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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安拉应答了我的祈祷：告别故土、完成精神希吉拉的迁徙感悟

摘要：
“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未知的土地，只为守住向安拉跪拜的自由。”作者深情记录自己经历重重险阻完成跨国迁徙的心路历程，将地理上的流亡转化为信仰上的“希吉拉”，展现穆斯林在面对精神窒息时决然追寻光明与自由的坚定信念。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我完成了迁徙，离开熟悉的一切，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流亡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安拉啊，您应答了我的祈祷。

您让我与那些为真理奋斗的人们站在一起；您让我有勇气，向这个世界说出中共恶魔的真相，让我不再沉默，不再继续活在恐惧与伪装之中。

安拉啊，

您改造了我，让我一点点看清自己，也明白这个世界。是您把教门重新注入我的心里，是您让我重新认识伊斯兰，是您让我在彻底破碎之后，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归依。

安拉啊，

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拥有所有，因为我拥有您。

安拉啊，求您佑助我。

纯洁我的信仰，擦亮我的双眼，用教门的知识填补我内心所有的空白。不要让我迷失在仇恨、愤怒与自我之中，不要让我在黑暗里忘记光明。

安拉啊，

求您让一切繁难变得容易；

求您不要给我无法承受的考验。

当我软弱时，请不要丢下我；当我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请让我的心仍然能够安静地记念您。

安拉啊，

我期盼您继续改造我，不要让我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偏离。让我在孤独时仍然坚定，在被误解时仍然善良，在遭受伤害时仍不失去对您的依靠。

安拉啊，

我只能向您求助。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人会离开，人会误解，人会背叛，人会软弱；只有您不会。

安拉啊，

求您怜悯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亲人：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外爷外婆，以及所有归信您的穆斯林。求您宽恕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让他们在您的慈悯之下得享安宁。

安拉啊，

求您佑助巴勒斯坦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以及全世界正在战争、压迫与苦难中经受考验的穆斯林。求您护佑中国穆斯林，保护每一个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与压制的穆斯林。求您让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得到归宿，让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重新获得安宁，让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重新看见希望。

安拉啊，

在这个阿拉法日，我因向您祈祷而哭泣，也因向您祈求而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哪怕这个世界充满黑暗、背叛与压迫，只要我还能向您抬起双手，我就不会被真正击垮。

安拉啊，

求您让我继续为主道而奋斗。求您遮盖我的丑恶，原谅我的过错，为我阻挡那些明显与暗中的伤害。不要让我在名利、愤怒和自我满足中迷失，不要让我高估自己而骄傲自满。

安拉啊，

求您赐予我养活自己与家人的能力。求您让我把这遥远国度里的难民社区建设好，让它成为漂泊穆斯林们温暖的家，让那些孤独、恐惧、无助的人，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光。

安拉啊，

如果我软弱，请扶持我；

如果我迷失，请引导我；

如果我骄傲，请让我看见自己的渺小；

如果我陷入黑暗，请不要让我的心远离您。

安拉啊，

我经历过黑暗，所以才更加坚信光明；

我看见过丑恶，所以才更加明白善良的珍贵。

安拉啊，

求您让我的终点，落在正道、光明与您的喜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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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汉服狂欢与文化独尊：传统服饰复兴表象下的狭隘政治隐喻与反思

摘要：
服饰本是人类审美的自然表达，但近年来被官方与极端民粹高度政治化的汉服热，却夹杂着强烈的文化独尊与排外冲动。本文在肯定传统服饰美感的同时，警惕其背后潜藏的大汉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包容与万紫千红。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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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真空与极权统治必然面临的内部裂变

摘要：
终身制独裁彻底摧毁了接班人机制，使最高权力的传承演变成悬在全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结合古今中外专制政权覆灭史，论述独裁政权在权力暮年无可避免的信任崩塌与内部倾轧，为观察中国政治未来走向提供敏锐视角。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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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紧急通知下的信仰考验：评地方伊协行政化指令对清真寺独立地位的侵蚀

摘要：
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下发行政指令、将宗教场所变成政策宣讲站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清真寺作为纯洁礼拜场所的本质。本文直面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对信众信仰生活的负面干扰，探讨在世俗高压下阿訇与坊民如何智慧守护神圣空间的信仰纯洁性。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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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给阿拉伯兄弟的一封真诚回信：关于中国穆斯林真实处境与穆斯林世界的道义责任

摘要：
针对部分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友人对中国穆斯林境遇的误解与信息偏差，作者以虔诚穆斯林与亲历者身份展开真诚对话。信中系统阐述真实生存现状，呼吁全球乌玛超越地缘政治利益纠葛，切实秉持《古兰经》正义精神，关切支持华夏穆斯林同胞。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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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透视皇汉民族主义的狂热根源与现实危害

摘要：
每遇社会矛盾积聚，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煽动针对少数民族与异教徒的排外狂热，便成为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本文深刻解剖这一狭隘思维的虚伪与残忍，呼吁建立基于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的多元文明观，坚决抵制民粹仇恨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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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失语中国：全民噤声时代的言论封锁、思想窒息与破局之道

摘要：
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动辄封号喝茶的恐怖氛围，使得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度沦为思想的无声荒原。本文剖析“失语”对民族创造力与精神健康的深重戕害，指出在严密监控中寻找缝隙、彼此传递真相与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打破沉默的破局之道。



如果未来有人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史，或许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那些原本属于文学、商业与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2015年前后一夜间，被铺天盖地的习近平的粗俗口语占据：“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再后来，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中，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语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涉黑涉恶，斩草除根”“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必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带有明显株连和连坐色彩的标语，毁灭肉体、毁灭财产、毁灭血缘、毁灭未来，字里行间，充斥这恶毒的诅咒，充斥着赤裸裸的威胁。

一个文明最敏感的神经，往往藏在它的语言里。而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也往往写在它的标语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一边是越来越粗俗化、口号化和行政化的官方语言。另一边，则是越来越隐晦、扭曲和变形的民间语言。因为很多正常的话已经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数字代替文字、谐音代替本义、缩写代替完整句子、生僻字代替常用字、图片代替文字、表情包代替观点。满屏幕都是“敏感词”，超过古代帝国皇帝的领袖姓名“避讳制度”，人们逼迫不断发明新词汇，平台不断封禁新的词汇。有人销号、有人限流、有人被喝茶、有人被封禁，更多的人则学会了用隐喻生存，整个中国互联网逐渐变成了一部巨大的密码本。人们正在逐渐失去正常表达的能力，满世界满脑子都是围墙都是警戒线。

与民间不断发明新语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正在迅速膨胀——体制内的党八股语言。各类文件、讲话、通稿、学习材料、宣传报道越来越像同一种东西。长长的标题套着长长的定语，一层层政治术语叠加在一起，一个段落往往能写上几百字，却很难说清楚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阅读这些文字时，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什么都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能读懂，可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却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不是表达思想，而是回避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表态；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它正在不断占据公共空间。从新闻报道到学校教材，从会议纪要到企业学习材料，从社区宣传栏到互联网平台，大量公共空间被这种低信息密度、高政治浓度的语言所填满。它们消耗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和注意力，却很少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

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一边是普通人在不断发明新的隐语、代号和暗示，以绕过审查表达真实想法；另一边则是体制内不断生产越来越冗长、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缺乏信息量的标准文本。民间越来越不会说话，官方越来越不会说人话。

然而，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和宣传机器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语言究竟由谁创造。语言并不是自然生长的。一个社会真正创造语言的人，往往是作家、记者、学者、思想家和评论者。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和新的解释方式，把复杂的现实转化为可以被理解和讨论的公共语言。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梁启超创造了大量现代政治词汇；胡适推动了白话文运动；鲁迅重塑了中国人的批判语言；陈独秀等人把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引入公共讨论。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为社会创造新的语言。

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往往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而一个社会的衰退，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贫困。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之后，他们便不再创造语言，而开始生产口号；不再解释现实，而开始解释政策；不再提出问题，而开始提供标准答案。于是，语言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由社会共同创造的语言，越来越多地由权力来定义。

什么词汇可以存在，什么词汇必须消失；什么概念可以讨论，什么概念成为禁区；什么表达可以传播，什么表达必须删除——越来越多的语言权力开始集中于少数机构之手。于是，人们逐渐失去了描述现实的工具。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却找不到能够公开使用的词汇去描述；很多感受明明真实，却只能隐藏在暗语和隐喻之中。当创造语言的人停止创造语言，普通人最终也会失去表达现实的能力。于是社会开始同时出现两种失语：一种是“不敢说”，另一种是“不会说”。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语言创造力的衰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依附权力，当学者越来越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思想创造力便会逐渐衰退。社会依然有学校，有学者，有出版物，甚至依然有文学，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创造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达。一个文明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停止生产思想的时候。因为此时社会依然有大量文字，却越来越少有真正的信息；依然有大量声音，却越来越少有真实的表达。

回头再看那些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标语和简中互联内网里疯狂增长的敏感词，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粗俗、恶毒和充满戾气，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边被迫把真实表达藏进密码和暗语之中，一边又被海量空洞的党八股不断填满公共空间。当一个社会既充满噪音，又失去声音的时候，最先枯萎的往往不是文学，而是思想。一个文明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沉默，而是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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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豢养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官僚体制下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道德沉沦

摘要：
昔日承载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在权力的利诱与威逼下纷纷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弄臣。本文痛击当代部分体制内学者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指鹿为马与助纣为虐，呼吁读书人守住起码的学术诚信与做人底线，重拾敢于直言的独立风骨。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群体像文人这样，一边被尊崇，一边被驯化。他们被供进孔庙，被写进县志，被刻进族谱，被视为家族荣耀和国家栋梁。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拿起书本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里，不是去寻找真理，不是去挑战权力，而是进入权力，被权力驯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这种被驯化并不是依靠暴力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荣耀完成的。

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文人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入朝为官，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多少人读书读到白发，不过是为了那一顶乌纱帽。于是，中国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结构；他们批评现实，往往不是为了摆脱权力，而是为了获得参与权力的资格；他们反抗朝廷，往往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进入权力；他们读书写作，最终目的往往不是保持独立，而是获得朝廷承认。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最大的成功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获得皇帝赏识；最大的荣耀不是保持风骨，而是被写进史书、进入庙堂。于是，为帝王修史成为职业，替朝廷立言成为责任，歌功颂德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报国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久而久之，中国文人最擅长的事情，不再是监督权力，而是解释权力；不再是质疑权力，而是美化权力；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独立思想，而是为朝廷生产合法性。这套体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消灭了文人，而在于它让文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并非没有骨气之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拒绝被皇权驯化、保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太过于稀少，而恰恰是因为稀少才被后世铭记。因为绝大多数文人最终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监督者，而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洋时期曾出现过极为短暂却灿烂的一页：鲁迅、胡适等人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身份，尝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未必正确，也彼此争吵不休，但他们至少开始相信：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进入权力，而在于保持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历代王朝更彻底的改造，古代皇帝希望文人为自己服务。共产党则要求文人在思想上彻底属于自己。于是知识分子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位，而是“臭老九”，他们被批判、被改造、被监督、被组织化。文学被要求服务政治，学术被要求服务路线，艺术被要求服务阶级斗争，思想本身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体系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往往十分简单：要么沉默，要么赞美，要么消失。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曾是才华横溢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进入毛泽东时代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写下大量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文字。曾经那个试图探索思想与文学边界的人，最终成为权力最卖力的歌颂者之一，他不再需要别人要求他赞美权力，因为赞美本身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而郭沫若并不是个例，在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往往不是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一点点失去独立人格。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甘肃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在饥饿、寒冷和劳动中大量死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反对国家，他们只是没有学会赞美。

到了习近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更多依靠政治运动改造知识分子，习近平时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制度、资源和职业体系塑造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文艺团体依然存在，教授、作家和评论家依然数量庞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权力组织自己的思想。许多学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不再是现实社会本身，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领导讲话；许多作家越来越少描写真实的人，而越来越多书写正确的主题；许多评论者最大的能力，不再是发现问题，而是证明现有政策的合理性。

于是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每当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出台，总会有大量专家学者、评论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第一时间出现。他们像古代替皇帝解梦的术士一样，开始逐字逐句分析文件中的措辞变化：民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法治和法制分别出现在哪里，改革与安全哪个词频更高，某个提法相比去年增加了几个字，某个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国内如此，海外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往往如此。他们试图从字缝里寻找未来，从文件里推演方向，仿佛中国的命运就隐藏在这些词语排列组合之中。

然而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真正决定中共体制运行的，往往不是文件里写了什么，而是权力准备做什么。很多时候，文件只是宣传，而不是契约；只是表态，而不是约束。党真正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它真正准备去做的事情。可无数知识分子却把毕生精力消耗在对这些文本的反复阐释之中。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再研究社会，不再研究市场，不再研究普通人的真实处境，而是在研究权力究竟想让自己看到什么。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贫困，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原本可以用于探索未知、创造知识、推动文明进步的大量智力资源，被消耗在对权力文本的无限解读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比单纯的歌功颂德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歌功颂德至少承认自己是在赞美权力，而这种无休止的“政策研究”“文件解读”“提法分析”，却披着学术的外衣，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在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普通人则在另一条道路上被迫适应现实。由于越来越多的话不能正常说，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谐音、缩写、数字、暗语和隐喻。民间语言越来越像密码本，而官方语言越来越像公文堆。一个社会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彼此呼应的失语：普通人越来越不敢说话，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会说话。前者来自审查，后者来自收编。于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解释者，而逐渐变成了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翻译员；不再研究世界，而是研究文件；不再观察现实，而是揣摩风向。

苏联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剧本的俄语版本。斯大林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里所谓的工程师，并不是塑造自由灵魂的人，而是塑造符合国家需要灵魂的人。于是整个文学界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配合者获得荣誉、住房、津贴与地位；拒绝配合者则可能失去发表机会、遭受迫害，甚至进入劳改营体系。 高尔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位曾经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的伟大作家，最终成为苏联体制最重要的文学象征之一，与此同时，无数拒绝配合的人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他们进入了古拉格群岛，进入了劳改营，进入西伯利亚。很多年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开了这套体系的真相。人们这才发现，一个政权最害怕的并不是武装反抗者，而是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

更早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也经历过类似过程。早期伊斯兰文明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信仰，更因为它曾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学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法学家可以拒绝宫廷，许多著名伊玛目都曾拒绝为权力背书。从伊本·罕百里（Ahmad ibn Hanbal）拒绝屈服于官方神学而遭监禁，到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多次因挑战权威而入狱，早期伊斯兰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拒绝为权力背书的传统，更有大量的。 然而随着帝国化进程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被纳入国家体系，独立知识共同体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学逐渐官僚化，知识逐渐体制化。对于许多人而言，获得统治者认可开始变得比追求真理更重要，安全开始代替探索，仕途开始代替担当。学者越来越像官员，思想越来越像公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这套体系。当越来越多学者围绕权力组织思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主动远离宫廷与政治。他们不再试图从现实权力中寻找出路，而是转身走向内心，走向灵性的探索。后来广泛发展的苏菲传统，很大程度上便承载了这种对权力保持距离的精神选择。当知识生产越来越围绕权力展开时，一个文明便会逐渐失去最重要的能力：自我更新。这或许不是伊斯兰世界后来停滞的唯一原因，却无疑削弱了它面对新时代挑战的能力。

尽管晚期中国、晚期奥斯曼和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曾出现过类似现象：大学还在，学校还在，出版物还在，学者还在，甚至文学也还在，可真正独立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提出危险问题；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证明权力正确，而是提醒权力可能犯错。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依附权力时，文化便会逐渐停止生长。因为所有答案都已经提前写好，所有问题都已经提前规定，所有结论都已经提前批准。学问不再是发现未知，而是论证既定结论。文明表面上依然繁荣，实际上却正在失去创造未来的能力。

反观今天的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亲近政府的学者、媒体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但决定其活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大量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国家机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攻击总统。可以反对战争。可以挑战主流观点。甚至可以公开嘲笑整个制度。他们未必总是正确。但他们拥有犯错的自由。而思想，恰恰是在这种自由中诞生的。

所以，一个文明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大学、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而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究竟效忠于真理，还是效忠于权力。独裁者并不害怕没有知识分子，独裁者真正害怕的是不愿被收编的知识分子，因为军队只能控制人的身体，而知识分子能够塑造人的思想。一个政权最成功的统治，并不是消灭文人，而是让文人相信：为权力服务，就是自己的使命。因为所有被豢养的文人，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装饰品。而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诞生于那些不愿被豢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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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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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习主席笑了”：荒诞宣传秀背后的独裁者幻梦与社会底层真实疾苦

摘要：
党媒镜头前领袖的微笑与基层精心摆拍的“幸福祥和”，构成了当代最荒唐的超现实图景。本文刺破这一精心包装的宣传泡沫，将聚光灯投向被掩盖的失业困局、债务泥潭与底层绝望，揭示一人之笑建立在千万人苦难之上的残酷本质。



镜头里，戴着眼镜的习近平笑了，笑得很放松，很开心，甚至还带着几分久违的憨厚与满足。

习近平不是去访问朝鲜的，他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为他一个人表演的演出，而平壤的演出无疑十分成功。从机场到街道，从广场到剧院，从鲜花到掌声，从灯光到队列，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十几万人整齐列队，整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朝鲜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像素点，每一个动作都严丝合缝，每一阵掌声都恰到好处。甚至当习近平的专机已经冲上云霄之后，金正恩依然站在机场挥手致意，直到飞机消失在天际。

独裁者总是懂得如何取悦另一个独裁者。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真正想看的是什么。而金正恩显然深谙这门艺术。他给予习近平的并不仅仅是礼遇，更是在展示一种更加珍贵的东西：绝对控制。控制街道，控制广场，控制人群，控制掌声，控制欢呼，甚至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样的场面或许显得荒诞、夸张，甚至有些滑稽。但对于独裁者而言，这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美学，因为这种美学所展示的，从来不是热闹，而是服从。

金正恩展示给习近平的，是一场超越现代技术的古典权力景观 。这种对人性的格式化，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机械感。现代人常常感到困惑：明明人类已经步入AI与太空时代，星链、无人机、硅基智能……，为何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们，最迷恋的却依然是那些古老的技术？他们依然钟情于宏大的广场、绝对整齐的队列、遮天蔽日的旗帜，以及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仿佛从未发生过。从尼罗河畔的法老，到罗马皇帝的凯旋仪式；从秦始皇的宫阙，到希特勒的纽伦堡大会；从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到平壤的团体操，再天安门广场无数次的团体表演，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集权的政权，最终都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相似的审美。技术在变化，服装在变化，口号在变化，但权力展示自己的方式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审美的核心从来不是美，而是服从。当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独裁者看到的并不是十万人，而是十万个服从；当几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舞鲜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不是鲜花，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迷恋的从来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所传递的信息：人是可以被彻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可以被彻底控制的，意志是可以被统一塑造的。

普通人往往并不会被这种场面真正打动，大多数人都清楚掌声是安排好的，欢呼是训练出来的，鲜花和笑容背后往往站着组织者、摄像机和纪律要求。很多时候，人们看着这些盛大场面，甚至会产生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表演，却没有人说破。但独裁者似乎总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掌声经过排练，也知道这些欢呼并非发自内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沉醉其中。因为这种表演真正发挥作用的对象，从来不是群众，而是统治者自己。

德国思想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经指出，统治者最迷恋的并不是个人，而是群众。因为个人复杂、多变、难以预测，而群众则整齐、统一、容易塑造。对于独裁者而言，群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消灭了个体。当几十万人同时鼓掌的时候，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背景和像素，只是权力的回声。

这一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独裁者最大的恐惧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自由的思想和看不透的人心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民意更是不确定的。平壤恰恰为习近平展示了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每一次鼓掌、每一次欢呼、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易于操控的精密机器。对于长期生活在猜疑与不安全感中的统治者而言，这种场景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安慰作用。因为在那一刻，他会产生一种幻觉：自己真的掌握了一切。那一刻，镜头里的习近平笑得很放松。他沉醉于所有独裁者共同的梦想：一个没有杂音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按照同样节拍生活的世界。

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曾沉迷于这种幻觉。法老、罗马皇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相信：那些山呼万岁的声音代表忠诚，那些整齐划一的队伍代表拥护，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代表爱戴。但历史一次次证明：广场上的掌声是真的，整齐的队伍是真的，震耳欲聋的欢呼也是真的，唯独掌声背后的忠诚未必是真的。

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站在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发表演讲，广场上依旧聚集着数万人，红旗依旧飘扬，扩音器依旧轰鸣，一切看上去都和过去几十年没有区别，他习惯性地向群众挥手，等待熟悉的掌声，然而几秒钟后，人群里突然传出嘘声，接着是骚动，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彻底失控。那个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四年的强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四天后，他和妻子被处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了掌声，而掌声从来不是忠诚，它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习惯、服从和表演。

平壤的大戏终究会落幕，掌声也终究会停止。历史留给所有独裁者的最后一道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能够控制广场，能够安排掌声，能够组织欢呼，甚至能够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整齐划一。但他们永远无法确认一件事——当掌声停止之后，人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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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万人坑埋不住的记忆：暴政下的血泪历史与永恒的正义追问

摘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与镇压清洗中，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极权机器下的牺牲品。本文直面被刻意隐匿与尘封的残酷真相，严正宣告肉体可以被毁灭，但安拉的公义审判与历史的公正裁判绝不会缺席，唯有直面苦难才能迎来民族精神的彻底洗礼。



几乎所有的暴政都相信同一件事：只要把人消灭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焚烧书籍，销毁档案，封锁消息，枪决证人，把活人送进监狱，把死人送进万人坑。他们相信，只要埋得足够深，时间足够久，真相终究会和尸骨一起腐烂。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残酷。事实上，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古拉格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数百万家庭都知道有人被抓走，有人被流放，有人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之中。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索尔仁尼琴把那些零散、破碎、彼此孤立的苦难重新连接起来。一个人的遭遇只是故事，十个人的遭遇是传闻，一百万人的遭遇，就是历史。从那一刻开始，古拉格不再只是无数受害者埋藏在心底的记忆，而成为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拥有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报纸、广播电台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之一。但最终，人们记住的并不是他的演讲，不是他的口号，而是《古拉格群岛》。暴政总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可最终写下历史的，往往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苏联。纳粹德国曾经试图彻底抹去欧洲犹太人的存在。集中营焚尸炉昼夜不停运转，档案被销毁，证据被焚烧，整个民族被推向灭绝的边缘。可后来出现了《安妮日记》，那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著作。它只是一个躲藏在阁楼里的犹太少女留下的日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会被人读到，她只是记录，记录恐惧，记录希望，记录一个普通人在暴政阴影下的生活。后来，安妮死在集中营里，但她的日记活了下来。今天，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许多纳粹高官曾经发表过什么演讲，却依然记得那个在阁楼窗边写日记的女孩。

柬埔寨红色高棉如此，阿根廷军政府如此，南非种族隔离如此，几乎所有施暴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高估了权力，却低估了记忆。他们以为控制今天就能控制明天，控制档案就能控制历史，控制媒体就能控制真相。但历史真正的档案馆，从来不在政府机关里，而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有时候会沉默，但沉默不是消失，它可能藏在地下，藏在墙缝中，藏在祖父母不愿提起的往事里，藏在海外流亡者的讲述里，藏在一本书、一封信、一段录音、一份手稿之中，然后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万人坑上面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同样有人相信，只要控制得足够严密，真相就会永远消失。他们控制媒体，封锁消息，审查网络，威胁证人。他们把无数受害者牢牢困在新疆，试图让外界听不见维吾尔人的声音；他们试图让土伯特人的记忆沉入高原，让蒙古人的伤痕消失在草原；他们试图让中国穆斯林忘记那些被拆毁的清真寺、被焚烧的经书、被判刑的人以及那些被迫消失的人。他们相信，煽动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会替他们完成遗忘；相信时间会冲淡伤痕；相信沉默终将变成遗忘。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施暴者的意志，而是记录者的存在。

施暴者试图消灭记忆，而记忆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联是否会倒台。安妮躲在阁楼夹层里写日记的时候，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如此认真地倾听那个犹太少女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推翻苏联，也没有打败纳粹，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他们只有纸和笔，可最终让把暴政者钉死在火狱最深处无法翻身的，恰恰是这些纸和笔。

暴政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的抗议。而是害怕那些被枪决的人重新开口，害怕那些被关押的人重新翻案，害怕那些被掩埋的名字重新出现，害怕那些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被书写。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新疆发生的一切能够被永久掩盖，我不相信维吾尔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土伯特人的记忆会消失，不相信蒙古人的记忆会消失，更不相信中国穆斯林的记忆会集体消失。今天他们或许无法说话，但沉默不是遗忘。沉默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说出来的时刻。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安妮，土伯特人会有，蒙古人会有，中国穆斯林也会有。他们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他们会记录每一次搜查，记录每一次抓捕，记录每一个判刑，记录每一本被焚毁的经书，记录每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记录每一个消失的人。

历史总是这样：施暴者总以为自己掌握着历史。他们控制媒体，控制档案，控制学校，控制书籍，甚至试图控制人们的记忆。可最终决定历史的，往往不是他们留下的巨大雕像和刻在石碑上的赞歌，而是幸存者的讲述。暴政能够决定一个人如何死去，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记住这一切，万人坑埋得住尸骨，却埋不住记忆，更埋不住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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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输掉的不只是世界杯：体坛狂欢背后的国家主义幻象与民间反思

摘要：
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国体制到公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竞技体育常被政治权力用作彰显盛世的遮羞布。本文透视体育光环背后的民生疾苦与资源挥霍，呼吁公众将注意力从虚妄的国家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每一个具体人的真实福祉与权利上来。



世界杯又开始了。

中国队照旧不在其中。

中文互联网也照例开始了一轮关于中国足球的讨论，失望、自嘲、愤怒。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中国足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但是世界杯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离不开中国赞助商，离不开中国制造。”人们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没有中国企业赞助，国际足联还能撑多久？没有中国资本支持，世界杯还能办得风光吗？中国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简体汉字的广告牌依旧占据了球场的最佳视觉位置，于是，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同样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胜利。

转过墙角，阿Q看着走过来的小尼姑，手又发痒了，脱口一句：

“娘希匹。”

上学时在足球场上被撞断了腿，做完手术后不久又一瘸一拐跑去看球，98年世界杯因为跑校外看球赛耽误了第二天的期末考试……。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足球。但我从来不是某一支球队固定的追随者，也很少去追那些刻意人设的球星。我喜欢的是足球本身，无论是巴西、阿根廷、德国、荷兰，还是某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只要他们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踢出创造力，踢出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我都愿意坐下来认真看完九十分钟，并在那九十分钟里成为他们的球迷。

相比之下，我很少主动去看中国足球，并不是因为输赢，足球场上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弱队可以输球，甚至可以一直输球，但依然能够赢得尊重。让我提不起兴趣的，总感觉中国足球总缺少一种东西——气质。

中国队当然也在跑，在拼，也谈战术，但比赛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他们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踢足球。 一支球队当然需要技术、战术、体能和纪律，但真正伟大的球队最终都会拥有某种无法量化的气质。那种东西来自自由，来自创造，来自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自主做出的判断。而极权体制下的球队，恰恰最缺少这种东西。

因为足球本质上是一项无法被完全计划的运动。它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允许失败，更需要尊重规律。一个优秀球员从第一次踢球到进入职业赛场，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而极权体制最缺乏的，恰恰是等待的耐心。对于官员来说，足球不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而是下一次考核的事情；不是下一代孩子的事情，而是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于是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被行政命令打断：今天长期集训，明天改革联赛，后天调整发展路线。每一任领导都希望留下自己的政绩，每一任领导都希望在自己手里看到成绩。而足球偏偏是一项最不适合追求短期成绩的运动。种树的人还没等到树长大便已经离任，后来的人又砍掉旧树重新栽种。几十年过去，中国足球始终停留在原地。

更重要的是，足球相信竞争，而极权体制更相信管理。足球场上最残酷也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实力就是实力。一个前锋不会因为领导喜欢他就进球，一个门将不会因为政治觉悟高就扑出点球。伟大的球员首先是创造者，而创造本身就是对既定秩序的突破。马拉多纳不会按照文件踢球，梅西不会按照会议纪要过人，齐达内不会按照领导批示组织进攻。

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体制能够长期统治乒乓球、跳水、体操和射击，却始终无法统治足球。因为那些项目更容易被计划、被量化、被控制，而足球最终依赖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态：社区、街头、学校、俱乐部、青训体系以及无数人的自由竞争。回头看看世界上真正的足球强国。巴西如此，阿根廷如此，德国如此，荷兰如此，英格兰如此。他们最强大的地方从来不是体育主管部门，而是社会本身。无数社区球场、无数民间俱乐部、无数热爱足球的孩子，共同构成了足球生长的土壤。足球首先属于社会，然后才属于国家。而中国足球恰恰相反。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这里，中国足球或许还存在回光返照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今天束缚中国足球的已经不仅仅是极权逻辑，还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压缩自由，后者排斥开放，而足球偏偏同时需要这两样东西。

这些年来，中国体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义。比赛不再只是比赛，而是国家形象；输赢不再只是输赢，而是民族荣辱。运动员逐渐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成为某种政治叙事中的符号。当体育开始承担越来越多与体育无关的任务时，体育本身反而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足球如何发展，而是如何争面子；不再是如何培养人才，而是如何证明制度优越。

民族主义与现代足球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着天然矛盾。现代足球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欧洲顶级联赛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某一个民族，而是因为它们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真正伟大的俱乐部从来不在乎血统，只在乎能力。足球场上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民族，不是宗教，甚至不是国籍，而是球员。而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强调身份，强调归属，强调边界，强调我们与他们。这种逻辑与现代足球天然背道而驰。

这些年还有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事实。新疆曾经长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来源之一。维吾尔族社区浓厚的足球文化，培养出过一代又一代优秀球员。然而足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附于社会。当一个群体失去自由的时候，足球也会失去活力；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害怕差异的时候，足球最终也会变得越来越单调。一个社会如果害怕差异，它最终失去的往往不仅是差异本身。足球、音乐、文学、语言，所有依靠个性和创造力生长的东西，都会一起变得贫瘠。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足球的问题。它只是中国社会问题在足球场上的投影，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发现自己可以管理媒体，可以管理学校，可以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宗教，可以管理互联网，甚至可以管理人的生育，却始终无法真正管理足球。因为足球最大的魅力，恰恰来自那些无法被管理的东西，一个天才球员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次冒险而成功的突破，一个孩子放学后在街头踢出的第一脚球，一群人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由之上。

所以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或者人才问题。它所面对的，是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束缚。前者试图消灭自由，后者试图消灭开放，而足球偏偏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开放。在这样的土壤里，中国足球输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世界杯资格。它输掉的，是一个社会自由生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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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流亡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突围

摘要：
当国内的生存空间被层层锁死、发声渠道被严密封堵，流亡海外便成为许多穆斯林青年的抗争与选择。本文以激昂笔触展现海外新一代华人穆斯林在异国他乡扎根、创业、守护信仰与传承文化的奋斗画卷，宣示任何高墙都无法困住追求光明的灵魂。



朋友发来一个流亡中国穆斯林学校的视频。教室已经基本成形，几个人正在搬桌椅、挂黑板、整理教材。画面很普通，甚至有些简陋，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有些东西，终究还是发芽了。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试图让中国穆斯林慢慢忘记自己是谁。清真寺被拆改，经书被收缴，宗教教育被限制，信仰被重新定义。他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治理、称之为共同体建设。但无论换成什么说法，本质都一样：让一种独立于国家叙事之外的身份逐渐消失。

中国穆斯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地域，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从云南到东北，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散布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往往只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社区里，经营家庭，守护信仰。过去，除了婚礼、葬礼和清真寺，许多人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还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无论是白彦虎带去中亚的东干人，还是随着国民党移居海外的中国回民，他们更多关心的始终是生存、家庭与传承，而不是政治。

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全中国各个省份的穆斯林，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相遇。互联网让彼此看见，共同的处境让彼此理解，一个过去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公共空间与全球网络开始形成。

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穆斯林正在打破旧有的边界。过去，人们习惯于按照地区、教派、门宦和风俗区分彼此；而当走出国门、面对共同的压力时，这些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开始共同礼拜、共同学习、共同建设社区。见过世界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来自某个地区或某种地方传统。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些曾经远离社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信仰，了解自己的历史，并主动向外界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的连接最初只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张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网络。纽约开始联系开罗，多伦多开始联系吉隆坡，温哥华开始联系迪拜。曾经彼此陌生的人，正在重新走入同一个共同体。

面对试图消灭差异、消灭记忆、消灭信仰的中共极权体系。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为了抱团争取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信仰、尊严、历史和记忆。 极权主义总是相信控制。它相信边境可以控制人，学校可以控制思想，宣传可以控制历史。但它低估了一件事：人会迁徙，记忆会迁徙，信仰也会迁徙。边境可以阻挡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挡记忆穿越国境，也无法阻挡信仰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很难想象今天这样的局面。过去的中国穆斯林，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彼此相望，却各自沉寂。而今天，这些种子在世界各地重新凝聚。

他们原本希望我们沉默，结果我们开始发声；他们原本希望我们遗忘，结果我们开始记录；他们原本希望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结果它却在世界各地顽强地重新生长。

不让我在墙内生长。

那么，我就满世界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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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吵架也是一种进步：从宗教内部纷争走向理性公共讨论的必由之路

摘要：
长期以来，不同教派与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常被视为内部消耗。本文提出逆向思考：只要摒弃扣帽子与人身攻击，公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观点辩难正是打破教条、推动理性启蒙的必要催化剂，鼓励穆斯林社会在坦诚对话中淬炼出真正的包容精神。



这几天，推特上的简中圈又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公开争论。

有人公开回应，有人继续追问，有人站出来分析，也有人忙着表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反共群体又一次陷入了内耗。每逢这种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呼吁团结，希望大家把矛盾放一放，先把共同的敌人放在前面。

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它迟早都会发生。

一个长期没有争论的社会，往往比一个充满争论的社会更值得警惕。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公共生活，就是没有争论。从报纸到电视，从课堂到会议，从单位到网络，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值得赞扬，什么必须批判，答案几乎都已经写好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不需要形成自己的情绪。国家决定了应该爱谁，也决定了应该恨谁。今天告诉你中美关系是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大家一起感谢美国；明天又告诉你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于是大家一起痛恨美国。爱得整齐，恨得也整齐。久而久之，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一种现成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习惯并不会因为离开中国而自动消失。

许多人初次进入开放社会，反而会产生某种‘戒断反应’。他们习惯性地希望公共空间只有一种声音，寄望于同一阵营的人必须拥有绝对一致的立场。然而，开放社会运转的逻辑恰恰相反：争论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日常。然而，开放社会的运行逻辑恰恰相反。意见不同，立场冲突，甚至彼此批评，本来就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没有消除分歧，它只是让分歧能够公开存在；言论自由也没有让所有人意见一致，它只是允许不同意见同时存在。

所谓简中反共圈，本来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里有人关心民主制度，有人关心民族问题，有人关注宗教自由，有人长期记录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有人更关心中国未来的经济与宪政。有人做媒体，有人做学术，有人做公益，有人做生意，有人追求影响力，也不能排除有人带着其他目的而来。



这样一群背景、目标和价值观都不同的人，如果始终没有任何冲突，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恰恰会在争论中慢慢显露出来。有人坚持原则，有人维护利益，有人认真讨论问题，有人只是在制造情绪，有人能够面对事实，也有人只愿意寻找立场。这些区别，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争论发生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争论都有意义。很多讨论最后都会滑向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动机猜测。观点越来越少，标签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争论很难解决问题，却也是一个长期缺乏公共讨论训练的群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学会围绕观点，而不是围绕立场进行讨论。

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争吵，而是一个社会再也没有争吵。历史上的极权社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上去总是高度团结，报纸没有争论，电视没有争论，会议没有争论，每个人都态度鲜明，每个人都立场一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沉默。后来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共识，只是长期沉默之后形成的统一口径。所以，这几天看着推特上的那些争论，我没有太多失望。

学会争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拥有自由；但没有争论，自由一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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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给后来者的鉴戒：记录历史苦难与避免重蹈覆辙的道义责任

摘要：
专制统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篡改历史与抹杀集体记忆。本文立足于对穆斯林历代受难历史的沉痛回顾，呼吁每一个清醒者担负起如实记录当下的重任，唯有让后世子孙明晰真相，才能打破代际遗忘的循环，让未来的自由之路免受重蹈覆辙之苦。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古兰经》《尤努斯章》第92节“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经文第一次带给我的震撼。当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电视纪录片中那些刚刚发掘出来的埃及木乃伊。

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法老，更像是在讲后来的人。它真正跨越的，并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法老生活在三千多年前，《古兰经》降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而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遗体，却又在《古兰经》降示后一千多年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本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经典，没有讨论木乃伊的制作，没有描述金字塔的辉煌，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

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站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真正看见了那具包裹着亚麻布的法老的遗体。人们举着手机拍照，讨论王朝、年代、制作工艺和考古发现。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那只是一个文明留下来的文物。而我站在那里，却一直在回想尤努斯章第92节的下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主保存法老的遗体，并不是为了让后人赞叹古埃及文明，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历史的好奇，而是为了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警告。

法老在《古兰经》中前后被提及七十多次，是整部《古兰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先知。起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古兰经》要如此反复讲述法老。后来慢慢意识到，《古兰经》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古埃及国王。法老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复出现的权力形态。他相信权力能够定义真理，宣传能够取代事实，恐惧能够维持秩序。他甚至宣称：“我是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古兰经》反复讲述法老，并不是因为古埃及对信仰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诱惑之中，对无限权力的迷恋始终是最危险的一种。真主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回到法老，不是为了认识法老，而是为了认出自己时代的法老。

法老沉入海中的最后一刻，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归信了”。那或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的渺小，也是第一次承认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主。然而，真主并没有接受他那迟来的辩白，而是回答了一句极其平静的话：“现在（你才归信）吗？”紧接着，《古兰经》没有继续记录法老说了什么，也没有记录他的悔恨，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古兰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法老最后希望留下的，是对自己一生的解释。

真主最终留下的，却是他的遗体。因为人的语言可以改变，宣传可以粉饰，历史甚至可以一遍遍重写；唯有事实，会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后来的人自己去看。也许这正是《古兰经》没有让法老永远沉没，而是留下他的遗体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法老最后说了什么。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明白，他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

法老干瘪了，人类的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我去过很多次天安门广场，却始终没有走进毛泽东纪念堂，每当想到那具被腌渍至今供人瞻仰的躯壳，“以便你做后来者的鉴戒”这句话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我越来越觉得，人类保存遗体的目的并不相同。有人希望借此延续崇拜。有人保存遗体，是为了延续权力。真主留下法老，却是为了终结权力的神话。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相信自己能够凌驾于历史之上，相信权力可以决定真理，相信沉默可以取代记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所有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终究都会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遗憾的是，人类似乎总是健忘。我们研究法老，却很少警惕法老；我们惊叹法老的遗体，却很少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留下。于是，一代法老离开，又一代法老出现；一种权力消失，又一种权力重新建立。独裁者不断更替，人类却不断重复同样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优努斯章》最令人震撼的，不是法老临死前那句迟来的忏悔，也不是那具保存至今的干尸，而是真主在经文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木乃伊面前人来人往，我忽然觉得，真主留下法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古埃及的统治者。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法老。可惜的是，正如经文所说：“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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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寻找马尔科姆·X：非裔民权运动领袖的信仰觉醒与当代反抗启示

摘要：
马尔科姆·X从激进民族主义到麦加朝觐后领悟真正伊斯兰兄弟情谊的转变，是非裔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本文重温马尔科姆·X追求尊严与平等的传奇历程，提炼其敢于向不公体制抗争的坚韧风骨，为身处压迫环境下的东方穆斯林提供深切的思想启示。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马尔科姆·X。

简体中文世界里，关于他的资料少得可怜。还在中国时，我几乎看完了墙内互联网上能够找到的所有汉语资料和演讲视频。为了寻找更多材料，我甚至花钱从淘宝买了一套号称包含图书馆资源的数据库，最后找到的，却只有一本《马尔科姆·X自传》的英文版。 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其实有中文译本，但查询全国图书馆，几乎找不到它的踪影。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黑潮》，我反复看了四五遍；后来追《哈林教父》，也主要因为里面有马尔科姆·X。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月，我借助 ChatGPT，读完了《马尔科姆·X自传》，后来还多次专程去拜访他的墓地。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研究一个黑人，原因很简单：我一直隐隐觉得，马尔科姆·X比同时代许多人更早看见了未来。不仅是美国黑人的未来，而是那些长期被压迫、被歧视、被排斥的族群，在这个世界如何继续生存下去的东西。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我总觉得，中国穆斯林正在走向一种过去从未经历过的处境。我希望从他的经历中找到一点启示，一点方向，甚至一种能够穿越绝境的方法。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个答案可能藏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之中。马尔科姆·X早年的主张十分鲜明。他强调黑人尊严，反对白人至上的种族秩序，批评美国长期存在的制度性歧视，主张黑人首先应该依靠自己，而不是等待别人的施舍。这些观点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有着清晰的历史背景。但后来发现，真正改变马尔科姆·X的，并不是一场演讲，也不是一次政治斗争，而是一次朝觐。

1964年，他来到麦加。在那里，他第一次真正站进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和肤色的共同体之中。他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站在同一排礼拜。《麦加来信》中他写道，自己终于明白，伊斯兰真正打破的，并不是黑人与白人的界限，而是人类所有建立在种族、民族和肤色上的傲慢。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寻找的是一种抗争的方法。后来才发现，我寻找的，其实是一种一个族群活下去的方法。再后来才发现，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很多人今天谈论马尔科姆·X，谈的是他的激烈演讲，谈的是黑人运动，谈的是黑人权利；但我越来越觉得，《麦加来信》比他此前的大多数演讲更加重要。因为那里出现的，不再是一位黑人领袖，而是一位真正理解了伊斯兰共同体（Ummah）的穆斯林。也正是在这里，我开始意识到，中国穆斯林今天面对的问题，与当年的美国黑人，并不完全相同。

美国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承认宪法、承认公民权利、拥有司法救济和社会纠错机制的民主国家。马丁·路德·金要求美国兑现宪法已经写下的承诺；马尔科姆·X后来也开始把黑人问题提升为国际人权议题。他们争取的，是一个制度已经承认、却没有真正兑现的权利。



中国穆斯林今天面对的，却是另一种现实。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没有兑现承诺的民主政府，而是一个不断否认宗教自由、民族文化乃至基本人权本身的极权体制。因此，我越来越觉得，人类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抗争经验，都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们遭遇了什么，更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制度。

后来，每次再去他的墓地，我想到的已经不再是那些著名的演讲，而总会想起《麦加来信》。因为那里告诉我的，不是怎样争取权利，而是怎样重新认识自己。同样，中国穆斯林今天真正需要完成的，并不是设计一套新的政治纲领，也不是急着寻找一种新的抗争模式。而是首先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麦加”。不是先学会如何抗争，而是先知道自己是谁。不是先决定反对什么，而是先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存在。

因为只有真正站回伊斯兰的立场，重新理解自己属于一个跨越民族、国家和肤色的共同体，我们才可能知道，未来究竟应该走向哪里。

我寻找了很多年的马尔科姆·X，最后发现，他真正留给我的，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封《麦加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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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乌玛与国家：全球穆斯林精神联结与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深度反思

摘要：
伊斯兰教中的“乌玛”（精神共同体）概念超越了血缘、阶级与国界，是全球穆斯林共享的文明遗产。本文深刻剖析专制国家为何视乌玛为洪水猛兽，探讨在全球化与后极权时代，中国穆斯林如何在融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保持跨国界的普世慈悯与认同。



——从伪圣训“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谈起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大概是中国穆斯林社会流传最广的一句伪“圣训”。

它出现在讲经中，出现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材料里，也出现在无数文章和卧尔兹中。很多人从小听到大，几乎没有人怀疑它是不是圣训。我翻阅了六大圣训集以及其他几部有重要影响的圣训集，都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后来，也有个别阿訇和学者私下指出，这句话并没有可靠的圣训依据，更可能是近代才出现的一句伪圣训。



然而，比一句伪圣训本身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句没有可靠来源的话，能够在中国穆斯林社会流传几十年，甚至成为许多人理解伊斯兰最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极少有人质疑，反而不断被重复、被引用、被强化？

这背后真正发生的，也许并不是一段圣训的问题，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共同体观念，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不断碰撞、不断重叠，最后又被人为地混合在一起。

一个，是现代民族国家；一个，是乌玛。这两个概念，都回答同一个问题：人究竟属于谁。

今天的人已经习惯把“国家“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仿佛每个人生来就拥有国籍，都应该把国家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共同体。然而，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准确地说，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真正形成不过近两三百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忠于王朝，而不是国家；忠于君主，而不是民族。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之后，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却很快被许多人误以为是人类社会唯一、也是永恒的共同体。

民族国家最大的特点，并不仅仅是拥有疆界、政府和军队，而是它重新定义了人的身份。它要求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共享同一种历史，共享同一种民族记忆，共享同一种国家叙事，共享同一种忠诚。于是，人们拥有共同的国旗、国歌、国家英雄、国家教材，也拥有共同的荣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国家不再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而逐渐成为塑造身份认同的中心。一个人生下来，人们首先问的不再是：“你信仰什么”？而是：“你是哪国人”？

民族国家并不是邪恶的。它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曾在欧洲结束封建割据、建立现代公民制度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观念：国家逐渐成为人的最高政治身份，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新的公共信仰。

如果说，现代民族国家不断回答的是“我们是谁”，那么《古兰经》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却几乎完全不同。《古兰经》承认民族，承认语言，也承认不同的族群。

“我确已把你们造成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你们中在安拉看来最尊贵的，是你们中最敬畏的人。”（49:13）

这节经文既没有否认民族的存在，也没有要求民族消失。民族、部落和语言都是真主创造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存在，是为了“使你们互相认识”，而不是彼此优越，更不是彼此对立。真正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他属于哪个民族，而是他的敬畏。

民族主义不断强化共同身份、共同历史、共同利益、共同命运，不断提醒人：“你首先属于这个国家。”《古兰经》提醒人的，却是另一件事情：你首先归属于真主。



这种差异，在穆圣 ﷺ 的辞朝演说中体现得更加鲜明。穆圣 ﷺ 宣布，蒙昧时代的一切血债废除，一切部落荣耀废除；阿拉伯人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不优于阿拉伯人；白人不优于黑人，黑人也不优于白人；唯有敬畏使人高贵。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人始终依附于自己的部落、宗族、血缘和土地。身份决定忠诚，血缘决定敌友，族群决定命运。而伊斯兰第一次提出了另一种共同体。共同体不再建立在血统之上，也不建立在地域之上，而建立在共同的信仰之上，这就是乌玛。

乌玛不是一种民族，不是一种国家，也不是一种种族联盟，它首先是一种信仰共同体。一个阿拉伯人，可以与一个非洲人成为弟兄；一个波斯人，可以与一个罗马人成为弟兄；他们之间共同拥有的，不是共同祖先，也不是共同国界，而是共同的信仰。这是伊斯兰带给人类最深刻的革命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乌玛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天然的张力。

民族国家不断强化边界，乌玛不断跨越边界；民族国家不断强调“我们属于这里”，乌玛不断提醒：“信士们皆为弟兄”。两者并不是不能共存，但它们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方法，截然不同。

一句话能够流传，并不仅仅因为它听起来正确，更因为它符合一个时代的需要。“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正是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民族危亡。面对日本侵略，大批中国穆斯林投身抗战，许多阿訇和学者不断引用穆圣 ﷺ 对麦加的眷恋，希望说明：热爱自己的故乡、保卫自己的家园，并不违背伊斯兰。这种解释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的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对于宗教，它不仅要求管理，更要求重新解释。宗教可以存在，但必须首先成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于是，“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不再只是战争年代的一种动员语言，而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话语，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穆斯林都耳熟能详的四个字：

爱国爱教。

这四个字看似自然，却悄悄重新排列了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古兰经》中，信仰是真主与人的关系；乌玛是真主建立的共同体；国家只是穆斯林生活其中的一种政治现实。而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里，国家逐渐成为最高政治共同体，宗教则不断被要求证明自己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统一、有利于稳定。于是，凡是符合国家叙事的内容，被不断强调；凡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边界的内容，则越来越少被提起。乌玛慢慢退到背景，国家一步步走到前台。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政治层面，也进入了宗教语言本身。一句没有可靠依据的话，被不断重复，最终成为“圣训”；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被不断引用，最终成为“伊斯兰伦理”，穆圣 ﷺ 对此留下那句极其严厉的警告：“谁故意假借我的名义说话，就让他准备自己在火狱中的位置。”《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这句话成为整个圣训学最重要的原则，不是因为穆圣担心别人说错一句话，而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后人开始借他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思想，伊斯兰便会一点一点被时代重新塑造。今天可以为了民族主义编一句，明天可以为了政治编一句，后天也可以为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再编一句。久而久之，人们引用的仍然是“圣训”，表达的却已经不是穆圣 ﷺ 的思想，而是时代自己的需要。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穆斯林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为什么不能热爱自己的国家？当然可以，问题从来都不是穆斯林能否热爱自己的家园与同胞，而是这种朴素的情感是否被异化为一种绝对的、排他的政治图腾。现代民族国家试图将国家叙事神圣化，要求人的最高政治忠诚；而伊斯兰则始终坚持解构一切尘世共同体的绝对性，提醒人最终只归属于真主。



正因为如此，当一种产生于近代欧洲的政治理念，被包装成伊斯兰信仰的一部分，并悄悄进入伊斯兰的话语体系之后，人们开始不知不觉地用国家重新理解乌玛，用民族重新理解信仰，用政治共同体重新解释《古兰经》。这种变化并不剧烈，甚至显得十分自然，可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更加危险。因为它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一句所谓的“圣训”。它改变的，是穆斯林理解整个伊斯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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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重新定义的中国穆斯林：“去极端化”话语霸权下的信仰生活重构

摘要：
从经堂教育的取缔、阿訇证书的严格审查到日常礼拜的严密监控，“中国穆斯林”的身份正被官方自上而下重新定义。本文揭示剥离了伊斯兰内核的“橱窗化穆斯林”形象，警醒穆斯林群众守住信仰根基，抵御世俗政治对宗教神圣性的消解。



——从习近平写给阿拉伯世界的一篇文章谈起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中共真正试图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穆斯林今天的生活方式，而是中国穆斯林究竟是谁。这种改变，并不总是通过拆除清真寺、限制宗教活动、调整经学院课程这些看得见的方式发生。它还有一种更加深远、也更加隐蔽的方式——重新书写中国穆斯林的历史。

前几天，无意中翻到习近平2022年12月访问沙特期间，在《利雅得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传承千年友好，共创美好未来》。这本是一篇规格极高的外交文章，发表于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沙特期间，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按理说，无论历史、宗教还是文化，都应该经过严格考证。然而，仅仅读完开篇，我便发现了几处令人意外的问题。让我意外的，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而是它们几乎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文章引用了一句所谓的圣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对于稍微了解伊斯兰的人来说，这恐怕是最不应该出现的错误。这句话虽然在中国穆斯林社会流传极广，却并不是可靠圣训。六大圣训集没有收录，历代重要圣训学家普遍认为它没有可靠的传述链，不少学者更直接将其列入伪圣训。今天，即便有人欣赏它所表达的劝学精神，也极少会直接写成“先知曾说”。然而，在一篇发表于沙特、代表中国最高领导人署名发表的文章里，它却被堂而皇之地作为圣训引用。

随后谈到郑和，文章写他到达吉达、麦地那，却几乎完全回避了他的穆斯林身份。郑和出身云南穆斯林世家，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他的父亲被称为“马哈只”，“哈只（Hajji）“本身就是完成朝觐者的尊称。无论郑和本人是否完成过朝觐，目前仍存在学术讨论，但他的穆斯林身份，却是理解郑和下西洋无法绕开的重要背景。然而，在今天的官方叙事中，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一位航海家、一位和平使者、一位外交使节，却越来越少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穆斯林。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文章把奥贝德与辛巴达联系起来，把仍有争议的历史直接写成既定事实；又引用《岛夷志略》描写麦加“风景融合，四时之春，田沃稻饶”，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自然环境与麦加所在的干旱山谷几乎完全不符，更像东南亚或江南水乡。这些细节，都难以经得起推敲。



当然，这并不是习近平个人历史知识的问题。和他执政以来大量以他名义出版的著作一样，这篇文章更多也是秘书团队、政策研究部门、宣传系统和外事系统共同完成的成果。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几处史实是否准确，而是：为什么这样一篇代表国家最高叙事的外交文章，会如此一致地选择同一种讲述方式？

我一直都知道，这些并不是单纯的笔误。而是他们在刻意地、有计划地在做一件事情：把中国穆斯林和世界伊斯兰的历史中慢慢移走。

很多人理解“宗教中国化”，看到的是清真寺改造、宗教教育收紧、宗教政策调整。但真正发生变化的，也许并不是现实，而是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们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方式。过去，当人们讲述中国穆斯林，首先想到的是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朝觐、经堂教育、阿拉伯语、伊斯兰学术传统，以及中国穆斯林与整个伊斯兰世界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联系。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听到的，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包容性”，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错。而当新的叙事不断进入历史中心之后，原本真正构成中国穆斯林历史核心的东西，却开始一点一点退到边缘。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两千多年的交往，真正留下来的最重要成果究竟是什么？是瓷器、丝绸、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些文明成果吗？当然，它们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跨越一千三百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活着的，不是任何一件文物，也不是任何一项技术，而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两千多万穆斯林。他们本身，就是中阿文明交流最鲜活、最深刻、也最持久的成果。



然而，在这样一篇试图讲述中阿友好的文章里，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却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瓷器不会礼拜，古港不会形成共同体，遗址不会跨越国界。

真正跨越国界的，是乌玛。

而乌玛，恰恰又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最难以容纳、也最不愿意强调的共同体。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必须成为一个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所有身份最终都应当回归国家叙事。而乌玛却天然跨越民族、跨越疆界、跨越国家，它使一个中国穆斯林，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及、摩洛哥的穆斯林，在信仰上首先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这种联系，并不是任何国家建立的，也不是任何国家能够终止的。

因此，在中共官方的叙事里，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文明交流，而越来越少看到信仰交流；越来越多看到丝绸、瓷器、港口和遗址，而越来越少看到那些真正维系中阿关系一千三百多年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也正是今天“宗教中国化”真正试图完成的一件事情。它并不仅仅是在管理宗教，而是在重新定义宗教。它希望一点一点淡化中国穆斯林与世界伊斯兰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让中国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一种只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地方性宗教。换句话说，就是切断乌玛，强化国家。

于是，中国穆斯林首先被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然后才被允许成为穆斯林；伊斯兰首先被要求服务于国家叙事，然后才被允许作为一种宗教存在。然而，这恰恰也是这一工程最根本的局限。

佛教、道教以及许多地方性宗教，都可以随着历史不断本土化，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国家的统一共同体。但伊斯兰、基督教这类世界性一神教则不同。其核心从来就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跨越所有民族与国家的信仰共同体。

《古兰经》属于全体穆斯林，圣训属于全体穆斯林，麦加属于全体穆斯林，乌玛也属于全体穆斯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重新定义《古兰经》，也无法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乌玛。一个国家或许可以关闭清真寺，可以限制宗教教育，可以迫使许多人放弃宗教生活，甚至可能让一代、两代人逐渐远离信仰。但是，它无法改变伊斯兰本身，因为伊斯兰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权。它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却从来不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它传播到中国，也从来没有变成“中国化的伊斯兰”。

今天，在互联网和全球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跨越国界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或许能够重新书写历史，能够重新定义民族，甚至能够重新塑造宗教的社会形态。但它无法重新创造一种世界性的启示宗教。

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仍然会读到习近平写给阿拉伯世界的这篇文章。他们会记住瓷器、丝绸、郑和和文明互鉴。却未必知道，在这篇讲述中阿友好的文章里，那两千多万真正连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人，已经被悄悄放到了历史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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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被重新定义的中国佛教：商业化、红色化裹挟下的寺庙与名利场

摘要：
一度被官方视为“安全模范”的中国传统佛教，如今同样深陷升国旗、唱红歌与过度商业化的泥潭。本文尖锐批判政治权力对佛教清净之地的侵蚀与利用，揭露当代中国宗教名利场背后的精神虚无，呼吁所有宗教信徒重拾清净与戒律本色。



中共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是伊斯兰的中国化、基督教的中国化。但真正最先发生变化的，其实是佛教。

最近几年，网络上开始不断出现一种声音。有人说，佛教是外来的；伊斯兰教是外来的；基督教也是外来的。既然如此，它们就不应该代表中国文化。真正属于中国的，只有道教。于是，一些短视频开始鼓吹“尊道抑佛”；一些AI制作的影视作品里，甚至出现菩提祖师击杀如来佛祖为徒弟孙悟空复仇的情节；还有人把中国历史简单概括为一部“外来宗教不断侵蚀中华文明”的历史。这些说法出现得如此突然，让人瞠目结舌。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很少有人会认真区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他们见寺就进，见神像就跪拜。观音、妈祖、关帝、城隍、土地、财神、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在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里，它们长期共同存在，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西游记》就是这种宗教生态最真实的写照。它既有如来佛祖，也有太上老君；既有观音菩萨，也有玉皇大帝；佛、道、神仙、妖怪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几百年来，没有多少中国人会一边阅读《西游记》，一边思考：“如来是印度来的，所以属于外国宗教；太上老君才是真正的中国宗教。”因为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宗教首先是一种生活，而不是一种民族身份。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东汉时期，佛教便已进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传播；隋唐以后逐渐完成中国化，与儒家、道家长期互动。今天我们熟悉的大多数汉传佛教，无论禅宗、净土宗还是天台宗，其思想、仪轨 、寺院制度乃至艺术风格，都已经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可以说，今天所谓的“汉传佛教”，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突然闯入中国社会的外来者，而是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一千多年。

真正发生变化的，其实不是佛教，而是人们开始习惯用民族主义重新理解佛教。 民族主义提出一个过去很少有人提出的问题：它是不是中国的？

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它总是希望先划定一个“中国”，再去解释什么属于中国，什么应该被重新解释。于是，宗教也不再首先作为信仰被理解，而是首先作为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和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被重新定位。当信仰不断被文化解释，文化不断被民族解释，民族又不断被国家解释时，宗教原本最核心的东西，反而慢慢退到了后面。



如果说，今天民族主义开始重新审判佛教，那么仅仅二十年前，佛教却经历过另一段几乎完全相反的发展时期。那时候，寺院越来越多，香火越来越旺，世界佛教论坛不断举办，大型露天佛像遍地兴建，各地争相打造佛教文化园区，少林寺更成为媒体和资本追逐的焦点。一时间，佛教似乎迎来了近代以来最繁荣的发展阶段。2006年，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公开提出，希望发挥佛教“和谐思想”的积极作用，帮助消弭社会戾气，促进社会和谐。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如果仅从佛教角度来看，它当然可以理解为对佛教价值的一种肯定；但如果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它实际上透露出另一层逻辑：国家需要的，并不是佛教本身，而是佛教所具有的社会治理功能。



也就是说，在中共眼里，佛教首先不再是一种通向解脱的信仰，而是一种能够稳定社会、疏导情绪、缓和矛盾的公共资源。于是，佛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公共空间。地方政府把它包装成旅游品牌，资本把它开发成文化产业，寺院被圈进景区，拜佛首先得购买门票，香火明码标价，和尚诵经明码标价。少林寺几乎成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缩影：上市、品牌授权、商业运营、影视开发……围绕这座千年古刹，人们讨论得越来越少的是禅宗，越来越多的是商业模式。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乱象更是不断涌现：巨型佛像内部规划成KTV，寺院和景区为门票分成而争吵不断，与修行渐行渐远。

这些现象并不是佛教自身造成的，而是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和市场共同塑造出来的结果。中共希望借助佛教维护稳定，地方政府希望借助佛教发展经济，资本希望借助佛教创造利润，普通人则希望借助佛教满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愿望。于是，佛教开始越来越少地被理解为一种信仰，而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一种产业，甚至一种治理工具。

许多真正关心佛教的法师、学者和居士，其实很早便对此表达过忧虑。他们担心商业化侵蚀寺院，担心旅游开发改变修行环境，担心功利主义取代宗教精神。那几年，关于“佛教商业化”“景区化”“娱乐化”的讨论，在佛教界内部从未停止。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现象或许都只是更深层变化的一部分。因为国家真正扶持的，并不是佛教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信仰，而是佛教作为一种可以服务现实治理的社会资源。当一种宗教首先被赋予的是治理功能，而不是信仰意义时，它便已经开始偏离宗教自身。它今天可以被要求传播“和谐”，明天也可以被要求传播“爱国”，后天还可以被要求传播任何符合时代需要的话语。决定它命运的，不再是它自己的经典，而是国家对它的期待。这也意味着，当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随时都可能被重新定义。再后来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印证了这一点。



这些年的变化，也让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对于任何一种宗教来说，一旦它开始成为中共重点扶持、重点塑造的对象，往往也是它最容易失去自身面貌的时候。

近几年，新疆发生的一些变化，其实正体现着同样的逻辑。为了不断压缩伊斯兰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影响，中共一方面持续限制伊斯兰宗教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断以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研究、旅游开发等名义，强化龟兹、高昌等古代佛教文明的历史叙事，突出新疆曾经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这里真正希望强化的，并不是佛教作为一种信仰，而是佛教作为一种能够服务于国家历史叙事的文化资源。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可以预见，在新一轮“宗教中国化”的推动下，中国佛教还将继续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功能。它或许会获得更多官方资源、更高的公共地位，也可能承担越来越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但对于一种宗教而言，当它越来越依赖权力，也越来越容易失去按照自身传统发展的能力。真正被不断塑造的，并不是佛教的外在规模，而是佛教自身。

然而，国家对所有宗教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如果说汉传佛教主要体现的是“利用”，那么藏传佛教体现的则是“控制”。

汉传佛教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早已形成一种高度分散的宗教形态。寺院之间相对独立，宗派之间虽然各有传承，却并不存在一个所有信众共同承认、拥有最终宗教权威的最高领袖。普通信众礼拜的是佛陀，而佛陀早已进入历史，并不存在现实中的宗教领袖需要所有寺院共同服从。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结构天然容易管理。它可以影响寺院，可以影响协会，可以影响法师，但很难因为控制某一个人，就控制整个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则完全不同。它属于一种“高度层级化”的宗教体系，具有清晰的师承关系、活佛转世制度以及相对集中的宗教权威结构。尤其是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不仅是格鲁派的重要宗教领袖，也逐渐成为整个藏传佛教最重要的精神象征之一。对于大量信众而言，这种宗教权威来自宗教传统，而不是来自国家授权。这正是共产党最难接受的地方。对于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来说，它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寺院本身，而是在党的组织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套能够影响数百万信众价值判断的权威体系。它担心的并不是人们礼拜佛像，而是人们会首先听从一个并不受国家控制的宗教领袖。因此，从活佛认证到寺院教育，从十一世班禅到未来达赖喇嘛转世，几乎所有围绕藏传佛教展开的重要政策，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最高宗教权威最终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之中。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活佛转世。按照藏传佛教几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活佛转世属于宗教内部事务，有其完整的宗教程序。而今天，在中国大陆，活佛转世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种安排本身就说明，国家已经不满足于管理宗教，而开始进入宗教内部，参与定义宗教本身。十一世班禅的产生过程，就是这一逻辑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叶小文在其著作《宗教七日谈》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共是如何操控十一世班禅转世活动，并按照党的需要培养新转世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一个由国家认可、能够配合国家叙事的宗教领袖，才符合治理逻辑。未来，人们普遍关注的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很可能也将延续同样的模式——说到底，极权政治需要的不是没有活佛，而是活佛的效忠。



近年来，民间流传着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朝阳区有十万个仁波切”，还有人说：“朝阳区有三十万个仁波切”，当然，这只是夸张的说法。但它反映出的现象却耐人寻味。北京朝阳区聚集着全国数量最多的高级官员、企业家和社会精英。大量所谓“仁波切”活跃于此，他们服务的显然不是普通百姓，而更多是那些追逐权力、财富与资源的人。各种真假难辨的“活佛”不断出现，官员拜师、企业家供养、明星皈依，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看似是宗教热，其实更应该是一种权力文化。许多人并不真正关心佛法，也未必理解信仰，他们真正寻求的，是一种能够帮助自己获得现实利益的神秘力量。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共产党坚持无神论；另一方面，不少官员却沉迷风水、命理、所谓活佛和各种民间信仰。他们真正相信的，其实并不是宗教。他们相信的，始终是权力。宗教，不过是获取权力的一种工具。



然而，无论一个人拜多少佛，供养多少活佛，只要宗教真正开始拥有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权威，事情就会立即发生变化。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说，任何宗教都可以存在，唯独不能拥有高于党的权威。党性，最终必须高于神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信仰真正遇到政权的时候，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哪一种宗教，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谁才拥有最终解释世界的权力。

这种将宗教划分为“本土”与“外来”的思维，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 民族主义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用今天去解释昨天。它不断把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投射到古代历史之中，再按照今天的标准重新安排一切：什么属于中国，什么来自蛮夷；什么应该保留，什么值得怀疑。

可历史并不是这样发生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也没有后来意义上的“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它进入的是一个开放的文明世界，而不是一套按照国界划分文化归属的体系。此后一千多年，佛教逐渐改变了中国，中国也逐渐改变了佛教。等到今天再回头看，两者早已彼此交融，很难再简单地用“中国的”或“外来的”来概括。同样，道教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佛教的影响；民间信仰又同时吸收佛教和道教。三者长期彼此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真实存在的宗教生态。这种由历史演变而来的、佛道交融的真实宗教生态，正在被民族主义粗暴地切断。

今天回头看，这二十多年宗教政策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利用宗教、管理宗教、重新定义宗教。汉传佛教被商业化，并不是佛教主动选择了资本；藏传佛教卷入活佛认证，也不是藏传佛教主动选择了政治；今天民族主义不断讨论“谁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宗教”，同样不是宗教自己发起的问题。宗教从来不是这些变化的主动者。真正不断改变要求的，是国家；始终被迫回应的，是宗教。

这或许也是所有古老宗教共同面对的一种命运：它们经历过无数王朝，也经历过无数政权。每一个时代都会试图重新解释它们，每一个时代又都会过去。真正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比政权更长久的经典、传统与信仰。

无论中共如何折腾，宗教并没有离开中国。只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只能透过国家而不是宗教本身去认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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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十五年后，再看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命运与中国宗教生态的共同警示

摘要：
通过对比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十五年来的生存变迁与严峻遭遇，本文揭示体制对不同宗教信仰打压逻辑的高度共通性。文章强调穆斯林与基督徒等各大宗教社群命运休戚与共，唯有打破孤立隔绝、相互守望，才能在严酷的信仰寒冬中守住公义火种。



前几天整理云端存储时，我无意中翻出了一篇十五年前没有写完的文章，题目很直接，叫《基督教来了》。

文章开头提到了美国记者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那本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耶稣在北京》。全文试图探究艾克曼的预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基督教的复兴，未来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基督教甚至可能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力量格局。”是否会成真。今天回头看，这个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它当年所预言的答案。但如果回到十五年前，就会发现，当时围绕中国基督教的讨论很多。有人兴奋，有人担忧；有人把它看成中国未来民主化的精神资源，有人把它看成西方文化和境外势力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无论立场如何，当时很多人都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基督教发展得很快。



我当时恰好在甘肃宗教事务局的天主教、基督教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管理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管理教堂、聚会点、教职人员以及各种宗教活动。每天接触到的，是信徒人数、宗教场所、教职人员、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境外联系、宗教政策、聚会秩序以及各种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工作之余，我也在认真地思考：为什么基督教会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快？

为了寻找答案，我阅读了大量资料。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韩国教会、海外团契、留学生、温州商人、家庭教会、城市化、农村社会变迁……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解释，我都试图放进那个问题之中。我希望通过这些材料，看清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的轨迹。而我做这些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非是想去理解基督教，而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它。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那个体系做所有宗教的基本方式。宗教首先被看作一种需要管理的对象。它有多少人，在哪里聚会，谁在组织，资金从哪里来，与境外有什么联系，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能不能纳入既有管理体系——这些，才是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十五年前，我以为自己是在研究基督教。十五年后，当我重新翻开这篇没有写完的旧文时，才发现当年研究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国家应该如何面对基督教。

在当时的我看来，中国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改革开放本身。1978年以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伴随着商品、资本、技术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一种此前几十年几乎完全中断接触的西方文明。对于经历了长期政治运动的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不仅意味着经济发达，也意味着现代、自由和先进。而基督教，本来就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在学习西方。英语热、留学热、出国热席卷全国。西方电影、音乐、文学、建筑、教育、生活方式大量进入中国，人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整个西方世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其次，是海外教会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后来我才知道，西方教会对于中国的关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许多海外宣教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翻译中文资料、培训华人传道人。改革开放以后，韩国教会、港台教会、欧美教会以及海外华人团契，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进入中国。尤其是韩国教会，那一代信徒身上有一种近乎燃烧的宣教热情。他们带着刚刚经历宗教复兴的激情，希望把福音再次带回中国。许多家庭教会最早接触到的圣经、神学资料和培训课程，都不同程度地来自海外。

与此同时，大批中国留学生开始走向世界。很多人在国外第一次接触教会。对于远离故土、语言陌生、生活孤独的留学生来说，教会不仅提供宗教，也提供陪伴、帮助和归属感。一些人因此受洗，回国以后又成为新的传播者。甚至一些体制内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在海外接触甚至加入教会，这些都不断影响着国内基督教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商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的商业联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商人在长期与欧美企业合作过程中，开始接触基督教文化。温州基督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便与当地民营经济和海外贸易密切相关。一些企业主不仅自己成为信徒，也把这种信仰带进了自己的家庭、企业和朋友圈。与此同时，圣诞节、情人节、婚礼文化、圣诗、福音音乐、婚纱摄影等大量带有基督教背景的文化元素，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迅速传播。虽然许多人并不了解它们背后的宗教意义，但西方文化的整体影响，客观上降低了普通中国人接触基督教的心理距离。

当然，我当时也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中国基督教内部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传教热情。在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老人主动向路人发放福音单张，邀请人们去教堂；有的人挨家挨户探访，有的人在公园里讲见证，有的人不断邀请亲戚朋友参加聚会。今天回想起来，他们当中很多人未必受过系统神学训练，对教义的理解也未必深入，但他们身上那种希望别人也相信上帝的热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综合这些因素，当时的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并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全球化、西方文化、海外教会和中国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可十五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当年的分析虽然并非完全错误，却始终停留在宗教之外。我研究了时代，研究了社会，研究了经济，研究了国际交流，也研究了传播路径，却始终没有认真研究过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因素能够推动基督教，而不是推动另一种信仰？

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我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不是因为那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而是这种研究本身的局限，让我看不到任何意义。

十五年前，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宗教发展的外部条件上。可后来，我继续追问下去：如果改革开放是决定性的因素，为什么不同宗教的发展轨迹却如此不同？

学界普遍引用的数据，让我感到困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新教信徒大约只有七十万人，到2015年前后，普遍估计已达到七千万左右；而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和调查，又普遍认为这一数字已回落到三千八百万左右。

相比之下，天主教在新中国成立初约有三百万信徒，到2015年前后也仅五百五十万左右；穆斯林人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官方提及的两千多万人，到2015年前后也仍维持在两千三百万左右。

如果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海外宣教能够解释中国新教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同样生活在中国、面对同样的时代背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轨迹却完全不同？又为什么曾经高速增长的新教，这几年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些问题不断出现，也不断冲击着我原来的解释框架。

后来才发现，自己研究的大多是宗教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宗教本身。我读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研究，却很少阅读《圣经》；研究了教会的发展，却很少关心信徒为什么愿意相信；分析了传播方式，却没有进入信仰本身。

改变我的，并不是又读了多少关于基督教的著作，而是重新学习伊斯兰以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可以研究宗教很多年，却始终站在宗教之外。

过去，我关心的是宗教怎样影响社会；后来，我开始关心，宗教怎样塑造一个人。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社会；后一个问题，关注的是信仰。过去，我更习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理解宗教。宗教有多少信徒，怎样传播，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国家应当怎样面对它。这几乎也是整个宗教管理体系最自然的思维方式。



重新学习伊斯兰以后，我才发现，宗教首先回答的并不是这些宏大的社会秩序。它首先要回答的，是生命的终极归宿、善恶的源头以及人面对自身欲望时的克制与救赎。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国家提出的问题，与宗教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同一类问题。

带着这种视角，回头再看十五年前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那些关于改革开放、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讨论依然成立。但它们始终只是解释了基督教发展的外部背景，而没有解释基督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跨越两千年、跨越不同民族和文明的信仰。这也让我看清了体制内宗教研究的根本迷思：共产党研究基督教几十年，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培养了大量研究人员，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能简单地说它不了解基督教。有问题的，是那些研究的目的。

长期以来，中共面对宗教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管理。于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都首先成为治理对象。研究宗教的人越来越多，而理解宗教的人并没有随之增加。这并不是宗教工作的局限，而是权力本身的局限。权力最大的诱惑，并不是让人拥有更多知识，而是容易形成一种错觉：只要能够管理一种事物，就已经理解了这种事物。于是，一种延续几千年的宗教传统，被归纳为几个治理目标。权力带来的这种自信，最后往往会变成另一种无知。

当我重新学习伊斯兰，又重新回头阅读基督教经典时，才真实地体会到，世界宗教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千年，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完善的组织，也不是因为它们传播得足够成功，而是因为它们始终保存着一套独立于现实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一种权力都可以研究宗教，也可以管理宗教。但如果它始终认为，宗教最终应当按照自己的逻辑重新组织，那么它研究得越多，距离宗教本身反而可能越远。当下不断推进的“宗教中国化”，让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然而，除了权力的规训，中国基督教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更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怎样去理解一种世界宗教。

过去，我一直以为，人们只要走进教堂，就能够慢慢理解基督教。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几乎每一种世界宗教进入新的文明以后，都不会保持原来的样子。新的语言会重新解释它，新的文化会重新理解它。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例如，让中国人理解“造物主”的观念本身就并不容易。在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里，造物主是超越整个物质世界的；中国传统宗教经验更多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现实交换：求平安、求发财、求人丁、求功名。而亚伯拉罕诸教首先要求的不是交换，而是顺服造物主。



这种实用的宗教经验，导致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时，容易用旧有的经验去套用：上帝成了另一位能力更大的“神”；祷告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许愿”；信仰则成了获得现实祝福的工具。这当然不是基督教自己的教导，但文化本身，总会按照自己的经验去重新解释一种新的宗教。

但如果一种宗教长期停留在这些现实需要之上，而没有不断引导人重新理解自己的经典，那么它便很容易慢慢失去自身最核心的东西，许多人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宗教经验之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基督教，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完成一种世界观的转变。



今天真正值得研究的，也许已经不是中国基督教，而是中国怎样理解基督教。一个拥有数千年自身宗教传统的文明，究竟怎样理解一种来自另一文明的世界宗教。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清楚，那么无论是快速增长，还是后来进入调整，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发生作用的，始终是文化对于信仰的重新解释。而这种重新解释，又与国家对于宗教的重新定义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基督教的样子。

十五年前，我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看到的是宗教的发展。今天，我看到的，则是两个文明对于“信仰”这一概念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基督教，需要回答的，不是它为什么增长，也不是它为什么放缓。而是：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理解过基督教。

重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恍然惊觉，发生了变化的，并不是中国基督教，而是我自己。

十五年前，我站在权力的坐标系里审视它，关心的是数量、组织与潜在的风险；十五年后，在重新学习伊斯兰和其他世界宗教的过程中，我才明白，它们首先不是一种社会组织，而是一套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回答。它们讨论的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应当行善，为什么必须敬畏造物主，为什么应当约束自己的欲望，又为什么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承担苦难。这些问题，与国家治理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国家可以研究宗教，却不能代替宗教回答这些问题。

十五年前，我一直希望把中国基督教研究清楚，以便更好地做好宗教工作。十五年后，我终于明白，我当年最需要研究的，并不是怎样管理一种宗教，而是怎样理解一种宗教。这看似只是一个问题的变化，却几乎改变了我后来理解宗教、理解历史，也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方式。

或许，这篇文章真正想记录的，并不是中国基督教十五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是一个曾经长期站在宗教之外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近宗教，又怎样重新认识自己。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这十五年的变化，我想应该是：不是宗教给了我更多答案，而是信仰改变了我认识世界的方法。

那以后，回头再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也重新审视中国几十年来的宗教政策，许多过去彼此孤立的现象，终于开始连成了一条完整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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