之以恒的态度结束这一天。 这就是基本的崇拜如何引发反思并更新一个人的信仰,洗去污点,让心灵保持鲜活与充沛的活力。 如果没有这些,人们可能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毁灭性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即便他们身边围绕着家人和仰慕者,也依然会感到孤独。 “伊巴达”(崇拜)保留了一个人的自主权,使其有权不仅仅是残酷生活磨盘中的一颗齿轮,并有能力从宇宙之王那里获得重获新生的力量。

“伊巴达”使人类与宇宙和谐共处

整个宇宙都处于俯伏状态,意即它们时刻都在顺从造物主的旨意。 安拉说:“天地万物都是他的。” “一切都虔诚地顺从他” [《罗马人章》30:26]。 造物主(至高至大者)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顺从的宇宙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创造的。 因此,我们周围存在的一切都被置于人类的掌控之下,这并非因为人类有权占有它们,而是为了让人类能够实现“伊巴达”,完成从微小原子到广袤星系所涵盖的宇宙统一。 安拉说:“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真理。” “(应当遵循)安拉所赋予人类的本性(fiṭra)。” “安拉的创造是不可改变的。” “这才是正教,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罗马人章》30:30]。 一个人自愿顺从造物主的旨意,反映了宇宙对造物主旨意的非自愿顺从,这种和谐以其协同效应和稳定性造福人类,而最早期的穆斯林群体最完美地展现了这一点。

3. 造物主乐于倾听并与他的仆人交谈

一些宗教怀疑论者将崇拜视为一种单方面的对话。 然而,《古兰经》告诉我们,仪式崇拜的本质是仆人与他们的主之间亲密的对话,而大能的主通过施予慈悯和关爱,回应了这些寻求亲近他的行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描述了这种双向关系,他解释说,在每天的五次礼拜中,造物主会对《开端章》的每一节经文多次做出回应。 每当穆斯林以警觉的心灵祈祷时,他/她都会发现造物主在专注地倾听,并以只有至慷慨者那永不枯竭的宝库才能提供的恩赐作为回应。

在礼拜之外,穆斯林在每一刻都受到邀请去与造物主建立联系并感受他的亲近,因为至仁慈者曾说:“我如我的仆人所预期的那样,当他记念我时,我便与他同在。” 如果他在私下里记念我,我也会在私下里记念他。 如果他在人群中提及我,我也会在更盛大的集会中提及他。 当他向我靠近一掌之距时,我便向他靠近一肘之长。 当他向我靠近一肘之长时,我便向他靠近一寻之距。 当他向我走来时,我便向他跑去。”

这些以及类似的经文强调,这绝非一位冷漠好战、以残酷统治为乐的造物主,甚至也不是一位仅仅回应人类爱慕的造物主。 相反,他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他无所需求——他爱与仆人建立联系的程度,远胜于仆人爱与他建立联系的程度;他寻求亲近仆人的渴望,远胜于仆人寻求亲近他的渴望;他奔向仆人的速度,也远快于仆人奔向他的速度。

4. 崇拜(‘Ibāda)是完美的考试题目

安拉(荣耀与崇高者)说:“如果你的主意欲,他本可以使人类成为一个(信仰)共同体;但他们将继续分歧——除非你的主所怜悯的人,他正是为此而创造了他们。” [《呼德》11:118-119]

全能的造物主创造人类是为了让他们崇拜他,并为此目的降下经典、派遣使者。 然而,他也赋予了人类不同的倾向,以及相当程度的自由意志,正直者借此升华,作恶者借此坠落。 在造物主赋予的这种自主权内,一群人投身于崇拜(‘ibāda),从而获得救赎;而另一群人拒绝崇拜,从而走向毁灭。 正如扎马赫沙里(卒于1143年)所言,安拉使人们“拥有选择权,这是(承担)责任所必需的根本基础。” 正因如此,他说:‘但他们将继续分歧——除非你的主所怜悯的人,’意指那些蒙受安拉恩典与引导的人,因此他们在真正的宗教上达成了一致,并未产生分歧。 [安拉随后说] ‘他创造他们正是为了这个’…… 以便他能奖赏那些选择真理的人,因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惩罚那些选择虚妄的人,因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抉择。”

然而,古兰经中明确指出,造物主希望对他的创造物施以仁慈,而非惩罚。 安拉说:“至于赛莫德人,我曾引导他们,但他们却宁愿选择盲从而不愿接受引导” [《古兰经》41:17]。 反思伊斯兰教中获得宽恕的多种多样的方式,显而易见,造物主希望因最微小的理由就赐予他的仆人恩典,并几乎接受任何借口来宽恕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念诵一百遍“subḥānAllāhi wa biḥamdih”可以洗清一个人的罪孽,即使这些罪孽多如海洋的泡沫;念诵一百遍“subḥānAllāh”则能让人获得一千件善功。 那么,怎么还会有人对造物主持有负面看法呢? 意识到每一次‘ibāda(功修),哪怕是片刻的沉思或被遗忘的低语,都将在天堂中获得永恒的奖赏,这是对造物主至高仁慈与恩典的深刻提醒。

‘ibāda(功修)是衡量人们美德的尺度。 考验需要一定程度的挑战来筛选受评估者,而‘ibāda(功修)往往需要抵御对安逸和舒适的本能偏好。 因此,安拉说:“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你要崇拜他,并坚定地崇拜他。 你知道有任何与他相似的[事物]吗?” [《古兰经》19:65]。 此处应注意,那些看似涉及回避“逆境”的说法实际上是误导性的。 伊本·盖伊姆说,随着在崇拜中持续不断的努力,“……崇拜的甘甜之门为他敞开,以至于他几乎无法满足;他在其中发现的快乐和慰藉,远胜于他在分心、游戏和满足欲望的快乐中所找到的一切。” 因为造物主希望人类能有更轻松的攀登和更甜美的回报,所以他要求他们崇拜他。

没有任何评估方法能与‘ibāda(功修)相提并论。 首先,崇拜(‘ibāda)本身就包含一种内在的奖赏机制:对造物主的认知会引向敬畏,敬畏又会引向心甘情愿的侍奉,而侍奉反过来又会加深认知与敬畏,从而促成更多的侍奉行为,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带来不断提升的灵性进步。 其次,崇拜的理性吸引力在于其内在的意义。 如果人生的考验是把一块巨石从山谷最低处搬到山顶,一旦滚落就必须重新搬回,那么人类自然会反抗这种毫无意义且痛苦的任务。 崇拜中所包含的困难实际上是伪装的祝福,其甘甜之处微妙而深远。 伊斯兰的崇拜是独特的,因为它赋予礼拜者阵阵神圣的慈悯,具有内在的价值,并通过将立足于大地与仰望天堂及后世相结合,来推动生产力。

结论

兜兜转转回到原点,让我们重申《古兰经》中贯穿始终的教导:造物主崇高的本质否定了他会无目的行事的可能性。 造物主,荣耀且尊严的主,深知他的受造物有时会对某些事件中看似缺乏智慧而产生怀疑,于是他说:“我并未以游戏的方式创造天地万物。” “我创造它们并非为了虚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晓” [烟雾章 44:38-39]。 安拉也说:“难道你们以为我创造你们只是为了玩乐,而你们终将不会被召回我这里吗?” “安拉是崇高的,他是主宰,是真理;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他是尊贵宝座的主” [信士章 23:115-116]。 造物主的伟大体现在他创造物的伟大之中;事实上,受造物无可挑剔的设计指向了一位有目的且智慧独一的造物主,而不是一位行事缺乏智慧或益处的造物主。

《古兰经》也明确断言,造物主并不需要人类的崇拜。 安拉说:“凡遵循正道的,他只是为了自己而遵循” [蚂蚁章 27:92]。 在这方面最常被引用的经文是安拉的教导:“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让他们崇拜我(独一)” [《播种者章》51:56]。 值得注意的是,紧随其后的经文明确否定了造物主对这种崇拜的需求:“我不需要他们提供任何给养,也不需要他们供养我。” “安拉确是(持续的)给养者,是拥有坚定力量的” [《播种者章》51:56-58]。 《古兰经》中有数十处经文强调,造物主(荣耀且崇高)并不会因被崇拜而获得任何东西,相反,他对行善者和作恶者同样慷慨施予。 其他经文也确立了这一点:不信道者对他的拒绝丝毫不能伤害他,正如信道者的信仰也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益处一样。 至高者说:“穆萨说:‘如果你和大地上的所有人都不信道,那么安拉确是无求的,是受赞颂的’” [《易卜拉欣章》14:8]。

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思考全能造物主的本质,也没有接触到他所启示的话语,就会误将神圣者视为古代神话中那种有需求或自恋的形象——即那些为了满足凡人可悲渴望而存在的众神。 坚持认为神圣者是出于自我中心而要求人们进行崇拜,这既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逻辑。 相反,这种想法源于对造物主错误的认知——即认为神是因为有需求才索取,或者毫无意义地索取。 至于穆斯林,他们有幸理解到,造物主喜爱被他的创造物崇拜和顺从,这并非因为他需要被认可或被服侍,而是因为他乐于看到我们从中获得的益处。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是全人类慈悲的主。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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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umud船队将如何改变巴勒斯坦囚犯议题?国际压力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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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活动者获释后发生了什么?巴勒斯坦囚犯问题重回国际议程

背景:巴勒斯坦囚犯议题是什么?

巴勒斯坦囚犯议题涉及以色列监狱中的政治囚犯、儿童、女性、行政拘留者以及酷刑和强迫失踪指控。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Global Sumud Flotilla 活动人士获释不应成为终点,国际动员应继续聚焦巴勒斯坦囚犯。

4月30日,以色列海军非法拦截了在希腊附近国际水域航行的“全球坚韧船队”(GSF)船只,并扣押了参与此次任务的近180名和平活动人士。



图片说明: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巴西活动人士蒂亚戈·阿维拉抵达圣保罗机场后受到欢迎,文章呼吁将关注延伸到巴勒斯坦囚犯。

尽管大多数参与者在遭受殴打和骚扰后最终获释,但GSF成员赛义夫·阿布克舍克(Saif Abukeshek)和蒂亚戈·阿维拉(Thiago Avila)被转移到了阿什凯隆的希克马监狱,随后被送上以色列法庭。

在监禁期间,两人都遭受了隔离、酷刑和身体状况恶化的折磨,直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他们在2026年5月10日获释。

这次动员表明,国际团结仍然可以给以色列带来政治代价。

据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事务委员会称,截至2026年4月,仍有超过9500名政治犯被关押在监狱中,其中包括300名儿童和57名妇女;自2023年10月以来,数百人在以色列的拘留系统中失踪,其家人往往对他们的命运一无所知。

阿布克舍克和阿维拉的被捕,让世界得以短暂但清晰地窥见巴勒斯坦人几代人以来所忍受的监狱系统,并有助于重新聚焦于以色列的监禁制度。

但促成他们获释的动员行动不能就此结束。它应成为一场更广泛、更持久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以争取所有巴勒斯坦囚犯的自由、尊严和保护。

自1974年以来,每年4月17日纪念的“巴勒斯坦囚犯日”反映了囚犯在巴勒斯坦集体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持续动员人们呼吁释放他们。

今年的动员活动再次呼吁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同时谴责以色列实施的任意拘留、酷刑和处决政策。



图片说明:以色列士兵出现在被占领的西岸纳布卢斯,文章把船队活动人士获释与巴勒斯坦囚犯处境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以色列监狱一直是殖民控制的核心工具,旨在瓦解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和集体政治生活。

从拘留中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一个以大规模酷刑、饥饿、严重殴打、性暴力和心理虐待为特征的政权。

该系统植根于英国托管时期的紧急状态法,曾用于镇压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期间的反殖民动员,后来演变成一种旨在压制整个巴勒斯坦社会政治和社会抵抗的统治机制。

自加沙“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以色列占领监狱系统内部的状况急剧恶化。从拘留中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一个以大规模酷刑、饥饿、严重殴打、性暴力和心理虐待为特征的政权。

以色列广泛使用行政拘留,即在没有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仅凭秘密证据进行监禁,这已受到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

根据“红丝带运动”强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以来,至少有88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在以色列羁押期间死亡,与往年相比出现了急剧上升。

与此同时,据以色列人权组织HaMoked称,2026年有3376名巴勒斯坦人被行政拘留。巴勒斯坦记者也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有超过150人被拘留,至少45人仍被关押。

这种升级伴随着以色列高级官员公开的种族灭绝言论。2024年6月,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公开宣称,应该用“一颗子弹击穿头部”来处决巴勒斯坦囚犯。这些言论并非边缘性的爆发或孤立的挑衅。它们反映了一种政治气候,在这种气候下,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已日益常态化。

2026年3月下旬,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恐怖分子死刑法》,显著扩大了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死刑的范围,特别是通过以色列的军事法庭系统,这引发了人们对大量巴勒斯坦囚犯可能面临处决的担忧。

该措施受到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被认为是一项歧视性的种族隔离法律,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不平等的惩罚制度制度化。

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发展,而是反映了植根于以色列监狱制度中的更广泛的消灭逻辑。

正如加沙遭受围困、饥饿和大规模破坏一样,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也受到旨在制造身心耗竭和摧毁生命的政策的集体针对。

据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事务委员会称,自1967年以来,约有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当局拘留,这反映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拘留制度的巨大规模和长期性。

巴勒斯坦囚犯从来不仅仅是殖民压迫的受害者。在几十年的囚禁中,以色列监狱成为了政治组织和抵抗的空间,囚犯们在那里建立了秘密学校,组织了绝食抗议,并帮助塑造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活。

像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前被拘留者哈利达·贾拉尔(Khalida Jarrar)以及已故的瓦利德·达卡(Walid Daqqa)这样的人物之所以成为象征,不仅是因为他们忍受了长期的监禁,更是因为他们在狱中依然坚持思考、写作和组织活动。

正如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反殖民囚犯,或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激进分子一样,巴勒斯坦囚犯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政治参照点。在面临被抹除的威胁时,他们体现了一种集体形式的“坚守”(sumud)。

正因如此,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囚犯争取自由的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将他们的问题简化为人道主义议题。他们的监禁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因此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必须具有同样的政治性。

尽管监禁暴力规模巨大且强度极高,但巴勒斯坦囚犯往往仍处于国际政治话语的边缘,只有在囚犯交换或国际活动人士被拘留时才会受到关注,而这些活动人士只是短暂地接触到了巴勒斯坦人几代人以来一直承受的监狱制度。

现在的挑战在于,这一时刻是会转瞬即逝,还是会成为围绕巴勒斯坦囚犯本身进行更广泛国际动员的基础。

在世界各地,新的声援基础设施已经成型——从学生营地和码头工人的行动,到船队、法律倡议以及“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

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式袭击加速了这一进程,促使全球公民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群体认识到,巴勒斯坦囚犯在以色列殖民暴力的宏大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

2026年初,在对以色列拘留政策的批评声日益高涨之际,活动人士发起了“红丝带运动”(Red Ribbons Campaign),这是一项呼吁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国际倡议。

诸如“立即释放马尔万”(Free Marwan Now)之类的运动,最近动员了国际艺术家和公众人物,推出了一款受2002年巴勒斯坦国家队球衣和马尔万·巴尔古提24年监禁生涯启发的声援足球衫,这反映出人们正日益努力将巴勒斯坦囚犯的斗争带入更广泛的全球公众意识中。该运动起源于伦敦,通过展示红丝带和被拘留者肖像的公共装置传播开来,旨在让巴勒斯坦囚犯在国际声援运动中保持可见度。



图片说明:一名获释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的西岸与亲人拥抱,画面对应文章关于囚犯释放和长期拘押问题的讨论。

反殖民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历史表明,政治犯绝非斗争的次要角色;他们往往成为更广泛解放运动的核心。

反殖民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历史表明,政治犯绝非斗争的次要角色。

从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期间的民族解放阵线(FLN)囚犯,到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纳尔逊·曼德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为释放他们而进行的国际运动成为了更广泛解放运动的关键支柱。

今天的巴勒斯坦也需要类似的政治视野。

像巴尔古提这样的人物被持续监禁,反映了以色列试图压制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本身;而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拘留——包括胡萨姆·阿布·萨菲亚(Hussam Abu Safiya),他在2024年12月因拒绝在围困中抛弃病人而被以色列军队突袭医院后,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则揭示了以色列试图将非人化常态化的更广泛企图。

因此,巴勒斯坦政治犯的自由应成为国际压力、法律倡导、制裁倡议以及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行动的核心。

这要求国际社会施加更大的压力,对酷刑、强迫失踪、任意拘留和狱中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对直接参与监狱系统的以色列官员和机构实施定向制裁。

这也要求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工会、大学和社会运动将捍卫巴勒斯坦囚犯视为与巴勒斯坦自由和自决的更广泛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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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船队活动者获释后发生了什么?巴勒斯坦囚犯问题重回国际议程

背景:巴勒斯坦囚犯议题是什么?

巴勒斯坦囚犯议题涉及以色列监狱中的政治囚犯、儿童、女性、行政拘留者以及酷刑和强迫失踪指控。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Global Sumud Flotilla 活动人士获释不应成为终点,国际动员应继续聚焦巴勒斯坦囚犯。

4月30日,以色列海军非法拦截了在希腊附近国际水域航行的“全球坚韧船队”(GSF)船只,并扣押了参与此次任务的近180名和平活动人士。



图片说明: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巴西活动人士蒂亚戈·阿维拉抵达圣保罗机场后受到欢迎,文章呼吁将关注延伸到巴勒斯坦囚犯。

尽管大多数参与者在遭受殴打和骚扰后最终获释,但GSF成员赛义夫·阿布克舍克(Saif Abukeshek)和蒂亚戈·阿维拉(Thiago Avila)被转移到了阿什凯隆的希克马监狱,随后被送上以色列法庭。

在监禁期间,两人都遭受了隔离、酷刑和身体状况恶化的折磨,直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他们在2026年5月10日获释。

这次动员表明,国际团结仍然可以给以色列带来政治代价。

据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事务委员会称,截至2026年4月,仍有超过9500名政治犯被关押在监狱中,其中包括300名儿童和57名妇女;自2023年10月以来,数百人在以色列的拘留系统中失踪,其家人往往对他们的命运一无所知。

阿布克舍克和阿维拉的被捕,让世界得以短暂但清晰地窥见巴勒斯坦人几代人以来所忍受的监狱系统,并有助于重新聚焦于以色列的监禁制度。

但促成他们获释的动员行动不能就此结束。它应成为一场更广泛、更持久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以争取所有巴勒斯坦囚犯的自由、尊严和保护。

自1974年以来,每年4月17日纪念的“巴勒斯坦囚犯日”反映了囚犯在巴勒斯坦集体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持续动员人们呼吁释放他们。

今年的动员活动再次呼吁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同时谴责以色列实施的任意拘留、酷刑和处决政策。



图片说明:以色列士兵出现在被占领的西岸纳布卢斯,文章把船队活动人士获释与巴勒斯坦囚犯处境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以色列监狱一直是殖民控制的核心工具,旨在瓦解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和集体政治生活。

从拘留中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一个以大规模酷刑、饥饿、严重殴打、性暴力和心理虐待为特征的政权。

该系统植根于英国托管时期的紧急状态法,曾用于镇压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期间的反殖民动员,后来演变成一种旨在压制整个巴勒斯坦社会政治和社会抵抗的统治机制。

自加沙“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以色列占领监狱系统内部的状况急剧恶化。从拘留中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一个以大规模酷刑、饥饿、严重殴打、性暴力和心理虐待为特征的政权。

以色列广泛使用行政拘留,即在没有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仅凭秘密证据进行监禁,这已受到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

根据“红丝带运动”强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以来,至少有88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在以色列羁押期间死亡,与往年相比出现了急剧上升。

与此同时,据以色列人权组织HaMoked称,2026年有3376名巴勒斯坦人被行政拘留。巴勒斯坦记者也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有超过150人被拘留,至少45人仍被关押。

这种升级伴随着以色列高级官员公开的种族灭绝言论。2024年6月,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公开宣称,应该用“一颗子弹击穿头部”来处决巴勒斯坦囚犯。这些言论并非边缘性的爆发或孤立的挑衅。它们反映了一种政治气候,在这种气候下,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已日益常态化。

2026年3月下旬,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恐怖分子死刑法》,显著扩大了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死刑的范围,特别是通过以色列的军事法庭系统,这引发了人们对大量巴勒斯坦囚犯可能面临处决的担忧。

该措施受到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被认为是一项歧视性的种族隔离法律,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不平等的惩罚制度制度化。

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发展,而是反映了植根于以色列监狱制度中的更广泛的消灭逻辑。

正如加沙遭受围困、饥饿和大规模破坏一样,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也受到旨在制造身心耗竭和摧毁生命的政策的集体针对。

据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事务委员会称,自1967年以来,约有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当局拘留,这反映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拘留制度的巨大规模和长期性。

巴勒斯坦囚犯从来不仅仅是殖民压迫的受害者。在几十年的囚禁中,以色列监狱成为了政治组织和抵抗的空间,囚犯们在那里建立了秘密学校,组织了绝食抗议,并帮助塑造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活。

像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前被拘留者哈利达·贾拉尔(Khalida Jarrar)以及已故的瓦利德·达卡(Walid Daqqa)这样的人物之所以成为象征,不仅是因为他们忍受了长期的监禁,更是因为他们在狱中依然坚持思考、写作和组织活动。

正如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反殖民囚犯,或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激进分子一样,巴勒斯坦囚犯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政治参照点。在面临被抹除的威胁时,他们体现了一种集体形式的“坚守”(sumud)。

正因如此,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囚犯争取自由的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将他们的问题简化为人道主义议题。他们的监禁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因此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必须具有同样的政治性。

尽管监禁暴力规模巨大且强度极高,但巴勒斯坦囚犯往往仍处于国际政治话语的边缘,只有在囚犯交换或国际活动人士被拘留时才会受到关注,而这些活动人士只是短暂地接触到了巴勒斯坦人几代人以来一直承受的监狱制度。

现在的挑战在于,这一时刻是会转瞬即逝,还是会成为围绕巴勒斯坦囚犯本身进行更广泛国际动员的基础。

在世界各地,新的声援基础设施已经成型——从学生营地和码头工人的行动,到船队、法律倡议以及“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

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式袭击加速了这一进程,促使全球公民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群体认识到,巴勒斯坦囚犯在以色列殖民暴力的宏大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

2026年初,在对以色列拘留政策的批评声日益高涨之际,活动人士发起了“红丝带运动”(Red Ribbons Campaign),这是一项呼吁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国际倡议。

诸如“立即释放马尔万”(Free Marwan Now)之类的运动,最近动员了国际艺术家和公众人物,推出了一款受2002年巴勒斯坦国家队球衣和马尔万·巴尔古提24年监禁生涯启发的声援足球衫,这反映出人们正日益努力将巴勒斯坦囚犯的斗争带入更广泛的全球公众意识中。该运动起源于伦敦,通过展示红丝带和被拘留者肖像的公共装置传播开来,旨在让巴勒斯坦囚犯在国际声援运动中保持可见度。



图片说明:一名获释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的西岸与亲人拥抱,画面对应文章关于囚犯释放和长期拘押问题的讨论。

反殖民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历史表明,政治犯绝非斗争的次要角色;他们往往成为更广泛解放运动的核心。

反殖民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历史表明,政治犯绝非斗争的次要角色。

从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期间的民族解放阵线(FLN)囚犯,到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纳尔逊·曼德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为释放他们而进行的国际运动成为了更广泛解放运动的关键支柱。

今天的巴勒斯坦也需要类似的政治视野。

像巴尔古提这样的人物被持续监禁,反映了以色列试图压制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本身;而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拘留——包括胡萨姆·阿布·萨菲亚(Hussam Abu Safiya),他在2024年12月因拒绝在围困中抛弃病人而被以色列军队突袭医院后,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则揭示了以色列试图将非人化常态化的更广泛企图。

因此,巴勒斯坦政治犯的自由应成为国际压力、法律倡导、制裁倡议以及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行动的核心。

这要求国际社会施加更大的压力,对酷刑、强迫失踪、任意拘留和狱中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对直接参与监狱系统的以色列官员和机构实施定向制裁。

这也要求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工会、大学和社会运动将捍卫巴勒斯坦囚犯视为与巴勒斯坦自由和自决的更广泛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收起阅读 »

英国穆斯林社区现状:为什么他们不是外来者而是社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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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反伊斯兰政治?英国公民身份与团结路径

背景:英国穆斯林归属争议是什么?

英国穆斯林归属争议围绕反伊斯兰言论、极右翼政治和公民身份展开,核心是穆斯林是否被平等视为英国社会成员。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英国穆斯林不是外来者,而是教师、医护、商人、志愿者和家庭成员,英国也是他们的家。

一个自称“团结王国”的集会,却为那些告诉英国穆斯林他们不属于这里、并嘲笑穆斯林女性服饰的言论提供平台,这本身就极其虚伪。



图片说明:汤米·罗宾逊支持者参加伦敦“团结英国”游行,文章指出这类政治动员正在加剧英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这个周末在伦敦发生的事件不仅令人反感,也不仅仅是我们本已恶化的公共辩论中又一个丑陋的插曲。它们是对我们部分政治和媒体文化正滑向危险方向的警告。

当伊斯兰恐惧症被伪装成爱国主义,当整个群体被描述为需要被清除、限制或击败的威胁时,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正常的政治分歧了。

我们正在目睹对数百万同胞蓄意的非人化——历史证明,这条路只会通向黑暗。

Runnymede Trust 最近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近年来英国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这在 2024 年夏季的骚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一项又一项的调查都凸显了这个问题,去年的一份报告发现,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或种族歧视。



图片说明:社交媒体截图显示伦敦“团结英国”集会相关画面,文章借此讨论英国穆斯林面对的排斥话语。

英国穆斯林占总人口的六成以上,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客人。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在学校教书,在医院寻求护理,在公共机构服务,经营企业,在社区做志愿者,并在这里养育我们的家庭。我们分担着英国的焦虑、希望、挫折和未来。暗示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是偏执,更是对英国本身的谎言。

但我们要明确一点:担心生活成本的普通人、为孩子教育焦虑的家长、等待医疗服务时间过长的患者、感到政治不再倾听他们的英国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敌人。这些恐惧中有许多是各群体所共有的。

穆斯林家庭也同样在为账单、住房、育儿、公共服务以及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挣扎。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排队,把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住在同一条街道,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悲剧在于,这些非常现实的担忧正被那些拿不出严肃解决方案的人所利用。他们无法为修复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建造住房、降低能源账单、改善学校、提高工资或恢复政治信任提供可信的答案。相反,他们提供了一个替罪羊。

他们声称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行事。实际上,他们正在破坏他们声称要捍卫的国家。

他们将本应指向失败体制的愤怒转移到了少数群体身上。他们告诉人们,问题出在邻居身上,而不是那些让许多人感到被遗弃的政治选择和经济失败。

他们声称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行事。实际上,他们正在破坏他们声称要捍卫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看它能多大声地排斥他人,而是看其社会结构的韧性:邻里之间的信任、给予每一位公民的尊严,以及不同群体在困难时期团结一致的能力。

这很重要,因为英国已经面临严峻挑战。公共服务正承受压力。许多社区感到被忽视。对机构的信任度很低。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承受不起分裂。一个从内部破碎的国家,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会大打折扣。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领导人、媒体和公共当局必须停止将伊斯兰恐惧症视为次要问题。如果类似的言论针对的是任何其他少数群体,它理应引发愤怒、调查和后果。英国穆斯林有权获得同样的保护、尊严和认可。

法律必须平等适用。公众谴责必须保持一致。当仇恨等同于对整个信仰群体的诋毁时,我们必须停止将其粉饰为“争议”或“言论自由”。

但答案不能仅仅是法律或制度上的。它还必须是公民层面的。我们需要一个比那些从分裂中获利者所提供的更好的英国故事。公民身份绝不应是有条件的。

一个在英国感到安全和被重视的穆斯林孩子,并不会让其他人变得不那么像英国人。一座服务于当地社区的清真寺并不会削弱这个国家。多元化,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时,并不是对国家凝聚力的威胁。它是英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每一个焦虑的公民都斥为仇恨者或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假装英国的问题不存在。我们的任务是将真正的公众关切与那些利用这些关切的人区分开来。

我们必须在不助长偏见的前提下回应人们的恐惧,并围绕真正重要的问题建立共同事业:体面的公共服务、安全的社区、稳固的未来,以及一个让任何人在这片土地上都不会被视为外人的国家。

英国穆斯林已准备好参与这项工作,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们反对针对任何群体的仇恨,这不仅是因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更因为我们坚信一个更强大的英国:在那里,人们不会被操纵去恐惧自己的邻居,分歧不会演变成非人化,团结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挥舞旗帜的同时却在撕裂社区。

极右翼势力制造分裂,却将其美化为力量。我们必须提供更好的选择:团结、尊严和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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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反伊斯兰政治?英国公民身份与团结路径

背景:英国穆斯林归属争议是什么?

英国穆斯林归属争议围绕反伊斯兰言论、极右翼政治和公民身份展开,核心是穆斯林是否被平等视为英国社会成员。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英国穆斯林不是外来者,而是教师、医护、商人、志愿者和家庭成员,英国也是他们的家。

一个自称“团结王国”的集会,却为那些告诉英国穆斯林他们不属于这里、并嘲笑穆斯林女性服饰的言论提供平台,这本身就极其虚伪。



图片说明:汤米·罗宾逊支持者参加伦敦“团结英国”游行,文章指出这类政治动员正在加剧英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这个周末在伦敦发生的事件不仅令人反感,也不仅仅是我们本已恶化的公共辩论中又一个丑陋的插曲。它们是对我们部分政治和媒体文化正滑向危险方向的警告。

当伊斯兰恐惧症被伪装成爱国主义,当整个群体被描述为需要被清除、限制或击败的威胁时,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正常的政治分歧了。

我们正在目睹对数百万同胞蓄意的非人化——历史证明,这条路只会通向黑暗。

Runnymede Trust 最近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近年来英国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这在 2024 年夏季的骚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一项又一项的调查都凸显了这个问题,去年的一份报告发现,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亲身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或种族歧视。



图片说明:社交媒体截图显示伦敦“团结英国”集会相关画面,文章借此讨论英国穆斯林面对的排斥话语。

英国穆斯林占总人口的六成以上,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客人。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在学校教书,在医院寻求护理,在公共机构服务,经营企业,在社区做志愿者,并在这里养育我们的家庭。我们分担着英国的焦虑、希望、挫折和未来。暗示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是偏执,更是对英国本身的谎言。

但我们要明确一点:担心生活成本的普通人、为孩子教育焦虑的家长、等待医疗服务时间过长的患者、感到政治不再倾听他们的英国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敌人。这些恐惧中有许多是各群体所共有的。

穆斯林家庭也同样在为账单、住房、育儿、公共服务以及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挣扎。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排队,把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住在同一条街道,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悲剧在于,这些非常现实的担忧正被那些拿不出严肃解决方案的人所利用。他们无法为修复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建造住房、降低能源账单、改善学校、提高工资或恢复政治信任提供可信的答案。相反,他们提供了一个替罪羊。

他们声称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行事。实际上,他们正在破坏他们声称要捍卫的国家。

他们将本应指向失败体制的愤怒转移到了少数群体身上。他们告诉人们,问题出在邻居身上,而不是那些让许多人感到被遗弃的政治选择和经济失败。

他们声称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行事。实际上,他们正在破坏他们声称要捍卫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看它能多大声地排斥他人,而是看其社会结构的韧性:邻里之间的信任、给予每一位公民的尊严,以及不同群体在困难时期团结一致的能力。

这很重要,因为英国已经面临严峻挑战。公共服务正承受压力。许多社区感到被忽视。对机构的信任度很低。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承受不起分裂。一个从内部破碎的国家,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会大打折扣。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领导人、媒体和公共当局必须停止将伊斯兰恐惧症视为次要问题。如果类似的言论针对的是任何其他少数群体,它理应引发愤怒、调查和后果。英国穆斯林有权获得同样的保护、尊严和认可。

法律必须平等适用。公众谴责必须保持一致。当仇恨等同于对整个信仰群体的诋毁时,我们必须停止将其粉饰为“争议”或“言论自由”。

但答案不能仅仅是法律或制度上的。它还必须是公民层面的。我们需要一个比那些从分裂中获利者所提供的更好的英国故事。公民身份绝不应是有条件的。

一个在英国感到安全和被重视的穆斯林孩子,并不会让其他人变得不那么像英国人。一座服务于当地社区的清真寺并不会削弱这个国家。多元化,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时,并不是对国家凝聚力的威胁。它是英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每一个焦虑的公民都斥为仇恨者或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假装英国的问题不存在。我们的任务是将真正的公众关切与那些利用这些关切的人区分开来。

我们必须在不助长偏见的前提下回应人们的恐惧,并围绕真正重要的问题建立共同事业:体面的公共服务、安全的社区、稳固的未来,以及一个让任何人在这片土地上都不会被视为外人的国家。

英国穆斯林已准备好参与这项工作,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们反对针对任何群体的仇恨,这不仅是因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更因为我们坚信一个更强大的英国:在那里,人们不会被操纵去恐惧自己的邻居,分歧不会演变成非人化,团结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挥舞旗帜的同时却在撕裂社区。

极右翼势力制造分裂,却将其美化为力量。我们必须提供更好的选择:团结、尊严和共同的未来。 收起阅读 »

关于伊朗战争报道的5个误解:西方媒体话术为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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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媒体叙事解读:一文读懂“Baby Shah”到信息战

背景:伊朗战争报道争议是什么?

伊朗战争报道争议指部分西方媒体在战争中使用夸张、戏剧化和选择性叙事,影响公众对伊朗局势的理解。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伊朗战争报道被批评充满戏剧化叙事和信息战套路,新闻与政治幻想的边界变得模糊。

关于伊朗战争的媒体报道已经荒谬到了肥皂剧的程度。一会儿,观众被告知“小沙阿”礼萨·巴列维即将凯旋回到德黑兰。



图片说明: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德黑兰的资料照片,文章借此批评西方媒体对伊朗政治人物的戏剧化叙事。

下一刻,库尔德“非正规军”——等等,现在是1914年还是2026年?——据称正准备越过伊拉克边境以支持政权更迭行动,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崩溃边缘。

几小时内,又有消息称最高领袖已被杀,随后剧情出现反转:他那被指定为继任者的儿子被描述得像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的反派,是一个面目全非、充满复仇心的神职人员,他躲在公众视野之外,“从阴影中”进行统治,同时在伦敦拥有大量房产。

就在剧情似乎已经穷尽时,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一位反以色列的民粹主义前总统,通常被描述为“强硬派”,突然在报道中成了以色列眼中伊朗未来的首选替代人选。

到了这一步,如果不提1997年的讽刺电影《摇尾狗》,简直就是失职。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政治操盘手和一位好莱坞制片人为了掩盖性丑闻而编造了一场战争,这远在爱泼斯坦档案曝光之前。

叙事转变的速度和戏剧性之强,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几乎不再像是新闻报道了。自2月下旬以来,媒体所呈现的内容往往感觉像是连载小说,充满了王朝阴谋、漫画式的反派、奇迹般的复活,以及每周一次的悬念,旨在让观众在情感上沉迷于这部三幕式的大片。

在这场闹剧中,最能说明问题的矛盾或许是西方媒体对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突然“平反”。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西方和以色列的话语中通常被描绘为末日非理性的化身,多年来一直被描述为“弥赛亚式”、意识形态狂热,甚至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本身都构成危险。



图片说明:德黑兰遭袭后的画面与伊朗战争报道相互交织,文章批评部分媒体把战争复杂现实简化为娱乐化故事。

然而,在战争猜测的喧嚣中,一家有影响力的美国刊物现在将同一个人描绘成一个潜在的务实、可控甚至有用的政治参与者——尽管没有任何与这位伊朗前领导人相关的人士对此进行官方证实。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政治人物第一次在战时根据迫切需要而被重新包装。

在冷战及其后时期,萨达姆·侯赛因等人曾交替被视为战略伙伴或生存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抗革命伊朗的制衡力量而受到支持,十年后却被重新塑造为地区暴政的化身。

阿富汗圣战者曾被誉为抵抗苏联占领的“自由战士”,后来却被贴上了极端分子的标签。巴拿马将军曼努埃尔·诺列加一旦在政治上变得不便,就从情报合作伙伴变成了流氓独裁者和毒品罪犯。

在越南,吴庭艳最初被誉为反共堡垒,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演变,他后来被重新定义为威权主义的累赘。甚至巴勒斯坦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公众形象,也根据谈判的进展,在恐怖主义领导人、革命偶像和和平伙伴之间摇摆不定。

如果说有什么是肯定的,那就是这场闹剧终有一天会成为教科书中关于叙事武器化和信息战的一章。



图片说明:巴格达伊朗大使馆附近抗议画面,反映伊朗战争报道常被地区政治情绪和信息战放大。

然而,就艾哈迈迪内贾德而言,被怀疑与轰炸伊朗平民的敌对外国势力勾结,对他个人的声誉和安全都是一种损害。在伊朗国内,这份报道遭到了怀疑和嘲笑,被视为服务于某种不透明议程的又一个捏造。

到目前为止,关于现代冲突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信息空间内进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虽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但随着媒体生态系统的演变,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放大效应的兴起,它获得了新的意义。

这些平台和评论圈(包括那些一句波斯语都不会说的“伊朗专家”)往往奖励戏剧性的猜测,而不是基于历史和文化细微差别的冷静、来源可靠的分析。

与此同时,每个政治派别都将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现实版本投射到伊朗身上,无论是否经过核实。

在战时,当目标是传达势头、制造崩溃感、瓦解对手士气并让国内受众相信事件正朝着预想方向发展时,连贯性往往让位于实用性。媒体机构转载和传播这些说法,部分是为了避免被排除在媒体周期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重复,猜测便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伊朗战争媒体闹剧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们以绝对肯定的态度预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即将崩溃。



图片说明:法国加油站画面显示能源价格压力,文章提到伊朗战争叙事如何影响公众对地区风险的理解。

从冲突爆发之初,受众就被反复告知伊朗政权已时日无多;精英阶层的分裂已不可逆转,少数民族将倒向外部侵略者,军事压力与国内动荡的结合将最终导致领导层的更迭。

我们当中有些人年纪够大,还记得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当时西方媒体的大部分机构毫无疑问地传播了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官方声明,而这些武器从未出现过。这是一场新闻业至今仍未完全恢复的信任危机。

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实却顽固地拒绝按照剧本上演。这个被视为“坏人”大本营的国家,在战时巩固和承受冲击方面的能力,远比许多评论员愿意承认的要强大得多。

外部攻击和围困状态似乎反而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和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媒体报道淡化了——或者至少是有选择性地构建了——伊朗对手所遭受的实质性损失,导致战场现实与媒体叙事之间出现了脱节。严肃的地缘政治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一厢情愿的臆测所取代。

如果说有什么是确定的,那就是这场闹剧终有一天会成为教科书中关于叙事武器化和信息战的章节。未来的新闻系学生、媒体理论家和情报分析师很可能会将这一时期作为新闻报道、心理战、宣传和娱乐之间界限模糊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

谣言、幻想、意识形态投射和选择性报道在实时中融合,在算法的推动下,通过一个奖励奇观而非实质内容的评论机器不断循环。

正如电影《摇尾狗》(Wag the Dog)中的公关专家康拉德·布里恩所说:“如果它是真的,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是一个故事并且它被爆出来了,他们就会跟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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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媒体叙事解读:一文读懂“Baby Shah”到信息战

背景:伊朗战争报道争议是什么?

伊朗战争报道争议指部分西方媒体在战争中使用夸张、戏剧化和选择性叙事,影响公众对伊朗局势的理解。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伊朗战争报道被批评充满戏剧化叙事和信息战套路,新闻与政治幻想的边界变得模糊。

关于伊朗战争的媒体报道已经荒谬到了肥皂剧的程度。一会儿,观众被告知“小沙阿”礼萨·巴列维即将凯旋回到德黑兰。



图片说明: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德黑兰的资料照片,文章借此批评西方媒体对伊朗政治人物的戏剧化叙事。

下一刻,库尔德“非正规军”——等等,现在是1914年还是2026年?——据称正准备越过伊拉克边境以支持政权更迭行动,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崩溃边缘。

几小时内,又有消息称最高领袖已被杀,随后剧情出现反转:他那被指定为继任者的儿子被描述得像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的反派,是一个面目全非、充满复仇心的神职人员,他躲在公众视野之外,“从阴影中”进行统治,同时在伦敦拥有大量房产。

就在剧情似乎已经穷尽时,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一位反以色列的民粹主义前总统,通常被描述为“强硬派”,突然在报道中成了以色列眼中伊朗未来的首选替代人选。

到了这一步,如果不提1997年的讽刺电影《摇尾狗》,简直就是失职。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政治操盘手和一位好莱坞制片人为了掩盖性丑闻而编造了一场战争,这远在爱泼斯坦档案曝光之前。

叙事转变的速度和戏剧性之强,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几乎不再像是新闻报道了。自2月下旬以来,媒体所呈现的内容往往感觉像是连载小说,充满了王朝阴谋、漫画式的反派、奇迹般的复活,以及每周一次的悬念,旨在让观众在情感上沉迷于这部三幕式的大片。

在这场闹剧中,最能说明问题的矛盾或许是西方媒体对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突然“平反”。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西方和以色列的话语中通常被描绘为末日非理性的化身,多年来一直被描述为“弥赛亚式”、意识形态狂热,甚至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本身都构成危险。



图片说明:德黑兰遭袭后的画面与伊朗战争报道相互交织,文章批评部分媒体把战争复杂现实简化为娱乐化故事。

然而,在战争猜测的喧嚣中,一家有影响力的美国刊物现在将同一个人描绘成一个潜在的务实、可控甚至有用的政治参与者——尽管没有任何与这位伊朗前领导人相关的人士对此进行官方证实。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政治人物第一次在战时根据迫切需要而被重新包装。

在冷战及其后时期,萨达姆·侯赛因等人曾交替被视为战略伙伴或生存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抗革命伊朗的制衡力量而受到支持,十年后却被重新塑造为地区暴政的化身。

阿富汗圣战者曾被誉为抵抗苏联占领的“自由战士”,后来却被贴上了极端分子的标签。巴拿马将军曼努埃尔·诺列加一旦在政治上变得不便,就从情报合作伙伴变成了流氓独裁者和毒品罪犯。

在越南,吴庭艳最初被誉为反共堡垒,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演变,他后来被重新定义为威权主义的累赘。甚至巴勒斯坦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公众形象,也根据谈判的进展,在恐怖主义领导人、革命偶像和和平伙伴之间摇摆不定。

如果说有什么是肯定的,那就是这场闹剧终有一天会成为教科书中关于叙事武器化和信息战的一章。



图片说明:巴格达伊朗大使馆附近抗议画面,反映伊朗战争报道常被地区政治情绪和信息战放大。

然而,就艾哈迈迪内贾德而言,被怀疑与轰炸伊朗平民的敌对外国势力勾结,对他个人的声誉和安全都是一种损害。在伊朗国内,这份报道遭到了怀疑和嘲笑,被视为服务于某种不透明议程的又一个捏造。

到目前为止,关于现代冲突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信息空间内进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虽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但随着媒体生态系统的演变,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放大效应的兴起,它获得了新的意义。

这些平台和评论圈(包括那些一句波斯语都不会说的“伊朗专家”)往往奖励戏剧性的猜测,而不是基于历史和文化细微差别的冷静、来源可靠的分析。

与此同时,每个政治派别都将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现实版本投射到伊朗身上,无论是否经过核实。

在战时,当目标是传达势头、制造崩溃感、瓦解对手士气并让国内受众相信事件正朝着预想方向发展时,连贯性往往让位于实用性。媒体机构转载和传播这些说法,部分是为了避免被排除在媒体周期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重复,猜测便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伊朗战争媒体闹剧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们以绝对肯定的态度预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即将崩溃。



图片说明:法国加油站画面显示能源价格压力,文章提到伊朗战争叙事如何影响公众对地区风险的理解。

从冲突爆发之初,受众就被反复告知伊朗政权已时日无多;精英阶层的分裂已不可逆转,少数民族将倒向外部侵略者,军事压力与国内动荡的结合将最终导致领导层的更迭。

我们当中有些人年纪够大,还记得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当时西方媒体的大部分机构毫无疑问地传播了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官方声明,而这些武器从未出现过。这是一场新闻业至今仍未完全恢复的信任危机。

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实却顽固地拒绝按照剧本上演。这个被视为“坏人”大本营的国家,在战时巩固和承受冲击方面的能力,远比许多评论员愿意承认的要强大得多。

外部攻击和围困状态似乎反而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和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媒体报道淡化了——或者至少是有选择性地构建了——伊朗对手所遭受的实质性损失,导致战场现实与媒体叙事之间出现了脱节。严肃的地缘政治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一厢情愿的臆测所取代。

如果说有什么是确定的,那就是这场闹剧终有一天会成为教科书中关于叙事武器化和信息战的章节。未来的新闻系学生、媒体理论家和情报分析师很可能会将这一时期作为新闻报道、心理战、宣传和娱乐之间界限模糊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

谣言、幻想、意识形态投射和选择性报道在实时中融合,在算法的推动下,通过一个奖励奇观而非实质内容的评论机器不断循环。

正如电影《摇尾狗》(Wag the Dog)中的公关专家康拉德·布里恩所说:“如果它是真的,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是一个故事并且它被爆出来了,他们就会跟着报道。” 收起阅读 »

3个数据显示苏丹战争被忽视:伊朗战争如何改变全球媒体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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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战争对平民有什么影响?饥荒、流离失所和国际误读

背景:苏丹战争是什么?

苏丹战争是苏丹国内长期冲突和权力斗争造成的人道危机,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饥荒风险和社会崩塌。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苏丹危机长期被国际媒体忽视,直到它能被放进伊朗战争和地区安全叙事中才重新出现。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的视频补充说明苏丹战争为何被国际新闻议程边缘化。

有些战争主导了全球的想象力,而另一些战争则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苏丹已经变成了后者。



图片说明:肯尼亚内罗毕的活动人士乘坐印有国际特赦组织标语的巴士,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苏丹战争。

三年多来,苏丹一直在经历一场灾难,如果换作其他情况,这本应占据全球头条。

这个国家正在缓慢地崩溃。超过1400万人流离失所。整座整座的城市变得空空荡荡。市场几乎无法运作。医院要么已经关闭,要么在没有电力、药品或医护人员的情况下勉强维持。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苏丹为何突然重新出现在国际头条新闻中,以及原因何在。

三月份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当时美国国务院宣布计划将苏丹穆斯林兄弟会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理由非常明确:华盛顿指责该组织接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持。

那一刻颇具启示意义。苏丹重回全球视野并非因为饥荒预警,也不是因为平民在市场和流离失所者营地中被杀害。它重回视野是因为它可以被纳入以伊朗为核心的更大地缘政治对抗之中。

这并非巧合。它凸显了注意力是如何运作的。苏丹并非隐形,而是有条件地可见。



图片说明:苏丹战争风险长期存在,文章指出全球媒体常在地区大国冲突出现后才重新关注这场危机。

苏丹战争的核心依然是一场国内冲突。其根源在于失败的政治转型、军事化的国家,以及为争夺权力和资源而战的敌对武装力量。

然而,由于外部参与者的投机介入,这场战争被蓄意加速并变得更加致命,他们将苏丹的碎片化视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舞台,而非一个需要解决的悲剧。

这一切在2026年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看待这场战争的视角。

这不仅仅是忽视。这是一种扭曲。苏丹正在被关注,但并非基于其自身的情况。

随着美国和以色列一方与伊朗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苏丹的定位被重新构建:它不再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而是更广泛对抗中的一个空间。

武装团体不再仅仅是地方行为体,而是区域影响力的延伸。军事进展——尤其是无人机的使用——被解读为更广泛冲突中阵营站队的信号。

但这种重新构建带来的扭曲多于解释。苏丹的行为体并非简单的代理人。他们在自己的政治逻辑内运作,这种逻辑是由多年的内部碎片化所塑造的。外部支持可能会改变力量平衡,但并不能定义战争本身。



图片说明:一名妇女在苏丹领取救援物资后背着孩子离开,画面对应文章提到的流离失所和人道压力。

然而,一旦苏丹被纳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优先事项就会发生转移。问题不再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是如何管理其影响。

这种转变会带来后果,因为被管理的战争很少是能够得到解决的战争。

如果说苏丹的地缘政治重构是危机的一层,那么经济后果则是另一层,而且它们正在加速恶化。

伊朗战争引发了全球能源冲击。石油价格已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这是由关键航运路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很大一部分石油供应由此通过)的中断所驱动的。

对于脆弱的经济体来说,这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这是迫在眉睫的。严重依赖进口燃料的苏丹受到了沉重打击。

该国的燃料价格急剧飙升。在平行市场上,汽油价格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从每加仑约18000苏丹镑(30美元)跳涨至近30000苏丹镑。这并非微小的增长;这是一场冲击,波及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燃料驱动运输。运输驱动食品供应。食品供应决定生存。当运输成本上升时,食品价格随之跟进。整个供应链放缓或崩溃。在苏丹,生存与饥饿之间的界限本已脆弱,这些压力是毁灭性的。

在恩图曼和瓦德迈达尼等城市,一些商人完全停止了销售,因为无法在一个成本每日都在变化的市场上为商品定价。一袋50公斤的糖在几天内价格上涨了数千苏丹镑,而建筑材料价格则飙升了超过50%。

这就是经济危机在战区展开的方式——不是单一事件,而是连锁式的失败。

苏丹的通货膨胀本已严重。在2026年初,甚至在最新一轮冲击之前,官方数据就显示其通胀率已超过56%。现在,随着燃料价格上涨和进口中断,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速度远超官方统计所能捕捉的范围。

而燃料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与伊朗战争相关的全球性动荡也波及了化肥、航运和供应链。随着药店补货困难,获取药物变得愈发艰难。对于平民而言,这意味着一次简单的感染或慢性病都可能危及生命。

苏丹当前的局势核心存在一个悖论。这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在人道层面却愈发被忽视。

它被更大的冲突所掩盖,尤其是涉及伊朗的局势升级。与此同时,在关于苏丹本身的讨论中,平民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安全、联盟和战略定位的叙事。

这不仅仅是忽视。这是一种扭曲。苏丹正被注视着,但并非从其自身角度出发。



图片说明:苏丹流离失所者处境艰难,文章强调能源冲击、物价上涨和战争共同加重平民生活负担。

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人道主义需求持续超过了资金支持。该国的经济崩溃正在加剧。在缺乏可靠政治进程的情况下,武装势力正在巩固权力。

然而,国际社会的反应依然支离破碎——更多是出于外部关切而非内部现实,表现为被动应对而非战略干预。

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扭转。像苏丹这样的冲突不会局限在某一范围内。它们重塑地区格局,引发跨境流离失所,并固化了比任何单一战争都更为持久的暴力体系。

无视这一点并不能稳定局势。它只会推迟那些不可避免的代价到来的时刻。

苏丹今日的悲剧不仅在于其苦难的规模,更在于这种苦难被解读的方式。这场战争已不再被主要视为一场苏丹危机。它被外部冲突,特别是伊朗战争的视角所过滤。

在这个过程中,实地的真相被扭曲了。这就是危险所在:因为被忽视的危机尚可被重新发现,但被误解的危机从一开始就会被以错误的方式处理。

苏丹不需要被卷入他人的战争才显得重要。它本身就很重要。问题在于,世界是否愿意在后果蔓延至苏丹之外前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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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战争对平民有什么影响?饥荒、流离失所和国际误读

背景:苏丹战争是什么?

苏丹战争是苏丹国内长期冲突和权力斗争造成的人道危机,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饥荒风险和社会崩塌。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苏丹危机长期被国际媒体忽视,直到它能被放进伊朗战争和地区安全叙事中才重新出现。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的视频补充说明苏丹战争为何被国际新闻议程边缘化。

有些战争主导了全球的想象力,而另一些战争则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苏丹已经变成了后者。



图片说明:肯尼亚内罗毕的活动人士乘坐印有国际特赦组织标语的巴士,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苏丹战争。

三年多来,苏丹一直在经历一场灾难,如果换作其他情况,这本应占据全球头条。

这个国家正在缓慢地崩溃。超过1400万人流离失所。整座整座的城市变得空空荡荡。市场几乎无法运作。医院要么已经关闭,要么在没有电力、药品或医护人员的情况下勉强维持。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苏丹为何突然重新出现在国际头条新闻中,以及原因何在。

三月份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当时美国国务院宣布计划将苏丹穆斯林兄弟会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理由非常明确:华盛顿指责该组织接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持。

那一刻颇具启示意义。苏丹重回全球视野并非因为饥荒预警,也不是因为平民在市场和流离失所者营地中被杀害。它重回视野是因为它可以被纳入以伊朗为核心的更大地缘政治对抗之中。

这并非巧合。它凸显了注意力是如何运作的。苏丹并非隐形,而是有条件地可见。



图片说明:苏丹战争风险长期存在,文章指出全球媒体常在地区大国冲突出现后才重新关注这场危机。

苏丹战争的核心依然是一场国内冲突。其根源在于失败的政治转型、军事化的国家,以及为争夺权力和资源而战的敌对武装力量。

然而,由于外部参与者的投机介入,这场战争被蓄意加速并变得更加致命,他们将苏丹的碎片化视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舞台,而非一个需要解决的悲剧。

这一切在2026年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看待这场战争的视角。

这不仅仅是忽视。这是一种扭曲。苏丹正在被关注,但并非基于其自身的情况。

随着美国和以色列一方与伊朗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苏丹的定位被重新构建:它不再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而是更广泛对抗中的一个空间。

武装团体不再仅仅是地方行为体,而是区域影响力的延伸。军事进展——尤其是无人机的使用——被解读为更广泛冲突中阵营站队的信号。

但这种重新构建带来的扭曲多于解释。苏丹的行为体并非简单的代理人。他们在自己的政治逻辑内运作,这种逻辑是由多年的内部碎片化所塑造的。外部支持可能会改变力量平衡,但并不能定义战争本身。



图片说明:一名妇女在苏丹领取救援物资后背着孩子离开,画面对应文章提到的流离失所和人道压力。

然而,一旦苏丹被纳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优先事项就会发生转移。问题不再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是如何管理其影响。

这种转变会带来后果,因为被管理的战争很少是能够得到解决的战争。

如果说苏丹的地缘政治重构是危机的一层,那么经济后果则是另一层,而且它们正在加速恶化。

伊朗战争引发了全球能源冲击。石油价格已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这是由关键航运路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很大一部分石油供应由此通过)的中断所驱动的。

对于脆弱的经济体来说,这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这是迫在眉睫的。严重依赖进口燃料的苏丹受到了沉重打击。

该国的燃料价格急剧飙升。在平行市场上,汽油价格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从每加仑约18000苏丹镑(30美元)跳涨至近30000苏丹镑。这并非微小的增长;这是一场冲击,波及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燃料驱动运输。运输驱动食品供应。食品供应决定生存。当运输成本上升时,食品价格随之跟进。整个供应链放缓或崩溃。在苏丹,生存与饥饿之间的界限本已脆弱,这些压力是毁灭性的。

在恩图曼和瓦德迈达尼等城市,一些商人完全停止了销售,因为无法在一个成本每日都在变化的市场上为商品定价。一袋50公斤的糖在几天内价格上涨了数千苏丹镑,而建筑材料价格则飙升了超过50%。

这就是经济危机在战区展开的方式——不是单一事件,而是连锁式的失败。

苏丹的通货膨胀本已严重。在2026年初,甚至在最新一轮冲击之前,官方数据就显示其通胀率已超过56%。现在,随着燃料价格上涨和进口中断,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速度远超官方统计所能捕捉的范围。

而燃料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与伊朗战争相关的全球性动荡也波及了化肥、航运和供应链。随着药店补货困难,获取药物变得愈发艰难。对于平民而言,这意味着一次简单的感染或慢性病都可能危及生命。

苏丹当前的局势核心存在一个悖论。这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在人道层面却愈发被忽视。

它被更大的冲突所掩盖,尤其是涉及伊朗的局势升级。与此同时,在关于苏丹本身的讨论中,平民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安全、联盟和战略定位的叙事。

这不仅仅是忽视。这是一种扭曲。苏丹正被注视着,但并非从其自身角度出发。



图片说明:苏丹流离失所者处境艰难,文章强调能源冲击、物价上涨和战争共同加重平民生活负担。

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人道主义需求持续超过了资金支持。该国的经济崩溃正在加剧。在缺乏可靠政治进程的情况下,武装势力正在巩固权力。

然而,国际社会的反应依然支离破碎——更多是出于外部关切而非内部现实,表现为被动应对而非战略干预。

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扭转。像苏丹这样的冲突不会局限在某一范围内。它们重塑地区格局,引发跨境流离失所,并固化了比任何单一战争都更为持久的暴力体系。

无视这一点并不能稳定局势。它只会推迟那些不可避免的代价到来的时刻。

苏丹今日的悲剧不仅在于其苦难的规模,更在于这种苦难被解读的方式。这场战争已不再被主要视为一场苏丹危机。它被外部冲突,特别是伊朗战争的视角所过滤。

在这个过程中,实地的真相被扭曲了。这就是危险所在:因为被忽视的危机尚可被重新发现,但被误解的危机从一开始就会被以错误的方式处理。

苏丹不需要被卷入他人的战争才显得重要。它本身就很重要。问题在于,世界是否愿意在后果蔓延至苏丹之外前看到这一点。 收起阅读 »

英国极右翼与Nakba争议完整始末:穆斯林和犹太人为何共同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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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ba的历史是什么?英国极右翼为何借巴勒斯坦记忆制造排斥

背景:Nakba是什么?

Nakba 通常指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大量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的历史创伤,中文常译为“大灾难”。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英国极右翼把巴勒斯坦记忆、穆斯林身份和犹太社群安全卷入同一套排斥政治中。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的视频记录伦敦相关集会现场,补充说明英国极右翼与反穆斯林话术背景。

每年“灾难日”(Nakba Day),我认识的一对英籍巴勒斯坦夫妇都会去参加游行,以纪念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惨剧。



图片说明:伦敦民众举牌纪念Nakba七十八周年,文章从巴勒斯坦记忆切入英国极右翼政治的排斥话语。

今年这对夫妇在去游行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地铁上,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对男女显然对所见所闻感到不满。

我朋友的妻子背着一个带有巴勒斯坦刺绣的包,上面别着徽章,写着:“解放巴勒斯坦”、“停止武装以色列”和“以色列滚出加沙”。

对面的那对男女盯着看,但保持沉默。其中一人试图拍下这些徽章,但没能成功。

两站后,他们起身准备下车,其中一人转过身来说:“你们不属于这里。你们应该滚回老家去!”

他们离开后,车厢里一片哗然。

一场辩论随即展开,很快大家就清楚,车厢里的乘客都同情我的巴勒斯坦朋友。他们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医生,三十年前从约旦来到这里。两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家族分别来自雅法和杰宁。

坐在他们右边的一位女士说:“我是爱尔兰人。我明白你们的感受。我们经历了800年的这种待遇,被英国人视为非人。他们至今仍把我们看作外人。”

坐在他们对面的两名黑人英国男子笑了。其中一人说:“他们占领了世界200年,而我们哪儿也不会去。我们留定了,”他说。



图片说明:汤米·罗宾逊支持者参加“团结英国”游行,相关场景体现英国极右翼对穆斯林社群的威胁。

走到地面上后,我的朋友们发现从南肯辛顿一直到滑铁卢广场的街道上,挤满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他们在英国生活期间,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规模。

支持巴勒斯坦游行者的数量远超警方承认的数字。周六伦敦街头出现的两场对立游行,被警方和媒体描述为两个极端。

有人编造了诽谤言论,称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者打算经过一座犹太会堂,而这根本不是他们的计划或路线。

但人数说明了一切。

成千上万的人支持巴勒斯坦,而极右翼煽动者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真名斯蒂芬·亚克斯利-列侬)的支持者几乎填不满议会广场。

今年“灾难日”游行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俗和宗教界的英国犹太人发出了响亮而明确的声音。

身处充满仇恨的英国法西斯广场中,作为一名犹太人要麻烦得多,原因在任何人开口说话时就显而易见了。

“男人们,你们准备好强身健体了吗?你们准备好成为最好的自己了吗?作为男人,作为英国男人,我们需要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一场战斗即将降临这个国家,”亚克斯利-列侬咆哮道。



图片说明:伦敦亲巴勒斯坦游行现场,文章强调穆斯林、犹太人和其他社群在反法西斯议题上的共同处境。

亚克斯利-列侬接受了波兰裔美国模特维罗妮卡·卡拉戈斯卡(Weronika Karagowska)的采访,后者问他如果当上首相会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会阻止伊斯兰教。我会结束这个国家的外国资助。”

大概,他所说的“结束外国资助”是指他会结束,或者至少退还他自己从总部位于费城的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美国亿万富翁罗伯特·希尔曼(Robert Shillman)、澳大利亚自由联盟(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或犹太保卫同盟(Jewish Defence League)那里得到的钱?

“所有的移民都将被从酒店里带走,并由军队在明天送回去,”亚克斯利-列侬继续说道。“我会进行再移民。许多穆斯林是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了。是时候离开了。你们有自己的家可以回。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无处可去。我们不再允许改变了,你们看,人们已经受够了,人们已经受够了。”

自称为“女性权利活动家”的凯莉·杰伊·基恩(Kellie Jay Keen)放大了这种反伊斯兰的咆哮。“现在把伊斯兰教赶出我们的教室还不算太晚。把伊斯兰教赶出那栋大楼还不算太晚。把伊斯兰教赶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官方机构还不算太晚,而且不仅仅是不算太晚——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国家,这是绝对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将伊斯兰教从每一个权力机构中清除出去。”

对于资助这次集会的亲以色列人士来说,亚克斯利-列侬和基恩成了尴尬的盟友。

当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采访前以色列军队发言人乔纳森·康里库斯(Jonathan Conricus)时,他们与以色列游说团体之间制造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

康里库斯表示他很享受在议会广场的时光,并为基恩呼吁将伊斯兰教从英国所有官方机构中清除出去的言论进行了辩护。康里库斯试图区分伊斯兰教(宗教)和穆斯林(实践该宗教的人)。这种区分被亚克斯利-列侬本人所反驳,他公开呼吁穆斯林“滚回老家”。

摩根理直气壮地质问,如果极右翼势力转而反对犹太教,康里库斯是否还会说同样的话。而康里库斯对此无言以对。

撇开议会广场上那些大卫之星不谈,这本质上就是一场仅限基督徒参加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

“白人先锋”运动的一条横幅极其直白地写道:“结束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的占领。停止白人被取代。”

与那种认为科尔宾领导工党导致英国对犹太人不再安全的污蔑不同,如果法拉奇掌权,英国对穆斯林来说确实将变得不再安全。

这些法西斯分子前来捍卫的文明,显然早已不再是所谓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了。无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上,基督徒曾是犹太人最狂热的迫害者。

游行中的另一条横幅写着:“去他的伊斯兰,基督是君王。”这显然不是以色列侨民事务部长阿米哈伊·奇克利花钱让人挂出来的标语,尽管他去年十月曾邀请雅克斯利-列侬访问以色列。

“团结英国”游行中的任何演讲者都不会因仇恨言论而被捕或受审,这充分暴露了当前定义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仇恨言论的法律不平等,以及在监管此类游行时执法不公的问题。

仇恨言论的法律定义显然并未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位英国公民。

任何举着写有同样针对犹太教言论标语的人,都会因反犹太主义而迅速被捕。但这并不是允许此类法西斯游行发生的主要危险,更不用说是在议会大厦前了。

这种危险超越了巴勒斯坦冲突本身。它威胁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英国公民,无论其种族或原籍国如何。现在,攻击英国境内所有穆斯林——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何时到来——正变得日益主流化。

前保守党大臣迈克尔·戈夫、工党领袖候选人韦斯·斯特里廷、前内政大臣兼现任外交大臣伊薇特·库珀、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赫,他们都在利用那种伊斯兰恐惧症的陈词滥调,即穆斯林群体是可疑的选民、极端分子的庇护者,应被视为恐怖分子的温床。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大谈特谈亲巴勒斯坦游行对反犹太主义产生的“累积效应”。

他们这一代政客都喜欢渲染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战胜法西斯的辉煌岁月。然而,他们却极其方便地抹去了穆斯林在英国最危难时刻为抵御法西斯所发挥的作用。

至少有250万穆斯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盟军并肩作战,550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近150万穆斯林在战斗中牺牲。

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和非洲,曾在索马里、阿比西尼亚和马达加斯加作战。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有9000到12000名巴勒斯坦人为英国而战。

但穆斯林最大的贡献是在英属印度军队中,参与了远东战役对抗日本。这支军队中有一百万穆斯林士兵。

而他们的后代,如今却被各界主流政客告知,他们已不再足够“英国”,不配留在这个国家。

如果斯塔默在保住首相职位的最后一搏中成功,工党将继续使左翼处于分裂状态,而英国必将迎来改革英国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作为下一任首相。

一旦法拉奇上台,这个国家的每一位穆斯林都将感到恐惧。

与那种认为杰里米·科尔宾领导工党导致英国对犹太人不再安全的污蔑不同,如果法拉奇掌权,英国对穆斯林来说确实将变得不再安全。

一旦他们开始离开,犹太人也不会落后太远。因为他们必将成为法拉奇所代表的、针对“外国人”存在的白人至上主义浪潮的下一个目标。

以色列通过支持英国各地的极右翼势力,正将英国整个犹太群体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以色列通过支持英国各地的极右翼势力,正将英国整个犹太群体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我的巴勒斯坦朋友回到家时,感到倍受鼓舞,因为在纪念他们家人被驱逐出家园的日子里,他们得到了白人、黑人、亚裔、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一致支持。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朋友的妻子给她在杰宁的姑姑打了电话。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该行动旨在清理杰宁难民营,并导致多达45000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这一次,她的姑姑陷入了绝望。在杰宁西北部的农田上,出现了定居者的白色帐篷。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这些帐篷很快会变成一个前哨站,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农田和唯一的收入来源就会彻底消失。

众所周知,定居者掌控着西岸地区。

“他们叫我们回老家去。我再没有比回到杰宁我家乡更好的愿望了。但我们之所以身处英国,是因为我们被驱逐出了那片土地。英国对1948年发生的一切,以及过去78年来每天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英国现在想让我们去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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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ba的历史是什么?英国极右翼为何借巴勒斯坦记忆制造排斥

背景:Nakba是什么?

Nakba 通常指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大量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的历史创伤,中文常译为“大灾难”。

摘要

据中东之眼评论文章报道,英国极右翼把巴勒斯坦记忆、穆斯林身份和犹太社群安全卷入同一套排斥政治中。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的视频记录伦敦相关集会现场,补充说明英国极右翼与反穆斯林话术背景。

每年“灾难日”(Nakba Day),我认识的一对英籍巴勒斯坦夫妇都会去参加游行,以纪念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惨剧。



图片说明:伦敦民众举牌纪念Nakba七十八周年,文章从巴勒斯坦记忆切入英国极右翼政治的排斥话语。

今年这对夫妇在去游行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地铁上,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对男女显然对所见所闻感到不满。

我朋友的妻子背着一个带有巴勒斯坦刺绣的包,上面别着徽章,写着:“解放巴勒斯坦”、“停止武装以色列”和“以色列滚出加沙”。

对面的那对男女盯着看,但保持沉默。其中一人试图拍下这些徽章,但没能成功。

两站后,他们起身准备下车,其中一人转过身来说:“你们不属于这里。你们应该滚回老家去!”

他们离开后,车厢里一片哗然。

一场辩论随即展开,很快大家就清楚,车厢里的乘客都同情我的巴勒斯坦朋友。他们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医生,三十年前从约旦来到这里。两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家族分别来自雅法和杰宁。

坐在他们右边的一位女士说:“我是爱尔兰人。我明白你们的感受。我们经历了800年的这种待遇,被英国人视为非人。他们至今仍把我们看作外人。”

坐在他们对面的两名黑人英国男子笑了。其中一人说:“他们占领了世界200年,而我们哪儿也不会去。我们留定了,”他说。



图片说明:汤米·罗宾逊支持者参加“团结英国”游行,相关场景体现英国极右翼对穆斯林社群的威胁。

走到地面上后,我的朋友们发现从南肯辛顿一直到滑铁卢广场的街道上,挤满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他们在英国生活期间,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规模。

支持巴勒斯坦游行者的数量远超警方承认的数字。周六伦敦街头出现的两场对立游行,被警方和媒体描述为两个极端。

有人编造了诽谤言论,称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者打算经过一座犹太会堂,而这根本不是他们的计划或路线。

但人数说明了一切。

成千上万的人支持巴勒斯坦,而极右翼煽动者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真名斯蒂芬·亚克斯利-列侬)的支持者几乎填不满议会广场。

今年“灾难日”游行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俗和宗教界的英国犹太人发出了响亮而明确的声音。

身处充满仇恨的英国法西斯广场中,作为一名犹太人要麻烦得多,原因在任何人开口说话时就显而易见了。

“男人们,你们准备好强身健体了吗?你们准备好成为最好的自己了吗?作为男人,作为英国男人,我们需要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一场战斗即将降临这个国家,”亚克斯利-列侬咆哮道。



图片说明:伦敦亲巴勒斯坦游行现场,文章强调穆斯林、犹太人和其他社群在反法西斯议题上的共同处境。

亚克斯利-列侬接受了波兰裔美国模特维罗妮卡·卡拉戈斯卡(Weronika Karagowska)的采访,后者问他如果当上首相会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会阻止伊斯兰教。我会结束这个国家的外国资助。”

大概,他所说的“结束外国资助”是指他会结束,或者至少退还他自己从总部位于费城的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美国亿万富翁罗伯特·希尔曼(Robert Shillman)、澳大利亚自由联盟(Australian Liberty Alliance)或犹太保卫同盟(Jewish Defence League)那里得到的钱?

“所有的移民都将被从酒店里带走,并由军队在明天送回去,”亚克斯利-列侬继续说道。“我会进行再移民。许多穆斯林是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了。是时候离开了。你们有自己的家可以回。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无处可去。我们不再允许改变了,你们看,人们已经受够了,人们已经受够了。”

自称为“女性权利活动家”的凯莉·杰伊·基恩(Kellie Jay Keen)放大了这种反伊斯兰的咆哮。“现在把伊斯兰教赶出我们的教室还不算太晚。把伊斯兰教赶出那栋大楼还不算太晚。把伊斯兰教赶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官方机构还不算太晚,而且不仅仅是不算太晚——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国家,这是绝对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将伊斯兰教从每一个权力机构中清除出去。”

对于资助这次集会的亲以色列人士来说,亚克斯利-列侬和基恩成了尴尬的盟友。

当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采访前以色列军队发言人乔纳森·康里库斯(Jonathan Conricus)时,他们与以色列游说团体之间制造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

康里库斯表示他很享受在议会广场的时光,并为基恩呼吁将伊斯兰教从英国所有官方机构中清除出去的言论进行了辩护。康里库斯试图区分伊斯兰教(宗教)和穆斯林(实践该宗教的人)。这种区分被亚克斯利-列侬本人所反驳,他公开呼吁穆斯林“滚回老家”。

摩根理直气壮地质问,如果极右翼势力转而反对犹太教,康里库斯是否还会说同样的话。而康里库斯对此无言以对。

撇开议会广场上那些大卫之星不谈,这本质上就是一场仅限基督徒参加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

“白人先锋”运动的一条横幅极其直白地写道:“结束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的占领。停止白人被取代。”

与那种认为科尔宾领导工党导致英国对犹太人不再安全的污蔑不同,如果法拉奇掌权,英国对穆斯林来说确实将变得不再安全。

这些法西斯分子前来捍卫的文明,显然早已不再是所谓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了。无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上,基督徒曾是犹太人最狂热的迫害者。

游行中的另一条横幅写着:“去他的伊斯兰,基督是君王。”这显然不是以色列侨民事务部长阿米哈伊·奇克利花钱让人挂出来的标语,尽管他去年十月曾邀请雅克斯利-列侬访问以色列。

“团结英国”游行中的任何演讲者都不会因仇恨言论而被捕或受审,这充分暴露了当前定义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仇恨言论的法律不平等,以及在监管此类游行时执法不公的问题。

仇恨言论的法律定义显然并未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位英国公民。

任何举着写有同样针对犹太教言论标语的人,都会因反犹太主义而迅速被捕。但这并不是允许此类法西斯游行发生的主要危险,更不用说是在议会大厦前了。

这种危险超越了巴勒斯坦冲突本身。它威胁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英国公民,无论其种族或原籍国如何。现在,攻击英国境内所有穆斯林——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何时到来——正变得日益主流化。

前保守党大臣迈克尔·戈夫、工党领袖候选人韦斯·斯特里廷、前内政大臣兼现任外交大臣伊薇特·库珀、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赫,他们都在利用那种伊斯兰恐惧症的陈词滥调,即穆斯林群体是可疑的选民、极端分子的庇护者,应被视为恐怖分子的温床。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大谈特谈亲巴勒斯坦游行对反犹太主义产生的“累积效应”。

他们这一代政客都喜欢渲染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战胜法西斯的辉煌岁月。然而,他们却极其方便地抹去了穆斯林在英国最危难时刻为抵御法西斯所发挥的作用。

至少有250万穆斯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盟军并肩作战,550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近150万穆斯林在战斗中牺牲。

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和非洲,曾在索马里、阿比西尼亚和马达加斯加作战。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有9000到12000名巴勒斯坦人为英国而战。

但穆斯林最大的贡献是在英属印度军队中,参与了远东战役对抗日本。这支军队中有一百万穆斯林士兵。

而他们的后代,如今却被各界主流政客告知,他们已不再足够“英国”,不配留在这个国家。

如果斯塔默在保住首相职位的最后一搏中成功,工党将继续使左翼处于分裂状态,而英国必将迎来改革英国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作为下一任首相。

一旦法拉奇上台,这个国家的每一位穆斯林都将感到恐惧。

与那种认为杰里米·科尔宾领导工党导致英国对犹太人不再安全的污蔑不同,如果法拉奇掌权,英国对穆斯林来说确实将变得不再安全。

一旦他们开始离开,犹太人也不会落后太远。因为他们必将成为法拉奇所代表的、针对“外国人”存在的白人至上主义浪潮的下一个目标。

以色列通过支持英国各地的极右翼势力,正将英国整个犹太群体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以色列通过支持英国各地的极右翼势力,正将英国整个犹太群体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我的巴勒斯坦朋友回到家时,感到倍受鼓舞,因为在纪念他们家人被驱逐出家园的日子里,他们得到了白人、黑人、亚裔、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一致支持。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朋友的妻子给她在杰宁的姑姑打了电话。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该行动旨在清理杰宁难民营,并导致多达45000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这一次,她的姑姑陷入了绝望。在杰宁西北部的农田上,出现了定居者的白色帐篷。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这些帐篷很快会变成一个前哨站,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农田和唯一的收入来源就会彻底消失。

众所周知,定居者掌控着西岸地区。

“他们叫我们回老家去。我再没有比回到杰宁我家乡更好的愿望了。但我们之所以身处英国,是因为我们被驱逐出了那片土地。英国对1948年发生的一切,以及过去78年来每天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英国现在想让我们去哪里呢?” 收起阅读 »

共和党鹰派如何回应特朗普伊朗协议?以色列利益与让步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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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伊朗协议 vs 共和党鹰派路线:区别是什么?

背景:共和党鹰派是什么?

共和党鹰派通常指美国共和党内主张强硬外交和军事压力的政治人物,在伊朗与以色列议题上态度尤其强硬。

摘要

据中东之眼报道,美国共和党鹰派公开批评特朗普正在酝酿的伊朗协议,称相关条款可能强化德黑兰并削弱以色列。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的视频补充呈现美国与伊朗协议争议的相关背景。

美国共和党资深人士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起了罕见的公开指责,起因是据报道美伊停火协议的条款包含重大让步,他们警告称这将壮大德黑兰并损害以色列的利益。



图片说明: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言,他是批评特朗普伊朗协议的共和党鹰派代表之一。

周日,在特朗普表示结束美以对伊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已“基本谈妥”并等待最终敲定后,批评声浪进一步升级。

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实际上一直控制着这一全球能源运输的关键咽喉。

尽管特朗普一再坚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但他并未提及伊朗的核计划。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里周六表示,德黑兰正在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份为期30至60天的初步框架协议。

据巴盖里称,拟议的14条框架协议将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结束“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的战争等议题。此后有报道暗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可能会被解冻。

然而,伊朗官员公开坚称核问题不在当前谈判范围内,伊朗高级官员否认德黑兰已同意交出其高浓缩铀库存。

自4月8日停火以来,经过数周的谈判(包括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历史性面对面会谈),仍未达成永久性决议或完全重新开放海峡,这引发了全球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供应中断。

然而,华盛顿方面的明显让步引起了多位强烈支持战争的共和党外交政策鹰派人士的警觉。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周六警告称,任何让伊朗保持军事能力和政治完整的协议,都将成为“以色列的噩梦”。

格雷厄姆在X上写道:“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伊朗冲突,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无法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免受伊朗恐怖主义的侵害,且伊朗仍有能力摧毁海湾地区的主要石油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将被视为一个需要外交解决方案的支配性力量。”

他补充说,伊朗被认为有能力“永久”威胁海湾能源基础设施,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力量平衡。

其他共和党资深人士也加大了批评力度,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汤姆·科顿,他转发了格雷厄姆的评论。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杰·威克表示,所谓的“60天停火”将是一场“灾难”。

威克使用华盛顿对伊战争的代号写道:“‘史诗愤怒行动’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付诸东流。”

本周早些时候,威克指责未具名的政府官员推动特朗普达成“一份不值一纸空文的协议”,而不是让总统“完成他开始的工作”。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也加入了批评行列,称他对有关新协议的报道感到“深切担忧”。

克鲁兹在X上写道:“如果这一切的结果是让一个伊朗政权——依然由高喊‘美国去死’的伊斯兰主义者统治——现在获得数十亿美元,能够浓缩铀并发展核武器,并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控制权,那么这个结果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与其他一些共和党人不同,克鲁兹明确点名特朗普,同时试图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内部“推动”该协议的未具名顾问。

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将这一新兴框架与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时期谈判达成的2015年核协议进行了比较。

蓬佩奥在提到与奥巴马时代对伊外交政策相关的官员时写道:“与伊朗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直接出自温迪·谢尔曼、罗伯特·马利和本·罗兹的剧本。”

蓬佩奥称报道中的条款“远非‘美国优先’”,并主张美国应继续在经济和军事上向伊朗施压。

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也完全否定了这些谈判,称与德黑兰的对话是“浪费口舌”。

过去一周,特朗普在重申升级威胁和展示强硬姿态之间摇摆不定,包括周六发布了一张伊朗被美国国旗覆盖的照片。

在周六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特朗普表示双方“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也警告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我们将面临一种局面,即没有任何国家会像他们即将遭受的那样受到重创”。

在接受新闻媒体Axios的另一次采访中,特朗普表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稳稳的五五开”。

他说:“我认为会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我给他们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要么我们将签署一份好的协议。”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周六也表达了乐观基调,他在印度访问期间告诉记者,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并补充说:“就在我与你们交谈时,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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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伊朗协议 vs 共和党鹰派路线:区别是什么?

背景:共和党鹰派是什么?

共和党鹰派通常指美国共和党内主张强硬外交和军事压力的政治人物,在伊朗与以色列议题上态度尤其强硬。

摘要

据中东之眼报道,美国共和党鹰派公开批评特朗普正在酝酿的伊朗协议,称相关条款可能强化德黑兰并削弱以色列。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的视频补充呈现美国与伊朗协议争议的相关背景。

美国共和党资深人士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起了罕见的公开指责,起因是据报道美伊停火协议的条款包含重大让步,他们警告称这将壮大德黑兰并损害以色列的利益。



图片说明: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言,他是批评特朗普伊朗协议的共和党鹰派代表之一。

周日,在特朗普表示结束美以对伊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已“基本谈妥”并等待最终敲定后,批评声浪进一步升级。

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实际上一直控制着这一全球能源运输的关键咽喉。

尽管特朗普一再坚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但他并未提及伊朗的核计划。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里周六表示,德黑兰正在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一份为期30至60天的初步框架协议。

据巴盖里称,拟议的14条框架协议将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结束“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的战争等议题。此后有报道暗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可能会被解冻。

然而,伊朗官员公开坚称核问题不在当前谈判范围内,伊朗高级官员否认德黑兰已同意交出其高浓缩铀库存。

自4月8日停火以来,经过数周的谈判(包括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历史性面对面会谈),仍未达成永久性决议或完全重新开放海峡,这引发了全球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供应中断。

然而,华盛顿方面的明显让步引起了多位强烈支持战争的共和党外交政策鹰派人士的警觉。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周六警告称,任何让伊朗保持军事能力和政治完整的协议,都将成为“以色列的噩梦”。

格雷厄姆在X上写道:“如果达成协议结束伊朗冲突,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无法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免受伊朗恐怖主义的侵害,且伊朗仍有能力摧毁海湾地区的主要石油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将被视为一个需要外交解决方案的支配性力量。”

他补充说,伊朗被认为有能力“永久”威胁海湾能源基础设施,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力量平衡。

其他共和党资深人士也加大了批评力度,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汤姆·科顿,他转发了格雷厄姆的评论。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杰·威克表示,所谓的“60天停火”将是一场“灾难”。

威克使用华盛顿对伊战争的代号写道:“‘史诗愤怒行动’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付诸东流。”

本周早些时候,威克指责未具名的政府官员推动特朗普达成“一份不值一纸空文的协议”,而不是让总统“完成他开始的工作”。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也加入了批评行列,称他对有关新协议的报道感到“深切担忧”。

克鲁兹在X上写道:“如果这一切的结果是让一个伊朗政权——依然由高喊‘美国去死’的伊斯兰主义者统治——现在获得数十亿美元,能够浓缩铀并发展核武器,并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控制权,那么这个结果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与其他一些共和党人不同,克鲁兹明确点名特朗普,同时试图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内部“推动”该协议的未具名顾问。

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将这一新兴框架与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时期谈判达成的2015年核协议进行了比较。

蓬佩奥在提到与奥巴马时代对伊外交政策相关的官员时写道:“与伊朗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直接出自温迪·谢尔曼、罗伯特·马利和本·罗兹的剧本。”

蓬佩奥称报道中的条款“远非‘美国优先’”,并主张美国应继续在经济和军事上向伊朗施压。

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也完全否定了这些谈判,称与德黑兰的对话是“浪费口舌”。

过去一周,特朗普在重申升级威胁和展示强硬姿态之间摇摆不定,包括周六发布了一张伊朗被美国国旗覆盖的照片。

在周六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特朗普表示双方“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也警告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我们将面临一种局面,即没有任何国家会像他们即将遭受的那样受到重创”。

在接受新闻媒体Axios的另一次采访中,特朗普表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稳稳的五五开”。

他说:“我认为会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我给他们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要么我们将签署一份好的协议。”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周六也表达了乐观基调,他在印度访问期间告诉记者,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并补充说:“就在我与你们交谈时,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收起阅读 »

美伊协议时间线:停火谈判 → 霍尔木兹重开 → 黎巴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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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美伊协议更新,欧洲与英国同步释放降温信号

背景:美伊协议谈判是什么?

美伊协议谈判是围绕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核计划和地区冲突降温展开的多方外交进程。

摘要

据中东之眼直播报道,美伊协议出现进展迹象,欧洲、英国和美国官员同时释放信号,但黎巴嫩等前线风险仍在上升。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周日对美国与伊朗之间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谈判取得进展的迹象表示欢迎。



图片说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抵达德黑兰,相关会谈成为美伊协议直播更新中的重要外交线索。

“我欢迎美伊两国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需要一份能够真正缓解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免税、全面航行自由的协议。绝不能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冯德莱恩在X上写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华盛顿和伊朗已经“基本谈妥”了一份关于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对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潜在协议谈判取得进展的报道表示欢迎。

斯塔默在X上发文称,世界需要“看到一份能够结束冲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

“我们将与国际伙伴合作,抓住这一时刻,实现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斯塔默说。

这位英国首相还表示,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至关重要。

他的评论呼应了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早些时候的言论,鲁比奥在印度告诉记者,绝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称伊朗是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

在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鲁比奥表示,“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伊朗支持更多的恐怖主义”。

鲁比奥声称,伊朗不把钱花在修路上,而是投资于资助恐怖组织。

“世界领先的恐怖主义支持者是伊朗。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鲁比奥说。

“他们扣押民用船只……他们在国际水道上布设水雷。”



图片说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纪念仪式,直播报道同时追踪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军事表态。

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向记者发誓,在两国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夏皮罗表示,据报道华盛顿与德黑兰达成的协议是一份“软弱的协议”,但他认为这比进一步的军事升级要好。

夏皮罗在X上发文称,这场冲突构思拙劣,缺乏能够以可接受成本实现的明确战略目标。

夏皮罗表示,据报道的协议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可用的“不那么糟糕”的选项之一,并对不加剧冲突的明显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警告称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引发更深层的全球经济危机。

他认为,美国未能实现与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地区盟友相关的目标,称这一报道的结果对美国利益来说是“惨淡的一天”。

对于一份尚未宣布的协议,在保留所有必要保留意见的前提下,我有一些想法:新闻中描述的美伊协议是一份软弱的协议,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害。话虽如此,既然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早上好,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的读者们,

在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伊朗和地区大国之间的协议已“基本谈妥”,仅剩最后细节待敲定后,外交突破的最强信号已经出现。巴基斯坦表示,新一轮会谈可能很快举行,而有报道称拟议的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延长停火协议。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基本谈妥”,细节即将公布

报道称拟议的协议包括延长60天停火

该协议预计还将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海上限制

巴基斯坦表示,下一轮美伊会谈将“很快”举行



图片说明:悉尼一名伊朗社区成员举着支持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标语牌,反映伊朗战争在海外社群中的分裂反应。

据报道,以色列担心即将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其利益

随着外交进程加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地区紧张局势举行会谈

德黑兰表示,尽管谈判取得进展,其武装部队仍保持最高戒备状态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赞扬了特朗普在和平努力中的作用,并提议主办下一轮会谈

《纽约时报》报道称,该协议可能涉及对浓缩铀的限制,以及解冻与核协议挂钩的伊朗资产

埃及、卡塔尔、土耳其、伊拉克和其他地区参与方继续进行旨在支持谈判的磋商

以色列和美国的分析人士,包括前安全和情报官员,已公开批评这一正在形成的协议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人们对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即将达成的协议”日益担忧,几位评论员暗示,正在形成的框架可能不符合以色列的战略目标。

第12频道形容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至关重要,并表示目前报道的细节似乎对以色列不利。

据《新消息报》报道,人们越来越担心任何协议都可能无法要求伊朗拆除其核计划、限制其导弹能力或解决德黑兰的地区盟友问题。

与此同时,《晚报》认为,以色列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地区战略,并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

其他以色列媒体批评了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办公室在有关美伊协议可能很快宣布的报道中的沉默态度。

柏林的一名亲巴勒斯坦支持者表示,他因一枚翻领别针第三次被警方逮捕,而检察官和法官此前已多次将该别针归还给他。

在被警方带走时,他指责德国当局重复了德国曾经对犹太人和左翼人士实施的压迫,称现在穆斯林和亲巴勒斯坦的声音成了目标。

“他们的祖辈曾对犹太人和左翼人士做过同样的事。现在他们又在针对穆斯林和左翼人士了,”他说。

“他们因为我戴着这枚别针第三次逮捕我。我已经两次从检察官和法官那里拿回它了。”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纳粹德国 2。0。”

他将这种反复逮捕描述为恐吓和政治压迫,并补充道:“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样子。”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纳粹德国 2。0。” 柏林的一名亲巴勒斯坦支持者表示,他因一枚翻领别针第三次被警方逮捕,而检察官和法官此前已多次将该别针归还给他。在被警方带走时,他指责德国…… pic.twitter.com/wxGFP3sKFw

伊朗官员表示,该国武装部队在导弹、空中、海军、地面、太空和网络领域保持着最高水平的作战准备,并警告称任何新的袭击都将引发强有力的回应。

声明称,伊朗军队保持着积极的威慑能力,并准备好应对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威胁。

这些言论还提到了两伊战争期间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将其作为抵抗和军事成功的象征。

声明将这场战斗描述为未来斗争的典范,并重申了伊朗在对抗以色列方面对“抵抗之弧”的支持。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卡塔尔、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领导人进行的通话,标志着朝着地区和平与稳定迈出了重要一步。

达尔在 X 上发文称赞了特朗普的领导力,并表示正在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为对积极和持久的结果保持乐观提供了理由。

他还感谢了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和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的参与,同时赞扬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在外交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

达尔表示,巴基斯坦仍然致力于支持对话与外交,将其作为实现持久地区和平的途径。

今天由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领导的重要通话@realDonaldTrump 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卡塔尔、埃及、阿联酋和约旦领导人的通话,标志着朝着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早日实现共同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周六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进行了通话,讨论旨在减少地区紧张局势和防止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

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齐概述了德黑兰为结束涉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而正在进行的外交倡议。

在此次通话之前,他还分别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以及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进行了讨论,重点是协调地区外交并支持恢复稳定的努力。

据当地当局和国际报道,以色列在对加沙北部进行彻夜空袭后,造成至少五名巴勒斯坦警察死亡。

袭击目标是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的一个警察哨所,此时以色列正继续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而该地区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饥荒、大规模流离失所和民用基础设施的破坏。

据报道,袭击中还有几人受伤。

据当地当局和国际报道,以色列在对加沙北部进行彻夜空袭后,造成至少五名巴勒斯坦警察死亡。袭击目标是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的一个警察哨所,此时以色列正继续其…… pic.twitter.com/IHQAXOA6iX

据以色列《国土报》军事与安全事务编辑称,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

该评论员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并指出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而言并非利好。

在以色列政界和安全界人士对美伊两国即将达成外交和解的报道日益担忧之际,这一评估随之出炉。

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 Axios 报道,白宫希望在未来几小时内解决与伊朗剩余的争端,并于周日宣布达成协议。

报道称,双方正致力于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如果伊朗能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已准备好重启与德黑兰的关系。

据 Axios 报道,拟议中的协议将包括将停火期限延长 60 天,除非达成最终协议,否则美军将继续留在该地区。

据报道,该框架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负责清除水雷,而美国则会放宽石油制裁并解除港口封锁。

伊朗将承诺不寻求核武器,未来的谈判将涉及铀浓缩限制、现有核材料的处理,以及与伊朗经核实的让步挂钩的潜在制裁减免。

据报道,该协议草案还包含一个旨在结束黎巴嫩冲突的停火框架。

在以色列军队拦截了船队并绑架了船上的活动人士后,这些活动人士团体经由土耳其被从以色列驱逐回各自的国家。

回国后,多个团体报告称在以色列监狱中遭受了虐待,包括殴打和性暴力。

“我们用自己的体温来防止人们死于体温过低,”全球坚守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的活动人士、爱尔兰总统凯瑟琳·康诺利的妹妹玛格丽特·康诺利医生说道。

“我们用自己的体温来防止人们死于体温过低,”全球坚守船队的活动人士、爱尔兰总统凯瑟琳·康诺利的妹妹玛格丽特·康诺利医生在与其他活动人士结束以色列的囚禁返回爱尔兰时说道。twitter.com/zJkHag8BeC

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 Axios 报道,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拟议的协议将把目前的停火期限延长 60 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据报道,该协议将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同时缓解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航运路线之一的紧张局势。

根据该报道,协议还将允许伊朗恢复石油销售,并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

该框架尚未正式宣布,拟议协议的细节仍有待相关各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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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美伊协议更新,欧洲与英国同步释放降温信号

背景:美伊协议谈判是什么?

美伊协议谈判是围绕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核计划和地区冲突降温展开的多方外交进程。

摘要

据中东之眼直播报道,美伊协议出现进展迹象,欧洲、英国和美国官员同时释放信号,但黎巴嫩等前线风险仍在上升。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周日对美国与伊朗之间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谈判取得进展的迹象表示欢迎。



图片说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抵达德黑兰,相关会谈成为美伊协议直播更新中的重要外交线索。

“我欢迎美伊两国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需要一份能够真正缓解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免税、全面航行自由的协议。绝不能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冯德莱恩在X上写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华盛顿和伊朗已经“基本谈妥”了一份关于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对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潜在协议谈判取得进展的报道表示欢迎。

斯塔默在X上发文称,世界需要“看到一份能够结束冲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

“我们将与国际伙伴合作,抓住这一时刻,实现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斯塔默说。

这位英国首相还表示,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至关重要。

他的评论呼应了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早些时候的言论,鲁比奥在印度告诉记者,绝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称伊朗是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

在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鲁比奥表示,“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伊朗支持更多的恐怖主义”。

鲁比奥声称,伊朗不把钱花在修路上,而是投资于资助恐怖组织。

“世界领先的恐怖主义支持者是伊朗。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鲁比奥说。

“他们扣押民用船只……他们在国际水道上布设水雷。”



图片说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纪念仪式,直播报道同时追踪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军事表态。

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向记者发誓,在两国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夏皮罗表示,据报道华盛顿与德黑兰达成的协议是一份“软弱的协议”,但他认为这比进一步的军事升级要好。

夏皮罗在X上发文称,这场冲突构思拙劣,缺乏能够以可接受成本实现的明确战略目标。

夏皮罗表示,据报道的协议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可用的“不那么糟糕”的选项之一,并对不加剧冲突的明显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警告称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引发更深层的全球经济危机。

他认为,美国未能实现与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地区盟友相关的目标,称这一报道的结果对美国利益来说是“惨淡的一天”。

对于一份尚未宣布的协议,在保留所有必要保留意见的前提下,我有一些想法:新闻中描述的美伊协议是一份软弱的协议,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害。话虽如此,既然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早上好,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的读者们,

在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伊朗和地区大国之间的协议已“基本谈妥”,仅剩最后细节待敲定后,外交突破的最强信号已经出现。巴基斯坦表示,新一轮会谈可能很快举行,而有报道称拟议的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延长停火协议。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基本谈妥”,细节即将公布

报道称拟议的协议包括延长60天停火

该协议预计还将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海上限制

巴基斯坦表示,下一轮美伊会谈将“很快”举行



图片说明:悉尼一名伊朗社区成员举着支持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标语牌,反映伊朗战争在海外社群中的分裂反应。

据报道,以色列担心即将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其利益

随着外交进程加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地区紧张局势举行会谈

德黑兰表示,尽管谈判取得进展,其武装部队仍保持最高戒备状态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赞扬了特朗普在和平努力中的作用,并提议主办下一轮会谈

《纽约时报》报道称,该协议可能涉及对浓缩铀的限制,以及解冻与核协议挂钩的伊朗资产

埃及、卡塔尔、土耳其、伊拉克和其他地区参与方继续进行旨在支持谈判的磋商

以色列和美国的分析人士,包括前安全和情报官员,已公开批评这一正在形成的协议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人们对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即将达成的协议”日益担忧,几位评论员暗示,正在形成的框架可能不符合以色列的战略目标。

第12频道形容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至关重要,并表示目前报道的细节似乎对以色列不利。

据《新消息报》报道,人们越来越担心任何协议都可能无法要求伊朗拆除其核计划、限制其导弹能力或解决德黑兰的地区盟友问题。

与此同时,《晚报》认为,以色列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地区战略,并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

其他以色列媒体批评了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办公室在有关美伊协议可能很快宣布的报道中的沉默态度。

柏林的一名亲巴勒斯坦支持者表示,他因一枚翻领别针第三次被警方逮捕,而检察官和法官此前已多次将该别针归还给他。

在被警方带走时,他指责德国当局重复了德国曾经对犹太人和左翼人士实施的压迫,称现在穆斯林和亲巴勒斯坦的声音成了目标。

“他们的祖辈曾对犹太人和左翼人士做过同样的事。现在他们又在针对穆斯林和左翼人士了,”他说。

“他们因为我戴着这枚别针第三次逮捕我。我已经两次从检察官和法官那里拿回它了。”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纳粹德国 2。0。”

他将这种反复逮捕描述为恐吓和政治压迫,并补充道:“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样子。”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纳粹德国 2。0。” 柏林的一名亲巴勒斯坦支持者表示,他因一枚翻领别针第三次被警方逮捕,而检察官和法官此前已多次将该别针归还给他。在被警方带走时,他指责德国…… pic.twitter.com/wxGFP3sKFw

伊朗官员表示,该国武装部队在导弹、空中、海军、地面、太空和网络领域保持着最高水平的作战准备,并警告称任何新的袭击都将引发强有力的回应。

声明称,伊朗军队保持着积极的威慑能力,并准备好应对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威胁。

这些言论还提到了两伊战争期间霍拉姆沙赫尔的解放,将其作为抵抗和军事成功的象征。

声明将这场战斗描述为未来斗争的典范,并重申了伊朗在对抗以色列方面对“抵抗之弧”的支持。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卡塔尔、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领导人进行的通话,标志着朝着地区和平与稳定迈出了重要一步。

达尔在 X 上发文称赞了特朗普的领导力,并表示正在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为对积极和持久的结果保持乐观提供了理由。

他还感谢了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和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的参与,同时赞扬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在外交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

达尔表示,巴基斯坦仍然致力于支持对话与外交,将其作为实现持久地区和平的途径。

今天由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领导的重要通话@realDonaldTrump 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卡塔尔、埃及、阿联酋和约旦领导人的通话,标志着朝着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早日实现共同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周六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进行了通话,讨论旨在减少地区紧张局势和防止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

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齐概述了德黑兰为结束涉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而正在进行的外交倡议。

在此次通话之前,他还分别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以及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进行了讨论,重点是协调地区外交并支持恢复稳定的努力。

据当地当局和国际报道,以色列在对加沙北部进行彻夜空袭后,造成至少五名巴勒斯坦警察死亡。

袭击目标是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的一个警察哨所,此时以色列正继续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而该地区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饥荒、大规模流离失所和民用基础设施的破坏。

据报道,袭击中还有几人受伤。

据当地当局和国际报道,以色列在对加沙北部进行彻夜空袭后,造成至少五名巴勒斯坦警察死亡。袭击目标是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的一个警察哨所,此时以色列正继续其…… pic.twitter.com/IHQAXOA6iX

据以色列《国土报》军事与安全事务编辑称,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

该评论员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并指出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而言并非利好。

在以色列政界和安全界人士对美伊两国即将达成外交和解的报道日益担忧之际,这一评估随之出炉。

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 Axios 报道,白宫希望在未来几小时内解决与伊朗剩余的争端,并于周日宣布达成协议。

报道称,双方正致力于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如果伊朗能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已准备好重启与德黑兰的关系。

据 Axios 报道,拟议中的协议将包括将停火期限延长 60 天,除非达成最终协议,否则美军将继续留在该地区。

据报道,该框架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负责清除水雷,而美国则会放宽石油制裁并解除港口封锁。

伊朗将承诺不寻求核武器,未来的谈判将涉及铀浓缩限制、现有核材料的处理,以及与伊朗经核实的让步挂钩的潜在制裁减免。

据报道,该协议草案还包含一个旨在结束黎巴嫩冲突的停火框架。

在以色列军队拦截了船队并绑架了船上的活动人士后,这些活动人士团体经由土耳其被从以色列驱逐回各自的国家。

回国后,多个团体报告称在以色列监狱中遭受了虐待,包括殴打和性暴力。

“我们用自己的体温来防止人们死于体温过低,”全球坚守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的活动人士、爱尔兰总统凯瑟琳·康诺利的妹妹玛格丽特·康诺利医生说道。

“我们用自己的体温来防止人们死于体温过低,”全球坚守船队的活动人士、爱尔兰总统凯瑟琳·康诺利的妹妹玛格丽特·康诺利医生在与其他活动人士结束以色列的囚禁返回爱尔兰时说道。twitter.com/zJkHag8BeC

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 Axios 报道,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拟议的协议将把目前的停火期限延长 60 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据报道,该协议将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同时缓解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航运路线之一的紧张局势。

根据该报道,协议还将允许伊朗恢复石油销售,并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

该框架尚未正式宣布,拟议协议的细节仍有待相关各方确认。 收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