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独裁者的靶心上：为什么敢于坚持原则的穆斯林总被视为头号隐患？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站在独裁者的靶心上：为什么敢于坚持原则的穆斯林总被视为头号隐患？
摘要：
在一个要求全能控制的社会中，任何拥有超越世俗权威信仰的群体都会成为独裁者猜忌的靶心。本文从极权专制的控制逻辑出发，解释为何不愿跪拜人造神明的穆斯林屡遭打压，并昭示信仰者应如何凭借对造物主的坚忍敬畏应对世俗的风刀霜剑。
马聚先生在今天下午的节目最后，再三告诫听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对那些生活在中国、又试图联系我的陌生读者，说得最多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删除聊天记录，切断与我的一切关联，不要讨论敏感话题，不要向别人推荐翻墙工具，平安出来之前，尽量不要再联系我……
我总希望，这些提醒能够真正保护一些善良的人。可每一次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我们主动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却在认真地教导陌生人怎样把自己隐藏好。许久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矛盾与挣扎 ，而是无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从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早已熟悉隐藏，也懂得沉默。这种能力，并不是今天才学会的。它被一代一代传下来，早已沉淀成一种生存本能。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一度以为，那副沉重的外壳终于可以卸下来了。人们重新学习表达，重新开始争论，也重新尝试着走进阳光里，按照自己的样子生活。
手握巨资的中共不忘初心要把社会重新拉回共产严控的轨道上，社会管制一步一步收紧，权力重新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乌云重新遮蔽了阳光。太多的话不能说了、太多的书买不到了、太多的网站打不开了。……
没有人愤怒，没有人反抗，大家只是默默翻出了那副祖辈早已准备好的外壳。擦拭尘土，修补裂缝，一点一点重新加固。删除聊天记录，退出群聊，锁住心、粘住嘴。然后，一点一点，慢慢退缩了进去。
像先辈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把隐藏当作智慧、把闭嘴当作明智、把一团和气当作成熟、把不显露本性当作一种处世能力。从不表达真实的思想，也不流露真实的情感。也有人研究风向，领会精神，在风中嗅到了机会，他们表演忠诚，他们竞相出卖。
更有另一群曾和我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隐身人。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蜷缩在权力的躯壳堡垒中发号施令。他们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没有真实表达的人，他们藏匿贪污来的赃款，藏匿自己的想法，将自己的家人藏匿在国外，他们把自己装进一模一样的行政夹克里，将白衬衫塞进裤腰里，在考斯特里向群众挥手，千篇一律的讲话、千篇一律的表态，甚至纪委反腐警示片里，他们也是千篇一律地痛心疾首、声泪俱下。
他们害怕有人说出真话，他们鄙视有人不按文件讲话，他们提防别人，也提防自己，他们惧怕自己的掌声不够响亮，自己的眼泪不够及时，他们害怕领导看透他们不够忠诚；他们害怕有人站起来，他们痛恨一切民间真实的表达，他们更是惧怕自己那冒出芽的违逆的想法。
他们用长城困住民众的肉体，用防火墙囚禁所有人思想；他们用摄像头记录民众的行动，用大数据分析所有人的行为。他们隐藏，也监督别人隐藏。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以信仰为力量，以造物主为依靠。他们的心，不被人间的权势所束缚；他们的目光，越过了今世的得失。
他们知道监狱、知道刑场、知道流放、知道死亡。
他们清楚，显身意味着什么，他们依然走出人群，站在阳光下，站在独裁者的靶心上。
他们迎着风，迎着光，迎着刀枪剑雨，他们放声呐喊，他们引吭高歌。
他们把真理置于生命之上，把信仰置于一切得失之前。
他们相信，国权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审判之外，还有最终的审判。
他们相信总有一种存在，超越世间所有的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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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站在独裁者的靶心上：为什么敢于坚持原则的穆斯林总被视为头号隐患？
摘要：
在一个要求全能控制的社会中，任何拥有超越世俗权威信仰的群体都会成为独裁者猜忌的靶心。本文从极权专制的控制逻辑出发，解释为何不愿跪拜人造神明的穆斯林屡遭打压，并昭示信仰者应如何凭借对造物主的坚忍敬畏应对世俗的风刀霜剑。
马聚先生在今天下午的节目最后，再三告诫听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对那些生活在中国、又试图联系我的陌生读者，说得最多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删除聊天记录，切断与我的一切关联，不要讨论敏感话题，不要向别人推荐翻墙工具，平安出来之前，尽量不要再联系我……
我总希望，这些提醒能够真正保护一些善良的人。可每一次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我们主动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却在认真地教导陌生人怎样把自己隐藏好。许久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矛盾与挣扎 ，而是无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从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早已熟悉隐藏，也懂得沉默。这种能力，并不是今天才学会的。它被一代一代传下来，早已沉淀成一种生存本能。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一度以为，那副沉重的外壳终于可以卸下来了。人们重新学习表达，重新开始争论，也重新尝试着走进阳光里，按照自己的样子生活。
手握巨资的中共不忘初心要把社会重新拉回共产严控的轨道上，社会管制一步一步收紧，权力重新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乌云重新遮蔽了阳光。太多的话不能说了、太多的书买不到了、太多的网站打不开了。……
没有人愤怒，没有人反抗，大家只是默默翻出了那副祖辈早已准备好的外壳。擦拭尘土，修补裂缝，一点一点重新加固。删除聊天记录，退出群聊，锁住心、粘住嘴。然后，一点一点，慢慢退缩了进去。
像先辈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把隐藏当作智慧、把闭嘴当作明智、把一团和气当作成熟、把不显露本性当作一种处世能力。从不表达真实的思想，也不流露真实的情感。也有人研究风向，领会精神，在风中嗅到了机会，他们表演忠诚，他们竞相出卖。
更有另一群曾和我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隐身人。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蜷缩在权力的躯壳堡垒中发号施令。他们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没有真实表达的人，他们藏匿贪污来的赃款，藏匿自己的想法，将自己的家人藏匿在国外，他们把自己装进一模一样的行政夹克里，将白衬衫塞进裤腰里，在考斯特里向群众挥手，千篇一律的讲话、千篇一律的表态，甚至纪委反腐警示片里，他们也是千篇一律地痛心疾首、声泪俱下。
他们害怕有人说出真话，他们鄙视有人不按文件讲话，他们提防别人，也提防自己，他们惧怕自己的掌声不够响亮，自己的眼泪不够及时，他们害怕领导看透他们不够忠诚；他们害怕有人站起来，他们痛恨一切民间真实的表达，他们更是惧怕自己那冒出芽的违逆的想法。
他们用长城困住民众的肉体，用防火墙囚禁所有人思想；他们用摄像头记录民众的行动，用大数据分析所有人的行为。他们隐藏，也监督别人隐藏。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以信仰为力量，以造物主为依靠。他们的心，不被人间的权势所束缚；他们的目光，越过了今世的得失。
他们知道监狱、知道刑场、知道流放、知道死亡。
他们清楚，显身意味着什么，他们依然走出人群，站在阳光下，站在独裁者的靶心上。
他们迎着风，迎着光，迎着刀枪剑雨，他们放声呐喊，他们引吭高歌。
他们把真理置于生命之上，把信仰置于一切得失之前。
他们相信，国权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审判之外，还有最终的审判。
他们相信总有一种存在，超越世间所有的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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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情绪的蔓延：极权体制下被管制的集体情感与个人的心灵自留地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制式情绪的蔓延：极权体制下被管制的集体情感与个人的心灵自留地
摘要：
在强制性的爱国主义表演与忠诚测试中，哀伤被禁止，感动被量产，连对逝者的追思也被赋予政治等级。本文深入探讨在官方“制式情绪”的高压笼罩下，个人如何守护真实的情感、良知与爱，在冰冷的体制机器面前维系穆斯林的心灵温热。
昨天，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了一段视频。几个孩子站在铁路旁，高铁驶过，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声欢呼。镜头里的每一张脸都写满了激动。视频不断强调，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高铁。评论区很多人在笑，有人说演得太过了。也有嘲讽说这样的宣传方式几十年都没有变。
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想起了去年的另一条新闻。《哪吒2》上映以后，各家媒体连续很多天报道票房，不断强调全国观众正在用电影表达爱国热情，有家长称带孩子看了四五遍。
这些年还有更多越熟悉的画面：大国工匠手搓5纳米芯片，航母下水，掌声雷动；重大节日里，不同民族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笑容灿烂。这些原本彼此毫无关系的新闻，看起来像是在讲不同的故事，可新闻里的镜头几乎都有一种相似的情绪：激动、骄傲、感动、欢呼。他们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叙事，不断复制、不断强化着一种标准化、可复制、可反复调用的公共情绪——我姑且称之为"制式情绪"。
这种制式情绪很容易让人简单化地认为它只是中共宣传的一种方式。我越来越觉得，"宣传"两个字，已经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因为宣传通常意味着，希望别人相信某件事情。可这些新闻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们很多时候并不刻意追求真实。很多画面都是经过组织的，活动会提前彩排，镜头会反复设计，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挥手，什么时候献花，什么时候把镜头切给孩子，什么时候再给老人眼里的泪水一个特写，这些都有人提前安排。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知道这一切是被刻意制造表演出来的夸张的、不真实的东西。组织活动的人知道，参加活动的人知道，摄影的人知道，宣传部门知道，领导知道，很多观看新闻的人也知道，可奇怪的是，没有人因此而怀疑过这一切是否有意义，大家依然认真地组织，认真地彩排，认真地表演。新闻播出以后，也依然认真地转发传播……
这种庸俗老套的表演，简直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骗局，而且是不高明很浅显的那种骗局，有时候是下级在欺骗上级，有时候是百姓欺骗领导，有时候是国家欺骗民众，有时候又是一国人合伙起来欺骗外国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它不是真的，却依旧一遍又一遍认真地完成它。可诡异的是，它们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似乎逐渐成为了中共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有人嘲笑它，觉得它表演痕迹太露骨，觉得几十年了，还是那些熟悉的镜头，那些熟悉的情绪。我觉得，与其嘲笑，不如认真想想，它为什么能够一直存在，而且它还总是有效。
首先，它之所以不断重复，并不是因为有人设计了一套多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因为它足够安全。体制里流传着一句古老的顺口溜：“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时常犯错误。……”听着像玩笑，但它却真实地折射出宣传口也许不是最需要创造力的地方，却一定是最害怕政治错误的地方。一种新的表达，意味着新的风险。而一种已经用了几十年的表达方式，至少已经证明不会出问题。所以，孩子、鲜花、掌声这些画面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它们未必最好，却最安全。
其次，今天的绝大多数掌握权力的人，本身就是在这种情绪里长大的。他们小时候看到的是王进喜、大庆油田、样板戏、全国学雷锋……，这些画面不仅构成了他们的童年，也塑造了他们对于政治表达的理解。所以，当他们今天再次看到孩子、鼓掌、标语、口号的时候，未必会觉得刻意，反而会觉得自然。
第三，这种宣传模式变成了一种惯性，没有人需要重新发明什么。一代宣传干部照着上一代宣传干部去做，一个地方学习另一个地方，一场活动模仿另一场活动，一种镜头复制另一种镜头。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应该怎样拍，怎样剪，怎样配乐，却越来越少有人去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拍。
这很像拍电影。电影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慢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语言。导演知道怎样用音乐、镜头、色彩去影响观众。观众也慢慢学会了这种语言。一段熟悉的旋律，一个熟悉的镜头，甚至一种固定的画面，都能够唤起某种情绪。
今天的政治宣传，同样形成了一套高度类型化的“电影语言”。一旦那段熟悉的配乐响起，推镜头拉向特写，人们甚至不需要看清新闻的具体内容，身体里的情绪开关就已经被自动触发：这里该激动，那里该落泪，此处当骄傲，彼处当欢呼。
如果说电影教会了观众如何理解一个故事，那么这种制式情绪的操演，则在日复一日地规训人们如何理解这个国家。它不求你真心相信，它更希望你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激动，在什么场合应该感动，在什么场合应该欢呼。
也许，这种制式情绪真正的力量，并不来自它有多真实，而来自它一次又一次被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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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制式情绪的蔓延：极权体制下被管制的集体情感与个人的心灵自留地
摘要：
在强制性的爱国主义表演与忠诚测试中，哀伤被禁止，感动被量产，连对逝者的追思也被赋予政治等级。本文深入探讨在官方“制式情绪”的高压笼罩下，个人如何守护真实的情感、良知与爱，在冰冷的体制机器面前维系穆斯林的心灵温热。
昨天，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了一段视频。几个孩子站在铁路旁，高铁驶过，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声欢呼。镜头里的每一张脸都写满了激动。视频不断强调，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高铁。评论区很多人在笑，有人说演得太过了。也有嘲讽说这样的宣传方式几十年都没有变。
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想起了去年的另一条新闻。《哪吒2》上映以后，各家媒体连续很多天报道票房，不断强调全国观众正在用电影表达爱国热情，有家长称带孩子看了四五遍。
这些年还有更多越熟悉的画面：大国工匠手搓5纳米芯片，航母下水，掌声雷动；重大节日里，不同民族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笑容灿烂。这些原本彼此毫无关系的新闻，看起来像是在讲不同的故事，可新闻里的镜头几乎都有一种相似的情绪：激动、骄傲、感动、欢呼。他们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叙事，不断复制、不断强化着一种标准化、可复制、可反复调用的公共情绪——我姑且称之为"制式情绪"。
这种制式情绪很容易让人简单化地认为它只是中共宣传的一种方式。我越来越觉得，"宣传"两个字，已经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因为宣传通常意味着，希望别人相信某件事情。可这些新闻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们很多时候并不刻意追求真实。很多画面都是经过组织的，活动会提前彩排，镜头会反复设计，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挥手，什么时候献花，什么时候把镜头切给孩子，什么时候再给老人眼里的泪水一个特写，这些都有人提前安排。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知道这一切是被刻意制造表演出来的夸张的、不真实的东西。组织活动的人知道，参加活动的人知道，摄影的人知道，宣传部门知道，领导知道，很多观看新闻的人也知道，可奇怪的是，没有人因此而怀疑过这一切是否有意义，大家依然认真地组织，认真地彩排，认真地表演。新闻播出以后，也依然认真地转发传播……
这种庸俗老套的表演，简直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骗局，而且是不高明很浅显的那种骗局，有时候是下级在欺骗上级，有时候是百姓欺骗领导，有时候是国家欺骗民众，有时候又是一国人合伙起来欺骗外国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它不是真的，却依旧一遍又一遍认真地完成它。可诡异的是，它们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似乎逐渐成为了中共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有人嘲笑它，觉得它表演痕迹太露骨，觉得几十年了，还是那些熟悉的镜头，那些熟悉的情绪。我觉得，与其嘲笑，不如认真想想，它为什么能够一直存在，而且它还总是有效。
首先，它之所以不断重复，并不是因为有人设计了一套多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因为它足够安全。体制里流传着一句古老的顺口溜：“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时常犯错误。……”听着像玩笑，但它却真实地折射出宣传口也许不是最需要创造力的地方，却一定是最害怕政治错误的地方。一种新的表达，意味着新的风险。而一种已经用了几十年的表达方式，至少已经证明不会出问题。所以，孩子、鲜花、掌声这些画面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它们未必最好，却最安全。
其次，今天的绝大多数掌握权力的人，本身就是在这种情绪里长大的。他们小时候看到的是王进喜、大庆油田、样板戏、全国学雷锋……，这些画面不仅构成了他们的童年，也塑造了他们对于政治表达的理解。所以，当他们今天再次看到孩子、鼓掌、标语、口号的时候，未必会觉得刻意，反而会觉得自然。
第三，这种宣传模式变成了一种惯性，没有人需要重新发明什么。一代宣传干部照着上一代宣传干部去做，一个地方学习另一个地方，一场活动模仿另一场活动，一种镜头复制另一种镜头。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应该怎样拍，怎样剪，怎样配乐，却越来越少有人去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拍。
这很像拍电影。电影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慢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语言。导演知道怎样用音乐、镜头、色彩去影响观众。观众也慢慢学会了这种语言。一段熟悉的旋律，一个熟悉的镜头，甚至一种固定的画面，都能够唤起某种情绪。
今天的政治宣传，同样形成了一套高度类型化的“电影语言”。一旦那段熟悉的配乐响起，推镜头拉向特写，人们甚至不需要看清新闻的具体内容，身体里的情绪开关就已经被自动触发：这里该激动，那里该落泪，此处当骄傲，彼处当欢呼。
如果说电影教会了观众如何理解一个故事，那么这种制式情绪的操演，则在日复一日地规训人们如何理解这个国家。它不求你真心相信，它更希望你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激动，在什么场合应该感动，在什么场合应该欢呼。
也许，这种制式情绪真正的力量，并不来自它有多真实，而来自它一次又一次被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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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审美的泛滥：从清真寺“中国化”改造看传统建筑美学的制度性摧残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制式审美的泛滥：从清真寺“中国化”改造看传统建筑美学的制度性摧残
摘要：
强推拆除圆顶、统一贴装琉璃瓦与飞檐，看似是对中国传统风貌的回归，实则是对伊斯兰建筑艺术与地方文化遗产的双重践踏。本文批判粗暴行政力量干预宗教审美的荒谬与丑陋，展现兼收并蓄的真正美学价值与历史脉络。
这些年，一个词在中国很流行：烟火气。
无论介绍一座城市，还是推荐一条老街，人们总喜欢说：“这里很有烟火气”。重庆洪崖洞、长沙黄兴路步行街、西安回民街，以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夜市，都因为这种烟火气而吸引着大量游客。真正让人留恋的，往往不是某一栋建筑，而是那些没有被完全整理过的街道：摊贩的叫卖声、小吃摊升起的热气、路边随意摆放的桌椅、人群缓慢地穿行，整条街看上去甚至有一点拥挤，有一点杂乱。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很多城市又在努力消除这些东西。统一店招，统一广告牌，统一街道立面，统一门头，统一色彩……经过一轮又一轮改造之后，不少城市开始变得十分相似。走进不同地方，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除了地名不同，其他地方似乎都差不多。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人们不断怀念烟火气，把它视为一座城市最珍贵的气质；另一方面，那些真正能够产生烟火气的空间，却在不断缩小。人们怀念的其实并不是热闹，烟火气也只是一个结果。真正值得怀念的，是那些仍然属于普通人的空间。那些空间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表达，也没有统一的样子。它们带着一点凌乱，一点随意，一点未经修饰，却也因此保留着生活自然生长的痕迹。
这已经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建筑风格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一个更严酷的命题：生活，究竟还能在权力的凝视下，保留多少属于自己的自留地。
很多人会把这种现象理解成城市管理，或者宣传导向，可我总觉得这样解释还不够。城市管理解决的是交通、卫生、安全等具体问题，而眼前发生的很多变化，早已超出了管理本身。为什么店招必须统一？为什么建筑要改成统一风格？为什么宗教建筑也要进行“中国化”改造？为什么许多原本风格各异的街区，最后都变成了相似的样子？
权力开始不断进入并占据那些原本由生活自然生长出来的空间，它不仅决定哪些东西可以存在，也开始决定它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不仅规定城市应该怎样建设，也开始规定人们应该觉得什么是美。
我更愿意把这种现象理解成一种审美，但它又不是自然形成的审美。我们平时所说的审美，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也来自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它允许差异，也允许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东西。而这里的审美，更像是一种不断被规定、不断被复制、不断被推广的标准，我称之为制式审美。
这里所说的"制式"，并不是指某一种建筑风格，而是一种不断被确认的标准答案。它不断告诉人们，什么样才是现代的，什么样才是文明的，什么样才是中国的；它不仅改变一座城市的外观，也在慢慢改变人们判断美的方式。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当一种审美开始垄断并重塑人们的感知时，它就不再是审美，而是显性的规则。
很多人认为这一切来自某种精密设计好的理论，他们喜欢把共产党想象得无所不能，好像所有事情都经过了严密计算。我倒不这样看。共产党当然汇聚了很多聪明人，但再聪明的人，进入体制之后，也必须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做事。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未必是最聪明的办法，而是那些安全的、容易复制的、也容易持续发挥作用的办法。时间久了，它们便慢慢沉淀成了一种治理经验。
起初，它也许只是规范几块招牌；后来，变成整顿一条街道；再后来，演变为重塑一座城市。最后，它跨过边界，堂而皇之地进入宗教建筑、历史街区，以及越来越多原本属于生活本身的隐秘角落。很多时候，这些改变未必会让城市变得更方便，也未必会让生活变得更舒适，但它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权力不断进入生活原本可以自由生长的地方，不断压缩那些未经设计、未经统一、未经规定的民间空间。
一块店招、一座建筑或者一条街道的改变，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不断向人们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权力不仅可以决定什么不能做，也可以决定什么才是美。
真正的审美，本来应该允许不同的生活留下不同的痕迹。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安静；有人喜欢现代建筑，有人喜欢古老街巷；有人喜欢穹顶，有人喜欢飞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历史，会共同塑造一座城市的样子。而制式审美恰恰相反，它不断把权力自己的样子，变成整个社会唯一被鼓励、被认可、被复制的样子。于是，整齐开始取代丰富，统一开始取代差异，标准开始取代自然。
一座城市原本应该记录的是生活，老人坐在门口乘凉，孩子在街边追逐，小贩的叫卖，寺院的钟声，清真寺的宣礼，不同时代留下的建筑，不同人群留下的生活方式……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真正的记忆。
当权力不断向生活伸出触角，不断进入那些原本属于民间的空间以后，城市开始慢慢发生另一种变化。生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少，权力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也许，制式审美最终留下的，正是这样的城市。 人们怀念烟火气。并不是因为烟火气突然变得更美。而是因为，在那些尚未完全被重新塑造的角落里，人们还能看到一点生活自己留下来的痕迹。
然而，当生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少，权力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一种新的审美也就慢慢形成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而更像是权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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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制式审美的泛滥：从清真寺“中国化”改造看传统建筑美学的制度性摧残
摘要：
强推拆除圆顶、统一贴装琉璃瓦与飞檐，看似是对中国传统风貌的回归，实则是对伊斯兰建筑艺术与地方文化遗产的双重践踏。本文批判粗暴行政力量干预宗教审美的荒谬与丑陋，展现兼收并蓄的真正美学价值与历史脉络。
这些年，一个词在中国很流行：烟火气。
无论介绍一座城市，还是推荐一条老街，人们总喜欢说：“这里很有烟火气”。重庆洪崖洞、长沙黄兴路步行街、西安回民街，以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夜市，都因为这种烟火气而吸引着大量游客。真正让人留恋的，往往不是某一栋建筑，而是那些没有被完全整理过的街道：摊贩的叫卖声、小吃摊升起的热气、路边随意摆放的桌椅、人群缓慢地穿行，整条街看上去甚至有一点拥挤，有一点杂乱。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很多城市又在努力消除这些东西。统一店招，统一广告牌，统一街道立面，统一门头，统一色彩……经过一轮又一轮改造之后，不少城市开始变得十分相似。走进不同地方，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除了地名不同，其他地方似乎都差不多。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人们不断怀念烟火气，把它视为一座城市最珍贵的气质；另一方面，那些真正能够产生烟火气的空间，却在不断缩小。人们怀念的其实并不是热闹，烟火气也只是一个结果。真正值得怀念的，是那些仍然属于普通人的空间。那些空间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表达，也没有统一的样子。它们带着一点凌乱，一点随意，一点未经修饰，却也因此保留着生活自然生长的痕迹。
这已经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建筑风格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一个更严酷的命题：生活，究竟还能在权力的凝视下，保留多少属于自己的自留地。
很多人会把这种现象理解成城市管理，或者宣传导向，可我总觉得这样解释还不够。城市管理解决的是交通、卫生、安全等具体问题，而眼前发生的很多变化，早已超出了管理本身。为什么店招必须统一？为什么建筑要改成统一风格？为什么宗教建筑也要进行“中国化”改造？为什么许多原本风格各异的街区，最后都变成了相似的样子？
权力开始不断进入并占据那些原本由生活自然生长出来的空间，它不仅决定哪些东西可以存在，也开始决定它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不仅规定城市应该怎样建设，也开始规定人们应该觉得什么是美。
我更愿意把这种现象理解成一种审美，但它又不是自然形成的审美。我们平时所说的审美，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也来自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它允许差异，也允许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东西。而这里的审美，更像是一种不断被规定、不断被复制、不断被推广的标准，我称之为制式审美。
这里所说的"制式"，并不是指某一种建筑风格，而是一种不断被确认的标准答案。它不断告诉人们，什么样才是现代的，什么样才是文明的，什么样才是中国的；它不仅改变一座城市的外观，也在慢慢改变人们判断美的方式。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当一种审美开始垄断并重塑人们的感知时，它就不再是审美，而是显性的规则。
很多人认为这一切来自某种精密设计好的理论，他们喜欢把共产党想象得无所不能，好像所有事情都经过了严密计算。我倒不这样看。共产党当然汇聚了很多聪明人，但再聪明的人，进入体制之后，也必须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做事。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未必是最聪明的办法，而是那些安全的、容易复制的、也容易持续发挥作用的办法。时间久了，它们便慢慢沉淀成了一种治理经验。
起初，它也许只是规范几块招牌；后来，变成整顿一条街道；再后来，演变为重塑一座城市。最后，它跨过边界，堂而皇之地进入宗教建筑、历史街区，以及越来越多原本属于生活本身的隐秘角落。很多时候，这些改变未必会让城市变得更方便，也未必会让生活变得更舒适，但它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权力不断进入生活原本可以自由生长的地方，不断压缩那些未经设计、未经统一、未经规定的民间空间。
一块店招、一座建筑或者一条街道的改变，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不断向人们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权力不仅可以决定什么不能做，也可以决定什么才是美。
真正的审美，本来应该允许不同的生活留下不同的痕迹。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安静；有人喜欢现代建筑，有人喜欢古老街巷；有人喜欢穹顶，有人喜欢飞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历史，会共同塑造一座城市的样子。而制式审美恰恰相反，它不断把权力自己的样子，变成整个社会唯一被鼓励、被认可、被复制的样子。于是，整齐开始取代丰富，统一开始取代差异，标准开始取代自然。
一座城市原本应该记录的是生活，老人坐在门口乘凉，孩子在街边追逐，小贩的叫卖，寺院的钟声，清真寺的宣礼，不同时代留下的建筑，不同人群留下的生活方式……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真正的记忆。
当权力不断向生活伸出触角，不断进入那些原本属于民间的空间以后，城市开始慢慢发生另一种变化。生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少，权力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也许，制式审美最终留下的，正是这样的城市。 人们怀念烟火气。并不是因为烟火气突然变得更美。而是因为，在那些尚未完全被重新塑造的角落里，人们还能看到一点生活自己留下来的痕迹。
然而，当生活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少，权力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一种新的审美也就慢慢形成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而更像是权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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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文明的荒诞：当千姿百态的多元文化被强行纳入单一意识形态模具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制式文明的荒诞：当千姿百态的多元文化被强行纳入单一意识形态模具
摘要：
推行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实际执行中演变成了对各民族独特历史、语言与宗教风貌的粗暴同质化改造。本文探讨“制式文明”对传统多元生态的毁灭性破坏，论证真正的文明繁荣在于包容与差异，而非以权力标准打造的千人一面样板戏。
但凡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人，大概都不会对“文明”这个词陌生。
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交通、文明旅游……它几乎出现在公共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天天都在说文明，也天天都能看见文明，却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这里所说的“文明”，究竟是什么意思？
“文明”原本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文化发展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许多词一样，都属于近代经由日语进入汉语的重要概念。可进入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以后，它的意义开始不断扩展。
它不再只是描述一种文明，而开始评价一种状态。文明城市意味着一种城市标准，文明单位意味着一种机关标准，文明校园意味着一种教育标准，文明家庭意味着一种家庭标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可以检查，可以评分，可以复评，可以挂牌，也可以取消资格。
一个原本描述文明的词，渐渐变成了一套可以量化、可以考核、可以推广的标准。
对很多体制内的人来说，“文明创建”早已是再熟悉不过的一项工作。文明办、文明单位、文明城市，每年都有检查，每隔几年还有复评。它既关系到单位荣誉，也关系到实际奖金和福利。于是，“文明”不断通过检查、评比、验收进入公共生活，也不断塑造着人们对于“文明”的理解。
然而，当“文明”越来越意味着一套统一标准的时候，它讨论的便已经不只是文明，而开始讨论规范。什么样的城市是文明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文明的，什么样的家庭是文明的，什么样的学校是文明的……
一个原本开放的文化概念，开始慢慢变成了一套标准答案。而一套标准最大的特点，是它只能有一个答案。对于机关、学校或者城市管理来说，这也许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当它开始面对不同文明的时候。
一个国家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建筑、不同生活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真正丰富的文明景观。
文明本来应该允许差异，而标准本身，就是为了消除差异。 当“文明”越来越意味着统一的时候，那些仍然保留着自己文明传统的人群，便开始越来越容易成为需要规范、需要改造、需要引导的对象。
中国穆斯林的经历，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穆斯林来说，头巾、长裙、胡须、礼拜帽、封斋、清真饮食、清真寺的穹顶和宣礼塔，这些首先属于宗教生活，也属于几百年来形成的文明传统。
它们原本谈不上文明或者不文明，而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世界的理解。可当一种文明开始拥有定义另一种文明的权力以后，这些差异便不断被重新命名。它们不再只是不同，而开始被解释成落后、不文明、不现代，需要规范，需要移风易俗，需要现代化。于是，摘掉头巾、剃掉胡须、限制封斋、拆除穹顶和宣礼塔，都能够以“文明”的名义获得合理性。
这两年总能看到一些宣传视频：维吾尔老人穿着中原社火里的服饰，画着夸张的妆容，扮丑角、划旱船、扭秧歌；与此同时，汉族大妈穿着维吾尔民族服装，在广场上机械地搔首弄姿、笨拙地摇头晃脑跳维吾尔舞，中共把它宣传为民族团结、文化交流。
我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究竟是谁，拥有定义文明的权力？
一个文明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它开始学习别人的东西，而是它已经不能自己定义什么属于自己的文明。它真正失去的，也不仅仅是几座建筑、几件服饰或者一种语言，而是作为一种文明独立存在的能力。
真正平等的文化交流，是来自不同文明之间自由的欣赏与选择。当一种文明不断决定另一种文明应该保留什么、放弃什么、展示什么、表演什么的时候，它讨论的便已经不是交流，而是定义权。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则进一步把这种由国家定义“民族团结”“共同体”与“正确文明形态”的逻辑，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文明一旦只剩下一种定义，它便开始走向制式。
这里所说的“制式”，并不是文明程度更高，也不是文明更加现代。它更像制式步枪、制式军装、制式文件一样，意味着只有一种规格、一种标准、一种被允许的答案。
真正的人类文明，从来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人，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饮食、礼仪、信仰和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差异，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丰富的样貌。
制式文明真正追求的，并不是丰富，而是统一。它不断把多元文明压缩成一种文明，把开放的文明形态变成标准化的文明，把能够自己解释自己的文明，变成需要别人替它解释的文明。
真正的人类文明，也正是在不同文明彼此平等、彼此定义自己的过程中，才得以不断丰富，而不是不断趋同。 只有制式文明，才要求所有文明写同一份答案。当“文明”的标准开始不断进入考核、制度乃至法律时，这份“标准答案”便越来越不仅是一种倡导，而成为一种必须遵循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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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制式文明的荒诞：当千姿百态的多元文化被强行纳入单一意识形态模具
摘要：
推行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实际执行中演变成了对各民族独特历史、语言与宗教风貌的粗暴同质化改造。本文探讨“制式文明”对传统多元生态的毁灭性破坏，论证真正的文明繁荣在于包容与差异，而非以权力标准打造的千人一面样板戏。
但凡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人，大概都不会对“文明”这个词陌生。
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交通、文明旅游……它几乎出现在公共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天天都在说文明，也天天都能看见文明，却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这里所说的“文明”，究竟是什么意思？
“文明”原本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文化发展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许多词一样，都属于近代经由日语进入汉语的重要概念。可进入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以后，它的意义开始不断扩展。
它不再只是描述一种文明，而开始评价一种状态。文明城市意味着一种城市标准，文明单位意味着一种机关标准，文明校园意味着一种教育标准，文明家庭意味着一种家庭标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可以检查，可以评分，可以复评，可以挂牌，也可以取消资格。
一个原本描述文明的词，渐渐变成了一套可以量化、可以考核、可以推广的标准。
对很多体制内的人来说，“文明创建”早已是再熟悉不过的一项工作。文明办、文明单位、文明城市，每年都有检查，每隔几年还有复评。它既关系到单位荣誉，也关系到实际奖金和福利。于是，“文明”不断通过检查、评比、验收进入公共生活，也不断塑造着人们对于“文明”的理解。
然而，当“文明”越来越意味着一套统一标准的时候，它讨论的便已经不只是文明，而开始讨论规范。什么样的城市是文明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文明的，什么样的家庭是文明的，什么样的学校是文明的……
一个原本开放的文化概念，开始慢慢变成了一套标准答案。而一套标准最大的特点，是它只能有一个答案。对于机关、学校或者城市管理来说，这也许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当它开始面对不同文明的时候。
一个国家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建筑、不同生活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真正丰富的文明景观。
文明本来应该允许差异，而标准本身，就是为了消除差异。 当“文明”越来越意味着统一的时候，那些仍然保留着自己文明传统的人群，便开始越来越容易成为需要规范、需要改造、需要引导的对象。
中国穆斯林的经历，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穆斯林来说，头巾、长裙、胡须、礼拜帽、封斋、清真饮食、清真寺的穹顶和宣礼塔，这些首先属于宗教生活，也属于几百年来形成的文明传统。
它们原本谈不上文明或者不文明，而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世界的理解。可当一种文明开始拥有定义另一种文明的权力以后，这些差异便不断被重新命名。它们不再只是不同，而开始被解释成落后、不文明、不现代，需要规范，需要移风易俗，需要现代化。于是，摘掉头巾、剃掉胡须、限制封斋、拆除穹顶和宣礼塔，都能够以“文明”的名义获得合理性。
这两年总能看到一些宣传视频：维吾尔老人穿着中原社火里的服饰，画着夸张的妆容，扮丑角、划旱船、扭秧歌；与此同时，汉族大妈穿着维吾尔民族服装，在广场上机械地搔首弄姿、笨拙地摇头晃脑跳维吾尔舞，中共把它宣传为民族团结、文化交流。
我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究竟是谁，拥有定义文明的权力？
一个文明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它开始学习别人的东西，而是它已经不能自己定义什么属于自己的文明。它真正失去的，也不仅仅是几座建筑、几件服饰或者一种语言，而是作为一种文明独立存在的能力。
真正平等的文化交流，是来自不同文明之间自由的欣赏与选择。当一种文明不断决定另一种文明应该保留什么、放弃什么、展示什么、表演什么的时候，它讨论的便已经不是交流，而是定义权。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则进一步把这种由国家定义“民族团结”“共同体”与“正确文明形态”的逻辑，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文明一旦只剩下一种定义，它便开始走向制式。
这里所说的“制式”，并不是文明程度更高，也不是文明更加现代。它更像制式步枪、制式军装、制式文件一样，意味着只有一种规格、一种标准、一种被允许的答案。
真正的人类文明，从来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人，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饮食、礼仪、信仰和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差异，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丰富的样貌。
制式文明真正追求的，并不是丰富，而是统一。它不断把多元文明压缩成一种文明，把开放的文明形态变成标准化的文明，把能够自己解释自己的文明，变成需要别人替它解释的文明。
真正的人类文明，也正是在不同文明彼此平等、彼此定义自己的过程中，才得以不断丰富，而不是不断趋同。 只有制式文明，才要求所有文明写同一份答案。当“文明”的标准开始不断进入考核、制度乃至法律时，这份“标准答案”便越来越不仅是一种倡导，而成为一种必须遵循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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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费的底层互害：官僚权力如何操纵群体矛盾转移社会治理危机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被消费的底层互害：官僚权力如何操纵群体矛盾转移社会治理危机
摘要：
网络上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乃至各弱势阶层的激烈攻击，往往是权力精心引导与默许的结果。本文揭示统治者通过挑动族群对立与底层互害、转移公众对经济衰退与治理失败焦点的阴暗手腕，倡导不同群体跳出仇恨陷阱，凝聚追求公义的社会共识。
这几年，门卫和外卖员发生冲突的视频，几乎总能冲上热搜。
有时是外卖员为了赶时间进入小区，被门卫拦下；有时双方因为登记、门禁、停车等问题发生争执。一场原本发生在小区门口的小摩擦，很快便会传遍网络。媒体跟进，自媒体解读，评论区里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条留言，热度持续好几天。
并不是门卫和外卖员之间的矛盾突然变多了，而是它越来越容易滑入公众视野。
经济下行、青年就业困难、大学毕业生求职压力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进入外卖行业。外卖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这个时代最容易被看见的一群普通劳动者。几乎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小区，每一天都有人与他们打交道。
于是，门卫和外卖员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容易引起共鸣。有人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送外卖，有人每天都要经过门禁，也有人曾因为一道栏杆、一句拒绝而感到不快。
世界上到处都有门卫，也有外卖员，他们发生摩擦，本来没有什么特别。每天都会有无数普通人的冲突发生，为什么偏偏这一类冲突，总能反复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围观、共同讨论的对象？
因为他们争夺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一道门。
门卫心里想的是："你一个送外卖的，凭什么这么横？"
外卖员心里想的是："你一个看门的，凭什么拦我？"
双方脑子里的潜台词，其实惊人地一致：一个他们眼里的底层，居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卑微。
看起来是在争能不能进门，其实是在争谁更应该低头。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冲突理解成权力带来的傲慢。我倒觉得，在门卫和外卖员这里，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权力。门卫同样收入不高，同样属于社会最普通的一群劳动者。他们手里的那点管理权限，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双方总会如此愤怒。
真正被触碰的，是一套人人都默认存在、却很少说出口的身份秩序。在人们的想象里，门卫应该客客气气，外卖员也应该客客气气。可一旦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应该先低头，冲突便很容易发生。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方才是那个更应该谦卑的人。
评论区里的反应也十分相似，人们很少耐心了解事情经过，而是迅速判断谁没有素质、谁态度恶劣、谁应该道歉。一次站队，很快便完成了；一次道德评判，也随之完成了。很多时候，人们获得的并不是公平感，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未必敢向真正拥有权力的人表达不满，却很容易对一个与自己地位相近，甚至被自己认为略低一点的人指手画脚。门卫和外卖员，恰好成为这种情绪最方便的投射对象。所以，每一次类似事件，都不仅仅是在传播一场冲突，也是在不断重复确认一件事情：谁更应该待在更低的位置。
平台当然也喜欢这样的内容。人物简单，矛盾直接，立场鲜明，不涉及血腥暴力，足够安全，又能够吸引情绪。几十秒的视频，就能引来无数评论、转发和二次创作。对于算法来说，它几乎具备了一切成为热点的条件。
但算法只是负责放大。真正让这些冲突越来越容易发生的，是另一层更深的东西。这些年，中共体制不断向社会生活伸出自己的触角，越来越多原本可以由社会自行调节、民间自行协商的空间，被纳入管理、审批、考核和控制之中。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焦虑不断积累，普通人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狭窄，容错越来越低。
如果说算法只是把人送上角斗场，那么不断挤压民间空间、不断抽走社会空气的，正是这种持续扩张的体制力量。角斗场越来越拥挤，人越来越焦虑，一点点摩擦，都可能迅速变成一场冲突。
每一次事件发生，人们讨论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门卫有没有错，外卖员有没有错，谁应该道歉，谁违反了规定。讨论不断重复，方向却始终没有变化。大家越来越习惯把注意力放在普通人与普通人的冲突上，很少继续追问：为什么他们总会站到彼此的对立面？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会一遍又一遍发生？规则本身有没有调整的可能？
时间久了，一种印象也慢慢固定下来：社会最大的麻烦，总是来自普通人之间；人与人的矛盾，才是秩序最大的威胁。
我不认为这一切来自某种精密设计好的计划，它也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筛选出来的一种治理经验。一种传播如果能够不断强化人们对于秩序和管理的依赖，它就会不断被重复；一种讨论如果始终停留在普通人与普通人的冲突，它便很少继续向规则本身延伸。
聚光灯始终照着门卫和外卖员和最弱势的群体，真正决定聚光灯照向哪里的人，却始终站在黑暗里。
于是，一场发生在小区门口的争执，被放大成整个社会共同观看的一场表演。
人们越来越擅长讨论门卫和外卖员谁素质更低，谁态度更差，谁应该道歉，谁应该低头，却越来越少讨论：为什么这样的冲突会不断出现？为什么真正制定规则的人，很少出现在讨论里？
门卫和外卖员都以为自己是这场冲突的主角。评论区里的每一个人，也都以为自己是在维护公平。其实，他们共同参与的，是另一场更大的被消费。
被消费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场冲突。还有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本应存在的理解、信任，以及共同面对真正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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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消费的底层互害：官僚权力如何操纵群体矛盾转移社会治理危机
摘要：
网络上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乃至各弱势阶层的激烈攻击，往往是权力精心引导与默许的结果。本文揭示统治者通过挑动族群对立与底层互害、转移公众对经济衰退与治理失败焦点的阴暗手腕，倡导不同群体跳出仇恨陷阱，凝聚追求公义的社会共识。
这几年，门卫和外卖员发生冲突的视频，几乎总能冲上热搜。
有时是外卖员为了赶时间进入小区，被门卫拦下；有时双方因为登记、门禁、停车等问题发生争执。一场原本发生在小区门口的小摩擦，很快便会传遍网络。媒体跟进，自媒体解读，评论区里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条留言，热度持续好几天。
并不是门卫和外卖员之间的矛盾突然变多了，而是它越来越容易滑入公众视野。
经济下行、青年就业困难、大学毕业生求职压力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进入外卖行业。外卖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这个时代最容易被看见的一群普通劳动者。几乎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小区，每一天都有人与他们打交道。
于是，门卫和外卖员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容易引起共鸣。有人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送外卖，有人每天都要经过门禁，也有人曾因为一道栏杆、一句拒绝而感到不快。
世界上到处都有门卫，也有外卖员，他们发生摩擦，本来没有什么特别。每天都会有无数普通人的冲突发生，为什么偏偏这一类冲突，总能反复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围观、共同讨论的对象？
因为他们争夺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一道门。
门卫心里想的是："你一个送外卖的，凭什么这么横？"
外卖员心里想的是："你一个看门的，凭什么拦我？"
双方脑子里的潜台词，其实惊人地一致：一个他们眼里的底层，居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卑微。
看起来是在争能不能进门，其实是在争谁更应该低头。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冲突理解成权力带来的傲慢。我倒觉得，在门卫和外卖员这里，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权力。门卫同样收入不高，同样属于社会最普通的一群劳动者。他们手里的那点管理权限，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双方总会如此愤怒。
真正被触碰的，是一套人人都默认存在、却很少说出口的身份秩序。在人们的想象里，门卫应该客客气气，外卖员也应该客客气气。可一旦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应该先低头，冲突便很容易发生。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方才是那个更应该谦卑的人。
评论区里的反应也十分相似，人们很少耐心了解事情经过，而是迅速判断谁没有素质、谁态度恶劣、谁应该道歉。一次站队，很快便完成了；一次道德评判，也随之完成了。很多时候，人们获得的并不是公平感，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未必敢向真正拥有权力的人表达不满，却很容易对一个与自己地位相近，甚至被自己认为略低一点的人指手画脚。门卫和外卖员，恰好成为这种情绪最方便的投射对象。所以，每一次类似事件，都不仅仅是在传播一场冲突，也是在不断重复确认一件事情：谁更应该待在更低的位置。
平台当然也喜欢这样的内容。人物简单，矛盾直接，立场鲜明，不涉及血腥暴力，足够安全，又能够吸引情绪。几十秒的视频，就能引来无数评论、转发和二次创作。对于算法来说，它几乎具备了一切成为热点的条件。
但算法只是负责放大。真正让这些冲突越来越容易发生的，是另一层更深的东西。这些年，中共体制不断向社会生活伸出自己的触角，越来越多原本可以由社会自行调节、民间自行协商的空间，被纳入管理、审批、考核和控制之中。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焦虑不断积累，普通人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狭窄，容错越来越低。
如果说算法只是把人送上角斗场，那么不断挤压民间空间、不断抽走社会空气的，正是这种持续扩张的体制力量。角斗场越来越拥挤，人越来越焦虑，一点点摩擦，都可能迅速变成一场冲突。
每一次事件发生，人们讨论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门卫有没有错，外卖员有没有错，谁应该道歉，谁违反了规定。讨论不断重复，方向却始终没有变化。大家越来越习惯把注意力放在普通人与普通人的冲突上，很少继续追问：为什么他们总会站到彼此的对立面？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会一遍又一遍发生？规则本身有没有调整的可能？
时间久了，一种印象也慢慢固定下来：社会最大的麻烦，总是来自普通人之间；人与人的矛盾，才是秩序最大的威胁。
我不认为这一切来自某种精密设计好的计划，它也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筛选出来的一种治理经验。一种传播如果能够不断强化人们对于秩序和管理的依赖，它就会不断被重复；一种讨论如果始终停留在普通人与普通人的冲突，它便很少继续向规则本身延伸。
聚光灯始终照着门卫和外卖员和最弱势的群体，真正决定聚光灯照向哪里的人，却始终站在黑暗里。
于是，一场发生在小区门口的争执，被放大成整个社会共同观看的一场表演。
人们越来越擅长讨论门卫和外卖员谁素质更低，谁态度更差，谁应该道歉，谁应该低头，却越来越少讨论：为什么这样的冲突会不断出现？为什么真正制定规则的人，很少出现在讨论里？
门卫和外卖员都以为自己是这场冲突的主角。评论区里的每一个人，也都以为自己是在维护公平。其实，他们共同参与的，是另一场更大的被消费。
被消费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场冲突。还有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本应存在的理解、信任，以及共同面对真正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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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灵活定义的恐怖主义：口袋罪下的宗教定罪与穆斯林话语权丧失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被灵活定义的恐怖主义：口袋罪下的宗教定罪与穆斯林话语权丧失
摘要：
在反恐名义被无限泛化的大背景下，“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成为随处可套的政治口袋罪。本文结合诸多真实案例，剖析官方如何将正常的宗教习俗、留须戴巾、甚至私下诵经定性为安全威胁，呼吁社会看清话语权垄断对弱势族群权利的严重侵害。
北京中国樽被一架轻型飞机撞击以后，人们几乎立刻就知道，官方最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结论。 随后公布的调查通报，与人们预料的几乎完全一致：驾驶员的成长经历、工作状况、家庭关系、失眠焦虑以及日记内容，最后简单定性为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公共安全事件。
几年来，中国不断发生驾车冲撞人群、持刀无差别袭击、校园袭击等重大公共伤亡事件。每一次事件发生以后，人们都会看官方完全相似的表述：精神异常、个人原因、情绪失控、报复社会……于是，一场原本足以引发整个社会反思的公共暴力事件，最后都停留在一份简短的情况通报里。
与政府稍有不同的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定义权和讨论空间，民间对此则犬儒而冷漠。有人调侃，有人玩梗，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把这些无差别的恐怖袭击戏称为“献忠”，有人计算伤亡人数，有人讨论作案方式。悲剧很快变成了一种网络消费品。
官方负责迅速降温，民间负责迅速消费；前者让事件退出公共讨论，后者让事件退出公共记忆，真正的讨论没有发生，真正的反思更是很难出现。
然而，当镜头转向另一类对象时，整个话语体系突然发生了变化。
穆斯林妇女戴的头巾，穆斯林男性留的胡须，清真寺的穹顶和宣礼塔，正常的斋戒，宗教书籍，宗教课程……这些原本属于宗教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内容，却不断被纳入“反恐”“去极端化”“国家安全”等叙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甚至把“穿戴蒙面罩袍”“非正常蓄须”“泛化清真概念”等行为列入所谓“极端化”的主要表现，并建立起教育转化、行为矫正等一整套制度。
如果把这两类现象放在一起，一个问题便越来越难以回避：今天的中国，到底什么才叫恐怖主义？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恐怖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行为。它针对无辜平民实施暴力，制造恐慌，破坏社会安全。判断它，首先应该看一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他属于什么民族、信仰什么宗教、穿什么衣服。
恐怖主义，开始被重新定义。 中国不断发生重大公共暴力事件，它们造成了大量普通民众伤亡，也制造了真实的社会恐慌，然而，恐怖袭击事件却不断被个体化。而面对没有造成公共伤害的宗教文化，信徒身份却不断被安全化。
如果只是把这一切仅仅理解成双重标准，恐怕还不足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几个案件，也不是几项政策，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变化：定义权开始越来越集中，不仅文明、美、宗教可以被重新定义，连“恐怖主义”这种本应以行为为标准进行界定的概念，也开始按照政治需要被灵活定义。于是，判断危险，越来越不是看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看他是谁；越来越不是依据行为，而是依据身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所体现的治理思路：一种宗教首先被解释成安全问题，一种民族文化首先被解释成治理对象，于是，头巾不再只是头巾，胡须不再只是胡须，长袍不再只是长袍，清真寺也不再只是清真寺，它们首先变成了需要治理的对象，然后，变立即成需要改造的对象。
这里，我甚至想到了一个带着几分讽刺意味的词：中国特色恐怖主义定义。同样是“恐怖主义”。一套定义面对行为，另一套定义面对身份；这种根据对象不同而不断变化的定义方式，本身恐怕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前者不断缩小，后者不断放大。它们并彼此矛盾，而是共同服务于同一套定义体系。
恐怖主义被灵活定义以后，首先被伤害的，并不是某一个民族，而是整个社会判断危险的能力 一个社会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建立在不断制造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能够准确辨认危险的能力之上。危险本来应该按照行为来判断，而不是按照身份来判断；恐怖主义本来应该根据暴力行为来定义，而不是根据宗教、民族、服饰或者文化来定义。造成了公共伤亡的暴力恐怖事件，被解释成个人事件，迅速退出公共讨论；而一种并没有制造公共伤害的文化，却因为不断被赋予政治意义，成为全民共同警惕的对象。
当这种顺序被颠倒以后，发生变化的，就已经不仅仅是几个法律概念，而是越来越多原本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都开始失去自己的定义，由权力重新赋予新的含义。
很多人以为，文化灭绝始于推土机，始于铁丝网，始于强制拆除，始于禁止一种语言、禁止一种服饰、禁止一种信仰。其实，它往往开始得更早，它开始于重新定义。
当文明可以被重新定义，宗教可以被重新定义，民族可以被重新定义，美可以被重新定义，爱国可以被重新定义，今天，连恐怖主义都可以被灵活定义的时候，真正受到侵蚀的，就已经不仅仅是某一种文化。受到侵蚀的，是文化自己解释自己的能力。
一个民族可以失去一座建筑，可以失去一种服饰，甚至可以失去一种语言；可一旦它失去了定义自己的权利，它失去的，就不再只是文化的外壳，而是文化赖以存在的生命力。
一个社会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恐怖主义被重新定义，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由权力替自己定义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美、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民族、什么是真相，最后，也包括什么才是真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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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灵活定义的恐怖主义：口袋罪下的宗教定罪与穆斯林话语权丧失
摘要：
在反恐名义被无限泛化的大背景下，“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成为随处可套的政治口袋罪。本文结合诸多真实案例，剖析官方如何将正常的宗教习俗、留须戴巾、甚至私下诵经定性为安全威胁，呼吁社会看清话语权垄断对弱势族群权利的严重侵害。
北京中国樽被一架轻型飞机撞击以后，人们几乎立刻就知道，官方最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结论。 随后公布的调查通报，与人们预料的几乎完全一致：驾驶员的成长经历、工作状况、家庭关系、失眠焦虑以及日记内容，最后简单定性为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公共安全事件。
几年来，中国不断发生驾车冲撞人群、持刀无差别袭击、校园袭击等重大公共伤亡事件。每一次事件发生以后，人们都会看官方完全相似的表述：精神异常、个人原因、情绪失控、报复社会……于是，一场原本足以引发整个社会反思的公共暴力事件，最后都停留在一份简短的情况通报里。
与政府稍有不同的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定义权和讨论空间，民间对此则犬儒而冷漠。有人调侃，有人玩梗，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把这些无差别的恐怖袭击戏称为“献忠”，有人计算伤亡人数，有人讨论作案方式。悲剧很快变成了一种网络消费品。
官方负责迅速降温，民间负责迅速消费；前者让事件退出公共讨论，后者让事件退出公共记忆，真正的讨论没有发生，真正的反思更是很难出现。
然而，当镜头转向另一类对象时，整个话语体系突然发生了变化。
穆斯林妇女戴的头巾，穆斯林男性留的胡须，清真寺的穹顶和宣礼塔，正常的斋戒，宗教书籍，宗教课程……这些原本属于宗教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内容，却不断被纳入“反恐”“去极端化”“国家安全”等叙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甚至把“穿戴蒙面罩袍”“非正常蓄须”“泛化清真概念”等行为列入所谓“极端化”的主要表现，并建立起教育转化、行为矫正等一整套制度。
如果把这两类现象放在一起，一个问题便越来越难以回避：今天的中国，到底什么才叫恐怖主义？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恐怖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行为。它针对无辜平民实施暴力，制造恐慌，破坏社会安全。判断它，首先应该看一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他属于什么民族、信仰什么宗教、穿什么衣服。
恐怖主义，开始被重新定义。 中国不断发生重大公共暴力事件，它们造成了大量普通民众伤亡，也制造了真实的社会恐慌，然而，恐怖袭击事件却不断被个体化。而面对没有造成公共伤害的宗教文化，信徒身份却不断被安全化。
如果只是把这一切仅仅理解成双重标准，恐怕还不足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几个案件，也不是几项政策，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变化：定义权开始越来越集中，不仅文明、美、宗教可以被重新定义，连“恐怖主义”这种本应以行为为标准进行界定的概念，也开始按照政治需要被灵活定义。于是，判断危险，越来越不是看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看他是谁；越来越不是依据行为，而是依据身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所体现的治理思路：一种宗教首先被解释成安全问题，一种民族文化首先被解释成治理对象，于是，头巾不再只是头巾，胡须不再只是胡须，长袍不再只是长袍，清真寺也不再只是清真寺，它们首先变成了需要治理的对象，然后，变立即成需要改造的对象。
这里，我甚至想到了一个带着几分讽刺意味的词：中国特色恐怖主义定义。同样是“恐怖主义”。一套定义面对行为，另一套定义面对身份；这种根据对象不同而不断变化的定义方式，本身恐怕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前者不断缩小，后者不断放大。它们并彼此矛盾，而是共同服务于同一套定义体系。
恐怖主义被灵活定义以后，首先被伤害的，并不是某一个民族，而是整个社会判断危险的能力 一个社会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建立在不断制造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能够准确辨认危险的能力之上。危险本来应该按照行为来判断，而不是按照身份来判断；恐怖主义本来应该根据暴力行为来定义，而不是根据宗教、民族、服饰或者文化来定义。造成了公共伤亡的暴力恐怖事件，被解释成个人事件，迅速退出公共讨论；而一种并没有制造公共伤害的文化，却因为不断被赋予政治意义，成为全民共同警惕的对象。
当这种顺序被颠倒以后，发生变化的，就已经不仅仅是几个法律概念，而是越来越多原本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都开始失去自己的定义，由权力重新赋予新的含义。
很多人以为，文化灭绝始于推土机，始于铁丝网，始于强制拆除，始于禁止一种语言、禁止一种服饰、禁止一种信仰。其实，它往往开始得更早，它开始于重新定义。
当文明可以被重新定义，宗教可以被重新定义，民族可以被重新定义，美可以被重新定义，爱国可以被重新定义，今天，连恐怖主义都可以被灵活定义的时候，真正受到侵蚀的，就已经不仅仅是某一种文化。受到侵蚀的，是文化自己解释自己的能力。
一个民族可以失去一座建筑，可以失去一种服饰，甚至可以失去一种语言；可一旦它失去了定义自己的权利，它失去的，就不再只是文化的外壳，而是文化赖以存在的生命力。
一个社会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恐怖主义被重新定义，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由权力替自己定义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美、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民族、什么是真相，最后，也包括什么才是真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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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问你服不服？”：暴力驯化背后的合法性危机与精神抗争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就问你服不服？”：暴力驯化背后的合法性危机与精神抗争
摘要：
从拆除穹顶、整肃阿訇到日常思想改造，权力用一次次毫不掩饰的威吓向信仰者逼问服从。本文深刻剖析以暴力为支撑的驯化逻辑所造成的严重合法性流失，指出外在的屈服永远换不来内心的信服，安拉面前的虔诚绝非任何人间暴政所能彻底抹杀。
今年的七一，习近平照着稿子又又又讲话了，依旧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民族复兴、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些概念之外，有一种气息越发凸显：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10128.6万人，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习近平新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自信，更像是在不断累积一种无需论证的气势。很多事情已经不再需要解释，不再需要回应质疑，不再需要等待时间检验，而是直接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历史、一种已经盖棺定论的事实，被郑重宣布出来。
一连串“第一”、“伟大”、“开创”、“引领”，左脚踩着右脚，腾空而起，不断把整个叙事抬向新的高度。每一个新的判断，都成了下一个更高判断的支点；每一个新的“伟大”，又成了另一个更“伟大”的证明。一路拔高，嗯！中共真是牛X。
——就问你丫服不服？
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问你丫服不服”从来不是一句讨论真假的话，而是一句终止讨论的话。它曾经是上世纪中后期的街头逻辑和混混们的终极教条，它出现在争强斗狠，双方已经不再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它表达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逻辑，更不是证据，它表达的是力量，它真正想说出口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比你横。
所以，你服不服？
傅志彬先生在《侃侃》节目中，经常用“二杆子”来形容习近平和他少年时代大院子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那个年代，北京一些大院里的孩子打架、斗狠、搞帮派、争地盘，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只有输赢的世界里。谁先低头，谁就输了；谁认怂，谁就丢了面子；谁退一步，别人就会进一步。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最后到底是谁低头。“服不服”几乎成了大院“二杆子”们的行动原则，后来，大院思维逐渐扩散到全社会，“就问你丫服不服”迅速成了所有街头混混们的江湖逻辑。
心理学一直认为，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往往会伴随他的一生。很多人以为，年龄增长意味着世界观不断更新，其实并非如此。很多最深层的判断，恰恰形成于少年时代。一个人十二岁以前学会的：什么叫强大、什么叫英雄、什么叫胜利、什么叫服从、 什么叫斗争…… 很多都会成为他以后理解世界的思想钢印。
这几年，每逢六一儿童节，总能看到一些已经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穿着儿时的校服，系着红领巾，涂着夸张的腮红，举着少先队队旗，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种怀旧，我却觉得，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人的年龄可以长大，但童年形成的情感和行为模式，却未必会一起长大。
“就问你丫服不服”，也是如此。它影响的，从来不只是后来走进权力的人。它同样影响了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早已在童年熟悉了这种语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句街头混混的口头禅，它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教育。小时候，人们学会的是争输赢、分高低、讲气势；街头文化崇拜的是“谁更横”，影视作品里的英雄也常常是谁更硬。慢慢地，一种非常朴素的判断开始深入人心：讲不讲道理是一回事，最后还是要看谁压得住谁。
于是，“服不服”慢慢从一句口头禅，变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很多人未必喜欢混混，却欣赏“够硬”；未必认同流氓，却容易把霸道理解成强大；未必赞成高压，却很容易把高压误认为能力。电影《战狼》系列之所以能够引发巨大反响，并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成功。它把街头“服不服”的江湖逻辑，包装成了国家叙事。
在这种逻辑的长期浸染下，社会的善恶标准被悄然替换：人们不再鄙视恶人，人们只鄙视“不够成功的恶人”。 最高端的话语，与最底层的本能，也就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耐人寻味的统一。
后来，大院里的那群孩子陆续走进了中共权力的高层，带着他们少年时代形成的那套世界观。将那句街头语言变成了治理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行动指南。
如果说，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政治语言里，还经常能够听到“合作共赢”“求同存异”“与国际接轨”这样带有协商意味的表达，那么习近平时代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则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发扬斗争精神。
它体现出来的，不只是政治语言的变化，更是一种权力人格的变化。在这种人格里，妥协会被理解成软弱，让步等同于成失败，讨论就是动摇。于是，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再被理解为如何寻找共识，而被中共的党八股诠释为一场不能输的较量。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只差一步，其实已经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前者相信契约、程序与多元，相信道理可以越辩越明；后者只相信权力、服从与定于一尊，相信力量才能终结讨论。这已经不是观点的分歧，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根本分流。
当一种街头逻辑慢慢变成一种权力逻辑，又进一步变成一种社会逻辑的时候，它改变的，就已经不仅仅是政治语言，它一定会继续向现实延伸。对内，它越来越倾向于把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问题，理解成一场谁能够压服谁的较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再是被看作一种文化，而是一种需要改造的对象；不同的民族身份，不再是需要理解，而是“不管不行”。清真寺被拆去穹顶和宣礼塔，语言被统一，服饰被规范，宗教生活被重新塑造。一整套治理逻辑背后，还是那句话：——就问你丫服不服？
这种逻辑还有一个更深的特点，它很少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种政策，而更愿意把自己塑造成整个民族共同的意志。原本属于国家权力的选择，被不断包装成“中华民族共同的选择”；原本属于政治权力的要求，被不断解释成“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当少数民族被要求改变自己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时，权力开始越来越善于借用民族主义的名义发言。原本属于权力的意志，被塑造成整个多数民族共同的意志；原本属于权力的要求，也被塑造成整个民族共同的要求。于是，喊出"服不服"的，仿佛已经不是某一种权力，而是整个多数民族。
对外，也同样如此。越来越多的外交表达，从过去强调合作、协商、求同存异，转向强调斗争、胜负和意志力。国际关系被诠释成零和博弈的输赢，而不是利益协调的过程。真正重要的，不再是共同解决问题，而是不断证明自己不能输。
对内是压服，对外也是压服，对象不同，语言不同，可底层逻辑却完全相似。
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并不是一句“就问你丫服不服”。而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这本来就是解决问题最正常的方式。
真正有底气的人，很少反复追问别人服不服；只有极度虚弱、始终需要通过制造恐惧来确认自己存在的人，才会不停追问：你到底服不服。
我横竖睡不着，反复回想着那些年曾经学习、讨论、抄写、背诵过的习近平讲话。现代化、复兴、自信、文明……一个个概念在脑海里飘了半夜。临睡前，一行简体字忽然落在我的眼皮上：
——就问你丫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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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就问你服不服？”：暴力驯化背后的合法性危机与精神抗争
摘要：
从拆除穹顶、整肃阿訇到日常思想改造，权力用一次次毫不掩饰的威吓向信仰者逼问服从。本文深刻剖析以暴力为支撑的驯化逻辑所造成的严重合法性流失，指出外在的屈服永远换不来内心的信服，安拉面前的虔诚绝非任何人间暴政所能彻底抹杀。
今年的七一，习近平照着稿子又又又讲话了，依旧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民族复兴、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些概念之外，有一种气息越发凸显：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10128.6万人，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习近平新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自信，更像是在不断累积一种无需论证的气势。很多事情已经不再需要解释，不再需要回应质疑，不再需要等待时间检验，而是直接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历史、一种已经盖棺定论的事实，被郑重宣布出来。
一连串“第一”、“伟大”、“开创”、“引领”，左脚踩着右脚，腾空而起，不断把整个叙事抬向新的高度。每一个新的判断，都成了下一个更高判断的支点；每一个新的“伟大”，又成了另一个更“伟大”的证明。一路拔高，嗯！中共真是牛X。
——就问你丫服不服？
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问你丫服不服”从来不是一句讨论真假的话，而是一句终止讨论的话。它曾经是上世纪中后期的街头逻辑和混混们的终极教条，它出现在争强斗狠，双方已经不再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它表达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逻辑，更不是证据，它表达的是力量，它真正想说出口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比你横。
所以，你服不服？
傅志彬先生在《侃侃》节目中，经常用“二杆子”来形容习近平和他少年时代大院子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那个年代，北京一些大院里的孩子打架、斗狠、搞帮派、争地盘，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只有输赢的世界里。谁先低头，谁就输了；谁认怂，谁就丢了面子；谁退一步，别人就会进一步。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最后到底是谁低头。“服不服”几乎成了大院“二杆子”们的行动原则，后来，大院思维逐渐扩散到全社会，“就问你丫服不服”迅速成了所有街头混混们的江湖逻辑。
心理学一直认为，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往往会伴随他的一生。很多人以为，年龄增长意味着世界观不断更新，其实并非如此。很多最深层的判断，恰恰形成于少年时代。一个人十二岁以前学会的：什么叫强大、什么叫英雄、什么叫胜利、什么叫服从、 什么叫斗争…… 很多都会成为他以后理解世界的思想钢印。
这几年，每逢六一儿童节，总能看到一些已经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穿着儿时的校服，系着红领巾，涂着夸张的腮红，举着少先队队旗，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种怀旧，我却觉得，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人的年龄可以长大，但童年形成的情感和行为模式，却未必会一起长大。
“就问你丫服不服”，也是如此。它影响的，从来不只是后来走进权力的人。它同样影响了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早已在童年熟悉了这种语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句街头混混的口头禅，它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教育。小时候，人们学会的是争输赢、分高低、讲气势；街头文化崇拜的是“谁更横”，影视作品里的英雄也常常是谁更硬。慢慢地，一种非常朴素的判断开始深入人心：讲不讲道理是一回事，最后还是要看谁压得住谁。
于是，“服不服”慢慢从一句口头禅，变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很多人未必喜欢混混，却欣赏“够硬”；未必认同流氓，却容易把霸道理解成强大；未必赞成高压，却很容易把高压误认为能力。电影《战狼》系列之所以能够引发巨大反响，并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成功。它把街头“服不服”的江湖逻辑，包装成了国家叙事。
在这种逻辑的长期浸染下，社会的善恶标准被悄然替换：人们不再鄙视恶人，人们只鄙视“不够成功的恶人”。 最高端的话语，与最底层的本能，也就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耐人寻味的统一。
后来，大院里的那群孩子陆续走进了中共权力的高层，带着他们少年时代形成的那套世界观。将那句街头语言变成了治理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行动指南。
如果说，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政治语言里，还经常能够听到“合作共赢”“求同存异”“与国际接轨”这样带有协商意味的表达，那么习近平时代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则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发扬斗争精神。
它体现出来的，不只是政治语言的变化，更是一种权力人格的变化。在这种人格里，妥协会被理解成软弱，让步等同于成失败，讨论就是动摇。于是，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再被理解为如何寻找共识，而被中共的党八股诠释为一场不能输的较量。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只差一步，其实已经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前者相信契约、程序与多元，相信道理可以越辩越明；后者只相信权力、服从与定于一尊，相信力量才能终结讨论。这已经不是观点的分歧，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根本分流。
当一种街头逻辑慢慢变成一种权力逻辑，又进一步变成一种社会逻辑的时候，它改变的，就已经不仅仅是政治语言，它一定会继续向现实延伸。对内，它越来越倾向于把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问题，理解成一场谁能够压服谁的较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再是被看作一种文化，而是一种需要改造的对象；不同的民族身份，不再是需要理解，而是“不管不行”。清真寺被拆去穹顶和宣礼塔，语言被统一，服饰被规范，宗教生活被重新塑造。一整套治理逻辑背后，还是那句话：——就问你丫服不服？
这种逻辑还有一个更深的特点，它很少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种政策，而更愿意把自己塑造成整个民族共同的意志。原本属于国家权力的选择，被不断包装成“中华民族共同的选择”；原本属于政治权力的要求，被不断解释成“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当少数民族被要求改变自己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时，权力开始越来越善于借用民族主义的名义发言。原本属于权力的意志，被塑造成整个多数民族共同的意志；原本属于权力的要求，也被塑造成整个民族共同的要求。于是，喊出"服不服"的，仿佛已经不是某一种权力，而是整个多数民族。
对外，也同样如此。越来越多的外交表达，从过去强调合作、协商、求同存异，转向强调斗争、胜负和意志力。国际关系被诠释成零和博弈的输赢，而不是利益协调的过程。真正重要的，不再是共同解决问题，而是不断证明自己不能输。
对内是压服，对外也是压服，对象不同，语言不同，可底层逻辑却完全相似。
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并不是一句“就问你丫服不服”。而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这本来就是解决问题最正常的方式。
真正有底气的人，很少反复追问别人服不服；只有极度虚弱、始终需要通过制造恐惧来确认自己存在的人，才会不停追问：你到底服不服。
我横竖睡不着，反复回想着那些年曾经学习、讨论、抄写、背诵过的习近平讲话。现代化、复兴、自信、文明……一个个概念在脑海里飘了半夜。临睡前，一行简体字忽然落在我的眼皮上：
——就问你丫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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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极权统治的流氓化特征与社会心理剖析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极权统治的流氓化特征与社会心理剖析
摘要：
当国家机器撕下法治与道德的温情面纱，公然展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流氓化姿态，普通公民该如何自处？本文通过剖析体制在面对国际谴责与民间不满时的无赖化应对，揭示权力傲慢背后的虚弱本质，鼓励公众以无畏的坚守对抗官方的流氓逻辑。
七月以来，广西洪水、湖北龙卷风，一场接着一场灾难占据着各类媒体的头条。
新闻里的词汇也越来越熟悉：“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历史极值”“突破纪录”。
今年如此，去年如此，前年也是如此。
极端天气似乎越来越频繁，究竟有多少是天灾，又有多少是人祸？城市建设、防洪体系、应急管理、预警机制……这些原本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往往都被一句“百年一遇”轻飘飘推给了老天爷。
与此同时，官方每天热播的，却是统一台湾、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相比之下，一座城市为什么会淹，一条河为什么会决堤，预警为何没有发出来，似乎已经算不上什么值得追问的大事了。
真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舆论，还有中共权贵面对灾难的姿态。
无论是在曾经的中国，还是放眼世界，重大灾难发生以后，国家最高领导人通常都会赶赴现场，踩着泥浆，走进废墟，看望群众，部署救灾。无论这种做法究竟能够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至少它完成了一种政治姿态：灾难面前，权力没有置身事外。
然而，这样的画面，在今天的中国却越来越少见了。2021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漫灌地铁隧道，最高领导人却按既定行程在拉萨顶着藏式华盖惬意巡游；2023年河北涿州洪水淹没全城，中共高层依然集体在北戴河的凉爽海风中静养休假……
如今，人们看到的是中南海里的会议，是一份份“重要指示”“重要批示”，是新闻联播不断重复的“要求全力抢险救灾”“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屏幕里的权力每天都一样在发号施令，在做重要批示，现场越来越远，文件越来越多。
看久了，你会看到一种姿态，一种权势不再刻意掩饰的随意和傲慢，时刻在宣告：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
八百年前东京街头那个没人敢招惹的牛二缠着杨志时也曾经喊过这句话：有种你就来呀，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没有人愿意招惹牛二，不是因为他特别能打，而是因为他不和你讲理，不与你论规则，甚至连脸面都不要了。在他眼里，只要别人拿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就是赢家。
八百年后的牛二们坐在高堂之上，坐在新闻联播中，他们手握重权，拥有宣传、警察、法院、监狱、法律和整个国家机器。他们修改律法，重定规则。别人讲规矩，他利用规矩；别人怕惹事，他就专门惹事；别人想息事宁人，他就一步一步逼到别人退无可退。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相不相信，也越来越不屑于回应和解释，因为解释意味着，你仍然承认别人有追问的资格，他真正相信的只有一点：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回看中共这些年话语方式的变化：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也控制舆论，也掩盖事实。但那个时候，它至少还努力把谎撒得像一点，努力去解释，努力去证明，努力去建立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叙事，至少还拙劣地自我开脱：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习近平时代，开启了权势的另一种荒诞肆意的新常态。疫情肆虐时，他高调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三年后，极端封控骤然停摆，无数生命与巨大的社会代价随着政策一夜蒸发；他们把边疆沦为权力的实验场，将一百多万维吾尔人随意投入集中营，语言被强行统一，文化被强行改造，宗教被强行重塑。这种傲慢同样延伸了国际舞台：海峡对岸，他指挥着军机军舰天天切近、骚扰骂街，让两千三百万台湾民众无法安生。
面对国际社会一轮又一轮的谴责与调查报告，中方的回应早已不再是辩解，而变成了一种冷漠而傲慢的示威：“我就这样，你能奈我何？”
拥有权势的无赖，最大的本事还不是撒泼耍赖，而是他能利用权势让越来越多人相信：无赖和流氓主义， 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
尤其当这种泼皮无赖的人格长期占据权力之后，它开始慢慢改变整个社会对于"正常"的理解。人们不再欣赏诚实，而开始欣赏“会来事”；不再敬重守信，而开始佩服“有手段”。很多人甚至替这种人格做脚注：“国际关系本来就是这样”“政治就是骗人的”“外交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做人不能太老实”。
八百年前，牛二终究还是死了，杨志成了英雄。
八百年后，杨志不见了，牛二有权了，他坐在会议室里，坐在新闻联播里。他照着稿子告诉世界：
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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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极权统治的流氓化特征与社会心理剖析
摘要：
当国家机器撕下法治与道德的温情面纱，公然展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流氓化姿态，普通公民该如何自处？本文通过剖析体制在面对国际谴责与民间不满时的无赖化应对，揭示权力傲慢背后的虚弱本质，鼓励公众以无畏的坚守对抗官方的流氓逻辑。
七月以来，广西洪水、湖北龙卷风，一场接着一场灾难占据着各类媒体的头条。
新闻里的词汇也越来越熟悉：“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历史极值”“突破纪录”。
今年如此，去年如此，前年也是如此。
极端天气似乎越来越频繁，究竟有多少是天灾，又有多少是人祸？城市建设、防洪体系、应急管理、预警机制……这些原本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往往都被一句“百年一遇”轻飘飘推给了老天爷。
与此同时，官方每天热播的，却是统一台湾、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相比之下，一座城市为什么会淹，一条河为什么会决堤，预警为何没有发出来，似乎已经算不上什么值得追问的大事了。
真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舆论，还有中共权贵面对灾难的姿态。
无论是在曾经的中国，还是放眼世界，重大灾难发生以后，国家最高领导人通常都会赶赴现场，踩着泥浆，走进废墟，看望群众，部署救灾。无论这种做法究竟能够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至少它完成了一种政治姿态：灾难面前，权力没有置身事外。
然而，这样的画面，在今天的中国却越来越少见了。2021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漫灌地铁隧道，最高领导人却按既定行程在拉萨顶着藏式华盖惬意巡游；2023年河北涿州洪水淹没全城，中共高层依然集体在北戴河的凉爽海风中静养休假……
如今，人们看到的是中南海里的会议，是一份份“重要指示”“重要批示”，是新闻联播不断重复的“要求全力抢险救灾”“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屏幕里的权力每天都一样在发号施令，在做重要批示，现场越来越远，文件越来越多。
看久了，你会看到一种姿态，一种权势不再刻意掩饰的随意和傲慢，时刻在宣告：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
八百年前东京街头那个没人敢招惹的牛二缠着杨志时也曾经喊过这句话：有种你就来呀，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没有人愿意招惹牛二，不是因为他特别能打，而是因为他不和你讲理，不与你论规则，甚至连脸面都不要了。在他眼里，只要别人拿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就是赢家。
八百年后的牛二们坐在高堂之上，坐在新闻联播中，他们手握重权，拥有宣传、警察、法院、监狱、法律和整个国家机器。他们修改律法，重定规则。别人讲规矩，他利用规矩；别人怕惹事，他就专门惹事；别人想息事宁人，他就一步一步逼到别人退无可退。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相不相信，也越来越不屑于回应和解释，因为解释意味着，你仍然承认别人有追问的资格，他真正相信的只有一点：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回看中共这些年话语方式的变化：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也控制舆论，也掩盖事实。但那个时候，它至少还努力把谎撒得像一点，努力去解释，努力去证明，努力去建立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叙事，至少还拙劣地自我开脱：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习近平时代，开启了权势的另一种荒诞肆意的新常态。疫情肆虐时，他高调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三年后，极端封控骤然停摆，无数生命与巨大的社会代价随着政策一夜蒸发；他们把边疆沦为权力的实验场，将一百多万维吾尔人随意投入集中营，语言被强行统一，文化被强行改造，宗教被强行重塑。这种傲慢同样延伸了国际舞台：海峡对岸，他指挥着军机军舰天天切近、骚扰骂街，让两千三百万台湾民众无法安生。
面对国际社会一轮又一轮的谴责与调查报告，中方的回应早已不再是辩解，而变成了一种冷漠而傲慢的示威：“我就这样，你能奈我何？”
拥有权势的无赖，最大的本事还不是撒泼耍赖，而是他能利用权势让越来越多人相信：无赖和流氓主义， 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
尤其当这种泼皮无赖的人格长期占据权力之后，它开始慢慢改变整个社会对于"正常"的理解。人们不再欣赏诚实，而开始欣赏“会来事”；不再敬重守信，而开始佩服“有手段”。很多人甚至替这种人格做脚注：“国际关系本来就是这样”“政治就是骗人的”“外交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做人不能太老实”。
八百年前，牛二终究还是死了，杨志成了英雄。
八百年后，杨志不见了，牛二有权了，他坐在会议室里，坐在新闻联播里。他照着稿子告诉世界：
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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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当代执政死穴：缺乏制衡的独裁权力如何将国家推向不可逆的深渊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探析当代执政死穴：缺乏制衡的独裁权力如何将国家推向不可逆的深渊
摘要：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制度性纠错机制的全面丧失，是专制独裁体制不可规避的执政死穴。本文深刻剖析定于一尊下的决策盲区、指鹿为马的官场逆淘汰以及对全社会的严酷控制，指出当谎言成为唯一合法话语时，整个社会系统正在加速走向系统性风险爆发。
——绝对权力下的病态不安全感
习近平时代最鲜明的政治特征，不是权力，而是对安全的近乎病态的追求。这种安全，不只是国内政治安全，也不仅仅是个人生命安全，它几乎扩展到了每一个层面：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生物安全……几乎所有领域，都被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一个真正安全的人，不需要天天强调安全；一个真正稳定的政权，也不会不断告诉人民自己很稳定。
当“安全”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最频繁出现的政治语言时，它真正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不安全。而这种不安全，又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对内，他越来越不信任身边的人；对外，他越来越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也正是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不安全感，构成了习近平时代许多政治现象背后共同的逻辑。
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极度渴望国际社会的承认，只是他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争夺承认的“币种”不同：毛泽东要的是“路线正统与战略博弈的承认”（在冷战夹缝中争夺第三世界领袖和联合国席位）；邓小平要的是“信任与资本的承认”（通过韬光养晦，让西方接纳中国进入全球经济循环）；江、胡要的是“大国地位与规则融入的承认”（通过入世、奥运，让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平等的玩家）。
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追求从“融入世界”变成了“万国来朝”与“输出模式”的自我认证。由于国内制度向极权回归，国际舞台不再是单纯的外交战场，而是变成了一面必须被完美过滤的、用来向国内证明其执政英明的“政治哈哈镜”。外国领导人的评价，国际会议上的礼遇规格，国际组织的态度，外国媒体的报道，越来越被赋予超越外交本身的意义。
习近平时代越来越重视各种大型国际活动。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中亚峰会，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再到近年来不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这些活动当然具有外交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不断向国内塑造一种画面：世界正在向中国靠拢，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中心。官方报道这些会议的时候，也形成了一套非常固定的叙事。镜头反复出现欢迎仪式、礼炮、红毯、国宴、掌声、合影、外国元首的笑容，以及“高度评价”“一致赞赏”“充分肯定”这样的语言。真正涉及利益交换、分歧和博弈的部分，反而很少成为报道重点。它不断向世界证明：中国是成功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而自己的时代，更是成功的。
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时代对于海外批评的敏感程度，也超过了以往。尤其是那些具有中国背景、后来移居海外的人，无论是记者、学者、异议人士还是爆料者，他们往往比外国批评者更容易成为重点对象。跨国骚扰、施压、针对国内家属的连带打击，以及各种形式的海外影响行动，这些年不断增加。这种对海外评价的极度敏感，本质上是绝对集权在外部世界遭遇的“投射焦虑”。因为在无法完全掌控的国际舞台上，任何一丝不和谐的声音，都可能戳破国内精致滤镜下的“盛世”叙事。
然而，这种在国际舞台上倾尽全力过滤出的“完美镜像”，恰恰折射出体制内部最深沉的虚弱。当对外需要完美的“万国来朝”来论证合法性时，对内就更容不下半点杂音。很多人以为，现代国家建立起了党政官僚体系与法律程序，历史上充满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便已过去，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共的现代极权虽然没有了紫禁城，传统的权力逻辑却借尸还魂。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皇权最核心的逻辑便是“防内重于防外”。真正让帝王夜不能寐的，并不是千里之外的敌人，而是身边每天都能见到的近臣、派系与接班人。精明的帝王甚至会刻意放任、利用内部派系的竞争与相互举报，让下属在彼此消耗中无法威胁最高权力。适度的内斗与不信任，历来不是统治的失败，而是一种古老的“御人技术”。
在这种高压猜忌下，现代政治的信任彻底瓦解。整个中共官僚体系退化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角斗场，官员们不敢建立协作，只能将全部精力用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他们越来越少讨论政策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用尽全力去揣摩最高权力的幽微心思。
来自权力核心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停留在红墙之内，而是迅速层层传递、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其最直观的投射，便是最高领导人到地方视察时，全城进入的临时“战时状态”——封路封桥、大范围交通管制、无人机禁飞、甚至连刀剪工具都暂停寄递。任何国家元首都有安全安保，但真正令人警惕的是，这种安全半径正在被无限放大。它所体现的治理逻辑极其霸道：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必须为了一个人的绝对安全而随时停摆、重新组织。
为什么一个现代国家，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熟悉的宫廷气息？为什么一个人的安全，需要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为之让路？这恰恰揭示了现代极权最深刻的悖论：它在话语上宣称自己代表着最先进的现代治理体系，在行为上却不断退回到中国两千年前最古老的皇权逻辑。习近平时代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一场披着数字化和现代官僚外衣的、中国传统帝王御人术与高度集权体制的倒退式回归。当一个政权将“权力自保”视为最高准则、认定危险来自内部时，它不仅会重塑官僚与社会，更会深刻地改变整个国家成本的索取方向——真正被无休止索取和消耗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它的基本盘。
纵观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这一规律屡见不鲜：真正被无限征税、无限征发、无限驱使的，很少是边疆的蛮夷，而往往是内地的子民。对边疆外族，统治者往往需要权衡外交后果与边境稳定，甚至施以怀柔与安抚；但自己的百姓没有退路、无法逃离、更无人代其讨价还价。于是，他们天然地成为了皇权最稳定、也最廉价的续命资源。
很多人误以为，当前激进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边缘的少数民族。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却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残酷悖论：今天支撑起“大国崛起”、“文明复兴”等宏大叙事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基本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汉族。对于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政权，资源永远会优先投入它最害怕失去的地方，而成本，则会优先转嫁给最不可能反抗的人。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牵涉国际舆论、人权外交及跨境民族等复杂因素，每一次政策调整都伴随着高昂的国际政治成本。而普通汉族群体不同，他们既没有国际社会的持续聚焦，也缺乏海外共同体的发声声援，更没有国际组织为其展开外交博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天然地“相信国家、相信权力、甘于牺牲”。
这种绝对的顺从，让他们成为了体制在面临危机、需要转嫁代价时，最容易动员且成本最低的承受者。
这正是习近平时代最隐蔽也最讽刺的死穴：宏大的叙事看似在维护基本盘的利益，但当体制的运转需要源源不断的燃料时，最先被扔进炉膛的，往往就是这些最忠诚、最顺从的跟随者。极权真正残酷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击碎了敌人的反抗，而是它成功让自己的支持者，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这场宏大叙事背后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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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探析当代执政死穴：缺乏制衡的独裁权力如何将国家推向不可逆的深渊
摘要：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制度性纠错机制的全面丧失，是专制独裁体制不可规避的执政死穴。本文深刻剖析定于一尊下的决策盲区、指鹿为马的官场逆淘汰以及对全社会的严酷控制，指出当谎言成为唯一合法话语时，整个社会系统正在加速走向系统性风险爆发。
——绝对权力下的病态不安全感
习近平时代最鲜明的政治特征，不是权力，而是对安全的近乎病态的追求。这种安全，不只是国内政治安全，也不仅仅是个人生命安全，它几乎扩展到了每一个层面：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生物安全……几乎所有领域，都被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一个真正安全的人，不需要天天强调安全；一个真正稳定的政权，也不会不断告诉人民自己很稳定。
当“安全”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最频繁出现的政治语言时，它真正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不安全。而这种不安全，又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对内，他越来越不信任身边的人；对外，他越来越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也正是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不安全感，构成了习近平时代许多政治现象背后共同的逻辑。
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极度渴望国际社会的承认，只是他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争夺承认的“币种”不同：毛泽东要的是“路线正统与战略博弈的承认”（在冷战夹缝中争夺第三世界领袖和联合国席位）；邓小平要的是“信任与资本的承认”（通过韬光养晦，让西方接纳中国进入全球经济循环）；江、胡要的是“大国地位与规则融入的承认”（通过入世、奥运，让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平等的玩家）。
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追求从“融入世界”变成了“万国来朝”与“输出模式”的自我认证。由于国内制度向极权回归，国际舞台不再是单纯的外交战场，而是变成了一面必须被完美过滤的、用来向国内证明其执政英明的“政治哈哈镜”。外国领导人的评价，国际会议上的礼遇规格，国际组织的态度，外国媒体的报道，越来越被赋予超越外交本身的意义。
习近平时代越来越重视各种大型国际活动。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中亚峰会，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再到近年来不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这些活动当然具有外交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不断向国内塑造一种画面：世界正在向中国靠拢，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中心。官方报道这些会议的时候，也形成了一套非常固定的叙事。镜头反复出现欢迎仪式、礼炮、红毯、国宴、掌声、合影、外国元首的笑容，以及“高度评价”“一致赞赏”“充分肯定”这样的语言。真正涉及利益交换、分歧和博弈的部分，反而很少成为报道重点。它不断向世界证明：中国是成功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而自己的时代，更是成功的。
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时代对于海外批评的敏感程度，也超过了以往。尤其是那些具有中国背景、后来移居海外的人，无论是记者、学者、异议人士还是爆料者，他们往往比外国批评者更容易成为重点对象。跨国骚扰、施压、针对国内家属的连带打击，以及各种形式的海外影响行动，这些年不断增加。这种对海外评价的极度敏感，本质上是绝对集权在外部世界遭遇的“投射焦虑”。因为在无法完全掌控的国际舞台上，任何一丝不和谐的声音，都可能戳破国内精致滤镜下的“盛世”叙事。
然而，这种在国际舞台上倾尽全力过滤出的“完美镜像”，恰恰折射出体制内部最深沉的虚弱。当对外需要完美的“万国来朝”来论证合法性时，对内就更容不下半点杂音。很多人以为，现代国家建立起了党政官僚体系与法律程序，历史上充满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便已过去，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共的现代极权虽然没有了紫禁城，传统的权力逻辑却借尸还魂。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皇权最核心的逻辑便是“防内重于防外”。真正让帝王夜不能寐的，并不是千里之外的敌人，而是身边每天都能见到的近臣、派系与接班人。精明的帝王甚至会刻意放任、利用内部派系的竞争与相互举报，让下属在彼此消耗中无法威胁最高权力。适度的内斗与不信任，历来不是统治的失败，而是一种古老的“御人技术”。
在这种高压猜忌下，现代政治的信任彻底瓦解。整个中共官僚体系退化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角斗场，官员们不敢建立协作，只能将全部精力用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他们越来越少讨论政策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用尽全力去揣摩最高权力的幽微心思。
来自权力核心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停留在红墙之内，而是迅速层层传递、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其最直观的投射，便是最高领导人到地方视察时，全城进入的临时“战时状态”——封路封桥、大范围交通管制、无人机禁飞、甚至连刀剪工具都暂停寄递。任何国家元首都有安全安保，但真正令人警惕的是，这种安全半径正在被无限放大。它所体现的治理逻辑极其霸道：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必须为了一个人的绝对安全而随时停摆、重新组织。
为什么一个现代国家，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熟悉的宫廷气息？为什么一个人的安全，需要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为之让路？这恰恰揭示了现代极权最深刻的悖论：它在话语上宣称自己代表着最先进的现代治理体系，在行为上却不断退回到中国两千年前最古老的皇权逻辑。习近平时代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一场披着数字化和现代官僚外衣的、中国传统帝王御人术与高度集权体制的倒退式回归。当一个政权将“权力自保”视为最高准则、认定危险来自内部时，它不仅会重塑官僚与社会，更会深刻地改变整个国家成本的索取方向——真正被无休止索取和消耗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它的基本盘。
纵观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这一规律屡见不鲜：真正被无限征税、无限征发、无限驱使的，很少是边疆的蛮夷，而往往是内地的子民。对边疆外族，统治者往往需要权衡外交后果与边境稳定，甚至施以怀柔与安抚；但自己的百姓没有退路、无法逃离、更无人代其讨价还价。于是，他们天然地成为了皇权最稳定、也最廉价的续命资源。
很多人误以为，当前激进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边缘的少数民族。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却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残酷悖论：今天支撑起“大国崛起”、“文明复兴”等宏大叙事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基本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汉族。对于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政权，资源永远会优先投入它最害怕失去的地方，而成本，则会优先转嫁给最不可能反抗的人。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牵涉国际舆论、人权外交及跨境民族等复杂因素，每一次政策调整都伴随着高昂的国际政治成本。而普通汉族群体不同，他们既没有国际社会的持续聚焦，也缺乏海外共同体的发声声援，更没有国际组织为其展开外交博弈。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天然地“相信国家、相信权力、甘于牺牲”。
这种绝对的顺从，让他们成为了体制在面临危机、需要转嫁代价时，最容易动员且成本最低的承受者。
这正是习近平时代最隐蔽也最讽刺的死穴：宏大的叙事看似在维护基本盘的利益，但当体制的运转需要源源不断的燃料时，最先被扔进炉膛的，往往就是这些最忠诚、最顺从的跟随者。极权真正残酷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击碎了敌人的反抗，而是它成功让自己的支持者，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这场宏大叙事背后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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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没有一个极权会死于他人的诅咒——关于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冷峻思考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莫名其妙：没有一个极权会死于他人的诅咒——关于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冷峻思考
摘要：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专制极权的垮台绝不可能依赖受害者的被动祈祷与口头诅咒。本文针砭当代民间弥漫的消极犬儒主义与虚幻幻想，强调扎实的真相记录、思想启蒙与实际行动才是动摇专制根基的真正力量，为追求自由与尊严的群体指明务实路径。
——一个时代认知能力的自我暴露
最近，中共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规模宣传习近平当年关于义乌“莫名其妙发展”的一段讲话。央视纪录片反复播放，各种媒体跟进转载，宣传文案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排列在一起，俨然已经整理成一组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习氏金句”。
这引来许多人的嘲笑。他们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把原本带有贬义的“莫名其妙”，当成了对义乌发展奇迹的赞美。
但看过习近平2006年的讲话视频以后，我发现他当年并没有说错，他是真心的觉得义乌的发展莫名其妙。
那是一段脱稿讲话，从他的停顿、发笑和不断补充的语气来看，他并不是在引用一套准备好的理论，而是在现场表达自己的困惑：“这个地方，什么生产要素都不是最优化的，它怎么就发展起来？”这不是一句修辞，也不像是为了制造幽默。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他按照自己熟悉的知识寻找答案：资源在哪里，区位优势在哪里，国家投资在哪里，产业规划在哪里，领导部署又在哪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莫名其妙。
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坦率承认没有看懂，原本并不可笑。至少在那个脱稿的瞬间，他还保留着一点面对现实的诚实。
真正荒诞的，是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身边那一班宣传官员、理论工作者和媒体负责人，把这句无意间暴露认知困惑的话重新找出来，配上庄严的画面和解说，包装成了理解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论述。
一句原本说明讲话者没有看懂义乌的话，被整个宣传体系解释成了讲话者早已看透义乌，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
一
宣传部门的人究竟有没有听懂习近平当年的话？
也许有些人真的没有听懂。长期浸泡在政治语言里，很容易让人失去对普通词语的判断力。只要一句话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它便不再需要接受常识、语义和逻辑的检验。宣传人员首先考虑的，不是这句话说得是否正确，而是如何证明它正确。
也可能有人听懂了，却必须装作没有听懂。他们知道“莫名其妙”暴露的不是义乌的发展规律，而是讲话者当时的困惑；但他们更知道，指出这一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把一句随口而出的感叹解释成深刻思想，更能显示自己的忠诚、敏锐和理论水平。
前一种是判断力的退化，后一种是判断力的主动放弃。
在今天的官场上，两者最终会得到同一个结果：最高领导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正确的；说得越含混，越需要臣下负责阐释；说得越随意，越能考验官员从中发现“深意”的能力。
于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被并列起来，俨然原本就是一套结构紧密的经济理论。
领袖偶然说出一句困惑，臣下从中发现了规律。领袖随口讲了一个笑话，臣下将它整理成思想。
经过一层又一层解释，讲话者的知识边界不但不能被指出，反而被装饰成了洞见。官员们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的工作变成了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二十年前，那是一句真心话。二十年后，它成了一句谁也不能说破的政治笑话。
二
习近平当年没有看懂义乌，因为义乌的发展不符合他所熟悉的因果关系。
在计划经济的知识结构中，发展必须来自设计。一个产业的出现，应当先有规划，再有投资；一个地区的繁荣，应当能够追溯到政策、资源、项目和领导决策。秩序来自组织，方向来自上级，成功来自正确领导。
按照这套逻辑，生产要素不占优势的义乌确实难以解释。它没有多少可以列入汇报材料的先天条件，也找不到一个一开始便看清全局的总设计师。无数农民、商贩、小业主和外来经营者，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意，追逐一点微薄的利润，慢慢形成市场、物流、信用和供应链。
没有人设计整个义乌，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手里的那一小块。结果，一套复杂的商业秩序就这样长了出来。
哈耶克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许多重要制度，并非某个权力中心设计的产品，而是在无数人的选择、合作、竞争与试错中逐渐形成。语言不是语言委员会发明的，市场也不是计划机关制造的。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知识，通过交易和价格不断协调，形成任何个人都无法预先设计的结果。
对于习惯于通过“设计—执行—验收”理解世界的人来说，自发秩序几乎天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没有总设计师，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完整蓝图，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写进汇报材料的开始。
习近平看到的是：“生产要素不是最优化的。”他没有看到的，是那些分散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知识。
一个商贩知道哪种纽扣更好卖，一个店主知道外国采购商需要什么包装，一个货运司机知道怎样降低运输成本，一个家庭知道自己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这些细小、琐碎、随时变化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中央文件里，也无法被一张规划图完全收集。
市场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义乌不是没有道理，它只是没有按照习近平熟悉的道理发展。
三
因此，习近平的“莫名其妙”还暴露了另一件事情：
他没有看懂，正说明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贡献。
一个由政府规划、政府投资、政府组织起来的工程，领导人通常不会觉得莫名其妙。从项目立项到竣工剪彩，每一个环节都有文件，每一项成绩都能找到负责部门，最后自然也能找到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
义乌却不是这样。
它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权力没有来得及完全控制的缝隙。计划经济留下的那只手稍微松动了一下，普通人获得一点交易、迁徙、经营和试错的空间，社会便迅速生长起来。
那只掐着百姓脖子的手稍微放开了一些，社会便获得了喘息与自我修复的空间。所谓“官不扰民，民自富”，并不神秘：权力少管一点，普通人便多一点交易、谋生和试错的空间。 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并不是政府突然学会了创造财富，而是政府部分停止了对财富创造的阻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不是干部设计的，而是农民为了活下去自行尝试的。乡镇企业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产品，它们从制度边缘生长出来。早期民营经济长期处于身份暧昧的状态，许多经营者不得不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生存。
先有社会的冒险，后有政策的承认。先有百姓的创造，后有官员的总结。等到事情成功，权力便走上前台，把原本没有设计过的成果重新解释成自己的远见。
义乌也是如此。
当年没有看懂，今天却要将那句“莫名其妙”纳入官方叙事。一个本来证明权力并非财富总设计师的故事，经过宣传加工，又变成了领导智慧的证明。
四
这并非一段只属于二十年前的往事。
当年习近平没有看懂义乌，今天也未必真正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发生什么。
人工智能今天的突破，并不是任何一个中央机关按照既定路线图独立设计出来的。它来自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来自全球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来自开源社区的协作，来自风险资本对失败的容忍，也来自无数研究者在不同方向上的自由探索。
这种创新有时混乱，有时浪费，常常偏离预定目标。许多实验失败了，许多公司倒闭了，许多技术路线半途而废，可新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无法预先控制的试错中出现。
一个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很容易把技术理解成另一项大型工程：制定路线图，组建国家队，下达指标，要求突破，然后等待汇报。
这套方法或许能完成一项边界清晰的任务，却很难规定真正未知的发现何时、从哪里出现。义乌的商人不知道最后会造出一个世界市场，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人也不知道今天的技术会走到哪里。正因为无人掌握终点，社会才需要允许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道路。
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看到义乌会感到莫名其妙，看到人工智能也只能反复强调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新质生产力”。
他需要把无法预测的东西重新包装成可以领导的东西，只有经过这样的翻译，他才觉得世界恢复了秩序。
五
这种认知也影响着习近平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反复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套叙事里，世界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走一条路，西方走另一条路，双方长期竞争，最终由历史判定谁胜谁负。在这种规划者的世界观里，只要判断出正确方向，制定路线，统一思想，整个社会便可以沿着一条道路前进。
可真实的世界更像不断汇合的河流，技术跨越国界，知识在不同语言之间传播，资本、商品和人口不断流动。制度也在彼此观察和借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彻底把自己封闭成一条孤立的道路，也没有哪个领袖可以独自决定文明最终流向哪里。
习近平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准备带领整个国家与他不理解的世界分道扬镳。
可那里未必是岔路，它更像大海的入口。
有人可以筑坝，可以封锁河道，也可以命令水流改变方向。堤坝甚至可能维持很多年，让人误以为河水已经服从。
但水仍会寻找出口。
结语
二十年前，习近平站在义乌，提出了一个真诚的问题：“它怎么就发展起来？”
这个问题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后来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身边却再也没有人能够认真回答。
当年的困惑被保存、整理和注释，最后供奉起来。宣传官员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只负责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义乌并不莫名其妙。真正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人的知识边界，最后竟被扩建成了整个时代不许越过的思想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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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莫名其妙：没有一个极权会死于他人的诅咒——关于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冷峻思考
摘要：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专制极权的垮台绝不可能依赖受害者的被动祈祷与口头诅咒。本文针砭当代民间弥漫的消极犬儒主义与虚幻幻想，强调扎实的真相记录、思想启蒙与实际行动才是动摇专制根基的真正力量，为追求自由与尊严的群体指明务实路径。
——一个时代认知能力的自我暴露
最近，中共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规模宣传习近平当年关于义乌“莫名其妙发展”的一段讲话。央视纪录片反复播放，各种媒体跟进转载，宣传文案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排列在一起，俨然已经整理成一组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习氏金句”。
这引来许多人的嘲笑。他们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把原本带有贬义的“莫名其妙”，当成了对义乌发展奇迹的赞美。
但看过习近平2006年的讲话视频以后，我发现他当年并没有说错，他是真心的觉得义乌的发展莫名其妙。
那是一段脱稿讲话，从他的停顿、发笑和不断补充的语气来看，他并不是在引用一套准备好的理论，而是在现场表达自己的困惑：“这个地方，什么生产要素都不是最优化的，它怎么就发展起来？”这不是一句修辞，也不像是为了制造幽默。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他按照自己熟悉的知识寻找答案：资源在哪里，区位优势在哪里，国家投资在哪里，产业规划在哪里，领导部署又在哪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莫名其妙。
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坦率承认没有看懂，原本并不可笑。至少在那个脱稿的瞬间，他还保留着一点面对现实的诚实。
真正荒诞的，是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身边那一班宣传官员、理论工作者和媒体负责人，把这句无意间暴露认知困惑的话重新找出来，配上庄严的画面和解说，包装成了理解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论述。
一句原本说明讲话者没有看懂义乌的话，被整个宣传体系解释成了讲话者早已看透义乌，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
一
宣传部门的人究竟有没有听懂习近平当年的话？
也许有些人真的没有听懂。长期浸泡在政治语言里，很容易让人失去对普通词语的判断力。只要一句话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它便不再需要接受常识、语义和逻辑的检验。宣传人员首先考虑的，不是这句话说得是否正确，而是如何证明它正确。
也可能有人听懂了，却必须装作没有听懂。他们知道“莫名其妙”暴露的不是义乌的发展规律，而是讲话者当时的困惑；但他们更知道，指出这一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把一句随口而出的感叹解释成深刻思想，更能显示自己的忠诚、敏锐和理论水平。
前一种是判断力的退化，后一种是判断力的主动放弃。
在今天的官场上，两者最终会得到同一个结果：最高领导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正确的；说得越含混，越需要臣下负责阐释；说得越随意，越能考验官员从中发现“深意”的能力。
于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被并列起来，俨然原本就是一套结构紧密的经济理论。
领袖偶然说出一句困惑，臣下从中发现了规律。领袖随口讲了一个笑话，臣下将它整理成思想。
经过一层又一层解释，讲话者的知识边界不但不能被指出，反而被装饰成了洞见。官员们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的工作变成了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二十年前，那是一句真心话。二十年后，它成了一句谁也不能说破的政治笑话。
二
习近平当年没有看懂义乌，因为义乌的发展不符合他所熟悉的因果关系。
在计划经济的知识结构中，发展必须来自设计。一个产业的出现，应当先有规划，再有投资；一个地区的繁荣，应当能够追溯到政策、资源、项目和领导决策。秩序来自组织，方向来自上级，成功来自正确领导。
按照这套逻辑，生产要素不占优势的义乌确实难以解释。它没有多少可以列入汇报材料的先天条件，也找不到一个一开始便看清全局的总设计师。无数农民、商贩、小业主和外来经营者，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意，追逐一点微薄的利润，慢慢形成市场、物流、信用和供应链。
没有人设计整个义乌，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手里的那一小块。结果，一套复杂的商业秩序就这样长了出来。
哈耶克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许多重要制度，并非某个权力中心设计的产品，而是在无数人的选择、合作、竞争与试错中逐渐形成。语言不是语言委员会发明的，市场也不是计划机关制造的。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知识，通过交易和价格不断协调，形成任何个人都无法预先设计的结果。
对于习惯于通过“设计—执行—验收”理解世界的人来说，自发秩序几乎天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没有总设计师，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完整蓝图，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写进汇报材料的开始。
习近平看到的是：“生产要素不是最优化的。”他没有看到的，是那些分散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知识。
一个商贩知道哪种纽扣更好卖，一个店主知道外国采购商需要什么包装，一个货运司机知道怎样降低运输成本，一个家庭知道自己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这些细小、琐碎、随时变化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中央文件里，也无法被一张规划图完全收集。
市场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义乌不是没有道理，它只是没有按照习近平熟悉的道理发展。
三
因此，习近平的“莫名其妙”还暴露了另一件事情：
他没有看懂，正说明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贡献。
一个由政府规划、政府投资、政府组织起来的工程，领导人通常不会觉得莫名其妙。从项目立项到竣工剪彩，每一个环节都有文件，每一项成绩都能找到负责部门，最后自然也能找到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
义乌却不是这样。
它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权力没有来得及完全控制的缝隙。计划经济留下的那只手稍微松动了一下，普通人获得一点交易、迁徙、经营和试错的空间，社会便迅速生长起来。
那只掐着百姓脖子的手稍微放开了一些，社会便获得了喘息与自我修复的空间。所谓“官不扰民，民自富”，并不神秘：权力少管一点，普通人便多一点交易、谋生和试错的空间。 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并不是政府突然学会了创造财富，而是政府部分停止了对财富创造的阻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不是干部设计的，而是农民为了活下去自行尝试的。乡镇企业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产品，它们从制度边缘生长出来。早期民营经济长期处于身份暧昧的状态，许多经营者不得不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生存。
先有社会的冒险，后有政策的承认。先有百姓的创造，后有官员的总结。等到事情成功，权力便走上前台，把原本没有设计过的成果重新解释成自己的远见。
义乌也是如此。
当年没有看懂，今天却要将那句“莫名其妙”纳入官方叙事。一个本来证明权力并非财富总设计师的故事，经过宣传加工，又变成了领导智慧的证明。
四
这并非一段只属于二十年前的往事。
当年习近平没有看懂义乌，今天也未必真正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发生什么。
人工智能今天的突破，并不是任何一个中央机关按照既定路线图独立设计出来的。它来自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来自全球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来自开源社区的协作，来自风险资本对失败的容忍，也来自无数研究者在不同方向上的自由探索。
这种创新有时混乱，有时浪费，常常偏离预定目标。许多实验失败了，许多公司倒闭了，许多技术路线半途而废，可新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无法预先控制的试错中出现。
一个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很容易把技术理解成另一项大型工程：制定路线图，组建国家队，下达指标，要求突破，然后等待汇报。
这套方法或许能完成一项边界清晰的任务，却很难规定真正未知的发现何时、从哪里出现。义乌的商人不知道最后会造出一个世界市场，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人也不知道今天的技术会走到哪里。正因为无人掌握终点，社会才需要允许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道路。
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看到义乌会感到莫名其妙，看到人工智能也只能反复强调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新质生产力”。
他需要把无法预测的东西重新包装成可以领导的东西，只有经过这样的翻译，他才觉得世界恢复了秩序。
五
这种认知也影响着习近平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反复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套叙事里，世界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走一条路，西方走另一条路，双方长期竞争，最终由历史判定谁胜谁负。在这种规划者的世界观里，只要判断出正确方向，制定路线，统一思想，整个社会便可以沿着一条道路前进。
可真实的世界更像不断汇合的河流，技术跨越国界，知识在不同语言之间传播，资本、商品和人口不断流动。制度也在彼此观察和借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彻底把自己封闭成一条孤立的道路，也没有哪个领袖可以独自决定文明最终流向哪里。
习近平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准备带领整个国家与他不理解的世界分道扬镳。
可那里未必是岔路，它更像大海的入口。
有人可以筑坝，可以封锁河道，也可以命令水流改变方向。堤坝甚至可能维持很多年，让人误以为河水已经服从。
但水仍会寻找出口。
结语
二十年前，习近平站在义乌，提出了一个真诚的问题：“它怎么就发展起来？”
这个问题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后来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身边却再也没有人能够认真回答。
当年的困惑被保存、整理和注释，最后供奉起来。宣传官员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只负责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义乌并不莫名其妙。真正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人的知识边界，最后竟被扩建成了整个时代不许越过的思想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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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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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机器内外的反思与重生：从极权体制螺丝钉到觉醒发声的心路历程
摘要：
一个曾深嵌在国家统战与意识形态管理机器中的个体，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与扭曲中觉醒的？作者回顾自己在权力机器内部由麻木到挣扎、最终决意脱离体制并公开记录历史的心路历程，展现良知未泯的个体在极权重压下的精神救赎与信仰重生。
袁莉采访张亚博的视频一发出来，我第一时间看完了。
张亚博曾是新疆的一名基层民警。在镜头前，他讲述自己参与过的工作，讲述那套监控、拘禁和强制执行的体系，也讲述自己后来怎样离开中国，于我，那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
我也在那部机器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同的是，他在权力链条的末端，把上级制定的政策变成一个个具体行动；我曾处在体制的中间层，接触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规则的形成过程。
我看到一些概念怎样被提出，怎样写进材料，怎样得到上级认可，最后变成基层必须执行的命令。他接触到这些东西时，它们已经盖上公章，写进文件，附带着纪律、考核和惩罚。
我们都离开了那部机器，但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较早看清体制，另一个人为什么直到成为它的牺牲品之后，仍然不理解自己曾经参与了什么？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聪明，谁更善良，或者谁更勇敢。一个人早年接受过什么教育，在体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拥有体制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多远，都会决定他能够看见什么，又会把什么当成理所当然。
1.我较早知道罪恶从哪里来
我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变化的。
高中时期，我的那些曾经参与过89运动的老师，就向我讲过课本之外的中国。他们让我知道，官方讲述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政治课本里的正义，也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正义。一个政权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利益，再把服从它解释成道德。
伊斯兰信仰又给了我另一套理解世界的尺度。人的尊严、善恶、责任和最终的审判，并不由一个政党规定。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升迁，谁会被处罚，什么话可以公开讲，却不能因为掌握了惩罚工具，就把恶变成善，把谎言变成真理。
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宗教政策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会落到清真寺、家庭、饮食、教育和人的尊严上。我既属于管理系统，也属于可能被管理、被怀疑和被伤害的群体。我明白那些政策最后会落到谁身上，也大致知道罪恶从哪里长出来。
这种认识并没有让我天然站在体制之外。相反，我后来进入了体制，也曾经享受过体制带来的职位、收入、人脉和某种社会优越感。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个不完全服从它的判断标准。这使我能够使用它的语言，却不完全相信它的语言。
2.我懂得怎样在体制内顺风顺水
从乡镇走出来以后，我的晋升之路总体上很顺利。我没有遭遇严重的职场欺凌。可能有人对我有过敌意，也可能有人试图设置障碍，但我平时人缘不错，许多矛盾尚未真正形成，就被化解在无形之中。
更重要的是，乡镇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让我看懂了中共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乡镇是理解中国官场最基础也是最简明的学校。文件写的是什么，会议上讲的是什么，领导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干部不能只听语言，还要判断语气；不能只看制度，还要看谁掌握资源，谁决定考核，谁能够影响自己的去留。
我逐渐练就了揣摩领导喜好的能力。一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想要什么样的政绩，害怕出现什么风险，希望下属替他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我通常能够较快判断出来。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表现，什么时候应该沉默；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主动向前，哪些责任必须保持距离。在中共体制内，揣摩领导并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它几乎是一种职业技能。正式制度只是表面秩序，真正决定干部命运的，是权力如何流动，是领导的意图怎样被下级理解和放大。我懂得这套规则，因此在体制内大多时候能够顺风顺水。
我后来公开反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不懂官场，也不是因为仕途失败，更不是一个遭受排挤的人对原单位的报复。恰好相反，我知道怎样在里面生存，也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我能够在体制内顺利前行，不能证明体制公平，只能说明我比很多人更早学会了怎样适应它。而正因为我懂得怎样适应，我也更清楚这套制度奖励什么样的人。它奖励迎合，奖励政治敏锐，奖励提前猜出上级意图；它也奖励那些能够把领导含糊的暗示，变成更严厉、更具体政策的人。
3.我看见规则怎样生长，他只看见规则落地
我所在的位置，不是最高决策层，却是许多政策叙事、汇报材料和治理方案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
一项后来影响无数人的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个干部在材料中提出的一句话。它可能来自真实的判断，也可能来自政治投机。有的人希望表现自己看得远，有的人希望为本部门争取更多权力，有的人只是想制造一项能够得到领导关注的工作成绩。一句话被写进汇报，经过层层提炼，变成一个新概念；新概念被上级接受以后，各地便被要求查找问题、制定方案、开展整改。最后，它会变成责任书、检查表、人员名单、整改时限和处罚依据。
我亲眼看过一些政策语言怎样生长。就像“去中国化”“三化两热”之类的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观真理。它们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机关中提出和塑造的。地方向中央上报所谓问题，中央接受这种问题框架，再要求各地拿出整改方案。甘肃、宁夏率先提出从清真寺外观改造入手，地方经验又被转化为更大范围的政治任务。
我知道这些概念出生时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提出它们的人未必相信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有时候，政策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只是一个干部想得到赏识，一个部门想扩大管辖范围，或者某一级领导希望找到可以展示的政绩。但经过公文系统的包装以后，偶然的意见便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政治权威。那些宏大的语言对我失去了欺骗性，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它们如何在公文的流转中被制造出来。
张亚博处在另一端。他接触到的，不是概念形成时的犹疑、投机和争论，而是已经完成政治包装的命令。要求监控，他就要监控；要求排查，他就要排查；要求把某些正常宗教活动认定为风险，他面对的就是表格、名单和必须完成的指标。
我看见谎言怎样变成政策，他看见政策怎样要求自己行动。这并不能免除执行者的责任。命令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才会落到另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职位低微不能使伤害消失，“我只是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永久的免责理由。
但要理解张亚博，就必须理解权力链条对人的遮蔽。在最末端的人，往往看不到命令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会以为上面掌握了自己不知道的全局，以为政策经过了严密论证，以为那些庄严的词语背后存在某种更高的智慧。即使后来他自己也被这部机器抛弃，他首先感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公，而不是整套制度如何制造了他曾经参与的灾难。一个人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并不会自动理解其他受害者。疼痛可以使人醒来，但疼痛不能代替思想上的清理。
4.权力距离越远，权力的光环反而越亮
我在体制内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同层级的领导，也见过他们在正式身份之外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主席台上讲纪律、廉洁、忠诚和人民，私下却可能贪婪、荒淫、无耻、怯懦。他们并不比普通人更有智慧，也没有与权力相匹配的道德。很多人只是更善于迎合上级、争夺位置和支配下属。当这些人一次次在我面前暴露真实面目以后，“领导”这个身份在我眼中便彻底祛魅了。职位高，不意味着判断正确。命令来自上级，也不意味着命令具有道德。许多看上去威严无比的人，脱离了职务和秘书安排，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能力都未必具备。
张亚博与真正的权力相距太远。他日常接触的，主要是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和必须服从的纪律。更高层的权力只存在于电视、文件、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中。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庸俗、欲望和恐惧，只能看到级别、警衔、主席台和不可违抗的命令。距离遮住了权力的丑陋，级别反而增加了权力的光环。
对基层执行者来说，政策仿佛来自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他不知道上面同样充满了投机、争斗、无知和推卸责任。看不到命令制造者的真实面目，服从就容易被误认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5.走向世维会，是他生命中的巨大跨越
张亚博目前对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未必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从他的表达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共长期灌输的大汉族主义叙事留下的痕迹。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过去，却还没有完全拆除那套思想框架。一个人离开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那个组织已经离开他的头脑。
但这不妨碍我高度评价他已经做出的行动。
对一个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接受中共政治教育的人来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外组织。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维会长期被描绘成“分裂”“极端”甚至“恐怖”的敌对力量。维吾尔人的反抗被解释成国家安全威胁，海外维吾尔组织则被塑造成必须警惕和打击的对象。
张亚博最终却走向了世维会。
他走到了曾经被自己所在系统视为敌人的维吾尔人面前，也一次次走到了公开的镜头前。他必须讲出自己的身份，讲出自己参加过的工作，并面对那些可能因为那套系统而失去亲人、自由和正常生活的人。他跨过了过去多年政治教育为他划下的敌我边界。他开始承认，那些曾被当成“重点人员”“管理对象”和“风险群体”的人，首先是有家庭、有尊严、有恐惧和痛苦的人。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参与了什么，甚至还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讲述意味着什么，但他在行动上，已经完成了对那套机器最决绝的背离。
有些人能够谈论很多道理，却永远不会跨出一步。张亚博的认识仍有局限，行动却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对他个人而言，走向世维会、走向镜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件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事情。
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取消对过去行为的追问。一个人可以既是执行者，又是体制随时能够牺牲的底层人员；可以既对别人造成过伤害，也在后来遭受那部机器的伤害；可以在某些方面仍然糊涂，同时做出一次重要的自我背叛。
人的真实处境，本来就不会像政治宣传那样简单。
6.离开机器以后，还要重新学会生活
离开一部机器，有时只需要跨出一步。摆脱它留在头脑、习惯和生活中的痕迹，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媒体采访会使张亚博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经历被认真倾听，自己的证词具有公共价值。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底层、很少真正被重视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媒体的关注不会永远持续。报道结束，镜头离开，舆论热度过去以后，他仍然要面对工作、住房、语言、身份、家庭和日常生活。他还要面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以及别人将如何看待他。
我对此有一些担忧。
从视频给我的有限印象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节奏，更多处在一种等待帮助和安排的状态。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但有一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关注，突然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重要；当关注退去，又重新回到普通、艰难甚至孤独的生活，心理落差可能非常大。
他不能永远依靠“新疆前警察”这个身份生活。这个身份能够使他成为重要证人，却不能自动成为一项长期职业。假如他今后的生活只能依赖一次次讲述过去，依赖媒体、人权组织或者庇护程序对其身份的需要，他就很难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需要劳动、收入、朋友、家庭责任，也需要对明天有一些普通的计划。
我来到美国以后，也经历了身份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职务、级别和社会关系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必须重新进入具体的劳动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养家。最初，我从最普通的Uber送餐做起，后来开始经营餐馆。每天都非常辛苦，很多时候几乎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种辛苦与过去不同。过去看似体面，人的思想和命运却被组织牢牢控制；今天虽然劳累，每一份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每一天的生活也由自己选择。正是这种重新掌握生活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新生。身体疲惫，内心却是踏实、感恩和快乐的。
工作虽然不能自动治愈过去，也不能回答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能够给生活以秩序。一个人不再只以“前官员”“揭露者”或者“受访者”的身份存在，而是重新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张亚博今后也需要找到这样的支点。他过去的职业经验高度依附于中共公安系统，来到另一个社会以后，许多经验无法直接转化为正常职业。他需要学习语言，建立新的职业能力，也需要适应一个不再依靠警衔、单位和组织关系确认个人价值的社会。
真正帮助他，不只是继续采访他、传播他的证词，还应当帮助他建立稳定的工作能力、正常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生活安排。
7.我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与张亚博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和高尚。
我只不过较早看清了中共的性质，也见过政策叙事如何形成。但我同样在那套体制中生活多年，熟悉它的规则，也曾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其中顺利前行。看清一套制度，并不等于从未参与它，所以从一开始我承认自己有罪。
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既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还在其中工作了那么久？我曾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它，享受它，又在什么时刻决定不再与它合作？
张亚博面对的是另一组问题。他长期处于执行端，在命令和纪律中理解世界。直到自己也成为体制的牺牲品，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曾经参与的那场灾难。但他已经开始讲述，也已经走向了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人。
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为他免责；承认一个人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把他塑造成英雄。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
8.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我和张亚博都离开了那部机器。
离开体制，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离开以后仍要继续检视自己，讲出我所知道的政策形成过程，也要靠劳动承担家庭生活。对张亚博来说，公开讲述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理解过去，面对责任，并为自己和家人建立一种不依附于原体制、也不依附于媒体关注的新生活。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那部机器拆开来，给更多人看。让人们知道，一句投机的意见怎样变成庄严的政策，一个模糊的概念怎样变成基层的名单，一项命令又怎样借普通人的手，伤害另一些普通人。
也让人们知道，那部机器并不是由抽象的钢铁构成的。它由领导的欲望、干部的投机、执行者的服从和普通人的沉默共同运转。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伤害别人，也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它抛弃。
走出机器，只是身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真正的离开，是不再用它提供的语言解释世界，不再依靠它授予的身份确认自己，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命令和时代。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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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无国”有什么错？宗教信仰、现代公民身份与国家主义的边界辨析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有教无国”有什么错？宗教信仰、现代公民身份与国家主义的边界辨析
摘要：
长期以来，官方舆论动辄以“有教无国”批判穆斯林群体的跨国界乌玛认同。本文系统辨析伊斯兰教义中安拉主权与世俗国家公民义务的界限，厘清爱国主义与政治绑架的本质差异，指出追求终极信仰不仅无悖于人类良知，更是抵御极权国家主义吞噬个人灵魂的坚固防线。
简体中文世界里，经常有人用“有教无国”来批判穆斯林。
说这句话的人，通常并不是在描述一种宗教现象，而是在扣一顶帽子。他们似乎抓住了伊斯兰一个不得了的弱点：穆斯林属于乌玛，乌玛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所以穆斯林“有教无国”。
可如果这就是“有教无国”，那么它描述的恰恰不是伊斯兰的什么特殊缺陷，而是普世宗教最普通的特征之一。基督教如此，伊斯兰如此，佛教在漫长历史中的传播也是如此。所谓普世宗教，本来就意味着它所宣称的真理不属于某一个民族，也不以某一个国家的疆界为终点。
《古兰经》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沙特阿拉伯的；安拉不是任何国家的神；穆罕默德也不是某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先知。一个中国穆斯林和一个美国穆斯林、埃及穆斯林、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因为共同的信仰而属于同一个乌玛，这本来就是伊斯兰最基本的共同体结构。
所以真正值得问的，反而是：为什么一个描述普世宗教基本属性的词，在中文世界里会变成一顶罪名？
这个词的来历，并没有今天很多使用者想象得那么古老。晚清的中国知识人其实已经很清楚伊斯兰的这种跨国属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谈到伊斯兰世界时说过一句非常准确的话：“一国不足以该回教，回教亦不专属一国。”意思是“一个国家不足以涵盖整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不专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那时候的人看到同一个事实，并没有因此推出“穆斯林不忠于国家”，它不过是对世界宗教结构的一种描述。
到了1908年的《醒回篇》，又留下了“争教不争国”这样的说法。这里所谓“不争国”，也不能简单理解成今天所谓“没有祖国”。它更接近于：回民维护自己的宗教，却并不因为属于同一个宗教共同体，就另行要求建立一个属于宗教的政治国家。
后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强化，这些关于“教”与“国”的讨论不断被重新解释。“争教不争国”“回回无祖国”以及其他类似说法，在不同历史阶段进入新的政治语境。今天我们熟悉的“有教无国”，很可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压缩、重组和贬义化的。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它真像一些网络文章暗示的那样，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用来评价中国穆斯林的古老定论。
这恰好带出了另一个更加荒唐的问题。伊斯兰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基督教大约两千年，佛教还要更早。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现代民族国家，连同主权、国籍、固定国境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忠诚体系，不过是近两三百年才逐渐形成的政治结构。
也就是说：普世宗教在先，现代民族国家在后。
现在却有人倒过来要求一个七世纪形成的宗教，必须按照十九世纪以后成熟起来的民族国家疆界重新理解自己的精神共同体，否则就是“有教无国”。
拿近代民族国家的尺度去审判一千多年前形成的宗教结构，就像拿汽车时代的交通规则去责怪古人为什么没有红绿灯。
今天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而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宗教不过少数几个。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要求宗教：你的共同体必须到我的国境线为止，你的精神权威不能越过我的边境，你的宗教认同首先必须服从我的国家身份，那么基督教就应该被切成两百多个基督教，伊斯兰也应该被切成两百多个伊斯兰。到了那一步，被取消的恰恰是“普世宗教”本身。
当然超越国界的精神认同与世俗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绝非伊斯兰所独有，而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中所有普世宗教共同面对过的普遍课题。
在近现代欧美历史上，天主教徒就曾长期承受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指控。从宗教改革后的英国，到十九世纪经历移民潮的美国，主流社会曾长期流行一种对天主教徒的政治怀疑：指责他们存在所谓的“双重忠诚”，其逻辑与今天中文语境中的“有教无国”十分相似。人们质疑天主教徒的精神权威在梵蒂冈教廷与教皇（即所谓的“教皇至上主义”），因而推定他们不可能真正忠于英王或美国宪法。这种怀疑一直延续到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他不得不公开说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属于个人良知，而总统的政治责任只服从美国宪法，不接受罗马教廷的政治指令。 历史最终证明，天主教徒完全可以在精神上尊崇罗马的同时，成为恪尽职守的现代公民；天主教跨越国界的普世属性，也从未成为反世俗国家的罪证。
可到了今天的简体中文语境，同样的跨国宗教属性，却常常被直接翻译成政治忠诚问题。 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又经常被忽略的概念偷换：跨国，不等于反国家。普世，不等于没有国家。国家不是最高精神共同体，也不等于拒绝履行公民义务。
一个穆斯林完全可以在中国工作、纳税、遵守法律、承担公民责任，同时相信安拉的命令、《古兰经》的伦理和乌玛共同体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为终点。一个美国穆斯林同样如此。他不会因为加入美国国籍，就认为伊斯兰从此属于美国，或者安拉的权威到了加拿大边境就停止。
有些人仿佛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你们穆斯林的安拉居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穆斯林听到这里真正感到奇怪的恐怕是：安拉为什么应该属于一个国家？
“有教无国”最荒唐的地方正在这里：它往往先把普世宗教的一个正常属性说了出来，然后因为不理解这个属性，再把自己的描述当成宗教的罪证。
这让我想到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政治化批判。一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相对论，却先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唯心主义”之类的政治语言重新翻译它，再对这个被自己翻译出来的东西进行批判。“有教无国”也常常遵循同样的路径：先把“跨国”翻译成“反国家”，再批判宗教反国家。无知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无知为什么拥有如此理直气壮的裁判权。
而为了让这顶帽子显得更加古老、更有权威，简体中文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今天网络上反复出现一段所谓左宗棠“名言”：“认主外宗，有教无国，万恩归主，长期不融，国有难，回必反……”可追查下去，至今没有看到这些句子出现在左宗棠的奏稿、书札等可靠原始文献中。网络上能够追到的，主要是2010年代以后微博、论坛、视频等二手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能够确证的左宗棠相关文字中，在有人主张让安置后的回民与汉民通婚、改变饮食习惯时，他曾明确反对，并使用“修其教，不易其俗”（大意是“加以治理教化，但不强行改变其原有风俗”）一类表达。
这当然不是要替左宗棠洗白。对于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历史记忆而言，他首先就是一个屠夫。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直接称其为“屠夫左宗棠”。在陕甘战争及其后的清军镇压中，西北穆斯林经历了大规模杀戮、处决、流徙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破坏。站在那些死难者及其后代的位置上，对左宗棠作出极其严厉的历史评价，有充分的历史理由。 但也正因为如此，更没有必要替这个屠夫再伪造一句他没有说过的话。
一个人已经做过的事情，足够让历史评价他。把今天的民族主义语言塞进一个十九世纪人物嘴里，不是在还原历史，而是在给今天的偏见伪造一份历史授权。
而这种伪造偏偏选择左宗棠，也并非偶然。它向今天的穆斯林传递着一个隐含的信息：你看，一百多年前那个镇压过你们的人，早就把你们看透了。 于是，一顶本来可能非常年轻的帽子，因为被安在一个晚清屠夫的嘴里，突然获得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不是引用历史，而是在借屠夫之口，为今天的偏见寻找祖先。
说到底，“有教无国”这个标签最终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对于国家的想象。 一个现代国家当然可以要求公民遵守法律、纳税、承担公共义务、不侵害他人。可是从这里并不能自然推出，国家还必须成为一个人的最高精神共同体，更不能自然推出国家有权规定他的终极善恶、要求他的信仰以国境线为边界，甚至继续追问：你心里最高的究竟是谁？ 到了这里，国家所要求的已经不只是公民义务，而开始接近对精神主权的要求。
真正的张力也由此显现出来：国家可以界定我的公民身份，却不能因此占有我的信仰；可以规定我的法律义务，却不能因此规定我的造物主。
如果这也叫“有教无国”，那么更值得思考的，或许不是宗教为什么能够超越国家，而是国家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是否也应当延伸到人的信仰、良知和终极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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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有教无国”有什么错？宗教信仰、现代公民身份与国家主义的边界辨析
摘要：
长期以来，官方舆论动辄以“有教无国”批判穆斯林群体的跨国界乌玛认同。本文系统辨析伊斯兰教义中安拉主权与世俗国家公民义务的界限，厘清爱国主义与政治绑架的本质差异，指出追求终极信仰不仅无悖于人类良知，更是抵御极权国家主义吞噬个人灵魂的坚固防线。
简体中文世界里，经常有人用“有教无国”来批判穆斯林。
说这句话的人，通常并不是在描述一种宗教现象，而是在扣一顶帽子。他们似乎抓住了伊斯兰一个不得了的弱点：穆斯林属于乌玛，乌玛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所以穆斯林“有教无国”。
可如果这就是“有教无国”，那么它描述的恰恰不是伊斯兰的什么特殊缺陷，而是普世宗教最普通的特征之一。基督教如此，伊斯兰如此，佛教在漫长历史中的传播也是如此。所谓普世宗教，本来就意味着它所宣称的真理不属于某一个民族，也不以某一个国家的疆界为终点。
《古兰经》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沙特阿拉伯的；安拉不是任何国家的神；穆罕默德也不是某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先知。一个中国穆斯林和一个美国穆斯林、埃及穆斯林、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因为共同的信仰而属于同一个乌玛，这本来就是伊斯兰最基本的共同体结构。
所以真正值得问的，反而是：为什么一个描述普世宗教基本属性的词，在中文世界里会变成一顶罪名？
这个词的来历，并没有今天很多使用者想象得那么古老。晚清的中国知识人其实已经很清楚伊斯兰的这种跨国属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谈到伊斯兰世界时说过一句非常准确的话：“一国不足以该回教，回教亦不专属一国。”意思是“一个国家不足以涵盖整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不专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那时候的人看到同一个事实，并没有因此推出“穆斯林不忠于国家”，它不过是对世界宗教结构的一种描述。
到了1908年的《醒回篇》，又留下了“争教不争国”这样的说法。这里所谓“不争国”，也不能简单理解成今天所谓“没有祖国”。它更接近于：回民维护自己的宗教，却并不因为属于同一个宗教共同体，就另行要求建立一个属于宗教的政治国家。
后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强化，这些关于“教”与“国”的讨论不断被重新解释。“争教不争国”“回回无祖国”以及其他类似说法，在不同历史阶段进入新的政治语境。今天我们熟悉的“有教无国”，很可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压缩、重组和贬义化的。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它真像一些网络文章暗示的那样，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用来评价中国穆斯林的古老定论。
这恰好带出了另一个更加荒唐的问题。伊斯兰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基督教大约两千年，佛教还要更早。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现代民族国家，连同主权、国籍、固定国境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忠诚体系，不过是近两三百年才逐渐形成的政治结构。
也就是说：普世宗教在先，现代民族国家在后。
现在却有人倒过来要求一个七世纪形成的宗教，必须按照十九世纪以后成熟起来的民族国家疆界重新理解自己的精神共同体，否则就是“有教无国”。
拿近代民族国家的尺度去审判一千多年前形成的宗教结构，就像拿汽车时代的交通规则去责怪古人为什么没有红绿灯。
今天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而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宗教不过少数几个。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要求宗教：你的共同体必须到我的国境线为止，你的精神权威不能越过我的边境，你的宗教认同首先必须服从我的国家身份，那么基督教就应该被切成两百多个基督教，伊斯兰也应该被切成两百多个伊斯兰。到了那一步，被取消的恰恰是“普世宗教”本身。
当然超越国界的精神认同与世俗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绝非伊斯兰所独有，而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中所有普世宗教共同面对过的普遍课题。
在近现代欧美历史上，天主教徒就曾长期承受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指控。从宗教改革后的英国，到十九世纪经历移民潮的美国，主流社会曾长期流行一种对天主教徒的政治怀疑：指责他们存在所谓的“双重忠诚”，其逻辑与今天中文语境中的“有教无国”十分相似。人们质疑天主教徒的精神权威在梵蒂冈教廷与教皇（即所谓的“教皇至上主义”），因而推定他们不可能真正忠于英王或美国宪法。这种怀疑一直延续到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他不得不公开说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属于个人良知，而总统的政治责任只服从美国宪法，不接受罗马教廷的政治指令。 历史最终证明，天主教徒完全可以在精神上尊崇罗马的同时，成为恪尽职守的现代公民；天主教跨越国界的普世属性，也从未成为反世俗国家的罪证。
可到了今天的简体中文语境，同样的跨国宗教属性，却常常被直接翻译成政治忠诚问题。 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又经常被忽略的概念偷换：跨国，不等于反国家。普世，不等于没有国家。国家不是最高精神共同体，也不等于拒绝履行公民义务。
一个穆斯林完全可以在中国工作、纳税、遵守法律、承担公民责任，同时相信安拉的命令、《古兰经》的伦理和乌玛共同体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为终点。一个美国穆斯林同样如此。他不会因为加入美国国籍，就认为伊斯兰从此属于美国，或者安拉的权威到了加拿大边境就停止。
有些人仿佛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你们穆斯林的安拉居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穆斯林听到这里真正感到奇怪的恐怕是：安拉为什么应该属于一个国家？
“有教无国”最荒唐的地方正在这里：它往往先把普世宗教的一个正常属性说了出来，然后因为不理解这个属性，再把自己的描述当成宗教的罪证。
这让我想到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政治化批判。一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相对论，却先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唯心主义”之类的政治语言重新翻译它，再对这个被自己翻译出来的东西进行批判。“有教无国”也常常遵循同样的路径：先把“跨国”翻译成“反国家”，再批判宗教反国家。无知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无知为什么拥有如此理直气壮的裁判权。
而为了让这顶帽子显得更加古老、更有权威，简体中文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今天网络上反复出现一段所谓左宗棠“名言”：“认主外宗，有教无国，万恩归主，长期不融，国有难，回必反……”可追查下去，至今没有看到这些句子出现在左宗棠的奏稿、书札等可靠原始文献中。网络上能够追到的，主要是2010年代以后微博、论坛、视频等二手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能够确证的左宗棠相关文字中，在有人主张让安置后的回民与汉民通婚、改变饮食习惯时，他曾明确反对，并使用“修其教，不易其俗”（大意是“加以治理教化，但不强行改变其原有风俗”）一类表达。
这当然不是要替左宗棠洗白。对于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历史记忆而言，他首先就是一个屠夫。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直接称其为“屠夫左宗棠”。在陕甘战争及其后的清军镇压中，西北穆斯林经历了大规模杀戮、处决、流徙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破坏。站在那些死难者及其后代的位置上，对左宗棠作出极其严厉的历史评价，有充分的历史理由。 但也正因为如此，更没有必要替这个屠夫再伪造一句他没有说过的话。
一个人已经做过的事情，足够让历史评价他。把今天的民族主义语言塞进一个十九世纪人物嘴里，不是在还原历史，而是在给今天的偏见伪造一份历史授权。
而这种伪造偏偏选择左宗棠，也并非偶然。它向今天的穆斯林传递着一个隐含的信息：你看，一百多年前那个镇压过你们的人，早就把你们看透了。 于是，一顶本来可能非常年轻的帽子，因为被安在一个晚清屠夫的嘴里，突然获得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不是引用历史，而是在借屠夫之口，为今天的偏见寻找祖先。
说到底，“有教无国”这个标签最终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对于国家的想象。 一个现代国家当然可以要求公民遵守法律、纳税、承担公共义务、不侵害他人。可是从这里并不能自然推出，国家还必须成为一个人的最高精神共同体，更不能自然推出国家有权规定他的终极善恶、要求他的信仰以国境线为边界，甚至继续追问：你心里最高的究竟是谁？ 到了这里，国家所要求的已经不只是公民义务，而开始接近对精神主权的要求。
真正的张力也由此显现出来：国家可以界定我的公民身份，却不能因此占有我的信仰；可以规定我的法律义务，却不能因此规定我的造物主。
如果这也叫“有教无国”，那么更值得思考的，或许不是宗教为什么能够超越国家，而是国家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是否也应当延伸到人的信仰、良知和终极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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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旅行可以推翻一场系统性迫害吗？从外媒涉疆报道透视真相与现实认知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六周旅行可以推翻一场系统性迫害吗？从外媒涉疆报道透视真相与现实认知
摘要：
六周走马观花式的官方安排旅行，能否掩盖乃至推翻长年累月的系统性打压与改造？本文针对外界关于新疆及回穆群体生存现状的争论，深入剖析精心编排的“繁荣叙事”与隐秘压迫之间的鲜明对比，呼吁国际社会与研究者穿透表面迷雾，倾听底层被压迫者的真实呐喊。
——谈阿尔诺·贝特朗的新疆之旅
阿尔诺·贝特朗（Arnaud Bertrand）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新疆的长文，题目是《地球上被撒谎最多的地方》。在推介文章时，他说，自己可能写出了过去十年关于新疆最好的一篇文章。这句话很大。
为了完成这篇八千字的文章，他在新疆驾车旅行了五周，又在乌鲁木齐停留十天，与记者、大学教授、公务员、兵团干部、商人等数百人交谈。他还把两个女儿送进一个有维吾尔儿童参加的假日营，认为由此了解到一种成年人谈话无法提供的东西：今天的维吾尔儿童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强调，自己没有回避新疆无处不在的警察检查站和制度性偏执，也没有接受任何一方的宣传。读完全文以后，可以看见他要做的事远远超过旅行记录。他用新疆的地理与族群多样性否定西方报道的基本框架；用维吾尔民族身份形成于近代，削弱维吾尔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正当性；用维吾尔人饮酒、妇女传统上不穿中东式黑色罩袍，说明国家打击的不是宗教，而是外来瓦哈比主义；用2009年至2017年的暴力袭击，为大规模“去极端化”建立必要性；用今天已经看不到教培中心，证明中国政府所说“学员全部结业”可信；最后把国际制裁解释为今天新疆制度性偏执的主要原因。
他甚至提出三个明确建议：反对新疆制裁，到新疆旅游，用“深度”取代口号。
这看起来完整、平衡，也比简单重复中国外交部口号高明得多。文章承认警察国家的存在，承认一些维吾尔人有怨恨，承认镇压可能存在“过度”，因此作者可以把自己放在宣传之外。可是这些有限承认最后都通向同一个结论：中共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反恐虽然严厉但成功了，教培中心已经结束，今天的新疆大体正常，真正制造伤害的是西方制裁和虚假叙事。
推文下面已经有人欢呼：“关于新疆的反华宣传被埋葬了。”还有不少人把它当作集中营、宗教迫害乃至种族灭绝指控已经破产的证明。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里也必须保留一个法律上的边界。对于新疆是否已经满足《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毁灭一个群体的特定故意”，学者、政府和机构之间仍有争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2年的正式评估没有作出“种族灭绝”认定，而是认为任意和歧视性拘禁及相关剥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拒绝轻率使用最重的法律名称，不等于否认大规模任意拘禁、酷刑指控、宗教限制、家庭分离和强迫劳动风险已有大量相互印证的证据。贝特朗文章的一项基本策略，正是抓住最有争议的标签，反过来抹掉较少争议的事实。
贝特朗在新疆看到的景色、市场、道路、咖啡馆、儿童和普通人的生活，未必是假的。他可能确实旅行了六周，确实与数百人交谈，也确实看见维吾尔孩子玩耍和欢笑。一个地方经历过大规模迫害，并不意味着每条街道都布满尸体，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哭泣。人在任何环境里都要吃饭、工作、结婚、生育、唱歌和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存在，从来不能自动证明国家暴力不存在。
他把自己能够看见的新疆，提升成了国家权力不允许他看见的新疆的反证。这是整篇文章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旅行能够证明什么
六周旅行究竟能够证明什么？它可以证明新疆具有壮丽的地理景观，城市和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旅游业正在繁荣，市场里有各种食物，不少普通人仍然努力生活。它也可以帮助一个旅行者纠正某些僵硬印象：维吾尔人不是只存在于受害者照片中的抽象群体，新疆也不是一座每个角落都摆着铁丝网的静止监狱。
但六周旅行不能回答另一组问题。那些曾经被带进“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人究竟有多少？他们因为什么被带走？他们是否拥有律师、申诉、审判以及拒绝接受“教育”的权利？那些后来被判处十年、十五年乃至更长刑期的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在哪里？大量家庭为什么曾经在同一时期失去父亲、母亲或子女？清真寺、经文教育、宗教服饰、取名、斋戒、朝觐和海外联系为何曾被纳入一整套高度政治化的风险识别体系？强制性节育、寄宿制学校、劳动力转移以及家庭监控的制度文件应当如何解释？
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维吾尔人能否在没有干部、警察、单位、社区和家人安全压力的情况下，向一个突然出现的外国旅行者讲述自己的经历？
贝特朗说他与数百人交谈。可是，在新疆这样一个曾经进行过高密度监控和大规模政治审查的地方，交谈人数不是最重要的变量。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人由谁介绍，在什么地点交谈，周围有没有其他人，他们是否知道谈话会被公开，他们能否拒绝，他们说出亲人曾被拘禁以后会承担什么后果。
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一万次谈话也可能只是在重复同一种安全语言。
他把两个女儿参加一次维吾尔儿童假日营视为了解当地儿童真实生活的窗口，这一点尤其让人不安。孩子在活动中表现快乐，只能说明孩子当时正在参加活动。它不能说明孩子的父母没有被拘禁，不能说明家庭没有经历宗教和语言断裂，也不能说明寄宿制教育、身份改造以及对下一代生活方式的重塑不存在。
一个孩子此刻的笑容，不能替他的家庭出具一份历史无罪证明。
多样性不能替国家暴力辩护
贝特朗用很大篇幅描写新疆的多样性。天山把南北疆分开，塔里木盆地的绿洲长期彼此隔绝，维吾尔内部存在方言、音乐和地方身份差异，新疆还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等不同族群。佛教在伊斯兰传播以前统治过这片土地，今天不同民族实践伊斯兰的方式也不相同。
这些内容有不少是真实的，也值得写。问题是，它们反驳了谁？
没有一份严肃的人权报告声称新疆地理单一，没有人说所有维吾尔人宗教观念完全相同，也没有人认为新疆只有维吾尔人。一个地方拥有复杂历史、壮丽山河和多种族群，与国家是否对其中一个群体实施了大规模拘禁、宗教限制和身份改造，是两件可以同时成立的事情。
贝特朗先把批评者改写成一群只会说“受害者与恶棍”的无知西方人，再用自己发现的多样性击败他们。这不是增加深度，而是绕开问题。
他的民族史部分走得更远。德鲁·格拉德尼和大卫·布罗菲确实研究过现代“维吾尔”名称的复兴、绿洲身份和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贝特朗却把现代民族形成史写成对当代维吾尔身份的一次拆解：既然“维吾尔”这个共同名称在二十世纪才被重新确立，既然喀什、和田、吐鲁番过去各有身份，那么维吾尔是否真是“一个民族”便值得怀疑；甘肃裕固族反而被他称为“更真实的维吾尔人”。这是一种危险而常见的偷换。
民族不是因为从远古开始名称、疆界、语言和文化从未改变，才获得存在资格。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以及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都有形成、整合和国家塑造的历史。现代性产生了许多今天被视为自然的民族共同体。研究一个民族如何形成，是解释它怎样成为现实，不是证明它不真实。
如果“形成于近代”足以削弱维吾尔人的共同身份，那么同样的论证首先会摧毁世界上大多数现代民族。贝特朗当然不会用“法兰西民族也经过国家塑造”来说明法国人并非真正的人民。他把学术研究中的“民族形成”悄悄改写成政治辩护中的“民族虚构”，最后产生的效果十分明确：如果维吾尔不过是若干绿洲居民被苏联政策勉强拼成的名称，那么以国家力量把他们重新拆散、重新定义，也就不再显得严重。
一个共同体的历史复杂性，不能降低它今天拥有语言、宗教、家庭生活和集体记忆权利的程度。
谁有权规定“真正的维吾尔文化”
贝特朗对宗教的处理，也沿着同一条路线。他反复强调维吾尔人有酿酒传统，自己去过的每一家维吾尔餐馆都卖酒；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牧民喝发酵马奶，很少进入清真寺；维吾尔伊斯兰受到苏菲主义和中亚传统影响；头巾、面纱特别是黑色罩袍不是古老的维吾尔服饰，而是近几十年海湾萨拉菲主义输入的结果。
其中有些观察可以用于纠正把所有穆斯林想象成同一种人的偏见。可是，一个民族内部有人饮酒，不等于其他人没有戒酒和礼拜的权利；某种服饰在近几十年才流行，也不等于国家可以把穿着它的人列为极端化对象；一种宗教实践受到外部影响，更不等于警察有权决定哪一种信仰才算本地传统。
文化从来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佛教曾经从印度和中亚进入新疆，伊斯兰从西方传播而来，现代民族服装、音乐、语言和饮食不断发生变化。按照贝特朗自己的历史叙述，新疆文化正是漫长交流的产物。他却在谈到中共打击宗教时突然要求文化必须保持“真正传统”的形态：彩色花帽是真传统，某些头巾是外来污染；苏菲仪式是真正的维吾尔伊斯兰，更严格的经文学习则接近瓦哈比主义。
他没有提出一套可以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而是在帮助国家划定合格宗教与不合格宗教。
关于维吾尔女性遮蔽身体和头发的实践，历史和现实本来就比他那句“从来没有，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复杂。学者詹姆斯·莱博尔德与蒂莫西·格罗斯的研究指出，新疆存在多种遮蔽方式，新式头巾的确受到跨国伊斯兰潮流影响，但维吾尔妇女选择它的原因包括信仰、时尚、身份和政治表达。争议的核心正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正常”和“合适”的维吾尔女性服饰。
贝特朗把这个争议提前裁决了。他替维吾尔女性决定什么衣服才属于她们，再把国家禁止其他衣服解释成保护传统。这不是文化多样性。它是以文化真实性为名，替权力管理一种文化。
反恐不能取消个人责任
新疆确实发生过严重暴力。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造成近两百人死亡，此后发生昆明火车站袭击、天安门撞车等事件，也有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组织。否认这些事实，不会帮助理解新疆。
可是，恐怖主义的存在只能证明国家有义务调查和惩罚具体犯罪，不能证明一个族群都可以被放进风险模型，也不能让未经审判的大规模拘禁变得合法。
贝特朗把两件不同的事连续写在一起：一边是确实发生的暴力事件，另一边是针对“可能受到极端化影响者”的职业教育。读者很容易在两者之间建立自然因果，仿佛进入教培中心的人就是尚未行动的恐怖分子。
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恰恰被省略了：什么叫“有极端化风险”？由谁判断？证据是什么？当留胡须、穿宗教服饰、学习经文、与国外联系、申请护照，甚至过去已经司空见惯的宗教和家庭活动都可能被纳入风险识别，一个国家惩罚的就不再是犯罪，而是由国家自行定义的身份和思想危险。
反恐法治要求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行为。极权治理则把个人消失在类别中：宗教虔诚者、海外关系复杂者、无法流利使用普通话者、曾经去过敏感国家者，都可以成为需要被转化的人。
贝特朗不断提醒读者中国面临过恐怖主义，却没有证明被拘禁者分别实施、准备或协助了什么犯罪。他用真实罪行制造情绪背景，再让这个背景替数以十万计的个人承担举证责任。
法国中心不是新疆教培中心
全文最容易核查的一处，是他把新疆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与法国2016年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相比。
贝特朗说，法国也曾计划为没有因激进化行为被定罪、但被怀疑已经激进化的人设立康复中心；法国的计划被视为合理甚至进步，没有遭到制裁和联合国调查，也没有人指控巴黎实施种族灭绝。因此，中国只是采用了一种西方国家自己也尝试过的治理方法。
这个类比只要补上规模、强制性和法律地位，便立即崩塌。
法国的蓬图尔尼中心是一个试验项目，设计容量二十五人，以本人同意进入、开放式管理为原则。它从2016年9月运行到2017年7月，总共只接收九人，没有一人完成全部课程。参与者可以离开中心进入镇上，项目失败后，法国参议院公开批评，政府关闭中心并放弃向各地区推广。
人们当然可以批评法国的反恐政策，也可以追问那些参加者是否受到行政压力。可是，一个只接收九人、原则上可以自由离开、在议会公开审查后关闭的失败项目，与一个依靠警察和基层监控筛选人员、没有正常审判程序、遍布整个地区的大规模拘禁体系，不是同一种制度。
如果法国把一两百万穆斯林送进封闭中心，因宗教实践和海外联系长期关押，禁止他们自由离开，并拒绝公布每个人的法律依据，法国也应当受到国际调查。不存在一种原则允许法国这样做，却不允许中国这样做。
贝特朗不是在揭露双重标准，而是在删除差异以后制造相同。
今天看不到，不能证明过去没有发生
贝特朗说，他在六周旅行中完全没有看到教培中心，因此相信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2019年所说“所有学员已经结业”。他的一个朋友还按照“新疆数据项目”的地点逐一探访，发现那里不是已经关闭，就是普通学校、工厂、物流园或世界各国都有的正常监狱。这段话把2026年的旅行见闻用于推翻2017年至2019年的事实。
一所设施今天关闭，不能证明它七年前没有关过人；一座建筑今天改成学校或工厂，不能证明它过去的用途；一些人后来进入普通监狱，更不能证明此前的行政拘禁不存在。即使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所说教培项目已经结束，也只能说明这种形式结束，不能说明被带走的人出于自愿，不能说明期间没有酷刑和强迫，也不能说明长期判刑、劳动转移、家庭分离和宗教管制随之消失。
他朋友的考察没有公布完整名单、访问日期、判定方法、建筑历史和可复核材料。一个不具名朋友的口述，在文章里却足以对抗卫星图像、政府招标与建设文件、泄露的内部管理文件、幸存者证词、失踪者名单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评估。
这正暴露了贝特朗所谓“深度”的标准。只要材料支持中共，它可以是一段朋友见闻；只要材料指向国家责任，就必须先被怀疑属于一个互相引用、利益相关的西方体系。
他还说，如果大约每十一个维吾尔人中就有一人被拘禁，社区的社会结构必然支离破碎；可是他看到市场、婚礼、音乐和街头踢球的孩子，生活“几乎带有攻击性地正常”。
这句话对经历过政治暴力的社会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家庭成员被带走以后，留下的人仍然必须开店、做饭、结婚和抚养孩子。幸存者恢复日常生活，是人在灾难中的能力，不是灾难没有发生的证据。何况他是在被中国政府宣布项目结束六年多以后到达。他要求伤害必须持续以游客能够一眼识别的形式存在，否则便不可信。
历史上无数迫害都无法通过后来一次街头散步得到确认。没有人会因为今天走进华沙，看见餐厅、婚礼和孩子，便判断这里没有发生过毁灭；也没有人会因为古拉格旧址变成仓库，就把营地档案称为西方叙事。
他亲眼看见的警察国家
贝特朗文章里最有价值的部分，反而是那些没有被他当作核心证据的见闻。
他在中国许多地区旅行，从未见过新疆这样的安全体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检查站，有时一天超过十个；人员密集处每隔几十米就有升降警务亭；加油必须查验身份证；边境地区有军事检查；警察以三分钟到达现场为考核指标。他还承认，一些维吾尔人说话谨慎，眼神特殊，任何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或党外政治组织的迹象都会遭到国家“全部而压倒性的力量”。连《新疆日报》安排他去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做一篇家庭旅行的正面报道，博物馆也要他提供大量身份证明。
如果一名批评中共的记者写下这些内容，贝特朗的读者会把它们视为警察国家的证据。贝特朗却把它命名为整个社会的“制度性创伤后应激”。
在他的解释中，安全机器过去是恐怖主义逼出来的，今天则因为外国制裁和媒体围攻迟迟不能放松。每一个外国人都可能是情报来源，每一张照片都可能被《华盛顿邮报》用于文化灭绝报道，所以官僚机构的多疑虽令人疲惫，却不是不理性。
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永远不必为自己的偏执负责。过去的镇压是恐怖分子造成的，今天的监控是西方制裁造成的。真正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个被他说成已经恢复正常、人民普遍支持反恐成果、每年接待三亿旅游人次的社会，仍然需要如此密集的检查与预防？如果问题只是对外国人的戒备，为什么普通居民加油也要查身份证？为什么当地人说话仍然要仔细选择词语？
贝特朗把国家制造的恐惧当成国家遭受围攻的症状。而且时间顺序不能倒置。新疆大规模监控、教培中心和“严打”在主要西方制裁以前已经形成。后来的制裁可能加重官僚防御，也可能伤害普通人的生计，这些都值得独立讨论；但它们不能成为此前拘禁体系的原因。用后发生的外部压力解释先发生的国家暴力，是把结果放到了原因的位置。
联合国文件被怎样改写
贝特朗为了证明制裁才是新疆真正的人权侵害，引用了一份所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非常详细的报告”。他说，世界上最重要、最可信的人权机构已经要求西方停止对新疆施压，因为这种施压本身才是人权侵犯。这段话在机构身份上具有严重误导性。
他所指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享有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在2024年访华后提交的报告，文件编号A/HRC/57/55/Add.1。特别报告员是由人权理事会任命、以个人身份履职的独立专家，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不代表人权高专办作出机构判断。她的专题授权正是调查单边制裁的不良影响，因此报告集中讨论制裁和过度合规造成的损害并不奇怪。
这不等于她的发现可以随意忽略。制裁可能造成企业过度合规、供应链退出、失业和普通人受损；任何人权政策都必须检验自己的实际后果。问题在于，贝特朗把一位特定授权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改写成“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对新疆的结论”，同时不告诉读者人权高专办在2022年已经发表过一份直接评估新疆人权状况的正式文件。
那份评估认为，针对维吾尔及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群体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禁，在更广泛剥夺个人与集体基本权利的背景下，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报告还指出，即使教培中心制度已经缩小或结束，支撑它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并出现更多使用正式监禁的趋势。
两份文件可以同时阅读：一份要求面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责任，另一份提醒制裁可能产生人道后果。贝特朗却只保留后一份，再宣称“联合国”已经证明西方才是加害者。
这不是深度，是把联合国内部不同机构、不同授权和不同结论压成一句最有利于自己的口号。
他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描述同样夸张。美国法律对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产、开采或制造的货物建立“可反驳推定”，限制的是这些货物进入美国市场。它的供应链影响确实可能扩散到美国之外，也会促使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过度切割；但它不是一项禁止全世界企业购买所有新疆产品的全球法律。贝特朗举例说，上海企业只要购买新疆薰衣草制成香水，香水就不能出口欧洲，这并不是美国法律本身规定的结果。
讨论制裁伤害，不需要虚构法律效力。一个薰衣草工厂的破产原因也不能只凭村民转述得到确认，还需要市场、融资、成本、客户和贸易数据。贝特朗在批评新疆侵害证据时要求极高标准，轮到证明制裁伤害时，一段旅行交谈就足够了。
旅游自由不等于调查自由
贝特朗最后邀请所有关心新疆的人亲自去看。他说那里“恰好有零项限制”：不需要向政府提交行程，可以租车、拍摄、与人交谈和实时发帖。三亿游客已经进入新疆，阳光就是最好的消毒剂。
三亿是中国官方公布的2024年“旅游人次”，不是三亿名能够进行独立调查的外国访问者。同一个人在一年内多次旅行会被重复计算，绝大多数是国内旅游。这个数字可以说明旅游业规模，不能说明政治信息开放程度。
旅游自由与调查自由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一个人可以自由去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和夜市，不能因此自由进入监狱、查阅判决书、取得教培中心历史档案、核对失踪者名单，或者在确保受访者不受报复的条件下进行访谈。贝特朗自己的文章已经证明“零限制”并不是真的：边境道路受到军事管制，博物馆采访要反复审查身份，整个地区布满检查站，当地人知道哪些话会招致“压倒性的国家力量”。
他拥有的是作为一名亲中法国旅行者在旅游空间里的高度行动自由。维吾尔人是否拥有讲述家庭经历的自由，研究者是否拥有进入司法和拘禁系统的自由，才是这场争议真正需要的自由。
把景区开放说成真相开放，与把一座样板学校开放说成档案开放，属于同一种认识错误。
外国见证人的流水线
贝特朗的论证并不是孤立出现的。中国政府从2018年年底开始，已经系统性地生产了大量类似的“外国见证”。
2019年1月，来自十二个穆斯林人口较多国家的外交官被安排参观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同年2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媒体团前往新疆了解所谓去极端化政策；来自多个国家的常驻日内瓦外交官也在中国外交部邀请下访问新疆。7月，二十四国记者团进入疏勒、阿图什、温宿和墨玉的教培中心，参观教室、宿舍和文体活动。
参观后，沙特阿拉伯《欧卡兹报》记者说：“这绝不是一个集中营。”一名意大利记者说，这是一所学校，而不是所谓集中营。土耳其《光明报》人员认为，新疆的职业教育为其他国家反恐提供了范例。
2020年10月，二十个阿拉伯国家以及阿盟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访问新疆。2022年8月，中国外交部又组织三十个伊斯兰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前往喀什、阿克苏和乌鲁木齐，参观清真寺、伊斯兰教经学院、社区、古城以及经过安排的维吾尔家庭。
2023年1月，来自阿联酋、沙特、埃及、叙利亚、阿曼等十四个国家的三十多名“世界知名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访问新疆。他们参观“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清真寺、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市场，随后称赞新疆穆斯林享有宗教自由。带领这批人的，是阿联酋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主席阿里·拉希德·努埃米。他在2019年已经访问过新疆，后来至少又在2023年和2025年带团前往。
2023年5月底，阿盟秘书处和十六个阿拉伯国家的三十余名官员再次访问乌鲁木齐和喀什。中国外交部的正式通报称，他们“亲眼目睹”新疆各民族和谐相处、百姓安居乐业、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并认为所谓“种族灭绝”“宗教迫害”完全是谎言。
这些访问团身份不同，行程却高度一致：先看反恐和去极端化展览，确立国家暴力的反恐正当性；再看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经学院；进入示范社区、企业、学校和指定家庭；观看歌舞、市场与儿童；与官方认可的宗教人士和居民交谈；最后得出社会稳定、宗教自由、人民幸福的结论。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CGTN、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再把这些结论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里不需要假定每一个访问者都收了钱，也不需要假定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临时搭建的布景。宣传完全可以由大量真实的局部组成。清真寺可能真的开放，市场可能真的繁荣，儿童可能真的欢笑，受访者也可能真的说自己生活幸福。
关键在于谁决定外国人可以看什么，谁决定他们不能看什么。一个国家可以一面让外国人进入艾提尕尔清真寺礼拜，另一面不允许他自由查阅被判刑宗教人士的名单；可以让他走进一户整洁的维吾尔家庭，但不允许海外维吾尔人安全地联系失踪亲属；可以让他在夜市拍摄歌舞，却把宗教教育、斋戒、讲经和海外交往纳入风险治理；可以撤掉街头部分检查站，同时把此前的拘禁、改造和恐惧留在家庭内部。
当可见的新疆被精心开放，不可见的新疆被严密封闭，旅行者的“亲眼所见”就可能成为国家权力设计出来的认识边界。
从特莱西恩施塔特到古拉格
这种方法并不是中国发明的。
1944年6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莫里斯·罗塞尔访问特莱西恩施塔特。纳粹为了迎接国际代表团，修整街道，布置商店和咖啡馆，安排足球比赛、音乐演出和儿童活动，给囚犯换上较好的衣服。为了降低拥挤程度，访问前约有七千五百名犹太人被运往奥斯维辛。
罗塞尔沿着规定路线参观，看到儿童玩耍、居民衣着整齐、社区活动有序。他随后在报告中称，当地食品供应充分、医疗得到照顾，居民可以自行管理，生活“几乎正常”。他还接受了纳粹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是犹太人最终居住地的说法。
事实上，当时已有约七万人从这里被运走，其中多数遭到杀害。特莱西恩施塔特有超过十四万名犹太人被囚禁，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死在那里或被转运后遇害。
罗塞尔不是纳粹。他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客观记录。几十年后，导演克洛德·朗兹曼告诉他，囚犯受到严密监视，无法向访问者自由说话。罗塞尔仍然为自己的报告辩护，甚至责怪犹太囚犯为什么不偷偷递给他一张纸条。
这不是一个人智力不足的问题。它揭示了受控访问最危险的一种认识方式：访问者把受害者在恐惧中的沉默，当成他们没有受害的证据。
纳粹随后还强迫犹太导演拍摄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宣传片。影片里有儿童、足球、音乐、工作和安宁的社区生活。那些画面未必都是假的。孩子确实踢了球，乐队确实演奏了音乐。谎言存在于镜头之外：影片没有告诉观众，这些人在拍摄结束后会被送到哪里。包括导演在内的大量参与者后来被运往奥斯维辛杀害。
苏联也长期经营外国见证人。
1933年，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冒险进入乌克兰农村，看到大规模饥饿和死亡，随后向世界报道。驻莫斯科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立即发表文章反驳，声称俄国人只是饥饿，并没有饿死。他写下那句后来臭名昭著的话：做煎蛋不能不打破鸡蛋。
杜兰蒂不是不知道灾难的规模。他公开淡化饥荒的同时，私下向英国外交人员估计，苏联可能已有多达一千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缺乏食物。他仍然选择维护斯大林，因为他的记者地位、采访渠道和“苏联问题权威”身份，都建立在继续接近那个政权的基础上。
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赫里欧也曾在1933年受邀访问乌克兰。苏联为他准备经过清理的街道、补足货物的商店、指定集体农庄和欢迎人群。访问结束后，他宣布自己没有看到饥荒，形容乌克兰像一座盛开的花园。就在他经过的视线之外，数百万人正在挨饿。
斯大林死亡以后，苏联甚至发展出真正的“古拉格旅游”。为了反击从劳改营归国者的证词，内务部在1950年代组织数十批外国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布提尔卡监狱和经过选择的劳动改造营。那些监狱并不一定完全是临时搭建的假景点，赫鲁晓夫时期的条件也可能确实比斯大林时代有所改善。正因为参观者看到的是一部分真实，他们写出的正面报告才更加可信。
一个样板监狱条件有所改善，不能证明古拉格没有存在；一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儿童正在踢足球，不能证明他不会被运往奥斯维辛；一个今天的喀什夜市灯火通明，也不能证明2017年以来的大规模拘禁、判刑、家庭分离和宗教改造没有发生。
最有效的宣传并不要求所有画面都是假的。它只需要让真实画面承担一个它无法证明的结论。
房车里没有随行干部，仍然不是独立调查
贝特朗也许会说，他不是受邀外交官，不是红十字会代表，也不是跟随官方访问团进入几个样板点。他驾车穿越新疆，走了很多地方，花了远比普通记者更多的时间。
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的旅行由中国政府出资或正式组织，因此不能把他直接列入受邀宣传团。
可是，一个外国人能够自由驾驶房车，并不等于当地人能够自由讲话。旅行路线不受限制，也不等于信息来源不受权力限制。国家不需要派一名干部坐在他的房车里，才可能影响他最后看到的新疆。
一套更成熟的控制方式，是整理好外国人可以看见的新疆，封闭他们无法接触的新疆，然后让旅行者相信，自己的自由移动已经等于自由调查。
贝特朗接触了当地记者、大学教授、公务员、兵团干部、商人和其他精英。这些人当然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在中国，尤其在新疆议题上，他们也是最清楚公开谈话边界的一群人。他们的职业、单位、家人和未来都位于国家权力可以触及的范围内。一个人在餐桌旁表现自然，不等于他拥有讲述所有事实的自由；一个人没有向外国客人控诉政府，不等于他没有恐惧。
贝特朗似乎把谈话的自然程度当成了谈话自由的证据。
这与罗塞尔当年的错误相当接近。罗塞尔问：如果情况真的那么严重，为什么没有囚犯向我发出警告？今天的旅行者则问：如果新疆真的发生过大规模迫害，为什么我遇到的人看起来如此正常，为什么没有人向我讲述？他们都把权力制造的沉默，当成了权力无罪的证词。
从反西方走向替另一种强权辩护
贝特朗文章下面那些欢呼尤其值得注意。其中不少人自称反对西方霸权，反对美国发动的战争，反对欧洲殖民主义，也反对西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他们对西方的失望并非毫无根据。伊拉克战争的谎言、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加沙的灾难以及西方国家选择性使用人权语言，都足以摧毁许多人对西方秩序的信任。
可是，对西方的失望很容易产生一种钟摆式反应：既然西方在伊拉克撒过谎，关于新疆的一切也必然是谎言；既然西方秩序虚伪，中国就必须代表另一种正义。
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离开阵营政治，只是换了阵营。过去相信西方代表进步，现在相信中国代表反帝；过去把西方当作道德主体，现在把中国当作道德主体。镜子换了，寻找镜子的习惯没有改变。
他们所谓的反帝国主义，也经常只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当美国进行战争、监控、文化压迫和集体惩罚时，他们能够准确辨认；当中共以反恐、安全、发展和现代化之名使用类似的统治技术时，他们开始解释中国国情、恐怖主义威胁和稳定需要。
美国在伊拉克有罪，只能证明美国有罪，不能证明中共无罪。以色列在加沙制造灾难，也不能使新疆发生过的随意拘禁、判刑和宗教摧毁自动消失。揭露者的双重标准可以受到批判，却不能成为施害者无罪的证据。
在这一套争论中，维吾尔人常常不是需要被听见的人，而是中美竞争中的一个符号。只要承认他们的苦难可能真实，就仿佛等于帮助美国。为了维护一个“反西方中国”的想象，受害者必须从现实中消失。
这些人反对的未必是压迫，而只是敌对阵营实施的压迫；他们同情的也未必是受害者，而是能够为其世界观提供证据的受害者。
对秩序、效率和国家能力的迷恋
还有一部分人真正迷恋的是秩序、效率和国家能力。他们看见道路、高铁、夜市、整洁街道和低犯罪率，认为新疆治理取得了成功。至于这种秩序通过怎样的监控、拘禁、恐惧和身份改造建立起来，只是现代化不得不支付的技术成本。
他们未必完全否认有人受到伤害，而是认为这些伤害值得。这比单纯受骗更加危险。
其中还可能包含一种不愿明说的伊斯兰恐惧：穆斯林社会天然容易走向极端，所以需要更严厉的管理。留胡须、学习《古兰经》、朝觐、宗教教育、斋戒和海外联系，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风险信号。他们可能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却接受中国版本的“去极端化”；批评欧洲歧视穆斯林，却认为维吾尔人的信仰需要由中共进行现代化改造。
旅行者自身也可能产生认识上的傲慢。他走过很多地方，遇见很多人，拥有别人没有的渠道，于是相信自己比依靠档案、卫星图像、内部文件、判决书和幸存者证词的研究者更加接近真相。
个人经验具有鲜活感，文件显得遥远抽象。可是鲜活不等于完整。一个人的眼睛只能看见被允许进入视野的部分。
被地方官员、教授、宗教领袖和企业家接待，还会给访问者一种被特殊信任的感觉：我是少数真正理解中国的人；我没有被西方宣传欺骗；我比那些从未到过新疆的人更有资格发言。承认自己的所见经过权力筛选，也等于承认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独立和深刻。于是，对文章的质疑不再只是证据争论，还会威胁作者的自我身份。
利益也未必表现为直接收钱。签证、进入中国的便利、采访机会、官方接待、中国市场、社交媒体流量、亲中圈子的声誉，都会构成一套奖励环境。只要持续讲中国愿意传播的故事，门就不断打开；一旦越过新疆问题的红线，通道可能立即关闭。
在这种环境中，权力甚至不需要下达写作指令。访问者会主动选择那些既符合自己世界观，又能够保持通道开放的解释。
皇帝的新衣为什么要反复展出
为什么一个已经留下大量证据的事实，中共还要用这种近乎《皇帝的新衣》的方式反复否认？
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不只是让人相信。
政治学者丽莎·维丁研究叙利亚阿萨德个人崇拜时发现，官方把阿萨德称为父亲、英勇骑士，甚至称为全国第一药剂师。这些说法连制作宣传的人也未必相信。宣传真正要求的，是所有人公开表现得仿佛相信。
当干部、教授、宗教人士、记者和外国访问者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国家便规定了公共世界的边界：拘禁叫教育，思想改造叫去极端化，强制劳动叫就业扶贫，拆除清真寺叫建筑改造，宗教压制叫宗教健康传承。
荒谬本身也可以展示权力。
国家仿佛在说：即使你们认为皇帝没有穿衣服，我仍然能够组织一批又一批人站出来，认真描述那件衣服的颜色和质地。
这类宣传可能无法增加政权信誉，却能够告诉每个人，谁拥有规定公共现实的能力。它在说服上失败，在威慑上仍然可能成功。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写过那个著名的蔬菜店老板。店主在橱窗里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因为真正相信，而是为了表示自己知道应该怎样做。只要所有人继续悬挂标语，谎言便成为社会的正常景观。
极权体制并不要求每个人内心相信。它只要求每个人按照相信的样子生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如此危险。他没有发现别人从未看见的新事实。他只是把所有人私下知道的事情，变成所有人公开知道的事情。
许多人分别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与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已经知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状态。
中共不断生产外国见证人，不一定能消灭每个人的怀疑，却可以阻止怀疑成为共同知识。只要人们仍然看见外交官、阿拉伯宗教领袖、外国记者和旅行作家鼓掌，就会有人怀疑：是不是只有我认为这里发生过严重迫害？那么多亲自去过的人都说没有问题，也许那些证词真的夸大了。
贝特朗这样的文章，价值正在这里。它未必能够推翻证据，却可以继续延迟共同认识的形成。
宣传不必使人相信，只需摧毁判断
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持续用谎言替换事实，最后造成的结果未必是谎言被接受为真理，而是人们赖以判断现实的坐标遭到破坏。
人们最后不再相信中共，也不再相信受害者；不相信官方，不相信记者，不相信学者，也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只剩下一种犬儒主义：所有人都有立场，所有报道都是宣传，真相永远无法知道，西方和中国都一样。这已经足够。
一个人如果相信受害者，可能产生道德判断；如果相信国家，也可能产生政治忠诚；如果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能够确认的事实，就只能退出判断。
中共不需要证明所有新疆文件都是伪造。它只需要不断增加噪音：有人说存在集中营，他们说只是职业学校；幸存者讲述拘禁，有外国游客展示夜市；卫星图像显示高墙和岗楼，他们说那只是普通学校；家庭成员寻找失踪亲人，宗教领袖说新疆穆斯林幸福自由。
信息一旦被搅浑，许多旁观者便会退回一句：谁知道真正发生过什么？
国家否认也有不同层次。
第一层是直接说没有发生：没有集中营，没有强迫劳动，没有宗教迫害。
第二层是承认行为存在，但改变名称：不是拘禁，是职业教育；不是思想改造，是去极端化；不是强制劳动，是就业扶贫。
第三层是承认伤害，却否认其道德含义：即使采取过强制措施，也是反恐需要；即使有人受害，也换来了稳定；即使限制宗教，也是为了现代化。
中共在新疆几乎同时使用了这三层否认。先说没有；无法继续说没有时，就说性质不同；性质也无法掩盖时，再说这是必要代价。
贝特朗承认检查站和制度性偏执，可以让自己显得平衡。但如果这些承认最后只是为了证明西方关于系统性迫害的判断更荒谬，它仍然可能落入第二层和第三层否认：某些过度确实存在，但那只是反恐背景下可以理解的措施；今天的人们生活正常，所以此前的指控失去了意义。
迫害改变形式，不等于没有发生
还有一种常见说法：即使2017年至2019年存在大规模教培中心，那也已经过去了。今天检查站减少、旅游恢复、街道正常，说明政策已经调整。
这种说法把犯罪是否仍以原来形式继续，与犯罪是否发生过混在了一起。
集中营关闭或更换名称，不能使曾经的拘禁消失；被拘禁者转入监狱、劳动体系或社区监控，也不能称为问题已经解决；清真寺已经拆除，宗教教育已经中断，家庭已经破裂，语言和生活方式已经被改造，即使街面重新热闹，后果仍然留在那里。
今天的表面正常，甚至可能建立在此前的大规模改造已经完成的基础上。
这也是旅行报道特别容易产生误导的地方。旅行者通常用现在时写作：我今天看到什么，这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系统性迫害却必须放在时间轴上观察：政策从何时开始，哪些人被带走，哪些制度发生变化，哪些后果延续至今。
一个地方今天允许外国人自驾旅行，并不能回答七年前被带走的人经历了什么。
国家也在为未来生产档案
中共还在为未来生产档案。每一次外国参访都会留下新闻报道、视频、外交声明、宗教领袖讲话、社交媒体帖子和联合国发言。它们今天未必能说服所有人，却可以在几十年后被引用：当年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官、记者和伊斯兰宗教领袖亲自访问新疆，他们都没有发现集中营。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份受控访问产生的错误报告，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削弱幸存者证词的可信度。古拉格和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也证明，著名记者、作家和政治人物的身份，可以把国家安排的局部现实变成对整个制度的无罪证明。
中共不一定真的相信自己能够永久消灭事实。它只需要让事实在进入历史时始终伴随着一套规模庞大的否认材料，使后人不得不再次争论，使受害者再次证明自己曾经受害。这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惩罚。
受骗、自欺与共谋
并非每一个为新疆政策辩护的人都处于相同位置。
有人是受骗者。他们缺乏背景知识，相信自己看到的局部现实。有人是自欺者。他们已经遇到反证，却为了维护对中国、反帝国主义或自身独立判断的想象，不断排除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实。还有人是共谋者。他们知道严重侵害存在，仍然主动利用自己的记者、学者、宗教领袖或外国旅行者身份，替施害者否认、合理化并羞辱受害者。
三者不能完全等同。一个人最初可能真诚受骗，也可能在信息不足时作出错误判断。但是，当文件不断出现、幸存者不断作证、家庭成员不断寻找失踪者以后，他仍然只选择国家允许他看见的画面，并反过来把受害者称为骗子，他的责任就发生了变化。
受骗可以是一种认识错误；拒绝所有反证是一种自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权力掩盖伤害，则已经成为道德选择。
贝特朗用了六周走遍新疆，却没有因此获得替所有无法说话的人发言的资格。他看到了许多真实事物，但真实事物不会自动组成完整真相。一个旅行者最需要警惕的，不是自己看到的东西全是假的，而是自己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真的，却被他用来证明一个根本无法由这些东西证明的结论。
新疆市场的繁荣是真的，公路是真的，孩子的笑容是真的，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也是真的。曾经的大规模拘禁、宗教压制、家庭分离、长期判刑以及系统性的身份改造，同样可以是真的。
这两组事实并不互相排斥。把前一组事实拿来消灭后一组事实，才是这类文章真正完成的工作。
一个人可以在新疆旅行六周，也可以在那里生活六十年。只要受害者仍然不能安全地讲述，档案仍然不能自由开放，研究者仍然不能独立进入拘禁和司法系统，“我亲眼看见”就不能成为国家无罪的判决书。
真正诚实的旅行写作，应当知道眼睛能够看见什么，也应当知道眼睛被阻止看见什么。
当一个国家不断组织外国人替本国受害者证明他们没有受害时，需要受到审视的，不只是这些外国人说了什么，还包括一种更加根本的荒谬：为什么拥有警察、档案、法院、监狱和全部公共语言的国家，仍然不允许受害者自己自由说话，却要求世界相信经过它选择的见证人？
这就像皇帝召集一批又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让他们参观宫殿、观看庆典、品尝宴席，然后请他们证明皇帝确实穿着那件不存在的衣服。
有人可能真心赞叹衣服漂亮，有人为了继续参加宴席而赞叹，也有人因为厌恶皇帝的敌人，便坚持说衣服一定存在。衣服不会因此出现。但是，只要赞叹声足够响亮，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就仍然可能被指控为撒谎、仇恨和接受敌对势力操纵。
极权宣传所追求的，不一定是让谎言真正成为真相。它更现实的目标，是迫使真相只能以谎言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空间；让受害者保持沉默，让旁观者产生怀疑，让施害者继续讲述，让历史的每一页都附带一份由权力准备好的否认。
贝特朗认为自己写出了过去十年关于新疆最好的一篇文章。
或许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他用六周旅行，再次写出了一种已经存在很久的文章——权力允许外国人看见一部分真实，外国人便用这部分真实，替权力否认另一部分被封闭的真实。
这类文章从特莱西恩施塔特写到乌克兰饥荒，从古拉格写到今天的新疆，作者、时代和意识形态都在变化，认识上的错误却始终相似。
当受害者不能自由开口时，旅行者最不应该拥有的，正是替他们宣布一切正常的自信。
主要参考资料
1.Arnaud Bertrand, “The most lied-about place on earth,” 2026年8月24日。2.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关切的评估》，2022年8月31日。3.Alena Douhan, Visit to China: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A/HRC/57/55/Add.1，2024年。4.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特别程序专家以个人身份履职，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5.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说明，关于进入美国市场的可反驳推定。6.法国参议院：关闭蓬图尔尼去极端化中心，2017年7月28日；以及该中心自愿进入、共接收九人的情况。7.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年。8.Dru C. Gladney,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Central Asian Survey 9(1)，1990年。9.James Leibold and Timothy Grose, “Islamic Veiling in Xinjia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etal Struggle to Define Uyghur Female Adornment”，The China Journal 76，2016年。10.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转引新疆2024年“三亿旅游人次”统计。11.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华社有关2019—2025年外国外交官、记者、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参访新疆的公开通报。12.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Theresienstadt as a Tool of Nazi Propaganda: The Red Cross Visit, 1944.”13.Claude Lanzmann, A Visitor from the Living，关于莫里斯·罗塞尔的访谈。14.Walter Duranty有关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报道及普利策委员会2003年声明。15.Eugene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第十五章“The Press Corps Conceals a Famine”。16.Jeffrey S. Hardy, “Gulag Tourism: Khrushchev’s ‘Show’ Prisons in the Cold War Context, 1954–59.”17.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及“Lying in Politics”。18.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19.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20.Stanley Cohen, States of Denial。21.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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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六周旅行可以推翻一场系统性迫害吗？从外媒涉疆报道透视真相与现实认知
摘要：
六周走马观花式的官方安排旅行，能否掩盖乃至推翻长年累月的系统性打压与改造？本文针对外界关于新疆及回穆群体生存现状的争论，深入剖析精心编排的“繁荣叙事”与隐秘压迫之间的鲜明对比，呼吁国际社会与研究者穿透表面迷雾，倾听底层被压迫者的真实呐喊。
——谈阿尔诺·贝特朗的新疆之旅
阿尔诺·贝特朗（Arnaud Bertrand）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新疆的长文，题目是《地球上被撒谎最多的地方》。在推介文章时，他说，自己可能写出了过去十年关于新疆最好的一篇文章。这句话很大。
为了完成这篇八千字的文章，他在新疆驾车旅行了五周，又在乌鲁木齐停留十天，与记者、大学教授、公务员、兵团干部、商人等数百人交谈。他还把两个女儿送进一个有维吾尔儿童参加的假日营，认为由此了解到一种成年人谈话无法提供的东西：今天的维吾尔儿童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强调，自己没有回避新疆无处不在的警察检查站和制度性偏执，也没有接受任何一方的宣传。读完全文以后，可以看见他要做的事远远超过旅行记录。他用新疆的地理与族群多样性否定西方报道的基本框架；用维吾尔民族身份形成于近代，削弱维吾尔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正当性；用维吾尔人饮酒、妇女传统上不穿中东式黑色罩袍，说明国家打击的不是宗教，而是外来瓦哈比主义；用2009年至2017年的暴力袭击，为大规模“去极端化”建立必要性；用今天已经看不到教培中心，证明中国政府所说“学员全部结业”可信；最后把国际制裁解释为今天新疆制度性偏执的主要原因。
他甚至提出三个明确建议：反对新疆制裁，到新疆旅游，用“深度”取代口号。
这看起来完整、平衡，也比简单重复中国外交部口号高明得多。文章承认警察国家的存在，承认一些维吾尔人有怨恨，承认镇压可能存在“过度”，因此作者可以把自己放在宣传之外。可是这些有限承认最后都通向同一个结论：中共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反恐虽然严厉但成功了，教培中心已经结束，今天的新疆大体正常，真正制造伤害的是西方制裁和虚假叙事。
推文下面已经有人欢呼：“关于新疆的反华宣传被埋葬了。”还有不少人把它当作集中营、宗教迫害乃至种族灭绝指控已经破产的证明。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里也必须保留一个法律上的边界。对于新疆是否已经满足《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毁灭一个群体的特定故意”，学者、政府和机构之间仍有争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2年的正式评估没有作出“种族灭绝”认定，而是认为任意和歧视性拘禁及相关剥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拒绝轻率使用最重的法律名称，不等于否认大规模任意拘禁、酷刑指控、宗教限制、家庭分离和强迫劳动风险已有大量相互印证的证据。贝特朗文章的一项基本策略，正是抓住最有争议的标签，反过来抹掉较少争议的事实。
贝特朗在新疆看到的景色、市场、道路、咖啡馆、儿童和普通人的生活，未必是假的。他可能确实旅行了六周，确实与数百人交谈，也确实看见维吾尔孩子玩耍和欢笑。一个地方经历过大规模迫害，并不意味着每条街道都布满尸体，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哭泣。人在任何环境里都要吃饭、工作、结婚、生育、唱歌和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存在，从来不能自动证明国家暴力不存在。
他把自己能够看见的新疆，提升成了国家权力不允许他看见的新疆的反证。这是整篇文章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旅行能够证明什么
六周旅行究竟能够证明什么？它可以证明新疆具有壮丽的地理景观，城市和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旅游业正在繁荣，市场里有各种食物，不少普通人仍然努力生活。它也可以帮助一个旅行者纠正某些僵硬印象：维吾尔人不是只存在于受害者照片中的抽象群体，新疆也不是一座每个角落都摆着铁丝网的静止监狱。
但六周旅行不能回答另一组问题。那些曾经被带进“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人究竟有多少？他们因为什么被带走？他们是否拥有律师、申诉、审判以及拒绝接受“教育”的权利？那些后来被判处十年、十五年乃至更长刑期的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在哪里？大量家庭为什么曾经在同一时期失去父亲、母亲或子女？清真寺、经文教育、宗教服饰、取名、斋戒、朝觐和海外联系为何曾被纳入一整套高度政治化的风险识别体系？强制性节育、寄宿制学校、劳动力转移以及家庭监控的制度文件应当如何解释？
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维吾尔人能否在没有干部、警察、单位、社区和家人安全压力的情况下，向一个突然出现的外国旅行者讲述自己的经历？
贝特朗说他与数百人交谈。可是，在新疆这样一个曾经进行过高密度监控和大规模政治审查的地方，交谈人数不是最重要的变量。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人由谁介绍，在什么地点交谈，周围有没有其他人，他们是否知道谈话会被公开，他们能否拒绝，他们说出亲人曾被拘禁以后会承担什么后果。
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一万次谈话也可能只是在重复同一种安全语言。
他把两个女儿参加一次维吾尔儿童假日营视为了解当地儿童真实生活的窗口，这一点尤其让人不安。孩子在活动中表现快乐，只能说明孩子当时正在参加活动。它不能说明孩子的父母没有被拘禁，不能说明家庭没有经历宗教和语言断裂，也不能说明寄宿制教育、身份改造以及对下一代生活方式的重塑不存在。
一个孩子此刻的笑容，不能替他的家庭出具一份历史无罪证明。
多样性不能替国家暴力辩护
贝特朗用很大篇幅描写新疆的多样性。天山把南北疆分开，塔里木盆地的绿洲长期彼此隔绝，维吾尔内部存在方言、音乐和地方身份差异，新疆还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等不同族群。佛教在伊斯兰传播以前统治过这片土地，今天不同民族实践伊斯兰的方式也不相同。
这些内容有不少是真实的，也值得写。问题是，它们反驳了谁？
没有一份严肃的人权报告声称新疆地理单一，没有人说所有维吾尔人宗教观念完全相同，也没有人认为新疆只有维吾尔人。一个地方拥有复杂历史、壮丽山河和多种族群，与国家是否对其中一个群体实施了大规模拘禁、宗教限制和身份改造，是两件可以同时成立的事情。
贝特朗先把批评者改写成一群只会说“受害者与恶棍”的无知西方人，再用自己发现的多样性击败他们。这不是增加深度，而是绕开问题。
他的民族史部分走得更远。德鲁·格拉德尼和大卫·布罗菲确实研究过现代“维吾尔”名称的复兴、绿洲身份和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贝特朗却把现代民族形成史写成对当代维吾尔身份的一次拆解：既然“维吾尔”这个共同名称在二十世纪才被重新确立，既然喀什、和田、吐鲁番过去各有身份，那么维吾尔是否真是“一个民族”便值得怀疑；甘肃裕固族反而被他称为“更真实的维吾尔人”。这是一种危险而常见的偷换。
民族不是因为从远古开始名称、疆界、语言和文化从未改变，才获得存在资格。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以及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都有形成、整合和国家塑造的历史。现代性产生了许多今天被视为自然的民族共同体。研究一个民族如何形成，是解释它怎样成为现实，不是证明它不真实。
如果“形成于近代”足以削弱维吾尔人的共同身份，那么同样的论证首先会摧毁世界上大多数现代民族。贝特朗当然不会用“法兰西民族也经过国家塑造”来说明法国人并非真正的人民。他把学术研究中的“民族形成”悄悄改写成政治辩护中的“民族虚构”，最后产生的效果十分明确：如果维吾尔不过是若干绿洲居民被苏联政策勉强拼成的名称，那么以国家力量把他们重新拆散、重新定义，也就不再显得严重。
一个共同体的历史复杂性，不能降低它今天拥有语言、宗教、家庭生活和集体记忆权利的程度。
谁有权规定“真正的维吾尔文化”
贝特朗对宗教的处理，也沿着同一条路线。他反复强调维吾尔人有酿酒传统，自己去过的每一家维吾尔餐馆都卖酒；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牧民喝发酵马奶，很少进入清真寺；维吾尔伊斯兰受到苏菲主义和中亚传统影响；头巾、面纱特别是黑色罩袍不是古老的维吾尔服饰，而是近几十年海湾萨拉菲主义输入的结果。
其中有些观察可以用于纠正把所有穆斯林想象成同一种人的偏见。可是，一个民族内部有人饮酒，不等于其他人没有戒酒和礼拜的权利；某种服饰在近几十年才流行，也不等于国家可以把穿着它的人列为极端化对象；一种宗教实践受到外部影响，更不等于警察有权决定哪一种信仰才算本地传统。
文化从来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佛教曾经从印度和中亚进入新疆，伊斯兰从西方传播而来，现代民族服装、音乐、语言和饮食不断发生变化。按照贝特朗自己的历史叙述，新疆文化正是漫长交流的产物。他却在谈到中共打击宗教时突然要求文化必须保持“真正传统”的形态：彩色花帽是真传统，某些头巾是外来污染；苏菲仪式是真正的维吾尔伊斯兰，更严格的经文学习则接近瓦哈比主义。
他没有提出一套可以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而是在帮助国家划定合格宗教与不合格宗教。
关于维吾尔女性遮蔽身体和头发的实践，历史和现实本来就比他那句“从来没有，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复杂。学者詹姆斯·莱博尔德与蒂莫西·格罗斯的研究指出，新疆存在多种遮蔽方式，新式头巾的确受到跨国伊斯兰潮流影响，但维吾尔妇女选择它的原因包括信仰、时尚、身份和政治表达。争议的核心正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正常”和“合适”的维吾尔女性服饰。
贝特朗把这个争议提前裁决了。他替维吾尔女性决定什么衣服才属于她们，再把国家禁止其他衣服解释成保护传统。这不是文化多样性。它是以文化真实性为名，替权力管理一种文化。
反恐不能取消个人责任
新疆确实发生过严重暴力。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造成近两百人死亡，此后发生昆明火车站袭击、天安门撞车等事件，也有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组织。否认这些事实，不会帮助理解新疆。
可是，恐怖主义的存在只能证明国家有义务调查和惩罚具体犯罪，不能证明一个族群都可以被放进风险模型，也不能让未经审判的大规模拘禁变得合法。
贝特朗把两件不同的事连续写在一起：一边是确实发生的暴力事件，另一边是针对“可能受到极端化影响者”的职业教育。读者很容易在两者之间建立自然因果，仿佛进入教培中心的人就是尚未行动的恐怖分子。
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恰恰被省略了：什么叫“有极端化风险”？由谁判断？证据是什么？当留胡须、穿宗教服饰、学习经文、与国外联系、申请护照，甚至过去已经司空见惯的宗教和家庭活动都可能被纳入风险识别，一个国家惩罚的就不再是犯罪，而是由国家自行定义的身份和思想危险。
反恐法治要求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行为。极权治理则把个人消失在类别中：宗教虔诚者、海外关系复杂者、无法流利使用普通话者、曾经去过敏感国家者，都可以成为需要被转化的人。
贝特朗不断提醒读者中国面临过恐怖主义，却没有证明被拘禁者分别实施、准备或协助了什么犯罪。他用真实罪行制造情绪背景，再让这个背景替数以十万计的个人承担举证责任。
法国中心不是新疆教培中心
全文最容易核查的一处，是他把新疆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与法国2016年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相比。
贝特朗说，法国也曾计划为没有因激进化行为被定罪、但被怀疑已经激进化的人设立康复中心；法国的计划被视为合理甚至进步，没有遭到制裁和联合国调查，也没有人指控巴黎实施种族灭绝。因此，中国只是采用了一种西方国家自己也尝试过的治理方法。
这个类比只要补上规模、强制性和法律地位，便立即崩塌。
法国的蓬图尔尼中心是一个试验项目，设计容量二十五人，以本人同意进入、开放式管理为原则。它从2016年9月运行到2017年7月，总共只接收九人，没有一人完成全部课程。参与者可以离开中心进入镇上，项目失败后，法国参议院公开批评，政府关闭中心并放弃向各地区推广。
人们当然可以批评法国的反恐政策，也可以追问那些参加者是否受到行政压力。可是，一个只接收九人、原则上可以自由离开、在议会公开审查后关闭的失败项目，与一个依靠警察和基层监控筛选人员、没有正常审判程序、遍布整个地区的大规模拘禁体系，不是同一种制度。
如果法国把一两百万穆斯林送进封闭中心，因宗教实践和海外联系长期关押，禁止他们自由离开，并拒绝公布每个人的法律依据，法国也应当受到国际调查。不存在一种原则允许法国这样做，却不允许中国这样做。
贝特朗不是在揭露双重标准，而是在删除差异以后制造相同。
今天看不到，不能证明过去没有发生
贝特朗说，他在六周旅行中完全没有看到教培中心，因此相信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2019年所说“所有学员已经结业”。他的一个朋友还按照“新疆数据项目”的地点逐一探访，发现那里不是已经关闭，就是普通学校、工厂、物流园或世界各国都有的正常监狱。这段话把2026年的旅行见闻用于推翻2017年至2019年的事实。
一所设施今天关闭，不能证明它七年前没有关过人；一座建筑今天改成学校或工厂，不能证明它过去的用途；一些人后来进入普通监狱，更不能证明此前的行政拘禁不存在。即使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所说教培项目已经结束，也只能说明这种形式结束，不能说明被带走的人出于自愿，不能说明期间没有酷刑和强迫，也不能说明长期判刑、劳动转移、家庭分离和宗教管制随之消失。
他朋友的考察没有公布完整名单、访问日期、判定方法、建筑历史和可复核材料。一个不具名朋友的口述，在文章里却足以对抗卫星图像、政府招标与建设文件、泄露的内部管理文件、幸存者证词、失踪者名单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评估。
这正暴露了贝特朗所谓“深度”的标准。只要材料支持中共，它可以是一段朋友见闻；只要材料指向国家责任，就必须先被怀疑属于一个互相引用、利益相关的西方体系。
他还说，如果大约每十一个维吾尔人中就有一人被拘禁，社区的社会结构必然支离破碎；可是他看到市场、婚礼、音乐和街头踢球的孩子，生活“几乎带有攻击性地正常”。
这句话对经历过政治暴力的社会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家庭成员被带走以后，留下的人仍然必须开店、做饭、结婚和抚养孩子。幸存者恢复日常生活，是人在灾难中的能力，不是灾难没有发生的证据。何况他是在被中国政府宣布项目结束六年多以后到达。他要求伤害必须持续以游客能够一眼识别的形式存在，否则便不可信。
历史上无数迫害都无法通过后来一次街头散步得到确认。没有人会因为今天走进华沙，看见餐厅、婚礼和孩子，便判断这里没有发生过毁灭；也没有人会因为古拉格旧址变成仓库，就把营地档案称为西方叙事。
他亲眼看见的警察国家
贝特朗文章里最有价值的部分，反而是那些没有被他当作核心证据的见闻。
他在中国许多地区旅行，从未见过新疆这样的安全体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检查站，有时一天超过十个；人员密集处每隔几十米就有升降警务亭；加油必须查验身份证；边境地区有军事检查；警察以三分钟到达现场为考核指标。他还承认，一些维吾尔人说话谨慎，眼神特殊，任何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或党外政治组织的迹象都会遭到国家“全部而压倒性的力量”。连《新疆日报》安排他去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做一篇家庭旅行的正面报道，博物馆也要他提供大量身份证明。
如果一名批评中共的记者写下这些内容，贝特朗的读者会把它们视为警察国家的证据。贝特朗却把它命名为整个社会的“制度性创伤后应激”。
在他的解释中，安全机器过去是恐怖主义逼出来的，今天则因为外国制裁和媒体围攻迟迟不能放松。每一个外国人都可能是情报来源，每一张照片都可能被《华盛顿邮报》用于文化灭绝报道，所以官僚机构的多疑虽令人疲惫，却不是不理性。
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永远不必为自己的偏执负责。过去的镇压是恐怖分子造成的，今天的监控是西方制裁造成的。真正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个被他说成已经恢复正常、人民普遍支持反恐成果、每年接待三亿旅游人次的社会，仍然需要如此密集的检查与预防？如果问题只是对外国人的戒备，为什么普通居民加油也要查身份证？为什么当地人说话仍然要仔细选择词语？
贝特朗把国家制造的恐惧当成国家遭受围攻的症状。而且时间顺序不能倒置。新疆大规模监控、教培中心和“严打”在主要西方制裁以前已经形成。后来的制裁可能加重官僚防御，也可能伤害普通人的生计，这些都值得独立讨论；但它们不能成为此前拘禁体系的原因。用后发生的外部压力解释先发生的国家暴力，是把结果放到了原因的位置。
联合国文件被怎样改写
贝特朗为了证明制裁才是新疆真正的人权侵害，引用了一份所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非常详细的报告”。他说，世界上最重要、最可信的人权机构已经要求西方停止对新疆施压，因为这种施压本身才是人权侵犯。这段话在机构身份上具有严重误导性。
他所指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享有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在2024年访华后提交的报告，文件编号A/HRC/57/55/Add.1。特别报告员是由人权理事会任命、以个人身份履职的独立专家，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不代表人权高专办作出机构判断。她的专题授权正是调查单边制裁的不良影响，因此报告集中讨论制裁和过度合规造成的损害并不奇怪。
这不等于她的发现可以随意忽略。制裁可能造成企业过度合规、供应链退出、失业和普通人受损；任何人权政策都必须检验自己的实际后果。问题在于，贝特朗把一位特定授权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改写成“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对新疆的结论”，同时不告诉读者人权高专办在2022年已经发表过一份直接评估新疆人权状况的正式文件。
那份评估认为，针对维吾尔及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群体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禁，在更广泛剥夺个人与集体基本权利的背景下，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报告还指出，即使教培中心制度已经缩小或结束，支撑它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并出现更多使用正式监禁的趋势。
两份文件可以同时阅读：一份要求面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责任，另一份提醒制裁可能产生人道后果。贝特朗却只保留后一份，再宣称“联合国”已经证明西方才是加害者。
这不是深度，是把联合国内部不同机构、不同授权和不同结论压成一句最有利于自己的口号。
他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描述同样夸张。美国法律对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产、开采或制造的货物建立“可反驳推定”，限制的是这些货物进入美国市场。它的供应链影响确实可能扩散到美国之外，也会促使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过度切割；但它不是一项禁止全世界企业购买所有新疆产品的全球法律。贝特朗举例说，上海企业只要购买新疆薰衣草制成香水，香水就不能出口欧洲，这并不是美国法律本身规定的结果。
讨论制裁伤害，不需要虚构法律效力。一个薰衣草工厂的破产原因也不能只凭村民转述得到确认，还需要市场、融资、成本、客户和贸易数据。贝特朗在批评新疆侵害证据时要求极高标准，轮到证明制裁伤害时，一段旅行交谈就足够了。
旅游自由不等于调查自由
贝特朗最后邀请所有关心新疆的人亲自去看。他说那里“恰好有零项限制”：不需要向政府提交行程，可以租车、拍摄、与人交谈和实时发帖。三亿游客已经进入新疆，阳光就是最好的消毒剂。
三亿是中国官方公布的2024年“旅游人次”，不是三亿名能够进行独立调查的外国访问者。同一个人在一年内多次旅行会被重复计算，绝大多数是国内旅游。这个数字可以说明旅游业规模，不能说明政治信息开放程度。
旅游自由与调查自由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一个人可以自由去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和夜市，不能因此自由进入监狱、查阅判决书、取得教培中心历史档案、核对失踪者名单，或者在确保受访者不受报复的条件下进行访谈。贝特朗自己的文章已经证明“零限制”并不是真的：边境道路受到军事管制，博物馆采访要反复审查身份，整个地区布满检查站，当地人知道哪些话会招致“压倒性的国家力量”。
他拥有的是作为一名亲中法国旅行者在旅游空间里的高度行动自由。维吾尔人是否拥有讲述家庭经历的自由，研究者是否拥有进入司法和拘禁系统的自由，才是这场争议真正需要的自由。
把景区开放说成真相开放，与把一座样板学校开放说成档案开放，属于同一种认识错误。
外国见证人的流水线
贝特朗的论证并不是孤立出现的。中国政府从2018年年底开始，已经系统性地生产了大量类似的“外国见证”。
2019年1月，来自十二个穆斯林人口较多国家的外交官被安排参观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同年2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媒体团前往新疆了解所谓去极端化政策；来自多个国家的常驻日内瓦外交官也在中国外交部邀请下访问新疆。7月，二十四国记者团进入疏勒、阿图什、温宿和墨玉的教培中心，参观教室、宿舍和文体活动。
参观后，沙特阿拉伯《欧卡兹报》记者说：“这绝不是一个集中营。”一名意大利记者说，这是一所学校，而不是所谓集中营。土耳其《光明报》人员认为，新疆的职业教育为其他国家反恐提供了范例。
2020年10月，二十个阿拉伯国家以及阿盟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访问新疆。2022年8月，中国外交部又组织三十个伊斯兰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前往喀什、阿克苏和乌鲁木齐，参观清真寺、伊斯兰教经学院、社区、古城以及经过安排的维吾尔家庭。
2023年1月，来自阿联酋、沙特、埃及、叙利亚、阿曼等十四个国家的三十多名“世界知名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访问新疆。他们参观“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清真寺、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市场，随后称赞新疆穆斯林享有宗教自由。带领这批人的，是阿联酋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主席阿里·拉希德·努埃米。他在2019年已经访问过新疆，后来至少又在2023年和2025年带团前往。
2023年5月底，阿盟秘书处和十六个阿拉伯国家的三十余名官员再次访问乌鲁木齐和喀什。中国外交部的正式通报称，他们“亲眼目睹”新疆各民族和谐相处、百姓安居乐业、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并认为所谓“种族灭绝”“宗教迫害”完全是谎言。
这些访问团身份不同，行程却高度一致：先看反恐和去极端化展览，确立国家暴力的反恐正当性；再看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经学院；进入示范社区、企业、学校和指定家庭；观看歌舞、市场与儿童；与官方认可的宗教人士和居民交谈；最后得出社会稳定、宗教自由、人民幸福的结论。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CGTN、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再把这些结论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里不需要假定每一个访问者都收了钱，也不需要假定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临时搭建的布景。宣传完全可以由大量真实的局部组成。清真寺可能真的开放，市场可能真的繁荣，儿童可能真的欢笑，受访者也可能真的说自己生活幸福。
关键在于谁决定外国人可以看什么，谁决定他们不能看什么。一个国家可以一面让外国人进入艾提尕尔清真寺礼拜，另一面不允许他自由查阅被判刑宗教人士的名单；可以让他走进一户整洁的维吾尔家庭，但不允许海外维吾尔人安全地联系失踪亲属；可以让他在夜市拍摄歌舞，却把宗教教育、斋戒、讲经和海外交往纳入风险治理；可以撤掉街头部分检查站，同时把此前的拘禁、改造和恐惧留在家庭内部。
当可见的新疆被精心开放，不可见的新疆被严密封闭，旅行者的“亲眼所见”就可能成为国家权力设计出来的认识边界。
从特莱西恩施塔特到古拉格
这种方法并不是中国发明的。
1944年6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莫里斯·罗塞尔访问特莱西恩施塔特。纳粹为了迎接国际代表团，修整街道，布置商店和咖啡馆，安排足球比赛、音乐演出和儿童活动，给囚犯换上较好的衣服。为了降低拥挤程度，访问前约有七千五百名犹太人被运往奥斯维辛。
罗塞尔沿着规定路线参观，看到儿童玩耍、居民衣着整齐、社区活动有序。他随后在报告中称，当地食品供应充分、医疗得到照顾，居民可以自行管理，生活“几乎正常”。他还接受了纳粹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是犹太人最终居住地的说法。
事实上，当时已有约七万人从这里被运走，其中多数遭到杀害。特莱西恩施塔特有超过十四万名犹太人被囚禁，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死在那里或被转运后遇害。
罗塞尔不是纳粹。他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客观记录。几十年后，导演克洛德·朗兹曼告诉他，囚犯受到严密监视，无法向访问者自由说话。罗塞尔仍然为自己的报告辩护，甚至责怪犹太囚犯为什么不偷偷递给他一张纸条。
这不是一个人智力不足的问题。它揭示了受控访问最危险的一种认识方式：访问者把受害者在恐惧中的沉默，当成他们没有受害的证据。
纳粹随后还强迫犹太导演拍摄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宣传片。影片里有儿童、足球、音乐、工作和安宁的社区生活。那些画面未必都是假的。孩子确实踢了球，乐队确实演奏了音乐。谎言存在于镜头之外：影片没有告诉观众，这些人在拍摄结束后会被送到哪里。包括导演在内的大量参与者后来被运往奥斯维辛杀害。
苏联也长期经营外国见证人。
1933年，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冒险进入乌克兰农村，看到大规模饥饿和死亡，随后向世界报道。驻莫斯科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立即发表文章反驳，声称俄国人只是饥饿，并没有饿死。他写下那句后来臭名昭著的话：做煎蛋不能不打破鸡蛋。
杜兰蒂不是不知道灾难的规模。他公开淡化饥荒的同时，私下向英国外交人员估计，苏联可能已有多达一千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缺乏食物。他仍然选择维护斯大林，因为他的记者地位、采访渠道和“苏联问题权威”身份，都建立在继续接近那个政权的基础上。
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赫里欧也曾在1933年受邀访问乌克兰。苏联为他准备经过清理的街道、补足货物的商店、指定集体农庄和欢迎人群。访问结束后，他宣布自己没有看到饥荒，形容乌克兰像一座盛开的花园。就在他经过的视线之外，数百万人正在挨饿。
斯大林死亡以后，苏联甚至发展出真正的“古拉格旅游”。为了反击从劳改营归国者的证词，内务部在1950年代组织数十批外国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布提尔卡监狱和经过选择的劳动改造营。那些监狱并不一定完全是临时搭建的假景点，赫鲁晓夫时期的条件也可能确实比斯大林时代有所改善。正因为参观者看到的是一部分真实，他们写出的正面报告才更加可信。
一个样板监狱条件有所改善，不能证明古拉格没有存在；一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儿童正在踢足球，不能证明他不会被运往奥斯维辛；一个今天的喀什夜市灯火通明，也不能证明2017年以来的大规模拘禁、判刑、家庭分离和宗教改造没有发生。
最有效的宣传并不要求所有画面都是假的。它只需要让真实画面承担一个它无法证明的结论。
房车里没有随行干部，仍然不是独立调查
贝特朗也许会说，他不是受邀外交官，不是红十字会代表，也不是跟随官方访问团进入几个样板点。他驾车穿越新疆，走了很多地方，花了远比普通记者更多的时间。
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的旅行由中国政府出资或正式组织，因此不能把他直接列入受邀宣传团。
可是，一个外国人能够自由驾驶房车，并不等于当地人能够自由讲话。旅行路线不受限制，也不等于信息来源不受权力限制。国家不需要派一名干部坐在他的房车里，才可能影响他最后看到的新疆。
一套更成熟的控制方式，是整理好外国人可以看见的新疆，封闭他们无法接触的新疆，然后让旅行者相信，自己的自由移动已经等于自由调查。
贝特朗接触了当地记者、大学教授、公务员、兵团干部、商人和其他精英。这些人当然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在中国，尤其在新疆议题上，他们也是最清楚公开谈话边界的一群人。他们的职业、单位、家人和未来都位于国家权力可以触及的范围内。一个人在餐桌旁表现自然，不等于他拥有讲述所有事实的自由；一个人没有向外国客人控诉政府，不等于他没有恐惧。
贝特朗似乎把谈话的自然程度当成了谈话自由的证据。
这与罗塞尔当年的错误相当接近。罗塞尔问：如果情况真的那么严重，为什么没有囚犯向我发出警告？今天的旅行者则问：如果新疆真的发生过大规模迫害，为什么我遇到的人看起来如此正常，为什么没有人向我讲述？他们都把权力制造的沉默，当成了权力无罪的证词。
从反西方走向替另一种强权辩护
贝特朗文章下面那些欢呼尤其值得注意。其中不少人自称反对西方霸权，反对美国发动的战争，反对欧洲殖民主义，也反对西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他们对西方的失望并非毫无根据。伊拉克战争的谎言、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加沙的灾难以及西方国家选择性使用人权语言，都足以摧毁许多人对西方秩序的信任。
可是，对西方的失望很容易产生一种钟摆式反应：既然西方在伊拉克撒过谎，关于新疆的一切也必然是谎言；既然西方秩序虚伪，中国就必须代表另一种正义。
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离开阵营政治，只是换了阵营。过去相信西方代表进步，现在相信中国代表反帝；过去把西方当作道德主体，现在把中国当作道德主体。镜子换了，寻找镜子的习惯没有改变。
他们所谓的反帝国主义，也经常只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当美国进行战争、监控、文化压迫和集体惩罚时，他们能够准确辨认；当中共以反恐、安全、发展和现代化之名使用类似的统治技术时，他们开始解释中国国情、恐怖主义威胁和稳定需要。
美国在伊拉克有罪，只能证明美国有罪，不能证明中共无罪。以色列在加沙制造灾难，也不能使新疆发生过的随意拘禁、判刑和宗教摧毁自动消失。揭露者的双重标准可以受到批判，却不能成为施害者无罪的证据。
在这一套争论中，维吾尔人常常不是需要被听见的人，而是中美竞争中的一个符号。只要承认他们的苦难可能真实，就仿佛等于帮助美国。为了维护一个“反西方中国”的想象，受害者必须从现实中消失。
这些人反对的未必是压迫，而只是敌对阵营实施的压迫；他们同情的也未必是受害者，而是能够为其世界观提供证据的受害者。
对秩序、效率和国家能力的迷恋
还有一部分人真正迷恋的是秩序、效率和国家能力。他们看见道路、高铁、夜市、整洁街道和低犯罪率，认为新疆治理取得了成功。至于这种秩序通过怎样的监控、拘禁、恐惧和身份改造建立起来，只是现代化不得不支付的技术成本。
他们未必完全否认有人受到伤害，而是认为这些伤害值得。这比单纯受骗更加危险。
其中还可能包含一种不愿明说的伊斯兰恐惧：穆斯林社会天然容易走向极端，所以需要更严厉的管理。留胡须、学习《古兰经》、朝觐、宗教教育、斋戒和海外联系，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风险信号。他们可能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却接受中国版本的“去极端化”；批评欧洲歧视穆斯林，却认为维吾尔人的信仰需要由中共进行现代化改造。
旅行者自身也可能产生认识上的傲慢。他走过很多地方，遇见很多人，拥有别人没有的渠道，于是相信自己比依靠档案、卫星图像、内部文件、判决书和幸存者证词的研究者更加接近真相。
个人经验具有鲜活感，文件显得遥远抽象。可是鲜活不等于完整。一个人的眼睛只能看见被允许进入视野的部分。
被地方官员、教授、宗教领袖和企业家接待，还会给访问者一种被特殊信任的感觉：我是少数真正理解中国的人；我没有被西方宣传欺骗；我比那些从未到过新疆的人更有资格发言。承认自己的所见经过权力筛选，也等于承认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独立和深刻。于是，对文章的质疑不再只是证据争论，还会威胁作者的自我身份。
利益也未必表现为直接收钱。签证、进入中国的便利、采访机会、官方接待、中国市场、社交媒体流量、亲中圈子的声誉，都会构成一套奖励环境。只要持续讲中国愿意传播的故事，门就不断打开；一旦越过新疆问题的红线，通道可能立即关闭。
在这种环境中，权力甚至不需要下达写作指令。访问者会主动选择那些既符合自己世界观，又能够保持通道开放的解释。
皇帝的新衣为什么要反复展出
为什么一个已经留下大量证据的事实，中共还要用这种近乎《皇帝的新衣》的方式反复否认？
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不只是让人相信。
政治学者丽莎·维丁研究叙利亚阿萨德个人崇拜时发现，官方把阿萨德称为父亲、英勇骑士，甚至称为全国第一药剂师。这些说法连制作宣传的人也未必相信。宣传真正要求的，是所有人公开表现得仿佛相信。
当干部、教授、宗教人士、记者和外国访问者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国家便规定了公共世界的边界：拘禁叫教育，思想改造叫去极端化，强制劳动叫就业扶贫，拆除清真寺叫建筑改造，宗教压制叫宗教健康传承。
荒谬本身也可以展示权力。
国家仿佛在说：即使你们认为皇帝没有穿衣服，我仍然能够组织一批又一批人站出来，认真描述那件衣服的颜色和质地。
这类宣传可能无法增加政权信誉，却能够告诉每个人，谁拥有规定公共现实的能力。它在说服上失败，在威慑上仍然可能成功。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写过那个著名的蔬菜店老板。店主在橱窗里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因为真正相信，而是为了表示自己知道应该怎样做。只要所有人继续悬挂标语，谎言便成为社会的正常景观。
极权体制并不要求每个人内心相信。它只要求每个人按照相信的样子生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如此危险。他没有发现别人从未看见的新事实。他只是把所有人私下知道的事情，变成所有人公开知道的事情。
许多人分别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与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已经知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状态。
中共不断生产外国见证人，不一定能消灭每个人的怀疑，却可以阻止怀疑成为共同知识。只要人们仍然看见外交官、阿拉伯宗教领袖、外国记者和旅行作家鼓掌，就会有人怀疑：是不是只有我认为这里发生过严重迫害？那么多亲自去过的人都说没有问题，也许那些证词真的夸大了。
贝特朗这样的文章，价值正在这里。它未必能够推翻证据，却可以继续延迟共同认识的形成。
宣传不必使人相信，只需摧毁判断
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持续用谎言替换事实，最后造成的结果未必是谎言被接受为真理，而是人们赖以判断现实的坐标遭到破坏。
人们最后不再相信中共，也不再相信受害者；不相信官方，不相信记者，不相信学者，也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只剩下一种犬儒主义：所有人都有立场，所有报道都是宣传，真相永远无法知道，西方和中国都一样。这已经足够。
一个人如果相信受害者，可能产生道德判断；如果相信国家，也可能产生政治忠诚；如果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能够确认的事实，就只能退出判断。
中共不需要证明所有新疆文件都是伪造。它只需要不断增加噪音：有人说存在集中营，他们说只是职业学校；幸存者讲述拘禁，有外国游客展示夜市；卫星图像显示高墙和岗楼，他们说那只是普通学校；家庭成员寻找失踪亲人，宗教领袖说新疆穆斯林幸福自由。
信息一旦被搅浑，许多旁观者便会退回一句：谁知道真正发生过什么？
国家否认也有不同层次。
第一层是直接说没有发生：没有集中营，没有强迫劳动，没有宗教迫害。
第二层是承认行为存在，但改变名称：不是拘禁，是职业教育；不是思想改造，是去极端化；不是强制劳动，是就业扶贫。
第三层是承认伤害，却否认其道德含义：即使采取过强制措施，也是反恐需要；即使有人受害，也换来了稳定；即使限制宗教，也是为了现代化。
中共在新疆几乎同时使用了这三层否认。先说没有；无法继续说没有时，就说性质不同；性质也无法掩盖时，再说这是必要代价。
贝特朗承认检查站和制度性偏执，可以让自己显得平衡。但如果这些承认最后只是为了证明西方关于系统性迫害的判断更荒谬，它仍然可能落入第二层和第三层否认：某些过度确实存在，但那只是反恐背景下可以理解的措施；今天的人们生活正常，所以此前的指控失去了意义。
迫害改变形式，不等于没有发生
还有一种常见说法：即使2017年至2019年存在大规模教培中心，那也已经过去了。今天检查站减少、旅游恢复、街道正常，说明政策已经调整。
这种说法把犯罪是否仍以原来形式继续，与犯罪是否发生过混在了一起。
集中营关闭或更换名称，不能使曾经的拘禁消失；被拘禁者转入监狱、劳动体系或社区监控，也不能称为问题已经解决；清真寺已经拆除，宗教教育已经中断，家庭已经破裂，语言和生活方式已经被改造，即使街面重新热闹，后果仍然留在那里。
今天的表面正常，甚至可能建立在此前的大规模改造已经完成的基础上。
这也是旅行报道特别容易产生误导的地方。旅行者通常用现在时写作：我今天看到什么，这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系统性迫害却必须放在时间轴上观察：政策从何时开始，哪些人被带走，哪些制度发生变化，哪些后果延续至今。
一个地方今天允许外国人自驾旅行，并不能回答七年前被带走的人经历了什么。
国家也在为未来生产档案
中共还在为未来生产档案。每一次外国参访都会留下新闻报道、视频、外交声明、宗教领袖讲话、社交媒体帖子和联合国发言。它们今天未必能说服所有人，却可以在几十年后被引用：当年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官、记者和伊斯兰宗教领袖亲自访问新疆，他们都没有发现集中营。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份受控访问产生的错误报告，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削弱幸存者证词的可信度。古拉格和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也证明，著名记者、作家和政治人物的身份，可以把国家安排的局部现实变成对整个制度的无罪证明。
中共不一定真的相信自己能够永久消灭事实。它只需要让事实在进入历史时始终伴随着一套规模庞大的否认材料，使后人不得不再次争论，使受害者再次证明自己曾经受害。这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惩罚。
受骗、自欺与共谋
并非每一个为新疆政策辩护的人都处于相同位置。
有人是受骗者。他们缺乏背景知识，相信自己看到的局部现实。有人是自欺者。他们已经遇到反证，却为了维护对中国、反帝国主义或自身独立判断的想象，不断排除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实。还有人是共谋者。他们知道严重侵害存在，仍然主动利用自己的记者、学者、宗教领袖或外国旅行者身份，替施害者否认、合理化并羞辱受害者。
三者不能完全等同。一个人最初可能真诚受骗，也可能在信息不足时作出错误判断。但是，当文件不断出现、幸存者不断作证、家庭成员不断寻找失踪者以后，他仍然只选择国家允许他看见的画面，并反过来把受害者称为骗子，他的责任就发生了变化。
受骗可以是一种认识错误；拒绝所有反证是一种自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权力掩盖伤害，则已经成为道德选择。
贝特朗用了六周走遍新疆，却没有因此获得替所有无法说话的人发言的资格。他看到了许多真实事物，但真实事物不会自动组成完整真相。一个旅行者最需要警惕的，不是自己看到的东西全是假的，而是自己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真的，却被他用来证明一个根本无法由这些东西证明的结论。
新疆市场的繁荣是真的，公路是真的，孩子的笑容是真的，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也是真的。曾经的大规模拘禁、宗教压制、家庭分离、长期判刑以及系统性的身份改造，同样可以是真的。
这两组事实并不互相排斥。把前一组事实拿来消灭后一组事实，才是这类文章真正完成的工作。
一个人可以在新疆旅行六周，也可以在那里生活六十年。只要受害者仍然不能安全地讲述，档案仍然不能自由开放，研究者仍然不能独立进入拘禁和司法系统，“我亲眼看见”就不能成为国家无罪的判决书。
真正诚实的旅行写作，应当知道眼睛能够看见什么，也应当知道眼睛被阻止看见什么。
当一个国家不断组织外国人替本国受害者证明他们没有受害时，需要受到审视的，不只是这些外国人说了什么，还包括一种更加根本的荒谬：为什么拥有警察、档案、法院、监狱和全部公共语言的国家，仍然不允许受害者自己自由说话，却要求世界相信经过它选择的见证人？
这就像皇帝召集一批又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让他们参观宫殿、观看庆典、品尝宴席，然后请他们证明皇帝确实穿着那件不存在的衣服。
有人可能真心赞叹衣服漂亮，有人为了继续参加宴席而赞叹，也有人因为厌恶皇帝的敌人，便坚持说衣服一定存在。衣服不会因此出现。但是，只要赞叹声足够响亮，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就仍然可能被指控为撒谎、仇恨和接受敌对势力操纵。
极权宣传所追求的，不一定是让谎言真正成为真相。它更现实的目标，是迫使真相只能以谎言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空间；让受害者保持沉默，让旁观者产生怀疑，让施害者继续讲述，让历史的每一页都附带一份由权力准备好的否认。
贝特朗认为自己写出了过去十年关于新疆最好的一篇文章。
或许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他用六周旅行，再次写出了一种已经存在很久的文章——权力允许外国人看见一部分真实，外国人便用这部分真实，替权力否认另一部分被封闭的真实。
这类文章从特莱西恩施塔特写到乌克兰饥荒，从古拉格写到今天的新疆，作者、时代和意识形态都在变化，认识上的错误却始终相似。
当受害者不能自由开口时，旅行者最不应该拥有的，正是替他们宣布一切正常的自信。
主要参考资料
1.Arnaud Bertrand, “The most lied-about place on earth,” 2026年8月24日。2.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关切的评估》，2022年8月31日。3.Alena Douhan, Visit to China: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A/HRC/57/55/Add.1，2024年。4.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特别程序专家以个人身份履职，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5.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说明，关于进入美国市场的可反驳推定。6.法国参议院：关闭蓬图尔尼去极端化中心，2017年7月28日；以及该中心自愿进入、共接收九人的情况。7.David Brophy,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年。8.Dru C. Gladney,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Central Asian Survey 9(1)，1990年。9.James Leibold and Timothy Grose, “Islamic Veiling in Xinjia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etal Struggle to Define Uyghur Female Adornment”，The China Journal 76，2016年。10.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转引新疆2024年“三亿旅游人次”统计。11.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华社有关2019—2025年外国外交官、记者、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参访新疆的公开通报。12.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Theresienstadt as a Tool of Nazi Propaganda: The Red Cross Visit, 1944.”13.Claude Lanzmann, A Visitor from the Living，关于莫里斯·罗塞尔的访谈。14.Walter Duranty有关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报道及普利策委员会2003年声明。15.Eugene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第十五章“The Press Corps Conceals a Famine”。16.Jeffrey S. Hardy, “Gulag Tourism: Khrushchev’s ‘Show’ Prisons in the Cold War Context, 1954–59.”17.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及“Lying in Politics”。18.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19.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20.Stanley Cohen, States of Denial。21.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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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羞辱穆斯林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体制内官僚机制与穆斯林群体的现实困局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当羞辱穆斯林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体制内官僚机制与穆斯林群体的现实困局
摘要：
在当前体制与社会语境下，对穆斯林文化的污名化与打压沦为部分官僚博取政治晋升的筹码。作者结合自身体制内工作经历，揭露权力如何将复杂信仰压缩为“安全风险”，剖析制度性偏见与底层互害的深层逻辑，为关心中华民族多元与穆斯林人权的读者提供一手见解。
8月27日，马聚连续发文，披露甘肃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的有关情况。
随后，一位长期关注我的读者发来私信，提到一件与马聚帖文相互印证的事情：陈启智曾到当地清真寺，直接坐在大殿的台子上抽烟，在场的穆斯林公职人员心中愤怒，却没有人敢出声。有关情况仍需进一步核实。但是，把它与此前披露的广河中学斋月陪餐事件放在一起，所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官员生活作风粗鄙，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权力姿态。
据公开披露，2026年2月24日，正值穆斯林斋月。陈启智到广河中学检查工作，中午突然要求学校领导班子中所有副科级以上公职人员陪他到食堂吃饭。
广河县是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一个县委书记不可能不知道，当地一些穆斯林公职人员正在封斋；正如一个进入清真寺的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大殿和讲经台在穆斯林心中的意义。无论是在斋月要求穆斯林干部当面吃饭，还是坐上清真寺大殿的台子抽烟，都不能简单解释成“不懂民族习惯”。
一个在广河主政的县委书记，若连这些都不懂，只能说明他根本不配治理这个地方；如果他明明知道，那就更清楚了：这不是无知，而是刻意羞辱。
他抽的并不只是一支烟，检验的是在场的人敢不敢阻止他；要求的也不只是一顿午饭，检验的是穆斯林干部愿意服从自己的信仰，还是先服从县委书记的脸色。他要看到的，或许正是那些人心有愤怒，却仍然低头沉默的样子。权力只有确认别人不敢反抗，才能获得那种自我膨胀的快感。
这正是此类行为最卑劣的地方。他并不是不知道别人的信仰，而是因为知道，才选择那个地方；并不是不知道穆斯林正在封斋，而是因为知道，才把午饭变成一场服从测试。
无知有时会造成冒犯，傲慢则需要一个被冒犯者在场。
今天，中共正在系统性地压缩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清真寺被改造，经文和阿拉伯文标识被清除，未成年人被阻止进入宗教场所，宗教人员被备案、考核，日常信仰不断被推入政治忠诚审查。
就在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兴奋起来，他们像闻到腐尸的气味一样，骨子里的恶被唤醒。
他们发现，羞辱穆斯林不仅变得安全，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侵犯宗教生活可以被包装成“贯彻中央精神”；原本粗鄙、失礼甚至可能挑起民族矛盾的行为，只要披上“宗教中国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外衣，便可能被上级看作政治坚定。
这种人不需要中央逐条下达命令。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从上面的风向中嗅出机会，然后主动加码。
上面说党员干部不得信教，他就把逼人吃饭变成忠诚检验；上面说宗教中国化，他就把清真寺当成展示个人权威的场所；上面说防范宗教极端主义，他就把普通穆斯林的尊严视为可以随意踩踏的东西。
他们把自己的恶叫作政治敏锐，把粗暴叫作敢于斗争，把对弱者的羞辱叫作执行中央政策。
但这种人在民众面前是恶犬，到了更高的权力面前，仍然只是奴才和哈巴狗。
他之所以敢坐在清真寺的台子上抽烟，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知道在场的人害怕他的职务；他之所以敢要求正在封斋的人陪他吃饭，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信念，而是因为他确认这些公职人员不敢失去工作。
他挑选的永远是不能还手的人。
这类人有时确实能够凭借出格行为暂时蹿升。中共官场中的一些官员，会把激化社会矛盾当作“敢抓敢管”，把侵犯公民权利当作“政治立场坚定”。尤其在习近平时代，所有人都害怕被认为执行不力，于是争相加码，竞相表忠。
可是，这种蹿升通常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今天的中共官场已经扭曲到一种程度：官员必须不断猜测最高领袖的意图，又随时可能因为猜错、站错队、失去利用价值，或者仅仅因为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祭品而被抛弃。
新疆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前车之鉴。
努尔·白克力长期担任新疆重要领导职务，曾使用“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毒瘤”一类政治语言，后来升任正部级的国家能源局局长。2019年，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鹏新从2016年至2021年担任新疆党委副书记，任职时间覆盖大规模集中关押和“再教育营”全面运转的时期。2025年，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以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杨发森2017年进入和田领导层，2018年至2021年担任和田地委书记，后来又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新疆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田正是集中关押和宗教清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杨发森一度飞黄腾达，最终于2024年落马，2025年因受贿1.4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个人财产全部被没收。
窦万贵从2013年至2021年长期担任阿克苏地委书记，同样经历了新疆高压政策最残酷的时期。后来他升任新疆政协副主席，2024年被查。
这些人被查，并不意味着中共追究了他们在新疆参与迫害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做过什么，在中共的案件里根本不是罪名。中共处理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出了问题。
但这恰好说明：替中共作恶，并不能换来中共的免死金牌。
它可以利用你的贪婪，释放你的恶，奖励你一时的凶狠；当你失去利用价值，也会像处理一件废弃工具一样处理你。昨天的“反恐功臣”，可以成为今天的阶下囚；昨天坐在主席台上教训别人的人，明天可能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决定。
陈启智以及所有正在穆斯林地区寻找政治机会的人，都应当看看这些人的结局。
不要以为逼迫几个穆斯林干部打断斋戒，就能成为中共的功臣；不要以为在清真寺里表现几次傲慢，就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坚定；也不要以为拆掉几块宗教标识、羞辱几个不敢反抗的人，就能换来主子的永久信任。
中共可以奖励一条卖力的恶犬，却绝不会因此将恶犬视为同类；可以利用一个投机的小人，也绝不会给予小人真正的尊重与安全。 在权力眼中，工具永远是工具。恶人以为自己在“向上投机”，实际上不过是被榨取、被消耗、随时准备被抛弃的耗材。恶人比普通人更懂如何毫无底线地作恶，但他们往往参不透，主子对他们的使用和对他们的轻蔑是同时存在的。
马聚和我今天公开这些事情，甚至可能暂时成为陈启智向上邀赏的材料。他完全可以告诉上级，自己因为“坚定执行民族宗教政策”，遭到了所谓“境外势力攻击”。
这正是这种体制惯用的把戏：先伤害别人，再把受害者的控诉变成自己的功劳。
我知道，我清楚地知道，深陷中共极权迷局的那些陈启智们，永远无法理解马聚和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解释一切：既然没有利益，为什么要发声？既然可能遭到报复，为什么还要记录？既然不能立即改变一个人的职位，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世界？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指向权力、利益和晋升。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有人说话只是因为看见了羞辱，有人记录只是因为不愿让受害者独自沉默，有人愿意承担代价，只是不肯与作恶者站在一起。
马聚劝他们去读一点汉娜·阿伦特。他们大概不会认真去读。
即使读了，也未必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怎样摧毁人的判断、责任和尊严。他们更可能从书中寻找一条反向的晋升通道：研究权力害怕什么，学习怎样更准确地替权力发现敌人；了解极权如何运转，不是为了拒绝成为其中的齿轮，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转得最快的那一枚。
阿伦特试图解释，人如何在体制中停止思考；他们读完以后，首先想到的却可能是：怎样利用那些已经停止思考的人。这正是极权最深的迷局。
它不只让人服从权力，还把权力变成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良知被理解成幼稚，勇气被解释为野心，拒绝合作被视为没有认清形势，承担责任反而成了“不识时务”。
于是，他们无法理解，马聚和我记录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握有什么权力，而是因为我们拒绝让权力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我们今天或许没有能力立即影响陈启智的职位，也无法马上阻止他继续滥用权力。但这不等于记录毫无意义。
中共仍然控制着中国境内的媒体、学校和互联网，却永远也无法完全控制这个时代。一条消息可以在当地被压下，一段私信或许不敢公开，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在现场保持沉默，但发生过的事情仍然可能越过它筑起的高墙。
过去，许多基层官员敢于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相信受害者没有声音，相信一个围墙之外没有人知道，相信若干年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今天，这种条件已经改变。
我们不会为了攻击陈启智，就把所有未经核实的私人传闻都当成事实。那样只是在模仿中共制造罪名的方式。我们要记录的，是能够核实的公共行为，是不同来源反复指向的权力姿态，也是一个官员如何在穆斯林的沉默中膨胀自己。
谁在权力转向迫害时突然兴奋起来，谁主动越过了文明底线，谁把别人的信仰和尊严当作自己的晋升阶梯——这些都应该被留下。
当地的人今天不敢说话，并不意味着世界听不见。
陈启智们以为自己嗅到了政治机会。其实，他们闻到的只是一个腐烂体制散发出来的气味。围着腐尸争食的恶犬可能一时吃得肥壮，却不会因此获得尊严，更不会获得安全。
他们错把羞辱穆斯林当作晋升的阶梯。我们则把他们踩在这架阶梯上的每一个脚印，记录下来。
让今天的人看见他们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民众，也让未来的人知道：当中国穆斯林的尊严被一点点踩入尘土时，哪些人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兴奋地冲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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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当羞辱穆斯林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体制内官僚机制与穆斯林群体的现实困局
摘要：
在当前体制与社会语境下，对穆斯林文化的污名化与打压沦为部分官僚博取政治晋升的筹码。作者结合自身体制内工作经历，揭露权力如何将复杂信仰压缩为“安全风险”，剖析制度性偏见与底层互害的深层逻辑，为关心中华民族多元与穆斯林人权的读者提供一手见解。
8月27日，马聚连续发文，披露甘肃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的有关情况。
随后，一位长期关注我的读者发来私信，提到一件与马聚帖文相互印证的事情：陈启智曾到当地清真寺，直接坐在大殿的台子上抽烟，在场的穆斯林公职人员心中愤怒，却没有人敢出声。有关情况仍需进一步核实。但是，把它与此前披露的广河中学斋月陪餐事件放在一起，所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官员生活作风粗鄙，而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权力姿态。
据公开披露，2026年2月24日，正值穆斯林斋月。陈启智到广河中学检查工作，中午突然要求学校领导班子中所有副科级以上公职人员陪他到食堂吃饭。
广河县是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一个县委书记不可能不知道，当地一些穆斯林公职人员正在封斋；正如一个进入清真寺的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大殿和讲经台在穆斯林心中的意义。无论是在斋月要求穆斯林干部当面吃饭，还是坐上清真寺大殿的台子抽烟，都不能简单解释成“不懂民族习惯”。
一个在广河主政的县委书记，若连这些都不懂，只能说明他根本不配治理这个地方；如果他明明知道，那就更清楚了：这不是无知，而是刻意羞辱。
他抽的并不只是一支烟，检验的是在场的人敢不敢阻止他；要求的也不只是一顿午饭，检验的是穆斯林干部愿意服从自己的信仰，还是先服从县委书记的脸色。他要看到的，或许正是那些人心有愤怒，却仍然低头沉默的样子。权力只有确认别人不敢反抗，才能获得那种自我膨胀的快感。
这正是此类行为最卑劣的地方。他并不是不知道别人的信仰，而是因为知道，才选择那个地方；并不是不知道穆斯林正在封斋，而是因为知道，才把午饭变成一场服从测试。
无知有时会造成冒犯，傲慢则需要一个被冒犯者在场。
今天，中共正在系统性地压缩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清真寺被改造，经文和阿拉伯文标识被清除，未成年人被阻止进入宗教场所，宗教人员被备案、考核，日常信仰不断被推入政治忠诚审查。
就在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兴奋起来，他们像闻到腐尸的气味一样，骨子里的恶被唤醒。
他们发现，羞辱穆斯林不仅变得安全，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侵犯宗教生活可以被包装成“贯彻中央精神”；原本粗鄙、失礼甚至可能挑起民族矛盾的行为，只要披上“宗教中国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外衣，便可能被上级看作政治坚定。
这种人不需要中央逐条下达命令。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从上面的风向中嗅出机会，然后主动加码。
上面说党员干部不得信教，他就把逼人吃饭变成忠诚检验；上面说宗教中国化，他就把清真寺当成展示个人权威的场所；上面说防范宗教极端主义，他就把普通穆斯林的尊严视为可以随意踩踏的东西。
他们把自己的恶叫作政治敏锐，把粗暴叫作敢于斗争，把对弱者的羞辱叫作执行中央政策。
但这种人在民众面前是恶犬，到了更高的权力面前，仍然只是奴才和哈巴狗。
他之所以敢坐在清真寺的台子上抽烟，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知道在场的人害怕他的职务；他之所以敢要求正在封斋的人陪他吃饭，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信念，而是因为他确认这些公职人员不敢失去工作。
他挑选的永远是不能还手的人。
这类人有时确实能够凭借出格行为暂时蹿升。中共官场中的一些官员，会把激化社会矛盾当作“敢抓敢管”，把侵犯公民权利当作“政治立场坚定”。尤其在习近平时代，所有人都害怕被认为执行不力，于是争相加码，竞相表忠。
可是，这种蹿升通常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今天的中共官场已经扭曲到一种程度：官员必须不断猜测最高领袖的意图，又随时可能因为猜错、站错队、失去利用价值，或者仅仅因为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祭品而被抛弃。
新疆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前车之鉴。
努尔·白克力长期担任新疆重要领导职务，曾使用“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毒瘤”一类政治语言，后来升任正部级的国家能源局局长。2019年，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鹏新从2016年至2021年担任新疆党委副书记，任职时间覆盖大规模集中关押和“再教育营”全面运转的时期。2025年，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以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杨发森2017年进入和田领导层，2018年至2021年担任和田地委书记，后来又升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新疆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田正是集中关押和宗教清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杨发森一度飞黄腾达，最终于2024年落马，2025年因受贿1.4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个人财产全部被没收。
窦万贵从2013年至2021年长期担任阿克苏地委书记，同样经历了新疆高压政策最残酷的时期。后来他升任新疆政协副主席，2024年被查。
这些人被查，并不意味着中共追究了他们在新疆参与迫害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做过什么，在中共的案件里根本不是罪名。中共处理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中出了问题。
但这恰好说明：替中共作恶，并不能换来中共的免死金牌。
它可以利用你的贪婪，释放你的恶，奖励你一时的凶狠；当你失去利用价值，也会像处理一件废弃工具一样处理你。昨天的“反恐功臣”，可以成为今天的阶下囚；昨天坐在主席台上教训别人的人，明天可能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决定。
陈启智以及所有正在穆斯林地区寻找政治机会的人，都应当看看这些人的结局。
不要以为逼迫几个穆斯林干部打断斋戒，就能成为中共的功臣；不要以为在清真寺里表现几次傲慢，就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坚定；也不要以为拆掉几块宗教标识、羞辱几个不敢反抗的人，就能换来主子的永久信任。
中共可以奖励一条卖力的恶犬，却绝不会因此将恶犬视为同类；可以利用一个投机的小人，也绝不会给予小人真正的尊重与安全。 在权力眼中，工具永远是工具。恶人以为自己在“向上投机”，实际上不过是被榨取、被消耗、随时准备被抛弃的耗材。恶人比普通人更懂如何毫无底线地作恶，但他们往往参不透，主子对他们的使用和对他们的轻蔑是同时存在的。
马聚和我今天公开这些事情，甚至可能暂时成为陈启智向上邀赏的材料。他完全可以告诉上级，自己因为“坚定执行民族宗教政策”，遭到了所谓“境外势力攻击”。
这正是这种体制惯用的把戏：先伤害别人，再把受害者的控诉变成自己的功劳。
我知道，我清楚地知道，深陷中共极权迷局的那些陈启智们，永远无法理解马聚和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解释一切：既然没有利益，为什么要发声？既然可能遭到报复，为什么还要记录？既然不能立即改变一个人的职位，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世界？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指向权力、利益和晋升。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有人说话只是因为看见了羞辱，有人记录只是因为不愿让受害者独自沉默，有人愿意承担代价，只是不肯与作恶者站在一起。
马聚劝他们去读一点汉娜·阿伦特。他们大概不会认真去读。
即使读了，也未必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怎样摧毁人的判断、责任和尊严。他们更可能从书中寻找一条反向的晋升通道：研究权力害怕什么，学习怎样更准确地替权力发现敌人；了解极权如何运转，不是为了拒绝成为其中的齿轮，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转得最快的那一枚。
阿伦特试图解释，人如何在体制中停止思考；他们读完以后，首先想到的却可能是：怎样利用那些已经停止思考的人。这正是极权最深的迷局。
它不只让人服从权力，还把权力变成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良知被理解成幼稚，勇气被解释为野心，拒绝合作被视为没有认清形势，承担责任反而成了“不识时务”。
于是，他们无法理解，马聚和我记录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握有什么权力，而是因为我们拒绝让权力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我们今天或许没有能力立即影响陈启智的职位，也无法马上阻止他继续滥用权力。但这不等于记录毫无意义。
中共仍然控制着中国境内的媒体、学校和互联网，却永远也无法完全控制这个时代。一条消息可以在当地被压下，一段私信或许不敢公开，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在现场保持沉默，但发生过的事情仍然可能越过它筑起的高墙。
过去，许多基层官员敢于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相信受害者没有声音，相信一个围墙之外没有人知道，相信若干年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今天，这种条件已经改变。
我们不会为了攻击陈启智，就把所有未经核实的私人传闻都当成事实。那样只是在模仿中共制造罪名的方式。我们要记录的，是能够核实的公共行为，是不同来源反复指向的权力姿态，也是一个官员如何在穆斯林的沉默中膨胀自己。
谁在权力转向迫害时突然兴奋起来，谁主动越过了文明底线，谁把别人的信仰和尊严当作自己的晋升阶梯——这些都应该被留下。
当地的人今天不敢说话，并不意味着世界听不见。
陈启智们以为自己嗅到了政治机会。其实，他们闻到的只是一个腐烂体制散发出来的气味。围着腐尸争食的恶犬可能一时吃得肥壮，却不会因此获得尊严，更不会获得安全。
他们错把羞辱穆斯林当作晋升的阶梯。我们则把他们踩在这架阶梯上的每一个脚印，记录下来。
让今天的人看见他们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民众，也让未来的人知道：当中国穆斯林的尊严被一点点踩入尘土时，哪些人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兴奋地冲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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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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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回水湾里的《问苍生》：从26分钟AI短剧反思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尊严
摘要：
AI短剧《问苍生》在网络热播引发强烈共鸣。本文由前统战系统体制内亲历者马瑞林撰写，借剧中官兵查验妖异的志怪隐喻，深度反思中国穆斯林在极权统治下的退让困境与忠诚审查。文章呼吁穆斯林社群摆脱跪姿与恐惧，重新找回站立的尊严与历史真相记录的力量。
一部26分钟的AI短剧《问苍生》，在B站上热播。按照八月下旬的报道，它上线五天，播放量便突破千万。人们最初惊叹于影像制作，随后，讨论集中到了故事，集中到了那些让人停下来、反复听、反复转发的台词上。甚至有人好奇，这样一部“如此反动”的片子，为什么还没有被禁封。
“我知道你们怕，怕官兵，怕连坐，怕死，怕死了以后家里人连尸都不敢收。我也怕，我怕今天之后，你们很多人再也回不了家，我怕我说的太平你们到死也看不见，我怕后世史书写我们‘妖贼’二字，我怕你们的名字一个都留不下来，可是我更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还是跪在墙根下求一滴泥水，你们的娘被打死前还要谢皇恩浩荡，你们活着像草，死了像土，连喊一声疼都要被说成妖言。”
剧中的这段话触到了我长久以来的追问：一个共同体为什么需要一代又一代地证明自己无害、忠诚、值得被允许存在？我也希望，那些在恐惧中弯曲了太久的膝盖，能够重新获得站起来的力量。
让中国穆斯林重新活得像个样子。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
《问苍生》借古代志怪与黄巾起义的背景，讲述裴令史奉命查验妖异的故事。他逐渐发现，怪事背后藏着人的苦难。有时候，为了保住当事人的性命，他必须把人做的事写成妖异。然而，这些记录传到后世，人的遭遇也可能随之消失，只剩下供人猎奇的鬼怪。
一支笔可以暂时救人，也可以让人从历史中失去自己的面目。后人翻开卷宗，看到的是妖贼、匪徒、乱民。他们怎样耕种、抚养孩子，又是在怎样的逼迫下走到那一步，都被一个定性覆盖了。
我熟悉这种定性的力量。我曾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进入表格，成为某一类对象；知道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压缩成风险，一个人的信仰如何被解释成隐患。文字进入文件之后，常常便获得了比当事人的申辩更坚硬的地位。
也因此，我不停地追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周围的人，用膝盖说话，用跪着的视角仰望权势的？
所谓用膝盖说话，是话还没有出口，自己的位置已经低了下去。要求公道之前，先声明绝无冒犯；讲述伤害之前，先保证自己感恩；连维护信仰，也要证明这种信仰对统治有用。我们熟悉上面的脸色，熟悉怎样让一句真话显得足够温顺，却渐渐不敢确认，自己本来就有开口的资格。
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起点。周围社会的等级伦理，针对穆斯林的特殊压力，共同体内部的求生策略，都值得逐一考察。我尤其想知道：一种迫不得已的姿态，怎样成为值得赞颂的品德；一次危难中的退让，怎样成为子孙必须继承的义务。
那个最难的问题始终在我心里：如果当初我们不跪下来，会不会更坏？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究竟避免了什么，换来的保护维持了多久，承诺是否兑现？如果下一代仍然必须重新跪一次，而且要跪得更低，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检查，这条被称为生存智慧的道路，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
不能把退让之后幸存的一切都算作退让的功劳，又把拒绝退让之后发生的一切灾难都算在拒绝者头上。这样的解释也许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施压者已经被排除在责任之外。
在中共治下，这种困境反复出现。近百年来，中国的回回们高唱“爱国爱教”，不断解释自己的信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仍然需要面对下一轮更没有底线的忠诚审查。那些昨天被认可的表达，今天可能不够；昨天被允许保留的东西，今天又需要改造。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其公开主张是不寻求独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争取真正自治。但这种妥协方向，并没有使北京得到满足而接受，中方公开表述仍将其主张视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诉求。
梵蒂冈则选择通过协议与持续交涉争取教会空间。它也确实报告过具体成果，例如2024年天津主教石鸿祯获得官方承认。但若由此相信让步已经换来可靠保障，同样言之过早。有关主教任命的争议，以及信仰生活能否获得稳定保护，仍不能仅凭协议的存在来回答。
我们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的让步必须立即落实，而对方的承诺缺乏约束，退让就可能成为它下一次索取的起点。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们的善意，只要发现继续施压能够得到更多服从，就有继续施压的动力。
有些人退让，是清楚局势之后争取一点时间；有些人却把暂时喘息解释成了权力的仁慈，再要求所有人继续相信。前者的无奈应当被理解，后者的判断必须接受检验。天真的幻觉可能会安慰自己，但不会换来魔鬼的同情。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跪下，不能使“他本来就该跪下”成为道理。
“在这个世道里，人说的话不算数，只有妖说的话，朝廷才会怕。”
我在统战系统工作多年，清楚体制容许怎样的声音。有些话可以说，说完也会得到几句客气的回应，事情却停在那里；更多的话，人还没有开口，就已经知道不能说。能够进入汇报的内容，与自己知道的事实之间，往往隔着一段必须保持沉默的距离。
当我走出来，把那些事实公开讲述，让它们留在中共无法单方面删改的公共记录中，我在他们眼中的身份便改变了。一个曾经参与内部工作的人，开始向外界讲述内部的事情，也明确说出自己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反对。也许，这便是我的成“妖”之路。
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因为我越过国境就变成谎言。但权力可以给讲述者换一个称呼，再要求所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重新理解他说过的话，以及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近来，从国内传来的最多声音，就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习近平”，使别人跟着受了惩罚。民间将一些与我毫无交集、甚至此前从未听说的事情，也放到我的名下。仿佛只要我没有开口，那些早已推进的政策就不会继续，那些握着惩罚权的人便会收手。
我理解他们的害怕，也不愿追究那些怨言。日复一日的恐惧像毒液，渗入每一个被压迫者的生计、亲情与日常判断。人要养家，要顾及老人和孩子，有些愤怒只能咽回去，有些名字连埋怨时也不敢提。习近平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那个公开说出事实的人，却仍然可以被责怪。
于是，惩罚来自权力，怨恨却落到说话者身上。“惹怒了习近平”这几个字，也已经默认了他有权惩罚，剩下的只是追究谁使他不高兴。
我能体谅人在恐惧中的迁怒，也体谅这种环境下责任倒置的无奈。刀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制定，惩罚由谁执行，这些都有明确的指向。但不能因为不敢朝那个方向看，总是一味把罪责推卸给那个看见刀锋、大喝一声的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人的经历可以越过边界，可以留下多份记录，一个地方压住的声音，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听见。《问苍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创作者借助新技术，借用古人把当代中共治下的恐惧和对极权的厌恶送到世人面前。播放量不能证明所有观众都有同样的政治判断，但那些台词能够引起共鸣，至少说明其中的处境并不陌生。
习近平及其统治下的中共，仍在拼命把中国倒拖进中世纪式的王朝帝国，拖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拖回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以万民为臣仆的“家天下”。
机构是现代的，技术也是现代的，权力要求所有世人跪着默不作声。承受是本分，感恩是义务，忠诚必须不断表演，公正只能等待恩赐。一个人挺直脊梁，仿佛便冒犯了整个秩序。它的力量仍然很大，大到足以毁掉许多人的一生。但我不再把它的声势当作世界的边界。
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回水湾。它会倒灌，会吞没人，会冲毁许多人赖以生活的堤岸。身在其中的人，可能觉得水流只有这一个方向。但这个回水湾，无权替整条河流宣布去向。
我相信，人已经获得的对于尊严、自由与平等的认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彻底收回。它可以迫使人否认自己知道的事情，却无法使所有后人永远相信，有些人天生就该跪着。
这份相信并不能替我们确定胜利的日期。回水湾对于长河或许只是局部，对于被它淹没的人，却是全部的一生。那些生命，不能被一句“历史终将前进”轻轻带过。
也正因此，《问苍生》中的另一句话，使我瞬间泪目：
“这不是赢不赢的事，你看，墙拆了，树砍了，人也杀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飞起来了。”
我清楚，我个人大概无法赢得现世。但我确信，自己的声音已经搅动了这潭死水。我看见，那些制造恐惧、借恐惧支配他人的人，在凄惶与愤恨中彼此倾轧。当他们施加于他人的恶意回旋到自己身上，那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后果。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见现世的清算。但我确信，在安拉面前，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久豁免自己的罪责。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知道的事情写下来。有些话应该被听见，有些经历应该被保存，后来出生的孩子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父辈受过苦，害怕过，也曾努力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不能补偿失去的生命，却可以阻止施暴者轻易占有死者的身后。我们要让后人知道，父辈的苦难不是皇恩，沉默不是拥护，他们终于发出的声音，不该只剩下卷宗里的一个定性。
我们还要让那些藏在光环后面的魑魅魍魉显出原形，让那些安于跪姿、又以此训诫他人的奴才，不能继续占据道德高处，替所有人规定站立的限度。一个人可以因恐惧而低头，却没有资格把别人的脊梁也压下去。
至于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我确信安拉知道他们。世人眼中最卑微的灵魂，那些因信仰受辱、因善良受苦、在恐惧中仍不肯作恶的人，在安拉那里有他们的情分，有他们的回赐。没有被法庭受理的冤屈，没有被史书记下的疼痛，不会因此从最终的审判中消失。
我们在安拉面前叩首，在人的面前，应当能够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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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先知使命的哪个环节？深度解读伊斯兰信仰中的自我修行与使命感
原文出处：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com/2026/08/29/where-are-we-in-the-mission-of-rasulullah-as/
原文标题：Where Are We in the Mission of Rasulullah (AS)?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Where Are We in the Mission of Rasulullah (AS)?——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造物主之名，至仁至慈。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抚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眷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没有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眷、妻子、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世人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社群真正的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真正继承了使者使命的信士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后继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
在场的信士们啊，当敬畏至高的造物主并顺从祂，因为造物主确实与敬畏者和行善者同在。一切赞颂全归众世界的主。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与主人穆罕默德，以及他的家眷与全体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祂（至高无上者）在神圣的《古兰经》“法绥莱特”章中说道：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造物主之名，至仁至慈。
“凡说‘我们的主是造物主’，然后坚持正道者，众天使将降临他们，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应当为你们被预许的乐园而高兴。在今世和后世，我们（众天使）都是你们的保护者（挚友）。在那里，你们将获得灵魂所渴望的一切，你们将得到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从至宽恕、至慈悯者那里赐予的款待。’”（41:30-32）真理是造物主所言。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先知之王，哈兹拉提·穆罕默德·穆斯塔法（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主啊，求祢赐福于我们的主人穆罕默德，通过这一祈祷，求祢将我们从一切恐惧与灾难中解救出来，通过它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通过它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孽，通过它将我们提升至祢御前最高的品级，通过它使我们在今世与后世都能达成一切善行的终极目标。（拯救之祈祷）。阿敏。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他，以及他高贵的家眷，他受祝福的圣门弟子，特别是四位正统哈里发：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西迪克、哈兹拉提·欧麦尔·法鲁克、哈兹拉提·奥斯曼·加尼、哈兹拉提·阿里·穆尔塔扎，以及直到末日所有追随他们的人。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纳克什班迪教团尊贵的导师们。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真理的守护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愿造物主爱那些爱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诅咒那些仇恨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属于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抚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眷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没有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眷、妻子、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世人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社群真正的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真正继承了使者使命的信士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后继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
各位在场的信士们，请敬畏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并服从祂。造物主确实与那些敬畏祂的人同在，也与那些行善的人同在。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导师穆罕默德，及其所有家属与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祂（至高无上者）在神圣的《古兰经》“奉绥莱特”章中说道：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凡曾说‘我们的主是造物主’，然后坚持正道者，众天使将降临他们，并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要为你们所被应许的乐园而高兴。在今世和后世，我们（众天使）都是你们的保护者。在乐园里，你们将获得灵魂所渴望的一切，你们将得到你们所要求的一切。这是来自至赦、至慈者的款待。’”（41:30-32）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先知中的苏丹——穆罕默德·穆斯塔法（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主啊，求您赐予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以“萨拉瓦特”（祝福），借此祝福，求您将我们从一切恐惧与灾难中解救出来；借此祝福，求您为我们满足一切需求；借此祝福，求您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孽；借此祝福，求您将我们提升至您御前最高的品级；借此祝福，求您助我们达成今世与后世一切善行的终极目标。（此即《拯救之祈祷词》）。阿敏。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他，降临于他高贵的家属，降临于他受福的圣门弟子们，尤其要特别提及四位正统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塞迪克、欧麦尔·法鲁克、奥斯曼·加尼以及阿里·穆尔塔扎，并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所有直至末日都追随他们的人。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纳克什班迪教团这一最尊贵道路上的高贵导师们。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他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愿造物主喜爱那些爱戴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诅咒那些仇视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属于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信士们！我们正处于纪念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诞辰的圣月之中。我们对先知诞辰的纪念，绝不应是对其他宗教仪式盲目的模仿。在我们的传统中，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里，纪念诞辰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与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建立深层的联结，去更深入地了解他。而了解他最核心的要义之一，就是去领悟造物主（至高无上者）为何选择并派遣了他。当一个有思想的人开始理解造物主为何选择并派遣这位神圣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时，作为这位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追随者，他必然会扪心自问：在这伟大的使命中，我身处何方？
在《胜利章》中，造物主（至高无上者）说道：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我确已派遣你作见证者、报喜者和警告者，以便你们（人类）信仰造物主及其使者，并尊重他、敬畏他，并在清晨和傍晚赞颂他。凡与你缔结誓约者，实际上是在与造物主缔结誓约。造物主的手在他们的手之上。此后，凡违背誓约者，其后果仅由他自己承担；凡履行与造物主所立誓约者，造物主必将赐予他巨大的报酬。”（48:8-10）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因此，我们必须深思。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在阐明了神圣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使命后，紧接着就谈到了“誓约”（Beyat），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份誓约，将信士们与神圣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使命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伊本·阿巴斯（愿造物主喜悦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背景时，阐述了“拜耶”（效忠誓约）的重要性。他（愿造物主喜悦他）说道：“造物主（至高无上者）所谈论的，是在侯代比亚发生于一棵树下——即萨穆拉树下的‘里德万誓约’；当时参与这次效忠誓约的人数约有1500人，他们向造物主的先知宣誓效忠，誓约内容包括提供建议、互相扶持、绝不临阵脱逃等……这1500名宣誓者中，没有一个人违背誓言，因为他们都怀着至诚之心，并坚守着里德万誓约直至生命终结。唯独有一个名叫贾德·伊本·盖斯的伪信者是个例外，他在那天躲在骆驼后面，没有参与效忠仪式。造物主让他最终死于伪信的状态之中。”（引用资源：Tanwir al-Miqbas）。愿造物主护佑我们。
尊贵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说：“我的同伴们就像天空中的繁星，你们追随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会获得指引。”（引用资源：拜哈基圣训集）。愿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引领我们去追随那1500位终其一生坚守承诺的人。那么，在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使命中，我们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萨希布·赛义夫·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基布里西·拉巴尼（愿造物主圣化他的秘密）曾教导说：每一天过去，你都必须觉醒并思考：是的，我今天为何而活？我是为了造物主而活吗？是的。如果你是为了造物主而活，你就必须践行造物主及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对你下达的命令。你必须找回你自己，必须找到你的使命，必须找到你被创造的意义。如果这一切如此简单，造物主就不会派遣先知来到你我身边。这就是祂的准则。祂派遣了一位又一位先知，在先知之后，祂又派遣了那些紧紧追随先知的人，让他们从1400年前一直到今天，不断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萨希布·赛义夫所言即是真理。
就连动物都知道它们被创造的意义。如果人类连自己为何存在都不知道，那该是多么丑陋与邪恶啊。难道我们认为自己活着的理由仅仅是为了吃喝等死，或者仅仅是为了吃喝、祈祷，然后进入天堂吗？对于穆罕默德的教胞（Ummet-i-Muhammed）而言，如果我们没有与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使命建立联系，那我们将变得多么漫无目的、毫无价值。
赞美造物主，造物主（至高无上者）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得以与“黄金链”（Golden Chain）相连，从而通过这条“黄金链”参与到那项神圣的事业中。是的，正如萨希布·赛义夫（Sahib el-Sayf）所言，这始终是同一个使命。
伊玛目拉巴尼（Imam el-Rabbani），即艾哈迈德·法鲁基·西尔欣迪（Ahmed el-Faruki el-Sirhindi），生活在四百多年前。他在其《圣书信集》（Mektubat-i-Sherif）中写道：派遣先知们的意图与智慧，以及所有启示命令的本质，都是为了让那个怂恿作恶的“私欲”（ego）变得无能为力，并摧毁它的堡垒。沙里亚（Shariat）的命令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废除那种私欲的贪婪。（《圣书信集》，1:52）。伊玛目拉巴尼所言即是真理。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参与到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使命中，我们就必须臣服于某个人，他将能够从我们的私欲手中夺回主导权。
苏丹·欧里亚（Sultan el-Evliya）谢赫·毛拉纳·穆罕默德·纳齐姆·阿迪尔·哈卡尼（愿主圣化其秘密）正在开启这一使命，并阐明了“欧里亚”（Evliyaullah，即造物主的挚友）在其中的角色。他（愿主圣化其秘密）曾说：“为什么私欲如此拼命地想要逃离‘欧里亚’？因为‘欧里亚’会向那个人展示他私欲的真相，会向他揭露其卑劣的品格和污秽。在那一刻，私欲会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在此之前，它一直高高坐在宝座上，而那个人还对它说：‘噢，我的主啊！’但当那个人发现私欲并非他的造物主，而仅仅是一头驴子时，他就会把它从宝座上拉下来，让它为自己服务。因此，当人们对我们发火时，并不是他们的灵魂在愤怒，而仅仅是他们那头‘驴子’（私欲）在作祟。”
每一位大谢赫（Grandsheykh）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引导方式。我们的大谢赫（谢赫·阿卜杜拉）的特质在于，如果他看到某种不良品格，他就会对其发动猛烈的炮火。他的“炮台”总是处于充能状态，随时准备向任何人的不良品格开火——无论对方是国王还是工人——并投下威力巨大的炮弹。他经常这样做，有一次他对我谈起此事时说：“噢，我的孩子纳齐姆·埃芬迪，我在‘盟约之日’曾向我的造物主承诺，如果我看到任何人身上有任何不良品格，我一定会对其开火；而我的造物主通过这种开火赐予我力量，让那个当事人迟早会洗净那种不良品格。”
那种“射击”会使那个人现在就感到羞愧，这样到了末日审判那天，他就不会再蒙受羞辱了。既然这是造物主对我许下的诺言，我总是会针对出现的任何不良品行进行“射击”，因为我知道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恶习就能从那个人身上被清除。这种引导方式是造物主赋予我独有的，虽然执行起来非常艰难，但这是我在“盟约之日”所领受的指引（Irshad）。即便人们因此对我感到愤怒，也无所谓，因为我只是在执行我被命令去做的事情。我们的谢赫大师所言真实不虚。
谢赫大师还解释了他被赋予的第二种特殊指引：“当我在讲座（Sohbet）中坐着谈论后世（Ahiret）的任何品级或美德时，那些参加我讲座的人最终必须达到那些品级……你们必须为自己能够来到这个聚会而向你们的造物主感恩。”……
随后，谢赫大师告诉了我关于信士最重要的礼仪，这种礼仪也是谢赫们和苏菲道团（Tarikats）所教导的核心。这种礼仪就是——不要说“不，这是错的”或者“为什么会是这样”。
避免去思考和说出那两句（抱怨的话），是礼仪（Edep）的最高境界……（一个人应当对自己说），“我是错的，但发生在我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正按照造物主的法则和应有的秩序运行——噢，我的私欲（ego），你才是错的。” 圣徒之王（Sultanul Evliya）所言即是真理。
这就是奥斯曼纳克什班迪教团（Osmanli Naksibendi Way）的指引，我们向造物主感恩，因为我们正追随这一道路；在这条路上，剑之主（Sahib el-Sayf）正让阿卜杜拉大谢赫（Grandsheykh Abdullah）和梅夫拉纳谢赫（Sheykh Mevlana）的教导薪火相传。这就是“轰炸私欲”的道路。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并非漫无目的。谢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能力将我们从私欲中净化出来。谢赫是被赋予了权能与引导（Irshad）的人，因为他继承了神圣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衣钵。
为什么要净化私欲？因为当一个人的私欲控制着他时，他便无法参与神圣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事业。一个将自己的“私欲之驴”当作造物主的人，是无法被委以神圣先知（愿主福安之）之重任的。在“利兹万誓约”（Beyat-i-Ridwan）中的那一千五百位圣门弟子，他们是值得信赖且忠诚可靠的，正是他们改变了世界。
没错，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使命极其宏大。他（愿主福安之）曾说：“我被派遣于末日之前，手持利剑，旨在让世人唯独崇拜造物主；我的给养被安置在我的矛影之下；凡违抗我命令者，必将遭受屈辱；凡模仿某一群人者，即属于他们。”（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造物主的先知所言皆为真理。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末世（Ahir Zaman）。伊斯兰的历史远未终结。造物主（至尊至大）已应许，暴君终将倒台，真理（Hak）终将崛起。造物主（至尊至大）已应许，祂使者（愿主福安之）的旗帜将再次高高飘扬；祂已应许，时代之主（Sahib el-Zaman）终将降临。造物主（至尊至大）已应许，尔萨（愿主赐他平安）将重返人间，并亲手终结伪救世主（Dajjal）。
然而，一个依然被愤怒、傲慢、嫉妒和固执所奴役的人，又怎能被委以重任，去参与这项神圣的事业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造物主并未要求我们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并未要求我们成为完美的信士。祂只是要求我们紧紧抓住正道。剑之主（Sahib el-Sayf）曾言，造物主不会从天外派遣异类来完成这项使命。他说，造物主将通过大地上的人们来实现这一切。他用了“候选人”这个词。那么，在这场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又身处何方呢？
“持剑者”（Sahib el-Sayf）正在唤醒我们，他在问：你们明白这其中的使命了吗？使者来到世间，就是要告诉你们，要让你们去宣誓：“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仆人与使者）。这就是使命，这就是你们必须据此生活的使命，这就是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必须持守的使命，这也是你们进入坟墓时必须携带的使命。你们的礼拜、天课、朝觐、斋戒，以及伊斯兰教中的每一项功课，其目的都只是为了构建这一使命，只是为了巩固这一“见证”（Shahadah），只是为了守护这一“见证”。每一天，都要努力成为造物主更虔诚的仆人；每一天，都要让你们的信仰攀向巅峰。当你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当死亡天使降临到你面前时，你不会再喊着“医生、医生、医生”，你会说：“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仆人与使者）。我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这就是你届时会说的话。
你们准备好迎接那一刻了吗？你们思考过这件事吗？你们是否有足够的信仰，今晚回到家后，俯身叩头并祈祷说：“我现在叩头，我宣誓这一见证，如果这对我而言是最好的归宿，那么现在就取走我的生命吧。”来吧，让我们看看你们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对自己诚实一点。谁知道呢，也许造物主正在倾听你的声音，就在那一分钟，祂便派遣死亡天使来到你身边。你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了吗？
不，你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看到你在颤抖。你根本不想听到关于死亡的话题。这恰恰就是我的民族将会面临的境况。神圣的先知曾预言，他们会厌恶听到关于死亡的谈论，他们会厌恶那些提醒他们死亡将至的人。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欢迎来到“道乘”（Tarikat），欢迎来到真正的伊斯兰。如果你愿意，就站在这一边；如果你不愿意，就站在我的对立面。但毫无疑问，真理（Hakk）终将获胜，而虚妄（batil）终将覆灭。这是无法逃避的。无论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是世俗化的土耳其，都不会是最终的赢家。伊斯兰终将获胜。那些高举伊斯兰旗帜的人，终将把旗帜带出来，并将其高高飘扬。造物主已将这世界、大地与天空的权柄交到了阿丹子孙的手中。哈姆扎（愿造物主喜悦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同样重申——我对我双眼所见的一切毫无畏惧。我的理解是，我不惧怕美国，不惧怕中国，不惧怕俄罗斯，不惧怕世俗主义者，也不惧怕不信道者。你们应当敬畏造物主。紧紧抓住信仰，你们就会找到安宁。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我们在此相聚，是为了铭记造物主。我们被创造的全部关键与意义，就在于认识造物主并铭记造物主；首先，我们要通过造物主的尊名来铭记祂。慢慢地，这些尊名会进入我们的内心，并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崇拜的含义。否则，正如我之前所说，当今的人们只学会了如何崇拜自己的私欲。但正如先知所言，这一切的意义在于更新你的信仰：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我见证，除造物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仆人与使者。
“剑之主”（SahibulSaif）所言皆为真理。愿造物主宽恕我们。愿造物主使我们紧紧追随正道。祈求造物主意欲（insyaAllah）。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剑之主”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洁其秘密）的哈里发，奥斯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伊斯兰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15日，2026年8月28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h-as/）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原文标题：Where Are We in the Mission of Rasulullah (AS)?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Where Are We in the Mission of Rasulullah (AS)?——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造物主之名，至仁至慈。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抚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眷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没有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眷、妻子、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世人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社群真正的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真正继承了使者使命的信士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后继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
在场的信士们啊，当敬畏至高的造物主并顺从祂，因为造物主确实与敬畏者和行善者同在。一切赞颂全归众世界的主。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与主人穆罕默德，以及他的家眷与全体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祂（至高无上者）在神圣的《古兰经》“法绥莱特”章中说道：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造物主之名，至仁至慈。
“凡说‘我们的主是造物主’，然后坚持正道者，众天使将降临他们，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应当为你们被预许的乐园而高兴。在今世和后世，我们（众天使）都是你们的保护者（挚友）。在那里，你们将获得灵魂所渴望的一切，你们将得到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从至宽恕、至慈悯者那里赐予的款待。’”（41:30-32）真理是造物主所言。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先知之王，哈兹拉提·穆罕默德·穆斯塔法（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主啊，求祢赐福于我们的主人穆罕默德，通过这一祈祷，求祢将我们从一切恐惧与灾难中解救出来，通过它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通过它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孽，通过它将我们提升至祢御前最高的品级，通过它使我们在今世与后世都能达成一切善行的终极目标。（拯救之祈祷）。阿敏。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他，以及他高贵的家眷，他受祝福的圣门弟子，特别是四位正统哈里发：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西迪克、哈兹拉提·欧麦尔·法鲁克、哈兹拉提·奥斯曼·加尼、哈兹拉提·阿里·穆尔塔扎，以及直到末日所有追随他们的人。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纳克什班迪教团尊贵的导师们。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真理的守护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愿造物主爱那些爱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诅咒那些仇恨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属于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一切赞颂全归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抚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眷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没有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眷、妻子、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世人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社群真正的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真正继承了使者使命的信士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后继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
各位在场的信士们，请敬畏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并服从祂。造物主确实与那些敬畏祂的人同在，也与那些行善的人同在。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导师穆罕默德，及其所有家属与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祂（至高无上者）在神圣的《古兰经》“奉绥莱特”章中说道：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凡曾说‘我们的主是造物主’，然后坚持正道者，众天使将降临他们，并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忧愁，要为你们所被应许的乐园而高兴。在今世和后世，我们（众天使）都是你们的保护者。在乐园里，你们将获得灵魂所渴望的一切，你们将得到你们所要求的一切。这是来自至赦、至慈者的款待。’”（41:30-32）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先知中的苏丹——穆罕默德·穆斯塔法（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主啊，求您赐予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以“萨拉瓦特”（祝福），借此祝福，求您将我们从一切恐惧与灾难中解救出来；借此祝福，求您为我们满足一切需求；借此祝福，求您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孽；借此祝福，求您将我们提升至您御前最高的品级；借此祝福，求您助我们达成今世与后世一切善行的终极目标。（此即《拯救之祈祷词》）。阿敏。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他，降临于他高贵的家属，降临于他受福的圣门弟子们，尤其要特别提及四位正统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塞迪克、欧麦尔·法鲁克、奥斯曼·加尼以及阿里·穆尔塔扎，并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所有直至末日都追随他们的人。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纳克什班迪教团这一最尊贵道路上的高贵导师们。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他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愿造物主喜爱那些爱戴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诅咒那些仇视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属于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信士们！我们正处于纪念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诞辰的圣月之中。我们对先知诞辰的纪念，绝不应是对其他宗教仪式盲目的模仿。在我们的传统中，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里，纪念诞辰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与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建立深层的联结，去更深入地了解他。而了解他最核心的要义之一，就是去领悟造物主（至高无上者）为何选择并派遣了他。当一个有思想的人开始理解造物主为何选择并派遣这位神圣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时，作为这位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追随者，他必然会扪心自问：在这伟大的使命中，我身处何方？
在《胜利章》中，造物主（至高无上者）说道：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我确已派遣你作见证者、报喜者和警告者，以便你们（人类）信仰造物主及其使者，并尊重他、敬畏他，并在清晨和傍晚赞颂他。凡与你缔结誓约者，实际上是在与造物主缔结誓约。造物主的手在他们的手之上。此后，凡违背誓约者，其后果仅由他自己承担；凡履行与造物主所立誓约者，造物主必将赐予他巨大的报酬。”（48:8-10）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因此，我们必须深思。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在阐明了神圣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使命后，紧接着就谈到了“誓约”（Beyat），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份誓约，将信士们与神圣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使命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伊本·阿巴斯（愿造物主喜悦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背景时，阐述了“拜耶”（效忠誓约）的重要性。他（愿造物主喜悦他）说道：“造物主（至高无上者）所谈论的，是在侯代比亚发生于一棵树下——即萨穆拉树下的‘里德万誓约’；当时参与这次效忠誓约的人数约有1500人，他们向造物主的先知宣誓效忠，誓约内容包括提供建议、互相扶持、绝不临阵脱逃等……这1500名宣誓者中，没有一个人违背誓言，因为他们都怀着至诚之心，并坚守着里德万誓约直至生命终结。唯独有一个名叫贾德·伊本·盖斯的伪信者是个例外，他在那天躲在骆驼后面，没有参与效忠仪式。造物主让他最终死于伪信的状态之中。”（引用资源：Tanwir al-Miqbas）。愿造物主护佑我们。
尊贵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说：“我的同伴们就像天空中的繁星，你们追随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会获得指引。”（引用资源：拜哈基圣训集）。愿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引领我们去追随那1500位终其一生坚守承诺的人。那么，在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使命中，我们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萨希布·赛义夫·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基布里西·拉巴尼（愿造物主圣化他的秘密）曾教导说：每一天过去，你都必须觉醒并思考：是的，我今天为何而活？我是为了造物主而活吗？是的。如果你是为了造物主而活，你就必须践行造物主及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对你下达的命令。你必须找回你自己，必须找到你的使命，必须找到你被创造的意义。如果这一切如此简单，造物主就不会派遣先知来到你我身边。这就是祂的准则。祂派遣了一位又一位先知，在先知之后，祂又派遣了那些紧紧追随先知的人，让他们从1400年前一直到今天，不断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萨希布·赛义夫所言即是真理。
就连动物都知道它们被创造的意义。如果人类连自己为何存在都不知道，那该是多么丑陋与邪恶啊。难道我们认为自己活着的理由仅仅是为了吃喝等死，或者仅仅是为了吃喝、祈祷，然后进入天堂吗？对于穆罕默德的教胞（Ummet-i-Muhammed）而言，如果我们没有与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使命建立联系，那我们将变得多么漫无目的、毫无价值。
赞美造物主，造物主（至高无上者）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得以与“黄金链”（Golden Chain）相连，从而通过这条“黄金链”参与到那项神圣的事业中。是的，正如萨希布·赛义夫（Sahib el-Sayf）所言，这始终是同一个使命。
伊玛目拉巴尼（Imam el-Rabbani），即艾哈迈德·法鲁基·西尔欣迪（Ahmed el-Faruki el-Sirhindi），生活在四百多年前。他在其《圣书信集》（Mektubat-i-Sherif）中写道：派遣先知们的意图与智慧，以及所有启示命令的本质，都是为了让那个怂恿作恶的“私欲”（ego）变得无能为力，并摧毁它的堡垒。沙里亚（Shariat）的命令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废除那种私欲的贪婪。（《圣书信集》，1:52）。伊玛目拉巴尼所言即是真理。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参与到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使命中，我们就必须臣服于某个人，他将能够从我们的私欲手中夺回主导权。
苏丹·欧里亚（Sultan el-Evliya）谢赫·毛拉纳·穆罕默德·纳齐姆·阿迪尔·哈卡尼（愿主圣化其秘密）正在开启这一使命，并阐明了“欧里亚”（Evliyaullah，即造物主的挚友）在其中的角色。他（愿主圣化其秘密）曾说：“为什么私欲如此拼命地想要逃离‘欧里亚’？因为‘欧里亚’会向那个人展示他私欲的真相，会向他揭露其卑劣的品格和污秽。在那一刻，私欲会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在此之前，它一直高高坐在宝座上，而那个人还对它说：‘噢，我的主啊！’但当那个人发现私欲并非他的造物主，而仅仅是一头驴子时，他就会把它从宝座上拉下来，让它为自己服务。因此，当人们对我们发火时，并不是他们的灵魂在愤怒，而仅仅是他们那头‘驴子’（私欲）在作祟。”
每一位大谢赫（Grandsheykh）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引导方式。我们的大谢赫（谢赫·阿卜杜拉）的特质在于，如果他看到某种不良品格，他就会对其发动猛烈的炮火。他的“炮台”总是处于充能状态，随时准备向任何人的不良品格开火——无论对方是国王还是工人——并投下威力巨大的炮弹。他经常这样做，有一次他对我谈起此事时说：“噢，我的孩子纳齐姆·埃芬迪，我在‘盟约之日’曾向我的造物主承诺，如果我看到任何人身上有任何不良品格，我一定会对其开火；而我的造物主通过这种开火赐予我力量，让那个当事人迟早会洗净那种不良品格。”
那种“射击”会使那个人现在就感到羞愧，这样到了末日审判那天，他就不会再蒙受羞辱了。既然这是造物主对我许下的诺言，我总是会针对出现的任何不良品行进行“射击”，因为我知道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恶习就能从那个人身上被清除。这种引导方式是造物主赋予我独有的，虽然执行起来非常艰难，但这是我在“盟约之日”所领受的指引（Irshad）。即便人们因此对我感到愤怒，也无所谓，因为我只是在执行我被命令去做的事情。我们的谢赫大师所言真实不虚。
谢赫大师还解释了他被赋予的第二种特殊指引：“当我在讲座（Sohbet）中坐着谈论后世（Ahiret）的任何品级或美德时，那些参加我讲座的人最终必须达到那些品级……你们必须为自己能够来到这个聚会而向你们的造物主感恩。”……
随后，谢赫大师告诉了我关于信士最重要的礼仪，这种礼仪也是谢赫们和苏菲道团（Tarikats）所教导的核心。这种礼仪就是——不要说“不，这是错的”或者“为什么会是这样”。
避免去思考和说出那两句（抱怨的话），是礼仪（Edep）的最高境界……（一个人应当对自己说），“我是错的，但发生在我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正按照造物主的法则和应有的秩序运行——噢，我的私欲（ego），你才是错的。” 圣徒之王（Sultanul Evliya）所言即是真理。
这就是奥斯曼纳克什班迪教团（Osmanli Naksibendi Way）的指引，我们向造物主感恩，因为我们正追随这一道路；在这条路上，剑之主（Sahib el-Sayf）正让阿卜杜拉大谢赫（Grandsheykh Abdullah）和梅夫拉纳谢赫（Sheykh Mevlana）的教导薪火相传。这就是“轰炸私欲”的道路。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并非漫无目的。谢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能力将我们从私欲中净化出来。谢赫是被赋予了权能与引导（Irshad）的人，因为他继承了神圣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衣钵。
为什么要净化私欲？因为当一个人的私欲控制着他时，他便无法参与神圣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事业。一个将自己的“私欲之驴”当作造物主的人，是无法被委以神圣先知（愿主福安之）之重任的。在“利兹万誓约”（Beyat-i-Ridwan）中的那一千五百位圣门弟子，他们是值得信赖且忠诚可靠的，正是他们改变了世界。
没错，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使命极其宏大。他（愿主福安之）曾说：“我被派遣于末日之前，手持利剑，旨在让世人唯独崇拜造物主；我的给养被安置在我的矛影之下；凡违抗我命令者，必将遭受屈辱；凡模仿某一群人者，即属于他们。”（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造物主的先知所言皆为真理。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末世（Ahir Zaman）。伊斯兰的历史远未终结。造物主（至尊至大）已应许，暴君终将倒台，真理（Hak）终将崛起。造物主（至尊至大）已应许，祂使者（愿主福安之）的旗帜将再次高高飘扬；祂已应许，时代之主（Sahib el-Zaman）终将降临。造物主（至尊至大）已应许，尔萨（愿主赐他平安）将重返人间，并亲手终结伪救世主（Dajjal）。
然而，一个依然被愤怒、傲慢、嫉妒和固执所奴役的人，又怎能被委以重任，去参与这项神圣的事业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造物主并未要求我们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并未要求我们成为完美的信士。祂只是要求我们紧紧抓住正道。剑之主（Sahib el-Sayf）曾言，造物主不会从天外派遣异类来完成这项使命。他说，造物主将通过大地上的人们来实现这一切。他用了“候选人”这个词。那么，在这场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又身处何方呢？
“持剑者”（Sahib el-Sayf）正在唤醒我们，他在问：你们明白这其中的使命了吗？使者来到世间，就是要告诉你们，要让你们去宣誓：“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仆人与使者）。这就是使命，这就是你们必须据此生活的使命，这就是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必须持守的使命，这也是你们进入坟墓时必须携带的使命。你们的礼拜、天课、朝觐、斋戒，以及伊斯兰教中的每一项功课，其目的都只是为了构建这一使命，只是为了巩固这一“见证”（Shahadah），只是为了守护这一“见证”。每一天，都要努力成为造物主更虔诚的仆人；每一天，都要让你们的信仰攀向巅峰。当你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当死亡天使降临到你面前时，你不会再喊着“医生、医生、医生”，你会说：“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造物主；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仆人与使者）。我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这就是你届时会说的话。
你们准备好迎接那一刻了吗？你们思考过这件事吗？你们是否有足够的信仰，今晚回到家后，俯身叩头并祈祷说：“我现在叩头，我宣誓这一见证，如果这对我而言是最好的归宿，那么现在就取走我的生命吧。”来吧，让我们看看你们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对自己诚实一点。谁知道呢，也许造物主正在倾听你的声音，就在那一分钟，祂便派遣死亡天使来到你身边。你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了吗？
不，你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看到你在颤抖。你根本不想听到关于死亡的话题。这恰恰就是我的民族将会面临的境况。神圣的先知曾预言，他们会厌恶听到关于死亡的谈论，他们会厌恶那些提醒他们死亡将至的人。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欢迎来到“道乘”（Tarikat），欢迎来到真正的伊斯兰。如果你愿意，就站在这一边；如果你不愿意，就站在我的对立面。但毫无疑问，真理（Hakk）终将获胜，而虚妄（batil）终将覆灭。这是无法逃避的。无论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是世俗化的土耳其，都不会是最终的赢家。伊斯兰终将获胜。那些高举伊斯兰旗帜的人，终将把旗帜带出来，并将其高高飘扬。造物主已将这世界、大地与天空的权柄交到了阿丹子孙的手中。哈姆扎（愿造物主喜悦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同样重申——我对我双眼所见的一切毫无畏惧。我的理解是，我不惧怕美国，不惧怕中国，不惧怕俄罗斯，不惧怕世俗主义者，也不惧怕不信道者。你们应当敬畏造物主。紧紧抓住信仰，你们就会找到安宁。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我们在此相聚，是为了铭记造物主。我们被创造的全部关键与意义，就在于认识造物主并铭记造物主；首先，我们要通过造物主的尊名来铭记祂。慢慢地，这些尊名会进入我们的内心，并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崇拜的含义。否则，正如我之前所说，当今的人们只学会了如何崇拜自己的私欲。但正如先知所言，这一切的意义在于更新你的信仰：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我见证，除造物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仆人与使者。
“剑之主”（SahibulSaif）所言皆为真理。愿造物主宽恕我们。愿造物主使我们紧紧追随正道。祈求造物主意欲（insyaAllah）。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剑之主”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洁其秘密）的哈里发，奥斯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伊斯兰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15日，2026年8月28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h-as/）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如何战胜对死亡与生活的恐惧？伊斯兰学者深度解析：活在当下，为造物主而活
原文出处：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com/2026/08/30/live-today-for-allah/
原文标题：Live Today for Allah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Live Today for Allah——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提问：在主麻演讲中，您提到了哈姆扎（Hazrat Hamza）和“佩剑者”（Sahib al-Sayf）的话，即他们只敬畏造物主，而不畏惧造物主之外的任何事物。由此我理解到，唯一真实且恰当的敬畏是对造物主的敬畏，而其他的恐惧并非正确的敬畏方式。这让我想起了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一段圣训，他说他为自己的穆斯林群体担忧两件事：厌恶死亡和贪恋今世。我们是否可以从中理解到，我们内心所有错误恐惧的根源，都来自于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以及对这个今世的执着？
我不想讨论哲学，也不想从概念层面去探讨“你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什么”。请从你的个人经历出发，或者从你对自身的观察出发来谈谈吧。
你不要只说了一件事，然后又非要给我找个理由。我们现在不是在进行什么——你怎么说来着？——论文答辩。这是一场“索赫白”（心灵交流会）。“索赫白”里的提问方式是不一样的，它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头脑。你明白吗？你还陷在那种思维模式里。因为你是一位博士，赞美造物主。谢赫·埃芬迪也曾说：“赞美造物主，为了那些圣徒们。”他说过：“废话连篇，毫无意义。”
所以，请言简意赅，表达清晰，越简单越好。别担心，我们不会误解你的意思。你不需要用太多的辞藻去描述一件事。如果你用了太多的词汇，那说明你连自己到底想说什么都不确定。无论你有什么问题，无论他们（指先贤）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这个问题都应该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和一个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听懂。他们能理解。同样的，答案也应该让七岁的孩子和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听懂。这就是谢赫们进行的“索赫白”与那些夸夸其谈者、经院哲学家以及大学讲座之间的区别。你明白吗？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提问。
你的问题是源于你对自己内心的认知吗？还是说，你的问题仅仅是：“嗯，我很好奇。”这其实全都是出于恐惧。你明白吗？现在，我正试图拯救你，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确实有真诚的成分。但请把那些废话统统抛开。简单地提问吧。冒个险，相信我们不会误解你。我不会误解你。当你的问题是真诚且简单的，它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得到的帮助也会是清晰而简单的。如果你试图去卖弄哲学、阴阳怪气、啰里啰嗦，那么得到的答案也会变得非常晦涩。而你也会在其中变得狡黠。明白了吗？好了，现在重新问吧。
学生：我想，简单来说，我的问题在于我发现自己很难克服那种恐惧。
很好。那么你现在是在谈论你自己了。你不是在谈论别人，也不是在谈论某种哲学理论。你无法克服的是什么样的恐惧？是对什么的恐惧？那么答案应该是：“谢赫，我心中有很多恐惧。我害怕这个，也害怕那个。”
你刚才提到我在演讲（胡特巴）里讲过类似的内容，你是在学习这些。我该如何理解它呢？哦，好的，那我们可以直接交流，因为“苏赫巴”（心灵交流会）是非常具体的。当它如此具体时，它反而会变得具有普世性。而当它变得普世、概念化时，它就再也不具体了，也就没人能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赫巴”中，即使你没有提问，问题也会得到解答。那里的“苏赫巴”，那里的答案，会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中。你会发现它非常受用。所以，你心中到底怀着什么样的恐惧呢？
穆里德（求道者）：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死亡，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失去的恐惧，对……的恐惧。
所以你恐惧死亡，是因为你担心自己还没准备好。你恐惧死亡只有一个原因：你还没准备好。虽然原因有很多，但你正走在修行的路上。你所恐惧的，是你还没为死亡做好准备。
你所谓的“为死亡做好准备”是什么意思？啊，那就去思考吧。不要只是提问。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试图在这里玩弄哲学。然后你心想：“我到底在怕什么？”你甚至都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却来问我？我现在的回答怎么可能让你听得明白呢？你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只是在问一些泛泛而谈的东西。你必须问自己：“我感到恐惧。我恐惧的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没有为进入天堂做好准备而恐惧吗？是因为我背负了太多的罪孽而恐惧吗？是因为我舍不得我的孩子和家人而恐惧吗？我到底在恐惧什么？”你明白吗？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你去面对。你必须对此保持绝对的真诚。而且你必须非常诚实地面对自己：“是的，我恐惧的就是这个。”
“是的，我担心我会错过我的……，Astaghfirullah（求造物主饶恕）。”然后你就会明白，因为答案就在那里。你对自己非常诚实。
所以现在你要问自己，这种恐惧究竟是什么。你要对自己非常诚实。好吧，是因为这件事吗？那么，这是让你感到羞愧的事情吗？还是让你感到自豪的事情？“哦，我不是……”那么就去祈求宽恕吧，“Ya Rabbi（我的造物主啊）。”
你已经在问题之中了，答案也已经在那里了。正如阿里（Hazrat Ali）所言：“所有的答案都在你心中。所有的治愈都在你心中。”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菲主义（Tasawwuf）中，修行并非为了增加知识，而是为了揭示。你本身已经拥有了知识。在灵性层面，这是一种揭示的过程。你需要去揭示，你需要静坐，你需要思考，你需要将内心剖析开来。你需要保持真诚。“我到底在害怕什么？这件事是对的吗？还是错的？”然后，一旦你说出：“Astaghfirullah（求造物主饶恕），Ya Rabbi（我的造物主啊），我为这件事感到羞愧，”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慈悯了。造物主会降下答案，如果你正在进行那样的祈祷：“请让我不再那么恐惧。请让我摆脱这种坏习惯。”造物主现在就会赐予你力量。这可能不会在一年、两年或三年内实现，但它终会实现。因为你没有逃避，你没有欺骗自己，你没有责怪任何人，你是在责怪自己。并且，你正在向造物主寻求帮助。那份帮助一定会到来。也许不是现在，但也许就在不久之后。
也许有些事情你觉得极难摆脱。这唯有通过造物主的宽恕才能实现。你明白吗？但你必须向自己承认：“Inni kuntum mina zalimin（我确是行不义的）。”
你不是在说：“那这个怎么办？那个又怎么办？”你不是在指责他人、其他事物、哲学、社会或历史。你是在审视自己。一旦你开始发自内心地倾诉，援助就会随之而来。
这很正常。因为还没准备好而害怕死亡，这是正常的。因为无法离开、不想离开而害怕死亡，这也是正常的，但这并不好。那么，就去为此努力吧。你该如何为死亡做好准备呢？如果你去问一位学者，答案会非常深奥，也会因人而异。学者可能会说：“你必须履行所有的主命，对吧？把这些都做完，那么，如果造物主意欲，你就会准备好了。”而谢赫们则把这件事讲得很简单。因为如果你内心没有产生依恋，不是真诚地去履行这些义务，那么即便你做了这一切，依然会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到底是谁在说，因为你做了这些，造物主就必须接受？是谁在说？是谁在说：“因为我礼拜了，造物主就必须接受；我完成了朝觐，造物主就必须接受”？到底是谁在说这种话？但我们是否正怀着那种谦卑的心态生活，去说：“我礼拜了，求造物主宽恕，主啊，祈求您接受，但我不知道（是否被接受）”？还是说，我们正处于一种“我们礼拜了，我们朝觐了，我感到无比自豪”的状态？
你为什么感到自豪？你怎么知道造物主接受了你的功课？但如果你怀着谦卑来到造物主面前，造物主必将降下慈悯，造物主必将降下宽恕。如果你带着傲慢来到造物主面前，说着“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那么烈火将会治愈这种傲慢。你明白吗？但如果你现在去问谢赫该如何为死亡做准备，谢赫只会说一件事，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他说：“你生活的方式”，他在葬礼上曾这样说，“你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离世时的样子。”
你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离世时的样子。关于演讲（胡特白），谢赫·埃芬迪（Sheykh Effendi）和谢赫·毛拉纳（Sheykh Mawlana）曾多次教导我们：那么，就为造物主而活好每一天吧。带着意图（尼耶特）醒来。对自己说：“主啊，我立志今天要为您而活。”不要只是机械地念诵，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而没有那个意图。要坚定那个意图：“我想要为您而活。”
也许五秒钟后你就会忘记，但这没关系。至少在那一刻，你是在念诵它。造物主曾说：“你向我迈出一步，我便向你迈出十步。”去迈出那一步吧。如果你更有智慧，更像一个真正的修行者（murid），你会说：“我要带着这个念头醒来，我要为你而活。”此后，在每一个机会面前，你都要铭记：“主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今天想要为你而活。”然后，你便围绕着这个核心去经营你的生活。我该如何为了造物主的喜悦而生活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你知道，我们常说“我去工作，我做很多事，我努力帮助他人，我努力照顾家庭”，但这与“为了造物主而活”是两码事。
我们作为纳克什班迪教团的成员，是以谁为榜样来塑造生活的呢？是谁？嗯？不，不是指纳克什班迪教团的导师，也不是指普通的修行者。我们究竟是以谁为榜样来塑造生活的？错了，不是直接以先知为榜样（注：此处指代修行者需通过圣门弟子的传承来实践）。你知道，你刚才说的是胡话。应该是圣门弟子（Sahaba-e-Kiram）。你听过多少次伊玛目·拉巴尼说：“这就是教团（Tariqat），它就是这样”？圣门弟子们，他们也能接收到启示，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做着想做的事，工作、生活、拥有财产，但他们的一生都在注视着先知，全神贯注地追随他、辅助他，对吗？他们孩子的生命、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焦点都在那里。现在你明白了吗？是的。现在，你有了那个意图（niyat），然后你的人生，你是在尝试——我的意思是，好吧，我无法触及二十亿人，但我可以触及这个团体（jamaat）。这就是我现在的功课。就像你们正在做的，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你们醒来，尝试解决问题，尝试帮助他人。这个人病了，那辆车坏了，那个人遇到了麻烦，我正在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
很好。慈悯正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确实在采取行动，让我们的意图变得具体，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想法层面。我们的生活，在照顾好自己家庭的同时，也必须去关照这位兄弟、那位姐妹、这个家庭、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工厂。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忧虑，我们主要的关注点不再是：“噢，我的工作、我的妻子、我的房租，还有我孩子们的未来。”不，那不再是我们的重心了。真的不是。我们忙于那些（服务他人的）事务。我们所关心的甚至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念词（Dhikr），也不是你应该做多少祈祷。不，重点在于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人的生活。正如圣徒们（awliyas）所言，服务（hizmet）高于功修（ibadat）。所以，你要据此来安排你的生活。你不必非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以。
你如何生活，就将如何离世。听着，我不会轻易使用“殉道者”这个词。但我用“殉道者”来形容齐山（Zeeshan）。为什么呢？因为他放下了尘世。他的父母也放下了尘世。他们原本有豪车、有朋友，拥有这一切，但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追随一位导师，更是为了成为这个社群的一份子，尽其所能去提供帮助。他们很忙，他的家人一直忙于这些事务。孩子们也来了，他们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好吧，我们得去道堂（Dergah），我们得做这些事。”至于学校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服务，就像当年的圣门弟子们一样。他们也工作，但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先知（愿主福安之）及其使命。就在两周前，他刚在父亲身后礼完了主麻拜。他不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没有放下尘世，每逢周五，你一定会说：“不行，我太忙了。”这很正常。为了礼拜而请假周五，这不正常；为了礼拜而请假周四，这不正常；为了说“不，我得教孩子们这些，我得花时间陪他们，我得办儿童营，我得做祈祷，我得做念词”而专门空出周末，这不正常。甚至连穆斯林自己都不会这样做。他们真的不会。
他们来礼主麻就像小偷一样，走的时候也像小偷一样。最后一刻匆匆赶来，快速礼完拜，然后又匆匆离开。你明白吗？他们不是为了彼此相处、建立情谊、互相关爱而来。所以，他们所有的服务（hizmet）都必须源于爱。齐山做这些并不是因为他被强迫，也不是因为他想以此换取天堂。他做这些是因为爱。他在做这些事时，并没有索要任何报酬。那么，请问你自己，你在祈祷时是在索要报酬吗？你在服务时是在索要报酬吗？还是因为存在一种比这更高的法则，那就是爱？当你心怀爱意时，你就会想要服务。当你不再服务时，那就说明心中已没有爱了。
难道你不知道先知（愿主福安之）是怎么说的吗？在审判日那天，会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将坐在光芒四射的宝座上，甚至连天使和先知们都会惊叹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哪位先知？”
他们并非先知。那么，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呢？原因何在？是的，他们为了造物主而彼此相爱。爱本身就承载着它的律法（Shariat），爱本身也承载着它的修行之道（Tariqah）。爱绝非、也不可能是美式风格的那种：“如果我有时间，我就帮帮你；如果我没时间，那我就爱莫能助。”
不，爱是一种承诺，是一种尊严。有些人彼此之间并无世俗利益的往来，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甚至互不相识。他们各自坚守着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却为了造物主而彼此相爱。你如何生活，你就会如何离世；你如何离世，你就会如何被复活。如果你像野兽一样活着，你就会像野兽一样死去，最终也会以野兽的形态被复活。明白了吗？
现在，你感到恐惧了吧。审视一下你当下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关注你将如何离世。立下意图吧，对自己说：“今天，我要为您而活。如果您要取走我的生命，我愿为您而死。我正在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当你频繁地这样做时，你的内心就会开始改变。你也会花时间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某种力量会抓住你，某种力量终将触动你，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当这种触动发生时，即便你在处理各种琐事，或者正在进食，也会有某种东西提醒你记起造物主以及你存在的目的。你爱你的孩子，爱这世间的一切，但总会有某种东西提醒你。你不会沉溺于这个尘世（dunya）之中。正如造物主所言，你不会被你的孩子和财富所淹没，它们不过是对你的考验。它们不会让你分心。到了那时，它们反而会让你更加懂得感恩（shukr）。你的孩子和你的财产，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你拥有更坚定的信仰（iman）。你不会再让它们成为让你偏离正道的干扰。
你该如何达到那种境界呢？如果你不去实践，如果你不去审视自己并祈祷：“主啊，求祢不要考验我，但若祢要收回它们，那便收回吧。它们不属于我，它们属于祢。”对于你的财富，你要说：“它们不属于我，它们属于祢。”对于你的孩子，你要说：“他们不属于我，他们属于祢。”
你该如何考验自己呢？当你紧紧攥着自己的财富不放时，你以为自己就是它们的主人。那么，这就出问题了。当你对孩子也抓得太紧时，你明白吗？在这里，生活在一个社群（jamaat）中，尤其是在努力建设某项事业时，你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女性们也在经受考验。你爱你的孩子，你知道你的孩子有些疯狂，但如果有人对你说：“好吧，别再这么疯狂了。”
“你竟敢这样跟我孩子说话？”对吧？尤其是巴基斯坦那种性格，旁遮普那种性格的人。
“哦，你在攻击我的孩子。”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黑人、马来人还是黄种人，一切都一样。因为现在，你不该这样。真的，当你住在村子里，如果你的孩子做了错事，每个人都会注意到，每个人都会说些什么。对吧？你也会让每个人都说些什么，因为现在，不仅你会说，孩子也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无论是好是坏，孩子都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不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吗？我们不能挑挑拣拣。我们不应该那样生活。
所以现在你要看清楚了。怎么，你以为这不会降临到你身上吗？它会的。你的孩子会死去。我的孩子会死去。我们都会死去。
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不要只是看着阿斯拉姆说：“哦，愿造物主不要那样考验我。”如果造物主考验你，你打算怎么做？现在你要去做了。看看你的孩子。不是齐尚。你要把你的孩子放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应该对待卡尔巴拉的方式。但没有人这样做。每个人都在谈论关于侯赛因圣人的讲座。讲座。是的，讲座。你明白吗？但它没有到来。它没有沉入你的心底。正如谢赫·埃芬迪所说，它会慢慢地到达你的心底。一旦你开始用舌头正确地念词，那么它就会慢慢地进入你的心，进入它的每一个细胞。
所以现在你要开始实践了。当你感到幸福时，你要练习说：“主啊，请赐予我足够的信仰。”你每天都要练习将自己从财富、健康以及造物主所赐予你的一切中抽离出来。这一切都是“受托之物”（emanet），它们并不真正属于你。这就是抽离。
“主啊，未来会怎样呢？主啊，请宽恕我。不要让我变得如此执着。我只想承担起责任，尽到我的义务，仅此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要对男士们进行这次谈话（sohbet）。对于男士们来说，他们必须学会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如何照顾自己的儿子。正如阿里（愿造物主尊崇他）所言：“不要将你们的标准强加给你们的孩子。他们属于与你们不同的时代。”道理很简单。结束。但当一个人缺乏灵性、缺乏智慧时，我们往往会试图去强加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被某种东西所制约，然后不假思索地去执行。我们曾因父母对我们大吼大叫、指手画脚而感到厌恶。好吧，我们都经历过这些。或者他们总是那样做。好吧。但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感到心烦意乱时，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变成了他们。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已经说出了和他们当年一模一样的话。你曾经说过：“我讨厌这些话。我永远不会对孩子说这些。”
道堂（Dergah）与修行门径（Tariqat）正是为此而设的日常功课。通过这些功课，你逐渐从世俗的羁绊中抽离出来。随后，你所感受到的“敬畏”便有了不同的含义。正如我开篇所言，这种敬畏是与众不同的。它确实不同。当你失去挚爱之人时，那种恐惧是独特的；而当你害怕伤害到你所爱之人的心时，那种敬畏又是另一种境界。你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心中存有的是对造物主的敬畏与爱。我们并非单纯地“害怕”造物主。造物主即便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将我们送入火狱；同样，没有任何理由，祂也可以将我们送入乐园。但我们之所以心存敬畏，是因为我们深爱着造物主，深爱着先知（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我们不愿做任何让他们感到不悦的事，我们不愿让他们感到伤心。
现在肯定会有人说：“求造物主宽恕（Astaghfirullah），你竟然说造物主会感到伤心。”
我并非那个意思。我的英语水平有限，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对于你所爱的人，你发自内心地不愿让他们难过，因为爱的真谛在于，你总是希望对方能够感到幸福。当这种敬畏感消失后，又该用什么来替代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足够聪明。你依然在打理生活，支付账单，确保一切井井有条。好的，这些你都在做。但在世俗层面，在很多方面，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去评判什么。因为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他们都有权发表看法，而我们并没有资格去否定任何人的权利。
我们不必时刻生活在那种恐惧之中，担心自己无法养活孩子，无法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住所，无法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不必如此。但世界上有许多人，每天都在这样的境地中挣扎。我们之所以能保持尊严，是因为你根本无法想象贫困会把一个人逼到什么地步。众所周知，有些人甚至会因为极度贫困而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事至今仍在发生。所以，这意味着我不会为此感到恐惧。我祈祷说：“Astaghfirullah（求造物主宽恕），无论您赐予我什么，我都感到非常满足。我真的非常满足。”
你心中的感恩（shukr）越多，你就越会开始分享。而当你开始分享时，更多的回馈就会随之而来。对待你的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会选择紧紧攥住，而是会选择敞开怀抱。你会对自己说：“现在，我需要去分享。”
你该如何“分享”你的孩子呢？不要只把他们视为你个人的私有。你要告诉他们：“孩子们，去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吧。他们也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你们的叔叔、阿姨，以及长辈。”你要开始这样做。你爱他们，但你也要在某些方面设置一些“刹车”。然后，你就这样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走过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让这里所有的女性聚在一起，同时教导她们所有孩子的原因之一。这听起来很疯狂，确实非常疯狂。她们坐在这里教孩子，自己的孩子却在另一边，别人正在大声呵斥她们的孩子，现场乱作一团。但她们成功做到了，并且成功培养出了优秀的孩子，因为她们在践踏自己的私欲（nafs）。她们在克制自己的自负。所以，请务必确信这一点：你该如何度过你的一生？答案是去服务，去帮助他人。你的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崇拜。要保持真诚，对自己说：“我尽我所能去做。有很多事我做不到，也有很多错误的事我本不该做却做了，还有很多善事我无力完成。我始终需要您的慈悯，但我正忙于帮助那些信士。”
我正忙于这些事务，这一点很明确。你不能一边说“我没为信士们做任何事”，一边却又在口头上夸夸其谈。你做不到，明白吗？所以，要保持快乐，要学会知足。
造物主赐予了这样的机会，这很好。要感到快乐。当你为了造物主的缘故而感到知足与快乐时，你会变得更加宽容。真的会这样。你会变得不再那么——怎么说呢——不再那么紧绷。你看，当他（造物主）与你同在时，你就会放下防备。你会变得不再那么焦虑，因为你拥有了更多的“里达”（rida，即对造物主前定的顺从与喜悦），拥有了更多的“拉扎”（raza，即满足感）。这就像是，即便你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是的，你在学习。在此之前，因为你从父亲、叔伯或是宝莱坞电影里学到的东西，你总觉得必须得那样（紧绷）活着。但现在，你把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教诲放在了心中。你不再那么执着于外在的压力了。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对吧？把每天的最后一次叩头作为“感恩叩头”（sajdah shukr）。真诚地祈祷：“如果死亡对我更有益，那就收回我的生命吧。收回我的生命。如果活着对我更有益，那就让我再多活一天。”
你不要以为自己还能再活个两三天。你要祈祷：“求造物主让我再多活一天，哪怕仅仅是为了让我能成为您更虔诚的仆人。”你问问自己：“你每天都在这样做吗？”我本该什么都不说，就静静地坐上半小时，然后只问他一句：“你每天都在这样做吗？”没有吗？那就从现在开始做。就是这样。结束了。
明白了吗？然后造物主会为你指明道路，让你获得更多这样的满足感、更坚定的信仰、更深厚的信念、更稳固的托靠，让你知道该紧紧抓住什么，该如何面对各种境遇。通往造物主的道路有千万条。但当终点来临时，祂会审问你。你并非铁石心肠，你会有所感触，但你对造物主会有更深的托靠。
好吗？试着去做。但这需要真诚。这种真诚不仅仅是在参加聚会时，或者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才需要。这并不是说你现在每次上车都要感到恐惧。当然，那种恐惧感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当我们记起造物主时，很快又会忘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不要带着那种疏忽去记起，也不要带着那种疏忽去遗忘。不，当你上车时，你要说：“如果发生任何事，求您了，我的主啊，”随你心意，把这一切都交托给造物主吧。
“好吧，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去做这个。啊，我只是去买点东西。”不，不，不。你之所以去购物，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不能那样做。你要改变你的意图，也要改变你的行为。你明白吗？这样你就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变得更加清晰。你不是一个只会机械执行任务的机器人。
愿造物主宽恕我。
愿造物主赐福于你们所有人，如果造物主意欲。愿我们谢赫的慈悯始终笼罩着我们，如果造物主意欲。愿造物主不要考验我们。愿造物主推翻那些作恶之人。愿造物主带来正义之士。愿造物主将更多的慈悯降临于这个世界。愿造物主制约那些人。愿造物主宽恕。愿造物主宽恕我们未能触及并帮助到他们。愿造物主派遣正义的领袖来到我们身边。
《开端章》。
阿敏。
愿造物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萨希布·赛义夫（SahibulSaif）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Shaykh Abdulkerim el Kibrisi）的哈里发（愿造物主圣化其秘密），奥斯曼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伊斯兰历1448年赖比尔·阿夫瓦勒月15日，2026年8月28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llah/）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原文标题：Live Today for Allah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Live Today for Allah——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提问：在主麻演讲中，您提到了哈姆扎（Hazrat Hamza）和“佩剑者”（Sahib al-Sayf）的话，即他们只敬畏造物主，而不畏惧造物主之外的任何事物。由此我理解到，唯一真实且恰当的敬畏是对造物主的敬畏，而其他的恐惧并非正确的敬畏方式。这让我想起了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一段圣训，他说他为自己的穆斯林群体担忧两件事：厌恶死亡和贪恋今世。我们是否可以从中理解到，我们内心所有错误恐惧的根源，都来自于我们对死亡的厌恶以及对这个今世的执着？
我不想讨论哲学，也不想从概念层面去探讨“你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什么”。请从你的个人经历出发，或者从你对自身的观察出发来谈谈吧。
你不要只说了一件事，然后又非要给我找个理由。我们现在不是在进行什么——你怎么说来着？——论文答辩。这是一场“索赫白”（心灵交流会）。“索赫白”里的提问方式是不一样的，它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头脑。你明白吗？你还陷在那种思维模式里。因为你是一位博士，赞美造物主。谢赫·埃芬迪也曾说：“赞美造物主，为了那些圣徒们。”他说过：“废话连篇，毫无意义。”
所以，请言简意赅，表达清晰，越简单越好。别担心，我们不会误解你的意思。你不需要用太多的辞藻去描述一件事。如果你用了太多的词汇，那说明你连自己到底想说什么都不确定。无论你有什么问题，无论他们（指先贤）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这个问题都应该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和一个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听懂。他们能理解。同样的，答案也应该让七岁的孩子和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听懂。这就是谢赫们进行的“索赫白”与那些夸夸其谈者、经院哲学家以及大学讲座之间的区别。你明白吗？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提问。
你的问题是源于你对自己内心的认知吗？还是说，你的问题仅仅是：“嗯，我很好奇。”这其实全都是出于恐惧。你明白吗？现在，我正试图拯救你，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确实有真诚的成分。但请把那些废话统统抛开。简单地提问吧。冒个险，相信我们不会误解你。我不会误解你。当你的问题是真诚且简单的，它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得到的帮助也会是清晰而简单的。如果你试图去卖弄哲学、阴阳怪气、啰里啰嗦，那么得到的答案也会变得非常晦涩。而你也会在其中变得狡黠。明白了吗？好了，现在重新问吧。
学生：我想，简单来说，我的问题在于我发现自己很难克服那种恐惧。
很好。那么你现在是在谈论你自己了。你不是在谈论别人，也不是在谈论某种哲学理论。你无法克服的是什么样的恐惧？是对什么的恐惧？那么答案应该是：“谢赫，我心中有很多恐惧。我害怕这个，也害怕那个。”
你刚才提到我在演讲（胡特巴）里讲过类似的内容，你是在学习这些。我该如何理解它呢？哦，好的，那我们可以直接交流，因为“苏赫巴”（心灵交流会）是非常具体的。当它如此具体时，它反而会变得具有普世性。而当它变得普世、概念化时，它就再也不具体了，也就没人能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赫巴”中，即使你没有提问，问题也会得到解答。那里的“苏赫巴”，那里的答案，会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中。你会发现它非常受用。所以，你心中到底怀着什么样的恐惧呢？
穆里德（求道者）：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死亡，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失去的恐惧，对……的恐惧。
所以你恐惧死亡，是因为你担心自己还没准备好。你恐惧死亡只有一个原因：你还没准备好。虽然原因有很多，但你正走在修行的路上。你所恐惧的，是你还没为死亡做好准备。
你所谓的“为死亡做好准备”是什么意思？啊，那就去思考吧。不要只是提问。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试图在这里玩弄哲学。然后你心想：“我到底在怕什么？”你甚至都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却来问我？我现在的回答怎么可能让你听得明白呢？你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只是在问一些泛泛而谈的东西。你必须问自己：“我感到恐惧。我恐惧的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没有为进入天堂做好准备而恐惧吗？是因为我背负了太多的罪孽而恐惧吗？是因为我舍不得我的孩子和家人而恐惧吗？我到底在恐惧什么？”你明白吗？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你去面对。你必须对此保持绝对的真诚。而且你必须非常诚实地面对自己：“是的，我恐惧的就是这个。”
“是的，我担心我会错过我的……，Astaghfirullah（求造物主饶恕）。”然后你就会明白，因为答案就在那里。你对自己非常诚实。
所以现在你要问自己，这种恐惧究竟是什么。你要对自己非常诚实。好吧，是因为这件事吗？那么，这是让你感到羞愧的事情吗？还是让你感到自豪的事情？“哦，我不是……”那么就去祈求宽恕吧，“Ya Rabbi（我的造物主啊）。”
你已经在问题之中了，答案也已经在那里了。正如阿里（Hazrat Ali）所言：“所有的答案都在你心中。所有的治愈都在你心中。”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菲主义（Tasawwuf）中，修行并非为了增加知识，而是为了揭示。你本身已经拥有了知识。在灵性层面，这是一种揭示的过程。你需要去揭示，你需要静坐，你需要思考，你需要将内心剖析开来。你需要保持真诚。“我到底在害怕什么？这件事是对的吗？还是错的？”然后，一旦你说出：“Astaghfirullah（求造物主饶恕），Ya Rabbi（我的造物主啊），我为这件事感到羞愧，”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慈悯了。造物主会降下答案，如果你正在进行那样的祈祷：“请让我不再那么恐惧。请让我摆脱这种坏习惯。”造物主现在就会赐予你力量。这可能不会在一年、两年或三年内实现，但它终会实现。因为你没有逃避，你没有欺骗自己，你没有责怪任何人，你是在责怪自己。并且，你正在向造物主寻求帮助。那份帮助一定会到来。也许不是现在，但也许就在不久之后。
也许有些事情你觉得极难摆脱。这唯有通过造物主的宽恕才能实现。你明白吗？但你必须向自己承认：“Inni kuntum mina zalimin（我确是行不义的）。”
你不是在说：“那这个怎么办？那个又怎么办？”你不是在指责他人、其他事物、哲学、社会或历史。你是在审视自己。一旦你开始发自内心地倾诉，援助就会随之而来。
这很正常。因为还没准备好而害怕死亡，这是正常的。因为无法离开、不想离开而害怕死亡，这也是正常的，但这并不好。那么，就去为此努力吧。你该如何为死亡做好准备呢？如果你去问一位学者，答案会非常深奥，也会因人而异。学者可能会说：“你必须履行所有的主命，对吧？把这些都做完，那么，如果造物主意欲，你就会准备好了。”而谢赫们则把这件事讲得很简单。因为如果你内心没有产生依恋，不是真诚地去履行这些义务，那么即便你做了这一切，依然会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到底是谁在说，因为你做了这些，造物主就必须接受？是谁在说？是谁在说：“因为我礼拜了，造物主就必须接受；我完成了朝觐，造物主就必须接受”？到底是谁在说这种话？但我们是否正怀着那种谦卑的心态生活，去说：“我礼拜了，求造物主宽恕，主啊，祈求您接受，但我不知道（是否被接受）”？还是说，我们正处于一种“我们礼拜了，我们朝觐了，我感到无比自豪”的状态？
你为什么感到自豪？你怎么知道造物主接受了你的功课？但如果你怀着谦卑来到造物主面前，造物主必将降下慈悯，造物主必将降下宽恕。如果你带着傲慢来到造物主面前，说着“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那么烈火将会治愈这种傲慢。你明白吗？但如果你现在去问谢赫该如何为死亡做准备，谢赫只会说一件事，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他说：“你生活的方式”，他在葬礼上曾这样说，“你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离世时的样子。”
你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离世时的样子。关于演讲（胡特白），谢赫·埃芬迪（Sheykh Effendi）和谢赫·毛拉纳（Sheykh Mawlana）曾多次教导我们：那么，就为造物主而活好每一天吧。带着意图（尼耶特）醒来。对自己说：“主啊，我立志今天要为您而活。”不要只是机械地念诵，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而没有那个意图。要坚定那个意图：“我想要为您而活。”
也许五秒钟后你就会忘记，但这没关系。至少在那一刻，你是在念诵它。造物主曾说：“你向我迈出一步，我便向你迈出十步。”去迈出那一步吧。如果你更有智慧，更像一个真正的修行者（murid），你会说：“我要带着这个念头醒来，我要为你而活。”此后，在每一个机会面前，你都要铭记：“主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今天想要为你而活。”然后，你便围绕着这个核心去经营你的生活。我该如何为了造物主的喜悦而生活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你知道，我们常说“我去工作，我做很多事，我努力帮助他人，我努力照顾家庭”，但这与“为了造物主而活”是两码事。
我们作为纳克什班迪教团的成员，是以谁为榜样来塑造生活的呢？是谁？嗯？不，不是指纳克什班迪教团的导师，也不是指普通的修行者。我们究竟是以谁为榜样来塑造生活的？错了，不是直接以先知为榜样（注：此处指代修行者需通过圣门弟子的传承来实践）。你知道，你刚才说的是胡话。应该是圣门弟子（Sahaba-e-Kiram）。你听过多少次伊玛目·拉巴尼说：“这就是教团（Tariqat），它就是这样”？圣门弟子们，他们也能接收到启示，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做着想做的事，工作、生活、拥有财产，但他们的一生都在注视着先知，全神贯注地追随他、辅助他，对吗？他们孩子的生命、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焦点都在那里。现在你明白了吗？是的。现在，你有了那个意图（niyat），然后你的人生，你是在尝试——我的意思是，好吧，我无法触及二十亿人，但我可以触及这个团体（jamaat）。这就是我现在的功课。就像你们正在做的，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你们醒来，尝试解决问题，尝试帮助他人。这个人病了，那辆车坏了，那个人遇到了麻烦，我正在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
很好。慈悯正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确实在采取行动，让我们的意图变得具体，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想法层面。我们的生活，在照顾好自己家庭的同时，也必须去关照这位兄弟、那位姐妹、这个家庭、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工厂。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忧虑，我们主要的关注点不再是：“噢，我的工作、我的妻子、我的房租，还有我孩子们的未来。”不，那不再是我们的重心了。真的不是。我们忙于那些（服务他人的）事务。我们所关心的甚至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念词（Dhikr），也不是你应该做多少祈祷。不，重点在于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人的生活。正如圣徒们（awliyas）所言，服务（hizmet）高于功修（ibadat）。所以，你要据此来安排你的生活。你不必非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以。
你如何生活，就将如何离世。听着，我不会轻易使用“殉道者”这个词。但我用“殉道者”来形容齐山（Zeeshan）。为什么呢？因为他放下了尘世。他的父母也放下了尘世。他们原本有豪车、有朋友，拥有这一切，但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追随一位导师，更是为了成为这个社群的一份子，尽其所能去提供帮助。他们很忙，他的家人一直忙于这些事务。孩子们也来了，他们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好吧，我们得去道堂（Dergah），我们得做这些事。”至于学校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服务，就像当年的圣门弟子们一样。他们也工作，但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先知（愿主福安之）及其使命。就在两周前，他刚在父亲身后礼完了主麻拜。他不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没有放下尘世，每逢周五，你一定会说：“不行，我太忙了。”这很正常。为了礼拜而请假周五，这不正常；为了礼拜而请假周四，这不正常；为了说“不，我得教孩子们这些，我得花时间陪他们，我得办儿童营，我得做祈祷，我得做念词”而专门空出周末，这不正常。甚至连穆斯林自己都不会这样做。他们真的不会。
他们来礼主麻就像小偷一样，走的时候也像小偷一样。最后一刻匆匆赶来，快速礼完拜，然后又匆匆离开。你明白吗？他们不是为了彼此相处、建立情谊、互相关爱而来。所以，他们所有的服务（hizmet）都必须源于爱。齐山做这些并不是因为他被强迫，也不是因为他想以此换取天堂。他做这些是因为爱。他在做这些事时，并没有索要任何报酬。那么，请问你自己，你在祈祷时是在索要报酬吗？你在服务时是在索要报酬吗？还是因为存在一种比这更高的法则，那就是爱？当你心怀爱意时，你就会想要服务。当你不再服务时，那就说明心中已没有爱了。
难道你不知道先知（愿主福安之）是怎么说的吗？在审判日那天，会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将坐在光芒四射的宝座上，甚至连天使和先知们都会惊叹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哪位先知？”
他们并非先知。那么，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呢？原因何在？是的，他们为了造物主而彼此相爱。爱本身就承载着它的律法（Shariat），爱本身也承载着它的修行之道（Tariqah）。爱绝非、也不可能是美式风格的那种：“如果我有时间，我就帮帮你；如果我没时间，那我就爱莫能助。”
不，爱是一种承诺，是一种尊严。有些人彼此之间并无世俗利益的往来，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甚至互不相识。他们各自坚守着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却为了造物主而彼此相爱。你如何生活，你就会如何离世；你如何离世，你就会如何被复活。如果你像野兽一样活着，你就会像野兽一样死去，最终也会以野兽的形态被复活。明白了吗？
现在，你感到恐惧了吧。审视一下你当下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关注你将如何离世。立下意图吧，对自己说：“今天，我要为您而活。如果您要取走我的生命，我愿为您而死。我正在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当你频繁地这样做时，你的内心就会开始改变。你也会花时间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某种力量会抓住你，某种力量终将触动你，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当这种触动发生时，即便你在处理各种琐事，或者正在进食，也会有某种东西提醒你记起造物主以及你存在的目的。你爱你的孩子，爱这世间的一切，但总会有某种东西提醒你。你不会沉溺于这个尘世（dunya）之中。正如造物主所言，你不会被你的孩子和财富所淹没，它们不过是对你的考验。它们不会让你分心。到了那时，它们反而会让你更加懂得感恩（shukr）。你的孩子和你的财产，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你拥有更坚定的信仰（iman）。你不会再让它们成为让你偏离正道的干扰。
你该如何达到那种境界呢？如果你不去实践，如果你不去审视自己并祈祷：“主啊，求祢不要考验我，但若祢要收回它们，那便收回吧。它们不属于我，它们属于祢。”对于你的财富，你要说：“它们不属于我，它们属于祢。”对于你的孩子，你要说：“他们不属于我，他们属于祢。”
你该如何考验自己呢？当你紧紧攥着自己的财富不放时，你以为自己就是它们的主人。那么，这就出问题了。当你对孩子也抓得太紧时，你明白吗？在这里，生活在一个社群（jamaat）中，尤其是在努力建设某项事业时，你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女性们也在经受考验。你爱你的孩子，你知道你的孩子有些疯狂，但如果有人对你说：“好吧，别再这么疯狂了。”
“你竟敢这样跟我孩子说话？”对吧？尤其是巴基斯坦那种性格，旁遮普那种性格的人。
“哦，你在攻击我的孩子。”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黑人、马来人还是黄种人，一切都一样。因为现在，你不该这样。真的，当你住在村子里，如果你的孩子做了错事，每个人都会注意到，每个人都会说些什么。对吧？你也会让每个人都说些什么，因为现在，不仅你会说，孩子也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无论是好是坏，孩子都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不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吗？我们不能挑挑拣拣。我们不应该那样生活。
所以现在你要看清楚了。怎么，你以为这不会降临到你身上吗？它会的。你的孩子会死去。我的孩子会死去。我们都会死去。
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不要只是看着阿斯拉姆说：“哦，愿造物主不要那样考验我。”如果造物主考验你，你打算怎么做？现在你要去做了。看看你的孩子。不是齐尚。你要把你的孩子放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应该对待卡尔巴拉的方式。但没有人这样做。每个人都在谈论关于侯赛因圣人的讲座。讲座。是的，讲座。你明白吗？但它没有到来。它没有沉入你的心底。正如谢赫·埃芬迪所说，它会慢慢地到达你的心底。一旦你开始用舌头正确地念词，那么它就会慢慢地进入你的心，进入它的每一个细胞。
所以现在你要开始实践了。当你感到幸福时，你要练习说：“主啊，请赐予我足够的信仰。”你每天都要练习将自己从财富、健康以及造物主所赐予你的一切中抽离出来。这一切都是“受托之物”（emanet），它们并不真正属于你。这就是抽离。
“主啊，未来会怎样呢？主啊，请宽恕我。不要让我变得如此执着。我只想承担起责任，尽到我的义务，仅此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要对男士们进行这次谈话（sohbet）。对于男士们来说，他们必须学会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如何照顾自己的儿子。正如阿里（愿造物主尊崇他）所言：“不要将你们的标准强加给你们的孩子。他们属于与你们不同的时代。”道理很简单。结束。但当一个人缺乏灵性、缺乏智慧时，我们往往会试图去强加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被某种东西所制约，然后不假思索地去执行。我们曾因父母对我们大吼大叫、指手画脚而感到厌恶。好吧，我们都经历过这些。或者他们总是那样做。好吧。但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感到心烦意乱时，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变成了他们。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已经说出了和他们当年一模一样的话。你曾经说过：“我讨厌这些话。我永远不会对孩子说这些。”
道堂（Dergah）与修行门径（Tariqat）正是为此而设的日常功课。通过这些功课，你逐渐从世俗的羁绊中抽离出来。随后，你所感受到的“敬畏”便有了不同的含义。正如我开篇所言，这种敬畏是与众不同的。它确实不同。当你失去挚爱之人时，那种恐惧是独特的；而当你害怕伤害到你所爱之人的心时，那种敬畏又是另一种境界。你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心中存有的是对造物主的敬畏与爱。我们并非单纯地“害怕”造物主。造物主即便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将我们送入火狱；同样，没有任何理由，祂也可以将我们送入乐园。但我们之所以心存敬畏，是因为我们深爱着造物主，深爱着先知（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我们不愿做任何让他们感到不悦的事，我们不愿让他们感到伤心。
现在肯定会有人说：“求造物主宽恕（Astaghfirullah），你竟然说造物主会感到伤心。”
我并非那个意思。我的英语水平有限，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对于你所爱的人，你发自内心地不愿让他们难过，因为爱的真谛在于，你总是希望对方能够感到幸福。当这种敬畏感消失后，又该用什么来替代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足够聪明。你依然在打理生活，支付账单，确保一切井井有条。好的，这些你都在做。但在世俗层面，在很多方面，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去评判什么。因为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他们都有权发表看法，而我们并没有资格去否定任何人的权利。
我们不必时刻生活在那种恐惧之中，担心自己无法养活孩子，无法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住所，无法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不必如此。但世界上有许多人，每天都在这样的境地中挣扎。我们之所以能保持尊严，是因为你根本无法想象贫困会把一个人逼到什么地步。众所周知，有些人甚至会因为极度贫困而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事至今仍在发生。所以，这意味着我不会为此感到恐惧。我祈祷说：“Astaghfirullah（求造物主宽恕），无论您赐予我什么，我都感到非常满足。我真的非常满足。”
你心中的感恩（shukr）越多，你就越会开始分享。而当你开始分享时，更多的回馈就会随之而来。对待你的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会选择紧紧攥住，而是会选择敞开怀抱。你会对自己说：“现在，我需要去分享。”
你该如何“分享”你的孩子呢？不要只把他们视为你个人的私有。你要告诉他们：“孩子们，去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吧。他们也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你们的叔叔、阿姨，以及长辈。”你要开始这样做。你爱他们，但你也要在某些方面设置一些“刹车”。然后，你就这样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走过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让这里所有的女性聚在一起，同时教导她们所有孩子的原因之一。这听起来很疯狂，确实非常疯狂。她们坐在这里教孩子，自己的孩子却在另一边，别人正在大声呵斥她们的孩子，现场乱作一团。但她们成功做到了，并且成功培养出了优秀的孩子，因为她们在践踏自己的私欲（nafs）。她们在克制自己的自负。所以，请务必确信这一点：你该如何度过你的一生？答案是去服务，去帮助他人。你的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崇拜。要保持真诚，对自己说：“我尽我所能去做。有很多事我做不到，也有很多错误的事我本不该做却做了，还有很多善事我无力完成。我始终需要您的慈悯，但我正忙于帮助那些信士。”
我正忙于这些事务，这一点很明确。你不能一边说“我没为信士们做任何事”，一边却又在口头上夸夸其谈。你做不到，明白吗？所以，要保持快乐，要学会知足。
造物主赐予了这样的机会，这很好。要感到快乐。当你为了造物主的缘故而感到知足与快乐时，你会变得更加宽容。真的会这样。你会变得不再那么——怎么说呢——不再那么紧绷。你看，当他（造物主）与你同在时，你就会放下防备。你会变得不再那么焦虑，因为你拥有了更多的“里达”（rida，即对造物主前定的顺从与喜悦），拥有了更多的“拉扎”（raza，即满足感）。这就像是，即便你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是的，你在学习。在此之前，因为你从父亲、叔伯或是宝莱坞电影里学到的东西，你总觉得必须得那样（紧绷）活着。但现在，你把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教诲放在了心中。你不再那么执着于外在的压力了。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对吧？把每天的最后一次叩头作为“感恩叩头”（sajdah shukr）。真诚地祈祷：“如果死亡对我更有益，那就收回我的生命吧。收回我的生命。如果活着对我更有益，那就让我再多活一天。”
你不要以为自己还能再活个两三天。你要祈祷：“求造物主让我再多活一天，哪怕仅仅是为了让我能成为您更虔诚的仆人。”你问问自己：“你每天都在这样做吗？”我本该什么都不说，就静静地坐上半小时，然后只问他一句：“你每天都在这样做吗？”没有吗？那就从现在开始做。就是这样。结束了。
明白了吗？然后造物主会为你指明道路，让你获得更多这样的满足感、更坚定的信仰、更深厚的信念、更稳固的托靠，让你知道该紧紧抓住什么，该如何面对各种境遇。通往造物主的道路有千万条。但当终点来临时，祂会审问你。你并非铁石心肠，你会有所感触，但你对造物主会有更深的托靠。
好吗？试着去做。但这需要真诚。这种真诚不仅仅是在参加聚会时，或者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才需要。这并不是说你现在每次上车都要感到恐惧。当然，那种恐惧感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当我们记起造物主时，很快又会忘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不要带着那种疏忽去记起，也不要带着那种疏忽去遗忘。不，当你上车时，你要说：“如果发生任何事，求您了，我的主啊，”随你心意，把这一切都交托给造物主吧。
“好吧，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去做这个。啊，我只是去买点东西。”不，不，不。你之所以去购物，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不能那样做。你要改变你的意图，也要改变你的行为。你明白吗？这样你就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变得更加清晰。你不是一个只会机械执行任务的机器人。
愿造物主宽恕我。
愿造物主赐福于你们所有人，如果造物主意欲。愿我们谢赫的慈悯始终笼罩着我们，如果造物主意欲。愿造物主不要考验我们。愿造物主推翻那些作恶之人。愿造物主带来正义之士。愿造物主将更多的慈悯降临于这个世界。愿造物主制约那些人。愿造物主宽恕。愿造物主宽恕我们未能触及并帮助到他们。愿造物主派遣正义的领袖来到我们身边。
《开端章》。
阿敏。
愿造物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萨希布·赛义夫（SahibulSaif）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Shaykh Abdulkerim el Kibrisi）的哈里发（愿造物主圣化其秘密），奥斯曼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伊斯兰历1448年赖比尔·阿夫瓦勒月15日，2026年8月28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llah/）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深度好文】我们为何而活？一位伊斯兰学者的灵魂拷问：你今天为造物主做了什么？
原文出处：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com/2026/09/06/ya-rabbi-let-us-live-die-and-be-raised-only-for-your-sake/
原文标题：Ya Rabbi, Let Us Live, Die, and Be Raised Only for Your Sake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Ya Rabbi, Let Us Live, Die, and Be Raised Only for Your Sake——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毫无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属、妻室、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正道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大众的真正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确凿无疑的造物主使者的继承人，信士们的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追随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在场的信士们啊，当敬畏至高的造物主并顺从祂，造物主确实与敬畏者和行善者同在。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与造物主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祂（至尊且崇高）在神圣的《古兰经》“忏悔章”中说：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难道你们以为自己会被遗弃，而造物主还没有考验你们之中谁是奋斗者，且除了造物主、祂的使者和信士们之外，不以他人为亲信吗？造物主深知你们所做的一切。以物配主者不配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因为他们已自证其不信。这些人的善行将化为乌有，他们将在火狱中永居。唯有信仰造物主与末日，谨守拜功、缴纳天课，且除造物主外不畏惧任何人的人，才配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这些人才是被期望获得正道的人。”（9:16-18）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主啊！求祢赐福于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愿主赐他平安），他的光芒被最先创造，他的降世是给全世界的慈悯。求祢赐予他祝福，其数量等同于祢过去与未来所有受造物中，无论是蒙福者还是不幸者的总和；求祢赐予他无限、无边、不可计数、永无止境、永不枯竭的祝福；求祢赐予他因祢的永恒而永恒的祝福，并同样赐福于他的家属与圣门弟子。（大救助者之赞词）。阿敏。
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他，降临于他高贵的家属与受祝福的圣门弟子，特别是四位正统哈里发：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西迪克、哈兹拉提·欧麦尔·法鲁克、哈兹拉提·奥斯曼·加尼、哈兹拉提·阿里·穆尔塔扎，以及所有直到末日追随他们的人。
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纳克什班迪教团的神圣导师们。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那些捍卫穆斯林大众尊严的奥斯曼苏丹们。愿造物主爱那些爱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诅咒那些憎恨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主啊！求祢援助穆罕默德的民族！求祢击败那些伤害穆罕默德民族的人！求祢派遣那位将拯救穆罕默德民族的人，即哈兹拉提·麦赫迪（愿主赐他平安）。阿敏。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毫无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属、妻室、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正道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大众的真正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确凿无疑的造物主使者的继承人，信士们的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追随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在场的信士们啊，当敬畏至高的造物主并顺从祂，造物主确实与敬畏者和行善者同在。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与造物主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万世之主。祂（至高无上者）在《古兰经》的《忏悔章》中说道：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难道你们以为自己会被遗弃吗？而造物主尚未察看你们中谁是奋斗者，且除了造物主、祂的使者以及信士们之外，不以他人为亲信？造物主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以物配主者不应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因为他们已自证其不信。这些人的善功将化为乌有，他们将永居火狱之中。唯有信仰造物主与末日、谨守拜功、缴纳天课且除造物主外不畏惧任何人者，方能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这些人才是期望获得正道者。”（9:16-18）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主啊！求祢赐福予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愿主赐他平安），他的光芒是最初被创造的，他的降世是普世的慈悯。求祢赐予他祝福，其数量等同于祢所创造的过去与未来的一切生命，无论是有福者还是不幸者；求赐予他无限、无边、不可计数、永无止境、永不终结的祝福；求赐予他因祢的永恒而永恒的祝福；同时也以此方式，赐福予他的家人与圣伴们，并致以圆满的问候。（注：此为大救星盖斯·阿扎姆的赞圣词）。阿敏。
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他，降临于他高贵的家人，以及他受祝福的圣伴们，特别要向四大正统哈里发致敬：艾布·伯克尔·塞迪克、欧麦尔·法鲁克、奥斯曼·加尼以及阿里·穆尔塔扎，并愿平安降临于所有追随他们直至末日的人们。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纳克什班迪教团神圣的谢赫们。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正是他们守护了穆斯林群体的尊严。愿造物主喜爱那些爱戴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谴责那些仇视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属于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主啊！求您援助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求您击败那些伤害穆罕默德追随者的人！求您派遣那位将拯救穆罕默德追随者的救世主——麦赫迪（愿主赐他平安）降临。阿敏。
信士们啊！噢，信仰者们！先知使命的满月正是使者（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而圣门弟子们则是他天空中闪耀的群星。千万不要被误导，以为先知（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神圣使命是轻而易举的；也千万不要被误导，以为圣门弟子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容易的。更不要被误导，以为圣门弟子——即他的同伴们——所承受的磨难是简单的。正如我们刚才诵读的《忏悔章》中的经文所言：难道你们以为自己会被置之不理，仅仅凭口头宣称就能追随他们的道路吗？
正如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在另一段经文中所言：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难道人们以为只要说“我们信仰了”，就不会受到考验，从而可以安然无恙吗？绝非如此！我们确实考验过在你们之前的人。造物主以此知晓谁是诚实的，也知晓谁是撒谎的。（29:2-3）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愿造物主不要降下严苛的考验于我们。但我们必须倾听圣门弟子们曾经历过的一切。听听乌特巴·本·加兹万（愿造物主喜悦他）在演讲中所说的话。他曾是早期归信伊斯兰的七人小组之一。他曾迁徙至阿比西尼亚，随后又迁徙至麦地那。他参加了白德尔战役以及所有其他重大战役。他曾是欧麦尔（愿造物主喜悦他）麾下的一名将军，并最终代表欧麦尔协助建设并治理了巴士拉城。
这就是造物主所钟爱的勇士之一，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么，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位造物主的忠仆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这个世界已经发出了离别的宣告，很快就要走向终结。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像锅底残留的一点残渣，人们正用手指舔舐着这点余味。你们正奔向一个永恒的归宿，因此，你们应当带着你们所积攒的善行前往那里。我们曾听闻，若从火狱的入口投下一块巨石，它将持续坠落七十年，却依然无法触及火狱深渊的底部。但我向造物主发誓，那深不可测、广袤无垠的火狱，终将被人群填满。这难道不令你们感到震惊吗？我们还听闻，火狱之门一侧到另一侧的距离，需要走上四十年，然而终有一天，它会被拥挤的人群所塞满。
我曾是跟随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七个人之一，那时我们除了树叶，别无他食。由于极度的饥饿，我们的嘴角都溃烂了。我当时仅有的一件衣物是一块布单，我把它撕成两半，分了一半给萨阿德·本·阿比·瓦卡斯。我用一半围在下身，他也用另一半围在下身。
看看现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成了某座城市的总督。我祈求造物主的庇护，使我不至于在自我评价中变得自大，而在造物主的眼中却变得渺小。（引用资源：Mawaiz asSahaba）。
这位先知的同伴所言真实不虚。
这个世界已经发出了离别的宣告，很快就要走向终结。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像锅底残留的一点残渣，人们正用手指舔舐着这点余味。你们正奔向一个永恒的归宿，因此，你们应当带着你们所积攒的善行前往那里。我们曾听闻，若从火狱的入口投下一块巨石，它将持续坠落七十年，却依然无法触及火狱深渊的底部。但我向造物主发誓，那深不可测、广袤无垠的火狱，终将被人群填满。这难道不令你们感到震惊吗？我们还听闻，火狱之门一侧到另一侧的距离，需要走上四十年，然而终有一天，它会被拥挤的人群所塞满。
我曾是跟随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七个人之一，那时我们除了树叶，别无他食。由于极度的饥饿，我们的嘴角都溃烂了。我当时仅有的一件衣物是一块布单，我把它撕成两半，分了一半给萨阿德·本·阿比·瓦卡斯。我用一半围在下身，他也用另一半围在下身。
“看看现在，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某座城市的管理者。我祈求造物主的庇护，使我不至于在自我评价中变得伟大，而在造物主的眼中却变得渺小。”（引用资源：Mawaiz as-Sahaba）
先知的同伴所言即是真理。
这是一条箴言，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审视它，它足以指引我们直至生命终点。因为它是一条源于丰富人生阅历的忠告，是一生致力于在造物主之道上耕耘的结晶。这是一段奉献（Hizmet）的人生，一段致力于让造物主所钟爱者感到喜悦的人生。这是一段不求感谢、不求赞美的人生——一段只在乎为了造物主而行事的人生。这正是乌特巴（Hz. Utbah）在开头所表达的——你为那个永恒的世界准备了什么？乌特巴在造物主之道上离世了。那么我们呢？我们正在做什么？你今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你昨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如果造物主让你继续活下去，明天你又将为了造物主做些什么？
我们能够称呼我们的谢赫为“萨希布·赛义夫（Sahib el-Sayf）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埃尔·拉巴尼”，这是我们的荣幸。他坚信并教导我们，他所建立的这个道堂（Dergah），是基于纳克什班迪教团的原则，即这是圣门弟子们的修行道路。因此，当他发言时，他所传达的正是他们的教诲。
听听他说了什么，仔细聆听，并从中汲取教训。谢赫的话语始终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正如他们（圣贤们）依然活着一样，他们的话语也充满生命力。萨希布·赛义夫这样说道：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造物主，那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今世（Dunya）。为了这个世界。你难道没有在今世得到回报吗？是的。那你到了后世（Ahirat）又能得到什么呢？“玛莎造物主（MashaAllah）”，我为每个人敞开了大门，让他们为了今世的利益去工作。为了造物主的缘故，我观察了每一个人，玛莎造物主。除了少数几个人外，每个人都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本色。走吧。去证明你有多么为了造物主而活。去吧。你做不到。这是五十四项主命（farz）之一，即信士在行走时应当怀着这样的意图和思考：“我能为造物主做些什么？”当他走在街上时，（信士会思考）“我今天为造物主做了什么？”
是的。我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我每天都在说。那些有房子的人，把这句话写在门前。当你打开家门时，你应该看到那个标语：“你今天为造物主做了什么？”
……如果你不是为了造物主而活，那么你吸入的每一口空气对你而言都是非法的（haram）。你喝下的每一口水对你而言都是非法的，因为当你喝水时，你没有说“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BismillahirRahmanirRahim）。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全世界的主（Alhamudlillahi Rabbil Alamin）”。你没有做一个感恩的仆人。所以那是违法的。吃喝对你来说都将是违法的……你以为是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但你连一座小山丘都没创造出来。但你忘记了，当你去洗手间时，如果造物主不许可，你连排泄都做不到。你忘记了这一点。
你忘记了，如果祂现在不许可，你连气都排不出来，你会像气球一样爆炸。你忘记了，如果祂不许可，你连空气都无法呼吸。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傲慢呢？
这是谁的教导？这绝对不是尊贵的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教导。这不是圣门弟子们的教导。这不是清廉之士的教导。这不是诸位圣徒（Evliyaullah）的教导。这不是任何正义之士的教导。根本不是。这也不是任何有常识的人的教导。这绝对不是谢赫·麦夫拉纳的教导。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的教导。那么，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每天24小时，带着这种傲慢和固执坐在我面前。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
如果你愿意，收拾好你的行李，回到你的恶魔那里去吧。如果你不打算顺从造物主和祂的先知，不打算摆脱这些疾病，这里就没有你的位置。我尤其要在审判日控告你。我会说：“我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但他们依然留在这里。”你可以独自去地狱。不要做他人的向导。所以，如果你喜欢，就继续那样做吧。但既然万物皆有定数，修行道路（Tarikat）一定会教导你。要么你从简单的方式中学习，要么你从最艰难的方式中学习……
你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成为造物主（至高无上者）顺从的仆人。这就是这个地方存在的意义。除此之外，你只会制造混乱。别无他物。你将沉沦其中。你将沉沦其中。在今世和后世。我对此绝不容忍。你明明知道得更好。但你依然没有觉醒。好吧。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为你祈祷。到那时，事情对你而言将以不同的方式运作。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别无他法。一切成功皆由造物主所赐（Wa min-Allahu Tawfiq）。
这些话语对你而言，直到审判日都应足够了。你还是不明白。我可以重复一百万遍，你都不会明白。有时候，一句诅咒比一千句劝告更有价值。别忘了这一点。造物主知道祂在做什么。
萨希布·赛义夫所言即真理。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造物主，那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做呢？为了今世。为了这个世界。你难道不是已经在今世得到回报了吗？是的。那你到了后世又能得到什么呢？造物主意欲（MashaAllah），我为了今世的工作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但为了造物主，我却看清了每个人的真面目。除了极少数人是例外，每个人都暴露了他们的本色。去吧，去展示一下你到底有多么虔诚地为了造物主而活。去吧，你做不到。这是五十四项主命（farz）之一，即信士在行走时，心中必须怀着这样的意图和思考：“我能为造物主做些什么？”当他走在街上时，（信士应当思考）“我今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
是的，我一直在说，每天都在说。那些有房子的人，把那个牌子挂在你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当你打开家门时，你应该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着：“你今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
……如果你不是为了造物主而活，那么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对你而言都是非法的（haram）。你喝下的每一口水对你而言也是非法的，因为当你喝水时，你并没有诵念：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造物主之名，至仁至慈。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全世界的主。
你并没有为此做一个感恩的仆人。所以，那是违法的。吃喝对你来说都将成为非法的……你以为是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但你连一座小山丘都没创造出来。当你去洗手间时，你却忘了，如果造物主不许可，你连排泄都做不到。你把那部分给忘了。
你忘记了，如果造物主此刻不准许你，你就无法呼出体内的空气，你会像个气球一样膨胀爆炸。你忘记了，如果造物主不准许你，你就连一口气都吸不进去。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傲慢？
这是谁的教导？这绝对不是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教导。这不是圣门弟子们的教导。这不是虔诚先贤们的教导。这不是诸位主友们的教导。这不是任何正直之人的教导。绝非如此。这也不是任何拥有常识的人所传授的教导。这绝对不是毛拉谢赫的教导。这在这里也绝对不是我的教导。那么，你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每天二十四小时，你带着这种傲慢与固执坐在我面前。你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
如果你愿意，就收拾好你的行李，回到你的恶魔那里去吧。如果你无意顺从造物主及其先知，无意摆脱这些病态，那么这里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尤其是在审判日，我一定会控告你。我会说：“我从未准许他们这样做，但他们依然执迷不悟。”你可以独自去往火狱。不要去误导他人。所以，如果你喜欢，就继续那样做吧。但正如万物皆有定数，修行之路（Tarikat）终会教导你。要么你选择通过简单的方式去学习，要么你就会通过最艰难的方式去领悟……
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如何成为造物主（至高无上者）顺从的仆人。这才是此地的存在意义。除此之外，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制造混乱。别无他物。你们终将沉沦其中。你们会在今世和后世都沉沦其中。对于这一点，我绝不会有任何容忍。你们明明心知肚明。但你们至今仍未觉醒。好吧。为了你们好，我们只能换一种方式来为你们祈祷。到那时，事情对你们而言将以不同的方式运作。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Wa min-Allahu Tawfiq（一切成功皆源于造物主）。
这些话语本应足以让你们受用至审判日。但你们就是不明白。我可以重复一百万遍，但你们还是不会明白。有时候，一句严厉的训诫比一千句劝告更有价值。别忘了这一点。造物主深知祂所做的一切。
Sahibulsaif（佩剑者）所言即是真理。
愿造物主不要让我们通过遭受惩罚才学会教训。我们感谢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因为我们正处于祂的代理人旗帜之下，是他教会了我们如何成为优秀的仆人。
这个道堂（Dergah）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顺从的仆人。如果只是在昏昧无知（gaflet）的状态下机械地起立跪拜，那并不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顺从的仆人。为了造物主而工作，为了造物主而行动，为了造物主而付出，这才是顺从的仆人所为。要去服务他人，要去帮助他人。顺从的仆人懂得服从。服从的含义是：当你接到命令时，你会做出回应，并切实执行你被要求去做的事情。生活在21世纪的人啊，你究竟在接受谁的命令？如果你拒绝接受任何指令，又怎能称得上是“顺从”呢？
道堂里的门徒（murid）聆听着他谢赫（导师）的指令，而谢赫则聆听着来自“黄金链条”的指令，这条链条一直向上追溯，连接着神圣的先知（愿主赐他平安），并最终连接到造物主那里。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يَدُ اللَّهِ فَوْقَ أَيْدِيهِمْ
造物主的手在他们的手之上。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这就是保持连接的道路。
直到后世，我们才会真正明白祈祷的价值。但先知（愿主福安之）教导过我们一些善行，在今世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善行是被造物主所接纳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善行的价值远超我们的祈祷。道堂（Dergah）正是为了帮助人们践行这些能为我们赢得造物主喜悦的善行而存在的。这是对追随者（murids）的要求，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这里的追随者。举个简单的例子——守卫职责。在伊斯兰中，这种守卫职责被称为“里巴特”（Ribat）。这个词与“拉比塔”（Rabita，即精神联结）有着相同的词根。我们那位三周前去世的兄弟，在他离世的前一天晚上，就在这座道堂里履行了守卫职责。
这为何能取悦造物主呢？萨尔曼·法里西（愿造物主喜悦他）传述，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在边境守卫（Ribat）一天一夜，胜过斋戒并彻夜祈祷整整一个月。如果一个人在守卫期间去世，他将永远获得其善行的报酬，获得他的给养（Rizq），并免受坟墓的考验。”（《穆斯林圣训实录》）。
有一次，在先知（愿主福安之）归真后，阿布·胡莱拉（愿造物主喜悦他）正在执行守卫任务，当时警报响起，所有人都赶到了海岸。当人们发现那是一场虚惊时，便开始往回走，但阿布·胡莱拉依然伫立在岸边。有人问他为何留下，阿布·胡莱拉回答说：“我曾听先知（愿主福安之）说：‘在造物主的道路上站岗一小时，胜过在尊贵的盖德尔之夜（Laylatul Qadr）于黑石旁祈祷。’”（《伊本·希班圣训集》）。然而，我们却任由私欲欺骗自己，任由私欲将一切看得如此轻描淡写。我们不该如此。在这座道堂里，你们正在为后世（Ahiret）打包行囊。在道堂里，我们共同完成这些善行。造物主喜爱集体（Jemaat）完成的功课，胜过独自完成的功课。
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两人一起礼拜，其中一人领拜，在造物主看来，比八个人各自单独礼拜要好；四个人一起礼拜，其中一人领拜，在造物主看来，比一百个人各自单独礼拜要好。”（塔巴拉尼圣训集）。
先知（愿主福安之）还教导我们要集体礼拜，这是这个穆斯林群体所享有的最大福分之一。我们本应在这里。当我们不想来这里时，那是我们的恶魔在作祟，也是我们私欲的驱使。我们的灵魂渴望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家园。这并非唯一的世间——我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兄弟。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灵魂是集结的军队。它们因彼此相识而亲近，因彼此陌生而疏离。”（布哈里圣训集）。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最终都将走向坟墓。我们的信仰是，坟墓之后便是后世。
萨希布·赛义夫（Sahib el-Sayf）曾反复强调：“你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离世的方式；你离世的方式，就是你复活并前往审判台的方式。”你正与谁共同生活？你将与谁一同离世？你又将与谁一同复活？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塔里卡”（修行之道）。这就是与造物主所喜爱的人在一起的道路。如果你在今生、在死亡之时以及在后世都无法与他们同行，那么你就有可能陷入与造物主所恼怒之人为伍的危险境地。愿造物主保护我们免遭那种境遇。
我们在此进行提醒。据欧麦尔（愿主喜悦之）传述，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说：“在造物主的仆人中，确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非先知，也非殉道者，但在复生日，先知和殉道者们却会因他们在造物主面前所享有的崇高地位而对他们心生羡慕。”
众人问道：“造物主的使者啊，请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回答道：“他们是那些为了造物主而彼此相爱的人，尽管他们之间并无血缘亲属关系，也没有金钱往来。指着造物主发誓，他们的面容将闪耀着光芒，他们本身就处于光亮之中。当世人感到恐惧时，他们不会恐惧；当世人感到忧伤时，他们也不会忧伤。”
随后，先知（愿主福安之）诵读了这节经文，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须知，造物主的挚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古兰经》10:62）。（艾布·达伍德圣训集）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主啊！求祢让我们为祢而活，为祢而死，并为祢而复生。求祢让我们与那些祢所接纳的人同在，让他们为祢而生，为祢而死。求祢让我们与那些祢所爱、祢所眷顾的人同在。求祢宽恕我们的过错。求祢赐予我们力量，去为穆斯林大众做更多有益的事。为了我们谢赫的缘故。阿敏。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愿造物主尊崇他），“剑之主”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洁其秘密）的哈里发，奥斯曼德加，纽约。伊斯兰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21日，2026年9月4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sake/）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原文标题：Ya Rabbi, Let Us Live, Die, and Be Raised Only for Your Sake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Ya Rabbi, Let Us Live, Die, and Be Raised Only for Your Sake——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毫无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属、妻室、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正道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大众的真正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确凿无疑的造物主使者的继承人，信士们的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追随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在场的信士们啊，当敬畏至高的造物主并顺从祂，造物主确实与敬畏者和行善者同在。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与造物主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祂（至尊且崇高）在神圣的《古兰经》“忏悔章”中说：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难道你们以为自己会被遗弃，而造物主还没有考验你们之中谁是奋斗者，且除了造物主、祂的使者和信士们之外，不以他人为亲信吗？造物主深知你们所做的一切。以物配主者不配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因为他们已自证其不信。这些人的善行将化为乌有，他们将在火狱中永居。唯有信仰造物主与末日，谨守拜功、缴纳天课，且除造物主外不畏惧任何人的人，才配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这些人才是被期望获得正道的人。”（9:16-18）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主啊！求祢赐福于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愿主赐他平安），他的光芒被最先创造，他的降世是给全世界的慈悯。求祢赐予他祝福，其数量等同于祢过去与未来所有受造物中，无论是蒙福者还是不幸者的总和；求祢赐予他无限、无边、不可计数、永无止境、永不枯竭的祝福；求祢赐予他因祢的永恒而永恒的祝福，并同样赐福于他的家属与圣门弟子。（大救助者之赞词）。阿敏。
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他，降临于他高贵的家属与受祝福的圣门弟子，特别是四位正统哈里发：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西迪克、哈兹拉提·欧麦尔·法鲁克、哈兹拉提·奥斯曼·加尼、哈兹拉提·阿里·穆尔塔扎，以及所有直到末日追随他们的人。
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纳克什班迪教团的神圣导师们。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那些捍卫穆斯林大众尊严的奥斯曼苏丹们。愿造物主爱那些爱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诅咒那些憎恨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主啊！求祢援助穆罕默德的民族！求祢击败那些伤害穆罕默德民族的人！求祢派遣那位将拯救穆罕默德民族的人，即哈兹拉提·麦赫迪（愿主赐他平安）。阿敏。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我们赞美至高的造物主，向祂祈求宽恕，我们见证除造物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祂独一无二，毫无伙伴；我们见证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祂的仆人、祂的挚爱、祂的使者。愿造物主赐福于他，以及他的家属、妻室、圣门弟子、追随者，以及在他之后引导正道的正统哈里发们，他们是穆斯林大众的真正辅佐者，特别是那些确凿无疑的造物主使者的继承人，信士们的长官：哈兹拉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追随者，愿造物主对他们所有人感到喜悦。在场的信士们啊，当敬畏至高的造物主并顺从祂，造物主确实与敬畏者和行善者同在。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众世界的主。愿造物主赐福并安宁于众先知之首、众使者之领袖，我们的领袖与造物主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万世之主。祂（至高无上者）在《古兰经》的《忏悔章》中说道：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难道你们以为自己会被遗弃吗？而造物主尚未察看你们中谁是奋斗者，且除了造物主、祂的使者以及信士们之外，不以他人为亲信？造物主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以物配主者不应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因为他们已自证其不信。这些人的善功将化为乌有，他们将永居火狱之中。唯有信仰造物主与末日、谨守拜功、缴纳天课且除造物主外不畏惧任何人者，方能照管造物主的清真寺。这些人才是期望获得正道者。”（9:16-18）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主啊！求祢赐福予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愿主赐他平安），他的光芒是最初被创造的，他的降世是普世的慈悯。求祢赐予他祝福，其数量等同于祢所创造的过去与未来的一切生命，无论是有福者还是不幸者；求赐予他无限、无边、不可计数、永无止境、永不终结的祝福；求赐予他因祢的永恒而永恒的祝福；同时也以此方式，赐福予他的家人与圣伴们，并致以圆满的问候。（注：此为大救星盖斯·阿扎姆的赞圣词）。阿敏。
愿平安与祝福降临于他，降临于他高贵的家人，以及他受祝福的圣伴们，特别要向四大正统哈里发致敬：艾布·伯克尔·塞迪克、欧麦尔·法鲁克、奥斯曼·加尼以及阿里·穆尔塔扎，并愿平安降临于所有追随他们直至末日的人们。
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纳克什班迪教团神圣的谢赫们。愿和平与祝福降临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正是他们守护了穆斯林群体的尊严。愿造物主喜爱那些爱戴他们的人。愿造物主谴责那些仇视他们的人。愿造物主早日将属于他们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主啊！求您援助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求您击败那些伤害穆罕默德追随者的人！求您派遣那位将拯救穆罕默德追随者的救世主——麦赫迪（愿主赐他平安）降临。阿敏。
信士们啊！噢，信仰者们！先知使命的满月正是使者（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而圣门弟子们则是他天空中闪耀的群星。千万不要被误导，以为先知（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神圣使命是轻而易举的；也千万不要被误导，以为圣门弟子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容易的。更不要被误导，以为圣门弟子——即他的同伴们——所承受的磨难是简单的。正如我们刚才诵读的《忏悔章》中的经文所言：难道你们以为自己会被置之不理，仅仅凭口头宣称就能追随他们的道路吗？
正如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在另一段经文中所言：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难道人们以为只要说“我们信仰了”，就不会受到考验，从而可以安然无恙吗？绝非如此！我们确实考验过在你们之前的人。造物主以此知晓谁是诚实的，也知晓谁是撒谎的。（29:2-3）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愿造物主不要降下严苛的考验于我们。但我们必须倾听圣门弟子们曾经历过的一切。听听乌特巴·本·加兹万（愿造物主喜悦他）在演讲中所说的话。他曾是早期归信伊斯兰的七人小组之一。他曾迁徙至阿比西尼亚，随后又迁徙至麦地那。他参加了白德尔战役以及所有其他重大战役。他曾是欧麦尔（愿造物主喜悦他）麾下的一名将军，并最终代表欧麦尔协助建设并治理了巴士拉城。
这就是造物主所钟爱的勇士之一，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么，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位造物主的忠仆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这个世界已经发出了离别的宣告，很快就要走向终结。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像锅底残留的一点残渣，人们正用手指舔舐着这点余味。你们正奔向一个永恒的归宿，因此，你们应当带着你们所积攒的善行前往那里。我们曾听闻，若从火狱的入口投下一块巨石，它将持续坠落七十年，却依然无法触及火狱深渊的底部。但我向造物主发誓，那深不可测、广袤无垠的火狱，终将被人群填满。这难道不令你们感到震惊吗？我们还听闻，火狱之门一侧到另一侧的距离，需要走上四十年，然而终有一天，它会被拥挤的人群所塞满。
我曾是跟随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七个人之一，那时我们除了树叶，别无他食。由于极度的饥饿，我们的嘴角都溃烂了。我当时仅有的一件衣物是一块布单，我把它撕成两半，分了一半给萨阿德·本·阿比·瓦卡斯。我用一半围在下身，他也用另一半围在下身。
看看现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成了某座城市的总督。我祈求造物主的庇护，使我不至于在自我评价中变得自大，而在造物主的眼中却变得渺小。（引用资源：Mawaiz asSahaba）。
这位先知的同伴所言真实不虚。
这个世界已经发出了离别的宣告，很快就要走向终结。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像锅底残留的一点残渣，人们正用手指舔舐着这点余味。你们正奔向一个永恒的归宿，因此，你们应当带着你们所积攒的善行前往那里。我们曾听闻，若从火狱的入口投下一块巨石，它将持续坠落七十年，却依然无法触及火狱深渊的底部。但我向造物主发誓，那深不可测、广袤无垠的火狱，终将被人群填满。这难道不令你们感到震惊吗？我们还听闻，火狱之门一侧到另一侧的距离，需要走上四十年，然而终有一天，它会被拥挤的人群所塞满。
我曾是跟随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七个人之一，那时我们除了树叶，别无他食。由于极度的饥饿，我们的嘴角都溃烂了。我当时仅有的一件衣物是一块布单，我把它撕成两半，分了一半给萨阿德·本·阿比·瓦卡斯。我用一半围在下身，他也用另一半围在下身。
“看看现在，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某座城市的管理者。我祈求造物主的庇护，使我不至于在自我评价中变得伟大，而在造物主的眼中却变得渺小。”（引用资源：Mawaiz as-Sahaba）
先知的同伴所言即是真理。
这是一条箴言，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审视它，它足以指引我们直至生命终点。因为它是一条源于丰富人生阅历的忠告，是一生致力于在造物主之道上耕耘的结晶。这是一段奉献（Hizmet）的人生，一段致力于让造物主所钟爱者感到喜悦的人生。这是一段不求感谢、不求赞美的人生——一段只在乎为了造物主而行事的人生。这正是乌特巴（Hz. Utbah）在开头所表达的——你为那个永恒的世界准备了什么？乌特巴在造物主之道上离世了。那么我们呢？我们正在做什么？你今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你昨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如果造物主让你继续活下去，明天你又将为了造物主做些什么？
我们能够称呼我们的谢赫为“萨希布·赛义夫（Sahib el-Sayf）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埃尔·拉巴尼”，这是我们的荣幸。他坚信并教导我们，他所建立的这个道堂（Dergah），是基于纳克什班迪教团的原则，即这是圣门弟子们的修行道路。因此，当他发言时，他所传达的正是他们的教诲。
听听他说了什么，仔细聆听，并从中汲取教训。谢赫的话语始终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正如他们（圣贤们）依然活着一样，他们的话语也充满生命力。萨希布·赛义夫这样说道：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造物主，那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今世（Dunya）。为了这个世界。你难道没有在今世得到回报吗？是的。那你到了后世（Ahirat）又能得到什么呢？“玛莎造物主（MashaAllah）”，我为每个人敞开了大门，让他们为了今世的利益去工作。为了造物主的缘故，我观察了每一个人，玛莎造物主。除了少数几个人外，每个人都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本色。走吧。去证明你有多么为了造物主而活。去吧。你做不到。这是五十四项主命（farz）之一，即信士在行走时应当怀着这样的意图和思考：“我能为造物主做些什么？”当他走在街上时，（信士会思考）“我今天为造物主做了什么？”
是的。我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我每天都在说。那些有房子的人，把这句话写在门前。当你打开家门时，你应该看到那个标语：“你今天为造物主做了什么？”
……如果你不是为了造物主而活，那么你吸入的每一口空气对你而言都是非法的（haram）。你喝下的每一口水对你而言都是非法的，因为当你喝水时，你没有说“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BismillahirRahmanirRahim）。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全世界的主（Alhamudlillahi Rabbil Alamin）”。你没有做一个感恩的仆人。所以那是违法的。吃喝对你来说都将是违法的……你以为是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但你连一座小山丘都没创造出来。但你忘记了，当你去洗手间时，如果造物主不许可，你连排泄都做不到。你忘记了这一点。
你忘记了，如果祂现在不许可，你连气都排不出来，你会像气球一样爆炸。你忘记了，如果祂不许可，你连空气都无法呼吸。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傲慢呢？
这是谁的教导？这绝对不是尊贵的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教导。这不是圣门弟子们的教导。这不是清廉之士的教导。这不是诸位圣徒（Evliyaullah）的教导。这不是任何正义之士的教导。根本不是。这也不是任何有常识的人的教导。这绝对不是谢赫·麦夫拉纳的教导。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的教导。那么，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每天24小时，带着这种傲慢和固执坐在我面前。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
如果你愿意，收拾好你的行李，回到你的恶魔那里去吧。如果你不打算顺从造物主和祂的先知，不打算摆脱这些疾病，这里就没有你的位置。我尤其要在审判日控告你。我会说：“我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但他们依然留在这里。”你可以独自去地狱。不要做他人的向导。所以，如果你喜欢，就继续那样做吧。但既然万物皆有定数，修行道路（Tarikat）一定会教导你。要么你从简单的方式中学习，要么你从最艰难的方式中学习……
你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成为造物主（至高无上者）顺从的仆人。这就是这个地方存在的意义。除此之外，你只会制造混乱。别无他物。你将沉沦其中。你将沉沦其中。在今世和后世。我对此绝不容忍。你明明知道得更好。但你依然没有觉醒。好吧。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为你祈祷。到那时，事情对你而言将以不同的方式运作。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别无他法。一切成功皆由造物主所赐（Wa min-Allahu Tawfiq）。
这些话语对你而言，直到审判日都应足够了。你还是不明白。我可以重复一百万遍，你都不会明白。有时候，一句诅咒比一千句劝告更有价值。别忘了这一点。造物主知道祂在做什么。
萨希布·赛义夫所言即真理。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造物主，那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做呢？为了今世。为了这个世界。你难道不是已经在今世得到回报了吗？是的。那你到了后世又能得到什么呢？造物主意欲（MashaAllah），我为了今世的工作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但为了造物主，我却看清了每个人的真面目。除了极少数人是例外，每个人都暴露了他们的本色。去吧，去展示一下你到底有多么虔诚地为了造物主而活。去吧，你做不到。这是五十四项主命（farz）之一，即信士在行走时，心中必须怀着这样的意图和思考：“我能为造物主做些什么？”当他走在街上时，（信士应当思考）“我今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
是的，我一直在说，每天都在说。那些有房子的人，把那个牌子挂在你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当你打开家门时，你应该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着：“你今天为了造物主做了什么？”
……如果你不是为了造物主而活，那么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对你而言都是非法的（haram）。你喝下的每一口水对你而言也是非法的，因为当你喝水时，你并没有诵念：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造物主之名，至仁至慈。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全世界的主。
你并没有为此做一个感恩的仆人。所以，那是违法的。吃喝对你来说都将成为非法的……你以为是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但你连一座小山丘都没创造出来。当你去洗手间时，你却忘了，如果造物主不许可，你连排泄都做不到。你把那部分给忘了。
你忘记了，如果造物主此刻不准许你，你就无法呼出体内的空气，你会像个气球一样膨胀爆炸。你忘记了，如果造物主不准许你，你就连一口气都吸不进去。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傲慢？
这是谁的教导？这绝对不是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教导。这不是圣门弟子们的教导。这不是虔诚先贤们的教导。这不是诸位主友们的教导。这不是任何正直之人的教导。绝非如此。这也不是任何拥有常识的人所传授的教导。这绝对不是毛拉谢赫的教导。这在这里也绝对不是我的教导。那么，你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每天二十四小时，你带着这种傲慢与固执坐在我面前。你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
如果你愿意，就收拾好你的行李，回到你的恶魔那里去吧。如果你无意顺从造物主及其先知，无意摆脱这些病态，那么这里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尤其是在审判日，我一定会控告你。我会说：“我从未准许他们这样做，但他们依然执迷不悟。”你可以独自去往火狱。不要去误导他人。所以，如果你喜欢，就继续那样做吧。但正如万物皆有定数，修行之路（Tarikat）终会教导你。要么你选择通过简单的方式去学习，要么你就会通过最艰难的方式去领悟……
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如何成为造物主（至高无上者）顺从的仆人。这才是此地的存在意义。除此之外，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制造混乱。别无他物。你们终将沉沦其中。你们会在今世和后世都沉沦其中。对于这一点，我绝不会有任何容忍。你们明明心知肚明。但你们至今仍未觉醒。好吧。为了你们好，我们只能换一种方式来为你们祈祷。到那时，事情对你们而言将以不同的方式运作。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Wa min-Allahu Tawfiq（一切成功皆源于造物主）。
这些话语本应足以让你们受用至审判日。但你们就是不明白。我可以重复一百万遍，但你们还是不会明白。有时候，一句严厉的训诫比一千句劝告更有价值。别忘了这一点。造物主深知祂所做的一切。
Sahibulsaif（佩剑者）所言即是真理。
愿造物主不要让我们通过遭受惩罚才学会教训。我们感谢造物主（至高无上者），因为我们正处于祂的代理人旗帜之下，是他教会了我们如何成为优秀的仆人。
这个道堂（Dergah）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顺从的仆人。如果只是在昏昧无知（gaflet）的状态下机械地起立跪拜，那并不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顺从的仆人。为了造物主而工作，为了造物主而行动，为了造物主而付出，这才是顺从的仆人所为。要去服务他人，要去帮助他人。顺从的仆人懂得服从。服从的含义是：当你接到命令时，你会做出回应，并切实执行你被要求去做的事情。生活在21世纪的人啊，你究竟在接受谁的命令？如果你拒绝接受任何指令，又怎能称得上是“顺从”呢？
道堂里的门徒（murid）聆听着他谢赫（导师）的指令，而谢赫则聆听着来自“黄金链条”的指令，这条链条一直向上追溯，连接着神圣的先知（愿主赐他平安），并最终连接到造物主那里。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يَدُ اللَّهِ فَوْقَ أَيْدِيهِمْ
造物主的手在他们的手之上。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这就是保持连接的道路。
直到后世，我们才会真正明白祈祷的价值。但先知（愿主福安之）教导过我们一些善行，在今世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善行是被造物主所接纳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善行的价值远超我们的祈祷。道堂（Dergah）正是为了帮助人们践行这些能为我们赢得造物主喜悦的善行而存在的。这是对追随者（murids）的要求，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这里的追随者。举个简单的例子——守卫职责。在伊斯兰中，这种守卫职责被称为“里巴特”（Ribat）。这个词与“拉比塔”（Rabita，即精神联结）有着相同的词根。我们那位三周前去世的兄弟，在他离世的前一天晚上，就在这座道堂里履行了守卫职责。
这为何能取悦造物主呢？萨尔曼·法里西（愿造物主喜悦他）传述，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在边境守卫（Ribat）一天一夜，胜过斋戒并彻夜祈祷整整一个月。如果一个人在守卫期间去世，他将永远获得其善行的报酬，获得他的给养（Rizq），并免受坟墓的考验。”（《穆斯林圣训实录》）。
有一次，在先知（愿主福安之）归真后，阿布·胡莱拉（愿造物主喜悦他）正在执行守卫任务，当时警报响起，所有人都赶到了海岸。当人们发现那是一场虚惊时，便开始往回走，但阿布·胡莱拉依然伫立在岸边。有人问他为何留下，阿布·胡莱拉回答说：“我曾听先知（愿主福安之）说：‘在造物主的道路上站岗一小时，胜过在尊贵的盖德尔之夜（Laylatul Qadr）于黑石旁祈祷。’”（《伊本·希班圣训集》）。然而，我们却任由私欲欺骗自己，任由私欲将一切看得如此轻描淡写。我们不该如此。在这座道堂里，你们正在为后世（Ahiret）打包行囊。在道堂里，我们共同完成这些善行。造物主喜爱集体（Jemaat）完成的功课，胜过独自完成的功课。
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两人一起礼拜，其中一人领拜，在造物主看来，比八个人各自单独礼拜要好；四个人一起礼拜，其中一人领拜，在造物主看来，比一百个人各自单独礼拜要好。”（塔巴拉尼圣训集）。
先知（愿主福安之）还教导我们要集体礼拜，这是这个穆斯林群体所享有的最大福分之一。我们本应在这里。当我们不想来这里时，那是我们的恶魔在作祟，也是我们私欲的驱使。我们的灵魂渴望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家园。这并非唯一的世间——我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兄弟。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灵魂是集结的军队。它们因彼此相识而亲近，因彼此陌生而疏离。”（布哈里圣训集）。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最终都将走向坟墓。我们的信仰是，坟墓之后便是后世。
萨希布·赛义夫（Sahib el-Sayf）曾反复强调：“你生活的方式，就是你离世的方式；你离世的方式，就是你复活并前往审判台的方式。”你正与谁共同生活？你将与谁一同离世？你又将与谁一同复活？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塔里卡”（修行之道）。这就是与造物主所喜爱的人在一起的道路。如果你在今生、在死亡之时以及在后世都无法与他们同行，那么你就有可能陷入与造物主所恼怒之人为伍的危险境地。愿造物主保护我们免遭那种境遇。
我们在此进行提醒。据欧麦尔（愿主喜悦之）传述，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说：“在造物主的仆人中，确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非先知，也非殉道者，但在复生日，先知和殉道者们却会因他们在造物主面前所享有的崇高地位而对他们心生羡慕。”
众人问道：“造物主的使者啊，请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回答道：“他们是那些为了造物主而彼此相爱的人，尽管他们之间并无血缘亲属关系，也没有金钱往来。指着造物主发誓，他们的面容将闪耀着光芒，他们本身就处于光亮之中。当世人感到恐惧时，他们不会恐惧；当世人感到忧伤时，他们也不会忧伤。”
随后，先知（愿主福安之）诵读了这节经文，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须知，造物主的挚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古兰经》10:62）。（艾布·达伍德圣训集）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言真实不虚。
主啊！求祢让我们为祢而活，为祢而死，并为祢而复生。求祢让我们与那些祢所接纳的人同在，让他们为祢而生，为祢而死。求祢让我们与那些祢所爱、祢所眷顾的人同在。求祢宽恕我们的过错。求祢赐予我们力量，去为穆斯林大众做更多有益的事。为了我们谢赫的缘故。阿敏。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愿造物主尊崇他），“剑之主”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洁其秘密）的哈里发，奥斯曼德加，纽约。伊斯兰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21日，2026年9月4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sake/）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别让生命的教训随时间流逝：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找回内心的宁静与感恩？
原文出处：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com/2026/09/07/let-not-the-lesson-fade-with-time/
原文标题：Let Not the Lesson Fade with Time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Let Not the Lesson Fade with Time——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提问：齐山（Zeeshan）离世已经三周了，我们依然在怀念他。但随着时间不断流逝，我们该如何让这段经历在我们心中保持鲜活？有时，某些事件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起初这些启示显得非常真实且生动。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该如何让这些启示保持活力，使它们对我们而言依然真实，而不是仅仅沦为一段记忆？
我们应当远离这个世界。当下的这个世界，即这个“今世”（dunya），此时此刻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正以全速逃避死亡。他们不希望任何事物提醒我们关于死亡或衰老的信息，尤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它对青春有着近乎偏执的迷恋，这种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我们必须审视，必须拥有洞察力，必须亲自走出去看看。这就是为什么圣徒们（Evliyas）会去旅行，先知们也会去旅行。去看看其他人是如何看待事物的，这是很有必要的。在许多地方，死亡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它不是屏幕上的滚动文字，也不是一段视频，它是真实的。人们亲眼目睹它。死亡、疾病、贫困、坟墓、事物的消逝，这些提醒是持续且一贯的。但这里不是这样，这里不是这样。这就是我感到担忧的原因。我在思考，在观察，我为下一代、为我们这一代人、为我们的人民感到担忧。
你们来到这里，却忘记了你们祖国传授给你们的教诲，忘记了你们的文化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你们统统抛诸脑后。你们只学会了那些糟糕的东西，这样下去你们将一无所获。尽管这些（传统）曾是你人生阅历的一部分，是你文化的一部分，但你却可能就这样轻易地失去它们。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你们就可以忘记一切。当人们受到某种引导或洗脑时，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能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先知们降临世间，传授最卓越的指引，带来最伟大的支持，可即便如此，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一切仍可能付诸东流。
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并非最好的时代，反而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一切，尤其是这套社会体制，甚至根本不是在追求真正的生活。这就是生活吗？朝九晚五，像个机器人一样，这就是生活吗？你工作仅仅是为了支付账单，为了偿还房贷，这就是生活吗？他们甚至没教过你如何去享受生活。因为现在的一切都索然无味。生活没有滋味，食物没有滋味，什么都没有滋味。他们没有教导你们这些。滋味不仅仅来自于物质本身，滋味更是一种源于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你的信仰的状态。这与拥有多少金钱无关。先知曾说，造物主正在收回这种滋味。在末日临近之时，造物主会从富人的口中夺走滋味，并将其赐予穷人的口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知（愿主赐他平安）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如海洋般深邃的意义。你拥有一切，却并不满足，并不快乐。生活毫无滋味。“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哪怕他们送我一匹马，我还是不喜欢，我不喜欢。”紧接着，死亡就降临了。因为没有快乐，没有感恩。但当你看到那些穷人，他们吃着一块面包时，却能品尝到如此浓郁的滋味。
我至今仍记得，那是几年前的事，时间并不久远，当时有人问那个叙利亚的孩子，他正处于饥饿之中，问他：“如果你能吃到任何食物，你最想吃什么？”
他说：“面包。面包。”
“你打算拿它做什么呢？”
“我打算把它和我的兄弟分享。”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不仅仅是动物。我们已经超越了动物的阶段，现在作为人类，我们却变得比动物还不如。比动物还不如的是什么？是没有生命。是人造的生命。一切都是人造的味道，人造的享受，人造的智能。一切都是人造的。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这就是为什么道堂（dergah）和集体礼拜（Jemaat）更加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努力去做些什么。你忘了，会有人努力去做些什么。你忘了，会有人来提醒你。你会变得忙碌，至少在这里。而不是在外面。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提醒，现在提醒自己已经变得很自然了。在这个系统里提醒自己是不自然的。事实上，这个系统会说：“忘掉吧！忘掉一切。你的信仰没有立足之地，你对造物主的信仰没有立足之地，除了为这个系统服务，其他一切都没有立足之地。”这个系统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它有它的“味道”。
如果你远离集体礼拜（Jemaat），你只会回到你的旧习惯。仅此而已。如果你来了，那么至少有一两个人，三个人来了，好吧，我们可能会聊聊这个那个，但过了一会儿，话题就会回到这里，回到道堂（dergah），回到先知，回到那些经历。我们正在互相提醒。那里有一种支持。甚至那些其他人也在说，如果两个人聚在一起，三个人，那么神圣的支持就会是第三个到来。这也是你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这是关于记念，念词（zikir）。每天做五次很难。每天五次地起立跪拜，身体上也许容易，但要让自己进入对死亡的记念，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我们的方式，我们应该做的。一旦这成为一种习惯，你就会奔向那些也会帮助你提醒的人。你不会逃跑。你会奔向那些人。
是的，自齐山（Zeeshan）去世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停止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想忘记它，你想继续你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他的离世，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他的离世，我们还在谈论他的生命对他意味着什么。离世，每个人都会在这里离世。但他为何而活？当他离世时，他为何而离世？这很重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父母正在经历什么，兄弟正在经历什么。与其说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如说你至少每天一次，需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你的儿子、你的兄弟，你所爱的人，然后说：“我的造物主今天对我非常仁慈。我的造物主对我非常怜悯。我的造物主给了我如此多的爱。尽管我做了很多事情来忘记祂，不感恩，甚至不感谢祂，但祂仍在给予。感谢您，我的造物主啊（Ya Rabbi）。”所以，不要指望这个尘世（dunya）会告诉你这样做。
谢赫·埃芬迪曾说，在整个体系——也就是那个“伪信者体系”（Dajjalic system）——接管全世界之前，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即便是在市中心，人们也会设立墓地。在市中心，最宏伟的建筑往往是像清真寺这类提醒你记念造物主的场所。就在这些建筑旁边，就是墓地。所以，当人们路过时，绝不会忘记：你终将走向死亡。
如今在现代生活中，你走进超市，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甚至都不知道牛肉是来自牛。生活与死亡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一切都与死亡隔绝开来。因此，记念死亡至关重要。记念死亡是为了感恩生命，并帮助他人过上轻松的生活。去尝试消除他人生活中的痛苦吧。你有痛苦吗？试着去消除别人的痛苦，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痛苦消失得有多快。你有抱怨，你有难题，试着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问题也会随之消失。但他们不会教你这些。在任何清真寺里，他们都不会教你这些。他们只会说：“你有问题吗？那就整天念叨你的问题吧。”却不教你去帮助他人。
所以，要理解我们所获得的恩惠，理解我们所获得的慈悯。试着去坚守它。对于分配给你去帮助他人的工作，要牢牢抓住。看看你还能做些什么来尝试做得更多。信士绝不是懒惰的。信士会说：“我今天做了这些，明天我想做些别的事。”这并不是说要陷入“噢，我做得不够，我厌恶我自己”那种自我攻击。不，绝不是那种自私的自我折磨。而是要说：“Alhamdulillah（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我做了这些。明天我会尝试做得更好，去帮助更多的人。”
或者至少应该说：“今天我做错了这些事，明天我立志不再犯。”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内心就无法安宁。如果我不去尝试给予他人和平，我的内心就无法找到平静。每个人都渴望和平。他们想要，想要，一直想要。是的，打着和平的旗号，你们却摧毁了整个世界。打着和平的旗号，你们却吞噬了整个世界。你们想要和平吗？那就去给予和平吧。
اللَّهُمَّ أَنْتَ السَّلَامُ وَمِنْكَ السَّلَامُ
造物主啊，祢是和平，和平皆源于祢。
因为祢，我的造物主，祢就是和平。因为所有的和平都来自造物主，所以它才被命名为和平。和平源于祢，归于祢亦是和平。所以，要把一切归还给它的主人。你们想要和平吗？那就去给予和平吧。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但在某些意识形态中，要坚持这种想法非常困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是不可能拥有那种思维的。
因此，我们必须审视什么对我们有益，什么无益，并学会辨别那些无益之事。远离它们。愿造物主使我们成为对他人的益处，因沙造物主（若造物主意欲）。法提哈章。
引用资源：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萨希布·赛义夫·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化其秘密）之哈里发，奥斯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
回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20日
2026年9月3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time/）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原文标题：Let Not the Lesson Fade with Time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Let Not the Lesson Fade with Time——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至仁至慈的造物主之名。
提问：齐山（Zeeshan）离世已经三周了，我们依然在怀念他。但随着时间不断流逝，我们该如何让这段经历在我们心中保持鲜活？有时，某些事件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起初这些启示显得非常真实且生动。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该如何让这些启示保持活力，使它们对我们而言依然真实，而不是仅仅沦为一段记忆？
我们应当远离这个世界。当下的这个世界，即这个“今世”（dunya），此时此刻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正以全速逃避死亡。他们不希望任何事物提醒我们关于死亡或衰老的信息，尤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它对青春有着近乎偏执的迷恋，这种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我们必须审视，必须拥有洞察力，必须亲自走出去看看。这就是为什么圣徒们（Evliyas）会去旅行，先知们也会去旅行。去看看其他人是如何看待事物的，这是很有必要的。在许多地方，死亡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它不是屏幕上的滚动文字，也不是一段视频，它是真实的。人们亲眼目睹它。死亡、疾病、贫困、坟墓、事物的消逝，这些提醒是持续且一贯的。但这里不是这样，这里不是这样。这就是我感到担忧的原因。我在思考，在观察，我为下一代、为我们这一代人、为我们的人民感到担忧。
你们来到这里，却忘记了你们祖国传授给你们的教诲，忘记了你们的文化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你们统统抛诸脑后。你们只学会了那些糟糕的东西，这样下去你们将一无所获。尽管这些（传统）曾是你人生阅历的一部分，是你文化的一部分，但你却可能就这样轻易地失去它们。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你们就可以忘记一切。当人们受到某种引导或洗脑时，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能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先知们降临世间，传授最卓越的指引，带来最伟大的支持，可即便如此，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一切仍可能付诸东流。
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并非最好的时代，反而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一切，尤其是这套社会体制，甚至根本不是在追求真正的生活。这就是生活吗？朝九晚五，像个机器人一样，这就是生活吗？你工作仅仅是为了支付账单，为了偿还房贷，这就是生活吗？他们甚至没教过你如何去享受生活。因为现在的一切都索然无味。生活没有滋味，食物没有滋味，什么都没有滋味。他们没有教导你们这些。滋味不仅仅来自于物质本身，滋味更是一种源于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你的信仰的状态。这与拥有多少金钱无关。先知曾说，造物主正在收回这种滋味。在末日临近之时，造物主会从富人的口中夺走滋味，并将其赐予穷人的口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知（愿主赐他平安）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如海洋般深邃的意义。你拥有一切，却并不满足，并不快乐。生活毫无滋味。“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哪怕他们送我一匹马，我还是不喜欢，我不喜欢。”紧接着，死亡就降临了。因为没有快乐，没有感恩。但当你看到那些穷人，他们吃着一块面包时，却能品尝到如此浓郁的滋味。
我至今仍记得，那是几年前的事，时间并不久远，当时有人问那个叙利亚的孩子，他正处于饥饿之中，问他：“如果你能吃到任何食物，你最想吃什么？”
他说：“面包。面包。”
“你打算拿它做什么呢？”
“我打算把它和我的兄弟分享。”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不仅仅是动物。我们已经超越了动物的阶段，现在作为人类，我们却变得比动物还不如。比动物还不如的是什么？是没有生命。是人造的生命。一切都是人造的味道，人造的享受，人造的智能。一切都是人造的。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这就是为什么道堂（dergah）和集体礼拜（Jemaat）更加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努力去做些什么。你忘了，会有人努力去做些什么。你忘了，会有人来提醒你。你会变得忙碌，至少在这里。而不是在外面。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提醒，现在提醒自己已经变得很自然了。在这个系统里提醒自己是不自然的。事实上，这个系统会说：“忘掉吧！忘掉一切。你的信仰没有立足之地，你对造物主的信仰没有立足之地，除了为这个系统服务，其他一切都没有立足之地。”这个系统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它有它的“味道”。
如果你远离集体礼拜（Jemaat），你只会回到你的旧习惯。仅此而已。如果你来了，那么至少有一两个人，三个人来了，好吧，我们可能会聊聊这个那个，但过了一会儿，话题就会回到这里，回到道堂（dergah），回到先知，回到那些经历。我们正在互相提醒。那里有一种支持。甚至那些其他人也在说，如果两个人聚在一起，三个人，那么神圣的支持就会是第三个到来。这也是你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这是关于记念，念词（zikir）。每天做五次很难。每天五次地起立跪拜，身体上也许容易，但要让自己进入对死亡的记念，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我们的方式，我们应该做的。一旦这成为一种习惯，你就会奔向那些也会帮助你提醒的人。你不会逃跑。你会奔向那些人。
是的，自齐山（Zeeshan）去世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停止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想忘记它，你想继续你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他的离世，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他的离世，我们还在谈论他的生命对他意味着什么。离世，每个人都会在这里离世。但他为何而活？当他离世时，他为何而离世？这很重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父母正在经历什么，兄弟正在经历什么。与其说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如说你至少每天一次，需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你的儿子、你的兄弟，你所爱的人，然后说：“我的造物主今天对我非常仁慈。我的造物主对我非常怜悯。我的造物主给了我如此多的爱。尽管我做了很多事情来忘记祂，不感恩，甚至不感谢祂，但祂仍在给予。感谢您，我的造物主啊（Ya Rabbi）。”所以，不要指望这个尘世（dunya）会告诉你这样做。
谢赫·埃芬迪曾说，在整个体系——也就是那个“伪信者体系”（Dajjalic system）——接管全世界之前，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即便是在市中心，人们也会设立墓地。在市中心，最宏伟的建筑往往是像清真寺这类提醒你记念造物主的场所。就在这些建筑旁边，就是墓地。所以，当人们路过时，绝不会忘记：你终将走向死亡。
如今在现代生活中，你走进超市，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甚至都不知道牛肉是来自牛。生活与死亡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一切都与死亡隔绝开来。因此，记念死亡至关重要。记念死亡是为了感恩生命，并帮助他人过上轻松的生活。去尝试消除他人生活中的痛苦吧。你有痛苦吗？试着去消除别人的痛苦，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痛苦消失得有多快。你有抱怨，你有难题，试着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问题也会随之消失。但他们不会教你这些。在任何清真寺里，他们都不会教你这些。他们只会说：“你有问题吗？那就整天念叨你的问题吧。”却不教你去帮助他人。
所以，要理解我们所获得的恩惠，理解我们所获得的慈悯。试着去坚守它。对于分配给你去帮助他人的工作，要牢牢抓住。看看你还能做些什么来尝试做得更多。信士绝不是懒惰的。信士会说：“我今天做了这些，明天我想做些别的事。”这并不是说要陷入“噢，我做得不够，我厌恶我自己”那种自我攻击。不，绝不是那种自私的自我折磨。而是要说：“Alhamdulillah（一切赞颂全归造物主），我做了这些。明天我会尝试做得更好，去帮助更多的人。”
或者至少应该说：“今天我做错了这些事，明天我立志不再犯。”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内心就无法安宁。如果我不去尝试给予他人和平，我的内心就无法找到平静。每个人都渴望和平。他们想要，想要，一直想要。是的，打着和平的旗号，你们却摧毁了整个世界。打着和平的旗号，你们却吞噬了整个世界。你们想要和平吗？那就去给予和平吧。
اللَّهُمَّ أَنْتَ السَّلَامُ وَمِنْكَ السَّلَامُ
造物主啊，祢是和平，和平皆源于祢。
因为祢，我的造物主，祢就是和平。因为所有的和平都来自造物主，所以它才被命名为和平。和平源于祢，归于祢亦是和平。所以，要把一切归还给它的主人。你们想要和平吗？那就去给予和平吧。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但在某些意识形态中，要坚持这种想法非常困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是不可能拥有那种思维的。
因此，我们必须审视什么对我们有益，什么无益，并学会辨别那些无益之事。远离它们。愿造物主使我们成为对他人的益处，因沙造物主（若造物主意欲）。法提哈章。
引用资源：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萨希布·赛义夫·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化其秘密）之哈里发，奥斯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
回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20日
2026年9月3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time/）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为什么信士可以有弱点，却绝不能撒谎？深度解析信仰与教育的真谛
原文出处：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com/2026/09/07/why-can-a-believer-have-other-weaknesses-but-cannot-be-a-liar/
原文标题：Why Can a Believer Have Other Weaknesses, but Cannot Be a Liar?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Why Can a Believer Have Other Weaknesses, but Cannot Be a Liar?——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提问：今天我回想起谢赫·埃芬迪（Sheykh Effendi）经常提到的那段圣训。有人问先知（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信士会变得吝啬吗？”先知回答说：“会。”那人又问：“信士会变得胆怯吗？”先知回答说：“会。”但当那人问：“信士会撒谎吗？”先知却回答说：“不会。信士绝不可能是个撒谎者。”为什么信士可以有其他这些弱点，却唯独不能撒谎呢？
因为造物主是“哈克”（Haqq），即真理。造物主就是真理。如果你宣称自己是一名信士，你就必须信仰这一点，并努力坚守它。因为信士的对立面其实并非不信者，信士的真正对立面是“穆纳菲格”（munafiq），也就是伪信者。这就是信士的对立面——伪信者。在伊斯兰教义中，地位最低的并非不信者，而是伪信者，甚至比不信者还要低。因为伪信者是在假装信仰。他主观上不信，却伪装成信徒。他在撒谎。你明白吗？所以，从本质上讲，任何形式的谎言都是伪信，难道不是吗？
你可以有软弱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那属于人类的弱点。但伪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伪信源自恶魔（Shaytan）。恶魔一直在伪装。他一直伪装成在崇拜造物主。恶魔他确实在崇拜造物主，但并非出于真诚，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极高的地位。在伊斯兰的语境下，这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要发现自己内心的伪信并不容易。这不仅仅是说一句“噢，我是个伪信者”，然后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就能解决的。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哭成泪人，也不在于你是否流泪。不要做表面功夫，对吧？真正的关键在于清晰地认识到：“噢，如果我这样做，看起来就像这样，听起来就像那样。既然我现在知道了——我不可能不知道——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那样。这与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还不去改变？为什么我不试着做点什么呢？”
众先知来到世间是为了指引我们，他们所举起的明镜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精神与灵魂确实源自造物主，它们是美好的。但同时，这面镜子也是为了让我们看清“私欲”（ego）的真相，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许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你的欲望是合理的。你产生的每一个欲望都是没问题的。谁说这是错的呢？你需要满足你的欲望。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要去追求它，去追逐它。如果你不去追逐，那你就是愚蠢的。别让任何人挡你的路，对吧？有数百万人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长大的。那种思维从未出自任何宗教。没有任何宗教，真的，也没有任何哲学支持这种观点。那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来自恶魔（Shaytan），而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我们内心深处的卑劣欲望正在被这种思想不断滋养。
所以，学会不去撒谎，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些时间。一旦你掌握了其中的门道，你就不能再说没人告诉过你了。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其实你知道，只是你不想改变而已。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固执，对吧？
因此，当谢赫·埃芬迪（Sheykh Effendi）说你必须意识到你的“私欲”比恶魔还要糟糕时，这并不是让你去自我贬低、自我谦卑，或者去折磨自己、认为自己一文不值。绝非如此。这是为了让你明白造物主所赋予的一切。我们的“私欲”并非毫无价值。造物主不会创造任何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声称自己信仰这个宗教或那个宗教，却比如去憎恨蚊子。或者他们憎恨某种动物，甚至忍心去破坏整个生态系统。你信仰造物主吗？你相信造物主是完美的，且创造万物皆臻于完美吗？那你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是无用的呢？它们自有其用途，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理解罢了。你为什么不去努力尝试理解它呢？你为什么总是试图让一切都符合你狭隘的认知？你为什么总是试图让造物主去符合你心中对“主”的定义？那其实就是偶像崇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应当去拓展，去包容。总之，没关系，这都可以理解。
学生：作为父母，我们该如何以一种非说教、非瓦哈比派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孩子远离谎言，并坚持讲真话呢？
你必须明白，正是你们自己为孩子创造了让他们撒谎的条件。当他们做错事时，你们就惩罚他们；当他们做对事时，你们就奖励他们。难道你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源自造物主的教导吗？我们做了那么多错事，造物主并没有惩罚我们。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他们做了那么多善事，却并不索求回报，仅仅因为行善本身就让他们感到快乐。我们到底是怎么了？这是因为我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这些，我们从错误的事物中习得了这些。特别是在当下，我们要反复强调，正如阿里（愿造物主尊崇他）转述先知的教诲：孩子生命中的前七年，要陪他们玩耍。要与你的孩子一起玩耍。接下来的七年，要教导他们。再接下来的七年，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去成为他们的朋友吧。你要去参与他们的玩耍。
人生的头七年，是塑造性格的关键期。别总想着玩。我们甚至都不愿和孩子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有些女性甚至不想让孩子待在身边，她们开始厌恶这种感觉。现在这成了一种潮流，你厌恶成为一名母亲。当然，有些人渴望成为母亲，却未能如愿，造物主至知。那是另一种情况。
你该如何让孩子不撒谎呢？首先，孩子们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并不想百分之百地向你坦白，这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难道在头七年里，你就已经把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强加给他们了吗？你自己真的妥善地践行了沙里亚吗？
玩耍。玩耍意味着并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事情。而现在，他们表现得“乖巧”。他们并非真的变好了，而是在“表演”乖巧。他们心想：“只要我表现成这样，父母就会爱我。”于是，你的爱变成了以他们表现良好为条件的交换。造物主依然在赐予我们恩典与慈悯，你难道看不见吗？这世上有如此多的残酷，但太阳依然照耀，雨水依然降临。而我们，竟然敢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做法？至于我们的造物主，无论我们是什么样，当我们投奔祂时，祂绝不会说：“不，你是个罪人，滚出去。”也许其他宗教会这样，我不知道。但在伊斯兰中绝非如此。祂不会说：“不，不，你需要献上血祭。”
造物主是全能的，祂完全可以直接宽恕。你也可以直接宽恕。如果造物主是那种要求血祭的形象，那么你也可以向别人提出同样的要求：“好吧，你想道歉吗？那你必须做出牺牲。”这听起来多奇怪啊？如果每个人都要求：“好吧，为了让你回来，你必须进行血祭。”你知道吗，作为一个人，这种做法既不友善，也不礼貌，更不符合天性。为什么你不能直接放下呢？对吧？先知们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他们从未犯过错。话说回来，你现在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遵循先知的教导吗？不，并不是。这遵循的不是先知的教导，不，这也不是在崇拜其他的偶像。先知（愿主福安之）从未拒绝过他教门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从未拒绝过任何呼唤他的人。
是吗？很好。但我们却在这样做。我们拒绝了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表现得好，他们就可以回来；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就让他们待在外面。那么我们到底在培养什么？我们是怎么了？因为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相处方式。好吧，你现在必须明白，走在正道上，那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与爱，无论发生什么，他们总能回到我们身边？随你怎么称呼它，叫它“无条件的爱”也好，这就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予他们这些呢？我们是否首先为他们提供了安全感、爱与联结？当你拥有了这些，你就可以对他们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随时都可以回到我身边。”
还是说我们的谢赫教导我们要惩罚孩子？他教导的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在清真寺里跑来跑去，他会说没关系，他们只是调皮，没事的，他们会好起来的，他们不会疯闹三十年。他们感到自在，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自然就学会了。这个孩子就在这儿，他在走来走去，他甚至不是我的儿子，他和我在同一个班级，他坐着，正看着我。你觉得他能听懂什么吗？他听不懂，但他能感受到这种能量。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把人们推开，我不是在这里说：“我比你们更优秀。”我站在这里是为了某种目的，为了获取某种东西，为了说一句：“抱歉，我的手弄脏了，”然后去给予。
所以，我们常被告知：安静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听话的、安静的、有礼貌的才是好孩子。但这不过是孩子为了迎合你而进行的表演，对吧？因为孩子的天性本就不是那样的。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吵闹、喧哗、上蹿下跳，总是跑来找你、打断你说话，你就会觉得这很糟糕、这不对。看看动物界吧，看看母羊和它身边的小羊羔，母亲坐着，小羊羔跳来跳去，甚至跳到它身上。你可曾听过母羊对小羊羔大吼大叫，让它们“到那边去”，非要让小羊羔变得乖巧安静吗？猫、鸭子或母鸡也是一样，动物世界里根本没有这种事。它们允许自己的孩子保持天性。它们给予孩子安全感、温暖和爱。
我们曾被灌输了满袋子的谎言，但我们本该有更好的判断力，因为我们拥有伊斯兰，拥有先知的榜样，拥有我们的谢赫（导师），他们也让这些教导与时俱进。我们并不是要生搬硬套五百年前、两百年前的理解方式。孩子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你可以说上一千遍，他们的大脑就是还没发育好。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一点。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应该拥有更多的慈悯。没关系的，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惩罚，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急于惩罚？这难道不是错的吗？孩子们吵闹、跳到你身上、打断你说话，这些都是常态。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想要你的关注、你的爱，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你就是他们的整个宇宙，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不再是那个中心了。如果你在他们需要时没有给予足够的爱，你就会毁掉这个“病人”（指孩子），而这个“病人”余生都将在寻找那种他永远也无法再得到的爱与关注。
我们做了那么多错事，但我们依然转向造物主。请给我找出一句经文，证明造物主曾说过：“你带着罪孽来找我，滚出去，把自己洗干净了再来。”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理解方式。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那种认为“不，不，不，想要接近造物主，你必须先变得纯洁”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伊斯兰在教导我们，造物主在教导我们：“如果你来到我面前，哪怕你的罪孽多如海洋中的泡沫，只要你来到我面前并向我祈求，我都会给予。向我祈求宽恕吧，我必会给予，因为你要知道，我的慈悯超越了我的震怒。”
但这一切已经遗失了。我们确实拥有伊斯兰，没错，当然拥有，但伊斯兰的这种精神教诲、伊斯兰的伦理道德、伊斯兰的礼仪规范，却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那些传授这些精神内涵的扎维亚（Zawiyas）、德尔加（Dergahs）以及谢赫们，整个体系都被彻底摧毁了。你或许还能看到一些残存的骨架，但他们现在忙于什么呢？他们忙于什么呢？忙于分发圣纪（Mevlid）的糕点，或者忙于过度保护某位女士。对吧？
所以，我们要赞美造物主（Alhamdulillah），感谢我们的谢赫。在理解、实践以及铭记教诲方面，我们与他相距甚远，但我们仍在努力。这已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所以，就像那样，仅仅是与他们坐在一起。我经常看到许多令人烦恼的父母，每一分钟都要教导孩子一些东西。你！其实是孩子们在教导你。如果你能观察孩子们，如果你拥有那双慧眼，你就能学到更多。通过观察你的孩子，你对造物主、对慈悯、对万事万物都会有更深的领悟，而不是一味地试图去教导他们。总是教啊、教啊、教啊。让他们自由一点，陪伴他们，观察他们。
愿造物主宽恕我们。愿我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如果造物主意欲。我们有太多需要清理的事情，需要建立那种信任、那种爱，去对他们说：“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并且不要去惩罚。不要惩罚。这并不是所谓的“软弱式教养”。试着去搞“强硬式教养”吧，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错事，造物主都会立刻惩罚我们吗？那么，你为什么表现得像个暴君一样？如果你能证明先知是这样做的，造物主是这样做的，那你才有权那样做。
不要把每件事都看得那么严重。尤其是当他们做错事时，不要小题大做。我们自己作为成年人，也不喜欢在犯错时被别人大做文章。我们不喜欢那样，我们会说：“嘿，我已经道歉了。别再揪着不放了。”要反复地提醒他们。给予爱，让事情过去，快点结束它。不要紧抓着那份愤怒和挫败感不放，不要去惩罚，要学会放下。就像那样，好吗？好的，学会放下，学会如何释怀。当他们看到你在调节自己的情绪时，他们也会学会如何自我调节。调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压制私欲。感到很生气？没关系。当你学会控制，他们看到你能够控制，他们也就能够控制。如果造物主意欲。一步一个脚印。
引用资源：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剑之主”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化其秘密）的哈里发，奥斯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
伊斯兰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20日
2026年9月3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liar/）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原文标题：Why Can a Believer Have Other Weaknesses, but Cannot Be a Liar?
原作者简介：Sahibul-Saif Sheykh Abdul Kerim al-Kibrisi al-Rabbani (1957–2012)，当代著名纳克什班迪-哈卡尼（Naqshbandi-Haqqani）苏菲道统精神导师，大谢赫纳齐姆·哈卡尼（Shaykh Nazim al-Haqqani）在北美的正统传人。他在美国纽约创立了奥斯曼苏菲中心（Osmanli Dergahi），毕生致力于引导现代人在喧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找回内心的纯真伊曼、复兴古典伊斯兰的灵性智慧与奥斯曼精神。
图：Why Can a Believer Have Other Weaknesses, but Cannot Be a Liar?——经典苏菲演讲与灵性指引
提问：今天我回想起谢赫·埃芬迪（Sheykh Effendi）经常提到的那段圣训。有人问先知（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信士会变得吝啬吗？”先知回答说：“会。”那人又问：“信士会变得胆怯吗？”先知回答说：“会。”但当那人问：“信士会撒谎吗？”先知却回答说：“不会。信士绝不可能是个撒谎者。”为什么信士可以有其他这些弱点，却唯独不能撒谎呢？
因为造物主是“哈克”（Haqq），即真理。造物主就是真理。如果你宣称自己是一名信士，你就必须信仰这一点，并努力坚守它。因为信士的对立面其实并非不信者，信士的真正对立面是“穆纳菲格”（munafiq），也就是伪信者。这就是信士的对立面——伪信者。在伊斯兰教义中，地位最低的并非不信者，而是伪信者，甚至比不信者还要低。因为伪信者是在假装信仰。他主观上不信，却伪装成信徒。他在撒谎。你明白吗？所以，从本质上讲，任何形式的谎言都是伪信，难道不是吗？
你可以有软弱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那属于人类的弱点。但伪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伪信源自恶魔（Shaytan）。恶魔一直在伪装。他一直伪装成在崇拜造物主。恶魔他确实在崇拜造物主，但并非出于真诚，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极高的地位。在伊斯兰的语境下，这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要发现自己内心的伪信并不容易。这不仅仅是说一句“噢，我是个伪信者”，然后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就能解决的。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哭成泪人，也不在于你是否流泪。不要做表面功夫，对吧？真正的关键在于清晰地认识到：“噢，如果我这样做，看起来就像这样，听起来就像那样。既然我现在知道了——我不可能不知道——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那样。这与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还不去改变？为什么我不试着做点什么呢？”
众先知来到世间是为了指引我们，他们所举起的明镜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精神与灵魂确实源自造物主，它们是美好的。但同时，这面镜子也是为了让我们看清“私欲”（ego）的真相，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许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你的欲望是合理的。你产生的每一个欲望都是没问题的。谁说这是错的呢？你需要满足你的欲望。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要去追求它，去追逐它。如果你不去追逐，那你就是愚蠢的。别让任何人挡你的路，对吧？有数百万人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长大的。那种思维从未出自任何宗教。没有任何宗教，真的，也没有任何哲学支持这种观点。那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来自恶魔（Shaytan），而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我们内心深处的卑劣欲望正在被这种思想不断滋养。
所以，学会不去撒谎，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些时间。一旦你掌握了其中的门道，你就不能再说没人告诉过你了。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其实你知道，只是你不想改变而已。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固执，对吧？
因此，当谢赫·埃芬迪（Sheykh Effendi）说你必须意识到你的“私欲”比恶魔还要糟糕时，这并不是让你去自我贬低、自我谦卑，或者去折磨自己、认为自己一文不值。绝非如此。这是为了让你明白造物主所赋予的一切。我们的“私欲”并非毫无价值。造物主不会创造任何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声称自己信仰这个宗教或那个宗教，却比如去憎恨蚊子。或者他们憎恨某种动物，甚至忍心去破坏整个生态系统。你信仰造物主吗？你相信造物主是完美的，且创造万物皆臻于完美吗？那你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是无用的呢？它们自有其用途，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理解罢了。你为什么不去努力尝试理解它呢？你为什么总是试图让一切都符合你狭隘的认知？你为什么总是试图让造物主去符合你心中对“主”的定义？那其实就是偶像崇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应当去拓展，去包容。总之，没关系，这都可以理解。
学生：作为父母，我们该如何以一种非说教、非瓦哈比派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孩子远离谎言，并坚持讲真话呢？
你必须明白，正是你们自己为孩子创造了让他们撒谎的条件。当他们做错事时，你们就惩罚他们；当他们做对事时，你们就奖励他们。难道你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源自造物主的教导吗？我们做了那么多错事，造物主并没有惩罚我们。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他们做了那么多善事，却并不索求回报，仅仅因为行善本身就让他们感到快乐。我们到底是怎么了？这是因为我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这些，我们从错误的事物中习得了这些。特别是在当下，我们要反复强调，正如阿里（愿造物主尊崇他）转述先知的教诲：孩子生命中的前七年，要陪他们玩耍。要与你的孩子一起玩耍。接下来的七年，要教导他们。再接下来的七年，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去成为他们的朋友吧。你要去参与他们的玩耍。
人生的头七年，是塑造性格的关键期。别总想着玩。我们甚至都不愿和孩子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有些女性甚至不想让孩子待在身边，她们开始厌恶这种感觉。现在这成了一种潮流，你厌恶成为一名母亲。当然，有些人渴望成为母亲，却未能如愿，造物主至知。那是另一种情况。
你该如何让孩子不撒谎呢？首先，孩子们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并不想百分之百地向你坦白，这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难道在头七年里，你就已经把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强加给他们了吗？你自己真的妥善地践行了沙里亚吗？
玩耍。玩耍意味着并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事情。而现在，他们表现得“乖巧”。他们并非真的变好了，而是在“表演”乖巧。他们心想：“只要我表现成这样，父母就会爱我。”于是，你的爱变成了以他们表现良好为条件的交换。造物主依然在赐予我们恩典与慈悯，你难道看不见吗？这世上有如此多的残酷，但太阳依然照耀，雨水依然降临。而我们，竟然敢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做法？至于我们的造物主，无论我们是什么样，当我们投奔祂时，祂绝不会说：“不，你是个罪人，滚出去。”也许其他宗教会这样，我不知道。但在伊斯兰中绝非如此。祂不会说：“不，不，你需要献上血祭。”
造物主是全能的，祂完全可以直接宽恕。你也可以直接宽恕。如果造物主是那种要求血祭的形象，那么你也可以向别人提出同样的要求：“好吧，你想道歉吗？那你必须做出牺牲。”这听起来多奇怪啊？如果每个人都要求：“好吧，为了让你回来，你必须进行血祭。”你知道吗，作为一个人，这种做法既不友善，也不礼貌，更不符合天性。为什么你不能直接放下呢？对吧？先知们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他们从未犯过错。话说回来，你现在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遵循先知的教导吗？不，并不是。这遵循的不是先知的教导，不，这也不是在崇拜其他的偶像。先知（愿主福安之）从未拒绝过他教门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从未拒绝过任何呼唤他的人。
是吗？很好。但我们却在这样做。我们拒绝了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表现得好，他们就可以回来；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就让他们待在外面。那么我们到底在培养什么？我们是怎么了？因为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相处方式。好吧，你现在必须明白，走在正道上，那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与爱，无论发生什么，他们总能回到我们身边？随你怎么称呼它，叫它“无条件的爱”也好，这就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予他们这些呢？我们是否首先为他们提供了安全感、爱与联结？当你拥有了这些，你就可以对他们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随时都可以回到我身边。”
还是说我们的谢赫教导我们要惩罚孩子？他教导的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在清真寺里跑来跑去，他会说没关系，他们只是调皮，没事的，他们会好起来的，他们不会疯闹三十年。他们感到自在，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自然就学会了。这个孩子就在这儿，他在走来走去，他甚至不是我的儿子，他和我在同一个班级，他坐着，正看着我。你觉得他能听懂什么吗？他听不懂，但他能感受到这种能量。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把人们推开，我不是在这里说：“我比你们更优秀。”我站在这里是为了某种目的，为了获取某种东西，为了说一句：“抱歉，我的手弄脏了，”然后去给予。
所以，我们常被告知：安静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听话的、安静的、有礼貌的才是好孩子。但这不过是孩子为了迎合你而进行的表演，对吧？因为孩子的天性本就不是那样的。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吵闹、喧哗、上蹿下跳，总是跑来找你、打断你说话，你就会觉得这很糟糕、这不对。看看动物界吧，看看母羊和它身边的小羊羔，母亲坐着，小羊羔跳来跳去，甚至跳到它身上。你可曾听过母羊对小羊羔大吼大叫，让它们“到那边去”，非要让小羊羔变得乖巧安静吗？猫、鸭子或母鸡也是一样，动物世界里根本没有这种事。它们允许自己的孩子保持天性。它们给予孩子安全感、温暖和爱。
我们曾被灌输了满袋子的谎言，但我们本该有更好的判断力，因为我们拥有伊斯兰，拥有先知的榜样，拥有我们的谢赫（导师），他们也让这些教导与时俱进。我们并不是要生搬硬套五百年前、两百年前的理解方式。孩子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你可以说上一千遍，他们的大脑就是还没发育好。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一点。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应该拥有更多的慈悯。没关系的，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惩罚，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急于惩罚？这难道不是错的吗？孩子们吵闹、跳到你身上、打断你说话，这些都是常态。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想要你的关注、你的爱，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你就是他们的整个宇宙，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不再是那个中心了。如果你在他们需要时没有给予足够的爱，你就会毁掉这个“病人”（指孩子），而这个“病人”余生都将在寻找那种他永远也无法再得到的爱与关注。
我们做了那么多错事，但我们依然转向造物主。请给我找出一句经文，证明造物主曾说过：“你带着罪孽来找我，滚出去，把自己洗干净了再来。”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理解方式。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那种认为“不，不，不，想要接近造物主，你必须先变得纯洁”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伊斯兰在教导我们，造物主在教导我们：“如果你来到我面前，哪怕你的罪孽多如海洋中的泡沫，只要你来到我面前并向我祈求，我都会给予。向我祈求宽恕吧，我必会给予，因为你要知道，我的慈悯超越了我的震怒。”
但这一切已经遗失了。我们确实拥有伊斯兰，没错，当然拥有，但伊斯兰的这种精神教诲、伊斯兰的伦理道德、伊斯兰的礼仪规范，却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那些传授这些精神内涵的扎维亚（Zawiyas）、德尔加（Dergahs）以及谢赫们，整个体系都被彻底摧毁了。你或许还能看到一些残存的骨架，但他们现在忙于什么呢？他们忙于什么呢？忙于分发圣纪（Mevlid）的糕点，或者忙于过度保护某位女士。对吧？
所以，我们要赞美造物主（Alhamdulillah），感谢我们的谢赫。在理解、实践以及铭记教诲方面，我们与他相距甚远，但我们仍在努力。这已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所以，就像那样，仅仅是与他们坐在一起。我经常看到许多令人烦恼的父母，每一分钟都要教导孩子一些东西。你！其实是孩子们在教导你。如果你能观察孩子们，如果你拥有那双慧眼，你就能学到更多。通过观察你的孩子，你对造物主、对慈悯、对万事万物都会有更深的领悟，而不是一味地试图去教导他们。总是教啊、教啊、教啊。让他们自由一点，陪伴他们，观察他们。
愿造物主宽恕我们。愿我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如果造物主意欲。我们有太多需要清理的事情，需要建立那种信任、那种爱，去对他们说：“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并且不要去惩罚。不要惩罚。这并不是所谓的“软弱式教养”。试着去搞“强硬式教养”吧，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错事，造物主都会立刻惩罚我们吗？那么，你为什么表现得像个暴君一样？如果你能证明先知是这样做的，造物主是这样做的，那你才有权那样做。
不要把每件事都看得那么严重。尤其是当他们做错事时，不要小题大做。我们自己作为成年人，也不喜欢在犯错时被别人大做文章。我们不喜欢那样，我们会说：“嘿，我已经道歉了。别再揪着不放了。”要反复地提醒他们。给予爱，让事情过去，快点结束它。不要紧抓着那份愤怒和挫败感不放，不要去惩罚，要学会放下。就像那样，好吗？好的，学会放下，学会如何释怀。当他们看到你在调节自己的情绪时，他们也会学会如何自我调节。调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压制私欲。感到很生气？没关系。当你学会控制，他们看到你能够控制，他们也就能够控制。如果造物主意欲。一步一个脚印。
引用资源：
谢赫·洛克曼·埃芬迪（Sheykh Lokman Efendi），“剑之主”谢赫·阿卜杜勒克里姆·埃尔·基布里西（愿造物主圣化其秘密）的哈里发，奥斯曼德加（Osmanli Dergah），纽约。
伊斯兰历1448年，拉比·阿瓦尔月20日
2026年9月3日
视频说明：原演讲珍贵现场录音与影像记录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Sahibul-Saif 奥斯曼苏菲演讲文库（https://sahibulsaif.wordpress. ... liar/）
[2] 纳克什班迪-哈卡尼全球道统学术档案（Naqshbandi-Haqqani Global Archive） 收起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